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诗坚VS黄美美 （天下纵横）

我事先有与《号外》主编赖碧清“分享”我对议员扮模特的看法，过后就忘了。没想到在1月8日在《韩视论坛》的“妇女醒觉”座谈会上又引发我“老话新提”。因为在论坛中也有触及软性课题,比如丘比特的天空、排舞等等以及女性从政之路的辛酸。这又引发我再次“请教”三位主讲人的看法。周美芬、章瑛及吴秀丽都有她们的各自见解，而在较早前我先抛这个问题给章瑛，但她在演说时没有碰及此事。

她们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个人的表现，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有的说无妨矜持一点。当然听众席上也有人“炮轰”我，说我有“性歧视”。言下之意是女人为什么不可以扮美？议员也是人。

论坛过后，记者群包围着我，他们显然对此课题感兴趣，但多数没有“苟同”我的看法，要我再进一步解释我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样的观点？

首先我必须要从“美学”说起。这是哲学中较为深奥的一门学科。简单的说，美是各个领域中的最高境界。我们要一个美好的世界、美好的社会和美满的家庭乃至个人的美丽都离不开美学，但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也就出现各式各样的观点了。

正如议员扮模特儿显示其美丽的一面，被认为是对美学的一种实践的表现，也是他或她的审美观所驱使的。我老实说，看过先几期《号外》及其他的“YB敢敢扮”的系列图文并茂后，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感触，因为这没有什么？（对不起我左看右看都不像模特儿）也就不以为意。直到在409期看到封面有一张漂亮的“天使在飞翔”，第一眼的印象是：此图拍得很美，人也美，够资格上封面。但发现旁边的字是YB黄美美，也就详看内页，原来是来自森美兰的州议员。虽然与她不相识，但报章上有时也看到她的照片，被行动党人形容为“党花”，实为不过。她的照片和新闻引起我的关注是好像前阵子有什么恶作剧者打她手机的性骚扰的报导。

及至《号外》介绍黄美美是一个有7岁孩子的妈妈时（31岁），我不禁赞叹她养生有道，活像个青春少女，扮起模特儿来有板有眼。站在美学的主场，黄美美是体现了让人赏心悦目的形象，符合一般人的审美眼光。

但我后来又想了一下，就先自己问自己：议员；尤其是女议员，用扮靓或扮模特儿包装形象是否是值得提倡的？我的初步的结论是：这不太好，因为此风一开，以后会让政治变了样。

于是就有了赖碧清与我聊天的故事。她的观点是为议员做包装搞形象是健康的，没什么不对劲。我暂时没有被她“说服”，心中有“存疑”。因为我还是认为有必要请公众来表达他们的看法，也就借论坛让这样的小题大作起来了。

因此，当晚我向记者的提问有下列的问答，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我说，人美不是罪过，美人和帅哥同样可以从政的，但问题是，当一个人（他或她）中选为议员后，他已经不单是属于个人或家庭的了，而是属于社会的，也就是已成为公共人物。人民对公共人物有一套对个人行为的不成文规范。没错，没有人会干涉YB的个人生活，但个人生活一旦曝光就不是个人的事了，而且老百姓可以指指点点的。倘若是符合“一般的道德规范”，谁会指天说地呢？例如冯宝君出嫁了，穿了感性的新娘装，那也是很美很正常，谁都会祝福YB找到快乐的另一半。

同样的，如果黄美美在慈善晚会上适当地扮美美筹款或穿美美步入舞林，人们会为她的善举发出喝彩声；但反过来，如果只是突出个人，如同模特儿又戴假发，就不是我们心目中所认识的YB了。因此我的看法是：议员刻意当模特儿博出位的风气不可滋长。我也愿意让人们思考这样做法是否值得鼓励？

我现在要补充的是：即使黄美美不扮模特儿（已经够美），穿着端庄，打服务牌，那也是一种政治美。换句话说，对议员而言，政治美比模特儿美更打动人心。在此个课题上，冯宝君这次扮小丑，就觉得怪怪的。那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冯宝君，能否严肃一点？

总而言之，我对黄美美的虚心接受批评感到欣慰，不论她是否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其次。我还要说得是：黄美美名如其人，无可置疑。但若把美丽留给自己，把爱心献给人民，则会显得她内外都美。

我倒是有些杞人忧天，万一议员扮美之风不息，进而演变成如同明星般的八卦新闻层出不穷，又成天有狗仔队窥探另一面的生活，那可就不对劲了。在这种情况下，议员忙于应付狗仔队之余，又剩多少时间为民服务呢？（这只是幻想，岂有此事？）

刊于2009年1月26日《号外周报》第412期

谢诗坚向3妇女巨头抛问题：排舞是妇女形像？

（槟城9日讯）拿督谢诗坚向3大政党妇女组“巨头”询问：“丘比特的天空”、排舞等等就是妇女组的形像吗？

《韩视论坛：政改声中的妇女醒觉妇女》上，来自马华妇女组全国主席拿汀巴杜卡周美芬、民主行动党妇女组全国主席章瑛，以及民政党妇女组全国署理主席吴秀丽首次“交锋”，侃侃而谈妇女组的过去及未来方针。

周美芬：续办丘比特天空　解决未婚男女问题

针对“丘比特的天空”一事，周美芬表示“丘比特天空”当时办得相当成功，现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还会继续办此活动。虽被他人嘲笑，但丘比特的天空为许多未婚男女及社会解决问题。她更借此在会上澄清一点，事实上没有结婚的男生比女生还要多!

“现在人口越来越少，不结婚是一个因素。”

她说，政治是一个群众活动。在2004年大选中，各政党共有94名女性中选，不过来到2008年，却只有28人中选而已，因为“女人牌”已经不管用了。

“妇女组在政治上，已明白现在的政治游戏已不一样，妇女从政需奋斗及全方位的发展，建立专业的问政形像，男人也不应再把女性刻板化。”

因此，她认为，强化组织包括妇女组是各党必须做的，还有提供妇女关于妇女的人权及儿童的福利工作的训练。设法把过去的形像“打破”，实施男女平等的政权。

章瑛：受文化家庭背景影响　女人自认不适从政

民主行动党的章瑛说，妇女从政的障碍就是受到文化及家庭的背景所影响，即女人不应该从政，而是男人背后的女人。“这不是男人的想法，连女人也认为她们都不适合从政。”

她说，“30％女性决策权”重要性极高，1995年在北京市怀柔区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首次提出30％女性决策者的概念；而这需贯彻在各界，包括政坛、公司领导层、社会各阶层等。各国各界所强调的“民主”，就是要听各方面的声音，包括女性。而30％是一个关键性的数据，足够使女性进而受重视。

“瑞士的女性国会议员已达50％，而法国15名内阁部长中，也拥有多达7名的女性；孟加拉及印度的议席、地方政府部门等都立法执行，需拥有至少30％的女性。反观我国，拥有222名国会议员，只有23名女性国会议员，大约占了10％。”

吴秀丽：改善政治局势　从小灌输参政思想

民政党的吴秀丽表示，改善政治局势及“男士垄断”的局面，以及解决妇女及孩子的问题，妇女参与的声音是何等的大。因此，她认为女性从小就应被灌输参政的思想，挑战自己寻求突破。她说，女性热爱和平的社会，而民政党也将积极栽培人才，让她们有更多的平台来提升她们的自信心，“妇女应掌握及适应时代的变迁，不管在任何的领域皆能得心应手。”

女性从政后应靠服务　谢诗坚不认同做模特儿出位

在会上拿督谢诗坚针对民主行动党的黄美美，接受某杂志拍摄封面照，为此，他置疑，政治人物是否应被鼓励当模特儿上杂志拍照？

以下是他在论坛结束后，与记者的对话。

问＝记者，答＝谢诗坚

问：女性从政者不能穿得漂亮上封面杂志？
答：可以，我是说女性从政以后，应该靠服务、考言词，但靠漂亮出位当模特儿。你从政了，应靠你的才华及服务，因为选民投票不是你漂亮嘛！是因为认同这个党及你这个人。

问：所以你怎么看槟州首席部长上男性时尚杂志？
答：那个不是，我是说特别的打扮，首长都没特别打扮。我首次看到（黄美美）出现在这本杂志，第一个印象认为她当了议员，如要表现才华，应善用她的智慧及积极为民服务。如果穿得漂亮做模特儿打扮，那么以后不需从政的才华及经验。那就变成我们是鼓励女性从政者来靠漂亮出位。从政以后，她应该懂得她的责任是为民，而不是为自己，比如冯宝君在国会表现出她智慧的一面而上封面，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所以我的问题是：政治人物是否应该被鼓励当模特儿呢？

问：可是你刚才的言论（政治人物不应当模特儿）就是同意了。
答：可以上封面，但却不是扮模特儿那类型。

问：但上封面，是摄影记者要求摆那个“甫士”。
答：你还是去买那本杂志来看先吧！我认为如果是政治人物，为何要扮美？政治人物不需刻意通过

模特儿的打扮来“博出位”。他可以上封面打扮端庄一点，但不是打扮成模特儿那样。所以我说政治人物是否应被鼓励当模特儿？如果这个风气被传开，以后没有漂亮就不能从政了。

转载自2009年1月23日光华电子新闻

馬來西亞評論家謝詩堅对毛泽东的评论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横空出世”，今日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是四分五裂或是国富运强？远的不说，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1851）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彪炳的功绩在于动摇和最后推翻封建帝制，但转入民国的中国却是枭雄四起，坐地割据，国不成国，民不聊生，难怪孙中山慨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1893-1976）就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政局中坐地而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出任主席。1934年面对蒋介石的国民军五次围剿后全面撤退，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种前所未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在陕北的延安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成红色政权。

也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在贵州的遵义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他的真正的领导地位。他的雄才大略与运筹帷幄得当，不但与日本侵略者短兵相接，也与蒋介石的国民军在合作抗日时期争夺势力范围，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剩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争天下。

由于国共和谈失败，彼此势不两立。毛泽东在1948年一鼓作气，通过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准海战役及平津战役）打败了国民军，解放中国大片土地，而在1949年建立起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参与创建中共到大胆转移阵地乃至在绝望中孕育希望，结果为中国现代史创造了奇迹。毛泽东成了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单此而言，毛泽东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在建国之后，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也使中国在特定的时期，面临严重的考验。先是大批知识分子被批判和下放农村，而以1957年的反右斗争最为典型。

为了一左到底，毛泽东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把中国变成一个人民公社的大社会。

间中有亢奋的情绪，也有诸多失误在不断的调整；加上苏联克鲁晓夫政策的改变和对中国的打压（1960年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和援助计划），导致毛泽东决心要提早把中国纳入共产社会，也因此与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长）起冲突。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展示毛泽东的权威，一举扳倒彭德怀。这对1959年甫上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毛泽东仍保留中共主席，大权在握）蛮不是滋味，虽然表面上刘符和毛打倒彭。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施政方针和思想改造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激化和深化，促使毛泽东把“大跃进”运动提升一级，来一个澈底和触动人民心灵的大革命。于是一场史无前例，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 ”（1966）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演了。最先被祭旗的自然是刘少奇。他的备受折磨至死（1969）及其它无数的冤案给“文化大革命”运动留下血泪交加和血迹斑斑的耻辱。而“文革”的“火热激情”在林彪事件（1971堕机身亡）后已渐渐冷却，直到周恩来逝世（1976年初）引起反弹，群众已不能再忍受“文革 ”之苦，矛头直指“四人帮”，接着毛泽东在同年9月9日逝世，也为文革划上句号。十年“文革”浩劫也遭致毛泽东受到种种责难。

“四人帮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均已作古）的被捕和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扭转了整个局面。他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既在政治上保留毛泽东的体制；在经济上提升刘少奇的政策。因而有了毛功过“七三对开”，刘被平反之举。这意味着邓小平路线没有否定毛泽东立国基业（中共一党专政），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又挑战中共的政治体制。

今天轮到胡锦涛在两者兼顾下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如何在中共的体制下杀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经融合体的新体制（新理论），确实极不容易。江泽民走过一段钢索的道路，已交到胡锦涛的手上。他同样不可能把毛泽东的伟绩一举消除，又同样对新崛起的一代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在两难底下，封尘“文革”是权宜之计，用历史来维护毛泽东则是中共不变的原则。

在这种情形底下，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也是要，中国人民紧记，不论毛泽东功过如何，也可以对“文革”的澈底否定；但在抗日年代，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恐怕中国在今天或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因此对已逝世30年的毛泽东的评价要从历史全面检视，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这就是说，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前期的毛泽东和后期的毛泽东。

转载自2009年1月23日www.linstown.com

瓜登选民投下求变的一票

万众注目的瓜拉登嘉楼国会议席补选终告落幕。回教党候选人阿都瓦希以2631张多数票压倒国阵候选人旺阿末法力。前者得票32883张，后者得票30252张。这就是说，回教党终于攻下国阵选区，而其胜利则有多方面的解读。

就候选人个人来说，国阵是志在必得的，因此派出副内政部长旺阿末法力守土。所谓大将出马，已是胜利在望；更何况前两届都是国阵的拉查里抡元（308后被委为副教长，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才有了补选），不应该会被回教党攻克的。但他的出师显然不利，前首相马哈迪直指他是阿都拉首相的代理人，竟吁请选民不要投他一票。这意味着马哈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并没有理会副首相纳吉的感受，而是要让行将卸任的阿都拉难堪。马哈迪这出狠招，显然已给回教党增加信心。

而回教党的候选人，则是在最后一刻钟推出在当地备受欢迎的华卡猛栢朗州议员阿都瓦希上阵。这种被认为不按牌理打牌的战略是党主席哈迪阿旺的绝招。因为回教党一向以来较少让一人打两个席位，但在非常时期，不得不打出亲民牌，以给国阵最强悍的一击。这位连任四届州议员的他，其州选区就落在瓜登国席选区内，自然是选民所熟悉的脸孔，不必再费尽唇舌推销形象便会有机会扭转劣势，反正过去两届回教党只输千余张选票，不是悬殊的比数。这样一来，民联便可专注打国家议题。即从大课题向国阵“轰炸”，以为308大选后求变的情绪加温。

什么是国家大课题呢？在这个马来选民占88.2%的选区，自然是拿两大阵营的领袖作比较和相互攻击。于是已是人在江湖的未来首相纳吉与民联领袖安华便成为这场补选的主要人物。在这方面，国阵尽量调低补选是对未来领袖的考验，以抵销马哈迪言论的负面影响，转而强调国阵是国家唯一可以信赖的执政党，不像民联是个松弛和矛盾的组织，从而突显国阵执政的优越性。而民联则突出安华在领导方面的气魄，可以铲除贪污、滥权和不平，许人民一个改变的未来。

因此不论承认与否，这场补选的成败对纳吉与安华而言是一场直接较量。虽然对纳吉的上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确是安华政运的试金石。

安华的放话指说若民联胜出，就会再浮现“916变天”的变数，可能会再有多10位议员加入民联，以此来测试马来选民愿不愿意与他一起求变。换句话说，安华在补选期间要让“916”成为一种运动，一个能触及人民灵魂深处的心理策略﹕要变还是不变，取决于选民手中一票，结果是选民投下“求变”的一票。

但这一“求变”并不是即刻就变，是一把双刃剑，一边是鞭策国阵一定要变，不要仅宣之于口。纳吉本身也已意识到这个大气候已临门前。因此他说了如果国阵不变，人民就会改变国阵。这一次补选的失利正好给纳吉一个转变的迫切性，他自然会放回到巫统内部，让党代表在今年3月的巫统党选上，选出一个新和求变阵容，以应对人民的需求。

纳吉的新领导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队伍，而不是一个保守和不变的队伍，才能配合他的求变的心愿。这场补选就给了巫统一个警钟，加速纳吉要代表们认真思考未来的领导层和未来的走向，不能再陈陈相因用过去备受争议的统治方式来治理国家。如果巫统不变，对纳吉的领导将产生负面影响，这是纳吉绝对不允许也绝能不苟同的。可以推测，我们会看到纳吉会对巫统党员提出更多的要求，不是倒回来由党员向领袖作多多的索求。

同样的，补选的结果也向民联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选民希望安华能领导民联走向合作与团结，对政府作出更大的监督，以使国家因为有强大的反对党而变得更推心置腹为民服务，不是为己服务。他们拒绝了一位有望升任部长的候选人说明他们不是把眼光放在选区的服务，也不是为眼前的利益，而是为长远的未来。如果民联内部不能整合，不仅是安华的失败，也是求变的失败。那下回的选举就会有变数。这对三党联合的民联也是一个考验，不论行动党或回教党喜欢与否，它们都不能刚愎自用，像以前那样隔空喊话，这徒有暴露内部的矛盾，影响人民的支持信心。

事实上，补选的主题并不是回教刑法。马来人本身没有在回教法上有太大的分歧，即便登嘉楼州政府转回国阵政，也只是将回教党所通过的律法低调处理。

如果我们回顾这两个政党的斗争，不难发现他们在马来社会中都有基本的强大票源，输赢的差距不大，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回教党是脱胎于巫统的，也曾在1972到1977年合组联合政府，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是既合作又斗争。例如308大选后，两党不是有过密谈吗？后来谈不拢不是政见大分歧，而是彼此对人和党的治国方式有距离，也就给了安华一个机会将局面扭转回来。

不过回教党必须注意到在这个选区内的华人投票倾向，因为回教党的回教刑法论的模棱两可，给予华人产生第二个想法，他们把票投给国阵，约60%对40%，意味着他们不支持回教党的浓厚宗教观。这也等同告诉回教党，在多元的社会，单元的理念在治国方略上是行不通的。

虽然华人选票未有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华人心理存有的疑虑。这对民联来说，不啻是强烈的警讯。也因为这样，不但巫统要变，回教党也要变，不要当胜利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选民投下求变的一票。扩大而言，国阵与民联从这补选中得到的教训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下一代，我们大家都要变，变得以民为本，以民意为依归不能再故步自封了。关键是谁变得比较快，比较顺应
民心民意，正是五年太久，只争朝夕。彼此都要牢牢记住：得民心者得天下也！

刊于2009年1月19日光华日报

为什么以巴又起战火？ （天下纵横）

中东又见战火纷飞。这一回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短兵相接。外电的报导这样说，哈马斯激进武装组织于圣诞夜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南部发射50多枚火箭弹，引发以色列用空袭反击，并在较后出兵加沙。这样一来，双方的6个月的停火宣告结束，导致加沙地带出现人道危机。

根据报导，自12月27日以色列向加沙发动进攻以来，已有5百余人被打死，包括百名儿童；更有一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尼札尔拉扬在元旦日在空袭中丧命。他的住家被以军轰炸时，另六人也被炸死，另外有2千余人受伤。

由于战斗持续，死伤人数肯定增加，也没有迹象显示这种积怨已深的仇恨能有效化解。被炸死的哈马斯领导人尼札尔被认为一向以来对以色列十分不满，主张恢复对以色列开展自杀式的攻击，也难怪他会成为以军对付的重要目标。

从外电的讯息我们得知，以色列这次是动了真格，准备分三个阶段清洗哈马斯，似乎要下决心拔掉哈马斯的牙齿（解除其战斗力量），切断伊朗对哈马斯的援助，以便巴勒斯坦内再也没有敢与以色列作对的武装组织。

先不要预测以色列能否达成心愿，我们有必要对中东动乱之源和以巴冲突作个简单的评析，才能较为客观的了解为什么以巴千年恩怨剪不断，理还乱？

(一) 首先在1948年以色列根据联合国通过将巴勒斯坦的土地分划为二的方案立国。犹太人分得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的面积。当时的人口比例是犹太人50万，阿拉伯人49万）；阿拉伯国家分得1.12万平方公里（占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的面积。当时的人口比例是阿拉伯人72万，犹太人1万），耶路撤冷及其附近的村镇则成为联合国托管区。

这对流离失所家园近2千年的犹太人来说，能够获得一半以上的土地已是一件大事，。可是阿拉伯国家不予同意也不承认这样的划分。当时原住在巴勒斯坦土地有1400年历史的阿拉伯人并不能当家作主是否接受联合国的方案，因为没有本身的武装力量，完全由阿拉伯国家来摆布巴勒斯坦内的阿拉伯人的命运。

(二) 由于这样，当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立国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没有被组织起来，也就是没有在所谓划给巴勒斯坦的一半土地也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

反而是约旦及伊拉克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为中心，联合其它阿拉伯国家在5月15日向以色列宣战。眼看以色列就要完蛋，美国伸出援手扭转局面，最后是以色列惨胜，但从此失去了和平。接下来又有另外四次的中东战争，都是阿拉伯国家以失败收场，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在美国的扶助下不断壮大，几乎占尽了巴勒斯坦立国的土地。（五次的中东战争是发生在1948至1982年间）。

(三) 而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人逐渐醒觉，他们在1964年先组成了法塔赫（巴解机构），并在1969年改由阿拉法领导。

尽管阿拉法有顽强的斗志，始终要依靠美国的点头才能迫使以色列让步，才有了1991年的以巴签署奥斯陆协议，双方承认各有主权，以换取阿拉法于1993年首次重返加沙，并在后来出任巴勒斯坦政府主席（总统），但他始终无法使到巴勒斯坦立国（而且这时的巴勒斯坦的土地面积已没有原来分划时那么大了。虽然维持西岸与加沙两块土地）。阿拉法在2004年带着遗憾离开人世间，接其位成为巴解（法塔赫）主席的是阿巴斯，他在较后当选巴政府总统，但他的软弱也难成大事（立国无期）。

(四) 正因为法塔赫的温和斗争未能使巴人活得尊严，导致另一个激进组织通过宗教的力量于1978年以低调姿态向以色列注册（当时以色列控制加沙）获准，取名“伊斯兰穆加马”。以色列的目的是分化巴人，不让法塔赫坐大。未想在10年后，伊斯兰穆加马摇身一变正名为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再加上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哈马斯进一步高举圣战口号，反过来给予以色列更加的头痛。

它比法塔赫更激进，进行武装斗争，也采用自杀式攻击，终于被美国形容为“恐怖组织”之一。虽然它的不妥协的态度处处针对以色列，但也巧妙地在2005年参加巴勒斯坦议会选举而胜出，组成内阁与法塔赫的阿巴斯分享政权，以致以色列又将矛头对向哈马斯。

哈马斯的两面开弓（一面参加民主选举，另一面武装斗争针对以色列），也使到中东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他们要的是较为完整的巴勒斯坦国土，不能受制于以色列，更不要以色列掌控其经济命脉，态度较法塔赫更坚定和执着。也因为这样，有了这次斗争升级变成战争的危机。

可以推断，以巴将会战暂时停火，但仍然无法解决问题。除非巴勒斯坦人能在解除以色列威胁下顺利立国，否则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不会停止。

刊于2009年1月19日《号外周报》第411期

政党应直接控制市政局 （天下纵横）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黄家泉说：“槟州政府有自主权遴选政治人物或公务员来出任市政局主席。”这就是说，在地方政府法令底下，并没有局限只有公务员才能够出任这个重要的职位。

我一向以来支持政治人物担任市政局主席的职位，不是因为公务员做得不好，也不是资历的问题，而是若这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高位由公务员按公务员规章办事，可能不够圆满，而且也可能未透彻了解执政党的用心，推动的计划或决策未全符合执政党心愿。再者，如果公务员本身也有政党背景，又不属于执政党集团的话，可能会出现某些冲突。

因此最直接和合理的安排是让执政党推出其属意又符合资格的人选。其理由如下：

1.市政局可以说是半个州政府，举凡民生的大小问题莫不与市政局有关。人民有事都得先向市政局寻求解决，不是直接找州政府议员或官员，即便找议员帮忙，他还是要回到市政局相关部门处理，不能马上发号施令，中间还隔了一层关系，若属于较大的事就不得不反映给市主席决定。

2.目前的市议员是由执政党集团委任其认为合适人选担任，虽有数名非政府组织代表，也还是由执政集团的人任议员占绝大多数。

既然州政府重视市议员扮演的角色，而且要有政党意识为基础，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人物。那么市政局主席就更应该由执政党推举政治人物出任，以配合市议员共同执政，落实党的理念和政策。

3.市政局主席如果管辖范围很大，他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首席部长。尽管首席部长有最后的裁决权，但不要忘了，在某些课题上，市政局主席也有否决权。

如果市政局主席是由政党推荐，他就要以党意为依归。这种党意不是错误的，而是由人民投票决定的。一旦人民选出新的州政府，就意味着委托这个党治好这个州。同样的，他们也希望这个政党把市政局搞好，以民意为重，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摆一幅官架子，只认得老板，不认得人民。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非常惊异的是竟然有市议员赞同委非政治人物或非政党人出任主席。在此我们要问回有关市议员：你本身不是也通过政党委任成市议员的吗？如果你认为按此程序由政党委政治人物任市政局主席不妥的话，那你本身接受市议员之职也同样不妥了？真是矛盾的可以。他们知道自己在表达不合逻辑的谈话吗？

事实上，我们也不要否认，自1990到1999年槟岛市政局主席由政治人物担任的期间，由于他们肩负党的治州理念，并以民意为重，也相对的解决了不少人民的问题，对州政府的帮助只有加分而没有扣分。

但是，在1999年之后，我们不知何故又走回头路，改由公务员担任，以致执政党有时也面对不少的责难。

最讽刺的是，不论是国议员或州议员，也不论是否是执政党议员，他们可以口没遮拦地把失误或民生问题推给市政局，与人民一起骂市政局。可是他们忘了本身也是州政府议员，为何不在州政府或市政局内解决？

人民选议员员不是选他们来骂市政局（人民自己会骂），而是要他们为民服务，但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原来市政局与州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各有其机制，不能越俎代庖。换句话说，有时市议员的权力还管用过州议员的权力呢？

不过，市议员也要面对各部门主管，他们听命于市主席，不是市议员。为你解决问题是情理，不为你解决问题是道理。因为主管会说你没按程序提出。此时如果市政局主席也是政治人物的话，市议员就可直接向他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通过党的会议作出决定，岂不干净利落？

再说一遍，既然政党宣扬的是为民服务，可以由不同的政党上台成为州政府，为何市政局可以舍弃政党的控制，而要求让非政党人士担任市主席，不但于理不合，也是违背政党执政的承诺。希望有关人士不要再信口开河，在间接上否定政党主政的重要性。

假如政党不可能控制市政局，那么我们为何还要争取市议会回到民选？

刊于2009年1月12日《号外周报》第410期

《韩视论坛》妇女醒觉运动

謝詩堅：從政靠智慧 議員扮模特易成歪風

(檳城9日訊) 行動黨萬茂州議員黃美美扮仙女戴假髮上雜誌封面受批評，時事評論員兼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博士認為，女議員應表現服務才華，用智慧從政，而不是打扮成模特兒就可博出位。

他說，若此風氣一開始，無形中鼓勵女性以為從政不需要經驗，只要打扮漂亮就行了，不漂亮就不可以從政。

詢及是否女議員不可打扮漂亮，他說，此課題並非只針對黃美美，而是認為女議員應該瞭解議員是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自己。 謝詩堅是昨天出席韓江學院《韓視論壇》開講時，這么指出。

詢及檳首長兼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也上男性雜誌封面，還有行動黨國會議員潘檢偉也上雜誌一事，他說，不是反對黨議員不可上雜誌封面，穿西裝可以，像華都牙也國會議員馮寶君在國會發表言論上了封面，表現出女性智慧一面。

聽眾指性別歧視他說，林冠英的男性雜誌照片也只是幾張，黃美美的則是一系列。

他說，政治人物不需刻意通過模特兒的打扮博出位，她可以穿著端莊，而不是如同模特兒。"做議員就要有所犧牲，如果你要做議員，那又要'扮靚'來做什么，她必須想到已是人民代議士。" ；記者詢及，漂亮沒有準繩，是因個人眼光而異時，他同意漂亮是好，但這雜誌封面讓他第一印象是做議員需要"扮靚"嗎？

儘管如此，謝詩堅言論不獲觀眾李洙博士的認同，她認為，謝詩堅發表如此言論，具有性別歧視。

朝野女領袖：個人自由針對女性議員或女性從政者是否該以模特兒裝扮形象上雜誌封面一事，朝野政黨婦女組領袖看法有異，但皆認為是個人自由。

民主行動黨婦女組主席章瑛說，這事件沒有對與錯，純粹拍照，該黨秘書長兼檳首長林冠英也一樣上男性雜誌封面。

她說，女性有條件打扮漂亮，這是個人自由。

馬華婦女組主席拿汀巴杜卡周美芬說，個人從政形象，應由自己定位。 她說，女性政者配合媒體上封面打扮，是有某種原因。

她說，自己之前也受到該雜誌的邀請，不過認為不符合個人形象，以及沒有必要做這樣的宣傳，所以拒絕。

民政黨婦女組署理主席吳秀麗則認為，這是個人自由，有些人要標新立異，有自由吸引人。不過，她認為，政治人物是公眾人物，一舉一動受注目，打扮不端莊，會有負面印象。

謝詩堅：不夠組織力3 黨婦女組待加強行動黨婦女組予人印象是，組織體系脆弱，馬華卻陣容雄厚，但只會搞邱比特天空及排舞，而民政黨則缺乏活力及組織力。

時事評論員兼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博士直接點評這3個朝野政黨婦女組的印象，他是主持韓江學院"韓視論壇"開講"婦女覺醒運動"時，把這尖銳問題拋給受邀的上述3名婦女組領袖。謝詩堅說，在大馬逾千萬選民中，女性占40%以上，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

減少與華團爭角色他認為，日后的政黨婦女組應舉辦更多與政治和民生相關活動，減少與華團爭角色，也要重視國際三八婦女節的紀念。 他說，行動黨婦女組成立于1972年，表現以領袖魅力而定，組織體系有待提升，仍很脆弱，在章瑛接任前，幾乎都是由誰的夫人上任。 他指出，馬華婦女組成立于1975年，整體表現有需要加強，令人印象只留在邱比特天空及排舞。 "而民政黨婦女組成立1982年，力圖表現多元種族，但政治活力尚未形成。"

另一方面，馬華婦女組主席周美芬說，馬華婦女組如今要做全方位的從政者，不應只談女人課題，也要談論各種課題，製造女性專業論政的形象。

她說，該黨婦女領袖出來罵人，是經過策略局研究，有所根據，而非要罵就罵。

她同意謝詩堅指馬華婦女組對外形的看法，並指對"邱比特的天空"活動又愛又恨。 她說，因為活動辦得好時，人家會特別注意有關活動，忘記她們在其他方面也曾做過的努力。

转载自：中国报 9/1/2009

议员任杂志“模特儿”引争论 三政党妇女组领袖褒贬不一

民主行动党议员以“模特儿”姿态在杂志亮相，引起本地时评人谢诗坚质疑议员形象明星化的必要性。然而，我国三大政党妇女组巨头却未对此给予全盘否定。

谢诗坚昨晚在题为“政改中的妇女醒觉”的韩江论坛上以主持人身份，要求行动党全国妇女组主席章瑛针对该党森州万茂区州议员黄美美以类似“模特儿”的姿态，出现在《号外周报》一事作出回应。

章瑛却认为，是否愿意充当媒体的“模特儿”纯属个人自由，她更直言，“有本钱的人要美丽（打扮），就去美丽啊！”然而，谢诗坚显然对此回应不甚满意，坚持要章瑛阐明立场，究竟人民代议士充当模特儿的趋势值得鼓励，还是应加以制止。但章瑛最终也只重复表态，尊重个人自由。

周美芬：踏实工作会更好

虽然，马华妇女组全国主席周美芬也对章瑛的看法表示认同，但她补充，政治人物掌握本身的形象塑造，未必要凡事符合及听命于媒体的要求，任由摆布。

她声称，之前也曾接获类似的邀请，但因觉得与本身形象不符而婉拒。她更略带批评的口吻说，“我想，倒不如踏踏实实地去做事更好。”

昨晚在韩江学院举行的该项论坛共获得约80人出席，大部分为女性听众及三党的成员。

“当模特儿属于个人自由”

民政党全国妇女组署理主席吴秀丽则也认为，议员是否愿充当模特儿是个人自由，不过，既然是公众人物，则难免会引起广泛讨论。她举例，之前林冠英在官邸接受时尚杂志的专访，也引起一些社会人士的评头论足。

去年杪，大马版的男性时尚杂志《男人志》曾拉了一票摄影师，为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改造型及进行专访。当时，他也是继另一名民行国会议员潘俭伟之后，第二位接受《男人志》专访的大马政治人物。此外，自从《号外周报》改版后，甫当选社青团首位女署理团长的李映霞和沙等国会议员张念群，也曾接受专访及以特别造型向读者亮相。

代议士只需衣装端庄示人

谢诗坚表示，他不只针对女性议员担任杂志模特儿的趋势提出质疑，林冠英的做法也值得商榷。他表示，黄美美在杂志上以各式服装示人的做法，显然已超出了一名公众人物只需以端庄衣装上镜的界限。

他接着指出，议员应以表现来赢得人民的支持和肯定，没必要借任模特儿的手段来博取宣传，“选民投选你，没要求你充当模特儿。如果这样的做法值得鼓励，那以后从政者一定认为借此争取支持即可。”

“我不反对冯宝君等人因特定课题出现在新闻版面及上封面头条，也认为，政治人物衣装端庄即可。但是没必要充当模特儿。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也不可能再一如以往般，应媒体要求打扮成各种特别造型。”

过后，他在记者不断追问下澄清，那纯粹是他对议员充当杂志“模特儿”所持有的个人疑问，绝未定论这是错误的风气。

不取消“丘比特的天空”

此外，谢诗坚在论坛开始时也质问马华公会妇女组推行“丘比特的天空”及排舞活动，是否与政党的政治性功能和定位不符。唯，周美芬却为由其一手推动的配对活动加以辩护。

周美芬表示，丘比特的天空是因为取得成功，才会成为讨论点及令人忽略了妇女组在其他方面的贡献，“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不局限于高喊口号及政策上的工作。妇女的权利必须全面获得保障，虽然我们被一些类似‘新闻报报看’或‘马华党选面面看’的节目嘲笑，但将继续进行。”

“这项活动有其社会功能，可协助政府解决很多孤男寡女的社会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不结婚，有些人有这方面的需求。”

走出传统框框以专业论政

另一方面，她指出，马华妇女组有4000多个支部，欲随时动员一两万人都不成问题，“我们必须以投其所好的方式来吸引妇女参与，再带领他们进入政治主流。”

“如果行动党以前批评马华主办排舞活动，民联执政雪州后，郭素沁却第一个带领民众跳排舞。所以，这说明了政治是群众的运动。”

不过，她表示，马华妇女组接下来要加倍努力，突破民众认为女性只擅于处理妇女与小孩、家庭及社会福利课题的框框，同时也建立更专业的论政文化，以数据和研究来对回应政治。

章瑛则指出，行动党妇女组接下来会跟随国际人权与民主发展的脚步，争取平等的两性权利。

转载自2009年1月9日Malaysia Kini网站

卅年前的中国 （跃马扬鞭）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1978-2008），蓦然回首30年前的中国，历历在目。

当1978年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一锤敲定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前几年，中国仍然处在一个与外界截然不同的社会。与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大致相差不远。

我是在1980年首次踏足这个古老的国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一切依然故我。没有飞机直通，我们只能在香港乘坐列车进入广州。当火车进入中国的边界时，耳边响起熟悉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文革”的痕迹仍然留在中国人的脸上。街道的汽车有限，出租车也不多见。整条大马路尽是自行车的世界，还有就是滚动的人潮。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与我们生活的社会大相径庭。那时我的初步结论是：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人民有很大的距离。最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人民衣装朴实，系两条辫子的女性到处可见；建筑物斑剥褪色，商店寥寥可数，有人排队拿粮票换粮食。他们用惊异的眼光望着外来的游客，不知是羡慕还是把我们当成来自另外世界的人？

当时较有水平的酒店不多（中国人一般把较高级的称为宾馆，把较普通的称为招待所）。我们第一次是住进白云宾馆，旁边有一间国营的“友谊商店”，算是当时最高级的百货商场。在当时吃饭是有时间性的，过了晚上8时，就不再有地方卖吃的了，更没有所谓宵夜的夜市，也没有娱乐夜生活。不过在中国你是不会寂寞的，因为有太多令你感到新鲜的东西；尤其是名胜地，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由于我们是到来参加广州交易会，只能在广州的范围自由来往，不得擅自走出广州。这是国企发准证给马来西亚商人时所开列的条件，而且住在什么酒店都要备案，以方面国企官员“联系”。

广州交易会址在流花路，面积甚大。它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窗户，以那时的面积来说，我相信没有一位商家可以走完所有的展馆。虽然展出的尽是琳琅满目的国货，倒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争相采购。

我在参加交易会期间，有一天竟把小公事包置在交易桌上而后到其它地方转转，待到发现时，急快地赶回原来的地方。只见一名女服务员坐在那张桌子守着小公事包。我喜出望外拿回小公事包（内有护照和4千元美金）。这位服务员告诉我是其领导叫她守到客人回来，查明身份后物归原主。这种路不拾遗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也使我想起1971年时，庄汉良（当时的联商会总会长）随东姑拉沙里访华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那一句话：“中国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当时我还纳闷会有这么一回事。未想9年后，我亲身体验这是如假包换的评语。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们当年要到银行兑换外汇券来使用（外宾不能用人民币付款，要用外汇券，信用卡还不通行）。这不是钞票，但比人民币还值钱，因为一些高档商品只能用外汇券买，不收人民币，造成外汇券有价。记忆中在那个年代外汇券“一枝独秀”，可以换到一元一角乃至一元三角的人民币（相等于比人民币高出10%至30%）。

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之后，中国一天一个样，一年一大改，变到我们几乎认不出来。不但大兴土木，连人民的衣着和思想也改变了，甚至超越我们想象的。不用说外汇券取消了，人民币变成国际通用货币。今天30年后看到中国，几乎30年前的景象都不见了，但不变的是：中国依然是中国，一个已经崛起的中国，令我们刮目相看。

刊于2009年1月5日南洋商报

泰益说的话是多余的 （天下纵横）

巫统宣传主任莫哈末泰益接受《星洲日报》采访时说了这样的话：“马来主权”一词纯属花言巧语，（在）现实生活中，（它）是不存在的。

除此之外，他还打了莫名其妙的比喻。其一是“马来人优势’无关’马来主权”，更不是指马来人支配其它种族。例如一个村庄只有一间马来诊所，那就是马来人的优势；其二是在过去，巫统在国阵内起了“支配”作用，但所谓支配反映在它让非马来人在马来区上阵，例如马华前乌鲁雪兰莪区国会议员许启谟（当时的马华署理总会长，在1969年蝉联国会议员）的选区有55%马来人，30%华人和15%印度人，但当地马来选民都听从巫统的话，让许启谟连战连胜。

针对他的谈话，我们不妨作下列的解读：根本没有“马来主权”这回事，是政客提出来“糊弄”人民的字眼。但这是正确的说法吗？

请看在308大选前的一些政客对日久存在的“霸权政治”洋洋得意之余，竟提出了“你不喜欢就回去”的说法，而且认为应在各个领域反映出马来人的特殊地位。于是也就出现“马来主权”的说法，且视为是不可挑战的。即便是在308大选后，也还是有政客不断地提出种族性论调。例如“华人寄居论”就是。满脑子充斥了“马来中心”思想。他们之所以有此想法，也是种族政治带来的结果。

如果说所谓“马来主权”是不存在的，那么莫哈末泰益首先要向种族政治挑战。他会要求将种族性的政党转型吗？他会要求在政策上减少一族独大的偏差吗？他对新经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会建议一切国策交由国阵来制订吗？如果他本身无法针对问题来解答或解决的话，那我们只能说他企图在自圆其说，为已存在的争议作掩饰。他应该知道他说的话是顾左右而言他的不实事求是的说法。因为客观的现实是不以他主观的说法为转移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如莫哈末泰益所说的。这样的课题是不存在的，谈了“伤感情”，但从泰益引述的例子又教人感到啼笑皆非。他怎么可以把这样重要的课题用不恰当的比喻来化解呢？

例如，一个村庄只有一间马来诊所，当然各个种族都会求诊。这样的村庄肯定很小，人口也有限，在当今的社会也不多见，也是个特殊的例子。在这种情形下，它是与“马来主权”无关的，只说明它是一枝独秀的行业，不说明它在彰显种族的优势。在小小的村庄里，没有人要争议这是不是“马来主权”的表征。因此泰益的比喻是文不对题的。

至于泰益所举的第二个例子，则是马华永远的伤痛。自1957年独立以来的历届大选，马华候选人多数在混合选区过关难免授以巫统口实，认为因为有巫统支持，马华候选人才能胜出，不然是无法胜出的。

我们不否认马华在华人多的选区多数难敌反对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在308之前的前三届大选，不是说明马华也能在华人多的选区胜出吗？因此不能说马华靠巫统而求存。

不过我们也不要否认，马华的重要人物一向以来都在混合选区胜出，甚至在马来人较多的选区胜出。例如陈修信及后来的黄家定就被巫统一些人揶揄为靠马来人支持而胜出。正因为这个弱点，也被巫统一些人拿来做文章。

可是反过来，巫统一些候选人在有华裔选民的地区，也是要靠非马来人的支持才能取胜。这就意味着彼此都需要相互支持，不能只是单行线。

未想泰益拿这样的事件来形容是“巫统支配权”才有了马来人支持马华候选人。这等于是在彰显马来支配权的重要性，也是存有自大的思维。他在字里行间显示了支配权的优越感。根本没有针对所谓“马来主权”不存在的事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们要点出的是：泰益的比喻是舍本逐末的，没有说出真相。因为人民对于巫统的“一党独大”感到不是味道，才有308的政治海啸，结果是拖累了马华和民政伤得很重，连巫统也感到主权地位受到挑战。

未来的巫统主席纳吉说得好，如果国阵不改变，那下回就让人民来改变它。
这种干脆利落的话胜于泰益的模棱两可的不着边际的涂脂不抹粉的谈话。正因为国阵其它成员党也看到症结所在，才要求巫统转变，也只有巫统转变。国阵才能改变。就此来看，泰益要求怎样的巫统呢？这才是关键的自我批评。他没有说，我们只能说他在说了一大堆对国阵没有作用的“多余的话”。

刊于2009年1月5日《号外周报》第409期

行动党姓“社”或姓“资”？社会主义“大衣”转成“内衣”的解读

在进入分析民主行动党的意识形态及后来的转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这将触及社青团新团长陆兆福所作的不明朗的解释。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根据行动党的元老领袖林吉祥（1969-1999担任秘书长长达30年）在1967年时的解释是﹕“我会将民主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承诺透过集体和社会行动来扩大个人自由，以便为人人提供快乐、有尊严及生活获得满足的平等权利。这个定义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及达致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目标即是一个平等，没有人剥削人的人道社会。”

丘光耀在其博士论文中将这段话演绎成“扩大自由、实现平等”为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核心价值。

在这之前，民主行动党在成立时开章明义地宣示﹕“创造一个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见行动党15周年纪念刊）。

因此行动党创党主席曾敏兴毫不讳言地指出﹕“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是从马来西亚的现实局势与需求中产生出来的。”（见同上）

他在1966年（6月22日正式获准注册）党成立时，清楚地表明﹕“民主社会主义是提供唯一有效的非种族路线来建立团结的马来西亚。”接着在1967年的“文良港宣言”中，更进一步明确党的基本政策和原则纲领是追求“以种族平等、社会及经济公平及国会民主制度为基楚的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主义马来西亚的理想。”

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行动党是定位在“民主社会主义”，而这个理念接近于西方的“费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费边社会主义”是兴起于19世纪未期，主要的代表人物萧伯纳及悉尼韦伯。他们是采用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一位因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作为社名。主要的观点是鼓吹阶级合作、社会和平、通过选举建立政权，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循序渐进地运用民主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从这样来看，行动党是走西方式的宪政斗争，不诉诸武力，也不讲阶级斗争，整个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如果没有了民主选举，它的存在就大有问题了。

当然行动党不是自我创造或定位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它的源头是来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李光耀在1954年创立人民行动党时，他无疑是把左派拉进他的阵营，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当时的左派代表人物是林清祥（学运及工运的领袖）。

不过，在李光耀控制下的人民行动党是不走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而是标榜“民主社会主义”，因此当他在1959年上台执政后，坚持它的费边式的思想，并在1961年与左派阵营公开决裂，后者在林清祥领导下另立社会主义党（社阵，与马来亚社阵同一意识形态），和李光耀对着干，显见人民行动党与社阵是两个不同思潮的斗争，因为后者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子，而前者则没有（社会主义学派的不同由来已久）。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李光耀就将人民行动党搬进马来半岛的政治大舞台，且在1964年参加马来西亚的大选。如果说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对手是新加坡社阵的话，那么在马来西亚，它的对手就有两个，一个是执政的右翼联盟，另一个是左翼的社阵。

在这一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留下一员大将蒂凡那，继续演绎人民行动党的斗争路线，并触发李光耀在1965年联合东西马的反对党（但排除左翼的社阵）组成“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以期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扩大，用以打击左翼的社会主义斗争。

但在同年的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已得另觅出路，不能再依附李光耀而生存了。

1966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党就是延续这一“香火”，继续由蒂凡那领导（他在1967年将棒子交给吴福源，更在后来回到新加坡。1981年出任新加坡总统，1985年卸职），反映了两者之间存有共同的“脐带”，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和理念虽山自李光耀的创意，也被民主行动党当成斗争的一个方向。

这就是说，民主行动党要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来落实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丘光耀在其论文中这样说﹕“行动党当年就已经将其意识形态──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定位在介于联盟政府的种族的右派和受外国鼓舞的反马来西亚左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这‘第三条道路’在1969年的大选发酵，民主行动党在没有李光耀和蒂凡那的影子下取得了立足点，而且是一项大突破，夺得13国席及31个州议席，战绩显赫（这一年，马华也只剩下13个国席），与另一也是标榜左派的民政党共创佳绩（民政党成立于1968年，其意识形态定位于温和社会主义，也可归为费边式社会主义政党。它超越行动党的地方在于取得了槟城州的执政权），（它们的脱颖而出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社阵（劳工党）杯葛大选，不然选票肯定分散而不能打击联盟）。

自此之后，民主行动党的代表人物是林吉祥，不再是蒂凡那或吴福源了，它也不得不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越走越远，到后来成为两个不相连系的政党（换句话说，民主行动党‘断奶’成功，自成一格）。不过，就意识形态而言，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没有太大的差别，也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有所连系。

虽然如此，林吉祥（1970年）还是认为“我们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只需在一个几乎同质化的社会中为阶级矛盾而斗争。而亚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还要面对许许多多非经的因素，如种族、宗教和语文问题。在亚洲混杂分化的社会中，这些因素在广大亚洲人民的脑海里比经济争论发挥更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过多年的实践，林吉祥终于明白调整策略与指导思想的必要性，因为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始终无法在马来社会找到突破口，且被认为是抄自李光耀的，不是林吉祥的。同时党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被敌手解读成另一种体制，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而要破除这一说法（认为被曲解），最好的方法是自我转型，以堵住敌手之口。为此林吉祥在1996年时提出，民主行动党一路来坚持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在未来30年的斗争应该加以扩宽，以便给予马来西亚宏愿（指马哈迪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一项全面意义。

林吉祥在1999年时这样说﹕“马来西亚正处于历史性的政治转型期，拥有黄金的政治机遇以带来深远的改变，透过粉碎国阵的政治霸权模式，让它丧失不曾失去的国会三分之二，甚至是当前六分之五的大多数优势，因为这就是它不民主的统治和压制马来西亚人民基本权利的根源。”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行动党在林吉祥领导下，斗争策略已有一定的变化。在70年代，它是不屑与其它反对党合作的；在80年代仍是按此思路进行斗争，且把重心移向槟城，目的就是要取代昔日的“盟友”民政党的执政地位。但到了90年代才开始有了转变，先是与46精神党合作（另一方面又让46党与回教党合作），因而在1990年的大选取得佳绩，差3席即执政槟州。后是在1999年与安华的公正党合作，更直接地参与三党联盟（破无荒首次与回教党同一个平台斗争），可惜这一回行动党遭遇挫折；更在后来引发行动党与回教党的交锋乃至于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替代阵线）。

但这也给予林吉祥思考党的意识形态的调整。他在90年代后绝少提出民主社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有两个重要因素所致，其一是国际的因素，苏联的变天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美国保守势力的日益壮大，使到社会主义政党不再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其二是自从左翼统战在80年代退出政治舞台后，基本上行动党的敌手只剩下右翼的国阵，不需要刻意打社会主义牌，转而揭开对手的霸权政治来穷追猛打。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不用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也还是可以直击右派心脏。

2004年时，林吉祥说﹕“行动党准备与国内进步的回教力量合作，以在21世纪扩展公正、民主及多元的空间。”

正因为回教党在政治上的比较保守和对社会主义理念有一定的“距离”（例如2004年吉兰丹州务大臣聂亚兹就基于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就不大赞成他来吉兰丹参加国会选举。这也导致赛胡申在2008年也不参选），行动党也不得不下调其社会主义色彩，转而强调社会公正，以争取马来人的支持。这种论述也与陈庆佳（国会议员）在1984年提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说，追求“一个更公正、更合理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比诸追求“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更为迫切需要，这点我们可以从人民社会主义党的策略与成绩中看出（指人民党在选举中屡战屡败）。

换句话说，行动党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已经意识到自我转型的重要性。2002年，行动党政治教育局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述“行动党的民主社主义理念是一股要求政治自由、社会开放、经济公正、政教分离、人人平等（包括种族、宗教和性别等等）的政治思潮。巫统或回教党主导的马来西亚政治，都是和上述理念格格不入的。由此，行动党的‘第三条路’在21的建国历程就显得更加重要。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明确定位在于介于种族主义和神权主义之间的且多元的民主主义。”（见《民主社会主义在本土化的定位》）。

这就给行动党在2005年修改党章提供了依据，即将“民主社会主义”调到“社会民主主义”。当这一修改提出时，大家都没争议，因为彼此都意识到21世纪意识形态的斗争已非第一位，而民主主义的斗争被提上第一位。

这一种转变是很奇特的，也具有特殊性。过去行动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要有民主政制来配合，但社主义先行；今日则认为民主主义先行，以落实一个它所追求的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大衣”已转成“内衣”，而将原属“内衣”的民主主义转化成“大衣”。彼此调位是21世纪民主行动党的意识形态的明显转变。

姑不论今天已执政槟州的行动党是否已落实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或正在落实，或已姓“资”？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的主题是揭示“社青团”所出现的对意识形态的模糊。

新团长陆兆福向《当今大马》承认，社青团的意识形态在近年来日渐褪色，但他突然转调说要继续高举“社会民主主义大旗”，以中间偏左的路线作为政治斗争方向。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是继续，而是转型，以服膺于母体的转型。既是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不再穿上社会主义的大衣，就不知道陆兆福要再将社青团正名为“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抑或是还要坚持当下的“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斗争？虽然两者并无直接矛盾，但总有先后的秩序，既然“民主主义”先行，以符合社会潮流，陆兆福也就有需要对此下一番功夫和作出解释。

在当今的情势下，行动党是姓“资”或姓“社”，也当会在党内有所辩论，行动党领袖常把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挂在嘴上，认为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不知是否意味着姓“资”或姓“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选举时胜出？但我们不要忘记，邓小平论调的后面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知林冠有否注意到行动党的背后也有一个“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马来西亚”？还是要改成“建设民主主义的马来西亚”？关于这一重大的严肃课题，我们交由行动党及社青团去深入的探讨，也许它们有更好的诠释，为未来作出更明确的定位。

刊于2009年1月5日《号外周报》第409期

突变声中迎新年

2008年发生太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突变”，最大与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由美国引爆开来的“全球经济大风暴”。其杀伤力之强，远远超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波及的层面，几乎涵盖世界每个角落。抑有进者，这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还在持续蔓延和扩大；有形或无形地走进每家每户。有人已经直接深受其害：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减薪的减薪，不知何时才能峰回路转？有人则尚未受到直接影响和打击，但已感受到世界的经济走向不明朗，随时有被击中的可能。这种心惊胆战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也是2009年对全世界的最大挑战。万一情势持续恶化，更多人深受其苦自不在话下。因此今年每一个人都要抖擞精神，迎接一场“看不见的经济大战”。这就是超级大国的美国送给全人类的“黑色新年礼物”。

虽然我们不准备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但也不得不提防我们会再一次陷入类似30年代的“大恐慌”。这就需要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做起：“量入为出，节俭不奢”。也只有以此作为今年的座右铭，我们才不至于被“经济海啸”所淹没。不要因为“灾难”尚未降临家门，就无需有“危机感”。美国人民何尝意识到2007年逐渐爆开的“次贷危机”会触发一场持久的经济风暴，直到今天仍然看不到尽头？

第二个“突变”则是去年５月发生的四川大地震，逾8万人民突然从人间蒸发。此种天灾悲情，让人无法释怀。虽然人类文明已进入科技时代，世界已缩成一体，但仍然无法避开自然灾害。“人可胜天”论只在一方面说明人类的智慧能破解天地间的一些奥妙，但尚不能战胜某些“天祸”。海啸和地震这两个“庞然怪物”的危险性远超“古代恐龙”带来的高度破坏性。如果说恐龙时代早已灭绝，不足为惧，那么间断性发生的海啸和地震就是防不胜防的天灾了。正因为天灾无可预测，也就挑战了“人定胜天”的理论。即使科学家可以向月球和火星探秘，但他们仍然无法测知地球和海洋中深处的地震和海啸乃至火山何时发威？人类生命的脆弱，也应证宇宙间的“天变”是人类的“共同无影的敌人”。

第三个“突变”就要谈到“政治海啸了”。这场政治突变使到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和政治格局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没有人会料到，也没有人提个醒。就在308那一天，人民才第一次看到改变已经到来。

虽然这样的改变是半改半不改的，但人民求变之心已是显露无遗。政治斗争也进入了另一个新时期。

我们暂且不要期望“政治海啸”之后能给人民带来什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政治海啸”的杀伤力是最小也是最符合民主原则的。就此而言，我们不害怕的是“政治海啸”，最怕的是“自然灾难”，而在这两者之中的是“金融危机”。

不论是哪一类的“突变”，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既有忧虑，也有惊喜。这就是2008年的“三大特征”，也是媒体所关注的三大课题。

成立于2006年的韩江电视新闻中心自然免不了把焦点放在天灾人祸上，也对政局的改变提供及时评论。换句话说，我们及时加入了媒体列车。但整体来说，韩视网的新闻与电视新闻短片有别于一般的平面媒体，也不尽然同于其他电子媒体。因为我们拥有双重的使命开展这一个旅程。一方面是提供教学平台，让韩院的学生参加实际的采访与报导工作，达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行线；另一方面是通过本身的编采队伍，融合各方评述，提供另类新闻予读者和网民，以建立我们的品牌。由于这条新兴的道路走对了，我们已在过去两年扎下根基，影响力逐渐扩散。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决定使之更加专业化和作更深入的独特报导，并决心向双语进军，以让韩视网成为一个能为更多人服务的网站，向全世界的网民公告韩江学院有本身的网络电视和网络电子报，辅以每两个月出版的“韩视新闻”报刊，以体现韩视网已从中崛起，正在挤入世界网络之林。在新的一年来，尽管我们带着2008年的阴影看未来，但请相信韩视网，未来我们希望会有令人惊喜的“突变”。变得更有内涵和浏览价值，为韩江学院点燃未来发展的道路。

刊于2009年1月1日光华日报及韩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