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批人，两个世界？

先从马哈迪于1981年拜相说起。距离今天也已经是37年了。这种的变化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不大，因为原来的面貌直到今天还是原来的面孔。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时代变了。在主要人物不变下，变成旧酒装新瓶。

且让我们先回到从前。当年的主角是马哈迪在“513”悲剧后从中崛起，因为是他最先开口把东姑拉下马的。虽然在1969年时被东姑开除出巫统，但在敦拉萨于1970年拜相后就在隔年（1971年）大张旗鼓地把马哈迪迎回巢。

马哈迪在1974年大选后被委为教育部长，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幸运的他又在1975年的党选中被选为党副主席，另两位副主席是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

由于在党内的排名往上升，当敦拉萨于1976年初逝世时，升任首相的胡先翁就需要在三位副主席中物色一位接班人。选来选去，最后选上马哈迪。他成了党的署理主席，也兼任副首相。

后来他也感到十分庆幸。当胡先翁在1981年宣布退休时，把棒子交给马哈迪。

马哈迪上台不久，有一位充满理想的青年闯进他的心扉，说他要参加巫统，这个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安华依布拉欣。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外界总是认为是马哈迪拉拢安华进巫统；而事实上，是安华要进巫统，以便取得一个政治平台。因为伊斯兰党给不了他这么一个机动性的平台。

马哈迪欣赏安华的好学不倦；尤其是对他的回教知识渊博表示敬意，而当时安华也是回教青年运动（Abim）的主席，对年青穆斯林有很大的影响，自然成为马哈迪重要的好帮手。

不过当安华在1982年当选国会议员后，他对马哈迪只委他担任首相署副部长表示失望，他想要的是正部长。马哈迪在回忆录中形容安华的投诉是不恰当的。但他仍未发现安华有什么大野心（当年安华只有35岁，马哈迪认为不必急于求成）。也许是因为他少年得志，在后来吃了很多苦头。因此他近日向其女儿努鲁依莎说不必急于担任部长。这一席有感而发的谈话也间接告诉女儿急于求成到头来是适得其反的。

正如我们最近看到刚获得特赦的安华已表白不急于接班，这无形中消除了马哈迪的压力，可以安心进行改革计划。在此时此刻，安华享受的可能是“大器晚成”的甜蜜，一如马哈迪得以在93岁再次拜相也真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当安华在1982年的党选中与纳吉联手击败了原任巫青团长苏海米（哈仑侄儿）后，官运一路亨通。1983年他被扶正为正部长，遂了心愿。

回想起来，安华多少后悔在1993年党选时，急于挤掉嘉化峇峇的署理主席，令马哈迪很不高兴。事先他已劝安华不要这么急于上位，但后者说其团队的人都急于求变。

不仅与此，安华还在那年组成以他为首的“宏愿队伍”，另三位成员是纳吉、慕尤丁（柔大臣）及莫哈末泰益（雪大臣）。

这一个队伍是准备接马哈迪的班，引致马哈迪对安华格外戒心。也正是那个时候当时的总警长韩尔双夫向他汇报安华有涉及不正当性行为后，他就暗中调查安华的一举一动。

马哈迪的策略是：（一）在1996年党选前，召回东姑拉沙里的46党成员，以制止安华势力坐大；（二）在党选中布阵阿都拉竞逐副主席，结果被挤掉的是慕尤丁，宏愿队伍被打散；及（三）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向安华摊排，要么出国出任大使，要么面临法律制裁。在安华拒绝后，不幸于1998年9月1日被革职，复又被开除党籍。从那一刻起，安华需要用20年的时间才再度翻身。

在1999年时，马哈迪调阿都拉为党署理主席兼副首相，当时有人纳闷为何不是纳吉？毕竟纳吉在副主席得票较阿都拉高。

后来马哈迪也透露了纳吉年轻还有机会。因此当在2003年马哈迪退休时，阿都拉随着拜相。原以为阿都拉会择纳吉为副揆，未料阿都拉一直不委副手，造成马哈迪十分不耐烦，不得不出手迫使阿都拉同意。

到2008年大选国阵受重挫，马哈迪又指阿都拉领军不力，逼他下台。结果纳吉在2009年成为第六任首相。初时他与马哈迪关系相当不错，主要是前者的父亲是马哈迪的恩师，自然要扶下一代一把。

讵料在2015年后，随着一马丑闻（1MDB）爆开后，马哈迪来一个大转变，转向与安华合作，让许多人跌破眼镜。接着又拉拢慕尤丁合组土著团结党。

自从马哈迪转换码头于2018年初正式与希盟合作时，已显示他再拉过去的盟友另辟途径，一方面收拾纳吉和国阵及巫统；另一方面，展现一个新的政治分水岭，用同样的人马带出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巧合的是，不论是旧巫统或新组合都是离不开马哈迪和安华。这个世界也真是小到可以用旧人迎新局？

于是我们又看到人事的布局回到从前，即第一号人物马哈迪；第二号人物安华（他在两年后会接班）和第三号人物慕尤丁，而合作对象不再是马华或民政，而是行动党。国大党也感受到行动党带来的威胁。

虽然说这是第一次政党轮替，把不可能化成可能，但吊诡的是，使用旧人推翻自己曾领导的旧政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如果说过去是巫统独大，其他成员党则陪衬组成国阵。如今是土团党、公正党及诚信党组成铁三角，而面对的只是一个行动党，再也没有所谓其他小党的存在了。

我们只能说，是马哈迪“改朝换代”成功，正如孙中山成了“辛亥革命”的大功臣，但接着下来，如何收拾烂摊子？如何建立一个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就要看新政权能否深入民心的改革，还是仍存在种族政治的心态。

一时之间，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正如我们对公正党的看法是它的多元种族内涵有没有华人的代表地位？华人在党高层有参与决策权吗？华人有机会当部长吗？不是二级部长，而是有其代表性的部门，以反映其多元性。不然我们又回到从前的种族政治了。

刊登于2018年5月31日《东方日报》

郭洙镇与民政党

我认识郭洙镇（1941-2018）是在他担任董总法律顾问期间。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曾在一间酒店的房间东南西北聊个不停，话题总是离不开教育，包括董总申办独大被拒的官司案、参与3M教育的改革，及促成马哈迪对大专教育的开放。

身为董总的法律顾问，郭洙镇的工作也被华社的认同。因而在1982年，在董总的推动与策划下，同意派出“华教精英”参政，以为华教争取较好的对待。

这批华教人士以郭洙镇为首，加上许子根、王天庆、江真诚等人，形成两波先后参加民政党。

根据董总方面的消息说，郭许两人拥有较为明显的华教背景，也就努力向民政争取派两人上阵参加大选。

在那个时候，马华公会也是被考虑的政党之一。据苏天明说，他们也有考虑搭上马华的列车，但“我们有情，它们无意”，也就告吹了。

就这样，董总选择加入民政党，因为林敬益同意董总对华教的建议。毕竟当年民政也是急于引进新血和采用新的战略，以鼓舞士气；尤其是马华公会已争取8席对8席（马华民政各8席）的比例参加1982年的槟城选举。

不宁唯是，刚就任首相的马哈迪有鉴于马华李三春敢于到华人选区（芙蓉）与曾敏兴（行动党主席）对垒，也就答应以马华和民政参选而胜出的议席为准。只要对方议席胜过另一方，首席部长就归谁。

那一年马华的林建寿与民政的林苍祐争首长。在苦无选择下，林苍祐的招术就是使林建寿败选。

果然不出所料，林建寿败了，马华只胜6席，民政则赢完8席。不仅巩固了林苍祐的地位，而且民政显得生气勃勃。

民政安排许子根打槟城丹绒国会，这议席在1978年由行动党黄鸿杰胜出，他后来加入马华。许子根面对的是行动党候选人陈庆佳，两人都是华教精英。因此林吉祥十分不满董总偏袒民政，不把陈庆佳当华教人士。这也导致行动党与董总关系一度紧张。

郭洙镇也是被派到反对党强区的甲洞对垒行动党的陈胜尧。尽管董总头头都出动为许子根和郭洙镇站台，但最终许子根以800多张多数票拿下陈庆佳；而郭洙镇则在甲洞以千余票之差败北。这一胜一负也没有给董总带来惊喜，但它还是坚持较早传播的信念“打进国阵，纠正国阵”；也鼓吹“三结合”理论。这个三结合理论看起来是怪怪的，即政府与政党，包括反对党和民间团体的三结合，以维护和发展华教。

可是因为郭洙镇进不了国会，只剩许子根在国会努力表现其“华教精神”。

有鉴于董总亲近民政党，一方面马华对民政十分不满，行动党也对民政不予原谅，而马华与行动党同时把矛头对向董总。

1986年的大选，林吉祥单挑许子根，结果林吉祥的丹绒一役打响了，也连带10名州议员打进槟州议会。

不过许子根的失败也给他带来成功的机遇。他在1986年转任首席部长的政治秘书后，因林苍祐在1990年的大选中败给林吉祥，造就许子根成为继林苍祐之后的首席部长。

另一方面，郭洙镇在1986年韬光养晦，为参加大选，直到1990年在太平胜出，官拜副部长。

2005年的党选，郭洙镇面临一生中最困难的抉择，因为这一年许子根被安排攻打署理主席，以便将来接林敬益的班。

在无从选择下，郭洙镇最后决定攻打主席，与林敬益对垒，免伤与许子根的和气。虽然郭洙镇在党选失败后息影政坛，但他仍保留国会议员直到2008年。

也许让他想不通的是为何林敬益不选他接班，而是选许子根？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但许子根的政运在2007年后不再平稳，特别是在2008年大选前，许子根对上京或留槟有矛盾的心理，当时他未得到阿都拉首相的任何祝福。

后来在压力下，他选择上京，并在峇都加湾国席出征。可惜在2008年的大选，是民政走下坡的开始，在槟州不但全失州席，也全失国席，被反对党杀得片甲不留。

失落的许子根在2009年后才获得纳吉委为上议员，兼任首相署部长，以直到2013年退休。不过在2013年大选时，民政同样爬不起来。更在2018年的大选基地已成废墟。

正当民政党已不知何去何从时，郭洙镇也在同一个时间悄然地走了，终年77岁。

总结来说，郭洙镇的“打进国阵”与“三结合”理念是无法完成的乌托邦，引发1990年林晃升提出两线制。未想直到2008年才实现，但在2018年又被冲得无影无踪。

两线制也成了人民心中的一个疑点，到底人民要的是什么？

刊登于2018年5月28日《光华日报》

第七篇：1982年大选 马哈迪用慕沙排斥姑里 2M政府与安华崛起

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在1981年退休后，马哈迪出任第四任首相（1981年7月9日）。他是第一个没有贵族和皇族身份的专业医生，也可被视为“平民首相”，因为他没有显赫的背景，父亲只是一名教书先生。

正因为这样，当胡先翁在1976年挑选副手时，他专挑马哈迪，而不是挑选嘉化峇峇或东姑拉沙里。因为嘉化峇峇学历不高，是师训出身的老师和校长；而东姑拉沙里虽毕业自英国的经济学士，但他与东姑一样有皇族背景，也就不被胡先翁优先考虑。他可能是不希望政权又回到皇族血统的身上；或者与他的父亲拿督翁的遭遇有关。拿督翁不仅是柔佛的望族，但不是皇族也曾被苏丹剥夺过官职。虽然名望很高，但总高不过苏丹。因此胡先翁就有意平民化首相这个角色，当然起码还得是个知识分子。

马哈迪是在胡先翁手下当过5年的副手生涯后，才走向顶峰。他一上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东姑拉沙里下马威。

原本他应该挑选东姑拉沙里成为副相，因为东姑拉沙里是年资最高的党副主席，而且也是财长，但马哈迪偏偏让署理主席一职开打，他属意的是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因此这两个人被放在署理职上争高低。

虽然马哈迪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对东姑拉沙里的不满，但他倾向慕沙希淡反映出他的“平民首相”的思维。他在当副相时与东姑拉沙里失和是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拉沙里不服胡先翁没选他为副揆（他资历比马哈迪高），所以曾以财长身份奚落担任贸工部长的马哈迪，并未把他当成第二号人物。

在1981年要选副相时，马哈迪也就使出一招让党代表作出决定，以让东姑拉沙里输得心服口服。结果慕沙以722票击败获得517票的东姑拉沙里，而当选党署理主席。

马哈迪在得偿所愿后，他委任慕沙出任内政部长兼副首相，把他不喜欢的雅沙里沙菲宜从内长调任外长。而东姑拉沙里仍担任财长兼巫统财政（委任），旨在平衡与相互牵制慕沙与东姑拉沙里之间的微妙关系。

就在马哈迪拜相后，有一位年青人在1981年闯进他的视线，他就是回教青年运动（Abim）的主席，也是著名的叛逆青年，曾在马大领导学运且成为1974年华玲反饥饿运动带头人之一的安华。虽然事后被扣捕（1974-1976年）两年，但他在释放后依然活跃于回教运动，也积极介入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其中最轰动的是，他在1978年同情回教党被打压而在丹州闪电大选中败落。

当时回教党积极拉拢安华领导回教党，幸好他没有答应，才有了后来的脱颖而出的安华。

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政府提出社团修正法令，规定社团只有两种，或成为政治性社团，可以谈论政治和公众事务；或可成为俱乐部性质的社团，不可谈论政治及国家议题。

由于很难适从，华社不但强烈反对，而且马来团体也不接受。在一片抗议声中安华被推举为全马反社团修正法令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与政府交涉。

在当时民间发现“盲人协会”（非政府组织）竟被列为政治性社团，可以谈论政治。这是不符合逻辑的，盲人社团要的是协助失明的人筹款和提供各种训练。怎么可能涉及政治？

后来安华终于说服马哈迪及慕沙希淡放弃“社团修正法令”，让它回到原状。这一胜利也给安华提供有利的政治筹码。也是在这一年（1981年9月）安华加入巫统，马哈迪亲自宣布安华加入巫统，即便因之激怒党内元老，但马哈迪却放手让安华推动政治改革。

1982年安华被马哈迪推举为峇东埔国席的候选人，这个席位当年由回教党占有，马哈迪要安华将之拿回来，而不是提供一个舒适的选区让安华轻易过关。

就这样，安华通过全家开展竞选活动，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回教党的原任议员查比里黯然退场。不久之后，安华被委为首相署副部长，专门处理回教事务和政府的代言人。

这一年的大选是马哈迪上台第一年的试金石，结果他取得辉煌的胜利，在154个国席中，国阵占了132席；而反对党只有22席（此时反对党剩下行动党和回教党）。

当时1982年大选后组成的内阁，一般的舆论都称为“2M政府”（即取马哈迪名字（Mahathir）开头的字母M和慕沙希淡（Musa Hitam）名字开头的M，也就成了“2M政府”）。初时还不大要紧，马哈迪也没有阻止，因为他需要在党内巩固势力；尤其是前雪州大臣哈仑虽服刑，但势力很大，竟在1981年的党选中被选为副主席之一。

在权衡利害关系下，马哈迪还是挺慕沙，以面对1984年的党选，东姑拉沙里再次挑战署理主席职。他不幸在1983年被卷入土著金融丑闻。这是指属于政府金融公司向香港商人借出2亿5千万元马币竟成了烂账。后经查明，此案与东姑拉沙里无关。可惜党选已过，对姑里没有帮助，再次败下阵来。

此时慕沙写一封密函给马哈迪，反对委任东姑拉沙里担任内阁部长，但不被马哈迪接受，他坚持委东姑拉沙里为贸工部长，财长则交由其亲信达因出任。由于马哈迪对慕沙有戒心，两人关系慢慢疏远，最后终于爆发出来。

刊登于2018年5月28日《号外周报》第890期

安华牺牲20年换回尊严

安华依布拉欣是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一个创造神话故事的人物。他的年轻事迹；尤其是敢于进行街头斗争令人刮目相看。他也因为敢于向政府挑战而在1974年在华玲反饥饿游行中被扣捕2年，直到1976年才获释。

出狱后的安华仍然沉浸在回教青年运动（Abim）中，并逐渐成为年轻穆斯林的偶像。除了在自修中拥有丰富的知识外，也对回教有深入的研究。因此马哈迪很赏识他在这方面的才华。

安华和马哈迪的渊源可回到“513”悲剧以后。当年（1969年）马哈迪因公开促请东姑下台而被开除出巫统。翌年马哈迪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名著《马来人的困境》，即马上被政府查禁。在那个时候安华是崇拜马哈迪的，更在示威游行时摇着马哈迪的著作不断呐喊，无视于此书已被列为禁书。

虽然马哈迪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这件事，但毫无疑问的，他对安华是惺惺相惜的。因此当马哈迪在1981年拜相时，安华就直闯首相府说我要进巫统。

根据马哈迪的分析，安华若是加入伊斯兰党顶多只能成为一党之魁，要成为部长甚难，除非伊党能执政中央。这在安华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事，因此他选择加入巫统。

我曾在2008年大选前与安华有过一场论坛，也询问过他为何不加入伊党？毕竟他的Abim组织内有很多伊党才俊，如曾任伊党主席的法兹诺及现任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他坦言在1978年伊党被踢出国阵后，对吉兰丹的暴乱和被中央接管州政权一时感到迷惘，好像失去了方向。此时的伊党极希望安华进来伊党领导，但被安华婉拒。

其中的理由正如马哈迪所言，安华需要一个大平台，而这个平台就是巫统。果然在马哈迪得势后，安华就走进巫统了。

他在巫统内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也被马哈迪提拔出任副部长、部长乃至副首相（1993年）。这个时候安华已不安于现状，他在党内结合成一股力量，称之为“宏愿队伍”。

本来坐亚望冠的安华只要耐心等待，终有一天轮到当首相，但安华身边的人迫不及待，也希望安华及早上位。马哈迪这边也不动声色地收到举报信，且获得警方提供的消息说，安华涉及不正当性行为。

就这样，两人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马哈迪也伺机对安华下手。就在1998年国庆日后的隔天，安华被马哈迪解除官职，更进一步被开除党籍，两人的关系已恶化至“不共戴天”。

下来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烈火莫熄”的斗争。安华既在狱中，也在官司案纠缠的阴影下开展政治斗争。这个过程安华不但吃尽苦头，而且先后两次被控上法庭，面对“鸡奸罪”。前者是在1998年被捕后，直到2004年才出狱，被判刑6年。后者则是在2014年被判5年监禁，而在5月9日希盟大胜后的不及一周被释放，也即刻获得元首的特赦而摇身成为一个自由人。

现在因为希盟大胜，安华不但获特赦，其未来的前景又再一次发亮。而这一次会显得更珍贵。这种“大器晚成”固然比“少年得志”来得好。现在的安华似乎已有很大的转变，他不急于上位，倒愿意让敦马继续当首相。这种心态也反映出人的年纪越大也会放下执著的。

总的来说，安华用20年的岁月换来一片晴朗的天空，这也要对其夫人旺阿兹莎的坚持战斗给予致敬，因为她的付出和牺牲不但成为国家第一位女副首相，而且也真正为安华鞠躬尽瘁，有夫人如此也实在难得。

刊登于2018年5月28日《号外周报》第890期

马华败在积重难返

马华公会作为马来西亚的老牌政党走到今天有人说气数已尽，也有人说已经病入膏亡，寿命有限；更有人说，马华应该“收档”了，或至少也要改头换面，否则它将面临“摧枯拉朽”的命运。

究竟马华还有希望吗？它为什么走过69年却在迈入70年的门槛时看不到未来？原本拥有的一切为何也在这一次的大选中（2018年）化为乌有？

有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且让我们走进马华的历史看个究竟。这是一个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的华人政党，是继巫统（1946年）及印度国大党（1946年）之后的现今硕果仅存的三个最老政党。巧合的是，这三个政党为应对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半民选），在1954年成立了“联盟”（Alliance）。

当时联盟最大的敌手是已在1951年退出巫统的拿督翁（他也是巫统的创办人）。他另组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国家党），在表面上看是多元政党，也有华人（诸如橡胶大王连裕祥）担任副主席。更为隆重其事的邀请陈祯禄（马华总会长）为其新党主持开幕。当年支持拿督翁的也包括林苍祐。

拿督翁之所以离开巫统是因为这个党反对他的门户开放政策（拿督翁主张政党的多元性，因为他要成为各民族的领袖，不单是马来人的领袖）。这样的高瞻远瞩的理念在当年是曲高和寡的。后来因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在1954年加入联盟，而林苍祐也在同一年加入马华。拿督翁一怒之下，大骂陈祯禄及林苍祐出卖了他；也进一步指责马华的领导有国民党的背景，他们这些人将有一天把马来亚纳入中国的第廿个省。

根据史料，在联盟成立之初，马华与巫统各派出16人及国大党6人组成中央委员会。较后又成立工作委员会时，巫统占6名，马华变成5名及国大党2名。换句话说，从那时开始，马华已比巫统矮了一截。

与此同时，为参加1955年的选举，巫统派出35人竞选，马华派出15人及国大党2人。结果联盟大胜，共赢得51席，另1席归伊斯兰党，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

在1959年独立后的大选首次暴露了马华的弱点。虽然林苍祐派在1958年党选中大捷取得胜利，但在党内部却面对陈修信与翁毓麟的夹攻。导致林苍祐派要求分配更多国席（约40个）的计划泡汤。因为东姑找到陈修信合作，两者联手将林苍祐派边缘化。后者不但未能成为候选人，而且决定候选人的权力也交由联盟主席，即是巫统主席东姑作出分配。

最后马华分得31席（未达总数104席的1/3席），巫统分得69席及国大党4席。由于马华内乱及林苍祐派被排挤，华人心生不满，也影响了马华的表现。在那年只有19人中选，12 人落选。林苍祐派愤而离开马华。马华在1962年进入陈修信时代。

陈修信一向以东姑马首是瞻，因此马华在联盟内已退至屈从的地位。除了陈修信掌控财政部长外，其余的部长被视为二级部长。虽然在1964年的大选，因马来西亚成立而出现马印（尼）对抗的紧张局势，促使华人转向支持马华。在参选的33个国席中，胜了27席（这一届国会议席增至154席），但马华未能借助胜利的成果，向巫统提出华社诉求。既否定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也不同意华人要求建立“独大”。在无所应对下，马华乃在1968年推出拉曼学院应景。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民众不但对东姑领导下的马来西亚面对经济衰退感到困扰，也对槟城自由港的消失造成失业浪潮高涨（事后官方公布约17%）十分气恼。因此在1969年的大选，马华面对第一次的重创，参选33席，只胜13席。更令巫统不能忍受的是，马华把槟州的主导政权让给民政党。马华在失望之余，却因“513”悲剧的发生再重返内阁（本来因大选失利，决定暂时退出内阁）。即使巫统的已故副首相伊斯迈医生形容马华如果继续半生不死的话，最好的途径是与巫统分道扬镳（1971年）。马华还是没有退出联盟的想法，也只好委屈求全留在联盟内。

转入1974年马华面临第二波的冲击（本来已没有什么权力），是因为联盟吸纳了4个反对党加入，扩大成国阵，也直接削弱马华的代表性（除伊党外，另三个是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

陈修信在无法忍受林苍祐以民政党胜利者的姿态加入国阵后只好宣告辞职。这一年也因马中建交给马华带来好处，参加23个国席（因华人议席要分配给民政和人民进步党，马华的议席自然减少）胜了19席，但没有喜悦可言。接棒的李三春只好埋头苦干，试图重整马华雄风。此时马华的财长不见了，但还是留下4名部长，职称在二级部长的范畴内。

1979年马华党选两巨头李三春与曾永森硬拼总会长职，结果李三春胜了，但另外的大批党员跟随曾永森走进了民政党，加深马华与民政的裂痕。

马华的勇于内斗和对成员党的排斥是不遗余力的，如1982年与民政争首席部长职不果，伤了两党元气。更大的伤害发生在马华的1984年党争，虽然陈群川斗胜梁维泮，但只能忙于收拾党内残局；尤其令马华华痛失颜面的是陈群川的坐牢及较后面对合作社风暴的冲击，在在让华人对马华的操行和纪律的紊乱感到失望。

即使马华在1995年及1999年的大选有良好的表现，例如前者参选35国77州席，赢了30国70州席；后者参选35国77州席，中选28国及68州席，也有助国阵仍保住2/3多数系的优势，并抵消伊党因安华的烈火莫熄斗争而突然崛起（27国席及控制丹登两州）给巫统带来的威胁（1999年）。

到了2004年的大选，马哈迪退位，改由阿都拉领军，马华参选40国及90州席，结果中选31国及76州席，所赢得席位是历届大选最好的。

如果我们以1995年、1999年及2004年三届大选马华的表现优异来看，则马华应趁“扬眉吐气”的时期强化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可惜除了在2004年出现多位副部长外，马华的4名内阁部长依然保持不变，影响力也无从突破。最明显的是在2005年黄家定带领所有国阵内的华裔部长向首相陈情对宗教极端分子的嚣张表示忧心，却被首相下令即刻收回。华人的感受如同刀割，但马华也忍辱下来。

无可否认的，马华在教育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从拉曼学院到拉曼大学，从自立合作社到自立学院，在在都显示马华“功在教育”。但是华社的不满和失望是整体性的，也就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中充分表露出来。马华依然没有察觉其危机性，反而展望在2018年可取回15个国席和30个州席，却没有思及巫统的霸权政治依然未变下，就算在选前增建10间华小，承认统考和对一带一路不断的鼓吹和宣传，也没让华人感恩戴德，选民没有忘记前两次的“革命”（大选）尚未成功，也就有了这第三次的革命，把马华连根拔起。

在这样的“乌天暗地”下，我们也许只能看到魏家祥长天仰啸而无语问苍天。

刊登于2018年5月25日《东方日报》

第六篇：1978年大选 胡先翁收拾回教党 又让马哈迪当继承人

在国阵于1974年大胜后，下来有几个重大的变化。其一是马中的交换大使在1975年才落实，但只限于官方对官方的交流，尚未开放给民间对民间的交流。因此要去中国探亲，治病和从商乃至旅游等，都要经过政府签批，不能随意私访。

以中国广州交易会来说，每年的春秋两季展销会举凡马来西亚商人要赴会，必须通过“国企”，而后一层层通过内政部调查，方准赴会，而且也只限在广州市一带，不可擅自离开广州。

虽然马中已建交，但有不少的约束，比如使馆的工作人员有限制，外访各州也要照会外交部等等。因此在初期马中关系发展缓慢，直到马哈迪上位后（1981-2003），马中关系才有明显的改善；尤其是1989年完成马政府、泰政府及马共的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马共放下武器得以重返国家开始，政府就放宽法令，让人民较自由地赴华访问，也随后出现多个宗亲与乡亲联谊会的组织，大大地促进民间交流，包括投资联营、学生留学及体育文化活动等等。在2010年后，更见蓬勃开展，马中关系晋入一个新纪元。

其二，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不幸于1976年病逝，由其襟弟胡先翁（他是巫统创办人拿督翁的大公子，也与敦拉萨有一些关系，因为他们两人先后娶了姐妹为夫人，可说是姻亲关系）上位接班成为第三任首相。

胡先翁碰到的第一个大难题是挑选副揆人选。他原本要调升内政部长雅沙里沙菲宜兼任副首相，但因后者只是巫统中委，在传统上不具备当副首相的条件。因此当时的三位巫统副主席一起向胡先翁“摊牌”，要么从三人中选一人，要么他们集体辞职。在左右为难下，胡先翁最终作出令人意料之外的决定，他挑选三名副主席中得票最少的马哈迪（党章没有规定要跟随得票排先后秩序）出任副首相。

这一下子，另两位副主席的嘉化峇峇在生气下不接受入阁；而东姑拉沙里（也是副主席）虽心有不满，但也继续担任内阁中的财长。也因为财长握有实权，造成东姑拉沙里后来以财长身份对身兼贸工部长的马哈迪有些冷落，使到后者伺机报复（他认为东姑拉沙里蔑视他的副相职位）。

其三，在胡先翁上位后，他在1977年发现加入国阵的回教党（伊斯兰党）有异常动向。先是通过丹州联委会，要求罢黜亲巫统的纳西州务大臣职（他是敦拉萨在1974年大选后委任的。当初回教党不在意，后来发现不对劲，也就不满巫统干预回教党政务），但大臣也有其基层进行反击，号召6万人大示威，此举更激起回教党开除其党籍，并在立法会议上对他投不信任票而通过（1977年10月15日）。

不甘束手就擒的纳西在4天后又发动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引发两派的冲突暴乱事件，导致中央宣布紧急状态，接管州政权。在同年的12月13日的国阵会议上，开除回教党的国阵“党籍”。

1978年胡先翁先于3月举行丹州选举，以挫回教党士气。结果回教党只剩下2个州议席，州政府拱手让给巫统。

其四，胡先翁在1978年7月8日举行全国大选投票（是为独立后的第五届大选，也是连同独立前算在内的第六次大选）。结果获得空前胜利，在总数154席中，国阵赢得131席。回教党惨败，只剩5名国会议员；行动党则有16席，反对党合起来不过21席，强弱分明。

正当胡先翁踌躇满志之际，他在1978年9月党选上碰到了克星也提名角逐党主席。这位克星是苏莱曼巴勒斯丁（Sulaiman Palestin），时任槟州立法议会议长。本来他是不够资格挑战胡先翁的，但因背后有人，也就敢敢豁了出去。

原来他是哈仑（前雪州大臣）的亲信；特别是在哈仑面对官司和失掉党内的支持后，更需要亲信出马。

不论苏莱曼的做法是对或错，他却给已在坐牢的哈仑（因贪污罪）一股力量，但事不从人愿，苏莱曼的努力最后是一场空，过后他也销声匿迹于政坛了。

担任了5年首相的胡先翁感到心力交瘁，乃在1981年7月9日将棒子交给副手马哈迪。

从那一天开始，马哈迪正式成为第四任首相，开启了他的政治长征。

刊登于2018年5月21日《号外周报》第889期

第五篇：1974年大选 敦拉萨打中国牌一统江山

自“513”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局已全面大洗牌，执政的联盟也几乎改头换面，索性将其阵线改成“国民阵线”（简称国阵）。其中的微妙变化也在将来的斗争中浮出台面。

就敦拉萨来说，他主政的年代要有一番新气象，凡是可以拉拢的反对党他都将之收编，他已经不可能单照顾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颜面。因此把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拉进国阵，以形成一个有“民意”基础的大阵线。

此外敦拉萨也处心积虑地将外交政策作180度的转变，除了与苏联及东欧国家打交道外（1972年），也在1974年5月率团直飞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达成建交的历史篇章。这个时期，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批林批孔运动正方兴未艾），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敦拉萨首相，后者且与周恩来总理谈判建交的《马中联合公报》内容。

当敦拉萨凯旋回国后，他几乎肯定全民将会接受和欢迎他的转变。

尽管马中建交仍有重重阻力，但敦拉萨决定搁置一边而寻求国际关系缓和下来。

敦拉萨在当时敢于跨出第一步，直接与中国建交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马共仍在森林进行游击战争。中共不可能“放弃”党对党的关系，而是为将之一分为二；对马来西亚官方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对党政关系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兄弟关系”。

虽然马中在不断地克服阻力，但事实证明马中建交是万民欢呼的；尤其是华人更是雀跃万分。不是华人要得到什么，而是希望重新联系亲情。这种血脉相连的骨肉之情，让马来西亚华人有深深的感触，在投票时，已不假思索地把票投给国阵。

加上马来人对“新经济政策”（1970年提出，为期20年）的厚望，也就支持敦拉萨作出巨大的改革，即使因此被标签为向左转，已是无所谓了。

结果国阵在总数154席中占有135席，剩下的19席归给反对党（当年国会只剩下行动党、社正党和砂国民党是反对党），它们的席位分配如下：行动党剩下9席、社会正义党（陈志勤领导）剩下1席及砂国民党9席，与执政党相比势力十分悬殊。

1974年的大选，马华拿下19个国席（比1969年增加6席），但它的对手——民政党不但牢控槟州政权，而且参加8个国席选举又胜了5席。更令马华吃不消的是，民政分配了两名副部长。

因为民政党已从外打进内部，且与马华争代表权，也就使到双方心病加深。陈修信在此难堪时刻，惟有急流勇退，改成李三春的时代降临。

另一方面，参加国阵却经不起考验的是人民进步党。它在1974年参加4国9州议席（全在吡叻）竟剩下1国3州，连党魁SP辛尼华沙甘也栽倒在行动党范俊登手上。

翌年，SP因忧郁而逝世（其弟DR辛尼华沙甘在1964年病逝）。

当这两兄弟先后离世后，人民进步党已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即便后来有心人通过各种办法和手段“接管”进步党控制权，结果功败垂成，最后导致人民进步党在今天也不懂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原是一个左翼政党，亦有一些党员涉及砂共活动。无可否认的，人联党成了东马砂州华人的代表。

基本上，1974年的大选是国阵打“中国牌”，毛泽东主席与敦拉萨首相握手的照片无所不在各处告贴。可惜在敦拉萨之后，国家的政局又有一番新变化。

刊登于2018年5月14日《号外周报》第888期

首席部长在意外中诞生

既是巧合，也是意外，槟城先后的5位首席部长都是在不经意中诞生的。

王保尼（1911-2002）原是一名教书匠，在1953年响应林苍祐的号召，以激进党员身份当选威省市议员。

1955年林苍祐（1954年参加马华公会）以槟州联盟主席身份率领14名候选人参加槟州立法议普选，结果大获全胜。即便如此，林苍祐还不是槟州马华主席。

1957年马来亚行将独立前夕，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嘱意林苍祐出任首届首席部长，但林苍祐有另外的想法虽然表面的理由是丁父忧，不便出任高职。也就通过槟州联盟会议推举王保尼（1957-1969）出任。当时还有另外一位候选人谢成金与王保尼同票（6对6），结果林苍祐以主席身份再投下一票给王保尼，结果首席部长就在这样意外的情况下被定下来。吊诡的是，为什么林苍祐不支持其表哥谢成金，转而支持王保尼呢？其中的奥秘非外人所知晓。

没有大学学历的王保尼被挑中全因林苍祐的放弃和以为王保尼对他是绝对忠诚的，否则永远也轮不到王保尼上位。

这种情况直到1969年才被扭转过来。这一年的大选，已在六十年代初退出马华公会的林苍祐转以民政党的身份角逐大选，虽然在选前有信心能打倒联盟起而执政，但私底下他仍在审时度势。

也由于拉拢候选人十分困难；尤其是专业人士都敬而远之，因为没有胜利的把握。结果林苍祐只能组成一个“大排档的阵容”向联盟全面挑战。

因为经济萧条，自由港地位被蚕食，造成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失业，也就激怒选民一举把联盟给推翻，民政以16席对联盟（巫统）4席起而执政，第一次展示了华人议员占大多数的局面。

在意外声中，林苍祐（1919-2010）当了第二任首席部长（1969-1990）。其实这个位子一早就留给林苍祐的，但他在12年后在阴错阳差中拿了回来，只是林苍祐没想到春天又降临到他身旁。

林苍祐用20年的时间打造槟城成为东方的矽谷，被形容为世界第三大零件生产中心，大量人才不但回流，也引进外州的人才在槟城成家立业。

林苍祐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一座槟城大桥（1985年通车）和光大摩天大楼（1983年）成了他的代表作。

但是令林苍祐意想不到的是，行动党的林吉祥在1990年的大选向他挑战。在不经意下，败给林吉祥，从此息影政坛。但崛起的不是林吉祥，而是许子根（1990-2008）。

事情的因由是这样的：林吉祥（1941- ）在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合作，在槟州议会取得14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执政（总数是33席，国阵占19席，行动党占14席，如果3席转向行动党就可变天了）。这就是说，林吉祥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在下来的三届（1995年、1999年及2004年），行动党都是扑地不起，只有1位州议员在议会内演独角戏；尤其是林吉祥在1995年对垒许子根（1949- ）败下阵来，结束了行动党所谓“丹绒三役”。抑有进者，在1999年大选林吉祥首次输掉国会议席。

当2004年林吉祥离开槟城的伤心地转战怡保时，他又东山再起。但2004年的大选吹起阿都拉旋风，连行动党也得靠边站，在219个国席中，国阵取得199席，反对党只剩20席（其中12席属民主行动党）。

自此之后，反对党都对未来缺乏信心，因为逢选必输。唯只公正党的安华独排众议。当他在2004年8月离开监狱，重返社会后，他就不断地推敲该用什么战略来攻破国阵的防线？

最后他只能劝说行动党与公正党合作，而公正党又与伊党合作。这种松弛的口头协议竟然在2008年的大选中爆冷。林冠英形容为不小心执政，此说也非言过其实，毕竟在选前林冠英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也不知道槟城的政治浑水有多深？当年他不断地强调只要让行动党胜五六席，就可扮演好反对党的角色了。

说真的，没有人相信会改朝换代，我较早前在电视台的座谈会上最大胆的预测是行动党可拿下15席（1/3的席位），而有些则悲观地认为行动党已壮大不起来了。

不过安华的预测也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当年的大选，安华推算会拿下5个州的执政权，这五个州是吉兰丹、槟城、吡叻、雪兰莪及沙巴。结果安华算错了一个，即沙巴不在变天之列，反而是吉打变了天。

这是林冠英在1997年被判触犯出版法令被判监18个月后的第一次有机会领军。他希望能在中选议员后，将早前失去的荣誉和损失逐一的拿回来。他之所以最后决定搬师槟城，是考虑到有一批专业人士要与他一起打拚，希望能有所突破。

预想不到的是，行动党与公正党的联手再一次爆冷，行动党赢完19个州议席，公正党赢得9个州议席，加上伊党的1席，共29席执政；反之国阵只剩巫统11席，民政及马华全军覆没。

这是槟城第二次的变天，也意味着槟城人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挺身而出，或支持反对党或支持执政党。

但在大势所趋下，行动党首次打破了“永远反对党的宿命”。它是经过42年的抗争后才告扬眉吐气。林冠英（1960- ）也洗掉身上的霉气，以首席部长身份迎来新希望。他父亲走不完的路和圆不了的梦，也由林冠英（2008-2018）一一落实了。

这也真的是第四个意外，原先林冠英因受法令限制不能参加2004年的大选，但却在2008年率大军打下槟城，事先任谁都没想到。

既然已在槟城扎根，行动党在2013年的大选的成绩比2008年来得好，也没有争议。这一回行动党保持19席，公正党10席及伊党1席，共30席继续执政。而国阵（巫统）则从11席降至10席，同样的民政和马华也翻不了身，席位归零。

林冠英也因之继任首席部长，虽然在这之后，林冠英面对官司案，造成他不得不提早宣布接班人是曹观友。

当时他所想到的是官司案如果带来厄运，就交由曹观友；如安然无恙，他就会继续当首席部长。因为他没有想到局势在2018年来个天翻地覆。

这一回，行动党更是狂胜，它不但保持19个州席及7个国席，也给公正党带来好运，议席增至14席，土著团结党及诚信党则分别赢得了2个州议席；反对党方面剩下国阵（巫统）2席及伊党1席。

但这第五个意外不是因为林冠英倒运，而是整个希盟也拿下中央政权，也就安排林冠英上京当重要阁员。在被马哈迪首相“钦点”为财政部长后，他就必须要把棒子交给曹观友（1958- ）。

曹观友一向不苟言笑，但讲起冷笑话也是一流的。在八十年代，他曾担任《亦果西报》的记者。这家报纸是陈群川卖给林庆金，而后者将之搬进《星槟日报》办公。我一度几乎每天与其总编辑庄国水会面，协助提供新闻给《亦果西报》。

当时《亦果西报》有流行这么一句口语：“老板是国阵，雇员是行动党”。因此这份报纸是老板出钱让这批年青记者为反对党叫好。我想曹观友当年也是行动党派的。

后来曹观友离开报界，也在调和路开了糕点店。刚好这间店我曾租为印刷厂用，后来工厂搬迁，也就由业主转租他人，刚巧新来的租户是曹观友。

后来曹观友就平步青云了，直到今天终拨开云雾见青天。这虽然是在意料中的意外，好运是来得这么巧又适逢其时！

刊登于2018年5月21日《光华日报》

种族政治被打败了吗？ 土团党将成为巫统3.0？

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后有民众欢呼“种族政治”已被“埋葬”了，因为不论是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也不论是卡达山人或达雅族人几乎大面积的一面倒冲击执政的国阵。有人形容这是“全民海啸”，不单是华人海啸，也卷起马来海啸，因此换来了一个“新天地”，一个不再讲求种族课题的时代；一个象征种族政治没落的时代，及一个全民和谐一致改朝换代的时代。这是真的吗？我们的下一代将生活在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族隔阂的新时代？

且让我们翻开马来西亚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从马来亚（1786年）到马来西亚（1963年），我们都是一脉相承源自英国的统治。

最初卷入政治斗争的始于孙中山的革命（1905-1911）。虽然孙中山在马新的时间不长，但他在华人民间掀起的政治波浪是令海外华人记忆犹新的。

由于孙中山的革命只针对推翻满清王朝，不涉及反英抗争，也就相对被容忍下来。因此国民党的政治也在马来亚开枝散叶。

直到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才引发英殖民政府的紧张，因而密切关注马共的活动和它与外国的联系。

为了“一视同仁”，英国也对国民党的活动给予钳制。虽然国民党与英国一样，主张民主政治和反共。但因种族之不同，也就不敢放松让华人介入政治大搞一场。

1942年时局急转直下，日本蝗军大举入侵马来亚，不及3个月的时间马新沦陷，东马的北婆罗州（沙巴和砂拉越）也沦陷。人民过着3年8个月的苦难日子，华人死伤更不计其数。

从那时开始，英国人留下的华人与马来人及印度人分区居住也成了日本人随手拈来使用的“分而治之”劣行。日军一方面加紧对马来亚抗日军（马共）的围剿；另一方面英军情处则在1943年开始与马共接头和合作，一个提供弹药；一个派军上阵，给日本留下头痛的对抗。与此同时，其他族群包括马来人被聘用为公务员和保安人员与警察等工作。对于印裔更巧妙地利用他们对印度的热爱，鼓动他们反英以争取早日独立。

这种“三管齐下”的政策也在日后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埋下种族政治的“地雷”。

当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英军迅速重临马新，先是给予马共“合法活动地位”，且在1946年颁发勋章予抗日军首领，包括陈平在内，一共获得6千余名抗日分子放下武器重返社会（当年尚有另一半马共成员不响应号召，他们生怕英军生变）。

1948年，英政府与巫统及各州苏丹达成协议，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2月1日）（新加坡被割开），也留下华印人申请公民权的问题有待圆满结局。

这个时期，英国察觉到在1948年中共节节逼近解放全中国，而对国民党不再寄以希望，乃先发制人在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列马共为非法组织。英军与马共间的“不宣而战”又开始了。英国人认定华人多数左翼，是亲中国的，也就是亲共分子，自然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从1949年开始，英军陆续将50万华人驱赶至新村居住（约500个），日夜监视，防止华人协助马共。

既然英国对华人痛下限制，也就引起华人对英军事政府的不满。正如对待马来人和印度人一样，英殖民政府既鼓励马来人成立“巫统”，以照顾马来人的利益；也同意印裔人成立“印度国大党”，随时效忠尼赫鲁。接下来迫不及待鼓励华人成立“马华公会”，以照顾50万新村华人的利益和生活极不安定的华工。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绝不允许马共的活动，但允许国民党的活动，反正后者都是反共的。

无可否认的，英国人就是美其名让各种族政党照顾本身的族群，又通过协商调和种族间的关系。

也因为战后不久，一支倾向共产的民族主义战士在印尼崛起，他们配合印尼的独立（1948年）与新总统苏卡诺一唱一和。也在这个过程中促成马共也与印尼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生联系。

如果这两股势力真正汇成一道，就对种族政治的存在有所威胁；尤其是美国对苏卡诺一面倒向中国，又一面倡议“纳沙贡”（民族主义、回教主义及共产主义三结合）的指导思想坐立不安。这不但壮大了印尼共产党，也壮大马来亚的左翼势力，进一步将中国、印尼的左翼单位融合在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中。

当1955年东姑代表自治邦政府与马共和谈时，只能视为一场政治游戏。因为东姑开出的和谈条件（即投诚）是马共所不能接受的。在和谈失败后，东姑挟其声望在1956年到伦敦谈判独立，结果获得英国允许在1957年独立。

虽然在马来亚独立前英国已扫除左翼政党（1948年马来亚民主同盟解散及 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封），而允许一些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出现，如劳工党（1951年）及人民党（1955年）。这两个政党在独立日结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全面鼓吹非种族政治，希望能在这个过程中将种族政党消除掉。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调查社阵的支持者，不难发现在城市中的华人连同一些印度人在1959年的大选时投票支持社阵的候选人布斯达曼、加南星、V大卫和威拉板4位非华裔候选人中选为国会议员（只有1人是马来人），他们都是在华人占大多数的选区进入国会。因此从表面上看是非种族政治战胜了种族政治，实则社阵的地盘在城市中不是马来选区，而是华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分种族的。但在马来社会，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是有限的。

虽然转入1963年，社阵又多了一个成员党“国民议会党”加入（马来人的政党，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但因适逢马印对抗，社阵在大选中失败（只赢得2个国席）。

更不幸的是，社阵这支左的旗号在1965年被政府指责与印尼“暗渡陈仓”，准备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消息传开后，华人大感哗然，而社阵也因走激进路线，在1966年后就成为马来西亚式的文化大革命阵容。这意味着马来人的左翼被挫败，而华人的左翼走上了街头，所谓非种族政党也就分道扬镳，更在1972年劳工党走完它历史道路。

随后崛起的反对党虽然也有标榜非种族性，如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人联党，但它们都很明白若不能在华社立足，它们不会有未来。当然喊得响彻云霄的非种族政党，如民政党在后来就显露其华基政党的背景。以1982年大选为例，林苍祐的阵营清一色为华人。

同样的，民主行动党也致力要成为非种族政党，但它依然离不开华社，彼此关系如鱼和水。这判定了行动党的华人情意结。

虽然近十年来行动党试图“体现”多元种族色彩，候选人中有非华裔，也有马来人，但就是无法壮大它在马来社会的“市场”，它被标签为华人政党，更被巫统形容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是反马来人的。

行动党当然也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尽量与其他非华人政党合作。如1990年与46精神党合作；如1999年与安华的人民公正党合作，说明了行动党需要的是马来人的支持，它本身也自信可取得华人票，也就不屑与社会正义党（1971年陈志勤由民政分裂出来）及社民党（1978年由叶锦源从行动党分裂出来，及后交范俊登领导）。正由于后来的华基政党都不再是行动党的朋友，也就成为行动党的“死敌”。例如在1974年大选，在吡叻州将人民进步党（1974年加入国阵）打得落花流水的是行动党的屠龙手范俊登。又例如在1990年大选击败林苍祐，又进一步在2008年将民政党的槟州江山夷为平地。

还有更大的目标是马华公会。行动党在2008年不经意壮大起来后，它就在2013年及2018年的战略中准备“围剿”马华。结果有69年历史的马华公会也掉进一次又一次的悲剧。从2008年的15+31议席，到2013年7+11议席，和今天的剩下1人。这意味着行动党已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将华基政党的阻力全扫光。

但接下来，它与公正党、土团党及诚信党的合作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人说多元种族胜利了，连华人也可以做回财政部长。从积极的方面看，确实是希盟推翻了旧政权，但希盟又是从什么地方长起来的呢？

其一公正党（1999年）是安华一手促成的，它的成员不少是来自巫统的。今天它在国会拥有47席，陆续有巫统议员加入。因此如果不久之后，他的国会议员增至54席，就意味着巫统相对削弱了。

其二，土著团结党（2016年）是马哈迪的产儿，虽然本届大选有13个国席，但随着增加吸纳国阵议员的跳槽，其议员数目就会加倍上升。

令人侧目的是，吡叻州的巫统议员加盟希盟，也导致希盟成为执政党。还有在柔佛、吉打、马六甲及森美兰也有人相随打进希盟。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马哈迪要注册土团党时，他就表明是种族性政党，与巫统不相上下，即意准备取代巫统的。

毕竟他要打倒的是纳吉，而不是巫统。

在1988年，当巫统被法官判决为非法组织时，马哈迪马上成立“新巫统”即巫统2.0来接管原巫统的一切，他证明他成功了。

今天马哈迪更具有条件壮大土团党并将它发展成“崭新巫统”3.0，其实这个党是为取代巫统而诞生的。

其三，诚信党是源自伊斯兰党，它的理念与土团党很接近。如果这两个政党在将来要求合并，再加上东马的复兴党归向土团党和砂州的土保党也归向土团党时，那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新新巫统”再次登上政治主流。

从上述的分析要在一夜之间铲除种族政治那是不可能的。

今天加入行动党的马来著名学者除了宪法专家亚都阿兹中选州议员外，再益依布拉欣则无缘上阵，还有一些马来重要人物，如阿都亚兹也已退党了。

如果种族政治的烙印不能在各政党内被改变，那么它就会继续存在各政党内。美国和欧洲国家同样有种族问题，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但阻止极端宗教走进政治倒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2018年5月20日至22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