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权会事件柳暗花明？

马来西亚有人口逾2千4百万，印裔占不到10%，因此推算有200万人是国民。大概基于这个数目，一个命名为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的组织入禀英国法庭，向英国政府索取14兆元天文数字的赔偿，理由于英国在马来亚独立时，未保护好印裔的利益，以至在独立50年后，印裔处于被边缘化而且普遍贫穷。因此在今年8月28日起诉英国外相，以便一旦成功，每位印度人可以分得约2百万美元的补偿。

这种官司是前所未有也被认为“文不对题”的。怎么一个独立国家的子民向前殖民地政府追讨补偿金？就使人想起华人也曾多次向日本追讨“血债”，指日蝗军在侵占马来亚时，大举杀害华裔同胞，结果是全无下文一样的被认为“是在制造舆论”。

也许“兴权会”有此“先见之明”（不易成事），也就在今年11月25日号召印裔同胞向英国最高专员署“展示力量”，并向英女皇提呈备忘录，以便允准御准委任女皇律师，免费为印裔同胞打官司，以讨回一个公道。

这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举动，自然被认为“项庄舞剑，志向沛公”，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尤其是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改善印裔的生活和处境。

于是马来西亚警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大集会，并逮捕了一些示威人士。在另一方面，也援引法令调查和提控一些领袖上法庭，更有5名领袖在内安令下被拘留。

这样一来，情势又发展成兴权会与政府的对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局势一时转为紧张。所幸在双方克制下，又有了缓和之势，先是首相于12月14日与印裔社群领袖和非政府组织举行对话，以了解印裔感受；后是总检察长于12月17日撤消对31名印裔的企图谋杀警员的控状，而使得不准具保的被告获得释放或保外。现在剩下来的是对5名领袖的处置，但以对话的内容看来，政府当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诉求。

当然在局势“急转直下”（指有对话余地）后，并不等于问题已告解决，政府还得从长计议来面对印裔同胞的陈诉，因此可以预见较多的对话会把问题摊开来谈，以便寻找方案探讨问题的症结。

就此而言，印裔的问题也不全然是殖民地造成的。若把矛头对向英国政府，也是无法斧底抽薪，因为这毕竟是历史留下的包袱，通过数字游戏或学术研究也不是应付之道。

首先我们须承认英国在17世纪通过东印度公司先占有印度，而后在18世纪占有了槟榔屿，接着才将权力伸向新坡和马来半岛。基于这一历史发展，印度人优先被引进，华人伴随而来，同时从印度尼西亚移植而来的移民也大不乏人。根据历史记载，印度人被招聘为劳工，相当部份从事劳动行列，或在政府辖下的工程部工作或当苦力。他们与华人一样，胝手胼足养活自己和一家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印度人也加入了殖民地的大家庭，有者接受本身的母语教育，但也大有人从小就直接受英文教育。通过英校教育，一部份印度人挤身专业行列，或成为公务员，也有部份人从中致富。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份仍然在各行业工作，尤其是进入园坵当工人。正如早期华工不少人从事锡矿采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占马来亚时，它把印度人和华人区开，并鼓励印度人矛头指向英国人，以争取印度的独立，而拢络印度人不仇视日本人；反之华人则成了日蝗军眼中的“反日份子”，必须对反抗者毫无容情。许多华人也因为强烈的抗日，连宝贵的生命都送出了。

当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来亚出现了华人政治组织，马来人也一样，印度人也有相类似印度的政党成立，即国大党，但由于印度族群是较弱势的一群，也就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只能联合其它族群的政党来维护自身的利益。1953年国大党加入巫统和马华组成的联盟即为一证。

从那个时候起，印度人虽然人数不多，却成了支持联盟的“铁票”。即便在1974年联盟扩大成为国阵，印度人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在2004年的大选，国大党赢得了所有参选的8个国席，虽然在219个国席中，它所起的作用不大，但也反映了印裔对政府的支持。

它的弱点在于没有一个国会选区是印度人超过半数的，顶多也只是20%出头。就这样，无论印裔人中也有人支持反对党，却无法取代国大党的代表性。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独立50年时，竟爆发无党派的印裔起事，最先被冲击的自然是国大党，也难怪这些日子来，三美威鲁有如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他不能指责他的同胞“闹事”，而是在不断地“亡羊补牢”，希望不会在来届大选时，被自己的同胞“边缘化”。

因此三美威鲁是最焦虑的一人，也希望国阵及快地“扑火”，不能再继续燃烧了。不然首当其冲的将会是国大党。

一旦局面缓和下来，也就是首相宣布大选之日。至于三美威鲁的命运，也成为这次大选的最大考验了！

“巫来由”与我们擦肩而过

华人以前也叫着唐人，这个我们知道；但华字中有一个巫字，倒是第一次听到和读到，就留给文字专家去考证吧！不过对于“巫”字，却是值得探讨的，因为它曾经给历史增添变量，倒可拿来温故知新。

为了方便演译，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巫”字的时代意义，它的近代含义应该是从马来文的Melayu翻译而来，因此有了“巫来由”的华文字，意指生活在马来亚的马来人。当马来民族团结一致在1946年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时，华人称之为“巫统”，一直沿用到今天，即简便又一目了然。这就告诉我们在独立之前，华人社会乃至华文媒体便把马来人也称为巫人，已是习以为常。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争议的字眼，但因战后马来亚政局的急转直下，“巫来由”三个字成了一个争议性的名词。其原由是这样的﹕当英国人发现马来人群起反对之后，便将于1946年初实施的“马来亚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进行检讨，并与新成立的巫统商谈新的宪制，在1946年杪敲定为“马来亚联合邦”，将“马来亚联邦”束之高阁。换句话说，英殖民政府用“宪制蓝皮书”取代“宪制白皮书”。

这样一来，引发了以陈祯禄为首的一方另成立“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接着又与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成立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 结合一道，在1947年向英政府提出一份名为“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希望被接纳而不仓促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虽然这份草案被英国否决，和触发了全马人民在1947年10月20日举行“大罢市”，以示抗议和强烈反对将马新分治，但草案内容中出现了十分有趣但又至关重要的一个章节，那就是草案第二条言明，“建立马来亚之公民权，此公民权即系一种国籍，其名称为“巫来由”。这就是说，一旦“人民宪章”生效，马来亚的国民地位一概称之为“巫来由”民族，不再有种族的区分。

为什么会接受“巫来由”国民的称号？这是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后而达致的，因为左派马来人代表认为称为“马来亚人”不恰当，是对马来人地位之否定。既然华人印人也归顺马来亚，欲成为新国民，则应有新名称来鉴定一个国民的身份。在马来人和马来亚人之中的一个折衷方案是取“巫来由”作为统称。

在这方面，当时担任记者，后来成为新加坡部长的李烔才（槟城人）在其回忆录中追忆是身为马来左翼领袖的阿末布斯达曼（后来成为人民党的发起人）所提出的，他认为非马来人应该接纳“巫来由”为公民的名称，而马来人则应在出生地原则上让步。“这是作为公民忠于马来亚的好象征。”后来布斯达曼的方案被接纳而写入人民宪章内。李烔才认为是陈祯禄及时当机立断，解除这个组织内的“宪政危机”。

尽管当时华人对“巫来由”的名称有“抗拒感”，但经过行委会解释后，基本获得接受，以便有共同的力量争取独立早日到来。即便连左翼领袖的余柱业也认为只要公民能享受一切权利，名称已不重要，实质才是重要的。如果当年英国接纳此议，则今日的马来西亚也许是由一个“巫来由”民族组成的国家，不再以种族来区分身份与特征。可惜在“时空两错”下，“巫来由”民族始终未能落实，反而变成马来民族的一个特定称号，历史终于判定“巫来由”与我们擦身而过。

阿扁拿蒋介石祭旗

台湾总统陈水扁强行于12月8日拆掉《大中至正》四个大字，换上《自由广场》，同时《中正纪念堂》也换成《民主纪念馆》，以在政治意识上彻底铲除蒋介石遗留下的痕迹。

原本完工于1980年的《中正纪念堂》的大门外有四个大字《大中至正》是为了纪念于1975年4月5日逝世的蒋介石，未想经过27年政治斗争的演变，蒋介石终于不敌新一代台湾人的无情杀手，被抹掉其在台湾人眼中的政治地位。表面上看来是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与马英九代表的国民党的权力之争的外一章，实则牵涉了整整两代人的情仇恩怨。

这段故事必须从蒋介石在中国的崛起开始。1925年，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其“爱将”蒋介石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以军事力量在军阀割据的中国取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他与孙中山的最大不同点是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似孙中山联共一统中国的思想。因此在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发起攻势，大举杀害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终告破灭。

共产党人在受到逼害下，化整为零。1929年，毛泽东在井岗上建立根据地，而后在江西成立“红色政权”。蒋介石不容中共有立足之地，展开全面的围剿，迫使中共红军在1934年突围而出，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毛泽东带领红军在延安另立根据地。从此跟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

虽然在1936年发生张学良挟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于1937年再次联手抗日，因而有了八年抗战的血泪史，但不争的是蒋介石仍然容不下毛泽东的势力坐大。就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国共又大动干戈。这一次是毛泽东采取主动出击战，只用四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也许出于先见之明，蒋介石于1945年从战败的日本取回台湾岛后，就部署台湾成为他的另一个军事基地，以防在大陆战争失败时有退路。果然1948年蒋介石撤守台湾，把整个大陆让给毛泽东一统大业。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早已是罪不可赦的共敌，没有地位可言。

在另一方面，失去大陆政权的蒋介石，在大军（国民党退守的残军）压境下，也不管台湾当地人是否同意，强行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把中华民国移植台湾。在美国的扶持下，不忘反攻大陆。

正因为历史的吊诡，形成了毛泽东与蒋介石日后的势不两立的斗争。在痛定思痛下，蒋介石把台湾当成了一个国家来治理，但毛泽东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不允许“中华民国”合法地存在。

在动武条件受制下，毛泽东改弦易辙，通过外交途径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格局。于是有了1971年联合国通过提案，将中华民国逐出联合国，而把中国席位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隔一年又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逊破天荒的访华之旅，并与毛泽东缔造了一个新世纪。

蒋介石在悲愤之余，打出“处变不惊”的口号，以镇住台湾民心，但对内仍然实行军政统治。1975年蒋介石逝世，其儿子蒋经国逐步接班。在父子同心下，自然建造起《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另一别名是蒋中正），以歌功颂住的内涵也植入国民党的图腾，用以彰显蒋介石是与国民党两位一体的。

1978年蒋经国从行政院长（1972年任起）登上台湾总统，建构了蒋家王朝，1986年蒋经国将民主政治注入台湾，一改其父亲的专制统治。从那一刻起，台湾非国民党人士借开放之风另树旗帜。今日当政的“民进党”（民主进步党）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28日成立的，它擎起“台独大旗”，以否定国民党的一个中国的主流意识。

1988年蒋经国突告病逝，李登辉接过棒子后，采取新的政治路线，与蒋家王朝划清界线，与台独越走越近，强调“两个中国”论，为民进党制造更多的空间传布“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的两个实体论。

2000年，总统任期届满的李登辉干脆为民进党的陈水扁提供当选的机会，以结束国民党长达50年的统治。

陈水扁显然是比国民党的连战较讨李登辉的欢心，因为前者的台独意识是要带领台湾摆脱中国阴影而走向独立。

经过八年的统治后，陈水扁在卸任前索性拿蒋介石来祭旗，让他也成为台湾人民的“公敌”（企图使蒋介石的灵魂无处可依），以重重地打国民党一个耳光，不仅拔掉国民党的根，也迫使马英九与蒋介石切断关系。

这一下子，要争取出位的马英九不得不跟随陈水扁起舞，即便他能在2008年当选总统（这还是个未知数），也是脱胎换骨的马英九，不再是蒋介石的嫡传弟子，而是变质了的国民党。

拆除蒋介石的门面，正是起一石二鸟之效，即可把蒋介石连根拔起，也在政治上逼国民党重新包装，向台独认同。至于国际社会是否认同阿扁的玩火，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了。

司法短片与皇家委会

政府终于公布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名单，以调查所说的“司法短片”疑云。虽然是被认为稍迟的行动，但还是回应了安华在9月19日引爆的震撼性短片的质疑。接着下来，就是皇委会如何展开调查工作和如何达致结论，以平息自1988年来的新一场“司法危机”。1988年是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并牵涉另外5名大法官也被停职查办，最后其中两人被革职。为司法史留下争议性的污点。

未想近20年后，又发生安华所指的有律师和法官在进行“秘密交易”，且涉及政界、商界人士卷入司法免任程序中，以致又让人勾起往事历历在目。

有鉴于事态的严重，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在9月26日历史性地发动2000人大游行，在雨中向首相署呈交备忘录，要求还“司法公正”。虽然在此前一日，政府已宣布委任3人小组调查此案，但碍于权限不足，小组后来只能向政府建议设皇家委会来“彻查此案” 。

如此的兜兜转转，首相阿都拉又启动权力，以顺应各方要求，希望能在未来3个月内厘清真伪和提出总结报告。

就在皇委会组成后，安华又进一步公布“司法短片第二集”，将整个情况连贯起来，而使得事件更容易入手调查，因为有各方人物被点名道姓，足让委员们逐一调查和对比历史事件的演进时间表。虽然民间都对这个皇委会寄以厚望，希望让整个事件能水落石出而不再各持己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次的调查，将被认为存在的缺陷或弊端或偏私的行为纠正过来，并为为未来的司法制度拟定一套完整 的规章，以杜绝人为的循私与滥权。

在“有则改过，无则加勉”的原则下，我们欢迎皇委会以公正无私和为国为民的诚心，利用这大好时机给我国的民主政制下的司法独立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当然我们相信世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完整无瑕的制度，也会受人为的因素所影响；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接受民主制度是个好东西，值得巩固与强化。

既然我们都珍惜民主制度，那么尊重三权分立却是必要的，因为民主是依靠立法、执法与释法的鼎足而立建构而成。没有独立的司法来诠释法律，则民主将会陷入失衡而无法产生制衡作用。同样的，司法的操作与人员的任免和迁升也都要有一定的程序，不应跨过程序而自行其是，严防有人不按牌理打牌。也唯有自重才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进而对司法深具信心。虽然司法大多时候是在法庭发生效果与作用，但对人民而言，面对法律问题却是无时无刻的，当有争议时，就由法庭来定夺。这就是司法的公信力。

在这方面，有两位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及卢梭一生力倡的“三权分立”与“社会契约”论在后来成为民主政制的基石是不能被背弃的。由于他们的光辉思想，既重民权也重法治，照亮了整个世界文明的道路。因此皇委会此时受命，重拾两位哲人格言，消除司法信心危机，擦亮民主政体，正是任重道远。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他们会给司法一片明朗的天空。在匡正时弊之余，也为民主政体注入强心剂；并进一步为1988年以来的争议写上句号，则不啻为司法史的新篇章。

黄炎光的跌岩起伏

前槟州立法议会议长黄炎光突告心脏病发而于12月3日走完65个春夏秋冬，不禁让人想起他那段从政时期的争议性的年代。

我和黄炎光的兄弟黄炎炳是同班同学，因此早年对他们的家庭有些熟络。他们都是在大路后出身的一个小康家庭。不过由于黄炎光受的是英文教育，与我们未有交往。

原本是银行职员的他，于1974年大选时应陈志勤的感召，在武吉牛汝莪（当时是州选区）提名对垒民政的陈锦华及其它候选人，形成五角战。这一处女战出师不利，败下阵来，只获得了1754票，被陈锦华以5010高票击败。

卧薪尝胆的黄炎光并不甘于失败，1978年他转换码头，投身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当年的威力下，提名角逐甘榜哥南州席（现易名为光大选区），与民政的邱继圃及独立阵线（七人帮）的马卓达和另一独立人士形成四角战。讵料邱继圃提名表格出问题被取消资格，结果剩下三角战。林苍佑对此十分失望，交待邱继圃必须上诉。

老实说，如果邱继圃没有马失前蹄，黄炎光要攻克林苍佑的爱将是极不容易的。林苍佑十分重视这个选区，是因为这是他改造乔治市的核心地带（光大就是在这个选区内兴建的地标）。
由于没有强大的对手，黄炎光以巨大票数胜出，比马卓达多出8000张票。这一战决定了黄炎光的未来政途，但也是不平坦的。因为四个月后邱继圃上诉得直，黄炎光中选无效，也就订下同年12月10日举行补选投票。

可是形势并未对邱继圃有利，原因是反对党的上诉都未得直，为何邱继圃上诉成功呢？尽管法律上邱继圃有其依据，但人心却未偏向邱继圃，而民政党也知悉民心有所不满，只好打出给民政多一席，俾和巫统平起平坐（那一届巫统有9席）。不料天不从人愿，邱继圃只得票4398张，黄炎光得票8063张，多数票是3655张。林苍佑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

虽然黄炎光给行动党添了光彩，但厄运连连却在行动党内爆发。隶属于陈德泉派的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与隶属于林吉祥派的卡巴星和被德达逊起了矛盾和冲突。结果是行动党内部出现危机。

原本不属于陈派而是党内的独行侠的黄炎光最先有了异动。在1979年时，林吉祥先发制人宣称有一位行动党议员拒绝跳槽成为行政议员（即指黄炎光）。这一下子迫得黄炎光不得不表态否认有此举动。民政的许岳全被拉下水成为穿针引线者。

虽然许岳金否认他有此献议，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但事后证明黄炎光与许岳全确实是在暗渡陈仓。黄炎光被晓以的理由是他的加盟民政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使到民政的议席增加到9个与巫统平分秋色。在林苍佑的说服下，黄炎光于1981年2月正式退出行动党加盟民政党，引发行动党的内部斗争加剧。1个月后，萧汉钦（国州议员）陈毓书（州议员）等人加盟马华公会。还有一位行动党国会议员黄鸿杰也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这样一来。行动党在槟州议会剩下卡巴星和彼德达逊两人，对林吉祥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然而真正威胁民政党的不是行动党，而是马华公会。自从林建寿于1980年在马华旗下参加彭加兰哥打区补选胜利后，他就与李三春部署在1982年的大选一定要给民政颜色看。

果然这一年的大选，马华分得8个州议席，与民政等量齐观，林建寿尚且放话以大选成绩决定首席部长人选。这一下子民政军情告急，林苍佑使出浑身解数，宁可要回甘榜哥南选区而让出马章武莫选区。但李三春不答应，硬是要在林苍佑的核心地带插旗。在无可奈何下，林苍佑宣布8个州议席仍派原班人马，可惜跳槽的黄炎光没有了去处，只好被派到日落洞国会面对卡巴星，不用说黄炎光败下阵来。林苍佑则成功保留8席，马华的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只胜得6席，不能再和民政争首席部长了。

黄炎光被迫韬光养晦，几乎每晚都在许岳金家闲聊，他们的密切关系维持了好几年。当然林苍佑也欠黄炎光一个人情，因此在1986年大选时，让黄炎光角逐柑仔园州议席，而许岳金却被党调去升旗山区面对魏福星。其中的奥妙，就是政治的波诡云谲使然。这一回黄炎光再扬眉吐气，许岳金则黯然神伤。为“报答”黄炎光当年的跳槽，林苍佑提名他出任槟州立法议会议长。他是第二华裔出任此高职，第一位是郑耀林，而后就没有华裔有此“荣衔”。

当然黄炎光的目标是要成为行政议员，毕竟议长虽有地位但欠实权。可是幸运之神不再眷顾着他。1990年的大选，黄炎光再次在柑仔园区寻求蝉联，不幸被行动党的王福安拉下马，从此他的政途蒙上阴影。

即使他后来靠向林敬益，成为林敬益的人马，他还是没有机会再披战袍。他的“荣耀的日子”已远离了他，只好往商场发展。

虽然他一直保持民政党的中坚份子的地位，就是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他的遗憾也许是当不上行政议员；但反过来，行动党对他的遗憾是在当年“背叛”了栽培他的党。他也因此成为一个争议性人物。

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能说的是，对他的逝世感到惋惜。盖棺论定：他是一位少数从底层攀向高位的从政者。是时势造就了黄炎光，反过来，也给政坛增添一个又一个变数。

解读陈方安生的胜利

1997年7月1日我从电视银幕上看到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主席台上，有一位十分耀眼夺目的红衣女性站在稍后排的中间，一眼就认出她是万众注目的陈方安生，她换了老板，从布政司到政务司长，象征着中国接管香港后承诺政制50年不变。陈方安生这样形容香港回归后的心情：“当我看到国旗在晨风中缓缓飘扬，心头突然涌起一阵激动，使我不禁感动莫名。我想起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香港回归中国，原是何等理所当然。我是中国人。我生于中国。”（接受《明报月刊》专访时，对1997年10月1日国庆升旗礼上的内心剖释，2006年9月份）。凭着这样的爱国情操，她接受特首的邀请，出任第二把交椅。

然而曾几何时，她又突然在2001年卸职（结束39年公职），表面上是个人的决定，实则是她认为香港回归后的体制未能如她所愿，特别是对董建华没有洞悉香港人心态而急功近利的举措感到难以适从，于是以退为进地鼓吹全面的民主，坚持应在2012年举行双普选，即立法议员与特首直接由选民投票选出，而不是局限于800人选特首。她也因此被当地舆论称为“香港的良知”。由于她为“全面自由民主论”订下时间表，也引起北京对她另有看法。她自己也没有否认，自她卸职那一天起，她与北京闗系也由浓转淡；尤其是在2003年香港特区推出基本法第23条的“国安条例”触发50万港人示威大游行后，陈方安生已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在公开的场合批评特区政府的保守与不够积极推动民主的落实，更在2006及2007年身体力行参加争取普选的七一游行，在这方面，当时身为保安局长的叶刘淑仪也因此成为代罪羔羊辞职“谢罪”，连带23条被迫暂束之高阁。未想4年之后，叶刘淑仪又因一场补选与陈方安生直接对迭。

这场立法议员的补选是因为“民建联”（亲中派）主席马力癌症逝世而举行的，无形中给陈方安生提供一个平台来考验她的理念。虽然她们两人都是属于无党派人士，但她们背后却形成不同的政治运动。一个是支持陈太的“泛民主派”；另一个是支持叶太的“亲建制派”（主要是民建联的势力）。再深化下去，又演变成亲民主派与亲中派的角力战。如果可以解释的话，那就是叶太属于当权派的人马，而陈太是挑战派人马。

其奥妙之处就是叶太也不反对2010年双普选或可推迟至2016年或2017年，但她认为还是要对特首的提名有所限制，先由一个1800人组成的委员会筛选，至少要有180人支持才有资格提名参选。同时要体现出中央主权，因为特首有两个大老板（中央和选民）。这是叶太对《一国两制》的说法。但陈太形容是开民主倒车，预设关卡是不能让香港选民选出心目中的特首。

结果陈太以17万张票对叶太的14万张票取胜，反映出香港人比较接受陈太的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主张。因此陈太说是民主的胜利。

虽然如此，我们不应将这样的投票结果解释成“反中共势力的壮大”。恰恰相反，这只是对《一国两制》的不同诠释，并没有所谓挑战中国的主权，理由是没有香港人愿意使香港成为“反中共的基地”或“西方的应声虫”，而是希望《一国两制》能不断完善推动政党政治更成熟。相信北京已收到这样的讯息，需要更深入的全方位对话。也会认为叶太不是适当的代言人。

我与方北方

马华名作家方北方（1918-2007）于11月11日走了，享年90岁，我是先“认识”《迟亮的早晨》才认识方北方的。1957年我尚在小学读书。一天，老师拿着一叠书走进课室，向我们推介买一本《迟亮的早晨》。因此我对这本书的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方先生尚在韩江中学执教。

1958年我升上中学。韩江中学不幸发生董事长林连登与校长方学李（来自台湾）的官司案件。方北方卷入其中，他成了校长的庭上证人（这场动轰遐迩的官司最后以赔偿方学李了结）。我不知道方北方为何成为证人，我只知道他们两人都姓方。

官司了结后，方北方也在1959年离开韩中，转到麻坡中化中学任教，我与方北方无缘相识，也未上过他的中文课。

1963年林连登逝世。韩中也换了邢鹤年担任校长。方北方又回到韩中任教。我刚好那年就读高中三，有投稿给《韩中生活》（方北方主编），也有给学生编的文艺专刊《韩风》供稿。就这样我和方北方相遇而相识了。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们。但冥冥之中似乎注定我们在日后会成为亦师亦友的文化人。
6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南洋大学，进入《星洲日报》工作，又不时与方北方见面。他不断地鼓励我多写一些特写稿。我在这个时期，又与在《星槟日报》服务的李良树成为同事与好友。我们两人经常出外采访。没有指派工作时，都会自找新闻。李良树是方北方的女婿，从他的口中，我对方北方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时候，他的另一本小说《剎那的正午》出版，与《迟亮的早晨》同列为《风云三部曲》之一和之二。第三部《幻灭的黄昏》则迟至1978年才出版。

70年代初期，我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负责槟城版，与方北方的接触也较多。他也不时拿一些学校的新闻稿和文稿交给报馆发表。这一年（1970）我的处女作《采访外集》面世，得到他的诸多鼓励。1973年我再出版《采访二集》，也得到他诸多的指点，当然与方北方的多产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的。

方北方原先是住在与《星槟日报》大厦隔邻的张弼士故居（有七十二房客之称），生活简朴，也方便他经常到报社走动，后来他自置新居，举家搬到海客园单层排屋。一直到终老，总算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方北方有时也会带领一些外国学者来访，我也从中认识了这批文化人。方北方的性格，他是不善于与商场的人打交道的。但喜欢与文化人在一起。与他比较接近的文化人是已故刘因果（曾任韩中老师，是位日本通）及已故温梓川（光华日报总编辑，也是一名作家）。他们三人在退休后就经常找我聊天。

1977年，我出第三个集子《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请方北方写序。没想到这本小册子竟成热卖，有了第二次版。最后卖了4千本，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促成了我更加努力的写作，这也应归功于方北方的勉励有之论之。

1978年，方北方当选马来西亚华人写作人协会副主席，与我有更频密的往来。1980年更上一层楼，担任作协主席。在这段期间，有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一)为推广马华文学创作，方北方找我商议每周拨出一版供他编《文艺公园》除了要求文房协助打字外，排版由他一手操办，稿费并不重要，只提出1000字约15元马币即可。我见他那么热诚也爽快地承诺，并将此事告知总经理胡榆芳，他也一口答应了。就这样，方北方主编的《文艺公园》前前后后也编了4年左右，直到1983年。

我们珍惜这个版位是因为他邀约了海内外知名作家供稿，使内容别有看头。

(二)其二，在他担任作协主席后，邀请我组识一个班底成立北马联络组，为作协筹款。我也二话不说，找了一些大商家支持，总共筹得六万余元，悉数交给作协。当时的名誉是筹募会所基金。为使场面充满文学气息，我们在移交仪式的当晚在双喜楼举行了一场《北马文学之夜》，场面热闹而温馨。方北方对作协的劳心劳力，由此可以证明。

其三，在80年代初期，南大校友会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我担任主编，请了方北方、刘果因、温梓川、锺城芳及梅井等人担任评委，并由方先生担任总评，而后结集出版成书，这次主办之成功，也有方先生的功劳。

虽然我在1980年出版《柬埔寨的悲剧》没有请方先生写序（因是时事文章，我自写序），但在1984年我出版《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一书时，得到方北方不少的帮忙。其缘由是这样的：我的第一版循报社排阵，请林庆金（报社老板）写序，出版后方北方写了一篇读后感，我刊在《星槟日报》，没想到香港的《地平线》月刊拿去转载。于是在出第二版时，我把方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收录其中，它成了这本书的一个热卖点，前后也共卖了4千本。

1985年我离开《星槟日报》，与友人合创《联合报》。1987年方北方出任韩江中学校长，他请我“拔刀相助”，为韩中新闻班讲授政治时事。我就这样当了二年的讲师，直到他在1989年辞卸校长职。

90年代初期，我离开报社走进商界自行创业，方北方也正式退出杏坛，但仍勤于笔耕。大概在1995年间，方北方为其患癌的夫人操透了心，也到我的医药公司寻找名药治疗，可惜返魂乏术，其夫人陈克华蒙主恩召，加上其它因素，方北方忧悒成病，从此不再过问人间事。但他留下的丰硕文学创作成为马华文学的宝贵文学遗产。我也自此之后没有再见过方北方，只知道他的晚年过得很不愉快，已不能行动自如（他原本是一位爬山专家）。

2007年他结束了痛苦的晚年，我去吊唁瞻仰他的遗容安详而自在，从1946年到1994年，他先后出版27本著作，是个著作等身的马华作家，也许不久之后，方北方受到丛书会在有心人的协助下全集出版，在马华文学史上，他必然占有一个重要的席位。

从陆克文身上看到的

这一下子，再也没有任何华文媒体把澳洲新总理的名字翻译成不同的名字，因为他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陆克文”。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日子里，我们总是被中文译名困扰而无从统一，即便简单的前美国总统Richard Nixon，也出现尼克逊，尼逊和尼克松等等的名字。其它非中文世界的名人，其译名更是不一而足了。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中文名字，任由中文媒体去译音，爱怎么称呼都行，反正他们也看不懂中文字。例如在2001年911事件后，电视台就称呼恐布大亨是本拉登，后来又看到中文报译成奥沙马，原来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著Osama bin Laden。

陆克文（Kevin Rudd）的出现和崛起，首次解决了中文媒体长久以来面对的“窘境”，不必再为译名之不同而伤脑筋。这确实是一大破。它意味着中文已登陆世界舞台，连外国名人在成名前也会在中文名排行榜中预留大名。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陆克文只是一个意外的例子，说明不了什么，但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陆克文，他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讯息﹕在未来的日子，任何有心挤入世界名人榜的人，必须为自己立下一个中文名，已不能再任人自行翻译其名字；尤其不能忽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总得要让中国人民或世界各地懂得中文的人牢记一个名字，不是二个三个乃至四个的名字，而其实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陆克文会有中文名字？原来他在澳洲国立大学读书时，主修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对中文有特殊的爱好。后来出任外交官，更曾在中国工作一个时期。在耳濡目染下，自然会认同中文字的可爱与魅力，就取一个有名有姓的中文名，真是“传情又传神”；同时让人大开眼界地领悟到原来懂得中文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一个政治筹码，有助于一个人攀向政治高峰。

当然陆克文的成功还有其它主客观因素，包括敌手霍华德在位过久而被选民厌倦，尽管他有创造济奇迹的记录，但仍然不敌民心之思变。

从陆克文的身上，我们看到两个政治取向。其一是一个人在位太久毕竟不是好事，总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乃至失败的苦果；其二是中文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语文，而是被认为通往东方社会大门的钥匙，更是参政的有利条件之一。

拿马来西亚来说，过去参政的华人精英多数只需精通英文不谙华文也可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但在80年代之后，已要求华人参政者必须用华语与人民沟通，进而要求从政者也能兼通华语华文，否则将与华社脱节。这又说明了华语华文已是当今的华裔从政者的必备条件，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马华、民政乃至行动党的新一代领导人都是掌握了华语华文的精英不是已经告诉我们华语华文的重要性吗？

当然他们身为华人比陆克文拥有更多的中文情意结是义不容辞的事。不过我们的政界仍存在着不懂中文华语的华裔从政者，他们有必要向陆克文看齐，不然将会有所失落的。

总而言之，陆克文让我们看到华文有灿烂的未来。

政治不是铁板一块

朋友们都喜欢与我聊政治话题。最近有一位参政多年但未曾提名竞选的老朋友向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政治应是黑白分明的，而且是没有妥协的。”

我听不大懂他究竟要表达什么？请他说得明白一点。他却给我说了以下难以理解的话：“参加一个政党就是执着党的理念和宗旨。如果是多元种族的政党，就要表现出其多元性，不但党员是各民族的，而且敢于推出各种族的候选人参加各个选区的竞选，不是偏向某一种族，不然就不能说是多元性的政党。

在这个基础上，政党本身就要坚持到底，即使不能与其它政党合作，也要孤军上路。”

我说他这种说法十分理想化，只从一个狭小的角度看问题，我问他：如果这样的话，在种族政治下，这个政党岂不是没有机会执政？

他说那我们可以等啊，5年不成，就50年吧！“若是50年又不成，不是要很多的50年？”我问。他回应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一个人加入了某个政党，就是跟着这个党的立场走，不需要重视与其它政党的合作。若是为了竞选而妥协，那是不正确的，大不了就是各在选举上决胜负，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再等。

我问他一个人有多少个5年？他说没关系，这一代人不能完成，让下一代人去努力。这就是他的固执而又简单但十分教条的信念。

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上，仍然有这样的参政者，也许为数不多；也许还真不少，但这样的心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政治就变成铁板一块，再也没有什么灵活性了。
其实，政治本身是一种斗争，而斗争是为了获取权力；权力就是政党追求的最高目的，虽然不是最终目的。因此一个政党的成立自有其政治目标与议程。但政党的生命和延续不能光靠理想而生存，它需要党员，要有群众的基础。在民主的国家，就是以政党获取的议席来决定一个政党的生命力。

举个例子来说，1955年成立的人民党，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在1957年它和劳工党结合组成社阵之后，它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不单有国州议席，也曾执政一些市议会和地方议会。因为它在选举中得到选民的支持。

但曾几何时，人民党的领袖因为“坚持”支持“国语法案”，在1965年与劳工党分道扬镳，也就开始走下坡了。不但党内有影响力的华裔党员离开了，而且也为了所谓的“原则和立场”不与劳工党走在一起（我们暂且不提后来的左翼斗争还有其它因素促使走向分裂和退出议会斗争），结果是人民党自我孤立于左翼运动中。即使1969年的大选是反对党的大好时机，人民党并没有因参加议会选举而得利，反而是其它反对党在合作声中探出头来。

自此之后，人民党的势力只有退后而没有前进，虽然没有人否认它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个有理念和多元性的政党，但在现实面前，在下来的历届选举中，人民党都每下愈况。最终不得不在2003年与国民公正党合并。虽说是被后者收编，连社会主义的牌子也拿下来，但至少保存了党的名字和影子。这就是求变而生存的道理。当然也证诸了理想如果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也是一个幻梦。

在今天我们不提人民党而提公正党，那是因为公正党仍有其生命力。同样的，其它的政党如果只活在理念中或者从本身的利益来搞政治，而不学习所谓的统战和政治艺术是应对之道，结果是因自视过高淹没了政治存在妥协与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实，一个政党再强大也是吃不完所有的“蛋糕”。这就意味着政治本身存在一种分享（大分享或小分享）的战略。

因此我对这个朋友参政这么多年还是一厢情愿地迷信政治理念和原则高于一切，不屑与其它政党合作的心态感到吃惊。如果屡败屡战，那又有什么意思？一个人有多久的耐性打一场又一场的没有胜算的持久战？一个政党旳寿命又能承受几个失败呢？

就此而言，与其高谈阔论理念，不如放下身段，在政治的艺术中学会“让步”是胜利的基石，“逞强”是失败的先兆。理由是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

一个国家的崛起，必有其历史条件，中国也不例外。究竟中国的崛起的条件那里？它对世界又有什么冲击？这都是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远的不说，单就这百年来的中国变化，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1911年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更是震撼世界。但建立民国后的中国仍然是四分五裂，军阀林立，时局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因此无从创造条件形成一个统一与强大的中国，也就无从崛起，只能消耗于内斗中。

直到1949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成功地解放中国，才使世界睁大眼睛看到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从中崛起。毛泽东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脑海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世界版图的又再一次重新规划。东方集团的势力跨前一步，西方世界更是步步为营，担心骨牌理论效应，于是有了两大势力的斗争加剧，为冷战增添无数个危机。

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按其思维，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既不受苏联控制，也抗拒美国的封锁战略。他推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方针，以期打破美国及西方集团的围堵。

这一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希望能取得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及国防）。虽然为慎防“和平演变”，在1957年后，中国因自身的内因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引发社会问题尖锐化，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其和平外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的破冰之旅即为一例，也证诸中国已被美国视为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已有条件在世界舞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崛起是偏重于政治与军事上的意义，那么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1978年-1997年）所开创的局面是全方部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上。他的“改革开放”成为当今中国方向的指引。在邓小平的坚持下，结束了一切无谓的内斗和消耗，包括“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从内部的整顿而收到了拨乱反正的效果。

邓小平的目的是要用不同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的未来，突出经济，减少政治干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改善民生，才能安定民心，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并没有完全乖离毛泽东的宏愿，而是重新演绎毛泽东思想，在后来成为邓小平的理论。其特点是让革命色彩褪色，终止阶级斗争，不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阵线，也不鼓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实事求是地积极加入国际社会大家庭，通过外交争取广泛的友谊和引进外来投资，重新赋予中国新的动力和生命力。

然而这个过程是曲折与坎坷的，邓小平也面对天安门六四事件的巨大冲击（1989年），不得不重新布署其政治格局，起用江泽民取代赵紫阳，也有了90年代初期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方针，确保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再受严重干扰。

不过到了2003年，中国在新领导人胡锦涛的主导下，基于时机成熟，正式提出中国将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这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第一次崛起的历史条件是它统一了全中国；而后邓小平时代的第二次崛起的历史条件是改革开放成效显着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也是第一次崛起的延续，但更有其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立足于世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