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访马的风波 （现代春秋）

应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及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ASLI）的邀请，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于11月15日莅临马来西亚进行四天的访问，并作了两场演讲。

由于他是刚卸任（今年5月）的总统尚不能自由出访。例如在今年6月香港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拟邀请马英九参加新闻奖颁奖礼并作演讲，须先请准新总统。但因太过匆促，且担心机密外泄，也就不予批准。

如今马英九除了获准来马演讲外，也获准访问美国，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英九这边准备要离开台湾到马来西亚前却被台湾的报章追问马来西亚的媒体原本称他为台湾前总统，但后来又改为前台湾领导人的意见，马英九对此深表不满。

接着在南方演讲时又发生不愉快的场景。他的身份被称为“世界华人领袖前总统”，但又被盆栽遮挡“敏感”部分。南方校长祝家华承认一开始用“台湾前总统”来称呼马英九，但后来有接到大陆方面的意见。

再下来，在马六甲出席“世界华人经济峰会”时，他的身份又再被改变，本来先是称呼他为“台湾前总统”的，但演讲前把“前总统”拿掉改上“台湾领导人”称呼，后来又被认为不妥，也就再被删掉，只剩下“马英九先生”了。

本来已有防备的马英九看见情势有变后，马上拿起自制的“名片牌子”挂在胸前，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他解释说：这是为了捍卫前总统及台湾的尊严，不容许他人随意践踏。

他因之认为这是中国驻马大使馆介入的（结果），才会出现风波不断。他说他搞不懂他们（指使馆）到底要发出什么讯号？

他更进一步说，在过去8年担任总统期间（2009-2016），他是最卖命维护两岸关系，却落得如此下场。还有他在台湾被骂亲中卖华（当然没这回事），但今次来到大马已非总统，却仍要面对羞辱。为此他说他无法接受这样的“过分行事”，毕竟他在1996年以法务部长身份及2001年以台北市长访问马来西亚时都没有受到诸多干扰，而今次却是面对意料之外的困扰。

其实马英九面对的政治“干预”也是有其由来，最主要的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在今年5月20日就任台湾总统后，就采取一系列被大陆认为“不友善”对华政策，例如不承认“九二共识”，只承认有这么一回事，自然引发中国的不满。换句话说，马英九在此时此刻访问大马正是两岸关系陷入僵局时，就会对外访的“台湾官员”给予适时的控制，马英九也就因为在不恰当的时机不幸成为“被打压的目标”。

如果两岸关系仍处于友好阶段。例如在马英九执政时期他派出副总统萧万长出席APEC会议，也受到中国的礼待。还有自从2005年连战（国民党荣誉主席）打通两岸关系后，中共就认定国民党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而不是民进党。

在2014年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访问北京时，获得习近平的接见，而且在2015年11月习近平也破格地在新加坡与马英九举行“国共第三次合作”的会谈。

无可否认的，两岸领导人都知道这样的“刻意”安排对话是理不出什么头绪和结论的，只是当时的政治议程明显是中共想拉国民党一把，以便在总统选举中，国民党能扭转劣势。

结果是习马会也没有给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带来奇迹，反而是输掉3百万张票。

民进党的消极对待大陆的政策也引起大陆的反击，第一波是大陆游客大大地减少访问台湾，造成台湾的旅游行业及酒店餐厅业生意大受影响；更有旅业者逾万人在台北举行示威抗议民进党“断了财路”。

很显然的，蔡英文的两岸关系“保持现状”是等于没有进展下的静态关系，这也使到台湾在世界事务上不能插上一脚。比如世界卫生机构的会议、世界警察会议等，中共已采取强硬态度拒绝台湾的参与。如今台湾用宋楚瑜赴APEC大会，能否顺利完成任务也很值得怀疑。

因为中共是看事而非针对个人，既然马英九已卸职，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大陆是不会允许台湾重要的人物以一个独立实体立足在世人眼前。马英九的参加世界华人经济大会正好视为台湾方面有意“自我标榜”，就不会用国民党当政时的态度对台湾“网开一面”。因为马英九已不再是国民党的主席，中共也就用另一个态度处理台湾外事，从这角度来看不是中共要“为难”马英九，而是马英九此时的身份有些特殊。若用台湾前总统，就等于接受台湾是一个与大陆分开的独立体，这是中国万万不能接受的。

直到今天为止，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并未改变，习近平在上个月会见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欢迎两岸论坛继续开展，就是在一中的概念下（可以一中各表），向国民党伸出橄榄枝。如果马英九仍是国民党主席，他这个身份就不会被认为敏感。反之，可以用这样的身份来促进两岸关系。

在另一方面，如果民进党也能改变两岸政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缓和两岸的紧张，说不定会出现中共与民进党头头的对话。

虽然马英九说两岸统一尚未成熟（什么时候成熟没有人知道），中共也不在意何时统一，只要不搞台独，不搞对抗，两岸的关系就可向前发展。正如李金友在文告中所说，是以马来西亚只承认一个中国政策来办事，希望两岸人民能体恤大马华人的苦心。

刊登于2016年11月21日《光华日报》

马哈迪将领导“希盟”？（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政治正面临一个微妙的转变；尤其是反对党阵线出现了预想不到的变化。这个变化从2015年中后开始发酵，先是伊斯兰党在大会上通过与民主行动党断交；继是行动党也借势狠狠反击，宣布“民联”已告死亡。这意味着在2008年大选后被催生的“人民联盟”（简称民联）已因“回教刑法”的争议而消失，前后不过7年的光景。

因为反对党阵线的破局和分道扬镳，人民也对反对党有了新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民联”不见了之后，反对党是否能在下一届大选拿下布城？还有因为伊斯兰党的坚持也因之引发种族间的唇枪舌剑；更因宗教之不同而产生了相互“排斥”的抗拒。

虽然伊斯兰党是通过其党主席哈迪阿旺向国会提呈私人法案，以寻求修改《1965年回教法庭法令》，扩大现有的回教法庭的权限，并不涉及非回教徒。但一旦通过修宪和回教法庭得以纳入回教刑法后，它对马来西亚人民的影响就未可预知，也担心当案件一方是回教徒，另一方是非回教徒时，若是将案件归入回教法庭，争议也就发生了。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在1999年大选后，因伊斯兰党凭着安华效应赢得空前的国席（共27席）及执政两个州（吉兰丹和登嘉楼）后，就迫不及待直逼马来西亚走向“回教国”。结果是时任首相的马哈迪也以四两拨千斤挡了回去，直接回应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无需再修改宪法。另一方面，也迫使在大选中遭遇重挫的民主行动党（因当时行动党直接与伊党及公正党合作，导致华人无法理解）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由安华组成的阵线称之为“替代阵线”，也有人称之为“反阵”（反对党阵线））。

因为反对党的分裂和各行其是，造成2004年的大选国阵取得辉煌的胜利；反对党则处于四分五裂状况。例如伊党失掉登州政权，国会议员仅剩7名；民主行动党只剩12名国会议员及公正党只剩1名国会议员。在总数219个国席中，国阵占了199席，反对党合起来不过20席，强弱十分悬殊。

也因为“分则亡，合则生”的教训，反对党才能在2008年大选探出头来，且在2013年的大选保持既定的势力。

但不幸的，转入2014年马来西亚政坛又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一边是马哈迪再次发难，促请首相纳吉辞职，以对大选的失利负起责任；尤其是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基金的丑闻后，马哈迪更不停地向纳吉开炮。

虽然马哈迪的“炮打司令部”未能产生即时效果，但也引发巫统内部的分裂。原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原州务大臣慕克里及原乡村与区域发展部长沙菲宜等人不但被剥夺官职，较后也被巫统开除或冻结党籍。

这一批人很快地与马哈迪结成“统一阵线”；更在今年8月后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成立“土著团结党”。以目前来看，这个新党的规模仍然很小，完全不足以抗衡老树盘根的巫统，但由马哈迪（担任首相22年）出马领导，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除了土团党有招收附属党员（非土著人士）外，其它的结构基本上与巫统大同小异。因此若说“土团党”是冲着巫统而诞生也是无需辩驳的。

抑有进者，马哈迪也在反对党阵线的期待声中于11月12日宣布土团党将加入“希望联盟”（希盟）这个新组合。当“民联”在2015年中消失后的3个月内，又出现一个新的阵线，这之中已没有了伊斯兰党，其成员是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再加上新成立的“国家诚信党”，也是三位一体取代了“民联”。

“国家诚信党”是由伊斯兰党内分裂出来的，因为这一批被形容为“厄尔多安”派（土耳其总统的名字）的开明派，在2015年的党选中全部被伊党的宗教派排斥在党中央外，导致了以莫哈末沙布（原伊党的署理主席）为首的中庸派另起炉灶（当下有国州议员各5名）。当“国家诚信党”在去年9月15日成立后的一周内“希望联盟”也宣告成立了（2015年9月22日）。

如今随着土团党的加入，其领导班子也会转向马哈迪及慕尤丁。在不影响安华的名声下（仍然被视为未来的首相人选），过度的领导人将会出现。

现在还有一个尚未加入希盟的是由前巫统副主席领导的“沙巴人民复兴党”（简称民兴党）（本来是称为沙巴传承党，但因其福建发音的“传承”两个字读成“船沉”，不是好意头，也就改名了）。

沙菲宜暂时没有与西马的政党正式挂钩，自有其考量，因为他不愿被人说是靠西马政党支持的“本土党”。他要先证明是本土人的形象，而后才与西马的政党商谈合作。

因此“民兴党”参不参加“希盟”已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希盟”如果没有了伊斯兰党，反对党能震撼国阵吗？

这也是为什么土团党希望能说服伊党有条件地与希盟达成“不自相残杀”的合作，但正如阿兹敏（雪大臣）所言，这项任务是十分艰难的，不容易达致。

如果反对党阵线或希盟不能团结一致，仍然相互攻击，就会削弱胜利的机会。以此来看，目前关键的困境是伊斯兰党与诚信党如何分配席位？伊党与行动党又如何偃旗息鼓，矛头对外？

归根究底，反对党阵线就看马哈迪的权威和形象能否促成一个队伍震撼国阵？

未来的大选，若是演变成纳吉与马哈迪之争不但太不可思议，而且马来西亚的政治似乎又回到从前，仍然是巫统领袖在争夺国家话语权和领导权，接着下来的下届大选必然是精彩万分的，唯可以肯定的是马哈迪的2020年的宏愿（达成先进国）不见了。

刊登于2016年11月17日《东方日报》

美国大选又一个神话 （跃马扬鞭）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跌破眼镜，也几乎所有的媒体都预测克林顿希拉里将会胜出，讵料有狂人之称的特朗普竟把政治巨人希拉里给扳倒了，也意味着克林顿希拉里37年的政治生涯（从1979年到2016年）将划上句号。这种意想不到的挫折对希拉里来说是从政以来最大的滑铁卢和屈辱，输得有些莫名其妙和匪夷所思。

虽然舆论有说出各项理由为何希拉里会败选，包括走精英路线与民众脱节；维护奥巴马总统的陈旧政策，没有给年轻人看到光明的未来。因而在失望之余寻求新人新作风；即使不是理想人才，也希望能带来改变。这就判定选民不会支持因因相陈的政治人物。就这样，希拉里用半生创造出来的“永不厌倦的女神”形象也在一夜之间破灭了。她的“神话”变成“无言的结局”。

其实希拉里的致命伤与她及其家族在政治活跃过久有关。有政治评论员指出，共和党的布斯家族即为一例，老布斯担任4年总统后，隔了8年（因克林顿的上位1992-2000），其儿子乔治布斯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险胜而制造了一个家族政治。没想到（父子先后任总统，老布斯1988-1992；小布斯2001-2008）在今届的总统初选中，原本杰布·布斯（曾任佛罗里达州长也是老布斯的第二儿子及乔治布斯的弟弟）有心通过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准备延续家族政治，但他被特朗普杀出圈外，另外15名的共和党候选人也都成为手下败将。因此特朗普成了家族政治的第一个杀手。

无独有偶的，民主党的克林顿在1975年与希拉里结婚后，他们就编织政治的美梦，结果在1979年克林顿当选阿肯色州州长，间中有过一次竞选失败，后又卷土重来，担任州长直到1990年。

1992年民主党的克林顿问鼎白宫，击败了寻求蝉联的老布斯，启开了克林顿的政治时代。当克林顿在2000年行将届满前，其妻子希拉里尚未放下第一夫人的光芒就当选纽约州参议员。

在2008年时，希拉里宣布将角逐总统选举，也就在民主党内争取出线，不料面对奥巴马参议员的挑战，最终她以少数票输给奥巴马。就这样奥巴马成为新的总统（2009-2016）。他将希拉里召入内阁成为总统之下的国务卿。她出色的表现赢得舆论赞赏，也因之加强了她的信念。在辞卸国务卿（2012年）职务后，她用4年的时间为总统的选举作了充分的准备。

本来她早已被舆论看好会成为奥巴马的接班人，也就在2015年宣布将代表民主党角逐第45任总统后，舆论也是看好她胜利在望。

但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却笼罩在她的头上，有人说克林顿做了8年总统，如果其妻子又当了8年总统，则这对夫妻档将掌控国家长达16年；若再加上克林顿的州长任期（1979-1990）和希拉里的参议员任期（2000-2008）和国务卿任期（2009-2013）就形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族了。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美国人可以选出黑人总统，但尚未能普遍接受女性成为总统，希拉里当然不信邪，世界上不少国家已出女总统和女总理，为什么美国不能呢？偏偏就是这样的结局。于是特朗普又成了“家族政治”的第二个杀手。

只是这位从未曾担任公职以一介商人身份竟能挤入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行列中，而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哗众取宠，给人留下不安的形象。例如他强烈抨击奥巴马的自由贸易政策让其他国家抢走了美国青年的就业机会。他也反对给非法移民开绿灯；更口不择言地表明他的政策是除了国人及居民的穆斯林外，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一概不受欢迎进入美国。他也反对奥巴马的泛太平洋合作协定（TPPA）。

还有他的轻佻和被诸多女性指责性骚扰和非礼后，仍然无损他的政治形象，说明了性丑闻在克林顿开了头后，已不再是男人的禁忌，也难怪美国人民会不计较特朗普是否触犯底线。也许私德之败坏已不再是选民挑选政治人物的重要标准，也没有比公德之败坏来得糟糕。特朗普的当选总统（以279选举人票击败获得228张选举人票的希拉里）及其共和党又再次掌控参众议院（众议院：共和党239席；民主党193席。参议院共和党51席；民主党47席）。在在说明了他成功地制造了一个“神话”淹没希拉里的“神话”。共和党人也在这次大选中有大丰收。

下来的美国会有重大的改变吗？特朗普会将国家带上危险的边缘吗？我们也只能等待白宫新主人提供答案。

刊登于2016年11月14日《南洋商报》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现代春秋）

在美国的大选甫落幕之际，我国首相纳吉针对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入主白宫发出贺电时，重申马来西亚在反恐和反极端主义上是美国的坚强盟友。

“当特朗普在2015年宣布角逐总统大选时，他被视为是政治圈外的人，结果他向抱迟疑态度的人证明他才是美国的新总统。”纳吉接着说：“特朗普的成功说明政治人士不要视选民是理所当然的支持者”。

他进一步认为特朗普的成功是因为那些被抛在后头的美国人，要的是一个更关注他们利益和福利的总统，且是少些干预外国事务（一般上是指外界冲撞美国的利益）者，才能赢得大选。

这席评语是发人深省的，因为在当权派看来选民仍会支持他们，不会转去支持一个不按牌理打牌且口出狂言的候选人。

事实上也不只是美国舆论的“结论”，而且世界各地的舆论都看好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会胜出。

几乎所有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已胜利在望，结果是所有的民调都看走了眼，他们所支持的希拉里在投票陆续开票后（11月9日）显得冲劲不大，除了短暂的领先外，其他的时间都是特朗普跑在领先。这严重的“误导”使到世界人民对“民调”这码事起了怀疑和信心动摇，不然为什么希拉里的“胜利预言”是假的？正由于结论是适得其反，共和党的特朗普才成了真正的造王者。

这种情况也让人想起不久前英国选民投票选择英国是否要脱离欧盟时，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人选择退出欧盟，这一举措也打乱了英国的政治应对能力和经济是否持续性稳定。

同样的，如果我们拿2008年马来西亚的国会选举成绩与民调相比也是大相径庭的。在当时没有人相信国阵会蒙受惨痛的打击，国内的舆论和媒体也都一致看好当政的国阵必胜无疑，而且反对党也被认为没有机会争出头。讵料那一晚的开票，各种爆炸性的新闻已在市面上响起。最初的警讯是指槟州政权岌岌可危，反对党阵线反而取得突破性的佳绩。接着又从电视传出其他州也有“变天”的可能性。果然所言不虚，待到凌晨一时左右，我们终于看到大局已定，是反对党的合作取得了空前的丰收，除了槟城再落入反对党手里外，又出现吉打变天，州政府改由伊斯兰党起而代之（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吉打州落入反对党手里）。

除了伊斯兰党继续控制吉兰丹州政权外，又多了一个吉打。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连雪兰莪和吡叻州政权也告易手，这5个州在一夜之间变成反对党执政，是难以置信的结局，因为自从选举以来，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选举都是联盟（后来的国阵）取得胜利的。

这一年马来西亚政局的大转变也正如纳吉所形容的“不要视选民为理所当然的支持者”。

任谁都不会否认，那一年是在阿都拉巴达威的领导下举行大选，舆论对国阵信心满满，发表的民调绝大多数倾向国阵的；而反对党除了伊党可继续执政吉兰丹外，没人想到民心会大变。

就是因为阿都拉一个不小心（他在2004年的大选取得漂亮的胜利，从而影响他在2008年的大选中缺乏警惕），在那一年国阵除勉强守住中央政权外，也首次面对82名反对党国会议员的叫阵（国阵则赢得140席）。

因为阿都拉被认为领军不力（他是在2003年被马哈迪挑为首相的接班人）在选后在2009年被被马哈迪逼下台。

纳吉本身在2013年的大选时也面对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是三方组成的“民联”仍未面对内讧，也就继续以民联单挑国阵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国阵内部因巫统的权势过大，造成其他成员党黯然失色。因此这一年的大选标志着华基政党（马华、民政及人联党）的“沉沦”再失掉议席；而巫统本身有所进展，但最大的支持力量来自东马。

姑不论反对党是否出于分裂或心存悬念、合作不力，执政的国阵更是不能掉以轻心，而且要小心翼翼的从内部整顿成员党的活力，以避免在阴沟里翻船。从政的人士永远不要忘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千古不灭的大道理。

刊登于2016年11月14日《光华日报》

中国从大马取得突破口 （直挂云帆）

我国首相纳吉在访华期间(10月31日至11月6日）所达成的合作协议是十分广泛的，而且也是两国建交以来最大的突破，不仅限于贸易与经济，也延伸至防务和区域安全；更首次在联合声明中提及南中国海岛礁的争端的解决之道。最明显的是双方强调各直接有关主权国应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双方进一步强调各方应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使南海局势复杂化或紧张升级的行动。双方认为，不直接相关方介入有关争议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联合声明中第二十六条）。

这是“海牙仲裁法庭”在今年7月12日作出不利中国的判决后，中方取得的另一个重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是柬埔寨在今年7月24日在金边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反对提及海牙仲裁结果导致无法发表联合公报）。

海牙仲裁法庭的权威性虽受质疑，但它在2013年接受菲律宾的申诉，要求宣判中国在南海的九条线作为岛礁的拥有权给予否决，也不认为中国具有历史地位将岛礁纳入中国版图。仲裁庭的结论正如菲律宾所提出的，南中国海的岛礁不归由中国，也就等于否定中国的历史依据。

不过中方早已声明不接受和不承认所谓仲裁庭的“结审”。在没有法律依据和权力下，仲裁庭是不可能采取执法的行动。但即使中国对相关的判决不予理睬，它不能忽略国际舆论施加的压力。例如美国和日本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国接受裁决。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它成立于1899年，接受来自国家间的申诉，也接受国家与私人团体或者个人之间的冲突申请。自2001年以来，它就处理了6宗国际纠纷。有许多人以为这是联合国辖下的一个机构，它的判决具有一定的权威，但事实并非如此。联合国在隔天（7月13日）就发表官方微博，郑重澄清“常设仲裁法院”（Permanant Court of Arbitration，简称PCA）只是设在海牙和平宫的“一个租客”，与联合国辖下的“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简称ICJ）没有任何关系。后者成立于1946年，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也是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的，巧合的是，它也设在海牙和平宫内，但两者之间是不同性质的组织。

虽然联合国在澄清后中国或可松一口气，但为了应对“责难”，中国再次坚持只接受卷入争议的国家与中国直接商议，不要有毫不相关的第三者介入指手划脚；更不同意通过多边会议（如东盟与中国对话）来解决争议。

中国认为只要彼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不涉及或不提及主权的事宜，就可找到一条双赢之道（单单在南沙群岛就有77个油田，而石油储藏量有400多亿吨；天然气为20多万亿立方米，是世界四大海底油田之一）。

为什么中国坚持与纠纷国商议而不同意集体协商？这需要了解“南中国海”为什么会成为“亚洲”的火药库？

南中国海就在中国的南部，也包括东南亚地区周边的一个有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在这个海上有200个无人居住的岛屿和岩礁，合称为南海诸岛。由北向南依次是：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洋群岛等所组成。

在16世纪时，西方崛起的列强葡萄牙把这个海域称为中国海，后来改称为“南中国海”（在2011年时，菲律宾的阿基诺三世总统擅自改称“西菲律宾海”，可惜不获国际公认）。

在1939年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已占据了南海诸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后，日本将南海诸岛逐步归还中国。

在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共记载了159个大小岛礁，将之归为海南特别行政区。接着在1948年内政部又公布新订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不仅列出最新出版的南海诸岛名称（已增至195个），同时划出11条线作为属于中国岛礁的识别。

到了50年代，解放后的中国昭告世界所有南中国海的岛礁归中国所有，但南海仍允许自由通航，有些领海属国际海域。当时北越国家主席胡志明对毛泽东的建议没有异议（1958年），此时南越仍归美国扶持的军人政权所控制，它怂恿南越占有南海的一些岛礁）。

本来在五六十年代，南中国海已不是“兵家必争之地”，但转入七十年代，当越共在1975年统一南北越之前一年情况已起了变化，越南坚持拥有权力分享南中国海的岛礁地带。在中国不让步下，终于在1974年爆发了一场海战，从此中越不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一对冤家。60年代的援越抗美的激情已烟消云散了。

无可否认的，中国的国力因陷入文化大革命（1966-1976）而受到影响，也就无暇顾及南海的岛礁主权之争，结果越南先后占了29个岛礁，也宣称对南沙和西沙群岛拥有全部的控制权；另外马来西亚也在南沙占有10个岛礁；菲律宾也占有9个，且要求另划分54个岛礁滩沙和41万多平方来的海域纳入菲国的领海中。印度尼西亚一向以来视纳土纳群岛为它所有。本来是被划入11条线内的，后来中国改动成9条线，也就停止了中印的争议。目前双方还在为捕鱼的范围起争执。汶莱同样要求分得岛礁，但尚未落实。虽然台湾方面声称中国已占有40余个岛礁，但实际上中国宣称只占有19个岛礁。

除此之外，中国也从马来西亚取得马六甲海峡的监护巡逻方便，因为有80%的中国油船经过马六甲海峡到南中国海（每年有十万艘船经过马六甲海峡）。去年马中在马六甲海峡举行首次联合军演，说明了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其实在南海问题上，未介入争议的东盟国家有缅甸、泰国、新加坡、寮国及柬埔寨。这之中近日备受中方批评的是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中方翻起旧账指新加坡充当美国的“先锋队”。李光耀在2009年在美国疾呼美国重返太平洋以制衡中国的坐大；同时他也力荐美国推动TPPA（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以克制中国成为经济第一大国。

最近李显龙又向美国表明对美国与日本的支持，希望它们能有所作为。而新加坡的海空基地已全面开放予美国使用，造成中国不得不提高警惕。

由于新加坡的角色已被认为冲撞中国的利益，因此当下中国正向马来西亚招手。一旦马来西亚认同中国的建议，中国就可联同菲律宾和印尼达成双边会谈，而未介入争议的国家如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和汶莱就可以在东盟会议上助成南海争端转危为安。

刊登于2016年11月10日《东方日报》

泊车收费依然违规 （天下纵横）

大凡所有的大城市都面对交通的大问题，不是车辆拥挤造成路上堵车，就是公路狭小，又缺乏立交桥，也就使到塞车问题益发严重。

以槟城乔治市为例，其交通系统出了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但这得从历史说起。当英国人在1786年拿下槟榔屿后就按照英国的方式建造狭小的街道，一般上都是公路两旁的建筑物可以望来望去。也因公路狭窄，容易越过马路，自然左邻右舍的三姑六婆成了好朋友，这是指车辆不多的年代。

当马来西亚联合邦在1957年取得独立时，槟榔屿也同样迎向新的未来，但那时没有太大改变的是已形成的公路，不能再加宽，除了极少的街道外，还有新建的街道也不是很宽阔。不论在王保尼时代或林苍祐时代，在解决交通问题上只能一步一步来。例如林苍祐为开辟峇央峇鲁新市镇和工业区；及为施布朗再也划成威省的另一个新市镇，新公路就会比较宽。

但其中一个缺点是槟城乔治市兴建立交桥少之又少，只能在青草巷一带及通往机场和工业区的公路上有一些交桥外，其他地方都无法用立交桥解决交通问题，甚至有些地方建了天桥，使用的人少之又少。例如在槟榔律光大区的八爪鱼天桥几乎成了“白象工程”，就说明了槟城人是不大愿意用天桥过马路的。虽然已有公司要改进八爪鱼天桥成为自动化的扶梯，但能否鼓励行人使用天桥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论道路能不能改善，自从80年代以来，乔治市开始设立停车位置供泊车之用，接着划了格子但要收费的。

最初是让给私人或公司承标，由公司聘“看车员”，发出发票给停车者。这样的制度实行了很多年后才在近些年改成用固本泊车，虽然没有雇用“看车员”，但市议会的“官员”眼睛可十分雪亮，违规泊车就是发传票，有者还得被拖走，迫使事主付“罚金”赎回车辆。

我也是在今年才被友人告知市议会有三种颜色的告示牌，比如红色的告示牌收费的事件是“每天”上午9时至晚上9时；青色告示牌是“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至下午5时，周六上午9时至下午1时。至于蓝色告示牌收费时间是周一至周六上午9时至晚上9时，星期日及公共假期免费。

由于有些复杂，导致不知道在那条路泊车是属于什么颜色的告示牌，很可能未置固本就收到罚款单了。所幸市议会准备从明年划一收费，不然也不知道又会出现多少的争议。

说实在的，市议会对泊车收费和违规罚款是“明察秋毫”的，这种效率当然也无法解决车辆找不到地方泊车的难题，因为槟州人口不过160万人，车辆却超过160万辆，不堵车才怪呢！还有市议会对商店开业或转换用途也会收“泊车费”的，就是收了“泊车费”后也找不到地方划出停车格子。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乔治市，其游客已越来越多，但我们仍然面对不知道把车泊在哪里才不会犯规的难题。

刊登于2016年11月7日《号外周报》第811期

马中迎向亚洲新世纪 （跃马扬鞭）

马中关系，源远流长。远的不说，我们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作为转捩点，演绎了殖民地人民，包括马来西亚人民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

从1931年日本蝗军侵占东北三省（九一八）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七七卢沟桥）的全面侵华和在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一路南下将东南亚纳入日本的版图。

因为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激起当地人民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但日本走后英军又回来了。在与马共势力无法协调下，双方冲突不断，也就有了1948年紧急状态的实施。其后果是华人对英军的高压政策甚为不满（最痛恨英军将50万华人赶入500个新村居住，以切断对马共的援助）。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亚洲人民因抗日而结成统一战线。

即便战后亚洲各国回到本位应对新的局面，但1955年马新官方与马共有过华玲和谈，却以失败告终。因此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获得英方支持的执政党（联盟）也就与马共势不两立。

这种微妙的关系也反映在马中关系上。当马来亚独立时联盟政府是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概不与共产国家建立邦交。一直到1969年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马来西亚再一次进入紧急状态，政局才因之被全面洗牌而出现新的政治生态。

由于国际政治的变化，尤其是中国重入联合国（1971年）及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1972年）后，我国时任首相的敦拉萨（也就是现任首相纳吉的父亲），在审时度势及孤注一掷下，于1974年虽面对国内马共南下战略挑战之际，但敦拉萨还是大胆地迈出第一步直飞北京与中国建交，一反东姑全面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敦拉萨因之赢得了中国政府的激赏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马中发展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换句话说，马中建交启开了亚洲的新纪元，尽管敦拉萨对马共依然耿耿于怀，但马中双方都在谨慎中构建起良好的外交关系。至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起了牵头示范效应，带动了东盟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15年之后（1989年），马哈迪当政时又取得更大突破，真正地结束了马共长达41年的森林游击战，三方（马泰政府及马共）取得了体面的和平（合艾和平协议）。在这之后马中经贸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到了今天，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2014年）。而在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虽有下降至973亿美元，但马中仍乐观展望在2017年可达1600亿美元的交易量。毕竟自2009年以还，我国已成为东盟国家与中国往来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可说是我国高瞻远瞩，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交所致。

在旅游业方面，虽然因马航MH370失踪事件带来影响，但我国仍乐观展望，在今年内有2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到访，且预计明年可达到400万人次。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马来西亚向中国购买4艘军舰；同时获得中国贷款550亿元以兴建从巴生港直开入东海岸的高铁，而以吉兰丹的敦拔为终点。贷款在首7年免还也免利息，此后分20年以低息分期摊还贷款。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中国也曾贷款8亿美元予我国兴建槟城第二大桥。

虽然纳吉这次访华是最具挑战性和带有争议性的，但从历史来看纳吉的所作所为是赓续发展其父亲敦拉萨奠下的根基；而不能与公元15世纪的马六甲王朝的建立相提并论。在当时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和拜里米苏拉访问中国的过程中，未有显示中国将马六甲变成附庸国，只是接纳后者的朝贡，以维持亲善关系。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在1953年时，已退出巫统而自立马来亚独立党（后来的国家党）的拿督翁就曾指责马华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21个省（主要是马华陈祯禄倒向巫统，疏远与独立党的合作）。结果证明所言并不切实。

有人因此担心马来西亚会不会因为过于倾向中国；尤其是进行借贷会否成为被中国控制或影响的“主权国”？这是指马来西亚会在马六甲海峡上对中国作出妥协，从而削弱对领海的控制；当然也包括对南中国海岛礁的争夺放软态度，同意进行双边和谈。

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能与世界各国维持友好关系而不诉诸武力。因此纳吉的访华获得丰硕的成果也是进一步说明崛起了的中国仍然保持“远亲不如近邻”的思维，进而影响周边国家以和平共处的原则缔造一个新的亚洲，绝不是回复到西方列强瓜分和鱼肉亚洲人民的荒谬年代。

刊登于2016年11月7日《南洋商报》

回顾马中历史渊源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带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所引起的轰动不亚于菲律宾总统迪泰特的访华。不过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就比菲律宾的更加激动人心。

远在明朝时代，刚立国的马六甲王朝（1403-1511）就开始与中国发生了外交关系，这个国家的创造者是来自巨港的王子拜里米苏拉。马中的官方关系于此拉开帷幕。它起于明朝永乐皇帝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及马六甲王国也有向明朝皇帝进贡。后来英国学者巴素博士翻查史料后发现郑和下西洋途径马六甲海峡一共五次，却没有留下很多的船员和水手。因此在荷兰统治马六甲时期（1641-1824），华人只是三四百人，不能形成一个华人社会。

唯有到了英国占领槟榔屿（1786-1957）及马六甲（1824-1957）和新加坡（1819-1963）才见华人大量南来。

巧合的是，华人的大批南来也是与马六甲海峡有关。事缘英国在控制整个马六甲海峡后（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榔屿合并成“海峡殖民地”，直接归英国管辖，这也方便英国商人及东印度公司（1600-1858）扩大在海外的领土）。

不论这样做是否是掩人耳目（不是以英国的名义直接侵占，而是用半官方的商业公司为商业利益和政治议程插足其中），英国在组成“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后，就几乎将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合二为一，通过马六甲海峡向中国源源不绝的输出鸦片。一方面用以麻痹中国人民，使他们变成东亚病夫；另一方面则带有强烈的政治欲望，准备打开中国的门户。

果然在1839年时，因钦差大臣林则徐将充公而来的鸦片在虎门公开焚烧，导致英国政府有了借口通过马六甲海峡派出多艘军舰炮打广州。在清廷不敌投降后，英国迫使清廷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鸦片战争。

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国利用香港作为跳板，鼓励大批华人南下；也有的华人通过南方港口投奔怒海。就这样大量华工涌入东南亚，其中更多的华人麇集的在马来亚、新加坡及后来的北婆罗州（沙巴）和砂拉越。此外，印尼和泰国等国家也成了华人移居的国家。当然也免不了有华人向香港、澳门和台湾迁徙。

正因为英国带来的效应，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终于成为与中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孙中山在搞革命时，因不容于香港和日本，也就向新加坡和马来亚移动（1905-1911），试图通过海外华侨支持他的同盟会推翻封建王朝。结果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如愿以偿地建立起中华民国，彻底埋葬了帝国王朝。在孙中山之后的马新两地的人民；特别是华人因受到外来政治思潮的影响，在共产国际（苏联为首）推动下，在胡志明（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主持下，马共于1930年在瓜拉庇朥成立，及后又辐射到砂拉越。印尼也不落人后，出现了一个以印尼民族为主的印共；还有菲律宾及印支国家和缅甸及汶莱也先后出现左翼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股政治势力震撼了西方国家，包括英国、荷兰、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的神经线，后者也就与当地的左翼力量进行无止境的斗争。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恰巧又碰上日本向外扩张和侵略，整个亚洲成了日本蝗军的“猎物”。英军被迫与马共合作，以驱赶日军出东南亚。

可惜战后英军只管收编马共抗日分子放下武器，而不与抗日军分享政治权力，也就有了1948年的紧急状态的实施。

直到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马共仍在森林里进行斗争。这就使到英军尽其所能阻止及排斥中共势力南下东南亚。在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逻辑下，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扛起反共大旗，直接受西方列强的发号施令；马来西亚也是其中一个。只有在敦拉萨登台（1970年拜相，1976年病逝）后，才全面的扭转时局，把东南亚化成一个中立、无核与民主的地区。抑有进者，马来西亚也率先与中国建交（1974年），启开了马中关系的新里程碑。

从那之后，马中关系一直在马共阴影下“跌宕起伏”，进展有限。但意想不到和最大的突破莫过于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和泰国政府在1989年在合艾达成的和平协议，马共因之放下武器，有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和都市。

也是在结束马共武装斗争后，马中关系才真正地飞跃成长；尤其是中国在1980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起，已全面地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

纳吉今日则以东盟的成就感及马中的情意结向中国领导人传达强烈的讯息：“马中是一家人”，所以才有双方不断强化互惠互利的关系。在这之中，双方都需要坦诚与共，以消弭任何不必要的猜疑与误解，这才是两国关系恒久之道。

刊登于2016年11月7日《光华日报》

洪秀柱借光发亮 （天下纵横）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于10月31日带团飞往南京中山陵拜祭孙中山后，在翌日飞往北京并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也举行了双边会谈。

接着洪秀柱也出席了在2日及3日举行的“国共论坛”，而后似乎“圆满”收场。

现在国共对话也已落幕，但它会带来什么冲击，是让人密切关注的。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乃至在战后（1945）国共在重庆谈判，试图达成第三次合作，结束分裂，结果功败垂成，但三次都是国民党居于主导地位，而且是政权在握的；中共只能处于反对党的地位与国民党达成有限度的合作。

因此破坏和取消合作的主动权在国民党手里，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迁移台湾后，整个大陆才换了主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也由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

就因为国民党不甘于屈居配角，自那时候起就不再有“国共合作”这码事。

在蒋介石看来，他的愿望是反攻大陆，夺回政权。而在毛泽东看来，他只剩下台湾没有收复，因此台湾回归大陆是中共不变的政策。

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扶持，即便台湾的“中华民国”在1971年失掉在联合国的席位，并在接下来的日子有更多国家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最致命的是，中国在建交的条件上必定写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判定台湾失去“独立”的机会，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国家。

不过在蒋经国于80年代引进民主政治后，台湾就兴起一股台独运动，例如在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就是以台独为党纲的。

就在民进党尚未壮大时，国共两党又举行一个高层会议来谋求和平统一。这是指1992年在香港举行的会议，由双方的官员达成所谓的“九二共识”。这共识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也没有中国和台湾。

当时国民党（仍然在台湾当政）对“九二共识”的演绎是“一中各表”。这种各说各话的解释多年来也引发争议。

也因为双方关系无法改进，身为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在2005年率先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企图造成一个新的“国共和平”。

虽然那时国民党已失政权（由民进党的陈水扁执政），但国民党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大党，随时得以卷土重来。

果然在2008年的台湾总统选举中，又被国民党的马英九夺权成功，恢复了国民党的当政和当权地位。在马英九治理下，台湾与中国的互动大大加强，不但贸易量增加。台商赴大陆设厂从商的也比比皆是，而且大陆的游客也大大地增加，成了台湾的重要外汇收入。

可是当民进党的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总统并在5月就职后，她就摆出与中共对着干的姿态，不但不承认九二共识，也无法启开双边会谈（2015年11月的习马会是不可能会发生习蔡会，除非台湾承认“九二共识”）。

在中国形势有变下，洪秀柱也就接下了重担，在中国大陆官方高格调接待下，洪秀柱的地位又似乎被抬高了。尽管洪秀柱不被认为是适当的领导人，但国民党的能人不愿出来时，也就给洪一个机会“大展身手”。

从洪秀柱在北京的表现看来，她已经得到她想要得（让国民党振作起来，在下一届选举中夺回政治权力），大陆也不反对国民党有机会翻身。因为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比民进党更好谈，而后者被视为死硬派。

刊登于2016年11月14日《号外周报》第812期

台湾客委会争取突围？

2016年10月17日至19日应台湾客委会之邀请，参加了在屏东举行的“国际客家在地行动”咨询会议。

屏东位于台南，原属于高雄管辖之村落。在300多年前，聚居在高屏区两岸的客家人为捍卫家园，推派代表在天后宫起义，并以竹田乡西势村为中心，组成前、后、左、右、中及先锋6营队。后来因属民间起义，不是军队行动，乃将之改成“六堆”，“堆”字与“队”字用客家话念是接近同音的。

按照年代推算，荷兰1624年占有台南，及后西班牙又占领台北（1626年），直到1662年侵略军才被郑成功驱赶。

客家会议就是在六堆的大会堂内举行，首两天以会议报告为主，而且围绕在一个主题开展，这个主题就是突出和衬托出台湾客家人与海外客家人是“声气应求”的，而领导单位是台湾客家委员会（简称客委会，属于政府行政院辖下的一个官方单位）。

我举目一看，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客家代表。先是有些不解，后来才知道是要配合台湾的议程，而且与台湾所宣扬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研究是殊途同归的。整体而言是要塑造出台湾客家人及海外客家人是与大陆客家人不同的。经过长期的迁徙和不同民系的通婚，已产生了新一代和具有独立地位的客家人，用时空和地域差别切割海外客家人与大陆客家人的血脉相连的关系。

因而在会议期间，有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推动成立“世界台湾客家联合总会”，以结合海外客家团体的力量，争取成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以弥补台湾在1971年失去联合国地位的巨大损失。

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的地位后，若其他国家要和中国建交必须要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判定台湾不能以国自居。

当美国总统尼克逊于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时标志着它对“中华民国”的“遗弃”。

在这之后，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不断争取要回联合国，但时局已不在台湾这一边；尤其是在蒋介石（1975年）及其儿子蒋经国（1988年）先后逝世后，台湾的民心也在转变中，本土化的意识十分强烈。

继位的李登辉虽属国民党，但他的“去蒋家化”和“去国民党化”的用意是至为明显的。作为台湾本土人，李登辉是宁可被指为亲日派或日本的间谍，也不会向中共靠拢的。

正由于李登辉抗拒统一论，也就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暗中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打击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在陈水扁胜利后，台湾就更加去“中国化”；甚至也提升到去“中华化”。有人因此说，如果抛弃“中华民国”可以挽救台湾的“独立”，民进党是会接受成为“台湾国”的。但在不能台独下，民进党只能扛住“中华民国”的招牌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今天的蔡英文是代表了民进党的路线登上高位的。这个路线在表面上是“维持现状”，不独、不统和不武（不接受“九二共识”），实则也希望能在其他方面去“中国化”，例如通过客委会鼓励台湾走出去的大商家在各国各地推动客家公会的成立乃至先后成立“亚洲台湾客家联合总会”及“世界客家联合总会”就是希望通过少数族群凝聚的力量能够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的行列中，一如台湾的“佛教慈济基金会”在2010年时被“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的大会”接纳为特殊咨询委员，肯定它在全球超过70个国家的慈善与医疗等重大贡献，特别是近年的海地、智利、四川及南亚海啸等重大灾难，它以平等大爱的精神协助灾后重建。

由于联合国只有两个系统可以申请成为咨询地位及取得UN Photo ID的登记，它们是“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及“公共咨询部”（UN DPI/NGO），但还是以前者较为有机会以特殊地位加入NGO的。

除了慈济之外，台湾还有 “中华经济研究院”透过IRED（具特殊咨询地位）及 CHEC（具一般级咨询地位）担任驻联合国代表及东亚网络协调人积极参与ECOSOC各项重要委员会或特别大会之NGO论坛及在联合国官方会议中担任观察员。

同时“中华心理卫生协会”透过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具一般咨询地位），由张玉副主席积极争取参与联合国活动的机会和权益（不止心理卫生，还包括妇女问题）。还有“中华职能治疗学会”也透过World Federation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具WHO咨询地位）以及台湾国际特赦组织参加重要会议（全球有56个分会）。

同样的客委会也希望在台湾的联合大学内成立客家NGO筹备处，以借重联合国资源，以整合台湾与海外各地客家社团（五大洲）之联系，立足于国际舞台。

它当然希望“客家权”的观念逐渐受到国际社会之重视，甚至若有“客家权超越主权”之说时，台湾全球化客家NGOS就可发挥较大的作用，包括在军事战争不能启动下，客家NGO就能扮演调解的重要角色。换句话说，台湾全球客家NGO所凭借之手段与工具不是政治或军事的，而是透过经贸文化、社会价值等软性力量（Soft Power）来达成。

尽管客委会意识到客家社团出现断层，第一代爱客家；第二代不太了解客家；而第三代忘了客家，但它在台湾推动客家话教学下，成立客家博物馆和在20多所大学内成立“客家学院或客家研究中心”下反映了它想运用客家语文和学术研究来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

当然这是台湾的希望，能否得到中国大陆客家人的认可和海外客家人的支持也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在中国大陆有5千万客家人，分布在21个省内，相等于占了世界80% 的客家人。明乎此，客委会就不可能邀请大陆单位参加，以免“喧宾夺主”，场面尴尬。

而海外客家人有500万左右，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有150万客家人，占华裔人口的21%。

台湾有客家人400余万左右，香港有客家人120万。

这就是说，客家人在大陆之外的海外客家人只有约1千万之间，占客家人总数不及20%。

从这样看来，如果没有加入大陆的客家人；如果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祝福，世界客家总会能否挤入联合国的NGO组织内？还是一个有待争议的课题。

刊登于2016年11月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