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美里29日讯）“今天客家人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上虽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历史曾造就了一代的客家人为马来西亚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所以，客家人是伟大的，也是值得发扬的一个民系；尤其是客家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的一面光辉旗帜。”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今日接受《联合日报》记者采访时，发表上述讲话。
谢诗坚博士表示，马来西亚客联会是于1978年，由西马72个单位所组成，至今已迈入30周年纪念，而客联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加强马来西亚客家人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希望能藉此与海外客家人增加联络，促进乡情。
“基于环境的关系，现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很少会讲客家话，相信以后客家话也会慢慢流失掉”。
他说，为了让客家同乡能更了解客家人的文化与历史，马来西亚客联会于2006年假槟城建立了一所客家公会文物馆，里面记载客家人的由来、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宗教、历史、文化及教育的进展。
设客家文物馆网站
他表示，文物馆是一个可以让同乡，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乡，更加了解客家的文化，所以若能在砂州设立另一间文化馆，将能快速带动本地同乡对客家文化的认识。
“若能在本地举办更多类似今日的客家文化活动，相信将能带动年轻的客家同乡去认识客家文化。另一方面，马客联也决定在近期内设立一个客家文物馆的网站，把文物馆的资料全部放上网，让世界各地的客家同乡都能一同观看到文物馆所有的历史文化。”
转载自29-11-2008联合日报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0.11.08
26.11.08
馬來西亞韓江學院創辦之研究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曹淑瑤
一、前言
馬來西亞地區的華文教育，是隨著華人遷移的腳蹤，逐漸在當地萌芽發展。在英國控制馬來亞地區近一百多年期間，英殖民地政府始終視華人為外國人，[1] 在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上，只補助馬來學校和英文學校，[2] 因此，華文學校的存續，最初全賴華人社會的捐助與支持。直至1920年代，英殖民地政府為防範華文教育與華族海外民族主義結合，逐漸轉變對其對境內華文教育的政策，開始制訂許多法令條例，監控華校之運作，同時設立政府津貼制度，企圖「利誘」華校依據其藍圖而發展。
面對境內多元族群的景況，英殖民地政府向來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減少族裔間的接觸，避免可能的衝突。然而，第二次大戰日本佔領馬來亞地區的期間，為鞏固其對該地區的統治，刻意挑撥巫、華兩族間的族群意識，分化原本融洽的巫(馬來)、華關係，[3] 馬來民族主義的情緒得到了極大的煽動而開始興起。[4] 由於戰時日軍的排華壓制，反而激發戰後華族海外民族主義運動的復興，1956年位於新加坡之南洋大學在新馬華人熱烈地支持下成立，提供馬來亞地區華族子弟從小學到大學一套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另一方面，馬來亞地區的土著民族主義也未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消弭，反而更加發展，使得全馬各地爆發了種族間的私鬥(李炯才1994：133-134)。
戰後重返馬來亞的英殖民地政府，在新興馬來土著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承諾以英、巫雙語為官方語文。1957年，馬來亞獨立建國後，巫語在馬來族群主政下，不但成為「國語」，且欲成為全馬獨尊的文化語文，意圖以語文之統一，消除境內其他族群之文化傳承，藉由「同化」而凝聚全馬為一堅強的政治實體，成為一個以馬來語言、文化為主流的「國族國家」。1956年《拉薩報告書》，以及1960年為檢討1956年《拉薩報告書》而公佈的《達立報告書》和1961年的教育法令，一再限制華文教育的發展，迫使許多華校改制為符合馬來亞國家教育政策的教育機構，而南洋大學也始終遭受執政當局的質疑與指責。
1965年，新加坡在經歷與馬來亞短暫合併為馬來西亞聯合邦之後，宣布脫離馬來西亞。新馬分裂為兩國獨立國家，對馬來西亞華人而言，意味著當年齊心創辦的南洋大學成了外國的學校，於是，馬來西亞華人向其政府申請設立「獨立大學」。然而實現一個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的理想，在馬來西亞這個以馬來人為主體的國族建構過程中，倍加困難。經歷了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1980年南洋大學的關閉，緊接著獨立大學被馬來西亞聯邦法院判決不得上訴英國樞密院(Privy Council of Britain)後，[5] 設立華文大學的期望一再地落空了。直到1990年代，隨著巫、華兩族緊張關係逐漸緩和，由華社申辦的南方學院及新紀元學院分別在1990年及1997年成立，為華文獨中或華文已有相當基礎的高中畢業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機會。1999年7月，位於檳城的「韓江學院」[6] 也獲准設立，是全馬來西亞三所華人民辦學院中，第一家被政府批准以「獨中統考」作為主要招生資格的學校，在以「馬來人至上」的馬來西亞社會裏，獨具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韓江學院的設立，並非一蹴即成，如同位於南馬的南方學院，校方在成功辦理所謂的「後期中學教育」之後，在這個基石上，進一步推動大專院校的設立。本文擬對韓江學院的創立及其發展作一探討，期望能對此位於北馬而與南馬的南方學院、中馬的新紀元學院鼎足而立的學院作進一步的瞭解。
二、創校的基石
韓江學院的創辦，是奠基在檳榔嶼潮州籍華人長期以來對於當地華文教育的推動上。海外華文教育萌芽之初，往往是以方言群體為基礎，開辦以自己的方言為教學媒介語的私塾或義學，作為檳榔嶼華人主要方言群體之一的潮州人，[7] 也於1919年由當時名為「韓江家廟」的潮州人同鄉會館[8] 創立「韓江學校」，專收潮州人子弟就學。1937年韓江學校董事部遵照中國教育部的指令，將韓江學校的校名改為韓江小學(王琛發2000b：109)。
日軍統治馬來亞期間，韓江小學一度停辦，直至1950年時才得以復辦，同時獲馬來亞政府批准設立中學，翌年韓江中學正式招生(王琛發2000b：114)。在《1961年教育法令》實施後，韓江小學改制為國民型小學，而韓江中學則宣布不接受政府的津貼，成為獨立中學(王琛發2000a：75)。1965年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註冊成為有法理根據的非營利有限公司。」(王琛發2000b：117) 這個「非營利有限公司」的法定地位，使得韓江中學的董事會得以向政府申請豁免捐款人該筆贈款的稅額，「改變了過去只向潮(州)人社會集捐路線，擴大尋求支持的範圍」(王琛發2000b：115)， 亦即由一個隸屬於某方言群體的學校蛻變為接納全體華人社群支持的學校。
韓江中學不接受政府津貼而成為獨立中學後，雖經歷到1964年馬來(西)亞小學畢業生升初中的會考廢除，使華文小學畢業生無需通過考試就可以直接升入國民中學，導致獨立中學學生來源大減而面臨到招生不足，學校無法經營維持的危機，[9] 但韓江中學在其董事會與校方努力經營下，自1970年代開始，不再堅持「以華文為主要媒介語的純華文獨中路線」，提供兼重政府考試及獨中統考的雙軌課程，讓學生可以自由抉擇，同時兼顧「升學與就業」的「務實路線」(王琛發2000a：84、87)，開設商科、電子科及秘書科等專門科目，「使學生學習一技之長，離校後不但易於謀生，且能將其所學，貢獻社會，服務人群」(韓曦報1978：3-1)，因此韓江中學學生人數逐漸增加。[10]
隨著「513種族衝突事件」後，華人社會提倡的獨立大學未獲馬來西亞政府批准，而南洋大學自1974年起又停止在馬來西亞招考新生，加上同年五月馬來西亞與中國北京當局建交，可能阻斷華人子弟留學臺灣的途徑，一些獨立中學開始設立專科班，[11] 為無法出國的學生「謀求出路」 (鄭良樹2003b：384) 。在取得馬來西亞政府批准開設「後期中學教育」，亦即大學先修班之後，韓江中學成立了全馬來西亞唯一一所華文獨中的新聞專科班(光明日報2000：3-25)。以「栽培新聞專業人才，提供有志青年獻身報業機會」為使命，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於1978年1月9日正式開課，[12] 招收「華文成績優良」的高中畢業生就讀。(韓曦報1978：3-1；1986：6-1)
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的課程，是以「大學新聞系課程編制為依歸，而偏重於報業的編采理論和實際工作」，提供學生兩年的專業訓練。[13] 在理論課程方面，第一年學生需修讀得科目包括華文、英文、國文(馬來文)、新聞學概論、採訪寫作、世界通史、心理學、新聞攝影；第二年修讀的科目為大眾傳播學、新聞編輯、評論寫作、名著選讀、廣告學、採訪寫作、翻譯、新聞法規、世界新聞史等。在實務課程方面，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報刊《韓曦報》之編印，並安排學生至報社實習；此外，為使學生能對新聞工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還廣邀新馬地區的新聞從業人士蒞校演講，使學生透過聽講的方式，「獲取報人從業經驗」。在師資方面，由畢業自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韓江校友林景漢擔任專修班主任，負責講授新聞學概論與採訪寫作，並聘請當時「有專長及經驗豐富的導師」講授課程。 [14]
由於韓江中學開辦的專修班當時是「全馬首創」的新聞專業課程，第一屆就吸引了30名學生，學生的來源除了檳榔嶼本地之外，還有遠至柔佛、森美蘭、雪蘭莪、霹靂、吉打等外州的學生，以及泰國的留學生。[15] 1983年大馬華文報業公會華文組及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承認韓江專修班具有「新聞系大專資格」(王琛發2000a：87)，特別設立「韓中新聞系諮詢委員會」與韓江中學共同商訂專修班課程，該諮詢委員會下設「學術鑒定小組」，負責審核畢業考題和畢業口試。(韓江學院1983：2) 在這段期間，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改稱為「韓江新聞系」，並於1985年4月下旬，與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締結為「姊妹校」。當時政大新聞系主任賴光臨承諾將為韓江新聞系在臺灣開設為期兩星期的講習班，提供韓江新聞系的在籍學生或畢業生進修，「以瞭解臺灣的新聞事業，分享政大新聞系優良學習環境和設備」 (韓曦報1985：8-28) 。
韓江新聞系在學校的高度重視與刻意經營下，培育不少馬來西亞的新聞傳播工作人員(黃妙鸞2000：263)，在學術上也獲得國內外的肯定。然而，韓江董事會與韓江教職人員之間的勞資衝突，卻逐漸浮上臺面。1985年，韓江中學的教職員籌組全馬來西亞第一個獨中教師職工會，要求韓中董事會承認其組織，但是，韓中董事會認為韓江中學是一個非營利性的教育機構，資金來自華社的捐助，而非一營利公司，因而拒絕教師職工會的要求(謝詩堅2000：21)，決議不再續聘54名加入職工會的教師，導致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對簿公堂。[16] 當時教師職工會的領袖正是韓江新聞系主任林景漢，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的勞資糾紛，影響董事會與韓江新聞系的關係。
1986年2月，韓江中學聘請馬來亞大學數學系主任李保安博士、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鄭良樹博士、理科大學化學系羅惠忠教授、理科大學藥劑系莊漢成教授及師範學院講師陳從德博士等五人，組成「韓中教育學術諮詢委員會」，規劃韓江中學的未來發展，在「開拓華教新境界」的理念下，以提升學術水準，增設大專科系為目標，希望「把韓中辦成具有學院規模的學校。」(韓曦報1986：6-1) 同月25日，韓江中學董事會宣布將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正名為「韓江中學專修班新聞系」，簡稱「韓中新聞系」，「不作其他叫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韓曦報1986：6-1) 。然而，韓江中學內部的勞資糾紛未決，董事會不滿韓中新聞系在對外學制與資格的協商會議上，僅安排學生代表而無董事會代表，以及該系「過份龐大的開辦費」等問題，終於決定自1988年停辦新聞系。[17]
三、韓江學院之創立
韓江中學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間的勞資衝突，不但影響韓江中學的發展，[18] 也造成新聞專修班的停辦，終於自1993年起，雙方重開協商，董事會決定償還職工會教師的薪資，使得勞資問題取得初步改善。1995年新任的韓江中學董事會提出以「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為辦學綱領，落實韓江成為「能夠擁有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專學院的完整教育體系」的新願景(王琛發2000a：95)。
1996年，韓江中學成功舉辦校慶千人宴，募得馬幣3,088,000元的基金，作為韓江中學的擴展經費(王琛發2000b：121)；另一方面，董事會於同年底通過新的薪金制度，改善教師的待遇，使得長達10年的董教衝突得以解決，「擺脫多年困境」。與此同時，向來打著捍衛華文教育旗幟的馬來西亞董教總申辦的新紀元學院，於1997年9月獲得雪蘭莪州教育局註冊處的批准，這個消息似給予檳榔嶼華文教育工作者一項激勵，韓江董事會於同年11月宣佈復辦新聞班，並於翌年1月7日，成立「韓江新聞傳播學院諮詢委員會」(韓江學院2001b：1) ，由韓江中學董事部總務謝詩堅擔任主席，與大馬新聞資訊學院[19] 合作，共同開辦兩年制的新聞班，招收高中畢業生就讀，「韓江新聞班」畢業生與大馬新聞資訊學院畢業生具有同等資格，可以轉移學分的方式進入中國大陸的上海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校繼續深造，修滿規定學分後即可獲得學士學位 (星洲日報1997：11-13) 。
經過4個多月的努力，1998年4月8日，「韓江新聞傳播學院」在檳州行政議員杜幹煥的主持下，舉行開課典禮，第一批入學的學生有43人。在典禮上，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長陳國平宣佈，新聞傳播學院的開辦將是該校「邁向『韓江學院』的第一步」 (星洲日報1998：4-9) 。翌日，韓江董事會以HJU International College SDN BHD為名，正式註冊成為一間股份公司，承辦韓江學院。[20]
韓江董事會于1998年7月11日向教育部正式提出創辦韓江學院的申請，計畫設立大眾傳播系、資訊工藝系、商學系及理工系，開授2至3年制的文憑課程，招收具有高中統考文憑或同等程度考試及格者 (星洲日報1998：7-15) 。籌設中的「韓江學院」，是以南方學院及新紀元學院的架構做為範本，[21] 依循著兩學院的辦學模式，韓江學院也積極與外國大學協商日後學分轉移的辦法。同年9月，韓江與應董教總新紀元學院之邀來參訪馬來西亞的中國教育訪問團商談交涉，於9月中旬完成與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天津南開大學等4所重點大學，簽署教育合作意向書，計畫進行課程合作，以便兩年制的韓院畢業生可以2年至2年半的時間內，在這4所大學完成學士學位 (南洋商報1998：9-19) 。
1999年7月13日，馬來西亞教育部正式批准韓江學院的辦學申請，[22] 並於同月15日，由副教育部長馮鎮安將批准函親手交予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長陳國平 (韓江學院2001b：1)。馮鎮安在其致辭中政策性地宣示：「韓江學院並非盈利的學府，同時也非常照顧華裔子弟，特別是獨中生們及華人學生，」因為「韓江學院是全馬首間把獨中統考資格列在首位入學資格的學院，證明政府已非常注重獨中及華文教育。」(王琛發2000b：123)
韓江學院的籌辦，獲得華社各界的支持。韓江校友會，本著「飲水思源」，感謝母校培育之恩，紛紛以實際行動支持母校申辦非盈利學院。[23] 當韓江學院獲得註冊批准後，董事會公佈韓江學院的未來發展大綱，並集資馬幣5百萬元發展學校軟硬體設備，各地韓江校友也相繼發動募款(光明日報1999：9-2)。
1999年10月30日，馬華公會主辦「韓江之夜」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50萬元，當時的馬華公會總會長林良實在會中表示：「為了教育的共同目標，由馬華創辦的拉曼學院將與韓江學院在辦學及管理方面進行合作。」(中國報1999：11-1) 2000年1月21日，檳州中華總商會主辦千禧年宴會，也為韓江學院籌款，檳州的上市公司或大企業負責人熱烈響應認捐，也有許多未留下姓名，不求任何名分或回饋的匿名捐款人，使得這次的募款活動大為成功，籌得馬幣2百萬元(星洲日報2000：1-23)；此外，檳榔嶼潮州會館及各地潮裔領袖也都推動籌款工作 (王琛發2000b：123)。馬來西亞華社各界主動為韓江學院籌辦經費募款的行動，正足以說明韓江學院的籌辦受到當地華社很大的關注，檳州中華總商會的千禧年籌款宴會就曾獲選為1999年檳州十大新聞之一。[24]
在多方努力下，2000年1月17日，韓江學院第1屆密集基礎班開課，共有60名學生報讀，成為首批韓江學院學生，[25] 這批學生在修完為期四個月的基礎課程後，于同年5月繼續攻讀文憑課程。[26] 此外，原在韓江新聞傳播學院就讀的34名學生，也成為韓江學院大眾傳播系的第1屆畢業生，並於3月25日舉行畢業典禮 (光明日報2003：3-26)。
四、韓江學院的發展
2000年5月8日，韓江學院舉行開學典禮，第一屆的大眾傳播、商業管理、電腦資訊及工程等4個系文憑班，共有185名學生入學。當時的代院長王雲霞致詞強調該院要「教導孔孟儒家學說」，將與南京大學合作，於9月時新設中文系，也將與美、澳、紐、英及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簽約合作，開設雙聯課程，希望學生「搞好英文基礎，往西方國家大學深造。」[27]
在成立之後，韓江學院仍持續拓展與外國大學的合作關係。2000年7月26日韓江學院與中國吉林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讓大眾傳播系的畢業生可透過學分轉移，進入吉林大學完成學士學位 (光明日報2000：7-27) 。 同年11月10日，中國語言文學系開辦，該系不但採用南京大學的教學課程，且有部分課程由南京大學派遣師資前來韓院講授；此外，該系一年級學生，視同南京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因此學生在韓江學院中文系修完足夠學分後，「只要一年負笈南京大學深造，」即可取得南京大學的學士學位。[28] 韓江學院與南京大學的合作至為密切，2001年7月12日，兩校更進一步達成合作協議，為能「為馬來西亞培育熟知中華歷史、文學和文化，瞭解華人社會、熟練運用中文、具有高漢語表達能力的研究人才，以促進中國與馬來西亞的經濟、文化合作和交流，」在韓江學院開辦中文碩士班(韓江學院2001：15)，報考學生需通過南京大學教授主持的入學考試，修讀12門課程共24學分後，「在相關教授指導下完成論文，並前往南大進行論文答辯，」通過者可獲南京大學的碩士學位 (中國報2001：7-13) 。
至2002年，韓江學院已設有大眾傳播、電腦資訊、商業管理及中國語言文學等 4個學系，部分學系再依主修分成若干組，例如：大眾傳播系的主修科目分為新聞、廣播電視、公關廣告；電腦資訊系分為電腦科學、資訊工藝、電子商務及多媒體設計等4個主修，[29] 商業管理系的主修科目則分為市場金融、金融會計及人力資源管理等3科；中文系則不分科(韓江學院2001b：8-14)。畢業生可在學校協助下前往海外大學深造。[30]
韓江學院的各系，除政府規定的馬來西亞語、道德教育及馬來西亞研究等三門必修課外，課程設計以實用為鵠的，例如大眾傳播學系的目標為「培育有素質、負責任、自動自發、具創意、且勇於面對市場工業各種挑戰的專業人才。」[31] 電腦資訊學系則「是以鞏固學員的電腦知識與資訊工藝基礎為出發點，並在專修課程中進一步提升學員的專業技能，為工商界注入電腦專業的生力軍。」[32] 商業管理學系的三大主修科目是金融會計、市場行銷及人力資源管理，其課程以個案研究、市場調查、小組討論為方式，訓練學生成為具備詮釋、企畫能力、溝通技巧及分析能力的工商界人才。[33] 至於理工系則以電子電機工程為其主修，於2003年2月正式開課，招收試讀班學生50名，於星期一、三及五上課，現有工程數學，電子及電流學等三門課，為能激發同學的潛質，「開闢學生的視野，增加學生的工作機會」，還安排有「工業實習」的課目。[34] 此外，韓江學院也與姐妹校合作，提供師生進修與實習，例如在2006年7月，韓江學院與臺灣台中的修平技術學院合作開設「臺、馬、越動力機械修護人員技術之精進教育訓練輔導課程」，讓韓江學院師生對「汽車電學原理及檢修方法」有更進一步的瞭解。[35]
在韓江學院現有的各學系中，中國語言文學系雖未列在原發展大綱中，但在「教導孔孟儒家學說」的理念下，成立初期就積極與中國大陸的南京大學合作，先成立華文研究中心，然後在研究中心下設立中國語言文學系，以「提供系統的中華語文與文化的訓練，為馬華教育界提供優質人才，以提高本地文教工作者之語文與文化水準」作為其設立宗旨。在為期兩年的文憑班課程中，開設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中國文學史、基礎寫作、應用文體寫作、唐詩宋詞、論孟選讀、中國文化概論、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馬華文學、世界文學、港臺文學、馬華社會與文化等等必修課程，也開授中國民族音樂概論，敦煌學概論、佛學概論、道家哲學、華人民俗信仰導論、區域文化研究、大眾傳播概論等等有關人文宗教，以及結合傳媒知識的選修課(韓江學院2001b：14)。
除正規班外，韓江學院的各系也為社會人士開辦不少實用課程，例如華文研究中心開設的中文電腦班，將中文的學習結合電腦科技的應用 (南洋商報2003：7-24) 。2003年9月時，韓江電腦資訊系為已經取得大馬教育文憑（SPM）的人士開設一門多媒體設計課程，課程內容結合文字、圖像、聲音、動畫的設計藝術 (中國報2002：8-23) ；11月時，再推出網頁製作及視覺媒體基本設計(Visual Basic Programming)兩項為期一天的工作營，讓中學生有機會接觸電腦的基礎課程 (光華日報2002：11-16) 。
韓江學院為一民辦的學校，其經費除由董事會成員及支持華教的社會人士捐獻之外，學生所繳的學雜費也是主要經費來源，因此，招生工作極為重要。為協助學生入學就讀，也為了擴大招生來源，韓江學院一方面開辦以中學生為對象的工作營，也曾與FTC工程教育中心(Fourier Technical Consultant)合作開辦為期一個月的電機工程課程，免費讓社會大眾試讀(星洲日報2002：12-28)，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採取多元入學標準，除高級中學的統考合格文憑及大馬高等教育文憑（STPM）外，也允許獲大馬教育文憑（SPM）者，先進入基礎課程班，或高中畢業具與攻讀科系相關之三年工作經驗者入學。[36] 基礎班課程設立的目的為，「針對學員掌握文憑班的基礎技巧與知識，幫助學員們應付專業文憑班的課程。」由於基礎班的課程由大眾傳播系、商業管理系、電腦管理系、電腦資訊系及英文系等各系所提供，基礎班學員因而能藉此熟悉各科課程需求及學習環境 (韓江學院2001b：7)。
2005年5月，韓江學院第一屆文憑班學生人數僅185名。在開辦第2年時，招收新生200多人，連同二年級學生，學生總數超過400名。名譽院長謝詩堅曾樂觀表示：「如果一切順利進行，估計明年會有更多學生報讀，預料到了2003年，學生人數將會達到1千名。」(南洋商報2001：3-20) 事實上，韓江學院在成立3年後，亦即2002年底時，學生已有550名，此時校方已能「達到收支平衡。」(南洋商報2002：12-30) 2003年3月，全院學生達到700名左右 (韓江學院2003b：3) ；至2007年時，全院教師共有26位行政人員18位，學生約800名。[37]
韓江學院2002年度的學雜費約為馬幣4,000元 (星洲日報2002：12-28)，住校費用每月需繳交宿舍費馬幣180元(韓江學院2003b：4)。為協助家境清寒以及鼓勵優良學生就讀，韓江學院極為重視獎貸學金的籌設，董事會成立總額馬幣200萬元的「韓江教育基金委員會」，提供貸學金及獎學金兩項獎助。貸學金每年的款額在3000元至5000元之間，「以學業成績及個人家境情況為標準按年發給；倘若在韓院畢業時學業成績優異之受貸人，將由該基金會考慮和甄選若干名額轉成獎學金，免除償還貸款。」(光明日報2000：4-15) 獎學金則有全額及半額兩項，全額獎學金的申請條件為SPM或獨中統考成績7A，以及STPM成績80分以上的優秀學生；半額獎學金則為SPM或獨中統考成績5A至6A，以及STPM成績70-79分的優秀學生(光華日報2000：4-15)。2000年8月，韓江學院頒發總金額高達馬幣7萬多元的獎貸學金，有24位學生獲益，其中2位為全額奬學金 (中國報2000：8-19)。
除籌款設立獎貸學金之外，韓江學院也爭取外界的資助與合作。2002年6月，韓江學院董事長陳國平宣佈，韓江已獲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基金局批准，韓院學生可向該局申請政府貸款以完成學業 (光華日報2002：6-8)。2001年3月時，韓江學院與馬華公會設立的自立合作社簽署貸學金意向書，由馬華公會提供30份貸學金供韓江學院文憑班學生，以及透過學分轉移或3+0計畫將至海外攻讀學位的畢業學生申請，每份貸學金的最高額為馬幣3萬元，如前往國外攻讀碩士者可增貸至5萬元 (星洲日報2001：3-4) 。2002年9月初，韓江教育基金再度頒發41份獎貸學金，其中21份為新申請者，在這21名學生中，4位獲全額獎學金，8位獲半額獎學金，其他則獲免息的貸學金，前一年度申請貸學金的學生中，有2名因成績優異，「成功把原本獲得的貸學金轉為獎學金。」(光明日報2002：9-14) 目前韓江學院的獎貸學金主要來自韓江教育基金及各社團，此外「自立合作社」提供貸學金，各項獎貸學金的數量及金額逐年不同。[38]
為配合客觀環境的需求，韓江學院自2003年起，每學年實施2個半學期的制度，「其中首兩個學期為17週，另一較短的學期為9週。」在這個短學期中，校方依馬來西亞教育部之規定，講授馬來西亞文，道德教育及馬來西亞研究等三門教育部規定之必修科目，也「提供英文科目給學生選修。」(韓江學院2003b：4) 身為一間要「教導孔孟儒家學說」的「華文」學院，韓江學院的整個學習環境，無論是學校的重要資訊、校園生活以及出版的刊物，無疑地表露出辦學者以承繼華文教育為念，協助華裔子弟就學的心願；但為求生存與發展，該校自創辦之後，一直採取多元語文的教學方式，所有科系（中文學系除外）「都以英文教學為主，華文講解為輔，即使是熱門的大眾傳播系，也已用雙語（中、英）進行教學，以提高韓院生的中英文程度。」該院名譽院長謝詩堅表示：「多元語文教學，有助學生日後謀生。」
由於韓江與南方、新紀元三所學院之學生，只能獲頒專業文憑，畢業後雖可在馬來西亞本國就業，前往臺灣、中國大陸或英語系國家深造，藉由雙聯或學分轉移的方式，亦可取得學位，但設立一間華文大學的願望仍深植華族支持者心中，為了有效整合華社的資源，自2002年起，三院在「聯合申辦大學」的構想下，開始有初步的協商對談 (星洲日報2002：4-16)。2005年4月24日，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與韓江學院聯合成立專案小組，共商整合資源申辦一所大學事宜(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編2005：62)，然而三院在合作上仍有相當的岐見需待進一步協調與商議。2007年3月17日，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針對先前三間民辦學院在董教總的配合下將聯合申辦大學一事，對外宣佈韓院將走向「自己的道路」，因為三所學院各自的發展藍圖並不一樣，若要合併在許多方面都有難度，「不能過於強求」，所以韓江學院將獨自走向大學之途，在未來3年內申辦為大學，以滿滿的信心面對未來挑戰。[39]
五、討論
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之後，馬來主政者對於馬來族群的保護政策，導致不少華族子弟因「固打」制所限而無法進入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就學。雖然私立學院因19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而逐年增加，到2002年已有700多所私立學院存在，[40] 然因欠缺提供具學術水準且非盈利為目的學院，所以華社期望為自己子弟設立學院甚至大學的願望依然殷切。1997年以後，在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之下，[41] 許多原欲出國進修或正在國外念書的華族學子，因經濟壓力而希望能在馬來西亞國內攻讀學位的希望愈發強化，而台商在1994年以來的南向投資，以及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貿發展的效果又逐漸浮現，[42] 華語文的運用的實際價值因而增加。[43] 隨著時間的消逝，巫、華兩族群間的高度緊張關係，在馬哈迪繼阿都拉薩與胡先翁之後成為馬來西亞首相，逐漸緩和鬆弛，而馬華公會與華教人士間之心結也逐漸解開。在國內外主客觀環境已有相當大改變的情形下，韓江學院終能順利辦學，並且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期能完成華族子弟獲得大學學位的心願。
2000年5月8日，韓江學院舉行首屆的開學典禮，當時代院長王雲霞在致詞中表示韓江學院將「教導孔孟儒家學說」，同時希望學生能「搞好英文基礎，往西方國家大學深造。」在這份講詞中，似乎明白地宣示今日馬來西亞三所華人民辦學院，與以往華社所追求的「華文大學」，在方針與定位上，略有不同了。從韓江學院的創立過程，不難理解馬來西亞華社直至今日始終未放棄創辦大學教育機構的理想，然而在衡量到馬來西亞多元社會的事實，僅僅追求華語文的教育，不但不能夠獲得主政的馬來族群的認可，同時也已不敷現今全球化競爭下對於多語能力的需求。相較於1960至80年代華社申請開辦獨立大學時所遭受的種種阻礙，1990年代華社能夠成功創辦學院，多少也象徵著華裔做為馬來西亞第二大族裔，他們的聲音在主客環境允許下仍有可能得到以馬來族群為主導力量政府的正面響應，母語受教權在若干的妥協之下，還是有機會得到進一步的完整化與落實。
韓江學院在提出申辦與核准設立的時間，僅僅歷時一年，一方面顯示1990年代末期馬來西亞政治環境的快速變遷，另一方面也顯示在人治更勝於法治的現實環境中，靈活地運用政治資源，是突破困境的重要法則。而此時馬華公會的態度與立場，也反應出馬華公會與華社之間有更大的相互瞭解。
馬華公會為馬來西亞以華人為主要成員的政黨，「代表」華人參加今日之執政團體，然因其主要領導成員泰半出身「非華文」源流之學校，在馬來西亞華教工作者向政府尋求華語文受教權的長期抗爭中，選擇與華社相左的立場，一直遭受華教工作者強力地譴責。1967年馬華公會總會長陳修信及其支持者反對籌設獨立大學的態度，使馬華公會在華文教育人士心目中，被視為是「謀殺」獨大的「兇手」，也讓不少華人社團拒絕承認其代表性與領導地位。在多次的國會大選中，馬華國會議員在華人社區之得票率普遍不高，反應出馬華公會對於華社並無絕對的影響力，因而其候選人常參加「混合選區」而非純華人社區的選區。[44] 歷屆國會大選中反對黨對馬華公會之指責，以及因不支持華教的立場而導致華人選票的流失，或許對馬華公會產生一定的警惕力量，因此近年來馬華公會似欲擺脫這種歷史恩怨的羈絆，對華文教育態度逐漸轉變。[45] 經歷了四十年的光陰，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後緊張的政治氛圍逐漸緩和，主政的巫統對華文教育的態度逐漸「鬆綁」，或許也鼓勵馬華公會敢向以巫統為主導力量的「國陣」內閣請求批准韓江之設立。為求其政治發展，馬華公會除需巫統之協助外，也需華社的支持。面對華文獨中的繼續存在與發展，馬華公會為獨中畢業生，也為華文教育體系的完整，有支持設立華文高等教育機構的必要。
韓江學院在創辦之初，除有當地華社的強力支持外，也與馬華公會建立良好關係。在韓江學院的辦學申請獲得馬來西亞教育部批准後，批准函是由馬華成員的副教育部長馮鎮安親交韓江華文教育董事會陳國平董事長；馬華公會檳城分會特別為韓江學院舉辦「韓江之夜」籌款協助建校；2002年6月7日舉行的第三屆畢業典禮，韓江學院邀請馬華公會新任教育部副部長的韓春錦主持(光華日報2002：6-8)；核准設立之初，馬華公會總會長宣佈拉曼學院將與韓江學院合作，以及與馬華公會創立的自立合作社提供韓江學院30份貨學金協助韓院學生完成學業等等報導，在在顯示雙方的互動密切，也透露出馬華公會積極支援華社對華文教育的要求，急欲擺脫華人社會對其反對華文教育的印象，同時也隱示馬華公會在國陣中的角色，或因巫統的容讓，或因國內外主客觀情勢的改變，而有較大的發言權。韓江學院的主事者及其支持者，對馬華公會一再釋出的善意也有良好的回應，且極願接受其善意與協助，這種互表善意的行動似乎促成了韓江學院的設立。或許這也顯示華社能否化解馬來主政者的質疑而順利辦學，透過政黨協商乃至於政治人物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機制。
六、結語
在今日馬來西亞蓬勃的高等教育市場中，韓江學院能佔有一席之地，與長久以來馬來西亞華人對於華文教育存在的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同位於南馬的南方學院及中馬的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也是以華人社會的奉獻與支持作為根基的私立大專院校。為了配合現實的政治環境，韓江學院不再是以「華語文」作為其辦學的標榜，而是考量當今社會需求，以雙語教學的方式，培養學生更具有國際視野。然而，設立一所華人的大學，仍是華人社會未竟的夢，未來的韓江學院，仍將朝著成為一所綜合大學的理想努力邁進。
[1] 英殖民地政府會有這種看法，與當時華人強烈的「落葉歸根」心態不無關係。陳達引用「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這句古諺來形容二次大戰前海外華人如「光景富裕者，往往以歸故鄉為榮」的心理。見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上海：上海書局，1990年再版），頁118。Skinner也說「華僑勞工的目的，是賺錢和節省下金錢，以便『返唐山』（歸國）去提高他們宗族的地位。」Skinner著，陳銘文譯，〈十九世紀泰國華僑的經濟地位〉，《南洋文摘》第3卷第2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2年2月），頁48。
[2] 長期擔任英屬馬來亞殖民地官員的巴素(Victor Purcell)表示：「馬來亞政府是被英巫教育的事務所佔據；華校即聽其自行設法。」巴素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人史》（檳榔嶼：光華日報有限公司，1950年），頁160。
[3] 曾於1918年、1920年、1921年3度到新、馬兩地工作、遊歷的朱鏡宙，觀察當地巫、華二族與英殖民政府的互動關係，說：「今英人方注全力以教育同化土人。然英人所能為力者，後天之文字；英人所不能為力者，先天之色素。惟吾華人，色相不殊，處境亦一，情感素孚。」朱鏡宙，《英屬馬來半島》（臺北：樂清朱氏詠莪堂，1978年）。
[4] 有關日軍在馬來亞的統治對於華、巫族群的影響，參見鄭瑞玉、馬季勛等編，《馬來西亞及其東南亞鄰國史》，頁209-212；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頁28-29；廖小健，〈日軍統治對馬來亞民族關係的影響〉，《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北京：中國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2001年1月），頁48-54。
[5] 英國樞密院( Privy Council of Britain )，是英王的私人顧問機關，也是名義上代表王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其成員包括全體內閣大臣、大主教2人、下議院議長、大法官以及大英國協的著名人士等等，總計約3百多人。他們均由英國首相提名，英王任命，任期終身。該院設有科學和工業研究委員會、農業研究委員會、醫藥研究委員會等各種委員會，尤以司法委員會最為重要，負責審理教會法庭、一般法院以及大英國協成員國和殖民地司法機關的最後上訴案件。參閱《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子版網頁：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9528（2005年12月6日下載）。
[6] 教育部的批准公文上的正式名稱為「韓江國際學院」。見《韓江學院史料，1997-2001》（檳榔嶼：韓江學院，2001年），頁8。
[7] 1901年，潮州人佔檳榔嶼華人人口的21.54%，1921年佔14.21%，1931年佔16.4%，1947年佔19.76%，都維持在第三的位次。1970年，潮州人人口突破20%，躍居為檳榔嶼第二大華人族群，僅次於福建人。鄭良樹，〈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布〉，謝詩堅主編，《檳榔嶼潮州會館慶祝成立134週年紀念特刊(1864-1998)》（檳榔嶼：檳榔嶼潮州會館董事會，1998年），頁168-169。
[8] 1864年，潮州人在檳榔嶼成立同鄉會館時，是以「韓江家廟」為名，以紀念唐代文人韓愈在潮州擔任刺史時，辦學興校的功績。直到1934年，為了配合馬來西亞潮州公會聯合會的成立，才更名為「潮州會館」，沿用至今。謝詩堅，〈展現韓愈精神文風遠紹昌黎韓江中學光輝的50年〉，《韓江中學5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檳榔嶼：韓江中學，2000年），頁15。
[9] 1963年時韓江中學有學生3,600餘人，1964年減為3千人，1965年減為2,696人，至1969年，學生僅為1,750人。王琛發，〈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歷史沿革〉，頁80-83。
[10] 1971年，韓江中學學生人數為1,881人，1972年為1,941人，1974年增為2,225人，1975年增至2,500人。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85-86。
[11] 截至1983年止，已有7所華文獨立中學，包括韓江中學、寬柔中學、芙蓉中華中學、深儒中學、培南中學、南華中學、坤成女中，分別設置有關新聞、商科、電腦及馬來文等等的專科班。蘇天明，〈全國華文獨中資料調查綜合報告〉，《第3屆全國華文獨立中學行政人員研討會資料集》（雪蘭莪：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1983年）頁31。
[12] 新聞專修班主任林景漢曾表示，他在當時韓江中學校長(按：宋世猷校長)的支持下，捐出其結婚禮金馬幣6千多元，約合當時台幣13余萬元，及所有的新聞專業書籍，成立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對外招收對新聞工作有興趣的中學畢業生。薛蘭馨，〈林景漢：大馬新聞教育的墾荒者〉，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網頁：http://www.jour.nccu.edu.tw/intro/fire/5-5.htm(2006年1月2日下載)。[13] 林景漢曾表示「韓江新聞系的課程，是以(臺灣)政大新聞系為藍本，結合國情編定而成；我們的主要新聞學課程講師，有3位畢業(自)政大新聞系……」，所以「沒有政大新聞系，就沒有韓江新聞系。」《韓曦報》，1985年8月28日。
[14] 例如星馬地區知名作家方北方講授中文，由馬利國講授英文，鄭志國講授世界通史，宗錫安講授心理學，王寶霖講授新聞攝影；此外，校方還邀請檳榔嶼報業俱樂部主席高斯俊、北馬記者公會名譽主席許昌祺、星檳日報副董事經理吳松榮及副採訪主任魏邦福、光華日報董事總經理溫子開、新加坡聯合晚報副刊編輯兼高級記者韓山元、檳州華人大會堂圖書館主任兼語音專家王素貞等人，到校作專題演講，講題如「新聞記者應有的質素」、「採訪經驗」、「報社的組織」、「新聞專業道德」、「新聞攝影」、「語文與大眾傳播」等等。《韓曦報》，1978年3月1日。
[15] 《韓曦報》，1978年3月1日。韓江中、小學的發展特色之一，就是學生來源「國際化」。1918年，泰國政府頒佈民立學校條例，規定泰文與泰國史地等科目為必修科目後，逐步推動同化教育政策，自1934年起，開始停辦、查封華文學校。1939年5月起，泰國政府更以「辦理不善」等理由，大規模關閉華校，由於排華情形加劇，迫使得許多泰國華僑避難至馬來亞。泰國華僑多為潮州移民，因此多將子女送到檳城就學，就為韓江中、小學的學生來源打下「國際化」的基礎。有關20世紀前期，泰國對中國僑民的政策及教育政策，參見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領事館關係〉，《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2卷第4期（2002年10月），頁29-57；周勝皋編，《海外華文學校教育》（臺北：僑務委員會僑務研究室，1960年），頁91-97。根據1971年7月的統計，韓江中學有泰國籍學生206名，印尼籍學生360名，寮國籍學生14名，香港籍學生5名，新加坡學生1名。王琛發，〈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歷史沿革〉，頁85。1998年印尼爆發大規模排華運動，韓江中學在同年6月底就有380名印尼學生報讀。《南洋商報》，1998年6月27日。
[16] 1986年11月，韓江董事會發佈約滿通知書給當時加入職工會的54名教師，並一改往常的作法，在報紙上發佈新聞稿表示此信函並非「解聘」，並歡迎願意在韓江任教的教師來申請教職，引發教師職工會的不滿與猜疑。同年12月17日，董事會發函通知所以教師為期兩年的聘約將於12月底屆期，不再續聘，因此，職工會以「無理解聘原有職工」為由，向檳榔嶼高等法庭提出訴訟，要求法院禁止韓江中學徵聘新教師。1987年1月，職工會向馬來西亞勞工部申訴，勞工部長遂將該案件列為勞資糾紛，交由工業仲裁法庭處理。1988年底，工業仲裁法庭判決韓江董事會敗訴。韓江董事會不服判決，改向高等法庭和最高法庭上訴，最後都獲敗訴的判決。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90-92。
[17] 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87。關於韓中新聞系停辦的原因，林景漢在1991年至1992年間，接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的訪問時，卻表示「（韓中）新聞系學生追求言論自由的精神，與中學嚴格管理的方式大不相同。在韓中教師與董事會的糾紛中，當地報紙一些不利董事會的言論，又被懷疑為新聞班學生所寫，一連串的人事傾輒，使得專修班在創辦10年後，遭遇到了停辦的命運。」薛蘭馨，〈林景漢：大馬新聞教育的墾荒者〉，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網頁：http://www.jour.nccu.edu.tw/intro/fire/5-5.htm(2006年1月2日下載)。
[18] 韓江中學的董教糾紛，爭訟不斷，使得校務無法順暢運作，教師與學生也無法專心教學，家長對學校失去信心，因此學校的招生情形每況愈下，學生人數自1989年的1,410人降至1992年的797人。招生不利，再加上官司高昂花費與職工薪資的賠償等等，導致韓江中學的財務出現嚴重虧損。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90、92。
[19] 該私立學院位於4C & 4D,Jalan Petaling Utama 8, Taman Petaling Utama, Batu 7, Jalan Klang Lam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20] 韓江學院，〈韓院大事記〉，收錄于《韓江學院史料，1997-2001》（檳榔嶼：韓江學院，2001年），頁4。依據當時馬來西亞教育部的規定，大專學院的設立必須透過私人公司註冊來成立，因此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部才成立這家名為HJU International College SDN BHD的股份公司。由於這家公司是具有營利性質的股份公司，因此在2002年時，當新紀元學院院長柯嘉遜在討論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與韓江學院3校合併問題時，曾指韓江學院不同于由董教總和華社籌辦的新紀元學院和南方學院，而是一個營利機構，引起韓江學院的駁斥，要求柯嘉遜「澄清指韓江學院不是非營利學院的言論」。見〈謝詩堅促柯嘉遜勿信口開河〉，2002年4月17日，馬華公會網站：http://www.mca.org.my/services/printerfriendly.asp?file=/articles/c_news/2002/4/17/7547.html&lg=2。韓江學院名譽院長強調：韓江學院雖然是由韓江國際學院有限公司來註冊，「但這無損韓江學院做為非營利教育機構的地位。」見《星洲日報》，2002年4月17日。謝詩堅也表示：「韓江學院的章程非常清楚，除了韓江學院的教職員外，其他人士包括董事以及贊助人，是沒有薪金的。……董事一直以來都只有付出沒有回酬。……在去年，韓江董事就播出35萬零吉提升韓江學院的設備，若公眾人士質疑韓江學院士非營利高等學府的事實，歡迎前往該學院檢查帳目。」見《南洋商報》，2002年4月17日。
[21] 韓江學院名譽院長謝詩堅表示：「韓江學院的結構與組織是參考南方學院與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的行政是根據南方學院的作業方式，師資薪金制度是根據新紀元學院，而學費是在參考以上兩家院校後，在3家院校中最為低廉。」見《星洲日報》，2002年4月17日。
[22] 由於韓江董事長陳國平先生與當時的教育部長納吉(Moh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 )私交甚篤，因此韓江學院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能申請到辦學准證。訪問韓江學院行政主任林成材，檳榔嶼韓江學院，2005年8月18日。納吉是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敦拉薩的長子，曾任巫統青年團團長，並且於擔任擔任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內閣的國防部長(1990至1995年)與教育部長(1995至1999年)之職，現為馬來西亞首相阿都拉內閣的副首相。見馬來西亞首相署網頁：http://www.pmo.gov.my/website/tpmwebdb.nsf(2005年12月1日下載)。
[23] 例如1998年10月19日，1963年畢業的韓中校友舉行離校35周年校友慶祝大會，韓中董事會總務謝詩堅在慶祝會上表示，董事會已與教育部針對韓江學院的辦學事宜進行洽談，「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韓江學院申請必獲批准」，然而開辦學院初步估計約需馬幣2百萬元的經費，為回饋母校，該屆畢業生捐獻馬幣20萬元，作為韓江學院發展基金。《星洲日報》，1998年10月20日。1999年9月5日，雪隆韓江校友會透過1999年世界韓友嘉年華會，呼籲校友「發揮飲水思源，愛護韓江精神」，要「作為韓江永遠的後盾」，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50萬元。見《光明日報》，1999年9月6日；同年11月7日，1961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4年畢業的高中校友，共同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7萬元，「以回饋母校培育之恩」，在接受捐款時，董事長陳國平除表示感謝校友支持外，並呼籲校友「與董教一起努力搞好韓江。」見《光明日報》，1999年11月9日。11月27日，1966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9年畢業的高中校友亦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4萬元，傳達校友「關懷母校及回饋母校的心意」。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頁1。2000年2月20日，1966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9年畢業的高中校友，再度捐贈馬幣4萬4千元，「表達飲水思源」，回饋母校。見《中國報》，2000年2月18日。
[24] 韓江學院的獲准設立，被報章媒體譽為「北馬唯一的華文獨立學院」，並為「馬來西亞的華教運動史上譜下篇章。」見《光華日報》，2000年1月1日；《南洋商報》，1999年12月30日。
[25] 第1屆基礎班原訂於1999年12月13日開課。課程分成理工組與文商組，是為了讓有意就讀的文憑課程的學生，在修完4個月的基礎班後，「趕上學院一年級課程」。這批學生是具有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或劍橋普通水準教育證書「O」水準(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 Levels)或同等資格的學生。〈謝詩堅於慰料宴宣佈韓院接受統考生就讀〉，《韓江生活》第4期（1999年11月15日），頁4；〈韓江學院及日招生12月13日基礎班開課〉，《韓江生活》第4期，頁7。
[26] 《光明日報》，2000年月1月17日。例如劉敬崇、邱雁雁及鄭伊玲等人，在修完基礎課程後，要報讀韓江學院的大眾傳播系。見〈韓院千禧迎新生，基礎班學生逾60名〉，《韓江生活》第5期（2000年3月25日），頁5。
[27] 《星洲日報》，2000年5月9日。同年6月29日，韓江學院與南京大學簽約，商訂中文系畢業生可轉入南京大學三年級繼續就學，修滿學分後，可獲得南京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光明日報》，2000年6月30日。
[28] 《光明日報》，2000年7月17日。韓江學院畢業生在南京大學修讀一年後，可返回馬來西亞撰寫畢業論文。《韓江學院－－中文系》招生簡章，（檳榔嶼：韓江學院，2003年）。
[29] 2003年時，多媒體設計已發展為多媒體系，見《韓江生活》，第17期，第9版。
[30] 至2002年9月，在歷屆的200名畢業生中，已有50位左右出國深造，其中前往臺灣地區及中國大陸的畢業生，占2/3以上。《光華日報》，2000年7月24日。
[31] 大眾傳播系的三大主修科目為新聞、廣播電視及公關廣告，在為期兩學年的課程中，安排有口語英文、大眾傳播英語、傳播理論、大眾媒體法律、採訪與寫作等共同課程，學生得依其主修科目修習新聞編輯、電子新聞、廣播寫作，電視稿寫作，以及新聞攝影公關理論與實習等課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Mass Communication》（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頁6-7。
[32] 電腦資訊學系的電腦科學、資訊工藝、電子商務及多媒體設計等文憑課程，以基本程式設計、資料管理系統分析與設計等課為第一年的共同課程，第二年以軟體工程管理與實習，統計學，傳播系統為共同課程，學生得依其主修科加讀2至3門不同課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Information Technology》（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
[33] 商業管理系二年制文憑課程與電腦工藝系相似，第一年各主修科皆以管理概論，商業會計概論，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商業數學、普通英語/商業英語，口語英語等為共同課程，第二年也以組織行為、商業法、企業策略等為共同必修，再依各主修科目修讀2至3門專業課程，例如主修金融、會計者，修讀高級商業會計及金融管理各一門。韓江學院，《韓江學院－－Business Management》（檳榔嶼：韓江學院，200）。
[34] 韓江學院，《韓江學院－－Information Technology》（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工業實習(2007 年10月15日下載)。
[35] 臺灣修平技術學院網頁：http//www.hit.edu.tw/Pd%E6%AA%9L/(2007 年10月20日下載)。[36]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aboutus.html （2003年6月10日下載）。
[37]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dated/; Han Chiang College’s letter to the author, dated October 17, 2007.
[38]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2007年10月15日下載）。
[39] 謝詩堅說：韓院目前已有80%的信心會申請為大學，因為韓院在2000年成立時，曾擬定10年大計，希望在慶祝成立10周年時，可朝向韓江大學的方向發展。目前韓院在申辦大學方面已符合65%的條件，而未來需朝向另外35%。謝詩堅強調韓江學院「所擁有的65%條件，包括與外國聯繫的科系要正規化、師資陣容、學生來及設備等；接下來是需表現出學院整體的規範，就可以向高教部申請，而韓院在幾次國家學術鑒定局的評估中都獲好評。」《中國報》，2007年3月17日。
[40] 根據馬來西亞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於2002年7月在一次研討會上所透露，馬來西亞的私立學院數目從1996年的354間，到2003年4月已增至712間。見《聯合早報》，2002年7月25日。
[41] 1997年馬幣貶值達40%，在金融風暴前，1美元兌2.5元馬幣，1998年9月馬哈迪首相宣佈嚴格外匯管制措施前1天，1美元可兌4.2馬幣，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於9月2日宣佈，「將馬幣兌美元匯率固定于3.8馬幣兌1美元，並自即日起生效。」見《中國時報》，1998年9月3日。
[42] 教育部私立教育局副總監哈山哈欣表示，馬來西亞正積極到海外招生，馬來西亞的外國學生以印尼籍最多，中國留學生次之，教育部計畫前往中國辦教育展，吸引更多中國學生到馬來西亞留學。見《聯合早報》，2002年7月25日；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在2003年更宣佈，目前在大馬就讀的36,466各外國學生中，以中國的學生11,058人居首位，其中10,731人就讀於私立大專院校，私立大專的設立，減輕政府的負擔，教育部將在北京設立教育中心擴大招生。《星洲日報》，2003年6月11日。
[43] 台商是馬來西亞主要外國資本來源之一，台資雇用當地勞工以及公司幹部導致華文熱升溫的直接動力之一。進一步相關討論請參閱莊國土，〈臺灣對東南亞的投資和東南亞華文教育的振興〉，《第六屆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3年2月7日）。
[44] 以1990年國會大選結果來看，馬華雖贏得18席，其中13位候選人是在華人未過半的選區中獲勝。言下之意，馬華公會候選人必需依賴巫統方能順利當選。見Khong Kim Hoong, Malaysia’s General Election 1990: continuity,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Research Notes and Discussion Paper No. 94,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1, p. 27. 轉引自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頁176。
[45] 例如2003年新任的馬華公會總會長黃家定在回應當時的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Musa Mohamad)有關華文小學有關「243方案」到2006年將作調整的談話時，表示「馬華會在國陣和政府中貫徹華小數理繼續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精神，在此原則下，2008年的考試媒介語也理所當然採用華文。」黃家定進一步表示：「我們瞭解到，華社和家長的意願是，在提高華小生英語水準的同時，也不會犠牲數理科以華文教學。我們會繼續貫徹華小以母語教數理科的立場。」見《星洲日報》，200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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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淑瑤
一、前言
馬來西亞地區的華文教育，是隨著華人遷移的腳蹤，逐漸在當地萌芽發展。在英國控制馬來亞地區近一百多年期間，英殖民地政府始終視華人為外國人，[1] 在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上，只補助馬來學校和英文學校，[2] 因此，華文學校的存續，最初全賴華人社會的捐助與支持。直至1920年代，英殖民地政府為防範華文教育與華族海外民族主義結合，逐漸轉變對其對境內華文教育的政策，開始制訂許多法令條例，監控華校之運作，同時設立政府津貼制度，企圖「利誘」華校依據其藍圖而發展。
面對境內多元族群的景況，英殖民地政府向來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減少族裔間的接觸，避免可能的衝突。然而，第二次大戰日本佔領馬來亞地區的期間，為鞏固其對該地區的統治，刻意挑撥巫、華兩族間的族群意識，分化原本融洽的巫(馬來)、華關係，[3] 馬來民族主義的情緒得到了極大的煽動而開始興起。[4] 由於戰時日軍的排華壓制，反而激發戰後華族海外民族主義運動的復興，1956年位於新加坡之南洋大學在新馬華人熱烈地支持下成立，提供馬來亞地區華族子弟從小學到大學一套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另一方面，馬來亞地區的土著民族主義也未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消弭，反而更加發展，使得全馬各地爆發了種族間的私鬥(李炯才1994：133-134)。
戰後重返馬來亞的英殖民地政府，在新興馬來土著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承諾以英、巫雙語為官方語文。1957年，馬來亞獨立建國後，巫語在馬來族群主政下，不但成為「國語」，且欲成為全馬獨尊的文化語文，意圖以語文之統一，消除境內其他族群之文化傳承，藉由「同化」而凝聚全馬為一堅強的政治實體，成為一個以馬來語言、文化為主流的「國族國家」。1956年《拉薩報告書》，以及1960年為檢討1956年《拉薩報告書》而公佈的《達立報告書》和1961年的教育法令，一再限制華文教育的發展，迫使許多華校改制為符合馬來亞國家教育政策的教育機構，而南洋大學也始終遭受執政當局的質疑與指責。
1965年，新加坡在經歷與馬來亞短暫合併為馬來西亞聯合邦之後，宣布脫離馬來西亞。新馬分裂為兩國獨立國家，對馬來西亞華人而言，意味著當年齊心創辦的南洋大學成了外國的學校，於是，馬來西亞華人向其政府申請設立「獨立大學」。然而實現一個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的理想，在馬來西亞這個以馬來人為主體的國族建構過程中，倍加困難。經歷了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1980年南洋大學的關閉，緊接著獨立大學被馬來西亞聯邦法院判決不得上訴英國樞密院(Privy Council of Britain)後，[5] 設立華文大學的期望一再地落空了。直到1990年代，隨著巫、華兩族緊張關係逐漸緩和，由華社申辦的南方學院及新紀元學院分別在1990年及1997年成立，為華文獨中或華文已有相當基礎的高中畢業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機會。1999年7月，位於檳城的「韓江學院」[6] 也獲准設立，是全馬來西亞三所華人民辦學院中，第一家被政府批准以「獨中統考」作為主要招生資格的學校，在以「馬來人至上」的馬來西亞社會裏，獨具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韓江學院的設立，並非一蹴即成，如同位於南馬的南方學院，校方在成功辦理所謂的「後期中學教育」之後，在這個基石上，進一步推動大專院校的設立。本文擬對韓江學院的創立及其發展作一探討，期望能對此位於北馬而與南馬的南方學院、中馬的新紀元學院鼎足而立的學院作進一步的瞭解。
二、創校的基石
韓江學院的創辦，是奠基在檳榔嶼潮州籍華人長期以來對於當地華文教育的推動上。海外華文教育萌芽之初，往往是以方言群體為基礎，開辦以自己的方言為教學媒介語的私塾或義學，作為檳榔嶼華人主要方言群體之一的潮州人，[7] 也於1919年由當時名為「韓江家廟」的潮州人同鄉會館[8] 創立「韓江學校」，專收潮州人子弟就學。1937年韓江學校董事部遵照中國教育部的指令，將韓江學校的校名改為韓江小學(王琛發2000b：109)。
日軍統治馬來亞期間，韓江小學一度停辦，直至1950年時才得以復辦，同時獲馬來亞政府批准設立中學，翌年韓江中學正式招生(王琛發2000b：114)。在《1961年教育法令》實施後，韓江小學改制為國民型小學，而韓江中學則宣布不接受政府的津貼，成為獨立中學(王琛發2000a：75)。1965年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註冊成為有法理根據的非營利有限公司。」(王琛發2000b：117) 這個「非營利有限公司」的法定地位，使得韓江中學的董事會得以向政府申請豁免捐款人該筆贈款的稅額，「改變了過去只向潮(州)人社會集捐路線，擴大尋求支持的範圍」(王琛發2000b：115)， 亦即由一個隸屬於某方言群體的學校蛻變為接納全體華人社群支持的學校。
韓江中學不接受政府津貼而成為獨立中學後，雖經歷到1964年馬來(西)亞小學畢業生升初中的會考廢除，使華文小學畢業生無需通過考試就可以直接升入國民中學，導致獨立中學學生來源大減而面臨到招生不足，學校無法經營維持的危機，[9] 但韓江中學在其董事會與校方努力經營下，自1970年代開始，不再堅持「以華文為主要媒介語的純華文獨中路線」，提供兼重政府考試及獨中統考的雙軌課程，讓學生可以自由抉擇，同時兼顧「升學與就業」的「務實路線」(王琛發2000a：84、87)，開設商科、電子科及秘書科等專門科目，「使學生學習一技之長，離校後不但易於謀生，且能將其所學，貢獻社會，服務人群」(韓曦報1978：3-1)，因此韓江中學學生人數逐漸增加。[10]
隨著「513種族衝突事件」後，華人社會提倡的獨立大學未獲馬來西亞政府批准，而南洋大學自1974年起又停止在馬來西亞招考新生，加上同年五月馬來西亞與中國北京當局建交，可能阻斷華人子弟留學臺灣的途徑，一些獨立中學開始設立專科班，[11] 為無法出國的學生「謀求出路」 (鄭良樹2003b：384) 。在取得馬來西亞政府批准開設「後期中學教育」，亦即大學先修班之後，韓江中學成立了全馬來西亞唯一一所華文獨中的新聞專科班(光明日報2000：3-25)。以「栽培新聞專業人才，提供有志青年獻身報業機會」為使命，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於1978年1月9日正式開課，[12] 招收「華文成績優良」的高中畢業生就讀。(韓曦報1978：3-1；1986：6-1)
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的課程，是以「大學新聞系課程編制為依歸，而偏重於報業的編采理論和實際工作」，提供學生兩年的專業訓練。[13] 在理論課程方面，第一年學生需修讀得科目包括華文、英文、國文(馬來文)、新聞學概論、採訪寫作、世界通史、心理學、新聞攝影；第二年修讀的科目為大眾傳播學、新聞編輯、評論寫作、名著選讀、廣告學、採訪寫作、翻譯、新聞法規、世界新聞史等。在實務課程方面，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報刊《韓曦報》之編印，並安排學生至報社實習；此外，為使學生能對新聞工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還廣邀新馬地區的新聞從業人士蒞校演講，使學生透過聽講的方式，「獲取報人從業經驗」。在師資方面，由畢業自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韓江校友林景漢擔任專修班主任，負責講授新聞學概論與採訪寫作，並聘請當時「有專長及經驗豐富的導師」講授課程。 [14]
由於韓江中學開辦的專修班當時是「全馬首創」的新聞專業課程，第一屆就吸引了30名學生，學生的來源除了檳榔嶼本地之外，還有遠至柔佛、森美蘭、雪蘭莪、霹靂、吉打等外州的學生，以及泰國的留學生。[15] 1983年大馬華文報業公會華文組及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承認韓江專修班具有「新聞系大專資格」(王琛發2000a：87)，特別設立「韓中新聞系諮詢委員會」與韓江中學共同商訂專修班課程，該諮詢委員會下設「學術鑒定小組」，負責審核畢業考題和畢業口試。(韓江學院1983：2) 在這段期間，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改稱為「韓江新聞系」，並於1985年4月下旬，與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締結為「姊妹校」。當時政大新聞系主任賴光臨承諾將為韓江新聞系在臺灣開設為期兩星期的講習班，提供韓江新聞系的在籍學生或畢業生進修，「以瞭解臺灣的新聞事業，分享政大新聞系優良學習環境和設備」 (韓曦報1985：8-28) 。
韓江新聞系在學校的高度重視與刻意經營下，培育不少馬來西亞的新聞傳播工作人員(黃妙鸞2000：263)，在學術上也獲得國內外的肯定。然而，韓江董事會與韓江教職人員之間的勞資衝突，卻逐漸浮上臺面。1985年，韓江中學的教職員籌組全馬來西亞第一個獨中教師職工會，要求韓中董事會承認其組織，但是，韓中董事會認為韓江中學是一個非營利性的教育機構，資金來自華社的捐助，而非一營利公司，因而拒絕教師職工會的要求(謝詩堅2000：21)，決議不再續聘54名加入職工會的教師，導致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對簿公堂。[16] 當時教師職工會的領袖正是韓江新聞系主任林景漢，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的勞資糾紛，影響董事會與韓江新聞系的關係。
1986年2月，韓江中學聘請馬來亞大學數學系主任李保安博士、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鄭良樹博士、理科大學化學系羅惠忠教授、理科大學藥劑系莊漢成教授及師範學院講師陳從德博士等五人，組成「韓中教育學術諮詢委員會」，規劃韓江中學的未來發展，在「開拓華教新境界」的理念下，以提升學術水準，增設大專科系為目標，希望「把韓中辦成具有學院規模的學校。」(韓曦報1986：6-1) 同月25日，韓江中學董事會宣布將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正名為「韓江中學專修班新聞系」，簡稱「韓中新聞系」，「不作其他叫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韓曦報1986：6-1) 。然而，韓江中學內部的勞資糾紛未決，董事會不滿韓中新聞系在對外學制與資格的協商會議上，僅安排學生代表而無董事會代表，以及該系「過份龐大的開辦費」等問題，終於決定自1988年停辦新聞系。[17]
三、韓江學院之創立
韓江中學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間的勞資衝突，不但影響韓江中學的發展，[18] 也造成新聞專修班的停辦，終於自1993年起，雙方重開協商，董事會決定償還職工會教師的薪資，使得勞資問題取得初步改善。1995年新任的韓江中學董事會提出以「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為辦學綱領，落實韓江成為「能夠擁有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專學院的完整教育體系」的新願景(王琛發2000a：95)。
1996年，韓江中學成功舉辦校慶千人宴，募得馬幣3,088,000元的基金，作為韓江中學的擴展經費(王琛發2000b：121)；另一方面，董事會於同年底通過新的薪金制度，改善教師的待遇，使得長達10年的董教衝突得以解決，「擺脫多年困境」。與此同時，向來打著捍衛華文教育旗幟的馬來西亞董教總申辦的新紀元學院，於1997年9月獲得雪蘭莪州教育局註冊處的批准，這個消息似給予檳榔嶼華文教育工作者一項激勵，韓江董事會於同年11月宣佈復辦新聞班，並於翌年1月7日，成立「韓江新聞傳播學院諮詢委員會」(韓江學院2001b：1) ，由韓江中學董事部總務謝詩堅擔任主席，與大馬新聞資訊學院[19] 合作，共同開辦兩年制的新聞班，招收高中畢業生就讀，「韓江新聞班」畢業生與大馬新聞資訊學院畢業生具有同等資格，可以轉移學分的方式進入中國大陸的上海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校繼續深造，修滿規定學分後即可獲得學士學位 (星洲日報1997：11-13) 。
經過4個多月的努力，1998年4月8日，「韓江新聞傳播學院」在檳州行政議員杜幹煥的主持下，舉行開課典禮，第一批入學的學生有43人。在典禮上，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長陳國平宣佈，新聞傳播學院的開辦將是該校「邁向『韓江學院』的第一步」 (星洲日報1998：4-9) 。翌日，韓江董事會以HJU International College SDN BHD為名，正式註冊成為一間股份公司，承辦韓江學院。[20]
韓江董事會于1998年7月11日向教育部正式提出創辦韓江學院的申請，計畫設立大眾傳播系、資訊工藝系、商學系及理工系，開授2至3年制的文憑課程，招收具有高中統考文憑或同等程度考試及格者 (星洲日報1998：7-15) 。籌設中的「韓江學院」，是以南方學院及新紀元學院的架構做為範本，[21] 依循著兩學院的辦學模式，韓江學院也積極與外國大學協商日後學分轉移的辦法。同年9月，韓江與應董教總新紀元學院之邀來參訪馬來西亞的中國教育訪問團商談交涉，於9月中旬完成與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天津南開大學等4所重點大學，簽署教育合作意向書，計畫進行課程合作，以便兩年制的韓院畢業生可以2年至2年半的時間內，在這4所大學完成學士學位 (南洋商報1998：9-19) 。
1999年7月13日，馬來西亞教育部正式批准韓江學院的辦學申請，[22] 並於同月15日，由副教育部長馮鎮安將批准函親手交予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長陳國平 (韓江學院2001b：1)。馮鎮安在其致辭中政策性地宣示：「韓江學院並非盈利的學府，同時也非常照顧華裔子弟，特別是獨中生們及華人學生，」因為「韓江學院是全馬首間把獨中統考資格列在首位入學資格的學院，證明政府已非常注重獨中及華文教育。」(王琛發2000b：123)
韓江學院的籌辦，獲得華社各界的支持。韓江校友會，本著「飲水思源」，感謝母校培育之恩，紛紛以實際行動支持母校申辦非盈利學院。[23] 當韓江學院獲得註冊批准後，董事會公佈韓江學院的未來發展大綱，並集資馬幣5百萬元發展學校軟硬體設備，各地韓江校友也相繼發動募款(光明日報1999：9-2)。
1999年10月30日，馬華公會主辦「韓江之夜」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50萬元，當時的馬華公會總會長林良實在會中表示：「為了教育的共同目標，由馬華創辦的拉曼學院將與韓江學院在辦學及管理方面進行合作。」(中國報1999：11-1) 2000年1月21日，檳州中華總商會主辦千禧年宴會，也為韓江學院籌款，檳州的上市公司或大企業負責人熱烈響應認捐，也有許多未留下姓名，不求任何名分或回饋的匿名捐款人，使得這次的募款活動大為成功，籌得馬幣2百萬元(星洲日報2000：1-23)；此外，檳榔嶼潮州會館及各地潮裔領袖也都推動籌款工作 (王琛發2000b：123)。馬來西亞華社各界主動為韓江學院籌辦經費募款的行動，正足以說明韓江學院的籌辦受到當地華社很大的關注，檳州中華總商會的千禧年籌款宴會就曾獲選為1999年檳州十大新聞之一。[24]
在多方努力下，2000年1月17日，韓江學院第1屆密集基礎班開課，共有60名學生報讀，成為首批韓江學院學生，[25] 這批學生在修完為期四個月的基礎課程後，于同年5月繼續攻讀文憑課程。[26] 此外，原在韓江新聞傳播學院就讀的34名學生，也成為韓江學院大眾傳播系的第1屆畢業生，並於3月25日舉行畢業典禮 (光明日報2003：3-26)。
四、韓江學院的發展
2000年5月8日，韓江學院舉行開學典禮，第一屆的大眾傳播、商業管理、電腦資訊及工程等4個系文憑班，共有185名學生入學。當時的代院長王雲霞致詞強調該院要「教導孔孟儒家學說」，將與南京大學合作，於9月時新設中文系，也將與美、澳、紐、英及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簽約合作，開設雙聯課程，希望學生「搞好英文基礎，往西方國家大學深造。」[27]
在成立之後，韓江學院仍持續拓展與外國大學的合作關係。2000年7月26日韓江學院與中國吉林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讓大眾傳播系的畢業生可透過學分轉移，進入吉林大學完成學士學位 (光明日報2000：7-27) 。 同年11月10日，中國語言文學系開辦，該系不但採用南京大學的教學課程，且有部分課程由南京大學派遣師資前來韓院講授；此外，該系一年級學生，視同南京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因此學生在韓江學院中文系修完足夠學分後，「只要一年負笈南京大學深造，」即可取得南京大學的學士學位。[28] 韓江學院與南京大學的合作至為密切，2001年7月12日，兩校更進一步達成合作協議，為能「為馬來西亞培育熟知中華歷史、文學和文化，瞭解華人社會、熟練運用中文、具有高漢語表達能力的研究人才，以促進中國與馬來西亞的經濟、文化合作和交流，」在韓江學院開辦中文碩士班(韓江學院2001：15)，報考學生需通過南京大學教授主持的入學考試，修讀12門課程共24學分後，「在相關教授指導下完成論文，並前往南大進行論文答辯，」通過者可獲南京大學的碩士學位 (中國報2001：7-13) 。
至2002年，韓江學院已設有大眾傳播、電腦資訊、商業管理及中國語言文學等 4個學系，部分學系再依主修分成若干組，例如：大眾傳播系的主修科目分為新聞、廣播電視、公關廣告；電腦資訊系分為電腦科學、資訊工藝、電子商務及多媒體設計等4個主修，[29] 商業管理系的主修科目則分為市場金融、金融會計及人力資源管理等3科；中文系則不分科(韓江學院2001b：8-14)。畢業生可在學校協助下前往海外大學深造。[30]
韓江學院的各系，除政府規定的馬來西亞語、道德教育及馬來西亞研究等三門必修課外，課程設計以實用為鵠的，例如大眾傳播學系的目標為「培育有素質、負責任、自動自發、具創意、且勇於面對市場工業各種挑戰的專業人才。」[31] 電腦資訊學系則「是以鞏固學員的電腦知識與資訊工藝基礎為出發點，並在專修課程中進一步提升學員的專業技能，為工商界注入電腦專業的生力軍。」[32] 商業管理學系的三大主修科目是金融會計、市場行銷及人力資源管理，其課程以個案研究、市場調查、小組討論為方式，訓練學生成為具備詮釋、企畫能力、溝通技巧及分析能力的工商界人才。[33] 至於理工系則以電子電機工程為其主修，於2003年2月正式開課，招收試讀班學生50名，於星期一、三及五上課，現有工程數學，電子及電流學等三門課，為能激發同學的潛質，「開闢學生的視野，增加學生的工作機會」，還安排有「工業實習」的課目。[34] 此外，韓江學院也與姐妹校合作，提供師生進修與實習，例如在2006年7月，韓江學院與臺灣台中的修平技術學院合作開設「臺、馬、越動力機械修護人員技術之精進教育訓練輔導課程」，讓韓江學院師生對「汽車電學原理及檢修方法」有更進一步的瞭解。[35]
在韓江學院現有的各學系中，中國語言文學系雖未列在原發展大綱中，但在「教導孔孟儒家學說」的理念下，成立初期就積極與中國大陸的南京大學合作，先成立華文研究中心，然後在研究中心下設立中國語言文學系，以「提供系統的中華語文與文化的訓練，為馬華教育界提供優質人才，以提高本地文教工作者之語文與文化水準」作為其設立宗旨。在為期兩年的文憑班課程中，開設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中國文學史、基礎寫作、應用文體寫作、唐詩宋詞、論孟選讀、中國文化概論、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馬華文學、世界文學、港臺文學、馬華社會與文化等等必修課程，也開授中國民族音樂概論，敦煌學概論、佛學概論、道家哲學、華人民俗信仰導論、區域文化研究、大眾傳播概論等等有關人文宗教，以及結合傳媒知識的選修課(韓江學院2001b：14)。
除正規班外，韓江學院的各系也為社會人士開辦不少實用課程，例如華文研究中心開設的中文電腦班，將中文的學習結合電腦科技的應用 (南洋商報2003：7-24) 。2003年9月時，韓江電腦資訊系為已經取得大馬教育文憑（SPM）的人士開設一門多媒體設計課程，課程內容結合文字、圖像、聲音、動畫的設計藝術 (中國報2002：8-23) ；11月時，再推出網頁製作及視覺媒體基本設計(Visual Basic Programming)兩項為期一天的工作營，讓中學生有機會接觸電腦的基礎課程 (光華日報2002：11-16) 。
韓江學院為一民辦的學校，其經費除由董事會成員及支持華教的社會人士捐獻之外，學生所繳的學雜費也是主要經費來源，因此，招生工作極為重要。為協助學生入學就讀，也為了擴大招生來源，韓江學院一方面開辦以中學生為對象的工作營，也曾與FTC工程教育中心(Fourier Technical Consultant)合作開辦為期一個月的電機工程課程，免費讓社會大眾試讀(星洲日報2002：12-28)，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採取多元入學標準，除高級中學的統考合格文憑及大馬高等教育文憑（STPM）外，也允許獲大馬教育文憑（SPM）者，先進入基礎課程班，或高中畢業具與攻讀科系相關之三年工作經驗者入學。[36] 基礎班課程設立的目的為，「針對學員掌握文憑班的基礎技巧與知識，幫助學員們應付專業文憑班的課程。」由於基礎班的課程由大眾傳播系、商業管理系、電腦管理系、電腦資訊系及英文系等各系所提供，基礎班學員因而能藉此熟悉各科課程需求及學習環境 (韓江學院2001b：7)。
2005年5月，韓江學院第一屆文憑班學生人數僅185名。在開辦第2年時，招收新生200多人，連同二年級學生，學生總數超過400名。名譽院長謝詩堅曾樂觀表示：「如果一切順利進行，估計明年會有更多學生報讀，預料到了2003年，學生人數將會達到1千名。」(南洋商報2001：3-20) 事實上，韓江學院在成立3年後，亦即2002年底時，學生已有550名，此時校方已能「達到收支平衡。」(南洋商報2002：12-30) 2003年3月，全院學生達到700名左右 (韓江學院2003b：3) ；至2007年時，全院教師共有26位行政人員18位，學生約800名。[37]
韓江學院2002年度的學雜費約為馬幣4,000元 (星洲日報2002：12-28)，住校費用每月需繳交宿舍費馬幣180元(韓江學院2003b：4)。為協助家境清寒以及鼓勵優良學生就讀，韓江學院極為重視獎貸學金的籌設，董事會成立總額馬幣200萬元的「韓江教育基金委員會」，提供貸學金及獎學金兩項獎助。貸學金每年的款額在3000元至5000元之間，「以學業成績及個人家境情況為標準按年發給；倘若在韓院畢業時學業成績優異之受貸人，將由該基金會考慮和甄選若干名額轉成獎學金，免除償還貸款。」(光明日報2000：4-15) 獎學金則有全額及半額兩項，全額獎學金的申請條件為SPM或獨中統考成績7A，以及STPM成績80分以上的優秀學生；半額獎學金則為SPM或獨中統考成績5A至6A，以及STPM成績70-79分的優秀學生(光華日報2000：4-15)。2000年8月，韓江學院頒發總金額高達馬幣7萬多元的獎貸學金，有24位學生獲益，其中2位為全額奬學金 (中國報2000：8-19)。
除籌款設立獎貸學金之外，韓江學院也爭取外界的資助與合作。2002年6月，韓江學院董事長陳國平宣佈，韓江已獲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基金局批准，韓院學生可向該局申請政府貸款以完成學業 (光華日報2002：6-8)。2001年3月時，韓江學院與馬華公會設立的自立合作社簽署貸學金意向書，由馬華公會提供30份貸學金供韓江學院文憑班學生，以及透過學分轉移或3+0計畫將至海外攻讀學位的畢業學生申請，每份貸學金的最高額為馬幣3萬元，如前往國外攻讀碩士者可增貸至5萬元 (星洲日報2001：3-4) 。2002年9月初，韓江教育基金再度頒發41份獎貸學金，其中21份為新申請者，在這21名學生中，4位獲全額獎學金，8位獲半額獎學金，其他則獲免息的貸學金，前一年度申請貸學金的學生中，有2名因成績優異，「成功把原本獲得的貸學金轉為獎學金。」(光明日報2002：9-14) 目前韓江學院的獎貸學金主要來自韓江教育基金及各社團，此外「自立合作社」提供貸學金，各項獎貸學金的數量及金額逐年不同。[38]
為配合客觀環境的需求，韓江學院自2003年起，每學年實施2個半學期的制度，「其中首兩個學期為17週，另一較短的學期為9週。」在這個短學期中，校方依馬來西亞教育部之規定，講授馬來西亞文，道德教育及馬來西亞研究等三門教育部規定之必修科目，也「提供英文科目給學生選修。」(韓江學院2003b：4) 身為一間要「教導孔孟儒家學說」的「華文」學院，韓江學院的整個學習環境，無論是學校的重要資訊、校園生活以及出版的刊物，無疑地表露出辦學者以承繼華文教育為念，協助華裔子弟就學的心願；但為求生存與發展，該校自創辦之後，一直採取多元語文的教學方式，所有科系（中文學系除外）「都以英文教學為主，華文講解為輔，即使是熱門的大眾傳播系，也已用雙語（中、英）進行教學，以提高韓院生的中英文程度。」該院名譽院長謝詩堅表示：「多元語文教學，有助學生日後謀生。」
由於韓江與南方、新紀元三所學院之學生，只能獲頒專業文憑，畢業後雖可在馬來西亞本國就業，前往臺灣、中國大陸或英語系國家深造，藉由雙聯或學分轉移的方式，亦可取得學位，但設立一間華文大學的願望仍深植華族支持者心中，為了有效整合華社的資源，自2002年起，三院在「聯合申辦大學」的構想下，開始有初步的協商對談 (星洲日報2002：4-16)。2005年4月24日，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與韓江學院聯合成立專案小組，共商整合資源申辦一所大學事宜(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編2005：62)，然而三院在合作上仍有相當的岐見需待進一步協調與商議。2007年3月17日，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針對先前三間民辦學院在董教總的配合下將聯合申辦大學一事，對外宣佈韓院將走向「自己的道路」，因為三所學院各自的發展藍圖並不一樣，若要合併在許多方面都有難度，「不能過於強求」，所以韓江學院將獨自走向大學之途，在未來3年內申辦為大學，以滿滿的信心面對未來挑戰。[39]
五、討論
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之後，馬來主政者對於馬來族群的保護政策，導致不少華族子弟因「固打」制所限而無法進入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就學。雖然私立學院因19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而逐年增加，到2002年已有700多所私立學院存在，[40] 然因欠缺提供具學術水準且非盈利為目的學院，所以華社期望為自己子弟設立學院甚至大學的願望依然殷切。1997年以後，在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之下，[41] 許多原欲出國進修或正在國外念書的華族學子，因經濟壓力而希望能在馬來西亞國內攻讀學位的希望愈發強化，而台商在1994年以來的南向投資，以及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貿發展的效果又逐漸浮現，[42] 華語文的運用的實際價值因而增加。[43] 隨著時間的消逝，巫、華兩族群間的高度緊張關係，在馬哈迪繼阿都拉薩與胡先翁之後成為馬來西亞首相，逐漸緩和鬆弛，而馬華公會與華教人士間之心結也逐漸解開。在國內外主客觀環境已有相當大改變的情形下，韓江學院終能順利辦學，並且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期能完成華族子弟獲得大學學位的心願。
2000年5月8日，韓江學院舉行首屆的開學典禮，當時代院長王雲霞在致詞中表示韓江學院將「教導孔孟儒家學說」，同時希望學生能「搞好英文基礎，往西方國家大學深造。」在這份講詞中，似乎明白地宣示今日馬來西亞三所華人民辦學院，與以往華社所追求的「華文大學」，在方針與定位上，略有不同了。從韓江學院的創立過程，不難理解馬來西亞華社直至今日始終未放棄創辦大學教育機構的理想，然而在衡量到馬來西亞多元社會的事實，僅僅追求華語文的教育，不但不能夠獲得主政的馬來族群的認可，同時也已不敷現今全球化競爭下對於多語能力的需求。相較於1960至80年代華社申請開辦獨立大學時所遭受的種種阻礙，1990年代華社能夠成功創辦學院，多少也象徵著華裔做為馬來西亞第二大族裔，他們的聲音在主客環境允許下仍有可能得到以馬來族群為主導力量政府的正面響應，母語受教權在若干的妥協之下，還是有機會得到進一步的完整化與落實。
韓江學院在提出申辦與核准設立的時間，僅僅歷時一年，一方面顯示1990年代末期馬來西亞政治環境的快速變遷，另一方面也顯示在人治更勝於法治的現實環境中，靈活地運用政治資源，是突破困境的重要法則。而此時馬華公會的態度與立場，也反應出馬華公會與華社之間有更大的相互瞭解。
馬華公會為馬來西亞以華人為主要成員的政黨，「代表」華人參加今日之執政團體，然因其主要領導成員泰半出身「非華文」源流之學校，在馬來西亞華教工作者向政府尋求華語文受教權的長期抗爭中，選擇與華社相左的立場，一直遭受華教工作者強力地譴責。1967年馬華公會總會長陳修信及其支持者反對籌設獨立大學的態度，使馬華公會在華文教育人士心目中，被視為是「謀殺」獨大的「兇手」，也讓不少華人社團拒絕承認其代表性與領導地位。在多次的國會大選中，馬華國會議員在華人社區之得票率普遍不高，反應出馬華公會對於華社並無絕對的影響力，因而其候選人常參加「混合選區」而非純華人社區的選區。[44] 歷屆國會大選中反對黨對馬華公會之指責，以及因不支持華教的立場而導致華人選票的流失，或許對馬華公會產生一定的警惕力量，因此近年來馬華公會似欲擺脫這種歷史恩怨的羈絆，對華文教育態度逐漸轉變。[45] 經歷了四十年的光陰，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後緊張的政治氛圍逐漸緩和，主政的巫統對華文教育的態度逐漸「鬆綁」，或許也鼓勵馬華公會敢向以巫統為主導力量的「國陣」內閣請求批准韓江之設立。為求其政治發展，馬華公會除需巫統之協助外，也需華社的支持。面對華文獨中的繼續存在與發展，馬華公會為獨中畢業生，也為華文教育體系的完整，有支持設立華文高等教育機構的必要。
韓江學院在創辦之初，除有當地華社的強力支持外，也與馬華公會建立良好關係。在韓江學院的辦學申請獲得馬來西亞教育部批准後，批准函是由馬華成員的副教育部長馮鎮安親交韓江華文教育董事會陳國平董事長；馬華公會檳城分會特別為韓江學院舉辦「韓江之夜」籌款協助建校；2002年6月7日舉行的第三屆畢業典禮，韓江學院邀請馬華公會新任教育部副部長的韓春錦主持(光華日報2002：6-8)；核准設立之初，馬華公會總會長宣佈拉曼學院將與韓江學院合作，以及與馬華公會創立的自立合作社提供韓江學院30份貨學金協助韓院學生完成學業等等報導，在在顯示雙方的互動密切，也透露出馬華公會積極支援華社對華文教育的要求，急欲擺脫華人社會對其反對華文教育的印象，同時也隱示馬華公會在國陣中的角色，或因巫統的容讓，或因國內外主客觀情勢的改變，而有較大的發言權。韓江學院的主事者及其支持者，對馬華公會一再釋出的善意也有良好的回應，且極願接受其善意與協助，這種互表善意的行動似乎促成了韓江學院的設立。或許這也顯示華社能否化解馬來主政者的質疑而順利辦學，透過政黨協商乃至於政治人物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機制。
六、結語
在今日馬來西亞蓬勃的高等教育市場中，韓江學院能佔有一席之地，與長久以來馬來西亞華人對於華文教育存在的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同位於南馬的南方學院及中馬的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也是以華人社會的奉獻與支持作為根基的私立大專院校。為了配合現實的政治環境，韓江學院不再是以「華語文」作為其辦學的標榜，而是考量當今社會需求，以雙語教學的方式，培養學生更具有國際視野。然而，設立一所華人的大學，仍是華人社會未竟的夢，未來的韓江學院，仍將朝著成為一所綜合大學的理想努力邁進。
[1] 英殖民地政府會有這種看法，與當時華人強烈的「落葉歸根」心態不無關係。陳達引用「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這句古諺來形容二次大戰前海外華人如「光景富裕者，往往以歸故鄉為榮」的心理。見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上海：上海書局，1990年再版），頁118。Skinner也說「華僑勞工的目的，是賺錢和節省下金錢，以便『返唐山』（歸國）去提高他們宗族的地位。」Skinner著，陳銘文譯，〈十九世紀泰國華僑的經濟地位〉，《南洋文摘》第3卷第2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2年2月），頁48。
[2] 長期擔任英屬馬來亞殖民地官員的巴素(Victor Purcell)表示：「馬來亞政府是被英巫教育的事務所佔據；華校即聽其自行設法。」巴素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人史》（檳榔嶼：光華日報有限公司，1950年），頁160。
[3] 曾於1918年、1920年、1921年3度到新、馬兩地工作、遊歷的朱鏡宙，觀察當地巫、華二族與英殖民政府的互動關係，說：「今英人方注全力以教育同化土人。然英人所能為力者，後天之文字；英人所不能為力者，先天之色素。惟吾華人，色相不殊，處境亦一，情感素孚。」朱鏡宙，《英屬馬來半島》（臺北：樂清朱氏詠莪堂，1978年）。
[4] 有關日軍在馬來亞的統治對於華、巫族群的影響，參見鄭瑞玉、馬季勛等編，《馬來西亞及其東南亞鄰國史》，頁209-212；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頁28-29；廖小健，〈日軍統治對馬來亞民族關係的影響〉，《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北京：中國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2001年1月），頁48-54。
[5] 英國樞密院( Privy Council of Britain )，是英王的私人顧問機關，也是名義上代表王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其成員包括全體內閣大臣、大主教2人、下議院議長、大法官以及大英國協的著名人士等等，總計約3百多人。他們均由英國首相提名，英王任命，任期終身。該院設有科學和工業研究委員會、農業研究委員會、醫藥研究委員會等各種委員會，尤以司法委員會最為重要，負責審理教會法庭、一般法院以及大英國協成員國和殖民地司法機關的最後上訴案件。參閱《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子版網頁：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9528（2005年12月6日下載）。
[6] 教育部的批准公文上的正式名稱為「韓江國際學院」。見《韓江學院史料，1997-2001》（檳榔嶼：韓江學院，2001年），頁8。
[7] 1901年，潮州人佔檳榔嶼華人人口的21.54%，1921年佔14.21%，1931年佔16.4%，1947年佔19.76%，都維持在第三的位次。1970年，潮州人人口突破20%，躍居為檳榔嶼第二大華人族群，僅次於福建人。鄭良樹，〈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布〉，謝詩堅主編，《檳榔嶼潮州會館慶祝成立134週年紀念特刊(1864-1998)》（檳榔嶼：檳榔嶼潮州會館董事會，1998年），頁168-169。
[8] 1864年，潮州人在檳榔嶼成立同鄉會館時，是以「韓江家廟」為名，以紀念唐代文人韓愈在潮州擔任刺史時，辦學興校的功績。直到1934年，為了配合馬來西亞潮州公會聯合會的成立，才更名為「潮州會館」，沿用至今。謝詩堅，〈展現韓愈精神文風遠紹昌黎韓江中學光輝的50年〉，《韓江中學5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檳榔嶼：韓江中學，2000年），頁15。
[9] 1963年時韓江中學有學生3,600餘人，1964年減為3千人，1965年減為2,696人，至1969年，學生僅為1,750人。王琛發，〈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歷史沿革〉，頁80-83。
[10] 1971年，韓江中學學生人數為1,881人，1972年為1,941人，1974年增為2,225人，1975年增至2,500人。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85-86。
[11] 截至1983年止，已有7所華文獨立中學，包括韓江中學、寬柔中學、芙蓉中華中學、深儒中學、培南中學、南華中學、坤成女中，分別設置有關新聞、商科、電腦及馬來文等等的專科班。蘇天明，〈全國華文獨中資料調查綜合報告〉，《第3屆全國華文獨立中學行政人員研討會資料集》（雪蘭莪：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1983年）頁31。
[12] 新聞專修班主任林景漢曾表示，他在當時韓江中學校長(按：宋世猷校長)的支持下，捐出其結婚禮金馬幣6千多元，約合當時台幣13余萬元，及所有的新聞專業書籍，成立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對外招收對新聞工作有興趣的中學畢業生。薛蘭馨，〈林景漢：大馬新聞教育的墾荒者〉，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網頁：http://www.jour.nccu.edu.tw/intro/fire/5-5.htm(2006年1月2日下載)。[13] 林景漢曾表示「韓江新聞系的課程，是以(臺灣)政大新聞系為藍本，結合國情編定而成；我們的主要新聞學課程講師，有3位畢業(自)政大新聞系……」，所以「沒有政大新聞系，就沒有韓江新聞系。」《韓曦報》，1985年8月28日。
[14] 例如星馬地區知名作家方北方講授中文，由馬利國講授英文，鄭志國講授世界通史，宗錫安講授心理學，王寶霖講授新聞攝影；此外，校方還邀請檳榔嶼報業俱樂部主席高斯俊、北馬記者公會名譽主席許昌祺、星檳日報副董事經理吳松榮及副採訪主任魏邦福、光華日報董事總經理溫子開、新加坡聯合晚報副刊編輯兼高級記者韓山元、檳州華人大會堂圖書館主任兼語音專家王素貞等人，到校作專題演講，講題如「新聞記者應有的質素」、「採訪經驗」、「報社的組織」、「新聞專業道德」、「新聞攝影」、「語文與大眾傳播」等等。《韓曦報》，1978年3月1日。
[15] 《韓曦報》，1978年3月1日。韓江中、小學的發展特色之一，就是學生來源「國際化」。1918年，泰國政府頒佈民立學校條例，規定泰文與泰國史地等科目為必修科目後，逐步推動同化教育政策，自1934年起，開始停辦、查封華文學校。1939年5月起，泰國政府更以「辦理不善」等理由，大規模關閉華校，由於排華情形加劇，迫使得許多泰國華僑避難至馬來亞。泰國華僑多為潮州移民，因此多將子女送到檳城就學，就為韓江中、小學的學生來源打下「國際化」的基礎。有關20世紀前期，泰國對中國僑民的政策及教育政策，參見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領事館關係〉，《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2卷第4期（2002年10月），頁29-57；周勝皋編，《海外華文學校教育》（臺北：僑務委員會僑務研究室，1960年），頁91-97。根據1971年7月的統計，韓江中學有泰國籍學生206名，印尼籍學生360名，寮國籍學生14名，香港籍學生5名，新加坡學生1名。王琛發，〈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歷史沿革〉，頁85。1998年印尼爆發大規模排華運動，韓江中學在同年6月底就有380名印尼學生報讀。《南洋商報》，1998年6月27日。
[16] 1986年11月，韓江董事會發佈約滿通知書給當時加入職工會的54名教師，並一改往常的作法，在報紙上發佈新聞稿表示此信函並非「解聘」，並歡迎願意在韓江任教的教師來申請教職，引發教師職工會的不滿與猜疑。同年12月17日，董事會發函通知所以教師為期兩年的聘約將於12月底屆期，不再續聘，因此，職工會以「無理解聘原有職工」為由，向檳榔嶼高等法庭提出訴訟，要求法院禁止韓江中學徵聘新教師。1987年1月，職工會向馬來西亞勞工部申訴，勞工部長遂將該案件列為勞資糾紛，交由工業仲裁法庭處理。1988年底，工業仲裁法庭判決韓江董事會敗訴。韓江董事會不服判決，改向高等法庭和最高法庭上訴，最後都獲敗訴的判決。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90-92。
[17] 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87。關於韓中新聞系停辦的原因，林景漢在1991年至1992年間，接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的訪問時，卻表示「（韓中）新聞系學生追求言論自由的精神，與中學嚴格管理的方式大不相同。在韓中教師與董事會的糾紛中，當地報紙一些不利董事會的言論，又被懷疑為新聞班學生所寫，一連串的人事傾輒，使得專修班在創辦10年後，遭遇到了停辦的命運。」薛蘭馨，〈林景漢：大馬新聞教育的墾荒者〉，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網頁：http://www.jour.nccu.edu.tw/intro/fire/5-5.htm(2006年1月2日下載)。
[18] 韓江中學的董教糾紛，爭訟不斷，使得校務無法順暢運作，教師與學生也無法專心教學，家長對學校失去信心，因此學校的招生情形每況愈下，學生人數自1989年的1,410人降至1992年的797人。招生不利，再加上官司高昂花費與職工薪資的賠償等等，導致韓江中學的財務出現嚴重虧損。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90、92。
[19] 該私立學院位於4C & 4D,Jalan Petaling Utama 8, Taman Petaling Utama, Batu 7, Jalan Klang Lam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20] 韓江學院，〈韓院大事記〉，收錄于《韓江學院史料，1997-2001》（檳榔嶼：韓江學院，2001年），頁4。依據當時馬來西亞教育部的規定，大專學院的設立必須透過私人公司註冊來成立，因此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部才成立這家名為HJU International College SDN BHD的股份公司。由於這家公司是具有營利性質的股份公司，因此在2002年時，當新紀元學院院長柯嘉遜在討論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與韓江學院3校合併問題時，曾指韓江學院不同于由董教總和華社籌辦的新紀元學院和南方學院，而是一個營利機構，引起韓江學院的駁斥，要求柯嘉遜「澄清指韓江學院不是非營利學院的言論」。見〈謝詩堅促柯嘉遜勿信口開河〉，2002年4月17日，馬華公會網站：http://www.mca.org.my/services/printerfriendly.asp?file=/articles/c_news/2002/4/17/7547.html&lg=2。韓江學院名譽院長強調：韓江學院雖然是由韓江國際學院有限公司來註冊，「但這無損韓江學院做為非營利教育機構的地位。」見《星洲日報》，2002年4月17日。謝詩堅也表示：「韓江學院的章程非常清楚，除了韓江學院的教職員外，其他人士包括董事以及贊助人，是沒有薪金的。……董事一直以來都只有付出沒有回酬。……在去年，韓江董事就播出35萬零吉提升韓江學院的設備，若公眾人士質疑韓江學院士非營利高等學府的事實，歡迎前往該學院檢查帳目。」見《南洋商報》，2002年4月17日。
[21] 韓江學院名譽院長謝詩堅表示：「韓江學院的結構與組織是參考南方學院與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的行政是根據南方學院的作業方式，師資薪金制度是根據新紀元學院，而學費是在參考以上兩家院校後，在3家院校中最為低廉。」見《星洲日報》，2002年4月17日。
[22] 由於韓江董事長陳國平先生與當時的教育部長納吉(Moh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 )私交甚篤，因此韓江學院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能申請到辦學准證。訪問韓江學院行政主任林成材，檳榔嶼韓江學院，2005年8月18日。納吉是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敦拉薩的長子，曾任巫統青年團團長，並且於擔任擔任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內閣的國防部長(1990至1995年)與教育部長(1995至1999年)之職，現為馬來西亞首相阿都拉內閣的副首相。見馬來西亞首相署網頁：http://www.pmo.gov.my/website/tpmwebdb.nsf(2005年12月1日下載)。
[23] 例如1998年10月19日，1963年畢業的韓中校友舉行離校35周年校友慶祝大會，韓中董事會總務謝詩堅在慶祝會上表示，董事會已與教育部針對韓江學院的辦學事宜進行洽談，「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韓江學院申請必獲批准」，然而開辦學院初步估計約需馬幣2百萬元的經費，為回饋母校，該屆畢業生捐獻馬幣20萬元，作為韓江學院發展基金。《星洲日報》，1998年10月20日。1999年9月5日，雪隆韓江校友會透過1999年世界韓友嘉年華會，呼籲校友「發揮飲水思源，愛護韓江精神」，要「作為韓江永遠的後盾」，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50萬元。見《光明日報》，1999年9月6日；同年11月7日，1961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4年畢業的高中校友，共同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7萬元，「以回饋母校培育之恩」，在接受捐款時，董事長陳國平除表示感謝校友支持外，並呼籲校友「與董教一起努力搞好韓江。」見《光明日報》，1999年11月9日。11月27日，1966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9年畢業的高中校友亦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4萬元，傳達校友「關懷母校及回饋母校的心意」。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頁1。2000年2月20日，1966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9年畢業的高中校友，再度捐贈馬幣4萬4千元，「表達飲水思源」，回饋母校。見《中國報》，2000年2月18日。
[24] 韓江學院的獲准設立，被報章媒體譽為「北馬唯一的華文獨立學院」，並為「馬來西亞的華教運動史上譜下篇章。」見《光華日報》，2000年1月1日；《南洋商報》，1999年12月30日。
[25] 第1屆基礎班原訂於1999年12月13日開課。課程分成理工組與文商組，是為了讓有意就讀的文憑課程的學生，在修完4個月的基礎班後，「趕上學院一年級課程」。這批學生是具有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或劍橋普通水準教育證書「O」水準(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 Levels)或同等資格的學生。〈謝詩堅於慰料宴宣佈韓院接受統考生就讀〉，《韓江生活》第4期（1999年11月15日），頁4；〈韓江學院及日招生12月13日基礎班開課〉，《韓江生活》第4期，頁7。
[26] 《光明日報》，2000年月1月17日。例如劉敬崇、邱雁雁及鄭伊玲等人，在修完基礎課程後，要報讀韓江學院的大眾傳播系。見〈韓院千禧迎新生，基礎班學生逾60名〉，《韓江生活》第5期（2000年3月25日），頁5。
[27] 《星洲日報》，2000年5月9日。同年6月29日，韓江學院與南京大學簽約，商訂中文系畢業生可轉入南京大學三年級繼續就學，修滿學分後，可獲得南京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光明日報》，2000年6月30日。
[28] 《光明日報》，2000年7月17日。韓江學院畢業生在南京大學修讀一年後，可返回馬來西亞撰寫畢業論文。《韓江學院－－中文系》招生簡章，（檳榔嶼：韓江學院，2003年）。
[29] 2003年時，多媒體設計已發展為多媒體系，見《韓江生活》，第17期，第9版。
[30] 至2002年9月，在歷屆的200名畢業生中，已有50位左右出國深造，其中前往臺灣地區及中國大陸的畢業生，占2/3以上。《光華日報》，2000年7月24日。
[31] 大眾傳播系的三大主修科目為新聞、廣播電視及公關廣告，在為期兩學年的課程中，安排有口語英文、大眾傳播英語、傳播理論、大眾媒體法律、採訪與寫作等共同課程，學生得依其主修科目修習新聞編輯、電子新聞、廣播寫作，電視稿寫作，以及新聞攝影公關理論與實習等課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Mass Communication》（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頁6-7。
[32] 電腦資訊學系的電腦科學、資訊工藝、電子商務及多媒體設計等文憑課程，以基本程式設計、資料管理系統分析與設計等課為第一年的共同課程，第二年以軟體工程管理與實習，統計學，傳播系統為共同課程，學生得依其主修科加讀2至3門不同課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Information Technology》（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
[33] 商業管理系二年制文憑課程與電腦工藝系相似，第一年各主修科皆以管理概論，商業會計概論，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商業數學、普通英語/商業英語，口語英語等為共同課程，第二年也以組織行為、商業法、企業策略等為共同必修，再依各主修科目修讀2至3門專業課程，例如主修金融、會計者，修讀高級商業會計及金融管理各一門。韓江學院，《韓江學院－－Business Management》（檳榔嶼：韓江學院，200）。
[34] 韓江學院，《韓江學院－－Information Technology》（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工業實習(2007 年10月15日下載)。
[35] 臺灣修平技術學院網頁：http//www.hit.edu.tw/Pd%E6%AA%9L/(2007 年10月20日下載)。[36]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aboutus.html （2003年6月10日下載）。
[37]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dated/; Han Chiang College’s letter to the author, dated October 17, 2007.
[38]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2007年10月15日下載）。
[39] 謝詩堅說：韓院目前已有80%的信心會申請為大學，因為韓院在2000年成立時，曾擬定10年大計，希望在慶祝成立10周年時，可朝向韓江大學的方向發展。目前韓院在申辦大學方面已符合65%的條件，而未來需朝向另外35%。謝詩堅強調韓江學院「所擁有的65%條件，包括與外國聯繫的科系要正規化、師資陣容、學生來及設備等；接下來是需表現出學院整體的規範，就可以向高教部申請，而韓院在幾次國家學術鑒定局的評估中都獲好評。」《中國報》，2007年3月17日。
[40] 根據馬來西亞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於2002年7月在一次研討會上所透露，馬來西亞的私立學院數目從1996年的354間，到2003年4月已增至712間。見《聯合早報》，2002年7月25日。
[41] 1997年馬幣貶值達40%，在金融風暴前，1美元兌2.5元馬幣，1998年9月馬哈迪首相宣佈嚴格外匯管制措施前1天，1美元可兌4.2馬幣，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於9月2日宣佈，「將馬幣兌美元匯率固定于3.8馬幣兌1美元，並自即日起生效。」見《中國時報》，1998年9月3日。
[42] 教育部私立教育局副總監哈山哈欣表示，馬來西亞正積極到海外招生，馬來西亞的外國學生以印尼籍最多，中國留學生次之，教育部計畫前往中國辦教育展，吸引更多中國學生到馬來西亞留學。見《聯合早報》，2002年7月25日；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在2003年更宣佈，目前在大馬就讀的36,466各外國學生中，以中國的學生11,058人居首位，其中10,731人就讀於私立大專院校，私立大專的設立，減輕政府的負擔，教育部將在北京設立教育中心擴大招生。《星洲日報》，2003年6月11日。
[43] 台商是馬來西亞主要外國資本來源之一，台資雇用當地勞工以及公司幹部導致華文熱升溫的直接動力之一。進一步相關討論請參閱莊國土，〈臺灣對東南亞的投資和東南亞華文教育的振興〉，《第六屆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3年2月7日）。
[44] 以1990年國會大選結果來看，馬華雖贏得18席，其中13位候選人是在華人未過半的選區中獲勝。言下之意，馬華公會候選人必需依賴巫統方能順利當選。見Khong Kim Hoong, Malaysia’s General Election 1990: continuity,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Research Notes and Discussion Paper No. 94,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1, p. 27. 轉引自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頁176。
[45] 例如2003年新任的馬華公會總會長黃家定在回應當時的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Musa Mohamad)有關華文小學有關「243方案」到2006年將作調整的談話時，表示「馬華會在國陣和政府中貫徹華小數理繼續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精神，在此原則下，2008年的考試媒介語也理所當然採用華文。」黃家定進一步表示：「我們瞭解到，華社和家長的意願是，在提高華小生英語水準的同時，也不會犠牲數理科以華文教學。我們會繼續貫徹華小以母語教數理科的立場。」見《星洲日報》，200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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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08
我和翁诗杰的对话 （跃马扬鞭）
不谈党选，不谈人事恩怨，也不谈党内矛盾，我们只谈三个大课题，关系到马华的未来和它的定位，以及翁诗杰要打造怎么样的马华才能重新赢取人民的支持？
日期是11月17日在槟城的贵都大酒店的客房。翁诗杰首先向我讲述他希望转型中的马华是具有多元思维的，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改变，但不是把马华变成多元种族的政党而是在既有的基础上怎样重新塑造一个新马华，一个被人民所接受和支持的政党。他是回应我今年7月在马华的“全民辨翻天”的座谈会上就多元性与民族性的课题与他“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
顺着他这一解释，我切入今天要探讨的三个主题：
（一） 马华的结构性问题：一向以来马华号称党员百万大军是一个很臃肿的组织，是否准备全面重新登记党员数目？因为事实证明党员的数目不是胜利的保证。对此翁诗杰同意马华是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变，因此他挑选马青的干将担任组织秘书，让马华回归本位，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对结构重新检讨。
他说结构性改变的第一步也涉及对人事的安排，出发点是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不刻意讨好和安抚，一切按能力委任，以形成一个分工合作又团结的阵容，没有感情用事。虽然不能事事尽如人意也会沧海遗珠，但他无愧于心，因为他要的是一个改革的团队，一个能反映出马华大方向的团队，不是“排排坐，吃果果”的组合。他不否认马青班底是他改革的旗手之一。
他认为，一旦人事布局妥当，就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包括适当的“瘦身”而不架床叠屋，有针对性地教育党员，让他们明白和了解马华是一个怎样的政党，不哗众取宠，也不虚张声势。这将有利最终完成总会长直选，不但体现全面的民主化，而且产生一个整合的队伍（总会长责任制），更可杜绝“操纵选票”。
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不是个人的利益。他从未想过要为9年的任期而铺路，更不制造“翁氏王朝”，而是一个转型成功的马华。
（二） 与巫统合作的问题：过去以来，马华被认为屈从于巫统而委曲求全，只求妥协，而有了所谓顾全大局的说辞，结果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如果马华继续这样的合作，在国阵内将找不到方向，则马华的任何改革也只是一厢情愿，未能加分。我问翁诗杰要怎样的国阵，才是合乎他的求变的标准？他说，他之所以委任就知名度不高的王茀明为总秘书绝不是什么组成“海南帮”或有什么隐议程，而是他拥有特殊的优势辅助总会长打通人脉关系。身为登嘉楼人，他不但与巫统高层有互动关系，而且也深谙马来人的政治，包括回教党策略，因此他是适当的人选。马华需要这样的人来强化它在国阵的地位。
其实，翁诗杰说，在308后，国阵内部已有一个新的机制，让成员党讨论重要问题先形成一个议案，再交内阁批准。例如学校拨款直接交董事会即为一个好的改变。其他事也通过他及党内其他领袖向巫统领袖表白在全球化时代，需要以高姿态和多元视角看问题，不能再像以前有些时候从单一种族利益出发。不单是马华，其他的成员党也在这一次大选中暴露了所谓党员多，影响力就相对大的弱点，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以为权力和拨款就是万灵丹，殊不知老化的机制已不管用，必须用新思维来解决问题。他说马华看到这一点，巫统领袖也看到这一点。他希望马华的改变也能够刺激巫统和其他成员党也一起变，变得更为宽容和更为务实，扬弃种族主义的思想。
（三） 马华的指导思想：马华立党以来就摆明它是右派的政党，从过去的“头家政党”到今天的“普世政党”，它依然没有标明他的指导思想有什么改变。更贴切地说，它似乎服膺与巫统的政治思想而迷失了自己的定位。我问翁诗杰有没有想过马华是否要重新定位？告诉国人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因为在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不论是右派或左派领导的国家都采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马华又是用什么哲学来审视自己？他说马华是应该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台湾的国民党乃至美国的民主党都是马华应该采纳的经验。
就此而言，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这些政党已走向中间偏左路线，而国民党更是从右派演变成中间偏左的政党。总之在不乖离资本主义体系下，马华的改变也是必然的，资本家今天对左派的策略也不会抗拒，只要对整局有利，他们也同样支持，因为他们已看到时代在转变了，中间偏左的策略也是他们所能适应的指导思想；中层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也不在话下。
刊于2008年11月24日《南洋商报》
日期是11月17日在槟城的贵都大酒店的客房。翁诗杰首先向我讲述他希望转型中的马华是具有多元思维的，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改变，但不是把马华变成多元种族的政党而是在既有的基础上怎样重新塑造一个新马华，一个被人民所接受和支持的政党。他是回应我今年7月在马华的“全民辨翻天”的座谈会上就多元性与民族性的课题与他“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
顺着他这一解释，我切入今天要探讨的三个主题：
（一） 马华的结构性问题：一向以来马华号称党员百万大军是一个很臃肿的组织，是否准备全面重新登记党员数目？因为事实证明党员的数目不是胜利的保证。对此翁诗杰同意马华是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变，因此他挑选马青的干将担任组织秘书，让马华回归本位，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对结构重新检讨。
他说结构性改变的第一步也涉及对人事的安排，出发点是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不刻意讨好和安抚，一切按能力委任，以形成一个分工合作又团结的阵容，没有感情用事。虽然不能事事尽如人意也会沧海遗珠，但他无愧于心，因为他要的是一个改革的团队，一个能反映出马华大方向的团队，不是“排排坐，吃果果”的组合。他不否认马青班底是他改革的旗手之一。
他认为，一旦人事布局妥当，就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包括适当的“瘦身”而不架床叠屋，有针对性地教育党员，让他们明白和了解马华是一个怎样的政党，不哗众取宠，也不虚张声势。这将有利最终完成总会长直选，不但体现全面的民主化，而且产生一个整合的队伍（总会长责任制），更可杜绝“操纵选票”。
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不是个人的利益。他从未想过要为9年的任期而铺路，更不制造“翁氏王朝”，而是一个转型成功的马华。
（二） 与巫统合作的问题：过去以来，马华被认为屈从于巫统而委曲求全，只求妥协，而有了所谓顾全大局的说辞，结果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如果马华继续这样的合作，在国阵内将找不到方向，则马华的任何改革也只是一厢情愿，未能加分。我问翁诗杰要怎样的国阵，才是合乎他的求变的标准？他说，他之所以委任就知名度不高的王茀明为总秘书绝不是什么组成“海南帮”或有什么隐议程，而是他拥有特殊的优势辅助总会长打通人脉关系。身为登嘉楼人，他不但与巫统高层有互动关系，而且也深谙马来人的政治，包括回教党策略，因此他是适当的人选。马华需要这样的人来强化它在国阵的地位。
其实，翁诗杰说，在308后，国阵内部已有一个新的机制，让成员党讨论重要问题先形成一个议案，再交内阁批准。例如学校拨款直接交董事会即为一个好的改变。其他事也通过他及党内其他领袖向巫统领袖表白在全球化时代，需要以高姿态和多元视角看问题，不能再像以前有些时候从单一种族利益出发。不单是马华，其他的成员党也在这一次大选中暴露了所谓党员多，影响力就相对大的弱点，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以为权力和拨款就是万灵丹，殊不知老化的机制已不管用，必须用新思维来解决问题。他说马华看到这一点，巫统领袖也看到这一点。他希望马华的改变也能够刺激巫统和其他成员党也一起变，变得更为宽容和更为务实，扬弃种族主义的思想。
（三） 马华的指导思想：马华立党以来就摆明它是右派的政党，从过去的“头家政党”到今天的“普世政党”，它依然没有标明他的指导思想有什么改变。更贴切地说，它似乎服膺与巫统的政治思想而迷失了自己的定位。我问翁诗杰有没有想过马华是否要重新定位？告诉国人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因为在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不论是右派或左派领导的国家都采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马华又是用什么哲学来审视自己？他说马华是应该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台湾的国民党乃至美国的民主党都是马华应该采纳的经验。
就此而言，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这些政党已走向中间偏左路线，而国民党更是从右派演变成中间偏左的政党。总之在不乖离资本主义体系下，马华的改变也是必然的，资本家今天对左派的策略也不会抗拒，只要对整局有利，他们也同样支持，因为他们已看到时代在转变了，中间偏左的策略也是他们所能适应的指导思想；中层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也不在话下。
刊于2008年11月24日《南洋商报》
马华新人新事新布局 翁诗杰打李三春牌？蔡细历冷眼旁观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话说得有些道理。
苦尽甘来而荣任马华总会长的翁诗杰在委任各州联委会主席，各局主任及中委时，就展露这一手。他毫不犹疑一口气地公布他的新团队，既让人跌破眼镜，也让党内一些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他就简单的抛下一句话：“不要问我为什么，一切都是根据与遵守党章所赋予的权力行事。”
当然他不需要告诉全世界为什么他要作出这么让人意外的阵容，因为这是身为总会长的权力，但他也似乎有责任直接或间接的私下向党员作出解释以释惑，毕竟马华是一个老牌和有悠久历史的政党。总会长的任何决策或决定，若有引起疑义，党员自然想知道个中因由。
其实，翁诗杰这一绝招也不难解读。他是希望给马华来一个改头换面，澈澈底底地抹掉黄家定的影子，以便新装上阵。他不想重蹈覆辙让人说他是穿着黄家定的旧鞋上路，即便因此他“开罪”了黄氏兄弟，或者他也只好私下向他们说“对不起”，我不得不釜底抽薪。”至于黄氏兄弟心里怎么想，接受又接受这样的解释，已是后话，当下也一时“无话可说”。因为这就是政治。政治是现实，也不是请客吃饭。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道理是“人一走，茶凉了”（与“人亡政息”也是同一个规律）。
为什么翁诗杰要快刀斩乱麻？那是因为马华的历史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意结。就拿黄家定来说，他不否认是由林良实一手提拔的，因为在位的前三年（2003-2006），他一直活在林良实的影子中，只能作有限度的改弦易辙（如在党所内挂上第二任总会长林苍祐的玉照和提出九大纲领来强调终身学习等），也只有在2006年党选大胜后，他才真正地建立起黄家定的时代，带领团队面向2008年的大选。
翁诗杰作风迥然不同，虽然他也是在黄家定的扶持下，得以攀上总会长的高位，但他采取不拖泥带水也不儿女情长的强势姿态，一刀切结束黄氏兄弟“呼风唤雨的年代”，另插上翁诗杰的旗号。
说他的作风有些似李三春，那也是有迹可循的。当1974年李三春接过陈修信的棒子后，他就义无反顾地走出陈修信的影子，树立起李三春的旗帜。马华的五大计划就是李三春的代表作。李三春不是不爱陈修信，而是他更爱马华。在这之后，马华也多多少少刷新其形象：一个重新与华社有一定联系的政党；但不变的是：马华仍然活在国阵的阴影中，既痛苦也无奈，唯有拿民政党来出气。因此在李三春的年代（1974-1983），马华与民政是“势不两立”的。
翁诗杰也深谙政治上最忌他是别人的影子，因此对黄家定只好学李三春的那一套，但他仍欠黄家定两段情：其一是在2003年时，黄家定在审时度势后放翁诗杰一马，不再追究2001年马青代表大会的“武斗事件”（所谓的803黑色事件，是因为反对收购南洋报业的后遗症引致两派斗争），只是要他向党内表白即可。如果当年不是林良实不得不退位，恐怕翁诗杰已被祭旗，那有今日的荣耀？他和林良实的恩恩怨怨就此划上句号？
其二是在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动摇了黄家定的在马华的统领地位。他除了不入阁外，也在后来表明不再领导马华。于是安排其官职给其兄黄家泉出任，而党职则属意翁诗杰上位。因为放眼马华的接班人，翁诗杰较为合适。若是支持其兄黄家泉接班，肯定有反弹，指他在党内企图建立“黄氏王朝”。在权衡轻重后，他是希望翁诗杰当老大，黄家泉当老二。这样的排阵，既可避免裙带风，也是较能被人接受的。翁诗杰也因此出位在望了。虽不需要对黄家定感激涕流，但也不得不承认黄家定的苦心安排有以致之。
未想这样的安排，帮了翁诗杰，却害了黄家泉，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事缘已退出政坛的蔡细历在左思右想下，终于借势再战江湖。他巧妙地避开打老大，而是挑打老二，因为老二的位职在他看来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于黄家泉与黄家定脱离不了关系，打老二就等于打老大的影子，会取得较多的“同情票”。
毫无疑问的，蔡细历不论在黄家定的眼中，或在翁诗杰的眼中，都是共同的“党内敌手”，可以抬出“道德论”来穷追猛打。就在蔡细历没有胜算的当儿，又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林祥才，形成三角的署理战。
蔡细历就是因为冲撞了“道德论”，才有自知之明的打老二。若他没有在2007年爆出光碟事件，今日的他也许是马华老大了。这种阴差阳错也让蔡细历“咸鱼翻身”。人们也不得不惊叹代表们作出这么巧妙的选择。可是苦的是黄家泉，他因党选失利失去了说话权，再也没有党选前的风光了。虽然翁诗杰有安排黄家泉出任不起眼的党史档案局主任，但已无缘再进中委，又失去霹雳联委会主席，意味着他的官运已走到尽头了。黄家泉至此估计会选择有尊严的急流勇退，只能怪自己竟栽倒在蔡细历的手上。不过对黄氏兄弟而言，却是永远的伤痛。
如果说翁诗杰差点栽倒在803事件中，那么黄氏兄弟就是栽倒在308政啸中，只是数目字的颠倒，一个是转黑成红，另两个则是转红成黑。
就不知道翁诗杰这样的打牌会引起反弹吗？较后才能看得出来。
如果说黄氏兄弟先是忍着，那么蔡细历就不那么容易打发了。他忝为署理总会长，既没有任何州联委会主席的委托，也没有当纪律局的主席，自然心中另有想法。若是在官职方面，他又无望。蔡细历就此表白他有话说了，大意是，他希望能再次入阁，如果有提其名给首相而不被接受，他将无话可说，如果未提其名字而说巫统不接受，他会追根究底。
就此看来，翁诗杰的排阵和可能要走的下一步棋，已被蔡细历盯上伺机而发。党内的派系斗争会否提早爆发，尚得作进一步观察。
即使翁诗杰有先例可援，不要署理总会长担任党内要职和不入阁，蔡细历预料将会问个明白，为什么？
有些问题或者是没有答案的，林良实时代不要林亚礼出任纪委会主席，而是邀元老甘文华（前马华总秘书）担任，并没有多做解释。同样的翁诗杰也邀党元老黄俊杰（曾任部长马华前总秘书，因不满林李（孝友）之争而辞职）掌纪律局和另一元老刘文丰副之，确有其玄机所在。
除此之外，林良实派、元老派也在本届党选中的洗牌后已失去昔日的光彩，换来的是马青班底个个出人头地。翁诗杰就是用马青干部来面对元老派的可能反扑。如果这些失意的元老派因之而结成一股反主流的势力（蔡派、黄派及林派组成大合唱团），那将不可等闲视之。
在这方面，翁诗杰似乎胸有成竹，除开用“马青团”为马华注入新形象外，他的另一张王牌是：翁诗杰的招牌是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只要在未来领导马华在大选中反败为胜，他就是造王者，得以巩固其地位，做完三届九年的总会长；反之若是大选失败，他也落得已是收拾包袱的时候。
有人说，翁诗杰的背后有陈广才在协助，提供意见，不知此话当真？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相信翁诗杰是自作决定的成份多。他的“独行侠”的名声也不是浪得虚名的。但问题是，他的大动作换了9州的联委会主席，且出人意表的委任王茀明为总秘书，及郑福成为财政，倒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也正好突出翁的老大形象）。同时考验他的智慧和眼光，也考验他这样子做是否会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认同。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政治赌博。他会成为大赢家或是成为备受争议的领袖就要看他如何领导马华面对巫统。他不能再重蹈覆辙。唯唯诺诺只会自取其辱；敢怒敢言，据理力争才是绝处逢生的先决条件。马华失去的也许不很多，但华社失去的却不少。翁诗杰要怎样扭转局面？他的团队能否配合他的愿景？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不过，到目前为止，他的党选出师表，才刚刚起步，能否落实和怎样落实也倒回来成为他自己的最大的挑战。
不过，翁诗杰必须要放弃他的独行侠作风。因为今日的他扛着的是一面马华的大旗，带有民族的使命，因此也有需要理情兼顾把党内的矛盾降低，得理也要爱屋及乌，不让党争再次发生。不然对他的政治长征是有阻力的。他需要用一个整体一个团结的团队来面对巫统。单是一个翁诗杰是成不了气候的。古往今来，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的预先条件是拥有一支强大的队伍，而不是一个分帮立派的队伍。
既然翁诗杰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人们的回应是：那做出成绩来！这也是华社要看到的结果。过程虽然重要，结果是更为重要！
（原载于2008年11月24日《号外周报》 第403期）
苦尽甘来而荣任马华总会长的翁诗杰在委任各州联委会主席，各局主任及中委时，就展露这一手。他毫不犹疑一口气地公布他的新团队，既让人跌破眼镜，也让党内一些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他就简单的抛下一句话：“不要问我为什么，一切都是根据与遵守党章所赋予的权力行事。”
当然他不需要告诉全世界为什么他要作出这么让人意外的阵容，因为这是身为总会长的权力，但他也似乎有责任直接或间接的私下向党员作出解释以释惑，毕竟马华是一个老牌和有悠久历史的政党。总会长的任何决策或决定，若有引起疑义，党员自然想知道个中因由。
其实，翁诗杰这一绝招也不难解读。他是希望给马华来一个改头换面，澈澈底底地抹掉黄家定的影子，以便新装上阵。他不想重蹈覆辙让人说他是穿着黄家定的旧鞋上路，即便因此他“开罪”了黄氏兄弟，或者他也只好私下向他们说“对不起”，我不得不釜底抽薪。”至于黄氏兄弟心里怎么想，接受又接受这样的解释，已是后话，当下也一时“无话可说”。因为这就是政治。政治是现实，也不是请客吃饭。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道理是“人一走，茶凉了”（与“人亡政息”也是同一个规律）。
为什么翁诗杰要快刀斩乱麻？那是因为马华的历史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意结。就拿黄家定来说，他不否认是由林良实一手提拔的，因为在位的前三年（2003-2006），他一直活在林良实的影子中，只能作有限度的改弦易辙（如在党所内挂上第二任总会长林苍祐的玉照和提出九大纲领来强调终身学习等），也只有在2006年党选大胜后，他才真正地建立起黄家定的时代，带领团队面向2008年的大选。
翁诗杰作风迥然不同，虽然他也是在黄家定的扶持下，得以攀上总会长的高位，但他采取不拖泥带水也不儿女情长的强势姿态，一刀切结束黄氏兄弟“呼风唤雨的年代”，另插上翁诗杰的旗号。
说他的作风有些似李三春，那也是有迹可循的。当1974年李三春接过陈修信的棒子后，他就义无反顾地走出陈修信的影子，树立起李三春的旗帜。马华的五大计划就是李三春的代表作。李三春不是不爱陈修信，而是他更爱马华。在这之后，马华也多多少少刷新其形象：一个重新与华社有一定联系的政党；但不变的是：马华仍然活在国阵的阴影中，既痛苦也无奈，唯有拿民政党来出气。因此在李三春的年代（1974-1983），马华与民政是“势不两立”的。
翁诗杰也深谙政治上最忌他是别人的影子，因此对黄家定只好学李三春的那一套，但他仍欠黄家定两段情：其一是在2003年时，黄家定在审时度势后放翁诗杰一马，不再追究2001年马青代表大会的“武斗事件”（所谓的803黑色事件，是因为反对收购南洋报业的后遗症引致两派斗争），只是要他向党内表白即可。如果当年不是林良实不得不退位，恐怕翁诗杰已被祭旗，那有今日的荣耀？他和林良实的恩恩怨怨就此划上句号？
其二是在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动摇了黄家定的在马华的统领地位。他除了不入阁外，也在后来表明不再领导马华。于是安排其官职给其兄黄家泉出任，而党职则属意翁诗杰上位。因为放眼马华的接班人，翁诗杰较为合适。若是支持其兄黄家泉接班，肯定有反弹，指他在党内企图建立“黄氏王朝”。在权衡轻重后，他是希望翁诗杰当老大，黄家泉当老二。这样的排阵，既可避免裙带风，也是较能被人接受的。翁诗杰也因此出位在望了。虽不需要对黄家定感激涕流，但也不得不承认黄家定的苦心安排有以致之。
未想这样的安排，帮了翁诗杰，却害了黄家泉，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事缘已退出政坛的蔡细历在左思右想下，终于借势再战江湖。他巧妙地避开打老大，而是挑打老二，因为老二的位职在他看来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于黄家泉与黄家定脱离不了关系，打老二就等于打老大的影子，会取得较多的“同情票”。
毫无疑问的，蔡细历不论在黄家定的眼中，或在翁诗杰的眼中，都是共同的“党内敌手”，可以抬出“道德论”来穷追猛打。就在蔡细历没有胜算的当儿，又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林祥才，形成三角的署理战。
蔡细历就是因为冲撞了“道德论”，才有自知之明的打老二。若他没有在2007年爆出光碟事件，今日的他也许是马华老大了。这种阴差阳错也让蔡细历“咸鱼翻身”。人们也不得不惊叹代表们作出这么巧妙的选择。可是苦的是黄家泉，他因党选失利失去了说话权，再也没有党选前的风光了。虽然翁诗杰有安排黄家泉出任不起眼的党史档案局主任，但已无缘再进中委，又失去霹雳联委会主席，意味着他的官运已走到尽头了。黄家泉至此估计会选择有尊严的急流勇退，只能怪自己竟栽倒在蔡细历的手上。不过对黄氏兄弟而言，却是永远的伤痛。
如果说翁诗杰差点栽倒在803事件中，那么黄氏兄弟就是栽倒在308政啸中，只是数目字的颠倒，一个是转黑成红，另两个则是转红成黑。
就不知道翁诗杰这样的打牌会引起反弹吗？较后才能看得出来。
如果说黄氏兄弟先是忍着，那么蔡细历就不那么容易打发了。他忝为署理总会长，既没有任何州联委会主席的委托，也没有当纪律局的主席，自然心中另有想法。若是在官职方面，他又无望。蔡细历就此表白他有话说了，大意是，他希望能再次入阁，如果有提其名给首相而不被接受，他将无话可说，如果未提其名字而说巫统不接受，他会追根究底。
就此看来，翁诗杰的排阵和可能要走的下一步棋，已被蔡细历盯上伺机而发。党内的派系斗争会否提早爆发，尚得作进一步观察。
即使翁诗杰有先例可援，不要署理总会长担任党内要职和不入阁，蔡细历预料将会问个明白，为什么？
有些问题或者是没有答案的，林良实时代不要林亚礼出任纪委会主席，而是邀元老甘文华（前马华总秘书）担任，并没有多做解释。同样的翁诗杰也邀党元老黄俊杰（曾任部长马华前总秘书，因不满林李（孝友）之争而辞职）掌纪律局和另一元老刘文丰副之，确有其玄机所在。
除此之外，林良实派、元老派也在本届党选中的洗牌后已失去昔日的光彩，换来的是马青班底个个出人头地。翁诗杰就是用马青干部来面对元老派的可能反扑。如果这些失意的元老派因之而结成一股反主流的势力（蔡派、黄派及林派组成大合唱团），那将不可等闲视之。
在这方面，翁诗杰似乎胸有成竹，除开用“马青团”为马华注入新形象外，他的另一张王牌是：翁诗杰的招牌是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只要在未来领导马华在大选中反败为胜，他就是造王者，得以巩固其地位，做完三届九年的总会长；反之若是大选失败，他也落得已是收拾包袱的时候。
有人说，翁诗杰的背后有陈广才在协助，提供意见，不知此话当真？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相信翁诗杰是自作决定的成份多。他的“独行侠”的名声也不是浪得虚名的。但问题是，他的大动作换了9州的联委会主席，且出人意表的委任王茀明为总秘书，及郑福成为财政，倒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也正好突出翁的老大形象）。同时考验他的智慧和眼光，也考验他这样子做是否会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认同。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政治赌博。他会成为大赢家或是成为备受争议的领袖就要看他如何领导马华面对巫统。他不能再重蹈覆辙。唯唯诺诺只会自取其辱；敢怒敢言，据理力争才是绝处逢生的先决条件。马华失去的也许不很多，但华社失去的却不少。翁诗杰要怎样扭转局面？他的团队能否配合他的愿景？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不过，到目前为止，他的党选出师表，才刚刚起步，能否落实和怎样落实也倒回来成为他自己的最大的挑战。
不过，翁诗杰必须要放弃他的独行侠作风。因为今日的他扛着的是一面马华的大旗，带有民族的使命，因此也有需要理情兼顾把党内的矛盾降低，得理也要爱屋及乌，不让党争再次发生。不然对他的政治长征是有阻力的。他需要用一个整体一个团结的团队来面对巫统。单是一个翁诗杰是成不了气候的。古往今来，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的预先条件是拥有一支强大的队伍，而不是一个分帮立派的队伍。
既然翁诗杰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人们的回应是：那做出成绩来！这也是华社要看到的结果。过程虽然重要，结果是更为重要！
（原载于2008年11月24日《号外周报》 第403期）
解读欧阳修的“朋党论” （天下纵横）
有位从政的朋友，读了欧阳修的《朋党论》后有些失望，因为欧阳修所指的“朋党”与他所理解的“朋党”不但不能对号入座，而且意思相差甚远。
为什么这样呢？原来在当下社会我们所理解的“朋党”是贬义词，意指某些有权势的人，对自己的亲信“结党营私”，进行“利益输送”。凡是能获取的利益，先归给自己的小圈子得利，即便因此损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地让自己人占尽便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朋党（crony）。换句话说，有权势者组成了自己的利益利集，或残人以自肥，因此为人所不齿，也就把这样的人称之为“朋党”，是人民所不能苟同的“公器私用”或“假公济私“的行为。
还有一种情况是除了金钱外，也包括权力的输送与分配，以结成一个亲信集团，控制了既得的资源。因此，“朋党”也可以建立在权力分配之上的小集团。它们所发挥的能量，要看掌控大局者有多大的权力。权力越大利益就越大；反之权力小者利益也相对减少。但不变的定律是：“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化”。“朋党”也就变成十分负面的形容名词。
就此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也有他的看法。但我们在解读他的文章时，有必要了解他写这篇文章的年代和用心，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欧阳修的看法与现代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欧阳修是宋朝人（1007-1072），距离我们有近千年之久。他年少家贫，但十分好学，也有傲气，对唐代的韩愈最为崇拜。久而久之，他竟成为继韩愈之后的另一位古文大家，与宋朝苏东坡齐名。
有了学问的欧阳修在24岁那年，范仲淹因事贬官，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结果也触怒皇帝而被贬官。在当时为范仲淹说情的人都被贬职，被人称为“党人”。他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而后被仁宗皇帝（继景祐帝之位）赞他敢说直话，赐他五品朝服，并说他是难得的人才。
欧阳修在文章中把“朋党”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真朋党；另一类是假朋党。他开头这样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但在欧阳修看来，小人的“朋党”是假的，他说“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因为一旦利益冲突，便翻脸无情。这种“以利为朋”是很虚伪的。因此他说：“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变疏，则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由此可见，欧阳修心中的假朋党，就是今日我们所理解的“朋党”，是一批因利而相互利用或相互勾结者；一旦无利可图，可就六亲不认，朋党也就消失无踪。这种因利益而结合者，即便结成“朋党”也不能持久，是假情假意的。相对来说，欧阳修认为“真朋党”是存在的，而且值得推崇，正如他为范仲淹仗义执言，既不为利，而是为义，何错有之？他这样说“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既然两者间有天渊之别，欧阳修这样奉劝当权者：“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他还举例以证诸他所言非虚，例如荛舜帝之所以大治，因他们结君子为朋党，疏小人之伪朋。而不惜用君子者，就如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日为党人；及黄巾贼起（黄中起义），汉室大乱。又如唐晚年昭宗时，杀尽朝之名士，而唐逐亡矣。
这就点出当权者若不善用人，而是对君子与忠心者大开杀戒，误把小人当朋党，也就掉进伪朋党的陷阱而误国误民。
其实，欧阳修这样的解释“朋党”，在今日看来是有些混淆，因为“朋党”既是负面的，又何来分真伪？在此，我们无妨把欧阳修的“朋党论”拿来这样的理解，或者有助于厘清什么是“朋党”？因为在他所处的年代是封建社会，他不可能测知资本主义的社会已把“朋党”列为贬词，不再分什么“真朋党”和“假朋党”。因此不能怪欧阳修对“朋党”所定的下义。
无论如何，在今天来说，对欧阳修的“伪朋党”，我们一概将之归纳为“朋党”，让它具有贬斥的含义，用以警戒一些所谓有权势的至亲好友，最好不要结成“朋党”诱使当权者见利忘义，忘记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职责。这样一来，一个没有朋党的当权者就会不受朋党的谗言所误导。
另一方面，欧阳修的“真朋党论”，也应该改称为“团队”，而不再使用“朋党”一词，也就容易分辨其中的不同。因为每个当权者都要有团队，才能天下大治。而所谓的团队是建立在同道，同心的基础上，不营造“朋党”。
一旦我们将欧阳修的“朋党”作了划分和赋予新的含义后，就不会感到混淆不清。当然，团队也需预防小人潜伏其中，而逐渐将团队变质成朋党，那就是大不幸了。若未及时察觉或为慎防，君子也会变小人的，人们不得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原载于2008年11月24日《号外周报》 第403期）
为什么这样呢？原来在当下社会我们所理解的“朋党”是贬义词，意指某些有权势的人，对自己的亲信“结党营私”，进行“利益输送”。凡是能获取的利益，先归给自己的小圈子得利，即便因此损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地让自己人占尽便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朋党（crony）。换句话说，有权势者组成了自己的利益利集，或残人以自肥，因此为人所不齿，也就把这样的人称之为“朋党”，是人民所不能苟同的“公器私用”或“假公济私“的行为。
还有一种情况是除了金钱外，也包括权力的输送与分配，以结成一个亲信集团，控制了既得的资源。因此，“朋党”也可以建立在权力分配之上的小集团。它们所发挥的能量，要看掌控大局者有多大的权力。权力越大利益就越大；反之权力小者利益也相对减少。但不变的定律是：“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化”。“朋党”也就变成十分负面的形容名词。
就此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也有他的看法。但我们在解读他的文章时，有必要了解他写这篇文章的年代和用心，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欧阳修的看法与现代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欧阳修是宋朝人（1007-1072），距离我们有近千年之久。他年少家贫，但十分好学，也有傲气，对唐代的韩愈最为崇拜。久而久之，他竟成为继韩愈之后的另一位古文大家，与宋朝苏东坡齐名。
有了学问的欧阳修在24岁那年，范仲淹因事贬官，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结果也触怒皇帝而被贬官。在当时为范仲淹说情的人都被贬职，被人称为“党人”。他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而后被仁宗皇帝（继景祐帝之位）赞他敢说直话，赐他五品朝服，并说他是难得的人才。
欧阳修在文章中把“朋党”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真朋党；另一类是假朋党。他开头这样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但在欧阳修看来，小人的“朋党”是假的，他说“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因为一旦利益冲突，便翻脸无情。这种“以利为朋”是很虚伪的。因此他说：“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变疏，则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由此可见，欧阳修心中的假朋党，就是今日我们所理解的“朋党”，是一批因利而相互利用或相互勾结者；一旦无利可图，可就六亲不认，朋党也就消失无踪。这种因利益而结合者，即便结成“朋党”也不能持久，是假情假意的。相对来说，欧阳修认为“真朋党”是存在的，而且值得推崇，正如他为范仲淹仗义执言，既不为利，而是为义，何错有之？他这样说“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既然两者间有天渊之别，欧阳修这样奉劝当权者：“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他还举例以证诸他所言非虚，例如荛舜帝之所以大治，因他们结君子为朋党，疏小人之伪朋。而不惜用君子者，就如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日为党人；及黄巾贼起（黄中起义），汉室大乱。又如唐晚年昭宗时，杀尽朝之名士，而唐逐亡矣。
这就点出当权者若不善用人，而是对君子与忠心者大开杀戒，误把小人当朋党，也就掉进伪朋党的陷阱而误国误民。
其实，欧阳修这样的解释“朋党”，在今日看来是有些混淆，因为“朋党”既是负面的，又何来分真伪？在此，我们无妨把欧阳修的“朋党论”拿来这样的理解，或者有助于厘清什么是“朋党”？因为在他所处的年代是封建社会，他不可能测知资本主义的社会已把“朋党”列为贬词，不再分什么“真朋党”和“假朋党”。因此不能怪欧阳修对“朋党”所定的下义。
无论如何，在今天来说，对欧阳修的“伪朋党”，我们一概将之归纳为“朋党”，让它具有贬斥的含义，用以警戒一些所谓有权势的至亲好友，最好不要结成“朋党”诱使当权者见利忘义，忘记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职责。这样一来，一个没有朋党的当权者就会不受朋党的谗言所误导。
另一方面，欧阳修的“真朋党论”，也应该改称为“团队”，而不再使用“朋党”一词，也就容易分辨其中的不同。因为每个当权者都要有团队，才能天下大治。而所谓的团队是建立在同道，同心的基础上，不营造“朋党”。
一旦我们将欧阳修的“朋党”作了划分和赋予新的含义后，就不会感到混淆不清。当然，团队也需预防小人潜伏其中，而逐渐将团队变质成朋党，那就是大不幸了。若未及时察觉或为慎防，君子也会变小人的，人们不得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原载于2008年11月24日《号外周报》 第403期）
18.11.08
奥巴马刮“寄居论”者一巴掌 非种族政治抬头‧政治王朝式微
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肯定不认识阿末依斯迈，但他却在11月4日向对方刮了一巴掌。不仅不认同后者的“寄居论”，更用选票否决“寄居论”的正当性，由此可见，远在美国的奥巴马也因不服“寄居论”而用行动证明“寄居论”是破产的，也没有市场。
这件事得从今年8月份谈起，那时也因小小的槟城有一场补选（当然绝没有美国大选那么重要），但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参选的安华依布拉欣也非等闲人物，他要在那场补选中重新站起来，却面临执政党拦路。而忝为执政党一份子的阿末依斯迈尽管在以前与安华是同志，也就在补选座谈会上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说什么华人是外来的寄居者，不能要求平等什么的，经报章这么一报导，他的“寄居论”马上被炒热起来。华人社会纷纷义愤填膺，要求有关者道歉。但他死也不道歉，并说是记者写错了。他指的是历史，因为历史上华人是外来的移民，就这么企图轻描淡写把错误的话推给历史承担。
既然不承认错误，华人政团也就发出强烈反击，此伏彼起，形成一个要求“还一个公道”的运动。当然错的始终是错的，就连执政的巫统也认为他错了，对他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三年”。这样的“惩罚”看来事小，却是事关重大，因为阿末依斯迈认为是有人在挑起事端，也就把气发泄在许子根身上，除了党所内有人撕了许子根的玉照外，槟州巫统也枪口一致向民政开炮。直到今天槟州巫统与民政还是处于“绝交”阶段；算是“寄居论”带来的后遗症。
虽然如此，民政除了生气之外，还是生气，而华社除了不服气之外，也还是不服气。但生气和不服气后又能怎么样？毕竟巫统已经“惩罚”了他，你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寄居论”也已告一段落。一个没有句号的段落，给民政党留下永远的伤痛。
未想3个月后，为许子根出口气的竟是一个与他不相关的大人物，当然绝不是民政党党员，而是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党员奥巴马，说来也真让人不可思议。许子根的“受辱”与民政的面临打压又关美国什么事？又关奥巴马什么事？偏偏是与奥巴马扯上了关系。
原来今年47岁的奥巴马是不折不扣的外来移民的后裔。他的父亲原是肯尼亚人，来美国留学与白人妇女结婚，生下了奥巴马。奥巴马少时虽也曾在印度尼西亚住过和读过书，但他却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和美国公民。虽然如此，奥巴马在一些人的眼中，也被归类为“寄居者”，因为他是外来移民的儿子。既然是“寄居者”，奥巴马再怎样奋斗，要在白人世界头角峥嵘，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偏偏不信邪的奥巴马，就凭着个人的毅力与过人的智慧，在政坛上先争得一个席位，那就是他在4年前当选伊利诺伊州选区的参议员。
有了这个身份垫背后，奥巴马竟要与“天公试比高”。初看起来是“不自量力”的。他在2006年宣布要角逐美国总统。结果在2年后，也就是今天创造了奇迹。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在美国化梦成真。在这之前，谁会相信“黑人”可以成为世界超强的美国的总统？在这之前，谁又会信一位外来移民的“寄居者”的儿子会被美国人接受领导一等一国家？就在没有人会相信下，一个奥巴马改变了世人的眼光。
无可否认的，几百多年前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来了大批的英国人，后来欧洲人也来了，形成一个白人社会，再后来各国的人也都向美国“淘金”来了。久而久之，美国成了外来移民的首选国家。正因为这样，于1774年美国摆脱英殖民统治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仍没有拒绝外来的移民，但不容易改变“白人的天下”这一局面。
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数年前出版另一本巨著《我是谁》，就道尽美国人种的复杂，彼此的身份都不容易辨认，但除了不同的身世和背景外，凡是公民就只有一种身份──我是美国人，他们只认同的是美国是英国式的西方文化，而不是以英国人为本位的识别。换言之，不以种族区分公民身份。
既然奥巴马是美国人，也就享有相同的权利，即便是肤色黑，是外来移民的后裔，也不影响他在美国争第一把交椅的权利。
这样一来奥巴马的第一个效应就是彻底打掉“寄居论”。
第二个效应又是什么呢？那就是选民对“政治王朝”的厌倦。原本奥巴马最大的劲敌也是来自民主党的希拉里。她原先被看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但有一位专栏作家撰文指出美国独立不过234年，如果再选希拉里出任总统的话，那么她很可能担任8年的公职。加上其丈夫克林顿的8年总统生涯，意味着克林顿家族就统治美国16年之久。而往前一推，老布斯担任4年总统，小布斯任8年总统，合共12年。这样一来两个家族在美国的现代史上就占了28年的统治，实在不宜，也太长。也许这是希拉里的最大的致命伤。当然还有其它的理由不在此赘述。
从这说明美国人酷爱民主下，不能接受家族的统治太过长久。
用在马来西亚，也是值得省思的。不论朝野政党，现在都存在家族政治。但尚未形成“政治王朝”，因此有必要从美国选举中看到“政治王朝”之不可取。甚至连马哈迪也公开反对，马来西亚的从政者，也不要存有这种心态。有时候急流勇退是必要的，以求避嫌，尤其是在政坛上，其敏感性非常之高。
反观奥巴马，因为没有这样的政治包袱，轻松上征，也就在后来追上希拉里了。这说明美国人宁可取非种族政治，也不要“政治王朝”。
因此奥巴马的第三个效应就是打破种族政治。虽然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欢迎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参政，但一向以来是白人主政的局面，非白人是难于争天下的。
举例来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60年代领导的一场黑权运动就是要争取平权。他的名言是希望在未来奴隶的子女与奴隶主的子女是平等在一起为美国而奋斗。未想他的梦（他的成名演讲是“我有一个梦”）在1968年破灭。这一年他被暗杀了，他不容于鼓吹“黑权”。
就这样，美国的种族政治不成文地扣住美国白人之心，许多年来都没有改变，直到千禧年后，我们才看到布斯政府中先后出现两名黑人国务卿，他们是鲍威尔与赖斯。
不过这个高职是委任的，不是民选的，大权还是握在总统手里。这就是说，白人一向以来是美国乃至世界命运的主导者和掌握者，尚轮不到黑人靠民意上台主政。
奥巴马却意外地打败了白人敌手，历史性地成为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究其因是希拉里的弱点被认为是克林顿政治的延续，虽然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精英。而共和党的麦凯恩虽曾被美国人誉为越战时的英雄（曾在越南被监禁，后光荣回国），也是一位政治高手，但输在年纪过大（72岁）。他想再创里根（也是共和党80年代的总统。当选时已是69岁）的当选历史。无奈美国选民已经年轻化，他们不再相信里根的保守主义足以拯救陷入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他们把经济当成国家头等大事，不再以肤色来判定候选人的优劣；尤其是奥巴马打出“改变”（Change）牌后，吸引了万千的美国年轻选民和妇女的支持。因为他们要的是让一位优秀的年轻人来收拾烂摊子，以打掉布斯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在美国人的眼中，布斯延续了里根的保守主义，让自由经济放任而捅出大漏子，一间间公司排队破产。数目之大，令人目瞪口呆。就这样，年纪大的麦凯恩即便占白人选民最多的优势，也不成为首选了。反而认为麦凯恩是保守主义的右派，不如让中间偏左的奥巴马来一个改变。
在以国家利益为重下，美国选民抛开了种族政治，而是用现代眼光来看待政治，扶起了一个黑人总统。
这意味着非种族政治打胜了种族政治。美国人因而欢呼改变的到来，全世界也同样额手称庆，终于看到美国人愿意改变了。
马来西亚在308大选时，也是对种族政治给予巨大的冲击，而非种族政治也首次发挥了威力。奥巴马的胜利，自然加速马来西亚也要改变。副首相纳吉开口说了，他在接手领导后，也要学奥巴马使巫统改变。因为只有改变，才能迎合人民的要求。这是一个正面的回应，显示保守主义政策行不通，也证明不但反对党在追求改变，甚至连执政党也要变。正如纳吉所说，政府若不改变，就等着人民来改变。奥巴马产生的效应也同样刺激首相阿都拉，他说，在马来西亚，只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任何人也都可以出任首相。
这话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马来西亚的现实环境，非马来人尚无此念头，也知道“言易行难”。他们不是要争第一把交椅，所要的改变是出现一个平权的社会，让每位马来西亚人，都能拥有相同的权利在这个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再有什么寄居论调发出的怪音。
总而言之，寄居论、种族政治及政治王朝在奥巴马的光芒下，已显得黯然失色和靠边站了。
（原载于2008年11月17日《号外周报》 第402期）
这件事得从今年8月份谈起，那时也因小小的槟城有一场补选（当然绝没有美国大选那么重要），但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参选的安华依布拉欣也非等闲人物，他要在那场补选中重新站起来，却面临执政党拦路。而忝为执政党一份子的阿末依斯迈尽管在以前与安华是同志，也就在补选座谈会上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说什么华人是外来的寄居者，不能要求平等什么的，经报章这么一报导，他的“寄居论”马上被炒热起来。华人社会纷纷义愤填膺，要求有关者道歉。但他死也不道歉，并说是记者写错了。他指的是历史，因为历史上华人是外来的移民，就这么企图轻描淡写把错误的话推给历史承担。
既然不承认错误，华人政团也就发出强烈反击，此伏彼起，形成一个要求“还一个公道”的运动。当然错的始终是错的，就连执政的巫统也认为他错了，对他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三年”。这样的“惩罚”看来事小，却是事关重大，因为阿末依斯迈认为是有人在挑起事端，也就把气发泄在许子根身上，除了党所内有人撕了许子根的玉照外，槟州巫统也枪口一致向民政开炮。直到今天槟州巫统与民政还是处于“绝交”阶段；算是“寄居论”带来的后遗症。
虽然如此，民政除了生气之外，还是生气，而华社除了不服气之外，也还是不服气。但生气和不服气后又能怎么样？毕竟巫统已经“惩罚”了他，你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寄居论”也已告一段落。一个没有句号的段落，给民政党留下永远的伤痛。
未想3个月后，为许子根出口气的竟是一个与他不相关的大人物，当然绝不是民政党党员，而是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党员奥巴马，说来也真让人不可思议。许子根的“受辱”与民政的面临打压又关美国什么事？又关奥巴马什么事？偏偏是与奥巴马扯上了关系。
原来今年47岁的奥巴马是不折不扣的外来移民的后裔。他的父亲原是肯尼亚人，来美国留学与白人妇女结婚，生下了奥巴马。奥巴马少时虽也曾在印度尼西亚住过和读过书，但他却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和美国公民。虽然如此，奥巴马在一些人的眼中，也被归类为“寄居者”，因为他是外来移民的儿子。既然是“寄居者”，奥巴马再怎样奋斗，要在白人世界头角峥嵘，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偏偏不信邪的奥巴马，就凭着个人的毅力与过人的智慧，在政坛上先争得一个席位，那就是他在4年前当选伊利诺伊州选区的参议员。
有了这个身份垫背后，奥巴马竟要与“天公试比高”。初看起来是“不自量力”的。他在2006年宣布要角逐美国总统。结果在2年后，也就是今天创造了奇迹。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在美国化梦成真。在这之前，谁会相信“黑人”可以成为世界超强的美国的总统？在这之前，谁又会信一位外来移民的“寄居者”的儿子会被美国人接受领导一等一国家？就在没有人会相信下，一个奥巴马改变了世人的眼光。
无可否认的，几百多年前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来了大批的英国人，后来欧洲人也来了，形成一个白人社会，再后来各国的人也都向美国“淘金”来了。久而久之，美国成了外来移民的首选国家。正因为这样，于1774年美国摆脱英殖民统治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仍没有拒绝外来的移民，但不容易改变“白人的天下”这一局面。
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数年前出版另一本巨著《我是谁》，就道尽美国人种的复杂，彼此的身份都不容易辨认，但除了不同的身世和背景外，凡是公民就只有一种身份──我是美国人，他们只认同的是美国是英国式的西方文化，而不是以英国人为本位的识别。换言之，不以种族区分公民身份。
既然奥巴马是美国人，也就享有相同的权利，即便是肤色黑，是外来移民的后裔，也不影响他在美国争第一把交椅的权利。
这样一来奥巴马的第一个效应就是彻底打掉“寄居论”。
第二个效应又是什么呢？那就是选民对“政治王朝”的厌倦。原本奥巴马最大的劲敌也是来自民主党的希拉里。她原先被看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但有一位专栏作家撰文指出美国独立不过234年，如果再选希拉里出任总统的话，那么她很可能担任8年的公职。加上其丈夫克林顿的8年总统生涯，意味着克林顿家族就统治美国16年之久。而往前一推，老布斯担任4年总统，小布斯任8年总统，合共12年。这样一来两个家族在美国的现代史上就占了28年的统治，实在不宜，也太长。也许这是希拉里的最大的致命伤。当然还有其它的理由不在此赘述。
从这说明美国人酷爱民主下，不能接受家族的统治太过长久。
用在马来西亚，也是值得省思的。不论朝野政党，现在都存在家族政治。但尚未形成“政治王朝”，因此有必要从美国选举中看到“政治王朝”之不可取。甚至连马哈迪也公开反对，马来西亚的从政者，也不要存有这种心态。有时候急流勇退是必要的，以求避嫌，尤其是在政坛上，其敏感性非常之高。
反观奥巴马，因为没有这样的政治包袱，轻松上征，也就在后来追上希拉里了。这说明美国人宁可取非种族政治，也不要“政治王朝”。
因此奥巴马的第三个效应就是打破种族政治。虽然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欢迎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参政，但一向以来是白人主政的局面，非白人是难于争天下的。
举例来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60年代领导的一场黑权运动就是要争取平权。他的名言是希望在未来奴隶的子女与奴隶主的子女是平等在一起为美国而奋斗。未想他的梦（他的成名演讲是“我有一个梦”）在1968年破灭。这一年他被暗杀了，他不容于鼓吹“黑权”。
就这样，美国的种族政治不成文地扣住美国白人之心，许多年来都没有改变，直到千禧年后，我们才看到布斯政府中先后出现两名黑人国务卿，他们是鲍威尔与赖斯。
不过这个高职是委任的，不是民选的，大权还是握在总统手里。这就是说，白人一向以来是美国乃至世界命运的主导者和掌握者，尚轮不到黑人靠民意上台主政。
奥巴马却意外地打败了白人敌手，历史性地成为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究其因是希拉里的弱点被认为是克林顿政治的延续，虽然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精英。而共和党的麦凯恩虽曾被美国人誉为越战时的英雄（曾在越南被监禁，后光荣回国），也是一位政治高手，但输在年纪过大（72岁）。他想再创里根（也是共和党80年代的总统。当选时已是69岁）的当选历史。无奈美国选民已经年轻化，他们不再相信里根的保守主义足以拯救陷入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他们把经济当成国家头等大事，不再以肤色来判定候选人的优劣；尤其是奥巴马打出“改变”（Change）牌后，吸引了万千的美国年轻选民和妇女的支持。因为他们要的是让一位优秀的年轻人来收拾烂摊子，以打掉布斯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在美国人的眼中，布斯延续了里根的保守主义，让自由经济放任而捅出大漏子，一间间公司排队破产。数目之大，令人目瞪口呆。就这样，年纪大的麦凯恩即便占白人选民最多的优势，也不成为首选了。反而认为麦凯恩是保守主义的右派，不如让中间偏左的奥巴马来一个改变。
在以国家利益为重下，美国选民抛开了种族政治，而是用现代眼光来看待政治，扶起了一个黑人总统。
这意味着非种族政治打胜了种族政治。美国人因而欢呼改变的到来，全世界也同样额手称庆，终于看到美国人愿意改变了。
马来西亚在308大选时，也是对种族政治给予巨大的冲击，而非种族政治也首次发挥了威力。奥巴马的胜利，自然加速马来西亚也要改变。副首相纳吉开口说了，他在接手领导后，也要学奥巴马使巫统改变。因为只有改变，才能迎合人民的要求。这是一个正面的回应，显示保守主义政策行不通，也证明不但反对党在追求改变，甚至连执政党也要变。正如纳吉所说，政府若不改变，就等着人民来改变。奥巴马产生的效应也同样刺激首相阿都拉，他说，在马来西亚，只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任何人也都可以出任首相。
这话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马来西亚的现实环境，非马来人尚无此念头，也知道“言易行难”。他们不是要争第一把交椅，所要的改变是出现一个平权的社会，让每位马来西亚人，都能拥有相同的权利在这个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再有什么寄居论调发出的怪音。
总而言之，寄居论、种族政治及政治王朝在奥巴马的光芒下，已显得黯然失色和靠边站了。
（原载于2008年11月17日《号外周报》 第402期）
林良实比孔子更棒？ (天下纵横)
林良实的妙论是很值得玩味的，他认为男人精力过剩往外边发泄是自然的事，只要没有被人发现，也就安然无恙了。
由于他的“大男人论”，也引发“小女人”站出来指他教坏小孩子，并认为他企图合理化出轨论。
我不知道林良实有没有读过孔子的名句，孔子说，他15岁就立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
所谓的不惑在孔子看来是对自己的学识已有自信而坚信不疑，但我们不妨把它也解读成不容易受到诱惑。
尽管这或不符合孔子的原意，我们还是认为一个人到了40岁不受诱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年龄的男人还是生龙活虎的，那有不被诱惑的呢？
既然40岁的精力十分旺盛，而且精力过人，我们也不要强求40岁的男人正经八百，毕竟这与生理的需求不符。
因此孔夫子又这样说了，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到了70从心所欲，不逾矩。照此来看，孔夫子也很懂得科学和人的生理变化。他不是订了70岁才不能越轨吗？以此推理孔夫子的“至理名言”，他只是说40不惑，没有说40不逾矩，唯有到了70岁才要自我约束。
若是按林良实的“语录”，他不需要读懂孔夫子的名言就已掌握人的生理条件。毕竟他是医生，孔夫子不是，因此说他比孔夫子更懂得生理变化，一点也没错。
现在我们争议的不是医生与学者的“高见”有何异同，而是林良实曾做为一个从政者，他的言论已不是医生对病人的谈话，而是一个公共人物对道德的观点，按照他的逻辑，男人若有出轨，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必大惊小怪，可以平常心来看待。
不幸的是，有人认为，如果是一位公共人物，也就不再享有“免疫”的权利，因此另外的一种声音是不赞同他这样地把政治与道德岔开论。自然对他的言论有弹无赞。在这方面，他也引述东姑的故事来作出间接的驳斥。大意是说，东姑曾问国会议员能否举手表示自己从来没有逾矩的，据知当时只有陈志勤一人举手，其它人没有回应。这就是说，大多数男人都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也无需在公共场合表态。这就符合林良实的言论，只要没有被人发现或有证据在手，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这也确实是一条“大道理”。只要没有人能证明你出轨，也就没有过失可言，更不需要举手表清白。一般上，我们都这样子说，男女之间的婚外情事是你知我知和天知，属于“三知”的范畴。只有超过了“三知”，才是触及道德的底线，不然的话，又干卿底事？
但万一超过“三知”，林良实也有一套宽恕论。不必要穷追猛打，再者若当事人已道歉，就应宽容原谅，不要喋喋不休讲个不停。
站在男人的立场，自然希望事情有个了结，不要再没完没了。理由是许多男人都会犯同样的错，或虽有过这样的事发生，讲也讲不完的。
这话说得也不无道理，但若是卫道者“坚持公共人物”有一套道德标准，也就不会苟同“事爆之后，还当着没有这么一回事”。因此总是又拿起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来顶住，那就是孔子对君子的定义是要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转成我们熟悉的话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伟大的理想倒没有几个人可做到。因此对一个从政者有太多的苛求，也真会让人吃不消的。孔子不是说了吗：“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化成白话就成了“大德大节不能超越界限，小德小节有点出入是可以的”。
这样的说法也就涉及一个标准，到底男人逾矩是“小德小节”或是“大德大节”呢？似乎又没有一个标准。
正因为这样，林良实也就把“精力过剩论”当成是“小德小节”而非“大德大节”，外界可以适可而止了。
说老实说，如果不涉及公共人物，人们也不需要动辄拿“道德规”来指指点点。由此可见，当公共人士是很辛苦的，至少将因此失去自身的自由，普通人可以做的，政治人物就不能。因此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政治人物当成“高人一等”，也就有较高的要求。这对从政者来说，未成功已是先把自由典当掉；若是不想失去个人的自由，那就不要成为公共人物。
不过，孔子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是说，面对不如意或不顺兴的事时，最好是忍一忍，所谓百忍成金，只要忍到“炉火纯青”，不必于急出头，让自己成为“脱胎换骨”的人，或者还有机会卷土重来。虽然主动权不操在当事人，而是操在那些主政的人士，但是，谁又能断定没有“柳暗花明”呢？时间也许是最好的证人。
无论如何，人们还是要记取林良实的忠告：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要让人知道。关键在于公共人物有时是防不胜防，有时是太大意和不小心才撞出大件事，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你以为然否？
（原载于2008年11月17日《号外周报》 第402期）
由于他的“大男人论”，也引发“小女人”站出来指他教坏小孩子，并认为他企图合理化出轨论。
我不知道林良实有没有读过孔子的名句，孔子说，他15岁就立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
所谓的不惑在孔子看来是对自己的学识已有自信而坚信不疑，但我们不妨把它也解读成不容易受到诱惑。
尽管这或不符合孔子的原意，我们还是认为一个人到了40岁不受诱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年龄的男人还是生龙活虎的，那有不被诱惑的呢？
既然40岁的精力十分旺盛，而且精力过人，我们也不要强求40岁的男人正经八百，毕竟这与生理的需求不符。
因此孔夫子又这样说了，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到了70从心所欲，不逾矩。照此来看，孔夫子也很懂得科学和人的生理变化。他不是订了70岁才不能越轨吗？以此推理孔夫子的“至理名言”，他只是说40不惑，没有说40不逾矩，唯有到了70岁才要自我约束。
若是按林良实的“语录”，他不需要读懂孔夫子的名言就已掌握人的生理条件。毕竟他是医生，孔夫子不是，因此说他比孔夫子更懂得生理变化，一点也没错。
现在我们争议的不是医生与学者的“高见”有何异同，而是林良实曾做为一个从政者，他的言论已不是医生对病人的谈话，而是一个公共人物对道德的观点，按照他的逻辑，男人若有出轨，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必大惊小怪，可以平常心来看待。
不幸的是，有人认为，如果是一位公共人物，也就不再享有“免疫”的权利，因此另外的一种声音是不赞同他这样地把政治与道德岔开论。自然对他的言论有弹无赞。在这方面，他也引述东姑的故事来作出间接的驳斥。大意是说，东姑曾问国会议员能否举手表示自己从来没有逾矩的，据知当时只有陈志勤一人举手，其它人没有回应。这就是说，大多数男人都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也无需在公共场合表态。这就符合林良实的言论，只要没有被人发现或有证据在手，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这也确实是一条“大道理”。只要没有人能证明你出轨，也就没有过失可言，更不需要举手表清白。一般上，我们都这样子说，男女之间的婚外情事是你知我知和天知，属于“三知”的范畴。只有超过了“三知”，才是触及道德的底线，不然的话，又干卿底事？
但万一超过“三知”，林良实也有一套宽恕论。不必要穷追猛打，再者若当事人已道歉，就应宽容原谅，不要喋喋不休讲个不停。
站在男人的立场，自然希望事情有个了结，不要再没完没了。理由是许多男人都会犯同样的错，或虽有过这样的事发生，讲也讲不完的。
这话说得也不无道理，但若是卫道者“坚持公共人物”有一套道德标准，也就不会苟同“事爆之后，还当着没有这么一回事”。因此总是又拿起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来顶住，那就是孔子对君子的定义是要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转成我们熟悉的话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伟大的理想倒没有几个人可做到。因此对一个从政者有太多的苛求，也真会让人吃不消的。孔子不是说了吗：“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化成白话就成了“大德大节不能超越界限，小德小节有点出入是可以的”。
这样的说法也就涉及一个标准，到底男人逾矩是“小德小节”或是“大德大节”呢？似乎又没有一个标准。
正因为这样，林良实也就把“精力过剩论”当成是“小德小节”而非“大德大节”，外界可以适可而止了。
说老实说，如果不涉及公共人物，人们也不需要动辄拿“道德规”来指指点点。由此可见，当公共人士是很辛苦的，至少将因此失去自身的自由，普通人可以做的，政治人物就不能。因此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政治人物当成“高人一等”，也就有较高的要求。这对从政者来说，未成功已是先把自由典当掉；若是不想失去个人的自由，那就不要成为公共人物。
不过，孔子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是说，面对不如意或不顺兴的事时，最好是忍一忍，所谓百忍成金，只要忍到“炉火纯青”，不必于急出头，让自己成为“脱胎换骨”的人，或者还有机会卷土重来。虽然主动权不操在当事人，而是操在那些主政的人士，但是，谁又能断定没有“柳暗花明”呢？时间也许是最好的证人。
无论如何，人们还是要记取林良实的忠告：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要让人知道。关键在于公共人物有时是防不胜防，有时是太大意和不小心才撞出大件事，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你以为然否？
（原载于2008年11月17日《号外周报》 第402期）
15.11.08
翁诗杰出怪招打马青牌 （跃马扬鞭）
马华新任总会长翁诗杰宣布了一个“马青团队”的新阵容，看来具有“破旧立新”的感觉，显示了他有“改头换面“的决心，但也意味着他准备面对一场可能发生的派党斗争。
从第一方面来讲，他是继李三春之后的第二位马青总团长坐上总会长高位的人。李三春于1963年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当选马青总团长。在他强势领导下，马青发展成一个冲锋型的队伍，造就他在1974年接下陈修信的班而成为马华总会长。他留下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历史（1982年移师芙蓉面对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854张多数票取胜），而突然在1983年“离党出走”，又是留下一个谜团。翁诗杰则在1999年以下议院副议长的身份在马青总团长一役中脱颖而出。虽然及后成为副部长，但政途并不平坦；尤其是在2001年因收购报业争议在马青代表大会爆发了“武斗事件”，给他带来极大的困扰，差点被结束政治生命。直到2003年林良实下台，黄家定上台才平息所谓“803”的黑色事件，政途转危为安。这两人一前一后的在马青崛起而在马华党中央“君临天下”，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但两人的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他会不会成为李三春第二，尚言之过早。
例如，李三春在1973年先杀退有意争龙头老大的林敬益，并于1979年杀下与他争老大的曾永森，但放过争老二的何文翰。虽然如此，得势不饶人的李三春决意不让曾永森出任中委，要他辞部长职；也让何文翰坐冷凳板，无所事事，被当成透明人。最后何文翰只得黯然退出政坛。
同样的翁诗杰在2003年扫除林良实意图拿他来祭旗的威胁后，也在2008年的党选中击败蔡锐明才稳坐钓鱼台。他当然不会委任蔡锐明出任中委，也没有委任其副手蔡细历出任何重要职位。手法接近李三春。
不过翁诗杰比李三春有更大的突破，他破例地重用马青班底的人马担任重要职位。如廖中莱继掌槟州、魏家祥掌马六甲、陆垠佑任副总秘书、姚伟豪为组织秘书及三名马青干部颜丰守、马汉顺及陈显裕进入中委，而他本身兼任柔佛主席，正说明了“马青团队”已形成马华的核心，这在马华党史上是第一次，也展现了翁诗杰的作风与众不同。我们不知道翁诗杰这样做是否从胡锦涛那里吸取灵感？因为后者在2003年出任国家主席后，就大批地提拔“共青团员”登上政治高位。
比较令人意料之外的是对总秘书的委任，竟是来自登嘉楼州的黑马王茀明（上议院副主席），取代了原先实力雄厚的黄家泉。一向低调的王茀明能拔地而起，一夜之间坐上第三把交椅，表面上看来是折衷派人物，既不“得罪”蔡派，也非向黄家定“报恩”，实则是翁派的人马，其中的吊诡，只有翁诗杰明瞭自己的“政治用心”。因为这意味着连中委也不是，又失去霹雳联委会主席的黄家泉的政途已亮起红灯，确是黄家兄弟始料未及。
在这种情形下，翁诗杰的团队是自成一格的，它被人认为反映了下列几个现象：①黄氏兄弟在308大选及1018党选后被连根拔起；②蔡细历及其人马被边缘化；③林良实的剩余势力被削掉及 ④元老派势力式微。这会不会引起反弹，倒是当下马华党员所关注的大课题。
如果我们分析翁诗杰的从政历程，不难发现他是一位靠自身努力起家的从政者。1981年他参加马华公会，1986年担任李金狮的政治秘书，1989年的一场补选胜出，奠定他的青云路，但也在后来又靠自己的实力杀出一条血路。因此他在党内没有把自己明显标签属哪个派系，独行侠之名也就不胫而走了。以这样的从政路和性格来看翁诗杰的不按牌理打牌，也就可以理解个中因由了。
当然如果不是308的政治海啸，翁诗杰要在党内头角峥嵘，也还真是不容易。正因为政治变幻无穷，给这位少年得志的从政者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被当权派鉴定为会长的接班人。在这方面，黄家定推波助澜的部署，陈广才的私下祝福也给翁诗杰开了方便之门。虽然在所谓大恩不言谢下，翁诗杰可以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但就不知道此刻的黄家定有何感想？也不知道这么苦斗胜来不易的蔡细历是怎么想？对此，翁诗杰总是要面对的。
不论他们这么想，最重要的诗翁诗杰怎么样来应对巫统的新团队和如何改变巫统的政治独大心态？这也是华社所要知道的：马华下一步怎样走？
刊于2008年11月14日 《南洋商报》
从第一方面来讲，他是继李三春之后的第二位马青总团长坐上总会长高位的人。李三春于1963年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当选马青总团长。在他强势领导下，马青发展成一个冲锋型的队伍，造就他在1974年接下陈修信的班而成为马华总会长。他留下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历史（1982年移师芙蓉面对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854张多数票取胜），而突然在1983年“离党出走”，又是留下一个谜团。翁诗杰则在1999年以下议院副议长的身份在马青总团长一役中脱颖而出。虽然及后成为副部长，但政途并不平坦；尤其是在2001年因收购报业争议在马青代表大会爆发了“武斗事件”，给他带来极大的困扰，差点被结束政治生命。直到2003年林良实下台，黄家定上台才平息所谓“803”的黑色事件，政途转危为安。这两人一前一后的在马青崛起而在马华党中央“君临天下”，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但两人的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他会不会成为李三春第二，尚言之过早。
例如，李三春在1973年先杀退有意争龙头老大的林敬益，并于1979年杀下与他争老大的曾永森，但放过争老二的何文翰。虽然如此，得势不饶人的李三春决意不让曾永森出任中委，要他辞部长职；也让何文翰坐冷凳板，无所事事，被当成透明人。最后何文翰只得黯然退出政坛。
同样的翁诗杰在2003年扫除林良实意图拿他来祭旗的威胁后，也在2008年的党选中击败蔡锐明才稳坐钓鱼台。他当然不会委任蔡锐明出任中委，也没有委任其副手蔡细历出任何重要职位。手法接近李三春。
不过翁诗杰比李三春有更大的突破，他破例地重用马青班底的人马担任重要职位。如廖中莱继掌槟州、魏家祥掌马六甲、陆垠佑任副总秘书、姚伟豪为组织秘书及三名马青干部颜丰守、马汉顺及陈显裕进入中委，而他本身兼任柔佛主席，正说明了“马青团队”已形成马华的核心，这在马华党史上是第一次，也展现了翁诗杰的作风与众不同。我们不知道翁诗杰这样做是否从胡锦涛那里吸取灵感？因为后者在2003年出任国家主席后，就大批地提拔“共青团员”登上政治高位。
比较令人意料之外的是对总秘书的委任，竟是来自登嘉楼州的黑马王茀明（上议院副主席），取代了原先实力雄厚的黄家泉。一向低调的王茀明能拔地而起，一夜之间坐上第三把交椅，表面上看来是折衷派人物，既不“得罪”蔡派，也非向黄家定“报恩”，实则是翁派的人马，其中的吊诡，只有翁诗杰明瞭自己的“政治用心”。因为这意味着连中委也不是，又失去霹雳联委会主席的黄家泉的政途已亮起红灯，确是黄家兄弟始料未及。
在这种情形下，翁诗杰的团队是自成一格的，它被人认为反映了下列几个现象：①黄氏兄弟在308大选及1018党选后被连根拔起；②蔡细历及其人马被边缘化；③林良实的剩余势力被削掉及 ④元老派势力式微。这会不会引起反弹，倒是当下马华党员所关注的大课题。
如果我们分析翁诗杰的从政历程，不难发现他是一位靠自身努力起家的从政者。1981年他参加马华公会，1986年担任李金狮的政治秘书，1989年的一场补选胜出，奠定他的青云路，但也在后来又靠自己的实力杀出一条血路。因此他在党内没有把自己明显标签属哪个派系，独行侠之名也就不胫而走了。以这样的从政路和性格来看翁诗杰的不按牌理打牌，也就可以理解个中因由了。
当然如果不是308的政治海啸，翁诗杰要在党内头角峥嵘，也还真是不容易。正因为政治变幻无穷，给这位少年得志的从政者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被当权派鉴定为会长的接班人。在这方面，黄家定推波助澜的部署，陈广才的私下祝福也给翁诗杰开了方便之门。虽然在所谓大恩不言谢下，翁诗杰可以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但就不知道此刻的黄家定有何感想？也不知道这么苦斗胜来不易的蔡细历是怎么想？对此，翁诗杰总是要面对的。
不论他们这么想，最重要的诗翁诗杰怎么样来应对巫统的新团队和如何改变巫统的政治独大心态？这也是华社所要知道的：马华下一步怎样走？
刊于2008年11月14日 《南洋商报》
11.11.08
从吴清德到谢宽泰 (跃马扬鞭)
民政党这一路走来，有两个人是值得一提的。他们的际遇不但相似，而且也因为改写不了槟州的历史，反而被历史改写他们的命运。
第一个人是吴清德，是位饱学之士，哈佛的博士，原在马大执教。1969年民政党上台执政后，他成为被林苍佑拉拢的高级知识份子，因此1974年在高渊国席旗开得胜，从此揭开他的顚波起伏的政治生涯。
第二个人是谢宽泰，在理大毕业后，考取曼谷大学的硕士，专业城市设计，与吴清德一样，英文教育出身。1990年许子根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成为许子根的特别助理，开始他的政治历程。这两位面貌有些相似的书生问政，虽在不同的年代出人头地，但却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吊诡的是，他们的经历有不期而遇的巧合。
吴清德成了林苍佑的爱将的同时，梁棋祥也是他的爱将之一（他与林敬益等人于1973年马华党争后加入民政党）。约在1976年当红的年代，吴清德与梁棋祥成了民政在中央的副部长。1978年大选后，林苍佑提拔梁棋祥出任中央部长，吴清德仍任副部长，意味着他与林苍佑的关系有了变化。
1980年民政党选，林苍佑推荐梁棋祥接班，后来折衷下林敬益胜出，梁棋祥出任老二，原本总秘书这第三把交椅是归吴清德的，但林苍佑推出郑耀林（行政议员）搁路，以致吴清德落空了。
这促使吴清德决心要在1982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以期有朝一日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但又被林苍佑弹回去，仍在国会参选。
于是吴清德在1984年的党选豁了出去。成为曾永森的队伍，分别攻打主席及署理主席，结果败落。他没有受到党的排挤，还是得到林敬益的照顾，得以在1986年保住高渊国席。但是不甘失败的他于1987年党选，竟攻打主席职，他的合作伙伴许岳金则攻打总秘书（此职在后来才改为委任的），同样不敌林敬益阵容。宽宏大量的林敬益不仅没排斥他，更在1990年大选安排他攻打州席。看来有望成为林苍佑接班人。
林苍佑不幸在这一年马失前蹄，但首席部长的接班人不是吴清德而是许子根，他只好屈就担任槟州行政议员。1995年大选他又回到国会参选，再次被林敬益推举为中央副部长。
吴清德显然不认命（二奶命）。既然中央高职他难以染指，因此他在1999年的槟州民政党选，选择直打槟州主席对垒许子根。在他看来这是最后一击。胜了就可凭此党职在大选时问鼎首席部长职，不料又告次失手。而在1999年的大选被除名，首席部长梦碎。及后他退出民政党，从此消失于政坛。
谢宽泰显然是无意中穿上吴清德的鞋，竟走上同一条不归路。他在1995年首次参加大选，在升旗山国会首仗告捷，刷白了升旗山是国阵的“黑区”，他于是脱离许子根走向中央。不容否认的是他从一开始到后来都限于与许子根维持工作上的伙伴关系。
1999年的大选，他面对林吉祥的挑战，使他的政运亮起红灯。在哀兵上阵下，他出乎预料地打了胜仗。从此也就党政两得意，在党的地位扶摇直上，从副总秘书跃上总秘书，同时也被党推荐出任政务次长。
2004年他再次蝉联升旗山国席，官位更上一层楼，先是出任副国安部长，后改任副新闻部长。至此他已经和早期的吴清德一样，属于“二奶级”人物。
不知为何，谢宽泰在人气急升的年代没有在2005年的党选攻打党副主席，反而让后来居上的丁福南以最高票当选，而他继续担任被委的总秘书。
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在排名上，副主席总是在总秘书之上；也导致2008年大选前对首席部长的争夺战也引爆了。许子根是比较嘱意丁福南成为接班人，但谢宽泰也当仁不让要争取出线。因为这样，2008年大选前，首席部长人选宣告“难产”。最后谢宽泰仍打回国席，才确定他与首席部长无缘。这种情况与当年的吴清德的遭遇没有两样。
据料308的大选，民政断送了经营了39年的江山。尽管如此，民政只是下沉而不是消失，谢宽泰也就在今年10月的槟州党选中，依吴清德那一招，退而求其次打州主席，放眼将来夺回政权而有望实现美梦。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谢宽泰的政运与吴清德一样，又是过不了关。
现在的他虽是党中央及州副主席，但气势大不如前，我们不知道谢宽泰的下一棋怎么走？
无论如何，从吴清德到谢宽泰，印证了政治不随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的现实也不是主观改变得了的。时也命也？一时也说不清楚，他们似乎成了民政的“难兄难弟”。
刊于2008年11月10日 《南洋商报》
第一个人是吴清德，是位饱学之士，哈佛的博士，原在马大执教。1969年民政党上台执政后，他成为被林苍佑拉拢的高级知识份子，因此1974年在高渊国席旗开得胜，从此揭开他的顚波起伏的政治生涯。
第二个人是谢宽泰，在理大毕业后，考取曼谷大学的硕士，专业城市设计，与吴清德一样，英文教育出身。1990年许子根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成为许子根的特别助理，开始他的政治历程。这两位面貌有些相似的书生问政，虽在不同的年代出人头地，但却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吊诡的是，他们的经历有不期而遇的巧合。
吴清德成了林苍佑的爱将的同时，梁棋祥也是他的爱将之一（他与林敬益等人于1973年马华党争后加入民政党）。约在1976年当红的年代，吴清德与梁棋祥成了民政在中央的副部长。1978年大选后，林苍佑提拔梁棋祥出任中央部长，吴清德仍任副部长，意味着他与林苍佑的关系有了变化。
1980年民政党选，林苍佑推荐梁棋祥接班，后来折衷下林敬益胜出，梁棋祥出任老二，原本总秘书这第三把交椅是归吴清德的，但林苍佑推出郑耀林（行政议员）搁路，以致吴清德落空了。
这促使吴清德决心要在1982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以期有朝一日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但又被林苍佑弹回去，仍在国会参选。
于是吴清德在1984年的党选豁了出去。成为曾永森的队伍，分别攻打主席及署理主席，结果败落。他没有受到党的排挤，还是得到林敬益的照顾，得以在1986年保住高渊国席。但是不甘失败的他于1987年党选，竟攻打主席职，他的合作伙伴许岳金则攻打总秘书（此职在后来才改为委任的），同样不敌林敬益阵容。宽宏大量的林敬益不仅没排斥他，更在1990年大选安排他攻打州席。看来有望成为林苍佑接班人。
林苍佑不幸在这一年马失前蹄，但首席部长的接班人不是吴清德而是许子根，他只好屈就担任槟州行政议员。1995年大选他又回到国会参选，再次被林敬益推举为中央副部长。
吴清德显然不认命（二奶命）。既然中央高职他难以染指，因此他在1999年的槟州民政党选，选择直打槟州主席对垒许子根。在他看来这是最后一击。胜了就可凭此党职在大选时问鼎首席部长职，不料又告次失手。而在1999年的大选被除名，首席部长梦碎。及后他退出民政党，从此消失于政坛。
谢宽泰显然是无意中穿上吴清德的鞋，竟走上同一条不归路。他在1995年首次参加大选，在升旗山国会首仗告捷，刷白了升旗山是国阵的“黑区”，他于是脱离许子根走向中央。不容否认的是他从一开始到后来都限于与许子根维持工作上的伙伴关系。
1999年的大选，他面对林吉祥的挑战，使他的政运亮起红灯。在哀兵上阵下，他出乎预料地打了胜仗。从此也就党政两得意，在党的地位扶摇直上，从副总秘书跃上总秘书，同时也被党推荐出任政务次长。
2004年他再次蝉联升旗山国席，官位更上一层楼，先是出任副国安部长，后改任副新闻部长。至此他已经和早期的吴清德一样，属于“二奶级”人物。
不知为何，谢宽泰在人气急升的年代没有在2005年的党选攻打党副主席，反而让后来居上的丁福南以最高票当选，而他继续担任被委的总秘书。
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在排名上，副主席总是在总秘书之上；也导致2008年大选前对首席部长的争夺战也引爆了。许子根是比较嘱意丁福南成为接班人，但谢宽泰也当仁不让要争取出线。因为这样，2008年大选前，首席部长人选宣告“难产”。最后谢宽泰仍打回国席，才确定他与首席部长无缘。这种情况与当年的吴清德的遭遇没有两样。
据料308的大选，民政断送了经营了39年的江山。尽管如此，民政只是下沉而不是消失，谢宽泰也就在今年10月的槟州党选中，依吴清德那一招，退而求其次打州主席，放眼将来夺回政权而有望实现美梦。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谢宽泰的政运与吴清德一样，又是过不了关。
现在的他虽是党中央及州副主席，但气势大不如前，我们不知道谢宽泰的下一棋怎么走？
无论如何，从吴清德到谢宽泰，印证了政治不随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的现实也不是主观改变得了的。时也命也？一时也说不清楚，他们似乎成了民政的“难兄难弟”。
刊于2008年11月10日 《南洋商报》
林冠英新团队露玄机 章瑛罗兴强“被杀出局”
谢诗坚评析
正如我在上期所提到的，林冠英不当槟州主席是因为“人无近忧”，所以不必亲临主政，但“未必没有远虑”，因为政治是不断变化的，没想到经过11月2日槟州行动党改选的结果后，却把他的远虑提前移动。
原本行动党槟州分部的改选也不为人在意，并认为不会出现什么大改变，但现在看来，它已为行动党在槟州的执政提供了警示，因为长期以来在槟州行动党居领导地位的章瑛竟告落马；而贵为槟州秘书的罗兴强也在阴沟里翻船，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主流派要在党内洗牌抑或是党代表们要借党选出一口气？
我们不怀疑新出炉的槟州阵容是林冠英的新团队，也反映出他仍然能“君临天下”控制局面。从当选者的名单来看，除了曹观友是中央级领袖外，其余都是州级领袖。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新的团队是林冠英与曹观友连手打造而成的，显示了本土派与林冠英结合而形成一个以林冠英为核心的队伍，但间中也带出曹观友的实力派是不容低估的。
但为什么一向以来对林吉祥“忠心耿耿”的章瑛会被杀出局呢？这与308大选有直接的关系。
章瑛是在1991年加入民主行动党，先是在党内任职，担任执行秘书之类的工作。1995年大选时来运转，他被党派去攻打峇都兰章州议员。结果这一年行动党在州议席上演滑铁卢，只章瑛一人中选州议员，她开始了孤军作战的旅程，由于旗开得胜，她很快被党倚重，进入中央。1999年大选，她改换跑道，在大山脚另辟战场，又是让她拿下此席，他成了行动党的红人，在党内也人气急升地成为党副秘书长，接着又成为全国妇女组主席。在2004年及2008年她又再蝉联大山脚国会议员。
虽然她之后未能如愿再当上州议员，但身为反对党也没有大碍，她依然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到处跑动。当然她也有遗憾，原本在2008年的大选，她是被委派兼打北赖州议席的，但临阵不得不让出给拉玛沙美，因为攻打峇都加湾国席的拉玛当知悉会面对许子根对垒后，党唯有要求章瑛做出牺牲。就这样拉玛三美在大选胜利后有幸出任第二副首席部长。章瑛则与州议席擦身而过。
如果章瑛也是州议员的话，那么308大选后组成的新政府，肯定有章瑛的份成为州行政议员，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后来的故事据说是章瑛在当时极力推荐王国慧出任州行政议员，显示党重视女权，不然没有妇女在州政府内，是一大缺陷。她的建议受到了重视后，又传出由于行政议席不够分配，也使得彭文宝有所不服。因他也是三届州议员。不应无缘入选。
根据所知，行动党当时在争7名州行政议员，又担心可能只有6个，算来算去又似乎僧多粥少。最后行动党以7个州行政议员再加一个首席部长，成为最大的赢家，也就使政务的分配各安其位，彭文宝也得偿心愿。
尽管彭文宝与林峰成双双入阁，但早前的龃龉，已使一些人对章瑛有意见。
还有在大选前对候选人的议席分配，章瑛也为王国慧争得一席（王国慧来自双溪大年，其父亲王绍雄早年是民政党吉打州议员），使到原本有意上阵的准候选人陈楷宗也找不到议席，这也为章瑛种下祸根。消息这么说，大山脚的余万祥早年是支持章瑛出征大山脚的。他们两人的关系后来起了变化，以致章瑛在大山脚的党内“树敌”。因而在今年7月的大山脚区联委会改选上，把章瑛从主席位上拉下。由那一个刻开始，形势已对章瑛不妙，但不信邪的她依然相信党会重视她的贡献。果然她在8月的中央改选中，安然无恙地过关，且继续担任原职。这意味着她在党中央的地位不变，丢了大山脚的区会主席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真没想到，在11月的槟州改选会议上她会再次翻船，原本担任署理主席的她，决定在这次的改选中捍卫党职，她与曹观友是参加州选的仅有的两名中委。较早前林冠英等人已宣布退选。也有消息说，党内在选前有人建议党中委不要参加州选，给机会较年轻的一代。但此议仅是讲讲，毕竟曹观友与章瑛任主席与署理主席多年，对领导308大选没有大功也有苦功。而且大选胜利不久，不宜更换领导层。就这样，他们两人在提名册中。
曹观友是在2000年接任槟州主席的，他一路来给人的形象是好好先生，不是争议性人物。因此他的过关是预料中事，如今又重任槟州主席，也是预料中事。
反之章瑛则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她在大选前或大选后被认为“得罪”一些人，所以这次要借州选再杀她一个人翻马仰（早前已传出她的选情告急）。她的落选固然可以让那些要“教训”她的人“额手称庆”，但也预伏一些未可见的“矛盾激化”。目前尚看不出会有什么后果，日后则不得而知。她的两度受到“伤害”也反映出她在党内已面对阻力，要更上一层楼已不这么容易了。
另外一位罗兴强，目前是州行政议员，他是在1999年取代章瑛的州议席成为州议员，也是一人在州议会内“独战群雄”。他的表现尚算称职，为行动党留下一盏灯。
2004年大选，他不幸落马。但他借党职继续服务，其文告与记者会并不亚于州议员。也正是在这个失落的时刻，他当上州秘书，让他有机会“大展身手”。
不过党内消息说，罗兴强自从担任州行政议员后，就疏于党务，也与党员的联系大为减少火了。还有党内也有人对他主管州旅游事务的表现有意见，也就借这次州选给他一个“教训”。没想到真的“动了真格”，相信罗兴强也是始料未及。这与较早前还有人预测他是未来的州新领导人大相径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罗兴强本身也弄不明白。抑有进者，在州选后的委任职上，他也榜上无名，这对罗兴强今后的官运有何影响，一时也看不出来。目前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王国慧是没有党职的州行政议员。
我们不知道章瑛与罗兴强这一对“难姐难弟”未来的政途如何，但我们知知道这对槟州行动党来说，是变化的开始。在外界人看来，露玄机也有迷思，自然会有诸多猜测和猜想：是不是过了头？“教训”变成“人头落地”？
究竟这变化意着什么？我们可以从州委名单中窥见一二。卡巴星的公子佳日星及另3位印裔都当选州委，马来代表朱基菲也当选，余者10人是华裔党员。这之中引人注目的是林慧英（冠英之妹）当上副主席，而新科议员郭庭恺当上秘书取代罗兴强。章瑛的署理主席被林峰成取代。行动党元老陈尔奕（前州议员）的公子陈翰威出任槟州财政。与世无争的郑雨舟也高票当选。林冠英的政治秘书黄伟益名列榜内；与章瑛有“牙齿印”的彭文宝有幸过关。
这之中的吊诡是郭庭恺的突然冒起。原本在当选州议员后保持低调的他，为何会一炮而红？其中奥妙，日后才能见端倪。
至于受委的州委，有落选的陈宗兴、刘敬亿及克利斯南，退选的林冠英特别助理魏祥敬（他们说他是党内的活字典，已取考法律学位，尚待取得执业证）及曹观友的爱将郑来兴。一共20人组成了一个没有林冠英在内的林冠英团队，正是符合当权派的心意，也是一个平衡的阵容。但值得重视的是：“本土派”在这次改选中虽然以林冠英马首是瞻，但他们的实力也得到强化。这些人对天将天兵尚有未能消化的感受，需要一些时日调和。这就要看林冠英的功夫了。除此之外，林冠英也要融入“本土派”之内，与他们同甘共苦，不然日后又会衍生问题。
虽然人们不认为这次州选是“政治地震”，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小地震”。两员大将的跌马看来问题不大，实则问题不小。党要如何修补造成的“隙缝”也是林冠英不得不考量的。
既然选举已过，尘埃落定，争议已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个在壮大阵容的党（肯定有更多党员更多支部区部的出现），今后如何将新与旧，年青与元老揉合在一起而各安其位成为行动党的一个新的考验。
由于行动党已是槟州政府，因此新的州委更是任重道远，他们肩负的不仅是党的希望，也肩负着人民的希望。这个双重的重大责任，就由这一届的州委来承担和表现了。他们能不负众望吗？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新届槟州民主行动党州联委会名单：
主席：曹观友 署理主席：林峰成
副主席：林慧英、佳日星
秘书：郭廷恺 副秘书：杨顺兴
财政：陈翰威
政治教育主任：黄汉伟
组织秘书：郑雨周 副组织秘书：哈敏达星、陈宗兴
宣传秘书：黄伟益
票选州委：彭文宝、雷尔、丹那斯佳南、朱基菲
受委州委：陈宗兴、刘敬亿、郑来兴、克利斯南、魏祥敬
议长为苏建祥
当选的15名州委：
佳日星 173票
郑雨周 159票
曹观友 154票
雷尔 152票
林峰成 130票
陈翰威 130票
郭廷恺 126票
黄伟益 125票 ●
哈敏达星 117票
林慧英 110票
朱基菲 109票
杨顺兴 106票
黄汉伟 104票
彭文宝 100票
丹那斯佳南 98票
落选候选人及所得票数
赵善辉 94票
刘敬亿 89票 ●
罗兴强 89票
章瑛 88票
尼杰 60票 ●
克利斯南 55票
郑福荣 53票 ●
温维安 46票 ●
吴婉银 46票 ●
陈秋平 44票 ●
张艾淋 41票 ●
黄水明 41票 ●
蔡义胜 40票 ●
古南巴兰 40票 ●
陈宗兴 39票
蔡义达 38票 ●
魏祥敬 36票
陈楷宗 8票 ●
● 为首次参加竞选的新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正如我在上期所提到的，林冠英不当槟州主席是因为“人无近忧”，所以不必亲临主政，但“未必没有远虑”，因为政治是不断变化的，没想到经过11月2日槟州行动党改选的结果后，却把他的远虑提前移动。
原本行动党槟州分部的改选也不为人在意，并认为不会出现什么大改变，但现在看来，它已为行动党在槟州的执政提供了警示，因为长期以来在槟州行动党居领导地位的章瑛竟告落马；而贵为槟州秘书的罗兴强也在阴沟里翻船，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主流派要在党内洗牌抑或是党代表们要借党选出一口气？
我们不怀疑新出炉的槟州阵容是林冠英的新团队，也反映出他仍然能“君临天下”控制局面。从当选者的名单来看，除了曹观友是中央级领袖外，其余都是州级领袖。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新的团队是林冠英与曹观友连手打造而成的，显示了本土派与林冠英结合而形成一个以林冠英为核心的队伍，但间中也带出曹观友的实力派是不容低估的。
但为什么一向以来对林吉祥“忠心耿耿”的章瑛会被杀出局呢？这与308大选有直接的关系。
章瑛是在1991年加入民主行动党，先是在党内任职，担任执行秘书之类的工作。1995年大选时来运转，他被党派去攻打峇都兰章州议员。结果这一年行动党在州议席上演滑铁卢，只章瑛一人中选州议员，她开始了孤军作战的旅程，由于旗开得胜，她很快被党倚重，进入中央。1999年大选，她改换跑道，在大山脚另辟战场，又是让她拿下此席，他成了行动党的红人，在党内也人气急升地成为党副秘书长，接着又成为全国妇女组主席。在2004年及2008年她又再蝉联大山脚国会议员。
虽然她之后未能如愿再当上州议员，但身为反对党也没有大碍，她依然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到处跑动。当然她也有遗憾，原本在2008年的大选，她是被委派兼打北赖州议席的，但临阵不得不让出给拉玛沙美，因为攻打峇都加湾国席的拉玛当知悉会面对许子根对垒后，党唯有要求章瑛做出牺牲。就这样拉玛三美在大选胜利后有幸出任第二副首席部长。章瑛则与州议席擦身而过。
如果章瑛也是州议员的话，那么308大选后组成的新政府，肯定有章瑛的份成为州行政议员，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后来的故事据说是章瑛在当时极力推荐王国慧出任州行政议员，显示党重视女权，不然没有妇女在州政府内，是一大缺陷。她的建议受到了重视后，又传出由于行政议席不够分配，也使得彭文宝有所不服。因他也是三届州议员。不应无缘入选。
根据所知，行动党当时在争7名州行政议员，又担心可能只有6个，算来算去又似乎僧多粥少。最后行动党以7个州行政议员再加一个首席部长，成为最大的赢家，也就使政务的分配各安其位，彭文宝也得偿心愿。
尽管彭文宝与林峰成双双入阁，但早前的龃龉，已使一些人对章瑛有意见。
还有在大选前对候选人的议席分配，章瑛也为王国慧争得一席（王国慧来自双溪大年，其父亲王绍雄早年是民政党吉打州议员），使到原本有意上阵的准候选人陈楷宗也找不到议席，这也为章瑛种下祸根。消息这么说，大山脚的余万祥早年是支持章瑛出征大山脚的。他们两人的关系后来起了变化，以致章瑛在大山脚的党内“树敌”。因而在今年7月的大山脚区联委会改选上，把章瑛从主席位上拉下。由那一个刻开始，形势已对章瑛不妙，但不信邪的她依然相信党会重视她的贡献。果然她在8月的中央改选中，安然无恙地过关，且继续担任原职。这意味着她在党中央的地位不变，丢了大山脚的区会主席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真没想到，在11月的槟州改选会议上她会再次翻船，原本担任署理主席的她，决定在这次的改选中捍卫党职，她与曹观友是参加州选的仅有的两名中委。较早前林冠英等人已宣布退选。也有消息说，党内在选前有人建议党中委不要参加州选，给机会较年轻的一代。但此议仅是讲讲，毕竟曹观友与章瑛任主席与署理主席多年，对领导308大选没有大功也有苦功。而且大选胜利不久，不宜更换领导层。就这样，他们两人在提名册中。
曹观友是在2000年接任槟州主席的，他一路来给人的形象是好好先生，不是争议性人物。因此他的过关是预料中事，如今又重任槟州主席，也是预料中事。
反之章瑛则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她在大选前或大选后被认为“得罪”一些人，所以这次要借州选再杀她一个人翻马仰（早前已传出她的选情告急）。她的落选固然可以让那些要“教训”她的人“额手称庆”，但也预伏一些未可见的“矛盾激化”。目前尚看不出会有什么后果，日后则不得而知。她的两度受到“伤害”也反映出她在党内已面对阻力，要更上一层楼已不这么容易了。
另外一位罗兴强，目前是州行政议员，他是在1999年取代章瑛的州议席成为州议员，也是一人在州议会内“独战群雄”。他的表现尚算称职，为行动党留下一盏灯。
2004年大选，他不幸落马。但他借党职继续服务，其文告与记者会并不亚于州议员。也正是在这个失落的时刻，他当上州秘书，让他有机会“大展身手”。
不过党内消息说，罗兴强自从担任州行政议员后，就疏于党务，也与党员的联系大为减少火了。还有党内也有人对他主管州旅游事务的表现有意见，也就借这次州选给他一个“教训”。没想到真的“动了真格”，相信罗兴强也是始料未及。这与较早前还有人预测他是未来的州新领导人大相径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罗兴强本身也弄不明白。抑有进者，在州选后的委任职上，他也榜上无名，这对罗兴强今后的官运有何影响，一时也看不出来。目前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王国慧是没有党职的州行政议员。
我们不知道章瑛与罗兴强这一对“难姐难弟”未来的政途如何，但我们知知道这对槟州行动党来说，是变化的开始。在外界人看来，露玄机也有迷思，自然会有诸多猜测和猜想：是不是过了头？“教训”变成“人头落地”？
究竟这变化意着什么？我们可以从州委名单中窥见一二。卡巴星的公子佳日星及另3位印裔都当选州委，马来代表朱基菲也当选，余者10人是华裔党员。这之中引人注目的是林慧英（冠英之妹）当上副主席，而新科议员郭庭恺当上秘书取代罗兴强。章瑛的署理主席被林峰成取代。行动党元老陈尔奕（前州议员）的公子陈翰威出任槟州财政。与世无争的郑雨舟也高票当选。林冠英的政治秘书黄伟益名列榜内；与章瑛有“牙齿印”的彭文宝有幸过关。
这之中的吊诡是郭庭恺的突然冒起。原本在当选州议员后保持低调的他，为何会一炮而红？其中奥妙，日后才能见端倪。
至于受委的州委，有落选的陈宗兴、刘敬亿及克利斯南，退选的林冠英特别助理魏祥敬（他们说他是党内的活字典，已取考法律学位，尚待取得执业证）及曹观友的爱将郑来兴。一共20人组成了一个没有林冠英在内的林冠英团队，正是符合当权派的心意，也是一个平衡的阵容。但值得重视的是：“本土派”在这次改选中虽然以林冠英马首是瞻，但他们的实力也得到强化。这些人对天将天兵尚有未能消化的感受，需要一些时日调和。这就要看林冠英的功夫了。除此之外，林冠英也要融入“本土派”之内，与他们同甘共苦，不然日后又会衍生问题。
虽然人们不认为这次州选是“政治地震”，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小地震”。两员大将的跌马看来问题不大，实则问题不小。党要如何修补造成的“隙缝”也是林冠英不得不考量的。
既然选举已过，尘埃落定，争议已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个在壮大阵容的党（肯定有更多党员更多支部区部的出现），今后如何将新与旧，年青与元老揉合在一起而各安其位成为行动党的一个新的考验。
由于行动党已是槟州政府，因此新的州委更是任重道远，他们肩负的不仅是党的希望，也肩负着人民的希望。这个双重的重大责任，就由这一届的州委来承担和表现了。他们能不负众望吗？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新届槟州民主行动党州联委会名单：
主席：曹观友 署理主席：林峰成
副主席：林慧英、佳日星
秘书：郭廷恺 副秘书：杨顺兴
财政：陈翰威
政治教育主任：黄汉伟
组织秘书：郑雨周 副组织秘书：哈敏达星、陈宗兴
宣传秘书：黄伟益
票选州委：彭文宝、雷尔、丹那斯佳南、朱基菲
受委州委：陈宗兴、刘敬亿、郑来兴、克利斯南、魏祥敬
议长为苏建祥
当选的15名州委：
佳日星 173票
郑雨周 159票
曹观友 154票
雷尔 152票
林峰成 130票
陈翰威 130票
郭廷恺 126票
黄伟益 125票 ●
哈敏达星 117票
林慧英 110票
朱基菲 109票
杨顺兴 106票
黄汉伟 104票
彭文宝 100票
丹那斯佳南 98票
落选候选人及所得票数
赵善辉 94票
刘敬亿 89票 ●
罗兴强 89票
章瑛 88票
尼杰 60票 ●
克利斯南 55票
郑福荣 53票 ●
温维安 46票 ●
吴婉银 46票 ●
陈秋平 44票 ●
张艾淋 41票 ●
黄水明 41票 ●
蔡义胜 40票 ●
古南巴兰 40票 ●
陈宗兴 39票
蔡义达 38票 ●
魏祥敬 36票
陈楷宗 8票 ●
● 为首次参加竞选的新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走进历史隧道 （天下纵横）
10月26日我参加了21世纪联谊会等团体在槟城举行的前马共图片展览会及座谈会，我走进了历史隧道。
讲座会由李其木（方山）主持，两位主讲者分别是前任及现任21世纪联谊会会长梁广和与蔡建福。他们把在座的听众拉到60年前的残酷斗争的年代，让人深深地感觉到他们这一路走来充满血和泪，爱与恨。
蔡建福主要讲述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8年紧急状态前马共的公开活动。他有提及今天听起来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故事，那就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马共已下山公开活动。当时英军准备卷土重来，而日本投降军约有9万名尚未撤走，马共则有1万2千名的战斗员。日本在马的军方有提及“协助马共抵御英军重临马来亚”，但不被马共所接受。
马共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日蝗军视马共为第一号敌人，也在日治时期对华人大开杀戒，罄竹难书。面对这样的一个穷凶恶煞的敌人，谁敢相信他们是“真心帮马共打英军”？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会信，断然拒绝是意料中事。
再者，当时马共的头子莱特是尚未被揭发的大特务（除了是日本潜在马共的特务外，也是英方的特务），当然也不会有此想法，而是认为与英国合作说不定会受到更大的好处。就这样日军枉做小人，英军也就顺利登陆了，并和莱特达成“和平相处”的商议。
英军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马共缴械。于是在1946年正月有一个庞大的仪式见证6000名马共战士复原，重投社会；另有一半马共不回应，静观其变。就这样，英军取得了时间大批调动军队入驻马来亚，使到马共的力量相对削弱。
如果换做是今时今日，连鬼也不相信日蝗军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何况当时的马共在日治时有过与英军的秘密合作，未曾也不可能与侵略者的日军有过合作的纪录。
因此这里出现一个吊诡：如果当年马共与日军合作，是否可把英军排除在外？马共又如何面对国际社会？
从这样看来，当年马共不接受日军的献议是对的，因为在中国，也对日军咬牙切齿，万一马共与日军合作，那可是乱套了。
至于马共后来与英军的矛盾扩大和加深，那是涉及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潮的斗争，也与英军担心中共坐大后对马共的支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英国快刀斩乱麻的先提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1946年），后在马来人反对下才另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当英国人结合右翼的势力站稳后，它就一脚把马共踢开；而马共的还击也就成为两股势力的尖锐斗争。在情势危急下，英军使出杀手锏，实施紧急法令，大举逮捕马共及亲共人士，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在没有选择下，唯有走入森林，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在1948年打响了。
蔡建福就是阐述在这3年间的抗英斗争的事迹。间中带出近万名的马共与几十万名英军的不懈斗争；还有据不完全统计，约6万人也因各种因素到了中国。
至于梁广和则是从1948年的紧急状态后，讲述英军如何残暴的对付马共及被认为支持马共的人士。根据他的统计，到了1948年底，已有13000人被捕或被驱逐出境，并有400多人被杀害。
更令马共愤慨的是，英军为杜绝村民（主要是华人）对马共的支援，将大批华人驱赶入被铁制网围起来的地方居住，前后高达5百余万人。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华人新村”
他指出英军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如强行搬家，或拉倒房屋或烧掉住家以迫使华人就范，其中的过程血泪斑斑。他认为在英军的严管下，所谓新村如同集中营，也是变相的扣留营，目的是让在森林作战的马共缺粮和断粮。
可是，梁广和说，马共并没有屈服，而是与英军围旋到底。根据他的统计，从1948年到1954年的5年内，共进行1万9千多次的战斗和军事行动。其频密之程度，令人诧异。因此，他认为马共与英军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而不是所指的动乱。
不论各方有何不同的解释，从1945年日军投降后开始，英军和马共的“私定终身的蜜月期”（即在森林双方签订对付日军的协定）已告结束。老谋深算的英国也不可能与马共“共享政权”，因为彼此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当陈平回忆录在2004年问世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清楚的历史轨迹，让人读后留下无限的感慨。
马共无疑的是那个不安年代的事物，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环节。一个令人不解的疑问是：为什么马共在1930年的成立，是由胡志明（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主导的？为什么马共后来也是败在越南人莱特的手中（莱特从1937年到1947年是马共书记长）？两个越南人一前一后掌控马共前半段的命运。为什么不是马来亚人？。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年仅24岁的陈平为何能在1947年一步登天成为马共第一把手，这对一位刚要认识世界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沉重的担子；也说明在动乱的年代，血气方刚的青年总是站在最前线的。
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坚持下来，才有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定”的故事。陈平是为他的人生斗争写下一个句号，但马共的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则是各有不同观点。我们也只好提交给历史审视和将之提升到学术领域来讨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讲座会由李其木（方山）主持，两位主讲者分别是前任及现任21世纪联谊会会长梁广和与蔡建福。他们把在座的听众拉到60年前的残酷斗争的年代，让人深深地感觉到他们这一路走来充满血和泪，爱与恨。
蔡建福主要讲述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8年紧急状态前马共的公开活动。他有提及今天听起来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故事，那就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马共已下山公开活动。当时英军准备卷土重来，而日本投降军约有9万名尚未撤走，马共则有1万2千名的战斗员。日本在马的军方有提及“协助马共抵御英军重临马来亚”，但不被马共所接受。
马共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日蝗军视马共为第一号敌人，也在日治时期对华人大开杀戒，罄竹难书。面对这样的一个穷凶恶煞的敌人，谁敢相信他们是“真心帮马共打英军”？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会信，断然拒绝是意料中事。
再者，当时马共的头子莱特是尚未被揭发的大特务（除了是日本潜在马共的特务外，也是英方的特务），当然也不会有此想法，而是认为与英国合作说不定会受到更大的好处。就这样日军枉做小人，英军也就顺利登陆了，并和莱特达成“和平相处”的商议。
英军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马共缴械。于是在1946年正月有一个庞大的仪式见证6000名马共战士复原，重投社会；另有一半马共不回应，静观其变。就这样，英军取得了时间大批调动军队入驻马来亚，使到马共的力量相对削弱。
如果换做是今时今日，连鬼也不相信日蝗军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何况当时的马共在日治时有过与英军的秘密合作，未曾也不可能与侵略者的日军有过合作的纪录。
因此这里出现一个吊诡：如果当年马共与日军合作，是否可把英军排除在外？马共又如何面对国际社会？
从这样看来，当年马共不接受日军的献议是对的，因为在中国，也对日军咬牙切齿，万一马共与日军合作，那可是乱套了。
至于马共后来与英军的矛盾扩大和加深，那是涉及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潮的斗争，也与英军担心中共坐大后对马共的支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英国快刀斩乱麻的先提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1946年），后在马来人反对下才另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当英国人结合右翼的势力站稳后，它就一脚把马共踢开；而马共的还击也就成为两股势力的尖锐斗争。在情势危急下，英军使出杀手锏，实施紧急法令，大举逮捕马共及亲共人士，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在没有选择下，唯有走入森林，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在1948年打响了。
蔡建福就是阐述在这3年间的抗英斗争的事迹。间中带出近万名的马共与几十万名英军的不懈斗争；还有据不完全统计，约6万人也因各种因素到了中国。
至于梁广和则是从1948年的紧急状态后，讲述英军如何残暴的对付马共及被认为支持马共的人士。根据他的统计，到了1948年底，已有13000人被捕或被驱逐出境，并有400多人被杀害。
更令马共愤慨的是，英军为杜绝村民（主要是华人）对马共的支援，将大批华人驱赶入被铁制网围起来的地方居住，前后高达5百余万人。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华人新村”
他指出英军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如强行搬家，或拉倒房屋或烧掉住家以迫使华人就范，其中的过程血泪斑斑。他认为在英军的严管下，所谓新村如同集中营，也是变相的扣留营，目的是让在森林作战的马共缺粮和断粮。
可是，梁广和说，马共并没有屈服，而是与英军围旋到底。根据他的统计，从1948年到1954年的5年内，共进行1万9千多次的战斗和军事行动。其频密之程度，令人诧异。因此，他认为马共与英军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而不是所指的动乱。
不论各方有何不同的解释，从1945年日军投降后开始，英军和马共的“私定终身的蜜月期”（即在森林双方签订对付日军的协定）已告结束。老谋深算的英国也不可能与马共“共享政权”，因为彼此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当陈平回忆录在2004年问世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清楚的历史轨迹，让人读后留下无限的感慨。
马共无疑的是那个不安年代的事物，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环节。一个令人不解的疑问是：为什么马共在1930年的成立，是由胡志明（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主导的？为什么马共后来也是败在越南人莱特的手中（莱特从1937年到1947年是马共书记长）？两个越南人一前一后掌控马共前半段的命运。为什么不是马来亚人？。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年仅24岁的陈平为何能在1947年一步登天成为马共第一把手，这对一位刚要认识世界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沉重的担子；也说明在动乱的年代，血气方刚的青年总是站在最前线的。
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坚持下来，才有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定”的故事。陈平是为他的人生斗争写下一个句号，但马共的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则是各有不同观点。我们也只好提交给历史审视和将之提升到学术领域来讨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4.11.08
两线制的迷思？ (跃马扬鞭)
308大选过后， 有人欢呼我国已真正的进入两线制，因此国阵方面的一些成员党反对议员跳槽或拉拢议员过档“破坏”两线制；而反对党集团则认为争取对方议员支持民联组成中央政府并无过错，没有“破坏”两线制，不过是局面颠倒过来。
有关所谓的“两线制”是指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执政和反对党的势力不能过于悬殊，而是要有一定的比例。比如60%对40%或至少70%对30%，以便产生制衡作用，否则将形成执政集团过于强大，而反对党只能叨陪本座。这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当然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执政和反对党各自克制和监督，以实施惠民政策。可是打从独立以来，这样的一个心愿一次又一次落空，以致对选举产生消极的念头，这又要怪谁呢？只能怪历史或是怪人民不会投票？
这有必要追溯回1955年的第一普选（独立前），当时确是出现两大政党的斗争，一边是新组成的联盟（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的组合）；另一边是获得英殖民政府支持的国家党（以拿督翁为首）。选举结果是战绩一面倒，在52席中联盟夺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原本大有机会出现的两线制顿成泡影。联盟主席东姑则从中崛起，两年后成为国家第一任首相（1957年）。再下来的历届大选（从独立后的1959年算起），都是联盟占尽优势，反对党虽有一定的民间支持力量（如社阵与回教党各有势力地盘），但议席不足与联盟抗衡，也就无从建立起两线制。直到1969的大选，人民才突然意识到新涌现的第三势力反对党（如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连同原有的回教党及人民进步党足以震撼联盟的强大执政地位，首次削减联盟议席不足2/3席，似乎是两线制看到了曙光。可惜大选后的第三天，“513”事件发生，打乱了选后的新形势。更在紧急状态下，反对党靠向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后来又被收编成为联盟扩大后的国阵成员（1974年）。形势又是一面倒，哪有什么“两线制”的影子？
自“513”之后的国阵势力有增无减，反对党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也是事倍功半，例如1990年行动党在槟州差点执政，在州议会形成两线制（破了2/3席）及1999年回教党在东海岸东山再起，连取两州执政权及国席27个也无法坚守两线制。到了2004年的大选，形势又是一面倒，两线制更成为一个只存在记忆中的幻梦。
未想2008年的大选又再一次出现让人民意想不到的两线制，一边是执政的国阵失去优势（未达国会2/3席），但仍然执政中央，却失掉4个州政权，也拿不回另一个州政权，仅保住8个州政权；另一边是反对党联盟（现称之为人民联盟）异军突起，首夺82个国席和拥有5州执政权，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新政局。比起任何时候，都可以视之为“两线制”的降临。但这样的两线制是否能持久？或间中还会有什么变化？谁人也不能预卜先知。姑不论“916变天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不妨回到现实中审视这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确定马来西亚是否已真正进入两线制时代。
执政集团内部矛盾的浮现是意料中事，最主要的是巫统也不得不做出改变，领导层的提早更迭是为一个重要的议程。正如副首相纳吉说，政府若不改变，就会被人民所改变。因此国阵内的成员党都不得不做出改革和调整，当然也希望巫统能强化国阵精神，改变过去的一党独大的心态，其目的就是要巩固国阵的既有地位，不再让民联有机可乘，而其成败决定于国阵政府的政策的改变，弊端的改正和制止种族偏差的施政。
在这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国阵下一步会否仿效“513”过后的拉拢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若然则两线制就会被动摇。
至于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也是在308后才成形，一切尚待巩固中。其中的矛盾也是预料中事，如回教党与行动党的某些议员对事件的不同意见；公正党某些议员的独来独往的出位表现；以及借反对党平台当选议员的独立人士和社会主义党领袖，都是有待修补其中的隙缝。既然安华说该做的已经做了，“916变天论”就留给人民去思索要不要改朝换代。这就是说，如果安华无法改变现状，他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民联结成一个实体，让人民对两线制有信心。不过看来民联还是努力争取政治大洗牌的到来。
此外，当下的两线制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槟州议会只剩下清一色的巫统议员，民政和马华归零，它们又如何说是健全的两线制。还有在吉打、霹雳及雪州，马华及民政合起来也不过在州议会分别占有2席、1席及2席，又何来平衡的两线制？
因此两线制直到今天为止，双方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也为摆上日常议程探讨它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反而热衷于压倒一方，使对方扑地不起。两线制也因此陷入迷思：看似不错，实则不妥？
刊于2008年11月3日 《南洋商报》
有关所谓的“两线制”是指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执政和反对党的势力不能过于悬殊，而是要有一定的比例。比如60%对40%或至少70%对30%，以便产生制衡作用，否则将形成执政集团过于强大，而反对党只能叨陪本座。这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当然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执政和反对党各自克制和监督，以实施惠民政策。可是打从独立以来，这样的一个心愿一次又一次落空，以致对选举产生消极的念头，这又要怪谁呢？只能怪历史或是怪人民不会投票？
这有必要追溯回1955年的第一普选（独立前），当时确是出现两大政党的斗争，一边是新组成的联盟（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的组合）；另一边是获得英殖民政府支持的国家党（以拿督翁为首）。选举结果是战绩一面倒，在52席中联盟夺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原本大有机会出现的两线制顿成泡影。联盟主席东姑则从中崛起，两年后成为国家第一任首相（1957年）。再下来的历届大选（从独立后的1959年算起），都是联盟占尽优势，反对党虽有一定的民间支持力量（如社阵与回教党各有势力地盘），但议席不足与联盟抗衡，也就无从建立起两线制。直到1969的大选，人民才突然意识到新涌现的第三势力反对党（如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连同原有的回教党及人民进步党足以震撼联盟的强大执政地位，首次削减联盟议席不足2/3席，似乎是两线制看到了曙光。可惜大选后的第三天，“513”事件发生，打乱了选后的新形势。更在紧急状态下，反对党靠向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后来又被收编成为联盟扩大后的国阵成员（1974年）。形势又是一面倒，哪有什么“两线制”的影子？
自“513”之后的国阵势力有增无减，反对党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也是事倍功半，例如1990年行动党在槟州差点执政，在州议会形成两线制（破了2/3席）及1999年回教党在东海岸东山再起，连取两州执政权及国席27个也无法坚守两线制。到了2004年的大选，形势又是一面倒，两线制更成为一个只存在记忆中的幻梦。
未想2008年的大选又再一次出现让人民意想不到的两线制，一边是执政的国阵失去优势（未达国会2/3席），但仍然执政中央，却失掉4个州政权，也拿不回另一个州政权，仅保住8个州政权；另一边是反对党联盟（现称之为人民联盟）异军突起，首夺82个国席和拥有5州执政权，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新政局。比起任何时候，都可以视之为“两线制”的降临。但这样的两线制是否能持久？或间中还会有什么变化？谁人也不能预卜先知。姑不论“916变天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不妨回到现实中审视这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确定马来西亚是否已真正进入两线制时代。
执政集团内部矛盾的浮现是意料中事，最主要的是巫统也不得不做出改变，领导层的提早更迭是为一个重要的议程。正如副首相纳吉说，政府若不改变，就会被人民所改变。因此国阵内的成员党都不得不做出改革和调整，当然也希望巫统能强化国阵精神，改变过去的一党独大的心态，其目的就是要巩固国阵的既有地位，不再让民联有机可乘，而其成败决定于国阵政府的政策的改变，弊端的改正和制止种族偏差的施政。
在这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国阵下一步会否仿效“513”过后的拉拢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若然则两线制就会被动摇。
至于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也是在308后才成形，一切尚待巩固中。其中的矛盾也是预料中事，如回教党与行动党的某些议员对事件的不同意见；公正党某些议员的独来独往的出位表现；以及借反对党平台当选议员的独立人士和社会主义党领袖，都是有待修补其中的隙缝。既然安华说该做的已经做了，“916变天论”就留给人民去思索要不要改朝换代。这就是说，如果安华无法改变现状，他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民联结成一个实体，让人民对两线制有信心。不过看来民联还是努力争取政治大洗牌的到来。
此外，当下的两线制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槟州议会只剩下清一色的巫统议员，民政和马华归零，它们又如何说是健全的两线制。还有在吉打、霹雳及雪州，马华及民政合起来也不过在州议会分别占有2席、1席及2席，又何来平衡的两线制？
因此两线制直到今天为止，双方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也为摆上日常议程探讨它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反而热衷于压倒一方，使对方扑地不起。两线制也因此陷入迷思：看似不错，实则不妥？
刊于2008年11月3日 《南洋商报》
林冠英不当槟州主席─人无近忧，必有远虑
刚在今年8月高票中选行动党全国中委，且继任秘书长的林冠英终于确定他的领导地位，而且是当红的新一代领袖。这与他在308大选领导行动党突破重围，赢得大选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林冠英凭战略得当，加上天时地利人和，而扬眉吐气，稳坐行动第一把交椅（他的父亲林吉祥担任此职高达30年，从1969到1999）。
这样一来，林冠英的身份已是不可同日而语，集党秘书长、国会议员兼州议员和槟州首席部长于一身。既然已经黄袍加身，当然不会想再拥有较次要的党位置。但现在问题来了，已是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林冠英到底应不应兼任槟州主席？为何他要临时退选，这其中的讯息又是什么呢？到底林冠英这样的抉择是正当的，还是有欠周详的？
如果根据党的历史事件来看，林冠英的决定具有争议性。但如果根据林冠英目前的地位来看，他的决定又是无可厚非的。至少在现阶段，不会有对手足以威胁他的领导。这里所说的领导不是指党中央，而是针对首席部长这张椅子。
因此无妨给林冠英讲下列的故事，或者对他有些启发与警示。即使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也可温故知新。对于行动党新秀来说，也未尝没有意义。
当民主行动党于1965年正式取得注册之后，出任槟州主席的是黄基识医生。
1969年，民主行动党在与反对党协调下，全面参加国州大选。这一年反对党大有斩获，民政党夺得槟州执政权，行动党也在槟州立法议会占有3席，其中一位辩才出色的叶锦源后来也成为争议性人物。
事缘他是继黄基识之后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1974年时，他领导槟州行动党矢言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他指责林苍佑“背叛”反对党，投向国阵。不料在选举的过程中发生所谓小贩秤称风波及毛泽东与敦拉萨握手的肖像被撕破事件，导致行动党在槟州蒙受重挫，只赢两个州议席（俱在威省），更甚者两名行动党议员不久在李三春感召下，竟蝉过别枝投进马华的怀抱，使到行动党在槟州交了白卷。
反之，行动党在霹州大有斩获，范俊登率军攻下人民进步党的堡垒，更直取其党魁SP辛尼华沙甘，因而名声大噪，叶锦源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过范俊登却因“行动报”的文章惹上煽动官司（他是主编）而被判有罪，差点失掉国州议席，后经上诉又被压下，不了了之。如果当时（约1975年或1976年）有补选，其人选就是叶锦源。
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决意将卡巴星从吉打（原是吉打州议员）调来槟州攻打国州议席，结果遇到叶锦源以槟州主席拦路，并号召党员拉布条起而抗议。此时他与林吉祥关系降至零下，最后当然敌不过林吉祥（在林吉祥当红的年代，没有事情他是办不到的），但也因此爆发槟州大地震，叶锦源及一批人退党另起炉灶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是为槟州行动党的第一次分裂。与此同时，在霹雳的范俊登也对林吉祥有所不满，认为后者在内安令上持两个标准，在马持反对态度，在新持另一态度。因而修函呈辞，转而支持叶锦源的反对党。
不用说，社民党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也结束了叶锦源的政治生涯（他后来出版了“丹绒三役”，对林吉祥极尽其挖苦之能事）（1997年），两人恩怨之深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在1978年卡巴星也得偿所愿，在槟州政坛崛起（后来他赢得“日落洞之虎”的美名），随之崛起的新人有陈毓书（州议员），萧汉钦（国州议员），黄炎光（州议员）及任槟州秘书的吴林炎律师。主席是卡巴星。
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其彭加兰哥打州议员悬空，马华派林建寿上阵。林吉祥决派新雀张德发对垒，引发陈毓书等人的不满，他们推荐吴林炎当候选人。由于拗不过林吉祥，在补选失败后，不满者怪责林吉祥选人不当，酝酿退党，于是有了所谓“四人帮”（在当权派看来）事件发生。这四人是陈德泉、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由于黄光炎提早背党转入民政，因此不在此列，而在马六甲的陈德泉（也是林吉祥爱徒之一）加入其中，以致有1982年大选，林吉祥重回马六甲市区收拾陈德泉的故事。因为有这段故事，林吉祥在1986年让出马六甲席予林冠英，自身来到槟城吹起“丹绒一役”），他们一齐过档马华。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二次分裂。
1982年大选，行动党陷入挨打地位，但林吉祥仍派张德发对垒林建寿。前有马华拦路，后有华教人士许子根杀入。卡巴星领导槟州行动党也面对严峻挑战和困境，成绩一般。不过，张德发在外来因素支持下击败林建寿。
由于这样，终于激发林吉祥在1986年大选直捣槟州，亲自挂征。虽然他不是槟州主席，但卡巴星因不充分掌握华人心思，也为林吉祥大开方便之门。这一仗，行动党取得显赫战绩，夺下10个州议席。不得不提的是林吉祥是单枪匹马打入槟州，他没有带来“天将和天兵”，其它候选人都是“本土货”。虽然如此，林吉祥并没有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他看来，这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是党秘书长，正可呼风唤雨。但有一点他是控制不到的，那就是槟州行动党委员会在1990年大选前经州委投票要林吉祥对垒林苍佑，来一个“王者之战”。理由是既然行动党扬言有信心能夺得槟州政权，老大应该打“老佛爷”（民政党人对林苍佑另一个称号）。这也许不是林吉祥的心意，可他又不得不尊重州委的议决。如果林吉祥在1986年后就成为槟州主席，他将有巨大的影响力扭转这个决定，也因此在后来带来苦果。
所幸这一年行动党人获得46精神党结盟扶助槟州选民（绝大部分华裔及印裔）把票投给行动党，杀个马华“片甲不留”（却无法把民政“消灭”）。此役林吉祥打败林苍佑，赢得14个州议席（总数33席）却无法执政（就这样许子根成为取代林苍佑的新任首席部长）。较后，为了迎合华社的需求，张德发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
1995年大选，行动党更是雄心勃勃，下定决心一定要夺槟州政权。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也让林吉祥为难的是：槟州州委再一次议决要林吉祥打许子根，依样葫芦再来一个“王者之战”。虽然这次亦非林吉祥本意，但州委上一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一次他再否决将会挫折党员斗志。在左右为难下，林吉祥豁了出去。未想这一仗行动党锻羽而归，只剩下可怜的一名州议员（章瑛），连林吉祥也败给许子根，只保住丹绒国席。
如果林吉祥也是槟州主席，会不会发生“王者之战”？会不会有半铁人之造势？我们不得而知，只有林吉祥本人知道。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一手栽培的张德发会有此一手，更想不到的是在1998年公正党成立后，张德发及魏福星（署理主席）会背他而去加入公正党，以致两党关系一度紧张。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三次分裂。
1999年，林吉祥仍然不离开槟州，但又没出任槟州主席，将之交回卡巴星再掌槟州。在党内无异议下，林吉祥这一年带领行动党与公正党和回教党结盟，讵料事与愿违，他和卡巴星双双落马。
林吉祥这一年如果不离开丹绒国席，他应该会再次蝉联国会议员。但他大方地让给曹观友，本身转战升旗山面对谢宽泰，才首次失掉国席。于是曹观友在2000年取代卡巴星成为槟州主席。
曹观友这一坐就是8年已过。今年他在新的形势下能否蝉联主席？是备受关注的（11月2日即可分晓）。
本来他把这个职位让给林冠英是不会有所争议的，毕竟后者已尊为槟州首席部长，理应掌控槟州行动党，保证不会节外生枝。相信曹观友也会给予支持。
我不知道林冠英为何会有此顾虑，担心外人说他包办一切。但政治是现实的，不然中国胡锦涛就不必兼任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及军委主席。除非林冠英有意上中央当部长（他已表明将留槟继续担任首席部长），不然他出任槟州行动党主席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林苍佑的境界，可以不要党全国主席和槟州主席，仍然坐稳首席部长。许子根就是因为他不是林苍佑，所以才要成为槟州民政主席，以求党政合一。
在这方面，林冠英还得向其父亲讨教，才能深切体会其中奥秘。虽然我们也相信曹观友会一直成为林冠英的好帮手（他应该会蝉联主席），但曹观友之后，又会如何？没有人可猜得到。
既然林冠英已做出选择退出，我愿送他一句话：“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历史不是有这样和那样的教训吗？
再者，今日的槟州行动党已是执政者，不再是过去的反对党的地位，因此槟州州委阵容的鼎盛，不论谁当槟州主席（应该是曹观友），形成以林冠英为核心的州团队是当务之急。这支团队不但对党的安危负有责任，也要为槟州人民和未来提供一个有魄力，有纪律，有责任，以林冠英为首的新的队伍，方能突显其新的政治使命，不然将来又会衍生什么问题，大家也说不清楚。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这样一来，林冠英的身份已是不可同日而语，集党秘书长、国会议员兼州议员和槟州首席部长于一身。既然已经黄袍加身，当然不会想再拥有较次要的党位置。但现在问题来了，已是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林冠英到底应不应兼任槟州主席？为何他要临时退选，这其中的讯息又是什么呢？到底林冠英这样的抉择是正当的，还是有欠周详的？
如果根据党的历史事件来看，林冠英的决定具有争议性。但如果根据林冠英目前的地位来看，他的决定又是无可厚非的。至少在现阶段，不会有对手足以威胁他的领导。这里所说的领导不是指党中央，而是针对首席部长这张椅子。
因此无妨给林冠英讲下列的故事，或者对他有些启发与警示。即使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也可温故知新。对于行动党新秀来说，也未尝没有意义。
当民主行动党于1965年正式取得注册之后，出任槟州主席的是黄基识医生。
1969年，民主行动党在与反对党协调下，全面参加国州大选。这一年反对党大有斩获，民政党夺得槟州执政权，行动党也在槟州立法议会占有3席，其中一位辩才出色的叶锦源后来也成为争议性人物。
事缘他是继黄基识之后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1974年时，他领导槟州行动党矢言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他指责林苍佑“背叛”反对党，投向国阵。不料在选举的过程中发生所谓小贩秤称风波及毛泽东与敦拉萨握手的肖像被撕破事件，导致行动党在槟州蒙受重挫，只赢两个州议席（俱在威省），更甚者两名行动党议员不久在李三春感召下，竟蝉过别枝投进马华的怀抱，使到行动党在槟州交了白卷。
反之，行动党在霹州大有斩获，范俊登率军攻下人民进步党的堡垒，更直取其党魁SP辛尼华沙甘，因而名声大噪，叶锦源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过范俊登却因“行动报”的文章惹上煽动官司（他是主编）而被判有罪，差点失掉国州议席，后经上诉又被压下，不了了之。如果当时（约1975年或1976年）有补选，其人选就是叶锦源。
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决意将卡巴星从吉打（原是吉打州议员）调来槟州攻打国州议席，结果遇到叶锦源以槟州主席拦路，并号召党员拉布条起而抗议。此时他与林吉祥关系降至零下，最后当然敌不过林吉祥（在林吉祥当红的年代，没有事情他是办不到的），但也因此爆发槟州大地震，叶锦源及一批人退党另起炉灶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是为槟州行动党的第一次分裂。与此同时，在霹雳的范俊登也对林吉祥有所不满，认为后者在内安令上持两个标准，在马持反对态度，在新持另一态度。因而修函呈辞，转而支持叶锦源的反对党。
不用说，社民党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也结束了叶锦源的政治生涯（他后来出版了“丹绒三役”，对林吉祥极尽其挖苦之能事）（1997年），两人恩怨之深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在1978年卡巴星也得偿所愿，在槟州政坛崛起（后来他赢得“日落洞之虎”的美名），随之崛起的新人有陈毓书（州议员），萧汉钦（国州议员），黄炎光（州议员）及任槟州秘书的吴林炎律师。主席是卡巴星。
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其彭加兰哥打州议员悬空，马华派林建寿上阵。林吉祥决派新雀张德发对垒，引发陈毓书等人的不满，他们推荐吴林炎当候选人。由于拗不过林吉祥，在补选失败后，不满者怪责林吉祥选人不当，酝酿退党，于是有了所谓“四人帮”（在当权派看来）事件发生。这四人是陈德泉、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由于黄光炎提早背党转入民政，因此不在此列，而在马六甲的陈德泉（也是林吉祥爱徒之一）加入其中，以致有1982年大选，林吉祥重回马六甲市区收拾陈德泉的故事。因为有这段故事，林吉祥在1986年让出马六甲席予林冠英，自身来到槟城吹起“丹绒一役”），他们一齐过档马华。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二次分裂。
1982年大选，行动党陷入挨打地位，但林吉祥仍派张德发对垒林建寿。前有马华拦路，后有华教人士许子根杀入。卡巴星领导槟州行动党也面对严峻挑战和困境，成绩一般。不过，张德发在外来因素支持下击败林建寿。
由于这样，终于激发林吉祥在1986年大选直捣槟州，亲自挂征。虽然他不是槟州主席，但卡巴星因不充分掌握华人心思，也为林吉祥大开方便之门。这一仗，行动党取得显赫战绩，夺下10个州议席。不得不提的是林吉祥是单枪匹马打入槟州，他没有带来“天将和天兵”，其它候选人都是“本土货”。虽然如此，林吉祥并没有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他看来，这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是党秘书长，正可呼风唤雨。但有一点他是控制不到的，那就是槟州行动党委员会在1990年大选前经州委投票要林吉祥对垒林苍佑，来一个“王者之战”。理由是既然行动党扬言有信心能夺得槟州政权，老大应该打“老佛爷”（民政党人对林苍佑另一个称号）。这也许不是林吉祥的心意，可他又不得不尊重州委的议决。如果林吉祥在1986年后就成为槟州主席，他将有巨大的影响力扭转这个决定，也因此在后来带来苦果。
所幸这一年行动党人获得46精神党结盟扶助槟州选民（绝大部分华裔及印裔）把票投给行动党，杀个马华“片甲不留”（却无法把民政“消灭”）。此役林吉祥打败林苍佑，赢得14个州议席（总数33席）却无法执政（就这样许子根成为取代林苍佑的新任首席部长）。较后，为了迎合华社的需求，张德发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
1995年大选，行动党更是雄心勃勃，下定决心一定要夺槟州政权。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也让林吉祥为难的是：槟州州委再一次议决要林吉祥打许子根，依样葫芦再来一个“王者之战”。虽然这次亦非林吉祥本意，但州委上一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一次他再否决将会挫折党员斗志。在左右为难下，林吉祥豁了出去。未想这一仗行动党锻羽而归，只剩下可怜的一名州议员（章瑛），连林吉祥也败给许子根，只保住丹绒国席。
如果林吉祥也是槟州主席，会不会发生“王者之战”？会不会有半铁人之造势？我们不得而知，只有林吉祥本人知道。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一手栽培的张德发会有此一手，更想不到的是在1998年公正党成立后，张德发及魏福星（署理主席）会背他而去加入公正党，以致两党关系一度紧张。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三次分裂。
1999年，林吉祥仍然不离开槟州，但又没出任槟州主席，将之交回卡巴星再掌槟州。在党内无异议下，林吉祥这一年带领行动党与公正党和回教党结盟，讵料事与愿违，他和卡巴星双双落马。
林吉祥这一年如果不离开丹绒国席，他应该会再次蝉联国会议员。但他大方地让给曹观友，本身转战升旗山面对谢宽泰，才首次失掉国席。于是曹观友在2000年取代卡巴星成为槟州主席。
曹观友这一坐就是8年已过。今年他在新的形势下能否蝉联主席？是备受关注的（11月2日即可分晓）。
本来他把这个职位让给林冠英是不会有所争议的，毕竟后者已尊为槟州首席部长，理应掌控槟州行动党，保证不会节外生枝。相信曹观友也会给予支持。
我不知道林冠英为何会有此顾虑，担心外人说他包办一切。但政治是现实的，不然中国胡锦涛就不必兼任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及军委主席。除非林冠英有意上中央当部长（他已表明将留槟继续担任首席部长），不然他出任槟州行动党主席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林苍佑的境界，可以不要党全国主席和槟州主席，仍然坐稳首席部长。许子根就是因为他不是林苍佑，所以才要成为槟州民政主席，以求党政合一。
在这方面，林冠英还得向其父亲讨教，才能深切体会其中奥秘。虽然我们也相信曹观友会一直成为林冠英的好帮手（他应该会蝉联主席），但曹观友之后，又会如何？没有人可猜得到。
既然林冠英已做出选择退出，我愿送他一句话：“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历史不是有这样和那样的教训吗？
再者，今日的槟州行动党已是执政者，不再是过去的反对党的地位，因此槟州州委阵容的鼎盛，不论谁当槟州主席（应该是曹观友），形成以林冠英为核心的州团队是当务之急。这支团队不但对党的安危负有责任，也要为槟州人民和未来提供一个有魄力，有纪律，有责任，以林冠英为首的新的队伍，方能突显其新的政治使命，不然将来又会衍生什么问题，大家也说不清楚。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马华代表的心声与诉求 （天下纵横 ）
已升级为马华副总会长的廖中莱在马青代表大会上（17日），以团长身份疾呼国阵委马华领袖出任第二署理主席。继后在马华代表大会辩论总会长演词时（19日），又有一名来自槟城的代表陈德钦建议马华应再争取一个副首相职。
这一大胆的言论，可以分开两头来评说。虽然在过去曾有人隐约提到副首相职的课题，但一直都未在马华形成一个议决和正式的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当成是正式的议案。
先说国阵署理主席，这确实是“一大创议”，但实质意义有多大，倒没有人研究过。历史好像是这样走过来的：
当马华和巫统于1953年正式结盟，并在1954年联合国大党组成联盟的时候，它是一个单纯的结盟，也就没有所谓职位的争议，反正是三方代表在开会后又回到各自的政党去演绎，也就无需耿耿于怀对职位的安排，主要的是能争取到什么和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例如1959年东姑与林苍祐在席位上发生争执时，东姑干脆取消原订在7月10日举行的联盟会议，然后按其原订计划与马华另一派（以陈修信为首）暗渡陈仓，谋倒林苍祐。这就是说，只要巫统不同意，联盟是开不成会的，并不是凡事都拿到联盟会议商议，还有其他管道可行。
虽然联盟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但却是维持三党合作的一个平台。关键在于老大对联盟的态度，因为老大是联盟的当然主席。不过，在东姑的年代，巫统不是包办一切重要职位的，他身边的红人，马华陈修信的拉线人陈东海就一度被东姑委任为联盟总秘书。到了敦拉萨时代（1970年），他也曾委任马华的曾永森担任过联盟总秘书。可见马华内的首相红人（不是总会长），是可以越级而上的。只要联盟主席信得过，马华还是有人坐上这个高位。
但是到了1974年国阵成立后，马华党人就不再有此荣幸被委为总秘书。从主席、署理主席到总秘书和财政都是由巫统的人按党内的职位来担任。那是因为马华不再是唯一的华基政党，而且成员党也从3个发展到9个，直到今天成员党总数是13个。换句话说，马华只是成员党的其中一个，不再有机会担任国阵的高职。按照传统除了巫统外，其他成员党的党魁是当然的副主席，另两名代表是理事会成员。当这样的制度已继续30多年后，马华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说不合理，倒是成了一个争议的课题。东马的沙巴或砂拉越的成员党也会说，我们也要署理主席，因为东马是马来西亚组成的重要部分。
由此来看，要求马华领袖出任国阵署理主席的建议将可能无疾而终。不是在国阵会议内达不成共识，就是国阵的会议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以免节外生枝。
其实，国阵这个组织一向以来是选举期才被重视的，而且也未具有实权。马华能否得到这个“荣殊”并不重要，充其量是一个名誉职位，它能对其他成员党发号施令吗？而国阵之所以最近较常开会是因为308大选后，有些政党的党魁未在内阁内，但也起不了大作用。
真正的权利应该是操在内阁中，因此下来我们又联想到第二副首相一职。故事（或说传闻）是这样的：在陈修信时代，马华有提及要第二副首相职但不果。不知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是否与此有关？
另外也听说在李三春时代，马华也动过这样的念头，还是没有答案。就不知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急流勇退是否也与此有关？
如果马华党员仍搞不清楚过去有否有这样的事，现在又再提出第二副首相职，在马华党大会说说还可以，要在马华中委形成一个议案，那又是给新总会长添麻烦。
当然如果马华有此荣幸，那倒是好事一桩，相信华社也会大表欢迎。可是深一层想，恐怕是好事多磨，因此我们推论马华中委不大可能会在大选失利后，接纳代表的建议来向巫统诉求。
无可否认的，第二副首相远比国阵第二署理主席为强。可惜的是马华的退而求其次的要求第二署理主席也不容易达到，更不要说有提出第二副首相的政治筹码，除非巫统在审时度势后对马华“开恩”。但这样的高难度的建议，也不要为难新总会长了。
比较实际的，正如我过去曾提及的是，马华应该也需要争取一位副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从来没有让华人有机会担任，反而来自砂拉越的土保党人曾担任过副外长。际此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当儿，马来西亚的外交部若出现一位合格的华人副外长，正可体现其多元性，和让华人在国际舞台一展风采，对马来西亚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这一大胆的言论，可以分开两头来评说。虽然在过去曾有人隐约提到副首相职的课题，但一直都未在马华形成一个议决和正式的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当成是正式的议案。
先说国阵署理主席，这确实是“一大创议”，但实质意义有多大，倒没有人研究过。历史好像是这样走过来的：
当马华和巫统于1953年正式结盟，并在1954年联合国大党组成联盟的时候，它是一个单纯的结盟，也就没有所谓职位的争议，反正是三方代表在开会后又回到各自的政党去演绎，也就无需耿耿于怀对职位的安排，主要的是能争取到什么和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例如1959年东姑与林苍祐在席位上发生争执时，东姑干脆取消原订在7月10日举行的联盟会议，然后按其原订计划与马华另一派（以陈修信为首）暗渡陈仓，谋倒林苍祐。这就是说，只要巫统不同意，联盟是开不成会的，并不是凡事都拿到联盟会议商议，还有其他管道可行。
虽然联盟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但却是维持三党合作的一个平台。关键在于老大对联盟的态度，因为老大是联盟的当然主席。不过，在东姑的年代，巫统不是包办一切重要职位的，他身边的红人，马华陈修信的拉线人陈东海就一度被东姑委任为联盟总秘书。到了敦拉萨时代（1970年），他也曾委任马华的曾永森担任过联盟总秘书。可见马华内的首相红人（不是总会长），是可以越级而上的。只要联盟主席信得过，马华还是有人坐上这个高位。
但是到了1974年国阵成立后，马华党人就不再有此荣幸被委为总秘书。从主席、署理主席到总秘书和财政都是由巫统的人按党内的职位来担任。那是因为马华不再是唯一的华基政党，而且成员党也从3个发展到9个，直到今天成员党总数是13个。换句话说，马华只是成员党的其中一个，不再有机会担任国阵的高职。按照传统除了巫统外，其他成员党的党魁是当然的副主席，另两名代表是理事会成员。当这样的制度已继续30多年后，马华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说不合理，倒是成了一个争议的课题。东马的沙巴或砂拉越的成员党也会说，我们也要署理主席，因为东马是马来西亚组成的重要部分。
由此来看，要求马华领袖出任国阵署理主席的建议将可能无疾而终。不是在国阵会议内达不成共识，就是国阵的会议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以免节外生枝。
其实，国阵这个组织一向以来是选举期才被重视的，而且也未具有实权。马华能否得到这个“荣殊”并不重要，充其量是一个名誉职位，它能对其他成员党发号施令吗？而国阵之所以最近较常开会是因为308大选后，有些政党的党魁未在内阁内，但也起不了大作用。
真正的权利应该是操在内阁中，因此下来我们又联想到第二副首相一职。故事（或说传闻）是这样的：在陈修信时代，马华有提及要第二副首相职但不果。不知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是否与此有关？
另外也听说在李三春时代，马华也动过这样的念头，还是没有答案。就不知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急流勇退是否也与此有关？
如果马华党员仍搞不清楚过去有否有这样的事，现在又再提出第二副首相职，在马华党大会说说还可以，要在马华中委形成一个议案，那又是给新总会长添麻烦。
当然如果马华有此荣幸，那倒是好事一桩，相信华社也会大表欢迎。可是深一层想，恐怕是好事多磨，因此我们推论马华中委不大可能会在大选失利后，接纳代表的建议来向巫统诉求。
无可否认的，第二副首相远比国阵第二署理主席为强。可惜的是马华的退而求其次的要求第二署理主席也不容易达到，更不要说有提出第二副首相的政治筹码，除非巫统在审时度势后对马华“开恩”。但这样的高难度的建议，也不要为难新总会长了。
比较实际的，正如我过去曾提及的是，马华应该也需要争取一位副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从来没有让华人有机会担任，反而来自砂拉越的土保党人曾担任过副外长。际此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当儿，马来西亚的外交部若出现一位合格的华人副外长，正可体现其多元性，和让华人在国际舞台一展风采，对马来西亚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2.11.08
大马客联会署理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 在槟州客属公会69周年宴庆致词
25-10-08
1. 今年会庆的主题是《客家村宏愿之夜》。这是我们立下的一个未来大方向，希望在3年之内，美梦成真。整个构思是这样孕育而成的：
2006年，大马客联会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设立的“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正式开幕，占地4000方尺，为全马客家人首开先河。在会馆内展示了先贤的南来历史与奋斗有成的史迹。由于布局手法新颖，浓缩有序，突出了客家人在马来西亚建国的丰功伟业，予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2. 在这之后前来参观者都对客家文物馆的别出心裁赞不绝口，并从中认识到客家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学者，也意外地发现原来槟城是客家人的发祥地。正因为这样，当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数位教授于2007年造访时，我们提出了要求他们协助把客家文物馆打造成研究海外客家人的基地之一；同时也向他们提出在槟岛有一个客家村的存在，但从来没有人研究和发掘，因此只能会意，无法成形。就这样，我们和这批学者建立了双向联系，容他们回去后组织队伍来到槟城浮罗山背做田野调查。
3. 本来这批学者计划在今年春节过后就要到浮罗山背做一个初步调查研究，但碍于我们尚未将浮罗山背客家人组织起来，请他们在今年下半年才来。
为了配合调查研究和查证客家村的真实性，我们在今年初经过数次的会议后，决定组成“槟州客属公会浮罗山背客家村联络委员会”，并在四月在圣心中学举行成立大会，为示隆重，恭请客家部长廖中莱主持开幕仪式。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惊动了浮罗的客家人，以致得以在短时间内成立一个阵容鼎盛的联委会。换句话说，客属公会已从城市走向农村，形成一个令人侧目的客家圈。
4. 今年六月我们终于热烈迎来了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由5位学者教授带领其它8名研究生组成的13人队伍，分开两组在浮罗山背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一个是语言组，另一个是社会组，为期一周至10天不等。
经他们研究确定，在历史上浮罗山背曾经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起源于太平天国（1851-1868）之前及之后。这个年代正好是槟榔屿开埠后的50年左右（槟榔屿于1786年被英人莱特占领而成为开路先驱）。
这就是说，当年最早移居槟榔屿的，先在乔治市落脚，直到50年后才向山区发展。浮罗山背的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成了海外移民的另一个新起点。由于英国人需要大量的劳工在山区种植荳蔻和丁香，以供应西方市场。于是在移民浪潮中有不少的客家先贤随至而来。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山区居住是有历史根源的。因为客家人在中国时本来就与世无争，择山峦贫瘠之地而居，过着清苦的农耕生活。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美名也在后来传诵一时，原来客家人除勤于劳动外，也热爱读书，一个耕读社会因此与客家人浑成一体。
正因为这样，我们及台湾的学者调查后发现，浮罗山背的客家人有三个特色。其一他们多数来自嘉应，惠州及大埔等，但客家话相通，而且也参杂当地的马来语；其二他们早期也具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革命精神，卷入当时的马共活动，家庭成员或加入马共或亲共已是公开的秘密；三，也因为洪秀全是基督教徒，南迁的客家人一早就加入天主教会。浮罗山背拥有一座已有150余年历史的天主教会，历久不衰为一明证。这个教会早期还是用客家话传教的。同时浮罗山背早期的华校，也是用客家话教导的。凡此种种，浮罗山背与客家人有了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愿结。
5. 正是浮罗山背具备了进一步田调的价值，在下个月又有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学者联合本土学者到来取材和取证，他们希望会有更大的收获。目前我们确定的是双溪槟榔及浮罗文丁是名副其实的客家村，其它乡镇也分布不少客家人。
抑有进者，一批高水平的台湾六名学者将在明年正月组成《东南亚工作坊》，准备在槟城，新山及诗巫与当地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以客家研究为主轴。届时中大将与本会馆及韩江学院共同合作，以把这个客家村的研究带入较高层次的学术领域。
6. 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允应为浮罗山背客家村提出一份报告书，然后将根据实况作出客家村设立的计划书。一旦我们有了全盘的计划和完整报告书，我们会向槟州政府提出申请，在适当的地方建立起客家村的地标，当然也欢迎私人界献地和作出献议，包括发展商可将其计纳入客家村的概念，至于规模的大小，尚在探讨中，是要突出马来西亚客家式的建筑风格或是引用中国的土楼模式，还需要从长计议。但基本上我们的初步共识是不失马来西亚的文化色彩。因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已融入当地社会，有马来人的，印度人的及各种籍贯华人的文化背景。这种独特性又是全世界找不到的。
在这方面，我们准备用3年的时间来打造客家村；也把现成的客家文物馆发展成研究海外客家文化的基地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打出“客家村宏愿”的主题，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梦，以便马来西亚建立起第一个客家村，以成为旅游景点和彰显客家人的一个地标。
Speech by Dato’ Dr. Cheah See Kian,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Hakka Associations
1. “Hakka Village Vision” night is the resounding theme of this Year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is being the goal we set for the future project which we wished to achieve within period of three years . The whole idea or inspiration resonated when:
In the year 2006, the Malaysian Hakka Heritage Centre with a floor area of 4,000 sq.feet & located at the 4th. Floor of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open by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Hakka Associations, representing the 1st. lead for the Hakka community of Malaysia. The Centre features the history and account of the endurance and final success stories of the Hakka ancestors who migrated from China to Malaysia. The visitors were greatly impressed by its unique ,orderly & succinct narration and presentation that featu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Hakka peop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of Malaysia.
2. Since then visitors were so impressed with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Centre and came to know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Hakka; especially the scholars from overseas also accidentally found out that Penang represents the source area of development for the Hakka.
In the year 2007 when scholars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wan came to Penang, we requested them to help up-moulding the Hakka Heritage Centre as one of the overseas base for Hakka Research; also we conveyed to them the existence of a Hakka village in Penang which was still unexplored and which so far no research had been done . Through this , we managed to foster mutual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scholars which made way for the formation of a research team for further field -work research on the Hakka settlement of Balik Pulau .
3. Originally , the scholars planned to come to Balik Pulau in early of this year to carry out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 However, we preferred them to com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as by then the Hakka communities would be more organized with the setting up of the Balik Pulau Hakka Village joint committe.
To facilitat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work on the existence of a Hakka village in Balik Pulau, we went ahead to set up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Balik Pulau Hakka Village Joint Committe” for better coordination with the Hakka peoples in Balik Pulau. We were astonished by the overwhelming support we received which enable the Committee be set up within such a short period. We invited the Minister of Health Datuk Liow Tiong Lai who is also Hakka to officiate the Swearing –in Ceremony which was held on 1st.June 08 at the Hall of SMJK. Sacred Heart . In short, we are heading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 and creating a spectacular ring of association with all the Hakka people.
4. In June of this year, we thus set to welcome the arrival of a group of scholars consisting of five professors and eight research personnel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Uni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wan . This research team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 to probe on the linguistic aspect and the social sphere of study respectively . This study took about 1 week to 10 days as schedule.
The finding of the research affirmed Balik Pullau was once resided by large number of Hakka people. Many moved to Balik Pulau sometime prior and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Year 1851 to 1868 ) viz. about 50 years after Penang island was developed for business (Penang Island was acquired by Captain Francis Light of England in 1786) .This is to say that the immigrants from China first settled in Georgetown then only further shifted to the hill region fifty years later. The favourabl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Balik Pulau soon became another start point of 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early immigrants. The great market demand for spices in western countries at the time also created much job opportunity in the nutmeg and clove plantation of the English colonial for the early immigrants.
The Hakka immigrants chose to settle in the hill region for the Hakka people of China had lived in the desolated hilly places for times and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led a simple and hard living. They were not only hardworking but also education –conscious which resembles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kka people at large.
Finding of the scholars from Taiwan revealed thre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kka people in Balik Pulau; firstly though they are from different origin of Kar Yin , Fooi Chew and Taipu ,they basically using the same dialect with some mixture of local Malay dialect; Secondly,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led by Hong Xiu Quan the Heavenly King for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unist activities & movements in those days and thirdly many of them just like Hong Xiu Quan adopted the sam religion .They joined the Protestant Catholic Church in Balik Pulau which has a history of 150 years and remains same today as proof of evidence. In those days, the Church used the Hakka dialect as media of communication, so did the Chinese schools in Balik Pulau in those days.
5.Next month, there will be another group of scholars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e Universtity of Taiwan coming to Balik Pulau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 Hakka in Balik Pulau. The Sungai Pinang and Pulau Bunting area of Balik Pulau being a real Hakka village, though there are Hakka in other area too.
Besides, six scholars of high intellectual also schedule to come to Balik Pulau in Jan, 2009 to hold a workshop on the research work, they will have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intellectuals of Penang, Johor and Sibu on the main issue of Hakka study & research. The workshop
Will be hel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and the Han Chiang College with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the Hakka Village study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llectual.
6.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tity of Taiwan promised to provide a report on Hakka Village of Balik Pulau. We will base on the report to work out a complete pla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kka Village and will submit our application to the Penang authority for allocation of land for building the Hakka Village landmark. In this respect, we welcome donation of land from private sector or proposal if any; this include adoption of the idea of Hakka village into their housing development plan, will need to review on the area-coverage and type of architecture if as that of the Hakka traditional “Tu Lou” or of Malaysian Hakka . Basically we have come to term that it is better to adopt one which depicts our unique multi culture of Malaysia.
With this we share the same dream of building a Hakka Village which we hope to materialize within period of three years, having the 1st. Hakka Village in Malaysia.
1. 今年会庆的主题是《客家村宏愿之夜》。这是我们立下的一个未来大方向，希望在3年之内，美梦成真。整个构思是这样孕育而成的：
2006年，大马客联会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设立的“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正式开幕，占地4000方尺，为全马客家人首开先河。在会馆内展示了先贤的南来历史与奋斗有成的史迹。由于布局手法新颖，浓缩有序，突出了客家人在马来西亚建国的丰功伟业，予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2. 在这之后前来参观者都对客家文物馆的别出心裁赞不绝口，并从中认识到客家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学者，也意外地发现原来槟城是客家人的发祥地。正因为这样，当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数位教授于2007年造访时，我们提出了要求他们协助把客家文物馆打造成研究海外客家人的基地之一；同时也向他们提出在槟岛有一个客家村的存在，但从来没有人研究和发掘，因此只能会意，无法成形。就这样，我们和这批学者建立了双向联系，容他们回去后组织队伍来到槟城浮罗山背做田野调查。
3. 本来这批学者计划在今年春节过后就要到浮罗山背做一个初步调查研究，但碍于我们尚未将浮罗山背客家人组织起来，请他们在今年下半年才来。
为了配合调查研究和查证客家村的真实性，我们在今年初经过数次的会议后，决定组成“槟州客属公会浮罗山背客家村联络委员会”，并在四月在圣心中学举行成立大会，为示隆重，恭请客家部长廖中莱主持开幕仪式。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惊动了浮罗的客家人，以致得以在短时间内成立一个阵容鼎盛的联委会。换句话说，客属公会已从城市走向农村，形成一个令人侧目的客家圈。
4. 今年六月我们终于热烈迎来了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由5位学者教授带领其它8名研究生组成的13人队伍，分开两组在浮罗山背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一个是语言组，另一个是社会组，为期一周至10天不等。
经他们研究确定，在历史上浮罗山背曾经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起源于太平天国（1851-1868）之前及之后。这个年代正好是槟榔屿开埠后的50年左右（槟榔屿于1786年被英人莱特占领而成为开路先驱）。
这就是说，当年最早移居槟榔屿的，先在乔治市落脚，直到50年后才向山区发展。浮罗山背的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成了海外移民的另一个新起点。由于英国人需要大量的劳工在山区种植荳蔻和丁香，以供应西方市场。于是在移民浪潮中有不少的客家先贤随至而来。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山区居住是有历史根源的。因为客家人在中国时本来就与世无争，择山峦贫瘠之地而居，过着清苦的农耕生活。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美名也在后来传诵一时，原来客家人除勤于劳动外，也热爱读书，一个耕读社会因此与客家人浑成一体。
正因为这样，我们及台湾的学者调查后发现，浮罗山背的客家人有三个特色。其一他们多数来自嘉应，惠州及大埔等，但客家话相通，而且也参杂当地的马来语；其二他们早期也具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革命精神，卷入当时的马共活动，家庭成员或加入马共或亲共已是公开的秘密；三，也因为洪秀全是基督教徒，南迁的客家人一早就加入天主教会。浮罗山背拥有一座已有150余年历史的天主教会，历久不衰为一明证。这个教会早期还是用客家话传教的。同时浮罗山背早期的华校，也是用客家话教导的。凡此种种，浮罗山背与客家人有了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愿结。
5. 正是浮罗山背具备了进一步田调的价值，在下个月又有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学者联合本土学者到来取材和取证，他们希望会有更大的收获。目前我们确定的是双溪槟榔及浮罗文丁是名副其实的客家村，其它乡镇也分布不少客家人。
抑有进者，一批高水平的台湾六名学者将在明年正月组成《东南亚工作坊》，准备在槟城，新山及诗巫与当地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以客家研究为主轴。届时中大将与本会馆及韩江学院共同合作，以把这个客家村的研究带入较高层次的学术领域。
6. 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允应为浮罗山背客家村提出一份报告书，然后将根据实况作出客家村设立的计划书。一旦我们有了全盘的计划和完整报告书，我们会向槟州政府提出申请，在适当的地方建立起客家村的地标，当然也欢迎私人界献地和作出献议，包括发展商可将其计纳入客家村的概念，至于规模的大小，尚在探讨中，是要突出马来西亚客家式的建筑风格或是引用中国的土楼模式，还需要从长计议。但基本上我们的初步共识是不失马来西亚的文化色彩。因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已融入当地社会，有马来人的，印度人的及各种籍贯华人的文化背景。这种独特性又是全世界找不到的。
在这方面，我们准备用3年的时间来打造客家村；也把现成的客家文物馆发展成研究海外客家文化的基地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打出“客家村宏愿”的主题，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梦，以便马来西亚建立起第一个客家村，以成为旅游景点和彰显客家人的一个地标。
Speech by Dato’ Dr. Cheah See Kian,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Hakka Associations
1. “Hakka Village Vision” night is the resounding theme of this Year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is being the goal we set for the future project which we wished to achieve within period of three years . The whole idea or inspiration resonated when:
In the year 2006, the Malaysian Hakka Heritage Centre with a floor area of 4,000 sq.feet & located at the 4th. Floor of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open by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Hakka Associations, representing the 1st. lead for the Hakka community of Malaysia. The Centre features the history and account of the endurance and final success stories of the Hakka ancestors who migrated from China to Malaysia. The visitors were greatly impressed by its unique ,orderly & succinct narration and presentation that featu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Hakka peop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of Malaysia.
2. Since then visitors were so impressed with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Centre and came to know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Hakka; especially the scholars from overseas also accidentally found out that Penang represents the source area of development for the Hakka.
In the year 2007 when scholars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wan came to Penang, we requested them to help up-moulding the Hakka Heritage Centre as one of the overseas base for Hakka Research; also we conveyed to them the existence of a Hakka village in Penang which was still unexplored and which so far no research had been done . Through this , we managed to foster mutual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scholars which made way for the formation of a research team for further field -work research on the Hakka settlement of Balik Pulau .
3. Originally , the scholars planned to come to Balik Pulau in early of this year to carry out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 However, we preferred them to com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as by then the Hakka communities would be more organized with the setting up of the Balik Pulau Hakka Village joint committe.
To facilitat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work on the existence of a Hakka village in Balik Pulau, we went ahead to set up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Balik Pulau Hakka Village Joint Committe” for better coordination with the Hakka peoples in Balik Pulau. We were astonished by the overwhelming support we received which enable the Committee be set up within such a short period. We invited the Minister of Health Datuk Liow Tiong Lai who is also Hakka to officiate the Swearing –in Ceremony which was held on 1st.June 08 at the Hall of SMJK. Sacred Heart . In short, we are heading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 and creating a spectacular ring of association with all the Hakka people.
4. In June of this year, we thus set to welcome the arrival of a group of scholars consisting of five professors and eight research personnel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Uni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wan . This research team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 to probe on the linguistic aspect and the social sphere of study respectively . This study took about 1 week to 10 days as schedule.
The finding of the research affirmed Balik Pullau was once resided by large number of Hakka people. Many moved to Balik Pulau sometime prior and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Year 1851 to 1868 ) viz. about 50 years after Penang island was developed for business (Penang Island was acquired by Captain Francis Light of England in 1786) .This is to say that the immigrants from China first settled in Georgetown then only further shifted to the hill region fifty years later. The favourabl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Balik Pulau soon became another start point of 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early immigrants. The great market demand for spices in western countries at the time also created much job opportunity in the nutmeg and clove plantation of the English colonial for the early immigrants.
The Hakka immigrants chose to settle in the hill region for the Hakka people of China had lived in the desolated hilly places for times and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led a simple and hard living. They were not only hardworking but also education –conscious which resembles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kka people at large.
Finding of the scholars from Taiwan revealed thre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kka people in Balik Pulau; firstly though they are from different origin of Kar Yin , Fooi Chew and Taipu ,they basically using the same dialect with some mixture of local Malay dialect; Secondly,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led by Hong Xiu Quan the Heavenly King for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unist activities & movements in those days and thirdly many of them just like Hong Xiu Quan adopted the sam religion .They joined the Protestant Catholic Church in Balik Pulau which has a history of 150 years and remains same today as proof of evidence. In those days, the Church used the Hakka dialect as media of communication, so did the Chinese schools in Balik Pulau in those days.
5.Next month, there will be another group of scholars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e Universtity of Taiwan coming to Balik Pulau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 Hakka in Balik Pulau. The Sungai Pinang and Pulau Bunting area of Balik Pulau being a real Hakka village, though there are Hakka in other area too.
Besides, six scholars of high intellectual also schedule to come to Balik Pulau in Jan, 2009 to hold a workshop on the research work, they will have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intellectuals of Penang, Johor and Sibu on the main issue of Hakka study & research. The workshop
Will be hel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and the Han Chiang College with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the Hakka Village study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llectual.
6.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tity of Taiwan promised to provide a report on Hakka Village of Balik Pulau. We will base on the report to work out a complete pla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kka Village and will submit our application to the Penang authority for allocation of land for building the Hakka Village landmark. In this respect, we welcome donation of land from private sector or proposal if any; this include adoption of the idea of Hakka village into their housing development plan, will need to review on the area-coverage and type of architecture if as that of the Hakka traditional “Tu Lou” or of Malaysian Hakka . Basically we have come to term that it is better to adopt one which depicts our unique multi culture of Malaysia.
With this we share the same dream of building a Hakka Village which we hope to materialize within period of three years, having the 1st. Hakka Village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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