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日与民主开放 （天下纵横）

这应该是槟城固有的特色：每年农历七月份的中元节，大街小巷都闹个不停，几乎是轮流庆祝的。“大士爷”也就成为每个街区膜拜的天神之一。

除了善男信女大事膜拜这一年一度的鬼节外，各街区也循例举行宴会，招待街区人士大快朵颐一番。

不过，槟城的中元节的特殊意义不仅止于祭典和宴会，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是政坛人士直接与民同乐的时日，也自然会借机会发表政见或高谈阔论，这已是多年来的传统，改变不了的，也没有必要做出改变。

这就是说，槟城的中元盛会是独一无二的，它有几层的社会功能也是不争的事实。首先它是祖先流传下来的节日，要人民懂得行善和发扬孝道。其次是联络街区的人和增添地方热闹。再下来是进行教育筹款，这在其他州是不多见的。槟城的特色就是祭拜不忘教育，在行情较好的时日，可以为一间学校筹获近百万元，较差的也有几十万元。由此可见，中元盛会已成为另类的华校筹款运动，年年如此，风雨不改。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就是摆设宴会，然后请议员或政党领袖在会上发表政论，这也已是习以为常的事。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几乎是执政党的议员在台上表演，而反对党的议员数目有限，也无法赶场，即使有时反对党议员也在场，但他们被请上台的机会不多。一般上宴会是邀请政府官员（议员）为主的。

然而时代终于做出改变，那就是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反对党跃居成为执政党，也就成为“新贵”被街区请来增加场面光彩。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已转身成为执政党的议员当然会借宴会高调问政，因为这是最好的机会向民众表达政见。但问题也因之发生；尤其是在今年来明显地发生中元宴会不谈政治的禁忌，使到一些政治人物不知谈什么好。
据相关人士的反应，有些街区的负责人是某政党的成员或支持者，如果让政治人物在台上骂自己的党，那是有些不自然或说不过去的。因此索性提倡“中元时节莫谈政治”的运动。

但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吗？倒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依我看来，既然中原盛宴是民间的聚餐，也有各式各样的中下层人士参与其中。若政治人士不谈政治，只谈“风花雪月”或“求神拜佛”，那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毕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问题，政党与政党之间也有矛盾和斗争。如果不借此机会摊开来讲，相信有不少人是不知其真相的。

因此，我支持也赞成政治人士谈政治，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不无的放矢和不借题发挥来诋毁别人，那是可以允许的，至少对事件的澄清或对真相的揭发也是必要的。当然政治人物也要给主人家留下情面，不可利用此平台来抬高自己而贬斥别人。

我依然认为，槟城中元节的传统是值得保留的，至少在非竞选期间，提供一个平台让政治人物与民众做近距离的交流是有利无弊的。一方面民众可接近议员提出要求；而议员也可表达其亲民的一面，只要彼此各取所需，又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哪些与政治无关？既然样样与政治挂钩，则我们是无法逃避政治的。也就没有必要阻止议员或政治人物谈政治课题了。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相信人民会分辨政治人物的演讲是言之有物或胡言乱语的，民众不怕被政客误导，反过来政客最怕的是被民众揭穿其误导言论而下不了台。

因此，让中元节日与民主开放一同挂钩的美德是应予珍惜和保留的。

刊登于2011年9月12日《号外周报》第547期

华裔首长的情意结 （跃马扬鞭）

种族政治在战前已存在；战后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直到今天，种族政治仍然主宰国家的政治走向。

所谓种族政治，说白了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的政治倾向，它是自然形成的“物以类聚”。有时候与意识形态无关，也与政党的政纲或定位无关，即使是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也会面对种族政治的困扰，虽然它们不是刻意地突显种族政治，但当来到一个关键时刻，它往往会发挥微妙的作用。

同样的，对于种族性政党，它也会在特定的年代和特殊的情况下做出特殊的安排。举例来说，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已取得执政权的联盟，若以议席来取决，自然由巫统党人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因为在当时巫统占7席，马华5席及国大党2席。但东姑阿都拉曼并不这样想，他认为妥善与恰当的安排是由马华推出首席部长人选，毕竟巫统已获取中央及其他州的控制权。就这样，马华的王保尼在民主的票选下，当选槟州首席部长。此事还得感谢时任槟州联盟主席的林苍祐的推荐与安排。

事实上，选华人担任首席部长是恰当的，因为在独立的那一年，槟州的57万总人口中，华裔占了57.2%，马来人占了28.8%及印度人占了12.2%。从人口比例而言，华裔出任首席部长也是无所争议的。

由于传统使然和受到所谓“社会契约”的影响，槟州的政局一直到今天还是由华人主政（担任首席部长）。即使两度改朝换代，也没有换掉华裔首长，这又是为什么呢？它的奥秘就在槟州有了不成文的誓约，也不以个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我在2005年的一项研讨会中提出槟州存在着华人主导政权，而且有历史渊源和依据，但也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有人提出林苍祐的思想意识是华人的吗？还有民政加入联盟（后改称国阵）后，算是华人政权吗？是华人在主导吗？

事实上，历史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其一在1969年大选时，因为有看到林苍祐足以取代王保尼担任首席部长，也就大胆地改朝换代。虽然说林苍祐是受英文教育的，但他保有华人思想是不争的事实。槟州在他主政下，华人并没有指责林苍祐削弱和剥夺华人的权益。

1982年大选，林苍祐为应对挑战，特别推出一本小册子，取名为“马来西亚唯一的华裔首席部长”，目的就是要鼓起华人的情意结，最后他取得民政8席全胜，而气走了马华的林建寿的夺权行动。

如果说林苍祐加入了国阵，就不存在华人主导政权，那他就不需要打华人牌了，民政也不可能继续在国阵内主导政权了。

本来在1990年当林苍祐大选失败后，是巫统最好时机派人担任首席部长（那一年巫统12席，民政7席，马华及国大党全军覆没），但马哈迪还是坚持由民政党派人组成州政府，才有了许子跟时代的降临。他取代了林苍祐成为第三位华裔首席部长。

这一年的另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是林吉祥率行动党扬言夺权未能成功，反而差些“丢了”华裔首席部长。这样的政治赌博华人认为风险太大，以致在下来的三场大选，行动党总是扑地不起，只剩一名州议员（1995、1999及2004年），理由是华人看不到改变的到来，也输不起华裔首长。

来到2008年，林冠英率行动党再作夺权的尝试，并让华人看到若改朝换代也不必担心会牺牲华裔首长，顶多是这个党的华人换那个党的华人，正是民族情意结发生效用；再加上安华因素，林冠英终于成为许子根之后的首席部长。

现在离大选已不远，巫统也率先放风声说：若国阵夺回政权，仍由华人担任首长。这就告诉我们不论政治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槟州还是由华人主导政权，谁若是乖离这一游戏规则，后果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刊登于2011年9月12日《南洋商报》

战前及战后的左翼运动 （现代春秋）

左翼运动是一种思潮，说白了就是开展社会主义运动，以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政党或说右翼的政党所推动的学说。再往前推，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推动和发扬。 自从十八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学说后，它就朝向唯物主义哲学领域发展，而否定或批判了唯心主义。 这就是说，左翼自有其来源，而且是属于国际性的政治运动，它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闭门造车的，因此要了解我国的左翼运动必须要从它的源头探取。 当孙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他不是带来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后建立共和政体，这是归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可惜的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军阀；尤其是袁世凯所剽窃以致孙中山的革命落空而有了第二次的革命（1913年）。 尽管孙中山诉诸的是革命的手段，但他不是左道中人，一心只想振兴中华，也从未“输出”革命。这就是说，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不是我国左翼运动的萌芽（虽然孙中山在晚年的1924年促成国共合作而使到其革命染上左的色彩，但基本上他还是坚持其“三民主义”的理念与政策。不幸的，当他在1925年逝世后，国共合作在1927年变成“势不两立”）。 无可否认的，我国左翼运动的萌芽是受到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冲击。“五四”运动也把马克思主义带入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特别是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推翻了沙皇统治后，它就将社会主义思想转成可以向四处传播的运动。共产国际也就在这样的有利环境下成立起来的。1921年中共的成立及1930年马共的成立，都是与此大气候息息相关的。 马共在这之后介入了国际政治运动，马来亚的左翼政治就这样形成了。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时，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民间就掀起了筹款与抗日的活动。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就是一个铁证。虽然初期陈嘉庚并没有党派色彩而是领导群众支持中国抗日，但后来他也转化成左翼政治运动中的中流砥柱。 最为明显的是，当马来亚和新加坡相继于1942年沦陷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俎上肉时，许多华人参加了抗日战争。马共的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不久，也在1943年与英军联手反日与反法西斯的斗争。 因此在抗日战争的年代，不论是中国方面或东南亚方面，左翼政治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高潮是形势所需，即使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军也不得不与苏联合作，与中共合作乃至通过盟国，如英国寻求东南亚抗日阵线的合作，目的就是为了打败军国主义的残暴统治。换句话说，在抗日的年代，左翼运动加入了反侵略，反军国主义，反纳粹的运动中，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左翼政团的势力得以从中崛起，因为它在抗日的过程中得到了“鼓舞”与支持而挑起重担成为抵抗侵略者的急先锋。 因此战后崛起的左翼政团是由四面八方涌来的，除了马共的抗日军有大半（6800人）缴械投入社会，又保存另一半的势力外，另有民主派人士包括受英文教育的左翼份子也组织了左翼政党。例如1945年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以华人为主及同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也都高举左翼大旗，并坚持反殖斗争。 当这两股力量在民间成立了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及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后，便在1947年汇集成强力的政治核心，在陈祯禄的领导下展开全国性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与巫统达成协议，准备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这股新兴力量也呈上《马来亚人民宪章》，希望能被英国所接纳。 但在英国军事政府断然拒绝人民宪章后，它就开始向左翼政团开刀，先是宣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2月1日生效，继之在6月份的时候，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于是马共又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斗争。 紧接着，英军事政府大举镇压和逮捕及驱逐左翼人士，更在1948年迫使马来亚民主同盟党“无疾而终”，自我停止党务；又在1950年查封马来国民党，指它与马来亚民主同盟一样，受到马共的渗透。 由于左翼政团受到钳制，右翼政党开始探出头来而成为被英国接纳的政治主流，这包括1946年成立的巫统，1946年成立的国大党及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这三个政党在因势利导下在1954年组成联盟，全面地参加1955年的独立前的普选。在取得52席的51席下，它跃居成为自治邦政府，也促成东姑领导联盟于1955年杪与马共在华玲举行和谈，因条件不成熟宣告失败。 这个时候，东姑集中其力量争取马来亚的独立，而不让左翼政团干预其中。不过当1957年8月31日的独立钟声敲响的时候，马来亚的左翼阵线又从另外的管道涌现，那就是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与右翼的联盟分庭抗礼。我国的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上） （本文作者于8月25日应21世纪出版社之邀，为吴瑞霭遗著《走上抗日的道路》主持推介礼，并在会上发表《我国左翼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专题演讲，这是演讲的第一部分内容的摘要。）

独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 （现代春秋）

当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左翼统战重新整合再出发，因而在这一天有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的诞生。其领导人是一向以来具有左的色彩的布斯达曼（他在1937年即参与领导马来青年同盟（KMM）而被扣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他又参与领导马来国民党，并出任属下的马来醒觉青年团团长（API）。1948年因介入反英运动再被扣捕；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封；1955年布斯达曼获得释放，马上与布哈鲁丁联手组成人民党）。 布斯达曼时任人民党主席，高举左翼社会主义旗帜。虽然在1956年布哈鲁丁脱离人民党转而成为回教党主席，但并没有给布斯达曼造成阻力，反而在背后支持布斯达曼追求左翼运动的统一。这在当时是很奇特的倾向，回教与社会主义是相互沟通的，不仅在印尼的苏卡诺总统领导下有出现“纳沙贡”主义（即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宗教三位一体），而且远在中东的埃及也是倾向苏联的，采纳了一些社会主义政策。 在布斯达曼的推波助澜下，他成功地促使另一个左翼政党—劳工党与人民党结盟，组成社阵。 如果说人民党基本上是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党，那么劳工党就是以华人为主的政党。这两个政党的结合意味着它将与右翼的联盟打对台。联盟是1954年的产物，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在1955年的普选中横扫51个席位，只留下一席让回教党赢得。 既然联盟引导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立场右倾；那么左翼政党也可以在独立日树立起另一面旗帜。最明显的表现是1959年的大选，社阵以共同的标志参加全国大选，而赢得8个国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社阵中选的议员中有一马来领袖的中选是因为他得到华人的支持，这个人就是文良港国会议员布斯达曼。 不仅于此，社阵在市议会和乡村地方议会的势力也是与日俱增的。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在1958年时，社阵已夺得乔治市市议会的执政权对联盟构成巨大的挑战。 下来争执的最激烈的是1961年东姑提出马来西亚概念，要将新加坡及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纳入马来亚，形成一个新兴的国家，但左翼政团公开反对，形容它是新殖民地产物，也就与联盟势不两立。 虽然如此，马来西亚联邦还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但也标志着左翼政党（社阵）形成一个强大阵线冲击联盟执政党。这个阵线也在1963年是吸纳了一个新的反对党加盟，取名为国民议会党，它的创办人即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前农业合作社部长阿都亚兹。 不幸的，在1964年的大选，由三党结合成立的社阵竟意料之外地受到严重的打击，只有劳工党的陈志勤和林建寿中选国会议员，其他候选人一概翻船。这对高举反马来西亚的政党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也说明了马来西亚的华人在投票时并不能接受社阵倾向支持印尼来反对马来西亚，他们担心与印尼走得太近会导致左翼一头栽向印尼而迷失在其中。 果然在这之后，有两个发展和变化是令人措手不及的，其一是1965年正月，政府大举逮捕马来左翼领袖，它们包括布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阿都亚兹（前农长，国会议员、党主席）、达裕丁（人民党秘书长）及哈斯诺（社阵主席）。他们被指企图在海外（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马来左翼运动遭此浩劫后，再也不易整合起来。 其二是在1966年时，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和反政变，导致右翼军人苏哈多成功夺权，而苏卡诺总统大权旁落。这一改变也大大地改变了回教世界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甚至不认同社会主义的思想与政策。“纳沙贡”理念消失了（其中可举的例子是在2004年大选时，原人民党主席赛胡先虽在加盟公正党后淡化其社会主义色彩，但仍被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点名为不欢迎到来吉兰丹参选，因他是社会主义份子）。 由于马来左翼势力的化整为零，再加上劳工党的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从1965年开始，后者已侧重在议会外的斗争，更甚者有人藉“援越抗美”的斗争，将劳工党进一步推向左的激进道路。就这样，在1966年终于无可避免与人民党分道扬镳。 1968年劳工党代表了整个左翼运动，宣布辞却所有各级议员并决定杯葛未来大选（1969年），以抗议诸多领袖和干部被扣捕。 左翼政团杯葛大选并不是放弃斗争，而是要走更激进的路线，示威游行兼而有之，但它的退出宪制斗争也让第三势力（非左翼政党）跃居成为大赢家。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的执政槟州及民主行动党的异军突起印证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已被取代。 不过，已走激进路线的左翼政团还是继续坚持它们的理念，直到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一网成擒之后，才又逐渐地退出政治舞台。因此从1980年之后，基本上左翼政团已不再诉诸街头斗争。当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方达成“合艾和平协议”时，也进一宣告左翼政治运动已走完它们的历史使命。隔一年，即1990年，砂共最后一批武装份子也走出森林，与政府和解。这就是说，41年来的武装斗争划上了句号，左翼运动也因之潜伏下来，直到千禧年后，又一批新涌现的社会主义份子打着新马克思的旗号在力争上游，一个社会主义党就在2003年诞生了。但它与传统的左翼运动又有些不同；唯一不变的是，新一代依然高举社会主义大旗，但它究竟是社会主义的卷土重来，或在投石问路？相信不久之后，时间或可为我们提供答案。（下） （本文作者于8月25日应21世纪出版社之邀，为吴瑞霭遗著《走上抗日的道路》主持推介礼，并在会上发表《我国左翼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专题演讲，这是演讲的最后部分的内容摘要。） 刊登于2011年9月12日《光华日报》

槟城大桥的故事（上）（直挂云帆）

槟城大桥既是政治产物，也是情牵国际的一个地标。这个故事必须从47年前说起：
1964年，身为反对党——民主联合党主席的林苍祐在竞选时曾提出兴建槟城大桥的概念。可惜他未能取得执政权，大选后也就沉静下来。那一年他及另3名同僚当选州议员，而他本身也中选国会议员，这是他退出马华公会后的第一个战役，开展他的政治长征。

1969年的大选，已经转身成为民政党副主席的林苍祐统领槟州政局，在竞选宣言中再提兴建槟城大桥，且信誓旦旦地说，一旦民政执政，必定实践诺言。

当时执政的联盟也不让林苍祐专美于前。敦拉萨副首相说，其实他是第一个人向王保尼首席部长提及兴建大桥的事。教育部长佐哈里则补充说，民政党在做春秋大梦，它是建不成大桥的，因为联邦政府不会资助一分钱。

不过，在投票前几天（即5月5日），首相东姑说，政府会耗资7千万元来兴建槟城大桥，显然大桥已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这种政治口水战印证了一件事：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异口同声赞成兴建槟城大桥，且列为竞选政纲来争取民心；这也正好说明兴建大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结果在5月9日开票成绩爆冷下，林苍祐的民政党登台执政，槟州成了民政党的天下。不到两年，林苍祐和敦拉萨又因政局的变化在1971年走在一起，这主要是因为“513”事件促成的。一方面是“513”后，敦拉萨成了国家实权的掌控者，出任全国行动主任；另一方面民政党上台执政不久面对内乱，几乎动摇林苍祐的执政权（原本在24席中，民政以16席执政；1971年内讧后，林苍祐剩下12席苦撑局面）。正由于两人惺惺相惜，敦拉萨拔刀相助，喻令槟州4名巫统州议员支持林苍祐在州议会内否决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巫统4名议员弃权），而林苍祐也因势利导下投桃报李，在1972年元旦日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并邀请敦拉萨为光大主持奠基礼。这座新城市综合中心也被命名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缩写成KOMTAR。从此“光大”成了乔治市改造的代名词。今天的光大历尽沧桑，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叫KOMTAR（光大）？

就在民政投向联盟后，这个组织扩大成为国阵（1974年正式成立），槟城大桥计划也就被摆上政府的重要议程。不但有多家国际公司投标，也有一些本地公司投石问路。较出名的7家国际公司中，以日本住友银行的报告最吸引人，也被报章大事报导。舆论显然正告槟城人民：大桥不再是梦。但在1974年的大选时，大桥工程仍无实质性进展。林苍祐的“大桥”被反对党讥笑为“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空雷不雨的“海市蜃楼”。因此出现了到今天仍为人“旧事重提”当时的行动党主席叶锦源挑战“大桥若建得成，他将从桥上跳下去”的绘声绘影的故事（此事后来也被叶锦源（已在三年前病逝）一口否认，指是报章歪曲他的言论，但他不讳言极力反对国阵利用毛泽东与敦拉萨握手的肖像大做宣传。

正是马中建交给林苍祐的民政党带来好运，在大选中再次胜利，而不是槟城大桥给林苍祐带来政治筹码。事实上，那个时候大桥工程“十划尚未有一撇”。

虽然敦拉萨不幸于1976年逝世未为大桥工程拍板，但继位的胡申翁显然关注大桥计划，此时具体的方案已出炉，只是未有人知道大桥工程花落谁家？而实际上又有多少国际公司有下标？

来到1978年的大选，大桥还是在谈论阶段，林苍祐面对责难非同小可，加上在林建寿（已出任槟州马华主席）的推波助澜下，出现一个“七人帮”直捣民政党，以致民政党在大选中遭遇惊涛骇浪。后来虽是有惊无险，但已元气大伤，只剩下8席（巫统9席、马华2席、国大党1席）勉强主导槟州政府，反对党占有7席（州议席已增至27席）。

经此一役后，林苍祐痛定思痛，决心要在其主政期间完成两大宏愿，其一是改造乔治市的光大通盘计划必须按阶段无阻力的在20年逐一落实；其二是一定要把槟城大桥兴建起来。

因此到了80年代初期，槟城大桥有了定案，获标者不是日本公司，也不是德国公司，而是异军突起的韩国现代公司，它成了最后的大赢家。原本备受看好的日本公司落榜了，令许多人感到意外。根据资料显示，总共有160家公司对大桥计划感兴趣，但真正下标的有16间公司，即日本7间，意大利2间，德国、荷兰、法国、英国及印度各1间。由此可见，竞标之激烈。

1983年，我应邀访问韩国，在韩国大使馆安排下，获得现代株式会社的董事金真弦的接见，他向我详细解说大桥的工程，深具信心会如期在1985年完工交货。

1984年，现代公司在衔接槟城大桥两端的中间驱纽部分顺利地将大桥衔接起来而形成一个美妙的伟大杰作。根据所知，兴建大桥总共耗资8亿5千余万元，而不是60年代所说的8千万元，整整相差10倍有余。大桥全长13.5公里（或8.4英里），跨海部分则是8.4公里（或5.2英里）。

果然1985年，槟州大桥终于通车，但没有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也不是由首相马哈迪主持，而是由副首相慕沙希淡驾一辆国产车由威省开过来，算是完成通车礼，既简单又省时，但却是圆了槟城人民梦寐以求的美梦，也改变了槟城的经济面貌。（上）

刊登于2011年9月8日《东方日报》

槟城大桥的故事（下）（直挂云帆）

1990年，林苍祐因竞选失败而退休（大桥与光大成了他的代表作），改由许子根上台主政。这个时候槟城大桥的车辆流动量越来越多，但尚不至于形成堵塞的严重局面。1993年，槟城大桥被私营化，其中一个条件是大桥使用率达饱和点后，有关公司要进行扩建，即从现有的双行到增至三行道（目前已完成此项大工程）。

1995年的大选国阵在槟州取得大胜后（原本行动党在槟州议会有14席，后因补选减至13席，但大选后只剩下1席）。根据许子根的透露，首相马哈迪曾私下表示要用什么来报答槟州人民给予国阵的有力支持，他提出了槟城需要第二大桥的建议。

于是首相在当时一个感恩宴上当众宣布政府将在槟城建立第二大桥，这对槟州人民来说，无疑是另一个大喜讯，有关新闻也成了报章的头条。

虽然政府心中已有腹稿，也预测第二大桥的兴建是不可避免的未来大蓝图，但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也导致政府不得不放慢发展的步伐。这之后，发生了1998年安华被革职事件，而后者卷起烈火莫熄；更在1999年的大选冲击马哈迪的政权，国家政局进入微妙的状态。

到了2002年，当时的首相马哈迪认为经济已有所改善，可以计划兴建第二大桥（因为在那时，现有的槟城大桥的通车量已达饱和点，必须另寻出路）。在与日本公司商议下，又发现问题不易解决，原来日本公司提出较为苛刻的条件，建议兴建钢铁大桥，原料要从日本入口。虽然利息甚低只1%。但比较之下，成本比较低息贷款来的高，只好暂时作罢。

2003年马哈迪退休，改由阿都拉继任我国第五任首相。他的作风与马哈迪有所不同，先是对大型计划谨慎其事，不贸然行动；后是在审时度势下，又于2006年通过第9大马计划启动国家机器，将第二大桥正式纳入其中，而且标明必须在5年内力促其中。

有了定案之后，第二大桥又归谁承建呢？马哈迪的计划是否需要重新改变或是原封不动？最后由许子根代表槟州政府与中央达成协议：交由管理槟城大桥的马友乃德公司（UEM）负责，理由是现有大桥既由马友乃德经营，在不发生利益冲突下，由此公司来推动第二大桥是适当的安排，也会顺利地开展。

于是在2006年11月，由首相阿都拉亲自主持第二大桥的动土礼，象征着这座长达23公里（跨海部份长达17公里）的东南亚最长的桥将会“美梦成真”。

不过，人们又对耗资30亿元的建桥费有了不同的看法，毕竟它不是小数目，能否如期在5年内完工也有争议（与第一大桥比较，承建费是增长4倍有余）。

就在有人质疑是否“动土不动工”时，又一大喜讯几乎让每个人开了眼界。原来在2007年7月13日，马来西亚政府和中国政府签署贷款协议，向中国借贷马币27亿元，年利3%，分20年摊还，它被形容为中国有史以来借给外国单一的最大贷款。参与见证的有我国第二财长诺莫哈末、首席部长许子根、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及中国驻马大使程永华等。

根据马友乃德集团董事经理阿末巴拉斯桑尼于当年7月16日透露，这是一项马中联营计划，中国的港湾工程有限公司将占有51%，而马方则拥有49%。换句话说，中国公司将主导第二大桥的兴建，而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港湾公司拥有丰富的建桥经验，可预期在2011年完竣。

未想在2008年的大选，一场政治海啸又影响了第二大桥的进程，不但槟州政府易主，由林冠英主政，而且中央政府的当家也换人，由纳吉顺势而上，但不变的是第二大桥将持续其进程，只是完工的日期绝对不是2011年，而是推到2013年了。同时造价不止30亿元，而是接近40亿元了。根据所知第二大桥工程完成已超过50%，但是否在2013年通车，尚待观察。

就在第二大桥尚未完工之际，不久前又传来中国另一大公司与槟州政府签署备忘录，准备在槟城大展拳脚，除了要建地下隧道外，也提出建第三通道的海底隧道。

当然在第二大桥未落实前，相关的大型计划也只能处在规划阶段，不大可能同步进行的。无论如何，槟州政府也得为槟岛越来越严重的塞车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以迎接两年后第二大桥的通车，否则槟城的交通将因两座大桥的通车而变得顺得哥来失嫂意的尴尬规划。在这种情形下，重新打造槟城的交通路线图是十分必要的。（下）

刊登于2011年9月15日《东方日报》

阿鸿上菜又开讲 （天下纵横）

多年前，我印象中的“阿鸿上菜”是一位帅哥，而且有很多师奶粉丝，但我从来没有与他谋过面，直到两周前惊见阿鸿出现在槟州客属公会，那时他是受东森电视台的委托作为访员（因为他是客家人），在马新进行系列访问，收集海外客家人和孙中山的故事，我是其中一位受访者。
阿鸿一向以来与烹饪和炒菜脱离不了干系，可他又怎么也触及其它课题呢？原来阿鸿（原名陈鸿）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但一锅走天下，名字在亚洲国家传开，而且也是一位制作人，擅长辅导与心理分析。除了口才了得，他还是一位思路清晰的演绎者，他把这样的学问称之为传播心理学。那就是你在传播事业上也可以寻找自己的定位，人各按其能分配工作，不能人人都是主播吧？

同时应用到人际关系上，也要懂得自我定位，发挥己长。在这方面，他认为烹饪这门学问可够大，而他为自己立下目标后，就一步一步地在学习中把自己锻炼成名满亚洲的煮食高手，因而有了“阿鸿上菜”的美誉。

最近他的名气在上海响开，出版了一本“阿鸿酱心独具”的菜谱。我在与阿鸿交谈的过程中，发现他独有的专长是说服能力强，而且应变能力也快，可以从容不迫地做节目而绝不冷场，他们懂得捕抓观众的心理，让你从头到尾看他在演讲又在炒菜。

阿鸿说，他有意通过网络电视及学府把他的经验与学识传授给新一代，我听了很感动也很愉快，因此决定让阿鸿在韩江学院露一手。

8月23日晚的那一场表演会，名字是我给按上的：如何把槟城小食变成美味佳肴。结果阿鸿很满意，因为他来过槟城多次，对槟城街边小食颇有研究与深入了解，他成了槟城小贩的“师奶杀手”。从他与小贩拍照及他到处在小贩摊当留影看来，他对槟城小食是有研究的。

他这样说，槟城在亚洲有美食天堂之称既不夸张，也实至名归。他走遍亚洲各地，就是发现槟城小贩特有水准，也有独门秘诀，因此成为外地游客大快朵颐的地方。

但他认为槟城小食还是可以提升的。那一个晚上他就是现身说法怎样把普通的炒果条变成CEO炒果条。即在佐料上来一些变化，通过巧妙的炒法，把一大盘的炒果条贡献在我们眼前。

虽然街边的炒果条有所不同，但阿鸿是整大锅炒就的，吃起来另有一番风味，很快地被观众吃得一干二净了。

这种新鲜与独特的手艺也只有阿鸿变得出来。他是一个可以把小食变成桌上餐的人，也就是让槟城小食，下得路旁，上得厅堂，难怪有那么多游客络绎不绝，包括他本身在内，也是槟城小食迷。

阿鸿有意与韩院合作，不单单是“阿鸿上菜”，而可能是“阿鸿开课了”。如果我们协调得当，阿鸿要在槟城设立“美食中心”将会有机会落实，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促成阿鸿把槟城当成为落脚地之一。一旦阿鸿把美食从台湾带进槟城，我们又多了一个“阿鸿在槟城”的故事了。这也是槟城人的口福，您说是吗？

刊登于2011年9月5日《号外周报》第546期

演绎916的三个阶段 （跃马扬鞭）

众所周知，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日，也是马来西亚联邦诞生日，因为在这一天过后，马来亚联合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马来西亚联邦。除了马来半岛外，加上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构成了新的联邦。

就历史纪录考察，这个日子是“逼”出来的。原本是规定在8月31日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也兴致勃勃地要通过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分，后来因为印尼掀起对抗，菲律宾较后也卷入沙巴索土的纠纷，使到案情越行复杂，马来西亚的成立也因之受到拖延，造成新加坡很不耐烦。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8月31日在政府大厦前面举行的一个庆祝仪式上，我单方面宣布新加坡独立，以等待9月16日的到来；而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也已在马来西亚成立前获得自治。”

9月16日是英国联邦国务秘书桑迪斯向东姑订下的日期。东姑之所以同意展延主要是让联合国的调查团在东马鉴定民意是否要合并。李光耀的大动作显然使到马来西亚的成立已是无可避免和不可扭转的决策。除了新加坡先行宣布独立外，也在9月16日前举行大选提名，以期通过议会和民意来反映新加坡对加入马来西亚的支持与渴望。

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宇丹在1963年9月14日宣布：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显示，砂拉越及沙巴大多数人愿意加入马来西亚。尽管印尼和菲律宾不接受也不承认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也终于落实了。
对于东姑来说，他是在压力下催生了马来西亚，更因之卷入国际政治斗争。因此9月16日对东姑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马来西亚成立了；忧的是印尼的对抗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也是个未知数。
同时9月16日也成了左翼政团谴责的日子，它们形容是新殖民地产物。换句话说，在左派的眼中，马来西亚是不可取的，不值得大事庆祝。

至于东马的人民，反马来西亚的情绪较先是由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发起的，但后来慢慢淡化反对的立场，乃至在1970年通过州选加入联合政府，转而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它也因之成为被国阵收编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左翼反对党。

而后当东马人民不再视“马来西亚”是新殖民地产物后，他们也认定9月16日他们独立的日子，而不是8月31日（马来亚的国庆）。所持的理由是：8月31日是西马人的默迪卡，9月16日才是东马人的默迪卡。正因为东西马人存有不同的见解和心态，他们对916被忽视感到岔岔不平。但对西马而言，8月31日列为国庆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传统上不便改动，也只能把916当成是“马来西亚日”，没有列为公假和大事庆祝，此乃916的第一个演绎。

许多年之后，这个疙瘩仍然是东马人胸上的一个心病。而具有政治敏感度的安华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抓住了916的契机，大事宣扬“916变天论”，确实是一个绝妙的高招，他的所谓“变天论”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东马的议员倒戈相向，只要有15至20名的国会议员起事，再加上西马的议员响应，则安华不难获得30名议员的支持，而使民联跃居成为中央执政党（82席+30席=112席，超过222席总数的一半）。

可惜，安华的努力无法取得突破，也没有创造奇迹，916的变天论在后来被“束之高阁”。这给安华及民联带来某种程度的尴尬。虽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切入916的评析，但既然安华旨在变天，不变就会有难的情况下，我们就无需对916抽丝剥茧，倒可以将之视为安华与国阵领袖的直接交锋。这是916的第二个演绎。

来到纳吉于2009年上位拜相之后，他显然比其前任者阿都拉更深谋远虑，他借916的日子给东马送来了春风，首先是2010年宣布916为公假，继之今年的国庆首次刻意等到916才来大事庆祝，不再坚持过去非得831庆祝不可。这种灵活与战略上的调动，也让纳吉在东马拿了彩头。这样一来，916在纳吉的眼中不再是负面的，也不再是安华的专利，而是另一个可资善加安排的日子，让国庆及马来西亚日同欢共庆，正好配上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这又是916的第三个演绎。
在这之后又是什么呢？恕我直言，就等着大选开场吧！

刊登于2011年9月5日《南洋商报》

华裔首席部长之评议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因为它有四个州在早期是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的。在加入马来亚或马来西亚后，它就成为这个国家不可分割领土的一部分。这四个州就是槟城、马六甲、沙巴与砂拉越。

由于它们一向以来不属于任何一个苏丹所管辖，因此在独立之后，它们在宪法上拥有州元首（以前称州长）（Yang di-Petua Negeri）（The Governor），但是在我国最高元首征询首席部长之后委任的，任期四年，得以连任。而其他九州的苏丹是世袭的，他们有权力通过轮任制（每五年）在统治者会议中被确定为最高元首。槟、甲、沙、砂的州元首是不能被选为最高元首的。

我们且以槟城为例来论述首席部长的功能，一般上在选举过后，州元首必须从州议会中选一人控制多数席者为首席部长，再由后者组成州内阁。这就是说，在君主立宪的制度下，州元首是与最高元首一样，不涉及政党政治，而是将行政权力交托首席部长。

不过，当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即将独立时，因为没有选举制度，只得事先从当时现有议会的情况来推举一人出任首席部长。那时的槟州立法议会共有24席，但只有15人是民选的，其他9人是委任的。在这种情形下，只能从15位议员中选一人出任首席部长。恰巧15名州议员全数是联盟的议员（巫统7席、马华5席及国大党2席，他们是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当选的）。

因为联盟的全国主席东姑阿都拉曼也将荣升首相（原本称为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因此他特别嘱咐时任槟州联盟的林苍祐来当槟州首席部长，但林苍祐不予接受（他当时有意要成为全国领袖，不想被困在首席部长的位置上），反而通过槟州联盟议会会议来选出首席部长。结果在林苍祐的力荐下，王保尼以一票之多（7对6）击败谢成金当选（1957年7月16日在槟州巫统总部开会）。

为什么东姑执意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而不是由巫统议员中挑选一人？照理巫统席位多过马华，大可这样做。原来东姑考虑到现实的情况必须要让华人来担任此职，以展示多元政治的色彩，不是由巫统独揽一切的权力。

其实东姑的抉择是正确与明智的。理由如下：（一）在1957年时，马来亚的总人口共6百27万，其中马来人占49.8%，华人占37.2%，印度人占11.3%。

（二）在1957年时，槟州总人口有57万2千名，华人占57.2%，马来人占28.8%及印度人占12.2%。从人口的比例上而言，挑选华人出任首席部长是大势所趋，没有争议。

（三）在殖民地时代，林苍祐于1950年被委任为州议员，且在1954年以首席议员身份被安排迎接到访的联合国主席班迪夫人（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可见英国人早就刻意培养林苍祐在将来挑大梁。

（四）1954年，林苍祐响应陈祯禄号召加入马华公会，1975年被赋予领导联盟参加槟州选举而胜出。

（五）1957年，林苍祐被委任为敦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委员。

（六）1957年7月12日的槟州立法议会上，林苍祐代表联盟政府提出槟州州旗和槟州宪法，获得议会一致接纳和通过。这摆明在独立前首席部长人选已是呼之欲出了。

正因为前述原因，林苍祐把王保尼送上了首席部长宝座，而他本身被王保尼委任为州内阁的“资政”，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在东姑与林苍祐的配合下，终于顺利地选出华裔首席部长。这一个开头十分重要，它确定了华人在槟城州的特殊地位，也接受华人主导政治的事实。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姑起用梁宇皋担任马六甲州长（本来华社有声音力荐陈祯禄出任州长。大概年事已高，乃由梁宇皋取而代之）。

当时有人认为东姑在这步棋所作的布署是高超与安抚人心，且认为是重视华裔在建国中的贡献。
后来（1959年）梁宇皋辞州长职参加大选，胜出后被委为部长。由那时起，不再有华人出任象征式的首长职。

倒是槟城的例子也在1963年影响了东马的政治布局。那一年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为马来西亚联邦，本来也加入其中的新加坡比东马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包括劳工与移民），情况与槟城有些相似。后来（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退出马来西亚，就只剩沙巴和砂拉越继续以槟城的政治模式操作。

先是沙巴的卡达山族领袖唐纳史蒂芬出任首席部长，而领导沙统的慕斯达化出任沙州元首。1964年因唐纳史蒂芬与慕斯达化的斗争，导致沙华公会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1967年罗思仁竞选失败出局，但在两年多以来，他成为马来西亚第二位华裔首席部长，第一位是槟城的王保尼。

罗思仁落选后，慕斯达化崛起成为沙巴统治强人，直到1976年哈里斯组织人民团结党击败慕斯达化。此时唐纳史蒂芬卷土重来，他虽已皈依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乐，但他是卡达山的民族英雄，则是不争的事实。不幸的他上任不过3个月遇空难逝世，才启开哈里斯的时代。直到1985年，又一位卡达山英雄拜林通过组织团结党一举打败哈里斯，而上台执政成为唐纳史蒂芬的化身。无奈1994年后因议员倒戈相向，拜林政权倒台，转由国阵执政。

1999年在沙巴首长轮任制下，虽然杨德利出任首席部长，但两年后退任，也就再没有华人首长了。2004年后，首长轮任制取消。拜林也只能屈就副首长，和另一位华裔于墨商出任副首长。
至于砂拉越的情况，又与槟城有一点相似。两个地方都曾是左翼政党的大本营。

事缘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砂拉越的国民党领袖加隆宁甘出任首席部长，他是达雅人的代表。1966年被中央推翻后，也改由达雅人出任首长，但在1970年政局起了微妙的变化。

这一年正值国家仍处于紧急状态，一场州选改变了砂州政治生态，一向以左翼为斗争旗帜的人民联合党在州选后加入联合政府，与联盟分享政权。一位华裔领袖杨国斯（人联党）出任副首长，他也影响了槟州政局。崛起的林苍祐（民政党）因而对党内分裂，而响应敦拉萨号召，加入联合政府。从此民政已是国阵（1974年联盟的扩大）的一个成员。民政是继承退出政治的社阵（人劳两党组成的）真空而在1969年大选跃居成为执政党。本来槟城是左翼社阵的大本营，就在劳工党杯葛大选后，砂人联党转化了码头，与民政结成“同志兄弟”，今天不幸的形成为难兄难弟。

也是从70年代开始，末兰恼人成为首席部长，先是阿都拉曼时代，后是泰益玛目（他们是土著保守党的领袖），达雅族不断地力争上游也无法成为主流。至于人联党所代表的华裔也因2011年的416失掉了副首席部长，前路不明。

虽然各州的华裔担任领导，政运有所不同，但槟周仍然是不变的华裔主导政权。这一传统也不因政党的改变而有变化，从马华的王保尼到民政的林苍祐和许子根，再到今日行动党的林冠英，他们想挣了华裔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权力的一个制高点。比起沙巴和砂拉越的政治，槟城的政治显得华人的政治权力比较不易被变更。

刊登于2011年9月2日《东方日报》

这是迟来的告白 （国庆感言）

亲爱的：

写这封信给您是想向您表白我内心深处的矛盾感情。

虽然在许多年以前，我们有过山盟海誓，也有过誓言要同甘共苦，但在许多年之后，您并没有坚定您的承诺，而是在各方面伤了我的心。

打从我们在54年前（1957年）“永结同心”开始，我们就不曾放弃要坚守阵地，共同守护这美丽的家园。然而曾几何时，您在结婚的第六年后，就进行一次大整容，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雍容华贵的成熟女人，您给您自己改了名字，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我也有过一阵迷糊的挣扎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会“摇身一变”？让外边的世界扰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马印对抗）。
幸好外来的干扰及时煞车，我们也共同熬过了3年的考验，不再有第三者的插足其中（结束马印对抗）。由于种种的错综复杂的情感交集，在40年后，我们还在为您的正名而努力，共同铸造“一个马来西亚”的共识。

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的感情在“513”之后面临更严峻的冲击。您开始更爱您自己而不在乎我的感受。您让生活卷起涟漪和浪花，考验着我们的感情。我开始对您的感情有所质疑，您是否变心了？不然为什么您总是若即若离地为我们感情世界设下障碍，比如您说我们应该“界线分明”做夫妻，明算账，而您不会把全副的感情放在我的身上，我们之间被您设下一道鸿沟越来越深，夫妻的关系日渐淡泊。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您是否移情别恋？不然为什么您会忘记我们曾经是共患难的一对？

虽然您不是真正地想“抛夫弃子”，但下来的日子您总是让我为您操心，您爱做梦，而且把梦做得很大很大，大到我都不知道您在表白什么？我也被您搞得团团转。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990年的一个夜晚，您在我耳边向我发誓，要在30年内共建一个美丽而进步的家园，可与任何的西方世界比媲。您也告诉我什么是先进又什么是宏愿。

我听了只得瞪大眼睛望着您，因为我对您的伟大的心愿难以消化，我也无法想象在您我关系时晴时雨下，要怎样达成指标？

就这样我们一晃又是20年了，我们都已是过了半百的人。我早生华发，而您也在脸上留下沧桑的烙印，我们都不再年轻了。我们能在10年之后的花甲之年一偿夙愿或仍在唱着“小白船”这首歌，指着天上的月亮多美丽而温馨，我不知道。

然而我知道的是，我们的儿女出了国门，不再是兴高采烈地凯旋归来，而是留在外国自行发展，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讥笑我们：既输出木材，也输出人才。

整个54年了，我们这切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您说您还在召唤儿女回国，而我也正在期待。

还记得3年前的那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一场308的政治海啸带走了我们的迷惘，又后我们又陷入916的迷思中。这一切的一切来得突然，也变得突然。唯一不变的是我对您的爱是一辈子的厮守，而您呢？您是否愿意一生一世不离不弃，没有歧视地拥抱着我和热爱您的子女呢？

刊登于2011年8月30日《中国报》

文字禁令是不必要的 （天下纵横）

首相纳吉说，政府上个月（7月）审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针对净选盟的报导毫无作用，因此政府今后不再审查外国媒体刊登的文章，但如果有关的报导出现错误，则有关媒体必须承担被起诉的后果。

《经济学人》在上个月的期刊内有一篇文章评述7月9的净选盟大集会的活动，而有三个段落遭涂黑墨，结果引起反弹，纳吉也就干脆宣布不再审查了。

我们认为纳吉的做法是明智的，也是符合民主的程序。政府确实不需要对外国报刊采取严厉措施，它不但不能起作用，反而引起国人的好奇而争相找到原文来一览全文。这叫做原本是不经意的平常事，经政府相关部门的大手笔，也就使到更多的人阅读，这是得不偿失的。

其实外国报刊对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批评乃至使用较苛责的字眼是一向来的基调，如果事事将报刊涂墨或抽页，那只能显得政府小气，禁也禁不完的。

当然政府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来使外国报刊在报导上谨慎或实事求是，那就是认为报导涉及虚假或诽谤时又无法获得对方道歉和澄清，可将之诉诸法庭。但这也不是上策。其一是文字官司是最浪费时间；其二久了也事过境迁，继续打官司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可免则免，除非事非得已。

这里姑且举个例子，在2008年3月大选投票前夕，《时代》周刊大篇幅地报导时任首相阿都拉的政绩平淡与私生活的文章，其中有两页被检举而撕掉。结果是308政治海啸把阿都拉给淹没了，这是“弄巧反拙”的例子。

我们再把时间放得久远一些，那是1969年“513”事件后，马哈迪出了一本书《马来人的困境》，直接斥责东姑领导不力，才造成马来人在经济上的落后。东姑在勃然大怒下，宣布禁止《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但禁令并没有给东姑带来好运，反而被逼提早下台。

虽然马哈迪的著作被禁了，但却官运亨通。在1971年又被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拉回巫统（1969年“513”后被东姑开除党籍）；更在1974年大选胜利后出任教育部长，一直到1981年成为我国第四任首相（接任第三任首相胡申翁的退休）。也是在这一年，马哈迪的著作又热卖了，禁令也不宣而消失，堂堂首相的著作岂可被列为禁书？

因此错在东姑当年“掩耳盗铃”，以为只要一纸禁令就不再听到马哈迪的改革声，事实上，禁书是有更多人喜欢阅读的，而且它也被敦拉萨推动的“新经济政策”引为参考资料（1971年）。由此可见，禁书的魅力是无法挡的。

在近年而言，也有一个实例可以引用，那就是柯嘉逊在2007年出版的《513—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一书造成的争议（先后出中英文版）。

由于柯嘉逊从英国解密的文件中获得第一手资料和外国报刊引述使馆官员之谈话，使得本书出现另类的“513”面貌，认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或宫廷政变有关，结果也引起官方和政党的重视。有人建议禁该书的流传，更有人建议也逮捕作者；但也有另外的一方指说这是作者的历史资料的整理，大可不必过于紧张，无需草木皆兵的。

作者柯嘉逊也疾呼政府不要发出禁令，无妨让资料进行辩论。他的意思是尊重民主和尊重出版自由。

果然政府听取各方忠告后，未对此书采取行动，甚至大方地让作者也出版华文版。结果是一切风平浪静。虽在书坊有不少人问津，但没有造成轰动。这就是说，政府用平常心看待历史事件，人民也会同样以平常心看待这本书。

由此可见，民主与大方是最能兼收并蓄的，所谓有容乃大就是这个意思。但愿我国的自由与民主能在政府的大度下，有进一步的提升，而不是老被批评为一个新闻不甚自由的民主国家。

我之所以举上述的例子旨在说明在互联网的时代，禁令已不管用，涂黑或删页也不是办法，让一切顺其自然。我们相信外国的报刊也会依法评论，应该不会作无的放矢，毕竟它也不想吃官司。

刊登于2011年8月29日《号外周报》第545期

马来西亚这一路走来 （跃马扬鞭）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对祖国的印象是模糊的；长大了以后，我对祖国有了深刻的认识，原来它是马六甲海峡上一串闪闪发亮的珍珠，有着丰富的天然资源。它养育了许许多多的子民。
但那波涛滚滚的马六甲海峡在数百年来给我们带来惊心动魄的变化。蓦然回首，竟然曾是四个列强霸占的地方。

先是葡萄牙（1511-1641），后是荷兰（1641-1824），再下来是大英帝国（1824-1942）。最不幸的是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践踏（1942-1945），那3年8个月的苦难岁月，我们的祖先含着眼泪大控诉。15万人就这样被杀害与蹂躏了，血渍斑斑。

好不容易我们盼望和平的降临（1945年），但换来的竟是英殖民主义者的卷土重来（1945-1957），它们又重施故技地将马来亚人民分割成三大板块：马来人的、华人的及印度人的活动范围和社区。加上战后的不人道统治，泡制了 500多个用铁刺网围起来的华人新村是一个铁证。虽然今天它已是另一个风貌，但我们怎可忘却那耻辱的年代？

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和牺牲，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生的国家——马来亚（1957年8月31日），但它不能再和新加坡连成一块，而是被切割了的两个实体。

直到1963年9月16日，我们的国家又摇身一变成为马来西亚。不幸的，叫马来西亚太沉重，我们卷入了国际政治斗争而成为一颗棋子。左右派的政治角力却是以反马来西亚或亲马来西亚来作为标签，而绝大多数的中立人士漂浮其中。

然后1965年新加坡离我们而去，马来西亚缺了一角及1966年印尼流产政变血洗千岛之国后停止了马印对抗。这一切的变化只在瞬息间，种种的谜团封存在历史的匣子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这样的年代，我们国家的政策是既反共又反华的，伤了许许多多华人的心。正因为东姑政策的失误，他在1969年的大选赔上他的政治生命。

这一年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成为立国以来最大的悲剧。这个悲剧澈底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马来西亚人开始生活在“种族主义”的阴影中。在新经济政策出笼下，我们的人民分成了土著与非土著，这之中的变化也谱出了许许多多的争议。有幸的是我们在1974年走上马中建交的年代，让万千华人大开眼界而又雀跃万分，不再因意识形态之差被人为的切割开来。

到了80年代，在马哈迪的强势统治下，给我们带来潜移默化的改变，一方面是回教价值被引入行政组织中，另一方面是维持既定的种族政治的框架，让种族政党继续成为未来的政治导向。

不过，在他主政期间，有两件大事是值得一提的，其一是在1989年达成的合艾和平协议，从此结束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马来西亚也因此不再有内战，可和平地推行各项发展计划。

其二是在这个大前提下，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了要在2020年将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水平的宏愿。换句话说，他要用30年的时间来澈底改变马来西亚。

不论是阿都拉的接班（2003年）及纳吉的后来顶上（2009年）他们都只是马哈迪宏愿国的代言人，只能承受和推进，不能改弦易辙。但现在离开宏愿国只有不到10年的光景，我们能如愿以偿吗？

如果我们回顾500年前的落后和500年后的进步，我们应该有信心再攀高峰，但关键在于我们能扫除种族主义的障碍，能铲除小拿破仑和能否许国人一个和谐民主与和平的未来吗？

无论如何，在独立54周年之际，我们认为马来西亚人活得更好与更自在，是比急于求成宏愿国更为重要，您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1年8月29日《南洋商报》

更换华裔首长的谬论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前锋报》的助理总编辑再尼哈山于8月24日在其专栏中指出，国阵在下届大选赢回槟州政权的关键是确认由巫统人出任新首席部长。 他这样说，如果各造同意首席部长职交予巫统，则他相信槟州将会被国阵夺回。而这样一来，那些投票给公正党的马来选民将会回流给巫统，而后者将在未来成为槟州的掌权者。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白日梦或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华人不会允许这样做，但在政治上来说，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其实再尼不是第一个有代表性的马来人提出这样的论调，在马哈迪当政的时代，已有马来作家作出同样的疾呼。 1994年，马来新闻从业员查基阿巴里（Zakry Abadi）在其著作《槟城发展史》中首次提出马来人出任首席部长的概念。他这样说：从1982年到1990年的历届大选中，巫统都是在国阵内占大多数席，例如在1990年的大选，民政所赢得三个州议席，即吴清德（双溪峇甲）、纪碧真（峇都乌蛮）及林建安（峇六拜），如果没有马来人的支持，他们将不易取胜。因此巫统应在州政府组成方面有优势而推举一名马来人出任首席部长，但考虑到现实的情况，马来政治领袖对此采取了宽容与理性的态度。 他所指的情况是民政加入国阵后，巫统的势力也已逐渐地加强，比如在1982年大选后，巫统已在州议会占9席，而民政只剩下8席，一席之差使林苍祐耿耿于怀。后来民政招得了行动党的黄炎光加盟，遂使到民政与巫统的州议席平分秋色（9席对9席），但这并不确保民政的主导政府占了优势，因为在1986年及1990年的大选中，民政及马华也蒙受挫折。尤其是在1990年更几乎让行动党上台执政（14席对国阵的19席）。这之中最致命的是林苍祐马失前蹄，民政在州议会只剩7席，马华则再一次全军覆没。这样一来，在国阵下变成巫统12席及民政7席在执政。 本来按照议席的数目应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但巫统考虑到在现实情况下，若改变人选难免引起诟柄，也就请民政党人推举首长人选。在讨价还价声中，巫统也同意让民政党人出任槟岛市议会主席，于是启开了许子根当政的时代。由于巫统有最多的席位，也就有了5位行政议员，民政则拥有首长加3位行政议员。换句话说，行政权力的结构有了微妙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查基阿巴里有此论调。 过了8年，又出现另外一位马来学者耶哈耶伊斯迈（Yahaya Ismail）在其著作《全球化挑战——马来人朝向哪里？》中有一章重提马来人的问题。他认为在槟岛，巫统分配的选区过少，以致马来人不能充分享受槟城经济的发展。他说：峇六拜区及峇都乌蛮区应让回巫统。同时，他也提出威省的双溪甲及爪夷选区应交给巫统。 耶哈耶是因为1999年的大选，马来人的政治面临分裂而希望能确定马来人在槟州的主导地位。他甚至主张为了马来民族，拥有政治权力的领袖应该醒觉，促成巫统、回教党和公正党及每一位马来人的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应付未来的挑战。 耶哈耶的主张是比较偏激的，也不现实。但他是鉴于1999年的大选，在安华的效应下，公正党及回教党给予巫统极大的威胁；尤其是回教党除执政丹登两州外，更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令人刮目相看。所以有了马哈迪疾呼回教党响应马来人大团结的号召。耶哈耶不过是借机重提槟州马来人的政治地位的问题。 事实上，国阵自1995年大选以来都安然过关，主要是1990年的大选给华人带来的深刻教训，差一点丢掉了华裔首席部长，也就不想在以后的大选拿首长职位作赌注了。 因为这样，国阵内的华基政党在1995年及1999年的大选堵住了行动党，后者只剩一名州议员在议会内演独角戏。不过马来人又对1999年的政治分裂有担忧，也就难免暗示马来人主导政权的重要性。 于是在2003年时，槟州丹绒区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Raja Munir）在巫统大会上语惊四座的表现，他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由巫统委任。 不过巫统主席马哈迪对此建议做出有力的驳斥，他说，克服马来人落后的问题不能通过更换领导人（华人换成马来人）来解决。槟州马来人的进步或落后问题系于领导层的管理效率。 他以吉兰丹为例来说明不是人的问题，虽然马哈迪已把争议压下，但问题并未解决，反而在2006年时燃烧起来。当时也是巫青团借丹绒区会开幕礼上拉横幅羞辱许子根，指他边缘化马来人。这一下子马上刺痛华人的心，而时任首相的阿都拉即使亲身体验，也对此重大事件淡然处之。较后更在巫青团内燃烧起来。 因为这一严重的打击未能有效化解，当2008年大选时，安华又掀起另一个高潮，也让选民有了选择，不再担心选反对党会丢失华人主导政权（在过去的1995、1999及2004年的大选，行动党皆只剩一名州议员是由于华人不愿将华裔首长拿来赌注，但在安华亲身领导反对党联盟下，各民族的投票也就更为自由和自在了）。于是一场政治海啸也在槟州来一个改朝换代。这种巧妙地以华人代替华人的首席部长的构思是槟州华人的有力法宝。如果他们可以在1969年用林苍祐取代王保尼，那么在2008年的大选中，也可以用林冠英来取代上京的许子根。就这么的微妙一局，槟州人民终于确保了首席部长继续由华裔担任，体现了社会契约的功能。 无可否认的，在目前的选区划分下，华裔议席还是比较占优势的，例如槟州共有40个州议席，巫统分配15席，民政13席，马华10席及国大党2席。如果民政和马华加起来共23席，也就不大可能将首席部长变质（国阵就是凭此优势，一直执政到2008年）。 反观民联，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也就不敢对2008年的大选寄以厚望。但反对党中的巧妙布阵，也是取胜的关键。这关键人物就是安华。他强有力地维护公正党16席，回教党5席及行动党19席的议席安排，不但使华人和印度人满意，也使到马来人有所适从。就这样，选民将反对党送上执政地位。他们相信多元组合的反对党不会走单行线。 如今大选的脚步声又近了，我们不知道再尼哈山凭什么逻辑来推算指定巫统人担任首长就会扭转乾坤？刻下民政和马华不是分配23席吗？若国阵胜了，自然会寻求保持华裔首长的原职；若国阵输了，则民联也还是保持华裔人担任首长。因此再尼哈山的论调是种族主义的，不符合多元种族的社会，更不适用于槟州。说到底，维护槟州的多元形象对国家整局有好处，为什么要急于以种族来定首长身份呢？应该实事求是，接受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契约”，千万不要自作聪明以免弄巧反拙。槟州巫统主席再纳阿比丁不是说明了，若国阵重新执政，还是交由华基政党推出首席部长人选，因此再尼哈山要在此时此刻玩弄种族政治，对巫统也没有实质上的好处，还是尊重民意为重。 刊登于2011年8月29日《光华日报》

東方群英會：檳城政治因納吉而精彩

**蓝志锋

不少人認為，行動黨主導的檳州民聯政府是續回教黨主政的吉蘭丹後，最穩固的民聯州政權。

也有人說，火箭坐鎮的檳城，甚至比經歷兩年前馬力勿萊補選，回教黨只以微差65票取勝的丹州政權更牢不可破。這也難怪民政黨的靈魂人物林敬益也說，民政兩屆都拿不回檳城。

到底行動黨和公正黨能否守住檳城？火箭領導層不敢掉以輕心。

林冠英多次強調，民聯未必包贏。據悉，國陣將展開「15+3+3」方程式重奪檳州政權，即巫統拿15席，民政3席，以及馬華和國大黨3席。檳州共40個州議席，國陣拿下21席就能以簡單多數執政。

過去3年多來，檳城華裔對民政／國陣的感觀沒太大變化，許子根未能扭轉負面評價，反而因各種課題多次成為民聯，甚至檳城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國平的箭靶。

同樣的，選民對馬華的良好感覺也未回來，黨內派系鬥爭成為被消遣的話題，檳州馬華也缺乏有凝聚力的核心領導人。

眼看國陣華基政黨無法如期提升國陣的華裔支持率，萌起一種「國陣放棄華裔票」的說法。難道部分華裔鐵了心腸，不支持國陣，就得出華裔支持民聯的結論嗎？這不完全正確。

首相兼國陣主席納吉沒有放棄檳城。他在北馬檳吉玻三州的親善之行，檳城尚在名單內。他於4月走訪檳城4巴剎、小販中心和貧民組屋區，包括華裔居多的打槍埔。

相隔5個月，納吉將在9月29日晚上，出席韓江學院舉辦的首屆金帆獎及傳媒之夜主持頒獎禮。這是自2009年納吉自上任以來，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到訪檳城的獨中，頒發和發表演說。

他的到訪意義更甚於7月杪出席亞羅士打吉華百年校慶的活動，因為韓江學院在308之前數晚，借出草場供行動黨舉辦萬人政治演講，掀起政治海嘯，民政和馬華全軍覆沒。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中，韓江主辦三校一慶典（韓小90週年、韓中60週年與韓院10週年）時嘗試邀請副首相兼教育部長慕尤丁主持開幕，但他缺席，改由教育部副部長魏家祥代表。

當時坊間傳出，慕尤丁陣營對韓江在308之前提供場地予行動黨深表不滿。

目前行動黨依然在華裔為主的檳島佔優勢，至於威省則保持領先。可是，隔海對岸的威省卻有隱憂，席位分配可能是導火線。況且威省的馬來議席是巫統傳統區。

雖然納吉上任首相以來，多次主動走入華人圈子和伸出橄欖枝，但群眾的熱情及反應與馬來社會相差一大截，智囊團正為此事費神。

或許這也能解釋，為何納吉將在9月11日親臨安華的老巢。

納吉將出席位於峇東埔屬下本南地州席（檳州副首長曼梳的選區）內舉行的全馬開齋節門戶開放活動。這項由中央政府主辦的活動，選擇在峇東埔進行有著濃厚的造勢味道。

檳城政治過去半年是熱鬧刺激的，政治領袖全情投入，半政治人物插只腳進來，大家盡力演出博取選民好感。

308之後「絕對」這詞成了絕響。沒有人斗膽拍胸膛，開保單，「相對」是比較沉穩的選戰打法。大馬的華裔政治，離不開檳城的激烈戰情。

转载自2011年8月29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