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区划分抗议声不绝 回顾独立前后的选区变动

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于9月15日正式公布选区的划分与选区名称的更改，终于引爆另一个大辩论，因为有128个国会议席会重新划分其范围和选民的分配，也就直接影响相关的国会议席下的州议席的选民也有所改变。

虽然选委会没有增加或减少国会议席，也同样未触动西马11州的州议席，但因为牵一发动全身，也就对一些州的政局有相当大的冲击。

尤其不能被评论界接受和划分的先决条件竟是以种族作为导向。换句话说，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增加马来选民；混合选区的选民减少了华裔选民，使它变成单一种族占优势的局面。

与此同时，凡是华人集中的选区就让更多的选民迁入，进一步强化反对党中选的机会。

但是在选区重新划分后，我们发现有46个国州选区换名字，这无伤大雅（国会12个，州议会34个）的改变；倒是出现在国会选区的重新规划上，对反对党有很大的冲击，例如吉打州有7个国席被重新划分，其中属于公正党4席，伊斯兰党1席及国阵2席。

在吉兰丹有12个国席选区会有变动，其中7席归伊斯兰党，4席归国阵（巫统），另一席归公正党。

在登嘉楼所有的8个国席都重新规划；而在槟州只有两个国席有变动；吡叻州则有17个国席重新划分，这之中有6席属于行动党、公正党2席、伊斯兰党及诚信党各1席，国阵有2席。

在彭亨州有6个国席变动，其中行动党及伊斯兰党各1席，国阵共有4席。

雪兰莪的影响是很关键性的，共有17个国席选区有变动，其中属于公正党有9席、行动党有3席、伊斯兰党1席；而诚信党有2席及国阵2席。

如今它也影响到雪州议席选民的变动，据希盟调查得知，共有17个原属民联（或希盟）的选区告急，这导致行动党与诚信党支持闪选，唯公正党不同意，加深彼此的歧见。

吉隆坡的11个国席全重新规划，行动党占有10席；森美兰有6席会变动，行动党2席、公正党1席及国阵2席。

马六甲有5个国席受影响，其中行动党与公正党各1席，国阵有3席。

最后柔佛州是最大的变动，共有21个国席重新规划，其中行动党5席、公正党2席、土著团结党1席；而国阵则占有14席。

反对党；尤其是希盟认为这是认为具有偏见与种族色彩的划分，只会更进一步分化人民，完全不可能促成一个马来西亚大家庭。除开在野党强烈反对外，连国阵的华基政党也大举反对旗号。然而靠指责选委会不公平起家的净选盟BERSIH（2007年），也将会在11月份展开5.0的反对选区划分及要求纳吉首相下台的抗议行动。

除此之外，选委会也将增加沙巴的州议席，共13个，以让沙巴的60个州议席跃增至73席，但没有一个选区是在城市华人区内。选委会这一招也就被反对党认为是使到国阵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其实，按照马来西亚的选举历史沿革，我们有必要回顾选区划分与民主政治的演变，以便更详尽地了解民主选举与选区划分是怎么一回事。

承自英国的政治制度，马来亚（尚未包括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在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由英军重临统治。由于英国签了大西洋宪章，英国有责任协助马来亚走向自治乃至独立。

最初被引进的选举制度是1951年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它基本上把乔治市的市区划成三块，丹绒区、日落洞区和加拉歪区，每一区不限制候选人提名，但每一区只能有3位胜利者，其他候选人则被淘汰。当时还规定，最高票者任期3年，第二高票者任期2年及第三高票者任期1年。这就是马来亚民主选举的滥觞。在这场选举中，林苍祐组成的“急进党”大胜，在9席选举中，6人当选市议员；而巫统、劳工党及独立人士各1席，但不能执政，因为英殖民政府有权另委6人成为市议员，一共15人组成乔治市市议会，主席是英国参政司宾汉。

当时选举被认为是成功的，至少英国人认为已经通过选举有力地打击马共的武装斗争，因此也迫不及待地在吉隆坡举行市议会选举（1952年）。结果它带来更大的影响，马华公会协同巫统合作参加角逐，面对马来亚独立党的挑战（这个政党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在1951年脱离巫统后组成，以期全面的打败巫统。可惜事与愿违，马华公会赢得6席，巫统赢得3席，拿督翁的独立党只赢得2席，另一席归独立人士。由于马华与巫统的合作取得成果，也注定了巫统与马华的合作（1954年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为马来亚政局掀开新的一页。可是在另一方面，独立党的失败也为拿督翁的新党敲响了警钟。

有趣的是，当年英殖民政府是偏向拿督翁领导的政党（在1954年，以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但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巫统与马华的合作取得节节胜利，也就触动英国开始重视东姑领导的巫统。

1953年，英国为顺应政治潮流，开始与各政党商讨选举的制度和办法。先是有讨论沿用代表制的方式，即在投票后，让少数民族的代表也能进入立法议会，印度国大党固然赞成，因为没有一个选区可以划成印度人占多数的（印度人分散在各地居住）选区。后来也就采用单一选区的多数票位胜利者（First-past-the-post-voting ）（FPTP）。

在同年的7月15日，英殖民政府成立了一个以默德特爵士Lord Merthyr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规划将于1955年举行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规则。委员会最后将马来亚联合邦划分成52个选区。但为了顺应巫统及其他马来人政党的需求，委员会将乡村议席获得加权纳入划分选区时的参考。所谓的“加权”就是在选区划分时，要能区分城市与乡村选区，其选民人口的比例可以用2:1来计算。换句话说，城市选区如果选民4万，则乡村选区只要2万即可。这对巩固马来人主导政权是十分重要的。

选举的结果显示，英国人全力支持的拿督翁一败涂地，全军覆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联盟取得压倒性胜利（巫统34席、马华15席及国大党2席），另一席归伊斯兰党取得。

这次的选举只是选出一半的立法议员，另一半的议员（46名）则是由英殖民政府委任，代表各行各业及相关的政党。

虽然如此，东姑阿都拉曼已出任马来亚联合邦（自治邦）的首席部长。同年年秒，东姑率联盟代表团于华玲与马共谈判，结果宣告失败，因为马共不认同投降。于是重回森林打游击战（直到1989年，在马泰及马共三方在合艾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才真正地结束了三方的武装对峙）。

在与马共谈判后，东姑复又于翌年（1956年）飞伦敦谈商独立议程，结果英国同意在1957年8月31日让“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目的也是要向马共展示独立已经实现，马共斗争已没有太大的意义，但马共不以为然，才有了41年的武装斗争的历程。

当马来亚被确定将要独立后，英国政府在1957年委任李德爵士（Lord Reid）为首的宪制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英国、澳洲、印度与斯里兰卡的法律专家组成，以拟就“马来亚宪法”。这部宪法在很多方面引用了印度的宪法而成文。

同时这个委员会也为选举事宜作了规定，在宪法第113条第1项中阐明，选举委员会的职责在于进行选举、划分选区及准备和修订选民册；而在第114条文中，又赋权最高元首，在经过咨询统治者会议后，得以委任在所有民主政党与各群体间具有公信力者出任选委会主席（第一任选委会主席是阿巴里（Mustapha Albakri）），另两名委员由华裔与印裔人士担任，以示公正。

不过在后来，英国政府将“得到各民族民主政党与群体之公信力”的条文删掉，避免对人选的委任发生争论。

为了公平起见，李德委员会也决定继续使用1955年的选举模式，也就将52个选区x2=104席（在这个概念下，马来乡村仍然获得“加权”）。

另一方面，李德委员会也在独立宪法中的第116条文清楚限制了选区划分所面对的名额配置问题，各州的选举配额与人口配额必须相等。也就是说，各州分配的国席和州席应以其人口和地域作为规划的标准，以防止不当配置。

这个委员会也不建议即刻举行大选。这样一来，1955年选出的议员也就成为独立后的国州议员，直到1959年才举行独立后的第一次全国选举。

联盟在取得胜利后，便于1960年对选区重新划分。

按照规定，选区得以在每8年更动一次。

（上、待续）

刊登于2016年10月10日《号外周报》第807期

历史不能照亮现实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1866-1925），除了中国驻马大使馆有主催孙中山图片巡回展览会外，中国驻槟城总领事吴骏也于10月7日在各华文报刊登的纪念孙中山文章中评价孙中山对整个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时说，当中国大地沦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时代中，孙中山联同仁人志士，带领中国人民在苦难中觉醒。在被压迫中抗争，最终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朝代），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成为中华民族通过革命改变自身前途命运的伟大里程碑。

吴骏还在文章中强调孙中山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因而成为今人坚持的理念，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从中我们看到吴骏的文章是意有所指，也从侧面表达了中华民族应该牢记孙中山一生贯彻“振兴中华”的理念。这个恒久不变的信念，也成为现代中国人追求的“中国梦”。那就是唯有整合和统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才能完成振兴中华的“宏愿”。

虽然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有伸缩性的调整（这是指国民党的马英九当政时，两岸关系处于温暖期，彼此之间有直接的接触；特别是去年破格的“习马会”，印证了国共存在对话的空间），但民进党的蔡英文在今年5月接替卸任的马英九成为台湾总统后，她就采取一种“抗拒”和“不屈服”的强硬姿态，也就引发双方关系呈现紧张，因为中国坚持台湾要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在这个共识下，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台湾的独立，也没有一边一国论）。可是蔡英文上任后，直到今天还是不接纳“九二共识”是促进两岸关系的基石。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蔡英文在今年双十节庆典上的立场有稍微的调整，其中最显著的差别就是蔡英文绝口不重提陈水扁时代（2000-2008）的一中一台或台湾国；而大陆是中国，进而达成台湾脱离中国的控制。她反而呼吁中国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彼此应该坐下来谈。因此维持台湾民主及台海（台湾海峡）和平的现状是新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这就清楚不过地道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就只是要“维持现状”。她只能够珍惜1992年以来双方交流的成果（这等于说，蔡英文同意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但没有达致所谓“九二共识”）。若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两个实体进行对谈和交流，也摆明民进党要的是即使不能独立也要摆脱大陆的干预。

这之中吊诡的是，原本不接受“中华民国”旗号的民进党，现在反过来复活“中华民国”，也就等于承认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而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奠基人，但蔡英文绝口不提孙中山，也没有把他当国父。那是国民党在1940年会议上通过的，算是“党意”，不是“民意”。只是今天她不得不间接地抬出孙中山的“形象”，因为她要“合法化”中华民国的定位。这就好像要了孩子不认娘。

虽然蔡英文不否认“中华民国”已不存在中国大陆，但她要的是孙中山的“招牌”，以从历史中确定“中华民国”仍然存在，而且已搬到台湾。

反过来，中共要发扬的是孙中山的“精神”，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绝不是“中华民国”的“复兴”，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

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提醒坚持“中华民国”的一方，直到今天还是沿用1946年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宪法中规定“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而且也是根据这部宪法推行各级选举产生议员和行政管理机构。这些人所作所为同样不能违反宪法的规定。

如果说蔡英文到了今天不得不向孙中山“借尸还魂”，其作用还是不大的，因为“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找不到合法的定位，也不可能用“历史照亮现实”。这就是蔡英文上任以来最具挑战的任务。

刊登于2016年10月17日《南洋商报》

香港电视业夕阳西下

约30多年前，香港的几套电视连续剧风靡香港之外的华人社会，大家对电视剧的长篇感到非常兴趣，比看电影还过瘾。印象中记得脍炙人口的电视剧有《京华春梦》、《上海滩》、《网中人》及《千王之王》等等。由于情节细腻、故事感人，即使是长篇电视剧观众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然而这个行业也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原本马新及海外华人对香港的电视剧百看不厌，虽然不能直接收看香港电视台，但可通过租借。这一行业兴起于80年代，而在90年代达到高潮。接着进入千禧年，就是CD大行其道。这可称之为香港电视业的黄金时代，而最著名的是无线电视与亚洲电视的节目。

在那个年代，如有机会到香港一游或搞业务，自然不放过观赏香港的电视节目，甚至看到凌晨也没倦意。因为当时的马来西亚并没有24小时的节目，通常到了午夜就停播了。

后来马来西亚出现了寰宇电视，许多人赶上潮流安装，果然可以看到香港的电视剧，也可以看到选美节目和艺人访谈等等。自从有了凤凰电视后，它就通过ASTRO将大陆的讯息向海外传播。

当世界进入2010年后，高科技的变化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影片和电视剧已迎头赶上，它成为中国人及海外华人追求的节目。主要是中国通过专业培训出来的演员，不论是在学识、造型和演技上，都不是香港演员所拥有的。因此稍有名气的香港演员也不得不向内地发展，毕竟中国的市场大到许多的制作都有观众和欣赏者。再者，中国及西方的电视节目我们也可以通过ASTRO饱览无遗。这就是说，中国的电视台节目已走进马来西亚，不再是敏感了。

另一方面，千禧年后，香港的影片走向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再加上电视剧没有了卖点，真的没有办法与中国演员素质相媲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起用新人和让旧人转换角色，也让观众不断有新鲜感和对美的追求。

打个比喻来说，香港的电视剧原先以警匪交战或法庭案件最为出名，而在历史古装片上就远不如中国的布景和场景了；还有中国的间谍片、抗战片及警匪连续剧更是引人入胜，这又逼使香港的电视节目让位了。

最令香港人泄气的是亚洲电视在今年4月停播了，主要是收视率越来越差。

虽然继后有ViuTV起而代之，但首3个月它就亏了6800万港元，自然后劲乏力了。

剩下一枝独秀的无线电视也好不到哪里，它的收视率一年比一年差。例如在2012年平均收视率25点，但2013年跌至23点；2014年及2015年再跌至22点。到了今年（2016年），无线的收视率只维持在20点。

由此可见，在电脑高科技和手机千变万化下，已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人不看电视，因为随身带的手机至为方便，要看什么节目都有；而电脑更是可以把整个世界收录其中，只要打开电脑，不怕没有节目看，就怕你没时间看。

当电脑和手机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体时，年轻的一代不看报纸或少看报纸；不看电视或少看电视也是一种趋势。

这使我想起马云的一句话：一位观众问他开启了阿里巴巴和网上购物的淘宝后，市面上的商店、杂货店乃至超市的生意已被网购取代，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关门大吉了。

马云说，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我马云不做，也还会有别人做的。因此传统行业当务之急是转行或作出改变，不然生意是难熬下去的。

同样的，除非电视台的节目制作能向大陆和西方国家看齐，否则所谓李小龙式、李连杰式和成龙时代的电影电视片恐怕要靠边站了。

刊登于2016年10月17日《号外周报》第808期

两场内斗伤吉祥 —评魏祥敬的《腾飞50》

1974年的大选，民主行动党在槟州栽筋斗，连一个议席也没有，自然怪罪叶锦源（槟州主席）领军不力。

林吉祥也因为叶锦源的失败有意改组槟州党组织，在策略上引进卡巴星（他在1974年当选亚罗士打州议员，但为在槟城创业，准备移师槟城），是对叶锦源的克制，也就掀起行动党在槟城的第一个风波。因为叶锦源反对“引进”卡巴星（这种担心也不是多余的），使事件进一步恶化的是在1977年党中央委任卡巴星为槟州州委被叶锦源反对。结果林吉祥在1978年初接管槟州行动党，引发叶锦源支持者抗议。就这样，叶锦源被开除党籍。在不甘被排斥后，叶锦源又率其支持者另成立社会民主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有两名左右手，一个是蔡万福，另一个是骆金兴。

虽然叶锦源及其忠心党员都参加1978年的大选，但全都铩羽而归。

最令林吉祥震惊的是，在1978年大选前，原本是林吉祥最得力的伙伴范俊登（副秘书长）突修函辞职，也攻击林吉祥采取双重标准，在大马反对内部安全法令（ISA），而对新加坡的内安令却不做谴责，且建议国际社会主义考虑和深入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会员籍（有关组织对新加坡的内安令也对人民行动党投下反对票）。

这个如同投下炸弹的坏消息对林吉祥的打击很大，也就赶紧在他的处女作《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上街之前，补上一篇《有关范俊登的退党》文告，阐述他的“痛心”，因为他认为范俊登自1971年面对煽动罪后，就不停地受到打压，以致于他在1975年离开马来西亚到伦敦深造，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林吉祥曾劝他回马参与1978年的大选，但他没有接受。

随着公开信件的指责与驳斥发酵后，范俊登与林吉祥的关系宣告破裂。十分吊诡的是，范俊登比林吉祥更早参加行动党，他在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在1964年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党员，直到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为止。他为何后来又对人民行动党的立场投下不信任票？这种变化值得玩味。

随后，他又在1968年加入民主行动党，且在1969年当选国会议员（金宝区）。由于他的出色领导，当林吉祥在牢中当选行动党秘书长后，他就负起代秘书长的职务，直到林吉祥获释（1970年10月1日）。

1974年的大选，范俊登在万里望国席击败人民进步党党魁SP辛尼华沙甘，后者被指责背叛反对党，率党加入国阵。这漂亮的一仗使范俊登名声大噪，与此他同时也中选八打灵州议员。

不幸的是，他依然被煽动法令纠缠，导致他“心灰意冷”，而且罪名成立，被判罚款2千元或监禁6个月（这等同宣判范的议员资格被褫夺）。他乃远走他乡充电。

话说范在退党后，尚未具资格参加1978年的大选（因为他在1977年被伦敦枢密院驳回他的上诉，因此从那年起的5年内不得参政）。

两年之后，对政坛感到厌倦的叶锦源将社民党（Socialist Democratic Party）“移交”给范俊登接手。换句话说，范俊登成了这个“小反对党”的老大，但前景不明。

说实在的，我是先认识叶锦源（大概在1971年），才认识林吉祥的（1977年）；而认识范俊登则是1981年的事。

他们这三个人都给我留下不同的印象，但无疑的，他们三人的英文造诣早已被形容是文告高手，有时他们发表的英文文告也不是记者能全面翻译得来的（本文不深入评论三个人，也就点到为止）。

尽管党内有风波，林吉祥在1978年领导一场漂亮的战役，共赢得16个国席和25个州议席，包括4国5州议席是在槟城取胜的（有马华背景的“七人帮”则全军覆没）。这也使到林吉祥在日后把重心移向槟城。

然而林吉祥也没有想到，才“解决”叶锦源与范俊登的退党风波，在1980年又上演内讧。起因于彭加兰哥打区的补选，一边是林吉祥支持彼得达逊建议的候选人张德发（纯受英文教育）；另一边是陈毓书提出的候选人吴林炎，结果张德发在补选中败给马华候选人林建寿（他原本是左翼社阵的总秘书，1974年加入马华，企图取代林苍祐以成为首席部长）。

补选的失败也给行动党带来新的危机，一边是以陈德泉（原本是林吉祥的爱徒）为首的所谓“四人帮”掀起反林吉祥运动，另外三个人是萧汉钦国州议员、陈毓书州议员及吴林炎律师（再有一位后来退党的是黄鸿杰国会议员，他与陈毓书派无关，不属于“四人帮”，而是单独加入马华阵营）。

因为内争事件不断地被扩大，林吉祥在1980年11月向党主席曾敏兴呈辞秘书长职，他说，他的信誉已被党内异议分子所破坏。

一个月后，行动党中委拒绝接受林吉祥的辞职，重申对他的信任。无形中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奏效，毕竟在当时党内是无人能出林吉祥其右的。

与此同时，林吉祥毫不容情地对付异议分子，除了在1981年2月宣布党中央接管槟州行动党所有活动外（这是叶锦源事件以来的第二次），也对跳党人士作出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人包括：

（1）黄炎光，1981年2月投入民政党；

（2）陈德泉，在1980年修函林吉祥，对党内一些人对他抹黑感到痛心，只得暂时退出行动党。

虽然后来林吉祥有宣布陈德泉已同意归队，但在1980年12月槟州行动党十个支部代表举行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挽留陈德泉，也通过要求中央冻结彼得达逊（署理主席）一切职务，指责他是党内引起内斗的幕后主持人。

（3）在各说各话下，于1981年2月，党中央开除萧汉钦、陈毓书和吴林炎的党籍，这些人与陈德泉后来一起加入马华公会。

（三、待续）

刊登于2016年10月17日《光华日报》

两岸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直挂云帆）

每年的十月份有两个节日是牵动整个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脉搏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今年（2016年）是建国67周年；而10月10日（历史又称为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起，它已是104年的历史。

为什么是10月10日？主要是因为要纪念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终于迫使清朝皇帝退位，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走向共和。

虽然孙中山是在1912年的元旦日（1月1日）出任临时大总统，于翌日宣布中华民国的诞生。后人为不忘辛亥革命的果实带来新生，也就将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而元旦日被称为开国纪念日。

本来一个朝代的结束将被另一个新朝代所取代，比如清朝（1644-1911）取代明朝（1368-1644），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取代中华民国（1912-1949），但蒋介石却把“中华民国”带去台湾。

虽然如此，毛泽东在解放全大陆后，便积极部署要拿下台湾，以让蒋介石没有领土可以占领，也就不存在两个中国的争议了。可惜因韩战的爆发（1950年），毛泽东忙于派出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美军在朝鲜正面交锋。中共也就错过了一鼓作气拿下台湾的机会，反而被美国发现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是个重要的基地，可以用来堵住中共的军力“解放台湾”，也可以在国际社会大做文章。更因为隔着一道台湾海峡，也给美国第七舰队一个隙缝常驻海峡之中，监视中共的一举一动。

在50年代，台湾不仅被美国视为反共的桥头堡，而且也让蒋介石拿着“中华民国”的旗号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进而排斥和孤立中国大陆。例如联合国的席位交给中华民国，等于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合法地位。

与此同时，当蒋介石一直不忘反攻大陆，当在1955年被美军否定后，他就在无可奈何下打消此念头，在台湾灌输更加反共的教育，使共党无从南下直达东南亚。

事实上，在韩战结束（1953年签和约）后，韩国还是南北分治，一边是美军支持的南韩军事政府（李承晚）；另一边是金日成领导的北韩，属于共产国家。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国内开展了各项运动，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58年的大跃进，再到1964年的四清运送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充分地反映出毛泽东绝不允许克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中国出现（苏联领袖彻底批判斯大林），更公开或暗中的抗拒美国使用“和平演变”的手段来破解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意志。

由于毛泽东从1950年（韩战）到1976年（逝世）的整整20多年中，无暇也无法“解放”台湾，也就想出另一个高招战略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因此中美之间通过基辛格有了秘交。在美国不认真阻拦下，在1971年中国得以进入了联合国，全面取代台湾扮演的角色。更让蒋介石措手不及的是，毛泽东定下与中国邦交的最低和不能妥协的条件是一定要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破天荒访问北京后，整个世界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台湾陷入了孤立的状态，因为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不能与台湾有邦交，也没有使馆的设立，只能开设文化经贸处代表台湾对外的活动。

在这种情形下，台独就变成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即使在1986年台湾有一批主张民主的异议分子成立了鼓吹台独的民进党，且公开向国民党挑战，逼使国民党的权威和影响力渐渐消失，但也不能取得突破。

这个时候，中共在毛泽东逝世后粉碎了“四人帮”，也就给中共一个从新崛起的机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全面地改变中国的面貌，而且也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大陆市场。虽然中共的体制没有改变，还是以党治国，但它的灵活外交也在1992年促成中台双方达成“九二共识”。

这个“九二共识”的核心点是双方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可各自表达。这个框架是防止台湾滑向台独，也是台湾换取中国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一纸契约，当年是李登辉主政的时代。

其实台湾政体的改变也是出人意表的。先是蒋介石逝世（1975年），后是其儿子蒋经国接班（1988年逝世）。当“蒋家王朝”落幕后，本土人李登辉登上政治舞台，他沿用国民党的统治手段，巩固本身的势力，而在1996年时仍是台湾总统。在那一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李登辉（代表国民党）再中选。到了2000年时，民进党的陈水扁竞逐总统，而国民党由连战出征。

未想李登辉暗中协助陈水扁当总统，以便能进一步拉动台独。可是因为陈水扁对时局的误判，台湾始终不能成为“台湾国”，也不能在国际上被承认是中华民国。就这样，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陷入低潮。

在陈水扁当政期间，连战在2005年试图打开中台实质往来的通道，也直接协助马英九在2008年当上总统，又回到国民党执政的时代。

由于马英九采取务实政策，也承认“九二共识”有力地推动中台关系，更刺激大陆游客络绎不绝地到访台湾。

可是在2016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时，又是民进党的蔡英文重回政治舞台中心。她的含糊立场（中台保持现状，就是不承认九二共识），也引起中共的反感。

还有在对中国保持距离外，蔡英文却对日相安倍晋三有溢美之言，也把主力倾向美国，接着提出“南向政策”（避免集中在大陆投资）。为此，她在双十节重申她的两岸政策“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屈服压力、也不对抗的“新四不””原则，就是拒绝“九二共识”。

在缺乏“九二共识”下，蔡英文又如何期望与大陆改善关系？统一之路又被“台独”的思想所干扰，两岸关系只能倒退而不会有突破，除非蔡英文的态度有所改变。

刊登于2016年10月13日《东方日报》

马哈迪翻云覆雨半个世纪

研究马来西亚政治时，你会发现战后以来都是巫统（1946年）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巫统不但主导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直到今天，而且巫统的领袖中只有一个人先后牵动我国政局达47年之久，有些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而这个人非马哈迪莫属。

这段故事得从1969年的大选说起。马哈迪在那一年寻求蝉联失败，整个联盟也蒙受打击。因此他将此归咎于东姑领导不力，失掉民心。

所谓“513”事件是指在1969年大选过后的第三天，首都爆发种族冲突流血悲剧，全国进入紧急张。此时，由初生之犊的马哈迪发起炮打司令部，公开迫使东姑下台谢罪。

东姑在大权旁落之前，通过巫统开除马哈迪（1969年）（企图“埋葬”马哈迪的政途）；但在大权旁落之后（1970年敦拉萨接位成为首相），敦拉萨在1971年将马哈迪召回巫统。

马哈迪回到巫统后，在1975年当选党副主席，另外两位副主席（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开始坐立不安，他们推测未来的劲敌必然是马哈迪。

果然不出所料，当敦拉萨于1976年逝世后，胡申翁扶正，他出人意表地在三名副主席中挑中马哈迪当副手，而东姑拉沙里继任财长，嘉化峇峇拒绝入阁。

因此当1981年胡申翁因健康问题退休，马哈迪就被跃升为第四任首相。由于对东姑拉沙里有成见，默许慕沙希淡角逐党署理主席，以便把东姑拉沙里排斥出去。就这样，慕沙希淡成为署理主席兼副首相。

讵料，慕沙希淡在1985年与马哈迪失和辞卸副首相职，但保留党署理主席职。1987年的党选，竟然反过来出现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联手对付马哈迪，他们三个人的关系也因之破裂，久久未能“一笑泯恩仇”。

马哈迪斗倒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后，安华因坚持站在马哈迪这一边，也就被倚重出任教育部长。

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形容他们两人是“政治父子组合”，并看好安华将会成为接班人。

另一方面，党选失败后的东姑拉沙里另组46精神党与马哈迪抗衡（1989年），他虽然得到了东姑及胡申翁的支持，但46精神党在1990年大选以失败收场。

1993年，安华已在党内组成“宏愿队伍”，另三位副主席是慕尤丁、纳吉及莫哈末泰益（前雪州大臣）。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局面，很快就会想起“宏愿队伍”成形的年代。

可惜在1996年的党选，马哈迪打破了宏愿队伍，阿都拉巴达维挤回副主席，而挤掉慕尤丁。

1998年，马哈迪与安华反目成仇，斗争进入白热化，几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就这样马哈迪塑造一个新的队伍和新的巫统（1999年），启开一个没有安华的年代。

正因为阿都拉（一向不喜欢安华凌架在他的前面）不属安华帮（2003年拜相）；而纳吉与慕尤丁也先后转向马哈迪的码头，安华成了孤家寡人。

事隔18年（1998-2016），退休的马哈迪竟然与安华这一对宿敌于不久前在法庭上演“喜相逢”。这里边的动机就不言而喻了（为了要迫使纳吉下台），还有慕尤丁也见了安华商谈与伊党合作事，双方显得合作愉快。

真没想到，到了今天还是马哈迪与纳吉、与安华、与慕尤丁和阿末查希之间的恩恩怨怨占据政治舞台中央而继续在转动。这之中，马哈迪从来没有缺席，他依然是马来西亚政坛上“无所不在”的政治巨人。这世界没有所谓永远的敌人和永远的同志，马哈迪的故事印证这一点。

刊登于 2016年10月10日《南洋商报》

马来人主政不会改变

政界人士及学者在媒体回应一个有趣的问题时说，马来西亚会不会因为马来人在政治上的分裂而促使行动党成为主导国家的政党？这是因为有舆论说，马来人的分裂（从原本3个政党到现在的5个政党）结果让行动党得利。受访问的东姑拉沙里认为这是艰难的进程，但有些人认为是合乎逻辑的。

可是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来看，不论马来人是处在团结或分裂的年代，都没有其他政党（指非马来人政党）可以替代巫统扮演主导性角色。这种说法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50年代拿督翁成立巫统后，复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创新政党（从马来亚独立党到国家党）后，几乎使到马来社会陷入互不让步的斗争中。在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大选）马来亚联合邦有三个马来政党在争夺地盘，即巫统、国家党与回教党，结果是巫统大胜，也巩固了华巫合作的基础（在52席竞逐中，联盟取得51席大捷，其中巫统34席、马华15席及国大党2席；回教党赢得1席）。这就是说，马来人会从中选择一个代表马来民族的政党（1954年，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联盟”，以帆船的标志参加55年的普选。

自此之后，马来亚从独立（1957年）到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都是由巫统在主导政府，马华也只能扮演配角的角色。

在反对党方面，拿督翁的国家党经此一败后，就再也爬不起来，只剩下拿督翁一人在政坛浮沉，直到1962年逝世。

在独立之后，联盟的劲敌是左翼的社阵和回教党。社阵标榜社会主义理念，希望能有朝一日跃居成为政府。可惜天不从人愿，在1959年大选社阵立定脚跟后，它面对的问题更多，除了介入反对马来西亚的计划外，也逐渐地走向街头斗争。虽然它在那个时期已成为一股最有活力的政党之一，但在1964年蒙受惨败，只剩2个国会议席。

那是因为左翼政党与印尼的苏卡诺走得太近，也就促使选民转向支持联盟而不是社阵，同时也对人民行动党有所抗拒。

此外，有人误以为1969年的大选是非马来人政党击败了马来人的政党而成为主导政党。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不然，巫统虽然受挫（派出67名候选人，但有51人当选国会议员），失败的是马华，它参选33席，结果只胜13席，另20席被民主行动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瓜分。不久之后，因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领导下，他又重新整合执政党，不但收编反对党（如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乃至砂州的人民联合党），而且将联盟扩大成国阵，使到巫统更显出权威，一党独大的理念就此形成。马来人主导政治的局面更显突出。

即便安华在1998年跌马后，政局有所改变，但要延至2008年才见其成效，这之中存在的执政党是以巫统为主，而反对党的主要领导政党是人民公正党；灵魂人物是安华。在当时回教党（后正名为伊斯兰党）与行动党是靠向公正党而扮演辅助安华的角色。

当年出乎意料的是，反对党阵线竟然一口气夺下5个州的执政权，令人刮目相看。但不论怎样变，落入反对党手里的州政权除了槟城仍是华人担任首长外，其他州仍由马来人出任州务大臣。因此只能说是另外的马来政党局部取代了以巫统为首的国阵。

到了2013年大选，国阵也许没有在意，仍沿用旧的选民册，结果与反对党（民联）打成平手，情势与2008年没有太大的不同。

在今天为了比较有把握扭转局面，选委会针对选区的界线做了划分，选民结构也有明显的变化。但在另一方面，反对党抗议选委会使用种族政策来划分选区，形势只对国阵有利。

即便如此，马来西亚未来的政治走向还是会是以马来人为中心。如今的反对党中又加多两个马来人政党（土著团结党和诚信党），使到以马来人为主的反对党增加至4个（公正党、伊斯兰党、诚信党及土团党）直接对抗巫统。这就是说，未来的选区不论怎样划分，它还是摆脱不掉马来人的政党正在进行一场空前的较量。

刊登于2016年10月10日《号外周报》第807期

林吉祥因祸得福 —评魏祥敬的《腾飞50》

1966年3月18日是行动党的分水岭，自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已不能在马来西亚活动。因此有产生一个委员会争取另行注册新党，同时又可照顾原人民行动党的约1700名党员。但在民主行动党获得注册后，它在法律上已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没有关系。即使民主行动党承接人民行动党的理念，也继续应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

虽然在新党成立后，身为副秘书长的吴福源比较受到蒂凡那（秘书长）的重视（吴是城市设计规划师，在1964年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吡叻州班台区州议席选举败北。此时的吴福源已被内定为蒂凡那的接班人。与此同时，正是民主行动党成立的时候，林吉祥也闯进了民主行动党，他放弃在新加坡的电台记者工作，出任蒂凡那的政治秘书。接着被委为行动党宣传秘书（1968年）。随后他因祸得福。

有两件事打响林吉祥的名气：其一是在1968年应民政党中委赛胡申纳基博士（他是民政党主席塞胡申阿拉斯教授的弟弟）的挑战，在吉隆坡开展文化大辩论。结果林吉祥的多元文化论较受落；而民政赛纳基的单元文化观认为马来西亚文学只能用马来文书写，就引发许多华人不苟同了。

其二是在1969年初的雪州沙登州议席的补选，林吉祥被派上场。当时的社阵（劳工党）已抵制大选，但选民的票并不全然给行动党。就这样，林吉祥以607票之差输给马华候选人庄迪福。

1969年5月10日的大选终于让行动党探出头来。在与反对党达成“君子协定”后（只口头没有文件），基本上是以一对一单挑联盟。参与合作的反对党有民政党（1968年成立）、人民进步党、人民社会主义党（原人民党）及民主行动党。回教党在选区上与其他反对党没有太大的冲突。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没有迹象底下，反对党竟然重击联盟；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投票3天后（即513）吉隆坡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东姑首相将行政大权交给副手敦拉萨。

在大选过后，一连串的事情也在行动党身上发生了。虽然它历史性地赢取13个国会议席（与马华同等数目）及31个州议席，但下列的事件也让林吉祥终生难忘。

1）在513事件后，林吉祥身在新加坡（因为5月15日被沙巴移民局拒绝入境而飞至新加坡）。有人劝他不要回来，否则马上被逮捕。在义无反顾下，林吉祥在5月18日回马，结果在吉隆坡机场被扣捕（1969年5月18日），直到1970年10月1日获无条件释放。

另一方面，身为党秘书长的吴福源就缺乏勇气回国门。他在1969年6月16日飞往英国参加社会党国际第十一届大会后，在欧洲逗留两个月，主要是担心回国即被捕。

在党不能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范俊登和林子鹤飞往新加坡促请吴回来，但吴福源说：“我不是另一个林吉祥，我不能成为另一个殉道者”。于是在10月份的时候，吴修函辞秘书长一职，建议由林吉祥接任。一直到同年的12月，政局平稳后，吴福源才回国。

但在1970年时，吴福源又想卷土重来，要求担任党主席，以取代曾敏兴。但不被接受，只能屈就副主席。

虽然降级，吴福源仍然以党元老的身份做了两件大事：（一）1971年4月， 吴福源私下与马华领导人密谈合作乃至合并事。吴要求给三个部长，两至三名副部长及行动党人出任马华署理总会长。

马华总会长陈修信的复函是：行动党必须解散，党员和议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公会及公开发表宣言，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

行动党必然不能接受，因为林吉祥不是谈判者，而且党中委也没有授权吴福源去密谈。就这样马华和行动党的密谈成为政治笑柄。

（二）1971年12月10日，吴福源突然在国会建议政府与马共总书记陈平再举行会谈，如果获得首相授权，他乐意促请马共领袖陈平和拉昔走出森林，为我国带来和平。

这种“自动请缨”的大胆言论也让行动党震惊不已，因为中委也从未讨论此事。

即使事后不了了之，但吴福源接二连三地以党代言人身份发言，终于让党无法容忍，也就在1972年6月18日由中委通过中止吴福源和苏里安医生（也是国会议员）的党籍。不久吴福源投身民政党，并在1974年在孟沙寻求蝉联，却被行动党候选人胡更生击败。

由于行动党内纷争不时发生，再加上外来的诱惑，从1971年2月14日至1974年3月30日，行动党共损失了4名国会议员（较出名的有何文瀚（后出任马华署理总会长兼部长）、罗宝根、吴福源及苏里安。

而州议员方面，更有20人退党和叛变，只剩下11名州议员。

因为行动党伤到元气，它在1974年的大选十分差强人意，国会议员剩9名，州议员也只有23名。

这里还需要带出一段插曲。在1966年，槟已设立行动党支部，但不是很积极活动。因此1969年的大选时行动党只能尝试打开新的局面。在与民政党协商下，行动党派出三名州议员候选人，即叶锦源、郭文生及邱思业全数中选，还有1名国会候选人彼德达逊也中选槟岛北区国会议员。此外刚崛起的民政党则拿下槟州执政权（24席中的16席）。

在1970年12月，身为英文版火箭报主编的范俊登因刊登了槟州主席黄基识医生的一篇讲稿，被当局援引《煽动法令》对付，结果主编范俊登、作者黄基识及出版社老板一起被控告，罚款2千元（或监禁6个月）。黄基识及出版社交了罚金后走人，只有范俊登不服进行上诉。

既然黄基识不想再涉及政治，他留下的空缺就给叶锦源补上了。

叶锦源是辩才出色的律师，他当年不但是范俊登的律师，也是林吉祥的律师。

在1974年的大选，叶锦源领导行动党准备推翻民政党州政府，但那一年面对多角战，情势对行动党很不利，除了联盟改成国阵，多了成员党（增加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外，反对党也四分五裂，计有行动党、社会正义党、人民党等。

不幸的，野心勃勃要拿下林苍祐的叶锦源被认为做了三件错事而失败，其一是在群众大会上撕敦拉萨与毛泽东握手的照片而将之弃在讲台上踩踏之一。对此叶锦源喊冤，他说他没踏毛泽东肖像，他有撕照片是因为他反对国阵利用外国领袖充为竞选宣传。

其二是叶锦源说漏了嘴，指说国阵的天秤标志是不公平的，也是“吃秤头的”。就好像巴刹的一些小贩。当此言论见报后，对叶锦源及行动党打击甚大。

其三是在1974年时，槟城大桥的工程一点动静都没有，也有传说叶锦源在群众大会上有扬言若能建成大桥，他愿意纵身入海。

我后来也问了叶锦源，他的原意全被歪曲了，他的意思是揶揄槟州政府要建大桥是空雷不雨，到今天什么都没有。

无论如何，叶锦源的辩才是毋庸置疑的，但他是在错误的年代和错误的场合表明要夺权是操之过急的。理由是华人对敦拉萨达成马中建交是比天大的事，也就让国阵占尽优势了。叶锦源败在“时不予我”！结果国席全输，而州议席胜了两个，但这两人不久后叛变过枝马华，他们是黄瑞钦与胡德安。换句话说，行动党在槟州输到连一个议员也没有。

正因为战略的错误，叶锦源与林吉祥从挚友变成政敌了。还在后来连带范俊登也卷入反林吉祥的运动中。

（下一期，丹绒三役开花不结果，林吉祥倒在升旗山下）

刊登于2016年10月10日《光华日报》

东马政党的本土化

英属婆罗州原本是包括了三个英国管制的殖民地，第一个是北婆（后来的沙巴）；第二个是砂拉越；而第三个是汶莱。这就是说，在未创组马来西亚之前，英属婆罗州与马来半岛分别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宗主国面对了来自政团及民间的诉求和挑战，逼使英国交出统治权。在民族主义高潮的年代，英国一方面希望及早促成殖民地取得自治，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是在1948年乃告生效；但在另一方面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1948年），接下来英国希望通过选举来否定武装的抗争。

由于1955年英国宣布举行（未独立前）全国（指西马）普选，规定只选52席，另有46席是由英国委任的。这一场普选决定了马来亚的未来命运。由于选举也证明巫统是大赢家，它也必须出现一个由巫统主导的自治邦，不然东姑阿都拉曼担任马来亚首席部长是不存有任何意义的，直到1957年8月31日，英国终于同意马来亚的11个州组成的马来亚联合邦走向独立。

在马来亚取得独立后，身为马来亚第一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似乎受英国的委托，透露有意将东马三邦即沙巴、砂拉越及汶莱，另加上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并在一起。此语一出，激起千层浪，因为马来亚独立不过4年，这么快就提起马来西亚，也就产生很大的冲击使到很多人不明究里。

在当时，东马的汶莱先出现左翼的人民党（1956），它在1961年的汶莱选举中大胜，理应由人民党上台执政（自治地位），但英国借故拖延，惹得人民党忍无可忍，在1962年起而叛变。一场的武装斗争也断送人民党的前途，更导致汶莱决定不加入马来西亚。

在砂拉越方面，最早出现也是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它在1959年成立，在不久后成为反马来西亚的急先锋。

此时，砂拉越的达雅族也为迎接马来西亚的到来而组织政党，较有代表性的是国民党，还有马来人也成立本身的政党。这样一来，在马来西亚成立的前夕有下列的政党在活跃：（1）土著党；（2）保守党（1974年这两个政党合并成土著保守党至今）；（3）国民党；（4）人联党和（5）砂华公会。

至于沙巴也与砂拉越一样，来自西马的政党是不易生存的，惟有本土化的政党才有生存的机会。例如马华东渡沙巴没有显著效果；民主行动党也不强；公正党的势力更加有限。如果不是在1994年失意的慕斯达化将沙统改变成巫统的话，巫统的成功东渡沙巴也是不可能的，这是特殊个案，不能相提并论。慕斯达化这一招弄巧反拙，不但被巫统边缘化而当不成巫统沙巴主席，而且巫统也全面地取代沙统的地位。

如果说沙巴的政党轮替执政是正常的运作，那么从中冒起的政党也就更加本土化了。例如沙统、卡达山机构、沙华公会乃至出现人民党打倒沙统；复又出现团结党打倒人民党。虽然政党是本土化的，但东马的沙砂一向是国阵的库存才不致被西马的反对党阵线所取代。而为了回报东马对西马的支持，中央政府在去年批准砂州增加11个州席达到82席，结果砂州国阵在2015年的州选大胜。

同样的，在今年也允许沙巴增加13个州议席变成71席，这对国阵是有利而无弊的。

由此分析，未来的大选出现的局面是西马巫统仍然需要东马成员党的支持，才能稳住大局。反过来说，要在东马出人头地，政党的本土化是先决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沙菲宜宁要成立本土的政党而不是加入马哈迪的“土团党”，因为前者希望本土化的政党能夺下沙巴的州政权，这就是东马政治的常态。

刊登于2016年10月3日《号外周报》第8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