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是否适合开赌场？ （横刀立马）

*飞扬

在最近的槟州立法议会上，我注意到民政州议员吴庆城提出一个想法：槟城是不是可以考虑也设赌场？但他欲言又止，说这不是一个建议，只是一个想法，提出来讨论而已。

结果当然卫道之士大举反对，道理很简单：因为赌博害人不浅，绝不能开赌场。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不需要争议的。反对开赌场的人自然会认为反对言论中听，但他们私下有没有赌呢？这就要问反对的人了。

我们的社会，习惯形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糖酱醋，往往少说一件事：就是早上醒来会幻想今天晚上发大财；也有的在三更半夜望想明天一早又是钱财滚进来。不信你问那些买字票的，合法的，非法的，同样门庭若市，或问赌球的，他们是不是整夜未眠守在电视机前观球赛，希望有横财飞来？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我们的社会是干净的，不赌博的，人人都洁身自爱？那些开字票厂的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大吉？没有，绝对没有。不仅顾客越来越多，庄家也越开越多。

正因为人的赌性不改，政府也来个顺水推舟，让一些赌业合法化，且因此而有大笔税收。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云顶，远近知名，不是风景特别漂亮，而是有了国际水准的赌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虽然上云顶之路又高又弯曲，但为了拼搏，再高再弯也阻止不了人的欲念。政府也因为云顶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这似乎应该感谢首任首相东姑的“眼光独到”，让云顶旺了庄家又益了政府。
当然政府绝对不鼓励也不支持国人赌博，尤其是烂赌而衍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不合法化一些赌业，人们还不是往“地下厂拼命钻”？

由此可见，赌博是全世界人类的共性，谁不奢望横财就手？谁不希望一夜致富？人的欲望往往与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扯不上关系，只要有利可图，许多人都会跃身而入，目的无非是发财。这“发财”两个字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

尽管如此，一向被认为管制严明的新加坡，也不得不向现实看齐，且一鸣惊人宣布要在滨海湾及圣淘沙岛兴建两个设有赌场的综合休闲中心。理由正如李显龙总理所说：一是旅游业在走下坡，被人形容为“水清无鱼”；二是许多大城市都在包庄自己出奇制胜，如果新加坡跟不上，就别想成为国际都市；三是不仅仅是赌场，而是一个集大成于一处的休闲中心。

较早前李光耀资政也放话：建赌场会有麻烦，不建赌场麻烦更大。言下之意大概是要为新加坡的未来及人民的生活着想，不能自鸣清高而束紧腰带过着清教徒的生活。

槟城与新加坡过去是一脉相承的殖民地，后来因政治而分家。在70年代时，已故陈修信就投石问路能否在槟城升旗山开辟第二个赌场，结果未获林苍佑的认同。

时间一幌又30年过去了。在过去的30年的光辉年代，我们靠的是电子业的发亮，现在也依然在闪耀。不过，在物换星移下，槟城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严竣，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抢走槟城的商机，以致我们在工业领域中不断地求突破，求变革。但这条路也是走得好辛苦。

当我想到槟州政府一年只有2亿元的收入，要推行庞大的计划是难上加难时，就有无限的感慨。比如第二大桥一开声就要26亿元，钱又从那里来？如果有了赌场，州政府增加收入，各行各业大兴大旺，则槟城前景也不会落新加坡之后；建第二信道更有着落。

试想，如果目前槟城一年有300万人次观光（此数目应该是重复的），扣掉本国人，若有近百万人次是外国客也不错。如果槟城有了改变，也可乐观展望能达到千万人次游客。到了那个时候，槟城不兴旺也几难。

木蔻山正好是一个合适的地点，既容易控制，也可防止本地人烂赌，不知政府有何想法？

我愿就此课题摊开让各方提出正反意见，新加坡已开步了，我们还要在守株待兔吗？

林敬益不敌李三春

1972年时，敦拉萨领导下的联盟政府在稳固其领导权和宣告巫统即是领导政府的执政党，并推出“以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后，就决意将联盟进行大洗牌。

这是由于巫统感到意外的收获竟能在1970年争取一向标榜左派的砂劳越人民联合党参加联合政府，而且更妙的是，人联党在六十年代是激烈反对大马计划的其中一个成员，因此当人联党主席王其辉及秘书长杨国斯宣布人联党同意参与联合政府时，左派政团感到惊愕与不解。因为这等于是人联党放弃原有的立场，准备与联盟走在一起，进而拋开左派的兄弟党。从政治意义来说，是人联党对左派运动的“背叛”。

但人联党否认是出卖人民的利益，它声称这样子做是为了砂人民和党的利益。说白了就是想成为执政党的一员来落实该党的理想和政策，也就是为了拥有政治权力。

既然左派政党能与联盟走在一道，敦拉萨就更具信心可以在西马把这个概念加以推广。于是我们看到在70年代之后热门的新闻课题已转入政党大整合，民政党在槟州与联盟组联合政府；接着人民进步党在霹雳也加入联合政府。即使是长期与巫统抗争的回教党也响应加盟。这样一来，原本1969年大选后联盟政府执政地位大为削弱的劣势又被扭转过来而成为顺境了。

这个时候，剩下没有被拉拢的强大反对党是民主行动党。为什么行动党未成为巫统争取的主要对象，至今仍是个谜。但这个谜不难打开。

其一，巫统让马华公会去“完成”这项任务，而马华也乐意促成此事，因此两党之间在71年3月有了“秘密会谈”。必需指出的是，当时马华正在轰轰烈烈大搞华人团结运动，有了“谈判”的筹码。

陈修信开出的条件是：解散民主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并宣布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而最后的决定权在首相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手里。

行动党的吴福源则被指为提出三个条件：u行动党一名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v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部长及w两至三名的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副部长。

不用说，这样的“南辕北辙”的条件是无法合拢的。再说，五一三过后吴福源在党的秘书长地位已告动摇，他的代表性也备受党的质疑。

因此林吉祥驳斥所谓的“密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解散行动党以换取在马华旗下担任要职和部长，不是吴福源提出的。他形容马华的建议是“可笑荒谬”的。

其二，行动党未在任何州取得执政地位，联盟并不急切与之合作，若对马华有利，也不反对。

其三，行动党内有某些领袖认为是大好时机分享政治权力。但巫统认为没有反对党不能显示民主，并非好事。除非行动党解散，另当别论。既然已有华人政党在政府内，也就不急切要一统政党政治。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无需再述。

所以说，密谈以失败告终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当时看来，损失较大的是马华公会，虽然行动党也闹小分裂，行动党的吴福源在72年转而加盟民政党；何文翰则加盟马华公会。马华公会不但与行动党裂痕与怨恨加深，又面对华团运动的意见分歧，致使陈修信铁了心肠，索性由马华自行搞华人大团结，他的策略是大开门户，广收党员，并拉拢改革派或说少壮派来壮大马华的势力。

最明显不过的是在1972年陈修信出人意表委任少壮派的领袖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部。当时林敬益只有32岁，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一族。

少年得志的林敬益一时之间意气风发，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忘记了马华是个错综复杂与老党员盘根的政党，不是一批少壮派可以左右和改变马华的本质。也许他当时还不知道如同坐直升机的三级跳成为部长其实是“大难临头”的征兆。因为李三春这位老老谋深算的党员仍探不出头（还只是副部长），怎么林敬益可以越位而上？

于是马华党内的暗流凶涌，虽然扳不到陈修信的独断独行，但却可以整掉他身旁的人，而要整人的政治手段明棒暗抑也是其中一种。

在明的方面李三春让林敬意大出风头，甚至不阻止林敬益把话说了过头。例如林敬益说：“陈总会长决心改组马华，现已吸收一批新血，给予他们各种训练，同时也像巫统一样，以社会主义政策为原则，把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这一席话如同“计时炸弹”在马华内部引爆，因为马华从来未以“社会主义政策立党”，何以林敬益有此标新立异？此说无疑是“撞板多过吃饭”。

果然马华党内的元老派大举讨伐，林敬益全不理会继续让霹雳州的马华大搞兴革运动，形同左派的政治斗争。陈修信在无法忍受下，在72年8月31日罢免林敬益的霹州联委会主席职，并解散林敬益成立的干训班，宣称马华与“兴汉社”（一个被陈修信指责从事种族性活动的外围组织）无关。

这一下子，林敬益与陈修信的“父子政治蜜月”很快结束，前者成了“跛脚鸭”，权力被架空。在恼羞成怒下，林敬益怒斥李三春及甘文华的挑唆，令陈修信相信他（林敬益）是要推翻总会长的。

不仅于此，林敬益不计后果破口大骂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已丧失雄风，他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不敢面对群众，不顾党章，专横地冻结霹州党务。

他进一步声称准备牺牲个人来改组马华公会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政党，他讥笑李三春没有胆量这样做，指责李在党内发动勾心斗争事件，只是为了尽可能登上最高的政府职位（这是1973年6月1日刊在《星洲日报》林敬益的记者招待会上的文告）。

事情恶化至此，林敬益终于在隔日被陈修信开除出党。他在马华一无所有下成为天之骄子，又从高位跌了下来。这种政治漩涡的险恶已是司空见惯，只是林敬益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他可以“力拔山河”，结果是官职党职一起被扫进水沟里。

但这边厢失意的林敬益很快又找到新的码头。1973年12月，林敬益率其亲信梁棋祥及忠心支持者全部过档民政党，民政党的蜕变也由此刻开始。

转入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已基本成形，这对民政固然是好事，但对马华却是悲喜交集，同一个屋檐下怎么多出两个政敌作伙伴──政民党及人民进步党。

陈修信终于在1974年4月8日辞职，退出政坛，李三春在斗倒林敬益后，顺其自然地接过棒子，也取代林敬益留下的特别任务部长，只是财政部长不见了。

从此马华与民政的情仇恩怨由外头打到家中，华人大团结也划上句号。

解读黄家定的演词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于上月26日的马华56周年党庆大会的演词引起我格外的关注与极大的兴趣，这是我读到的令人难忘的政治演说。刚好我近日在翻阅“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比较之下，却是似曾相似。不妨录下，以供参阅。

黄家定为了勉励党员努力做个有用的人，他这样说：“诗人臧克家有两句诗很耐人寻味：有的人活着，实际上他已经死了；有的人虽然死了，却还活着。一个人做官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身在官位的一天，就要讲究“官品”，而“官品”恰恰来自人格。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

中国著名作家臧克家于1949年11月1日为纪念鲁迅（1936年逝世）而写下了题为“有的人”的名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倒；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纪念他！（摘录）

这一首诗曾被很多人引用，因为它是一句警世名言，用以告诫人生于世要做好事，这样死后还会被人记着。因此即使是死了，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反之在有生之年做坏事，即使活着，人们也当他死了。

我再引用毛语录的一段话，就更清楚地说明从政者所要表达的从政之道：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毛泽东1944年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的演讲，题目是：“为人民服务”。张思德只是一个警卫团战士。1944年因烧炭时被崩塌的炭窟压死，而被誉为“为人民而死”的战士。

另外一段，黄家定说：“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一段话与毛语录中的下一段太过相以了。

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在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毛泽东为了纪念白求恩对中国解放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他于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这样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由此比较，黄家定这段话是引用了毛语录所说的话。

当然黄家定的其它讲话也有毛语录的影子，例如“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才做官，两者统一起来，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所谓堂堂正正做人是指要做好人，而好官必须是好人”；“好的领导者必须政治坚定，勇于改进，开拓创新，道德高尚，作风正派，胸怀开阔，宽容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光明正大”。

在这方面，毛泽东主席又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1945年的任务》；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
毛泽东也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1940年）。

由上述的比较而得知原来黄家定也是熟读毛语录的。在我的印象中，马华总会长讲出这样的前所未有与坦率的言论，而且并不讳忌引用毛语录，黄家定是第一个人。我对他的这一席话除了给予激赏外，也希望他能坐言起行，给马华一个晴朗的天空。

如果这是因鼓吹“终身学习”而获得的新灵感和新方向，说明黄家定确实在不断的学习中变得成熟和懂得引经据典来清理政治上出现的歪风。

事实上，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毛语录中的相当部份的词句在今时今日对于诚心献身政治的人来说，是十分有用的启示和激励。从黄家定的言论，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对黄家定的期望

马华公会全国各地区支会的选举虽然只是点点星火，小打小闹，对整体的选举不会造成冲击力，但从一些区支会的选举来看，倒是热闹异常又带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这也许是因为较早前总会长黄家定的一句话：“马华的选举是没有菜单的”，以致造成一些区支会蠢蠢欲动，或挑战原来的领导层，或则卷土重来以夺回失地；或则为巩固势力，不惜明争暗斗。再加上华文媒体的大篇幅报导，看得读者眼光撩乱，以为马华再起烽火。

其实不然，根据马华总秘书陈祖排的公布，在全国总数3759个支会中，共有3534个支会风平浪静，没有竞争，占总数的94%。换句话说，只有6%的支会燃起战火，而且有些已胜负分晓。无论如何，这也许是黄家定于2002年上台以来最大的欣慰。其中玄妙就在于「没有菜单」的政治策略就是点出维持现状，稳定大局的重要性。果然此举一鹄中的，遂了黄家定的心愿。

我对黄家定上台后所发表的讲话都有注意，尤其是他引经据典，大谈从政与做人的道理，更是有眼有板。他可以从孔子谈到儒学，又从海瑞引出朱镕基的名言；再从诗人臧克家的名词到毛泽东的讲话。也难怪他下定决心大力推广终身学习，希望人民都热爱读书，自强不息，作个有用的人。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做人要有人品，做官要有官品，不为私利，不谋权诈；而且经常把人民的事放在心上，切切实实地为民服务，以让马华公会树立一个新的形象，树立“党品”。

可惜这些正面的苦口婆心不是每个党员都听得进去。每当党选一到，他们便四处活动，以便从中建立个人地盘和势力。虽不是蓄意与中央对着干，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报章的新闻报导，马华一些地方区支会的选举竟然是“家族政治”在转来转去，不是夫妻档，就是父子兵，再不就是母女连心。总之一个小地方的支会可以被一个家族包办，这是“民主政治”抑或是“小山头主义”？

当然这不是黄家定可以控制得了的局面，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没有人去改，也没有人清理。毕竟这影响不了大局。

但如果任由“家族政治”盘根错节地在地方上兜来兜去，不仅影响马华的名声，也会使人误以为马华怂恿一个大家族可以组成一个支会。

据我所知，只要能召集50名党员，就可成立一个支会，然后才归属到区会。而区会是根据国会选区来划分的。例如马来西亚共有219个国席，扣除砂劳越的25国席外（因马华尚未东渡到砂州），尚有194个国席。据此推算，马华共有194个区会。

194个区会竟有3759个支会，平均一个区会有19个支会。当然有的区会的支会多，有的区会的支会少。而党中央代表是从区会中选出来的。经过修改党章后，大概有2200名的中央代表。这些代表就有权选出中央领导层。

这样的一层层的民主结构是可以被接受的，也不易被家族所操纵。但问题是马华并没有党章限制组成支会的人是否是一个大家族？

我们不知道马华各地的支会有多少个是依靠裙带风组成的？我真的希望黄家定以大无畏的精神通过党中央来限制“家族政治”在马华党内兴风作浪，把严肃的政治工作当成“家庭集会”的儿戏。这是要不得的政治歪风，必须加以遏止和铲除。

大体而言，黄家定与陈广才的联手很快把马华扶上安定的局面。再也不分A B 队。他们的整合，对华人权益的维护是有所裨益的。

尽管事事未能尽如人意，在政治上有时也被要求更加坚定与具备勇气据理力争，但总得来说他们能直接了解华社的心声（因为他们都通晓华语华文），办起事来就自然有“华社情大马心”的情意结。他们的任重道远，华社有厚望焉！

上头的位置是摆正了，而我们也相信今届的选举将会是肯定黄陈的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也要求老大和老二匡正党内一些地方上出现的“皇亲国戚”帮。告诉他们马华是众人的政党，不是他们的“私产”，要搞家庭政治，请回家去搞，不要损了马华的大招牌。

打中国牌与去中国化 （横刀立马）

*飞扬

随着江丙坤大陆之行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国民党主席连战也将分别到中国进行访问；甚至连马英九也宣称，一旦今年8月当选国民党主席，他也要去中国。

这一连串的高姿态的动作，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打破了国民党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与中共直接打交道。但不否定双方可以通过密使暗渡陈仓。为什么国民党要来一个急转弯？为什么国民党在政策上宁可“降尊纡贵”？这与千禧年后台湾政局的逆转大有关系。

虽然在实质上我们不能期望国民党打“中国牌”会有什么成果，但在心理战术上确实给民进党的陈水扁一个沉重的压力，因为这毕竟开了一个先例，而且是陈水扁难以阻挡的一股政治风潮。

在这个问题上，陈水扁认为不论国民党与中共有何共识或协议之类的文件，都不具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政府是民进党在做，国民党只是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不能代表台湾与中共进行“谈判”。

一个更吊诡的事件是：自从江丙坤从大陆返台后，便被置疑他是否触犯台湾法律？

这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未在政府授权下，反对党人不可以和另一个国家进行“外交任务”；其二是江丙坤只是去中国一趟，如果坚持只有一个中国，那就算是“内政事务”，不是所谓“叛国行为”。
事实上，阿扁也难入江丙坤“罪”，除非台湾已是一个公认的独立国，否则蓄意对付江丙坤，也必然掀起政治风暴，这就是阿扁今时今日面临的窘境。

国民党就是借此时机，几倾全力打“中国牌”，以抗拒民进党要“外国化”国民党的企图。意思是说，我现在就这么干，看你能奈何吗？

我们假定国民党一个一个有头有脸的人都去大陆与中共打交道，而且有了共识，就剩下陈水扁的民进党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要如何应付国民党的挑战，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不过，我们对国民党方面传出消息说，连战此行将会与中共签署“停战”协议。这是一个很奇怪又令人费解的动作。目前的国民党不但已无政权在手，甚至连一兵一卒也没有，签什么“停战协议”？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在过去，国共有过三次的“停战协议”，结果总是被当权的国民党蹧踏得支离破碎。这一段血的教训的历史如果再被挑起来的话，国民党将是自讨没趣。

即使如此，我们预料中共将会给足国民党面子，签一些没有实际效用的“协议”又何妨？总不能让连战空手而归。而且我们也相信中国会采取过去惯用的“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就是启开一个“党与党”的对话。如果阿扁要来，也只能以民进党的领袖进行“党与党”的对话，因为中国从来不认定台湾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如果中共在国民党身上找到一个突破口，就算给予最高礼遇接待也无不可，因为党对党是平等的，谁也不居下风。只是在眼明人看来，国民党已不再是昔日的国民党的。连战等人当然有自知之明。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民进党一步一步地“去中国化”，不但在政治上为台湾烙下一个“国体”，而且也企图在教科书上“台湾化”，更匪夷所思的民进党内竟有人附和台联主席苏进强“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做法。这种不要大陆，竟与日本战犯共舞的笨拙手法，徒只为自己背上“罪恶的十字架”。即使民进党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庭径，也绝不可以“认贼作父”。虽说神社内有摆置台湾人的亡魂，但他们都是替日军侵华为虎作怅，任何有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人，都会不齿与他们为伍。

我看是民进党被国民党的反击搞得晕头转向，才有此下下策。

我们相信中台问题是不易解决的，一国两制也许不适合用在台湾，但台湾既然独立不了，为什么以为“去中国化”就可以达到“独立”的目的？这是患上政治恐惧症和幻稚病的阿Q精神。除非美国强硬扶持台湾另立国号（这又是美国与中国建交时不搞两个中国的承诺，因此当不会明目张胆为台独摇旗吶喊），不然民进党还得面对现实，与中共缔结一个“台峡和平”的协议，为台湾人民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因为“台独”并不可能是会生金蛋的母鸡！

殷雪梅是雷锋第二？ （横刀立马）

*飞扬

4月7日，江苏省金坛市出现一幕感人肺腑的场面：10万多名群众自发集中在金坛市，含泪为舍身勇救学生的教师殷雪梅送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为一名普通的老师送殡？原来这名老师是金坛市城南小学二年级(1)班主任，生于1954年，在1976年开始执教鞭。3月31日的中午，她带领百名学生排队到影剧院看教育影片。当队伍横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由西向东疾驶而来，危急中殷老师张开双臂，奋力将走在马路中央的学生推向路旁，而她自己却被撞出20多米外，身负重伤，五天后不幸在医院逝世，终年51岁。这种舍身救人的新闻传开后，轰动整金坛市。因此我们难得一见真情流露的一幕。较后江苏省政府也追封她为“见义勇为英雄”荣誉。

这是这些年来教育界頻传丑闻声中罕见的一股清流。引致群众不约而同为老师同声一哭。

她生前的事迹也随着在报上和网上传开，一致颂赞老师生前对学生视如己出，对他们呵护有加。
有几段网友的话是值得一录的：

“殷老师，您永远活在无数善良人的心里。”

这一句话留有余地，似乎只有善良的人才会记得她，不善良的人就忘了她，显见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人性丑恶的一面。

“殷雪梅不仅仅表现伟大的母性光辉，更散发着完整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情操，人民的好教师，感动了中国”。

“奋不顾身救学生的壮举，尽管闪现在瞬间，却有个长期累积过程。只有平时注意世界改造，注重道德品质培养，才可能在突发事件上，在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把危險留给自己！

是的，这样的舍已为人的精神已不多见，也在功利的社会中逐渐成为一种神话。但殷雪梅的事件倒反映出在今日，还是存在着不灭的崇高人性来照亮别人，只是可遇不可求。

由这件事，使我想起中国有两位年青人的死是被毛泽东所称颂的，而且广为流传，成为英雄事迹。
其一是在解放前的1947年1月，共青团员刘胡兰被军阀阎锡山部队逮捕从容赴刑场，死时才15岁。第二年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一句话在后来成为激励人心的一种鼓舞。

其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即1962年8月15日，共青团员，解放军某运输队班长雷锋在指挥倒车时，被刮倒的一根木杆打在头部而身负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牺性，年仅22岁。

由于他生前矢志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1958年到韶山瞻仰毛泽东的故居后，决定把原名雷正兴改为雷锋，他说：“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而他的心愿是为人民服务无私的奉献。

为表彰雷锋的精神，毛泽东在1963年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从此“雷锋精神”成了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中苏分裂后，思想意识形态有了转变的危机，加上解放后思想上的松弛与对人生的追求有所不同，促使毛泽东通过雷锋塑造新一代的英雄形象。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一首歌就这样在全中国各地响彻云宵，历久不衰，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还是不忘抬出雷锋精神。

即使到了江泽民时代，他也这样说：“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

胡锦涛说：“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在历史发展中始终焕发光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雷锋精神的价值，更加珍惜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加努力在实践中学习和发扬雷锋精神”。

像殷雪梅这样的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的自我牺牲的实例是不是高度的发挥了“雷锋精神”？

依我们看来，江苏省政府的「见义勇为」四个字尚不足以刻划出殷雪梅的伟大情操。在整顿日益出现问题的教育界当儿，胡锦涛也許应像毛泽东那样，大胆地立一个现代英雄的样板，以激发民心。既然已有10万人都自发悼念，政府方面有更高的姿态来扭转负面的輿論或者是必要的。

槟城大桥是政治产物

林苍佑在1969年上台后，就积极地推动落实槟城大桥的宏愿。这是他在1964年，以民主联合党魁身份在参加大选时已提出的概念，但未形成一个重要的宣言。当然这一年大选民联党只赢得4个州议席，离执政尚远，林苍佑也就不再鼓吹了。

1969年的大选，林苍佑改以民政党领袖的身份再次提出槟城大桥宏愿，且当成一项重要的竞选口号，引致与联盟的口水战。

林苍佑在竞选宣言中说，一旦民政党获得执政权，马上开始兴建大桥计划，不再有什么“如果”和“但是”。这也是民政党未来政策的象征，即便需耗资6千万或8千万元，也是值得的（这个数目仅是一个假设，因为从来未有勘察和估算过大桥的费用）。

联盟的反击是：副首相敦拉萨说，其实他是第一个人向王保尼首席部长提出的。

交通部长萨顿（后来出任槟州元首）补充道：这木是联盟的竞选宣言之一。

教育部长佐哈里说：民政党可以做它的千秋大梦，它是不能建大桥的，联邦政府不会资助一分钱。

最后，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投票前4天（即5月5日）这样说：政府会耗资7千万元来兴建大桥衔接槟岛和威省。

虽然民政和联盟执政党口诛笔伐，但没有一方否认兴建大桥的必要性，连陈修信也认为是基本建设之一。

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好争？其实这些都是政治之争，联盟不想让民政党拔头筹；民政也不甘示弱，专挑此民生大计来争取选票。这其间涉及一个重大的课题是：槟岛自由港的消失已成定局，因此有必要建大桥来弥补所受的损失。

结果这一仗终于如民政党所愿，起而执政槟州，但随之而来的是民政党面对经费缺乏的大问题。其一是国家陷入“513”种族冲突，民主终止；其二民政党仍被视为反对党，尚未被在中央执政的联盟所谅解，当不会主动拨款支持民政党达成心愿。其三这样庞大的工程，州政府有能力吗？按宪法，又是属于联邦政府的权限，如果联邦不动，林苍佑只有呼吁和吶喊的份。

果然执政20个月过去了，民政党对大桥计划还是一筹莫展，无法开展。直到1971年情况才有了转机。起因于民政党内閧，导致林苍佑与联盟（巫统）结盟，谋组联合政府。于是在敦拉萨授意下，首相署的经济策划组同意对建槟城大桥进行勘察，邀请国际财团提出报告。

这一下子，引起国际财团的兴趣，纷纷投入这场浩大的勘察工程。但它们提呈报告又是几年以后的事。毕竟兴建跨海的大桥不像跨河或江那样，是要具备海洋知识与对海床结构的分析。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7份被认为是可行性的报告中，日本住友银行的报告最引人注意，而且也被报章加以发表。

可是报告归报告，工程归工程，在1974年大选时我们已 知道调查报告认为建大桥的可行性，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槟岛与威省之间的唯一连系工具仍然是渡轮，一切与69年大选前无异。

这一下子，反对党有话可说了，尤其是民主行动党抨击民政党投入联盟（后扩大成国阵）后，却未能落实承诺。当时竟流传这么一个政治插曲：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讥讽民政党许下空洞诺言，且认为民政党不能兑现，如果民政党能做到，他将从大桥跳下去。

这段故事被叶锦源形容为子虚乌有，是执政党企图抹黑他的人格，他极力的否认。在多年以后他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怒斥对方进行人格谋杀。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但也不否认反对国阵利用马中建交，大事派发毛泽东与敦拉萨握手的照片作为竞选海报，他说，国家外交政策不能当政治宣传。

由于有马中建交的王牌在手，国阵取得辉煌的胜利，林苍佑进入第二届的领导槟州政府，使到他有更大的信心推动大桥计划。

可以这么说，在1974年至1978年之间，大桥的计划基本上已勘察和调查完成，已经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不过估算一下建桥费用，却与69年大选时的口水战的7千万元费用相差10倍有余。换句话说，评估出来的费用介于7亿到8亿元之间（工程部长三美威鲁的估价）。7千万元根本是微不足道的数目。

就在1978年大选后的隔年，大桥工程公开招标，拟定9个阶段施工。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总共有160家大公司有兴趣下标，及后真正下标的公司有16家，即日本7间，韩国2间，意大利2间，德国，荷兰，法国，英国及印度各1间。结果获标者是韩国的“现代株式会社”（HYUNDAI），理由是此大公司有建桥的经验，被大马政府调查后满意其公司能力，而且也是最低价者，开出的价是5亿2千5百万元马币。预期在5年内完工。

在最初的阶段，我们被告知韩国运来了许多工人进行施工，也聘用大量本地工人加入其中，间有少许意外事件发生。

我在1983年5月应日本政府邀请访间日本后，顺道被安排访问韩国。通过大使馆的安排，我专程访问了“现代株式会社”。一间负素盛名的国际公司。负责接待我的是该公司的董事金真弘。他在办公室把所有的资料摊开来与我交流，第一阶段到第九阶段的工程都有详细的记录，并且自豪地说：槟城大桥肯定在1985年完成和通车，只有提早完工不会有所拖延。他说：从槟城的峇都乌蛮（即理科大学前）算起，直到北赖联邦大道为止，全长13点5公里（或8.4英里），但桥身（跨海部份）则是8.4公里（或5.2英里）。

虽然这不是现代株式会社的最大工程（最大工程是在沙地阿拉伯兴建耗资10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工业港口之一）；最艰难的工程是1971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山谷两端要架起一座铁桥，既不能架铁架，也不能打桩，但韩国人用智能完成。金真弘说：兴建槟城大桥是“现代公司”最值得诱耀的工程。

我记得在1984年时，当槟城大桥的两端中间部份要衔接时，它遇上难题，结果也请来德国工程师帮“现代公司”顺利的衔接起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为展示韩国工程的骄人成绩，在完成衔接后，“现代公司”特别邀请国内政商界名流及各国使节前往参观。

1985年中，槟城大桥顺利通车，由当任的副首相慕沙希淡主持通车礼，没有盛大的开幕仪式，但见慕沙驾着国产车一路驾来，算是第一辆的通车，为槟城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今天我们行走在槟城大桥上，不期然地回想那争吵的岁月。林苍佑在这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
不过，时至通车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认为一座不够，必须再多一座；我们又发现桥墩有小裂痕，进行修补。但整体来说，槟城大桥是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骄傲，确是不争的事实。

郭洙镇与许子根

要写两位都认识的朋友的评论，实在不容易。但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切入，也就有得比较两者间的异同和政治运程。

郭洙镇与许子根都是在1982年才涉足政坛而且是一步登堂入室成为候选人，他们都不是从基层探出头来，而是因为民政党在当年面临严竣考验，不得不调整策略，涂上一层华教色彩来抵挡反对党的攻势和马华在李三春时代打出「林建寿牌」的抗衡。

在这之前，身为律师的郭洙镇因打一场独大官司而名噪一时，而许子根则在大学执教，与政治沾不上边，但凭借其父亲许平等的名气，两人在份量上可说打成平手。不过他们都错过1980年民政党在波德申的代表大会的换班“激烈竞争”。这一年林苍佑（61岁）坚持不再当主席，唯保住首席部长职位，终于让林敬益脱颖而出，成为民政接班人。

也是从马华过档民政的林敬益虽然在1981年欢迎在马华失意的曾永森率大队过枝民政党，但此时曾永森的声势已大不如前（1979年斗李三春争总会长失败）；加上马华大搞“政经合一”，又引进一批前左派人士，且准备夺取槟州首席部长职位，给民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结果引进“华教人士”，结合董教总的力量成为民政的一个新政治战略，用以反击马华和行动党的左右夹攻。

郭洙镇与许子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邀加盟，以期扭转不利局面。董教总的介入打出“三结合”的旗帜（华基执政党，反对党与华团的结合）（行动党的林吉祥则形容为“三打一”，即董教总联合马华和民政打压行动党）。

这种纠缠不清的乱局也在日后改变华人的政治格局。反映在民政党方面是许子根破茧而出，中选丹绒国会议员；郭洙镇却在甲洞“饮恨沙场”。这无形中给了许子根一个优势在国会展露才华。他在1986年出版“参政四年”一书，洋洋万言，尽是国会演词的辑录，为他的从政交出合格的成绩单；反观这四年郭洙镇“韬光养晦”。

不过在1986年的大选，移师太平国席的郭洙镇一扫霉运，人气急升。在党内也由副主席擢升为署理主席（1989年）（取代梁棋祥之位顺流而上）；许子根则不幸栽倒在林吉祥手中，退居首席部长政治秘书。郭洙镇扳回这关键的一局，奠定他在党内的老二地位，意气风发，把许子根“拋在后头”。

未想1990年的大选又生骤变。时来运转的许子根却在州席胜出后当选槟州首席部长（取代林苍佑的位置），虽在党职上较郭为低，但在官职上却是“光芒四射，灵气逼人”。与郭洙镇相比，又向前跨一步。

最刺激也是决定性的一役是许子根在1995年大选时，在州席对垒上击退叫阵的林吉祥。从此奠定许子根在党内的地位直逼郭洙镇。接着，许子根取代陈锦华成为槟州联委会主席，更在1998年击败挑战的吴清德，在党内已是老树盘根。

跨入千禧年，郭洙镇的“坐亚望冠”的地位出现“动摇”，因为崛起的新一代中央领导已非其人马。党正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洗牌，谢宽泰及其人马从中涌现，不再是90年代的格局。

2002年党署理主席一职受到霹州的萧国根挑战，说明党内有人投石问路，以挫其“书生傲气”（引用党内人士说法）。基于党内团结的考量，当权派倾全力保郭抑萧，但已非意味着“在保党的继承人”。黄永安当时有一篇题为“民政党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分离”的文章中这样说：“选举结果已为许子根在后林敬益时代直取郭洙镇铺下道路，如果许有志要成为党主席的话。”

3年之后，最近的新闻报导说已有许多州将提名许子根竞选署理主席，以让郭知难而退，看来非空穴来风，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尽管当事人都不愿表态，但郭洙镇引用毛泽东一首诗中的一句话：“乱云飞渡仍从容”来响应相关的报导。

这一首七绝是1961年毛泽东为江青拍摄的卢山仙人洞而写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也抄录毛泽东另一首词来与郭洙镇共赏。这是毛泽东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年）苦思出路陷入苦恼时赠给其妻子杨开慧的（他们1920年结婚，1930年杨被国民党军逮捕后枪决）：“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拋眼泪也无由。”

正是：政海翻浪等闲事，最忌“一钩残月向西流”。

功利主义与华文教育 （横刀立马）

*飞扬

由于华文的普及，也在90年代之后跃居成为国际语文，因此我们读到以下两则新闻和评论。

1. 副首相纳吉4月2日访问北根一间华小时这样说：“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学习华语能够加强国家的竞争力，也有利于个人建立经商网络，无形中可提高就业机会。”

2. 英文星报副总编辑黄春威于3月20日在其专栏中这样写道：“如同许多华人家长，我把女儿送进华校接受六年教育，而我本身是英文教育者，不会读和书写华文。我本身错过这个机会，但我不要剥夺女儿学习华文的机会。我和我的太太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经济前景重于文化或种族来考量。”
因此接下来，他又这样说：“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我意识到儿女必须在良好的训练（环境）下学习华文。”

倒转过来，他说，他的受华文教育的父母，在60年代，决定将他们的三个孩子送进教会学校（英校）也是基于经济的理由。

从上述两个事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语文的学习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若不是出于功利主义或实用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作为出发点，则有关语文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这就是说，当今有这么多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因为它的商业价值或就业机会较过去大大提高。正如对英文的学习仍然被摆在重要的地位，也是因为掌握英文可以在世界通行无阻，更有机会攀登高职而成为精英人才。

可以这么说，功利主义完全占着主导的地位来决定某个语文的兴衰，而且这也与政治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这清楚地显示在80年代后华语华文得到重视，是因为中国已逐渐与国际接轨，且逐渐从中崛起，如果今日的中国仍然像过去那样封闭或被形容为落后的国家，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友族学生，也不会吸引众多的受英文教育的华裔家长把下一代送进华校。

在过去，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华校不是华裔家长的首选，甚至在华校当权的教育工作者也与黄君父母一样，把子女送进英校。表面上他们是热爱民族教育的一群，实际上他们在功利主义熏陶下，也成为对民族教育的“背叛”者。

再有一个因素是华校在过去被標籤是“共产”或“左派”的温床，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共产社会”，而远离左派的最好的途径就是不送子女进入华校。

虽然如此，仍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华人依然把子女送进华校。这群人中以中下层阶级为多。在那个时候，對這些人來說，民族文化的情感压倒“功利主义”，且义无反顾地支撑下去，为的是民族的尊严和文化的传承，可惜具有这种思想的华人并不是绝大多数；以致不少人选择进入英校，拋弃方块字，因为方块字在他们看来是“无用的文字”，不懂也吧！何必学习呢？于是我们的华人社会出现分裂──一边是华文教育的，另一边是英文教育的。华人的团结也就无从谈起，除非是为了功利主义和为了达成某种利益的维护，才勉强地貌合神离的凑在一起，而后又因思想的回异分道扬镳。

不过80年代过后，左派阴影不在，华语华文竟然在因势利导下成为被重视的媒介语，这不是因为人民的思想的改变，而是因为中国的强大促使华语华文成为国际通用语之一，是在英语英文之后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国际语文。

正由于这样，今天有超过10％到15％的非华裔进入华小（总数是65万人左右）。这是友族同样看到华文已是重要的语文，他们静悄悄地鼓起一场教育的逆转，目的无非是希望下一代能多学习一种具有“前途”的语文。虽然这是从功利主义来考量子女的未来，但无可厚非，也是好事，因为他们是友族，华语华文不是他们的母语。

反之，许多华裔家长，包括受英文教育者也对教育改变航道，并非他们顿然醒悟“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存在之根”，而是他们出于功利来顺应潮流。

因此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这些华人发现“昨非今是”，他们只是识时务的一群。

无论如何，他们能在此时此刻看到华文的重要性，也就无需过于责难了。毕竟在很多时候，民族情感是敌不过私利的。

槟城走向“世界文化遗产” （横刀立马）

*飞扬

欣悉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莱士耶丁告知已将槟城及马六甲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报告书呈交联合国文教机构，而槟城将在今年接受联合国的评估。

但我也不全然赞同莱士耶丁说，不要以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就能促进旅游业。

是的，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单单是为了旅游业，也还存着促进人文社会，重视和保护古迹的因素，但一个国家争取某个城市或某个古迹（如万里长城）能被联合国认同的最大因素是希望藉此来推动旅游业，刺激某个地方及国家的经济成长。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可能很多国家都不积极地争取。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都希望有几个地方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拿槟城来说，在世界地图上是不起眼的一个小点。如果它的地位不被世界认同，也就是未被真正列入“世界旅游地图”，相信许多国家的人民是不知道有槟城这么一个地方。

我尝试被一些中国朋友问及：槟城在那里？槟州又是什么地方？当我反问回你知道槟榔屿吗？他们之中有的会回答，读历史的时候，好象有读到这个地方。这就是说，他们可能知道有一个“槟榔屿”，但不知道槟榔屿就是今天的槟城或槟州。可见如果我们不在“文化遗产”方面下功夫，我们将会被世界“遗忘”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城市。

事实上，我们也无需讳言，以今天槟城的外国游客的数目，是不令人满意的。我们曾在报章获悉槟城一年内有三百余万人次的旅客到来观光，但如果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有许多外客的数目是重复的。例如由吉隆坡入境，或槟城以外入境的有多少人来槟城，我们确实无从查实。唯一比较客观调查的是入住酒店的游客人数，然后用平均数来推算。这些人中又有多少巴仙是国内游客？而又有多少巴仙是外国游客？我们总得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邓章耀行政议员曾拿出一叠的数字，证明从酒店住房率及机场入境的外国游客在2004年比2003年为多，并不是人们臆测的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去年底地震海啸的发生，确是苦了槟城的旅游业，邓章耀也为此大伤脑筋，努力宣传，以挽回局面，这种突发天灾实在是人算不如天算。总得来说，槟城是不幸中的大幸，没有一名外国游客被海啸吞噬。虽然如此，槟城也给海啸吓破了胆。

撇开天灾不谈（其实槟城受到的影响是十分小的，若与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及印度比较的话）外，槟城也算是一个旅游胜地，尽管它仍然存在缺点和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就是必须早日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擦亮“东方之珠”。

对此有深刻感受的莫如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他是希望工业及旅游业这两大支柱能使槟州走向世界，进而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并为当地人民带来实惠。

我曾为此撰文建议邀请“中国古迹之宝”（且是联合国认可的专家）阮仪三教授来槟城协助搞好“文化遗产”的规划。果真许首长动了真格，通过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联络阮仪三教授“拔刀相助”。
上周刚巧碰上来槟城的中国大使馆政务參讚杨玲珠。她告诉我已联络上阮教授，且告知阮教授几年前曾来槟城一游，但是以游客身份，没有任务在身，也就没有人知道“走宝”。

如今杨女士说，她会尽力促成此事，而州政府也期待他的到来指教。若是在联合国专家来评估前，能聆听阮教授的高见，再作必要的調整，相信对槟城人民是一大喜讯，也会使到槟城早日达成心愿。

这个心愿是十分重要的。根据许首长告知，中国云南丽江在1997年未列“世界文化遗产”前，游客寥寥可数，一年未达10万人，但在之后游客突飞猛进，已是一年數百万和可能近千万人次计。单单航空公司，就有十多家由各地直飞丽江。

在1997年前，我到过昆明，没人介绍一游丽江，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今天的丽江声价百倍。连电视影片商也不放过。一部“一米阳光”电视片就是以丽江为背景而拍，从银幕上我们看到丽江之美，游客络驿不绝。正是阮仪三打造了丽江。

因此我相信阮教授的到来槟城“作出貢獻”，可以了却许首长的心头大石，也可许槟州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

光大改造喬治市的爭議

林蒼祐在1971年中“敉平”民政黨內一場“宮庭政變”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但要搞好經濟的首要條件是必須要有一個穩定與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民政黨與巫統的合作變得越形緊迫乃至水到渠成。果然在1972年的元旦日，首相敦拉薩與林蒼祐宣佈組成聯合政府。

一項標誌著“聯合政府”的成形是當日敦拉薩應邀為“光大”摩天大樓主持奠基禮，並被命名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簡稱為“KOMTAR”。

今天我們把這座地標稱之為“光大”，即由此而來。但“光大”概念的提出及林蒼祐想把喬治市變成什麼樣的模樣是在民政黨于1969年上台執政后的產物。不過延至1971年才被熱衷的討論而成為熱門的課題。

我記得當時林蒼祐苦口婆心忙于向人民解釋為何要推行“光大計劃”。因為許多人民都不能了解這樣的龐大願景；尤其是要拆掉許多老建築物以迎合一個新型的“創世紀”發展。

林蒼祐在向傳媒說：“如果是以圓周來圈上檳島和威省，其核心的地方是在喬治市，最為中央的是從檳榔律算起到社尾的一帶，當然也包括五條路的填海工程，換句話說，喬治市的重建應從這個地方開始。”

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重建古老的喬治市，這涉及拆遷及其他十分複雜的問題。如果在峇六拜發展新城市或在浮羅池滑發展新城市，會不會更加適當？我的意思是說，保留喬治市的舊城市，再發展一個新城市，變成有新舊城之分，也許不必這麼大陣仗。”

林蒼祐認為這樣的建議不實際，也不能達到城市重建的目的。他指出喬治市有許多古老的建築物已破舊不堪。如果不破舊立新，不可能使喬治市重新發出光芒。

他說，城市重建不僅可以振興經濟和繁榮市區，而且檳城將會出現全國第一座摩天大樓，這是一項創舉，也是前所未有的工程。它將會澈底的改變喬治市的面貌，並可促進檳州的經濟活力。在那個時候，我們對保留古蹟和所謂的“文化遺產”並沒有概念，也不了解其重要性。心裡頭所想的是喬治市如何煥然一新，反對的聲音也就越來越少。

后來我們知道設計這大工程是出自其胞弟林蒼吉繪測師的精心傑作。

因此從1972年開始，改造工程也就轟轟烈烈地開展，林蒼祐告訴報界，整個計劃估計在20年內全部完成，共分五個階段。除了是檳州政府的辦公大樓外，也集商場，酒店及市場于一處；更有數以千計的廉價屋在填海地帶建造，以解決人民的房屋問題。

換句話說，到了1990年，我們會看到一個全新的喬治市。不過后來的事實發展告訴我們，光大計劃因為各種預見不到的因素，包括80年代的經濟衰退而受到阻延。這樣的一拖再拖，直到今天，也就是較原訂時間推遲15年，我們還是無法劃上完美的句號。

例如在PRANGIN MALL落成后，其前面一塊地皮仍空置；原首都戲院一帶被拆后要建百貨商場也不得不劃為臨時停車場，還有社尾一帶的老屋子有的人去樓空，有的破到不忍睹依然故我。
這是有諸多因素造成，有人為的，也有外來的，當然也有內在的。

我先說人為的因素。這是1974年大選時，當光大正如火如荼大興士木且已先完成四層的商場開業時，林蒼祐竟面臨一場“風暴式的攻擊”。

反對黨及反林蒼祐的人借大選來臨，把民政黨斥為“拆厝黨”，標語布條在光大四處張掛。最令林蒼祐難堪的是有一位居住被拆的房屋的老太婆當眾數落林蒼祐，讓她成為“無家可歸的可憐人”。這當然是一記政治花招，確使到林蒼祐突如其來中招。

這一年，林蒼祐夫人大吐苦水。他上街買菜，也被小販指指點點，且言語間冷嘲熱諷，真使她受不了。她說，林醫生要為檳城人民做好事，只是影響一小部份人。她不明白搞政治的人為何要出此惡招，完全與事實不符。

雖然如此，率民政加入聯盟（擴大成國陣）的林蒼祐卻是“蒼天保佑”，有驚無險。他不但推出精英的候選人（不再像1969年的大排檔候選人），而且也借馬中建交之勢，成為大選中的大贏家。民政保住11個州議席（輸2席），馬華得1席（輸2席），林蒼祐繼續成為檳州首席部長。

多年以后，外來的因素使到光大全盤計劃被推慢，包括拆遷面臨壓力和拖延及1986年的經濟衰退，迫使發展商暫時止步，觀看后市行情如何演變。這一拖拉，終于無法如期改造光大附近的老房子，成為與光大十分礙眼的強烈對照。

再下來，就是內在的因素，1990年后，聯合國文教機構的專家發現喬治市的“文化遺產”受到侵蝕，大喊止步。否則將步新加坡的后塵。他們批評光大計劃“破壞了喬治市的文化遺產”，是一個不相稱的改造工程，不能再任由喬治市把古蹟消除，否則后悔莫及。

有鑑及此，檳州政府在1995年推出“保護古蹟指南”，不讓被指定的範圍內興建太高樓宇，而且要盡量保護原有的古風貌。剛好被保護的地區就在光大的範圍內。

保護古蹟雖是后知后覺，但也算是亡羊補牢，猶未太晚。可是卻不為城市人民所普遍理解，他們並不了解喬治市一旦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真的是“點石成金”，可為檳城的旅遊業帶來無可限量的財富？

正因為有后來的察覺，我們在今日看到的光大與古蹟保留成為兩個“對立體”。所幸政府又巧妙地將“文化遺產地區”避開光大範圍，算是彌補當年的“失察”的遺憾。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的是：1983年1月28日光大65層摩天大樓行將完工時，不幸發生大火災，一時火光通紅，大家以為光大從此完了。

不知是天意或巧合，正當火勢熊熊燃燒之際，突然傾盆大雨，最后是火勢滅了。檢查之下，光大結構無損，林蒼祐大大地松了口氣。兩年之后，林蒼祐及政府單位搬入光大辦公。居高臨下，光大成了政府權力的象徵。但十分別開生面的是：政治中心與商業中心匯集一道，這在許多國家是兩者分開的。“官商同在”確是立下一個榜樣，只是在今天又是不十分協調的安置與策劃。但行政搬遷，談何容易，許子根也只好繼承歷史帶來的包袱，扛著光大與民同進。

下來的日子，就要看許子根如何化解包袱的壓力，給檳城人民許一個美好的未來。也許當登陸“世界文化遺產”之日，就是喬治市“翻身”之時。

美丽的误解‧美好的宏愿

我现在开始明白“泰南勿洞中文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去年中的时候，我被传媒的报导深深吸引而产生一种激情；“泰国的中文教育终于有了转机和突破”。即便不是“石破天惊”，至少也是“振聋发聩”的大新闻。

带着这份好奇心与情感上的交织，我在去年底决定参与来自各地的南大校友在槟城团聚后前往勿洞作实地的了解。整整百多两百人抵达时受到勿洞市长陈进森的热烈迎迓，晚上又设宴欢迎并讲解和让学生表演。

由于我们来去匆匆，未能理解个中交叉的关系。我们这群南大校友也对来龙去脉一知半解。因此回来后有人问我有何印象，我一时也讲不清楚。

经过几个月的从旁了解和较为“深入”的探讨后，我终于有了比较清楚的轮廓（这也许是曾为报人训练而成的一种本能）。但还得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知道陈进森市长的良苦用心：

1.1918年开始，暹罗政府颁布民立学校条例，其中规定校长须由泰人出任，泰文列必修科。1939年銮披汶(PIBUN)在权力斗争中上台，将暹罗改名为泰国，并采取雷厉行动，取缔华文教育，封闭全泰二百余间华校（参阅王赓武著《南洋华人简史》）。

2.有鉴及泰国潮人为数众多，槟城潮人在林连登推动下，决心扩大韩江小学收生，以收容泰国华裔入读，并积极筹办韩江中学，希望提供泰华裔学习华文的空间。不幸因第二次大战爆发，延至1950年（战后第五年）才成功创建韩江中学，比较有规模地吸纳泰国生。但与泰华裔人口比较，毕竟是杯
水车薪，仅尽人事而为之（泰国有华裔6百万，占人口10%，但绝大部份已被同化）（参阅韩中校庆50周年纪念特刊）。

3.自此而后，泰国华文教育几告式微。华文报虽有数家，但70年代最大的星暹日报的报份不到2万份。泰国华裔已是全面泰化，而他们在平等竞争条件下，也入乡随俗，剩下极少数的华裔懂得华语华文。

70年代中期，中泰建交后，情势稍有改变，中国移民也有所增加。到了90年代，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泰华裔开始重视寻根与学习华语华文。

千禧年后，泰国政府政策大为转变，采取宽大的语文教育政策，不再限制学习第二及第三语文。华文教育开始显露曙光。

在新形势的激励下，身为勿洞市长的陈进森一马当先，于2003年成功向中央政府申办大学，获得内阁批准，因而择地兴建校舍，且准备大展手脚。

陈进森的魄力是令人钦佩的，他选择一块占地135英亩的山坡地带大兴土木，先建成一座学府规模的教育中心取名为“勿洞教育中心”。

具有“爱（泰）国心华教情”的陈进森市长亲自担任勿洞教育中心的行政总监，意味着他要动用政府的力量促成华教的复兴。但千头万绪，总得有个开始，他不能等泰国的中文教育有中小学的完整系统后才来办大学。这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毕竟泰国的中文教育体系已终止60多年，中文系统已告断层，不可能找到诸多具有中学华文程度的毕业生入读。

于是陈进森借助马共和解，勿洞已是一个安定的局面下，向开明的中央政府阐述发展勿洞之道，以期这小小的山城（人口五万有余）能有朝一日成为泰国的一朵教育奇葩，因此打出“华教牌”。

但是到目前为止，勿洞教育中心是借用“也拉乐佳发师范大学”的现成体系，联办外语系（以中文为主，也称为中文系），在2004年开班授课，共有45名泰国学生报读，他们有者没有中文基础，有者有小学的中文基础，但都是中学毕业生，分开两班学习中文。显见中文已崛起成国际语文。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外语系的学生的中文程度是从头开始的，与我们想象中如同中国、台湾或星马大专院校的中文系是截然不同的。它是具有泰国特色，培育泰人掌握中文的“中文系”。推动这项课程的人就是市长助理，来自东马的李宋婷小姐。

陈进森也希望将来能开办英文系，马来文系及阿拉伯文系。这显示他是一个多元教育的鼓吹者。

我被告知一座新的教学大楼准备兴建，但何时动工尚未得而知（应该是中央拨款到位即开工）。一旦完竣，也许陈进森会挂起“勿洞国际大学”或“勿洞国际语文大学”的招牌，因为中文系只是一个科系，不是全用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

可以这么说“勿洞国际中文大学”仍是陈市长的一个梦想和宏愿，他已经勇敢地迈开第一步。而且我们相信它是以招收泰国生为主的大学。可以这么说，“勿洞国际中文大学”仍是陈市长的一个梦想和宏愿。他已经迈开勇敢的第一步，先成立成立外语（中文）系。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美丽的误解，但却是世界华人的美好愿景。

我们愿意作为陈市长的热烈支持者，希望他鼓足干劲，在泰国传播中华文化，让断层的中华文明重放光彩。

评江丙坤中国之行 （横刀立马）

*飞扬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于3月杪对中国的访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意义，但实质成效尚待考验。至少在目前来说，是达不成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国民党派出在国际上不是风头甚健的人物与中国高层接触，表面上被看成是“破冰之旅”，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有何“石破天惊”之力，因为江丙坤已不是当权派的一方，不具有“官方”的权力能与对方“讨价还价”；有吗是国民党在处境艰难的劣势下，企图靠这一步棋激起政治浪花，最终希望能赢得台湾的民心。

这就是说，国民党想借助江丙坤之行来缓和党内的矛盾；尤其是连战有意在今年8月退休，国民党内正酝酿党主席之争。此外，也希望国际舆论记起国民党仍是呼风唤雨的一个 政党，且曾经是中国的执政党。

但历史是无情和吊诡的。如果我们回顾国共两党的情仇恩怨，就不难发现时代已经变了，变得国民党已被边缘化，不得不打出“中国牌”来挽回颓势：

1. 1924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与成立不过三年且势力有限的共产党合作，进行北伐，以消除军阀割据的局面，期望一统中国。但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病逝，国共合作根基动摇。

1927年，蒋介石取得了国民党的控制权，实行“清党”和大举逮捕杀害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就是于1930年在沙长被国民党人杀害）。自此而后，国共两党进入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

2. 1937年，蒋介石因西安事变（被张学良扣押迫其联共抗日），又面对日本发动七七泸沟桥侵略进攻，在舆论压力下，与共党联手抗日。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这种合作是权宜之计，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蒋介石，并未忘记“铲除”共产党给他带来的威省，因为在抗日的过程中，蒋介石对中共势力的坐大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既成的事实。

3.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共势力更是强大，蒋介石担心毛泽东从中崛起。于是又有第三次国共合作，以遏阻共党势力南进。可是10月10日签署的协议墨迹未干，双方再起内战（1946年），毛泽东认定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享政权，决定发起大规模战争，一举解放全中国。1949年，蒋介石国民军撤退台湾。国民党也跟着把“中华民国”迁向台湾。就这样中国一时之间，出现两个“政体”。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中华民国。

正因为斗争的尖锐性和双方“不能共存”下，毛泽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下“中华民国”，坚决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连带与国民党势不两立，从此共产党和国民党澈底的分道扬镳。“国恨家仇”久久积在心中，国共的“对话”也就中断了。

不论是蒋介石或蒋经国，都不忘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一个“国号”，但现实终于迫使国民党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尤其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联合国后，国民党已是节节败退，成为被中共打压的一方。

即便是李登辉于1988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他依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因此来一个急转弯，把国民党导向一个走向争取台湾脱离中共的政治工具，进而提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换句话说，台湾台独势力的增长，虽是李登辉有份促成，国民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没想到200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在李登辉的推波助澜下，一脚踢开国民党，扶上民进党陈水扁当选。这一下子，李登辉的台独面目已昭然若揭。而原本在中共的眼中已是战败的国民党，更失去在台湾的执政权力，沦为反对党。失去政权后又无法翻身的国民党，唯有调转过来对付民进党的台独。这个时候，逐渐迷失方向的国民党已不知何去何从。与中共和好，既不是国民党的“原则”；与民进党共舞，又非其所愿。在进退维谷中，国民党只有“冒险”与中共“求和”，换取台湾人民的认同。可是权力又不在国民党手上，一败再败的国民党显然已没有本钱向中共开出任何条件，唯一可做的是利用民进党的“台独威胁”来作为和中共“取得共识”的筹码。

中共显然是更乐意顺水推舟来遂国民党的“心愿”（明知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进而迫使民进党和陈水扁也不得不向中共伸出橄榄枝，以化解国民党的“反戈一击”。

这就是国民党目前所能扮演的角色。如果最终能促成民进党与中共“和谈”，国民党也算是完成“历史任务”。至于它在将来能否与民进党分享权力或有机会翻身？那是另外一个课题。要问问台湾的人民选择民进党的和解方式或选择国民党的和解方式。

江丙坤之行暴露了国民党正在作求生的挣扎，它已经不是当年的气势凌人，掌握主动性的执政党了。

阿扁大游行的讯息 （横刀立马）

*飞扬

台湾有一场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3月26日）在陈水扁总统领导下举行。有新闻报导说，参加者27万（警方），又有报导说，参加者有100万（主办当局）。

不论是多少数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执政的民进堂统领下，可列为“官方节目”，而其动机是针对中国通过的“反分裂法”。

台湾当局认为这是中国“要并吞台湾”的一个法律程序，因此率先起而反对。目的是希望引起国际的重视，进而产生舆论压力，促使中国放弃或不能动用“反分裂法”。

由于法制有10条，所以大游行也走了10条街。这显然是要用以展示群众的力量，以反击中国的“新法”。至于在实际上能收到多少效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台之间的情仇恩怨是有一匹布那么长，其中的变化是既有趣又耐人寻味的。

最初阶段，也就是蒋介石在1949年“迁府台湾”后，他的战略是以守为攻，通过美国提供的防御力量力保住台弯尚有“中华民国”立锥之地。

待到较为立定脚根后，蒋介石的战略是“反攻大陆”。换句话说，“中华民国”要打回大陆，重新把这面旗帜插上，不过蒋介石直到1975年逝世时，仍未能如愿以偿。

同样的，在北京的毛泽东，在49年后就打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不幸因韩战爆发（1950年），又打乱毛泽东的战策，把重军力分布在北方而不是南方。于是蒋介石也有了喘气的机会（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这两位政治人物在有生之年都未能解决纠缠不清的恩怨，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轴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争夺国际的代表权，谁也不愿放弃对中国的统治。这里头的一个微妙的连系是：彼此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所不同的是旗号。

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华国锋时代的一个短时期（1976-1978年），接着权力便由再爬起来的邓小平牢牢控制。邓小平显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解放”，只不过他选择和希望的是“和平解放”，而不诉诸武力。

邓小平的政策的调整展示了他要的是“台湾和平地重投祖国的怀抱”。可是取代蒋介石成为继承人的蒋经国却是在有生之年推动另一个议程来防止 “中国对台湾的解放”。这个议程就是把民主的种子撒在台湾土地上，用以抵挡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越界跨海”。于是在蒋经国（1978-1988年）时代我们看到台湾有了一定的变化。试图通过“民主与自由”来抗衡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大陆，并没有有否定一个中国之说。

如果说邓小平复出年代（1978-1996）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将两个殖民地收回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对于解决台湾的问题就留下遗憾，他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未能得到台湾积极的响应，乃至被拒绝。

当第二代的人都无法解决台湾问题后，来到第三代的李登辉时代（1988-2000），就更加复杂化。他不但与中国的政策越走越远，而且也极力主张台湾的“主权地位”，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李登辉之后迎来了陈水扁时代（2000年起），他进一步把台湾拉出大陆的笼罩圈，创出了所谓“一边一国”论，用以响应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在台湾领导人更迭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有了变化，继邓小平之后的是江泽民时代，直到2003年才启开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在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时曾说过“不能无限期僵住台湾问题，而是要立下台湾重归大陆的时间表”。虽然如此，江泽民碰上陈水扁的不按牌理打牌也使到台湾局势紧张起来，以致双方关系僵成一块。

胡锦涛在应付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方面，推出了“反分裂法”就是要阻止台湾脱离母体而独立。这一下子，时局又告沸腾。

阿扁领导的大游行就是从口水战演变成行动来堵住“反分裂法”发酵，反而形容这是“侵略法”。反分裂也好，反侵略也好，都让我们看到台湾问题在政治人物的翻云覆雨下变得紧张兮兮。看来在大游行过后，阿扁肯定又有新的招术来使到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以抗拒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就是阿扁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所要传达的讯息。

华人大团结功败垂成

香港左派的“银星艺术团”的演出无疑的对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起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绝对性的。

顺着银星艺术团行将掀起的热潮，马华公会分别于1971年2月7日，8日，3月14日及4月25日假吉隆坡、怡保、芙蓉及槟城举行华人大团结集会。当然这不是竞选的群众大会，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举行的各华团派代表的大集会。情况之热烈，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华人大团结。但华人团结了吗？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呢？原因是马华公会推动的华人大团结运动是陈修信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先并未在马华中委及各州际领导层详加讨论，也没有一套完整与完善的计划，以致华团大会在名义上是由华团领袖的人主持，不是马华的党员也可参与其中。

让我们看看在吉隆坡大会后产生的《马来西亚华人促进团结委员会》名单即可一目了然委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庄汉良（来自槟城大会堂领导人）、张耀宗、黄伟强、李裕隆（马华少壮派）、杜志昌（董总）。林坤杰、沈慕羽（教总）、赵燊儒（专业人士）、郑琬文及顾兴光（前社阵市议员）。

这些人在基本上都认同华人大团结，但不一定认同马华公会的议程，而且所通过的所谓“六点宣言”都是不着边际的内容，只有一条比较有现实意义：坚信每一马来西亚人之平等自由权利不受转移亦不可侵犯。

即使如此，在陈修信看来，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华人大团结，而且只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他这样说：这不是要助长华人沙文主义，也不是要和马来人及其它民族对抗，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华社不但对华人本身无益，而且只能带来政治不安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为尚须要很长的时间来完全落实只有一种马来西亚人的民族。

在这方面，陈修信所推动的华团运动是具有下列的目的：其一是消除华人帮派，不再分成客家人、福建人、广东人或海南人等等，大家与马华认同政治思想；其二是要华人消除左右派思想斗争，以团结为重；其三是希望华人团结作为他的后盾。

在一时之间，陈修信的“威望”确实从低潮又顺流而上达到高潮。主观上他是在表面上看到华人都支持他领导华人大团结，但客观上，他又面对华团组成的委员会中出现“离心”的趋势；尤其是当这些人主张自行注册成为一个单位时，已显露它要脱离马华而存在，至少要与马华平行生存。这当然是不被陈修信所允许的。

其它政党又持什么态度呢？它们都是坐壁上观，乃至袖手旁观，静观马华到底要把华人带向那里？我曾问过忙于应付党内分裂的民政党头子林苍佑，他说由他们去吧，民政党不介入这样的运动。言语之中，表达出他的多元理念的民政党不认同这种政治游戏。人民进步党选择沉默；民主行动党作隔岸观火。所有不属于马华的政党在“风头火势”下自然不便有什么抗议，但它们不会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身为报人的又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由于整个华人社会都动了起来，华文报章也就一窝蜂的大事报导和表示支持，以顺应潮流，不过也刊登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显示“民主和自由”。
虽然马华未有面对外来的太大压力，但正如我上边提到的，陈修信被捧上成为“华人最高领袖”（霹州闻人杨金殿以霹州华人团结大会发起人的身份给陈修信的“封号”）后不久，便在马华党内出现争议。

身为马华署理总会长的许启谟于1971年2月28日公开发表声明指责有人藉陈修信团结的呼吁，搞起沙文主义的政治。马华另一中委陈东海则“愤而辞职”。

至此我们看到陈修信一人在扮演积极的角色，未取得马华高层的一致支持，这显示总会长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可是真正挑战总会长的“权威”的则是来自“华人团结委员会”。它要绕过马华公会，不受陈修信的指挥。委员之一的李裕隆更在5月14日公开宣称：一个属于非政党的团体──“马来西亚华人全国团结运动”将于最近成立。

这意味着“华团委员会”要自行独立，加速它与陈修信的“对峙”局面的形成。因为这与陈修信所要达致的目标是违悖的。他在较早时（4月15日在槟城举行的华团大会，7000人参加，可谓声势浩大和壮观，地点在中华体育会的大草场）这样说：华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邀请现有的华基政党解散，组成单一的华人政党；第二是促使更多的华人来支持一个现有的政党，那就是马华公会。

在讲话中，陈修信声明不能成立另一个超政党的团体，因为华人团结运动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活动。

当“华人大团结运动”轰轰烈烈闹了3个月后，巫统领袖有话说了。前首相东姑表明再另立一个机构，将分裂华人，应支持马华公会。秘书长洗努更坦言：应支持马华，而不是独行其事。另一副主席端赛纳雪更直截了当要“华人团结运动委员会”自动解散。

不用说，在陈修信的反对下，所谓注册事宜没有下文，而一时澎湃凶涌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就在8月之后无疾而终。

陈修信既不能讨好左派，又不能讨好右派，弄得两头不到岸。他的“华人最高领袖”称号也因之而消失了。斗争于是又转向马华内部。

由于马华公会的华团运动“开花不结果”下，转而在党内大搞“华人精神革命”（1972年10月），企图重振士气，结果又演变成另一个闹剧。其中最教人喷饭的是李孝友的莫明其妙的言论：“华人应摈弃拜金主义，复仇主义，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及恐怖主义等等（总共21个主义要不得，省略不提，否则你一定捧腹大笑），而应发扬折衷主义，进步主义及开明主义等等。”

他把精神革命弄得一蹋胡涂。根本是突发奇想的玩意儿，参与这场所谓“革命”的人有李三春、李孝友、曾永森及林敬益。目的无非是转移华人大团结失败后的另一个权宜之计的策略。但这里头有一个大玄机隐藏其中。这是李三春的一步高棋，他虽然已身为马华署理总会长（接替许启谟于4月15逝世遗下的空缺），但巧妙地推出林敬益担任“精神革命”委员会主席，本身则在幕后操纵马华的运作。

林敬益（1972年1月1日被陈修信推荐出任新村事务部长，越过李三春而上，致使仍留在副部长的李三春感觉不是味道，也为林敬益的政途种下祸根）接受这一任命后，也不懂得如何开展“精神革命”。他被摆上台面的结果是最后导致他与陈修信交恶，被陈修信革掉（1973年6月）他的“马华政治命”。

“精神革命”原来是一项政治议程。

走进历史再走出历史

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在广汀会馆赞助下，于3月24日至27日在槟城联办《槟榔屿华人研究》交流会是切合时宜的，也具有温故知新的意义。

这是继韩院于2001年杪与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合办《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后的另一场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会。

如果连同配合韩院“华人文化馆”于2003年中开幕礼而举办的学术文艺活动也算进去的话，则今次是第三次较具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对一间成立短短5年的韩江学院来说，有此三项的国际性活动，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今次我们把研究的焦点放在槟城，一方面是认为槟榔屿有丰富的史料展现其独特性；另一方面是槟榔屿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国际战略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果然来自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和本地的学者，彼此集智能于一堂，表达各有精彩。其中包括田野调查研究心得；历史事件与发展的剖释；先贤的足迹乃至殖民地时代华人生活的面貌。虽不尽齐全，但确可与槟城古迹信托单位于2003年举办的《槟城历史》研讨会相互映辉。我们是用双语进行交流，而后者是专用英语交流。

事实上，也是不容否认的是，英文的史料远比华文史料充足与丰富，而且很早开始已有英国学者及本地学者陆续出版多本英文专着，更有政府档案和国家图书馆提供的英文资料，遂使到本地历史研究成为一面倒的局面，历史观难免受到殖民地思想的影响。久而久之，形成本地的学术研究趋向英文，且误以为只有英文才配登上学术殿堂。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本地的华文史料在“文化开放下”陆续的浮出枱面，尤其是在殖民地时代的被封盖的左派运动和斗争已告解禁和辑成专书出版。即使是最讳忌的马共历史也走出法令的封尘，最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已经成为公开的文献；还有其它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华文刊物都挤向市场或重新出版。

如果这些不集中和点点滴滴的华文史料被集中的话，其份量得以和英文史料相提并论，也可显示出华文史料足以填补英文历史资料留下的空白。

韩院成立华人文化馆的最大意义就是通过收集华文史料和文物及图片，来弥补和改变传统的治史路向。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平衡的角色，提供一个平台，让本地历史成为并行线，不再是英文一支独秀的世界，华文同样可以走进学术殿堂。我们已成功地迈开这一步。

若是华人社会能够重视先贤的文化遗产，在社团学校林立的今天，努力充实与珍惜宝贵的史料，个别设立文物室或史料库，肯定会激发后来的学者认识到掌握多种语文的重要性。因为历史不单单是用英语说话，而是用多种语言说话。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致开幕词中说得好：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忽视和不了解历史就如同民族失去了根。我们应当从历史看未来。不仅于此，我们还应该拥有世界观来研究历史和探讨历史，不能只看到自己。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也是生活在地球一方，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和宽大的胸襟来看待过去，放眼未来。

他说，正如槟榔屿的市区，历史反映出一条街或一个小小的地区，就存在着不同庙堂和教堂并立其中，也存在着各民族溶合于一炉的生活。这在世界上是罕有的，可以说这是槟城独有的《文化资产》（文化遗产）。

许子根的含意是要我们懂得走进历史，但又懂得走出历史，不要沉浸在历史的迷宫中不能自拔而唯我独尊；而是要走出自我，溶入他人的世界。让历史成为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一盏明灯。我们不孤芳自赏，也不自卑自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你也有我。世界包容了我们，我们也要包容世界。这就是说，能够从历史走出来的人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认为经过这次的研讨会，来自新加坡及其它国家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已确实地走进槟城，了解槟城，不再是“纸上谈兵”。槟城的真实多元化的面貌已打开他们的心扉，也从槟城看到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因为有过去，才有今天，正是“古人不知今人事，今天须知古世情”。

我们不要“塔利班” （横刀立马）

*飞扬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说，内阁对最近宗教局的突击行动感到不悦。因此决定凡是要执行有关突袭时，必须事先得到警方的批准，且要有高级警官随行。

他是针对最近以来发生的宗教局的突击检查男女幽会事件，引致投诉和抗议侵犯隐私权及人身自由的事件作出有关的决策。

根据我们所知，一些州属成立了宗教行动局，并授权市政局有权对“违反”宗教禁制的行为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对夜生活场所的突击检查及在接获情报后，对不是夫妻身份的回教徒男女“幽会”登门“扣捕”。

由于事态被视为严重，纳兹里接获有51团体签署的备忘录，并有约200名闻人联合签署的备忘录，其中包部长及国会议员。

这些人宣称是属于“马来西亚反对道德监视”的组织认为宗教局被赋予的权力过大，而且市政局也不应有权进行这类的搜查。最为一劳永逸的是取消这样的条文。

在评论有关事件时，纳兹里表明以他为首的国会人权小组将会对论此事，接着他说了语重心长的话：“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我们不要马来西亚变成塔利班的统治。如果我们不阻止的话，可能会恶化下去。”

他再补上一句：“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统治人民的私人生活。”

我为这一席话所感动，但我也希望纳兹里坐言起行。能在此时此刻遏止“极端的宗教行动”干扰人民的日常生活，否则情况会越发脱轨。

也许我们都没有领教过什么是“塔利式的统治”，但如果我们从历史事件中认识“塔利班”的恐统治就会不寒而栗。

这个极端组织在80年代初期在阿富汗形成。首先是一群民兵进行抵抗苏军的入侵，90年代苏军撒出后，塔利班军事组织趁势控制了阿富汗部份地区，包括首都在卡布尔，最终在阿富汗建立起令人发齿塔利班政权。

这个政权的两大特色是：Œ在阿富汗全面实行极端的神权统治，禁止妇女拋头露脸，不要教育，不要计算机，不要科技，更不准拍照。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不清其头子奥尔马的真面目。

在塔利班政府的雷厉风行的严刑竣法下，阿富汗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国家，人民生活在没有目标，只有被极端神权折磨的苦难的日子，俨然已倒退到中世纪的部落生活。

它更允许一个恐怖组织－－取名为卡伊达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训练杀手和敢死队，向世界和平挑战。其头子就是被美国形容为第一号公敌的奥沙马宾拉登。

自1996年执政以来，塔利班就切断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我行我素，压制自由，搞得民不聊生。如果没有发生恐怖份子于2001年的“911”事件，骑劫飞机撞毁两幢纽约摩天大楼，也许美国尚不至于开大军敉平塔利班政权，也许阿富汗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因为孰可忍，孰不可忍，美国终于开动机器，一举拿下阿富汗，从而揭开所谓神权国家的恐怖，这就是塔利班带给阿富汗的悲剧性灾难。

虽然马来西亚绝不会走塔利班的倒行逆施的政策，但这些年来，国内的一些极端回教份子都不断叫嚣和利用某些方便，要把马来西亚推向神权统治的可怕境地。实在需要提高警惕和慎防。

例如侵犯人权的突击行动，服装的限制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措施乃至断肢法，就是一种征兆。希望纳兹里把好这一关，并促使有关行动被制止，连同违反人权自由的法令也应取消和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