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小董事会的主权与机制

欣闻雪隆华校董联会订于今日（4月30日）举行“2006年雪隆华小董事交流会”，以配合董总推动的“董事会醒觉运动”。由于讨论的课题广泛，我只针对“董事会的主权”与“董事会的组织”提出我的看法。

有一种论调说主权应向政府争取，一旦获得认同，则华小目前争议的问题就告解决了。换句话说，主权大过天，其它的都是细则问题。但问题是这么简单的吗？

我的看法有些不同。主权固然要维护，但组织与机制如果不健全，则等同有了武器，而没有军队来捍卫主权。根据董总法律顾问侥仁毅及吉打董联会主席傅振荃指出，有许多华小的董事会“冬眠”，应把他们“吵醒”。“吵醒”了以后怎么样？如果组织是依然故我的话，单靠董事长一人也是难有作为的。

事实上，我们应回到历史来探讨这个重大的问题。既然是雪州董联会在1959年已接纳华小董事会改组，那么今天回到雪隆董联会讨论也是切合时宜的。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了47年，近半个世纪，但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雪州董联会是于1958年8月7日一致通过接纳董事会（指华小）修正章程（也就是接纳市教育局印发的华小董事会章程修正本）。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点是﹕官委的三名代表，应由董事推荐。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的逾千间的华小董事会必须根据修正的章程进行改组。这个大手术分成﹕官委、赞助人、校友、家长及受托人（指信托人或信理员）各有三人组成华小董事会（详情请参阅1959年8月8日《星洲日报》）。在这个结构下，原来的董事会（或称大董事会）已不能全面操控新的董事会（或称小董事或学监会，而教育部认同的是这个组织），因为它只能决定三位赞助人的代表再加上官委代表，如果校地是大董事会的，也可推荐其中三名信理员出任，而凑成多数。至于家长及校友的代表就非大董事会推举了（请注意，这里是指校方代表，由校友中选出，而非校友会选出）。

本来在大小董事会并存的年代争议并没有这样的明显，因为大董事会一向来出钱出力，也就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在物换星移下，小董事会逐渐形成一个“代表性”的机构，甚至还取代了大董事会的功能。由于小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是校长，一切文件归校长保管，其权力也相对增加，再加上教育部鼓励每间华小成立“家教协会”，它就与小董事会成为平行的双翼，而核心人物非校长莫属。由此可见，校长权力的扩大是教育法令及结构改变使然。久而久之，也就出现今天的所谓“主权”的争议问题。

更甚者，由于接受华小董事会的改组，许多小董事会的成员是年年未改的，一直照做下去，理由是更换代表麻烦或会得罪人或担心被除名。比如槟城的官委代表一旦出现空缺就不能填补，也就只好让有关者永远做下去直到逝世。如此年复一年，华小董事会出现“冬眠”状态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如果我们要让这类的董事会“复苏”起来，自然要大换血，但谁拥有绝对的权力呢？即便仍存在着大董事会，它也只能更换赞助人代表，成不了气候。另外即便某些家长有心要改革，如果他进不了家协（其中的奥妙，也就是教育法令下的条例所规定的），他又如何成为董事会成员乃至被选为董事长呢？

就此看来，重振董事会的权威也许需要通过发挥或恢复或另组大董事会，以“校主”的身份要求厘清主权（包括行政措施的调整）。如果单靠小董事会（又力之不逮，或被认为是“冬眠”的）争取应有的权利，又显得如同孩子向父亲讨权力，毕竟小董事会的生存是依附在教育法令的条例下（1957年）。如果重组大董事会也会显得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不知董总诸公以为然否？不然恐怕努力会事倍功半的。

嘉化峇峇与马共和解

前任副首相敦嘉化峇峇终于走完他的一生，终年81岁。这位政坛元老虽然未能攀上首相高职，但他却留下令人难忘的政绩。

对于他本身而言，他是在15岁（1940年）即参加一个叫做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的组织，这是一个急进派的民族主义团体，反对英殖民统治。其中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的阿末布斯达曼。

1945年战后，又出现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叫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其领导人有后来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巴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和转向马共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嘉化在1948年参加这个政党，也结识其中的领导人。这个党因被指为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被英殖民政府查封。

因此在1951年嘉化峇峇转向参加巫统，这一年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后又再改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而由东姑阿都拉曼接任巫统主席。

教师出身的嘉化峇峇虽然没有强烈的政治欲望，但有政治的使命感，在1955年在联盟旗帜参加独立前票选而成为立法议员。1957年独立后他又参加1959年的全国大选胜出，成为马六甲首席部长。一直到1968年调任中央出任部长。他是巫统的元老，也是在位最久的党副主席之一（1962年起到1987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而在1993年退隐政坛）。嘉化1974年退出内阁，因不满未被调升副首相。不过在1986年受马哈迪之召又再入阁且成为副苜相。他有自知之明，由于学历关系，并不期望有朝一日成为国家首相，而是满足于当马哈迪的副手。无奈1993年安华崛起形势比人强，他选择靠边站。他对巫统，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受到肯定的；尤其协助马哈迪在1987年党争中稳定大局，击退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的挑战。

对于马华公会而言，嘉化又有令马华终生难忘的贡献，那就是在1984年马华爆发党争后，嘉化毅然介入协助安定局面，一度且成为马华的临时代总会长。这场党争是因为李三春突然于1983年“出走”，导致梁维泮和陈群川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结果后来由后者取胜，嘉化也就“功成引退”。正因为嘉化对马华有功，因此马华公会每年不忘给他庆祝生日。

对于国家和平而言，嘉化的杰出贡献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促成马共与政府和谈，结束对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人在北京）（他与嘉化是前马来国民党的党员，彼此相识，嘉化也因为这种微妙关系，得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嘉化于1986年出任副首相后，就写一封信表示祝贺。接着透过嘉化密友哈芝端穆达的穿针引线，和谈似乎有了眉目。

1987年6月25日，阿都拉西迪通过端穆达呈交一信件给嘉化，信中提出了前马来国民党和后来马共领导的马来民族党的问题。不久之后，也就是9月7日，嘉化回函同意与马共举行会谈。

阿都拉西迪至为感动，再去一函（10月1日）形容嘉化是一位爱国和民主主义者，嘉化又再11月7日覆信同意应该结束这场战争，因为马来西亚已经独立很久了。

结果有了1988年5月24日的第一次和谈在合艾举行，随后第二次和谈于8月10日在槟城举行，随后第三轮会谈又回到合艾。

到了1989年，高层的会谈在泰国的普吉先后进行五次。结果马方，泰方和马共同意签署和平协议书。这就是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举行的历史性的会议，达成《合艾和平协议》，从此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嘉化在这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启动了和平之路，他的这一巨大贡献是永垂青史的。虽然他不是直接的谈判者，但在马哈迪的同意下，他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马来西亚独立斗争也写下完美的句号。这就是嘉化峇峇鲜为人知的一面。而这个精彩的篇章是在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抗英战争与和平》中一一显露。

林连登打官司

1958年也真是韩江中学多事之秋的一年。这一年林连登以89岁高龄迎战一场官司，起诉人是原韩中校长方学李博士，一时轰动整个华社。在林连登逝世后，其后人又于70年代打一场没有林连登在场的林连登官司案，那就是其前职员起诉的著名的16万元官司案。前一宗案方学李取得4千余元之补偿；后一宗案林连登后人胜诉。

为什么会有董事长与校长打官司的案件？其缘由是这样的﹕1958年7月10日，来自台湾的方学李接受林连登的聘请出任韩中校长。9月7日抵槟履新。

方学李自我介绍他的履历是在来槟之前，他是在台湾当律师及数家公司之法律顾问。在这之前，他也曾在中国的中山大学、安嶶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执教（此应指中国解放前）（来头可真不小，且拥有博士衔头）。

在抵槟后的第二天，方学李拜会林连登，两人东拉西扯许多政治上的故事，包括为什么陈嘉庚与陈仪感情不睦之事（按陈仪在抗日期间是福建省省长，被陈嘉庚告发渎职而被撤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省长。引自《南侨回忆录》，杨进发著《陈嘉庚传》也有提及此事）。

抵槟第三天后，他正式出任校长。据他说，他的薪水是马币725元，加房屋津贴100元，车马费50元，合共是875元。不过，他一直没有接到正式的聘书。讵料在10月27日，他接到董事部律师发给的解雇信，通知他在10月30日起停职。前前后后，他任校长只有七周的“寿命”。

方学李因此不服，他在1959年入禀槟城高等法院，要求韩中董事会赔偿旅费、薪俸及津贴合共21000余元。官司在6月10日开审，方学李及林连登双双出庭。

林连登在供证时主要有三点﹕方学李写一封信给一名董事说教员你请或我请，而且用挂号信（林连登认为是不寻常的），是不与董事会合作之举，等于将学校分成两部份（监学林锡猷对此有解释聘请教员是校长与董事部磋商，而不是你请或我请的问题）。‚当年学校之毕业刊出问题（此乃指政治部有进行调查，发现三篇文问题，而有些有亲共思想），言下之意是方校长未监督好（此点方学李有辩驳，他指出封面和平鸽并非亲共之举。他引述圣经的封面，也有一只白鸽含着橄榄枝。耶苏说过，这鸽子是和平的）。ƒ指方校长不懂英文。

此外，林连登在庭上说﹕“他管理学校不好，工作不照作，整天阅报纸。”（哄堂）

基于这些个理由，董事会认为方学李“无能力办学”将之解雇，但方学李认为此说是无理的，因此要求赔偿。他也力指学校存在的缺点。他说，学校有近三千名学生，从学生的图书费中，学校每年可收两万多元。可是在他调查后，发现学校花在图书费只一百多元，还有学校只有两个篮球场，是不够用的。

他承认虽然没担任过中学校长之经验，但凭他在大学教书的经验，他是胜任有余的，只是在他未能大展拳脚之际，他就被解雇了。

有一件事是我们事先都不知道的，但在方学李供证时抖了出来﹕在1958年10月11日林连登钢像揭幕之前，他有接到首席部长（指王保尼）之电话，问他能否保证东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来主持揭和致词时学生不捣乱，否则东姑不会来，他便回答会尽力维持秩序，结果首席部长满意，而后东姑也来了。

我们可以想象，在1958年韩中学运正处蓬勃阶段，王保尼有此一问，是担心韩中学生会有什么示威的。就我当时所知悉的情况是，韩中学生并没有什么事先闹事的传闻，而是大家都接受学校的安排，在烈日下的大草场聆听大人物演讲，秩序井然。

这场官司出庭供证的人物可够精采，除了学校的董事外，也有教育局、政治部、移民厅和教师等，其中包括名作家方北方，他也有“惊人”的揭露，还有报社主管及记者等。
方学李的律师惹日星有一段话是值得一提的。他说，林连登决定聘请方博士是因为他们两人是同乡。

方学李来担任校长后，一直催董事会发下聘书，换来的是一封解解雇函。在不服底下，官司在1959年8月21日审结下判。方学李获得4000余元的补偿，此事也就告一段落。这是韩中其中一位最“短命”的校长，也为杏坛留下一段“辛酸泪”。林连登对韩中事务之“大小通理”也由此得到印证。

“政客”与“政治家”

我对“大马商业道德学院”和英国Mori调查公司所展开的一项“忠诚信任”程度的调查结果深感兴趣。其中有关从政者的可信度，大马与英国相差无几。在大马方面，相信从政者讲真话的只占11%，而在英国方面，也只有16%。换句话说，在15项职业或行业中，从政者均叼陪末座。

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权威，但不论是在大马或在英国，人们对从攻者的信任程度总是最低的。这主要是政治人物面面俱圆，总是选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人物讲不同的话，以致人们也不知道到底那个才是真实的，因此有了以上的“结论”。

在华文字中，对于政治人物有几种称呼，却具不同的含意，其巧妙处也就在此。例如英文字一般上对从政者使用politician来称呼，但查了字典，它却有两个解释，一说政治家，另一说政客。对于华文字来说，“政客”又有了贬意。因此从政者往往喜欢被称为“政治人物”或“政治工作者”，而不喜欢“政客”这个词汇。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客”字的含意。一般上我们理解的是非主人的意思，而是到访者或过路者或短暂居留者。例如来自中原的系族散居在中国各省市，尤其是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乃至江西，统被称为“客人”。虽然他们长期以来就落地生根，也是主人之一，但这个名称从未改变。客家人也习惯这样的称呼不认为含有贬意。

再者，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也是作客式的，当时间一到就得离开尘世。虽然我们也认定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但岁月不饶人，我们终究还是地球上的“客人”。

从这样来理解，“客”字也就没有什么不妥。可是从政者就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但在老百姓的眼中，不叫“政客”又叫什么呢？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可信度如此之低，也难怪在人民的眼中对从政者带着这样的意思。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人物要成为“政治家”是难之又难的。政治家寥寥可数，政客就一大把。换句话说，要从“政客”蜕变成“政治家”，可就难关重重，也不是每个从政者都可以做到的。
这样一来，“客”和“家”就有一道很深的鸿沟，谁要能从“客”转成“家”，可就是一方名士了。如果说，“政客”是人民中的“精选”，那么“政治家”就是“精选中之精华”。

那么谁才够格成为“政治家”呢？这又是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有一个“认同”。即这个人在政治上对国家和人民有巨大的贡献或在某个时代有特出的表现，能带动人民跟看其思想而行动起来。这样的人也真的没有几个。这是要用一生心血才能打造出来的。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或政治手腕或施政方针，那是另外一码事。当他们被历史定位时，他们已成了政治家。在马来西亚，被列入政治家地位的有巫统的拿督翁、东姑阿都拉曼、敦拉萨、胡先翁和已退任的马哈迪；有马华的陈祯禄；有民政的林苍佑。在新加坡有李光耀和林清祥等。由此可见一个人要在历史上寻求这么高的荣誉诚非易事。

明乎政治家是这么高难度的境界，则我们一般的从政者也就不必这么耿耿于怀，只当自己是政治人物或只是政治上的一名过客，也不要在意被人称为“政客”。做政治上的“客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千万不要一下子就以为被人称为“政客”是贬斥之意。其实，政客也罢，从政者也吧，最在意的应该是当他对政治作出承诺的时候，他不能利欲熏心，不能假公济私；更不能没有立场和政治理念，也不要讲话翻来覆去，以取信于民，设法将“政客”的形象和可信度提高。这也是从政者的任务之一。

林连登vs林连玉

战后，林连登作了一个让后世赞不绝口的举动，那就是在1948年遵照承诺献地兴建韩江中，总面积是31又¼依格左右，校园之大，居各校之冠。今天的韩江中学的广阔校地就是在当时由林连登一手献出来的。1950年7月15日，由林连登举行奠基礼。这一天成为韩中永远的校庆日，风雨不改。1951年正式开课，从此弦歌不辍。

为了纪念林连登对韩江中小学的巨大贡献，董事会于1948年为林连登竖立半身小钢像于韩江小学，复于1958年在韩江中学大草场竖立全身大钢像。有人笑曰，小学小也，中学大也。不过以当时韩小侧身在潮州会馆内，面积有限，要大也不可能，只好「委曲」林老先生，直到中学落成，就大到路人举目一望就先看见林连登一手持拐杖，一手拿书卷的大钢像。50年来“他”在风雨中屹立。

这里显示林连登不避忌的典型故事，在他生前有幸目睹本身的钢像在两间学校“闪闪发亮”，而且还亲自邀请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为其钢像揭幕。

这一年林连登已是78岁高龄，精神矍乐，对学校事“大小通理”。

我在1958年时已是韩中的初中生，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钢像揭幕礼，我对此是印像深刻的，在烈日当下，我们一直站在草场听大人物在演讲，浑身流汗。也有人发出怨言说这那里是观礼，简直是“虐待”，大人物有凉蓬挡晒，而我们要站着“受罚”。好不容易熬过烈日当空，我们终于松一口气。后来想想，学生嘛，不得不充充场面。

说到1958年，也是韩中多事之秋的一年。其远因起自学运，也就是由锺灵中学传过来的（还记得1955-56年锺灵的罢课风潮吗？胡万锋就是其中一名“牺牲”的领袖），于是有韩中学生被捕的事件发生。到了1956年情况进一步紧张。当时的教育部长指出有韩中学生介入锺灵学潮，引致校长诚惶诚恐，不得不发表文告“澄清”是学生入锺中观看，而不是参加示威云云。

1957年的韩中已是北马学运中心（锺灵被压制后转向韩中发展）。这一年的4月4日，韩中学生约五百人以罢考掀开学潮序幕，藉以声援锺中68名学生被开除。

这一下子，触怒了林老先生，他赶忙来到礼堂，向罢课的学生责难，他说﹕“锺中学生是反对校长，反对领取特别津贴（即意改成国民型中学），韩中有什么地方值得反对，你们这样做（指罢考）？”

也许林连登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学运？它是连成一气的，从新加坡的“中学联”传来的，是一股左翼思潮运动。也许他也知悉一些，但他还是采取激烈的行动，他在他的寓所“桂林庐”召开董事会议，决定勒令五名学生领袖退学，另17名记大过签悔过书，再有23名在不记过下也要签悔过书和家长保证书。

但这也不能阻止学生再次发难，这一年的11月14日（史称一一一四事件），韩中、中华及槟华学生群起示威，二千余人齐集槟华女中，有十余名学生受伤。全马性的学潮此落彼起，学生们反对高初级文凭考试以英文出题及作答；‚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及ƒ反对驱逐超龄生。

林连登在事后（1957年11月27日）发表文告促请学生们“痛自觉悟”，盖罢考罢课及游行示威，非特违犯校规，且足以妨碍华校之进展。

在学运火红的年代，林连登的“恩威并重”起不了作用。韩中学生在1958年再一次展示学运的威力。在这一年的6月2日，韩中学生齐集礼堂示威。我也是其中一名参加者，但因年纪太小，不知道罢什么课，只见台上学生领袖又演讲又喊口号，我们也群起响应，事后大家又回到课室上课，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其实这才是大件事。

原来，在1958年3月初，教育部规定华校初级中学毕业生必须经过升学考试及格，始可进入高中，这是全马华校所反对的，因为一向来初中考试是测验性质，不是决定能否上高中的唯一标准。

林连玉在其回忆录（风雨十八年）（下集）中这样说﹕“在3月14日时，接获韩中董事长林连登的来函，对升学考试诸多指责，义正词严，深合华文中学生的心意，并请求三大机构交涉此事。”

为此林连玉在14月6日举行的教总工委会，支持林连登的想法，议决全国华文初中毕业生一律杯葛升学考试。此时新上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苍佑介入调解，但未带来满意的答案，决定由马华召集三大机构会议，日期订在6月1日。

林连玉说，“林连登竟于五月下旬举行韩中董事会议，认为交涉已成功，指示韩中初中业毕生要参加升学考试，否则不得升入高中。”对此林连玉感到费解，最先反对的是林连登，最先屈服的也是林连登。他形容林连登此举是“不待结果，就单独行动”。

有两位韩中学生代表就此向林连登寻求答案，结果林老大怒，一举开除他们。

而6月1日的三大机构会议也对此无法交待问题已“圆满”解决，导致韩中学生在6月2日静坐罢课。林连玉说，若此事未解决，势造成全马华校的学潮。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是谁化解了危机？结果是马华的宣传主任杨邦孝（懂得华文）（如今是新加坡大法官）挺身而出，直接找教育部长佐哈里，得到部长同意改为测验性质。

不过林连玉不放心，杨邦孝只好签下白纸黑字给林连玉，后者才肯发表文告说争议已解决，一场可能的风潮就此消弭掉。事后杨邦孝向林连玉说，佐哈里也知悉雪州四中学风声得紧。如果学潮爆发，恐会动摇其部长职。（上述情节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

自此而后，韩中不再有学潮，但林连玉与林连登也就成为不咬弦的“寃家”。奇怪的是两人的名字看似亲兄弟，却是南辕北辙的“华教领袖”。林连玉vs林连登事件，成了华校史上一个历史性的记录。

解读第九大马计划

首相阿都拉在3月31日提出的第9大马5年发展计划是包罗万象和应有尽有的宏观报告书，我将之形容为“满汉全席”的丰富佳肴，极不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所消化。因为2千亿元的拨款是一个天文数字。以5年来算，每年400亿元，；每天则要1亿余元。这些钱从那里来呢？从报告书中我们得知是从政府的收入，包括税收和政府公司的盈利等。同时也会举债来应对。预计国债总数将因此达致3千余亿元，外债则3百余亿元，两者加起来共3千5百余亿元，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6%。

这意味着政府将在全民的承担下集资来落实第9大马计划，且将努力维持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在6%之间。另一方面政府也估计私人企业会在第9大马计划之下另动用3千余亿元进行各项投资和融资。这反映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需要私人加入政府的努力才会成功。而前首相马哈迪不久前也说过，华裔是最大的纳税者，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贡献。由此可见，国家的发展是公私一齐成长而相得益彰是没有争议的。

我们注意到政府格外重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矢言缩短两者间的距离。在参考了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后，竟出现10%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是10%最贫穷的人的22倍。政府的不安是40%贫穷人士的家庭收入从1999年的14%下降到今天的13.5%，而20%富有者的家庭收入则从50.5%上升到51.2%。因而决意在2020年时使到贫穷者的收入提升至20%；富有者的收入减至40%。

显然，不仅是土著，非土著也有极穷困的人。若是最下层的人民能从第9大马计划中受惠，将是皆大欢喜。即使政府承认是艰巨的工作，我们也支持政府一定要努力以赴。同样的，政府对土著拥有股权仍未达30%有所失望，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非土著不支持新经济政策，而是政府要找出根源寻求对策，为什么从2000年到2004年，数目还是18.9%？

毫无疑问的，首相对此提出的三个愿景是发人深思的。其一是更好的生活素质；其二是不分宗教和种族，所有人分享进步的成果及其三要培养第一流的思维、有知识、有竞争力、有高度的表现和完整与强烈的道德价值观，从而成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在支持这个目标的当儿，我们对第9大马计划的印象是偏重采取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和提升人的价值多过人文的关怀。不错改善经济是首要任务，但它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的钥匙，因为人的思想的改变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是需要多方面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的普及和对世界变化的应变能力，不能老是停留在保守的思想来看问题。我们的社会固然没有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但存在着“文化的隔膜”。这种“隔膜”意味着族群间各自的生活又各自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来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极不容易理解彼此的愿望，更因为这样的思维阻碍了彼此的视线，未能把眼光放远。

例如今天的世界是外来的冲击大过内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失去竞争优势或不能与时俱进，我们就会被其它国家的进步所超越。因此首相的苦口婆心要人民改变思维，拥有第一流的思想是要人民跳出陈旧的框框和单一思维，向世界看齐，不是顾盼自雄，自以为是，而是在拥有知识和对科技的掌握，溶入知识型的经济时。我们也应该要强调培养相互尊重，缩短文化差异和贯输民主政治公理的重要性，用公正与公平的原则创造人文价值，以便将“人力资本”的训练转化成“人文资产”的孕育，完成首相的全民分享成果的心愿，在达成和谐社会中突显新思维新作风贯澈在第9大马计划中，作为明年50周年国庆的最大献礼。

林连登靠屠业起家

《号外》要我把笔推向历史，我第一个想起了千万富翁林连登。

提起马来西亚的华裔著名人物，不能不提林连登；提起林连登，一定想到韩江中学。

林连登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是“三合一”的化身。历任槟榔屿潮州会馆领导人廿余年，也历任韩江学校董事长廿余年（林连登奋斗史作者唐镇邦语）。因此每当一提起林连登，总是联想起这两个机构，和他是“形影不离”的。

同样的在今天，每当我们提起韩江时，就联想到韩江是三结合的学校，即韩江小学、韩江中学和韩江学院是融汇贯通在一个董事会内。但是如果没有林连登，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因此韩江的故事要从林连登说起。

林连登生于1870年的惠来县，“九岁入乡塾，勤奋力学。从师郑融，专攻四书五经，精研义理”（许崇知撰《林连登传》）。这意味着林连登不是目不识丁者，他有读过书。至于他的学识有多高，也就非我所能理解。

1893年，林连登南来马来亚，开始他人生另一个历程。此时他已23岁。“初抵槟城，人生地疏，由乡亲导入吉打，从事执锄工作，月薪四元二角，奋斗数年，不大成就”（唐镇邦语）。这里有需交待一下，林连登的家族是“家有恒产，业白糖生理。先尊荣才公，承先人余荫，居乡务农”，根据唐镇邦的说法，其家族属于“小康之家”。

如此日以夜继的博拼，林连登在32岁那年在鲁乃熬出头来。“开创屠业生理，店号成发，每年获利千余元，由是渐入佳境”及后大展拳脚，成为一方地主和大商家。由此来看林连登是卖猪肉起家的，算是有钱的“屠夫”，当然老板是不必亲自下手的，但有记录显示，他遇事是亲力亲为的，包括学会补脚车轮胎。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最是投机读书人”。林连登既是靠屠猪业起家，自然身上带有“仗义为人”的豪情。

以下的故事就带出他的从商为善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林连登已是富甲一方的大富翁，是园主，种植树薯，又设酒厂，也开辟树胶园，资金累积越来越多。一座美仑美奂的洋楼也就成为林连登的标志。

这座在今天位于红毛路的“桂林庐”大洋楼可媲美与之毗邻的叶祖意大厦（如今已捐赠民政开办宏愿大学的总校址），是在那个年代身份的代表，象征着一代富豪的身家已是腰藏万贯。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是49岁的林连登通过槟榔屿潮州会馆（他在1906年加入潮州会馆，参与公益活动），联合一批潮籍闻人，如林参、连瑞利、戴淑原、许文造、马元廷、傅炎峰、胡德福、周满堂、戴振顺、纪合义、陈罗雄、陈源泰、陈锦泉、洪景南、许宗豪等人发起兴学办校。1919年诞生了“韩江小学”。

在创校缘起中，力陈教育之重要，而潮乡为数不少，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人专美，而办善事者，尤以兴学育才为较有益者。

就这样，取名为“韩江小学”的学校正式于1920年开课。初时校址设于牛干冬街潮州会馆内。林连登出任首届董事长。以后担任多届的董事长。在他任期内，韩江小学从寄居在会馆上课到在会馆旁另建学校。旋又于六十年代乔迁至现址，与韩江中学并立于“连理园”内。

林连登在第一次战后的业务扩展更是惊人，也成功地向政府承下赌局，又从事屋业发展，开设戏院娱乐事业，进行进出口贸易等等，单就胶园，就有万英亩之多。

1937年日本挑起芦沟桥事件，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晋入抗日时代，林连登也慷慨解囊，激起爱国情绪，而在抗战进入深入的阶段，林连登又有一构思，准备在韩江小学的基础上设立韩江中学。
1940年时，林连登报告已为韩江中学筹得八万余元（其中一半系由他负责），但因所购之地（洋楼）位于新世界附近过小，不适合发展学校，遂有兴起要求更大校地的念头。

与此同时，泰国又实施禁止华校政策，槟城潮人有鉴及此，对创办中学更是认为属于当务之急，以收容泰国华裔到来求学。

正当准备倾全力建设中学时，日本蝗军突于1941年底入侵槟城，复占领马来西亚。从此马来西亚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生涯，建校计划暂时被逼搁置。

在日治时代，据许崇知回忆，日本人用枪口逼林连登担任伪华侨协会委员。其它人有连裕祥、林耀椿、林清德及周国钧（参阅《奉纳金数据选编》，页68），也因此有出现所谓的风言风雨。以1942年来算，林连登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实在不能做什么，但却被日蝗军“选中”。在一首贺诗有下面这一段话﹕“曾遭倭祸，备尝艰辛，丛脞抑悒，奋不顾身…国府慰勉，正气以伸”（方乃斌于林连登81岁大寿之贺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切已告过去，林连登一度消沉的意志又在其同乡鼓励下，重新冲刺。这一次他为华社立下不朽事业，那就是在1949年献地，而在1950年创办了韩江中学。

绿灯已亮该上路了

首相阿都拉提呈的第九个大马五年发展计划时，对槟城而言，正如一般所料，是第二槟城大桥，外加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似乎是三合一的“礼物”。其实这也是槟州人引颈企盼已久的工程，我们称之为迟来的“礼物”。

如果认真剖释这三项计划都是属于交通问题，也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对槟城是既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因为目前的槟州交通已走进“瓶颈时代”，若是一拖再拖，也真的会拖累了槟城的发展。

在历史上，槟城（1786年）是英国人踏足东南亚乃至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新加坡（1819年），然后才在1824年正式占有马六甲，完成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接着又把它的军舰开入马六甲海峡，再渡远征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1840年）。这就是说，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精心经营的重要殖民地，曾为英国本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但是英国人后来倒转回来以香港为重，新加坡次之，而槟城殿后，造成三个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先受惠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拥有地铁和海底隧道，交通四通八达。新加坡则要等到立国（1965年）后，才有地下铁和全盘的交通规划。槟城最为可怜，在1957年成为独立国一部份时，我们仍然只有渡轮，自由港摇摇欲坠，它被英国人“遗忘”了。

较为致命的是英国人的道路规划是小家碧玉的，马路又小又短，建筑物东一块长长，西一块短短，看不到完整的和长远的规划。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三个地方，就不难发现英国人留给我们的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在这种窘境下，唯一的改善是实行单行道，还有是限时车辆的进入。槟城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劣势，因为公共设施的工程归中央，除非中央动，否则槟城的交通就依然故我。幸好在1985年时第一道槟城大桥通车，否则很难想象槟州该怎么发展，也因为有了令槟城人一度骄傲的大桥，我们常常向外国的朋友夸耀槟城虽小，却美得可爱，甚至连大桥也是一道风景线。曾几何时，随着物换星移，我们再也不赞美槟城大桥。甚至有时候塞车其中，骂声连连。

还有在车辆越来越多下，槟城的公路已是不能负荷，在佳节和上下班及上下课时间，总是塞得麻木，叫人吃惊的是槟州人口不到140万名，却拥有注册车辆超过140万辆。在无法控制下，我们也只好面对塞车之苦。

另一个因素是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政府正着手改善，但我们也不能有什么期许。

为此我们对所说的三项交通大工程作如下的评价﹕

第二大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多一个通道，才能推动联邦内陆，尤其是北马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威省和上霹雳）的经济活力和槟岛经济的第二度起飞。如果三年后才动工，则我们要10年后才能“享受”第二通道的方便，但那时车辆又是翻一倍。不知道可否缩短完工期，好让上了年纪的人能有机会目睹“伟大的工程”再增添几乎荣耀？

‚槟岛外环公路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的理由是卅年来，离开乔治市的“郊区”已不再是郊外了，而是“钢骨森林”，工厂房屋处处，高楼大厦林立，人口都已集中在外环公路的地段，若工程再拖延，苦的是这新区（新卫星市）的居民。

ƒ单轨火车是用来挽救有“下沉”迹象的乔治市。一项数字记录是教人忧心忡忡的：1970年乔治市有人口269,247名，1980年降至238,360名，1991年再降至212,540名，2000年又降到181,380名。到今天只有减而没有增。如果我们还要保留这座历史城市，继续作为槟州首府的话，政府实在有必要改弦易辙﹕改革交通、增建房屋及增设商场是必要的三管齐下，而提供投资及复修奖励，力促文化遗产申办成功有期也是重要的对策。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五年后新加坡又将提供另一个刺激旅游业的“实体”，槟城焉能掉以轻心？绿灯已亮，该上路了！不要再研究研究了。我们已经研究整整十年有余了！

绿灯已亮该上路了

首相阿都拉提呈的第九个大马五年发展计划时，对槟城而言，正如一般所料，是第二槟城大桥，外加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似乎是三合一的“礼物”。其实这也是槟州人引颈企盼已久的工程，我们称之为迟来的“礼物”。

如果认真剖释这三项计划都是属于交通问题，也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对槟城是既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因为目前的槟州交通已走进“瓶颈时代”，若是一拖再拖，也真的会拖累了槟城的发展。

在历史上，槟城（1786年）是英国人踏足东南亚乃至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新加坡（1819年），然后才在1824年正式占有马六甲，完成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接着又把它的军舰开入马六甲海峡，再渡远征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1840年）。这就是说，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精心经营的重要殖民地，曾为英国本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但是英国人后来倒转回来以香港为重，新加坡次之，而槟城殿后，造成三个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先受惠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拥有地铁和海底隧道，交通四通八达。新加坡则要等到立国（1965年）后，才有地下铁和全盘的交通规划。槟城最为可怜，在1957年成为独立国一部份时，我们仍然只有渡轮，自由港摇摇欲坠，它被英国人“遗忘”了。

较为致命的是英国人的道路规划是小家碧玉的，马路又小又短，建筑物东一块长长，西一块短短，看不到完整的和长远的规划。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三个地方，就不难发现英国人留给我们的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在这种窘境下，唯一的改善是实行单行道，还有是限时车辆的进入。槟城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劣势，因为公共设施的工程归中央，除非中央动，否则槟城的交通就依然故我。幸好在1985年时第一道槟城大桥通车，否则很难想象槟州该怎么发展，也因为有了令槟城人一度骄傲的大桥，我们常常向外国的朋友夸耀槟城虽小，却美得可爱，甚至连大桥也是一道风景线。曾几何时，随着物换星移，我们再也不赞美槟城大桥。甚至有时候塞车其中，骂声连连。

还有在车辆越来越多下，槟城的公路已是不能负荷，在佳节和上下班及上下课时间，总是塞得麻木，叫人吃惊的是槟州人口不到140万名，却拥有注册车辆超过140万辆。在无法控制下，我们也只好面对塞车之苦。

另一个因素是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政府正着手改善，但我们也不能有什么期许。

为此我们对所说的三项交通大工程作如下的评价﹕

第二大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多一个通道，才能推动联邦内陆，尤其是北马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威省和上霹雳）的经济活力和槟岛经济的第二度起飞。如果三年后才动工，则我们要10年后才能“享受”第二通道的方便，但那时车辆又是翻一倍。不知道可否缩短完工期，好让上了年纪的人能有机会目睹“伟大的工程”再增添几乎荣耀？

‚槟岛外环公路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的理由是卅年来，离开乔治市的“郊区”已不再是郊外了，而是“钢骨森林”，工厂房屋处处，高楼大厦林立，人口都已集中在外环公路的地段，若工程再拖延，苦的是这新区（新卫星市）的居民。

ƒ单轨火车是用来挽救有“下沉”迹象的乔治市。一项数字记录是教人忧心忡忡的：1970年乔治市有人口269,247名，1980年降至238,360名，1991年再降至212,540名，2000年又降到181,380名。到今天只有减而没有增。如果我们还要保留这座历史城市，继续作为槟州首府的话，政府实在有必要改弦易辙﹕改革交通、增建房屋及增设商场是必要的三管齐下，而提供投资及复修奖励，力促文化遗产申办成功有期也是重要的对策。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五年后新加坡又将提供另一个刺激旅游业的“实体”，槟城焉能掉以轻心？绿灯已亮，该上路了！不要再研究研究了。我们已经研究整整十年有余了！

解读王国丰现象

当知悉王国丰悬赏50万元的事件后，我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但又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多亏《号外周报》揭开牌底，让我们知道他来自瓜拉庇朥，家乡除了开了一间脚车店外，自己也从事一些生意。以这么一位不是做大生意的企业家来说，还曾为自己女儿的华小捐了40万零吉，实在够大手笔，也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

本来这样的低调也没有多少知道，包括我也不知有此事。事因董校风波闹开，我们又再知悉他尚要献出50万零吉。如此一加起来，就是90万零吉，由不得我另眼相看了。

先不要谈其动机如何，单就万万声的“豪气干云”，也够使人“叹为观止”了。我把这样的举动形容为“王国丰现象”。

什么是王国丰现象？那就是一位在芸芸众生中探出头来说“要匡正社会的歪风，还天空一片晴朗”的人物。这也许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事，但又令人十分好奇。因此王国丰在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中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说这样的“争议性人物”没什么不好，至少他敢做敢为，社会就是因为缺乏这样有勇气的人，才把问题扫进地毡。又有人说王国丰在借势把问题扩大，但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提高人们的意识而有所关注。

当然王国丰的举动不意味着“一夫当关”就马上把问题解决掉。因为他只是针对一个现象来勾勒出“王国丰现象”，而“这个现象”正是我想与王国丰先生共同探讨的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正在推想王国丰是在“标准型华文小学董事会章程”下出任董事长的（如果有错，请指正）。这个组织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下的条例而成立的。当1958年华小成为国民型小学时，就有这么一个组织出现。由于它与传统的董事会的性质有所不同，有人就称之为小董事会，而与传统的董事会并存（称之为大董事会）。因此一间华小“有两个董事会”是历史的产物。

但也有的华小不再存有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索性用“标准型董事会”取而代之。这个标准型的董事会是没有会员制的，是由五个方面组成，每方派出三个代表成为董事。其中家长方面的代表，如果其孩子小学毕业了就不能由家教协会推选，而由他人取代。这就是说，家长代表的董事是根据家教协会推选的，任期有一个限制。

至于赞助人及信理员（信托人）的各三名代表一般是由传统的董事会推选。若没有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就不知道该如何推选？或者是“终生制”的？

还有校友代表是由校友会推选或由学校挑选校友出任，也就因校而异。因为章程没有列明是由校友会推举的。是不是一做就做到底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各个学校的处理方法。

最后有三名官委代表。在董总1959年争取下，应由董事推荐（这应指是由传统的董事会推荐）给教育局委任，但值得注意的是约在十年前，槟州方面已停止接受官委董事的推荐。换言之，若逝世或辞职就悬空。造成官委董事成“终身制”，不然就少一名算一名。

以此推算，标准型的董事会成员共15名。而在条例下，校长是这个董事会的当然秘书，也因为章程的规定，“标准型的董事会”一切的文件和操作就由校长负责。校长虽不是董事会的成员，但确实董事会的“重要人物”。他必须负责将董事名单（不论有无改变）都得呈报教育局报备和批准，所有的文件都由校长保管。为了区分大小董事会的不同，有些学校将此组织称为“学监会”。

久而久之，在此结构下，校长的“权威”就凸显出来，以致我们在今天才认为组织“欠完善”。
因此在我的感觉中，董事会自我理清组织与功能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征询律师的高见，这样的董事会（没有正式向社团注册局或公司注册局注册的），而是在育法令下的组织是否享有法人的地位？若有，其职权要怎样厘清？若没有，又怎样争取和改变呢？

如果王国丰先生也在这方面下些功夫，也许会正本清源解决一直悬而未解的争议。我愿与王先生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