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我国大学排名下滑

英国《泰晤士报》每年都为世界各地的大学进行排名，今年的调查要求更高，总共取得5101个学者及1482间国际公司提供评估意见；同时也参考各大学的国际教职员所占比例，国际学生比率，学生与全体教职员的比率、全体教职员论文引用次数的情况进行考察，结果排名第一的仍然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而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并列第二位，下来在排名十位内的也是英美的大学。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的排名大跃进，前者跻身第18位，后者提升至38位，压倒了北大和清大（分别跌至36位及40位），新加坡大学也跌至33位。由此可见，香港两间大学已成为国际顶尖大学。

虽然北大和清大仍被视为中国名列前茅的大学，但这历史地位已备受挑战。倘若不急起直追，恐怕来年会被再拉下。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今年度的排行榜竟把马来西亚的两间大学挤出200名之列。一向被认为是我国尖端的马来亚大学，从去年的排行192位，滑跌至246位；国民大学则从185位降到309位；而理科大学从第277位被拉下到307位。换句话说，马来西亚没有一间大学能够在新指标下企立在200名之列，这确然是值得国人深思与忧虑的事，针对此事，首相阿都拉认为将挫折国家致力招收外国生的努力。

法新社引述首相的谈话说：“人民会问，是否外国生来到马来西亚深造是因为学费便宜？如果是的话，我们还是得讲求素质。我们不能接受学费低廉但又是低素质的说法。”

另一方面，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形容是“国家的耻辱”。他促请国家领袖终止自鸣得意和错觉地以为马来西亚已成为更具全球化竞争的地位。两位政治人物的批评立场虽有不同，但也点出了国家教育素质有下降之虞。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的原因是我们的大学，不论是公立的或私立的，都迷信本身已做得很好，如果不是最好的话。它们也许忽略了国际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仍把自己定位在国内的视角。副教育部长韩春锦更说了寓意深长的话：“不是因为本地大学素质退步，而是其它国家的大学进步得太快。”

事实是否如此，有待专家“考证”，但不争的是：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跟进的步伐慢了。这种“跟不上或别人走得太快论”自然有斟酌的余地。因为我们不能老是抱怨别人走得太快，而是要急起直追才是应对之道。

让我们再看看国内的一项调查报告就不难发现我们原来是以本身的情况来评估自己。虽然高教部长慕斯达法在本月初公布ARES（鉴定国内政府大学学术声誉）的调查报告指说名列榜首的是理科大学（五星），而下来是回教大学、玛拉工艺大学、国民大学、马来亚大学、博特拉大学及工艺大学（各得四星）。

姑不论这项调查与国际调查有多大的差距，但不能否认的是它还是未根据世界标准进行考察。因此慕斯达化说，政府成立大马学术鉴定机构（MOA）（MALAYSIAN QUALIFICATION AGENCY）（用以取代原来的国家学术鉴定机构（LAN））目前正着手搜集公立大学的资料，预料在明年才能够作出排名。同时，政府也准备将大学分类为研究型大学，普及大学及专门科系大学。他附带地说，官方将采用国际惯用的17指标来鉴定大学的排名秩序，所谓的指标包括“学术人员的学历、学生的选择和比例（收国际学生的比率），大学的研究成果和计划及管理方面等等。

这些指标固然符合国际要求，不过，《泰晤士报》的标准订得更高，在六大指标中的前两者即独立学术视角评论及研究成果引用占了60%之比重。如果缺乏学术性的成果被国际认可，则我国的大学要在来年提升地位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认为，官方在进行评估的当儿，也要力促每间大学都能不断地改进。当然政府还是可以选择性地选出几间顶尖大学，让它们成为精英大学。正如高等教育大蓝图所公布那样，要通过塑造精英大学来取得更好的绩效。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不是每间大学都要走精英之路，普及型的大学以造就大学人才还是必要的。如果政府认定马大、理大和国大是“可造之校”，不妨先从这几间大学下手，只有通过大学本身的改善和提升，才能达到改革的目标。不然光是有指标而国内大学仍然自我标榜的话，我们还是上不去的。

总而言之，基于在国际学术界眼中，我们的大学已被标签为普及大学而被排在200名外，政府有必要改变策略，力争上游，不要怪别人走太快，而要回看自己是否走的太慢。

从“娘惹”菜肴看“峇峇”身份

由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主办韩江学院协办的《第十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1月12日至16日成功在槟城举行。这是文化基金会为了配马来西亚旅游年而邀请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50名学者在槟城齐聚一堂，因为槟城在他们的眼中，有独特的饮食文化；尤其是布满大街小巷的小贩集市，更形成一绝。它在2004年赢得《时代周刊》评估为“亚洲的小食天堂”，证诸名不虚传。

在三天的密集式的研讨会中，共有26名学者提呈论文报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教授明斯提出的主题报告，阐述了饮食文化通过传播和人的散居而融合在当地社会中，成为本土化的中华菜肴。他举例娘惹食物，渗入了马来食物和泰国食物，因此东南亚的所谓中华饮食文化也已经本土化了。

在这方面，港中大的陈志明教授，拉曼大学的谢爱萍副教授及马大中文系的苏庆华副教授也相继提出与娘惹菜肴相关的论文报告，在在加强了人们对娘惹饮食文化的认识，也一致认为这是海峡殖民地（1826-1957）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值得保存和发扬，因为它展现马来西亚多文化的色彩中独树一格的品味。

当然单单菜谱文化并不足以显示“峇峇与娘惹文化”的完整性，因此我们还是要触及“峇峇民系”的形成及其文化思想，并在攻治上考察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所谓的“峇峇”是用以区别南来的华人。前者系指土生土长的一代，早期已接受英文教育，思想西化，自认是英国臣民，努力铸造自己成为“西方化知识分子”；后者系指19及20世纪大量移居马来西亚的中国人，被称为新客，他们努力传播中华文化，形成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峇峇发现他们逐渐被英国殖民统治者边缘化了，不再被视为“高人一等”的臣民，而是被归类为华人之列，因为英政府已找到另一个合作伙伴，那就是1946年成立的巫统。1947年英政府公布《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草案，为马来人下了定义也赋予特别地位。海峡殖民地的人民（包括峇峇）所能得到的是自动成为公民。

有鉴及此，最具代表性的峇峇领袖陈祯禄结合各族力量提出了《人民宪章》，建议统称“马来由民族”但不被英政府接受。《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正式在1948年2月1日实行。

继后，槟城的峇峇还有一个大动作，那就是在1948年杪的时候，他们通过华人大会堂，中华总商会等团体的支持，在立法议会提出“槟城脱离联邦”的动议，结果功败垂成，动议被推翻。

不仅于此，根据林建寿（早期左派峇峇领袖）在其著作《鸟瞰金沙滩》一书中揭露﹕“华人海峡公会（峇峇公会）也在后来由连裕祥率领一个代表团直到伦敦，要求把槟城分割开来。英国政府不愿聆听解释，一口拒绝所请。”

这样一来，峇峇一族顿感失落，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的安排。于是在1949年有了陈祯禄领导成立马华公会。从那个时候起，不论岩峇认同与否，他们已无所选择被标签为华人一族，没有所谓“超然地位”。

同样的，娘惹菜肴文化在展现独特的本地化风味上，也最终被归类为中华菜肴文化的一部份，而与回教徒的菜肴是有所差别和距离的。

对此而言，种族的标签成了文化的特征。我们的国家在独立后，由于种族政治的兴起，峇峇已不能“自立门户”，而是溶入华人社会之中，成为华人政党的佼佼者。因此从菜肴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峇峇文化曾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朵奇葩。

巫统大会的启示

2007年的巫统代表大会宣示了大选为期不远了。它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是政府的骨干，而且也是马来社会的头等大事。虽然我们不能解读它为政府代表的大会（毕竟政府与巫统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在巫统大会所提及的课题，莫不与国家和政府的走势有关。因此关注巫统大会的言论与诉求，当可以更好地理解国策和未来走向。

在政治层面，巫统坚持与捍卫的是马来民族的主权，这一点是无所妥协与折衷的。而马来人主权的整合缘自于巫统的成立。当1946年在拿督翁领导下诞生了巫统后，这个政党就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载体。尽管巫统领导人有来有去，领袖有所更迭，但不变的是巫统代表了马来人的政党。

尽管目前存在着回教党与人民公正党与巫统较劲，但要动摇巫统的根基，也是极不容易的。正因为这样，本届的大会显示了巫统充满信心迎接未来的大选。在这方面，巫统主席阿都拉承认难免会有些人提出种族性的敏感问题，正如国阵的其它成员党也出现种族性的偏激言论。这在阿都拉看来是正常的。不过他认为类似敏感问题，应在“闭门下讨论”，以达致双赢的局面。最为关键的是，也是首相的阿都拉特别强调立国之本的宪法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还说了意义深长的话﹕“如今在本土出生的孩子是马来西亚的孩子，只承认这个国家，他们顶天立地。这不是高弹种族论调的时候。所有的课题必须以国家与全民利益为考虑，然后解决。”

可是非常遗憾地，首相的开明谈话仍然未能成为所有代表的指引，尚有极小部份人借大会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伤了非马来的心。例如一位来自雪州的巫青代表竟促请反对党及他们的支持者可以离开马来西亚，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

这话是说过了头。反对党的存在是展示马来西亚是民主的国家，它也是合法团体。而民主选举也是让人民自由投票，即便支持反对党，也不见得不爱国，为何要把话说绝了？

我们希望类似这样无助于推动民主的思想应被阻止，它完全不符合首相的心愿。

在经济方面，巫统大会向我们表达新经济政府将持续下去。阿都拉说，实行37年以来仍未达指标，富有的非马来人比马来人为多。同时，在扶持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方面，政府将努力使马来西亚社会不会因专业层次的比例而分裂。对此他又再一次强调新经济政府从来未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因此他吁请所有人朝向新经济目标前进。

所谓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是“消除贫穷与重组社会”。虽然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推行多年来却出现了偏差与执行上的争议，甚至对数目字有所争议。在这方面，政府的政策与数据透明化将可消除疑虑。我们相信首相要达致的是一个经济平衡的社会，但我们希望政府能关注争议的症结，也使各界人士有所依归和感到机会不断扩大而不是缩小。

在文化层次方面，首相也坦言将继续捍卫马来人的文化和宗教，而此举将不会伤害其它族群。即便举剑也是马来人的传统文化，不值得大惊小怪。

他重申他保护的是国家和全民，而且也会不遗余力地推动文明回教的进程。他走的是温和路线，而宪法也保障其它宗教的信仰自由。就此而言，他认为马来西亚各宗教应遵照宪法的精神相互尊重。

在欢迎首相的保证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来对文化与宗教出现的争议。虽然被列为敏感问题，但如果不使事态扩大的话，也可以通过闭门会议或私下协调和解决。
总而言之，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是本届巫统大会的主题，各级领袖也是围绕在这些方面不断地阐述和解释以安民心。

如果从理论上来分析，巫统所追求和坚持的是希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突出了民族主义本位，不过它也希望其它民族能够理解和接受巫统的领导。因为国家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民族组成。既然如此，我们也认为巫统领袖从多元视角考虑问题后才来来制定政策是必要的，以让马来西亚各族人民有所适从和感受到在阳光底下被一视同仁。这也是全民所企盼的。

许子根以大桥悟人生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10月中旬主持一个宗教仪式开幕礼时说了一席令人深思的话。他说人生在很多时候会面对过不去的坎，因此需要在心中建起另一座桥通关，不能老是在原地踏步而又解不开心中的结。同样的道理，随着社会的进步，使用交通的车辆多了，难免出现大阻塞现象，这个时候就需要另想办法。正如目前的槟城大桥已达到饱满的状态，如果不兴建另一座大桥，将无法解决交通的“死结”。

这就是许子根的大桥悟人生的哲理﹕人需要“精神的桥”解开心结；社会需要“物质的桥”，使交通顺畅无阻。

其实，不论是“内心世界的桥”或“物质世界的桥”，对许子根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身为槟州首席部长，他不得不正视“桥不够用”的窘境，而且有责任为整个州提供发展大蓝图；同时，身为民政党全国代主席，他必须为“上京或留槟”作出抉择。在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下，他只能择其一而行之。

我们先说第一方面，自从1985年槟城大桥正式通车后，我们终于感受到槟岛和威省的经济大步前进；尤其是电子工业跻身世界之林。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州内的服务行业，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美景。这也是独立以来槟州人民最大的骄傲，可以媲美莱特开辟槟榔屿后带的巨大冲击。英国人没有做到的，我们做到了，从此拉近两地的距离而有了贴心的空间。

然而22年过去了，感叹取代了赞美。每当大桥出现大阻塞排长龙的现象时，人们总会埋怨为什么不增建另一座桥来缓解拥挤的车辆？这对许子根来说，无异是个沉重的压力。倘若再这样下去，肯定严重影响槟州的发展。

在应急下，许子根唯有退而求其次地先促请对原有大桥的加宽。正当这项工程在推进的当儿，中央政府终于在2006年公布的第9大马计划中，正式将第二大桥列为其中一项大工程。两项工程双管齐下，可谓相得益彰。

为了加快步伐，中央政府又宣布与中国联合造桥，且获得中国政府融资，自然可以预见2011年后人们不必再为过桥事大伤脑筋。所不同的是﹕新的桥是“中国制造”，不再是“韩国制造”；同时造价费也从以前的8亿元增加到40亿元，翻了5倍，足见通货膨胀的威力。

至于第二方面，当许子根这边刚放下这块心头大石后，另一边又涌现一个大石压在心头，那就是他正在为自己寻找一座新的“内心的桥”来打通他解不开的情意结。

整整17年了，身为槟城人的首席部长必然是对槟州难以释怀的。正如他自己说的，“槟州永在他心中”。这种胶着的情感和外来的因素使他不能适时地表白内心的世界。因为他的任何宣布（上京或留槟）都将会牵一发动全身。

但随着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已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他观察和研究。我们相信他所考虑的最大因素不是党内可能引发的矛盾和人事安排（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而是整个变化中的政治形势决定了他的去向。他必须确保槟州仍是民政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只要他心中的结打开了（人事的安排有了共识），那么许子根的动向就会像第二座大桥那样悟出他的人生的另一个驿站是新的起点而不是原点。在这方面，槟州人民都很厚道，不正面提建议，而是让许子根自己解决内心的矛盾。“大桥论”也许会被派上用场了。

人民进步党前路岖崎

不甘被冷落的人民进步党党魁卡维斯最近不断地为其党向国阵提出诉求，总是离不开议席。因为他知道，在民选的制度下，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取得议席，那么这个政党迟早会被玩完。

这固然是至理名言，但为什么人民进步党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在1974年的大选时，该党在霹雳州受重制，甚至包括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也在国州议席选举中拈致惨败，从此党士气一蹶不振。

在那个时候，民间一般的意见认为这是由于人民进步党领袖经不起“诱劝”，加入了执政联盟，抛弃了反对党的角色，才落个失败的下场。

这当然是一方面的说法，但站在人民进步党的立场，一旦有机会参与执政，自然不会放弃，何错之有？

因此当1972年人民进步党加入执政行列时，也不是错对的问题，而是人民进步党的加盟国阵并没有其它反对党的“幸运”。比如民政党加盟却拥有槟州政府的主导权；回教党的加入也保住在吉兰丹执政的优势（1977再退出国阵是后话），唯只进步党只有辛尼华沙甘一人担任行政议员，抓不到重要的权位。唯一可告慰的是即便没有市议会选举，还是一度由进步党人担任市长。但一个市长却无法彰显，以致进步党转成执政党后，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受到局限了。不再如同1969年前，俨然以反对党的“英雄”角色在政坛横冲直闯。

说起人民进步党，我们不期然会想起创党人DR辛尼华沙甘（他是SP辛尼华沙甘的弟弟），他在1953年联同其兄长在怡保插旗，成立人民进步党。雄辩出名的DR虽然参加1955年的普选失败，但在1957年独立时的一场补选（因梁宁皋要出任甲州元首，必须辞议员职，留下怡万区空缺）中脱颖而出，成为国会中的两名反对党议员（另一位是回教党吉辇区议员）。由于他的言论出任，每每为民仗义执言，很快地赢得反对党先生的美誉（说他是国会的第一位“反对党先生”，当之无愧，陈志勤后来赢得此美誉是因DR逝世使然）。

1959年的大选，人民进步党挟两兄弟的名声，在霹雳崛起成为地方性第一大反对党，夺得4个国席和8个州议席，较后更夺得怡保市议会执政权。

1964年的大选，反对党居于不利地位，进步党也不例外，勉强保住两个国会议席（即辛尼华沙甘昆仲）及数个州议席。1968年DR不幸逝世，使到这个党的前景出现不明朗，剩下SP独撑大局。
但1969年的大选，进步党时来运转，在华人的支持下，它在霹州赢得了4个国席及11个州议席。如果当时它与民政及行动党合作，共有21席（总数40席），可组成联合政府以取代联盟，但民政党陈志勤不同意这样的安排。较后在联盟争取两名进步党议员及1名行动党议员跳槽后，组成了联盟州政府。

其实在1969年大选后即发生的“513”种族暴乱事件已大大地改变了政治格局。迨至1971年国会重开时，联盟已是控制大局，并努力推动联合政府成为一个风气，人民进步党也就因受感召而在SP带领下走向执政之路。

1974年的大选是人民进步党恶梦的开始，它参加4国9州议席（在国阵旗下），竟落个惨败，只保住1国2州议席。SP及其党秘书孔国日皆告败北。1975年SP因失败与伤心过度辞世。这样一来，人民进步党已陷入群龙无首中。

果然在1978年的大选中，进步党虽获分得2国8州议席，又是一再滑落。直到1990年大选，进步党虽忝为国阵一员，竟没有分配得任何1席。

进步党“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与党内倾轧不已大有关系。竟然也曾出现麦汉锦及郑安泉担任主席之“闹剧”。到后来印裔领袖又再取回领导权。

当卡维斯在1993年时取得人民进步党的领导地位后，这个党才较平稳下来。但在1995年及1999年的大选还是得个零席（没获分配议席）。后来在力争底下，马哈迪委任卡维斯出任上议员，委以副部长职，总算给进步党挽回一点面子。

2004年的大选，在当任首相阿都拉关照底下，才安排卡维斯出征太平国席，而不得不让出武吉干冬国席给民政党，另外一个州议席则输掉。

眼见新的大选又将届临，卡维斯也使出浑身解数，虽在2005年献议与民政党合并，力图保太平国席，却不得要领。在一怒底下，对民政极尽挖苦之能事。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卡维斯最近又喊话至少要回1974年分配的议席，而合理的分配是每一州都应有其党候选人，理由是他宣称进步党有党员逾50万名。

马六甲首席部长阿里鲁斯旦（也是巫统副主席）就不客气地说，如果进步党不满意，可自行离开国阵。

旋后首相阿都拉答应考虑进步要求，争议才又平静下来。但在现有的结构和，进步党又能拿到多少席呢？谁也不清楚。

如果国阵的分配仍未令进步党满意的话，就不知卡维斯如何应对？我们拭目以待。

民主与自由的评议

当西方国家由17世纪开始，大规模地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后，许多落后的国家也就在18及19世纪乃至20世纪以不同程度向西化的道路迈进。一方面，西方将现代性植入殖民地，使它萌芽西方式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认为殖民地人民不够西化，因而实施一连串的法令来限制当地人民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以防倒向左边而失控。无形中使到殖民地现代化进展受阻，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例如英国殖民地政府于1920年起对学校强制注册，也对报章实施管制。当时的背景是因为孙中山到来宣扬革命后（1906-1911），无政府主义份子在苏联的影响下，于1917到1920年之间大兴无政府共产思想，促使英国政府防范于未然。

由那个时候起英国对本国和殖民地就采取两种不同的政策。前者鼓吹和提倡全面的民主自由；后者则在有限民主和自由下，采取压制性的措施。其所持的理由是防止赤化。在英国看来，殖民地人民不可享受西方国家实施的开放性民主。

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英国仍然继续其两面政策（民主与强权），但最终抵不过民族主义解放浪潮的冲击而不得不在1957让马来亚（及后的马来西亚）取得独立。不过英国留下的不是一个全民主的社会，而是一个半民主的社会，有待马来亚自行做选择性的改革。其中最宝贵的是推行国会民主制度，每五年改选政府，由人民直接投票；废除英国的半选举半官委的制度，一直到今天，马来西亚仍未中断按时在五年内举行大选。

另一方面，对于新闻自由，也是延续英国的政策采取了既管制又广开言论的措施，以在西方思想的范围内促进人民的民主意识。当然在初期是针对左翼思潮作出回应；但在1989年马共与政府达致和解后，基本上已不存在左右翼思潮的斗争，而是转入了宗教和种族及文化差异的各自表述。在这种情形下，根据副新闻部长谢宽泰的说法，还是不能以目前西方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尺码来检视马来西亚的现实。换句话说，不同的价值观只能按不同的国情处理，不可照单全收。

谢宽泰是接受韩视新闻中心庆祝成立一周年时的专访作出上述的表达。

他并认为马来西亚的民主选举制度经过改革后，可被列为东南亚国家的楷模；而与此相关的新闻自由也不像西方“无疆界记者”的调查那样，把马来西亚拉到124点的低水平。只要不挑起种族及宗教的敏感课题，不涉及诽谤与恶意的抨击，则新闻自由还是存在的。单就互联网的兴起和新报章的出现，就彰显这一点。因此相对来说，谢宽泰以为马来西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还是相当可取的，人民还是可以获取大量的不同意见的信息和评论来作参考。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谢宽泰的相关论调，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人民也不是刻意照搬西方模式，更不是要回到殖民地时代的半民主统治，而是要走出一条合乎国情的民主和自由的道路。因此关键是政府如何在东方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中求取一个平衡点。

贝娜芝以生命作赌注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芝在伦敦流亡8年后，能够在10月18日“不理后果”直飞卡拉奇是一个政治奇迹。因为一般上被跻出国门的前领导人，都是无望重返政坛，而贝娜芝确实做到了。她比起他的前政敌，也是前总理沙里夫是幸运得多了。沙里夫在9月10日硬闯关，但被阻挡，押回沙地阿拉伯。这强烈的照说明了贝娜芝与现任巴国总慕色拉夫有默契，准备分享政权，而且也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祝福；而沙里夫则未被慕色拉夫接纳，只好继续流亡（已流亡7年）。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贝娜芝是拿她的性命作政治赌博，摆在她前头的是不明朗的局面。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她抵达的那一天，虽说有20万人狂热的欢迎，但却乐极生悲，突然有两枚自杀式的炸弹爆炸，酿成逾150人丧命。较后未受损伤的贝娜芝强烈讉责暴力行为，并要求国际协助揪出恐怖份子。其它国家也纷纷指责，矛头显然是对着奥沙马及塔利班残存的恐怖份子。

不过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贝娜芝的侄女法蒂玛布托把责任指向贝娜芝，斥她为政治私利，才肇这场悲剧。

法蒂玛也是专栏作者，她的父亲慕达查布托（也即是贝娜芝的兄长）在1979年军人首脑齐亚处死其父亲后，便领导一个激进的左翼集团反抗齐亚军事政治，也与她的妹妹分道扬镳，指责其妹妹“背叛”了父亲的政治理念。慕达查在1996年被警察杀害。自此之后，法蒂玛就与贝娜芝有不同的政见。如今恶言相向，为死难者叫屈，自有其政治议程，但也显现了贝娜芝连自己的亲属也不支持她返回政坛。

除了不容于伊斯兰激进派外，贝娜芝想在回教世界的男性社会中重新站起来，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为了更好的了解贝娜芝的政途，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巴基斯坦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自1757年开始，南亚次大陆（包括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尼泊尔及斯里兰卡）已逐步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年)，民族主义运动席卷亚洲。有鉴于情势危急，英国不得不提早结束殖民统治。在当时，印巴本来是一个国家，也同意合作争取独立，因此出现了印度国大党，由甘地和尼赫鲁领导，但也有加入回教集团，例如领导回教联盟的真纳也一度是国大党的主席，希望独立后成为印度总理。

不过，基于印度教徒占大部份，不能接受真纳（1876-1948）来领导这个国家，他只好谋求另一个国家──巴基斯坦的成立，即分成两个国家取得独立。英国政府在审时度势下，认为甘地、尼赫鲁与真纳有很深的成见，不易形成一个团结的国家，于是用宗教来区分。

1947年出炉的“蒙巴顿方案”（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就是决定印巴分治走向独立，以避免不断地发生种族宗教流血事件。但留下一个尾巴，即克什米尔区未定案，以致后来印巴为此而展开两次的战争。在这方面，虽然回教徒居多，但显然是印度军事占上风，因而埋下印巴两国仇恨的种子。

还有一个怪现象是英国竟然把巴基斯坦国分成两个不连贯的领土，在西边的称为西巴，在东边的称为东巴，政治中心在西巴。一个国家被印度领土（遥隔一千英里）隔开。由于种族之不同（虽然同属伊斯兰教），东巴一直抗争西巴的压力，也指责西巴造成东巴一贫如洗。因此在1972年时，东巴的人民在印度军事大力支持下，强行支持东巴脱离西巴，成立孟加拉国共和国，由拉赫曼出任总理（1975年发生军事政变）。

尽管真纳是开国领袖，也被人民尊为“国父”，但他在1948年逝世后，巴国的民事政府就处在不安局面中，直到1958年，共换了9个内阁，贪污腐败成风。这一年阿尤布汗军政东权出任总统，到了1969年，阿尤布汗将政权移交给叶海亚汗将军。直到1971年将政权移交给布托。

布托是贝娜芝的父亲在美国大学受教育。他在1967年成立人民党，在1970年的大选中胜出，而在1971年出任总统（后改任实权总理）。在任期间，被指贪污腐败和暗杀政敌，导致1977年再发生军事政变，由齐亚将军自任总统，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更在1979年以暗杀罪名处死布托，激起民愤。

年青的贝娜芝在1986年回国接过其父亲的棒子，领导人民党。由于她的背景和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贝娜芝在1988年的选举中获胜出任总理（这一年较早前齐亚空难丧命，才有了同年11月的选举）。

1990年贝娜芝政府被指控贪污和滥权，遭总统革职。另一政敌沙里夫上台执政。1993年沙里夫同样被指贪污和不法行为被撤职，较后的选举又再把贝娜芝送上执政地位。

1996年她再次被指犯腐败罪被解职，又改回沙里夫当政。可是到了1999年，慕色拉夫发动政变，逼沙里夫流亡沙地阿拉伯，他也不容贝娜芝在巴国煽风点火，迫使后者自我流亡伦敦，较后也控她贪污罪。

本来慕色拉夫将军答应在2002年还政于民，但情势（因2001年发生911事件）发展对他有利，在美国的支持下，他在这一年出任总统。

今年2007年任期届满，慕色拉夫再“角逐”（议会选出）总统胜出。但此刻的形势有变，他不能再封锁选举，不得不与贝娜芝进行政治交易。美国也不同意长期军政，不利反恐斗争。

在讨价还价下，贝娜芝眼见时机成熟，抢先一步回国，未想发生爆炸事件。

虽然从表面上看，明年正月的选举对贝娜芝有利，也预料能再重登总理高位，与慕色拉夫分享政权，但身为伊斯兰国家，仍有保守势力反对女人当政，贝娜芝要在这股强烈的男人主义中较长期的保持优势，恐怕还得一番苦斗和挣扎。她的优势在于她是前总理布托的女儿，有大批拥蹇；他的弱势是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是否会同意女人领导呢？

再有一是﹕立国60年来，有27年属于军政，贝娜芝能否巩固民主，不让军政回头，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她的政途是曲折的。尽管有美国撑腰，还要看她的造化，能否给巴国一个民主的明天？

槟城地标“光大”的起与落

“光大”是槟城的地标，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在1972年元旦日由第二任首相主持奠基礼，因此取名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简称KOMTAR，中文媒体译成“光大”。就当时而言，恰当得体，含义深远，象征着槟州在林苍佑的主导下走向光明大道。而这一天也是标志着民政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的开端，朝向国阵的组合前进。

对于林苍佑来说，光大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另一代表作是槟城大桥。正因为这两个代表作，林苍佑成了“不灭的神话”。尽管他在1990年已退隐政坛，但他的名字与槟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首相阿都拉与首席部长许子根都不约而同地形容他是“槟州发展之父”。

没有人置疑70年代发展起来的光大和80年代初期完成的65层摩天大楼曾一度是槟城人的骄傲。因为在那个年代，光大摩天大楼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物，直到90年代才被双峰塔所取代。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90年代之后，光大已逐渐失去它的光彩。到了千禧年之后，更是魅力不在。这真是始料未及，也留下一连串的争议，包括光大将何去何从？

在这方面，光大的设计人林苍吉绘测师（林苍佑的弟弟）近日在英文《星报》发表的谈话是引人深思的。他说，作为城市一站式中心的光大已经褪色，但挽救它为时未晚，惜未提具体计划。他还说，作为槟州地标的光大，其独物的地方是完全由本地承包商及工程顾问一手完成。

这就是说，从设计到兴建全是本地化的。高楼大厦耸入云端也展示它的坚固无比。即便在1983年兴建完工突然在夜里冒起大火，烧得通天彤红（适逢当晚下场大雨灭了大火）也无损其建筑结构。第二年，林苍佑带头进驻办公，在第28层楼运筹帷幄，一览乔治市全貌。随后，各政府部门纷纷迁入，各商业公司占满了光大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政府行政与商业中心二合为一的设计，使到光大成了人民必到之处。基本上完成了林苍佑改造乔治市中心的心愿。然而又有多少人记取这是林苍佑用他的政治生命作赌注换来的血泪交织于其中的结晶？尤其是1978年的大选，出现的“七人帮”几乎动摇了他的执政根基。

原本林苍佑是要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五个阶段的鸿图大计，但事与愿违，直到林苍佑在1990年下台时，也只能完成一个半阶段。及后在许子根的主政下，才又把新光大（商场中心）建立起来完成第二阶段。可是不论是“旧光大”或“新光大”的商业中心先后启用，整个计划仍然无法划上句号。例如划为商场地段的不是作为临时停车场便是残旧的建筑物人去楼空尚未改造。这说明了客观的现实并不与主观的愿望相符合。

在这种情形下的一个转折是许子根不得不改弦易辙的，那就是在1995年后，政府在联合国专家的劝告下，通过市议会拟定发展指南，以保留乔治市的古迹为重点，作为争取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段。正巧这地区与光大的发展有所冲撞，整体的概念也就重新规划了，包括第五阶段的发展地区将作为单轨火车的枢纽站。

当然，再有一个对光大不利的发展是联邦政府的部门已搬出光大，自盖大厦，留下的是槟州政府行政中心及市议会办公大楼，用不完光大的空间。更甚者是超市及各商店也纷纷“易地为良”，已不见昔日的人潮。

如果根据林苍吉的建议，通过良好管理可以使光大重振雄风，那是过于理想与概念化的，唯一可行之道也许是要作出痛苦的抉择，把它转化成政府行政中心，或将之全面商业化，两者合二为一已被证明不合时宜。

从左到右的林建寿

林建寿（1922-2007）以85岁高龄于9月30日走完他的一生。他有遗憾，因为他的从政生涯中未能反客为主，出任具有实权的官职；他有某些人们所不能及的成就，因为他在英姿焕发的37些时，一度成为反对党炙手可热的领袖。然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一位曾经在左翼阵线中呼风唤雨的人物，会在时移势易下，投身马华公会？换句话说，他怎么从左派走向右派？而成为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这一切有必要揭开林建寿的内心世界与从政历程。

与他的父亲林清渊，兄长林建才及大姐林碧颜一样，都是律师出身，而且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熏陶，导致他在1956年参加左派的劳工党，更在1957年促成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陈线）的成立且出任总秘书。接着1958年当选市议员，又于1959年中选国会议员，一时风头无两，他成了左翼运动中一颗闪烁之星。

虽然他服膺的是费边社会主义，但并未阻碍他向热爱社会主义的年轻人靠拢。一度更成为许多年轻党员的偶像。林建寿也把自己塑造成左翼运动的领袖和发言人。左的形象成为他的标志。

例如，当东姑首相于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起而反对，也积极推动五邦社会主义大会在吉隆坡召开。这位峇峇精英显然比陈志勤及陈扑根（曾任劳工党秘书）更能赢得左派的掌声。即便是后来的劳工党走向激进路线时，林建寿也没有“背叛”左翼阵线，而是选择较为低调的与之共浮沉。因此他没有面对陈志勤被公开“批判”的命运。

虽然如此，林建寿还是无法扭转局面，他不得不在1969年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但这显然不是林建寿的本意和所要看到的，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失去一个政治舞台供他施展抱负。他的左的魅力也因此褪色。

迫于形势比人强，林建寿只好蛰伏伺机而动。因为继劳工党后崛起的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都与他绝缘。前者是陈志勤与他不咬弦，宁可找林苍佑合作，也不想再与林建寿续“同志情”；后者因有李光耀的影子，不可能接纳他加入其中。剩下来的只有马华公会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意味着他背着左派同志投进右翼的怀抱。这一痛苦的抉择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借口，要求新上任的总会长李三春接纳在马华党内成立“工农局”（后来显示他力所不逮）。他没有重蹈林敬益的失误──要把社会主义带进马华，因此他绝口不提“马华社会主义化”，反而是他被马华的资本主义路线溶化了。这一巨大的转变让人震撼和难以理喻和接受。因为这等于昭告天下他已脱胎换骨，与社会主义“一刀两断”。至少在行动上他是这么的一个大转弯。

李三春之所以接受林建寿加盟，固然不是赏识他的社会主义理念，而是相信他是唯一可以和林苍佑交锋的人物，有能力从民政党手中夺回槟州主导政权。在一拍即合下，林建寿展开他的另一个“政治长征”。他和李三春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打倒林苍佑。自此之后，林建寿的每一个招数，都是针对林苍佑的民政党而发。以这样看来，林建寿的向左转与其说是顺应大气候的变化，不如说是为达成个人的政治议程更加符合情理。

如果说林建寿前期的斗争对推动民主政治有所贡献，那么他后期的政治斗争则是十分争议性的，也成了马华一段不愿再提及的历史。他的右的魅力消失得更快。

至此，我们如何给林建寿的政治定位，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毕竟他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给自己贴上姓“社”的标签（起草社阵纲领），而后又再改姓“资”（加入马华）。这样的一种转型变成我们要一分为二审视林建寿。但它的迷思在于同一个人是应把他归为社会主义者抑或资本主义者？同时又如何一分为二呢？（以他退休后的言行来看，他宁愿回归老同志，但历史会接受这样的归类法吗？）

我的意思是，从意识形态来演绎林建寿的思想转型是有必要的，不能光是只看从前，不看后来；也不能只看后来，抺掉从前，而是要整体的分析和解剖，乃至带有批判精神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我们不能否认时代已经转变，但定位是不变的。正如邓小平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解读“黑猫白猫论”；而林建寿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辩解他的转型？是他改变了马华或是马华改变了他，或是两者都不是。还有后者（右派）是否是对前者（左派）的否定，抑或是前者（左派）是后者（右派）的延续？可惜的是林建寿没有辩解清楚，给我们留下了难以释怀的迷团。因此只是肯定而不带批判精神，对历史的交待就显得有些混淆而无法厘清问题的本质了。

跌岩起伏的林建寿

60年代政坛红人；70年代东山再起；80年代翻身不遂的林建寿（1922-2007）终于走完他争议性的一生，以85岁高龄在9月30日与世长辞。

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他是有些陌生的，因为自从1985年之后，他就与政治隔绝，变成一个与茶为伍，与禅为悟的另一个人；但在这之前，林连寿是不甘寂寞的，他在政坛中的跌岩起伏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没有人可以否认，在他身上从小就孕育政治细胞，因为他出身在一个政治浓厚的世家，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峇峇一族”。他的父亲林清渊是位律师，曾任殖民地时代的槟州立法议员，以仗义执言著称。他的哥哥林建材（才）也是一位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离家直奔新加坡，协助他的舅父菲立何亚林 创立“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左派政党。林建才旋后成为这个党的秘书长，但被英殖民政府指控受共党渗透，而在1948年不得不结束活动。

50年代初期，林建才学成律师再返新加坡，结果受到英殖民政府通缉，不得不逃向印度尼西亚，随后几经辗转，在1951年到北京落脚，一呆就是5年多，直到1956年才又回到新加坡，继后返马来西亚。从此不问政治。

就在林建才自我脱离政治后，他的弟弟林建寿也在这一年涉足政坛，参加劳工党。此时已是律师的林建寿，几经斗争，终于探出头来。

他的另外一位姐姐林碧颜也是名律师。为林连玉打公民权官司而名噪一时。并曾在1964年以社阵名义参加选举但未能如愿。70年代初被政府委为驻南斯拉夫大使。

在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中，林建寿的故事是最为精彩的，也是最受争议的，从左到右，从右到无（即悟禅道）尽在他的身上展露出来。当在政治上跌倒爬起再跌倒的时候，他只好认命，悟禅去了。因此总结林建寿的一生在政治上他是失多得少的；但在个人方面，他则留下一段让人沉思的历史，涂上厚厚的政治色彩。

以下的几个政治片断，可以看出林建寿参政以后，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最后留下一生的遗憾。

在1956年参加劳工党后，于翌年成为中委，而后出任财政。1958年时来运转，劳工党与人民党合组成社阵，由他出任总秘书。他曾透露社阵的政纲是由他草拟的。1959年他当选柑仔园区国会议员。这个时期，社阵成了最具有组织性和威胁性的反对党。林建寿曾经透露，东姑和敦拉萨有意邀入阁当部长，但政见不同而谢绝了。这是第一次林建寿与部长职失之交臂。

‚在1961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社阵在15席中横扫14席。身为总秘书的林建寿原本可以争取出任乔治市市长，可能因眼光放眼全国和全州，党把这个机会给了黄添寿。虽然本身通过党领袖的身份试图操控市议会，不过，黄添寿不是省油的灯，没让林建寿成为“太上皇”，而是自身以市长身份亮相政治舞台。

ƒ1964年，社阵雄心勃勃，且具信心将会取得槟州政权，无奈面对印度尼西亚对抗，社阵选举惨败，只剩下2名州议席，连林建寿也输掉了。他是在1966年的补选才又赢回亚依淡州席。这意味着林建寿的首席部长美梦碎了。

与此同时，林建寿虽也蝉联柑仔园国会会议员，但在国会中只剩下他和陈志勤中选，而他又少上国会，终于让陈志勤在国会出尽风头，赢得了反对党先生的美誉。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身为总秘书的林建寿为何会有这样的心态？他的能言善辩不亚于陈志勤。也只能推论他在政治上有些意兴阑珊。

„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发动大罢市，抗议旧货币贬值15%（有英女皇肖像的钞票一元只能兑新钞85分），在示威下也在后来引发种族冲突。虽然政府最后宣布旧钞不再贬值，以息民愤，但在另一方面则对劳工党人展开大逮捕行动，包括林建寿也因此被拘留一个月。这对林建寿的打击是很大的。不仅因为他已经在劳工党内被边缘化（1967年改选由主席降为副主席，华教精英登上主流），而且也不幸地在联盟政府眼中，他也有份涉及其中。

恢复自由身的林建寿，基本上已不能再对劳工党有太大旳影响力了。反而要跟随劳工党的激进路线，“杯葛”1969年的大选。

尽管在大选过后，林建寿有意重整和改革劳工党，但在党干部大批被捕下，其号召也返魂乏力。最终劳工党无法复苏，在1972年被正式吊销注册。

…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舞台，对于林建寿来说是一大遗憾，但他个人的力量有限，只好伺机而动。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不像陈志勤那样，另立政党或参加民政党？但这个故事太长了，按下不表。

既然林建寿不可能参加民政党，也不会参加行动党，因此他要东山再起的另一条道路就是改变自己，向执政党靠拢。结果他靠向马华公会，这个曾被他贬得“一文不值”又骂得“狗血淋头”的政党，在新人李三春领导下，不计前嫌，竟然默许和鼓励林建寿投进马华的怀抱，真是十分不寻常的大动作。

我门暂时不必分析林建寿为何会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政党，就当时 的情况来说，林建寿的选择只剩下马华公会这一条路，要么借助马华的平台报回一箭之仇（他不能忘记的是在1963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林苍佑派其爱将郑耀林把他拉下马），要么就从此消声匿迹，不再过问政治。

他选择了前者，因他不甘失败，也不甘寂寞，于是在1974年时就在马华导（马华党报）撰文分析大选形势，为马华造势。翌年他就应李三春之邀加入马华公会，且同意他为了挽回面子，在党中央成立“工农局”，以林建寿为主任。林建寿既然出身左派的社阵，自然要为工农请命，也就不得不把工农牌子抬进马华公会。由于此事对马华有益无损，李三春自然乐意接受。

当然林建寿加盟马华和李三春吸纳林建寿加入马华不是要在党内搞“工农革命”，而是借出一个平台让林建寿为自己的转变作辩护，心里也好受些。

†于是到了1977年时机成熟，李三春便委林建寿出任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目的十分明显，是用林建寿冲击民政党的林苍佑。

因此1978年的大选，出现了具有马华背景的“七人帮”直挑民政党国州议席开炮。林建寿对于“七人帮”事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有卷入其中，但林苍佑也不指名道姓在报上严加谴责“七人帮”是一群自杀的“旅鼠”，没有纪律的“政治烂渣滓”。

虽然“七人帮”全军覆没，但对民政造成相当的威胁，也损伤元气。这一笔账，迟早要清理的。可是，奇迹又再出现，原来是1980年崔耀才逝世，留下的彭加兰哥打区补选竟让林建寿给选上了。林苍佑感到情势不妙，推测下来林建寿必有大动作。

‡果然1982年，林建寿在马华站定脚跟后，并在李三春配搭下，竟成功地争取到在槟州出征8个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令人大跌眼镜。

不宁于此，林建寿也放出风声有意要争夺槟州首席部长位，关键于是马华赢得的州议席是要比民政多。由于这样，这一年的重头戏变成马华与民政的角力战，而不是国阵与反对党之争。
即便出尽法宝和九牛二虎之力，林建寿也意气风发准备来一个“不改朝而换代”的反击，可惜林建寿的算盘打不响，他在这次选举中败落了。马华得6席与民政赢8席，林苍佑保住了首席部长职。不然的话，林建寿可就不同凡响了。

经此一败，林建寿才感到虽身在执政权，但也不是成功的保证。他的反攻战略至此也划上一个句号，首席部长再一次与他擦身而过。

1983年李三春突然离开马华，林建寿顿失大靠山。他深切明白，马华只是给他一个平台表演，他没有也不曾得到大多数马华的祝福。如果他还要在马华立足，他需要靠向另一个大靠山。他终于选择支持梁维泮，而和陈群川派对着干。

当陈群川派在198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就是林建寿结束他与马华的关系。因为自此之后，人们似乎都忘记了林建寿还是马华的党员。人们宁可把他归为左派头头，而没有把他纳为马华份子。这也许是林建寿的另一个失误，由于他站错台，不得不认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