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政治走向霸权政治—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三）（直挂云帆）

“513”之后种族政治已成为一个导向，当来到80年代马哈迪上台时，它又晋入另一个新阶段，除了种族政治成为一种论述外，政治霸权或一党独大的模式被进一步肯定，这就是马哈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政治生态”。
马哈迪出任首相总共22年（1981-2003年），是在位最久的掌权人，也是国家政治路线图被最大改动的时期。因此回顾他的从政纪录是必要的，以便了解他为何能一手撑起一片天。
在1964年时，在1925年出生的马哈迪医生正处风华正茂的39岁，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虽然他早在巫统成立的年代（1946年）已是党员，但他早年并不热衷政治。
1969年马来西亚政府陷入政治漩涡时，马哈迪竟在大选中落选，具有叛逆性格的他，直斥东姑首相领导无方，导致联盟差点失掉政权。
虽然东姑通过巫统将马哈迪开除出党，但后者持续挑战东姑的权威，并出版《马来人的困境》一书来力证东姑当政12年并没有改善马来人的落后，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东姑接班人敦拉萨的身上。
1971年敦拉萨在出任首相未及一年后，便让马哈迪“英雄式”的回返巫统，协助前者推动“新经济政策”。马哈迪的理念也得以贯彻其中（《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也就成为马哈迪东山再起的代表作），更在1974年大选后，被委为教育部长重任。

从此马哈迪在政坛平步青云，而在1981年成为第三任首相胡申翁的接班人，正式启开马哈迪呼风唤雨的年代。

以下是马哈迪塑造的强势政治领导：
（一） 虽是第四任首相，但却是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领导人，前三位不是王族便是贵族当家（他在《医生当家》的回忆录中自揭这一段历程）。因此在他之后的接班人也不以贵族或望族为最先考量，而是起用与他同样出身的平民。先是慕沙希淡，后是嘉化峇峇，下来是安华及最后是阿都拉。这也是为什么身为王族的东姑拉沙里一直未能成为他的接班人的原因之一。因为马哈迪要颠覆和改变传统，让政治“平民化”的同时，又能让平凡的人成为叱咤风云的人，而他印证了这一点。

（二） 正因为他的独排众异，在1981年引进安华而甘冒得罪元老之大不韪，是为了将巫统转型。一方面借助安华的回教青年运动（Abim）将国家的行政注入回教价值和文化；另一方面又以群众大会的形式到处开讲，而成功地修宪和限制王权。

（三） 马哈迪不仅打散了华基政党的整合，也使到它们忙于为华社请命（包括相互提防与内斗），无暇用多元种族理念来取代种族政治。1982年的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成为华社的一个空想。最终反而被马哈迪改变了所有成员党的政治命运（在国阵内的安分守己）。

（四） 1987年巫统党争在东姑拉沙里失败后，马来人分裂成两大阵营，一方是以马哈迪为首的“当权派”；另一方面是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挑战派”。在后者党选失败于1989年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且在1990年的大选争夺领导权又告失手后，马哈迪已不容许马来人政治进一步被分解和分裂，因此有了引发争议的独断行为，包括法院院长及大法官被革职，突显了马哈迪一党独大的治国模式。

（五） 因为沙巴执政的团结党在1990年大选时突然倒戈相向支持东姑拉沙里；马哈迪在大选胜利后，来一个秋后算账。先是1993年巫统成功东渡沙巴，继之在1994年的一场内讧中，团结党失去州政权。接着在2004年大选后，终止首席部长轮任制，启开巫统当政的年代直到今天。虽然在2001年团结党吃回头草，重入国阵，但拜林也只能屈就第二把交椅，卡达山族的首领也尝到马哈迪一记回马枪的利害，霸权政治也不例外地在沙巴上演。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96年马哈迪收编和解散东姑拉沙里的46党后，也将矛头对准在巫统党内崛起的所谓“宏愿队伍”。这个队伍基本上是安华所领导，后者也有步骤地在党内建立起其势力。“坐亚望冠”的地位使到他成为马哈迪强势领导下的“牺牲者”。

虽然马哈迪以“道德”问题革除安华的党官职，但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也显示了马哈迪在政治斗争中是没有妥协余地，他因而被形容为“霸权政治”的先行者；也把多党制变成典型的一党独大。

（六） 马哈迪的政治哲学中也善于转移视线。例如为使新经济政策继续推行，他在1990年（敦拉萨在1970年时宣布此政策将推行20年）提出了空前的大宏图，矢言要在30年内，也即是2020年达致先进国水平的宏愿。

这如同为全体马来西亚人买下30年的保单，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让所有的马来西亚人能享受30年保单在期满后获得丰硕的回报。由于政治高手的马哈迪将2020年宏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人民瞻望未来时，自然不计较眼前的得失。

在这个过程中，马哈迪希望在30年内出现“马来西亚民族”，而不再以种族作为政治坐标。但事实上，马哈迪在面对安华的挑战下；尤其是1999年的大选巫统蒙受一定的挫折，顿使马哈迪意识到除了打种族牌外，还要打宗教牌。就这样，进入千禧年时，回教党给巫统施加的压力是彼此在回教国的课题上争个不休，这对鼓吹多元种族和谐及多元文化共存及尊重多元宗教信仰自由的马来西亚来说是不健康的趋势，也意味着种族政治又加入了宗教政治。最明显的例子是2002年时，行动党因不能再忍受回教党的政教混合政策而宣布与回教党决裂。

无可否认的，行动党在1999年与回教党及公正党的结盟是弊多于利的；尤其是华裔选民无法消化“三党联盟”的议程。于是林吉祥及卡巴星首次输掉国席，这对行动党而言是政治噩梦的开始，也是致命的打击。

这就是说，在马哈迪主政下的马来西亚，种族政治已在霸权政治下继续延伸，直到2003年马哈迪退休后，整个国家政治已被马哈迪22年的铁腕统治所定型。

也因为这样，在阿都拉接班下，他萧规曹随地继承了马哈迪的霸权政治而在2004年的大选掀起阿都拉旋风，把反对党打得落花流水。

唯有来到2008年的大选，才见反对党创造奇迹，既打破种族政治，也打破了霸权政治，终于出现一个包含各民族在内的“两党制”。这两党制的雏形在308政治海啸后突告涌现，但根基不稳，因为马来西亚在新政治演变下，又出现民间的种族组合，而且向多元社会挑战，也阻止了国家朝向多元政治发展，又是回到过去以种族为基础和导向的斗争，这对塑造一个马来西亚来说也增添了隐忧。

因此，我的结论是：种族性政党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有两个结果。其一是迷失在多元种族社会中；其二是将单元路线“合理化与扩大化”，继续采取故步自封的心态，而无法实现“马来西亚民族”。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的未来还得让人民来判决要怎样的种族整合或永远的种族隔阂，不再对宏愿抱有幻想？

（本文系作者于6月26日应吉隆坡中马钟灵校友会之邀所作的专题演讲的第三部分摘要，也即是最后部分。其讲题是《一个马来西亚下的种族政治》）

刊登于2011年7月21日《东方日报》

英禄拜相与泰国政治 （天下纵横）

泰国一向以来是男性为主的社会（娱乐事业与情色事业的一枝独秀是不争的事实），竟然会在今届的国会大选中制造出一位女首相，而且还是美女首相，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偏偏这趟好事和创世纪的壮举让英禄（Ying Luck）给碰上了。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因为她是他信的妹妹。
他信（Thaksin）是在2001年的选举中崛起，并在蝉联后于2006年被军人推翻，导致他被迫流亡海外。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竟有一位能干的妹妹代兄又圆了首相梦，可见他信家族在泰国的势力是根深蒂固的。

虽然英禄在泰国商界是女强人，也是政治本科出身的，但她在政坛活动的记录是空白的，因此她的崛起是十分意外和始料不及的。

这位于1967年6月21日出生于清迈的小美女，是西纳瓦塔（Shinawatra）家族（他信家族）9个孩子中排行最小的妹妹，在清迈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于1991年负笈美国肯塔基大学，并在较后考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不过她回国后未涉及政治，而是专注家族的大企业，先后出任AIS电讯公司及SC地产公司的总裁。在泰国颇有名气，今年5月决定代兄出征，领导为泰党与执政的民主党决一高下，结果人气急升的英禄打败了原任首相阿披实。

各党获得的议席如下：（1）英禄领导的为泰党得２６５席；（2）阿披实领导的民主党得159席；（3）泰自豪党得34席；（4）泰国家发展党得19席；（5）春府力量党和发展为国党各赢得7席。这样一来，为泰党已在总数500个议席中赢获超过一半的席位，可以自组政府，但为求稳定，英禄宣布将组成联合政府。这样一来，也就减少军事干政的事再度发生，对未来的泰国发展，不啻是一个好的开始。

其实，讲到泰国的历史，其演变也是十分戏剧性的。它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不曾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但却屈从于法国、英国和美国。其原因是这样的，在18世纪，拉玛一世在在曼谷建立了曼谷王朝，当时称为暹罗王国。在拉玛四世时（1851－1868年），国家开放而有了发展。来到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1868－1910年），国家向西方取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包括在1896年与英法签订《关于暹罗等地的宣言》，将暹罗列为两个殖民宗主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这就是说，英国控制了缅甸，法国控制了印度支那，而让暹罗保持“中立”。正因为暹罗的左右逢源，在夹缝中求得了生存。1932年，来到拉玛七世的年代，由于前国王用人不当，贪污盛行和专制统治引起了民愤，终于让军人找到借口进行政变。

那个时候，正值世界发生经济大恐慌的年代，军人在政变中把国家改成君主立宪，并扶持一位大学教授銮巴立为首相。一年之后，军人直接主政，国王也就成为名誉上的元首，实权牢控在军人手中。

1939年，军政府将暹罗改为泰国，并推行一系列排华政策，关闭百间华校，才有了后来大批泰国华裔子弟来到槟城接受华文教育的热潮。

正值那一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投机取巧的泰国军人首相銮波汶与日本签订将友好协定，不但向英美宣战，也让日蝗军通过泰国领土直接入侵马来亚、新加坡及印尼。

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泰国军政府又马上改弦易辙，宣布日泰向英美宣战无效，转而寻求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这样一来，泰国在战后成为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国，对美国围堵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从1945年到1992年，泰国几乎是军人当政的。不过，在1949年即登位的现任国王普眉蓬（即拉玛九世），长期以来已成为泰国人民尊敬与景仰的国王。他的影响力远比任何的首相为高。
当1992年军人尝试“还政于民”，通过选举选出首相后，也没有真正放弃干政之意图。比如在2006年就通过军政推翻他信政府，指他贪污滥权。

他信本身也在经济企业上授人诟柄，也就得不到国王的支持而无法东山再起。

在他信之后，又换过六位首相，如同走马灯，足证军人影响力之大。只有来到阿披实当首相后（2008年），泰国才算比较安定下来，但阿披实的民主党始终不是第一大党，也不是他信的对手。因此通过这次的交锋，已显露势力之悬殊。

即便这次有人形容泰国选举出现贪污与舞弊，但英禄赢得漂亮一仗底下，其他反对党也就不得不口服心服了。

当然谁也不能保证军人不再干政，但我们还是希望英禄的民选政府能持久当政，若做得不好，可通过选举改朝换代，不好动辄祭出政变的旗帜。

刊登于2011年7月18日《号外周报》第539期

这个民调不客观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默迪卡民调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马来西亚回教青年价值观趋向保守，有超过七成以上的青年人认同可兰经取代联邦宪法。这是民调中心与德国两个机构对回教青年进行一项题为“东南亚回教徒价值观”的调查结果。不过，在1300名的印尼回青的调访中则出现不同的结果，有高达八成的青年反对用可兰经取代印尼宪法。

根据民调中心总监伊布拉欣苏菲安在7月12日发布的消息指称马来西亚的回教青年大体上表现出集体主义精神和追求民主价值的同时，也认同“宗教权威”的意识形态。他担心在长远上会对政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换句话说，未来或有更多宗教元素渗透到政治生活中。

我对这样的调查“结果”表示关注的同时，也质疑其客观性。我们不争议有存在一些人对宗教主义的执著，也将之与政治相提并论，更有人将宗教引入政治；但我们不认同马来西亚的青年与印尼的青年对“宗教治国”出现两极的态度。毕竟马来西亚在很多方面已吸收了西方的文明与文化价值，也了解到政权分离的重要性。因此绝大多数是以开明的态度将宗教与政治一分为二的。

例如马来亚在独立前，回教党是缺乏政治势力的；而马来人的政治功能都寄托在巫统身上；也就是说，巫统成了马来人的“政治权威”机构。

虽然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的1959年的大选，回教党在选举中崛起成为东海岸的大赢家（指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两州），但在布哈鲁丁领导下，回教党并没有走宗教至上的路线，反而与其他反对党（主要是社阵）达成默契，鼓吹民族主义路线。这意味着，回教党并没有本末倒置其政党定位。

1971年，年轻的安华依布拉欣领导“回教青年运动”（Abim），先后吸引了5万名的会员，一时风光无两。根据已故作家沙农阿末在1999年接受笔者的访问时坦承，在安华呼风唤雨的年代（从70年到90年代），回教党是靠边站的，无法与安华争取年轻马来人的加入，因为安华的魅力也成了年轻人的偶像。1981年，这股力量被上任首相的马哈迪收编。从此马哈迪与安华在80年代迄至90年代组成了“最佳拍档”。国家行政的回教化和注入回教价值也成为一个时尚。但不论他们如何在政治上引入回教的元素，马来西亚始终维持原来的政体，以宪法作为最高律法。即使是历届的最高法院院长也诠释马来西亚的宪法是为世俗版本的。

唯有来到1998年安华与马哈迪决裂后，整个政局才为之一变，一边是回教党在1999年涌现成为最大的反对党，构成对巫统的新威胁；另一边是巫统为抗拒回教党的势力过度膨胀，也出现马哈迪与法兹诺及哈迪阿旺（回教党的领袖）的斗法，在回教国课题上争议不休和不遑多让。

但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被打回原形后，它才领悟到与安华的公正党重新合作的重要性，也从中认识到与其打宗教牌，不如打福利牌更加务实与符合多元社会。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再创奇迹。

意想不到的是在308之后的回教党又与行动党重新携手；而它在近年来的表现也倾向土耳其路线（政教分家），成为所谓马来西亚的“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理的名字）派在党内占上风，并通过党主席哈迪阿旺重申继续打福利国牌。

与此同时，回教党也一改其昔日的保守与浓厚宗教的观念，在过去的十多场补选中一一展现出来。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回教党人与行动党人竟然能在补选（尤其是吡峇都干东的补选战中让尼查脱颖而出）的时日，互穿党服、互戴党帽和互摇党旗，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既然回教党也已调低了宗教主义，并和巫统争夺政治资源，则黄家泉指责回教党要对回教青年趋向保守的宗教思想负起责任是不客观也是不公允的。再说，回教青年走向保守之说也是值得争议的；尤其是回教党不久前被巫统党人形容为“巫统化”时，黄家泉可有什么感想？因此与其以政治立场一味怪罪回教党，不如一起来否定或化解民调中心的“负面结论”来得更为实际。

在这方面，我们有注意到吉打州政府准备在斋戒月禁止娱乐场所营业一个月的措施是不符多元社会，也是对其他种族不公平的。虽然说此法令在国阵时期已生效14年，但国阵执政时没有引用，为何回教党州政府要自我设限和自我设陷呢？看来民联有必要检讨并放弃实施这样的条文，勿因此事而给回教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是得不偿失的。

刊登于2011年7月18日《南洋商报》

“新闻班”改变韩中命运 韩江：华文报的摇篮（二）（现代春秋）

老实说，韩江中学在70年代中期出了四位华文日报总编辑是不约而同的巧合，学校并没有刻意栽培新闻界人才，这叫着无心插柳柳成荫。 正是这样的巧合，韩中在70年代中期也因缘际会对新闻人才的培训给予特别的关注，它的起因是这样的： 我的同级同学林景汉在1963年高中毕业后，就留在母校就任。他原本因清寒而成为攻读生。当时学校有一位敲钟老人，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的钟声一响就意味着下课了或放学了；当然也有些不喜欢听到上课的钟声。 毕业后，林景汉留校服务一些年，他也在后来成为敲钟老人的接班人。从外表看来，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似乎也是一个执著的人。 我记得曾在1972年访问台湾时，刻意地到林景汉住的地方叙旧，知道他沉浸在佛学中，其他的就印象模糊了。 大概在1976年或77年，林景汉在台政大毕业后，应征成为《星槟日报》的编辑，而白天则在韩江中学教书。 1978年他向韩中校长宋世猷及董事会提呈开办“新闻班”的计划书获得支持，而我也以《星槟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向宋校长表达同意让林景汉（他当时是星槟日报的专职编辑）在韩中开办新闻班兼主任，因为这也可以为华文报培养接班人。 就这样，韩中“新闻班”在后来成为另一个“闪亮”的招牌。虽然无法与“大学先修班”的人数相比，但其份量和影响力则是无届弗远的。 无可否认的，在70年代，韩中的“大学先修班”是另一个金字招牌，吸引了无数的学生到来报读（其中一位就是刻下担任副财长的林祥才），使到韩中在70年代后用先修班来“掩盖”和“弥补”中学生下降的数字。 我在后来翻查韩中历史时，曾惊讶地发现70年代到80年代的2千余名的学生中，竟有半数是先修班的学生。以当时收生不分种族也不以谙华文为标准来说，韩中收了许多来自英校不谙华文的学生，也有一些马来学生及印裔学生。此时的韩中维持了表面的“繁华”，但真正突显韩中是一间不折不扣的华文（独立）中学则是维持了“新闻班”的承办。 这“新闻班”原是两年学制，与先修班一样，属于后期中学。在70年代以降的韩中就是靠这两把刷子—先修班及新闻班擦亮它的招牌。 可以这么说，“新闻班”的开办确实改变了韩江中学的命运。往好的方面说是吸收了很多一心想在华文报发展的人才；而通过韩中的训练让他们在日后大展身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起70年代孕育四大华文报总编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成了马来西亚大专院校发展大众传播系的“开山鼻祖”。它在十年来每年出版的新闻特辑（毕业刊）也烙下时代的印记。 正由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启切，各大学也在后来开办了大众传播系。槟城理科大学在这方面是后来居上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吃香的学科。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大学和大专院校都有大众传播系或新闻系之设，不再让韩江和理大专美。 对于韩江在新闻事业上的重大贡献，我们可以分阶段来演绎。首先是韩中的毕业生从60年代开始，陆续进入报界工作，也有的进入电台工作。除了我在第一篇述及的四大总编辑外，在后来也在媒体闯出名堂的有曾任《光华日报》副总编辑的李会春（目前是韩视新闻中心总编辑）、曾任《光明日报》执行总编辑的刘汉良（现任编务顾问）、曾任《星槟日报》副总经理的李良树、编辑主任的王开胜、采访主任的韩经丰；在《光华日报》担任新闻编辑主任的黄思来，在《星洲日报》担任高级记者的先有许秋水，后有邱文发等等，他们都不是新闻系科班出身的，但在新闻界也留下历史痕迹。 接着在1978年有了新闻班后，它也在下来的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挑战而肩负起作育英才的重任。这十年的变化是巨大的。包括在1980年将学制从两年改成三年，而且易名为《新闻系》。这“班”和“系”的差别可是够大的，因为系已牵涉到学院或大学的课程。而韩中尚未具备这样的条件提升成为一个系，虽然有获得马来西亚华文报编辑人协会的认可（我也曾是这个协会的理事之一），但只是在聘用时给予某些“优待”，而不是具有法定地位承认其学术资格。 因此韩中开始出现一些争议风波；于是在1982年又改为两年半学制；1983年再转回两年制，继之在1984年用回新闻专修班字眼。 1985年新闻班学生从余子亮科学馆被移到旧学生宿舍上课（目前的华人文化馆）。因为设备简陋，有学生抗议如同被遗忘的“私生子”。1986年董教风波闹大，也连带新闻班的学生被记大过。1987年林景汉被停职，改由马利国出任主任。斯时方北方出任韩中校长。1988年因故“新闻班”停办，前后10年，因此被毕业生形容为“黄金十年”。但这些新闻班毕业生更是头角峥嵘，不遑多让韩中高中毕业生（将在下一篇推介杰出校友）。 往坏的方面说是有了新闻班之设后，林景汉在韩中的地位也晋升一级，但他的过于突出新闻班的作风和形象，包括邀请了许多报界领导和政界学界人士经常作专题演讲，形成一大特色，也招引校内的批评和不满林景汉过于“自我膨胀”；尤其是将新闻班改为新闻系也真是超出上头的承受能力。 抑有进者，在80年代中期，林景汉也卷入了策划韩中教师职工会风潮，闹得“满城风雨”。一方面是韩中教师组成了职工会，公开要求董事会承认，并提出了各项诉求，包括待遇改善与工作保障。另一方面是董事会全然不接受在校内出现职工会，咸认此风一开后果严重。在双方的对峙下，韩中从1985年开始已见元气受损，不但新闻班在1988年走到“终点”，而且也影响到中学的学生人数骤然大降。 由于双方的拉锯战和调解不成，也使到韩中成为一间拥有职工会的学校。而在官司案底下，它是没有赢家的，双方都是输家，更伤了建校的根基。 例如，当学生人数减少的时候，董事会有各种理由削减开销和减少教员的节数（薪水以节数算）；而老师也因不断地诉求影响了教学专业，对学生的学习也产生负面的影响。真没想到从1985年开始的董教风潮，竟然延至1995年才告一段落。但问题与官司仍未解决。这十年的“浩劫”也确实够折腾韩中的了。 在1996年时，在我介入韩江董事会时，震惊地发现学生人数竟然只剩300余名，回想起60年代的学生人数高达3500名，降到区区的300余名，真是无语问苍天，也让人对韩中的前景不寒而栗。 如果说新闻班的学员形容他们的年代是黄金10年（1978-1988）那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他们在新闻界上争出一片天；但董教风波中的另一个十年则是恶梦连连。从1985年到1995年，它如同中国文革的“十年浩劫”，使韩中陷入最大的困境。这两者之间竟然形成强烈的对照与讽刺实在是始料未及的。 至于这黄金十年又是怎样一个情景？我们将在下一篇述及。 刊登于2011年7月18日《光华日报》

种族政治取代意识形态—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二）（直挂云帆）

1969年的大选及随后爆发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澈底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种族政治更成为一种标签。我们称之为“种族政治膨胀期”。

在这之前的1965年，马来西亚发生了两件大事，也是与种族政治有关的：
其一是1965年正月，政府采取令人意想不到的逮捕行动，用内安令将左翼的社阵领袖及回教党领袖扣留，他们是前农长阿都亚兹（他在1963年与东姑失和另组国民议会党加入社阵，立场左倾，但在1964年的大选惨败）、布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一向来有左倾思想）、依萨（劳工党主席）、达裕丁（人民党秘书长）及韩尼法（回教党副主席）等人（人民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已先于1963年被扣捕）。

政府随后发表白皮书指责这批人意图在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协助下，准备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这个消息震惊了马来西亚，但劳工党及人民党内的华人领袖一概不知情（林建寿语）。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底下浮现了种族政治的冲击，一方是左翼马来领袖的倾向印尼，另一方是左翼的华人干部倾向中国。

果然一年之后，也就是1966年，人民党与劳工党因语文政策分道扬镳，社阵组合消失了，劳工党走向“文革”的激进路线。1968年谕令所有各级议员辞职，宣布杯葛未来（1969年）的大选。人民党虽已由另一位左翼学者卡森阿末领导，但他无法凝聚固有的政治力量，影响力开始走下坡，种族政治伤了左翼统战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路线。

其二也是1965年的8月9日，刚参加马来西亚两年的新加坡突然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虽然结束了李光耀与联盟之间纠缠不清的短兵相接的斗争，但也引发政坛起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李光耀领导的“团总”（排斥社阵的反对党阵线）“无疾而终”；另一方面是藕断丝连的马来西亚行动党人即刻寻找新的浮标，在1966年成立了“民主行动党”。

虽然这个政党标榜多元种族，但无可否认的，它像李光耀时代那样，以马华为其主要敌手，集中火力在华人区与马华争夺议席。

与此同时，由于左翼阵线的“分裂”，一批所谓温和派的领袖（如陈志勤）在1967年被批判和被胪列“罪状”后，寻找林苍祐合作另起炉灶。就这样，以民主联合党为班底的民政党在1968年诞生了。虽然它也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主力在华人选区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来到1969年的大选前，整个政治形势已悄然潜伏变化，因为社阵的消失和左翼的“杯葛”大选，它给予第三势力一个崛起的机会，在华社填补了社阵留下的“政治真空”。这些反对党计有民政党、行动党与人民进步党；而回教党依然在马来甘榜扎根。

由于1969年国家经济衰退，失业浪潮恶化，工业化步伐过于缓慢（单以槟州而言，当时的失业率高达16%；而像样的工厂只有15间，仅提供2407就业机会），终于让踌躇满志的联盟尝到苦果。虽在大选中保住政权，但已失去槟洲政权；也在雪吡两州一时组不成稳定州政府。

这种投票的结果反映出华人社会对当政者的不满，马来人也有怨言。也因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不幸在5月13日发生了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暂时中止，国家权力由东姑移交给副手敦拉萨。这个时候，种族政治成为未来的导向。

就巫统来说，先是马哈迪向东姑发难，指他领导无方造成联盟失利（包括他本身也在吉打输掉国席）而要求他下台。在被开除党籍之后，他也写了一部名著《马来人的困境》。在1970年9月上位的敦拉萨要就按新的思维和呼应《马来人的困境》，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在1971年的第二大马计划中正式开展）。及至同年的国会民主重开后，整个大马政治已重新洗牌，敦拉萨确定“以党治国”理念。

在“新经济政策”下，为了达致“社会重组和消除贫穷”两大目标，一系列的政策出炉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于是土著与非土著成为新经济政策下的一个新名词和新概念。

当巫统在“513”后重新整合且成为政治主流中的统帅后，巫统已跃居成为马来西亚的政治火车头。

虽然对马华来说“513”是一场恶梦，但在1971年陈修信意外地从这宗悲剧中引发了“华人大团结”。这一场被形容为一度波澜壮阔的运动在表面上看是华人重新给予马华最大的支持（马华也因之成为不入阁又入内阁的最强有力的依据），但实质上种族政治又再向前跨一大步，一边是巫统整合马来人的大团结，较后也把回教党收编于其门下（1972年成立联合政府）；另一边又是巫统通过将联盟扩大成国阵，也在1972年将反对党收编，这包括了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当然也包括回教党。

除此之外，敦拉萨也在1970年的砂州大选后收编人民联合党，将这个一向标榜左翼的政党纳入联合政府中；更在1974年将这些反对党统统收归巫统毫下，打出了“中间偏左”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在1974年的大选中百花齐放而大获全胜。

最是落寞的是马华的陈修信，他没有想到回应种族政治的结果（华人大团结）是换来空欢喜一场，也扮演不令人讨好的角色。他既得罪华团（因陈修信反对华团运动自行注册而不是在马华的门下搞活动），也得罪欲与马华分享权力的林苍祐。后者反对陈修信在那个时候搞华人大团结，认为于事无补。

但是林苍祐也不可避免地走进了种族政治的框架，那就是不论民政党如何辩称它是非种族性的政党，当它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时，它在巫统的眼中是代表华社的利益，也就与人民进步党和砂人联党一样被归类为华基政党。

这些个华基政党加入国阵大家庭自然削弱马华的代表性，但马华只能怪陈修信在1969年领导不力，才种下今日的苦果。

因此在敦拉萨的时代，基本上已通过内政和外交途径来改写马来西亚的政治史。在新经济政策和国家原则引导下，马来社会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尽管在敦拉萨之后，回教党又被开除出国阵（1977年），但来到胡申翁时代，他依然把马来人团结在巫统的旗下，回教党也只得靠边站。

同样的，马华虽失去在国阵内唯一代表华人的地位，但敦拉萨在那个敏感的年代（1974年，中国仍处于第二阶段的文革），大胆与突破性地与中国建交也让华人重新评估国阵（新联盟）扮演的新角色。换句话说，华社视马华、民政乃至人联党是他们在政府内的声音。

不过这不意味着华社放弃对反对党的支持。于是在不愿一党独大下，选民又扶住民主行动党在大风大浪中不至沉下去。这就是华社对政治的求取平衡的心态，也不可避免地显露了对种族政治的默认。

因此“513”之后种族政治已告定型，且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更是被巧妙地推向一个新高点而没引发种族对峙。这种带有种族政治的政治哲学被马哈迪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文系作者于6月26日应吉隆坡中马钟灵校友会之邀所作的专题演讲的第二部分摘要。讲题是《一个马来西亚下的种族政治》。第三部分也即是最后部分将在整理后另行刊出）

刊登于2011年7月14日《东方日报》

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 （天下纵横）

在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被“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混淆的，因为这两者之间一直在交叉运用，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例如当我们说到华人时，会说是来自炎黄子孙或中华民族的，但时至今日，比较多的人则沿用华人、华族来形容自己的一种身份和特征。这种思想上或概念上的转变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和原籍不同了，所以要有新的称呼。

就如最近发生的一场“小争议”是“马来西亚族”是否是成立的和可以被接受的？从字面和实质上来说，这并没有不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样的说法在鉴别一个人的“种族特征”时，也就有些不同的诠释了。换句话说，究竟是以民族主义为本位或是以种族主义为本位来标签一个人的身份的？

这里先说一个故事。在孙中山于20世纪初期搞革命的时候，他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其目的就是要打倒由满洲人统治下的“满清王朝”，进而建立一个“共和国”。在当时他的口号中饱含了汉人对满人的腐败与专制统治的不满，因此鼓起汉人勇于反抗封建王朝（以种族主义为定位）。

孙中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意识到占有人口90%以上的汉族竟被满族人统治和欺凌，如果没有唤醒汉人的醒觉，那是不可能“改朝换代”的。

果然孙中山的号召也引发海外华人对他的支持，因为他们也认同孙中山的斗争是必须重建汉人的领导地位。

因为斗争目标的明确性，孙中山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满清的统治，恢复了汉人的统治，但也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及快地抛出一个新的指导思想，他在1912年元旦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不再针对性地排斥满洲人，而是明确地宣布“中华民族”是由五大种族组成的，即是汉满蒙回藏。这就是说，在孙中山革命成功后，他首先想到的是种族的和谐与包容，并将满人纳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由于孙中山的高瞻远瞩，当革命成功后并没有人展开种族排斥运动，也没有人报复满人，因为孙中山说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以民族主义为定位）。

因此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年代和在广义上是指住在中国的所有种族和漂流到海外的华人。当海外华人在居住国成为另一个独立国的国民时，他的华族身份并没有改变，以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来说，我们存在着各个种族组成马来西亚国家，也是在这个框架下，才有了“华人捍卫华教”的历久不息的运动。它不是针对其他人，而是确认华人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也同时保有保存自身文化的权利。

因此“马来西亚民族”是由各个种族组成是没有争议的，但它在今天引起争议的是“马来西亚民族”似乎还没有具备新的定位条件。犹记得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时，也希望“马里西亚民族”得以实现。

其实，在今天我们都说我们是马来西亚人，若加上“马来西亚民族”也没有错。同样的，各个种族自我定位也是没有错，毕竟“马来西亚人”也好，“马来西亚民族”也好，应该是同一码事，它所包含的是所有在马来西亚内的各个种族。就如在今天，你在中国听到中华民族时，它已经是一个国家的所有种族总称了。当然在身份上中国保留汉族、满族、蒙族等的身份称呼，也不具歧视之意，而是少数种族（或也称民族）拥有优惠政策。若一概称中华民族，则少数种族就得不到保护了。

同样的，在世界各地包括马来西亚，保留种族身份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只是对一个人身份的鉴定，不应政治化和夸大化，虽然每个人都不能决定他的出身，也改变不了由生而来的种族特征，但每个人可以努力塑造一个不消除原种族下的新民族。例如马来西亚民族（从种族主义到民族主义）。

这就是说，人类今天所追逐的是一个和谐与平等的社会，而不是把“消除种族”当成一个斗争方向。因此保留原来的种族（混血儿或从父或从母）及文化，并不妨碍国民团结和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实现。

刊登于2011年7月11日《号外周报》第538期

槟州国阵主席之争 （跃马扬鞭）

最近又传出槟州国阵主席可能易人，焦点人物是蔡细历会否取代许子根成为新的主席？结果也还只是传闻，可见这个职位在今时今日虽非十分重要，但也不是可以随便更改的。

整个故事起于1974年国阵成立之后，当时每个州的国阵主席都是由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担任的。槟州的首席部长林苍祐也就成为槟州国阵主席了。

所谓州的国阵主席，平常是一个名堂，只有在选举到来时，才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例如林苍祐的权威在首席部长的职权，而不是州国阵主席。正因为这样，马华在80年代所觊觎的不是槟州国阵主席，而是首席部长。

1982年，担任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认为时机已成熟，也就派出林建寿率马华候选人与民政争一日长短。当时民政和马华各分得8个州议席，并以赢得州议席的数目来决定首席部长人选。结果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也就失去与林苍祐争权的机会。这是马华第一次夺权不果。

1990年，林苍祐竞选失利，已不能再担任首席部长。原本由赢得最多议席的巫统（12席）选出首席部长，但巫统还是把这个职位交给民政党。就这样许子根当了首席部长，也就顺理成章出任槟州国阵主席。

不过这之中有一个吊诡，那就是许子根虽是槟州国阵主席，却不是槟州民政党主席。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1996年才结束。换句话说，许子根在那一年被扶正成为槟州民政主席，但麻烦在1999年接踵而来。先是身为民政副农长的吴清德正式挑战许子根的槟州主席，以期成为首席部长。讵料吃了败仗的吴清德，也与同年较后举行的大选绝缘，从此无望翻身。

虽然如此，在1999年11月举行的全国大选后，突有两名民政州议员倒戈相向投向马华（民政原本赢了10席，失掉2席，剩下8席；马华原本赢得9席，多了2席，变成11席），造成政局有变。马华争的就是首席部长这个职位，但最终马华虽然得到了跳槽的林建安与林武灿，却不被首相认同改变是必要的。就这样捏一把冷汗的民政党化险为夷。

马华经过两次交锋后拿不下民政党，也就不再虎视眈眈首席部长宝座，而是比较安分地成为“二奶”；尤其是2003年黄家定上位成为马华大当家后，他就自我定位的“马华主中央，民政主槟州”的格局，许子根也乐得其所。

但这回的变化是来自马华而不是民政。2004年大选后，因为黄锦鸿的领导备受挑战与争议，也就由中央接管。先是派出陈广才出任槟州马华主席；接着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后，改由廖中莱接任（期间有传言槟州巫统要廖中莱出任槟州国阵主席）。

当纳吉在2009年4月接棒成为国家首相与国阵主席后，他及快地宣布各州的国阵主席，许子根不但继续担任槟州国阵主席，而且也出任首相署部长。在一连串的争议声中，许子根似乎是有惊无险的。

本来在308后，槟州国阵主席已没有实权，也不再具有重大的意义，不再是重要的角色，因为国阵已失去槟州的江山，但即使如何不重要，也具有象征的意义。

也不知道为什么马华于2010年改选后，又再派黄燕燕接替廖中莱的空缺。这就是说，从2004年到2011年的整整7年间，槟州马华再也出不了一位地道的领袖，老是被中央转来转去还是在中央盘旋，弄得槟州马华党人也不知如何适应？

就在这个时候，又传出蔡细历有意接管槟州马华乃至出任槟州国阵主席，也似乎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他已接任槟州港口委员会主席，好像有意来槟城发展。

但按逻辑推理，槟州不是蔡细历的“先进州”或优先州，他不会选择槟州来得罪民政和面对行动党排山倒海的冲击和压力，或者吡叻会是他的“优先州”，因为他已是吡叻马华主席，也自然不会连槟州也包揽下来。由此来看，不论国阵如何应对大选，许子根的领军地位还是不变的；蔡细历也不可能在槟州“自讨苦吃”。

刊登于2011年7月11日《南洋商报》

四大华文报总编辑 韩江：华报的摇篮（一）

韩江中学自1950年创校以来，它就因学生的活力而成为名校之一。及后在学运蓬勃开展的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韩中成了北马学运的核心。在五十年代末期更是领导罢课示威支援钟灵学生的反对改制而名噪一时。 除了是左翼份子的温床外，韩江中学在后来也是传媒的摇篮，这是始料未及的另一个发展，也为后来的韩江提供一个新的路线图。 故事起于七十年代，当时在西马的华文日报共有八家，计有《南洋商报》（1923年）、《星洲日报》（1929年）、《光华日报》（1910年）、《星槟日报》（1939年）、《中国报》（1946年）、《马来亚通报》（1957年）（先是三日刊，1968年后成为日报）、《建国日报》（1940年）及《新明日报》（1967年）。 在八份的华文报中，在70年代竟然有四家华文报的总编辑是由韩中的毕业生担任的，也即是说，占了华文报的半壁江山。他们依序是： ①《新明日报》总编辑钱博（钱洪光）（他是韩中1956年第一届毕业生，后来负笈台湾深造）。他在1968年至1986年担任总编辑，前后18年。 1976年陈群川收购《新明日报》，1986年因“新泛电事件”出现财务危机，转售予《海峡时报》，后因报份下跌，在1994年宣告停刊。 《新明日报》在七八十年代曾被誉为“菜蓝的报纸”，即意为家庭主妇喜欢的软性报纸。 ②《星洲日报》总编辑黄宗理是韩中1959年第四届毕业生，后负笈南大深造。1973年被委为代总编辑。1979年扶正并兼任董事，直到1983年调任《星槟日报》总经理。 黄宗理因获得胡家第三代掌门人胡美一赏识而平步青云，但在1982年《星洲日报》转手于林庆金后，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1986年后离开报界（星槟日报），转入商界发展，连人带名消失于公众眼前。 1986年林庆金陷入“财务危机”，《星洲日报》更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被封闭3个月。1988年砂木材大王张晓卿买下《星洲日报》，重新出版直到今天。 ③《建国日报》总编辑叶观仕是韩中1962年第七届毕业生，后远赴台湾深造。在报界打滚一个时期后，于1975年出任总编辑。1976年离开《建国日报》，转入出任《大众晚报》总编辑。后来又辗转于其他报社服务，运气似乎不怎么好，他在后期自行搞出版事业，小有成绩。叶氏已于今年初逝世。 《建国日报》原为怡保的一份地方日报，创刊于1940年，在1980年被郑安泉接管，但于1986年因郑安泉出事而陷危机而停刊，复于1994年正式被清盘。 ④《星槟日报》总编辑谢诗坚是韩中1963年第八届毕业生，旋后前往南大深造。六十年代中期投入报界服务，于1974年出任执行总编辑。1975年升任总编辑兼总主笔。1985年离开《星槟日报》，与友人合创《联合报》。 1986年《星槟日报》老板林庆金陷入财务危机，不幸被马来亚银行接管。《星槟日报》挽救无方后，也在1986年停刊。 与此同时，于1985年创刊的《联合报》小有成就，辖下也出版《联合周刊》及拥有一家印务馆承接外来生意，董事会也就在1988年通过招标取得《星槟日报》的所有资产。 联合报业集团入驻《星槟日报》大厦后，原准备出版本身的《联合日报》，无奈大厦业主林庆金要我们复刊《星槟日报》，不然不出租大厦与《联合报》。 在苦无对策下，我们（联合报）董事会仝人决定“冒险”出版《星槟日报》。果然不出所料，当我们准备在1989年2月份推入市场后，突接庭内“停止出版《星槟日报》，因员工追讨《星槟日报》欠下的债务。这样一来，联合报业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方面请了一大批员工要继续聘用；另一方面则进行上诉以期复刊。及后在双方协商下，旧业主必须按月付还15000元的债务，直到清还为止。 “联合报业”也就不得不承受还债的条件以换取《星槟日报》的复刊。我们终于选择在“五月四日”（纪念五四运动）开步走，但来自各方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最主要是我们在缺乏资金下出版日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老实说，我们也只有30万元流动金周转，董事的出资有限，平均每人不超过10万元。 虽然我当时以联合报业集团社长的身份出任复刊后的《星槟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但在“巧妇难为无米炊”下，我们在半年后陷入困境。在这个时候，若没有新资金注入下（当时联合报业集团集资不超过五十万元，再加上代理对报份的抵押金，总流动金不超过一百万元）。如果再加上标下《星槟日报》的资产，包括印刷机，每月得好几千元的分期付款及15000元代付《星槟日报》员工后，几乎未能喘一口气。到了年杪，在“万念俱灰下”，我宣布“壮士断臂”，停止出版《星槟日报》，也把联合报业也搭了进去。 原本在1988年业务大有起色的《联合报》（三日刊）已开始赚钱，报份每期升至5万5千份及联合周刊2万份，未想因“胃口过大”而吞不下大象（星槟日报），也只好眼巴巴看着联合报业往下沉了（最终在1992年停止出版）。 当时的《星槟日报》复刊后销量在2万5千份之间，算是不错的开始。但因广告回收大降，甚至难收回，也就无法应付日常的庞大开销。 《星槟日报》复刊的失败，也转变我的人生，从此投笔从商，及至千禧年再重拾手中的笔。 以上四位韩中的毕业生不约而同地曾在华文报界呼风唤雨一时，确实是奇迹，也是一则真实的神话。说实在的，除了叶观仕在台湾的大学攻读新闻学外，我们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新闻学出身的，但报办看来也难不倒非本科班出身的。 ⑤顺带一提的是，《南洋商报》总主笔张景云也是1957年韩中高材生。虽然未曾担任总编辑，但他在80年代崛起成为华报一支笔，在报界颇有名气。晚期他也曾出任《东方日报》总主笔。这就是说，这四加一的报人，成了韩中的一段佳话。 看来韩中毕业生已成为新闻传媒的开路先锋。因为下来韩江在新闻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和冲刺。 刊登于2011年7月11日《光华日报》

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由来已久，这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撇开孙中山在马新搞的政治不算外（他是借海外搞中国政治），有史可查的是马共的成立（1930年），主要成员是华人及泛马来人大会的首次召开（1937年）和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KMN）（1937年）的出现，成为马来人政治凝集的雏形。而KMN就是一个激进的组织。其成员包括阿末布斯达曼也在1940年被扣捕，以防止这股反殖势力削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标志着种族性政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播下种子。

当1941年杪，日本南侵并在1942年全面侵占马新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其三年零八个月的残暴统治，一切的政活动转入地下，包括马共进入森林，后来与英国联手抗日。

（一） 战后种族政治萌芽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马来亚的种族政治开始萌芽，最先成立的种族性政党如下：
①1945年10月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成立，领导人是阿末布斯达曼、巴哈鲁丁及依萨等人，他们具有左倾立场。这个政党在1950年被英军事政府查封，指它被共产渗透。

②1946年5月在拿督翁领导下成立马来人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UMNO）。除了成功反对Malayan Union宪政的实施外，也连同各州苏丹与英国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在1948年2月1日生效，成为马来亚的新宪政。新加坡被切割开来，不属于马来亚联合邦一部分。

这是一个结合马来人政治力量的庞大组织，不但在后来凌驾马来国民党，同时也成为马来人走向独立的一个主流政党。直到今天，巫统仍然主导马来西亚的政治。

③1946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初时这个政党与印度的尼赫鲁关系密切，后来转化为本土政党。

④1949年，在陈祯禄领导下，马华公会成立。表面上是为救济处在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的生活，实则是英国处心积虑将华人的政治思想从左导向右，以冲淡马共的冲击。

⑤1954年，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宣布组成“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与脱离巫统的拿督翁所领导的“国家党”（原为马来亚独立党）决一死战。结果联盟大捷，奠定了种族政党在保留组织下，可以进行高层的合作。

虽然在战后马来亚也有出现所谓非种族性政党，但都有种族性的归类。例如1945年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主要对象是华人。1948年被指为亲共而自我解散。

及后在1951年有劳工党的成立及林苍祐的急进党成立，但它们不可避免地在华社争取支持。

接着在1953年成立的人民进步党（由怡保的SP及DR辛尼华沙敢昆仲领导）及1955年成立的马来亚人民党（由阿末布斯达曼成立）也是有种族性取向。前者向华印裔社会靠拢；后者争取马来族群支持左翼运动。

换句话说，即使在战后有出现不讲种族，只讲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政党，也无法跳出种族性结构的框架。

正因为这样，种族政治也就带入独立的马来西亚了。

（二） 独立后种族政治成长期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的独立标志着种族政党不但落地生根而且茁壮成长。这可以从1959年的大选及1964年的大选展示出来。

1959年独立后的首届大选，东姑领导的联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74席对30席）。虽然马华因内讧（林苍祐被排斥，陈修信上位）失掉12席，但也有19人中选。这意味着种族政党在这样的模式下的合作被肯定和被接受。

虽然在一方面，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的社阵以政治思想而非种族为导向，但它的8位中选议员，包括阿末布斯达曼（文良港）也是在华人集中的选区胜出。而马来人在东海岸给予回教党相当的支持，也意味着种族政治已是马来亚政治的一个模式。

1964年的大选是马来西亚成立后的大选，它的政治意义是深远的，一方面当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时，新加坡又重新纳入其中而成为“一家人”，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也是马来西亚的成员。但另一方面，引发印尼苏卡诺政府的对抗，形成国际斗争的一环。

在这种情形下，强调意识形态的社阵遭遇空前的挫折，只保住两个国会议席。人民进步党及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也无所突破。即使鼓吹第三势力的人民行动党（由李光耀领导），以意识形态为重，反击社阵的左翼路线也未能在西马引起共鸣，只赢一个国席。

反观联盟因马印对抗获得了空前的支持，在西马的104席中，取胜89席。马华也因华人担心左翼政党与印尼走得太近而得利。它参加33个国席，赢得27席。由此可见，华裔选民在此时刻尚未能消化反对党鼓吹的反马来西亚计划的斗争方向，也就投了保持现状一票。

因为马来西亚的成立，联盟除在西马取得大胜外，也在东马的沙巴取得16席及砂拉越取得18席，总共123席成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国会总数154席，联盟已取得超过2/3的多数席）。

这就是说，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种族政治已成为一种被固定下来的政治生态。

（本文系作者于6月26日应吉隆坡中马钟灵校友会之邀所作的专题演讲的第一部分摘要。也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的谢君以《一个马来西亚下的种族政治》为题，进行2句钟的演讲，也与在座者包括学者进行实质探讨相关的重要课题。第二部分将在整理后另行刊出）

刊登于2011年7月7日《东方日报》

风尘女也是人 （天下纵横）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阅报读及又“破获”风月场所的“淫窑”时，总让人感觉不舒服，而不是额手称庆。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不是什么大罪案，何须劳师动众，上锁上链，小题大做呢？

虽然有人认为“妓女”是社会一害，必须除之而后快，因为她们的出现（消灭不完），弄得社会或家庭“鸡犬不宁”，所以该捉，也该“羞辱”她们，谁叫她们破坏别人的家庭？

但问题的真相是这样的吗？让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切入妓女或春楼行业。究竟它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容易考证，总之自从地球出现男人和女人后，就会发生非爱情的性爱游戏。及后因贸易的兴起，妓女业也成了一门生意（用最原始的资本谋取金钱的回报）。久而久之，妓女业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行业，在世界各国都存在。虽然有的“划地合法”，有的“全面禁娼”，但总是鞭长莫及或扑之不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有市场；因为有男人，所以妓女行业历久不衰。

如果根据史书的描述或影片的画面来看，在很久之前，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已经将一些女性“特殊化”和“商业化”了。例如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名”是公然地把天下最美的女子当“妓女”供养，但只限服务皇帝一人，有者是一生中都未被皇帝幸宠而老死在宫中，只有少数如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的后宫能探出头来。换句话说，后宫的宫女名称是好听，生活也优渥，但命运不见得比“妓女”好。

至于被商业化的女性则是被投入市场从事卖淫的，直到今天我们也还在为这样的行业找寻捉捕的漏洞。所谓的漏洞就是在风月场中涉及卖身的活动者就是犯法，非捉不可。于是我们不时会看到这样的“耸人听闻”的“图文并茂”的新闻。其一是在前年，中国某南方市镇竟然将“卖淫”的女子公开示众，且上锁链，引起社会哗然，直斥为对人性尊严的践踏而受到批判。其二是不久前槟城取缔卖淫活动时，不仅将她们上锁链，而且也在她们的脸上或身上打叉又打勾，叫人看来感到莫名悲哀。她们不是什么江洋大盗，也不是一见就抓的重要嫌犯，只能归类为从事不合法的卖淫，因此如果有罪是触犯不道德罪或非法入境或逾期逗留罪，并不是什么滔天大罪。

如果以连串的锁链上铐和在身上打符号说成是担心逃跑，那是过于牵强的解释。她们既非本地人，也多数举目无亲，犯下的又不是“弥天大罪”，她们手无寸铁，不可能会在“众目睽睽”下（或至少在记者的照相机底下）逃逸。因此将她们上链和打叉，较多的成份是羞辱多过防范。
虽然事后面对批判，有关方面有解释因接到家庭主妇的投诉丈夫夜归或不归，而不得不采取行动，庶免这些“妓女”破坏和干扰别人的家庭。

在一方面来说，这种说法似有理由，但理由不充足。虽然每个家庭的破裂多由第三者引致，但“妓女”成为第三者或破坏家庭者倒鲜有所闻。因此把从事夜生活的女人定性为家庭的“犯罪”，这显然是不公道也是以偏概全的。

我们的社会无疑对严重的罪案须要用重典来“杀一儆百”，但对见多不怪的女性在夜生活流连谋生也不是“十恶不散”的，为什么在进行搜查和扣捕时要采用偏离人道的手法？为什么传媒会闻风而至采访？为什么让人阅报后心里有一种难以解释的滋味，而不是“大快人心”？因为人民或读者无法从新闻中感受到罪案因这么的大抓特抓而销声匿迹了？

既然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地会面对不道德行业的困扰，那么采取防范和检查的措施来控制局面也无可厚非，但无需在传媒下大做文章，更不应借机来羞辱嫌犯。

毕竟每个人都有其基本人权，若犯法就该处罚；若未有定罪，也就不是罪犯，不能未审先判。既然中国的地方官员被斥训后已不敢擅用私刑惩罚；那么我们也希望执法当局专业办案，不要带有歧视或种族偏见的心态登门捉人后对人性尊严的一再漠视，这是不应发生的滥权事件。

我们也认为这类的新闻最好不要敲锣打鼓，无需通知媒体到来采访，这是不必要的。只要照章行事，不时检查也就能使风月场所有所收敛，无需借此来大事渲染，好像这些的女性是“重犯”，那也会“弄巧反拙”的。

刊登于2011年7月4日《号外周报》第537期

从新闻班到韩江学院 （跃马扬鞭）

因为“新闻班”校友在阔别母校20年至30年后首次返回母校参观与聚首，不期然地让我想起历历在目的前尘往事。那是在1978年时，有一天韩中校长宋世猷来了一通电话，询问我是否通融林景汉在韩中开办新闻班并担任班主任？

在那个时候，我是《星槟日报》的总编辑，林景汉是报社聘请的专职编辑，他被分配编全国新闻版，因此宋校长礼貌上征询我的意见也不出奇。就这样，林景汉白天在韩中上课，下午4时就得到报社工作，一直服务到晚上工作结束为止。

林景汉是我在韩江中学的同级同学，由于家境清寒，他被安排在学校当校工，身材矮小的他也成为学校众所周知的免费生。1963年毕业后，我负笈南洋大学深造，而林景汉后来也到台湾深造。
我们后来有一些交往，但成为同事则是70年代的事。当他在韩中执教提出开设新闻班时，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因为马来西亚的新闻系仍未被大专院校列为一个科系，绝大多数当新闻从业员的都非本科出身，多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因此70年代韩中有此课程设立，算是开华校新闻学的先河。

90年代我进入韩中董事会翻查资料时，发现韩中在70年代已被允许开办后期中学课程，包括曾一度闻名的大学先修班及在报界享有声望的新闻班。换句话说，所谓“新闻班”是与其他的电子班、簿记班等是属于后期中学的课程，一般订为两年学制。

因为“新闻班”是专为培训华报新闻人才而设，也就显得有些特别，更引起东西马华文报业的重视。除了给予积极的支持外，也在日后吸纳了不少新闻班的毕业生，直到今天为止，他们之中头角峥嵘的大有人在；有者已是报社的领导人才。

无可否认的，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韩江新闻班（一度还称为新闻系）已培养了359名高材生，其中有近一半的毕业生（167名）先后在报界服务。这一庞大的阵容分布在各华文媒体内，也算是韩江“生产”出来的“报界精英”（资料取自1988年新闻班毕业刊）。

1988年，韩中因故停办新闻班，因此这批毕业生将他们昔日的学习过程形容为“黄金十年”也是非常恰当的。

虽然在1988年之后，韩中不再有“新闻班”，但在1998年，经过10年的冬眠后，董事会决定重办新闻班，而且规模要比以前的大。这得感谢七八十年代新闻班的毕业生给予合作与协助，我们在那年正月成功地招收40名学生，并高高挂起“韩江新闻传播学院”的大牌子。这一下子，我们更具信心让新闻班脱胎换骨。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放眼筹设韩江学院，不再依附于中学的后期教育课程，毕竟这并非长远之计，也不能颁发受承认的文凭（Diploma）。此时也有幸得到理科大学的博士团（约10名）经过多次商讨后，才完成一份报告书。

1998年的下半年，我们正式向教育部申办韩江学院，内中以新闻学系作为重点学科，因为韩江一向以来负素盛名的就是新闻人才的培训。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在1999年7月获得准证。这意味着韩江学院已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摆在眼前的新挑战。

公元2000年正月，我们正式挂起韩江学院的牌子，前来报读的学生竟然破200人纪录，其中也以新闻系最吃香。由此可见，韩江的“新闻班”开办在前，而带动了一间韩江学院的诞生。

今天的韩江学院其品牌学系依然是大众传播系。如果没有30年前“新闻班”的耕耘和播种，断不可能有后来的“新闻传播学院”之赓续，更难以想象为何会有今日的韩江学院雄居于北马，与南边的南方及中马的新纪元鼎足而立，且已发展成为多元科系的完整学院，3+0的学位课程成为最新的亮点，我们的学生人数近千名。

感谢昔日的开路先锋，韩江学院愿与所有的新闻班，新闻系的毕业生一起分享我们得来不易的成果。

刊登于2011年7月4日《南洋商报》

中国再现红色经典 （现代春秋）

配合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一片红潮在中国兴起。首先是重庆开展了红色文化和艺术，用以唤醒人民回顾昔日红色年代的“大公无私”与“破私立公”的思想是防止乃至杜绝贪婪的最有效武器。薄熙来在过去两年多以来，在重庆对打黑扫黄是出了名的。他的目的就是在此关键时刻用红色来反黄，用红色来抗黑是情非得已的手段。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物质第一的思想冲击下，已逐渐地放松警惕，不再强调与重视精神文明，甚至在有意无意间污染了精神文明，丧失了红色政权曾有效地抵御“糖衣炮弹”，转而向金钱、美女和权力追逐，把原来的社会主义教育抛在九霄云外，什么“为人民服务”、“唯有牺牲多壮志”已成了陶醉在纸醉金迷的“新一代”的嘲笑语言。 这就是说，改革开放确实带来社会的大进步，让中国与世界接轨，更是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高成就，进而有了中国在2003年走向“和平崛起”的道路；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身为党员已不再是清廉的代名词，一些人受到了金钱的迷惑而丧失了理智，更是作奸犯科或监守自盗或面不改色地私吞公款，远走海外。凡此种种，在改革开放的30年来，给中国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同时也让人感觉到绝对的权力带来的绝对的腐化与贪婪。 即便中国政府用严刑重典，包括死刑来处罚犯罪贪污份子，但总是无法根绝，反而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趋势。所有这些的犯罪活动都是借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向自由市场之名或明或暗的掠夺国家财富。如果中国政府不在这方面下苦功或用奇招制胜，恐怕黑色文化要淹没红色文化了。 根据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出版的《反贪报告》中引述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外逃资金共1913.57亿美元（1.5万亿人民币）。而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15日公布的《腐败份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说，2008年6月之前外逃干部16000至18000人，盗走款项达800亿人民币。还有在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仪”研讨会上揭露，单就2004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高达4090亿人民币至6830亿人民币。如果连同犯案的人数与额数，则是多到惊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引进“资本主义”模式也带来资本主义社会中见多不怪的贪污案。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政府除了加强法律制裁外，也只有靠思想教育了。但因为过去30年，大官小官忙于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好转，甚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忽略了党的思想工作，包括本身也堕落其中；尤其是中国进入90年代后，老百姓也好，官员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什么保护红色政权，什么红色政权不能变质，也不再是放在第一位的任务了。这对毛泽东打下来的江山，不啻是极大的讽刺。 姑不论后来人是否认同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或阶级斗争论，至少在打天下和建国的过程中，在思想改造上他是做到了人不贪不抢不骗不拐的境地，若有也是少数案例。 由于毛泽东的至高权威和党的铁纪律，许多人不敢在党面前耍阴谋；尤其是党不断地大搞运动，更是使人民的注意力放在革命上，未有时间思及敛财与享乐。例如1955年推行农村合作社运动而在1956年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以提早和超额完成五年发展计划。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感觉到苏联克鲁齐夫对斯太林的全面批判不对劲，乃在中国开展反右运动（1957年），以防止知识份子向苏联的道路滑下去。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大跃进政策，以和原先提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被称为总路线）相配合，加上农村合作社的扩大成为人民公社，形成了“三面红旗”。它的目的是反对和阻止中国走苏联式的修正主义。 虽然在60年代初期因天然灾害放缓了大跃进的步伐，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抓思想教育和斗争。也因为毛泽东一直担心修正主义在中国抬头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也就在1966年出现了激进的文化大革命。从一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则是对人类思想和灵魂的大洗礼，让人民不敢在文革面前徇私枉法，而是战战兢兢生怕作错事。可惜文革的被滥用和手段过于偏激，在整体上破坏多过建设，也就不受人民欢迎。当1976年文革结束后，人民一片欢呼，因为他们不堪人性被践踏。 但是当1978年邓小平复出和1980年推动改革开放后，人性又在物质面前慢慢起了变化。姑且举两个例子来比较：①1980年我首次踏进中国参加广州交易会，在交易馆内谈业务时，因大意把手提包置在桌上而自行离去，直到半小时后，在另外的展摊内突然发现手提包不见了，内中有护照和4000美元，急奔回去，蓦然发现有一位站岗的少女坐在那里守候一个手提包。原来是主管派她守住我的钱包。对证之下，我取回钱包，对少女及主管人感谢不已。也在后来买了小礼物送她，以示谢意。我提起一件千真万确的往事是要说明80年代的工作人员思想与作风是朴素与正派的，不会贪你的钱。这使我想起在1971年随东姑拉沙里访华的马华联商会会长庄汉良在访问归来说的话：“中国真是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 90年代，中国有了进步，我们与交易会周围的人换人民币（价格较高），往往受骗，而有的团伙声东击西，偷了你的钱包虽在事后发现，但已追不回了。印象较深刻的是连德士司机的驾坐也用铁栏围住。问他们为什么，说是防止打抢，还有家家户户的窗门都上铁窗铁门，因为盗贼多了起来。由此来联想人性的堕落，也就不难明白为何贪污案层出不穷。 也许政府在苦无对策下，不得不用红色经典再教育人民，毕竟在毛泽东的年代，红色代表了激进、廉洁与正直。为什么21世纪的今天不能让人性回到从前呢？但这也只是一个尝试，尚未知其效果呢！ 刊登于2011年7月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