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面“封杀”中国？

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看待中美的贸易战只涉及经济利益，因为在7月美国启动贸易战之前已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作了全新的部署，贸易战的背后还有更大的杀伤力。

本来美国把亚洲这一地区称为“亚太地区”，而在2009年时，李光耀曾吁请美国重返亚太，以制衡大国的军事力量。结果克林顿总统做到了。到了小布斯总统当政时，把主力放在打恐方面，也就有了2001年打阿富汗及2003年打伊拉克的悲剧发生。

待到奥巴马主政时（2009-2017），他也开始注意到印度的重要性，因而在一次访印时，他支持和主张印度也“和平崛起”，不让中国专美（中国在2003年推动“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

到了特朗普上台（2017年），他进一步将“重返亚太”易名为“印太地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其目的就是拉拢亚洲的反共国家能结成一条反华阵线。这些国家除了原有的日本外，如今又加上印度、澳洲、纽西兰、印尼、新加坡及越南等国。不过新加坡因国小已表明不倾向任何一方，以求自保。越南虽然已与“死敌”美国重归旧好，但忝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它不能再公然与中国翻脸。至于印尼，基本上是比较倾向美国的，但也不希望与中国交恶。最近美国情报人员据称在印尼掀起“反华运动”就是旨在提醒印尼人不要忘记六十年代的大屠杀。

澳洲也因中国大举移民，又出现中国过度渗透的争议，更有议员和政府将澳洲拉入反华阵营，如今连纽西兰也有此舆论了。

试想想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它有应从哪方面着手？

最名正言顺和符合战略地位的就是马来西亚。中国知道缅甸、寥国、柬埔寨不属于战略位置，菲律宾位于亚洲大陆连成一道，汶莱也属于弹丸小国，因此只剩下马来西亚是中国最主张加强合作的国家，以确保“一带一路”能够从马来西亚打开一条通道。

这是因为马来西亚位于马六甲海峡，而马六甲海峡自八十年代以来已成为中国油船必经之途，一年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大大小小船只约有十万艘，其中80%是运载石油到中国的。因此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中国的经济命脉，一定要确保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与和平，让货运船只顺利通航。

除了在过去数年加大投资外，也与马来西亚有过两次在马六甲海峡的军事演习。

马中关系也在纳吉时代走向高峰，但新政府一上台喊停，这其中的含义就未能使人明白。如果中国失掉马来西亚这一道屏障，它要突破美国对华的新包围就不容易。现在人们也正在观察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于本月17日访华所达成的协议。

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又面对台湾在美国庇护下的“独来独往”；尤其是台湾旅行法通过后，台湾人可自由前往美国。

尽管中国处处卡住台湾参与国际会议，也不让它加入联合国（用台湾的名称），但台湾仍然希望美国能在贸易战中打败中国而为台湾出一口气。即便台湾能在贸易战中得到某些好处，它还是抵消不了中国游客锐减访台的困境，也在航空业上因名称被逼做出改变。

特朗普这位怪人也真是让大陆对他摸不着头脑，特别是蔡英文电告特朗普恭贺他当选总统而获得美国总统的接听，实在不寻常。

当然美国用贸易来压制中国可以减少流血和人命的损失，但它真正目的是用台湾和香港这两个筹码（搞台独和港独）来刺激中国的不变立场。不过香港独立几乎是没戏了，而台湾则在国际上挑起习近平的神经线。

只要美国能拖延和挫折中国的和平崛起，逼使中国的两个梦（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及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百年）不能达致所要的政绩。前者是落实一个小康的社会；后者是将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国。

其实美国当今的对华政策与60年前的对华政策大不相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948年毛泽东行将胜利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走了”，毛泽东还为此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后，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专门讨论印支和平问题），周恩来准备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握手，却遭后者的拒绝，而成为外交课题。

过后在1957年时，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斗争也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并希望通过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开放来改变中国的体制，即让资本主义复辟。但毛泽东严守把关，将美国人的“阴谋”揭穿了。

正因为毛泽东对美国的“和平演变”格外小心，也就在反右斗争后又掀起大跃进运动（1958年），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继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比起反右斗争、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更加的激烈，这与毛泽东不让西方国家渗透有关。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文化大革命可以使人的思想纯洁和只向往社会主义，这样一来就不怕西方文化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的红色江山。

就在习近平这5年来（2013-2018）鼓吹中共“不忘初心”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分析，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特朗普“死都要扼住习近平的喉咙”。

两位巨人的交手仍未分出胜负，但不论是哪一边占上风，其结果是没有赢家收场，理由是谁都不想也不能屈居下风。因此这场贸易战将改变世界的格局是不容置疑的。

刊登于2018年8月13日《光华日报》

安华不败的神话

安华的故事比起中国强人邓小平的三起三落更加精彩；也不比马哈迪的传奇逊色。

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1947- ）的神奇故事起于学生时代。当他在马大念书时，他是马来语文学会的主席，也是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的主席（1968年）。

当1969年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安华支持马哈迪对东姑的抨击。虽然在同年较后马哈迪被东姑开除党籍，但安华却已成为他的追随者之一；尤其是马哈迪著作《马来人的困境》出版后即遭查封时（1970年），安华是第一个摇着《马来人的困境》这本书在游行斗争中为马哈迪造势的。他们两人后来成为政治盟友，也曾闹翻成为政敌，迄至2017年才“一笑泯恩仇”。

其实安华的精彩故事也是与马哈迪不可分割的。当他在1972年成立回教青年运动（Abim）时，已展现他对宗教知识的渊博，给马哈迪留下深刻的印象。

八十年代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马哈迪在1981年拜相时，安华成为第一个“打进巫统，纠正巫统”的急先锋。刚巧马哈迪也希望招揽像安华这样具有魅力又有回教形象的人加入巫统，两人也就一拍即合。巧合的是，也是在1982年，许子根及郭洙镇等华教人士也参加民政推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双方的不期而遇曾一度擦出火花。

安华通过Abim的组织也吸纳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的法兹诺，及当下回教党主席的哈迪阿旺等人。因此安华成了青年回教徒的偶像；特别是在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他们更视安华为“导师”。他在马哈迪的“放行下”，很快在巫统出人头地，先是在1982年当选峇东埔国会议员，并被委为首相署副部长，后是在1983年挑战巫青团长而成功。

安华对马哈迪的重要性是在1987年党选时，当时面对东姑拉沙里组成的B队全面争夺巫统领导权。在势均力敌下，安华全力支持马哈迪的A队，终于击败B队而成为政治霸主。安华则在那一年中选副主席，并出任教育部长。

由于他的辩才出众，安华很快在党内形成一个帮派。在1993年的党选中组成“宏愿队伍”，其成员有安华、纳吉、慕尤丁和泰益（雪大臣）。

然而在1997年5月出任代首相时，安华不幸面对同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在几乎无法招架下，马币节节败退。后来马哈迪销假回国述职，亲手处理财政危机，也借故将前财长达因召回而架空安华。直到1998年6月，对安华不利的消息满天飞。庆祝国庆后的隔天（9月1日），马哈迪宣布马币与美元挂钩，汇率是1美元兑3.80令吉，以稳住市场，马币贬了40%。

翌日（9月2日），马哈迪正式革除安华所有官职及在9月3日开除安华党籍，一场不妥协的政治风暴促成“烈火莫熄”运动。

不久之后（9月20日）安华被逮捕，从堂堂的副首相跌进深渊成为阶下囚，其可悲情景，也难以想象。马哈迪在其回忆录中指“安华涉及不道德性行为”。虽然安华即时成立了国民公正党（1999年）与国阵（巫统）相抗衡，但只壮大回教党而不是公正党，行动党也无所得益。

眼看安华在2004年8月服完刑出狱后，已无大作为，一度被“宿敌”阿都拉视为“透明人物”。但安华卧薪尝胆5年后，决意在2008年再一次冲刺。结果给政坛带来巨变，对安华来说，下一届大选他一定会拿下布城。但对纳吉来说，这是天方夜谭。因此两人在2013年大选决高低。安华知道如果他再拿不下布城，他就会因第二次“鸡奸”罪被判坐牢，届时要翻身也不易了。在大选后，悲剧不幸言中。

正当安华有所犯愁时，马哈迪也因纳吉的刺激在2016年自组土著团结党。除了与希盟（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合作成为一员外，也用马哈迪的威信作抵押，最终一致认为由马哈迪领军，将会有奇迹出现。

同样的，安华的两度受控和两次入狱，已被“看死”政途无望，怎料在风云急变下，希盟竟在5月9日拿下布城。

不到一个星期，安华又再一次闪亮登场。而这一次更为轰动的是，他即刻获宽赦，可随时出任高职。只不过是要用20年的牺牲来换取这一刻的荣耀。

若无意外，安华将在两年后成为我国第八任首相。他跌宕起伏的政治路上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神话，把它串起来就是一个“不死的安华”又再站起来了。

刊登于2018年5月28日《南洋商报》

中美贸易战白热化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自今年7月拉开序幕以来，双方的对峙和反击已变本加厉。例如在6月1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来自中国内地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这是第一部分的产品，共有818个产品。而第二部分产品包括新提出的284个中国产品，进口价值大约160亿美元。两者合起来共计500亿美元于7月6日起生效。中国商务部形容美国违反了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特朗普总统在文告中提出警告：“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输华产品加收新关税，提高非关税壁垒或对美国出口商或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采取惩罚行动，美国将谋求额外的关税。”

果然不出所料，中国并未屈服美国的压力，反而宣布对原产于美国而输华的产品共659项，约500亿美元也将在7月6日起实施25%的关税。

在7月10日，美国政府进一步对华进行打击。这一回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后来又改为25%。

虽然如此，中国没有妥协的意思，于8月3日又宣布将对美国输华约值600亿美元的产品（5207个项目）加征25%-5%不等的关税，生效日期有待宣布。

在贸易战升级和加温下，虽然尚未分出胜负，但特朗普在8月4日在推特上说关税正重创中国，美国正在胜出，而关税的效果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在过去4个月里，中国股市暴跌了27%。

特朗普还这样说：“我并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许多年前，那些代表美国的愚蠢或无能之人已经输掉这场战争。现在我们的贸易逆差是5000亿美元，另外3000亿美元是因为知识产权被侵法和偷窃（对全世界）。”

在这方面，特朗普所指责的是中国造成美国因贸易逆差而负债8000亿美元，其中2017年美中的贸易额是美国产品输华共值1304亿美元，而中国产品输美国共值6360亿美元，因而美国出现了375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方却成为贸易顺差者，且连续八年都居于顺差地位。

对此美国政府曾向中国提出必须在2020年时，减少贸易逆差数字2000亿美元。白宫网站这样说：“特朗普总统的贸易行动是对中国多年来不公平贸易行为所作出的回应。”

特朗普之所以有此偏激的民粹主义思想纯然是以美国优先作为考虑的。不再像以前的领导人站在主宰世界的立场企图改变中国。因为他身为亿万富翁，是比资本家还要保守的资本主义信仰者，自然不会卖社会主义的账。

综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是由下列因素累积而成的：

（一）特朗普不能忍受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居于有利的地位，成为贸易顺差的受惠者；而美国则长期面对贸易逆差的束缚，而无法强化对工业与制造业的地位来缓和失业率。因此中国被认为是牵制美国经济的“始作俑者”。

（二）特朗普对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的八大第三次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制造2025》有不同的看法。李克强指出要在2025年时，中国有能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长辈及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能或可再生能源电力装备、农机信息整合系统、纳米高新材料或模块化建筑及生物化学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总归一句就是向高科技领域迈进，以成为中国制造的品牌。

按照国务院的推算，到了2025年，中国将从“制造大国”晋升为“制造强国”。再过10年，也就是2035年，中国的制造也将赶超德国和日本的目标。

美国对中国的宏伟计划很不是味道，也就借这次的贸易战拉住中国的后腿，使之不能走得太快。万一有朝一日赶过美国，岂不是让中国做老大了？

（三）因此美国新政府的思维已不能放在“和平演变”这战略上（在1957年美国政府寄望通过内部使中国转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形容这是资本主义用“糖衣炮弹”来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国）。

（四）此外，美国也指责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因而启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正式对中国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及创新等领域方面是否有问题，结果对大型洗衣机及光优产品征收30%及50%的关税，也对中国铝制产品征收极高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在这方面，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的谈话已表露即使向中国下苦功也还是不能改变其体制的。他在今年3月22日说：“美国一直认为透过经济开放就会促成中国的民主化，但中美贸易一直并非公平互惠。再者《中国制造2025》与美国产生竞争，美国不能让中国在这些领域上领先，因这涉及美国的国家与军事安全。”

一语道破了贸易战的起因和对中国的打压是为了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在军事上的真正对手。因此只要习近平能渡过特朗普的压力，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就不是梦了。

刊登于2018年8月13日《南洋商报》

安华终于回归政治

安华终于走回政治舞台。在今年8月4日的提名日，安华在其夫人旺阿兹莎的推荐下，提名成为党主席候选人。在无对手挑战下，安华不战而胜，自动当选党主席。

这意味着安华很快就会介入希盟的高层决策圈，不再被当成圈外的“普通人”。

政治是现实的，甚至是残酷的。政敌一般上不会放敌手一马或留条生路，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把对方当成敌人。如果我们回顾安华的斗争史时，他是以凌厉的攻势和手段在短短的十年内，从青年团团长飞跃上“坐亚望冠”的高位（署理主席）。只要再跨进一步他就是大权在握的首相了。

不过马哈迪对于安华的急躁上位有所不满，因为他还需要嘉化峇峇留下当副揆，也有劝过安华“稍安勿躁”。可是后者表态已按奈不住，因围在他身边的人也急着上位。

就在嘉化峇峇宣布不蝉联署理主席后，也就等于安华将会成为副首相。按巫统的传统，当选署理主席者将自动成为副首相。但是也因为安华在当年（1993年）不听马哈迪的劝告，结果为自己带来厄运。其一是马哈迪不再主动带安华一起出国访问，而是对安华有了戒心。其二是总警长向马哈迪汇报安华涉及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虽然马哈迪没采取行动，静观其变，但已开始对安华反击；尤其是在1996年的党选，安插阿都拉攻打副主席，打乱了安华的“宏愿队伍”（慕尤丁被挤出局）。

两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9月2日下午时分，马哈迪真的动手了。首相署的文告说安华已被解除所有官职。继之在翌日（9月3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上通过开除安华的党籍。

一场长期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就此拉开序幕，一边是马哈迪的团队全面排斥和围剿安华的运动（后来被称为“烈火莫熄”）；另一边是安华结合他的支持者组成团队向马哈迪反扑。两人的斗争震撼马来西亚和国际社会。

即便安华在1999年成立公正党，且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直接合作，以抗衡国阵的统治地位，但除了伊党有收成外，公正党的表现则差强人意。这就给马哈迪有了信心，不以为安华的威胁是巨大的。同时政府也通过法庭判安华的“鸡奸”罪名成立，直接投入监狱（1999年）。

既然马哈迪认为“安华事件”已过，也就在2003年卸职，让位给他亲自提拔起来的阿都拉（吊诡的是，阿都拉在1987年党选时是东姑拉沙里B队的大将，在党选失败后，他选择留在巫统，不参加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回归马哈迪的A队）。

在阿都拉成为第五任首相后，他尝试跳出马哈迪的控制。因此在2004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胜利。渐渐地也不再以马哈迪马首是瞻。没想到的是在2008年的大选中，国阵痛失半壁江山，阿都拉也就在马哈迪逼迫下辞职，于2009年让位给纳吉。

纳吉原是被马哈迪看好会是一位成功的首相。讵料纳吉在2013年领军的大选同样未能挽回国阵的颓势。

虽然马哈迪依样葫芦促纳吉下台另换领导，但纳吉拒绝接受，认为自己仍然掌控中央，而且也取回吉打州政权。在这个拉拉扯扯的过程中，马哈迪没有想到用新的战略打倒纳吉，而是希望巫统党内起来“推倒”纳吉。

不过巫统在纳吉的牢牢控制下，马哈迪呈现了无力感。毕竟天下是巫统的，反对党又如何能取而代之？

当2015年爆开一马丑闻后，马哈迪整个思绪就改变了。他认为不能再“守株待兔”，而是要使出新招来改变这个局势。

于是他在没有更好的策略下，只好亲自走上法庭，亲自与安华握手一笑泯恩怨。不论他是不是愿意，马哈迪知道没有安华的支持是不可能加入希盟的；反过来，安华也知道不与马哈迪合作将无法“改朝换代”。况且他本身陷囹圄，无法直接领导，也就勉为其难地同意马哈迪成为希盟的统帅。马安的“结盟”几乎是化腐朽为神奇，令人难以思议。

结果在舆论界都不看好下，希盟意外地创造了奇迹。在2018年509开票当晚，国阵兵败如山倒，希盟也就脱颖而出。

这一下子，在安华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时，马哈迪已胸有成竹拜相和组阁。

在5月10日拜相之后，马哈迪已不单是希盟的“统帅”（这个职位的权力大小由成员党说了算；尤其是土团党只有13名国会议员，岂是公正党的对手（公正党有50名国会议员）？）

若是应用首相的职权可摆平一切。因此除了将土团党主席慕尤丁放在内政部长的位置外，也将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委为国防部长，行动党的林冠英为财政部长；而旺阿兹莎是早已内定的副相，不好变动，也就轮到重用阿兹敏来突显公正党老二的权威和地位。于是出现了一个经济事务部长，似乎大权在握。更进一步，阿兹敏也被委为国库控股的董事，与马哈迪分享高层的权力。

退一步来说，如果阿兹敏仍保留在雪州州务大臣位置上，倒不会引起公正党内的领导有异议，偏偏马哈迪倚重阿兹敏的才华，正如八十年代马哈迪赏识安华的才华一样。

今天看回阿兹敏已是非同小可的大人物。如果他与安华之间能够协调和妥善安排拉菲兹的官职，则两个团队也许会各让一步；反之来个硬碰硬也非安华所愿。

安华等了20年才迎来第二春，而且是首次担任最强执政党的主席，地位不亚于巫统主席。为此安华的提早复出是有其议程而为之，他不能再错失良机，而是要在政府中扮演一个决策者的角色。

正如李光耀曾经形容“安华的形象”。当时李光耀是讽刺新加坡民主党领袖徐顺全的心态：“他以为他是安华”。可见在李光耀眼中，安华是非池中物。马哈迪的回忆录中虽有对安华做出褒贬之描述，但他也看到安华是一个充满魅力和知识渊博的人。

今天的安华重出江湖，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全新和永不屈服的政治领袖在世界舞台上再放射光芒。他把一切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这就是安华的神话。但关键是公正党不能分裂，就看安华如何斡旋和驾驭了。

刊登于2018年8月9日《东方日报》

公正党又起风云？

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在509大选前霉运连连后，又在希盟胜选后也碰得满脸灰尘，不但上议员榜中无名，而且连一个官职也没有。更令人费解的是在组阁人选上马哈迪与公正党有些不同的意见，也被拉菲兹“爆了出来”，一度使希盟关系有点僵化。后来经过协调大致上也平息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风波。

因为对大选后的政治走向感到失望，拉菲兹有一度表露他不再涉及政治，而是要自行另谋发展。至于要做什么工作，倒没说出来。如果按照他的学历和经验（合格的会计师），寻找一份高职并不困难。但最近不知受到何人劝服，拉菲兹又高调表明要争公正党老二。这张椅子阿兹敏已坐了两届6年，也等待时机（安华退休）能更上一层楼。

未想拉菲兹在大选后摆脱官司案纠缠后（上诉得直），又让他得以从事政治活动和担任党职。

如今他的对手阿兹敏是很强的在任者，拉菲兹要扳倒他确实不容易。

即使拉菲兹及快地公布他的主要阵容，且有安华和旺阿兹莎挂帅，再加上安华女儿努鲁依莎等人显然是表现出他是党主席（安华）的人。

究竟安华是同意阿兹敏作副手还是拉菲兹作副手？倒未能看得出来。虽然他有说过如果正副首相来自同一个政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此种说法等于过去是巫统包办重要职位，今天的公正党就不可以吗？）

还有安华被记者问到是阿兹敏或慕尤丁会成为其副手时，安华加插一句：还有拉菲兹呢？

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安华这几年来对拉菲兹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其一是在2014年制造加影补选，为安华出任雪州州务大臣铺路。虽然最终因案件缠身，未得参加竞选，但拉菲兹也算尽了其力。

其二，拉菲兹主催 Invoke民调，为希盟鼓舞士气，对希盟起了很大的帮助。在这方面，拉菲兹是不主张与伊党合作的，且在民调中认定伊党将遭遇滑铁卢，甚至也会失掉丹州政权。反之，阿兹敏则主张与伊党合作，避免分散选票。

其三，拉菲兹因在509不能参选，也就把班丹国席让给旺阿兹莎。结果大奏凯歌，而努鲁也在峇东埔胜出。

虽然阿兹敏仍然与安华及旺阿兹莎保持友好关系，但因为拉菲兹及赛夫丁（党总秘书）的关系，阿兹敏也自成一派了。

阿兹敏的实力到底有多大？倒可以从马哈迪的大动作中看出来。本来阿兹敏蝉联雪州州务大臣是理所当然的，但马哈迪却增添一个新内阁重职—经济事务部长给阿兹敏，也就显示首相署的一些重要机构转向此新部门。最重要的莫过于一向隶属于首相署的“经济策划组”（Economic Planning Unit），一些官联公司及公共法定机构也归进阿兹敏的部门。这也意味着马哈迪有意“栽培”阿兹敏成为安华以后的接班人。

但这是否是安华之意？倒不得而知。论资历，拉菲兹是没法与阿兹敏比，后者早年（1988年起）已跟随安华，也与安华共同发起公正党。反观拉菲兹虽在海报上打出“烈火莫熄”20周年，但当年（1998年）安华点起烈火莫熄时，拉菲兹才21岁，正在英国求学。虽有发起“烈火莫熄”网站，只能被视为辅助行动。而拉菲兹真正介入政治是在2013年开始，他当选国会议员，也在党内升为副主席兼总秘书。后因官司案卸下总秘书职，准备进监牢。不料509年变天又使拉菲兹活了起来。

他和阿兹敏之间有如周瑜和诸葛亮。若是硬碰硬，肯定有一方要出局，这也许是公正党的分裂悲剧的开始。

刊登于 2018年8月6日《号外周报》第900期

20%石油税：中央vs东马

砂拉越首席部长阿邦佐哈里说，砂拉越执政的政党联盟（GPS）无意退出马来西亚。

本来“政党联盟”是以国阵为标志，但在509大选国阵受重挫后，砂拉越的执政党就自行退出国阵，另组新阵线继续主政。

在这种情形下，不论砂州的州政府如何改变名称，它还是归属国阵的思维，只因中央政府从国阵换成希盟，砂州政府也就识时务的另易旗帜，且及快与希盟领袖马哈迪商议好双方保持合作，否则情势会对砂州不利。

砂拉越是在2016年的州选时，国阵大有斩获，共得72席，行动党有7席及公正党有3席。因此政权牢牢控制在土保党手中（国阵的胜利是因为在两年前砂州又孕育出新思潮，宣扬砂拉越是砂拉越人民的。结果人联党又翻身，获得7席，行动党则从原有的12席减至7席）。但今年国会议席有变化，国阵19席（人联党只保住1席），希盟则有10席，另两席归独立人士。

与此同时，希盟在大选前也与沙巴的民兴党达成合作协议，让后者组成反对党阵线与沙巴的国阵周旋，结果在国会方面：民兴党8席、公正党及行动党各3席，加上一名独立人士，共有15名国会议员。而国阵方面，也有10名国会议员。

至于州议会，民兴党与国阵各占29席，旗鼓相当，先由国阵的慕沙阿曼宣誓成为首席部长，但不及一周，民兴党在获得另两名州议员的支持下，共有31席，也就由沙菲宜宣誓就职为首席部长。

一时之间，沙巴出现两位首席部长，但因国阵议席少过民兴党，也就导致慕沙阿曼“流亡”海外。

民兴党的成立与西马的土著团结党一样，原巫统副主席的沙菲宜在2016年被冻结党籍三个月和失掉乡村发展部长后，先被马哈迪邀共组“土著团结党”与国阵对抗。但前者选择自行组党，同意彼此合作而不加盟其中。

就这样在509后，沙巴的民兴党以8个国会议席支持希盟在中央执政。

为了落实沙巴取得20%的石油开采税，沙菲宜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处理石油税及天然气税事。

中央政府也同时成立内阁特别委员会，以落实希盟的百日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检讨。

所谓的马来西亚协定计沙巴有20点及砂拉越有18 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东马两州保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而石油税收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此外，在协议中，沙巴、砂拉越是与马来半岛（西马）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但在1976年国会修改宪法后，沙巴及砂拉越被“降格”，不再与西马享有同等权力，而是纳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

正因为后来事态的变化，也引发沙砂两地人民的不满。其一是东马人民认为这种合并并不公平。虽然取得独立地位，但权力抓在中央手里。例如1965年沙巴政坛发生唐纳史蒂芬与慕斯扎化的斗争，导致前者失掉首席部长职。碰巧新加坡也在同一年退出马来西亚，刺激唐纳史蒂芬想带沙巴退出马来西亚，但因政治力量不够，沙巴的州政府在中央的策划和安排下，也在后来出现政党轮替执政。例如1967年通过沙统推翻沙民统（唐纳史蒂芬的政党）；1976年通过人民党推翻沙统（慕斯打化的政党）；1985年通过团结党推翻人民党；及1994年通过巫统东渡沙巴，把团结党推倒，从此沙巴全归巫统领军。

至于砂拉越的政治是较沙巴更为复杂的，它在五十年代开始有左翼运动，而在六十年代发展成激进队伍。在1962年被英政府大举逮捕后（反对马来西亚），多人被遣送回中国。也因为这一雷厉风行的行动，在1959年成立的左翼政党人民联合党遭致严重的打击。

人联党的许多年轻党员都转入地下活动。适逢印尼也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双方就联合起来，以印尼作为大后方，开展了武装斗争，也在后来改组成“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也被称为“砂共”。

另一方面，自从西马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1969年），中央政府就想方设法拉拢左翼的人联党走宪制斗争，更承诺在州选（1970年）后，与中央组成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标志着人联党走向右翼的开始，也在后来导致砂共（以黄纪作为首）在1974年与砂州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最后一批则在洪楚廷率领下（人数约50余人）于1990年与政府达成协议，全面结束了武装斗争。

吊诡的是，如今已是改朝换代，新人新政。但已出任经济事务部长的阿兹敏为何在7月25日向国会坦诚所谓20%的石油税是指净利的20%，不是开采毛额的20%？

如果国油必须支付开采毛额（Jumlah Hasil Pengeluaran Kasar）的20%来给相关州的州政府，则国油可能面临关门大吉的命运。

这原是希盟在宣言中所同意付给的石油税，如今一算不得了，也说明了政党的宣言不一定与现实对接。石油税就是一例，就有待双方协调解决了。

刊登于2018年8月6日《光华日报》

安华战略一箭双雕

种种迹象显示，安华已不能逃避希盟带来的改变，因此他决定提早参加补选，以便在当选后在内阁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与他决定在9月角逐党主席一职是相互呼应的。

原本安华说他不急于主政，而是希望有时间到外国讲学，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暂把政务交给马哈迪主持而由其夫人旺阿兹莎加以辅佐。

但是希盟执政尚未达百天，只是80天（从5月10日上台到7月杪约83天）就发生了不少的政治变动，甚至在某些课题上彼此也有分歧。例如马哈迪上台不久访问日本时，就重提他八十年代所鼓吹的“向东学习”政策。虽然附和的希盟伙伴不是十分热烈，但马哈迪还是坚持他的外交方向是正确的。

又如马哈迪在组阁时就分三批委任，同时在财长一职上也与公正党意见不同。在这方面，拉菲兹也表达了他的另类观点，但安华很快就打圆场，表示信任马哈迪的领导。

就这样马哈迪按希盟宣言委任旺阿兹莎为副揆，然后按序委土团党主席慕尤丁为内长、行动党的秘书长林冠英为财长及诚信党的主席莫哈末沙布为防长。

看起来这是一个平衡的分配，似乎公正党有微词。

及后在第二批委任时，旺阿兹莎被分配掌管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长，被认为与副首相身份不符。当时有消息说公正党希望争取出任内政部长（按过去传统，副首相基本上兼任内政部长，如七十年代巫统署理主席伊斯迈出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八十年代慕沙希淡出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及九十年代阿都拉出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但此重要职位已分配给慕尤丁，旺阿兹莎也只能暂时管管妇女事务。

也许令安华和旺阿兹莎意想不到的是，被马哈迪看重的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三级跳被委为经济事务部长。这个新设立的部门不但掌管政府法定机构、官联公司，而且阿兹敏最近又被马哈迪委任为国库控股公司的董事，并将此十分重要的部门移入首相署，而阿兹敏的重责是为此机构进行规划，以便新经济政策也随之作出调整。这对安华夫妇来说，阿兹敏似乎是“功高盖主”了。反之直到目前为止，安华也只是一个普通人（马哈迪也认为安华作为一名无官职的人，是可以自由发表任何的评论。当时安华时提醒财长本身不要揭开前政府的弊病，可交由手下代劳。但财长回应说，此举得到首相的首肯。虽然事后不了了之，但安华心里怎么想也不为人所知道）。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希盟四党中，应该是公正党居老大（拥有50名国会议员）、土团党及诚信党殿后。现在看来彼此是平起平坐的。土团党及诚信党的部长职位虽比公正党少一点，但掌管重要职位。如果再有巫统议员跳槽，土团党将会成为他们的首选。因此现在只有13名国会议员的土团党，它的势力膨胀是“指日可待”的。

很显然的，马哈迪的施政方针自有他的一套合乎逻辑的评估，例如希盟宣言说，议长得由国会议员中选出，但马哈迪最终选了退休法官阿里夫担任议长。马哈迪这样说，宣言只是一个指导，它不等于是“圣经”。也因为所推出的是适当人选，自然没有反对的声音。

虽然马哈迪有说过他会在位二至三年，但没有定下退位日期。如果安华未跻身进入政治高层，他在政府内的影响力就会变小了。这也是安华最担心的问题。因为他已在20年前因过于表露“上位”结果栽了大筋斗。如今他在吸取教训后，已计算出是什么时候该出场了。

可是卡着的难题是，安华究竟要支持拉菲兹的团队，还是要支持阿兹敏的团队？直到目前，安华还是拿不准的。

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安华留有余地，在让拉菲兹打出团队时，没有带进努鲁依莎扮演的角色，安华一家似乎不介入派系斗争，这就留下一个空间让人遐想。

再者，安华也特意制造一个短片，祝贺阿兹敏夫妇结婚30周年。这意味着只要阿兹敏表白不会威胁安华的领导，且尊重安华的意愿，他们之间就不会让分歧扩大，反而会化干戈为玉帛。在这种情形况下，安华另行安排拉菲兹（委为部长或重要职位）也是不难的，而在党内又让拉菲兹出任副主席兼总秘书，也就各有所归了。这样一来，安华与其只留一位在身边，不如将两位合成左右臂膀，不但可强化公正党的老大地位，而且也可确保接班的日子。这一箭双雕的策略最终会和气收场，否则两派拼斗安华是最大的输家。

刊登于2018年8月6日《南洋商报》

华教本来就是政治课题

教育部长马智礼于7月28日在怡保主持国油大学颁发教育奖学金仪式时郑重指出，教育绝对不能政治化，而新政治会确保政治与教育被区分开来。

他进一步表示，只有不让政治滥用教育的情况下，教育工作者才不会感到害怕或是受到压力，肩负起传授知识的责任。

教长的论调与董教总的论调是一致的，后者也认为教育应与政治分开，只能从学术的角度看待教育课题。

既然双方都有一致的观点，应该不难找到共识，从而对承认统考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华文教育的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被英殖民统治者认为华校所包含的民族意识将会演变成政治的压力，因此不得不防。

我们姑且认定1904年在槟城成立的中华学校（由曾任清朝驻槟副领事张弼士所捐献）可以被视为第一间新式华校（告别过去的私塾）。而后孙中山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华校和华报在孙中山和康有为的较量下也逐一发展。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才见华校和华报遍地开花，形成一股华社推动文化与教育的双翼。

由于这一运动来自中国，英国人所担心的政治事件也在同年的6月和8月分别在新加坡和槟城引爆，酿成暴动与流血冲突，起因于华社开展杯葛日货运动。

为防范华教和华报鼓吹民主和自由，英政府乃在1920年推出“学校注册法令”及“报章印刷法令”，以监督和对付被认为受到中国影响的学校和华报。

从那个时候开始，华校和华报已被英政府列为政治课题；尤其是在1930年由胡志明秘密成立马共后，英国更是如临大敌，不得不引用法令对参与左翼活动的华校分子进行逮捕和遣送回中国。因此华人社会；特别是华校人士不但对英政府没有好感，也被煽起仇英情绪。

当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马新后，英军的弃械投降也让华人饱受磨难，死伤无数。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新的华人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结果导致英军在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查封马共并大举逮捕左翼分子，同时也对华校和华报的亲华行动进行干预，例如1950年英方要关闭新加坡两间华校，“罪名”是搜到亲共文件。

继后为了“一劳永逸”解决华教问题英军在1951年抛出“巴恩报告书”，主张取消方言学校（包括华校）改为国民学校，后果是引发罢课和罢考事件。后来方有“吴芬报告”作协调，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华教危机，促使林连玉在同年发动组织华校教师会，与英政府相庭抗礼。

也因为政府根据“巴恩报告书”在1952年化成教育法令，林连玉除了协助华校董事会组织成董总外（1954年），也在1955年率团与东姑进行谈判，条件是东姑吁请华社支持联盟，在同年的大选时胜出，以换取重新检讨教育报告书。结果正如大家所料，联盟大胜，东姑也委任敦拉萨组成委员会重新检讨教育法令在1956年出炉，且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

这就意味着华教课题已和政治挂上钩，不可能被分割，即使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后仍然继承英国的衣钵，对华校和华报保持高度警惕。也因为有林连玉把关，拉萨教育报告书取消了最后目标（最终发展成以国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统一学校），也就皆大欢喜。但这份报告书也保留了1952年教育法令中允许华校接受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钟灵中学就是在1956年与教育部达成协议，第一间同意接受津贴，转成国民型中学）。

及后董教总就与马华公会组成“三大机构”华教委员会。这进一步说明政党政治已主导了全马的华校。在这种情形下，华校又如何摆脱政治的干预呢？

到了1960年，政府又再成立达立教育检讨委员会，抬出了“达立报告书”，更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其中就规定华文中学可接受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不接受津贴的则归为独立中学。结果只有16间不接受津贴，另55间转成国民型中学。后来因为超龄生的问题入学无门，政府又允许改制中学开办“下午班”，慢慢的学生一多就改成“私立中学”。到今天大家都称为“独立中学”（但保持60间的数目）。

与此同时，所有华小从1962年起全纳入国民型华小，没有私立华小。

正因为董总领导的独中面对升学的问题，便在1975年举行独中生“统一考试”（简称统考）。由于未受政府承认，被当成校内考试（当年教育部长是马哈迪）。

在1996年时，马哈迪又推出新的教育法令，对语文政策有所宽松。例如允准大学及大专院校申请使用英文为媒介语，特殊情况（如中文系）则准用中文。

有鉴于统考经过43年的考验后，董总及华社要求政府承认统考变成了2018年大选的副题之一。这本来也没有大不了的事，毕竟今天独中生升学完全没问题，就是进入国立大学有困难，同时要成为公务员也有阻力。但这两项也非华社非进入不可的诉求，只是要求政府也公平对待“统考”。如果国家能承认外国“进口”的O水平及A水平考试，也承认国际学校的文凭，那么承认“统考”就怎么变成种族课题？那些反对的声音说一国不能有两制（两种考试制度），就不知一国有两种法律（世俗法庭和回教法庭）又何解？

还有既然希盟与国阵都敢提出承认统考，就不知为何这么困难？

这与种族有关吗？这与政治有关吗？今天的华小有超过18%的非华裔入读（约7万人），而独中生在本地私立大学及外国的大学都有不俗的表现，为什么还要为统考生添加条件：SPM国文要优等，可能SPM历史也要及格。这等于说独中生要考两种考试，国中生只考一种？

如果是这样，只要公立大学多拨一些学额给独中生，而且可作选择性决定收不收独中生为公务员（应该也非华裔首选）？至于一些州承认“统考文凭”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正如教长说独中不在教育主流，所以没拨款，但可考虑发展拨款。这发展拨款与制度化拨款是两码事，前者可能只发一两年，后者才是固定的。

既然教长有心不让政治走进教育，那就敞开大门，欢迎独中生报读国立大学，这才是新政新形象，不要老是在旧问题打转。如果华教非得与政治挂钩，那就挂吧，只要公平对待即可。就不知教长敢于“破旧立新”，让人对他耳目一新吗？

刊登于2018年8月2日《东方日报》

迪拜要建“唐人街”？

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短暂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上火红起来，它在事前也大张旗鼓地悬挂两国国旗和用彩色展现出中国的标志，让人耳目一新。

在地理位置上，这个取名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面向波斯湾，与沙地阿拉伯毗邻。在1802年时，英国占领了这一地区，把它们变成英国的“保护国”，主要是确保英国占有的印度利益不受侵犯。

为明确英国的权力，在1892年，英国又强迫它们签署《专有权协定》，不得与第三国签署任何协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美国的势力渗入，而后苏联也插手干预，终于激发了人民起而反抗。在1971年12月2日，六个酋长国即阿布扎比、迪拜、沙迦、阿治曼、乌姆蓋万和赛查伊拉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翌年（1972年）2月11日，又增加一个酋长国——哈伊马角加入其中，共有七个酋长国。首都定为阿布扎比，其酋长国国王出任总统；而第二大城市迪拜的王储出任副总统兼总理。由于在六十年代发现石油，这个国家也富裕起来。其土地总面积有8万3千6百平方公里，人口有9百余万人。

根据统计，阿布扎比才是真正的油产区，占储藏量的90%以上；而迪拜的储藏量很少。因此迪拜采取了西方的发展模式，以朝向旅游业迈进。它不但建造了机场，发展金融中心，更打造了世界最美的大型建筑，包括最高的摩天大楼，取名为“哈里发塔”。

虽然迪拜的气候属于热带；尤其是夏季（4月至10月），气温高达45度以上，但到了11月至翌年3月，又进入“冬季”，气温在11度至13度之间。因此迪拜也吸引无数的游客观光。

在宗教上，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不过其人口并非以阿拉伯人占多数，反而有许多人（约50%）来自南亚（印度地区）等。

因为迪拜的经济依靠黄金交易、旅游业及建筑业而发迹，在九十年代之后，其业绩已超越阿布扎比，而且也成为异军突起的海市蜃楼。它奇迹般把沙漠变成绿洲，也能让它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旅游与商业中心。

此外，迪拜也开放门户，让外国人可自由投资房地产，以致她的建筑业飞速发展。

不宁唯是，迪拜除了拥有最高的摩天楼外，也有世界最大的酒店，可提供6500个客房。总之迪拜将努力成为世界上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

为配创新的概念，迪拜也将与中国合作。在新的自由贸易区兴建中东最大的唐人街。若此计划落实，它将可能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唐人街。

当然我们不能将新加坡和槟城比喻为最大的“唐人街”，毕竟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华人居多的城市。当一个城市如同华人社区的时候我们就要称呼为“华人城市”而不是唐人街。

唐人街在西方国家也不少，但规模有限，而且古老，缺乏新的创意。如果迪拜能别出新裁，规划出一个现代化的“唐人街”，肯定会成为西方国家及中东国家乃至亚洲国家的人民向往的地方。

也许需要数年才能完成，但当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这个酋长国开放门户让更多的华人涌入其中，先形成一个小华人社区，就不难将之发展成“唐人街”了。

刊登于2018年7月31日《号外周报》第899期

公正党老二龙虎斗

就在安华宣布复出政坛，将在9月问鼎人民公正党主席之后，拉菲兹也向《当今大马》宣布将会角逐署理主席一职。这意味着，人民公正党两个派系的斗争已公开化和白热化。英文《星报》在今年6月访问安华时，有提及一个敏感课题，那就是当他从马哈迪手中接过棒子后，会挑选谁担任副手？是阿兹敏或慕尤丁？但安华的回答有些暧昧，他说：“拉菲兹不是人选之一吗？”

如果按字面来解读，那是安华比较倾向拉菲兹，但如果根据安华与阿兹敏的关系又是拉菲兹望尘莫及的。

阿兹敏阿里生于1964年，今年54岁，风华正茂。他毕业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数理与经济学士及教育硕士。1987年从美国归来后被马哈迪介绍给安华，当时安华出任教育部长，也当选巫统副主席。这是因为安华在那一年全力协助马哈迪的A队阵营，抗拒东姑拉沙里组成的B队阵营，结果前者获胜，安华也就得到马哈迪的赏识。

也是在1987年，阿兹敏开始担任安华的私人助理。但当安华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后，阿兹敏选择与安华站在一起，共同成立国民公正党。他不因马哈迪的召唤而转投入马哈迪阵营。

也因为与安华共患难，阿兹敏也因之曾经入狱。当年与阿兹敏一起为安华斗争的人还有财长政治秘书依占及副首相政治秘书曼梳，一度还包括罗斯兰。但最终只剩下阿兹敏与曼梳对安华不离不弃。

当1988年阿兹敏结婚时（安华已是教育部长），首相马哈迪也参加婚宴并给予祝福。

未想在2015年阿兹敏长女结婚时（此时安华已因第二次鸡奸案坐牢），已卸任的马哈迪也应邀参加。同时出席的还有柔佛与雪州的苏丹和副首相慕尤丁（阿兹敏是在2014年出任雪州州务大臣，其女儿的婚宴也就一时衣香鬓影，冠盖贤群毕至。由此也显示了阿兹敏尽管是安华的人，但也得到马哈迪的祝福，甚至有人形容阿兹敏是马哈迪的“干儿子”）。

阿兹敏是在党内一步一步上升的，从副主席到署理主席（打败从巫统过档到公正党的前首相署部长再益依布拉欣）。不过阿兹敏的光明政途则起步于2008年。那一年的大选，他首次当选国州议员。出奇的是，反对党竟然首次拿下雪州政权。在安华的安排下，企业家卡立依布拉欣被推举为州务大臣，阿兹敏任行政议员。因为首5年政绩不错，反对党（民联）在2013年以更多的席位再拿下雪州政权。

不过此时公正党内出现了倒卡立的斗争。在不服输下，卡立于2013年的党选与阿兹敏对垒署理主席，但败下阵来，也促使阿兹敏派加速逼宫。

本来安华在2014年初时，有预感其第二次鸡奸罪可能对他不利，而想通过参加加影的州议席补选来取代卡立的位子而出任州务大臣。

可使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安华准备提名上阵加影补选前夕，安华的罪名成立被判入狱5年。虽然法官批准安华上诉，但在法令规定下，一个罪名成立而被保释的上诉人已不能够参加公职。安华也就失去用“州务大臣”的官职来自保的机会。在没有选择下，安华派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而胜出，希望其夫人可顺利上位。

讵料雪州苏丹在两个人选当中选了阿兹敏当州务大臣，旺阿兹莎也就落空了。

当然阿兹敏的出线纯是因为苏丹的选择。据知在此之后，公正党内有了较为明显的斗争。一派是阿兹敏以州务大臣的地位巩固了政治地位；另一派是党副主席拉菲兹与总秘书赛夫丁走得较近，也得到旺阿兹莎的支持。

拉菲兹生于1977年，现年41岁，是割胶工人的孩子。由于成绩优越，获奖学金到英国深造。在利兹大学考获电器工程系而后又考获会计师文凭。

当1998年安华被革除党官职后，拉菲兹加入了“烈火莫熄”运动，也在同一年成立“烈火莫熄网站”。

在2003年回国后，先出任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后再升至高级总经理。

2009年，拉菲兹进入马来西亚最大型的综合医疗保健公司担任总经理。同年在安华的劝服下，拉菲兹进入雪州政府的经济办公室办公（安华其时义务担任雪州政府经济顾问）。

继后安华建议拉菲兹参加2013年的大选结果旗开得胜，当选班丹国会议员。

在2017年时，拉菲兹公布国家养牛公司（NFC）的银行机密文件，抵触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令，结果被判监30个月。后来又被控抵触官方机密法令，也被判坐牢1年。

虽然他仍可上诉，但在上诉期间，他已不能参加国会选举，其选区也就让给旺阿兹莎。这也说明了他比较倾向支持旺阿兹莎。

不过在大选过后，当马哈迪先公布第一批部长时，没有公正党部长在内（旺阿兹莎被委为副揆，但没掌控其中一个部门）。因此拉菲兹认为有关的宣布不能当成最终定案。此举也引起盟党的不满。但新加坡《海峡时报》后来有指出盟党对财长一职有不同的看法，直到阿兹敏被委为经济事务部长后，吵杂声才静止下来。

有人认为马哈迪委阿兹敏为经济事务部长抓大权是有意培养他成为未来的国家领袖；另一方面，未参加竞选的拉菲兹虽然在大选过后摆脱官司案的纠结（上诉得直），可以自由从事政治活动，但直到今天，他仍未被委为上议员和相关的官职，命运似乎与蔡添强一样。

如今拉菲兹的出战署理主席一职也说明了他是要东山再起，但这对安华是左右为难的夹击。只要有激烈的竞争，公正党可能会分裂。因此安华能否使两边人马偃旗息鼓，也是个未知数。

在两人都是党的精英下，牺牲其中一方都是对公正党的未来不利，这就要看安华如何运筹帷幄，化干戈为玉帛。毕竟在此时此刻，安华面对更重要的挑战是希盟间的合作与权力的制衡和抗衡。若公正党因党选而分裂，它在希盟的老大地位就可能被其他盟党所取代，这是安华最不想看到的“结局”。这也反映出两虎之争带来的冲击是难以估计的。

刊登于2018年7月30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