“四大天王”被政治化

好些车前，娱乐圈突然冒出“四大天王”这个跨大其词的特别名词，用以赞誉四位歌手张学友、郭富城、刘德华及黎明具备了较高的水平而可以“晋身”为“王”了。于是“四大天王”常挂在人们口中成为口头禅。好像有什么四人组合好事的，概封王封后，后来不是又出现所谓“四大天后”吗？到底他们是否真的已登上“天王”的高位，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种“神化”人物只能当娱乐般消遣，不必当真。

曾几何时，不久前这个专有名词竟然跑进台湾的政界，把民进党的四位争做总统候选人的“宝贝”称为“四大天王”。他们也乐得其所照单全收。管你传媒怎样形容和称呼，只要是没有贬意的，也就不必多此一举否认了。

最近，“四大天王”的斗争宣告 落幕，胜出者是谢长廷，另三人黯然退出竞逐舞台，他们是苏贞昌、游锡堃及吕秀莲。因此现在民进党内只剩下“一大天王”，“四大天王”不见了。
由此可见，“四大天王”是应景之作，不是什么恒久的光辉。当你不再闪光的时候，也就无王可做了。社会的现实，由此可见。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再意传媒怎样称呼你，只要不是贬 意或具有杀伤力，就不必太过在意。当然如果有人恶意的贬为“四人帮”，那你就非抗议不可了。

不过，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可没有台湾那样的开放和充满娱乐性。当传媒针对槟州未来首席部长人选而把丁福南、谢宽泰、李家全及邓章耀称为“四大天王”时，谢宽泰就不敢照单全收，而是希望媒体不要这样的称呼他们。在他看来，这样的娱乐化政治是不严肃也不是健康的。

我们尊重谢宽泰的看法，也许马来西亚人民还不习惯“称王称后”的，但我们也认为谢宽泰不必在意传媒怎样写怎样形容，只要不别具用心，也就当传闻来看待好了。

果然谢宽泰发言之后，传媒也不再提“四大天王”这个形容词，当事人的心里也就好过些了。可是这边厢熄火，那边厢又引爆网站的“民调”和传媒的“民调”。“民调”在马来西亚也是新鲜的玩意儿，被“调问的人”都有限，参与民调的人也不多，自然得出的结论又是另一番情景。但客观也好，主观也好，又成为一种无形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得票少的“候选人”。

当然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民调”是不科学的，也不尽然是“民意”的反映。不过我们倒是鼓励马来西亚能兴起“民调运动”，如同一些西方及亚洲的国家，用民调来探测民意和选举的风向。这至少提供人民一个参考资料。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主持民调的机构本身要有公信力，要有一套调查问卷的蓝本，且要有系统地进行抽样调查，才能得到“民意”的导向。

虽然民调不全然准确，也不全然客观，但对于一个民主的国家，民调是有积极作用的，只是民调的问题要具备客观性，不是打压性，否则就失去其意义了。

其实，今日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存在什么“四大天王”的，也不能尽在小圈子里兜来兜去。首先要民调的问题应是未来大选，你支持执政党或反对党？你支持执政党是因为要保持现状？你支持反对党是因为你要改变现状？你对现状不满是因为（提供几个选择，比如经济欠佳、滥权渎职、治安每况愈下、政治霸权等等）；你对现状满意是因为（同样提供几个选择，比如政治安定、生活有保障、无法改变格局、只求安居乐业等。）

下来可以问的是如果执政党再胜出，你认为首席部长应由谁出任，提供几个人选。或如果反对党上台，你认为谁应出任首席部长？也提供几个人选？

这就是说，首席部长是公职，只能由人民在选举时决定由那方执政才能知道谁较有机会出线。若现在就判断首席部长是“四大天王”中其中一人，也是有嫌主观的。即便是首席部长,若由民政党推荐，也只剩下丁福南或谢宽泰，而不是什么“四大天王”。但有一点可能是传媒猜对了，那就是所说的四个人极可能都会参加州选。换句话说，谢宽泰和李家全都会弃国攻州。民政若排出这样的阵容，就意味着它有足够的人才来登上高位。但先决条件是许子根弃州攻国，而他们都在选举中顺利过关。不然的话，一切都是未知数。既是未知数，又何来定数呢？

从“责任论”到“月漏论”

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大件事莫过于国会漏水引发的“月漏论”及“责任论”的争议。对此，工程部长三美威鲁亲自巡视后说﹕“情形非常严重，大厦的所有屋顶必须重新维修，并装置防水系统。”因为在“2005年耗资9千万零吉翻新和维修时，并不包括装置防水系统”。更严重的是，“如果不即刻抢修，会从目前的5至6个漏水处增加到10到15个漏水处”。

面对这样的“惨状”，三美说了“在国会漏水事件上，大家都有犯错，所以没有任何一方应负责任”。这究竟是在解释什么？我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首先肯定是有一方负责承包，另一方负责监督，用的是公款，完工后付钱了事。但老百姓只知道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却不知道怎样评估和由谁承包，他们要负什么责任？不是已经选出政府，而政府不是已把职务和工作分配得清楚吗？自然是有主管部门和进行工程的公司，为什么不找承包公司和有关部门来问个一清二楚，为什么大家都有错，而错了则没有负责任者不知道这是那门子的逻辑？我们也给三美搞胡涂了。他是否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不要那么含糊其词，把过失掩盖掉。因为不止国会，即便连布城的移民厅总部、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大厦、新法庭大厦也面对不同程度的漏水和天花板掉落等问题。这种一连串的爆出建筑的“丑闻”，也真的让人民受不了。

我们因此不禁要问三美部长，还有什么建筑物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什么工程失当？也请快快公布，让我们一口气消化掉，不要动辄这边有问题，那边又有问题，没完没了的报个不停，不心脏病也几难。不知道三美知不知道，这不但影响国家的形象，也会对追求2020年达致先进国产生严重阻力？

就在国会漏水事爆光后，冯宝君国会议员针对此事提出看法时，不幸又节外生枝的发生案中案，起因于两位国阵议员莫哈末赛益及邦莫达拉丁脱口而出揶揄冯宝君每个月都在漏。这种朝野议员的骂战我们司空见惯，但用不当的字眼为漏水的事件引向被认为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也就变成政治性的爆发性新闻了。换句话说，从国会漏水变成每月在漏就从本质上改变了议题和内容。我们不否定议员有驳斥和讥讽的权力，而且国会也有特权保护免受其控，但身为尊贵的议员也应用词得当和不具“杀伤力”为底线。如果超越底线而变成被视为具有“侮辱性”的字眼，也会一发不可收拾而成为口水战。

果然，行动党便以此为依据展开抗议行动，连非政党人士也介入，一时沸沸扬扬，斥个不停。若充耳不闻，又是不行，内阁也就交由女部长莎丽札处理和调停。在苦言相劝下，两个议员同时发表向全国女性道歉书，以期平息风波。

这里有两个问题即刻产生。其一是两位议员只“得罪”冯宝君，在国会道歉或收回字眼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何要向全国女性道歉？他们又没“得罪”所有女人，实有些小题大作，而岔开道歉对象。其二是国会漏水又关人民何事？为什么“这是大家的错？”又是牛头对错马嘴。

当两个错加在一起时，是错加错变成对，还是一错再错？真希望每个议员要上美学课，丑话不要随意讲，培养心灵美、语言美；而且要勇于承担责任，才是人性美的体现。

补习是永不褪色的行业

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要达致这一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考试成绩优异；尤其是参加政府或统一的考试，以方便进入心目中的大学。

正因为政府的考试是一级一级的上，父母打从孩子在幼年开始，就灌输孩子补习的必要。似乎没有补习的孩子，再怎么聪明，都是不能考获佳绩的。

我们姑且拿一个孩子的学习路程来计算，就不难发现人生的约三分之一是花在读书方面的。当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先被送入幼儿园嬉戏和学习认字。待到六七岁适龄入小学一年级时，家长已开始为孩子的未来铺路。早上上课的，会被安排在下午上补习课；下午上课的，就安排晚上补习。其目的不外是希望孩子多吸收知识和及早熟悉考试的规则。这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校内和校外的。虽然校外的补习是强化校内的功课和完成校内的作业，但也从此养成儿童依赖的心理把学校的作业让补习老师协助完成。

由于有了充足的事前准备，当小学生面对小六的UPSR考试时，就比较有把握拿到好成绩。而家长等待的是发榜的那一天，各华文报大事的报导出了多少个“小状元”，此事在北马特别严重。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初中时的PMR考试，又是报章不厌其烦地刊登多少位学子“金榜提名”。现在政府说将在2012年及2015年起分别取消UPSR及PMR考试，改以评估的方式鉴定学生的成绩。我们不知道采用新的评估法（政府提供的五大评估制）是否优胜于考试的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将以教师的评估作为重要的考虑。

因此取消政府考试不意味着杜绝或减少补习行业，因为家长是希望老师通过补习带大孩子，好像不补习的孩子是有缺陷的。尽管教育部在去年12月颁布的指令要老师遵从其规定，但这样的一纸通令，如果不是一个“笑柄”的话也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让我们来看看指令是怎么样讲的：

1. 学生参加的补习中心必须取得州教育局的注册证。

2. 申请开办补习班的老师要在两个月前向教育局申请。

3. 申请人在过去的教学表现必须达到认可的80%的教学水平及

4. 补习中心不可以离开学校的25公里的范围。

如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再加上每周的补习时间不可超过4小时，就意味着老师除了在学校上课外，还可以注册成为合法的补习老师。但这样的规定又有多少人遵循呢？

首先老师是不会自寻麻烦向教育局“暴露” 他/她有赚外快。再者教学生补习既可选择在校内（只要校长同意）或在老师家里进行，谁又管得了他们是不是“合法的补习老师”（即然是合格老师，也当然是合格的补习老师；所谓的“合法”不过是另一种说辞，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在目前补习的风气大行其道时，又具有什么的来力。教育局怎样查？除非同行妒忌告密。

根据我的了解，在学校的一些老师一听到放学钟响，跑得比学生还快，似乎比学生还兴奋。因为这是他们自由的时间（据说有些老师的补习收入远远超过学校的薪水）。

固然我们也会怪责是家长姑息所致，并会以为是家长“迫”使老师要为孩子补习，所以老师不得不“勉为其难”。但如果是免费的补习，你说还剩下多少个老师愿意“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在这种情形下，教育部的指令又怎样起警戒作用？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还好政府并没有取消SPM的高中考试，也就成了一道门坎来评估学生的成绩，但也因此使到老师仍然可以在这方面（指补习）来增加收入（因为老师[的薪水也偏低）。

改来改去，或改与不改已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老师，只要老师肯动脑筋，也不会比受薪阶级来得差。不信你问问家长：他们在意孩子上学是免费的，但不在意孩子的补习费，多一些无所谓，只要孩子在老师关照下既成龙又成凤。这样的心态自然使到“补习老师”永远是一门永不褪色的热门行业。

就此来看，补习似乎已成另一类型的“小学校”。在家长的心目中，它的重要性似乎不亚于学校。究竟补习是恶风或正风，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首席部长的情意结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首席部长是公职，是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的“公产”，不是属于“私产”。在民主的体制下，由胜利的一方决定。这就是说，首席部长的人选是由执政党推荐的。目前因为许子根当上民政代主席，极可能上京，因此有关谁将出任下一届槟州首席部长的争议才甚嚣尘上。

就历史演变而言，槟州首席部长职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因为属于联盟执政，而当时的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特殊情况和以华人居多，就交给马华推荐人选。原本最具资格的是首席议员林苍佑，但他没有接受东姑的“指定”，反而经过联盟会议，推出王保尼而取得多数票。事先并没有人想到王保尼会冒出头来。

同样的，在1969年大选，因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取得槟州执政权，王保尼才把棒子交回其“政治师父”林苍佑，但先决条件是林苍佑的党胜出，不是王保尼私相授受的。换句话说，事先谁能知道林苍佑会上台执政？

再下来，1990年的大选，林苍佑不幸落马。虽然国阵以19席对行动党14席仍然执政，但谁将出任首席部长仍是个未定之数。因为林苍佑没有指定也不可能指定接班人。其一他没想到他会落选；其二他不知道民政能保有多少席？

如果当年巫统以12席（民政只7席，马华铩羽而归），选出其议员当首席部长，民政会无话可说，华社也无可奈何。但马哈迪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独特环境，交给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之中许子根不是首选，反而吴清德以中央副部长的身份成了首选。可是最后民政党中委另有结论，才启开了许子根的年代。这就是说，接班人不是刻意选定的，而是因势利导浮出枱面的。

自此之后的三届大选，国阵内的华基政党的候选人都纷纷告捷；民主行动党却一蹶不振，理由是华人不再拿“华人主导政权”作“赌注”，而是希望保住这最后堡垒，这是华人情愿结的最大发酵。不过华人也不是否定反对党，而是让它在国会中保住优势（综观此三届大选，行动党在槟州的国会议员数目都比民政或马华为多，至少拥有4席）。槟州选民的政治智慧不是不求变，而是若求变得不偿失，不如不变，因为他们凭经验中判断行动党难以在马来选区中取得足够的席位上台执政。

正因为有此考量，就出现把未来的首席部长职盯在民政党的身上。在算来算去下，剩下丁福及谢宽泰成为热门人选。这是一种“想当然耳”的推论，但忽略了可能出现的变量，因此它不是科学的论断。

其一，民政党，尤其是许子根尚未推出“接班人”；其二巫统也有意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从“时机成熟论”到“轮任论”即为一例；其三大选的结果如何，谁也难以预料结局；特别是35岁以下的选民，没有经历1990年的变量，是不会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来作出判断。因此在目前谈论首席部长人选仅是一种参考，不是一种判断。如果我们要得到更好的“保证”，那就是反对党要在宣言中保证它的首席部长人选是华人，而执政的国阵也打出同样的牌子。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迷思而出现各种异论，包括谁做都一样，而可能忘记了推动多元文化和突显华人传统是需要一位洞悉各方民意的人来领导。沙巴的例子是值得槟州人民参考的。

补选不是温度表

民主最集中反映的是选举，也就是通过选民的投票来选出政府。虽然这个制度不算完美，也有其缺陷，但仍没有其它制度足以取代“投票箱里出政权”的法则。因此我们先设定，民主选举是大多数人接受的政治制度，大家也就乐得登记成为选民，并期望在选举期间过过“做老板”的瘾。当然投票过后，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角色并没有改变。所谓的“老板”也就那么短暂。换句话说，你不是一辈子当“老板”，那只不过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满足”。

不过，也不能说短期的老板并没有用。你看在最近的两场补选不就是让当地选民乐开了怀，几乎是有求必应，好像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天天补选，或每个月都在不同的选区都有补选，那才是天大的喜事。

当然做议员的或当政府的最不喜欢补选。因为补选一来，都是“小事成大事”，大事成世界更大事，甚至有些课题扯得很远很远，让选民摸不着头脑而不知就里。

如果你问当地的选民要什么？他们不是要飞机大炮，而是要面包和牛油。对了，当前的生活条件的改善最重要，比如修路、开辟空间，改变环境，清除垃圾污秽或教育的拨款等等，真的一鹄中的，打中了选民的心。本来心中有怨气，也可能会转变了。因此补选带来的好处是说不尽的。

但居于反对党的也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明知补选是费九牛二虎之力的竞争，胜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却“永不气馁”地顽抗。例如你讲民生，他讲民主；你讲发展，他讲经济失衡；你讲“维持现状”，他要一个突破。如此一来一往，刀光剑影，竟然变成一场充满火药味十足的唇枪舌剑。大家互不相让，令全国人民口塞目瞠，张大眼睛看热闹。更有舆论在指手划脚。这个分析，那个分析。全然把国家问题带了进来，然后形成如同全民在选举，也以为马接或依约的选民会跟着大气候在走。什么陈年旧账，什么国家大事都摆上政治议程，把两个地方的斗升小民当成从大处不往小处着手的能人。其结果是一切维持原状。

从这样看来，双方都“打成平手”。因为本来属于执政党的回归执政党；本来不属于反对党也就空手而归。既然双方都没有损失（不把时间和金钱的花费计算在内），反而使两个选区的人民得利，真是皆大欢喜。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因此我们不必说那方是赢家，那方是输家。因为它们激烈的斗争，反而把不起眼的选区弄得火红起来。这要拜补选之赐。

有人说，补选是温度表，是热身战。我只能同意一半，不同意另一半。理由是依约选区只有一万二千余名选民，和全国的一千余万选民比较，它不过千份之一不到，千分之一怎能算是大分数选民的温度表呢？若说是热身战，倒可以被认同是大选前的“操练”。所以如果我们认定这是“民意”的反映，那是以偏概全。执政党自然不会以此为准则，反对党也不会因此而颓头丧气。于是在选举过后，各有话说，各有评议，余波荡漾不已，一直在摇来摇去。

摇来摇去的结果是，又陷入种族的分析。这边算什么族群的票流失，那边算那个族群有什么改变。大家都在数目中算来算去。这样的算法在多元种族的国家是不应被强调的。因为在马来西亚，混合的选区越来越多，单一族群占绝对优势的也只有在乡村或大城市中比较明显。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我们用族群分算法，都是对民主政治意义的忽视。

既然我们接受选区存在族群的混合，也不管巴仙数和比率的多寡，对民主选举并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那个候选人只要胜出一票，管这票是来自那个族人，他就是胜利者。

还有，即使以一票胜出，不意味着他的地位在下届选举会被改变。例如在1964年的大选，陈志勤只以一两票胜出，过后他便在下来的选举以较大多数票胜出。这就是民主选举的“一票定江山”的政治游戏。我的意思是说，民主选举是认选民，不认种族，一人一票原则下，以获得多数票者取胜为准。如果我们斤斤计较那个族群的票增加或流失，其意义不大。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政策的执行有时会出问题，引致某个族群的不满，才会有选票的波动。既然是一个国家和一种选举制，平衡的施政也就成为争取各人民支持的唯一选择。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不能钻牛角尖看补选

因为依约补选出现两个华人较为集中的地区的投票倾向有所改变，连日来成为华文媒体的焦点，也受到朝野党的关注。这两个地区即依约镇，华裔选民958人，公正党得票从2004年的306张增加到584张；国阵则从761张减少至605张；而八丁热带区（现已划分为南北区），华人共1676名，公正党从658张票增加到979票，而国阵则从1447票稍增至1486张票。

一方面有人认为执政党应予检讨；另一方面则认为华人“吹起反风”，表示对政府的不满。事实是否如此，并没有一个正面的答案。因为不论在依约镇或八丁热带区（南北），也分别有非华人470名及3256名。两者数目加起来远超过两个地方的华裔选民。因此若说某个族群有明显的改变是不容易看出来，也只能凭感觉作判断。

其实，以依约州选区的选民作分析，1万2千余名的选民，马来人占50%，印人28%。而华人约20%，是个比较典型的混合选区，华人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陷入种族性的分析，我们只能如同钻牛角尖来看问题。这里有两个先决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其一，在民主选举下，每一位选民不论其种族都是平等的。不管你喜欢与否，只要胜出一票即是胜利者。谁能查出又有谁管这一票是来自那一个族群的？

其二，不论朝野政党都不断的强调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不要走种族路线。这意味着把选民当成一个整体。虽然各党可以尽量争取它认为可以争取的对象，但不是胜利的保证。即便整个选区的华人投向反对党（这事当然不曾发生），也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取决于那一位候选人的票多过对手。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投票的选民可以随心所欲投党不投人或投人不投党。比如80%的印裔选民投给国阵印裔候选人，但如果他得不到其它种族的选民的支持，他也是不能中选的。结果他总数取得近60%的选票，反对党人只取得40%的选票，全因其它族群也参与支持两边的候选人有以致之。如果我们在事后从中挖掘什么族群倒向那方，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换句话说，当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标明不是以种族为考量时。我们又再意什么种族投什么党？

再者，补选只是一个选区，并不是全国大选。无论那方胜出（其实是维持2004年的现状，归执政党胜出），都不能作为全国大选的依据。

因此我不认同以补选看全局，也不同意用种族性的眼光来解读投票倾向。这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只会使选民更具种族的倾向，对多元种族的国家要创造和谐社会是无所禆益的。

如果我们敢胆不认为候选人的种族是重要的话，那么我们也有胆量接受集体的裁决。真正的考验应是大选的时日，不是一两个补选能左右大局的。我们真诚希望种族政治不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污点。

中国的总理六减三？

前一阵子，在网站上看到介绍中国的三位总理，即周恩来、朱镕基与温家宝，似乎给人的印象是新中国只出了三位总理。其实不然，它忽略了另外三位总理，即华国锋、赵紫阳和李鹏。

为什么不提后三位，只提前三位。这当然与当下的政局有关，但其它的理由应该是：后三者并没有给老百姓留下深刻或刻骨铭心的印象，不提也吧！

这固然有其争议性，因为赵紫阳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尚有份量。大概是碍于政治因素：六四未能平反，赵紫阳也不得平反。不过我们并不争议前三位总理确实有其不平凡的一面。

我们先说开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打滚过来的。从最初的分享掌握军政大权到后来心甘情愿地把最高权力和指挥权让给了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奠定他的领导地位。从此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任命周恩来为开国总理。尽管后来政见有所不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毛泽东一直未撤换总理，依然保留周恩来到他在1976年初逝世为止。前前后后，周恩来共担任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基于他对中国的伟大贡献，人民不忘歌颂周恩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网站打出了周恩来并胪列其丰功伟绩是人心所向的。

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二位共和国总理华国锋就没有这样幸运。他是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在1976年成为总理，在毛泽东逝世（同年9月）后成为中共党主席。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内，发动军人活捉四人帮为中国解除祸患。但他最大的失误是在当权后，仍然高举“文革”的革命路线，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要照旧贯澈）的政策。由于政绩平平，他很快地在1980年从总理高位退了下来。因此华国锋在人民心中是过渡领袖，也逐渐地把这个人给忘了。

接替华国锋位置的本来应该首推邓小平，但他不做，提拔了来自四川的省书记赵紫阳走向政治核心，出任第三任总理。他是改革开放的旗手，但只做了7年的总理，便被提升为中共总书记（1987年取代下台的胡耀邦）。虽然赵紫阳权力加大了，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即是六四事件），也导致赵与中共元老，尤其是邓小平意见相左，终于被拉下马。他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牺牲者，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至死都未获得平反。虽然有其功绩，但网站并 不突显他的贡献，他成了被“除名”（被纪念）的总理。

1987年李鹏接任总理。他是一位最不得人心的总理。因为他被指责一手操办天安门事件。奇怪的是，他竟能在位达10年之久。足见元老派控制了党中央。虽然如此，李鹏得不到历史应有的地位，人们极不愿意提起这个人，网站中被除名也是预料中事。尽管在1998年卸职又改任中国人大委员长五年，他同样只是一名官僚政治人物，不是什么革命或改革者。

李鹏届满后换来的是朱镕基成为第五任总理（从1998年到2003年）。他在位虽短，但给老百姓留下的口碑是敢于抓贪官和展开反腐斗争。他的名言是99口棺材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显现他的大无畏精神。也许是因为他的大刀阔斧和不容情面，也不容于中共的当权派，未能继任第二届，便得宣告“功不成引退”。

虽然反贪污是复杂和尖锐的工作，朱镕基也未能连根拔起，留下许多疑团在党政内发酵。但单凭他的勇气，就教人怀念其“现代包公”的形象。他在网站赢得了不绝的喝采声，就是因为他敢和贪污作战而不手软。

在朱镕基之后，中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和贪污打仗的新总理。他就是在2003年被钦点的第六任总理温家宝。温家宝原是在赵紫阳手下办事的一位突出的官员。在赵出事后，他曾一度不被看好会有出头天。命运可能和另一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上不了殿堂一样。可是奇迹却落在他身上，随着胡锦涛登上总书记后，温家宝也开始他的另一个春天。

他虽然没有给人“铁面无情”的形象，但他的以柔克刚的处世哲学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来治国。基本上，他和朱镕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不提“棺材论”，而是提出“人间正道”要养浩然之气。他喜欢吟诗，擅于引古敲今。在他的温和的语气中却杀贪官一个措手不及。他秉持了朱镕基的精神；他又学习了周恩来的持平之道。让人捉不透他内心的世界在想什么。他不是“城俯很深”的人，却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大将之风。待到机会降临时,温家宝的本色便显露出来。由于这些年中国加大力度取缔贪污，反腐深化，温家宝也就成为共和国有所作为的现任总理。网站对其有溢美之言，但也有更大的期望。

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病和贪污已到了无孔不入的阶段。若不先从大打起，老百姓可不服。温家宝也就从中竖立起其威望。不过一切还是言之过早，在扫黑扫贪的当儿，阻力可不小，也有鞭长莫及之叹。温家宝能否继任第二任做满10年，就看他如何收服黑金的势力。

拿督翁、拉沙里、安华

依约补选结果让安华大感失望，形容是“马来西亚的悲哀”。但前《新海峡时报》总编辑卡里拉姆都则形容安华是“失灵的魔术师，再也激不起围观者的激情”。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立场与观点的人对依约战绩有不同的评价。可是有人不同意这是安华失败的开始，而是一时的挫折，他会继续上路而最终是要取回原本已是垂手可得的首相宝座。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依约补选的活动中，安华已倾全力以赴，形同是他与副首相纳吉的一场政治斗争。这好像是美国政论家克里思马修斯所说的“激烈的政治游戏是一场硬球游戏”，它有其基本法则，也会出现角色旋转和形象定位的变化。但在这个权力世界中，总会有人占着主管的地位，黄油（资源）由他来分配和决定。因此我们明显地看到今时不同往昔，角色地位已对换，形象定位也大不相同，安华不得不接受他不是控制整个大局的人，而是扮演着逆流而上的被动者。

由于安华政运在1998年后从高峰跌下转成为反对党的“灵魂人物”，让我们不期然地想起他的两位先行者政运之不济。他们之间既有相似又有不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拿来作为参照和对比。

第一位先行者是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拿督翁，他不但是巫统的创党人，也一度是英殖民政府扶植的未来首相人选。不过当他在1951年离开巫统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复于1953年改名为国家党后，就把巫统视为劲敌而与之较量。他树起多元种族的色彩，更雄心勃勃地相信可以在1955年的普选中胜出。讵料事与愿违，国家党一败涂地，巫统因而崛起成为执政党，且在1957年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它的结盟政党仍然是今日留在国阵内的马华和印度国大党。

自此失败后，拿督翁走回激进的马来人路线，但在1959年的大选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而在1962年逝世。虽然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却在70年代被巫统迎回而确定他的创党人的地位，功绩被颂扬至今。

无独有偶的是，在1987年角逐巫统主席不果的东姑拉沙里也在1989年拉大队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与巫统争夺政治领导权，一时声势浩大，左边拉拢回教党，右边拉拢行动党组成三角联盟。可惜在1990年大选不敌巫统，导致东姑拉沙里在较后将党名改为46马来人党，角逐1995年的大选，气势大不如前。一年之后宣告回巢，解散46马来人党。当然拉沙里不是拿督翁，他在巫统党内已是无法举足轻重。

下来的安华则是被逼出来的，他从未想过要当拿督翁或东姑拉沙里，因为他有不同的政治视野，但他们的共同点则是一心一意要成为国家领袖，当上首相。由于形势所逼，安华组成了国民公正党，在1999年的大选竟告发酵，情况与东姑拉沙里大同小异（强化回教党的地位）。所不同的是安华因被马哈迪政府提控罪成而身陷囹圄，错过了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他也不因选举未达夺权目的而改变初衷，反而进一步与人民党结盟，变成人民公正党，持续其多元种族路线。

两场位于城乡之间的补选虽然让安华赶上了，也让他感到一阵心寒，但补选不是全体民意的温度表，未来的大选才是真正考验安华魅力的决战场。最终安华情归何处，又非我们所能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