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带来的“震撼”？（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尤其后来又出现新加坡、东马的砂拉越及北婆（沙巴）和最后不参加马来西亚的汶莱，更是使到政局剪不断理还乱。

在东南亚国家中，马来亚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半岛。在1786年由英人开辟槟榔屿后开始有较为大量的华人由中国南迁，后来在1819年英人又占有新加坡后，华人基本上是从两侧（新加坡和槟榔屿）涌入马来半岛，自然造就了新加坡和槟城逐步地形成华人社会，相当部分人较后进入马来半岛。

因为新加坡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个重要战略地位，英殖民政府在考虑批准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就决定把新加坡割除出去（1948年），形成马新在法律上的分家。待到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时，其人口有627万，其中马来人有312万（占人口49.8%）；华人有233万（占人口比例37.2%）；印度人有73万（占人口的11.3%）。当年新加坡人口有1百50万，绝大多数为华人，继保留为英国殖民地。

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在英国同意下，扩大成为马来西亚联邦，也就带动新加坡、砂拉越及北婆（沙巴）也成为独立国一部分，因为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仍是一个独立国家。在那个年代，新加坡有180万人口、沙巴有50万人口（包括华人10万）、砂拉越有75万人口（包括华人26万），与马来半岛合起来，总人口已近1千万，其中华人的总人口（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占41%，但最大的还是穆斯林的马来人和土著。

因为马新在许多问题上无法协调，结果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这对在新加坡当政的李光耀是沉重的打击（他曾说不知如何领导近200万的人口走向未来），他与左翼划清界线造成新加坡无法靠近中国，也未能建立起政治联系。于是以色列和台湾成了新加坡学习的榜样。同时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应是最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90年），为的是不要得罪印尼，宁可等到中印1990年复交后才宣布新中建交。自此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有成效下，也加强与新加坡的文化、艺术、体育与贸易的交流，但双方无法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共识，只能通过东盟建立集体关系。

马来西亚则是东盟（1967年成立）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74年），因为存在着政治意识的分歧（马共仍在边境活动），双方只能在贸易上有所突破，仍未包括政治和军事合作（直到2015年马中才开始在马六甲海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在这方面，华人起着主导作用，积极与主动地和中国企业开展业务。例如在1974年马中贸易额不到2亿美元，但在2002年时已突破100亿美元。抑有进者，在2013年时达到1060.8亿美元。而在过去的5年（2008-2013），中国已连续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预料今年（2017年）的双边贸易会力争达到1600亿美元（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公布的数字）。

我们不否认华人人口在马来西亚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从独立时的37%到近年的23%（华裔人口有741万）（总人口是3100万人），因此如果依斯干达的桂和园卫星市能在实质上提供中国人充为第二家园，也绝不会影响人口的种族比例的变化，毕竟当下第二家园的数目与外劳比较是“小巫见大巫”的。但如果马来西亚不朝向“第二家园”计划迈进，又如何能吸引外资进入？以新加坡为例，即使有过百万的中国人成为居民或公民，也无法影响政府的既定政策。因此所谓“丧失”国家主权之说是不存在的（新加坡人口518万，华裔占74%）。

另一方面，根据官方的数字，马来西亚的国债在2015年达到6305亿元，其中只有3%是外债（欠外国金融、企业和私人的借贷和债券等），另97%是内债。有人认为国债占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54.4%是过高了，政府也承诺再降至53%并认为只要不超过55%，马来西亚就不会陷入还债不起的困境，况且欠的是国人的钱。与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和比利时比较，它们的国债是超出GDP的100%，但新加坡没有所谓的金融危机，因为它的国债虽高达2540亿美元，则是分成新加坡政府债券（SGS）及新加坡政府特别债券（SSGS），以鼓励人民买卖债券，而政府累积的资金就用来进行谨慎投资，保障债券有值。因此国债之高是拿了人民的钱进行投资，而不是举债还债或举债度日。

近日马来西亚有单位进行一项调查发现被访问的华裔（48%）认为中国投资进入大马会加重国债。由于报导未够详细，将投资和贷款混为一谈，我们只能说投资和借贷是两码事，也是两个概念。

比如中国已开始动工在马六甲打造一个综合性的大规模发展计划，包括港口和造船等，称之为“皇京港”。中国方面将投入400亿人民币将马六甲“脱胎换骨”。这种投资应不算贷款，更不会伤害大马主权，因为土地及建设的高楼大厦和各项设备是拿不走的。

在过去，马来西亚人总是“埋怨”中国出手不阔，在马来西亚投资很小，希望中国能大手笔投资。果然近些年除了中方发展钦州园及大马设关丹园供双方投资或合资外，中国也已经耗资1500亿马币建设柔佛依斯干达区的碧桂园；中国广核集团也以97亿令吉收购马来西亚财政部企业1MDB属下的Edra公司的发电厂及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蚬壳牌马来西亚炼油公司51%股权；另外中方也吸纳或参与投资其它各大项目。

与此同时，中国也宣布将借贷马来西亚550亿令吉供建造从巴生港口到东海岸的高铁工程。李克强总理于2015年访马时也宣布提供500亿人民币购买马国债券，以协助稳定市场。反过来，中国也会将其债券供马来西亚人民认购。

不知为何我们发现到有人对贷款一事不表同意，例如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首席执行员旺赛夫认为中国一边提供贷款，另一边又负责工程的建造，这只能说是中国借贷不是投资，因为中国既提供资金又要揽下工程，似乎是鱼与熊掌兼得。

事实上，如果我们翻查一些有能力的国家，它们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打一个比喻，当1995年首相马哈迪在大选胜利后有问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要送什么大礼给槟城，后者提出了第二大桥的概念与计划，马哈迪就十分认真向日方寻求贷款和原料及工程等。后来日方同意贷款，但条件是所有的钢材要向日本购买，不能用其他国家的。这条件经马哈迪一算“成本太高”（钢材价高及利息也不低）也就作罢！这事反映出借贷国家也希望有所回报。既然大工程还是要让外国企业来承包，为何中国公司在有能力下却不能承包？这样的岔开对贷款者也欠公平？还有竣工后的第8年才开始分20年摊还低息贷款。这条件也够优渥了。如果说中方企业涌进将增加国债是混淆不清的说法，这笔账到底是怎样算的？难道大马为了减少外债也不要建设基本设施吗？

刊登于2017年4月27日《东方日报》

历尽沧桑的木寇山（中）改造木寇山功败垂成

从一开始，木寇山并不曾被规划为旅游胜地，而是把不好的东西堆在木寇山，如检疫站、麻风病院、肺痨病院乃至监狱等。在这种情形下，木寇山被遗忘和弃置倒是可以理解的。每每我们从牛汝莪要到峇六拜时，总会看到对岸有一座青翠的丛林小岛，显得绿意盎然，不禁打从心里质问这座美丽的海岛为何不被发展起来？尤其是我在80年代踏足中国并在较后期走访厦门时被引导参观一座很别致的历史小岛，叫做鼓浪屿后，我对木寇山被用来当作囚禁“犯人”的监牢实在无法理解。虽然在实用上在小岛建监狱是可以防止犯人逃走，但不对木寇山充分和适当的利用则是英殖民地政府和后来的马来西亚政府的疏忽。

其实鼓浪屿是一个很小的岛，但岛上有住家也有名胜古迹，更有郑成功纪念馆（一位从荷兰手里夺回台湾的民族英雄）；还有家家户户都备有钢琴，原来它一早就被发展成“钢琴小岛”，人口有两万。

还有在鼓浪屿内不能有摩多和汽车行走，只能有当局提供有收费的电动车；脚车和走路是最利便的交通工具。

80年代的厦门几乎比槟城还要落后。我们在抵达厦门被安置在酒店后，发现所有的餐馆已打烊，最后走到靠近鼓浪屿码头处，才在幽暗的灯光下吃一碗米粉。当时没有桌子只提供矮凳子，如同昔日在槟城的三轮车夫是蹲在小凳子上吃饭。

虽然厦门很落后，但鼓浪屿却是名胜之一。它之所以能吸引人是因为有住家、旅馆和商店。除了半夜一片寂静外，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人走动的，不时也听到优美的音乐声洋溢在空间。鼓浪屿很早就被规划成旅游胜地（在早年清朝时代，鼓浪屿还一度成为外国领事馆的驻地，可见其环境也吸引外国人对鼓浪屿产生浓厚的感情）。

与木寇山相比，鼓浪屿面积是小得多，只有1.91平方千米（约有191公顷）；而木寇山有895依格（359公顷）。木寇山的面积不但比鼓浪屿大，而且风景更是宜人。我就不明白为何白白浪费一个旅游景点，让木寇山沉睡了200年（槟榔屿开埠于1786年）之后才惊觉要为它改头换面。

原来这座不起眼的小岛在1969年转为监狱后，就属于联邦政府所管辖，直到1988年才交还槟州政府。

90年代，政府有意发展木寇山，但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还是依然故我，一事无成。

只有到了1997年，槟州政府的子公司槟州发展机构（PDC）才找到属于联邦政府的“城市发展控股公司”（UDA）一起联营木寇山，也就共同成立“热带岛屿度假村有限公司”（Tropical Island Resort Sdn. Bhd.简称TIRSB）。在这方面，UDA占控股，持有51%；PDC占49%。双方同意分开三个阶段发展。

为了符合发展规划，槟州政府在2001年将80依格（32.5公顷）的土地划为发展地区，租赁期为60年。另外295公顷的土地不能动用，只能保留为森林保护区。

TIRSB的首期计划是在占地20.2依格的土地上建竣雨林度假村，且在2004年开始营业。但因为每年持续亏损而在2016年5月31日起停止营业，自然第二期的计划（建造酒店式公寓、海滨别墅、山景别墅和商业空间等）也就无法开展，更遑论第三期计划（建造高级度假屋）也胎死腹中。

根据丹绒区国会议员黄伟益说，因为TIRSB管理不当，每一年面对严重亏损。在2007年，州政府更提供340万令吉贷款予对方，但直到2016年期拖欠州政府的贷款已累积至440万令吉。截至2015年所累积的亏损更是高达4000万令吉。

整个度假村计划的失败也造成PDC需要负担其亏损的债务。这就是说，亏了要人民买单。

它的失败主要是缺乏旅游产品作为卖点，度假的人没有去处，感觉很闷，也就正如黄伟益所说的“去了一次，就不会再想来第二次”。

这种既耗巨资又无法吸引旅客的度假村，关门大吉也是迟早的事。

由于经营失败，要打造木寇山成为“旅游天堂”已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再任由其“自生自灭”，木寇山就不必与鼓浪屿相媲美了，因为鼓浪屿如今已正式向联合国申请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一旦成功，木寇山又被抛得更远了（2008年，中国的客家的土楼与乔治市和马六甲一起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近年来，木寇山又因为需要转变也就引发成政治的角力战；更成为学者专家及公众人士的鞭伐对象。

当木寇山被扯上政治关系时，就不容易说清楚它的未来。但它的未来又已转到另一个发展集团。我们在下一期将分析因转手引爆的大论争及它的未来规划是否能把木寇山“起死回生”吗？

刊登于2017年4月24日《光华日报》

世界第十大旅游焦点—马来西亚 （天下纵横）

首席部长林冠英说槟城在去年（2016年）共举办1251场商务活动迎来了14万余名的商务访客，创下8亿余元的收益。

他希望今年（2017年）会取得10亿元的收益，因为根据调查，商务游客人均消费是7000令吉；而休闲游客只有2000令吉的消费。

他也引述首相署的报告指出，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的游客都有增长；尤其是在2008年槟城乔治市及马六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后更是吸引无数的游客络绎不绝的到访，其中最多的外国游客以访问参观槟榔屿及马六甲为重要目标。

林冠英并说，依据年长12%来算，到了2020年我国的商务旅客的收益将高达39亿令吉。

在不久前，也听闻林冠英说，在槟州国际会展中心（Spice）于今年启用后，预想不到的是它已被国际性的会议和商务活动所预期，几乎已排到2018年。这个情况说明了相关的投资是正确的，也已打破是“白象计划”的冷嘲热讽的挖苦批评。

这样的商务活动是远比一年一度的同乐会更为热闹的。犹记得在80年代州政府将同乐会从五条路迁到峇都乌蛮后，由于场地广大，布置新颖，也就吸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甚至在90年代初同乐会还发展到能吸引中国商家到来展出，例如厦门馆、上海馆等等，其目的是将之变成小型的广交会（所谓的广交会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后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的商展场举行。从最初的一个月到后来缩成20天，再缩成15天。当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下，广交会也渐渐失去其重要性和吸引力，变成10天的展出）。

也许是时间上的配搭错误和时机不成熟，槟城的同乐会连办几届中国厅展览后就“班师回巢”，因为没有生意。

不过今天在时移势易下，流动性和短期的商展和贸易洽谈会已更受落，所以林冠英以此为例来宣扬Spice的成功和好处。

另一方面，自从槟城和马六甲入遗后，来自外国的游客也使到马来西亚成为热闹的旅游胜地。根据世界权威调查市场机构（Euromonitor）在2016年发表的报告显示，2014年的世界旅游业统计数字，当今世界有10个最大的旅游城市，依序排列如下：

（一）香港，2770万人次，增长8.2% ，仍然名列榜首。

（二）伦敦，1730万人次，增长3.6% ，名列第2。

（三）新加坡，1770万人次，减少0.4%，排名第3。

（四）曼谷，1620万人次，减少7%，排名第4。

（五）巴黎，1498万人次，减少1.9% ，排名第5。

（六）澳门，1496万人次，增加7.4%，排名第6。

（七）深圳，1310万人次，增加8%，排名第7。

（八）纽约，1220万人次，增加3.2%，排名第8。

（九）伊斯坦堡（巴基斯坦），1180万人次，增加13.2%，排名第9。

（十）吉隆坡，1160万人次，增加4%，排名第10。

所谓吉隆坡的游客数目是把槟城、马六甲和东马估算在内，以吉隆坡作为代表。

因此马来西亚能挤进世界10名内是幸运的事。除了航空航线增加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入遗的城市，有不少名胜古迹点缀了这个社会的亮点，吸引许许多多的国内外游客汇集一堂。也正因为这些，槟城的小贩已多到无法统计，毕竟人人都可以当小贩，即使工厂裁员，他们也不会向劳工局登记，因为这边失业，明天又操起小贩行业了。也难怪槟城的失业率永远是全国最低的，没有超过2%，甚至更低。由此可见，旅游业不但能带动经济的收益，而且也制造不少就业机会。

如果你问我槟城有多少小贩，我答不上来；反之如果我问你，你也找不到答案，因为小贩行业已蔚成槟城一道十分耀眼的风景线，被誉为“亚洲美食天堂”，但没人知道共有多少小贩？

刊登于2017年4月24日《号外周报》第834期

不会有第二个韩战 （跃马扬鞭）

很多人都在关注一个问题：美国会不会攻打朝鲜？如果是一场核子战争，亚洲会不会陷于毁灭？美国又会不会被核子武器反击而遭重创？

迩来有不少人相信朝鲜极可能在劫难逃，而且会重演1950年韩战爆发后挑起了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正面战争，酿成死伤超逾百万，留下令人难以磨灭的伤痛。

就我看来，虽然朝鲜政局剑拔弓张，但尚不至于点燃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美国尚未到失控的地步；况且今日不同往昔，中美不再是非战不可的敌人，而是双方已经在角力中结成某些程度的战略伙伴。当中美都不愿意开战时，朝鲜问题的控制就不会那么难了。

其实回顾历史朝鲜总是在中日苏美的夹缝中寻求生存，更在特定时期成为被侵略的对象，例如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便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又拱手让出朝鲜主权于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朝鲜也不幸地成为东西集团的棋子。战胜国的美国获得了南朝鲜（大韩民国）的控制权（在1948年8月15日宣布成立“大韩民国”）；另一方面也是战胜国的苏联获得了北韩的控制权（所谓南北朝鲜或南北韩分界线是于1945年被美军以北纬38度划定的）。就这样北朝鲜在金日成领导下的共党军事力量也在1948年9月9日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共产政体。

既然一南一北是两个水火不容的政体（南朝鲜走资本主义路线；北朝鲜走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极为容易爆发冲突。因此在1950年金日成发动了一场战争，他的目的是通过武力战争统一朝鲜。

在当年的6月25日，金日成的军队越过三八线在3天后拿下汉城（现易名为首尔）。当7月初朝鲜军队已打到釜山附近洛东江一带，局势对南朝鲜十分危急。美国乃于7月7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议决，派出以联合国名义组成的大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结果在9月28日重夺回汉城，复于10月9日越过三八线打下平壤（北韩首都）。

如果金日成此时没有后援，肯定会被美军打败。在此千钧一发的当儿，金日成不得不要求毛泽东派兵援救。毛泽东也就在10月19日派出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直接与美军进行较量，由彭德怀出任作战总司令。

这一场战争断断续续打到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后才告结束，但参战各国损失惨重；尤其是南北韩几乎成为废墟，死伤超逾百万人。

韩战结束后，也给世界各国一个思考的机会：究竟战争能解决什么问题？会有胜利者吗？

正因为不论是西方集团（以美国为首）或东方集团（以苏联为首）都对战争十分顾忌，也就尽量避免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毕竟大家都估算到一旦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胜利的一方，文明又不知何时再建立起来？

可是朝鲜对西方及外来的势力是一直放不下心的，也就在2002年宣布要发展核武器。美国顿时紧张起来，因而在2002年时美国总统小布斯形容世界上三个邪恶轴心国是：朝鲜、伊朗和伊拉克。

这种指责自然没让伊朗和朝鲜口服心服，但这是发生911事件后对世局的评估，自然也把伊拉克也拉进来。因为美国已经准备在2003年打下伊拉克，名义是扫除恐怖活动和清除具有杀伤力武器。

为堵住朝鲜走向核武国，美国在2003年促成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举行六方会议，可惜未取得成功。在2003年朝鲜推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更在2009年退出六方会谈。

这使到朝鲜进入了无人驾驭的阶段，我行我素。在今年也数次进行导弹及核试验。这除了说明美国的“邪恶轴心论”是失败外，也只能对付没有核武器的伊拉克，却动不了伊朗与朝鲜。因此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与中国习近平主席最近的会晤所带出的讯息已说明朝鲜不会发生战争，但南韩的“萨德”导弹安置可能会被作为交换条件：一方撤除萨德导弹；另一方面不再生产核武器；而美国也要在南中国海收敛一些，以免擦枪走火。

刊登于2017年4月24日《南洋商报》

历史从未证明伊党是巫统取代者 （直挂云帆）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拒绝与土著团结党合作后竟脱口而出向团结党发话（任何政党）若要执政马来西亚则须在巫统或伊党之间二选其一，前提是合作者要认同伊斯兰教义。

但回顾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打从50年代开始，巫统的分裂导致拿督翁（创党人）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虽然伊斯兰党也是在同一年成立，这些少数宗教分子更因不满巫统未极力推动伊斯兰教和文化才选择另立门户的。

在那个年代，拿督翁尝试走多元路线（反对巫统不开放让非马来人入党），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巫统则在1954年与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但这时偏向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路线，因为有了华人政党及印度人的政党在内，也在当时成为受落的组合；反之拿督翁的国家党竟全军覆没，结果导致拿督翁在后来走回种族主义路线（1959年大选，以登嘉楼作为其竞选中心），才得以当选国会议员。但此时的联盟已经壮大，拿督翁再也没有角色可扮演了（1962年逝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

与此同时，在1955年时，伊斯兰党仍是一个小党，但意外地赢得一个议席，剩下的51席由联盟占有。

在选举之后，伊斯兰党发现其影响力不足，根本无法抗衡巫统，也就在1956年请了一位拥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政治人物布哈鲁丁前来领导伊党。布哈鲁丁原是战后马来国民党（1945-1950）的主席，后因被英政府指控受共党渗透而被逮捕入狱，党也被查封。出狱后的1955年，他又联合另一位著名的左翼领袖阿末布斯达曼合组“人民党”（以社会主义为政纲）。未想一年后，他认为他的“政治天地”应在伊党，因为人民党已有了布斯达曼。就这样，布哈鲁丁领导伊党参加1959年的大选，但在私底下与反对党有所默契；尤其是与社阵（由人民党及劳工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达成不相互攻击和对议席分配的协调，同时也在登嘉楼让路予拿督翁及其团队参选。

正因为伊党采取了“私下合作”方案，也就在这一年的大选取得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执政权，国会议员也增至13名。这个成绩对伊党来说是成功与胜利的。不幸未及半年，伊党与国家党闹分歧，有数名国家党州议员过档巫统，整个州政权也转手成为巫统的“天下”。

伊斯兰党失去登嘉楼后集中精力守护吉兰丹州。可是在1969年大选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伊党也改变了它的左倾形象，因为那时“社阵”已不存在（1966年解散），劳工党也宣布杯葛大选，而领导伊党的阿斯里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反而与巫统眉来眼去。

当时正好上位的敦拉萨（1970年拜相）有意重整和重组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就拉拢伊党参加联合政府（1972年），其他反对党如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联党也被收编归纳在巫统旗下，唯独民主行动党及砂州的国民党未被收编，仍保留为反对党。

1974年，巫统也就将“联盟”改头换面成“国民阵线”（国阵）。在成员党从3名扩大成9名后（到如今发展成13个成员党），巫统的权威进一步确立了。所有的成员党都得以巫统的意识为依归。

可是伊斯兰党在三年后却自我分裂，一派以当权派阿斯里为首，另一派以州务大臣纳西为首，在抗议声中大打出手，于1977年被中央动用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更迅雷不及掩耳地把伊党排出国阵，且举行丹州闪电大选（1978年）。伊党在支离破碎下，遭遇空前的失败，不但失去丹州政权，也一直爬不起来。

尽管在1989年由发兹诺取代尤索拉哇（中庸派，他取代阿斯里在1982年成为党主席），表现出宗教路线，但伊党不可能单独参选而能震撼巫统（从1978、1982及1986年的三届大选来看，伊党都一败再败的），直到1990年，伊党取得了东姑拉沙里成立的“46精神党”的合作（拉沙里因1987年竞选主席失败后，在1988年离开巫统，而在1989年成立“46精神党”）才得以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在此之后，伊党在等另一个春天，而这个春天不期然在1998年降临，因为安华的跌马，很快地联合伊党与行动党合作。这一合作给伊党带来前所未有的荣耀。1999年的大选，伊党保住丹州的同时，又再一次拿下登嘉楼州，国会议员也空前的增加至27名。

换句话说，伊党是必须与其他反对党合作才能有佳绩有突破。偏偏伊党不信安华效应，也就自行往“回教国”的道路迈进，结果是行动党离开替代阵线（2001年），公正党也无法与自大的伊党合作，也就在2004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又再一败涂地，只能保住吉兰党州政权。这说明了反对党合则强，分则弱，伊党也没有例外。

伊党的再一次翻身是2008年的大选，也是在安华的说服下，才勉强地拉回伊党与行动党有限度的合作（避开三角战，不谈回教国，只谈福利国）。

这一回真是上演一场巨变的政治剧，反对党拿下5个州政权，伊党除保住丹州外，也意外地取下吉打州；更由伊党人出任吡叻州务大臣。

到了2013年的大选，在仍然维持反对党的合作（以民族主义路线面对选民），又再一次展示出反对党的威力。除了保住三州政权外，又取得89个国席，促使民联誓言要在下一届（2017年或2018年）拿下布城。

讵料政治的变化，使到反对党又重新洗牌，巫统也面对内部的震荡和某种程度的分裂。

2015年伊党与行动党断交，民联瓦解后又出现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再加上马哈迪及慕尤丁领导的土著团结党，这意味着反对党有必要整合与守望相助，不是为了打破哈迪阿旺的“狂言”，而是要真正形成一个团结的队伍，才能与国阵来一场较量。如果反对党阵线（希盟）找不到切入点，应有一位权威或精神的领导人在主导大选。若是4个团队排排坐，权力均等下更易发生冲突和矛盾。这个人选除马哈迪外别无他人。还有希盟也要证明，下来的大选是国阵与希盟之战，伊党既不加入希盟，也不与巫统联手就要靠边站了，可能战绩会大不如前。毕竟历史也从来没有证明伊党单打独斗能拿下巫统，如今在三角战中又以什么作为筹码来认为伊党是巫统的替代者？

刊登于2017年4月20日《东方日报》

历尽沧桑的木寇山（上）（现代春秋）

我在担任新闻记者时曾经访问木寇山两次，一次是在60年代末期；另一次是在70年代。两次都是应官方邀请访问。但第一次是去参观木寇山的麻风病院和访问麻风病人，以了解为何会有麻风病院之设。

由于相隔久远，我印象中的记忆已不是很清晰，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些担心，因为曾被告会传染的，而且一旦发病，人会变得丑陋与不雅。

我也曾经访问一些病号，但他们多数居住多年，已对环境十分熟悉，也不害怕遇见陌生人。我们后来也被告知此病不会传染，而是有遗传，也就较为宽心。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乘官方的游艇去木寇山的。

第二次应邀访问木寇山也是官方安排的，主要是让新闻界了解已转型的木寇山不再是“麻风岛”，而是新型的监狱，共有三座大牢房。因为被监禁的是被认为“犯法”的人，而且挤在一起，环境不可能清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座牢房可以让“犯人”分成两排齐睡，似可容纳百人。至于他们白天是被分配劳动也做一些匠工手艺的工作。

我忘记了在访问那天共有多少“犯人”住在木寇山，因为我们不准访问“犯人”，只能参观。

最近的“槟城论坛”有主讲人提及这个岛曾关押政治犯，古迹信托会主席林玉裳说这个岛也曾关押马共领袖拉昔迈丁（在1955年与陈平参加华玲和谈的其中一人）、伊党主席布哈鲁丁（他曾是马来国民党（1945-1950）的主席，有左翼倾向。在1955年与布斯达曼共组人民党，但在翌年转入伊党出任主席。他在1965年被捕而在1966年出狱）及人民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他于1963年被捕，而在1967年出狱）。

如果说木寇山在1969年后才转成监狱，那就不可能关押伊党主席布哈鲁丁及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等人，因为他们已在较早前出狱了。

还有在我印象中，当时被关押的“犯人”（包括被判刑的及在内安令下被扣留的）有不少是华人，有哪位著名的华裔政治犯在木寇山被拘留过呢？

到底木寇山是关押各种“罪犯”的地方还是政治扣留者的营房？这也需要学者们及林女士协助弄清楚的，如果往警方档案一查，就可了解其性质了。

话说第二次在访问木寇山时，我曾看过断瓦残墙的麻风病院已废弃不用（当时没有感觉到修复的必要，因为还不流行“保护古迹”）及并不雅观的三座大牢房，还有遗留下来的免疫站。此外，也看到一些坟墓及破损不堪的教堂。

如果根据林玉裳的说法，共有5332副尸骨长埋岛上，而所见的少数坟墓应是相当久远的；但有更多的人是草草安葬或海葬或火葬。

其实木寇山被形容为森林保留地也不为过，因为从英国人开辟到今天，木寇山依然是一座山明水秀的美丽小岛，即使有被使用，也是用在不受欢迎的地方（比如建麻风病院及监狱），未曾有良好的规划。

就此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历史来考察木寇山为何一直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旅游胜地？

当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之后，他是连木寇山也一起占有。

1794年，莱特病逝（终年54岁），当时槟榔屿的人口已逾1万人（大多数是华人）。在1800年时，第四任总督李特向吉打苏丹拿下威省（威斯利省）作为保护槟榔屿的屏障。

本来莱特拿下槟榔屿时是向东印度公司承诺要发展成一个军事港口，以供英国海军扩大地盘做准备，但因为槟榔屿本身缺乏参天古木，不能转成造船的原料，也就被其好友史谷特建议在木寇山发展军事港口和造船厂。因为他已拥有牛汝莪及峇六拜的大片土地，发展木寇山正合其意，结果他大失所望。

除了槟榔屿不可能同时发展两个城市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将缅甸的木材通过海运漂流到木寇山很不方便，解决不了木材的供应，而且成本很高；更缺乏造船的的工程师，也就在1810年放弃对木寇山的开发。因为当时英国已在斯里兰卡发展泰可马里港作为军事基地。

由于木寇山不被看好其前景，再加上莱佛士又于1819年拿下新加坡，其作为军港的条件远胜槟榔屿。就这样，木寇山被人遗忘似的在马六甲海峡静静躺着，没有发展，反而集中发展槟榔屿和威省。

到了1871年（槟榔屿开埠85年后），英国人才在木寇山（Pulau Jerejak）开辟麻风病院，将病患者隔离在这个小岛上，与槟榔屿隔绝，以免传染疾病。继之在1877年，因天花病严重，也在木寇山设立首个检疫中心。虽然在1923年时，麻风病已受到控制，但英殖民政府仍不愿意修改在1901年订下的麻风病患收容条例和检疫和防疫法令；更在1926年制定更严格的管制麻风病患新法令，将所有麻风病人在各麻风隔离营里集体接受长期的治疗（取自陈彦妮及黄义忠《回家》）。

虽然在今天看来，木寇山是个值得发展的旅游景点，但这个占地359公顷（895英亩）的小岛却在殖民地的眼中是不屑一顾的。因此将之发展成麻风病收容中心、隔离移民的检疫站及肺结核病患隔离中心。

根据“槟城论坛”指出，从1877年至1957年（80年）期间，绝大部分到来槟城的新移民均需先在木寇山被隔离，先后总共有113万人被隔离在小岛上，直到检查合格后，才获准进入槟榔屿。至于麻风病人从最初的25名病号到后来竟收容超过7000名的患者，当时堪称最大的麻风病院。

不过根据《回家》一书透露，木寇山不是第一座麻风病院，最早的麻风病院是1860年在马六甲的斯林本岛（Pulau Serimbun），木寇山排第二，下来是吉隆坡的文良港（Setapak）（1893年）、吡叻的邦咯劳勿岛（Pulau Pangkor Laut）（1903年）、砂拉越的拉惹查理布鲁克纪念医院（Rajah Charles Brooke Memorial Hospital）（1903年）、柔佛新山的淡杯（Tampoi）（1927年）、雪兰莪的双溪毛糯（Sungai Buluh）（1930年）及吉兰丹的道北（Tumpat）（1933年）。

但到了2011年，马来西亚仅剩三个麻风院还在运作，它们是双溪毛糯的麻风病院、淡杯的麻风病院和拉惹查理布鲁克纪念医院，其他已经关闭。

木寇山的麻风病院是在1969年关闭的，让位于政府辟为监狱，直到1993年才关闭监狱，另作其他用途。但相关的发展计划一波三折，直到今天还在争议不休中，而实质的发展则未呈现出来，与中国的鼓浪屿比较真是相差一万八千里了。我们容后再谈为什么木寇山会成为一个争议的大课题。

刊登于2017年4月17日《光华日报》

沙布丁“好心做坏事”？（天下纵横）

就在国会可能近尾声（或在7月举行大选）之际，巫统国会议员沙布丁突然于4月4日在国会针对行动党张念群的建议（禁止16岁以下的童婚动议）作出反驳，他说让强奸犯迎娶受害者是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强奸犯可能会悔改，与受害者共组家庭，两人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此番莫名其妙的怪论经媒体广泛报导出街后，它不但成为街头巷尾的无聊笑话，更被外国媒体转载而被炒热，一夜之间寂寂无闻的沙布丁突然爆红，成为被注目的焦点。但这也并非好事，而是被各方人士穷追猛打，形容他的谬论完全不可接受，简直是美化了强奸丑闻。

由于受到来自朝野的攻击，几乎招架不住的沙布丁终于在翌日（4月5日）作出回应。他指责媒体扭曲他的好意，而事实上他的言论是充满善意的，却被媒体误解了。究竟媒体是怎样误解其意，他也没说清楚，只说按照伊斯兰条规任何16岁或以下的女子（儿童）要结婚都必须获得监护人及法庭的允许；至于18岁以下的男性也要经过相同的程序。

这位曾任伊斯兰法庭法官的沙布丁说他反对张念群的动议（禁止16岁以下的童婚）是因为法律并未禁止少年少女结婚。此外即便是强奸犯和受害人，只要双方同意也可依法结婚。但他所说的可以结婚与犯罪是两码事，不可相提并论。

究竟沙布丁的言论内容是怎样说的？

经过《当今大马》的整理录音，有下列的摘要：

我有数个论点，为何这个动议不能接纳？以及不适合在马来西亚落实。

因为马来西亚有两套法律，其一是伊斯兰家庭法（各州都有采用）规定，男性适婚年龄为18岁，女性则为16岁。但穆斯林婚姻法第18条规定，在一些特定案例，若16岁以下的女孩要步入婚姻，必须获得伊斯兰法庭的批准。

如果有任何法律可制裁强奸犯，那么对付强奸犯的法律可以被应用。但与此同时，如果该对男女决定或同意结婚也是可以的。因此禁止16岁以下的婚姻与犯罪的议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要看到的是，当我们说16岁以下（结婚）并非是一个问题，甚至有些9岁女孩也开始成熟了。有的在9岁和12岁时，身材就像成熟少女。这表示她们在肉体和精神上已可以结婚。

从以上这段言论来看，沙布丁是在有意无意间将“强奸罪”合理化起来，即如果允许或促成两人结婚，让受害者有个依靠，也许生活会好起来。

我记得年前有一宗强奸案发生后，这对男女同意结婚也获得法庭允许，但男方即使娶受害者为妻，他还是要对他的强奸罪行负责任而坐牢。

因此在不能放过和宽恕强奸犯下，国家的法律不论伊斯兰法或普通刑事法，都要追究犯罪者的罪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报应。

由于沙布丁在辩论过程和澄清过程并没有收回“先强奸后结婚论”，只是说或有助解决社会问题，就等同没有强烈谴责强奸罪行，反而为他寻找下台阶，这对受害人来说是不公道的。

因此沙布丁被四面八方的责骂也是在情理和意料之中，因为强奸是严重罪行，不能用“结婚”来淡化和掩盖罪行。这就是沙布丁躺着也中枪的理由，从而反映了他的“好意”不被社会舆论所接受，倒变成“好心做坏事”了。

其实他应该表达的是参与谴责强奸行为，并主张施以重刑，不要把强奸罪说成可用“结婚”来解决，这是欲盖弥彰的行为，自然成为被千夫所指，更不会接受他的解释。因为他避重就轻，将问题的焦点移开，也难怪他被万箭穿心。这似乎有些咎由自取。

刊登于2017年4月17日《号外周报》第833期

为什么要有特别任务部长？（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出乎意料地委任希山慕丁出任首相署特别任务部长，且即刻生效。舆论不但感到愕然，而且民众也对这个委任无法理解，因为希山慕丁本来就是内阁中的国防部长，属于高级部长，为什么又要委为位置不高过防长的首相署部长？

纳吉这一绝招是为了什么？后继会有什么行动？外界也只能揣测和评估时局，不可能准确算出首相这步棋是“以退为进”或“以进为退”？

当1959年马来亚举行独立后的首次大选前，东姑阿都拉曼为示公正，本身辞卸首相一职，只以联盟主席兼巫统主席领军主导大选，让选民选出104名国会议员。

既然东姑暂时辞职，也就由副首相敦拉萨出任代首相，东姑不但做出“创举”，卸职半年之久，也给敦拉萨一个磨练的机会。在这之后，东姑及历届首相就不再卸职迎接大选，而是在职领导大选，可谓是占了优势。

果然东姑在胜利后又重任首相，而且更为明显地把更大权力抓在手里。例如在英国的同意与指导下，东姑大力鼓吹马来西亚联邦，即使招致印尼和菲律宾的反对，东姑也不低头而是坚持马来西亚必须成立（1963年9月16日）。

也因为东姑不向印尼低头，在1964年的大选却意外地得到选民的热烈支持联盟（共赢得89席，西马总数是104席）；而东马的亲大马的政党也通过间接选举成为大多数席位的政党，顺利地奠定马来西亚的基石（在总数154席中，联盟共获得123席）。

不幸的，在1969年的大选竟出现形势逆转，联盟虽依然执政，但已失去2/3多数席，反对党从中崛起。更不幸的是在大选后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暂时冻结。

一年之后（即1970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委任外交部常任秘书张雅沙里沙菲依为新闻部长兼特别任务部长时（他被视为有才华且出色的精英）。敦拉萨授权他起草国家原则和协助制订新经济政策。这就是说，雅沙里的特别任务是有其重任在身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敦拉萨希望他能挤入副首相行列，有朝一日成为接班人。无奈雅沙里在党内势力不足，在1972年及1975年的党选中都选不上副主席，也就与副首相擦肩而过。

本来胡申翁在接位时（1976-1981）也有考虑用雅沙里为副首相，但因当时三名副主席强烈反对，胡申翁只好从三名副主席中选出副揆。最终敲定马哈迪为副首相，东姑拉沙里及嘉化峇峇大失所望。

1981年胡申翁退休，马哈迪成为第四任首相，也促使雅沙里退出内阁。这位特别任务部长的政治命运也走向终点。

走了雅沙里，在马哈迪的年代又出现一位“特别任务部长”，他的经过是这样的：金融界老手达因在1984年巫统党选东姑拉沙里再败给慕沙希淡后被马哈迪献议出任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则调任贸工部长。

达因担任财长（1984-1993）长达9年，而在1993年让位于安华接任财长兼副首相。达因则退出政坛再转回企业大展身手。

可是又让人诧异的是，已经退休政界的达因为何在1998年又再回内阁担任“特别任务部长”？这个任务显然是针对打倒安华和借用达因才华压住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危机。不久达因再重做冯妇，当回财长，直到2001年再退休。

虽然在2004年时，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委任伊分迪出任首相署的特别任务部长，主要任务是设立高等教育部，而在2000年时他又回内阁的首相署，负责第九个马来西亚5年计划。在较早前他曾任农业部长。

如今国防部长希山慕丁突然被委为特别任务部长，究竟他的特别任务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是准备内阁人事的变动还是纳吉另有尚未公布的隐议程？

总之，以希山慕丁在3年前处理MH370班机坠毁事件时的从容应对媒体已赢得舆论的好感，也被看好会有机会探出头来。为此我们只能观察纳吉的下一步战略是什么？希山慕丁会被派上什么用场？这都是让人左顾右盼的。

刊登于2017年4月17日《南洋商报》

伊党究竟是赢家或输家？ （直挂云帆）

在首相纳吉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下，终于上演了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虽然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坚持提呈355法令修正案屡次遭到阻力而未能正式立案，但在4月6日的国会会议上，哈迪阿旺在议长的放行下终于成功提呈他的私人法案。
这项355法令的修正是为了扩大伊斯兰法庭的权限，例如原本最高3年的监禁被提高至30年；原本最高5千元的罚款被提高至10万元及原本最高鞭刑6下则被提高至1百下。若是这宗法案被通过就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一国两法”或“一国三法”的奇怪司法。所幸哈迪只是提呈法案而未获得辩论的机会。因此他是否会在下来的7月国会展开辩论就不得而知。因为这一道修正案在兜兜转转数年后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记得在2016年11月时，哈迪阿旺先被批准在国会提呈法案，后却主动要求延至下一次国会（今年4月）再提呈此动议。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哈迪第二次呈修正案的机会。
可是为什么哈迪只是提出而又没有辩论，这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就国阵的立场而言，非穆斯林议员自然会反对这项法案，而巫统议员则陷入进退两难中。如果巫统一意孤行，恐怕会遭致东马的国阵成员党产生离心的抗拒。国阵是不可能以此作为赌注的。
正因为有此顾虑，首相纳吉在衡量轻重后决定采取“半路战略”，让伊党提出法案而不辩论，走一半路又停了下来，算是给足面子，也让哈迪下得了台。这样一来，355法案究竟是伊党的政治筹码或是政治石头？大家都说不清楚。只知道有关修正案渐渐成为伊党的包袱。而另一方面，又让反对党产生歧见，为此法案争个不休也就达到分化反对党的目的。例如反对党中两位重量级领袖各有话说，公正党的实权领袖安华建议成立一个国会遴选委员会以深入研究这项修正案。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则建议回教法庭不能随意提高现有的刑法，同时政府应提高回教法庭人员的专业水平。
换句话说，他认为提高专业水平处理案件比施以重罚更为重要。如果我们不严肃接受惩罚是为了教育犯法者，则会出现狂热的现象。在没有考虑到伊斯兰公平原则下，就会倾向随意惩罚罪犯，这形同污蔑伊斯兰教。
因此如果此法案有对刑罚设下条款而不会对现有的犯罪实施过重的惩罚；并让回教法庭的法官脱离公务员体系，如同民事庭的法庭，以保证法庭能成为捍卫大马穆斯林的公义机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他会支持有关符合宪法的法案，但前提是接纳其建议以保证法律公正。
即使安华和慕尤丁有希望通过协商来调整有关法案，但伊党并不领情。伊党的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重申，伊党不会加入希盟，也不会和诚信党及行动党合作，现在则延伸至不与土团党和公正党合作。对此伊党副主席伊德里斯阿末指出伊党放眼在下来的大选角逐80个国会议席（在上届大选，伊党角逐73个国席和237个州席，但只赢得21个国席（如今在分裂下，伊党只剩14名国会议员）及80个州席（另5席过档诚信党）。
在没有迹象显示巫统会与伊党合作面对第14届大选下，伊党的独自上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它要面对几方面的夹攻，在行动党的影响下，华人支持伊党的现象可能会减少；马来人则在反对党联盟的争取下，也会使到伊党得票可能减少。这对有意要扩大势力的伊党是严峻的挑战，除非巫统作出有限度的让路，不然伊党要保住上届的席位也是有其困难的。
另一方面，针对大选日期，公正党的领袖拉菲兹揭露大选极可能在7月举行，到时国会已解散，也就不存在哈迪阿旺的私人法案会进入辩论阶段。
拉菲兹提的日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因为刚好过了6月的开斋节，也算是一个欢乐的季节；反之土团党总裁马哈迪则以为9月大选的可能性较大。
不论是7月或9月，一般人都是计算在今年内举行新的大选，虽然首相拥有权力在明年（2018年）的6月前后举行大选，但这样的季节是比较看不清时局的演变；尤其是世界经济走向不会明朗化，也会成为国阵的一个负担。
还有另外的重要因素是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也存在着内部的矛盾和意见的分歧。比如希盟不主张易名（慕尤丁建议改成人民阵线）；委任马哈迪成为顾问的同时，也委任旺阿兹莎出任顾问。这意味着在这个阵线内没有领头羊，无形中会对希盟有看法，毕竟马哈迪已担任首相22年，由他带头领导并没有显示“希盟”变质，反而转过头来抬出马哈迪的形象会有一个象征性的核心人物（目前安华暂时不宜担任顾问职位）。
一旦选举过后，马哈迪也可卸下职务，因为没有参加选举的他是不可能扮演重要和权威性的角色。
既然纳吉已安抚国阵成员党不必对355修正案感到忧心忡忡，而且国阵内也没有出现分裂和内讧的“兄弟阋墙”，也就提供条件给纳吉择日宣布大选。
当下355法令的修正案暂告一段落后，人们的焦点又移向反对党阵线。比较令希盟担心的是从伊党退出来而另组织的诚信党的势力是否能取代伊党？当胡桑慕沙被委为副主席而赋予重任以力挫伊党的锐气时，他能一举扳倒伊党而造就诚信党的时代降临？
就实质而言，不论任何阵线或任何政党联盟，除了应该有共同的标志乃至有基本的共同纲领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位灵魂人物，若是四方权力均等，形成四套马车，就会出现裂痕而各说各话，不利于团结。
总而言之，因为大选的日期可能会冲撞355修正案无法辩论；也可能对法案的辩论再缓一缓。因此究竟伊党是赢家或输家，你说呢？

刊登于2017年4月13日《东方日报》

伊斯兰党被打回原形 （天下纵横）

当首相纳吉在间接上婉拒接过355法令的修正案后，已明显地告知伊斯兰党：到此为止，不要再玩下去了。

虽然伊斯兰党仍然坚持不妥协，会为“回教刑法”的落实抗争到底，但伊斯兰党用什么筹码和条件来促使国会通过355修正案？很显然的国阵成员党中的133名国会议员也许只有巫统议员不会公开反对，但他们缺席议会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伊斯兰党只依靠本身现有的14名国会议员，那是不可能通过哈迪阿旺的私人法案（因为2015年伊党闹分裂，导致开明派另组诚信党，其中有5名是国会议员，再加上另一国会议员离开伊党，就从原本的21席跌剩14席）。

为什么哈迪阿旺非常执着要推动“回教刑法”？不是因为马来西亚法律不完善，而是他要成为主导宗教走向的政党。自从2008年与公正党及行动党合组成“民联”后，它就处处受肘；更不能针对宗教问题表示异议。

既然伊党无法在民联中起带头的角色，也就在2013年大选后重新检讨和审视伊党的未来。其结论是不能够让行动党走在前头，也不能事事让安华来作决定。因此在2013年时，伊党反对安华在补选胜出后出任雪州州务大臣；也反对旺阿兹莎出任大臣。来到2015年，伊党索性与行动党断交。

其实离开了民联的伊斯兰党，希望在国阵内找到一些温情。而在初时双方有些“情投意合”，便认定着这两个政党可能破镜重圆。但如果我们回顾伊党的历史和它的新政治路线图，就可发现巫统和伊党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

例如在1972年伊党在吉兰丹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及后巫统还让出两名中央部长给伊党；再下来是伊党于1974年正式加盟国阵。

未想不到3年，伊党与巫统就起了冲突，其导因是在丹州执政的伊斯兰党，并不嘱意纳雪当州务大臣，但巫统的敦拉萨决意支持纳雪，终于造成伊党的分裂，最后是伊党被“开除”出国阵。由于这场措手不及的分裂，使到伊党处于挨打的地位（在1977年时，已是胡先翁接任首相兼国阵主席，他主张用强硬的手段与伊党一刀两断）。

伊党失去后盾后，只好重新再来，但跌得痛，也伤得深，经过了整整13年（1977-1990），才从废墟中再探出头来。

从那一刻开始，伊党已感悟到它要壮大的前提是与其他反对党合作，而不是走回国阵。也因为这样，伊党才在1999年与公正党和行动党合作，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继后因2004年反对党四分五裂，也就在大选中上演滑铁卢。唯有到了2008年，反对党又再合作，才有了308政治海啸的发生。一夜之间，伊党再掌控吉打州，除了吉兰丹州政权稳如泰山外，也在雪州大有收获。

可是在2013年大选后，伊党比较倾向国阵（巫统），并以为有巫统作为靠山。但巫统更有其难处，如果伊党与巫统一起搞355修正案，肯定会失掉东马的支持，也会进一步失掉华人的支持。在左右权衡下，纳吉选择回归原状，也就意味着伊党得自己看着办了。

事实上，就当今的世界潮流和马来西亚的国情是不可能走向“回教国”的。维持现状，对伊党又有什么损失呢？在此形势下，究竟伊党是要回到反对党阵线或自行上路？就得尽快做出决定，现在倒是轮到伊斯兰党何去何从？

不过来到最后一分钟没有人可以知道哈迪阿旺要玩什么牌？

刊登于2017年4月10日《号外周报》第832期

谁会拿子女教育作赌注？（跃马扬鞭）

一向只关心和鼓吹维护单一族群权利的土著组织，竟令人意料之外地在4月2日举行圆桌会议，主题是：“统考存废争议性”。除了大会在预料中通过议案促请“政府正式拒绝承认统考文凭，因为统考不符合教育法令下的教育政策等等”。

究竟“土著权威组织”（Persatuan Pribumi Perkasa）（简称Perkasa）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它的权威又是在哪里？

它的发起人依布拉欣阿里（Ibrahim bin Ali）是一位善变的政治人物。1951年出生于吉兰丹，最初参加伊斯兰阵线（Berjasa(1978-1981）。这个党是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由当时的吉兰丹州务大臣纳西所组织。在吉兰丹参选演成巫统、伊党和伊斯兰阵线的三角战，伊党也在这场选举中（1978年）失利，失掉吉兰丹州政权改由国阵执政。

吉兰丹在国阵执政下，依布拉欣阿里又跳入巫统（1981-1991），继之转去46精神党。在1990年大选失败后，依布拉欣阿里又跳槽回巫统（1991-2003）。到了2008年，他正式加入伊斯兰党。也是在这一年，他代表伊党再度当选巴西马国会议员（在这之前，他有两度当选国会议员）。

这一年（2008年）刚好是反对党刮起反风而一举夺下5个州政权，国会议员也跃增至82席（包括依布拉欣在内）。

可是依布拉欣是拴不住的野马，他在2009年发起组织土著权威组织，是一个倡导马来人至上的非政府组织（又离开伊党成为独立人士）。在2014年时，依布拉欣声称其组织已有42万名会员（到底是否有此数目不得而知）。但无可否认的，这个组织成立后十分活跃，也似乎是一个反共不亲华的组织；更对净选盟的运动给予反击和打击。由于行为偏激，出言不逊，因而被外界形容为种族主义的组织，也被形容为“激进主义”的组织。

本来一向以来土权组织并未触及华教问题，但在此时渲染此课题显然是有政治议程的，为朝野政党解围。

与此同时，我们也意外地读到一位主讲者的论调是荒谬与站不住脚的。

这位身为国民大学族群关系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张国祥及乎信口开河地说：“部分华裔家长明知道统考或独中非国家教育体制主流，却还是把孩子送入独中念书。接着他们又企图利用政府“凡事可商量”的心态施压，要“鱼与熊掌”都兼得。”

“虽然政府至今没有官方承认统考，但统考生仍得以进入私立大学深造。倘若往后政府承认统考就会出现统考生在政府大学“抢滩”的事件。在政府大学名额有限下，就会发生种族鸿沟进一步扩大而更难以修补。”

张国祥的言论一边是责怪一些华文中学不愿接受改制成为独中，把自己孤立在国家教育制度外；另一边显露出独中的存在和对统考的承认是不必要的。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最主要的是，1961年的教育法令，将华校切成两半，归顺的则成为国民型中学，不归顺的成为独立中学。至于家长送孩子进独中是有正当的理由，这也是教育法令允许的。

其一，独中有较完善的华教体系，但也不忘推行三语教育。

其二，因为国家的教育政策有了改变，在70年代中期后全面推行国语教学，也就触动家长将子女送进华校，亦有部分进入独中。

其三，家长也知道独中生有另外的出路，海外也有市场，也就不坚持一定要进国民型中学和政府大学。

其四，每个家长都不会拿孩子的教育作赌注，绝不可能故意送孩子进独中，然后通过抗议和运动迫使政府就范，这样的时代已过时了。

正由于家长是堂堂正正将子女送进独中，也对独中教育有信心，根本不存在“故意心态”，因此张国祥的怪论是不公平也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相信文化是多元性的，教育也是多元性的，那么多元教育又有何不当之处呢？

刊登于2017年4月10日《南洋商报》

新关仔角何时脱胎换骨？（现代春秋）

一则来自澳洲旅游网站的消息说，槟城新关仔角（Gurney Drive）已被评选为全球第25个有生之年必须旅游的景点，它排名在第13位。

虽然身为槟城人对这样的评价感到自豪，但我则认为相关的评选是“言过其实”，也无法让人感受到此生非来不可。

究竟新关仔角是怎么样的“独一无二”的景点？非得此生来游玩？这真是有些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脑，因为新关仔角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也不长，不论从建筑结构上或街道宽度上或海滩污泥堆积发出异味来看，它都是不起眼的，除非将它改头换面，否则现在的新关仔角简直是“残旧”的旅游景点，一点也不美丽，更已失去昔日的光彩。

故事得从历史说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莱特于1786年登陆槟榔屿的地方在后来称之为“旧关仔角”，就是所谓的“康华丽堡”（英国人命名的城堡Fort Cornwallis）或“乔治市”（Georgetown，由莱特命名的）的地方，这是有些历史依据的，但“关仔角”就不知道从何而来。

按照我的猜想，在昔日有一座华人设立的公馆，称之为“Corner Club”，久而久之，当地的华人就为这个地方取名为“关仔角”，即取Corner Club的译音。

至于洋人则将之称为“Esplanade”，意为面向大海的“休闲广场”（它的大草场就在康华丽堡旁）。由于它与康华丽堡（城堡）俟在一起，也就被视为是在1786年由莱特所“开辟”的。

在1930年，市政局计划在沿关仔角北上的不远处开辟一条新海堤路，但因部分土地属于私人，也就由市政局买下。在1934年终于完成第一阶段的工程，全长510尺，且在同年10月10日正式开幕，命名为“北岸道”（Northern Drive）。翌年（1935年），有关公路延长至1970尺，开放给公众人士使用。

到了1940年，这段“北岸道”已发展到2380尺长。本来打算再延长衔接至弯岛处，因日本南侵，一切计划停顿下来。

1952年，英国驻马来亚钦差大臣亨利葛尼（Henry Gurney）在1951年被马共伏击丧命。为纪念这位“反共大臣”，一些英殖民官员建议将车水路（Burm1h Road）改为葛尼（Gurney Road），但不被接受，反而建议将北岸道改名为“葛尼道”（Gurney Drive）。于是在1952年8月29日正式命名为“葛尼道”。

不论是“北岸道”或“葛尼道”，当地的华人一律称之为“新关仔角”，而将原来的关仔角冠上“旧关仔角”之名，以作区别。巧合的是，Corner Club后来也迁至新关仔角。这样一来，两个名胜地相互映辉。

不过在1956年独立前夕，市政局总监建议将“葛尼道”改称为“独立大道”，结果获得通过，而在1957年9月3日正式命名为“独立大道”，并将邦格律尾端的交通圈命名为“葛尼交通圈”。

讵料市议会财政小组会议否决换名，也就保留了原名。

及后在1962年及1963年又有议员提出改名为“松柏道”（因靠近海滩种有一排排的松柏），可是又没有下文（在1962年及1963年时，乔治市议会已归由左翼的社阵执政自然对反共的殖民地高官没有好感，但就不知为什么数次易名不成，似乎不曾看过这样的会议记录）。

虽然如此，葛尼道或新关仔角道路的延长还是在继续进行。在1966年时，全长6261尺，长逾1英里通车。

早年新关仔角只有一些旧洋房，风景优美；尤其是海风吹来更是凉在其中。在60年代，其海滩是干净和洁白的，可以下水游泳，也可以拾蚌蛤和捉螃蟹。

除此之外，在早晨和夕阳西下时，总是有许多人在长堤上散步，这些悠闲的老人或小孩或壮年人都慢条斯理在散步中取乐和呼吸新鲜空气。

可是进入80年代，“新关仔角”已成为风水宝地，不但成为发展商建高楼大厦的适中地点，而且也高价出售豪华公寓。久而久之，一栋栋美丽又豪气万千的公寓、酒店和购物中心林立，交通也跟着繁忙起来而阻塞；更要命的是沙滩被严重污染了。新关仔角不再美丽，直到今天才看到改造工程才开始，但仍看不到新面貌。不知为何澳洲人会列新关仔角非来不可之地？有些不可思议和莫名其妙。

其实在千禧年开始，政府已对新关仔角的改造有了“蓝图”。记得当时的首席部长许子根说，由于日落洞大道通过“以土地换大道”取得完成后，基本上槟岛外环公路已完成第一阶段，下来要在新关仔角一带发展第二阶段的外环公路，一直北上到丹绒武雅。这是需要通过填海计划才能完成的，当然工程也十分浩大。至于第三阶段的工程是从峇六拜横过山边和山地直达新关仔角。还有另提供从社尾到阿依淡有单轨快车的服务。

当这些计划未开展时，却在2008年改朝换代（前朝只能完成日落洞大道这一条“外环公路”）。

今天我们又面对新一轮的发展。根据林冠英首席部长说，新关仔角60英亩的填海地将打造一个综合餐厅、湿地公园、沙滩及沿海红树林的新关仔角港湾（码头）（Gurney Wharf）。他认为在2018年完竣后，新关仔角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关这60亩填海是由东家集团（E&O）所主导。他指出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在将来这长达1.5公里的风景线势必成为槟城的新地标。

根据行政议员林峰成说，全部填海共131英亩。有人质问另外的70英亩又作何用？对此，媒体的消息指出，私人集团有计划发展成一个保健度假城（Wellness City of Dream）的高尚医疗村（约占地50英亩）。

这种医药旅游的扩充也将意味着槟城将成为另一个国际医疗旅游的中心点，在这方面，新填海地区将会建造八条通道的宽敞大道。

这个的愿景若能逐一完成，新关仔角在脱胎换骨后也肯定成为“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是一块真实灿烂的土地”。当一切美梦快成真后，如果有人一生不来新关仔角，我们相信他（她）是有所遗憾的。

刊登于2017年4月10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