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终于回归政治

安华终于走回政治舞台。在今年8月4日的提名日，安华在其夫人旺阿兹莎的推荐下，提名成为党主席候选人。在无对手挑战下，安华不战而胜，自动当选党主席。

这意味着安华很快就会介入希盟的高层决策圈，不再被当成圈外的“普通人”。

政治是现实的，甚至是残酷的。政敌一般上不会放敌手一马或留条生路，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把对方当成敌人。如果我们回顾安华的斗争史时，他是以凌厉的攻势和手段在短短的十年内，从青年团团长飞跃上“坐亚望冠”的高位（署理主席）。只要再跨进一步他就是大权在握的首相了。

不过马哈迪对于安华的急躁上位有所不满，因为他还需要嘉化峇峇留下当副揆，也有劝过安华“稍安勿躁”。可是后者表态已按奈不住，因围在他身边的人也急着上位。

就在嘉化峇峇宣布不蝉联署理主席后，也就等于安华将会成为副首相。按巫统的传统，当选署理主席者将自动成为副首相。但是也因为安华在当年（1993年）不听马哈迪的劝告，结果为自己带来厄运。其一是马哈迪不再主动带安华一起出国访问，而是对安华有了戒心。其二是总警长向马哈迪汇报安华涉及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虽然马哈迪没采取行动，静观其变，但已开始对安华反击；尤其是在1996年的党选，安插阿都拉攻打副主席，打乱了安华的“宏愿队伍”（慕尤丁被挤出局）。

两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9月2日下午时分，马哈迪真的动手了。首相署的文告说安华已被解除所有官职。继之在翌日（9月3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上通过开除安华的党籍。

一场长期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就此拉开序幕，一边是马哈迪的团队全面排斥和围剿安华的运动（后来被称为“烈火莫熄”）；另一边是安华结合他的支持者组成团队向马哈迪反扑。两人的斗争震撼马来西亚和国际社会。

即便安华在1999年成立公正党，且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直接合作，以抗衡国阵的统治地位，但除了伊党有收成外，公正党的表现则差强人意。这就给马哈迪有了信心，不以为安华的威胁是巨大的。同时政府也通过法庭判安华的“鸡奸”罪名成立，直接投入监狱（1999年）。

既然马哈迪认为“安华事件”已过，也就在2003年卸职，让位给他亲自提拔起来的阿都拉（吊诡的是，阿都拉在1987年党选时是东姑拉沙里B队的大将，在党选失败后，他选择留在巫统，不参加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回归马哈迪的A队）。

在阿都拉成为第五任首相后，他尝试跳出马哈迪的控制。因此在2004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胜利。渐渐地也不再以马哈迪马首是瞻。没想到的是在2008年的大选中，国阵痛失半壁江山，阿都拉也就在马哈迪逼迫下辞职，于2009年让位给纳吉。

纳吉原是被马哈迪看好会是一位成功的首相。讵料纳吉在2013年领军的大选同样未能挽回国阵的颓势。

虽然马哈迪依样葫芦促纳吉下台另换领导，但纳吉拒绝接受，认为自己仍然掌控中央，而且也取回吉打州政权。在这个拉拉扯扯的过程中，马哈迪没有想到用新的战略打倒纳吉，而是希望巫统党内起来“推倒”纳吉。

不过巫统在纳吉的牢牢控制下，马哈迪呈现了无力感。毕竟天下是巫统的，反对党又如何能取而代之？

当2015年爆开一马丑闻后，马哈迪整个思绪就改变了。他认为不能再“守株待兔”，而是要使出新招来改变这个局势。

于是他在没有更好的策略下，只好亲自走上法庭，亲自与安华握手一笑泯恩怨。不论他是不是愿意，马哈迪知道没有安华的支持是不可能加入希盟的；反过来，安华也知道不与马哈迪合作将无法“改朝换代”。况且他本身陷囹圄，无法直接领导，也就勉为其难地同意马哈迪成为希盟的统帅。马安的“结盟”几乎是化腐朽为神奇，令人难以思议。

结果在舆论界都不看好下，希盟意外地创造了奇迹。在2018年509开票当晚，国阵兵败如山倒，希盟也就脱颖而出。

这一下子，在安华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时，马哈迪已胸有成竹拜相和组阁。

在5月10日拜相之后，马哈迪已不单是希盟的“统帅”（这个职位的权力大小由成员党说了算；尤其是土团党只有13名国会议员，岂是公正党的对手（公正党有50名国会议员）？）

若是应用首相的职权可摆平一切。因此除了将土团党主席慕尤丁放在内政部长的位置外，也将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委为国防部长，行动党的林冠英为财政部长；而旺阿兹莎是早已内定的副相，不好变动，也就轮到重用阿兹敏来突显公正党老二的权威和地位。于是出现了一个经济事务部长，似乎大权在握。更进一步，阿兹敏也被委为国库控股的董事，与马哈迪分享高层的权力。

退一步来说，如果阿兹敏仍保留在雪州州务大臣位置上，倒不会引起公正党内的领导有异议，偏偏马哈迪倚重阿兹敏的才华，正如八十年代马哈迪赏识安华的才华一样。

今天看回阿兹敏已是非同小可的大人物。如果他与安华之间能够协调和妥善安排拉菲兹的官职，则两个团队也许会各让一步；反之来个硬碰硬也非安华所愿。

安华等了20年才迎来第二春，而且是首次担任最强执政党的主席，地位不亚于巫统主席。为此安华的提早复出是有其议程而为之，他不能再错失良机，而是要在政府中扮演一个决策者的角色。

正如李光耀曾经形容“安华的形象”。当时李光耀是讽刺新加坡民主党领袖徐顺全的心态：“他以为他是安华”。可见在李光耀眼中，安华是非池中物。马哈迪的回忆录中虽有对安华做出褒贬之描述，但他也看到安华是一个充满魅力和知识渊博的人。

今天的安华重出江湖，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全新和永不屈服的政治领袖在世界舞台上再放射光芒。他把一切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这就是安华的神话。但关键是公正党不能分裂，就看安华如何斡旋和驾驭了。

刊登于2018年8月9日《东方日报》

公正党又起风云？

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在509大选前霉运连连后，又在希盟胜选后也碰得满脸灰尘，不但上议员榜中无名，而且连一个官职也没有。更令人费解的是在组阁人选上马哈迪与公正党有些不同的意见，也被拉菲兹“爆了出来”，一度使希盟关系有点僵化。后来经过协调大致上也平息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风波。

因为对大选后的政治走向感到失望，拉菲兹有一度表露他不再涉及政治，而是要自行另谋发展。至于要做什么工作，倒没说出来。如果按照他的学历和经验（合格的会计师），寻找一份高职并不困难。但最近不知受到何人劝服，拉菲兹又高调表明要争公正党老二。这张椅子阿兹敏已坐了两届6年，也等待时机（安华退休）能更上一层楼。

未想拉菲兹在大选后摆脱官司案纠缠后（上诉得直），又让他得以从事政治活动和担任党职。

如今他的对手阿兹敏是很强的在任者，拉菲兹要扳倒他确实不容易。

即使拉菲兹及快地公布他的主要阵容，且有安华和旺阿兹莎挂帅，再加上安华女儿努鲁依莎等人显然是表现出他是党主席（安华）的人。

究竟安华是同意阿兹敏作副手还是拉菲兹作副手？倒未能看得出来。虽然他有说过如果正副首相来自同一个政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此种说法等于过去是巫统包办重要职位，今天的公正党就不可以吗？）

还有安华被记者问到是阿兹敏或慕尤丁会成为其副手时，安华加插一句：还有拉菲兹呢？

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安华这几年来对拉菲兹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其一是在2014年制造加影补选，为安华出任雪州州务大臣铺路。虽然最终因案件缠身，未得参加竞选，但拉菲兹也算尽了其力。

其二，拉菲兹主催 Invoke民调，为希盟鼓舞士气，对希盟起了很大的帮助。在这方面，拉菲兹是不主张与伊党合作的，且在民调中认定伊党将遭遇滑铁卢，甚至也会失掉丹州政权。反之，阿兹敏则主张与伊党合作，避免分散选票。

其三，拉菲兹因在509不能参选，也就把班丹国席让给旺阿兹莎。结果大奏凯歌，而努鲁也在峇东埔胜出。

虽然阿兹敏仍然与安华及旺阿兹莎保持友好关系，但因为拉菲兹及赛夫丁（党总秘书）的关系，阿兹敏也自成一派了。

阿兹敏的实力到底有多大？倒可以从马哈迪的大动作中看出来。本来阿兹敏蝉联雪州州务大臣是理所当然的，但马哈迪却增添一个新内阁重职—经济事务部长给阿兹敏，也就显示首相署的一些重要机构转向此新部门。最重要的莫过于一向隶属于首相署的“经济策划组”（Economic Planning Unit），一些官联公司及公共法定机构也归进阿兹敏的部门。这也意味着马哈迪有意“栽培”阿兹敏成为安华以后的接班人。

但这是否是安华之意？倒不得而知。论资历，拉菲兹是没法与阿兹敏比，后者早年（1988年起）已跟随安华，也与安华共同发起公正党。反观拉菲兹虽在海报上打出“烈火莫熄”20周年，但当年（1998年）安华点起烈火莫熄时，拉菲兹才21岁，正在英国求学。虽有发起“烈火莫熄”网站，只能被视为辅助行动。而拉菲兹真正介入政治是在2013年开始，他当选国会议员，也在党内升为副主席兼总秘书。后因官司案卸下总秘书职，准备进监牢。不料509年变天又使拉菲兹活了起来。

他和阿兹敏之间有如周瑜和诸葛亮。若是硬碰硬，肯定有一方要出局，这也许是公正党的分裂悲剧的开始。

刊登于 2018年8月6日《号外周报》第900期

20%石油税：中央vs东马

砂拉越首席部长阿邦佐哈里说，砂拉越执政的政党联盟（GPS）无意退出马来西亚。

本来“政党联盟”是以国阵为标志，但在509大选国阵受重挫后，砂拉越的执政党就自行退出国阵，另组新阵线继续主政。

在这种情形下，不论砂州的州政府如何改变名称，它还是归属国阵的思维，只因中央政府从国阵换成希盟，砂州政府也就识时务的另易旗帜，且及快与希盟领袖马哈迪商议好双方保持合作，否则情势会对砂州不利。

砂拉越是在2016年的州选时，国阵大有斩获，共得72席，行动党有7席及公正党有3席。因此政权牢牢控制在土保党手中（国阵的胜利是因为在两年前砂州又孕育出新思潮，宣扬砂拉越是砂拉越人民的。结果人联党又翻身，获得7席，行动党则从原有的12席减至7席）。但今年国会议席有变化，国阵19席（人联党只保住1席），希盟则有10席，另两席归独立人士。

与此同时，希盟在大选前也与沙巴的民兴党达成合作协议，让后者组成反对党阵线与沙巴的国阵周旋，结果在国会方面：民兴党8席、公正党及行动党各3席，加上一名独立人士，共有15名国会议员。而国阵方面，也有10名国会议员。

至于州议会，民兴党与国阵各占29席，旗鼓相当，先由国阵的慕沙阿曼宣誓成为首席部长，但不及一周，民兴党在获得另两名州议员的支持下，共有31席，也就由沙菲宜宣誓就职为首席部长。

一时之间，沙巴出现两位首席部长，但因国阵议席少过民兴党，也就导致慕沙阿曼“流亡”海外。

民兴党的成立与西马的土著团结党一样，原巫统副主席的沙菲宜在2016年被冻结党籍三个月和失掉乡村发展部长后，先被马哈迪邀共组“土著团结党”与国阵对抗。但前者选择自行组党，同意彼此合作而不加盟其中。

就这样在509后，沙巴的民兴党以8个国会议席支持希盟在中央执政。

为了落实沙巴取得20%的石油开采税，沙菲宜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处理石油税及天然气税事。

中央政府也同时成立内阁特别委员会，以落实希盟的百日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检讨。

所谓的马来西亚协定计沙巴有20点及砂拉越有18 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东马两州保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而石油税收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此外，在协议中，沙巴、砂拉越是与马来半岛（西马）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但在1976年国会修改宪法后，沙巴及砂拉越被“降格”，不再与西马享有同等权力，而是纳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

正因为后来事态的变化，也引发沙砂两地人民的不满。其一是东马人民认为这种合并并不公平。虽然取得独立地位，但权力抓在中央手里。例如1965年沙巴政坛发生唐纳史蒂芬与慕斯扎化的斗争，导致前者失掉首席部长职。碰巧新加坡也在同一年退出马来西亚，刺激唐纳史蒂芬想带沙巴退出马来西亚，但因政治力量不够，沙巴的州政府在中央的策划和安排下，也在后来出现政党轮替执政。例如1967年通过沙统推翻沙民统（唐纳史蒂芬的政党）；1976年通过人民党推翻沙统（慕斯打化的政党）；1985年通过团结党推翻人民党；及1994年通过巫统东渡沙巴，把团结党推倒，从此沙巴全归巫统领军。

至于砂拉越的政治是较沙巴更为复杂的，它在五十年代开始有左翼运动，而在六十年代发展成激进队伍。在1962年被英政府大举逮捕后（反对马来西亚），多人被遣送回中国。也因为这一雷厉风行的行动，在1959年成立的左翼政党人民联合党遭致严重的打击。

人联党的许多年轻党员都转入地下活动。适逢印尼也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双方就联合起来，以印尼作为大后方，开展了武装斗争，也在后来改组成“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也被称为“砂共”。

另一方面，自从西马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1969年），中央政府就想方设法拉拢左翼的人联党走宪制斗争，更承诺在州选（1970年）后，与中央组成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标志着人联党走向右翼的开始，也在后来导致砂共（以黄纪作为首）在1974年与砂州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最后一批则在洪楚廷率领下（人数约50余人）于1990年与政府达成协议，全面结束了武装斗争。

吊诡的是，如今已是改朝换代，新人新政。但已出任经济事务部长的阿兹敏为何在7月25日向国会坦诚所谓20%的石油税是指净利的20%，不是开采毛额的20%？

如果国油必须支付开采毛额（Jumlah Hasil Pengeluaran Kasar）的20%来给相关州的州政府，则国油可能面临关门大吉的命运。

这原是希盟在宣言中所同意付给的石油税，如今一算不得了，也说明了政党的宣言不一定与现实对接。石油税就是一例，就有待双方协调解决了。

刊登于2018年8月6日《光华日报》

安华战略一箭双雕

种种迹象显示，安华已不能逃避希盟带来的改变，因此他决定提早参加补选，以便在当选后在内阁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与他决定在9月角逐党主席一职是相互呼应的。

原本安华说他不急于主政，而是希望有时间到外国讲学，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暂把政务交给马哈迪主持而由其夫人旺阿兹莎加以辅佐。

但是希盟执政尚未达百天，只是80天（从5月10日上台到7月杪约83天）就发生了不少的政治变动，甚至在某些课题上彼此也有分歧。例如马哈迪上台不久访问日本时，就重提他八十年代所鼓吹的“向东学习”政策。虽然附和的希盟伙伴不是十分热烈，但马哈迪还是坚持他的外交方向是正确的。

又如马哈迪在组阁时就分三批委任，同时在财长一职上也与公正党意见不同。在这方面，拉菲兹也表达了他的另类观点，但安华很快就打圆场，表示信任马哈迪的领导。

就这样马哈迪按希盟宣言委任旺阿兹莎为副揆，然后按序委土团党主席慕尤丁为内长、行动党的秘书长林冠英为财长及诚信党的主席莫哈末沙布为防长。

看起来这是一个平衡的分配，似乎公正党有微词。

及后在第二批委任时，旺阿兹莎被分配掌管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长，被认为与副首相身份不符。当时有消息说公正党希望争取出任内政部长（按过去传统，副首相基本上兼任内政部长，如七十年代巫统署理主席伊斯迈出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八十年代慕沙希淡出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及九十年代阿都拉出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但此重要职位已分配给慕尤丁，旺阿兹莎也只能暂时管管妇女事务。

也许令安华和旺阿兹莎意想不到的是，被马哈迪看重的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三级跳被委为经济事务部长。这个新设立的部门不但掌管政府法定机构、官联公司，而且阿兹敏最近又被马哈迪委任为国库控股公司的董事，并将此十分重要的部门移入首相署，而阿兹敏的重责是为此机构进行规划，以便新经济政策也随之作出调整。这对安华夫妇来说，阿兹敏似乎是“功高盖主”了。反之直到目前为止，安华也只是一个普通人（马哈迪也认为安华作为一名无官职的人，是可以自由发表任何的评论。当时安华时提醒财长本身不要揭开前政府的弊病，可交由手下代劳。但财长回应说，此举得到首相的首肯。虽然事后不了了之，但安华心里怎么想也不为人所知道）。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希盟四党中，应该是公正党居老大（拥有50名国会议员）、土团党及诚信党殿后。现在看来彼此是平起平坐的。土团党及诚信党的部长职位虽比公正党少一点，但掌管重要职位。如果再有巫统议员跳槽，土团党将会成为他们的首选。因此现在只有13名国会议员的土团党，它的势力膨胀是“指日可待”的。

很显然的，马哈迪的施政方针自有他的一套合乎逻辑的评估，例如希盟宣言说，议长得由国会议员中选出，但马哈迪最终选了退休法官阿里夫担任议长。马哈迪这样说，宣言只是一个指导，它不等于是“圣经”。也因为所推出的是适当人选，自然没有反对的声音。

虽然马哈迪有说过他会在位二至三年，但没有定下退位日期。如果安华未跻身进入政治高层，他在政府内的影响力就会变小了。这也是安华最担心的问题。因为他已在20年前因过于表露“上位”结果栽了大筋斗。如今他在吸取教训后，已计算出是什么时候该出场了。

可是卡着的难题是，安华究竟要支持拉菲兹的团队，还是要支持阿兹敏的团队？直到目前，安华还是拿不准的。

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安华留有余地，在让拉菲兹打出团队时，没有带进努鲁依莎扮演的角色，安华一家似乎不介入派系斗争，这就留下一个空间让人遐想。

再者，安华也特意制造一个短片，祝贺阿兹敏夫妇结婚30周年。这意味着只要阿兹敏表白不会威胁安华的领导，且尊重安华的意愿，他们之间就不会让分歧扩大，反而会化干戈为玉帛。在这种情形况下，安华另行安排拉菲兹（委为部长或重要职位）也是不难的，而在党内又让拉菲兹出任副主席兼总秘书，也就各有所归了。这样一来，安华与其只留一位在身边，不如将两位合成左右臂膀，不但可强化公正党的老大地位，而且也可确保接班的日子。这一箭双雕的策略最终会和气收场，否则两派拼斗安华是最大的输家。

刊登于2018年8月6日《南洋商报》

华教本来就是政治课题

教育部长马智礼于7月28日在怡保主持国油大学颁发教育奖学金仪式时郑重指出，教育绝对不能政治化，而新政治会确保政治与教育被区分开来。

他进一步表示，只有不让政治滥用教育的情况下，教育工作者才不会感到害怕或是受到压力，肩负起传授知识的责任。

教长的论调与董教总的论调是一致的，后者也认为教育应与政治分开，只能从学术的角度看待教育课题。

既然双方都有一致的观点，应该不难找到共识，从而对承认统考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华文教育的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被英殖民统治者认为华校所包含的民族意识将会演变成政治的压力，因此不得不防。

我们姑且认定1904年在槟城成立的中华学校（由曾任清朝驻槟副领事张弼士所捐献）可以被视为第一间新式华校（告别过去的私塾）。而后孙中山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华校和华报在孙中山和康有为的较量下也逐一发展。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才见华校和华报遍地开花，形成一股华社推动文化与教育的双翼。

由于这一运动来自中国，英国人所担心的政治事件也在同年的6月和8月分别在新加坡和槟城引爆，酿成暴动与流血冲突，起因于华社开展杯葛日货运动。

为防范华教和华报鼓吹民主和自由，英政府乃在1920年推出“学校注册法令”及“报章印刷法令”，以监督和对付被认为受到中国影响的学校和华报。

从那个时候开始，华校和华报已被英政府列为政治课题；尤其是在1930年由胡志明秘密成立马共后，英国更是如临大敌，不得不引用法令对参与左翼活动的华校分子进行逮捕和遣送回中国。因此华人社会；特别是华校人士不但对英政府没有好感，也被煽起仇英情绪。

当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马新后，英军的弃械投降也让华人饱受磨难，死伤无数。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新的华人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结果导致英军在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查封马共并大举逮捕左翼分子，同时也对华校和华报的亲华行动进行干预，例如1950年英方要关闭新加坡两间华校，“罪名”是搜到亲共文件。

继后为了“一劳永逸”解决华教问题英军在1951年抛出“巴恩报告书”，主张取消方言学校（包括华校）改为国民学校，后果是引发罢课和罢考事件。后来方有“吴芬报告”作协调，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华教危机，促使林连玉在同年发动组织华校教师会，与英政府相庭抗礼。

也因为政府根据“巴恩报告书”在1952年化成教育法令，林连玉除了协助华校董事会组织成董总外（1954年），也在1955年率团与东姑进行谈判，条件是东姑吁请华社支持联盟，在同年的大选时胜出，以换取重新检讨教育报告书。结果正如大家所料，联盟大胜，东姑也委任敦拉萨组成委员会重新检讨教育法令在1956年出炉，且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

这就意味着华教课题已和政治挂上钩，不可能被分割，即使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后仍然继承英国的衣钵，对华校和华报保持高度警惕。也因为有林连玉把关，拉萨教育报告书取消了最后目标（最终发展成以国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统一学校），也就皆大欢喜。但这份报告书也保留了1952年教育法令中允许华校接受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钟灵中学就是在1956年与教育部达成协议，第一间同意接受津贴，转成国民型中学）。

及后董教总就与马华公会组成“三大机构”华教委员会。这进一步说明政党政治已主导了全马的华校。在这种情形下，华校又如何摆脱政治的干预呢？

到了1960年，政府又再成立达立教育检讨委员会，抬出了“达立报告书”，更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其中就规定华文中学可接受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不接受津贴的则归为独立中学。结果只有16间不接受津贴，另55间转成国民型中学。后来因为超龄生的问题入学无门，政府又允许改制中学开办“下午班”，慢慢的学生一多就改成“私立中学”。到今天大家都称为“独立中学”（但保持60间的数目）。

与此同时，所有华小从1962年起全纳入国民型华小，没有私立华小。

正因为董总领导的独中面对升学的问题，便在1975年举行独中生“统一考试”（简称统考）。由于未受政府承认，被当成校内考试（当年教育部长是马哈迪）。

在1996年时，马哈迪又推出新的教育法令，对语文政策有所宽松。例如允准大学及大专院校申请使用英文为媒介语，特殊情况（如中文系）则准用中文。

有鉴于统考经过43年的考验后，董总及华社要求政府承认统考变成了2018年大选的副题之一。这本来也没有大不了的事，毕竟今天独中生升学完全没问题，就是进入国立大学有困难，同时要成为公务员也有阻力。但这两项也非华社非进入不可的诉求，只是要求政府也公平对待“统考”。如果国家能承认外国“进口”的O水平及A水平考试，也承认国际学校的文凭，那么承认“统考”就怎么变成种族课题？那些反对的声音说一国不能有两制（两种考试制度），就不知一国有两种法律（世俗法庭和回教法庭）又何解？

还有既然希盟与国阵都敢提出承认统考，就不知为何这么困难？

这与种族有关吗？这与政治有关吗？今天的华小有超过18%的非华裔入读（约7万人），而独中生在本地私立大学及外国的大学都有不俗的表现，为什么还要为统考生添加条件：SPM国文要优等，可能SPM历史也要及格。这等于说独中生要考两种考试，国中生只考一种？

如果是这样，只要公立大学多拨一些学额给独中生，而且可作选择性决定收不收独中生为公务员（应该也非华裔首选）？至于一些州承认“统考文凭”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正如教长说独中不在教育主流，所以没拨款，但可考虑发展拨款。这发展拨款与制度化拨款是两码事，前者可能只发一两年，后者才是固定的。

既然教长有心不让政治走进教育，那就敞开大门，欢迎独中生报读国立大学，这才是新政新形象，不要老是在旧问题打转。如果华教非得与政治挂钩，那就挂吧，只要公平对待即可。就不知教长敢于“破旧立新”，让人对他耳目一新吗？

刊登于2018年8月2日《东方日报》

迪拜要建“唐人街”？

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短暂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上火红起来，它在事前也大张旗鼓地悬挂两国国旗和用彩色展现出中国的标志，让人耳目一新。

在地理位置上，这个取名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面向波斯湾，与沙地阿拉伯毗邻。在1802年时，英国占领了这一地区，把它们变成英国的“保护国”，主要是确保英国占有的印度利益不受侵犯。

为明确英国的权力，在1892年，英国又强迫它们签署《专有权协定》，不得与第三国签署任何协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美国的势力渗入，而后苏联也插手干预，终于激发了人民起而反抗。在1971年12月2日，六个酋长国即阿布扎比、迪拜、沙迦、阿治曼、乌姆蓋万和赛查伊拉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翌年（1972年）2月11日，又增加一个酋长国——哈伊马角加入其中，共有七个酋长国。首都定为阿布扎比，其酋长国国王出任总统；而第二大城市迪拜的王储出任副总统兼总理。由于在六十年代发现石油，这个国家也富裕起来。其土地总面积有8万3千6百平方公里，人口有9百余万人。

根据统计，阿布扎比才是真正的油产区，占储藏量的90%以上；而迪拜的储藏量很少。因此迪拜采取了西方的发展模式，以朝向旅游业迈进。它不但建造了机场，发展金融中心，更打造了世界最美的大型建筑，包括最高的摩天大楼，取名为“哈里发塔”。

虽然迪拜的气候属于热带；尤其是夏季（4月至10月），气温高达45度以上，但到了11月至翌年3月，又进入“冬季”，气温在11度至13度之间。因此迪拜也吸引无数的游客观光。

在宗教上，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不过其人口并非以阿拉伯人占多数，反而有许多人（约50%）来自南亚（印度地区）等。

因为迪拜的经济依靠黄金交易、旅游业及建筑业而发迹，在九十年代之后，其业绩已超越阿布扎比，而且也成为异军突起的海市蜃楼。它奇迹般把沙漠变成绿洲，也能让它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旅游与商业中心。

此外，迪拜也开放门户，让外国人可自由投资房地产，以致她的建筑业飞速发展。

不宁唯是，迪拜除了拥有最高的摩天楼外，也有世界最大的酒店，可提供6500个客房。总之迪拜将努力成为世界上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

为配创新的概念，迪拜也将与中国合作。在新的自由贸易区兴建中东最大的唐人街。若此计划落实，它将可能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唐人街。

当然我们不能将新加坡和槟城比喻为最大的“唐人街”，毕竟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华人居多的城市。当一个城市如同华人社区的时候我们就要称呼为“华人城市”而不是唐人街。

唐人街在西方国家也不少，但规模有限，而且古老，缺乏新的创意。如果迪拜能别出新裁，规划出一个现代化的“唐人街”，肯定会成为西方国家及中东国家乃至亚洲国家的人民向往的地方。

也许需要数年才能完成，但当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这个酋长国开放门户让更多的华人涌入其中，先形成一个小华人社区，就不难将之发展成“唐人街”了。

刊登于2018年7月31日《号外周报》第899期

公正党老二龙虎斗

就在安华宣布复出政坛，将在9月问鼎人民公正党主席之后，拉菲兹也向《当今大马》宣布将会角逐署理主席一职。这意味着，人民公正党两个派系的斗争已公开化和白热化。英文《星报》在今年6月访问安华时，有提及一个敏感课题，那就是当他从马哈迪手中接过棒子后，会挑选谁担任副手？是阿兹敏或慕尤丁？但安华的回答有些暧昧，他说：“拉菲兹不是人选之一吗？”

如果按字面来解读，那是安华比较倾向拉菲兹，但如果根据安华与阿兹敏的关系又是拉菲兹望尘莫及的。

阿兹敏阿里生于1964年，今年54岁，风华正茂。他毕业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数理与经济学士及教育硕士。1987年从美国归来后被马哈迪介绍给安华，当时安华出任教育部长，也当选巫统副主席。这是因为安华在那一年全力协助马哈迪的A队阵营，抗拒东姑拉沙里组成的B队阵营，结果前者获胜，安华也就得到马哈迪的赏识。

也是在1987年，阿兹敏开始担任安华的私人助理。但当安华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后，阿兹敏选择与安华站在一起，共同成立国民公正党。他不因马哈迪的召唤而转投入马哈迪阵营。

也因为与安华共患难，阿兹敏也因之曾经入狱。当年与阿兹敏一起为安华斗争的人还有财长政治秘书依占及副首相政治秘书曼梳，一度还包括罗斯兰。但最终只剩下阿兹敏与曼梳对安华不离不弃。

当1988年阿兹敏结婚时（安华已是教育部长），首相马哈迪也参加婚宴并给予祝福。

未想在2015年阿兹敏长女结婚时（此时安华已因第二次鸡奸案坐牢），已卸任的马哈迪也应邀参加。同时出席的还有柔佛与雪州的苏丹和副首相慕尤丁（阿兹敏是在2014年出任雪州州务大臣，其女儿的婚宴也就一时衣香鬓影，冠盖贤群毕至。由此也显示了阿兹敏尽管是安华的人，但也得到马哈迪的祝福，甚至有人形容阿兹敏是马哈迪的“干儿子”）。

阿兹敏是在党内一步一步上升的，从副主席到署理主席（打败从巫统过档到公正党的前首相署部长再益依布拉欣）。不过阿兹敏的光明政途则起步于2008年。那一年的大选，他首次当选国州议员。出奇的是，反对党竟然首次拿下雪州政权。在安华的安排下，企业家卡立依布拉欣被推举为州务大臣，阿兹敏任行政议员。因为首5年政绩不错，反对党（民联）在2013年以更多的席位再拿下雪州政权。

不过此时公正党内出现了倒卡立的斗争。在不服输下，卡立于2013年的党选与阿兹敏对垒署理主席，但败下阵来，也促使阿兹敏派加速逼宫。

本来安华在2014年初时，有预感其第二次鸡奸罪可能对他不利，而想通过参加加影的州议席补选来取代卡立的位子而出任州务大臣。

可使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安华准备提名上阵加影补选前夕，安华的罪名成立被判入狱5年。虽然法官批准安华上诉，但在法令规定下，一个罪名成立而被保释的上诉人已不能够参加公职。安华也就失去用“州务大臣”的官职来自保的机会。在没有选择下，安华派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而胜出，希望其夫人可顺利上位。

讵料雪州苏丹在两个人选当中选了阿兹敏当州务大臣，旺阿兹莎也就落空了。

当然阿兹敏的出线纯是因为苏丹的选择。据知在此之后，公正党内有了较为明显的斗争。一派是阿兹敏以州务大臣的地位巩固了政治地位；另一派是党副主席拉菲兹与总秘书赛夫丁走得较近，也得到旺阿兹莎的支持。

拉菲兹生于1977年，现年41岁，是割胶工人的孩子。由于成绩优越，获奖学金到英国深造。在利兹大学考获电器工程系而后又考获会计师文凭。

当1998年安华被革除党官职后，拉菲兹加入了“烈火莫熄”运动，也在同一年成立“烈火莫熄网站”。

在2003年回国后，先出任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后再升至高级总经理。

2009年，拉菲兹进入马来西亚最大型的综合医疗保健公司担任总经理。同年在安华的劝服下，拉菲兹进入雪州政府的经济办公室办公（安华其时义务担任雪州政府经济顾问）。

继后安华建议拉菲兹参加2013年的大选结果旗开得胜，当选班丹国会议员。

在2017年时，拉菲兹公布国家养牛公司（NFC）的银行机密文件，抵触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令，结果被判监30个月。后来又被控抵触官方机密法令，也被判坐牢1年。

虽然他仍可上诉，但在上诉期间，他已不能参加国会选举，其选区也就让给旺阿兹莎。这也说明了他比较倾向支持旺阿兹莎。

不过在大选过后，当马哈迪先公布第一批部长时，没有公正党部长在内（旺阿兹莎被委为副揆，但没掌控其中一个部门）。因此拉菲兹认为有关的宣布不能当成最终定案。此举也引起盟党的不满。但新加坡《海峡时报》后来有指出盟党对财长一职有不同的看法，直到阿兹敏被委为经济事务部长后，吵杂声才静止下来。

有人认为马哈迪委阿兹敏为经济事务部长抓大权是有意培养他成为未来的国家领袖；另一方面，未参加竞选的拉菲兹虽然在大选过后摆脱官司案的纠结（上诉得直），可以自由从事政治活动，但直到今天，他仍未被委为上议员和相关的官职，命运似乎与蔡添强一样。

如今拉菲兹的出战署理主席一职也说明了他是要东山再起，但这对安华是左右为难的夹击。只要有激烈的竞争，公正党可能会分裂。因此安华能否使两边人马偃旗息鼓，也是个未知数。

在两人都是党的精英下，牺牲其中一方都是对公正党的未来不利，这就要看安华如何运筹帷幄，化干戈为玉帛。毕竟在此时此刻，安华面对更重要的挑战是希盟间的合作与权力的制衡和抗衡。若公正党因党选而分裂，它在希盟的老大地位就可能被其他盟党所取代，这是安华最不想看到的“结局”。这也反映出两虎之争带来的冲击是难以估计的。

刊登于2018年7月30日《光华日报》

马华应参加补选展新貌

因为雪兰莪无拉港州议员黄田志不幸于7月20日车祸中丧命，终年40岁，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也因为他的逝世，在近期内将举行补选。这是继月初公正党议员苏海米因癌症病逝，导致雪州双溪甘迪斯的第一场补选后的第二场补选。

由于无拉港是华人较多的选区，一向以来是马华与行动党在较劲。但在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皆归马华何启利胜出。不过在1999年时，马华只比对手行动党胜出4百余票，也就意味着马华在这个华人新村的选区并不稳固。

果然不出所料，在2008年、2013年及2018年一连三届的选举都落入行动党手中，而且一届比一届的多数票还要多。马华候选人的得票简直是望尘莫及。

例如在2008年的大选，行动党的叶南进以13335张票击败马华的黎广才（得8540票），多数票是4795张（这一届的选民有28682人）。

2013年的大选，行动党派出黄田志对垒马华黎广才，前者得票25126张，后者得票11584张，多数票是13542张（这一届选民增至42829人）。

在2018年的大选，行动党再派黄田志守土，马华则换了林振华上阵。结果前者得票41768张，后者得票5874张，多数票竟高达35538章（这一届选民增至61659人）。

但不论选民如何增长和改变，这个选区始终是华人选民占多数。自从马华于2013年大选在雪州归零席后，今次再次全军覆没（参选15席），也就令人震惊和感叹马华怎么了？竟然在本届大选只胜1个国席（参选39席）及2个州议席（参选90席），它还有可能翻身吗？

如果按照今年509的开票成绩来看，马华即使派出候选人也是多余的，搞不好连按柜金都不见了。因为大选才落幕两个月，选民也会看好行动党人胜出。因此有一方的意见是马华元气大伤下尚未恢复过来，又忙于补选也是白忙，倒不如让行动党写意胜出。

但另一方的意见是，即使胜之不易，也极可能再次惨败，但没有理由要马华放弃这个舞台，好歹也要顶上，以探知民意。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马华是不应该“自暴自弃”的，而是应该采取“见缝插针”的策略，以让选民在509后是否要再给马华一次机会？毕竟在今天的雪州议会巫统只剩4席；伊党1席；余者51席全归希盟。马华和民政则1席不存。

如果按照张念群的逻辑，则“剿灭”马华几乎已完成“使命”；可在另一方面，林吉祥又不希望马华重蹈拿督翁当年（1955年）率领国家党对垒联盟的全军覆没的命运。

不幸的，在千禧年后；尤其是2008年的大选，马华开始出现危机，因为在诸多华裔的印象中，马华似乎是靠着巫统而生存的，甚至对巫统逆来顺受。当这样的“形象”已被固定后，马华也就被认为是靠马来票保住议席。虽然选民曾有给过马华增加议席的机会，但始终未见马华的地位和尊严被提高。例如1974年支持国阵华裔政党壮大；1990年选择支持国阵而不是46精神党；1999年支持国阵保住2/3多数席位及2004年几近乎给国阵带来最好的政绩。但依然无法提高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在政府内扮演的角色。换句话说，不但改变不大甚至越来越没有诉求（如1999年大选时的华团诉求被秋后算帐，大删主要内容。在2003年黄家定连同所有国阵华裔部长进言要求勿滑向宗教治国而被勒令收回）。

为此马华在509的失败很关键的症结是一边指责国阵政策有问题，另一边依然与巫统拢在一起用国阵标志参加大选，这种口不对心的软弱行为也给马华带来难以弥补的灾难。

既然国阵天秤的标志已不管用，对马华也是沉重的负担，那么采用马华本身的标志或可以让人看到一个准备纠正错误的马华。也许马华这一改变或将能让选民重新评估，即便没胜，也不会输得那么难看。

如果马华将从这场补选开始做出改变，并坚持两线制才能产生制衡作用，那就要拿出新的形象来（不过不知道马华的党徽有没有向选举官注册？）让选民决定要不要有华裔反对党的声音。

刊登于2018年7月30日《南洋商报》

土团党要取代巫统

首相马哈迪于7月6日在吉辇县武吉美拉度假村参加一项开斋节庆祝活动时，郑重向马来社会做出承诺：土著团结党将会取代巫统，成为马来人；尤其是弱势马来群体的保护伞。

这意味着“土团党”将会成为取代巫统的政党，也彰显了“土团党”保留其吸收马来人及土著成为党员的条件。

当土著团结党在2016年9月8日由马哈迪创立时，就有人想了解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一如人民公正党的开放型？马哈迪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他的目标是打倒巫统，因此他设立的政党要与巫统有相同的结构。

马哈迪是在2008年因不满阿都拉领军，在大选中失利，愤而退出巫统，但在2009年纳吉拜相后再重返巫统。可是到了2015年爆开一马公司的事件后，马哈迪就不断要求澄清和解释。

当他的盟友慕尤丁（原教育部长兼巫统署理主席）、沙菲宜（原乡村发展部长兼巫统副主席）及慕克里（原吉打州务大臣）在同年的7月被首相纳吉解除官位后，党内就掀起一股反当权派浪潮。为免夜长梦多，身为党主席的纳吉在2016年将他们开除出党或冻结党籍，此举导致马哈迪在2016年2月份再退出巫统。经过商议后，一个与巫统相似的新政党成立了。因为有马哈迪作为号召（曾任首相兼党主席22年），其影响力就无远弗届的。

也正是打铁趁热，土团党申请加入了由三个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希盟）。虽然希盟内曾有不同的意见，但它们很快就同意邀请马哈迪成为希盟的统帅，一旦成功执政，马哈迪将是第七任首相。希盟知道，若是没有马哈迪，希盟要改朝换代是不易的。

当土团党加盟后，希盟对国阵的威胁越来越大，乃至一度土团党被暂时阻止活动；但还是无法拆散希盟组合。最终变成一致采用公正党的“蓝眼睛”标志上阵。

国阵这边也作了充足的准备；尤其是马华公会倾全力打广告战，以争取华裔选民转向支持国阵。

而巫统也相信其公务员（在职160万名及退休70万名）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将成为巫统不败的铁票。

不过当投票日（5月9日）越接近的时刻，马哈迪见形势有利，也就在投票前表示他会召开土著大会来捍卫他们的权益。

果然希盟在开票当晚一路过关斩将，国阵除只保有玻璃市及彭亨州的州政权外，也意外地失去中央政权。原本是独霸“天下”的巫统仅剩下区区的51名国会议员。

近期经过巫统党选及内部仍然暗流汹涌下，巫统已呈现“强弩之末”。在阿末扎希的领导下，也不被马哈迪看好。虽然土团党当下只有13名国会议员，但如果加上沙巴民兴党的8位国会议员及砂拉越的土保党13名国会议员，土团党就有3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如果再有巫统议员退党（已有3人退党），土团党就会等着天掉下来的馅饼。

即便有传知马哈迪只任两年首相便会让位给安华，但两年的时间变化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希盟内已有人建议让马哈迪完成5年任期，形势对土团党是比较有利的。

其实，只要看一看马哈迪组成的内阁，就不难发现他保留了前朝政府组阁的比例和模式。虽然土团党（13席）及诚信党（只12席）议席不多，但它们在内阁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在份量上也不逊色于公正党的内阁职务。

从表面上看来，行动党是取代了马华、民政、人联党及国大党的地位，而在内阁扮演比前朝较吃重的角色，但那是以一党取代4党的代表性，在职务和份量上尚不算是个“大突破”。

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的内阁排阵被拖延公布。不过他还是保持过去的“一夫当关”的本色，在内阁排名上以党作为主要考量，而不是以议员的数目来分配官职。

以此来看，对于新朝政府我们还是在等待“改朝换代”的曙光，现在是看到的是改朝的前奏曲，尚未见后继行动的换代。同时这个政府的立场到底是“中间偏右”或“中间偏左”？其意识形态是“种族和而不合”或是“淡化种族朝向民族融合”？若是它取代了巫统，或是否保持国阵的既保守又传统的方针。而其他成员党是不是也以种族作为代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课题。

刊登于2018年7月9日《南洋商报》

希盟不能走国阵老路

在改朝换代下，马哈迪重新展示了他在当政时期的强势领导。虽然他是四党联盟（希盟）之首，大事得与友党协商，但马哈迪为了展示与前朝有所不同，领导希盟在509取得胜利后的马哈迪不即刻摆出完整的内阁名单，而是分开三次宣布。第一次排出的领导阵容：首相马哈迪、副首相旺阿兹莎、内长慕尤丁、防长莫哈末沙布及财长林冠英。继后是第二批名单。而第三批人选也在万众期待下在7月2日宣誓就职。

根据报道，属于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共有5名部长及4名副部长，若加上首相马哈迪，土团党就有6名部长和4名部长。虽然其国会议席只有13席，但随着东马两州的政治格局的改变及巫统议员跳槽的可能性不被排除下，也就可以推测土团党的议员数目会逐渐增加。因此不能否定土团党在未来会不断壮大。而在现阶段，马哈迪的回锅也被认为是适时的，因为坊间流传如果不是马哈迪的出现，国阵是不可能兵败如山倒的。

至于拥有最多国席的公正党（50席）被分配7名部长和7名副部长，算是最强的合作伙伴。但在安华尚未正式“出山”及党尚未能全面反映出其多元种族的特征（据知只有一名华裔沈志勤出任副副农业部长）下，我们有待观察安华如何使公正党变成名副其实的多元政党。例如最先为安华打拼的蔡添强（1998年）一向来是挺安华的急先锋。即使因此而坐牢、罚款乃至不被选举官接受提名参选，他都无怨无悔。但在“论功行赏”时，他却榜上无名，安华可有解释原由？

我们不知道李文才婉拒出任副卫生部长后才由沈志勤补上出任副农长？若是这样则公正党还是回归其“巫统”本色，华人议员只成为点缀品？

此外，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2015年成立）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们在党选中全部被排挤，只好另起炉灶，而与行动党及公正党再行结盟，易名为希望联盟。这无形中使到原伊党“开明派”的主将在509大选中异军突起，拥有12个国席。

在马哈迪主政下，诚信党也获得4名部长和4名副部长，等于2/3议员都有官职，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在另一边厢，伊斯兰党势力也不因诚信党的出现而被大削弱，反而在吉兰丹、登嘉楼及玻璃市让诚信党候选人被一网打尽，下来就要看诚信党如何在未来破解伊党的包围了？

毫无疑问的，民主行动党也是大选中的大赢家，共赢得42个国席，也牢控槟州执政权。行动党的胜利肯定是拿马华、民政及人联党当祭品。当马华只剩1席及民政归零和人联党只剩1国席下，它们已完全不能再代表华社入阁，其实国阵也已失去执政权，不存在“朝里有人好办事”。

在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在垂头丧气时，行动党显得意气风发，结果有6名部长和6名副部长的配额，是公正党以下居第二位的盟友。

因为是反对党第一次反客为主，实现了政党轮替制，民众也不计较官职的分配和平衡的重要性，直到最近因第三批名单具有争议性，也就出现行动党内的“功臣”如刘镇东、倪可敏望“布城”心叹。

还好张健仁被分配到副部长，但身为砂州的大功臣之一，若排不上部长职，也只能怪时运不济。

这之中的微妙是砂州政局的变化已显示出国阵的成员党有意与希盟合作，甚至实现砂州土保党与土团党的密切合作也是有可能的。因为马哈迪已放话一定要东渡砂州，就意味着土团党将走进砂州而可能成为第一大党。在张健仁的反对下，他能拿下副部长也算好过一无所有。

从这样看来，行动党未来的道路是更难走的，毕竟它又要扮演马华的角色，也扮演民政的角色；更要扮演人联的角色。在思维和风格不同下，行动党要如何化为全民的政党；尤其是华裔的政党是至为关键的。

虽然每个政党都宣扬多元性，但能够做到在党中无种族倾向的几乎是零。在这样的情形下，希盟就要展示它的多元政体和多元包容，例如财长用三语发文告，可减少错误和断章取义，就不要扯到对国语的不尊重了。这是两码事，不要混为一谈。同时要牢记前车可鉴，切勿在有意无意中变成“国阵第二”。

刊登于2018年7月2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向贪污宣战

2018年2月，希望联盟甫完成它们四党联合阵线后的一个月，又于3月8日推出洋洋大观的“希望宣言”，抬出的主题是“拥抱希望，重建家国”。在作出60项承诺的同时，希盟也在序言中强调清除贪腐，建立廉政。

虽然没有长篇大论细述希盟一旦执政要如何建造一个有尊严和自信的清廉国家，但在5月9日投票揭晓后，再次上台执政的马哈迪医生就在一些场合提醒担任公职的人要奉公守法，不得收受贵重“礼物”等。同时他也废除政治职位的委任，亦对一些法定机构或官联公司的高层领取惊人高薪感到费解。

大约经过两个月的执政后，马哈迪终于在其93岁生日的前夕（7月9日），公布了政府阁员、各级高官、公职人员及国会议员必须向反贪会呈报财产，连正副首相也不例外。他们都需要向反贪局呈报财政与收入，同时不得收受礼物。

首相是在主持反贪内阁特别委员会会议后向媒体公开表示，政府将会通过立法和修订法令来强化肃贪的工作，当中包括拟定政治献金法令及修正行政人员的道德准则。

不过马哈迪打趣地说，如果收受鲜花、食用礼品或纪念牌盾等都是无所谓的，就是要呈报。但如果赠送大礼，如汽车就不可接受了。

此外，马哈迪也提及政治献金一事，因为有些国家是没有立法，也是允许政治献金的，马来西亚就是其中一个。如果政府需要对政治献金有所管制，就必须立法。

当然政府还可以针对涉及公众利益的负责人实施监控，因为贪污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也是不能轻易找到证据的。因此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要加强反贪局的人手和聘用专业人才来慑服公务人员不可轻举妄动。同时至为重要的是，它应该是一个独立机构，向国会负责，而不是隶属任何一个部门。

与此同时，马哈迪也承诺新政府不会动用官方机密法令来掩盖重要的报告，比如公账会等机构提呈的报告，就不能用机密法令将之“束之高阁”。虽然马哈迪并没有列下何时在国会提呈法案和修正法令，但我们希望能尽早落实。

此外，政府也必须对各州政府的公职人员作出同样的限制。根据所知，这种规定是先在槟城实施（2008年后），每位行政议员都必须呈报财产和收入，后来雪州也有跟随。但其他州就没此规定。如今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全面推行新政，包括州级单位及人员，。即使不能完全杜绝贪腐案，至少也会起警惕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外国学者碧莉洁（Bridget Welsh）的评论文章。她说，新政府的阁员组成不仅出现新脸孔，而且多属专业人才，也没有贪腐案的纪录。

不过她也注意到马来西亚仍是其中一个国家是以种族来分配部长职的，这无形中制造相关的职位是给特定的人，他们以拥有权力为重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因此她认为要改变的是“付钱见部长、利用职权来取得个人财富及个人对上司的忠心尤重于绩效表现”，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改变。

在改变的同时，也要提醒公务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其政治上司服务的。

虽然马哈迪对官联公司或公共机构付出比部长高五倍的薪金十分不满而大刀阔斧将之调整和削减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也希望马哈迪注意到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不曾有过华裔精英掌权成为校长或副校长的决策人之一，也不知为何有此传统？另外，政府的官联公司也从未委任华裔出任执行长（CEO），也不知是谁订下的规矩？既然马哈迪在位22年（1981-2003）都没有改正这一偏差，我们希望他能在新政下用新思维，让各族人民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受重视，以彰显政府对人才的提拔，而不是以肤色作为考量。

其实马哈迪不会忘记的是，其政治生涯也是两度在华裔支持下得到巩固和延续。其一是在1999年的大选，安华事件在马来社会发酵，而第一次掀起马来政治海啸（在东海岸），结果助长了伊斯兰党的势力，控制了丹登两州外，又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

如果不是华人选民倒向支持国阵，马哈迪不可能在国会继续享有超过2/3议席。那一年行动党的林吉祥及卡巴星也在华人居多的选区败选，因为华人不能理解为何林吉祥会选择与伊党直接合作？

其二是在2018年的大选，马哈迪第一次领军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当时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把国阵拉下马。但出乎意料之外，这一回华人选民更是以95%靠向希盟，把马哈迪再一次推向首相高位，实现了所谓政党轮替的变天。就此而言，我们也希望马哈迪能记取华裔选民不计过往，而是支持他来实施新政。因此若能让华人对国家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将是启开历史新页，这包括在任命高职方面，也应考虑起用华人及其他种族的精英，让马来西亚真正成为多元种族的乐土。

刊登于2018年7月1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