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統、馬華、民政

明年就要跨入60周年的巫統7月份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雖然不是選舉年，但人事的變化已見端倪，先是第一副主席依沙缺場，他的政途有待上訴結果。看來不容樂觀。后是婦女組主席拉菲達引爆AP爭議，名單公佈四大天王齊齊亮相，教人瞪目結舌之余，未見合理解釋，一句「與我無關」，草草了事，自損形象。一葉知秋，內閣改組在即，可以預見。

令人費解的是巫青團長希沙慕汀搖動著「世代之光」要恢復新經濟政策，難道現在不是在延續著嗎﹖他應該回首其祖父拿督翁力主開放門戶的豪情壯志。如此寬大胸襟豈可輕易忘記﹖

倒是巫統主席阿都拉演詞教人想起拿督翁的精神在巫統黨內昇華：政府不是聖誕老人，馬來人必須自力更生。這又一再暗示「拐杖文化」不能恒久不變﹔尤其是全球化來臨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必須平等競爭，沒有特權。換句話說，馬來人也要面對改變。

不過，唯一不變的是，巫統打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高舉馬來民族主義的旗幟，以捍衛馬來人的權益而斗爭。作為馬來人的主流政黨，這點無可厚非。倒是巫統也是馬來西亞的主導執政黨，一切要以國家及各民族利益為依歸，它的斗爭必須符合國家的現況與提昇國格為旨。在這方面，阿都拉首相的演詞中要在第9大馬計劃落實10大策略是令人期待的，只是在推動中又要確保不偏差和不失衡，這是關鍵所在。

巫統已釋出尋求改變訊息。因此人事的變動在所難免。這是沒有選舉年的一大預示。比起馬華和民政的鬧哄哄的選舉年更具深遠的意義。

巧逢8月是馬華改選年﹐問題不在于誰上誰下，而是在于馬華如何應對巫統的求變。因此一個穩定與團結的隊伍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不知道馬華公會為何今年要放棄「菜單文化」﹖今天看來、「菜單文化」是必要的。尤其是上層領導是不是應該變﹖若不應該變，依然要維持黃家定和陳廣才領導整個馬華就需要對「新民族主義」作出全新的詮釋。除非馬華不再代表華人，不再是純華人的政黨，不然它也應該仿傚巫統，提出一個符合全民利益和能與巫統相適應的新民族主義精神來表達華人的新願景。我較早時已在本欄提出「新民族主義」對馬華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要帶領華人走出新經濟政策，走向全球化，走向一個民族權益有保障的和諧社會。

如果說馬華人事應該變，又要怎樣變呢﹖為什麼要變，變了就會更好﹖這都是挑戰者要闡明的，以使人信服。不然無兵司令如何帶隊上陣﹖

當然作為一個民主的政黨，馬華公會不能阻止民主的選舉，但選舉要師出有名，不能只爭出位而忽略黨對民族的重大責任和承諾，更不能意氣用事。畢竟它與巫統一樣，一路來都是執政黨，代表要看到黨的任重道遠，不要因選舉亂了方寸和步伐，所謂的個人行動和缺乏團隊的組織都不應受到鼓勵。要麼陣線分明，要麼團隊出擊，否則會使黨失去方向。自我削弱黨的完整性和辜負人民的望期。
繼馬華之後，便是民政黨選舉。雖然它與馬華公會稍有不同，是在70年代才加入國陣大家庭，但民政黨員千萬不要忘記它必須和馬華榮辱與共，也要與巫統共進退，而它的大本營是在檳城。它一定要吸取人民進步黨的教訓，在失去霹靂地盘後，己是如同一葉浮萍。

因此作為代表民政出任檳州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在新形勢下，不論他喜歡與否，協商成敗也好，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唯有力爭登上黨的高位，才能體現黨的未來作用。時間對他來說已是越來越逼近。儘早表態不是要以“權”壓人，而是要讓民政黨員對黨的未來作深入的考量。許子根應是繼林敬益之後的適當與能被巫統和國陣認同的新領導人。民政黨不但要認清而且要實事求是它本身的定位：它的全國性不及馬華，也無法取代馬華在國陣內的老二地位。它的老三的地位的穩固取決檳州政權的延續。如果郭洙鎮不讓路。許子根唯有讓黨代表來作決定。因為政治不是私相授受的。政治的權力一定要在黨內反映出它的統一與和諧性。

今天也不是郭洙鎮的個人問題，而是民政已到了唯有立足檳城，方有條件放眼全國。不然民政與馬華又有什麼不同﹖它的重要性在于民政黨若不想被邊緣化，就得作出痛苦與明智的抉擇。維持原狀將使民政黨只見森林不見樹。看起來好像很大，實則基地是在檳城。因此民政黨要先看到樹木才能看到森林，不能本末倒置。

總而言之，這三個政黨的一舉一動，都關係到國家與全民的未來，因此黨領導和黨中央代表都要嚴正看待時局在變化中，對黨選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柬埔寨悲劇外一章

我在1979年底訪問柬埔寨後，寫了更多的系列文章，讓讀者更加了解整個印支局勢，用以鼓勵民間熱情捐獻。這一股熱潮竟然一發不可收拾，上至達官顯要，下至販夫走卒，都慷慨解囊，差不多在1980年３月的時候，在董事總經理胡榆芳召集各界代表會議上，宣佈義款己達馬幣50萬元。為慎重起見，交由出席人士決定移交義款的方式。結果大家同意直接持交泰國政府，且派出一代表團前往，席上並選出三名社會熱心人士與報館同人一起成行。他們是陳國平、林維雄（已故）及梁文彬（已故）。

我們一行七人（報社代表是胡榆芳，吳松榮(董事副經理)，我和魏邦富）擇日抵達曼谷，第一件事是拜會馬駐泰國大使，並邀請派一名官員與我們一起拜會泰國首相（國務院長）克良薩。當地的泰國華裔殷商鄭午樓也作陪。連同（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一共十個人在約定的時間訪問克良薩，直接將50萬元的義款支票持交泰國政府，在場的還有泰國安全理事會副秘書長巴宋孫詩禮（prasong soonsiri），他有華裔的血統，後來，也曾出任新國務院長的外交部長。

克良薩作簡短但重要意義的講話。他說他十分感動馬來西亞的人民自願和自動地獻捐，援助在水深火熱的柬難民。同時在讉責越南侵略的不合法外，也堅信正義最終必獲得伸張。他保證一定將義款用在解救難民的身上。接著他邀請我們的代表團親自到泰邊境的難民營參觀，必定有更深刻的體會難民的痛苦。

我們是在第二天的炎陽高照下，訪問其中一個民營。原本已是酷熱的泰國天氣，在難民營一片臨時開闢的荒地，更是汗流夾背，既沒有樹木遮蔭，也沒有樓宇可供避晒，有的是聯合國難民署設立的臨時工作辦事處，有簡陋的診所，有接受捐助的地方，還有一間所謂不成形的“學校”，供小難民讀書，他們學的是柬語柬文，但令人驚訝地發現，其中有一個“小課室”是柬華裔在上課，他們還可以學習母語母文呢！

我們對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已經是無家可歸，也不知道明天是個什麼樣子﹖華人即便成為難民，也不忘記自己的文化，在最艱難的日子，給下一代一些教育。從這里顯示出華人對本身的民族教育是堅定不移的，也因為這樣，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好像就有了“華文教育”在生根。許多年以後，每當我回想起辛酸的一幕：課室不成課室，破爛的衣服就是校服，老師也是難民一個，沒有收入，卻心甘情願為華文教育而奉獻。此種情操正體現海外華人堅韌不拔的精神。如果用「再窮也不能窮教育」來形容華人的心態，那麼東埔寨的難民華人的精神是最可欽佩和值得激賞的。
難民營的生活，眾所周知是一無所有，有的是國際援助，有的是活下的生命來盼望苦難早日成為過去，還有的是給小難民一點點的教育和知識。這就是戰火帶來的人間悲劇。

1980年，我把柬埔寨的相關評論文章及訪問記輯錄成書，取名為《柬埔寨的悲劇》。這是我的第四本著作，剛好趕上熱潮，銷量也就不錯，銷了三千本。如今我只剩下十幾本作為個人珍藏。
《星洲日報》網站后來把我的這本著作搬上網站，供人參閱。據被告知，柬埔寨的華人社會對這本書發生了興趣。我也不知道事隔這麼多年后仍然會使他們去了解歷史帶來的創傷。

這本書還有另外兩個意外發展。其一是書的內容引發越南外交部的抗議，指說評論不公正。我國外交部也通過內政部調查，但事后不了了之。其二是我將評論文章參加第一屆新聞部與大馬新聞學院主辦的“全國最佳新聞從業員甄選比賽”。那時有分成國文組、英文組、華文組及淡米爾文組，但又有一個總評。有一天，我接到當時任副新聞部長的林良實打來的電話，恭喜我得獎，並囑我一定要到吉隆坡領獎，因為獎項是由副首相(當時是慕沙希淡)頒發的。我到吉隆坡后，被告知榮膺華文組第一名，但全國賽是第二名，第一名由海峽時報的記者奪得。我得到的是一個紀念盾，一張獎狀及一張誌銀一千元的支票。這是1980年中以后的事。我是沒有想到會得獎，但這個獎也似乎肯定我的新聞從業員的角色。直到今天，這個獎項仍然每年頒發，也發崛不少新聞人才。也許是有其意義，政府才決定維持並提高獎金來嘉獎優秀的新聞工作者。

我不得不提起一段相關的往事。那是1989年“六四”事件剛過三個月，我隻身從廣州飛到北京，主要是我個人業務的關係。但也獲得北京新華社的友人的接待。其中一位副總編殷新程是我在香港時就認識的。他在香港的職務也是新華社副總編輯，我們認識已有一些年。他帶我參觀故宮，萬里長城和十三陵等地方。后來他介紹一位國際新聞主任楊木給我認識。我們一見如故，原來在我訪問柬埔寨那一年，他也人在曼谷。后來是以新華社駐曼谷首席記者的身份深入柬埔寨採訪戰亂的國家，他比我們更是深入和勇敢地闖入紅色高棉，大概要歷時十多天才能抵達“解放區”。楊木告訴我，他們隊伍中有一個踏地雷受重傷，而他僥幸避過刧難，並有機會專訪柬共領袖波爾博特。

波爾博特在1975年解放柬埔寨，建立起紅色共產政權。他的激進政策是備受爭議的，也有人指責他進行大屠殺(他后來也因付出代價，死于軍訊階段)。1978年初中共副主席之一的汪東興對柬埔寨進行官訪，他驚訝地發現波爾博特比中共更為共產化，竟然廢除貨幣政策。他也試圖尋求方案解決柬越沖突，但無功而返。因為越南已決心推翻柬共政權。果然在1979年初，越軍占領金邊，波爾博特退入森林領導柬共打游擊戰。

柬共這一退卻，也肇下一連串的悲劇，從此無望重奪政權。楊木就是在此情勢下，于1981年對波爾博特進行訪問。在其回憶錄中，楊木又透露在1984年對波爾博特進行第二次訪問。他說，美國駐泰大使館當年曾想以數十萬美元高價買下他與波爾博特的原始記錄但不被他接受。他也表示不能出賣機密。這是中國黨和國家的政策 (此段參閱楊木著《紅色高棉》。這本在1999年才面世的“回憶錄”，其內容實在十分精彩與深入。雖然已是事過境遷，但也為我們揭開柬共領袖的“真面目”。

楊木在結論中這樣說：波爾博特是國際共運中的極左路線的典型領導人，因其路線錯誤而導致亡國，在國際共運中留下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

直到1990年在國際會議壓力下，終于在1991年簽訂了柬埔寨和平協定，撲滅了燃燒13年戰火。但此時的柬埔寨已是面目全非，后來是我們所知道的柬埔寨進行民主改革，韓森出任總理，而西哈努克則出任名譽上的國家元首，現在他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悲劇一生也反映了一個悲劇的柬埔寨。

柬埔寨的悲劇也活生生地告訴我們一個任由外國勢力左右和顛覆的國家，不僅人民首當其沖遭殃，國家也無從發展，也因此今日的和平對柬埔寨人民是格外的珍貴了。

澳門與檳城一喜一憂

我不久前（7月3日）在本欄中以《喬治市與文化遺產》為題寫了評論文章，現在又有新的和重要的發展，因此再作必要的補充。

這是因為比檳城更遲策劃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已于7月15日成功地被聯合國的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在南非德班市舉行）的21個成員一致通過接納並命名為“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而檳城的申請則在較早時被打回頭，且被要求提呈補充和更完善的資料。換句話說，澳門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對旅游業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今后它不再只是被視為“世界賭城”，而是加多一個歷史文化城，肯定吸引萬千游客蜂湧而至；檳城則在原地踏步，仍然無法擠入被公認的“世界旅遊地圖”內。為什麼澳門可以，檳城卻難圓一夢？難道檳城的條件比澳門差嗎？

檳城的條件不比澳門差，我們輸在不夠全心投入，沒有傾一個國家的力量力促其成，以致連提呈報告書都不夠完整，更遺憾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反之，澳門借助整個中國的國威和財力，一舉中鵠，既令人羡慕又妒忌。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澳門和檳城乃至馬來西亞曾有著微妙的聯系。公元1510年，葡萄牙占領印度果阿，翌年（1511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通過馬六甲，葡萄牙覬覦中國的領土，澳門成了它的下一個目標。1586年，葡萄牙授予澳門“自治城市”的資格，企圖切斷明朝的“統治權”。1641年，荷蘭入侵馬六甲，葡萄牙被驅逐，但葡萄牙並未退出澳門，直到1845年（清道光25年），葡女王乾脆宣佈澳門為自由港，不受中國管轄。可以說從16世紀開始，澳門已進行葡萄牙化但又保留中國文化，兩者交融其中。

檳城也即是檳榔嶼是于1786年被英國占領。初時英國從中國引進大量的勞工是通過澳門的管道。因此英國的史學家稱這大批的華工為“來自澳門的人”。直到1840年英國占領香港后，已無需借助澳門的管道。澳門與檳城之間的“連系”也就中斷。吊詭的是，在1949年中國解放后，馬共的內外連系也是以澳門為聯絡站，這在陳平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而馬來西亞的華人在馬中未有聯系時，也多數通過澳門私訪中國，這種不透明的關係，使到澳門又與馬方的華人“藕斷絲連”。

英國是于1957年將檳城交回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澳門則是在1999年回歸中國，結束葡萄牙長達四百餘年的“統治”。由此觀之，澳門擺脫殖民地統治是近６年的事，檳城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是48年前的事。

雖然，檳城是在1991年以后受到聯合國轄下機構的重視，開始對“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有所重視，但整個規劃和推進工作十分緩慢，以致被澳門后來居上。

這里頭要交待的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是于1972年成立《世界遺產公約》，並於1976年設立“世界遺產委員會”。中國在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國”，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加入成為會員。1987年，中國的萬里長城和故宮等六個單項文化遺產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連同澳門在內，中國已有卅一處或列入“自然遺產”或“文化遺產”或“雙遺產”（如泰山）。馬來西亞至今只有兩個自然遺產，均座落在東馬；“文化遺產”原本希望檳城和馬六甲擠入，但尚未成功，所以我們仍無半個世界公認的“文化遺產”，誠為惋惜。

目前檳城仍有機會提呈補充資料，但要證明國家有明確的保護法令及良好的管理運作機構，只是我們不知道何時可完成補充和可被接受的報告書？職是之故，我們建議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直接領導一個具代表性的委員會向中央政府陳情，以國家的資力和威望力爭上游，盡快符合聯合國所需要的條件。因為若拿檳城和澳門相比，前者雖然是開埠較晚，但發展后來迎頭趕上，人口不但比澳門為多（單就檳島就有70余萬人，澳門大約40餘萬人），而且多元種族和平相處，文化更是多姿多采，有馬來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及基督文明等折射其中，包含多元宗教的建築物排列一道或近距離的間隔，彼此豎立在具有歷史性的商店或住宅區內，形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多元性文化色彩，比起澳門較單純的中萄或中英文化的更是斑爛與耀眼。

再者，澳門也是用一個區域的“建築群”申請加入活的歷史的《世界文化遺產》；檳城同樣不遑多讓，我們也是用一個保存歷史風貌的城區來展示我們獨一無二的文化特徵，並且比澳門更早做好準備。澳門是在回歸後才著手此事，但它得到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積極行事，又將之鼓起澳門人民的醒覺，全程投入打造一個“文化遺產城”，這種由上而下的推動，使到澳門人民熱情奔放。他們決心要使澳門擺脫賭城之名，結果如願以償。

7月14日，剛巧參與澳門申辦有份的中國古蹟專家羅哲文教授偕馬瑞田教授抵訪檳城，身為地主身份的廣福宮負責人賴亞漢要舉辦一個“文化遺產”交流會，邀我參與主持，希望檳城人民了解“文化遺產”的重要性。當日到會的文史建築英才都表達強烈的意見，認為檳城條件比澳門好，為什麼我們又輸在后頭？我去年到過澳門三次，也同意檳城條件比澳門優越，但差在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也缺乏帶動群眾的激情。甚至連身為州議員的李學德也坦承他對“文化遺產”一知半解，我們的人民又如何能了解政府的苦心呢？因此“亡羊補牢”正是羅哲文古蹟學家給我們的最好忠告。他說檳成是綽綽有條件登陸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躊躇不前呢？

韓江中學55周年

再過5天就是韓江中學建校55周年。

我借這個時機回顧華文教育的一段滄桑與變化，應該具有現實的意義。遠在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期，因康有為與孫中山相繼南來，鼓吹興學辦校之風乃告興起。最先出現新式華校是張弼士（清朝商務大臣，也先后擔任駐檳城及新加坡領事）于1904年在檳城創辦中華小學。接著在1905年新加坡出現養正學堂（后改名為崇正學校）。1917年，也就是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6年，第一間華文中學在檳城設立，取名鐘靈中學。兩年后，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在新加坡又設立了華僑中學。一先一后，相互映輝，為華文教育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為什么最早的華小和華文中學是在檳城和新加坡成立？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檳城、新加坡和馬六甲直接由英政府管轄，稱之為“海峽殖民地”（正式成立于1826年），以至檳城和新加坡的發展極為相似，而且又是華人最集中的城市，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從此華文教育向全馬各地開枝散葉，形成今日華文教育發展成為一個體系的“風景線”。

早期的鍾靈中學與華僑中學，也因勢利導成了左派的溫床。1938年，新加坡又出現一間中學，定名為中正中學。兩年之后，也就是1940年，在林連登創導下，提出在檳城興辦韓江中學。不幸因日本南侵，有關計劃暫被擱置。由此觀之，檳城和新加坡，在興學辦校方面，顯現了華人企業家不落人后的古道熱腸，爭相發展華校，為華文教育增添異彩。

1945年日本投降后，興建韓江中學又再成為林連登等人的最大願望。終于在1950年7月15日舉行奠基禮，這一天也正式訂為創校日，每年風雨不改都得舉行儀式慶祝。

至此我們看到在50年代，新加坡的華中（華僑中學）及中正與檳城的鍾靈及韓中成為華社最耀眼的華教堡壘之一。但與此同時，這四間中學又演變成學運的核心力量，也可以說是左翼份子的發源地之一。

中正中學在50年代后崛起成為左翼學運的領導，先是掀起反黃運動（1953年），繼之反國民服役示威遊行（1954年）及至“中學聯”（全星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的出現，在在展示了中正中學學生的活力，並參與領導學運也參與工運活動，直到1956年“中學聯”被封閉。

這個時期，在另一邊廂，陳六使于1953年發出創辦南洋大學的呼聲，獲得萬山響應，華僑與中正的學生更是熱情捲入籌款運動，一時之間，華校的學運從中學轉至大學，把目標瞄向南洋大學。南大在54年動土而在56年開課，為華校生打開一條通往大學之路。直到70年代學運退潮。80年代南大走進歷史，新加坡教育有了大轉變。

同樣的，在50年代的檳城，與新加坡情況不相上下。先是檳城的鍾靈中學面臨轉變，1956年它是全馬第一間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學生群起反對，有人被捕，有人被開除學籍。這些人中包括后來成名的王添慶（任政務次長），陳征雁（作家）及胡萬鐸（曾任董總主席）等等，前后統計有81人受牽連。
是年11月學潮爆發，有了馬華公會介入其中，提呈一份始末報告書。但大局已定，鍾靈改制在汪永年促成下已是既成事實。

鍾靈之所以被英殖民政府開刀改制是因為它在英政府看來，不論是在戰前或戰后都是左派的“大本營”之一。日治時期抗日份子尤多，犧牲最大。自此而后，鍾靈的“學報”，“沙漠風”及“戲劇研究會”陷入冬眠。直到60年代初期被韓江中學的學生接過手而成為新的學運的中心，一度與新加坡的中正相互呼應。

60年代初期，當不少華文中學紛紛接受改制成國民型中學時，在北馬唯有韓江中學依然保持獨立中學地位一直到今天，只有一間韓江中學，沒有國民型和獨中之分，它最輝煌的年代是60年代初期，學生高達3600名。

70年代之后，左翼學運退出學校舞台。但進入80年代，韓中學生只減不增，不幸又發生教師職工會與董事會之爭議，再一次影響了生源。

90年代，韓中力圖擺脫困境，局面稍為好轉，于是提出「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四大綱領八大指南辦學方針。董事會在華校熱心人士支持下，再注入500萬元振興韓中，經過一些年的努力，韓中已納入正軌。學生人數又告增加至800名。難能可貴的是，在千禧年取得突破，再注資800餘萬元發展韓江學院。

這樣一來韓江成為全馬唯一三校聯成一體的華文教育體系的教育學府，從小學（90年代耗資200萬元擴建新校舍及禮堂），中學至學院，再加上華人文化館之設，更是錦上添花。因此我們有理由繼金禧紀念后又在今年歡慶55周年，並提出“乘風破浪”作為主題，附下一幅對聯：
喜今日三校同堂高歌韓江新氣象
願明朝一室共欣齊領校友大團圓

在柬埔寨目睹“人間地獄”

1979年時，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親自到柬埔寨採訪戰亂的時局。我之所以這樣做，有下列的理由：

越南與柬埔寨在1975年獲得“解放”，成為共產國家；尤其是北越一舉拿下南越，統一全國，正是百廢待興，為何會“兄弟鬩牆”呢？又為何更在1979年初大舉入侵柬埔寨，推翻波爾博特的共產政權？

‚越共扶起一個親越的邢秦粦傀儡政權后，柬埔寨已是國不成國，哀鴻遍野，難民無數，這又是為什么呢？

ƒ究竟柬埔寨人民是不喜歡越共多過柬共，還是討厭柬共多過越共？柬埔寨的人民為何會落得有家歸不得的慘境？還有越共為何要仇視華人，大舉驅逐華人，它本來不是與中共“同志加兄弟”嗎？

雖然在1975年后，我已開始收集印支資料，而且密切關注越柬關係的惡化，並寫了許多的評論文章，但畢竟是紙上談兵，未真正感受到戰爭帶來什么樣的苦難，因此柬埔寨之行就顯得更迫切的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越共侵佔柬埔寨的數個月，竟出現數十萬的難民麕集在柬泰邊境，生活苦不堪言。泰國面對突如其來的壓力，倍感吃力，只好尋求國際援助。檳城人民的俠義與古道熱腸的精神油然而生竟實際行動起來，紛紛捐款和義賣或義舉之類的將所籌得的款項交給報館。
《星檳日報》于是又反過來推動檳州人民發揮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未想這個運動竟然形成排山倒海而來的壯舉，我們的報社每天都收到不少的義款。

正由于熱心不減，我們覺得有責任把真相告訴讀者。在與董事總經理胡榆芳討論后，我挑選記者魏邦富（副採訪主任）與我同行，主要也是因為他的攝影技術相當老練，我需要一位能捕捉珍貴鏡頭的同事，以讓“圖片”向讀者“說話”。這時是1979年的12月，也即是越南侵占柬埔寨十個月之后，但戰火炮聲不斷，此時波爾博特已轉入森林打游擊戰，還有西哈努克親王（原柬埔寨國家元首，于1970年被美國推翻，但1975年柬共上台后，他又回不了國，只好在北京發號施令）的游擊隊，另有反越的自由高棉的游擊隊等等。總之柬埔寨已變成“人間地獄”，“烽火連天”。
在臨行前，我希望報館為我們購買意外保險，竟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肯接受。魏邦富問我怎么辦？我說算了，生死有命，不要再猶疑了。

我依然記得我們是在12月3日啟程的，由《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他后來擔任《亞洲周刊》的特派員，已故）接頭，幫我們在泰國打點，以便通過泰境進入柬境。

抵達曼谷的第二天，我直撲泰國國務院（首相署），我的目的是要採訪當時的國務院長（首相）克良薩，想知道他此刻在想著什么？泰國會安全嗎？可是沒有預約，我們只好在首相署範圍內靜候。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于等到克良薩在接待到訪的中國公安代表團（由副部長呂劍光率領）后，在他離開辦公室時把他攔住，說我來自馬來西亞，希望能訪問他關于越南侵柬的立場與態度，他停了下來回答我的問題。一時間曼谷各報社的記者和電視台蜂湧而上，把我們圍在其中。因為這樣，泰國電視台晚上播出我的訪問的片斷。

我的問題是他的立場是什么？他說東合的一致立場是越南即刻撤兵，而此議案也獲得聯合國通過。

我再問他能否預見越南何時會撤兵？他說不知道，因為即使是他的太太，他也不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他打趣地說，這個問題，你去問范文同（越南總理）吧！

他又說，泰國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喜歡戰爭，也不要干預別人，但也不要別人破壞我們的和平。

我們的訪談大概20分鐘左右，圍繞在東南亞局勢，馬泰關係，泰柬和泰越關係以及美國的保護等等。

我較后也告訴克良薩，馬來西亞的人民很同情柬埔寨的難民，義款活動方興未艾。他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說，我們正需要國際的援助，有50萬難民在泰柬邊境生活，我們實在吃不消。我說較后我們的報社會把義款送來，以協助柬難民。

第三天，我們就在泰方發出的通行證下，進入柬埔寨境內。泰軍方告訴我們，一旦離開泰境，他們就不負責我們的安全，提醒我們小心以對。果然我們進入柬境內，偶爾也會聽到槍炮聲。我們進入一個“自由高棉”的營地，那里有游擊隊在巡邏。我看見有整十餘廿人圍在一個草棚開會，一見有陌生人到，便自動散去。我相信這里頭有中國的軍事顧問，因為華人可以一眼認出。在“戰士”引導下，我們訪問了“自由高棉”的“統帥”英沙干。他向我表達抗越的決心，但也坦承戰鬥力量有限。主力部隊應是波爾博特的游擊隊，雖然他不認同柬共，而是傾向支持西哈努克親王，不過在此時此時，他唯有與各方勢力聯手抗越。

我們巡視了他的營寨，一切十分簡陋，但支持者倒不少。我看不到他的戰鬥配備，可我看到他們戰鬥的勇氣和信念。而這正是戰鬥的最寶貴的精神。沒有鬥爭的信心，就不能有戰鬥的力量。

后來，我們再深入到西哈努克的其中一個營地，那里的衛生設備奇差。我親眼目睹有一隻烤熟的雞竟沾滿蒼蠅。他們不怕照吃，我則有些反胃。戰爭簡直使人“饑不擇食”。當然我們不敢食用他們的食物，幸好我們都各自帶來白水和乾糧，不然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在營寨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有幾個人圍繞著我們問我們有泰幣嗎？他們有黃金賣給我們。我那時沒有做生意，也沒人告訴我泰幣可流通，便向他們說抱歉。有一位年輕人（大學生）小聲問我，他有勞力士錶，問我要不要買，由我開價即可？我說沒有足夠的泰幣只有零用錢。

我們幾個人在后來談起這件事時，不禁啞然失笑，如果我們有生意頭腦，就可以進行收購黃金。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不會發戰爭財，更認為發難民財是不道德的，因此我們空手離開營地。我曾問他們，把這些黃金賣去那里，他們說在邊境遇上泰國商人就有市場，他們換成泰幣后，便可以在邊境換成糧食。

不看你不相信，我們在下來的日子又去幾個難民營參觀，他們住的蓬帳簡直是在酷熱的天氣下生活。人失去一切的尊嚴，他們集中在一起，形同集中營的“犯人”。什么矜持和衛生，簡直遠離他們而去。其中有一些華人難民向我們訴苦，他們說在金邊的時候，有房產有地產也有生意，當戰爭降臨時，他們只顧逃難，什么都沒有了，有的是一些黃金，又要私藏得妥當，否則又會引來覬覦而失竊。

來到難民營，你會突然發現為什么前人要說：“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這句話的含義。這個時候，你也會覺得和平是最珍貴的，一個動亂的國家和地區，首當其沖的就是平民百姓。柬埔寨的悲劇讓我們看到什么是“人間地獄”。

許多年以后，回想昔日的“兵荒馬亂”的柬埔寨，你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侵略戰爭是十分殘忍的暴行，人神共憤，天理不容。

省思恐怖襲擊的導因

倫敦本月7日突然發生連環爆炸案，肇逾50人死及約700受傷事件引起國際廣泛的關注。這個日子恰逢英國剛剛被奧運委會選中在2012年舉辦奧運會而沉浸在歡聲中；也是8工業國首長峰會在蘇格蘭舉行之際。因此馬上被人聯想到是一起設計好的恐怖襲擊，用以打擊英國的安全威信和教訓英國政府出兵伊拉克。

很快的基地組織卡伊達（AL-QUEDA）承認是他們所幹，但卡伊達在那里？沒有人知道。

我們先設定是卡伊達份子或與其相關連的組織所幹下的罪行，因為除了這批嫉世憤俗的亡命之徒在煽風點火外，沒有人相信英國國內存有這樣的恐怖組織。

但為什么會有恐怖組織，如今又如何提昇為國際恐怖組織？這需要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這一課題。
首先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后，就認定在俄羅斯出現蘇維埃共產政權是戰后危險的徵兆，對所謂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世界上空飄盪感到不安。但沒有想到最危險的地方竟然是在西方本土內。德國希特勒的崛起（1933年）及后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勾結，再伸延與日本軍國主義結成軸心國，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這個結果証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更是直接危害世界和平，這是美國的第一個失誤。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給蘇聯帶來既得的利益，那就是歐洲被劃成兩半，一半歸美國領導的自由體系，另一半歸蘇聯領導的共產體系。

再下來，中共又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共產世界版圖隨之擴大。導致了西方世界用意識形態進行斗爭，以抗拒共產勢力不斷擴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進入冷戰時代。

在冷戰期間，局部的戰爭此伏彼起，例如以色列強行在巴勒斯坦立國；美國干預朝鮮戰爭及介入越南戰爭；蘇聯在80年代更進軍阿富汗，都顯示了兩大陣營在爭奪勢力範圍並進行無體止的對峙與國際間謀戰。其中以色列立國（1948年）及蘇軍入侵阿富汗（1979-1989年）是恐怖主義滋長的直接導火線（雖然冷戰后世界各地有出現各式各樣的恐怖襲擊，但沒有像以蘇帶來的有組織和持續性的恐怖活動），因為阿拉伯人民完全不能接受以色列插足阿拉伯的心臟，而流亡海外逾一千八百年的猶太民族在羽毛豐滿后決意回到巴勒斯坦建國，他們得到英美的強力支持，並逐一打敗阿拉伯國家卷入的五次中東戰爭，不僅巴勒斯坦人民立國遙遙無期，國土也被以色列“蠶食”得支離破碎；而且巴人流離失所，成為鄰近國家的難民。在此悲憤的與極度無望的情況下，極端組織乃告衍生，較為知名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他們對所謂的和平談判感到絕望。時不時有暴力和恐怖襲擊行動，但在美國看來，成不了大氣候，不以為意。

直到蘇軍入侵阿富汗時，美國竟糾集原教旨主義份子潛入阿富汗，與蘇軍進行遊擊戰。后來被美國圈定為頭號國際恐怖份子的奧沙馬賓拉登就是美國扶持的一只棋子。他被鼓勵率支持者離開沙地阿拉伯到阿富汗落地生根。隨著蘇軍的撤出，一支命名為“塔利班”的武裝組織在較后奪得了阿富汗執政權，建立了塔利班政府，奉行閉門主義，且允許奧沙馬賓拉登在境內建立卡伊達武裝組織，逐步發展成用暴力襲擊的大本營；更在1996年借巴人“立國無門”向美國宣戰。這是美國的第二個失誤，集中反共，卻忽略了恐怖主義已在身旁孕育成型，危害性更是無所不在。

繼之美國在蘇聯解體（1991年）及結束冷戰之后，已鶴立雞群，目中無敵手，因此還是不相信奧沙馬有此本事，詎料2001年的911事件，把紐約的兩幢摩天大樓撞倒，釀三千余人喪命，才刺激美國猛然一醒。因為在這之前的恐怖襲擊都發生在美國本土之外，做夢也沒想到有人敢膽侵犯美國領空。
此時的美國，才真正的相信亨廷頓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所言有理，也認為是伊斯蘭教內的極端原教旨主義份子向“基督世界”挑衅。享廷頓在911后在《紐約周刊》的撰文也直指“基督文明”受到侵犯，是一場宗教之爭。

于是美國先后收拾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2002年），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2003），一舉剷平兩個眼中釘，指責此兩個政府搞恐怖活動。但奧沙馬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更不知道卡伊達恐怖組織搬去那里？換句話說，美國的反恐戰爭變成與影子作戰，不知對方何時會跳出大搞破壞。

未想這次是選擇把“戰火”爆在倫敦，簡直是神出鬼沒，難怪布斯總統說，反恐戰爭不會停止。但問題是，當敵方化整為零成為影子時，又該打誰呢？這是新世紀最難打的一場硬戰，根源則起于以巴沖突，如今又加上不甘心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國玩于股掌之中，新仇舊恨，也就洩向美英的平民百姓，自然引起公憤。但打恐也要正本清源，美國承諾2005年讓巴勒斯坦立國，承諾盡早由伊拉克撤兵仍未能兌現，又怎樣扑滅恐怖主義的火種？我們支持反恐之余，也要看到正義被伸張，真理被重視。

因此，倫敦悲劇告訴我們美英應有所行動認真地解決眼前存在的歷史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畢竟不是釜底抽薪之良策。

楊振寧的四個變化

在《星檳日報》服務期間，我曾接待了諾貝爾獎金得獎人楊振寧教授，但我當時是以檳城南大校友會秘書的身份迎接楊教授蒞臨檳城，而他因是南大校外考試委員，與我們攀上關係，這是1974年的事。他在檳城小住兩天，由我全程陪同，還有我們的南大校友。

我第二次招待楊振寧是1976年的事，他也是從新加坡取道吉隆坡后再北上檳城小住。自此而后，我就不再見過楊教授，但不時在報章雜誌上都有他的新聞和學術文章的發表。

在1986年的時間，我又間接與他有所聯系。事緣他的一本新著《讀書教學四十年》交香港出版社出版，我剛好與總編輯相熟，便拿下馬新版權，由我們的《聯合報》出版，版權稅由香港與楊教授連系后，同意只收象徵性的一千美元。于是我們印就三千本在市場公開發售，反應相當不錯。

大概在2001年，我又從鳳凰台的專訪中看到楊振寧侃侃而談他的過去和現在， 一時觸景生情，使我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2002年，剛巧從法國回來省親的韓中校友黃順宗博士來找我，問我有沒有什么文章供他的報章發表，他在法國辦了一份華文報，取名為《華報》。我就為他寫了一篇《楊振寧教授印象記》，大概有逾萬字。不久之后，我接到他寄來《華報》供我參閱，發現在2002年1月29日的刊期上，用全版刊載了這篇文章。

2004年，突然驚聞楊振寧有了“黃昏之戀”，對象竟只是28歲的少婦翁帆。82對28一時傳為佳話，也成了華文報章追逐的花邊新聞。正當新聞界對他的新婚新啜而不捨之際，不幸在12月發生火山爆發海嘯的大災難，于是焦點全放在這場大浩劫的大新聞后，也把楊振寧的新聞拋諸腦后，人們又漸漸淡忘這段「良緣奇聞」。

楊振寧的一生不僅因老少配婚引起震盪，而且在過去也有過不斷轉變的人生。首先是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楊振寧並不是熱血沸騰的青年，而是在炮火聲中仍然在“西南聯大”完成他的大學學業。這里顯示了他是一名“書呆子”，對國事可以不聞不問，竟然在中國人民都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激昂抗戰聲中可以逃離鬥爭與抗戰。

正因為這樣，在1945年中國抗戰未結束前，國家前景未卜之際，又隻身遠走高飛，去到美國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1957年，他又與摯友李政道合作的物理科研打破「宇稱守恒定律」而共同贏得諾貝爾物理獎，從此名聲大噪，兩人成為榮獲此銜的首兩個華人。

接著他的生命中的第二個變化是與李政道分道揚鏕，兩人形同陌生人。這么多年以來，他們都未詳細的公佈為何會化友為“敵”，而外界也一直對此存疑。

我在訪問楊教授時，未問及這個問題，因為敏感，也知道當事人不會談。不過我不久前在《明報月刊》讀到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記錄了他在70年代在中國會楊武之（楊振寧父親）的情景。楊父一直希望他們言歸于好，並說是楊振寧對不起他。究竟是因什么事而起，李政道也沒說，倒是楊振寧的妹妹為文駁斥李政道所言非實，但又引致李政道找當年在場的人來對證，說明他非無中生有。

現在兩人都是超過80歲的人，相信這一段“秘密”也許要在他們百年后才會揭蓋，也許永遠是個謎團。

楊振寧的第三個轉變是我記憶猶新的，他是在1971年首次回中國，又獲榮殊得以拜見毛澤東主席，而且也在毛澤東的同意下，由周恩來告訴他有關林彪墜機的事件。

在1974年訪檳城時，我們請他在“北京大飯店”（中路文華酒店內，現易名為艾可洛酒店）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在會上比較明顯地公開稱讚“文化大革命”。他說，今天的知識份子沒有異議地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生氣蓬勃，前途無量的國家。所以我覺得他們對這方面沒有任何地方覺得不愉快，而我也認為他們不會因此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的成就。

對于林彪事件后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楊教授向我說，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即使是名哲學家包括馮友蘭等人進行自我檢討和批判，楊也說是正確的，因為他說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導致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和削剝的根源。

在1976年他再訪檳時，我又安排一場演講會，地點是在《雙喜樓大飯店》即今日的大埔同鄉會內，他再一次肯定中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雖然周恩來逝世不久后引起社會的動盪，但他還是認為這是紀律的問題，尚未看出大變化的到來，而只是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中國有不正當的事發生或有極端錯誤的路線又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的話，問題就會很嚴重。無論如何他還是引用毛澤東的名句“為有犧牲多壯老，敢叫日月換新天”。

1977年，我將楊振寧旅馬的言論及訪問文章輯成一本小書，取名為《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未想能有第二次版，一共賣了四千本，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

果然1976年10月，中國有了巨變，“四人幫”倒台，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他因此在80年代又再獲鄧小平接見。這時的楊振寧，已是徹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且痛斥“四人幫”。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寫照，在“文革”時大力的頌揚其正確性；在“文革”后又否定其正確性。一前一后，讓人看到知識份子的悲哀，楊振寧也沒有例外。他向鳳凰台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錯誤的運動，毛澤東在這方面也要負一定的責任，我以前在文革時看到的是被刻意安排的。此一時，彼一時的言論，與典型知識份子沒有兩樣。

第四個變化是在2004年他的太太杜致禮逝世后，他又再娶了年輕的翁帆為妻。雖然這是“人之常情”，但人們卻無法想像他挑中的是一位28歲的姑娘。更甚的是他竟形容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
由此我們看到楊振寧的“保守思想”並沒有真正的改變。過去受“文革”刺激，我們都以為他已經轉成“馬克思主義者”，不然不會有如此對“文革”溢美之言。其實他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已經西方化，因此才有所謂娶少妻是上帝的恩典和賜予的禮物。不知這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心理作崇抑或是一位教徒的“肺腑之言”？我們無從考究，只覺得他把婚姻當“禮物”了，實在有些難以消化。

無論如何，我還是對楊振寧在科學及學術上的貢獻給予肯定的，只不過他的一生是轉向個人的科學鑽研而攀上最高的榮譽，並不是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及到后來是用身上的光環而成為中國的名人。這樣的例子，也只有從外國回來的人才享有的榮譽。

如今，晚年落葉歸根的楊振寧，他算是圓了一個夢，既受國家的特別關照，又贏得美人芳心，人生于此，又夫復何求呢？

歷史在將來也許會給楊振寧一個公平的評價，但不是現在。

林慶金與《星檳日報》

說老實話，我直到今天仍然弄不明白為何林慶金要買下《星檳日報》和《星洲日報》？

林慶金在他送我的一本“自傳式”的書中這么說，他是在1923年出生，18歲從福建惠安南來，在檳城打拼半輩子，終于熬出頭來，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已是一名富有的發展商及建築商，換句話說，他是靠地皮發跡的。

據我所知，80年代初期，胡文虎的第三代有意全盤讓出這兩家報館的股權，在友人的穿針引線下，他對“辦報”發生了興趣。原本是與人合股或折散（分開兩家買下）來買，不致付這么大筆款項。后來在“專業會計師”的游說下，他竟然一口氣把兩家報社吞下。也就是說，他要“獨資”承購《星洲》和《星檳》，不要與人合股，也不要折開來買。

林慶金自己這樣說：「當我的會計師兼投資顧問介紹我買這兩份華文報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定有利可圖。」做為一個商人，無可厚非的，他的商業目的當然是賺錢。有經濟效益的事業，他都有興趣。況且林慶金雖然讀書不多，學問不高，但是一向以來，他都非常尊重文化人，對他來說，辦報，這是一份文化事業（以上引自其“自傳”中一段話）。

我對《星洲》的情況不了解，但我對《星檳》的情況算是多少了解的，在轉手之前，《星檳》是沒有負債的公司，它有向銀行取得透支便利馬幣70萬元，這是在買紙時要用的，但不久便又填回，所以胡榆芳的“驕傲”是《星檳》的周轉金十分順暢，這邊開出信用証買紙，向銀行透支，那邊又將收入的現金補上透支款額。因此當時林慶金肯用高價（即一股三元八角）買下《星檳》的股權，因為它不但不負債，且有寬裕的流動資金。

林慶金買下《星檳》后，又再另行買下《星檳》的地產，這是分兩頭進行的。單就《星檳》而言，林慶金是用上5百70萬元買下的，做為一位“在商言商”的生意人，自然是經過算盤打了又打最后才做出決定的。

當林慶金于1983年真正入主《星檳日報》的時候，他的報業“軍師”是來自《星洲日報》的黃宗理，黃宗理本是《星洲》的執行董事，是由胡家第三代的胡美一一手提拔的。不知為何轉手時，他的興趣偏向《星檳》，也就是他逐漸淡出《星洲》轉向《星檳》。

結果一年之后，林慶金委他出任《星檳》的總經理，由他一手與職工會談判薪金制。他以“辦大報”的心態來“辦小報”（指地方報），出手的綽闊，也令我為之側目。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后，報社內的兩個職工會終于達成協議。我看了協議書，真為《星檳》捏了一把冷汗，這么大手筆的開支，《星檳》又去那里找收入來應抵？

所以林慶金的“自傳”就有這么一段（以第三人稱）：

《星檳日報》在轉手于林慶金后，在短時間內，兩個職工會（NUJ 及NUNW）宣告成立。接下來為了提高員工士氣，工資大幅度提高，人員也因為精密分工而以倍數增加，還向銀行貸款購置最新的高速卷筒彩色印報機。林慶金以為，《星檳日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不但可以穩固在檳威佔有的地盤，還可以“沖出天”向全國發行。世事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士氣”不但提不起來，“死氣”卻是接踵而來。每日“有出無進”，天天大量“出血”，還要面對員工“改善待遇”的不斷要求，林慶金百思不得其解。“《星檳日報》不是很賺錢的嗎？”審核師的回答是，你的經營成本已經提高了8倍，難道你不知道嗎？”“開銷越來越大，支出越來越多，像一粒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早期的融洽關係逐漸變質，勞資合作的基砫蕩然無存”。

我的分析是，《星檳日報》轉手后，有下列的情況也許是直接產生負面影響的：

1. 用“辦大報”的方式來“辦小報”。開銷突然間大幅度上升，而收入仍然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一份日報的銷量和廣告收入斷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又如何能應付龐大的開銷？這與胡榆芳的營運方式完全不同。《星檳日報》這么一搞，財政收支肯定入不敷出。

2. 安插一些人在掌管重要的部門，如會計部，出納部和發行部等。我們做為員工的是不知道個中的情況，大家都以為“財務穩健”。

3. 原本已經有一台操作如常的四色機（已無欠款），每天印刷報紙不成問題，不知為何又多買一架四色機？據說耗資50萬元左右，一下子變成兩個車間，置著舊的機器不用，卻向外招生意來印刷。這等小米收入如何應付得了每月攤還銀行的貸款？

4. 《星檳日報》在外表看來是改組得風風光光，實則已“暗流洶湧”，分分鐘都會出軌而煞不了車。果然林慶金說“自己掉進了一個無底洞里，在收支不能平衡的情況下，恁誰也無法繼續再將報館業務支撐下去。”

5. 不知為何，他又突然心血來潮，向陳群川買下“亦果西報”搬進《星檳》運作，對《星檳》而言，則是“雪上加霜”。“《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9月23日被馬來亞銀行接管，並于一個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9月29日，《星檳日報》被迫停刊。”“1988年6月20日，林慶金因為沒有能力攤還一筆154萬元加利息的款項，被起訴。”（以上全引自其“自傳”）。

在這個過程中，林慶金幾經掙扎，被判入窮籍又力爭，最后才得以脫身。但這離開他脫離報業已是十年有餘的日子。

我和林慶金的交情並不深，在進入《星檳》前，我們只是普通朋友；在進入《星檳》后，他幾乎每個禮拜來找我兩三次，就在我的辦公室內，我們一起閒聊，一起談論報業和其他事情，我們之間的關係也較前“密切”。

但忝為“主僕關係”，我也不知道他真正心里在想什么？他是一個喜歡聽“新聞”的人，又是一個喜歡聽“報告”的人。圍繞在他身邊的，倒有不少人。當一個人“風生水起”時，必然有很多的擁蹇。我同意他對報館運作是知之不詳的，我也同意他很少插手報館的業務。但他是主宰《星檳日報》命運的人，當主管做出決定時，他必須要負起責任。比如對員工待遇的提高和增加報館的開支，他也是根據主管的建議而落實的。在他看來，辦報如同做生意，而一家穩定的報社，再怎么說也不會差到那里去。偏偏不信邪的林慶金就如同進入八卦陣，迷失其中而走不出來。待他走出來時，已是物換星移，林慶金的年代早已結束。

雖然有一句話說：“若要害你的敵人，最好叫他去辦報”，但用在林慶金身上是不恰當的，他是“心甘情願”買下兩間華文報。因此他說他沒有“后悔”這么做，但我相信他一定有許多的遺憾。若他不介入報業，他也許不會如此這般。而他就是在十分自信心下走進報業。再回頭已「不堪回首」。

《星檳日報》的停刊對華社，尤其是我們《星檳》人來說，是永遠的傷痛，但《星檳日報》的故事並未劃上句號。最后的一頁又是由我來補上。我怎樣又再后期再與《星檳》扯上關係，這是另外一段故事。

而我在林慶金的年代，也就是1984年，曾為《星檳日報》45週年紀念為《星檳》寫下一段“光輝的歷程”。這“光輝的歷程”結果又成為絕響。這就是說，《星檳》最后的輝煌是在1984年又宴客又舉辦各類活動來慶祝創刊45年，再下來是“終結篇，黑暗的開始”，回想起來，是痛心疾首的悲劇。

喬治市與“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機構針對喬治市申請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計劃書作出“擱淺”，要求馬來西亞提供進一步資料，因為聯合國認為馬方沒有在計劃書中列明如何對“文化遺產”的保存維護及經營管理提供一個健全的機制，這包括法令的制定和持續性的運作。

有很多人並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為何檳州政府要這樣辛苦來達成願望，究竟會給人民帶來什么好處？

首先我們有必要瞭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1972年設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及“世界遺產基金會”，成員共有21個。它的職責是負責鑑定世界上有那些個古蹟或地點有資格登陸世界名錄。這之中有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一旦夠資格被選入者，就會列入聯合國認可的記錄中，例如中國的萬里長城及紫禁城是被列為單項的“文化遺產”，因為它代表了人類創造天才的傑作。又如中國較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活的歷史遺產（有一定的範圍，或在城市內或在鄉鎮中）有雲南的麗江、山西的平遙及江蘇的周莊。當這些個地方成功登陸后，竟對旅遊發展帶來無可限量的好處。
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才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成員，因此砂勞越的穆魯國家公園（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國家公園（KINABALU PARK）得以被聯合國列為“自然遺產”名錄中。這種對自然界的鑑定的手續是較為簡便，也沒有這么多的繁文褥節。

反之，如果要擠入“世界文化遺產”就大費周章。在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考核下，馬來西亞只有兩個地方有資格申請登陸“文化遺產”，一個是馬六甲，另一個是喬治市。尤其是后者，更被看好仍然保留歷史的風貌。但沒有單項的古蹟（如萬里長城和柬埔寨的吳哥窟）的存在。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只月兩個城市具備了以一個城市（特定地區）的風貌的整體來登陸“文化遺產”之列。于是，從1991年起，檳州政府開始意識到對市區有歷史性的建築物進行保護，不再允許如同“光大”摩天樓的建築豎立在城市中心。

在1995年時，檳島市政局推出《古蹟保留指南》，也圈定喬治市的485公頃（4.58平方公里），約占喬治市面積的11%（喬治市總面積為41平方公里）被列為“古蹟保留區”。即意有關地區的建築物不能隨意被拆掉和改建，事先必須得到市政局的批准，引致民間的議論紛紛，因為他們並不十分了解保留一大片土地為古蹟區干啥？只保留幾座具歷史性建築物不就得了嗎！

可是如果按照聯合國的要求，沒有一大片的古蹟區，沒有洋溢人文精神，沒有秉承文化遺產並讓它活在現代社會中，是不備資格申請的。

1998年，一項國際會議在檳城召開，推薦了檳城和馬六甲聯合向聯合國提出申請。2003年，檳州政府在獲得聯合國方面的同意下，將喬治市的「文化遺產」範圍縮小成1.88平方公里，僅占喬治市範圍不到5%，比原來的11%小了一半有余。接著一份被認為“已完整”的計劃書在改了又改下，在2004年完成。

2005年正月，通過中央政府，檳城和馬六甲的計劃書正式提呈聯合國的相關組織審查。但在審查的過程中，又發現檳甲的報告書不完整，便打了回來，要求馬方提供更為完善的資料。

我在參閱了“世界文化遺產”之標準與列名的文件后，有兩個很重要的規定也許是我們所忽略的，其一是文化景觀上，它的特殊的性格與構成，符合「真實性」的考驗。這點檳城不受爭議，畢竟它所圈定的範圍絕大部份保留了“歷史的真實性”。

其二，要擁有足夠的法律的、契約的或傳統上的保護與經營管理機制，以確保被提名的文化資產或文化景觀得以被保存和維護。這些還必須要明確標示于提名表內，以證明它是存在的，特別是對大量游客開放的場所，要能提供適當的行政安排以涵蓋資產的經營管理。

檳州在這方面做得不明確或忽略了，所以需要在這個重要的關鍵課題上再提呈報告書，以取信于聯合國。換句話說，檳州政府可能需要向中央政府申請大筆款項以進行對整個“文化遺產”區做出保護和管理，確保文化遺產的持續性，使人身置身中有一種與現代都市不同的人生體驗和沉浸在活的歷史韻味中。這樣的“文化遺產”肯定對各國游客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難怪世界各國競相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理由是這也是一條為國家賺取無限外匯的“黃金”通道。也許我們已沒有必要再爭議要不要“文化遺產”，畢竟我們已邁向第二步，不可半途而廢功虧一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