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一）—歷史由單行改成雙行

陳平回憶錄－－“我方的歷史”在《南洋商報》的連載，除了說明時代已經轉變，不再視“馬共歷史”為重大禁忌外，也允許失敗的一方講述本身的歷史，讓讀者從兩個方面對歷史有個較全面的認識和評價。這是我國政治的一大轉變，也是《南洋商報》的一個突破。

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閱讀陳平的故事，正如我在較早前也拜讀了李光耀回憶錄。這兩本回憶錄的一個共同點是：不論是中文版或英文本，作者的遣詞用句是相當引人入勝的，文筆的流暢和按年代及事件的評析都是十分連貫性，讓人讀來不覺沉悶，而是似乎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得以透視那個年代的斗爭和沖突。

雖然兩本傳記都不是小說，而是非小說的政論的大塊頭文章，但通過生動的文字，使到這兩本傳記成為當代史的熱門書。

當然這兩本書的立場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李光耀回憶錄側重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的種種挑戰和威脅，且相當部份矛頭指向馬共領導的統一戰線；陳平回憶錄的重點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與英國和日本的殘酷斗爭，從而試圖提供另一面的故事，有許多情節是鮮為人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因此陳平的回憶錄也扳回了他多年被負面的描述的“罪大形象”。

我可以這麼說，李光耀回憶錄及陳平回憶錄是同一個時代的歷史的交錯。各說各話，但又相互印証，其精彩處就在你相互比較下，有些許的共同點反映向歷史負責。比如李光耀從不諱言他在1954年創組人民行動黨時，就與左派打得火熱，並在后來也秘密地會見馬共全權代表及至雙方分道揚鑣后，展開一場不可避免的尖銳斗爭。陳平也在回憶錄中指出，因為馬共及左派的支持，行動黨才在1959年上台執政，這種不謀而合的歷史片段，都具有其真實性的一面。

這就是說，陳平回憶錄得以公開發售和在報上連載已改變了一向以來“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 一面倒局面，他也有機會從另一個立場來演繹同一個時代和同一個事件的歷史。進而襯托出在時代政局的改變下，歷史出現其兩面性。足以增添史料，供學者進行評價和反思。

陳平在其“前言”中這樣說：“英國排山倒海的宣傳材料已成功將我刻畫成一個“恐怖份子首領”。我們並不是在宏偉的建築物內的辦公桌上伏案疾書之輩。我們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我們的理想主義。”
這里頭帶出在馬共從一開始成立（1930年）到往后的斗爭中，都被英國圈定成“恐怖份子”而採取嚴厲的對付手段，以使到英國取得“合法性”的地位來克制和打壓屬于“不合法性”地位的馬共；尤其是在1948年英國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更確定這一套由統治者自行設立的理論條規。中國當代著名文史學家陳思和歸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他說：“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記，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參閱《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

無可否認的，從1948年馬共與英軍鬧翻后，馬共就變成英殖民統治者眼中“十惡不赦”的恐怖份子。陳平這樣說：“我們也沒有技能，手段或時間去應付大量的政治宣傳機關，他們最初只是把我們描繪為普通的土匪，隨著敵對行動升級后，我們就被指為共產黨恐怖份子了”（參閱陳平《我方的歷史》第9頁）

正是因為歷史是以英國立場定論，包括學者的著書立論無不把馬共形容為恐怖份子，也應了如陳思和所說的勝利者及親當權派學者在唱著同一個調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準則成另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思路和立論。

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外，例如英國的一位學者安東尼舒德（ANTHONY SHORT）在撰寫《馬來亞共產黨的叛亂》（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一書中就堅持參閱各方史料包括蜜檔而立論中肯，他不用“恐怖份子”這個字眼，而且在1968年完稿后因內中提及一些被認為仍屬保密的問題，因此不便及時發表，延至1973年后才出版。

根據筆者在去年與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的交談中，我們也提出“恐怖份子”這特殊名詞。當今是用來形容訴諸暴力的原教旨主義極端份子，諸如奧沙瑪賓拉登就是“第一號恐怖頭子”。但這個名詞不是美國發明的，而是英國發明的，早在40年代就用來貶斥馬共，久而久之，“恐怖份子”與“馬共”被劃上等號。

未想到英國人的專有名詞在21世紀被美國“派上用場”，以和它所創造的“邪惡的軸心”成為雙刃利劍。

1989年，馬來西亞與馬共簽署和約時，已不再使用英國人留下的字眼，以示有所劃分和解開馬共的“心結”。更在后來的年代，採納開明的政策，允許馬共說出它的故事，不再是墨守陳規“歷史由單方面來寫”的。陳平回憶錄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可以公開陳述“我方的歷史”。這對研究馬來西亞政治史的學者來說，無疑是跨向學術自由的一個新階段。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二）—陈平故事带出的人和事

陈平《我方的历史》中对本身与亲属关系的描述充满感性。虽然着墨不多，但流露出他对父母子女好友的真挚情感，堪稱天下父母心。不过陈平在述及他参加政治活动的经过，却足以带出一些重要的相关人物而串成一个重要的發展。

陈平说他是在1938年参加抗日的组织－－后援会，而且是受黄诚的一次演讲所感动。1940年正月成为马共候补党员。不久之后，他在怡保正式宣誓成为党员，被分派负责霹雳州的党务工作。

黄诚是谁，陈平这样说：经他好朋友杜龙山（也是马共党员）的介绍，他获悉黄诚（又名张黄石）原是中共一名县安，在1936年左右逃到马来亚，便与马共接上头，改用黄诚为名。原先黄诚是在会馆担任受薪秘书工作，较后成为《星洲日報》一名记者，负责霹州后援会工作，后来又担任霹州马共领导人。

根据《血碑》增补本介绍：黄诚（1913-1942）原名张元豹，又化名黄石。1936年转加入马共，经常在《南洋商报》发表政论文章。1940年时黄诚已是马共重要人物。

当黄诚离开霹雳到新加坡时，陈平接替了霹州党务，在马共中委排阵上，黄诚与莱特、小忠（黑風洞事件中被日軍殺死）及蔡克明（陈平形容为党理论家）齐名，成为党的领导者。1942年2月15日日本蝗军攻下马星后，根据情报先后逮捕了马共（总部设在新加坡）重要成员，计有黄诚（宣传部长）、老黑（林江石）（组织部长），黄耶魯（文化部长）及蔡克明等人。

黄诚与其妻子李明（槟城人）同时被捕，他在同年8月9日被折磨至死，而其夫人于1945年9月5日日寇投降后被释放，以后回中国，于1994年辞世。

在狱中，黄诚写下一首《揭叛歌》，直斥黄耶鲁出卖了他们，用词十分激烈，这首歌在后来成为马共对付黄耶鲁的一个“证据”。

陈平对黄诚的评价是这样的：“黄诚是仅次于莱特的马共第二号人物，他很早就遭日本宪兵逮捕和处决，严重地打击我们的抗日运动。当时我还不知道，黄诚遭处决标志着日本蝗兵的枪口已瞄准我们，准备有系统地摧毁在新加坡的马共中央领导层。”

到底谁是黄耶鲁？为什么黄诚这么痛恨他。原来黄耶鲁在4月份被捕后同意在日本憲兵部擔任翻译工作，因而被党宣布为叛徒。他事后有揭露是莱特出卖了他，但党内无人相信。黄耶鲁因特殊关系，在一年后获释，在憲兵部任職，他因此背负千夫所指的“叛徒”罪名。

原来黄耶鲁就是在后来成为新加坡富商之一的黄望青，他在1973年代被新加坡政府委为驻日本大使（已于数年前逝世）。

寫到黄耶鲁，我们要提及他参加马共及抗日的一段经历。1938年他已经是马共的一支笔，在1939年转来槟城《光华日报》担任电讯编辑，并代表马共领导北马党务，平日喜舞文弄墨，一度与南来在《星洲日报》任职的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引发笔战，而在当时轰动文坛。但鲜少人知道使用“耶鲁”笔名的就是后来身份十分复杂的黄望青。

我们奇怪的是，陈平的回忆录中竟然只對黃望青一語帶過，只說他是楊果上級，未述及“叛變”事件，是认为他不重要或是另有隐情？事实上陈平在高度评价黄诚时，他应该知道黄耶鲁曾是马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和阴影。

反之，他用較多的文字來評述得力助手楊果。

杨果（1919-1956）是槟城人，钟灵中学的高材生。学生时期已参加政治活动，比陈平年长5岁。于1938年陈平尚未正式出道时，杨果已是马共槟城市委。因此黄耶鲁的来到槟城也与他共事一个时期。楊果1940年被调往新加坡总部工作。1941年被捕且强制遣回中国，但途中爆发日本南侵，船只被迫回返马来亚。杨果不久出狱，参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1942年派到雪州参加领导工作。因此得以避过1942年在新加坡的大逮捕。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果在党内地位提升，而黄耶鲁已是马共的“敌人”。因此即便黄耶鲁指责莱特是日本间谋也未得到人们的相信，马共认为他不过企图为自己洗脱罪名，

不知是否与黄耶鲁的揭发有关或是杨果的警愓性特高，他在1946年即怀疑莱特是个问题人物，但一时之间不为陈平所接受。这又与陈平对莱特的“迷信”与崇拜大有关系，直到1946年杨果在中委会上与莱特闹翻后，自动请求“降级”负责槟城党务一段时间。陈平来到槟城會見杨果会时，才开始接受杨果的某些看法是值得观察的。就这样他们在1947年的时候对莱特作秘密调查，始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导致莱特失踪，卷走马共百万元基金。

即使这样，陈平本身透露也没有下令杀莱特，而莱特在1948年于曼谷被马泰共人员联手杀死。本来他的原意是要依慣例先捉回莱特进行审问。无论如何，陈平认为这是叛徒应有的报应。

继莱特之后，陈平在党的地位与杨果平起平坐，本来陈平提议杨果出任总书记，但杨果认为陈平是适当的人选，经协商后，陈平担任总书记，杨果担任副书记，他成了马共第二把手。

杨果在1948年紧急状态后，并不撤走到马泰边境，他继续留在雪州领导对英军的斗争。1956年8月26日，被人出卖而遭受英军袭击丧命，死时方年37岁。

作为钟灵的学生，不止杨果一人参加马共。在英政府眼中，钟灵在一个长时期是马共的温床，后来又是左派的温床。因此在独立之前，英国决心在1956年改制钟灵中学，是向华文中学开了第一刀。而开方便之门的则是后来被林连玉痛斥为出卖华教的汪永年。

杨果之死，也改变了钟灵中学的命运。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三）—胡志明、陳平、萊特

陳平的回憶錄中用不少的篇幅評析萊特這個人物，交待這位神秘人物如何進入馬共又如何奪取控制權而又被揭發是三面間諜的經過。我對這段歷史感到不可思議，且下意識中認為既所言屬實，則馬共在“兵慌馬亂”的時代，是一個被操縱與跌入“敵人”監控的組織，竟被“大叛徒”玩弄于股掌中，難怪有這麼多人因而犧牲或死得不明不白。

萊特（不是檳榔嶼的開埠人FRANCIS LIGHT，華文書上也是寫成萊特），根據陳平的介紹，用多個名字，其中一個WRIGHT，譯成中文為萊特，也有人唸成LOI TECK， LAI TEK， LI TEK或LIGHT，也曾用張紅，黃金玉和黃紹東等名。

他是越南人，原是西貢共產黨的中級干部，會說廣東話和華語。陳平說，他后來被越共告知，萊特曾遭法國人逮捕后失去蹤影。陳平因此認為法國鑑於萊特無利用價值，促使萊特投靠英國，成為一名間諜。

他肯定萊特是在1932年底來到新加坡，先是充當碼頭工人，後來混進馬共組織。1934年在黨內冒出頭來，不久之後成為中央委員，1938年成為馬共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中央書記。

我順著這條線把馬共、胡志明、萊持及陳平的關係和故事連串起來，展示了以下的“歷史情節”：
馬共成立於1930年，是由共產國際（以蘇聯為核心）代表胡志明在4月30日於森美蘭的瓜拉庇勞的橡膠園內促成。當時胡志明化名“阮愛國”。

胡志明（1890－1969），原名阮必成，曾浪跡歐洲、非洲及美洲等國家。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時），胡志明以“阮愛國”名字代表越南愛國者，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承認越南的自決權，但不得要領，激發阮愛國尋求自我解放。後來他到了蘇聯，接受共產黨思想和訓練。1924年來到廣州，成立了越南青年同志會，並成立“東南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會”，結集出版“革命之路”。他的華語華文根基也因此紮實。就這樣，他結合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而成為蘇聯遙控的共產國際的一份子（在當時，所有在蘇聯以外成立的共產黨，都標榜是共產國際支部，並接受共產國際派駐代表或顧問）。

1930年，共產國際授意上海中共（由李立三及瞿秋白領導）協助在馬來亞成立“馬來亞共產黨”，以取代被解散和過於廣泛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

這顯示馬共是在共產國際指示下的一個新產物，而派胡志明到來增添代表性。

過後，胡志明就回到印支繼續搞革命，他要謀求越南的解放，與法國殖民政府展開長期的鬥爭。1940年日本侵占越南，胡志明再次到中國搞地下革命。不幸在1942年在廣西被國民黨地方政府逮捕，坐了13個月的監牢。在獄中完成著名的“獄中日記”（一百多首中文詩）。

1945年5月德國戰敗，日本呈強弩之末，胡志明回到越南發動全國總起義，準備解放全國。8月15日日本投降後，胡志明在河內成立新政府。法國則在南方重新建立殖民地，於是有了南北越之分。但爆發“法越戰爭”，直到1954年奠邊府一役，胡志明才穩住北越政權。

1969年胡志明逝世。1975年越南共產黨統一全國。西貢改名“胡志明市”。胡志明成了越南的“國父”。

我舉出胡志明是要說明在胡志明之後，馬共迎來了也是一位越南人掌權竟達13年之久，把馬共折騰得迷失方向。如果是胡志明領導，結局又是怎麼樣，我們不得而知，但馬共的領導人不是馬來亞人而是越南人，就顯得十分離奇了。

更壞的是這位“神奇人物”萊特篡奪馬共領導權後，並不是引導馬共進行正確的鬥爭，而是以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馬共內興風作浪，出賣和借英國人及日本人之手驅逐或殺害馬共幹部和領袖，以使自己成為不可動搖的權威領袖。

與胡志明比較，萊特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也沒有“光榮”的“鬥爭史”，但卻靠其迷惑人的“形象”令馬共成員把他當成“馬來亞列寧”來崇拜（因此他也被黨內稱為亞列）。陳平就不諱言曾對他的魅力和領導佩服得五體投地。人人都把他當“神”看待，對他馬首是瞻，陳平這樣說：“一聽到有人提起萊特的名字，就肅然起敬，對他無比忠心”。

我們分析因為先有胡志明（也是越南人）到來作開路先鋒，繼之也是越南人的萊特出現也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況且萊特聲稱與胡志明是同一路人，也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馬共黨員自然不起疑心，且死心榻地為他賣命，把他視為高高在上的權威。

萊特正是利用這一優勢和馬共成員內不成熟的政治經驗，在黨內借“敵人”之手一一剷除具有能力的人，先是在1942年初製造新加坡大逮捕（日治時期），繼之在同年9月製造黑風洞大圍剿的悲劇。馬共人才的凋零不僅鞏固萊特的地位，也使得萊特有機會提拔年青但沒有經驗的幹部成為左右手。
在這方面，我們不知道為何萊特會特別提拔於1940年才正式成為黨員的陳平。在短短的幾年內登上中央領導人？但從陳平的回憶錄中，我們得知陳平對萊特是忠心不二的，對萊特沒有半點戒心，是個十分聽黨領袖的年青人。

在另一方面，也正中萊特下懷，起用年輕和對革命經驗尚淺的人，是最為容易控制的，況且馬共之中，從未有人直接與共產國際接頭，只有靠萊特來指上指下。

吊詭的是：在日本投降（1945年）後，黃望青（耶魯）（於1942年4月被捕，轉成日憲兵翻譯）曾著文指責萊特是特務未受理會。再者被陳平尊敬的黨領袖之一的黃誠的妻子李明（不是轟動一時李明案的李明，而是檳城人）在那時也揭露萊特是特務，結果反被冷落，一氣之下，她回到中國，1994年逝世。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陳平等人沒有對萊特起懷疑呢？且為萊特辯護？這多少顯示黨員對領袖的“迷信”。這在共產黨世界中似乎是一個慣例；絕對服從領導，不要有所置疑。

一直到1946年底，陳平才聽進楊果對萊特的分析，在調查後，驚覺情況十分嚴重：萊特是三面間謀（法、英、日）。正待要對質時，萊特不見了，可是對馬共的傷害已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胡志明可以在日軍投降前進行對越南的解放，而萊特在日軍投降後對英軍投懷送抱，讓馬共繳械。不講武鬥，只講政治鬥爭，放手工潮迭起，社會不安寧，反讓英軍有機會和藉口打壓馬共。解除武裝的抗日軍，在萊特的誤導下，喪失了應有的權力，不能再與英軍討價還價了。

雖然事後（1947年8月左右）萊特在曼谷被消滅（死時應不超過50歲），但已於事無補。馬共的第一階段（1930－1947）的失策，幾乎是萊特一手造成的，也給馬共在日後面對嚴竣的挑戰。

儘管陳平的領導能力不受置疑，取代萊特後迅速重建勢力，但整個局面已對馬共越來越不利，導致1948年馬共被宣佈為非法組織，走入森林打游擊戰已不及抗日時的強大隊伍的一半。再者，陳平成為總書記時，只有23歲，實在太年青。要面對波謫雲詭的變化國際政治，也非易事。

1961年陳平有幸在河內會見胡志明，但陳平文中未提及他與胡志明曾談及萊特這個人。可見萊特在越南政府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小人”。

馬共在政治和武裝鬥爭上的失誤，一個竄進馬共黨內的叛徒萊特要負最大的責任，當然馬共黨內覺悟性不高，未戴眼識人對領袖盲目迷信也鑄成大錯。

兩個越南人，一正一負，改變了陳平的一生，也叫馬來西亞的華人背上沉重的十字架逾半世紀之久。陳平回憶錄讓人感到沉甸甸，讀來悶氣壓胸。

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

陈平的回忆录中述及1947年成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后，即面临严重的挑战。一位不到24岁的年青人突然升上高位，不论在经验上或战略上都无法顺利接替莱特留下的错综复杂的党务。

虽然陈平提及1948年的紧急状态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走进森林重新进行游击战在历史文件中证明是英军事政府有意挑起的行动，以瓦解马共组织，但陈平也不得不承认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共在战略上所犯上的错误，包括武装人员缴械，接受“复员”（虽然留有一手埋藏大约五千支枪在森林各处，以防万一），显然是准备接受和平，并一厢情愿要与英军事政府分享政权。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困难，工潮迭起，也不是陈平所能控制的。这就给予英国制造机会采取镇压与扣捕和驱逐马共或亲共份子，把局面回复到日本入侵前（1941年），由英国一手操控的手段，对共党份子毫不容情。

再者，当时国际形势正在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是大军压境，正准备解放全中国，不能不引起欧美国家的焦虑与不安；尤其是英国，不能放弃对马来亚的控制，因为其天然资源对战后的英国太重要了。于是配合美国的崛起，英国决意要马共就范。既然英国安排的一个棋子──大特务莱特的消逝，造成英国无法与马共头子里应外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趁马共力量分散和仍未集中时，一举围剿马共。

陈平率领马共转入地下后，面对的困境已由陈平自己评述，无需再赘述，简扼有下列几点：马共一心想要在马境内设立“解放区”（一如毛泽东于1935年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和建立“总部”，结果都徒劳无功，最后在1953年选择在马泰边境落脚。

这个时候，马共的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与其它州的联络也告中断。在国际方面，随着胡志明于1954年在越南奠边府大败法军，促成日内瓦会议，确定北越归越共所有。接下来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政策后，已触发马共希望通过和谈解决武装斗争的大课题（这里有需补充的是：1953年在板门店结束的朝鲜战争，使到中国必须重视国内的问题，而暂时不能再“输出革命”了）。

陈平回忆录中也不讳言地承认当时中苏两国也希望结束武装斗争。因为马共没有大后方，军事力量对比与英国悬殊，应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

在马来亚境内，英国成功地推行新村计划，切断马共粮援，并鼓励国内反共和非共政党的成立，尝试推行民主选举，也给马共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因此有了轰动世界的“华玲和谈”（1955年12月28-29日）。这是马政府代表（东姑、马绍尔及陈祯禄）与马共代表（陈平、拉昔迈丁及陈田）的双方面对面的“和谈”。这场谈判从历史的史书和陈平的回忆录来分析，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和谈并不在一个“等位”的基础上，而是直截了当要马共投降换取大赦，其中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陈平之所以不能换取“体面的和约”是因为英国（马尚未独立）洞悉马共武装力量有限，不够“资格”谈条件；而英国同意东姑出面谈判是考虑到尽管马共战斗力已削弱，但在另一方面，从新加坡带头并牵动全马的“左派统一战线”已告形成，且力量不断壮大，有需要从“源头”平息燃烧起来的统战。

陈平后来回想起“华玲谈判”是被英国摆上台亮相的“工具”，企图向国际舆论显示英国有“诚意”结束对抗，但归咎于马共顽冥不灵，好勇斗狠，导致和谈失败，马共“不要和平”的印象，从而取得宣传上的优势。虽然如此，陈平回忆录中也透露东姑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马共的存在也促使英国提早让马来亚独立的事实。

和谈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共是一个挫折，也使到非共或亲共的政团在公开活动中取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华校生更为突显，以致有一个时期，“华校生被错误地标籤是亲共的温床”，以致英校大行其道，用以切断新生一代有亲共的思想。不过，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华校生的参政和活动的频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句话说，“统战”已成为马共展示势力的一个新方向。

在这方面，陈平倒是未详述马共的统战力量，只是简单透露，隐约让人看到马共在统战的影响力。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上台，马来亚社阵的壮大及反大马成立的立场都显示马共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大概属于“敏感”的课题避开不详述。当然至为重要的，也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左派统战，一向来都否定与马共有任何联系，避免触犯法律。这就由不得陈平把“马共”和“统战”连贯起来。可是，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有共识和私下联系的。

由于“统战”的不断扩大，再加上陈平于60年代已“人在中国”更增添了马共和中共的密切关系。陈平在这一章节中透露曾到访越南、中国和苏联，会见胡志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人物则揭开了“被蕴藏多年的历史推论”，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比如中国在六十年代判定东南亚有巨变，是基于印支三邦有望成立共产政权，相信印尼苏卡诺有能力遏制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马共重新推进“武装斗争”。虽然陈平否认马共的斗争路线有受到外界的指示，但承认接受中国的援助和协助成立马共电台。

当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时，陈平坦诚马共是受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激进路线所牵引，不但站在反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而且也不幸地埋下马共分裂的祸根。1970年马共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马列派及革命派，曾发生如同“文革”中的冤案，给马共带来相互倾轧的悲剧。
从中我们看到从六十年代开始，马共与中共的“兄弟党”的发展是相当广泛的，也造成在左派统战中一度出现“文革”的趋向，其结果是苦果一串串。

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于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党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鼓吹“革命输出”。陈平此时开始感受到变化的来临。首先是马共电台已不能设在中国境内，其二中国的经援将逐步减少，其三国际形势已起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成为时尚，革命不再是响亮的口号，特别是苏联正自我进行“和平演变”。

这对于仍然坚持在马泰边境的马共来说，其斗争的意义已大不如前，也未有所谓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支援。随着1987年马列派及革命派向泰方缴械和投降后，只剩下中央派的马共，但也是势力最大的派系。原先泰方希望中央派与马列派和革命派一样缴械投降，但经过华玲会谈的“教训”，陈平坚持要“体面和尊严的和平”，不要如同过去接受“屈辱的投降”，否则不介入和谈。

经过多次沟通，马泰及马共终于找到一个平台来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一份称为“合艾和平协议”于198９年12月2日签署，标志着马共放下武器，重投社会，一场历时多年的对抗终于划上句号。

这些都得力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东盟的开放，马方不再视共产党为头号大敌下完成的。在另一方面，左派的“统战”也随之消失于其中。许多左派的人士对如此巨变，久久不能释怀，也一度迷失其中：北望神州，不再红旗飘飘！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那一段被「曲解」或不完整的描述而对历史的有所断层和不解。如今陈平填补了这个缺陷，虽然尚不算十分完整，也不是历史的全部，却不折不扣是陈平的《我方的历史》。这个书名取得好，它也可以说成是陈平的回忆录。

许子根的“从商为善”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发放慈善教育金的仪式上（2月19日）用四个字“从商为善”来阐述他的期望和理念。

他告诉我，他是从我的演词中“从商不忘慈善”中浓缩成四个字，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很好。就这样他将这四个字灵活地化成一篇精彩的演说。

他先从他的先父许平等说起再提及其先母吴人俊，他的故事是这样开展的：当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理科大学执教（离职前他的职位是理大教育学院副院长），适逢其父亲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1974-1978年）兼任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期满后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四年（1980-1984年）。

我在那个时候开始与许平等交往。因此我是先认识许平等再认识许子根的。

许子根说：在他的父亲担任华社领袖的一段日子里，他的妈妈吴人俊是一位知书达礼的教育工作者，是其父亲讲稿及发表评论的捉刀人之一（另一位据我所知是前光华日报总编辑刘问渠，他也是许平等在任时担任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及槟州华人大会堂100周年纪念特刊的主编，并是马华工商总会的“经济季刊”的主编）。

许子根则是在1978年商会75周年时担任其父亲的翻译。当时的开幕嘉宾是副首相兼贸工部长马哈迪（事情的巧合竟在后来演变成许子根是马哈迪提拔的槟州首席部长）。

1976年吴人俊女士不幸病逝。许子根追述那段往事，由于其父亲是商会的会长，在诸亲友提议下，决定将赙金及家属的捐献设立一个“纪念吴人俊基金”，归属在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1973年成立）名下。这笔款项高达13万元，是继“纪念李月樵基金”后的另一笔捐赠。

随后慈善基金不断充实，也就在许平等领导时开始发放贷学金。一直延续到今天，慈善基金名下有八个基金，总共母金近80万元，而总资金累积至今已超逾二百万元。

作为一名教育学者，许子根曾参与慈善基金的工作。他说，当时有考虑是发放奖学金或贷学金？后来大家决定发贷学金，让受惠学子成材后免息回报，于是1978年开始运作贷学金。

没想到光阴流逝27年后，慈善基金已成功培育254名大学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所有的借贷者，都在学有所成后分期摊还，使到资金不断的轮转，有充裕的资金来协助后来者。

这种既可纪念先人，遗爱人间的积德，又可造福学子完成学业，更有能力捐助慈善教育机关的善举，确实一举数得。换句话说，存本用息成为慈善基金的口碑，也是华社许多慈善教育基金一向以来奉行的传统。

有鑑于华社的慈善教育基金对社会的贡献是无可衡量的。因此许子根在演词中不断地强调在能力许可下，从商者培养高尚的情操是必要的。这种情操不仅反映在个人财富的累积，业务的扩大和多元化，而且也在致富之后，懂得回馈社会。所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口号。
就此而言，他希望更多的成功商人可以仿效商会的慈善基金的做法，在家属长辈身后，为先人设立纪念基金以便慈善基金能不断地充实和累积更多基金来惠及更多人。

他说，这正是他的“从商为善”四个字的真正含意。

事实上，如果我们倒回来看。因为许平等在生前懂得积德行善，为人谦虚有礼，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他终于把他及家人积下的德行，完全地在许子根的身上衬托出来，而在1990年成为年轻的，有学识，有智能的第三任槟州首席部长。凭着许子根的勤政爱民，他跨越了许多大风大浪，稳坐“钓鱼台”到今天。

虽然积德行善是不求回报的，但上天对许平等是公平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也不敢奢想，他为槟州人民培养了一位“父母官”。可以说许子根的成功一半是靠自己，敢于在1982年辞教职参政自我挑战人生；另一半是他的父母恩赐的。

所以一个做好事的人，在不求回报下，也许会有出其不意的“收获”。从许平等身上，我们看到这一因果。

为此，我希望许子根在未来的日子，能更果敢、更坚定、更技巧和更有创意的力争並带领槟州子民走向美好的明天。

我碰上了“513”历史悲剧

现在我说回第一件大事，也就是1969年5月13日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分水岭。
当5月9日大选成绩出炉后，令联盟政府大吃一惊。在国会104个议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比所需的半数（52席）超过14席，仍然可以组成中央政府，但却是1955年以来蒙受最大挫折（以后的历史也证明，这是联盟参加大选最糟糕的选绩）。不仅失掉槟州政权，连雪州及霹州组州政府也是遭遇困难。反对党中，无疑民政是大赢家，而民主行动党则夺得13个国席（与马华同等数目）。
这种民心思变也造成选后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边是反对党举行胜利游行；另一边是雪州巫统在哈仑领导下也举行胜利游行，结果局面失控，终于爆发5月13日的种族暴乱（这就是历史上的“513”悲剧）。
我们说回民政党在槟州脱颖而出后，林苍佑在11日顺利地在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与王保尼卸任几乎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林苍佑已是槟州第一号人物，自然要乘着首长专用车PG 1号离开元首府前往槟州政府大厦办公。而他原先乘着的老Ford Car只好交由老友朱炳钦代驾回槟州政府的停车场。

对槟州人民而言，这是极其和平的移交政权，根本没有紧张的气氛。民政下上虽然士气大振，也没有刻意展示力量。毕竟已经执政了，一切都回复正常。

可是在槟州以外的局势就显得不平静，尤其是雪州和霹州，正在为组州政府的事进行角力。反对党要联成一气起而代之，可惜内部不协调，尤其是民政党不认同这样做，行动党甚为失望（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后来与民政党起冲突的一个导因）。

就在槟州人民沉浸在胜利和展望新的未来之际，突然平地一声雷，在5月13日惊闻吉隆坡发生暴乱，而且情势日趋恶化，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宣布戒严。东姑阿都拉曼在电视台宣布此重大骤变，第二天国会中止。

东姑认为这场种族暴乱是“共产及反国家份子有计划的阴谋”。但内政部长伊斯迈在调查后发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与政府一样感到震惊”。他并进一步宣称“民主已经死亡”。

我们报社在5月13接到骚乱和死伤人的事件，大家都感到事态严重，下意识中麻烦已在全国蔓延，果然槟城也不可幸免地成为戒严地区。

我当时在做什么呢？刻下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们看到大街上增加不少军警人员，街上行人和车辆已渐渐减少，我们被告知戒严是在全国进行，只允许早上一段时间开放。

于是凭着记者的职责，我们到警局采访新闻，但同时被警告不要随意到处采访新闻，否则有意外发生，咎由自取。我们也被告知某“敏感”地区已被控制起来。这就是说，记者的自由已受限制，我们只好跟随巡逻的警车进行采访。

不用说，那个晚上已是戒严，全市晋入“死城”。我是没有办法回家了，但报社又没有地方供这么多人挨夜，又碰上当天我生病发烧，只好借同事林文立在牛干冬的住家暂住（算是离报社较近的地方）。
在半夜时分，我偷偷打开窗口往外边一望，但见军警走来走去，一见有“风吹草动”，便发出警告声，连我这么小心翼翼的窥望，也被发现，并被警告闭窗睡觉，不要探头探脑。
第二天我卧床不起，感谢林文立的帮忙，帮我买药治病。可是我老是不能安下心来养病，一心想回到报社工作。隔天我勉强抱病上班，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一个热闹与繁华的城市，怎么变得“死气沉沉”，人心惶惶而浮动？
我心在想槟城并没有暴动，何需大仗阵？由这件事不由得我想起1967年时槟城曾面临一场劳工党发动的罢市，最后不幸演成种族间的小冲突，也是因之导致戒严。

已有了“经验”的槟城人，对戒严令并不陌生，但说什么也不自在，包括我们记者顿然感到寸步难行，即使在大白天解禁时分进行采访，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只是从电視，电台和报社電訊了解全国动态，并不可能完全掌控整个局势。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得到警方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过有证在身，依然是不能通行无阻，到了戒严时分，也得回报社或回家。

在此时此刻，每个人才感觉到自由的可贵。我们的报社也为林苍佑松一口气。我们都说，幸好他在11日就宣誓就职，如果迟两天，是否能顺利接棒，就是个未知数。

说到这，林苍佑得感谢王保尼“知恩图报”。当王保尼在9日知道大势已去后，便在10日拨电向林苍佑表示祝贺，并告知后者在１１日到元首府移交职权。

王保尼之所以输得口服心服，那是因为林苍佑是他的恩师。没有林苍佑，就没有王保尼风光12年。如今政治师父卷土重来，他是心甘情愿让林苍佑顺利登台。

林苍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任不过两天，竟会发生如斯严重的暴乱。他除了不断通过报社吁请槟州人民冷静与守纪外，也本身马不停蹄到“敏感”地区走动。在任何的大小场合，他總不忘告诉人民局势已渐恢复常态，政府正全面控制时局，很快会解严了。

老实说，槟城是不需要戒严的。根据我们的采访和对局面的评估，人民平静与心平气和，并无不满之处，也不认为有需要什么抗议，更遑论要示威游行。当然这只是槟城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知道其它州的实况。

事后政府宣布的死伤数目如下：196人死亡（华人143名，马来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它人士15名），180人受枪伤，259人受其它武器致伤，9143人被逮捕，5561被控于法庭，6000人无家可归，211车辆被毁及753间建筑物被捣毁或失火。

这可说是马来西亚最严重的一次种族冲突的大悲剧。许多70年代出生的人对此印象模糊，甚至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但历史是不能抹掉的，它永远是“国殇”的标记。

因为“513”事件，东姑失去权力，权力转移到敦拉萨手中。

因为“513”事件，敦拉萨在1970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启开经济“革命”的年代。

因为“513”事件，华人的政治权力进一步转弱。整个政济格局起了十分微妙和重大的变化。郭拉萨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巫统组成的政府。他推出了“以党治国”的政治哲学。

因为“513”事件，我们记者在新闻报导上更为谨慎和自律。有许多问题已不能再论述。“新闻自由”慢慢变成“新闻自律”。我们在那个时代有最深刻的感受。

林苍祐眼中的陈平

大年初一，我向已经退隐政坛15年（1990-2005）的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拜年。在交谈中我问他一个问题：“您怎么评价陈平这个人？”他想了一下，慢斯条理地讲起马来亚独立前的政治情况，然后接着说：“我不认识陈平，但我知道他是实兆远人。其父亲一度搬来槟城（头条路）开脚车店，我和他是同时代但却是走着不同方向的人。”

随着他把自己推回历史的记忆中：“你知道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名厨师，他们都是海南人，一个后来投进国民党，另一个投进马来亚共产党。在早期的时候，为什么比较多的海南人及客家人参加马共？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英国人的歧视和被人认为是下层的人，因此不满现实而投身革命。”

他讲这段历史显然是要表达出那些受到欺凌或生活在底层的人对参加革命比较有兴趣，因为他们想要改变现状。

但陈平应该不是属于下层的人，也不是海南人或客家人，而是福建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参加马共而在后来成为马共领袖，一直领导这个政党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议”为止？这在陈平的回忆录中已有清楚地自作交待。其一他本身是受华文教育的，早年接触中国的读物，对日本的侵占东北省（1930年）感到震惊，其二在1930-1933年期间，他的家庭出现经济危机，被迫将土地抵押给高利贷，一度几乎破产，后来虽然渡过经济危机，但已开始对社会制度有所置疑。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陈平已把自己卷入在援助中国的抗战工作中，成为马共外围组织－－后援会的一名成员。在1940年，他正式成为马共党员和地方干部。从此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生于1924年的陈平，比林苍祐小5岁，但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林苍祐说：“1942年日本南侵，并占领了马来亚和其它地方，陈平在马来亚进行抗日斗争。一度还和英军合作共同反击日本的侵略。而我也在1944年由英国（已是医科毕业）直赴中国重庆，参加抗日活动。这就是说，陈平抗日，我也抗日。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抗日，而我们也有不同的立场。”

不错，林苍祐是选择参加中国的抗日，但他是到重庆加入蒋介石的抗日，且成为陈诚的私人医生。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林苍祐是倾向国民党。不过林苍佑不曾加入国民党（这导致他后来在马华公会内成为总会长时与国民党派的李孝式和翁毓麟等人有了政见的冲突）。

1947年国共再度爆发内战，林苍祐选择回到马来亚。他从中国带回来一位年轻的夫人吴欣燕。此后槟城来了一位曾是槟州“第一夫人”的“中国女性”。（槟城人娶中国人）。巧合的是，陈平不是槟城人，但他的夫人李坤华则是槟城人。陈平这样说：李坤华来自槟城，她是海南人，他们于1944年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如果说民政党创党人之一的林苍祐是如假包换的槟城人，那么陈平也可算是半个槟城人，尽管他们曾经参加抗日，也以槟城作为一个交叉点，但他们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林苍祐是受英文教育的，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可说是资产阶级的有钱人。自然选择英国的政治方式进行斗争，不会选择革命。他认为虽然他是拿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到英国深造，但他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有意见。例如他享受的奖学金，美其名是英皇奖学金，实则是英殖民政府从马来亚的收入拨出的。所以他觉得是马来亚给他这个机会，应该在回国后回馈社会。

他说，陈平虽曾与英军合作，但他不了解英国人的思思和注活方式，他融不入英国人的内心世界。以致在战后他把握不住与英国人的合作，而英国人对共产主义是绝对没有好感的。

这注定陈平在战后很快又与英军政府起冲突。陈平的马共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两个尖锐的对立面，林苍佑不能同意马共与英国政府蛮干的路线。因为聰明与交结的英殖民政府早就将马来西亚分成四块（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非马来属邦及英属婆罗洲）来驾驽，且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他说，他知道英殖民政府不是把改善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资源的获取来充实英国放在第一位，但要改善人民生活和从英国人手里取回政权，首先是必须加入英国的政治游戏和规则，参加民主选举，以便转移权力。他于是选择这样一条民主政治的道路进行斗争。

言下之意是陈平读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读不懂英国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權術，以致两者分道扬镳，以悲剧收场。

不知道这两位仍在世的政治老人，若有机会碰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我的神话破灭了 （横刀立马）

*飞扬

不知道是我的脑筋转不过来还是传统中的神话故事一直挥之不去，当我从报章获悉英国查尔斯王储准备迎娶“老情人”卡米拉进入皇家们时，我打从内心有一种“抗拒感”，因为他们这对不是“金童玉女”的婚姻简直是戳破我印象中的神话：女方肯定是貌若天仙（如戴安娜）或学识才智过人（如日本皇储妃）配未来的国王，即便不是出身贵族，也应该是灰姑娘飞上枝头做凤凰。

当我不能承受这样的“新闻压力”时，总是想从新闻报导中寻找可以平衡心理的令人信服的故事。然而很可惜的，我还是找不到卡拉米“耀眼”的一面，尽管她的内心可能是温柔和善良的；尤其是从照片上看到的是一个“半老徐娘”的一幅苦瓜脸的她，我的心理又冷却下来。

虽然我对杨振宁的82岁娶28岁的美娇儿有些失衡的感觉。但翁帆的年青貌美却让人看了舒眼。卡拉米在这方面就无法与翁帆相提并论了，倒是从报上看到戴安娜于1981年嫁王储查尔斯时，才回忆起那一段美丽的神话。

今天的查尔斯（56岁）对卡拉米（58岁）的豪门大喜已经不再是什么神话了，反而是一对老情人从“地下”浮向“地上”，向世人宣告他们爱的誓言。这本来是苦恋结出的甜果。特别是对这一对“老新人”而言，值得庆幸。但偏偏“好事”的报章和电视把卡拉米的老态“暴露无遗”，甚至刊出她手戴名贵的钻石婚戒的照片。这一下子，我不是赞叹和称羡，因为我先看到的不是“纤纤玉手”，而是起了皱纹的手，与钻戒搭配不上，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些好看一些的照片呢？为什幺不美化一些呢？好让万千只眼睛感到舒服？

也许我太过挑剔和过于苛求，但“罪”不在我，责任在于传媒，渲染的是两人的沧桑和无奈，包括在戴安娜尚未正式与查尔斯离婚时，便发生卡拉米已是第三者，且一度形容卡拉米是“没有自知之明”的“破坏者”。难免受人指指点点。

当这件事先被丑化时，又在事后来修补，恐怕已对他们的结合造成伤害。

人类的天性往往是先入为主，而且比较八卦对戴安娜寄以同情，也就无法扭转印象，改用另一个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正面形象。

卡拉米正是“传媒”一路来负面报导的牺牲品，局外人自然用世俗的尺码和眼光来对她评头品足。这样一来，本来一对老情人结合是平常不过的事，却因为男方的身份特殊变成国际花边新闻。

这种与世局无关的婚姻之所以轰动一时，全因为查尔斯打从与戴安娜结婚后，便时不时爆出失和的新闻，成为报章的炒作趣事有关。直到戴安娜于1997年车祸逝世后，也无法安静下来。

不过我们则从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纠缠不清的故事中看到豪门生活原来不是那么地令人响往和幸福。这固然可以起警戒作用，让许许多多的少女不要去追逐这样的爱情，可是事实上仍有不少的少女沉迷“白马王子”降临身旁的日子。这说明了在功利的社会，即便面临的可能是“陷阱”，爱做梦的少女也会不顾后果的一头栽进去。毕竟深似海的侯门太吸引人了。

当然卡拉米的故事不在这样的篇章中，既不美丽也不浪漫，难免使到喜欢看神活故事的人大失所望。我的失望也因此油然而生，可能是我们过于重视形式的美学，忽略了卡拉美的内在的美。

无论如何，我还是对这桩婚姻“破坏我的美学观”感到遗憾，但回想一下，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就又得不努力恢复平常心，以免久久不能释怀。

檳州變天民政時代降臨

1969年是馬來西亞政治的分水嶺。也是林蒼祐扭轉乾坤的一年。我們先說后者。

當林蒼祐把自己轉成民政黨的其中一名領袖並把民聯黨解散（但留有一手，未正式向注冊官取消黨的注冊和黨徽，提防民政有變時，可沿用民聯黨角逐大選。當然此事並未發生）而成為民政黨檳州分部時，許多人都不看好民政黨會脫穎而出，也不以為聯盟是會被打敗的。正因為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想法，以致林蒼祐在招兵買馬延攬候選人時面對重重困難。他心目中矚意的人又不願意「去送死」，而他認為沒有料的人卻毛遂自薦。根據我所知，林蒼祐當時有邀請報界人士如凌齊家（已故，曾任星檳日報採訪主任），朱炳欽（星洲日報駐檳採訪主任）參加提名，但卻被他們婉拒了。

雖然林蒼祐已有民聯黨的班底，但卻湊不足候選人來挑戰聯盟。因此他只好勉為其難地接受不是他心目中所要的候選人。他的陣容是原民聯黨人外，加上前社陣一些領袖，又再加上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升斗市民。因為在把部份選區讓于民主行動黨及人社黨（原人民黨）人外，有近20席是需要民政黨人出征的（檳州議席當時總共24個）。

為了達到執政的目的，林蒼祐眼見大選已近，不得不將就擬定候選人。有人因此形容林蒼祐的陣容是“大排檔”的，也是“囉也式”的。良莠參差不齊，有在市議會擔任低等職位的，有半失業的，也有立場不堅定，更有口水多過茶的。

當年4月的提名后，我們做記者的真不知黃亞美、齊來也、倪巴拉及史迪華是何方神聖？我們曾私下打趣地說，只要你願意，投進民政黨就有機會出人頭地。林蒼祐不是不知道，但他也無可奈何，有學識的人怕輸，或避之則吉下，他似乎是來者不拒，只要填足候選人即是。

即便如此，林蒼祐還是喊出“打倒聯盟，執政檳州”的口號，這個口號在過去社陣喊得最響亮，結果未能落實。林蒼祐是否能如願以償？人們都打個問號。但人們看到民政黨的一個優勢是：反對黨中的強勁“社陣”已“杯葛”大選，而想要冒出頭來的民主行動黨尚未成氣候，選擇與民政黨來一個“君子協定”。這就使到民政黨有機會探出頭來。

雖然檳州聯盟在王保尼領導下，已未能顯示朝氣逢勃，反而有日暮西沉之勢，但“爛船也有三斤鐵”，沒有人會料到聯盟會演滑鐵盧，頂多失多一點議席而已。

王保尼的致命傷是檳島自由港地位不保，失業浪潮高漲，人民怨聲四起。在他治理下的檳州，竟然到1969年時只有區區可憐的15間比較有規模的工廠，提供2407個就業機會，實在與檳州的百萬人口不成比例。我們在當時採訪聯盟的群眾大會時（當時尚未禁止群眾大會），往往場面冷冷清清，簡直不是群眾大會，更像政治座談會。我還得知聯盟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湊到一些人來捧場，但台上講話的人，一點吸引力都沒有，也沒有賣點。而我們多數預早拿到候選人的講稿在報上發表。這種有講稿的群眾大會令我感到不如發文告算了，何苦與反對黨斗場面？

反之，民政黨的群眾大會就出現熱烈的場面，尤其是林蒼祐往往是壓軸的演講者。他的攻擊的言論也把大會搞熱了。雖然林蒼祐不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但他的魅力，無疑已在華社生根，他們都把他看成另一個“民族英雄”將“降大任于斯人”也。

如果說是群眾大會讓林蒼祐炒熱情緒，那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當年沒有群眾大會，林蒼祐的斗爭將不容易深入民間，這也是可以肯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群眾大會在推動民主和激發民憤上，確實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反對黨的群眾大會越來越高潮時，林蒼祐的信心就不斷提昇，人民也正在改變對反對黨不能執政的看法，但仍然無法釋懷。因為要推翻一個州政權談何容易，我們身為新聞工作者理應是比較敏感的一群，可以測知民意所向，不過還是抓不準整體的方向，尤其不能預測馬來選票會否改變。我們所知的是，在華人占大多數的選區，將會被反對黨攻陷，卻無法知道貴為首席部長的王保尼會在大山腳選區陰溝里翻船。

5月9日開票的當晚，我被派負責採訪林蒼祐選區的開票站（在聖芳濟學院，與《星檳日報》遙遙相對）。在晚上11時過后，我看到林蒼祐一家人春風滿臉的來到開票站，他的勝利是意料中事，所以他的情緒相當好，與記者有說有笑。

第一個傳出佳音的不是他的選區，而是原屬巫統保壘的牛汝莪州議席，竟被民政“無名小子”史迪華攻陷，曾任代首席部長的巫統強人阿日斯意外跌馬。這意味著，民心已反，連馬來人占相當比數的選區都“淪陷”，更遑論其他選區了。

果然一個又一個捷報傳進他的耳朵，尤其是聞悉王保尼已敗北時，林蒼祐知道大局已定，民政的春天已經降臨，他的翻身的日子也伴隨而至。

到了凌晨2時，民政黨已是奪得半數以上的州議席，可以組成檳州新政府，林蒼祐旋即被邀請登台發表勝利演說，會場掀起一片熱潮。許多人都睜大眼睛看看林蒼祐，最后成績是民政16席，聯盟（巫統）4席，行動黨3席及人社黨1席。

我們都用第一時間趕回報館，用最快的速度向新加坡報告選舉成績，又飛車回現場。

在當時我已知道《星檳日報》已打好兩個標題，一個是“聯盟保住檳州政權”，另一個是“檳州政權易手”，“副題是“林蒼祐將就任檳州首席部長”，結果后者的標題派上用場。

檳州變天全民歡呼，林蒼祐時來運轉，他的新時代已告誕生。

我從頭到尾目睹林蒼祐亢奮與歡欣，他沒有想到民政黨一炮而紅，竟能把12年前讓出的首席部長“搶”了回來，檳州人民迎來了一個新年代，我們的報社工作人員也沉浸在一片忙碌的激情中。

向林苍佑拜政治年 （横刀立马）

*飞扬

大年初一，我循例与老同事向似乎被人遗忘了的老佛爷──林苍佑拜年。我们在上午十一时半抵达其家门时，我算了一下，有五辆车停在其住家路旁。早一阵子有多少人来过拜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我们向这位政治老人拜年时，大概不超过10人，其中一人我知道的是前槟州发展机构总经理捷星，林苍佑的二公子林建成也在场，后来林建安也到了。再下来又看到李尧庆来了。还有是林医生的亲朋戚友。

总之在我逗留的约一句钟左右，我看到的是不很熟悉的脸孔，至于平常在报章上大亮相的人物或说政要或说有头有脸的，倒不多见。这清楚地印证社会是现实的──要多热闹时有多热闹，要多冷酷时有多冷酷。人情的冷暖是最好的计温表。你得势时，人人争先恐后围在你的周围；你失势时，请你自己保重，千万不要耿耿于怀，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扶上不扶下」的。

我个人见证了林苍佑怎样失意在政坛，又怎样东山再起，做起槟州首席部长，然后又怎样跌入谷底，从此与政坛说拜拜。这几十年的荣辱，都让林苍佑深深地感受到世态凉炎是怎么一回事。

林苍佑一见到我，还算记忆力相当好。他向人介绍说我是拿笔的。又说笔可以把人扶起，也可以把人推下。似乎是在引用中国一句成语的含意：“笔扫千军”。一方面听起来是“表扬”写作人的“威力”；但另一方面也带有揶揄写作人有时也“滥用”一支笔在发泄个人的不满。

我对他的话无可辩驳，但我要说的是：文人固然有时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真正起决定性的是政治这“杀手间”。政治可以是意识形态的，也可以是手段各出奇招的。若是君子搞政治，就如同文人的优柔寡断，恐怕也使不出什么绝招，足以置敌手于死地。这就是说，君子人人爱当，可是一卷入政治旋涡，君子就非得靠边站了。

林苍佑当然不是用“君子政治”来闯出天地。不然他不会在39岁那年，敢于挑战首任马华会长陈祯禄而攀上高位。因为君子不能潜越，君子“不夺人所爱”。后来他也因此吃了苦果，因为陈祯禄的公子陈修信也不是用“君子的手段”夺回领导权，而是用非常的手段孤立和逼走林苍佑。

下来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若用君子的标准来检测，则所有参政而成功或失败者都不合格，此事议论没完没了，暂时不提，以后再论。

提到政治，我倒引发苍佑有一段有趣但又有历史意义的对话（他1990年退休后，难得开金口与我谈论政治）。

他在我的问题中说出一段具有发人深省的讲话：“你知道我们今日的马来西亚是怎样来的？英国人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这是第一块，而后又在马来半岛成立马来属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这是第二块，再下来又成立非马来属邦（玻璃市、吉丁、吉兰丹、丁加奴及柔佛）这是第三块。至于东马的砂劳越及沙巴原属英殖民地，称为北婆罗洲，这是第四块。”

“这种因利势导的分而治之的手段使到马来亚人民要进行团结和反抗英国统治极不容易，因为属于不同的结构和地理环境。”

他又说，英国人兴趣的是马来亚及北婆罗洲的资源，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于其次，因此才有政党政团出现，以争取权益。

林苍佑说，而他本身有幸拿奖学金到英伦深造，在1947年回国后觉得有必要为人民做些事，才有了参政的念头。但政治斗争离开英国的政治轨道又是无所作的。你必须在这个英国式的民主政治中进行争取，才有成功的希望。

于是他進一步說，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英国人将四大块版图结成一体，這是依循英国的经济利益而带出的政治产物。

林苍佑熟知英国式的政治，所以他选择走民主斗争的道路。

从这段简单的谈话，我得到的结论是：政治的现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和命运，而文人的文字震撼力是因时而异的，它如果成了政治的宣传工具，就非同小可了。不然它只是局限在文字领域中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和控诉。一句话：政治是行动的，文字（学）是理论或抒情的。

我问他对陈平有何评价？陈平是马共的总书记，最近出版了其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内中揭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且触目心惊。

林苍佑说他个人不认识陈平。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同时代的人物，但却是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日后在政治上也走着不同的道路。

他这样说，他年轻的时候，读的是英校，后来拿到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奖学金到英伦学医。回国后（1947年），他就决心为社会作出回馈，因而后来选择参政。

他说，当年他们出国留学，名义上是女皇奖学金，实则也是取自马来亚的资金，在那时马来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年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大概十多个人）能享受这荣誉到英国受教育。

既然他是马来亚培养出来的留学生，他认为他有责任为人民做事。就这样，他选择一条符合英国式民主的参政道路。

反之，据他所知，陈平比他小五岁，是来自实兆远的，后来他的父亲也迁来槟城开脚车店，就在头条路，而陈平是受华文教育的，他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政治思想，他的参政不可避免地是走向革命的道路。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走向革命是不足为奇的。林苍佑这样回忆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个厨师，这两个人后来参加了革命，一个参加陈平的马共，一个跑回中国参加抗日，倾向国民党。你知道为什么早期参加革命的人有不少海南人和客家人吗？因为他们生活在底层，一个被人忽视的族群，他们感受被歧视和对现实不满。”

我查阅了历史书籍，我对他的这段分析表示同意。事实上，早期领导马共的多是海南人，后来也有不少客家人参与革命行列。

春节一片红的联想 （横刀立马）

*飞扬

华人的春节有两个特色，其一是新年總共有15天，从年初一到十五元宵节，只有在元宵过后才称新年已过。而在这15天之内，碰见朋友总是恭喜不停。红包也得备足15天。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民族比华人拥有更长的“新年期”？

西详人是从圣诞（12月25日）到元旦日（一月一日）是为新年气氛，因此他们把Merry Christmas和Happy New Year串在一起，但也没有华人的“长气”。可见华人十分重视春节，不能一两天就算数，一定要拉长到15闹元宵，间中又有什么“人日”，“天公诞”（说是福建人的真正新年）等。

其二是新年前后，总是红色大行其道。挂红彩，吊红灯笼，穿红衣，派红包不一而足。于是红色与春节挂上钩。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华人认为红色代表吉祥，代表喜庆，代表了民族的节日达到高潮，所以“红色”成了最代表性的颜色。

但我们又有没有想过，“红色”不是新年的专用颜色，当它与政治挂钩时，它就成为左翼的象征。所谓“红旗飘飘”在一个特定的年代，它是左派乃至共产党的尊严和权力的化身。共产党用的是红旗，左派也用红来展示力量。五一劳动节挂红旗，党庆用红色党旗，国庆也用红色国旗。最令我们熟悉的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以区别国民党时代“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由于红色成为共产和左派的政治标志，因此在文革年代，毛语录也编成红色小册子，称之为“红宝书”。非共和反共国家也形容共党带来的是“红祸”或“赤祸”。于是在50年代美国拋出“骨牌理论”，认为“红色政权”从苏联、中国之后，会蔓延到东南亚，及至整个亚洲都会变成红色。

因为政治的变化，红色一度也成为“敏感”的顏色。那些反共的人士对红色避之则吉，不愿与红色沾上边，转用蓝色或青色之类的，以避免“惹红上身”。可是当春节一到，华人又喜欢用红色来冲喜迎庆。这使到顾忌“红色”的人也无可奈何。他们一直都不会明白为何共产党喜欢红色，而不用其它颜色？

其实，选用“红色”除了迎合华人的心理外，也有是振奋士气的作用。这种一箭双雕的意义，已是明显表露无遗。随着年代的改变，世界各国对“红色”已不敏感，也不视为禁忌。毕竟红色已不再是威胁，反而觉得红色可以衬托出节日和时代的气息。

讲到红色，我们又想到黄色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专用颜色。凡是宫庭莫不以黄色为权威的象征，皇帝的龙袍也是黄色的。在帝王时代，普通人民是不可随便着黄色衣服，否则有杀生之祸。

虽然如此，美国人在19世纪末期竟创办一种杂志，称之为“黄杂志”（用黄色为封面），专门刊登低俗文字和图片，藉以消遣，久而久之，人们便把低级与色情的文字与图片称之为“黄色文化”。

而此“黄色”又与中国皇帝的“黄色”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后人为了方便，才使颜色的意义变了样。

这正如“红色”一样，既是封建留下来的喜庆颜色，又是共产时代特有的標籤。

这就是说，颜色本身不具有任何动机，它是“审美”的一种观念，只是后来的人因势利导，才对颜色作了識別，而产生了矛盾。但无论如何，仍然不损颜色本来的用途。

就像有人喜欢贬称到海外从事被认为不正当行业的中国女孩为“小龙女”一样无损许许多多的华人还是自称為“龙的传人”一样。这种矛盾心态比比皆是，也反映了人类是在矛盾中生存和自我調侃中來轉換顏色和文字的意義。

民聯黨搖身成民政黨

林蒼祐力圖東山再起的路程是曲折不平的，也是困難重重的。就說他在1961年創辦民主聯合黨時，特別選擇在芙蓉成立，而不是在檳城，是因為芙蓉有他的前同志陳世英及郭開東為他獻上現成的地盤。這個地盤是陳世英領導的獨立陣線在1961年的芙蓉市議會選舉中奪得了控制權（9名市議員），而在1959年國會大選時，支持林蒼祐憤而退出馬華公會的陳世英及郭開東皆中選國會議會。這樣一來，甫成立的民聯黨便擁有一個市議會的執政權。

可惜，這種合作不長久。1963年林蒼祐與陳世英關係鬧僵，藉著黨代表大會（已移至吉隆坡舉行），林蒼祐中選總秘書，黨主席由屬原巫統的發起人之一的賽那阿比丁出任，陳郭兩人被排斥在中委會外，導致他們退黨。於是民聯黨的大本營遷至檳城。

林蒼祐已習慣於又離又合的政治鬥爭策略。雖然在1964年大選過後，他在檳州建立了自身的地盤，但要撼倒聯盟政府也非易事，因此這位支持馬來西亞成立的反對黨人在1965年新加坡尚未退出馬來西亞之際，同意李光耀倡議組成非共的反對黨聯合陣線，稱為團總。此舉擺明是要把左翼的社陣排斥在團總門外，可是同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團總”也就無疾而疼。這就是為什麼林蒼祐在1966及1967年急著要再找反對黨合作的原因。不過在社陣（勞工黨）不表興趣後，林蒼祐又迎來另一個機會。這個機會不是林蒼祐主動提出的，而是在1968年脫離勞工黨的陳志勤在結合一批有識之士後，準備另組一個反對黨。

陳志勤的謀士就是也參加成為發起人之一的王賡武（當時在馬來亞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有意遠赴澳洲國立大學接受新職）。王賡武在盛情難卻下，為陳志勤及其盟友（包括學者、職工會領袖和前勞工黨領袖）出謀劃策，他們敲定這個黨取名為民政黨。但在成立之前，陳志勤來到檳城找林蒼祐，邀請後者成為發起人之一。這正符合林蒼祐的心願，雙方一蹴即合，當然也意味著民聯黨將在不久後宣告解散，以當時民聯黨的情況，它是林蒼祐說了就算，因為參加民聯黨的人都是為支持林蒼祐而來的。

1968年3月24日，六名發起人，即賽胡申阿拉達斯（時任新加坡大學教授），陳志勤（前勞工黨人，國會議員），林蒼祐（民聯黨主席，國州議員），王賡武（馬大教授），JBA彼得（醫藥協會主席）及威拉邦（前勞工黨人和前國會議員）在吉隆坡莊嚴宣佈計劃成立民政黨（PARTI GERAKAN RAKYAT MALAYSIA）（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華文全名應為《馬來西亞人民運動黨》但一向簡稱“民政黨”）。這個政黨主要推行“溫和社會主義”路線，強調維護工農階級的利益，並提出《工人憲章》。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黨提出了以“人性及民主原則建立平等社會，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但不同意階級鬥爭的政治哲學。因此它的宗旨也有了這樣一條：“消滅名利狂熱思想，不論是宗教的、種族、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階級的（行動）或語言”。

在尊重宗教自由和承認馬來人應得到特別扶助下，賽胡申阿拉達斯再度重申階級鬥爭的哲學是不健全的，而階級和團體間的利益沖突可通過互助解決之。

（以上原始資料筆者保有正本記錄，也通過與王賡武的對話得到確認）

4月15日，這個黨正式宣佈成立，並在5月25日正式獲得社團注冊官的批准。

創黨伊始，有兩個主要靈魂人物，一個是負責吉隆坡的陳志勤（出任總秘書），另一個是負責北馬的林蒼祐（出任副主席），主席是賽胡申阿拉達。這個時候面對比較挑戰性的是林蒼祐，因為他要說服全體的黨員一起加入民政黨，並同意解散民聯黨。

我在那個時候也負責採訪民聯蛻變到民政的過程，也不時與林蒼祐有接觸。他滿懷信心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黨的過渡，也相信絕大多數黨員會隨他參加民政黨。他這樣說，少數民聯黨員不願跟隨是意料中事，因為他們看不到遠景，也無法理解政治鬥爭也是要講求藝術的。

根據我後來知道的，少數人之中有一人不願跟隨的是陳毓書。他向我說，他是支持林蒼祐退出馬華的勇氣，而跟著他打天下，但不能同意由民聯走向民政，因此他選擇不加入民政黨（他後來加入行動黨，在1978年中選州議員，此為後話，暫按不表）。我只是想說明有一些與林蒼祐共同鬥爭的人不認同解散民聯轉成民政黨人。

可以說，當時絕大部份的民聯黨員都支持林蒼祐走進了新的大家庭。

正因為要表達民聯黨人的決心，林蒼祐就於1968年6月16日在舊關仔角以民主聯合黨的名義舉行最後一次的群眾大會，以向人民解釋為何要改變鬥爭策略。

在這之前，也即是6月6日，民政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抵檳與林蒼祐商討在檳州建立民政黨分部事。換句話說，一個“全國性”的民聯黨將因此變成民政黨的分部。因此在群眾大會過後，民聯黨於6月23日在檳城召開全國黨員大會，以進行表決。結果絕大部份與會者支持這一改變，因為他們認為民聯改成民政，雖然林蒼祐不再是黨主席，但他依然是黨的靈魂人物，尤其是在檳城州，沒有林蒼祐參與下，民政黨是不成氣候的。

意氣風發的林蒼祐在“改換碼頭”後，說話的語氣也有些改變，他似乎換了一套服裝，儼然以民政黨發起人之一的身份發言。但也由於這一改變，林蒼祐的新聞又多了起來，我們這群記者也一直以他作為代言人向他索取黨的動向。

同年7月21日，已獲准注冊的民政黨在吉隆坡舉行總部成立大會，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這樣說：民政黨是由無權無錢的各階層人士組成，但世界上偉大的政治革命都是由簡陋的環境中脫穎而出的。林蒼祐沒有參加總部成立大會，他忙於檳州的黨務，但有一個來自檳州的人參加大會且成為主座人士之一，他就是原勞工黨總秘書陳樸根。只是短短幾個月，林蒼祐又再改頭換面了，民聯黨搖身一變成為民政黨。雖然有人不看好林蒼祐這一變再變，但“斑雀焉知鴻鵠志”？

我與手機的故事 （橫刀立馬）

*飛揚

我從正月份的網站讀到一則新聞，說在過去25年來，人類在科技方面的進步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根據美國一家學術單位最近邀請科技領袖來作一個評鑑，到底是那一項發明最為重要的，結果仍然無法選出第一名的產品，要留待日後再作決定，但排名第二的是手機，第三是個人電腦，第四是光纖系統，而第五是電子郵件。其他榜上有名的包括CD雷射唱片，數碼相機，汽車安全囊，以及其他隨身攜帶可使用的產品。

從上觀之，人類在四分之一世紀的進步是遠比過去任何時代都要快速的，就拿個人移動手機來說，我的經驗是深刻的。

以前，就說40年前吧，家里裝一台電話是相當不錯的。就在我進報館服務後，才開始驚覺電話的重要性，那個時候，報社的電話線是命根子。與外界的聯絡全靠電話，但電話機又有限，以致有時得等電話有線才能使用，而且電話機又是一個個又黑又大的，一點也不美觀，可其實用價值就十分大，尤其是報社安裝了又“珍貴”又緩慢的傳真機後，我們都讚嘆有此機可省卻打電話之苦。

可是一台傳真機是不夠用的，於是報社又有專人接電話寫新聞的，他們的速度是又要快又要字體較為端正，而且聽新聞要“耳靈”，不能老是再說一遍，不然報告新聞的記者就很不耐煩。我們當時稱呼接電話寫新聞的人為“內勤記者”。在那個時代，誰又想到電話會「革命」的？

在80年代起，我開始到中國，而且每趟一去就是15天或20天。如果要用電話，在公路上是沒有電話亭的，只有路邊的商店或有電話的。若要惠借，對方是不大願意的，大多數回到賓館打電話。本地電話一通一塊錢，若是打長途就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有一次打回馬來西亞，約三分鐘的電話費是百多元。經常在結賬時，電話費是千多元人民幣。

即使在馬來西亞，因急用打電話，商店也是不大願意借給的。後來有了公共電話亭或投錢打電話機之設，也就多少方便我們這些外出的人。

90年代，已有了移動手機，但卻是“龐然大物”。我記得我買下一輛車時，車內裝有電話機（時價是萬餘兩萬元）。若要從車上取下，實在笨重，好像提一個電池箱那麼不雅觀。不過在物以稀為貴下，這台手機又似乎十分耀眼。

不久之後，有了較輕的手機，我們稱之為“大哥大”少說也有一公斤重。我於是把“汽車手機”換成這類手機，價格是近萬元，又“威風”一陣。

再過一些時候手機越出越精巧，也越來越便宜，回頭看看自己的“大哥大”，真是不好意思。朋友笑我拿那麼大的手機，好像怕人不知你有手機似的，我唯有苦笑，笑自己趕不上時代。

近些年來，手機千變萬化，即輕便又美觀，已是一種十分實用的裝飾品。在價格大眾化下，一人一手機已不是“天方夜譚”，而是活生活的現實。

雖然有人說手機的幅射力較強，常用會對人體無益，但也沒有多少例子使用手機會「殺人」的，於是手機便成為全人類的“寵兒”。

今天的手機可不得了，又是電話，又是攝相機，又是電腦，又是電視機的，幾乎把可以統在一起的科技都合在一個小小的手機內。

雖然手機用途多多，但會全面使用其功能的並不見多，我就是其中一個，手機就是手機，也等於是隨身電話，至多是收訊息和發訊息，其他的只是略懂一二。

過去是人操控電話，甚至打架的時候，用大大個電話一丟也能傷人；今天是手機操控人，你用手機不能傷人，而手機卻能掌握你的一切。

因此把手機的發明列為世界第一科技，也許是「當之無愧」的。

祝大家雞年龍飛鳳舞 （横刀立马）

*飞扬

我们的华人虽然慣用阳历来推算日子，但总会不忘用农历来推算自己的运程。于是就有了一些讲不清楚的陋習和所谓古人留下的风俗，并且认为在何年出生的人是最好的，而又在那一年出生不是不理想的。举例来说，最受欢迎的是龙年，因为龙代表了幸运与獨佔鰲頭，所以爭著生龍子。即使不在龍年出生，也可能会给孩子取个有龙的名字。比如李光耀就给他的长子取名显龙的名字，果然不同凡响，今天已貴为一国总理。又如原姓房的武打名星给自己取了个成龙的名字，又是一炮而红，取代了已逝世的李小龙的地位。

由此可见龙是最受欢迎的，所谓“望子成龙”就是这个意思，许许多多的人赶在龙年生孩子，便是希望有个好意头。

说到龙，人们又会问道：“既然龙在古代是至高無上的，被视为皇帝的象征，为什么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五而不是第一呢？”

我翻阅一些有关命理和生肖的书籍，也找不到答案，而所谓十二生肖是东汉以后才正式确立，至今已有二千年历史。它是根据十二地支（另有十天干）排列而成（天干地支并成年代，十二年一个轮回，六十年又转回头，所以有六十花甲之年）。不知道为什么令人讨厌的老鼠竟排名第一。根据我看书悟出的推理是：在五行的排列是這樣的：木（東）、火（南）、金（西）、水（北）及土（中），既然土是排在中央，即第五位也是代表了皇帝，而在佛教中又有所谓天龙八部，后来八龙中又藏了第九条龙在中間，于是出现所谓九龙壁。

我们把皇帝称为“九五之尊”，大概“九”代表最权威的龙，“五”代表最权威的地，不是有一句话说，“普天之下，非土莫王吗”？

也許由于這個緣故，龍就排在第五了。至于雞又為什麼排在第十，剛好與龍形成對稱？原來一向以來，中國人把雞當成鳳，也是個好意頭，許多女性的名字出現鳳字正是因為龍鳳是一體的。既然龍代表男性，鳳就代表女性了。

人們于是會問：如果不存在的動物“龍”可以被列為十二生肖之中，為什麼也不存在的鳳凰不能列入其中，偏偏要選用最普通不過的家禽“雞”來排陣？

這與選老鼠和猪狗蛇之類的同樣說不出所以然來。但有一點可以這樣解釋：在遠古的時代，早已存在兩大氏族，即龍族和鳳族的斗爭。他們曾有過合作，也有過激烈的摩擦，到最后是龍占上風。龍成為皇帝的象徵，在男性為主的社會，自然不容許鳳探出頭來，或再貶回雞以襯托出龍的偉大。就這樣“鳳”不見了，雞出頭了。

雞是人類的良友，大家都習以為常，但為了“抬高”雞的地位，民間有人把雞當鳳來稱呼。我們吃“雞爪”不是改稱為“鳳爪” 嗎？更把雞年當鳳年來稱呼。一直到慈禧太后在清朝把持朝政后，鳯終于抬頭，鳳居然駕在龍的上面。

本來這樣的說法也不錯，壞就壞在后來的人，誤把“雞”當“妓”同音來形容。真不知是那位缺德的人把“叫妓”喚成“叫雞”。這樣一來，女孩子對 “雞”則避之則吉，于是人的名字有“鳳”是高雅，絕沒有人的名字有“雞”字在內的。因此“雞”再被人貶了一級，是低級中的低級。可是偏偏人人都喜歡吃“雞肉”。其中的矛盾，沒有人去研究，畢竟“吃雞”與“叫雞”是兩碼事。

為了轉個運程，人們把雞叫鳳不僅再次提高了雞的地位。也讓屬雞的人感到榮耀。

今年碰巧趕上“雞年”（以農曆算應當是年初一開始進入雞年），肖雞的人可以把自己當鳳來看，心理便踏實了。

其實，正如星雲大師所說，不要迷信“命中注定”。雖然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生肖，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不是龍年特別好，也不是鼠年就壞運，其實人的屬肖是不重要的，是與生俱來的，也與命運無關。什麼時候想生孩子就什麼時候生，不要管他什麼年。星雲大師要人們從佛理中認識和改變命運，不要相信命運，更不要迷信，大概就是這個道理。祝大家雞年如鳳又如龍。

對西南區“華中”事件的補充 （横刀立马）

*飞扬

1月28日，韓江中學邀請檳島西南區九間華文小學的董事長及代表進行一場教育交流，主要是想傳達一項訊息，並向西南區的華小作一個明確的交待。

雖然有關新聞已見諸各報，但我想在這里針對有關的問題作一個必要的補充，以使西南區的華社對整個事件有個清楚的輪廓。因為陳國平及我本身除了是韓江中學董事會的負責人外，也是“檳島西南區國民型華文中學籌委會”的主席和總務。

曾經有許多人問我們，為什麼這件事“有頭無尾”？為什麼開了幾次會后“突然”終止？為什麼沒有在報上公佈原委？似乎是有點“怪責”籌委會“無疾而終”。

不錯，籌委會是在“特殊的情勢下”突告煞車，但又無法講得清楚。因為一講出來，又會引致情緒波動，對大局無所裨益，所以我們商議后決定選擇保持沉默，讓有關政黨繼續爭取，說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1. 1998年下半年，西南區華小的主要領導人許忠源數度提出善意的要求，希望由陳國平出面領導在西南區爭取設立一間國民型中學，但因事關重大，未敢貿然應諾，最后基于西南區的華小有強烈的要求和願望，同意擇日召開一項會議，以集思廣益。

2. 1999年3月13日，我們舉行了第一次交流會議，與會者一致通過成立“檳島西南區國民型華文中學籌備委員會”，並推舉陳國平擔任主席，領導申辦及建校事宜。在這方面，我們曾研究國家教育法令修正后，已沒有所謂“國民型中學”，全已改成“國民中學”。似乎與我們的定名有些出入。不過，西南區的代表則坦言他們的原意是要建立諸如鐘靈、檳華的中學，具有華教的傳統，以收容西南區的華小畢業生。

換句話說，只要能成立如同鐘靈及檳華類型的中學，而名稱如何定並不重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決定上述的定名，主要是能夠比較明顯地突出華社的意願，不是要超越教育法令的規定。

3. 會議過后，我們決定收集資料，以向教育部長提呈完整且具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在一個月之內，也即是4月8日，我們終于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

4. 接著，籌委會又于4月份舉行兩次會議，納接備忘錄的內容，並期望主席及早向教育部長提呈。在6月份的時候，主席將申辦公函及備忘錄持交時任教育部長的納吉。

5. 不久，籌委會主席被告知，申辦事宜困難重重，不易落實。鑑于全國大選行將來臨，我們決定選擇沉默，以免影響情緒。在這之后，我們便不曾再召開會議。前后算來我們一共舉行四次會議，但沒有進一步行動，也沒有結束會議。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要讓西南區的華社及各政黨繼續發出聲音，以期局面有所扭轉。而事實上，各政黨領導人也不間斷地作出努力。如果我們宣佈解散籌委會，等于我們“承認”申辦失敗，也就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這之中的苦衷，我們以沉默表示了我們的“承諾不變和不死心”。

6. 轉眼又來到2004年的大選，由于政治氣候已大為轉變，反對黨后勁乏力，此事已不再是焦點課題，但無可否認也成為候選人手中的一張牌子。

7. 大選過后，鐵樹仍然不開花。這6年的時間一幌眼過去了。陳國平及我本人認為經過兩屆大選，應給西南區人民一個交待，不然就會成為“千古奇案”，有始無終。今天看來，爭取申辦所謂“國民型華文中學”已是“胎死腹中”，我們已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和期待。除非奇蹟出現，不然我們不能再無年無月的守株待兔，而是必須另擇方案來“解決”西南區華小畢業生的升學問題。因此韓江中學主動地作出獻議，讓不能進入國民型中學的學生來到韓中接受完整的中學教育。當然這又牽涉到許多重大的問題，諸如經費、交通及課程等，這些都是需要雙方進行協商的，無論如何，我們期待西南區的華小董事領導人在許忠源領導下能為下一代的前途作出深入與積極的考慮和探討。韓江中學準備配合他們的願望來達成一個共識。

新聞自由與媒體研究

我在1月29日中國上海大学與韩江学院聯辦的“大众传播系硕士課程”開課禮上提出兩個要點。其一是韓江學院在成功開辦中文系硕士班（與南京大學合作）后，又成功地推出與新聞傳媒相接近的碩士班，可說是不同國度，不同意識形態的新聞學交流的突破；因而激發韓院在未來的一年內，準備把韓江華人文化館提昇為研究院的規格，邁向學術自由領域。

這就是說，我們將會在中國及台灣的大學支持與合作下，開辦更多的研究課程，以期能成為東南亞研究中心的基地之一。最主要的一點是，這是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的學術研究，集教學、藏書、交流于一爐，配合這一發展，我們將在今年3月份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在韓江學院舉辦為期4天的學術研討會，以檳城歷史作為研究對象。

我们認為馬來西亞的研究生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得到中國教授不辭千里到來教學，並讓本地生考取與中國學生同等學歷的學位，而且收費相對便宜一倍。在中國，報載今年報考研究生的申請者達1百17萬人，但只能收容不到30%，可見競爭之激烈。因此馬來西亞人珍惜這海外設點和辦學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中文日益普及和運用價值提升的當兒，更顯示其實用性，也是貫澈“終身學習”的一個過程與環節。

其二是針對大众传播系硕士班的開課，不僅是第一家用中文媒介的課程，而且有助于提昇本國華文傳媒的水平。

因為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华文传媒工作者在过去多数是没有机会经过专业训练就在自我摸索中成长，包括我本身在内也是靠边做边学而成为一名报人。除了极少数的有一些新闻专业或理论基础外，大多数人是“实验主义”者，也就是在缺乏理论支撑下，依靠前人的经驗和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新闻的标准。这似乎与五四运动文学革命（不是革命文学）创导人之一的胡适提倡的“ 中国化的实验主义”有所相同。胡适本身是饱学之士，他把美国实验大师杜威（JohnDewey,1859-1952）的一套理论引进当时的中国，主张文学革命是一点一滴的进化，要结合实验主义一起而实际应用。但后来又被政治潮流所淹没。不过经过一段十分曲折的变化后，中国在80年代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这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实质内容中有所不同，但也反映出“实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实用价值。

我提起这件事是想用此来审视我们今日的传媒事业和言论自由。虽然我们常说传媒是“第四权”，而“言论自由”是资本主义赋予人类的基本人权。但事实上我们所处在的是加了一条“社会责任”的理论的框架来约束新闻自由。所谓的“社会责任”也就因时而异，因国而异，但又无所不包，可以是法令的实施，也可以是其他的。这无形中又给传媒工作者设下所谓的“自律”。在“自律”底下我们可能就无法很好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手上。因此有人對新聞工作者的諸多責難，也就顯得有些不公平了。事實上，他們忝為知識份子，也熱愛“新闻自由”與“言論自由”，只因各報有不同的詮釋。

正因为这样，华文传媒需要在面对挑战时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可以从西方引入，也可以从东方引入而最后成为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的一个指导方向和思想。换句话说，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灰心，总有一个方法或理论来匡正新闻自由的定義。也许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的传媒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或提供一个模式。上海位于中国的最前线和最开放的大都市，它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的，上大教授的到来或者可以填补我们的华文传媒所欠缺的理论系统。反过来，中国也可以从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的经验中获得启发。这种交流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这样一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好象正可以派上用场。

在過去我們是無從想像這樣的雙向交流，但在不斷改變下，我們終于看到《南洋商報》有了“文匯版”，直接與香港的“文匯報”掛鉤；抑有進者，連中國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可以堂堂正正在馬來西亞刊行和發售。

假以時日，馬中兩國的中文傳媒肯定能找到一條適合“亞洲民主”的“新聞自由”的理論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