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快乐”的“懒惰人”？（天下纵横）

这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是极大的讽刺，原来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懒惰”的基础上？

请阅读下面两则报告：其一是在今年4月由联合国发表的快乐指数显示马来西亚人是快乐的，因为它排名在第51位。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塞克斯的研究显示，在156个国家受调查中，马来西亚恰好排在前面1/3的临界线；而排名在最前三名的是丹麦、芬兰和挪威；最不快乐国家则为非洲的多哥（它位于北非西部，与加纳为邻，有300万人口，共有40个部族。在1920年，英法瓜分多哥。1960年法国托管的多哥宣布独立，而英国托管的部分已于1957年并入加纳。由于经济落后，多哥被列为最不快乐的国家是有所依据的）。

不过，吊诡的是，号称世纪最强最富有的美国入不了10名内，新加坡和日本也排在30名以外。以色列反而超前排在第14位，马来西亚排在第51算是十分幸运的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英国著名的医学期刊《刺血针》近日公布其调查研究的结果竟然发现世界上“最懒惰运动”的国家，马来西亚赫然榜上有名，而且名列第10名。虽然巴西佩洛塔斯大学对122个国家的国民进行的调查有待考证其准确性，但不能否认的是不少马来西亚人民并不酷爱和热衷运动的，正因为有所谓的“好吃少运动”的倾向，所以我们不必惊讶《马来西亚邮报》的一项调查显示，马来西亚人超胖是东南亚最多的。在成年人当中，有60%的人超重，约达740万人。因为胖过头，卫生部长廖中莱说，马来西亚有150万人被糖尿病折磨；另有480万人患有高血压，因此政府决定推展健康食品。

如果说因为少运动就归类马来西亚为懒惰人也是颇具争议性的，毕竟马来西亚人因为努力地读书和辛勤地工作，才有今日所谓的人均收入在8000美元左右。抑有进者，首相纳吉在推动国家转型上，也希望国人人均收入在2020年达至15000美元，这就表示马来西亚人需要更加努力工作才有机会增加收入。如果说马来西亚人民被圈定为“懒惰的人”，则国家推动的政策将不容易达致，毕竟“懒惰的人”又如何创造“财富”呢？我们的宏愿也会落空的。

当然不同的机构调查得出不同的结果也是预料中事。例如一方面说我们是快乐的人；另一方面又被标签为懒国是极其矛盾的。试想一个懒人国的人民又怎能创造出成功的指数呢？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除了要改变人民缺少运动的坏习惯外，也要让人民认识到运动的重要和澈底改变懒惰的习惯（如有的话）。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在观念和实质上将“缺少运动”和“懒惰”的概念澈底分开，它们是不可以相提并论，也不可被混淆而论的，否则具有很大的误导性。

持平而言，马来西亚的人民不应被纳为“懒人国”一族，我们这里的人民都不热衷午睡，这在其他国家很流行，而且也有人打两份工以增加收入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自从20年前开放女佣及外劳涌入后，一些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患上“好高骛远”的毛病，不愿做底层的工作，以致不少工厂和其他领域都需要外劳来填补，而生活条件较好的子民可以不必急着找工作，反正父母都养得起。也许这样，造成外界对马来西亚人有“错误”（至少是不全面）的印象。

今天，虽然外劳和女佣已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某些领域的“宠儿”，但我们不能因为起用很多的外劳就可以放松警惕；相反的，我们必须要确保国民积极和勤奋地面对人生。

刊登于2012年7月30日《号外周报》 第592期

海外华人各放异彩 （跃马扬鞭）

离开马来西亚已有45年的陈丙丁律师是我在南洋大学的同学，同在一个历史系，而后他赴加拿大深造，并于1977年担任律师直到今天。在7月中旬他返回巴生光华中学参加毕业50年的聚餐会后，在22日那天偕同家人来到槟城。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焦点总是落在海外的华人。我在隔天引导他参观韩江学院的华人文化馆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他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原来我们是“一个韩江，三校并立”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学院）；他认为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是华社集资和资助创办的非盈利民办学府。不过他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整体地位的改善仍然不甚满意，并且也拿来和加拿大的华人做比较。

我们也就针对“加马华人”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他告诉我，在加拿大他是一位民权律师，在很早的时候，他就介入多伦多的华团组织，也成功地团结了当地的华人团体组成联合总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也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更安排中国的官员到加拿大参加短期培训课程。

在这方面，他很欣慰也带着自豪的口气说，在2006年的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保守党）在国会正式向全加华人道歉，因为加拿大的政府以前通过《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曾严重地伤害了华人，因而也被称为《排华法》。在这个法案下，所有的华人被禁止进入加拿大，只有下列少数华人得以进入：商人、外交官员、留学生及特殊的个案。从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人也只能“望加兴叹”。可是在更早的时候，加拿大竟是利用华工建造铁路，例如在1880年至1884年间，引进了17000名华工。在铁路建完后，有人丧命，有更多人被遣回中国或到其他地方，剩下几千华工从1885年起必须缴纳50元的人头税，到了1900年涨到每人100元；更在1903年提高到500元，相等于铁路华工两年的薪水。

虽然如此，华人移民仍不断增加，在1923年时已增至82000人。而为了阻止更多华人涌入，乃有1923年的禁令，直到1947年才取消《排华法》。即使在1947年已不存在排华法，加国政府还是延至1967年才开放移民政策，让华人用“独立移民”的身份到加拿大。

从80年代起，加拿大的华团就不断地向政府施压以求平反，要求政府为过去的错误政策作出道歉。有份参与抗争的陈丙丁终于在2006年感到扬眉吐气，因为加拿大总理作了大胆与正确的举动，用广东话说出道歉两个字，也对人头税的伤害作出补偿，令所有加国华人欢欣鼓舞，也让年长的华人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加拿大的华人获得“历史平反”后，陈丙丁说，加拿大的华人基本上享受了平权的地位，因此他们已不觉得受到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待遇。根据网络统计，目前加拿大有华裔150万人。

为此陈丙丁说，华人不论身在何处，只要团结争取合理的权利乃至和平抗争，都会开花结果的。美国国会不是在2012年6月18日正式通过议决，为曾经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道歉吗？（美国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被废止。今天的美国有华裔3百余万人）。

至于马来西亚，虽然他感觉到华人在政治上还是没有显著长进，看不到有重大的突破，但我告诉他，自80年代以还，教育是开放了，有许多私立学院乃至大学先后成立了。学校多到学生不用出国也能在本国考取西方大学的学位（3+0课程），各大专竞相招生，不像我们60年代只有少数人进得了大学，华校生一般上不是进入南大，就是到台湾深造，绝少有机会进入国立大学或到西方大学深造。如今的局面已被扭转过来。

另一方面，这几年政府对华校和独中的拨款也增加了。不论是否出于政治考量，但在十年前，华社申请增建国民型中学或独中是难上加难的；今天却有门了，只差政府尚未制度化拨款和领养所有的华文学校。

我想华人在教育上的进步及随心所欲地报读私立大学院校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政治和经济上我们要求适当的权力分享尚未尽如人意，这也许是陈丙丁所说的朝向一个平权的社会迈进！

 

 作者与陈丙丁律师

刊登于2012年7月30日《南洋商报》

“丑陋的马来西亚人”？（现代春秋）

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调查结果，根据《读者文摘》在6年前对35个国家的主要城市进行礼貌测试时，竟发现吉隆坡表现十分差劲，在35个国家中排名第33，还差两名就真的殿后了。

6年后的最新调查又显示吉隆坡不但没长进，而且排名又下了一位，列第34。因为调查发现，马来西亚人“犯上”十大无理行为，计有驾车乱鸣笛、不让位弱者、互争泊车位、搭车不礼让、不为人开门、不爱说谢谢、不遵守告示、缺乏公德心、大声讲电话及迟到当习惯。

当我们在礼貌上的打分不合格时，也就成为外来人的批评和指责理由。但为什么会针对马来西亚？难道马来西亚人是这样不礼貌和不讲理的？而其他国家就比较好？

当然答案是见仁见智的，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扪心自问是否“冲撞十大天条”？或是或多或少也犯过这样和那样的错误？

例如 引述这份报告的英文《星报》这样说，丑陋的马来西亚人所要做的是自照镜子，毕竟我们曾有过在某个时候或其他时候有暴露出丑陋的马来西亚人的行为。

是的，我们不能否认每一个人都会犯上“十大罪行”中的过失或冲撞其中一条，但我们所关心和要研究的是：它是普遍的现象吗？又或者有哪一条是最常犯的？

就分析来说，《读者文摘》所胪列的还不算太严重，较严重的莫过于公路上的“恶霸”，这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当你认为并没有错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一辆车伸出头来破口大骂你“乱驾车”或会不会驾车？因为你阻挡“路霸”的赶路。还有遇上车祸或割车时，也会碰到不讲理的人。幸运的被骂几句粗话；不幸的就会被逼停下车与之理论，若你“不相忍让”或“硬来硬去”，很可能会引发打斗事件。不是有人被路霸用头盔砸伤头吗？不是有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吗？这种“好勇斗狠”的恶行也真是让人恶心。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只因我们的社会有人是恶出名和坏出名的。

所谓的不爱说谢谢、不为人开门、大声讲电话虽算是不礼貌，但比起人性的冷漠就是小儿科了。不久前我们这里就发生有画家被打枪打伤却求救无人的“冷血行为”，为什么人会变得“事不关己”而不出手援救呢？这都是我们值得检讨的丑陋人性。

当然把迟到当习惯的大有人在，但更多时候是主人家的自我怠慢所造成的，许多的婚宴请帖上明明志明晚上7.00pm准时开席或7.30准时开席，偏偏过了晚上8.00pm还不开席，更有的延至晚上8.30pm才上菜，这几乎已成了一个“传统”，似乎所有的婚宴或喜庆都染上这个恶习。彼此斗迟开席蔚成风气，好像是客人应该准时到，而主家可以推后开席。

有人因此倡议准时运动，可是讲了几十年都依然故我，这丑陋习惯若一日不改变，就不要怪有人参加宴会喜欢“姗姗来迟”。

讲到缺乏公德心，也真是让人愤慨万分。有人就喜欢从高空抛弃废物，若不幸打中过路客，对方也不知是哪位缺德者的杰作。软性的废纸和物件也就“无伤大雅”；万一是花盆或重物从高楼坠下，就分分钟会闹出人命或伤人案了。

老实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大城市的市民已变得“各人自扫门前雪”了，谁也懒得理左邻右舍发生的事件，也间接助长了罪案的数量，因为盗贼也摸透了人性的弱点，自然更为大胆地登堂入室造案。如果居民有所警惕地自我组织起来，就会减少罪案。比如早期的睦邻计划下的轮流巡街守夜就是很好的典范，可惜现在不流行了。

吊诡的是，在《读者文摘》的调查中，竟然是亚洲国家殿后，而欧美国家居前。在这方面，我们不否认西方人教育普及也比较讲求礼貌（不能一概而论），但东方社会；尤其是马来西亚，这些年来也大力提倡“弟子规”教育，竟然一点进步都没有吗？是不是我们教错了方向，还是仍然无法深入到各个阶层和各民族教育中，以致我们这边教导孩子要有礼貌，懂得尊师重道和爱国、爱家及爱父母等等，另一边到了社会却把这些教导全抛到九霄云外，转而将丑陋的人性发泄在社会？若是这样，意味着我们道德教育的大失败。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早年的课本都有公民、道德与常识的授课，让每一位学生从小学到中学都懂得自爱和自律，相互尊敬和相互帮忙。随着时代的演变，我们的教育也不忘强调公民意识和道德规范，及至近10年来更是兴起弟子规教育。

只是所有的这些竟无法改变《读者文摘》的印象，倒反映出我们的城市社会出了问题，这对大力倡议一个马来西亚和努力进行经济转型的马来西亚来说，无疑是新的挑战。从发现马来西亚人不喜欢运动，而被列为名列前茅的第十个懒人的国家（根据英国《刺血针》报告）到今天又被称为丑恶的马来西亚人，正好告诉我们马来西亚刻下还需要改善和转型的是“消除与铲除”丑陋的马来西亚人的形象。如果我们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如果我们要使人民的年均收入跃至15000美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先与自己的影子“打架”，先打败“懒人”的标签，再打败“丑陋”的标签，才能够确保转型有所进展。若是马来西亚继续被外国视为“懒人”与“丑陋”的国家，我们又如何能洗脱这些负面的形象？这对我们的改造和转型无疑是一道“无形的阻力”。

刊登于2012年7月30日《光华日报》

澈底“抹掉”五一三阴影 （直挂云帆）

副首相慕尤丁最近说，年轻人应团结起来确保国家的安定与和平，以避免“513”悲剧再次发生。

他是7 月19日在国会大厦为国家青年领导大会主持开幕时这样说，政府在事后深入调查，发现事件的导因是土著与非土著贫富差距引发憎恨，因此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以拉进各族之间的经济鸿沟。

他欣慰的是，自“513”事件后，我国再也没有发生重大冲突。

针对副揆的评论，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也及时反映说，民联也不要“513”事件重演，并保证会尽所能避免冲突。

在这方面，他说行动党及民联愿意与巫统和国阵合作，以确保“513”事件不会重演。

不过，他置疑慕尤丁是否有政治议程，以威胁的口气企图保住巫统或国阵的政权？

另一方面，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则说，1969年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是因为当时有一部分领袖及支持者上街，庆祝反对党取胜一些议席。

他希望不要再重演街头庆祝会。对此他也希望国阵若在大选取胜的话，也不要浩浩荡荡在街头庆祝胜利。

我们完全支持这样的克制，因为选举成绩揭晓后最好的回应是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地刺激敌对党或失败者，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当然要避免种族冲突除了大选时自律和自我控制外，也要在日常生活中平衡种族的关系，不能过于倾斜某一方，否则也会引起紧张关系的。

到底“513”事件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直到今天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如果因此成立调查庭来追忆43年前的前尘往事，也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许多有关系的人不是作古，就是记不起来真实的情况。只知道有种族冲突，有持武器械斗；有报复和反报复；也有砸车烧屋的恶劣行为等，但就是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没有结论。

当时有官方（东姑）的说法指共党参与其中；后来官方（内长伊斯迈）否认共党卷入，而将之视为种族失调下的悲剧。

虽然“513”冲突事件集中发生在吉隆坡一带，但影响非同小可。在此紧要关头，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也就纷纷出炉了。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国家五大原则”的出炉，以求通过政策、行为准则和法令（强化煽动法令）来缓和种族矛盾。也因为这个悲剧，我国的政治生态被澈底改变了，联盟再也不能固步自封或孤芳自赏，而是扩大成国阵（1974年），将反对党也吸纳其中。这样一来，执政集团已从3个发展到9个（直到今天则是13个成员党）。

虽然在大选后联盟扭转了劣势，但也是用权力的部份转让与权益的共享换来的。较为明显的是在槟州执政的民政党加入了国阵。远在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也在1970年组成砂州联合政府外，亦在1974年加入国阵。从人联党到民政的蜕变，意味着“513”的危机也带来了契机，至少对人联党和民政党是如此。

不过另一个在野党（民主行动党）就没有那么幸运。先是其党领袖林吉祥在“513”后成为“阶下囚”；党也因之分裂和备受打击（包括秘书长吴福源在1972年离党出走加入民政；吡叻国会议员何文翰投入马华怀抱，日后平步青云，官至中央部长）。

经过巨大变化的民主行动党，自始至终没有加入执政集团。虽然在“513”后，马华曾接触过民主行动党，但似乎敲错了门（与吴福源密谈），结果各交白卷。

从那一刻开始，民主行动党好像成为政坛上的政治孤儿，一直在自我抗争，直到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后，总算有一些小突破，在槟州拥有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由于突而不破，行动党并不因此大事庆祝。

接下来的三届大选，行动党的表现乏善可陈，也就更没有什么理由“敲锣打鼓”，直到2008年后，行动党在与公正党合作下才再扬眉吐气，得以在槟州、雪州及吡州成立联合政府分享政权（按吡州在2009年又回到国阵怀抱）。

2008年3月8日（已经是3月9日的凌晨），我从NTV7电视台出来，街道冷冷清清，没有欢呼的游行，也没有吵吵闹闹的场合，即使已经知道五州变天（包括吡州），但人民的平静心情和政党的“见好就收”的离开计票中心，在在显示了各个政党已经接受“513”的教训，有秩序有纪律地结合与解散，没有发生所谓的种族冲突事件，充分地展示了人民对民主政治的成熟。

如今经过4年的考验，朝野政党已经不把“513”挂在嘴上，也不相信“513”会重演。因为一来在大选投票揭晓后，人民已采用理智与冷静的情绪面对民主；二来经过这么多年的改变和转变，我国各民族的矛盾虽然存在，但未进一步恶化，至多处在各说各话的阶段。

三来即使有308政治海啸，那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大家都没有惊慌失措，毕竟民主政治中的改来改去就是这么极其自然的事。

其实不论政治如何运转与变化，不变的是我国的人民已各有所依，也各有所得，谁都不允许发生种族冲突，谁愿意让用心血打造起来的安定国家在一夜之间被毁于一旦呢？

当没有人愿意再冒这个没有意义和不必要的风险时，大家都会视民主选举是理所当然的正常事。每个人都要尊重选举的结果，一切的庆祝仪式理应在室内举行，绝对不允许走向街头。

我们要学会从历史事件得到启示；倘使民主被扭曲，自由被滥用，那是国家的不幸。就此而言，朝野政党都有责任澈底的“埋葬513”的阴影。

刊登于2012年7月26日《东方日报》

行动党与伊党的关系 （天下纵横）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说，该党绝对反对伊斯兰刑法，但尊重伊斯兰党的立场。就此而言，他看不出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绝交的理由，相反的两党可以在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及反贪反腐的相同立场上合作。

        与此同时，他也拿马来西亚不因美国与以色列友好就与美国断绝邦交来比喻，其意思是说，马美两国可以合作，为什么行动党不能与伊斯兰党合作呢？

        其实，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的合作非始于最近，而是在９０年代开始，彼此就进入了合作关系。缘由巫统分裂出来的４６精神党，在东姑拉沙里的领导下，于１９９０年分别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合作，成立“回教徒团结阵线”及“人民团结阵线”。

        这是因为伊斯兰党与行动党均有顾忌，也就“分开”与４６精神党达成协议。这种特殊的政治安排反映出马来西亚的华基政党“不习惯”与伊斯兰党“大被同眠”，只好“隔空”合作。

        可惜这种合作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拉沉”了４６精神党。在１９９０年的大选，行动党从合作中得到好处，被华社认同而差一点就执政槟州（国阵１９对行动党１４席），来回只相差３席，行动党就上台执政了（印证了华社响应行动党所鼓吹的两线制）。伊斯兰党也得以赢回吉兰丹执政权。４６精神党则是雷声大雨点小，撼不倒国阵，成不了气候。

        因为１９９５年易名为马来４６党的４６精神党无心应战，也就单独出征。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的间接合作也因４６党失去魅力再也发不出光彩。换句话说，行动党在那之后不认为与伊斯兰党合作有什么不妥，但也没有强求。

        因此当１９９９年安华被革职后，他就及快地成立“国民公正党”，而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进行直接与全面的合作。换句话说，行动党不再回避伊斯兰党；而伊斯兰党也不认为与行动党直接合作有什么不当。三党的合作（实际上是四党合作，有多一个人民党）定名为“反对阵线”，简称“反阵”就这样形成了。

        讵料这种直接合作给行动党带来致命的打击，在得不到华人谅解下，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在１９９９年的大选中跌马；反而扶起伊斯兰党成为最大的赢家，拥有２７个国席及执政吉兰丹与登嘉楼州。虽然突显了安华效应，但没有给国民公正党带来喜悦，只拥有５个国会议席。

        由于伊党的壮大，它不断地往宗教的路上滑下去，而与巫统相竞谁更加回教化。于是在２０００年时，巫统与伊党也宣布了各自的“回教国”理念；行动党也因此与伊党不咬弦，自我退出反对党阵线，且扬言不再与伊党合作。后来又似乎是过早地断言“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在２００８年时，安华再次回到东姑拉沙里的模式时（即公正党分别与伊党及行动党合作，一如９０年代东姑拉沙里提出的合作模式），行动党对此不抱太大的信心，只承认与安华有契约，不承认与伊党有契约。

        不过千算万算而算不到的是：竟然会发生３０８政治海啸，五个州属竟告变天（一年后国阵拿回吡叻州），而且在国会形成两线制的对峙。这一下子，安华的脑筋一闪而过，及快地要邀伊党及行动党组成人民阵线（简称民联）。这样一来，行动党又因势利导与伊党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在３０８之前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此之后，三党的合作又回到千禧年时的“推心置腹”。只是，一碰及回教刑法，双方又是无法沟通和妥协。这也是为什么林冠英把回教党形容为三党合作下也要针对课题适时地切开来处理，不让回教刑法坏了大局。

        如今三党联盟的“民联”已进入决定性的阶段，这在大选过后会有个较明显的局面。

刊登于2012年7月23日《号外周报》第591期

拉曼学院的前尘往事 （跃马扬鞭）

今年6月28日，首相纳吉宣布承认拉曼学院逾70个文凭课程的学术资格即日生效。这项承认追溯到90年中期的毕业生，因为那个时候毕业生因技术问题受到影响，如今这一解套，拉曼学院的文凭也就全获承认。这也意味着公共服务局也承认拉曼学院的文凭。

在这方面，纳吉赞扬拉曼学院自1969年以来，已为国家培育16万名毕业生，因此拉曼生是有理由获得国家的重视，毕竟它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由于纳吉的大开绿灯，马华头头也乐开了心。当今年7月8日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与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举行辩论时，他也不忘为马华留下口碑。他说，拉曼学院及拉曼大学先后培养了20万名涵盖各民族的学生，包括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的领袖在内。

对此林冠英揶揄蔡细历逃避责任。他说，为什么成立拉曼学院？因为不公平的固打制导致符合资格的学生不能进入大学。这显示马华的失败所以才成立拉曼学院。

姑且不争辩马华与行动党的说词，且让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的现实吧！

根据马华45周年纪念特刊指出，早在1964年马华已考虑要创办学院，因为我国大学不可能容纳所有合格的中学毕业生，但马华一直没有行动。直到1968年初，华团响应董教总的号召，发表了《独大宣言》。马华基于事关重大，在中委会上（1968年2月3日）通过碍难支持独大。这就是说，马华和董教总的关系陷入僵局。在无从选择下，马华在同年4月成立以许启谟（总秘书）为首的“特别高等教育工委会”，经过数个月的策划后，向时任教育部长的佐哈里提呈申办学院的计划书，其目的是抵消“独大”带来的冲击。

1968年7月14日，教长佐哈里宣布政府同意成立拉曼学院，也会承认拉曼学院的学术资格。这就是说，许启谟已成功地迈开第一步，为马华公会取得政治筹码。

我在1973年访问南洋大学校长黄丽松教授时，他除了告诉我在南大掌校不易外，也向我透露拉曼学院筹备的经过。他说，在1968年时（他仍在马大当理学院院长，也曾担任代副校长），他应许启谟之邀请，协助策划拉曼学院。

他说，当时考虑到要在很短时间内开课，也就从较简单的课程开始，而且要能吸引到中学毕业生就读。不论在当时是否出自政治考量，黄丽松说，许启谟的概念和计划是很不错的（按黄丽松在南大掌校至1973年后，就前往香港大学掌校）。

许启谟说，在政府答应一元对一元下，拉曼学院将是介于中学与大学之间的折衷性学府。一切从零开始，也就先借吉隆坡数间校舍上课，兼设有大学先修班，提供中六和A水平课程等。

当1969年2月24日开学时，共有学生320名，到了3月，又再录取700名学生。就这样，拉曼学院不断地扩充和发展而成为马华的一块活招牌。但无可否认的，拉曼学院是政治的产儿，用以和董教总的独大打对台，因为董教总在华团的支持下积极行事。身为马华总会长的陈修信也就不得不对独大筹委会的文告做出回应。他说，拉曼学院的成立是马华对独大的答复。当拉曼学院也成为现实时，独大仍然是个梦。他更进一步被报章引述形容“独大的落实有如铁树开花”。虽然后来有澄清陈修信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说，但在那时倒成了“经典”之言，给马华公会造成重大压力和伤害。即便在1969年大选前让拉曼学院开课也无法挽救马华下跌的声望。

果然5月10日的大选揭晓，马华国席输剩13席（角逐33席），与行动党的13席平分秋色；更失掉槟州主导政权（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从中崛起改朝换代）。

3天之后，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悲剧，马来西亚政治生态也起了完全的变化，而马华公会在半推半就下又重回内阁。但从那一刻起，马华不再是政府中唯一代表华人的执政党，民政党和人联党分享了其代表性。

虽然如此，拉曼学院还是在马华的支持下继续前进，也在2002年又再创办拉曼大学。在政治上马华在308交不出亮丽的成绩，但它在教育上的贡献是有板有眼的；尤其难得的是它培养的毕业生也成为反对党的干部和强人。这也是政敌预想不到的“收成”。

刊登于2012年7月23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否认是独裁者 （现代春秋）

前首相马哈迪很不服气的在其部落格撰文要求读者评论他是否是独裁者？因为他的政敌曾形容他是“残忍的马哈迪”、“法老与独裁者”。他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形容他？

显然马哈迪是一口气否认他是独裁者，因为他并不像他所举列的独裁者那样的独断独行。举例来说，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才是大独裁者。他这样说，当穆巴拉克在位时，他有一次曾到埃及参加一场会议，就目睹穆巴拉克的气派，从总统府到会场的道路全被清场，沿途沾满了荷枪实弹的军人，屋顶上还有狙击手，只要发现任何怀疑要攻击总统团队的人就会开枪射击。在总统府外围建了高墙，全天候有军人把持。就穆巴拉克而言，马哈迪说，政敌是不允许搞政治的，经常被捕；未经审讯下被拘禁。在他当政30年的生涯中，没有人与他争权，他在“选举时”囊括了99%的选票。在成为总统后，他任意委任部长，也随时将他们开除。所谓言论自由在埃及是不存在；更甚的是，马哈迪引述传言说，他敛财竟高达700亿美元，几乎富可敌国。

虽然享尽荣华富贵，但穆巴拉克最终也作茧自缚，成为国家的“罪人”。在2011年埃及受到突尼西亚的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也爆发大规模的示威，导致穆巴拉克下台，且在2012年被提控在位时杀人和敛财，被判终身监禁。

目前这位显赫一时的老人已面临心脏问题，随时有停止呼吸的可能。

可怜的穆巴拉克失意时成为一条虫，但他得意时的一条龙，也让人记忆犹新。

1981年埃及总统沙达因推动中东和平议程与以色列媾交，终于引来杀机。在遇害后，其总理穆巴拉克就晋级成为总统。他处心积虑地建立起个人权威和统揽国家大权，使到他自己历届当选总统。在82岁高龄时，他还是恋栈权力，并准备把权力移交儿子，结果被怒火中的群众拉下马，一代独裁者晚年不得善终。这是独裁者一般的运程。

与穆巴拉克比较，马哈迪当然远不如穆巴拉克的独裁，但马哈迪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巧妙地一步一步营造自己的权力而攀上权力的顶峰。

最脍炙人口的是在1969年“513”悲剧后，马哈迪因个人在国席中落选而迁怒东姑，直斥东姑领导无方，也无法解决马来人的困境，并要求他下台。

虽然马哈迪炮轰东姑是一场博弈，表面上看来是马哈迪输了，他被开除党籍，但实际上是马哈迪的“炮打司令部”来得正是时候。当东姑在1970年9月卸职后，上位的敦拉萨就随即重召马哈迪回党。这给予马哈迪一个新的机会。

这新的机会是马哈迪在1974年大选后，被倚重出任教育部长；更在1981年接任首相，从此大权在握。在最初的时候，马哈迪还算服膺于“集体领导”，而在1981年后容忍被称为“二M政府”（所谓二M即指马哈迪和其副手慕沙希淡）。但在1986年后，马哈迪不再允许“二M政府”的存在，而是启开了马哈迪的年代。

不幸的，马哈迪年代才启航一年，他就面临党内的挑战（1987年）。时任贸工部长的东姑拉沙里率B队与马哈迪的A对“决一死战”。在马哈迪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他进一步转向权威领导和强势领导。第一个步骤是促请B队的所有人辞卸部长职。

也就在同一年，马哈迪展开茅草行动，扣留百余名异议份子和暂时吊销三家报章的执照，以图压制“华教人士抗议派不谙华语的教职员在华小上班”。

就这样，马哈迪被指为“独裁者”的说法也开始时有所闻。他甚至有被形容为“民主的独裁者”。这一句话的含义是马哈迪已不再让对手有机会反击和反扑，而是会使用内安令对付异己。

当1990年马哈迪经历惊涛骇浪的大选后，他进一步朝向“收窄”民主的道路走，他也不希望在他当政时出现一个“势均力敌”的阵营。果然在1996年促成东姑拉沙里解散其46精神党就是要冲淡安华在巫统的影响力。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马哈迪竟在1998年革除安华的副首相职，也将他开除出巫统，以阻止安华接班。

正因为马哈迪对政治对手是不手软的，也就在安华被捕后，政界有人形容马哈迪是：“残忍”的人。1999年的大选，对马哈迪是当头一棒的，因为他未想到伊斯兰党会在大选中借安华的效应而取得“辉煌”的成绩。它在国会拥有27席，也夺下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府。

自此之后，马哈迪更是自我膨胀，而采取了被认为是独断的行动，包括在2001年自我宣布“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无需通过一定的程序。抑有进者，马哈迪在退休的那一年（2003年），也强行在小学落实数理也英化的措施。

就此来看，马哈迪确实不比穆巴拉克独裁，但不能否认的是，马哈迪在位最长久，前后达22年，也给自己“塑造”了“强人”的形象。这种现象越来越强烈，而没有办法消除烙在人们脑海里的“形象”；尤其是在他退休后仍然不停止地批评政府的政策，令人对他的“指手划脚”不予苟同。例如马哈迪最近反对纳吉首相废除内安法令是开倒车的行为；又例如马哈迪在有意无意中表达了种族情绪都会让人感觉到马哈迪不仅在当政时“独断”，也在退政后继续表现其“君临天下”的一面，对继任的阿都拉及纳吉指指点点，从而让人加强对他的负面印象。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形容他为“独裁者”，也许是因为他干政的程度超越一位退休者应有的“适可而止”的界线，以致他几乎是凡事都要插上一脚的人。

虽然我们也同意马哈迪与世界上的大独裁者，如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菲律宾马可斯、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利比亚卡扎菲（已被打死）及伊拉克的萨达姆（已被问吊）不可相提并论；因为他还是有其民主的一面，至少每5年大选是不容改变和质疑的。总的来说，马哈迪借助民主来强化其权威统治和强势领导及不容其权力被挑战也是不争的事实。

刊登于2012年7月23日《光华日报》

废除内安令的“肺腑之言”（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于7月9日在布城会见公务员时说，政府之所以废除内部安全法令是因为在政治上它对国阵政府并无帮助。如果你动用内安令把某个人监禁，你不能在政治上将他“杀掉”，相反的，将会强化他的政治事业。

他是出席政府的拉萨学院主办对话会上发表重要演说，但不指名道姓地影射有人因被监禁而声望冲天。

这一席话显然是意有所指，包括仍在政坛活跃但曾被内安令拘留的政界人士，其中最明显的是林冠英如今已是贵为槟州首席部长；而林吉祥及卡巴星仍是两尊大炮架在国会内。当然目前的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也坐过监牢（在ISA下）。因此内安令是不可能“摧毁”他们的政治生命。不过，纳吉敢于下最大的勇气废除内安令也不纯然是因为打不败政敌，而是有更重要的理由与时俱进，以便马来西亚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一。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探讨内安令（ISA）的形成与它最初的真正目的。

1960年4月20日，马来西亚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政府制定1960年内部安全法令（ISA）取代原有的紧急法令，于1960年8月1日正式生效。

所谓的紧急法令是在1948年实施的。当年英军事政府为倾全力钳制和打击左翼政团的势力，在这一年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后，更在6月将马共宣布为非法组织，大举逮捕左翼人士和共党份子；并根据驱逐法令将成千上万的华人遣往中国，也援引紧急法令查封左翼政团和报纸。

更为重要的是，也在这一年的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它在后来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成为宪法的蓝本。

在紧急状态期间（1948年起），先后有50万华人被英军事政府（在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重临的英军就宣称以军事政府统治马来亚和新加坡）驱赶至被刺网围起来的“新村”生活，且有军警站岗，以阻止救济转入森林的马共份子。这些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饱受歧视和压迫，才有1949年的马华公会的成立。

虽然在1955年有一场举世轰动的“华玲和谈”，由联盟自治政府的东姑阿都拉曼与马共的陈平直接谈判，可惜功败垂成，也就意味着马共的游击战并未结束。而在另一边厢，东姑争取及早独立，藉此减低马共的威胁。

独立之后，政府宣布一些“黑区”化为“白区”；尤其是在吡叻地带；更在1960年宣称“紧急状态”可以结束，也就改用内安令来取代。

当时的副首相敦拉萨说，“任何一个面对共产党直接威胁的国家均认定，唯一对付此种威胁的方式是将共产党的代理人加以扣留，防止他们进行各种破坏计划。目前，本邦情势是不容许政府不采取此项行动的。”

就这样，内安令也就在紧急状态解除后成为十分有威力的武器用以对付马共的活动，但也被认为针对亲共份子或左翼人士。

换句话说，内安令在一方面钳制和控制马共的活动外，也对左翼政党和职工会采取查封和扣捕的手段。当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在60年代势力坐大后，就有干部及议员被捕，包括增江地方议会主席符昌和（1960年）、职工会领袖方水双（1963年）、人民党主席波斯达曼国会议员（1963年）等。还有不少社阵的干部、各华文中学的学生及南大的学生也都被拘捕。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不一，但与左翼运动脱离不了干系。其中涉及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大有人在。

虽然在左翼的强烈反对声中，马来西亚还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它带给马来西亚政府的挑战不但是来自左翼阵营，也介入国际斗争；尤其是印尼掀起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被称之为“马印对抗”。

转入1965年，马新的左翼运动转向街头斗争，更多的社阵领袖随后被逮捕，知名的人士有陈凯希、陈潘钦、陈福兴州议员、许平城州议员、拉惹古玛医生、林建寿等人。另有在不同情况下于1965年1月被逮捕的有社阵（国民议会党主席、前农长）阿都亚兹、社阵（劳工党主席）依萨、社阵财政甘波、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及副主席韩尼化等人。他们被指控企图在海外巴基斯坦设立亲印尼的“流亡政府”。

即使社阵在1965年分裂，但劳工党仍持续其街头斗争，因而在1968年议决促请其所有议员（市乡议员、州议员和国会议员）辞职，并杯葛1969年大选。劳工党至此，有超过一半的党中央被监禁在集中营，因此它决定不再参加宪制斗争；更何况在1967年“槟州大罢市”之后，劳工党的机制几乎已被瘫痪。迨至1969年大选后，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虽然“513”基本上和左翼政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因此崛起第三势力，如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党填补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国家政治也因左派统战退出政治舞台而有了很大的转变。

可是“513”之后的内安令不但继续用来对付左翼份子，也用来对付反对党领袖，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在选举中中选国会议员的林吉祥。他因为ISA的扣留而进一步提高其知名度，并在扣留期间被党选为党秘书长。

正因为反对党越来越感觉到内安令已成为克制反对党的工具，反对内安令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马哈迪政府扣捕百余名各界及各政党人士之后，它们已开始用行动来抗议内安令对付异己。

如今经过半个世纪的抗争，我们终于看到纳吉亲自拆除ISA筑起的高大围墙。自从他在去年9月15日（马来西亚日前夕）宣布将废除内安令及各类不受欢迎的法令后，人民已企盼他更快的落实。

为了兑现他的承诺，纳吉也已在今年4月的国会上通过采用《2012年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来取代内安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欢迎（根据统计，内安令实施一来，超过一万人被扣留、拘捕）。

毕竟正如纳吉所言，用ISA只能禁锢一个人的自由和行动，但不容易在精神上打败一个人的信念。如果你有阅及《劳工党槟州分部风雨21年》这本新著，你会相信坐牢对有信仰和斗志激情的人来说只是一种考验，因为他们的心态和信念没有被打倒和洗脑，即使是出狱后找不到劳工党（已在1972年被吊销注册），他们仍然无怨无悔地相信劳工党是他们心中“永远不灭的明灯”，也就情不自禁地赞叹劳工党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纳吉所言的无法在政治上摧毁和改变他们，因为他们为理想和明天而斗争。

既然内安令在民主的时代是反民主和反自由的，也与人权背道而驰，及早的废除是大势所趋。

刊登于2012年7月19日《东方日报》

马哈迪与林吉祥 （天下纵横）

前首相马哈迪说，他不明白为何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这么恨他。他也否认有所谓“马哈迪主义”的存在。这两个议题涉及了马哈迪的政治行为与治国方略，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哈迪从政来时路。他是在１９６４年首次参加国会选举而胜出，那年他３９岁。但不幸的，他在１９６９年大选马失前蹄，捍卫国席失败。吊诡的是，他的失败却炮制出一位“失败的英雄”，敢于向首相东姑发难。

           

在同一个时间，马来西亚也爆发了大选后的“５１３”种族冲突悲剧，导致国家陷入紧急状态。此时的马哈迪不是沉默以对，而是更为积极活跃政坛，包括公然促请东姑辞职而被开除党籍。

           

东姑在他的炮轰下大权旁落，更在１９７０年辞职，让位于副手敦拉萨。敦拉萨的上位意味着马哈迪的胜利，果然在１９７１年被拉萨请回巫统，从此平步青云，一步一步地攀向权力高峰，在１９８１年出任首相后达致最高峰。

           

从这样的经历来看，马哈迪年轻时是叛逆的；成熟时是务实主义者。终于得到第三任首相胡申翁的提拔，先是成为副首相（１９７６），后是掌控国家政权（１９８１）。也许是累积了前任者留下的治国之道，马哈迪走的是强势领导，把权力抓在手里，而让属下或“政敌”俯首称臣。

           

１９８７年因发生政府派不谙华语教师及行政人员到华校服务，结果引发轩然风波，在华社及政团抗议声中，有百余人被逮捕和扣留。其中最耀眼的两位主角是林吉祥及林冠英父子。这是林吉祥第二度被捕，自然对马哈迪的铁腕政治表示厌恶和不满。第一次是１９６９年大选过后被内安法令扣捕。

           

虽然第一次被捕与马哈迪攀不上关系，那时实权人物是敦拉萨，但林吉祥第二次被捕就与马哈迪有直接关系。在被拘禁一年半后，林吉祥父子才获得释放，也就不期然地会对马哈迪的统治感到生恨。

           

本来马哈迪在２００３年退休后，他与林吉祥的恩怨也应结束，讵料不甘寂寞的马哈迪在２００５年起发现其接班人阿都拉的表现令他大失所望，乃发起攻击阿都拉，直到他在２００９年卸职为止。

           

基本上，马哈迪是为纳吉护航的热心前首相，但在很多时候他也发表了具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甚至不时的抹黑民联，包括行动党在内，难怪林吉祥有时不得不咬牙切齿驳斥马哈迪的奇言怪论，例如揶揄华人是下届大选的造王者就有欠客观。不宁唯是，在２２年的当政中（１９８１－２００３），马哈迪的个人表现有时是惊涛骇俗，有时是“出神入化”的。但由于他的论述一般上不是以哲学思想为主调，也就不被学界标签为“马哈迪主义”的学说。虽然也有少数学者将马哈迪的思想与治国政策合在一起而形容为“马哈迪主义”，但严格来说，那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伊斯兰、民粹主义及专制主义的综合体。若被概括为“马哈迪主义”也是行文上的方便，不是真正的“马哈迪主义”。

           

也许马哈迪最引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１９９０年提出的要在３０年后达致先进国水平的愿景，因而一时之间有了所谓２０２０年宏愿，即意在这一年我们就跻身成为先进国了。

          

 现在距离２０２０年只有８年，我们国民的人均收入仍然未达先进国水平。眼看时日无多，也就激发纳吉不得不急起直追。

         

 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纳吉希望国家经济转型成功，而国人年均收入在那时达到１５０００元美金（目前约８０００元美金）。现在看来，马哈迪的宏愿是高难度的挑战，也许在８年后仍未能达致。

           

但不论怎样变化，马哈迪的宏愿是无法升化成“马哈迪主义”的。再说，马哈迪仍然像从政时的左右开弓，有时对执政党和反对党毫不容情，并未高姿态跳出政党之争指点江山，自然也不会强化马哈迪主义的（若是有的话）。单就他否认存在“马哈迪主义”来说，他是有先见之明，免得以后被学者争议和批判。

刊登于2012年7月16日《号外周报》第590期

告别恶法，巩固民主 （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在7月11日宣布废除“煽动法令”是有些意料之外，但却是另一个突破。不过行将取代的“国家和谐法令”仍未知其细则，许多人因此希望新法令有助捍卫言论自由，并与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相一致，而不是再多加不必要的限制。

其实，纳吉从去年开始对一些重大的法令作出废除或修改是马来西亚历史进程的一个大转折，值得申庆与关注。这些包括最为重大的是废除内部安全法令，取消内政部长拥有绝对的权力未经审讯即可监禁被逮捕人士，而监禁时间随部长缩短或延长年限。

现在政府以《2012年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来取代也引发争议。因为在取消部长的权力的同时，又允许警方对嫌疑人扣留28天才来决定要不要提控，也同样被认为是不民主和不必要的。

至于印刷和出版法令的修改的重要意义在于报章不需要年年申请更新执照。从而显示新闻自由受到了一定保障和尊重，但在修正令下，报章与言论能否较过去有更大的自由则是有待考验。因为《2012年证据法令》（修正案）被认为是钳制言论自由的，也可用来对付媒体、部落客、面子书和推特等。

与此同时，政府也对大专法令作了修正，允许大专生参政，这是进步的措施，承认大学生参加政治的基本权利。

还有1967年警察法令有关自由集会的条文也放宽了，允许公民自由集会，只要不涉及街头示威。在这方面，净选盟的3.0大游行也引发争议，至今仍未对自由集会有明确的定义。

最新的发展是纳吉也把“煽动法令”废除了。这样一来，整个在紧急状态下制订的或在之前就存在的法令也就在内安令等的失效下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

根据我们所知，英殖民政府最早控制的是华校和华文报，那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因为华校和华文报如雨后春笋出现，英政府也就在1920年制订办华校要登记和办报要拿出版注册法令。在战后（1945年）就有华校及华文报在法令下被关闭和查封；如今经过90年的抗争，我们才见华校和报业朝向开放的道路前进。虽是迟来的春天，但殊值珍惜。

来到战后出炉的法令就更加严峻了。如1948年的紧急法令，这赋予政府极大的权力以逮捕和扣留任何被怀疑左倾或亲共份子；马共也在这一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紧接着有50万华人被赶入新村而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紧急法令、警察法令、驱逐法令和出版法令等成为对付左翼政团和个人的有效武器；当然在1948年出现的“煽动法令”进一步克制任何向英政府挑战的单位或个人。

可以这么说，英殖民时代制订和遗留下来的法令绝大多数是针对左翼政团和亲共活动而被强化的。当1960年政府用内安令取代紧急法令时也一样被指用来对付左翼活动。如今经过50多年的批评与抗争，也终于让政府感觉到有必要一揽子把所有的不受欢迎的法令拿出来检讨或将之置入历史堆中或将之修改。这在过去是难以思议的。即使民间或政党有提出非议，也多以要求修改为妥，少有单位有足够的勇气要求即刻取消。今天的纳吉一口气把恶法一个一个地颠覆过来，也真是让人眼前一亮，但愿新法能与民主共存，能与时代齐驱并驾，进而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民主与自由国家的典范。

刊登于2012年7月1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