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的“社会契约”论

首相阿都拉于6月29日在怡保主持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百年纪念商展会开幕礼时说：“巫统必须服膺于一项契约，不会索取槟州首席部长职。这是国阵分享权力的概念，必须被维护和缔造国民团结。”

这是首相第一次公开表态，并形容为一项社会契约。他指出一名真诚的领袖是一位懂得忠于契约者。我们对于首相的承诺感到十分宽心，因为这也间接地表达了他尊重和重视历史形成的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局面。

但究竟什么是社会契约？有没有明文规定？这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提及倡议“社会契约论”的伟大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卢梭（1712－1778）。他在1762年发表了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主要论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源自于维护社会整体的力量。他说人们是向整个社会而不是向任何人转让自己的权利。因此国家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契约来保护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并反过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因此卢梭明确地指出，“社会契约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础“，而每个人在结合中自然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就此看来，社会契约可以是有法律依据的，也可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传统的传承，但却必须建立在合法权威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合法权威是指权力的在握者运用其智慧和公平的施政来促成一个制度的完善和国家的稳定。这就牵涉到一些不可逆转的社会契约的原则是不可随意变动的。在卢梭看来，即使是微小的改动也会破坏整局。

阿都拉首相十分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表明他是社会契约论的忠实执行者；特别是对槟城州而言，他无意改变自独立以来就形成的政治格局。开创这个局面的是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即使在1957年独立时，属于联盟的马华公会的州议员不是占大多数（14席中马华只占5席，另10位议员是委任的），东姑还是将首席部长职让给华人担任，除了历史因素外，另一个因素是以当时的人口统计，在57万人口中，华人占了57%。虽然往后华人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从来未改变继续由华人主导槟州政权，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阿都拉的言论正体现了历届首相忠于社会契约的实质精神。

尽管自1990年以来，就出现首席部长应改为巫统人士担任的论调，而最新的言论是提出“轮任职”，也改变政党（民政上台）参与执政但都不被阿都拉首相所接受。它的深明大义表现出他是全国人民的首相，不是单一族群的首相，而他的权利也是源自人民，必须要承担和接受建国以来的社会契约，不能有单元思维而改变立国根基。

事实上，所谓马来人在城市难以立足，马来人未享进步成果，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论调已是被政治化和种族化，缺乏数据争议，也与华人担任首席部长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央集权下所推行的政策也在各州会面开展，不会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在一个制度和同一政策下，保留槟州的华人主导权并未妨碍政策的落实和惠及各族群；反之，它反映了多元种族国家的权力分享特征，也反映了社会契约即使不是法律条文，却是缔造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约定俗成”的无形的共识，且已成为一个民主橱窗的“典范”。

白开水的“战争”

这些个日子，从报章阅及“白开水战争”的新闻，心有感触。我说“战争”是因为白开水应不应该收费引发的“唇枪唇剑，好不热闹。

现在市面上闹得可不是水灾问题，也不是水荒的问题，而是咖啡店对白开水收费的问题。这本来不是大问题却因有人投诉变成大问题。站在消费人的立场，认为水是免费的，岂有收费的理由？但站在咖啡业者的立场，若白开水不收费，岂不是“开门做善事“？万一顾客要白开水不要其它饮料，老板又该如何应对？因此在权衡之下，这些年也流行白开水收费的事。

这道理也不难明白，市面上的所谓“矿泉水”（那里来这样多有矿物质的自然水源，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是卫生的，装进塑料瓶里，也就能变成有价值的东西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市面上售卖的白水，是从几角涨到一元或更多的。就因为市场上爱喝白水的人越来越多，白水也就登堂入室成为商品、与汽水、啤酒或饮料之类的并列，而且销量还蛮多呢！理由无他，人们总是认为与其喝那么多饮料，不如喝白开水来得健康。于是“为了健康”，“矿泉水”销路就是直线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咖啡店如果再提供免费白开水，也就被认为赶不上时代，没有生意头脑，因为白水已成为被市场接受的商品，因此也兴起收费来了。

在我看来，这样的收费，只要不太贵，应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我们买得起“矿泉水”，却不愿付咖啡店收白开水的费用呢？主要是我们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喝惯免费的白开水，也就认为收费是不合理的。

对于这个问题，争议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咖啡店改头换面，用塑料瓶提供顾客白开水而不是传统的咖啡杯，你一定会感觉不同，且认为付费是合理的。因为既然如同市场上的“矿泉水”，也就没有免费的了。因此如果咖啡店碰到抗议的顾客，倒可使出这招，将形象（通过包装）改变一下，人的观念也马上转变，也许不会有“抗议”了。这当然是多此一举，用杯盛的水和用塑料瓶盛水还不是一样是白开水？难道塑料瓶的水有营养和与白开水不同？

不过，我们也赞成收费应在合理之间。比如收三角到五角之间，视咖啡店的环境而定。就我所知，咖啡店也不鼓励顾客尽喝白开水，而是建议他们喝饮料。这就是说，白开水是顾客自己要的，也就不要存有免费的心理。除非顾客一群人已喝了许多饮料，再要杯白开水，咖啡店营业者自然不会伸手要钱。但没有规定也不行，最好规定一个最低收费，并视咖啡店的规模而定，也就不会有什么争议了。

其实，顾客还有一个心理是：上咖啡厅或冷气餐馆，通常是免费供应冷水，凭什么咖啡店没有冷气，又不够气派还要收白开水的钱？但他们忘记了，冷气的地方，一杯咖啡是几块钱的，一餐饭是几十块乃至上百元的，当然已把白开水或白冷水的钱算在里面，而咖啡店的小贩摊挡是租给别人的，若顾客不喝饮料，咖啡店是无法生存的，再者一杯咖啡乌也不过几角钱，自然也需要向白开水收费了。

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咖啡厅还不是很流行。有一天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加奶的），大概是人民币15元。后来我再要一杯白开水，服务生说人民币5元。我非常不满，要求对方开发票写明白开水一杯5元。她问了老板不敢开，也就不收了。我认为不合理是因为已付了15元的咖啡钱，为何白开水又要5元了。我说合理的收费应是1元左右。我提起这件事，旨在说明收费不能离请，而不是说白开水是免费的。

现在马来西亚的咖啡店收白开水的钱，以合理价格当饮料收，都应接受也应乐意付给。贸消部在这方面“干预”收費也是不必要的。毕竟这是自由贸易市场。除非将白开水列为“统制品”，不然是有违市场经济原理的。同时贸消部要管的应该是更为重要的事，不要为这么的小事来“整”咖啡店的。让这场风波在“心甘情愿”下结束吧！

委任华裔出任副外交部长

国际社会都知道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知道这个国家的政府是由马来人所主导，但也有其它种族的议员出任内阁部长，因为执政的国阵，是由14个成员党组成，也就由出任首相的巫统主席分配阁员职务。

自从1957年独立以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就是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本人。他的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西方，不与共产打交道。到了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0年上位时，他的外交政策转向不结盟国家，不再以西方马首是瞻。及后的继任者敦胡先翁及敦马哈迪乃至现任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都没有改变这一方针，而且还发扬光大与全世界建立联系，唯独以色列除外。

在马哈迪当任时，他还成功地使马来西亚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和国际回教大会的主席，并把这两项荣耀交给现任首相阿都拉接任。

虽然在东姑之后，历任首相都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但外交政策由首相拍板则是无庸置疑的。不过外交部长这个职务在国际交流频繁下，也变得较为独立的运作。印象最深的外交部长当数曾任外交部常任秘书长的加沙里沙菲依。这位职业外交官把外交部长职发挥得相当灵活，展现了马来西亚的外交风格。接下来出任外交部长比较为人所知的就是东姑阿末李道胡丁，阿都拉巴达威（现任首相）及目前的赛哈密，他是有“巫统雄狮”之称的赛惹化的公子。

不过自1957年建国以来，我国则不曾有过华裔议员担任过副外交部副部长，这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课题。倒是在1995年大选后，曾经出现一位非巫统人担任过副外交部长，他就是来自砂朥越的廖迈克杜耶。他是土著保守党副主席，是米兰努族人。在1999年大选后被扶正成为旅游部长。2004年大选后未再入阁。他在2006年才向外宣布已加入回教。

这就是说，廖迈克杜耶在担任副外长期间，他是一名非回教徒，但他有其专才（博士）和特质，被马哈迪委为副外交部长。如今他是否有机会成为下任的砂州首席部长则不得而知。

我们希望下届大选过后，华基政党能向首相进言，委任一名华裔出任副外交部长。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回教国家外，尚有许多是属于非回教国家，如美国、欧洲各国、苏联、中国、印度及日本等等，都是与马来西亚有密切的关系。若有一位合格的华裔也参与辅助外交事务，当会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如果华基政党能在内政部门取得突破（60初期马华谢添瑞曾出任副内长一个时期后，要延至80年代中期才见黄家定出任内政部政务次长而在90年提升为副内政部长。以后就有华裔副部长分配在此部门），那么交外部门安插一位华裔副部长应该是可以说情和争取的，以彰显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特质，并可籍此强化马来西亚的国际关系。

实事求是看待反对党

民主政治的最高表现是通过投票让人民选出政府，而在这个过程中，允许组织政党也是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政党间的竞争，民主无从建立。换句话说，民主政治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多党共存又相互竞争。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而后伸延到世界各地。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在尚未独立时，已被英国引入民主选举。最早的选举是1951年在乔治市举行的市议会选举，它可以被视为正规选举的滥觞。接着在1952年又在吉隆坡举行市议会选举。这两场选举并没有在实质上有任何的改变，仍然是英国的参政司（各州都有一名参政司，代表钦差大臣执行任务）担任市议会的主席，不过它却让人民看到民主已在马来西亚滋长起来。因此它的重要义是确定人民有权利选出弋议士，而不全然是委任的。

比较大规模的全国性选举则是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普选。虽然也不是全部民选（共98席，其中52席选举，另46人是委任的，但执政党有权推荐5人出任委任议员）。参加的政党较有势力是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和东姑领导的联盟，其它政党只派象征式候选人。就英国构想，这两大政党势均力敌，必然会各有所获而产生两线制，英国则可以通过委任议员左右大局。讵料事与愿违，联盟竟是一面倒大胜，夺得了51席再加上委任的5席，就是56席，超过半数。 反对党只得回教党1席。拿督翁党一败涂地，教人跌破眼镜。由于那时英国已允许马来西亚走向自治，东姑阿都拉曼也就出任马来亚联合邦的首席部长。

这一次的选举对后来的政局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其一，整个形势形成一党坐大（是三党联盟但以巫统为主导地位），促使英国不得不提早结束英殖民地统治（当然还有其它重要因素），让马来亚提早独立。就这样，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

其二，执政党居于绝对的优势开了头，造成独立以后的历届选举都是执政党取得超/过2/3的议席，反对党则不成气候，只能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唯一的例外是1969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未能取得3/2议席，但也保有60%的议席。这也不是两线制的雏型，因为在不久之后，联盟又编收反对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从此反对党只能在选举中力求保住原有的敌众的席位，未敢期望变天，只期望有所突破。

尽管如此，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选举（1963年后加入沙巴和砂拉越）也从来没有让反对党消失在政坛。即便在2004年执政党取得90%以上的胜利，反对党也还是拥有少量的议席。

反对党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这个民主机制的存在，不会形成一党专政。至少反对党议员仍有作为和有所发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反对党在议会内，这议会民主还有意义吗？

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在退休后也发出内心的话，认为反对党可以占有30%的议席，以让民主点亮马来西亚的政局。当然在他在位时，是不希望反对党势力坐大，以免对执政党 有太大的压力。不过不论那一届的领导人，都不曾也从来没说反对党是多余的。

令人费解的是，在不久前（5月份），巫青副团长凯里则扬言他的工作就是歼灭反对党。语气不但过重，也是不必要的，听来刺耳。

为什么要消灭反对党呢？如果没有了反对党，议会民主社会黯然失色。让反对党点燃民主议会的灯，不是很好吗？

再说，不论任何一届的国会选举，都不曾把反对党“杀个清光”。因此个人的主观愿望也要实事求是。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反对党的议会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也们也会珍惜民主得来不易。而且在执政党看来，反对党也不是一无可取，它们在监督和制衡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我们今日争辩的不是要不要反对党的议题。反之而是反对党应不应该壮大些，让议会充满争辩之声？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我们的立场如何，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尊重民主，我们也得尊重反对党。这样的执政党才显得宽宏大量，所谓有容乃大才是政治人物应有的风度。

布斯反共“宣言”的背后

美国总统布斯于本月十三日在华盛顿出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时形容“回教极端份子与共产主义一样杀人不眨眼。只要自由世界团结一致，这两者终将走入历史灰烬。”

布斯在今时今日发表这样的别有用心的谈话是含有高度的动机。他故意把这两者连串起来而不是一分为二看待今日的世界格局,显然是冲着中国而来。他避开了在2001年美国因两栋摩天大楼被撞毁时而掀起的反恐战争是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他转移了美国在打恐战争中陷入伊拉克的困境备受责难的视线。他更为他自己的失误和误判中东局势而推脱责任。他不敢正视现实，只好拿历史来做挡箭牌。

没有人否认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过激烈的交锋。一切起因于马克思（1818-1883，犹太人）著书立论揭发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的《资本论》（1867年），而后他又联合恩格斯提出了《共产党宣言》（1872年）。从此世界出现一个革命的学说和革命的政党，向资本主义国家宣战。但马克思在世时，他没能看见共产主义化为现实，直到1917年，在列宁（1870-1924）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共产政权，及后附近的国家加入其中，组成苏维埃社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1939年德国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要称霸世界外，另一个目的是要打败苏联共产政权，结果逼得美国、英国与苏联合作，再加上中国的加盟，才在1945年澈底地打败德国纳粹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世界也因之有了和平并转入美苏两大国的冷战。因为它们瓜分了世界版图。

在战后，又从亚洲冒起一个共产政权，那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取得了胜利。于是世界版图又为之一变，形成东西方集团的既合作又斗争，只差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论是在斯大林（1879-1953）统治苏联时期（1924-1953）或毛泽东（1893-1976）当政下的中国（1949-1976）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丧失生命，被认为是残酷和不能原谅的过失，但他们都不是因对外侵略的罪过。反之美国藉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进行了侵略战争（越战的深陷泥足，致诸多美军丧命战场即为一例），直到1975年在和谈桌上才“光荣的撤退”。

1990年苏联变天，叶利钦亲手“埋葬”了共产主义，转向西方民主看齐，冷战也就结束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再度崛起，扭转了不断革命和不断的阶级斗争的政策，并而提出“改革开放”，也是为了与西方接轨。90年代有了“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有了今天的和平崛起，与全世界，包括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也与资本主义的体制挂钩，这点布斯是最清楚不过。

固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一道难以弥补的伤痛，但美国以“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 ”作为纪念碑的模型又是意所何指？尤其是台湾一直要从中国划分出去的时刻，又出现布斯与台湾驻美代表打交道，真是耐人寻味，应该不是反共这么简单。布斯也肯定知道今天的共产主义已不构成威胁，为什么还要将现实的恐怖份子的威胁与已成为“历史的共产威胁”相提并论？似乎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三个岛屿。三种命运

英国十七世纪开始向外扩张。它在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就是为了要打开海外的市场以建立殖民地。最先是在印度的孟加拉国海湾的加尔各答取得立足点，但目标是瞄向中国的贸易和资源。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英国随着葡萄牙与荷兰之后，加入角逐亚洲地盘的争夺战。

第一个被英国看中的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于是有了莱特在1786年占有了这个岛屿，并在1800年连威省也纳入它的殖民地。因由是通过印度洋再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过程，必须要有一个军事港口供军舰停泊和维修。就这样，槟城成了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后面向亚洲的第二个桥头堡。

但在这个时期，荷兰仍然控制着马六甲，英国只好把眼光盯在另一个岛屿上，那就是位于马六甲海峡尾端但却是通向中国必经之地的新加坡。

1819年，一位曾在槟榔屿总督华盖手下担任秘书后来又前往爪哇担任副总督的莱佛士有鉴于槟榔屿不具备成为优良军港（原本要将木蔻山发展成为军港，但条件不足而放弃），乃在这一年通过巧妙安排向柔佛苏丹取得新加坡控制权（正如莱特向吉打苏丹取得槟榔屿的割让权）。

莱佛士之所以离开爪哇和避开马六甲是因为那是荷兰人的势力范围。事实证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比槟榔屿优越，也适合建立军港。因此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也就加快起来，它成为英国在亚洲的第三个桥头堡。

可是这对有意获取马六甲海峡绝对控制权的英国来说，始终是有缺陷和遗憾的。趁着荷兰军力衰退，英国政府又布局以明古连港（在苏门答腊）与荷兰交换马六甲。这种“你占你的，我做我的”的战略安排也注定了英荷瓜分东南亚的势力范围。于是在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榔屿、马六甲及新加坡纳入海峡殖民地（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性逐渐退减，而在1858年结束其角色，直接由英国政府掌管海外殖民地）。马六甲也就成了英国在亚洲的第四个桥头堡，但以马六甲海峡贯成一线，可以将后来成立的马来西亚统称为英国的第二个亚洲据点（因为在后来英国通过海峡殖民地控制了马来半岛的统治权；又在后来（1888年）从布洛克家族取得东马“沙砂”的控制权）。

当英国成功地把马六甲海据为已有后，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对准中国的领土香港。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强行使用坚船利炮迫使清廷在1842年割让香港而成为国英的最重要的打开中国之门的另一个桥头堡。如果没有马六甲海峡提供的方便与船道，英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它征服亚洲一些领土的野心。香港对英国而言，确实太重要了，它成了英国在亚洲的第三个据点和第五个桥头堡。虽然是英国人一手塑造三个岛屿的历史，但到了今天，这三个岛屿又因政治因素归入了不同的国家，只留下英国人的“文化遗产”。如槟榔屿加入了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英国也随着历史的改变又退回欧洲。三个岛屿，三种不同的命运。历史的转变也显现不是由英国的主观愿望和一厢情愿所主导的。

李学德“道士装”的争议？

我阅读骆福汉斥李学德“穿道士装”扮“道士”参加马华丹绒区会代表大会“不成体统”的新闻后，发出内心的微笑，我把它当笑话来消化这则新闻。

但消化过后，又仔细想一下，这也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问题，因此我也用笑话的方式来和李学德“研究研究”（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把它讽刺成“烟酒烟酒”。有烟有酒自然可以研究研究了）。

首先我要先说李学德这个人，因为他这些日子来已形成“李学德现象”，在当选议员当中，除了他应该尚无第二人。

这位早年在韩中毕业的学生，年轻时有股热情和激情，参加学生运动，俨然是“左仔一个”。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因此他曾经为他的理想被扣留吃咖哩饭。年轻人火热朝天的日子在事后也慢慢地溶在“冰块”中，再也不那么“敢冲敢撞”了。那种浪尖逐梦的时代已越来越模糊了。

后来李学德跑去读中医，又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中医师，为人把脉诊病成为他的“专业”。又后来他又搞直销生意，既是中医又是商人，日子总算熬过来了。这又是他的第二个身份。

我是怎么算也算不到他竟会从另外一个角落，从石头中钻了出来，又摇身一变成为冠有YB的州议员。这是他的第三个身份，他的时来运转说明了两件事﹕

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不再是“街头斗士”，而是参加了马华公会。也因为这样，他才有机会请缨上阵。

马华党员多到你随便拿一粒小石头往人群丢，也会击中马华的人。换句话说，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轮到李学德上位？

原来在1990年大选时，马华在槟州全军覆没。最难缠的是彭加兰哥打（以前称为丹绒南区），它已被执政党标签为最黑最黑的区，放什么人竞选都是徒劳无功的。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1980年因为崔耀才（前劳工党市长）逝世，才有了马华林建寿用九牛二虎之力首次攻陷黑区（恰巧林建寿也是左派劳工党的领袖，有了一些左的资本）。但不幸的在1982年大选他又栽筋斗了。可见这个“黑区”让执政党人望而生畏。

正是因为大家对90年的“翻船”心有余悸，马华有志之士避之则吉，才轮到李学德这位“前左仔”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在1995年下阵。

真没想到，竟然让他跑了出来。这时不是李学德“儍”，而是看走了眼的人“儍”；尤其是那些犹疑不决，不敢成为“黑区”候选人的人。

这一下子，李学德不再是普通的人，而是人民的代议士，做起官来了。当然这个官是没有实权的，只能成为“街头议员”，巡巡沟渠，看看屋破，再不然是面对街灯失灵，靠月亮带路。若是有气无处泄，转骂市议会会员，天天有的骂，当地居民或者有人替他们出气了，乐开了怀。
就这样，李学德抬出了他的招牌菜“红龟六粒”，用福建话来念就是“安居乐业”。他搞的这个噱头，倒沁入人心，为他取的无数选票。

大概因为是中医出身，他把打“手脉”打到人的“心脉”去，也就一路通把人的全身上下的脉络打通了。他成为他的选区的“最佳公关”（公关在卡拉OK陪唱，李学德则在街头巷尾陪唱，喝采声不绝）。

说起这一路通，马上令人想起日落洞的高速大道。李学德也操心操到他去中国“取经”，居然在中国买了一套风水装，又挂上大串铢，又拿起罗盘，俨然摇身一变成“风水师”。在人们的眼中，又像是道士扮相。李学德的“佛道不分”真是让我们又看傻了眼。希望这不是第四变。

虽然我们知道，彭加兰哥打区是全马最多神庙的选区，大大小小两三百间。李学德的“入乡随俗”也当然与善男信女更加贴心。但我们的李学德应该更加知道他是人民代议士，不是“道士”，也不是“风水师”。他要起“启迪民智”，带计算机和科技给人民，而不是拿罗盘来改变人的命运。若罗盘神力无边，就不需要选议员来为民服务了。

因此李学德的这个动作太夸张了。日落洞大道有问题可请三美威鲁来视察和改善，不是用罗盘来改运或改道的。

还有马华即便只是开区会，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也是欠妥的。不论是被解释成唐装或道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场合？

我相信李学德所作所为并无恶意，而是出于善意或本意来搞一些噱头，因此也不必太过惊讶他的“惊世之作”。骆福汉的批评也并非无的放矢，火气是大了一些，但这与妒嫉是否有关，我也搞不清楚。

总之，经此小风波，李学德自然懂得什么事让人养眼，什么事让人不顺眼。不顺眼的事少做也无妨。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要让选民看到他的言行顺眼，这才是不倒的保证。不知我的朋友李学德意下如何（哦，我倒忘了他已被封口，自然是哑巴吃黄莲，有理说不清）？

50年华文教育走向

韩江学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江闻川在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马来西亚区脱颖而出，赢得华人组冠军。他将在8月飞往长春参加总决赛，希望他再载誉而归。

为了庆贺他的成功，我们发动全体中文系师生为他办一个庆功宴，表扬他为韩院增光。

类似这样的比赛也只是在千禧年后才开展的，这在过去不但没有，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说明了在短短的30年内，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华语华文已经登上世界舞台，无处不在又无处不学，足见中文的魅力已因中国的崛起成为耀眼夺目的一种国际用语。假以时日，它必能与英文英语在国际上齐驱齐驾。

从华语华文的崛起，它也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独立50年来华文教育在风浪中成长，也经历了无数个挑战。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要有华文教育的存在，才有华语华文的流行，才有华文报刊及华文书藉的出版。没有了华文教育，华文也就失去了根而经受不起时代的考验。

就马来西亚而言，根据我的观察，回顾50年来的华文教育风雨路，不难发现它处于5个阶段的转变，很值得我们从历史中看华校的命运。我将它分划如下﹕

(一)六十年代是华校抗争的年代，因政策之改变，华校分成国民型与独立两大类。林连玉在抗争中用公民权付出了代价；独立中学也在那个年代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二)七十年代是独中振兴的年代。胡万铎领导霹雳董联会把九间摇摇欲坠的独中起死回生，并让华社看到独中存在的重要性。

(三)八十年代是华教求存的年代。在林晃升、沈慕羽领导下，解决了三M带来变质华小的危机；复又发生派不谙华语华文教师担任华小高职的风波，华教人士也因此在“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四)九十年代是华教发展的年代，在教育开放下，学院相继成立，即南方、新纪元与韩江，成为弥补“独大”在80年代抗争失败的安慰。

(五)千禧年后，华教取得了突破，成为与世界接轨的一环，华语华文成为“市场语言”，不再被视为“革命的语言”。

综观而言，董教总在维护华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教育部长与它对话是合时也是恰当的，以了解华教当今面对的诸多问题和悬而未解的课题，进而彰显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征，而成为其它国家的典范之一。例如最近又发生如1989年的委派不谙华语老师到华小的争议，显现问题又再轮转，必须要加以正视，以安华社之心。毕竟因隔阂而误解，因交流而理解，这才是教育的大方向，而且也符合世界的大潮流。这与政府鼓励及提倡马来西亚文的普及并无冲突。

“一级棒首长”的评议

最近，《光明日报》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讲座，题目是《我们要一级棒首长》，邀请了4个政党的党政人士参加，很值得我们玩味与关注。

1. 首先我们要理解和确定的是：什么是一级棒的首长？那就是我们要产生一位被多数人认可的优质首席部长。为什么只说首席部长而不是其它的首长或部长？大概这个职位一向属于华人担任，由华人社会来谈就不觉得敏感。至于其它职位，也轮不到“华社”评头品足。
我们先设立这个推论勉强可以成立，于是又落回现实的层面，那就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首席部长的。它只是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又是政党之间所争夺的，因此由政党代表来说，也算是合适的。但问题是他们该如何给“一级棒”下定义？

因为首席部长是人不是神，“一级棒”的意思是最佳最好的，也只有从政党中产生。这就要考考党政代表人的智慧，用什么角度来演绎这个课题。

2. 因此我们又落到第二个层面，即政党的“代表”所言所论，不管是所谓的代表“个人”或代表“政党”，他们其实已被标签代表所属的政党在发言，不能说与党无关。若是与党无关，也就失去身份和价值，因为任何人都可畅所欲言（包括在咖啡店高谈阔论，也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代表“身份”，才被邀来表达意见。他们的作用和价值就是引导人民去思考去分析乃至去了解其中的奥秘和其利害关系。在这个课题上也有必要牵扯整个国家制度。

3. 于是我们就需要从整个国家体制来论析首席部长的“职权”和其所能及所应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制从独立以来就沿用英国留下的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由中央来掌控，而各州剩下的权力（即使不多）也有宪法的规定。至于宪法没有规定的，就是通过州与中央的协调来运作。

由于州的权力尚留有一些空间（虽然不大），也就有了州政权之争。因此所谓“一级棒”的首长就是他如何运用其高度智慧来推动州的发展和在与中央协调下，取得较大和较多的拨款来造福人民。

在这方面，即便州政权出现与中央政权不同的政党执政，它们也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讨价还价”，当然不能越逾其权限。

这里有两个实例显现了中央权力大过天：其一是1966年，由于砂州首席部长宁甘与中央对峙，未能协调此彼的对立，也就有了通过紧急法令干预州的事务和对首席部长的“撤职”，引起宪制危机。最后则以中央占上风而结束争议。虽然它们同属联盟成员（当时尚未有国阵组织）。

其二，在1977年时，回教党也是国阵成员之一，因其执政的吉兰丹州的决定与中央意旨起对峙又引起骚乱，导致中央通过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后来也制定回教党离开国阵。在改选后。回教党败落，改由巫统主导州政权一个时期。

这就是说。任何州的首席部长，不论是执政党人或反对党人担任。他都有其局限性和面对诸多压力，关键是他如何能巧妙地在‘同与不同间’争取到有关州的稳定和发展。政治斗争不是成天吵架的，尤其是居执政的一方，更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换句话说在“党性”与“民性”之间要有所折衷，不能因“党性”牺牲“民性”，但也不能因“民性”完全失去“党性”。两者之间是要靠有斗争艺术有高智慧的首席部长来运筹帷幄，以达致一个较为平衡的局面。

4. 从这样看来，任何政党都不会把“党性”完全牺牲掉。一个没有“党性”的政党，其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我们需要每个政党在推出候选人时，除了才智之外，要能把握他的“党性”（对党的理念的坚持）有多深。如果我们存有公务员的心态来审视“首席部长”应该这样又应该那样，也会掉进一个自我约束的框框，看不到政治人物跳出“公务员心态”的重要性。
其实，今天我们所要的是政治人物来统领槟州，而不是由公务员来领导槟州。因此我们可以给党下一些压力，必须要挑出一个好的阵容来；相同的政党为了取信于民，也要挑出一个为民所接受的排阵。

5. 到了最后的一个关键是我们还要不要华裔当首席长？不要出现“无种族论”的高调（本来这是一个较为符合多元社会的需要，但不现实），因为我们如果提出更高职位也不要“种族论”，我们现实吗？若强求不来，为何不保住这最后一根稻草。若是连这根稻草也没了，我们能以什么来补偿所失去的呢？谈大道理我们都懂，但大道理底下有很多说不清的小道理才是值得重视的。这也是我们认为政党在这方面应有“党性”而不能忘记维护一个传统的使命。唯有把这样的意志凝结起来，则政党之间的斗争就不会迷失其中。我相信座谈会所要带出的意义是：人民心目中的首席部长是怎样的；而这又是源自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应以维护华人主导政权为基调）给人民提供信心与保证。

回教党这一路走来

回教党本届的代表大会是值得注意的。它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领导党迎向未来的大选。在这方面，党主席哈迪阿旺不再强调回教国作为斗争策略，而是以“拯救民主，建立公正”作为主题。虽然传统的保守势力根深蒂固，但专业份子仍然是回教党面向社会的一面旗帜。关键在于党领导层如何协调而不迷失其中。

事实上，回教党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蜕变，才走到今天这个溶合体的层面。但不变的是，它从来没有隐藏回教是最重要的议程。正如其党一位代表法诺拉兹说，“不能把回教隐藏起来，这个概念不适合回教党。”

这种论调也确实是回教党于1951年成立的动机。自从它由巫统分裂出来后，就以回教作为斗争的起点，但为了政治的议程，它又允许这个党在回教基础上加入其它元素，也不强调回教国。例如当回教党比较成型的时候，在1956年迎来了一位专业人士布哈鲁丁医生（霹雳人）来领导（1956-1969），他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回教学者，把回教党导入与布斯达曼的人民党相互协调又支持印度尼西亚苏卡诺总统的路线，展示了民族主义的大方向。

继后，在1971年回教党改由阿斯里（吉兰丹人）领导（1971-1982），他同样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因而在1972年与巫统合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后因阿斯里与回教党丹州大臣纳西起利益冲突，才导致中央插手且在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

当阿斯里的协调理念失败后，回教党的主席是尤索拉哇（槟城人）（1983-1988）。他是一位中庸派的回教学者，仍然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与巫统抗争，但成效不大。

1989年法兹诺（吉打人）登台（1989-2002）。他是一位较有回教形象的学者，也是一位专业人士（曾在工大当讲师），逐渐地在党内重整回教价值观。他的幸运正好碰上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而取回丹州执政权；又碰上1999年的安华效应，进一步扩大回教党地盘（多夺得丁州执政权），且国会议员增至27席，法兹诺成了反对党领袖。

也许他们忘了回教党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因素使然，因此在这期间，回教党的领导出现铁三角（法兹诺、丁大臣哈迪阿旺及丹大臣星阿兹）。宗教色彩更加浓厚，也提出回教国大蓝图。不过铁三角在2002年缺了一角（法兹诺逝世），剩下铁二角，全然是以宗教色彩统领回教党，同时也启开哈迪阿旺的（丁加奴人）领导时代（2002年起）。

可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的宗教路线未再发酵。除了吉兰丹勉强执政外，失去丁州政权，国席也大为减少。回教党又打回原形。

在得与失之间，回教党意图刷新形象，引入专业人士重塑品牌，但仍然是以哈迪阿旺作为党的灵魂人物。他在今年的党大会上就面临如何调整回教党的未来方向与步伐。由于回教党已从民族主义走到宗教主义这个地步，哈迪阿旺留有的改革空间已经不大。他只能在宗教的基础上，让人重新认识回教党在不弃宗教底下，可以包容多元种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存在，而这正是本届大会哈迪阿旺要带出的主题。

至于成效如何，要看未来的大选回教党在与人民公正党合作下，能对国阵（巫统）有多少的震撼？

公务员加薪的联想

政府宣布从七月一日开始，全国百万名公务员加薪，从7.5%到35%不等，真是“天下公仆尽欢颜”，我们也为公务员称庆，因为他们比在私人界服务的员工幸运，一下子有这么大幅度的调薪和提高津贴。

由于这一大举动，每年要增加80亿元的开销。其计算法是加薪后政府每年增加开支68亿元，生活津贴则每年增加12亿元。

除了超过一百万在职公务员受惠外，退休的55万7千名公务员也相应得到退休金调整，皆大欢喜。当然也有人担心增加这么大笔开销，政府应付得了吗？纳税人是否会加重负担？

但这样的提问也许是不必要的。在政府第9大马计划下，总共有二千亿的开销，而且去年我国出入口总值破一兆元，因此区区80亿是难不倒政府的。这点我们同意，只是我们不知道加了薪之后，工作效率会提升吗？

其实，这也是多此一问的，加薪是一律和一视同仁的，这又和工作效率有什么关系？政府只能这么说：人民公仆辛苦了，薪水也不高。而且自1992年以来未有全面调高，理应有所回报公职人员。

当然政府只能期望公务员珍重和自爱，在加薪之后要更勤力工作，不好再哀声叹息。但讲归讲，因为政府是无形的，只有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才是有形的，他们就是代表政府在执行监督员工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认真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谁也不知属下是否有把工作做好。

这就是说，加薪不等于加辛。加薪是为了激励和确认公务员的重要性。这点我们也深信不疑，马来西亚的政府结构就是以公务员为基石，一切大小事情都由公务员操作， 当部长的只能苦口婆心劝勉又劝勉或有所发生失调时，给予训示乃至训戒，还不至于闹到炒公务员鱿鱼。因此公务员属铁饭碗是公认的事。许多人都想当公务员，既可工作到退休。退休后又有养老金，何愁生活没着落？可是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当公务员的，只能羡慕当公务员真好，工作有时间，也有固定的吃饭时间，又有下午茶时间。下班则集体离开办公室。这样的有纪律生活谁又敢说不好呢？

不过，我们倒是不时听到老百姓有些怨言，他们投诉说，上政府部门办事十分费劲，等了又等。有时看见有公务员在办公室内，就缺负责你这摊子的人不在。因此需要等他（她）回来。有时说时间到了，明天再来或这个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你要多走几趟。当然也有十分尽责的公务员，有效地帮你把事情处理好。但不是每个公务员都是尽忠职守的。就不知道政府在加薪这方面有没有评估表，让勤力的加多一些，不勤力的加少一些？若是做也“36”，不做也“36”（这是一句在改革开放前发生在中国的口头禅，意指大家工资一样，也是这么低，勤奋表现也是一样的，没有对士气的激励）。

讲到公务员，又使我想起一件事，那就是在80年代，当慕沙希淡在担任副首相时，说了一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因此我直到今天忘不了）。他说，在我国（指当时）的劳动力总数中（指适当工作的年龄），每4个人就有1人是公务员，意指公务员是个庞大的体系，也对国家的进步起重要作用。

后来，我国首相马哈迪（指80年代）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将一些政府的大企业私营化，让公务员转成法定机构的员工而不再是公务员。

政府当时是希望公务员能减少剩50万名。可是不知何故（大概是国家经济快迅成长，又要吸纳每年毕业自中学或大学的学生进入市场），在90年代开始，我们又增加了公务员的数目（约77万余名），到了2000年，又再增加至89万名，如今则是破百万大关。有人因此担心，如果不加以控制，将是政府的沉重的负担。

我们不知道当今的公务员与整体的劳动力比较，又是多少百分比？但如果我们以数目字来算，以人口比例来算，大约每20人当中，有1人是公务员，则2千4百万人口，拥有1百20万的公务员。
这使们想问一下，是否能“精兵简政”，宁可多薪水也不要使到公务员数目过于肿胀和膨胀，这样政府会比较容易控制预算案和开支。

有一点我们不置疑的是公务员加薪了，自然会刺激市场的活力，也会使市场活跃。也就是说，政府释放其基金在公务员身上，让他们好好地花，也算是在公共领域增加开支来刺激市场的一种方法。不过，我们依然希望，政府制定的第9大马发展计划，每一项大小工程都有足够的资金开展和推动，不会因加薪影响工程进展。因为这种的开支，等于公共领域资金的投放市场，既可刺激经济，又有实质成果，以此推论。一旦公共领域投资增加，也会带动私人领域跟进，对国家的发展更有双层意义。因此人民盼望的是加薪之余又见大工程跑动，来个双管齐下，当会收立竿见影之效。

行动党浮沉四十载

民主行动党（DAP）是在1966年3月18日正式获准注册，虽然它是在1965年10月10日向社团注册官提出申请。

为什么会有民主行动党？它又是何人所创办的？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朔本追源寻根。原来它是衍生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PAP）。不论从党名或党徽（人民行动党是圆圈中有个闪电；民主行动党是圆圈中有支火箭）来看，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父子关系。

先说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它的重要的创党人是李光耀，从那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他都是这个党的灵魂人物（秘书长）。它所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在早期是与左派运动连在一起的，因而在1959年在新加坡赢得选举而上台执政。李光耀成为这个自治邦的首任总理。所谓自治邦是指尚未获得独立，大权仍在英国殖民地手里。

原本新加坡是和马来亚两位一体的。但在1948年马来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政制”后，新加坡被分割开来。虽然如此，早期的李光耀和左派运动认定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份。因此从不放弃寻求马新的合并，或马新成为一体。当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新加坡仍是英殖民控制的自治邦）在新加坡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李光耀因势利导支持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他认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不仅是生存的途径，而且也因此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

结果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内的左派闹翻，前者坚持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者坚持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也提出不同的合并概念，于是人民行动党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另立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两派的激烈斗争以李光耀占上风。

当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它已转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但新加坡仍保有劳工教育自主权，李光耀则是这个州的总理（不称首席部长，显示新加坡的地位比较特殊）。

1964年李光耀率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西亜（确切地说是马来亚）的国会大选，推出9名国会候选人投石问路。这一下子，李光耀在马来亚的政坛（尤其是城市华人社会）掀起巨浪，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指群众大会）。这就是行动党插足马来亚政坛的第一支旗。它不仅与马华公会针锋相对，也与马来亚的社阵势不两立，它企图建立第三势力，最终能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直接与巫统合作。

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震撼整个政坛。选举结果，虽然人民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在孟沙区胜出的蒂凡那，但马来西亚的政治仍然暗流汹涌，并导致李光耀与东姑的政见相左而关系恶化。最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65年8月9日）。

当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一下子成为外国的政党，因此已不能再用这个政党进行政治活动。身为行动党唯一的国会议员蒂凡那只好另起炉灶，率领行动党党员另外注册新的政党，但它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致这个党的筹委会主席曾敏兴在1965年12月参加森美兰拉坑州议席补选时，只能以独立人士身份角逐（标志梅花），结果胜出。

这意味着，当民主行动党正式成立时它只拥有一国一州的议席，尚不能形成大气候。但它背后的影子（人民行动党）及继承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却成为两个支柱强化了民主行动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政治资本”。凭着这一耦断丝连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政坛取得一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民主行动党。我们称之为蒂凡那时代。

蒂凡那开创新局面
蒂凡那（C.V.Devan Nair）（1923-2005）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也是一位悲剧人物。

出生于马六甲的蒂凡那，在10岁那年，全家搬到新加坡。1940年在新加坡的维多利亚中学毕业。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蒂凡那的英文造诣之高是公认的。这可从他在国会的演词及他所发表的文告和文章中窥见。

约在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前后，蒂凡那参加了反英同盟（Anti British League），林清祥也是其中一个成员。这个组织被认为是亲共的。

李光耀这样说﹕“抗英同盟跟马共的关系就好像是义勇军与正规军的关系一样。我认识了蒂凡那，一位我所认识的最坚决的抗英同盟的盟员。”（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1961年）

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时，蒂凡那是其中一名发起人。

不过，李光耀对蒂凡那还是不放心的。当1955年新加坡举行自治的选举时，行动党共派5名候选人角逐，其中包括李光耀、林清祥及蒂凡那。但后来只蒂凡那失败，其余4人（包括1人用独立人士参选）都中选。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不是我的选择，是对亲共份子的让步）。”“蒂凡那输了，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1956年，新加坡陷入动乱（学联和工运群起反对政府），林有福（时任首席部长）下令逮捕219人，包括林清祥、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在监狱内，共有8名行动党的左翼份子成为李光耀造访的目标，因他是他们的律师。这些人是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普都遮里、陈从今（曾一度短暂任行动党主席）、陈世仁及曾超卓。
在这期间，李光耀说﹕“经过了长期跟马共相处，蒂凡那自己得出了结论，就是马共领导不足以适应马来亚革命的需求。”（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就这样当蒂凡那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大胜上台执政，释放8个著名左翼领袖）离开监狱后，他就加入李光耀的斗争，而疏远了林清祥。在1961年时，李光耀说﹕“蒂凡那现在是在我们这一边。”

由于蒂凡那支持李光耀，他在1963年才又回到人民行动党当中委。在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蒂凡那已成为李光耀身边的人，因而在1964年4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会大选时，行动党派了一支队伍，由蒂凡那打头阵，共9人角逐国会，其理由是要证明行动党比马华公会或社阵来得更好。这种左右开弓的战略也因为李光耀亲自到各地主持群众大会而刮起一阵旋风。它留下的影响也导致行动党与巫统关系紧张，最后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作一了结，剩下蒂凡那在马来西亚孤军作战。他也就成了新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的首任秘书长。党主席是曾敏兴，其它重要的成员有吴福源、林吉祥、陈国杰等人。很快的这个党挟着曾敏兴在补选的胜利，在各大城市成立支部。

1967年7月25日，蒂凡那令人意料之外地宣布辞卸党秘书长职，而党也选了副秘书长代其职务。不过蒂凡那继续担任国会议员，但已表明不会再参加来届的马来西亚国会选举。他在辞职信中这样说：“我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的密切个人友谊联系已经成为及将会被联盟政治人物利用来混淆一些马来西亚人，使他们相信民主行动党是一个受新加坡控制的政党。”

蒂凡那此举是要表明 “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而他的担任高职，总是让人将两者连串在一起。多少会使人民行动党有些“尴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的：“1969年，蒂凡那在我的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

在蒂凡那转换身份之后，意味着民主行动党必须要离开新加坡这棵大树而自力更生了。虽然他在马来西亚从政的历史并不长，而且经常在国会内为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争议进行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催生了民主行动党，也曾经一度作为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行动党的桥梁。他对民主行动党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以悲剧收场。事缘在1981年李光耀通过国会把他送上总统宝座。虽然无实权，但这是他个人从政以来的最高荣誉。对民主行动党来说，也是精神上的荣誉，因为它的创党人蒂凡那当上了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统。

可是到了1985年，李光耀发现蒂凡那酗酒后举止异常，在专家诊断后，劝他辞职。（见李光耀回忆录）。

离职后的蒂凡那后来（1987年）在《远东经济评论》撰文否认他是一个酗酒者。导致李光耀提出诉讼。
1999年，蒂凡那在加拿大接受一家报纸访问时，又再指医生对他诊断错误，也对李光耀有所指责，于是又是一场官司。

他们俩人的恩怨也因蒂凡那于2005年逝世而划上句号。（蒂凡那于1995年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
虽然如此，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不忘赞扬蒂凡那对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二) 吴福源昙花一现
吴福源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党获得注册后，就成为蒂凡那的得力助手，出任党副秘书长。当蒂凡那的辞职于1967年7月29日被中委会接纳后，吴福源受委为代秘书长，并于1968年3月17日被党大会选为党秘书长。因此他是民主行动党的第二任秘书长。

在其掌权期间，行动党也在同日发表党的《出师表》，即《文良港宣言》，它基本上延续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精神，而反对一个种族支配权。循着这一路线，吴福源带领民主行动党参加了1969年的大选。由于是行动党初试啼声，加上在这之前的补选中，出现反对党各自上阵分散选票而败阵的教训，行动党与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在议席分配上取得合作，形势变成反对党单挑联盟。
这一年的大选出现反风，反对党也就取得了较好的战果。例如民主行动党角逐24个国席，赢了13个；角逐57个州议席，则赢了31席，可谓“旗开得胜”。无形中提高了吴福源在党内的声望。

正当吴福源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陷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实行半军管 。换句话说，所有的中选议员暂不能宣誓就职，只能够在1970年2月国会重开后，才又恢复民主体制。

在这期间内，吴福源犯了两个被民主行动党认为“不可宽恕”的错误。

其一，在“513”事件发生后（1969年5月13日），林吉祥不理会将面对被逮捕的命运，在69年5月18日由新转机抵达吉隆坡机场时被捕。

同年的6月25日，行动党派吴福源前往伦敦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争取释放林吉祥。前前后后他在外国逗留二个月之久。当吴福源准备取道新加坡返马之前，他被告知，如果他回来履行秘书长职务的话，他将会被逮捕。因为有林吉祥被捕于前，吴福源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拒绝回到马来西亚。
在这个时候，民主行动党的数位领袖专程到新加坡劝吴福源回大马，以下是摘自民主行动党的一项记录（见民主行动党1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

“令我们极度震惊和遗憾的是，吴福源表示他害怕回到大马任秘书长一职的话，必定会被当局扣留，他不准备身陷囹圄。”

“吴福源满眶热泪地说，我不是另一个林吉祥，我不能成为一个英勇斗士”，“我们告诉他一旦辞去秘书长职，他将很难重返行动党任秘书长，因为人民会对他失去信心。他竟答称，过一些时候，他们将会淡忘一切。”

同年10月1日，吴福源从香港致函给党主席（曾敏兴），提出辞秘书长职，中委会接受，另选林吉祥为新秘书长。

后来，出狱后的林吉祥要求让吴福源重返行动党，但吴福源要求担任党主席，党未予接受。最后是同意让吴福源担任副主席（1971年2月）。此时的吴福源已大权旁落。

其二，是约在1971年期间，吴福源被发现与马华公会暗中密谈，事件后来被揭开是这样的：1971年3月的时候（马华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华人大团结运动），马华的领袖私下与吴福源接头，商谈两党如何团结事宜。马华公会的立场是解散民主行动党，党员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行动党则认为行动党加入联盟或政府，成为联合政府一员，结果无紶达成协议。但此密谈在7月的时候曝光，双方再也无法掩盖，于是有了一场口水战。介入这场笔战的，马华公会计有陈修信，甘文华（时任马华总秘书），李三春及李裕隆；行动党方面林吉祥、曾敏兴、吴福源及何文翰。

甘文华有针对此事件发表下列的声明：

陈修信曾向林吉祥表明，应解散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公会，同时要公开发表宣言，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但有关的建议必须取得联盟领袖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批准。

甘文华又说，陈修信当时是答复吴福源提出的三个条件：j一名内定行动党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k必要保证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部长及l必须保证两名至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副部长。

林吉祥驳斥这一说法，他说会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要行动党解散而争取在马华担任要职和出任部长，不是吴福源所提出的。他补充说，任何思想正确的人都看得出，解散民主行动党参加马华的思想是多么地可笑荒谬的。行动党绝不会解散参加马华或任何种族的政党。（见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

这一场论战结果是不了了之，但却在后来导致行动党国会议员何文翰跳槽马华，且在之后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对行动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吴福源的行动，也被认为背着党“做坏事”。在1972年6月18日的中委会议上，决定开除吴福源党籍，罪名是公开与党的既定政策对抗，又暗中和马华领袖密谈。

行动党的文件记录中这样说：“吴福源在当时至少三次和马华私下会谈，但是直到今天，党还不知道吴福源和马华领袖在这三次的密谈中所发生的事，事后马华领袖述说的会谈经过，竟和吴福源所说的有所冲突。吴福源竟不能解释很多疑点，这不但说明未得党的同意，曾私下商讨有关党解散的事，而且可能使党牵累很多其它的事。（见《行动党15周年特刊》）。

这话说得有其依据，因为当时行动党的13名国会议员中，已有4名叛党。而在州议员中，第一个叛党的是霹雳州议员杨荣才。

当吴福源从顶峰跌下谷低时，他并不甘心从此退出政坛。因而在1972年之后加盟民政党，这段插曲说来离奇。

民政的林苍佑左边收吴福源，右边收林敬益。前者是一个人，后者是一批人，如果吴福源当年是一批人过档民政，而又在1974年大选胜出的话，可能今日的民政党是吴福源居有利地位而不是林敬益。可惜吴福源在1974年在民政旗下参加大选，回孟沙原区，以千余票失手，徒呼无奈，从此退出政坛，做他的绘测师去了。反之林敬益则脱颖而出，崛起成为民政的老二。
政治的微妙，真叫人摸不透。但如果按照行动党对吴福源的批判是无误的话，则吴福源的失败也由于他个人的优柔寡断所致。

(三) 林吉祥独领风骚
林吉祥（1941- ）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加入政治后，几乎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他的处女战是在1969年1月参加雪州的沙登州议席补选。这一仗林吉祥马失前蹄，得票5928张，联盟6535张，多数票607张。而民政党候选人得票1330张。如果反对党合作，林吉祥必然是首仗告捷。就是因为这样，行动党才认为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也就有了1969年反对党在选区上默契的举动。

虽然林吉祥未能旗开得胜，但他在党内迅速崛起，在担任组织秘书的同时，他也是蒂凡那的得力助手。他在1968年在《火箭报》发表的一篇论述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方向的起点。这篇文章题目为《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是针对劳工党为抗议旧币贬值而展开的大罢市行动，后来又发生种族冲突。因此林吉祥左右开弓，既批判劳工党未顾及可能引发的种族冲突，甚至准备让事件蔓延以遂目的，也批判联盟政府采取种族政策，未正本清源问题的症结。

继之，使林吉祥名声大噪的是一场“文化大辩论”。此事件发生在1968年11月24日。事因民政党全国中委赛纳吉博士（也即是民政党全国主席赛胡申阿招达斯教授的胞弟）在同年10月26日在芙蓉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说，他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含意。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来写，而马来西亚的文学必须包括印度尼西亚文学。

林吉祥形容赛纳吉所描述的文化政策是“印度尼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政策。双方于是同意来一场文化大辩论。

这场辩论在吉隆坡玛拉讲堂举行。由人民进步党主席辛尼华沙甘主持，行动党的队伍是林吉祥、吴福源、尔乃斯及KS达斯；民政党是赛纳吉、陈志勤、林苍佑及J.B.彼得医生。由上午10AM一直辩论到下午4.30PM。

在舆论上，尤其是在华印人社会，林吉祥的多元文化政策占上风。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之国家，则马来西亚文学不应只用一种语文来写作。

可以想见，当时民政党的非巫裔领袖是碍于赛纳吉的面子才出现会场陪太子读书。但他的言论也不代表民政党的立场。虽然辩论会不了了之，却因此让林吉祥扬名于华人社会。而赛纳吉过后也未积极参政，转回学术界发展。

林吉祥真正崛起是在1969年大选后，他不但中选国会议员，而且也勇于面对逮捕，毅然回国。结果直到1970年10月1日才被无条件释放。在这期间，他在狱中被选为行动党第三任秘书长。释放之后声望如日中天，到处演讲又到处建立起党威。

我们现在不妨分阶段和以事件来剖释林吉祥的政治历程。因为他是在任最久的秘书长，也是具争议性的一位全职政治工作者。在官职方面（指担任议员），林吉祥担任过下列选区的国会议员：
1969-1978—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78-1982—八打灵国会议员
1982-1986—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86-1999—丹绒区国会议员
1999年转移至升旗山选区，以百余票饮恨，输给民政的谢宽泰，首次失国会议员资格。
2004年—怡保东区国会议员。林吉祥东山再起，重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由此看来，只在1999到2004年林吉祥无官职外，他一直是不同选区的国会议员。

他也曾担任下列选区的州议员：
1974-1982—马六甲姑务区州议员；
1982转移州选区，败给马华公会的颜文龙；
1986-1990—槟城甘榜哥南州议员，
1990-1995—槟城巴当哥打州议员。
1990年这一仗是林吉祥背水一战，直接对垒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结果以700多票胜出，但未能执政槟州，共夺得14席，国阵则拥有19席。许子根在这一年荣任槟州首席部长。
1995年和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也参加州选，先是对垒许子根，后是对垒丁福南，都告锻羽而归。因此他未参加2004年的州选。换句话说，林吉祥在州选并不是事事顺心，而是一波三折，他的首席部长的美梦也在1995年选举中破碎。

在党职方面，林吉祥从1969年起一直担任党秘书长直到1999年，长达30年，是在位最久的秘书长（当然他无法打破李光耀的记录，李光耀从1954年起一直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直到1990年卸职，共36年。）

他在1999年后转任党主席，秘书长由郭金福接任。但持平而论，郭金福在才智和组织上没有超越其政治师父林吉祥。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林吉祥统领行动党的年代，郭金福只能成为过渡时期的领袖，威望赶不上林吉祥。

在党的斗争方面，林吉祥的强势领导也往往被对手形容为独断人物。但在那个斗争的年代，取代林吉祥又谈何容易。

随手拈来，就有几件大事突出了党争对行动党元气的磨损。

第一件事是“513”事件后，先是何文翰的“叛党”，后是吴福源的“叛党”，使林吉祥大呼无奈。不过他们的离去并未影响林吉祥在党内的声望，更是得心应手大展拳脚。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1978年大选前，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及其支持者不满林吉祥“引进”卡巴星（原是吉打州议员，1978年移师槟州），双方撕破脸皮，导致中央接管槟州，起用一批新人加旧人重新上路。叶锦源则另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参与大选，但不敌全军覆没。就这样卡巴星走进槟州政坛。
第三件事也是在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的副秘书长范俊登突然发难，公开表明退出民主行动党，以抗议民主行动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论坛上偏袒新加坡，并为新加坡的内安法令辩护，而在马来西亚则持反对立场，形容此为双重标准。

林吉祥为此也发表文告反驳。他说：“民主行动党对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所作的谴责是没有彼此之分的，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曾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见林吉祥《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范俊登是行动党内的另一颗政治明星。他在1969年中选国会议员后，就以出位的角色担任《火箭报》的主编，而且言论激进，成为林吉祥之外的另一位政治红人。

虽然面对文字煽动官司，他在1974年的大选则单挑人民进步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此时进步党已加入国阵，使用国阵旗帜竞选）而大胜，结束了进步党在霹雳州的“一方霸主”的地位。这无形中为范俊登取得了一定份量的政治筹码，分分钟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林吉祥。

但他的政运并不是那么好，煽动官司又纒绕着他。（1975年他的罪名成立，几乎要进行一场国席补选，最后又被高院阻止，认为应让范氏尽可能寻求法律途径上诉以洗脱罪名，因此补选取消，范氏的议员资格也没有取消。

可是，对范俊登来说，他已对选举产生冷感，因而在1975年离开马来西亚到伦敦，也不再参加1978年的选举。范俊登的事件无疑给林吉祥投下一颗炸弹，他除了发文告澄清外，也似乎是爱莫能助。所幸范俊登的杀伤力并未太大影响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因此行动党在1978年的选举成绩比1974年来得好。例如1974年国席9个，州席23个，但1978年国席增至16个（马华17席），州议席增至25个。算是有所进步。（范俊登在90年代又重回行动党，再角逐霹雳州议席，不幸失败。名声也随之下降，而后不再过问政事。）

我今天仍不明白，为何1978年的选举会引起学者及报人的关注和兴趣，出版专书专门评析1978年的选举。

就我所知，计有《MALAYSIAN POLITICS & THE 1978 ELECTION》（马来西亚政治与1978年大选），《78年大选内幕》及《看78年大选的马华成败史》。

这一届的大选，在国阵的特色是开除回教党后的必然考验，结果国阵首次攻下吉兰丹州。反对党无从合作，行动党自行上路，社会正义党及社会主义民主党大败。

第三件事也是意想不到的，林吉祥意心栽培的徒弟陈德泉（1978年让出马六甲国席予陈君），在1980年起事。起因于1980年槟州彭加兰哥打区的补选。槟城一派支持派吴林炎角逐，林吉祥情钟张德发。新雀张德发不敌马华老将林建寿，种下分裂祸根。以陈德泉为首的一派，包括吴林炎（州秘书）、陈毓书（州议员）及萧汉钦（国州议员）向林吉祥在槟城的另一爱将彼德达逊（已逝世）发难，最终是分道扬鏣，行动党再一次分裂。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行动党的州议员黄炎光过档民政党，陈德泉等人则加入马华公会。这是林吉祥心头之恨，引致1987年林吉祥回头再战马六甲市，拿下马华候选人陈德泉。

第四件事是在1982年大选前，与林吉祥打天下的李霖泰（国州议员）突然宣布退隐政坛，没有提供任何理由，林吉祥也禁若寒蝉。两人的仳离，再加上1982年范俊登用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旗帜参选，都是林吉祥极不愿意看到，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

第五件事是霹雳州行动党主席林子鹤在80年代后也退出政治，本是行动党的大本营的霹雳州也出现了党内危机与矛盾。

第六件事是行动党以外的料想不到的突变。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决定移师芙蓉国席（1982年）（这是行动党的强区，由党主席曾敏兴坐镇）。马华指林吉祥未敢应战，行动党则认为党主席对党主席之战是对等的。

李三春的破釜沈舟一方面是要向巫统新领袖马哈迪展示，马华老大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意义是要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8对8），且以赢得席位的多寡来决定首席部长的人选。这一役林建寿是输了，与首席部长绝缘；李三春赢了，林吉祥无话可说。

但令人想不透的是1983年李三春走了，留下芙蓉国席补选，曾敏兴又再赢回。

从以上六件事来看，林吉祥当红的时代出现了不少的党内挑战者。人才和精英一个个离他而去。这种内斗与失和也消耗行动党的元气，每每要坐大又后院起火。异议者于是把矛头指向林吉祥，说他把行动党变林吉祥党，林吉祥与行动党是同一个词。反对党也因此拿来大作文章。
持平而论，行动党是靠林吉祥的威力而使到火箭标志闪闪发亮；反过来林吉祥也是因为牢控行动党，才不致因内斗和退党事件而倒下来。

(四) 林吉祥的丹绒三役
在痛定思痛后，林吉祥决定改弦易辙。他不再拘泥于杀退叛党的人，而是把目标转移，瞄向槟州，因为他认定槟州将会是行动党再造辉煌的州属，既然民政党能拿下槟州，为什么行动党不能呢？

丹绒一役就在林吉祥率领大军下压境槟州，其来势之凶猛，足以使国阵打住十二分精神抵御。1986年大选显示了林吉祥插足槟州的雄心，更是准备切断许子根通往国会之路。

战情之紧张，可谓烟硝迷漫，开票当晚可真遂了林吉祥心愿。他在丹绒插旗成动，并带领十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给反对党增添了力量。不过反对党只是行动党的天下，其它反对党也只好靠边站，有了丹绒一役的壮胆，林吉祥放胆再博丹绒二役。这是1990年的选情。此刻的林吉祥意气风发，竟单挑民政元老林苍佑的选区。准备出击成功后，荣登首席部长宝座。这一役他是靠着46精神党的配合，希望46党能拿下一些马来选区，再配搭行动党的阵容，就实现美梦了。

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确实给了行动党最大的支持，竟再接再厉拿下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无奈46党全不济事，在槟州翻船，一个席位也拿不到。和国阵取得的19个席位相比，林吉祥只能和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这就是说，林吉祥打败了首席部长林苍佑，但首席部长不是他，而是他的宿怨许子根转过身来成了槟州政坛新盟主。

不甘失落的林吉祥，又再厉兵秣马，准备用丹绒三役使到行动党真正翻身。因此在1995年的大选，林吉祥又再上演王者之战，这一回是对垒许子根。两雄再度短兵相接，任何一方都只许胜不许败。
不过林吉祥没有算到的是这一役行动党也有致命伤：j46精神党已易名46为马来人党，对选举提不起激情，只是充充场面。不再是行动党的支柱；k在1990年中选州议员的行动党干部，不是个个都勤于为民服务。有人中选后不见踪影，有人认为民生问题归政府和市议会管，州议员不必理会，更有人被选民讥讽为“睡觉议员”。凡此种种，都给行动党带来负面的影响及l最为重要的是，1990年行动党 有与46精神党结盟，至少是多元种族的组合，但1995年大选，是行动党自行上路，选民就必须衡量它能否单独执政，若是没有马来人的支持，结局又是如何的呢？他们已经不能再像1990年的大选，让行动党试一试了。

当晚的开票，也叫许多人大跌眼镜，行动党兵败如山倒，连林吉祥也败了（但胜了丹绒国席），只剩下一名孤零零的州议员。是林吉祥把行动党推向高峰，也是林吉祥把行动党的半璧江山送回给了国阵。政局的残酷，肯定叫林吉祥看儍了眼。丹绒三役的失败，也标志着行动党以失败告终。

到了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打出了没有标明“丹绒四役”的丹绒四役，这一回他再调兵遣将，转移到升旗山国席和植物园州议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林吉祥双双跌马，连卡巴星也在日落洞上演滑铁卢。安华效应（因人在监狱）并没有在华社发挥作用，林吉祥也只能认命了，只好在政治的旷野游荡5年。这是林吉祥第一次尝到没有做议员的“痛苦与失落”。经此一役，他也卸下秘书长职，转任党主席。

这种难受的滋味到了2004年的大选后才告消失。他在怡保重新站立起来，又再重任反对党领袖，恢复他本来享有的荣誉。在这之时，他也从党职上退了下去，只出任政策及策略委员会主席，不再理党务了。

综观林吉祥大半生，他的“政治戎马生涯”显然是与生俱来的。行动党造就了他，他也曾经擦亮火箭的标志，又曾使火箭不再发亮，功过只能交给后人评说。

如果写行动党的历史，去掉了林吉祥，也就残缺不全了。如果写林吉祥历史，去掉了行动党，更是无从写起。他的生命已和行动党交织在一道。

(五) 林冠英子承父业
“父亲未走完的道路，儿子代他走了”。这就是今日林冠英的写照。

出生于1960年的林冠英，正是步入英姿焕发的年代，但他也是历尽沧桑，才登上今日的高位。也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在1983年毕业自澳洲莫纳斯大学，是名合格的会计师。他的中文是后来自我磨练而成的，也许其华文程度并不亚于其针亲。

1986年他开始走上第一步。这一年的大选，其父亲林吉祥把马六甲国席让给他守成，自身转战槟城。林冠英不辱使命，以1万7千余张多数票大胜。

一年之后，他被内安法令扣捕，而其父亲也在同一天第二度被扣留。双双在监狱渡过一年半的失去自由的生涯后。于1989年获得释放。两父子又再回到如同昔日的斗志昂仰，他们依然在政坛春风得意。挟着林吉祥个人声望达到顶点。行动党在1990年时准备拿下槟州执政权，结果功败垂成。但林冠英并未参与，他依然坚守马六甲市区国会，又再以万余张多数票轻易过关。他显然已继承林吉祥的衣钵，获得马六甲市民的认同。

也许是老子大权在握，林冠英在党内始终未居重要职位，也只有到了1995年才成为数位副秘书长之一。

不知道是命中注定或时运不济，在1995年大选后又再蝉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后，林冠英跌进法网，为一位少女仗义执言，却把自己送进监牢。（由1998年8月25日开始，直到一年半刑期满为止）。这痛苦的挫折，比起1987年在茅草行动中被内安法令扣捕更是不堪回首。

伴随着判刑坐牢，林冠英也失去国会议员享有的一切，且在5年内（释放日算起）不得参政。因此在1999年的大选，他失之交臂；在2004年的大选，他同样日期未到而不能参选。他由高位跌了下来，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倒教他刻骨铭心于一生。

2004年大选后，原行动党秘书长郭金福因在甲市区国席马失前蹄，辞卸秘书长一职，林冠英顺序而上。这个时候林吉祥也不方便继任主席，以免瓜田李下，被指“父子统党”，退下担任不起眼的党内一个小组的主席，改由卡巴星出任主席。从那一刻开始，林冠英时代降临了。

在这三年来，林冠英依然无法解决的是党内的人事纷争。虽未演变成大件事，但也是够他操心和烦心了。或者让这位新秘书长耿耿于怀的是：森美兰是行动党插第一支旗的地方，也曾拥有过数个国州议席，如今则有衰退之势。林冠英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则需要重新整顿党务。

严格来说，林冠英接手的行动党依然保持40年以跌岩起伏的记录。从有突破到没突破。他又怎样的寻求新的突破呢？这里有两个大动作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在2005年时，行动党对党章进行修改，不再强调社会主义，而是突显社会正义与公正合理。这种顺应潮流的改变，也足以使人看到行动党改革的一面。

再者，他提出的新口号“大马人优先”。从字面上找不到其深刻的意义，也有些不够清晰。但林冠英解释是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演化而来。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明白的。因为“大马人优先”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唯一可勉强理解的是什么事都应以“马来西亚人为先”，而不是以种族之化分来分先后。

但不论怎样的理解，口号必须是浅白和易通的，不需再作解释，也不需要推测其含意。这不是创作文学或文字游戏，而是政治斗争的口号，要一目了然，要一望知义。比如我们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又比如旧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一下子就入脑而明白斗争的目标和方向。

我到今天还是认为“马来西亚人优先”是不成句和不够明亮的口号，不入人心，也未触及党的核心。再问下去：优先什么？就不知道林冠英还有没有更适当的词句打动人心？比如“立国根基，全民平等”或其它相似原来意义的也无不可。

虽然说林冠英任期内党内有发生小磨擦和矛盾，但另一方面他引入一些青年精英和新血倒是值得激赏的。这些学有专长的人若能适当的得到发挥，行动党的形象就可以再次提升，党的年轻化要从吸引年青人开始。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因为长年居于反对党的地位，本来民间的资源（包括社团和讲江湖意义）是执政和反对党共享，可是发展到今天，反对党已居于下风，这也是行动党要检讨的。

我们不怀疑林冠英有一颗挚诚的心要改革党和催生新一代人加入他的斗争行列，但这些必须要有策略和方法来开展。过去行动党有不少分支部，今天要重整旗鼓，就得从每个选区开始，党是团队的工作，不是靠个人来挑动的。

其二，林冠英已放话，要在一至二届夺取槟州政权。这种愿景是强化党的一种手段，也是它拥有的权利。但要如何达致，就不得不费神思量了。

林吉祥失败的教训必须要成为行动党的第一课。也只有深刻的检讨才能得出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至于成败，要看选民的取向。这就是当今林冠英最大的挑战。他要证明的不是他是林吉祥的儿子，而是他是青出于蓝的林冠英。我们且拭目以待。

有那一件事与选举无关？

什么东西与选举无关？又什么事情又与选举有关？这是个令人混淆又值得研究的课题。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是选举？就是指民主政制下的国家大选，以让人民选出心目中的政党和代议士，从而确定由那个政党执攻。从这样看来，选举确实与任何事都扯上关系。因为选民手中的一票就是对政党（执政党和反对党）过去几年来的的表现的评估与裁判。所以执政党也好，反对党也好，都是为了选举而存在和发展的。

根据美国著名政论家罗伯特‧道尔（ROBERT A. DAHL）在《论民主》一书中就认为民主的具体表现莫过于投票选举政府。他也指出随着极权政体明显失效，在20世纪末，民主政政治已成为被许多人追求的理念和制度。

我们认同道尔对民主的诠释，如果没有人民的自由选举，民主将无从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政党的出现就是参加选举以夺取权力和掌控资源，而这个权力又是源自于人民的。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指责，或抗议选举不公，但在没有更好的政制取代下，我们都接受一人一票制是民主的最集中和最重要的表现。就此道尔还说了一句，选举的公平与知情权也是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

当选举一过，各安其位。就执政党而言，它的责任是领导国家，造福人民，开展计划。例如推动大工程，普及教育，提供就业 ，促进经济和提升医疗服务等等都挂上“以民为本”的招牌，目的不外是希望下次大选再次执政。

就反对党而言，它会不断的批评乃至抨击政府政策的失当，施政的不公和对民生的忽略。除了起监督和制衡作用外，也是希望在将来大选时增加取胜的筹码。

既然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在争取民心，则它们的所作所为都应该被视为在为大选铺路。如果不是为了选举，政党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客观的论析：身为执政党，不论是处在选举期或非选举期。它都有义务和职责对国家的发展作出规划。例如第9大马计划就得依时向全民交待。即使不是为选举而设，但在另一方面，人民有权评估有关计划的推行与落实是否令人满意，所以它又和选举有关。自然公务员的加薪，一些政府工程频频出现状况和缺陷，也会被看成是热门课题。

既然样样事都被演绎成政治课题，则政府也无需回避问题。就算是与选举有关，也是政府的权力和其职责所在。因为它也需要人民的支持才能持续执政。这就是民主的真谛和其法则。生活在民主选举的国家，谁也避免不了要面对选民的裁决。

在政党和选民是两位一体的制度下，我的结论是：任何事都和选举有关，它也是检视政党表现的最高标准；也因为有选举，政府才能谨慎行事，不能背向民意；也因为有选举，反对党也要言之有物，不能无的放矢。既然选举成了每一个政党及候选人必须面对的“考试”。所所从政者在日常怎能不“备课”呢？他们的工作议程有那些与选举无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