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政党vs.单元政党

民主行动党元老林吉祥说，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单一种族政党是没有未来的。

这样的论述在独立以前就存在，而且直到今天它还是被认为正确的理念和正确的方向，但如何跳出种族的框架，就大费周章了。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多元政党的消失多过单元种族政党的倒闭。

我们也认同林吉祥从一开始就努力把民主行动党（1967年成立）打造成为多元化政党。因此在1969年的大选，行动党打出的口号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共派出国会24名候选人及州议会57名候选人。这个斗争和口号明显是延续李光耀在1963年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所提出的口号。

当时行动党的策略是以马华公会为对手，也就在华人多的选区与马华争一日长短。结果行动党赢得13个国会议席及31个州议席（马华参选33个国席，但只赢得13席；在州议席方面，马华出征83席，却只拿下28席）。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新崛起的民政党在林苍祐领导下，夺得了槟州政权（民政16席、巫统4席、行动党3席及人民党1席，共24席），马华及国大党全军覆没。

这意味着反对党包括人民进步党也从中崛起，且在雪州及吡州动摇联盟的执政根基。

三天后，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副揆敦拉萨掌控全局。

虽然行动党有“丰硕”的收获，但在下来的日子里，先后有4位国会议员及11位州议员投靠联盟（在1974年易名为国阵），使到行动党只剩下9名国会议员及20名州议员，元气受损。间中有少数的非华人议员也蝉过别枝。在林吉祥看来，当年行动党虽立足华人社会，但也有派出少数非华裔担任候选人。

虽然在往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行动党的华人形象已深入民心，但林吉祥还是希望有非华人成为领导层，例如创党时的蒂凡那、西华勒南、KS达斯，及后期的阿末诺、卡巴星及P巴都等人。可是这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行动党的华基政党形象。

为此，当2013年行动党在吡叻州当选的国州议员中，竟无一人是马来候选人，林吉祥很是失望。因此当安顺国席补选时，林吉祥只得劝喻丘光耀牺牲小我，让年轻的美女戴安娜代表行动党对垒民政党的马袖强，以“塑造”多元种族形象。尽管行动党人都很努力配合党的调整战略，最后还是“失算”，戴安娜以200多张票之差败给马袖强。

这也进一步说明即使在后来再益依布拉欣及国家级作家沙末赛益参加行动党，在群众看来它还是脱离不了华人色彩。如今行动党已成为执政党之一，也有两名非华裔出任中央部长，但能否在将来（50年内）改造行动党的形象，倒是有争议的。

其实从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来分析，它从一开始就有种族上的“标签”（所谓物以类聚）。例如1930年成立的马共，其主要成员是华人；而在1937年由布斯达曼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M）也是归为马来政党，且与印尼的政党有联系。

在战后，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就标明是种族政党。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现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则以华裔及印裔为主。由于这两个政党被英殖民政府指为受共党渗透，也就分别在1948年自我解散和1950年被查封。

倒是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被英殖民政府承认为代表马来人的政党，且与之商谈在1948年2月1日落实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在同一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英国当年的立场，它是比较倾向于种族政党的成立，这包括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及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

由于因势利导，巫统在1954年与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其对手是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另立国家党。结果是种族性的政党大胜，国家党遭遇滑铁卢（原声称是多元政党，有华裔连裕祥担任副主席）；另一个小政党伊斯兰党（1951年成立）则只赢得一席。这也是种族性政党。

虽然我们在六十年代末期已看到种族政党受到冲击，但巫统势力仍然雄厚，而马华及国大党也因靠向巫统才未失其执政地位，只是它们的影响力转小了。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2018年才有了巨变。但这也不是多元政党压倒种族政党的例证。

因为反对党组成的“希盟”（如今已是执政党）中，也有两个政党是纯马来人政党，它们是土著团结党及诚信党。虽然人民公正党声称为多元种族政党，但被标签为“马基”政党则是不为过。而民主行动党被列为华基政党也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最近土团党大家长，也即是希盟统帅的马哈迪首相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也有如下的谈话，他不否认默迪卡民调中心的分析指希盟在509大选中，只获得30%马来人的支持。但他指出，如果土团党可以用自家的党徽上阵，或可在大选中有更好的成绩。因为希盟接受统一使用公正党的党徽，即便参选最多52个国席，也只赢得13席。毕竟公正党是个多元种族政党，以致土团党无法突显其马来人形象。事实上我们是马来人政党，而乡区马来人想要投票给马来人政党，在不投给巫统下，就转投给伊党，才出现希盟在东海岸一败涂地，也助长了伊党在东海岸坐大。

从这样看来，要土团党改成多元政党是不大可能的，也不实际，因为它要用来取代巫统。换句话说，保持现状（种族政党的合作，但不合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只是那时华人只剩不到20%了。一旦土团党“一党独大”后，也许会出现所谓的多元政党。

还有我们也不要忘记马哈迪在1991年提出他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是相信在30年内他能铸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出现。但30年过去了，我们还生活在种族政治中。马哈迪说，他首先是马来人，然后才是马来西亚人。由此可见，人民的意识还是以种族为优先的。

反过来说，那些曾经表明是多元种族的政党如今安在？如1951年成立的急进党（1954年消失）、1951年成立的劳工党也是多元种族的政党，扬起社会主义旗帜，但也不得不与人民党（以马来人为主）组成“社阵”。可是在1966年，劳工党与人民党因国语政策分歧，结果社阵寿终正寝。直到1972年劳工党才走进历史，剩下的人民党（或人社党）尽管声称多元政党，却在“513”后无法打开局面。

还有陈志勤成立的“社会正义党”、叶锦源及范俊登成立的“社民党”、布斯达曼后期成立的“无产阶级党”及在今届大选中出现的前进党和民族党等等如今又怎样了？

更有一度执政而闪烁在政坛的民政党未来的方向又在哪里呢？

从政治现实来看，消除种族政党加强多元政党的时机还未成熟，也未到来，因此林吉祥的良好愿望也只能在期待中坐看云起时，但在什么时候真正开花结果，也没有人会给答案。

刊登于2018年8月30日《东方日报》

马哈迪访华“壮士断臂”

首相马哈迪已完成对中国的五天访问（8月17日-21日）。表面上看，马哈迪此行只是见证马中企业签署的备忘录和协议书，包括令吉与人民币互换延长协议等。

换句话说，除了将与马云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推出网购行销外，也有两项值得注意的合作项目，其一是榴莲销往中国的保鲜与运输及其二是“国产车”宝腾在中国的销路问题。其他的合作项目也有待进一步商讨。

此外，令马哈迪感动的是，中国这些年的变化与进步也令他大开眼界；尤其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已输往全球各地，包括马来西亚。虽然马哈迪在位时已访华七次，退休后又有九次访华，但中国一年比一年的变化很大。因此马哈迪打趣地说，我们是消费国家，中国则已成了生产国家，这就是马来西亚要学习的地方。他也不期然地表示“向东学习”也涵盖中国在内。

不过马哈迪此行焦点不在签署备忘录与协议书，因为这些贸易的数额是有局限性的，反而是在过去3年来，马中大型的合作项目是否延续下去才是问题的核心。

就马哈迪来说，其中有三个大项目是不得不喊停或可能延后才考虑的。最大的工程是“东海岸铁道计划”（ECRL），其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将耗资550亿令吉，而整个工程估计将超过800亿令吉，这还不算营运时带来的赤字开销。

全长688公里的东铁计划是从巴生港口一直延伸到东海岸，经过关丹而直到吉兰丹的道北。中国已承诺借贷550亿令吉给马来西亚完成这项工程。

直到今天为止，东铁工程已经付出190亿令吉的费用，而工程已完成15%。由于突然喊停，预料马方需要损失90亿令吉。

马哈迪说，经过分析后，这项基建在目前是不紧急的计划，即使在2024年启用，政府还是在亏本操作的。因为流客量和货物量无法达到预期的数量。有评论说，这东铁计划只是属于普通的列车，不是高铁和使用现代化的技术。

在这种情形下，希盟认为不建也不是大问题，将来单单还债和利息就吃不消。

可是对中国来说，东铁计划也许是重要的战略部署。目前中国的油船有80%需要取道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据称一年有10万艘船经过甲海峡）。因此中国不得不重视甲海峡的安全问题。如果有了从巴生到关丹的铁道，则一些物质的输送就可绕过新加坡，直接进入南中国海。这对中国既是方便也是安全的。

再者，中国在这项宏伟工程之边侧，也有一个大计划设在马六甲，称之为“皇京港”。这个耗资450亿令吉的工程将打造马六甲成为船只维修之基地；而间中有高级酒店、高级公寓和世界性的超市，全由四个岛（包括人造岛）组成一个全新多用途的旅游胜地。在一方面可减少对新加坡港口的依赖（世界第一大港）；而另一方面又可协助甲海峡成为安全的通道。在2017年时，中马双方有过两次的破纪录的海峡军演，在在说明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今日的印度已同意美国的战略布署，正积极地拉拢日本、新加坡、印尼及澳洲串成一线，以阻止或拖慢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创议取得预期的成果。毕竟在东亚国家中，能够与中国配搭的除了马来西亚外，似乎尚没有更理想的战略伙伴。这就是为什么东铁计划成为马中的重要工程之一。中国需要以此突破美国的新包围（过去称为亚太，如今改称印太。此举是将范围扩大，利用印度大国来钳制中国）；马来西亚则可以改善东海岸的基建和交通系统。

由于种种因素包括中国考虑到马来西亚有其经济困境，也就在马哈迪访华期间公开砍掉三大计划时不表意见，这种保持沉默的应对就是希望不要影响马中的双边关系。

至于取消马六甲的多元化海底管道（MPP）及在沙巴的天然气海底管道（TSGP），共达94亿令吉也是在预料之中，两者的工程已进行了超过10%，且已分别付出47亿及35亿令吉的费用。因此马来西亚将会蒙受80亿令吉的损失。若加上东铁的损失，就会超过170亿令吉。

由此可见，马哈迪的壮士断臂是要大流血的。还好新隆高铁被预算为超过1千亿令吉的工程也被喊停。即使新加坡声称工程已走了25%，而建造高铁的承建商尚未有定案（或中国或日本），但依合约，马方需要作出5亿元的赔偿。

由于马来西亚认为花这么多钱只是缩短新马的行程不到30分钟，意义是不大的。

很显然的，马哈迪认为其访华已取得中国的谅解，至少马方在保证中马关系不会改变后，也就在舆论中对中方有赞少弹，以免伤了和气。最后马方真正要损失多少，就等官员商谈后才知道答案。

刊登于2018年8月27日《南洋商报》

东西马政党“和而不合”

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后带来的后遗症是另一个政治分水岭。首先已掌权61年的执政联盟（从1954年组成的联盟到1974年改用国阵）在意料之外被推翻了。第一次出现改朝换代的政党轮替。在这之前，没有人相信执政党会被打败和取代；更认为所谓选举只是可以有小改变，不能有大改变。

例如在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明明有机会在吉兰丹（保住州政权）、槟城、吡叻和雪兰莪四州组成反对党联合政府，结果因陈志勤（民政总秘书）的反对，吡叻和雪州又落回联盟手里。只有槟城较为幸运能够“变天”。但在选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之后，马来西亚政局又全面改观。

紧急状态的实施给了敦拉萨实权推行半军事管治。新经济政策也伴随着敦拉萨的拜相（1970年）而成为国家的新经济指标。不仅于此，敦拉萨很快的拉拢反对党共组联合政府。其一，在1970年，通过事先的安排而在州选中促成砂拉越组织联合政府，其成员党有中央政府支持的土著党和保守党与一向标榜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共同成立联合政府。

其二，在1972年促成在槟城执政的民政党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其三也是在1972年，促成伊斯兰党与巫统合作，在吉兰丹及中央内阁中组成联合政府，及其四是在吡叻与人民进步党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顺着这一发展，敦拉萨在1974年访华建交成功后，也宣布在全国组成新的结盟阵线，取名为“国民阵线”（简称国阵），以取代报废的“联盟”。

经过改头换面和马中建交的喜讯，敦拉萨在同年8月的大选取得辉煌的胜利。

这也意味着当旧的标志不管用了，就要换上新招牌，因此从联盟到国阵证明了改变是新生的开始，也是正确的。

由于国阵在1974年后一直在选举中取得胜利，也就没有必要改变标志。但当在2008年大选受挫后，国阵就应该做出改变。可是在2009年上位的纳吉却不以为意，照旧打出国阵牌。结果还是不能摆脱困境，在2013年的大选表现差强人意，即使保住中央政权但继续失掉在国会内占有2/3的多数席。

就不知道为何在2018年的大选，纳吉还是不为国阵改名。结果在509年那晚“大水冲倒龙王庙”，国阵成了手下败将。而由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希盟）取得了中央政权，并在西马的8个州执政。反观国阵（巫统）只剩下两个州的执政权。

更令巫统诧异的是，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虽然州选结果显示沙巴国阵（巫统）取得29席，加上立新党两名州议员的加盟，合共31席（总数60席）。也就在5月10日由巫统的慕沙阿曼宣誓就任首席部长。

如果没有变化，也就意味着国阵再度执政，不会有下来的戏剧性变化。偏偏新崛起的民兴党在沙菲宜（原巫统副主席）领导下，赢得21席，加上希盟（公正党、土团党和行动党）的8席，合共是29席。继后又有6名来自国阵的州议员加入民兴党，也就合共有35席，较国阵多出4席，自然由沙菲宜出任首长。

正在闹双胞之际，慕沙阿曼见势不妙，马上离开沙巴到英国休假。无形中影响了沙巴团结党拜林的新战略。

拜林是在1985年组织团结党打倒执政的人民党而成为沙巴州政府。1990年的大选，他转向支持东姑拉沙里组成的反对党阵线，结果失算，在1994年的州选中，虽然拜林再度执政，但只比反对党多两席而执政。很快地因为议员变节，拜林倒台，国阵夺回政权。马哈迪也因此事直斥拜林在背后捅刀。因此一直不愿接受团结党重返国阵，直到2001年才接受回巢，但拜林已失去首长机会，只能屈居老二（副首长）。

在2018年的大选，拜林知悉马哈地在中央崛起后，就马上改弦易辙，以避开马哈迪的干涉。

于是拜林宣布将团结党扩大成新的平台，组成PBS Plus，即沙巴团结党、立新党（STAR）、巫统、民统（UPKO）和人民团结党（PBRS）共用团结党的大平台，由慕沙阿曼领导。可惜又出现新的变化，也就暂时终止了拜林的计划。也只有等待已返沙的慕沙阿曼厘清政治纠纷案后，才能定夺沙巴的巫统是否要改变轨道。当下沙巴巫统有17名州议员和7名国会议员，他们是否要留在国阵内，还是要参加大团结党阵线？但不论选择哪一方，失去州政权已成定案。

民兴党在沙巴有21个州席和8个国席，它已表明支持马哈迪和希盟，但不是希盟的成员。当下的问题是沙巴要取回应得的40%石油和天然气的税收，因为马来西亚一半的原油和天然气是由沙巴供应的。

另一方面，也是从国阵脱离出来的砂拉越4个政党已组成“政党联盟”（PBS），且已获得批准。这意味着原属国阵成员的土著保守党、人民党、民主进步党和人联党已另组新家庭。

由于国阵的招牌已“过期和陈旧”，已是不可能“起死回生”。而如今砂州的“政党联盟”既不是希盟成员，也不是国阵成员，它的未来也就系于中央政府的希盟如何化解在东马长期存在的纠纷与困扰。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东西马的“家事”，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造成双边关系出现变化和分歧，不得不谨慎行之。

刊登于2018年8月27日《光华日报》

两岸对“历史课”的较量

台湾教育部将于明年（2019年）对历史教科书作出调整，基本上将高中的历史分成台湾、东亚及世界史等3个部分。而原来的中国史已被纳入东亚史的架构内，中国史不再单独存在。虽然台湾方面有解释在东亚史内中国史仍为重点，因此不存在“去中国化”的动机。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这是“台独”的分裂活动，此举形同数典忘祖，必将遭到两岸同胞更加强有力的遏制和打击。

其实，台湾在1994年时已开始进行“去中国化”的计谋。此时仍属李登辉当政年代（1988-1999），在后来李登辉被证明是主张台独的人。他在199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中，暗中扶持民进党的陈水扁而阻止了自己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的上位。

就在陈水扁于2000年当上总统后，他就更露骨地主张“一边一国论”或“一中一台”，宁可把大陆称为中国而台湾则成为台湾国。但不论怎样切割，中国始终不会接受将台湾省分割出去。也因为这样，两岸的对峙甚至有时是剑拨弩张的，主要是美国在背后支撑台湾有以致之。

说起来，台湾、中国与日本和美国的渊源是错综复杂的，也已经在历史上证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可以从元朝（1271-1368）说起，它于1290年将澎湖诸岛纳入中国版图，设立巡检司防守。

在明朝（1368-1663）时，又在1563年复设澎湖巡检司派兵驻守。

及后在十七世纪时，西班牙（1626年）和荷兰（1642年）曾先后短暂占有台湾南部领土，因而被命名为“大员”（Tayouan），发音有些类似闽南语的“台湾”（Taiwan）；尤其是在荷兰占领期间，它从福建和广东招募大量移民进入台湾开垦。

在1662年时，南明将领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清朝对抗。但在1683年郑氏政权归降，台湾也就首次纳入清朝统领下的中国版图。到了1887年，台湾正式成为中国的其中一个省。

1894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海上军力增强，乃与清朝打一场后来被称为著名的“甲午战争”。因为清廷不堪一击，乃在1895年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从那时开始，台湾归日本统治，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才将台湾归还在中国主政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接收。

国民政府是孙中山于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以国民党为主干。但中国拿不回台湾因为国民党不但内部分裂，而且中国也陷入军阀割据，根本没有能力夺回台湾。

当年就是日本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也就在投降后把领土交还国民政府。蒋介石接收后，将台湾“保护”起来作为他的“大后方”。不但在1946年起逐步发展台湾，也把张学良移向台湾继续监禁。到了1948年时，眼见形势严峻和不妙，国民军不敌中共解放军，也就将大量黄金珠宝运往台湾，继之又将大批的国民党人及军事人员等迁往台湾。

因此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蒋介石已人在台湾，但坚持它代表的是“中华民国”。这样一来，在美国支持下，毛泽东即要在朝鲜派兵与美军周旋，他就无暇一举拿下台湾。直到1953年韩战结束后，毛泽东已失去良机攻下台湾。反过来，美国利用台湾建成反共的前哨站，拉住新中国的后腿，直到1971年才松手让中国重返联合国，取代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本来蒋介石期望中国派军进入朝鲜时，他能派出其武装部队连同美军反攻大陆，但在美国阻止下，蒋介石“反攻大陆”梦碎。

也由于坚持这一立场（始终认为国民党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不承认有两个中国，而是只有一个中国。

后来1992年国共双方达成的“九二共识”，就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但允许各自表述。中国说一个中国，是指控制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则说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

但在现实面前，中国已立下规矩，凡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要先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则免谈建交。

这对搞台独的民进党很不是味道，从陈水扁到蔡英文无不想尽办法来摆脱中国的监督，自然就想到利用教科书大作文章。

固然历史是由胜利者或主政者所写，民进党当然可以为台湾历史抽离那一段与中国密不可分的文化传承和政治因素。但如果脱离现实，就很难回答为什么台湾的普通话与汉字是与大陆一样的？这难道两者之间没有渊源，只是巧合？

如果历史过于渲染也容易产生争议，例如在中国的眼里，郑成功是民族英雄，有其塑像在鼓浪屿山坡上；台湾只承认他是建立台湾的第一个汉人政权，与清朝无关。事实上郑成功后来被清朝招降，而将台湾也归回中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对待中日战争方面，中共认为它是中流砥柱，才能守住中国不被全面沦陷；但台湾民国政府认为在中日战争中，共产党趁机坐大，而真正抗日的主力在国民军。

至于1946年引发的内战，中共认为是蒋介石背弃双十协定否定联合政府所造成的。他发动内战，以占领延安为首要任务；国民党则认为是因为国共双方为争夺日本受降地区而引起战争。

下来在1949年的关键时刻，中共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所致，再加上毛主席用兵如神，竟四渡赤水弄得蒋委员长举棋不定，加上国民政府的腐败及苏联的支持，后来才由中共占上风。

尽管中共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时，有向台湾伸出和平之手，希望和平统一；但台湾方面认定一旦统一就被对方“吃掉”。因此经过60年的统治台湾，已成长的新一代在思想意识上已与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民进党的上台也是靠新生代的支持，但除非是美国甘冒战争之险，不然台湾自行寻求独立之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观之，在教科书上较量，只能算是小打小闹，避重就轻，改变不了大局。也因为这样两岸关系只有恶化而没有好转。

刊登于2018年8月23日《东方日报》

祭紧急状态七十周年

国民大学的阿都拉曼恩蓬教授最近在一场座谈会中提出为什么英殖民政府将1948年的行为称之为“紧急状态”（前后12年），而不是战争？理由是如果称之为“战争”则在马来亚拥有橡胶园及锡矿地的园主将不能因其园地受到破坏而索偿，因为保险公司是不对战争中的损失作出赔偿的。

为了照顾大园主和大地主的利益，将名称修改一下也无妨，反正英国的目的也达到了。

时间一转，今年距离紧急状态已70周年，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是有其意义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结束后，英军仍勉为其难继续与马共合作，因为在日本侵略马来亚时（1942-1945），英军曾与马共合作抗日（1943年起）直到战争结束。

既然马共抗日有功，英国就不好对马共马上下手。因此改用怀柔手段劝大批马共缴械，领取扶助金重返社会。结果有6000人响应，但又有一半（约6000人）不缴械（埋在森林中），也不进行登记，他们不知道英国还会耍什么花样？

马共（1930年成立）在日本南侵前是与英国对抗的，也因为马共的活动是支持中共的抗日和反对殖民统治，导致英军不间断地逮捕马共分子和亲共分子，并将他们（大部分）遣返中国。英殖民政府认为马共的存在和争取国家独立基本上是否定英国在马来亚的利益，也因之从未对马共分子“宽宏大量”。

以下的实例可以说明英军一向以来是仇视马共的。当战后英方准备在马来亚实施“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时（1946年），却遭到马来人的反对，进而催生了巫统。巫统的出现也让英方改变主意，转身直接与巫统谈判新宪制。经过多次讨论后，英国在1947年抛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草案，以取代未落实的“马来亚联邦”。结果华人在陈祯禄领导下成立“泛马行动委员会”（PMCJA）与马来国民党成立的Puteri委员会在1947年10月联合展开马新大罢市，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之不公，要求以“人民宪章”（由民间提出）取代。英方置之不理，继续与巫统合作，也支持拿督翁（巫统主席）在将来成为独立后的马来亚领袖。

就这样，英方不理马共及华社的反对，在1948年2月1日正式实施了“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这份协定在后来成为马来亚独立宪法的蓝本，内中的要点是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各州苏丹是宗教的领袖及为马来人下定义：即讲马来话、履行马来文化传统及回教徒。

正因为这一规定，所有的马来人一出世就皈依回教，以便在将来享有马来人的“特别地位”（或称为特别援助的特权）。由于这样，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无一不是回教徒，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另一方面，英军对马共的公开活动很不是味道，因此想方设法来钳制和阻止马共的行动。

当同年6月有三位欧籍胶园经理被杀害后，英方认定是马共的所作所为。因此在6月20日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也把马共列为非法组织。

“紧急状态”意味着人民的行动受到限制，警方不时突袭检查，也不断地逮捕左翼分子，查封左翼工团和文教团体，更关闭马共喉舌报《民声报》及其它左翼报纸，如《现代日报》等。

从一份纪录片来看，它是将“紧急状态”形容为“不宣而战”的战争（The Undeclared War）。总之这个法令一直到1960年才废除，改由内部安全法令（ISA） 取代。同样也是赋予警方巨大的逮捕和查封权力。

就此而言，“紧急状态”其实是“另类战争”的名称。马共也因为“紧急状态”坚持战斗到1989年才落实与马政府及泰政府和马共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真正地结束了马共的游击战。前前后后历时41年。

这一段的悲剧人生，也有不少前马共分子出书纪念，而蔚成洋洋大观的左翼斗争史。

刊登于2018年8月20日《号外周报》第902期

评希盟百日新政

根据《透视大马》报导，灵感中心民调显示，希盟在半岛只获17%的马来人支持，也只有45%满意马哈迪的主政“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这显示了希盟主政百日后尚未能稳住民心，仍在观察它未来的表现。虽然马哈迪不是被“民意”监视的唯一对象，但希盟的成败和未来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他的主政和政策的调整。因此核心人物还是马哈迪。

尽管马哈迪已退休15年，而且年事已高，但如果他没有在2017年作出努力，向希盟靠拢和主动与安华化解个人恩怨，希盟应该是不可能在509那天破纪录地击败了不曾失败的国阵。

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也认同如果没有马哈迪的领军，巫统是不可能受重创的。毕竟马哈迪本来就是巫统的老大，也是在位最久的首相（22年）。对于马来人来说，马哈迪是他们的领袖，也会接受马哈迪的领导；尤其重要的是，在他当政的年代从未“背叛”和“出卖”马来人的利益。

在马哈迪与安华斗争的年代，前者的政治地位屹立不倒，这说明了安华在1998年卷起的烈火莫熄只能局部“创伤”巫统（1999年的大选，伊党保住丹州政权，也拿下登州政权，更有27名国会议员），而未能打破国阵在国会2/3多数席。

即便在马哈迪退休后（2003年），由接班的阿都拉领导的2008年大选及纳吉领导的2013年大选，国阵蒙受严重打击和翻转不力，但并未失去政权。因此反对党阵营中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没有马哈迪的领军下，可以在今届击败国阵和巫统。因为希盟的灵魂人物安华尚在服刑，也不可能在大选期间内获得自由开展活动。这就是说，安华在没有自由下，能否击败纳吉仍是一个未知数。

后来马哈迪另组“土著团结党”（2016年），参加了希盟，才使后者壮大起来，更打破巫统的包围圈，进入马来甘榜和垦殖民区开展政治座谈会。在这个过程中，马来人思想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当他们知道继马哈迪之后就是安华主政，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安华对巫统人是不陌生的，他也曾是党的老二和国阵的第二号人物。这就说明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掌控权还是落在巫统人手里。即使经过改朝换代，马来人会朝向土团党或公正党也要各凭本事才能见真章。如果巫统能自我新生和改革，也不能小视巫统没有未来。

这也是马哈迪忧心忡忡的。他说如果希盟各党及东马的民兴党内讧、违纪等，都可能导致成员党退党，从而促使政府倒台。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国阵政府，因有巫统主导，所有盟党都必须服从。但现在希盟地位平等，更要讲究纪律，他也隐约地以阿兹敏和安华的事件为例。

这是最近引爆的政治课题，虽然表面上一片平静，但其中的微妙就在不知不觉或潜移默化中起了变化。其一是安华在2014年力主旺阿兹莎出任雪大臣，但不被苏丹接受，最后阿兹敏当了新大臣。这其中的不快也是彼此心知肚明的。

其二，拉菲兹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不畏触法而公开养牛案虽失去提名大选的机会，但换来旺阿兹莎的信任（由她在班丹选区竞选而获胜）。也有消息指称，党内在大选前已稍然分成阿兹敏派和拉菲兹派，人选方面后来由安华折衷解决。

其三，阿兹敏在马哈迪提拔下，出任新成立且有实权的经济事务部长也引发公正党内发出不同的声音。其中拉菲兹说，部长人选应由希盟讨论，这就意指马哈迪以首相身份“壮大”阿兹敏的身价，对安华构成一定的威胁。

因为马哈迪尚未列下他任相的期限，所以安华即使参加补选出任国会议员，顶多是官拜老二。这似乎又回到1993-1998年马安两人合作的关系，其间会有什么变卦也没有人知道。

马哈迪也意有所指地说，限制首相任期也需要希盟拥有2/3的议席才能修宪，现在是不可能修宪的，其中含义就在不言中。

这样看来，即使是宣言所说，也不一定能兑现。当然正如马哈迪所说，宣言是一种指导，但不是圣经。虽然宣言指明由希盟成员中的国会议员出任议长。最终马哈迪还是选了退休法官阿里夫担任议长。在人选极适合下，也就没有异议了。

反而是承认统考一事弄得一头雾水。如果按照教长马智礼所说，要用5年的时间研究统考，现在不能答应“承认统考”，这与宣言所言的条文“背道而驰”。既然有问题就不要列入宣言中，一旦承诺除了努力落实外，也没有任何借口。若说因种族因素出现阻力，那也是存疑的。为何纳吉当政时，他可以使到马来人没这么多意见，包括吸引大量中资在马投资？也包括他在选前也承诺承认统考。以纳吉的性格，他应该有巧妙的办法做到，就不知为何马智礼“阿支阿左”（借用蔡细历语），而希盟又未形成一种共识。

其实不论纳吉引进中资的过程中有何失当之处，都可以检查和纠正的，而不是近乎全面的否定。马来西亚的新立场也显示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正在起了变化。首相访华之后就可见端倪了。

刊登于2018年8月20日《南洋商报》

迟来的“红转蓝”

首相马哈迪在访华前夕宣布一项好消息，政府同意所有持红色身份证（红登记）（非公民）而年龄在60岁以上的永久居民，可以前往国民登记局办理手续以领取蓝色身份证而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根据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在马来西亚总共还有26万人持有红登记，其中最多是在沙巴，共有7万余名，排第二的是吉隆坡，有逾4万名；而排在第三的雪兰莪州也有4万余名。接着在柔佛州，有3万余名。

这些数目没有显示年龄和种族，因此政府未能列出种族人数。如果少于60岁的红身份证人士，也可以申请，但条件是双亲其中一人必须是大马公民，而且在过去12年里至少有10年是在我国定居的。当然也得经过简单的国语考试。

其实，有关公民权问题是在独立前就存在着。原先英国在战后（1945年）就完成对马来亚宪制的构想，它在英国（由工党执政）国会提出要实施“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制，而且也已经将各州苏丹的权力转交给英国殖民地。

在这个宪制下（1946年1月22日公布），公民权是所有认同马来亚为其家乡及效忠于马来亚的人即可被视为公民，当时也把新加坡包括在内。

但当英国要推行这个宪制时，却面对马来人的大反对，在柔佛大臣拿督翁领导下，宣布成立巫统以反对“马来亚联邦”。结果巫统在1946年5月获准注册，英国也改变态度，同意与巫统另议新宪政。 在一来一往下，英国在1947年公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用以取代“马来亚联邦”宪政。

在协定中言明非马来人得申请公民权，不再是自动成为公民的。这个经巫统同意的协定草案也规定“马来亚联合邦”是由11个州组成，但不包括新加坡。换句话说，新加坡不在联合邦内，因为一旦新加坡也算在内，华人的人口就可能会超越马来人。

此外，协定除了为“马来人”作出定义外，也规定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有鉴于槟城和马六甲原是英国的海峡殖民地，也就只有槟城和马六甲两州的人民不必申请公民权，他们可自动成为公民，但其他州的非马来人就要申请公民权了。

由于这个缘故，槟州的华人在大会堂带领下通过反对槟城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宁可与新加坡一样，继续由英国管治（1947年）。但此议案不能生效，因为英国控制的槟州议会以14票对10票否定槟城华社的议案。

与此同时，即使华社在陈祯禄领导下，联合马来左翼党团抗议新宪法的内容，且在1947年举行大罢市，并提出“人民宪章”草案，但英国置之不理。

就这样，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2月1日生效，同时在4个月后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英殖民政府不仅查封左翼工团及组织，也大举逮捕左翼人士。根据一份资料显示，英国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没停止过驱逐华人，直到马来亚独立前后，已有2万人包括家眷被遣送回中国。

虽然马华公会、陈祯禄、林苍祐及林连玉等重要人物在1956年及1957年期间，号召华人申请成为公民，以便能参加选举投票。结果是在1959年选举时，已有选民217万名，华人占了75万名（比1955年普选时的15万华人选民增加了许多）。

但也有相当数目的华人拿不到或未申请成为公民，当时估计有30余万人。他们之中有些文件不齐全，有些国语考试不及格，或其他因素等一直无法拿到蓝登记而无法享有公民的权利。

在这方面，马华公会也知道某些政府官员并不让非马来人容易取得公民权，因此造成有些华人从年青等到年老，当已经七八十岁了，才见政党负责人拿了一纸公民权给老人家，并上报宣扬一番云云。

但这又有什么好宣扬的？本来在独立后这一批人的问题应该逐一解决，结果是拉到今天还被告知有2万余名华人仍领不到公民权（又据说不下5万人）。

这些老人家也曾投诉被指说马来文不好，因此不发公民权。这种“考试”其实是很主观的，为什么要为难这些上了年纪的人？

当我在报上看到老人与政界人士拍照时，仍不忘感谢政党人士的协助，心有反感而不是感激，都已经独立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拿不到公民权？一直拿着红登记过一生？这是怎么搞的？

红色身份证意味着可以永久居住在马来西亚，也可以工作，就是出国时有些麻烦，但也可以向移民厅申请护照。但为何还有这么多人持红登记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问题就出现在沙巴，来自菲律宾的苏禄人，或来自印尼的移民，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允许居住在沙巴，许多苏禄人也已成家立业。有人估计他们的人口约80万左右。因此当有人建议把苏禄人赶回去时，才发现他们已有居民证，即使红色的也好，都已是沙巴的永久居民了。

本来沙巴的人口增长不会那么快，从加入马来西亚（1963年）的50万人口，经过30年，也应超过百万人而已。但在千禧年后，沙巴的人口已超越300余万人，说明了外来移民的数目已超越土生土长的人口。虽然政府曾展开调查身份证行动，但仍是不了了之。

反观砂拉越因对移民控制得当，也没有面对如同时沙巴的大问题。

如今马哈迪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提出60岁方案是值得欢迎和支持的，也许可以慢慢地“消化”掉。就担心解决这一波后又来新的一波“红色的人”。

但是红登记与第二家园是有所不同的。第二家园是我国政府设置的欢迎“银发一族”在我国置业全家移居。虽然他们不能打工，但可申请工作准证。若要创业做生意，倒是没有限制。就不知道第二家园的居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资格申请成为公民？还是不能成为公民呢？

因为碧桂园的计划中会有70万外来移民入住可成为永久居民甚至是公民的报导已引发争议。

说到底，马来西亚的移民政策还是有些不规则，若要真正欢迎建第二家园者，就要列出优渥的条件和具有鼓励性，否则是难成大事的。

刊登于2018年8月20日《光华日报》

什么是“和平演变”？

美国向中国发动贸易战，不仅仅是因为要逼使中国减少其拥有的巨额贸易顺差（2017年，中国输美货值6360亿美元，而美国输华货值1304亿美元，也就继续使中国居于优势，共有3752亿美元的顺差），而是要有力挫折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宏伟工程及李克强在2015年提出的《2025中国制造》的高科技愿景（即中国在未来8年将能生产出尖端工艺的产品）。

这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毫不掩饰的表达美国的终极目的就是阻扰和压制“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所要达致的目标（和平崛起是胡锦涛在2003年提出的，同时重申中国永不称霸。10年后，习近平在2013年主政时，他就进一步表达要延续两个历史大工程的开拓，一个是陆路“丝绸之路”；另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也就被习近平统称为“一带一路”。

在这个信念上，习近平也公开地表明要在两个百年实现两个目标，一个是在2021年庆祝中共建党百年时达成“小康社会”；另一个是在2049年建国百年时中国已是世界的强国，不单单是大国。

美国之所以在最近对中国展开史无前例的贸易战是有历史背景和因素的，也涉及美国的重要战略（和平演变），但什么是“和平演变”呢？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当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苏联的政权后，这个世界就出现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一个走社会主义；另一个以美国主导，带领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路线。

虽然间中美国有对苏联的革命进行干扰与威胁，但扑灭不了社会主义，因而在1946年（战后），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乔治·凯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强大和中国的共产党也扩大所占领的土地，形成一个新的秩序威胁资本主义的地位时，他向总统杜鲁门作出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步构想。结果得到总统的同意，而在翌年（1947年）成立了由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以便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要用“和平的手段”来促使苏联政权的瓦解。

但凯南说用和平的手段需要10-15年之后才能见效。

吊诡的是，当美国希望能策动苏联“和平演变”时，却又出现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崛起，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10月1日）。

根据历史档案记录，就在新中国将成立前3个月，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致函，再次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议。这之中可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组织起来，从内部颠覆人民政权，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艾奇逊具有信心地说，中国将会摆脱外国的霸绊，因此应该支持中国人民搞民主个人主义的运动。

不过真正使“和平演变”成为具有政治意义和影响的是1953年正月杜勒斯把“和平演变”演绎成“解放政策”。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位在艾森豪威就任总统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指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当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反政府的示威时，美国就认为“和平演变”的政策奏效，但在苏军镇压下，也使东欧的共产国家又沉默起来。

1957年，杜勒斯在纽约和旧金山分别发表演讲，明确地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性，但对中国只能寄托在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

经他的鼓吹，连艾森豪威总统也相信，因而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使共产国家“内部的变化”。

对此杜勒斯的评价是：共产主义国家担心会发生和平演变时，就会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秩序，而放弃控制世界的梦想（美国认为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的主义，对资本主义是十分危险的挑战）。

在1959年12月，肯尼迪（尚未当总统，他是在1961-1963当选美国总统）公开说，解决美国同中国这样的巨大政治分歧问题目前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历史演变过程”。他批评杜勒斯提出的“解放”策略缺乏具体方案，具是“空话”。为此他提出应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以便能有具体方法来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进入七十年代，美国的尼克逊当选总统，他就把重心移向中国。因为当年中国与苏联关系交恶，美国为阻止中苏再度联手，也就将苏联陈兵百万在边界的事告知毛泽东，并提供更多的情报予中国。

毛泽东在1956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看到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上台的克鲁晓夫于1956年的苏共大会上彻底地批判斯大林，指责他搞个人崇拜）”。

其实毛泽东从1953年起就至为重视美国及西方世界挑起的“和平演变”招数，因而从1957年开始就不断开展运动，从反右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最后是文化大革命，都是谋求用统一思想来改造新一代，以杜绝红色江山被“和平演变”。他提醒人民警惕糖衣炮弹来颠覆社会主义体制。

在邓小平再复出的年代（1978-1997），他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正是美国“和平演变”的最佳时刻，但改变似乎并不彻底。

反而在苏联及东欧国家发酵。在1989年时，苏联体制瓦解，成为另一个被“和平演变”的大国，走回资本主义，而其卫星国也纷纷与共产主义说拜拜！

如果说美国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也没有完全成功落实“和平演变”，那么到了习近平（2013年起）时代，他把关得更是严谨，不但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也让毛泽东的思想复苏于各类的活动中。

也许不按牌理打牌的特朗普，一上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向习近平开刀，因为他等不及“和平演变”中国，也只好来硬的贸易战。后事如何，还得考察。

刊登于2018年8月16日《东方日报》

马中关系进入微妙时期 —评马哈迪重访“唐山”

马来西亚于今年509（5月9日）变天后，首次出现政党轮替的奇迹。这意味着处于在野党地位的“统帅”马哈迪再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步入政坛，宣誓就任第七任马来西亚首相。除了创造两度拜相的纪录外，马哈迪也以93岁高龄重新统治这个国家，是神话中的神话。

但在“改朝换代”后，第一个对华的冲击就是马哈迪对中资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喊停。很多人不解其意，也不知道是新政另有隐情或有议程，因为这意味着马中融洽的关系将因这突如其来的“喊停”或“重检”而被“僵住”了。对于今后的马中关系的演变也有待重新评估了。

毕竟马来西亚是不能忽视今日中国在政经文化教育及科技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也与马来西亚成了休戚相关的友好国家。2016年的马中两国在甲海峡的军演说明了两国已发展到军事上的合作，这是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印证了两国在相关课题上找到了共识。如果因为新政与中国关系疏远，冲击很快就会显现出来。若能通过互访来协调和化解其中的症结或疑问就能使到两国关系纳回正轨。

其实马中关系的大变动始于七十年代。当1969年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敦拉萨便取代东姑出任第二任首相（1970-1976）。他为树立一个新形象。首先他推动华东南亚为非核、和平与中立的地带。因而马来西亚在1972年与东欧国家及苏联建立邦交，作为扭转外交政策的第一个“实体”。

其次，在审时度势下，敦拉萨通过他的智库研究对中国的新政策，但这边卡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马共的存在和在山区活动的同时要不要与中国建立邦交？

恰好在1972年毛泽东主席邀请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目的就是要转动这个世界朝向北京而不再是台湾。

而美国之所以愿意与中国友好是希望毛泽东能摆开苏联的控制，而成为第三方，不再是中苏联手抗美国。为了迎合中国的改变，美国不再阻扰中国加入联合国取代台湾的地位。

1974年敦拉萨就是在这背景下访问中国的，他决心先拔头筹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非共国家，但又担心马共的持续斗争，无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敦拉萨在会晤毛泽东时，共有八次讯问毛泽东对马共的态度和立场。毛泽东回答说：这是党对党的关系，而非国与国的关系，这两者是有区分的。

虽然敦拉萨得到的答案是预料中事，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与周恩来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果然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马共已接到指示以停止马共的“革命之声”电台在湖南作为播报基地，进而要求马共将之转移到马泰边境。

随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未及一个月，中南海发生巨变，“四人帮”被以华国锋为首的当权派一举逮捕，也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年代，邓小平的复出和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也真的在40年来将整个中国改天换地而呈现新的气象（1978-2018）。马来西亚免不了受到影响。

到了马哈迪担任首相后（1981-2003），马中关系确实有意外的进展。如果说敦拉萨是马中重塑关系的牵头人，那么马哈迪就是完善马中关系的关键人物。

这是指1989年12月，马共经过41年的武装斗争后，终于在五次的谈判中取得丰硕的成果，马政府及泰政府与马共达成合艾和平协议，一劳永逸地解决森林游击战。这意味着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走出森林重返各自的国家。马中关系有了更大的开放。

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亚洲各国，马哈迪倡议开展“东盟加中日韩（10+3）东亚区域合作”正符合中国走向国际的目标之一。在这方面，中方承诺人民币绝不贬值，以稳住亚洲各国的币值。这对当时贬值40%的马币（兑美元）是十分关键的，因为马币如再滑落，国家经济可能瘫痪。

因为中国的积极介入，在2000年时马中双边贸易已突破80亿美元，而在2009年时跃升至519亿美元。

但也在这一年，中国首次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它取代了新加坡的地位。在东盟十国中，马来西亚独占鳖头，占东盟国家的40%。

转入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后，中国与汶莱、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六个成员国间有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

换句话说，中国关税将从9.8%降至0.1%，而东盟的平均关税将从12.8%降至0.6%。另外四个成员国（越南、寮国、柬埔寨及缅甸）将在2015年步入零关税时代。

根据统计，马中在2010年的贸易总额又有新的数字，高达742.15亿美元。在这之中，中国对马来西亚出口238.06亿美元；而自马来西亚进口创下504.10亿美元的高峰，以致中方贸易逆差高达266.04亿美元（根据中方的统计记录）。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在2013年时，两国贸易额首次破了1千亿美元，其中马方的顺差是266.04亿美元，但要在2017年达致1600亿美元仍无法做到，因为2017年只达到960亿美元。

在旅游业方面，自从槟城和马六甲于200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从四面八方到来马来西亚旅游的游客日渐增加；尤其是中国旅客更是及快加入这一热潮。根据中国方面的消息，在2006年时，有53万人次访问马来西亚；在2011年时，首次超逾100万人次；下来2012年破120万人次；2013年则冲过150万人次；2014年因受马航事件的影响，来马的中国游客减少，及后在2015年又提升至164万人次。

根据中国使馆方面透露，在2016年时，来马的中国游客已飙升至260万人次；更有业界估计在2018年会创下300万人次的新纪录。此外，中国也是马来西亚的重要承包工程市场之一。1996年中国在马来西亚承包的工程为1.6亿美元；1997年提升至2.7亿美元；而在1998年则降至1.6亿美元，因为在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冲击亚洲国家。

但到了2002年，又恢复到1.3亿美元的工程；2003年增加到2.3亿美元。到了2006年再增至4.3亿美元。在2007年及2008年分别高达6.5亿美元和7.6亿美元。

贸易额成长的同时，马中又有了工商业投资。例如在1984年，马来西亚有了在中国可记录的投资额。从1984年到1992年间，马来西亚在中国的实际投资为4797万美元。及后又有所增加，比如在1995年，投资额达2.59亿美元。

到了2008年，马来西亚在中国投资项目有4451个，实际投资金额为49.28亿美元，所投资的项目包括机械制造、电力开发、橡胶、食品加工、家具及饲料等。后来再扩大到电子零件、金融、保险及商业零售等。其中两大项目是金狮集团的百盛百货集团及郭鹤年承办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虽然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投资较晚，但在2013年后则迅速成长，其中的原因是很明显的。

在2001年及2004年时，华为和中兴在马来西亚电信业作出投资。在2008年，中国吉利集团在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领域中作出投资。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马来西亚已成为中国的投资重点。在2015年的记录中，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增长超过10倍，已累积超过33.8亿美元，领先于美国、日本和新加坡。

根据世界银行和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2016年，中国国企在马来西亚的建造和投资项目高达356亿美元。

另外彭博社又报道，在2017年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贡献了马来西亚全部外资140亿美元的7%。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对中国在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投资达到48亿令吉，而在2010年时，仅有6亿令吉。中国首次成为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国，占马来西亚同期获准的外商投资总额的17.4%，共33个项目。

综合所述，从2010-2016年，中国累积对马来西亚投资182亿令吉，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在全部282个获得审批的中国制造业项目中，总价值140亿令吉的197个项目已经落实，也制造了30341个就业机会。

中国之所以特别重视马来西亚的战略地位是因为在亚洲国家中，与中国非友好的国家有印度、日本、越南和新加坡；印尼的态度则不大明显。因此选择马来西亚不仅可防御一些亲美国家的包围，而且也能够确保马六甲海峡航道的安全（每天有10万艘油船经过，中国占了80%，它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命脉”之一）。

但为什么马哈迪会对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抱怀疑态度？主要是一马公司丑闻于2015年爆开后，这间公司又与中国公司进行买卖。

根据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尤索夫伊萨所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增加，马来西亚也包括在内。然而真正引起马来西亚国内对中国投资点的是Edra下属的电力资产出售给中国广核集团（CGN）。这宗交易在2015年11月完成。

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将旗下的Edra子公司整体售给中国广核集团，后者付出98.3亿令吉（23亿美元）的股权价值，承担Edra经营业务的所有相关债务和现金。

抑有进者，在一马发展公司出现争议性之际，前首相纳吉在2016年也把一马发展公司带进参与了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项目。

犹记得在2016年时，当彭博社引述碧桂园在柔佛依斯干达区建造1千亿元的森林城市后，将会有约70万外国人有机会移入马来西亚，而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对此马哈迪的反应是这等于把国家的土地和房屋权让给外国人，也会造成外国人大量涌入居住（总计要建30万套房子）。他的担心也打击了碧桂园的销售计划。根据了解，碧桂园是中国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在广州）。原本是计划从头到尾耗资1000亿美元（合约6300亿人民币）开发森林城市，地点在位于柔佛的依斯干达区，距离新加坡只有2公里之遥，面积60英亩，内有四座岛屿组成。在2016年的报告中显示销售成绩十分理想，共卖出127亿元。后查知是万余名员工每人要买一套，先缴交2万元定金。因此实际收入不是这个数字。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2017年时，中国人想利用买房将存在国内的资金外移，却被中国政府卡住了，怀疑内中有不法的资金转移。就这样在“走出去”的政策下，中国发现有巨大的资金流向海外，约3.8亿美元（过去10年，从2007到2017年），严重地影响森林城市的进度。

 与此同时，中国公司也看准在马六甲兴建一座“皇京港”，约耗资300亿人民币。因为保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等于保护中国石油供应不会中断（从中东运入南中国海）。不过据交长透露有关计划尚未动工，也不知原因何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今年3月，有50名多数来自中国的业主到新山房屋仲裁庭投诉发展商碧桂园承诺售予的产业“货不对版”，不但环境质量差，设计有误，而且公用设施不安全。

就是因为未达标，这些业主（中国人占50%，新加坡人占30%及马来西亚人占19%）与屋主代表会商议没有结果，但碧桂园金海湾私人有限公司（GDB）发文告说会解决购屋者投诉的问题。如何解决？尚未有方案。

由于碧桂园属于中国私人企业投资（属于杨国强的企业），政府未能插手，但也停止了海外项目的销售。可是另外涉及马政府的大型计划就在马哈迪上任后不久，马上腰斩其中三大项目，其一是东铁计划（ECRL）（从巴生港一直延伸到吉兰丹的道北），由中国贷款500亿令吉，利息好像是3.25%，可在落成7年后才开始分期付款。后来政府折算一下，总开支要810亿令吉，但它能提供服务的回收未与实际成本接头，也就是被认为付出多，获益少。

其二是正谈得火热的隆新高铁工程，马新已签署了合约，似乎中国有份参与，但总造价是1100亿令吉。马方说这只是将隆新的旅程缩短成90分钟。若与飞机比较，虽麻烦些，票价高些，但耗时相差不多。因此又是被“归纳”为不划算的大工程。

本来马方是说终止此计划，可能要作出赔偿5亿元予新加坡，后来又改成“未放弃，在检讨中”。

其三的项目是指位于沙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TSGP），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而由马来西亚政府作担保。有关计划是敷设三条海底通管，耗资94亿令吉，但马方说已付出83亿令吉工程款项，却只完成13%的工程。

如果按照马方将相关的计划“冷冻”，则马方将减少逾2千亿令吉的基建开支，也不必负债那么多，但真正的内情又如何呢？另一方面，中国从2016年起加紧对马来西亚的合作也是有其议程的，主要是“切开”东盟国家加入反华的阵线，而马来西亚的战略位置正好对各方都起着制衡作用，才引发中国大手笔在马方进行投资。

至于在市中心的敦拉萨国际贸易中西大楼（TRXC）是属于财政部的独资子公司，它已经将所拥有的土地售予国内外公司，包括Mulia Property Development、汇丰银行（HSBC）、艾芬银行（Affin Bank）、朝圣基金及WCT和IJM怡保工程。这座楼高106层的国际贸易中西大楼为Mulia公司所有，是属于中国建筑公司承建，但没有股份参与。

由此可见，马中的错综复杂关系似乎是“剪不断，理还乱”。因为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人太多；尤其是合约的签署和银行的贷款。

如果连中美的贸易战也连带其中，则中国被迫下调人民币汇率10%有余来应对美国对华入口获得高征税，也会影响中国向马来西亚的进口货量和放缓对马的大投资计划。美国对华的贸易战目的是要拉近两国的差距。换句话说，要将中方的2000亿美元转进美方的45000亿美元的负债表，以下降到25000亿美元左右。

美国认为，征高税可使中方屈服；中方认为这是一场“持久战”，胜负未定。

就此而言，过去七度访中国的马哈迪又要在8月17日访华五天（第八度访华），要解决的问题也实在太多和太重要了，但不能因为怕负债而放弃发展。

毕竟在国际事务中，平衡与制衡是最好的处方，一旦厘清一马公司与中国公司的关系后，两国之间就应该在更健康的基础上开展双赢的合作。

刊登于2018年8月15、1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