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泉與馬華黨校

政黨辦學校，我們早已耳熟能詳，如馬華的拉曼學院及拉曼大學都是成功的例子。國大黨也有自個兒的大學，現在連民政也有“宏願大學”。就是巫統認為不需要，因為它是政府，政府辦教育是天經地義的事，也就無需多此一舉了。
現在馬華新上任的總秘書黃家泉馬上燒第一把火，馬華要辦黨校。這可是新鮮的事。但對中共而言，早已形成一種制度一種運動，只是近10年來已不再敲鑼打鼓。根據所知，中央有一個黨校，是專門針對高幹的，以便進了黨校學習，有機會提昇。
黃家泉當然不是要辦這樣的黨校，因此他最近向中國取經，不知有多少靈感？尚未見公佈。不過根據報章所言，他是要在全國十二個州（除砂勞越外）各辦一間黨校。而在今年先在吉隆坡馬華總部辦起來，在英文報上他是用TRAINING SCHOOL這個字眼。他也在報上透露這個“黨校”是訓練黨員的，除了提供政治知識外，也提供其他知識，包括電腦等，不然學員會感到沉悶。首先是將191個區會的主席先來“訓練”一番。他還說，這是必要的，不然有些黨員在咖啡店參與高談闊論時，不會應答人民的問題。
因此我們假定黃家泉“創造性”的建立黨校（所謂創造性是馬華建黨56年來，才首次有此計劃）是為了強化馬華的形象，要使黨幹部及地方領袖對馬華的政治哲學有深刻的了解，對政府事務的操作有所理解，也對黨的路線和斗爭有所遵循。除此之外，也不忘強調終身學習，並通過此廣招黨員等等。
基于這樣的一個模式，有幾個問題需要請教黃家泉的，以讓黨外人士也知道什麼是“黨校”？因為“黨校”好像是左派的玩意兒，是一種灌輸政治的場所，是嚴肅的大課題不是花拳繡腿之類的，當然黃家泉肯定不會在校內辦太極拳班或排舞之類的東西。
1.
在目前馬來西亞的體制下，設立“黨校”是否要向教育部請准？是否是一個長期性的機制？有校長，行政人員，講師及校址之類的設置？
2.
若是只屬于政黨的幹訓班，只是學習一個短時期，或三五天或一周，是否可歸納成“黨校” 呢 ？據我們所知，連巫統都沒有“黨校”，馬華又依據什麼模式成立黨校？斷不可能把中共的那一套搬過來。
3.
根據我們了解，過去的左派政黨就流行辦“教育”，自然是未向政府註冊的。比如勞工黨就有幹訓班，夜校式的識字班和各種與政黨政治有關的學習班，並藉此招徠黨員。在60年代末期勞工黨就停止這樣的活動，最後也宣告消失于政壇。黃家泉也許從這方面看到它的作用，而希望通過建立黨校來“訓練”一批 黨員成為非共但忠心支持馬華的“宣傳隊”，從正面來搞馬華的新政治運動。但在設計的過程，黃家泉也需要為“黨校”建立一個機制，一個明確的定義，不然大家會認為“黨校”是“幹訓班”的另一個名詞。
基于馬華辦教育的成功實例，沒有人會懷疑馬華的能力。黃家泉的良苦用心，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只是“黨校”是完全有別于目前我們所了解的正規或普通的學校，因此不能與現時的學校相提並論。它應該有所針對，有其議程和有其獨特的方式，也是與馬華提倡的到處學習的“終身學習”有一定的距離。
在原則上，我們認為黃家泉的概念和建議是對黨員有啟發作用的，也需要不時向幹部灌輸相關知識。但由于馬華黨員超過百萬，也不是人人需要進“黨校”的，黃家泉就需要設計出收學員的條件和所應具備的資格，然后要有一大筆基金來支持活動，應該是免費教育的吧？這些都是要謹慎策劃的。再者進入“黨校”是要有一定的時間，或半年或一年吧？又有多少人有此“空閒”的時間（這需要調查統計的）。有沒有考試？有沒有畢業文憑？或只頒結業証書？
職是之故，我們希望黃家泉能進一步公佈馬華“黨校”的運作和整套計劃書以便大家能真正了解“黨校”的含意和用意。當然第一堂課應該是：什么是政治？

马华•林苍佑•民政

我在上周日评述政坛元老林苍佑难得开金口的演讲后，似乎言犹未尽，因为罗汉洲君也在本月五日的《民政路怎样走》一文也提及了马华和民政的关系，但他的论点有些表面化和以外州人的角度看问题，我愿意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马华、民政与林苍佑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并愿就此文和罗君共勉之。

对86岁高龄的林苍佑个人而言，他的政治史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走向与变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缩影。

其一，「民政是马华支派论」。林苍佑是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而在1955年以马华候选人身份中选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时是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州议员）。

1958年，他在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后因议席分配问题与东姑交恶而被排斥。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1961年与一批前马华地方领袖合组“民主联合党”，顺势也成为芙蓉市议会的执政党，这可以说民联党有马华的影子在内，但已不属马华一个支派。

1968年，民政党成立，林苍佑不过是其中一名发起人，其它发起人如陈志勤、王赓武、威拉邦、彼得及赛胡申阿拉达斯都不是来自马华的人，因此更不像「马华一个支派」，反而是一个全新的反对党。
1973年及1981年林敬益及曾永森派先后由马华加盟民政，加强了民政有马华的影子在内，仍然不像马华一个支派。

这之后崛起的吴清德、郑耀林、邱继圃、许岳金、陈锦华、郭洙镇、许子根及谢宽泰等人，不是来自马华的，他们当然与马华有一定的距离。

其二，「民政要看马华的脸色论」。林苍佑离开马华后，先后与陈修信及李三春对着干，彼此缺乏共同语言，合作是虚，斗争是实。如陈修信（时任中央财政部长）在六十年代说，只要他签一道通令，槟岛自由港地位就一笔钩消。林苍佑（69年后任槟州首席部长）努力将槟城转型，打造成一个工业城，用以回应陈修信的一句话。

又如1982年李三春牺牲小我，到芙蓉竞选国席，换取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八个议席，就是要林建寿夺下首席部长职，结果功败垂成。

再如1999年大选后，因民政两名州议员跳槽，马华又与民政争首席部长，结果又无功而返，许子根（1990年取代林苍佑成为首席部长）稳住阵脚，才告雨过天晴。

以上说明了因为「民政没看马华的脸色」，所以马华也不放过民政，两党恩怨「绵绵不绝」。

其三，「马华主宰槟州首席部长存亡论」。1969年大选，民政林苍佑上台执政，马华失掉所有州议席，因此无法影响槟州政府排阵。1974年马华有一位州议员（后反对党两人加入，凑成3席）及1978年大选，马华在拉拢反对党后有5名州议员，但分配得一个州行政议员，影响有限。1982年大选，马华有6位州议员，仍是只有一位州政议员，影响还是不很多。1990年大选，马华又告失利，没有州议员。也无从影响州政府内阁组成。民政许子根上台，当时由民政暂拥有马华的行政议员席。1995，1999及2004年马华卷土重来后并稳住阵脚，影响遂告增加，乃至多了一位行政议员。

从1969年算起，马华有10年缺席州议会，又有12年议席有限，所以无法主宰槟州首席部长的存亡，马华公会的领袖从来未说过这一番话。所以此论说在历史上找不到立足点。

即使马华1995年起到今天的10年内议席大有增加，也还是维持既定的局面。

谁都知道，主宰首席部长命运的是首相，其它的，就不需再解释了。

其四，「民政冲不出槟城论」。自1980年林苍佑退出领导民政党后，民政的老大一直由外州人林敬益（霹雳）担任到今天。其它重要职位，如署理主席，总秘书（1980-1983年由槟城郑耀林出任及2002年起由谢宽泰担任外，便是外州人担任）及财政，概是槟州以外的人出任，显示民政已走出槟州。当然绝不可能与马华相比，但也有一些些成绩。

惟有在2005年后，才又让人看到槟州新一代已经崛起，许子根时代有望两年后降临，整体而言，民政势力立足槟城，散布各州。

其五，「多元理念，实是华基政党论」。这点没错，理念归理念，就如马华现在也是提倡马来西亚民族；现实归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马华与民政应合并，对华社有莫大禆益。前阵子林敬益和黄家定已达成原则性的合作乃至合并，可惜“未见人下来”。

无论如何，我们从林苍佑身上又看到一道微妙的变化，他不鼓励但也未反对其儿子林建安（民政州议员）加入马华。于是马华和民政又因第二代人的转化衬托出两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若是「剪不断，理不乱」的话，双方就留有空间在回旋

没有人否认民政的江山是林苍佑打下来的。我们也看到黄家定策略的改变，与民政修好关系，没有所谓第三波的「夺权」计划。不过在华社课题上，仍然存在各自的议程，彼此间心也没有亦步亦趋，却增加了共识。说白了是殊途同归。现在就让黄家定和许子根从陈祯禄、林苍佑和林敬益的身上寻找灵感。为华社，为民族，为国家，为下一代努力整合，这样也就不需要在「四个论」中争来争去了。

許子根從政之路(一)—書生搖身變議員

檳州首席部長丹斯里許子根博士從政多年，沒有立傳，也沒有人寫過他的外傳或評傳，因為他算來還是年青的，沒有必要有什麼立言立傳的。不過在將來，或說他退休後，可能會有一本厚厚的自傳。為什麼呢？因為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凡是遇重要的或大事件，他都會及時的記錄下來。至于他直到今天記了多少，我們不知道，也不知道有沒有保存完整？所以我們還是先不要等他的回憶錄，畢竟太早了些。
《號外周報》想要寫一些有關許子根的從政歷史。我也沒有太多的資料。因此只能做個小系列，或有有助于了解許子根的政治路。
在我的印象中，六十年代開始聽到許子根三個字，那是在報上閱及這位少年連跳班兩次，而且名列前茅，于是大家開始知道當時的聞商許平等有這麼一個特出的兒子。後他到美國留學去了。大家暫時忘記這位跳班“天才”。
1970年他在美國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畢業。1973年在芝加哥大學考獲碩士學位。1975年返馬，在理科大學當講師。這年他也與一起留學美國的徐嘉平結婚。目前他們育有一對子女。1977年他榮獲是加哥大學教育博士學位（主修經濟與社會學），又繼續在理大執教，一路升上理大教育學院副院長。他也是美國史丹福大學福布萊研究員及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的研究員。集學術成就于一身。如果他沒有離開杏壇，今天肯定是教授級人才，但不能肯定他會不會出任一間大學的副校長。國立大學似乎還沒有一位華人擠身入副校長行列。
1982年，這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折點。沒有人會想到他會從政；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正得意在教育界，豈會想到中途換馬？況且學術與政治是兩碼事。至少在那時候，對許子根來說如此。
但後來為什麼許子根又會痛下決心，把自己的下半生豁了出去？它的背景是這樣的：
1982年已盛傳馬哈迪在1981年6月接任首相職位後，準備提早大選，以鞏固其勢力。這使到民政黨也必須求變來應對局勢的轉變，尤其是1980年林蒼祐交出民政黨主席棒子予林敬益後，大選對他而言是首次以黨主席身份面臨考驗。
這個時候，董教總方面也醖釀派人參與政黨政治的可行性，它要借助政黨力量來穩住董教總在華校斗爭的地位，便游說或說在兩西廂情願下，有一批人打進執政黨，以便從中取得政治影響力，並轉過頭來協助董教總的華教斗爭。當時領導董總的是林晃升，他們提出“三結合”的理念，即執政黨，反對黨與民間團體結合成一股政治力量。最後在協商底下，所謂董教總的人（這是因勢利導的稱呼，不是董教總領導人參加政黨）接受民政黨的獻議，加入這個黨來改變局面。
第一批加入民政黨的華教人士是在1982年3月1日宣佈的，他們之中有郭洙鎮、王天慶、江真誠等人。
第二批又有10名華教人士加入民政黨，包括許子根在內。
根據了解，許子根本來並沒有列入“華教人士”名單內，他也未想到要參加競選。事實上，民政黨分得的席位也十分有限，尤其是在國會方面，民政黨能提供給“華教人士”的也只有兩個“硬骨頭”的選區，一個是吉隆坡的甲洞，另一個是檳城的丹絨。這兩個都是民主行動黨的強區，民政黨忝為國陣一員，是無法佔有利地位的。初步接頭的結果是郭洙鎮在甲洞上陣，江真誠在丹絨上陣。但江真誠若接受參選他必須要先辭理大教職位，他最後拿不定主意，以致“丹絨國會議席”尚無適當的候選人。
在此關鍵時刻，董教總方面及民政黨方面認為許子根是適當的人選，況且他又是華團領袖許平等的公子，挾其父親的名望，對許子根利多于弊。
許子根回憶道：“1982年4月2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決定，或則接受政黨的獻議，提名丹絨國席或則不接受，保留在理大當副院長。最後，在多方勸服下，我毅然決定參政，辭去理大教席，這是一條不歸路，也是人生的轉捩點，成敗只在一念之間。”
我們這位書生就這樣在十分挑戰性的情況下，為其一生作下賭注。從“書生論政”到“書生參政”確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論政”者可以作壁上觀，看別人在表演，然後點點評評，反正是“論者”，沒什麼大不了的；“從政者”，就是全心投入，已不是一名旁觀者，而是一名參與者，成敗要靠打拼，也要碰運氣。許子根這一決定，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其家族和家庭的運程。
郭洙鎮這個時候打出“打進國陣，糾正國陣”的口號。儼然是“華教人士”參政的“遠大理想”。這個理念馬上受到民主行動黨的挑戰，指說這是對反對黨的打壓，變成“借助國陣，打壓行動黨”。一時之間，行動黨與董教總的關係惡化進而把火力集中炮轟“華教人士”“參錯政黨，誤導人民”云雲。
1982年4月7日的提名日，果然是一雙“黑馬”出擊行動黨的強區。郭洙鎮打甲洞，許子根打丹絨。前者面對陳勝堯的迎戰，後者碰上陣慶佳。這兩位反對黨人也是“華教人士”，也就變成“華教人士”在斗“華教人士”。
平心而論，“華教人士”參加民政黨也有一定的沖擊力，尤其是董教總大將林晃昇與沈慕羽為郭許站台。平添民政黨的華教魅力，但是這一場仗並不易打。甲洞本來就是行動黨的堡壘區，丹絨則在1978年大選後成了行動黨的橋頭堡，如果不是郭許加入對壘，這兩個選區是沒有激戰，也可說是一邊倒向反對黨的。
微妙的是，許子根提名後，他的造勢和攻勢不是來自外州的陳慶佳可抵擋的。許多支持許平等的老將紛紛出馬為許子根打氣。其中包括文教界名士周曼沙。“小子”在“老子”的護舵下，果然氣勢不同凡響，大街小巷盡是許子根的宣傳海報和布條，造成陳慶佳處于比較被動的地位。雖然如此，許子根得靠勤力加努力，因為“丹絨國席”不是肥豬肉，而是一塊骨頭，要把反對黨壓下去，非得出九牛二虎之力不行。
況且在那個時候，民政黨的“老佛爺”林蒼祐也是告急。民政在州議席上分得八個議席，竟與馬華平分秋色，而馬華方面有林建壽壓鎮，準備取代林蒼祐出任檳州首席部長。
正由于政情吊詭，從一場執政黨對反對黨之戰變成民政與馬華之爭。許子根說什麼也不能過于指望民政黨方面提供全力的支助，因為民政面臨檳州政權的“殊死戰”而分身乏術。民政可以失去丹絨，但民政絕不能失掉檳州政權。對此許子根十分明白，他的參選也是要協助林蒼祐及民政黨穩住檳州政權，能夠勝利固然最好不過，即便無法突圍，也要為民政盡一份心力。
因此我們看到的局面是民政黨傾全力保江山，也只能盡力抽出資源挺新雀許子根。雙方之間似榮辱與共不得不背城一戰，形勢可說十分險竣。在此時，許子根才發現政治這路並不好走，這已經不是學術論爭一事，而是關係到政黨“存亡大事”。
最後的結局是許子根脫穎而出，但只是險勝，僅以834張多數票壓倒陳慶佳。如果不是許平等的名氣，如果不是許子根的學術根底，也許許子根今天是另外一個人。林蒼祐也在此役成功挫敗林建壽的奪權野心，為民政保住江山。如果沒有這兩個結果的相互闗係，也一樣沒有今日的許子根。

許子根從政之路(二)—才見政績又遇剋星

許子根雖然為民政黨奪回丹絨國席，但勝來不輕鬆。以當時的形勢而言，能夠勝出，已是十分難得。就這樣許子根走上政治不歸路，脫下知識份子和學者的氣息，走向人群和民間，成為人民的代議士。
大選過後的三個月，許子根在民政黨內的職務是全國教育局主任，檳州民政黨宣傳主任以及較後出任民青團首屆總團長，而其他華教人士也都擔任黨內要職，包括郭洙鎮出任黨全國副主席，江真誠出任全國政治局副主任（主任由林敬益擔任），王天慶則被委任為霹靂州聯委會秘書。這種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政黨開始重視“華教人士”在黨內所扮演的角色，但黨內也另有其他高層領袖，對新局面給予關注，雖然沒有反對，但也有一定的警惕。這些人有曾永森、吳清德，陳錦華及許岳金等。“老頭子”林蒼祐繼續擔任檳州首席郭長，不再插手黨務。
身為國會議員的許子根，是不可能插手檳州政府事務，尤其是林蒼祐在位的一天，連林敬益也不能過問，更何況是新人許子根。因此他所作的是按牌理打牌，該做的就做，該管的就管；而不該做和不該管的，他也會盡量回避。這種尋求本份的定位，為他打開一定的人脈關係。他已經不再以學者身份自居，而是在黨內一步一步的走。從1982年到1986年大選前許子根不但在國會坦率發言，也針對政經文教等課題發表高見。這位甫從政即能在國會大展辯才的精英逐漸在政治上建立起個人的聲望，人們都稱讚他駕馭語言的能力。無可否認的，他的通曉三種語文是他的最大政治資本。有評論指出，他在國會用國語滔滔不絕的辯論，也令巫統議員側目相看。
為了“總結”他從政四年的政績，許子根在1986年出版了《參政四年》言論選集，由華教前輩周曼沙題字；這本厚達133頁的「言論集」既沒有序文也沒有後記，一開頭開門見山把其四年的言論，主要是國會演詞，在重要場合的講話及記者的訪問錄編輯而成。內容涉及國家政治，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經濟施政，華教課題，華社問題等等，十分廣泛，有長有短。其中一篇文章提及他們（指華教人士）參政所發表的有關文教的聲明是由黨最高領導層同志和接納的，因為這份聲明與民政黨的政綱是吻合的。因此他說，他沒有後悔加入民政黨，反而認為這條路走對了，他也吁請更多的年青人加入民政黨，與他一道獻身黨國。
為什麼許子根會有這本“小書”的出版？畢竟這是罕有的動作，因為一般上國會議員都沒有出版專輯。除了要說明許子根四年的國會議員不但為黨為民四處走動外，也是敢于在國會針對多項課題發表言論的國陣議員之一。
尤其重要的是，在1986年的大選，他面對的不是普通的對手，而且來自民主行動黨的當紅領袖林吉祥，促使許子根不得不傾全力應戰。出版這本書也就顯得意義重大，一方面他要讓人民知道他的政治工作和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也用以反擊反對黨的宣傳指說國陣的議員只是“應聲蟲”，未敢對重大問題表態。
當林吉祥決定展開他的“丹絨一役”時，他選擇對壘許子根，市面的一般反應是為什麼兩位人才要斗個“你死我活”？為什麼不避開一戰呢？讓兩個人一齊進入國會不是很好嗎？話雖是這麼說，可事實是兩雄相遇，必有一傷。林吉祥的解釋是行動黨決意要把檳城當為新的政治橋頭堡，然後幅射到全國去。他也不隱瞞地表示行動黨有意取代民政黨，以成為未來的檳州執政黨。
林吉祥在80年代仍是炙手可熱的反對黨領袖，他的加入檳州之役，目的就是希望行動黨有朝一日也成為一方的執政費，一如民政黨在1969年擊敗聯盟起而執政。因此他一箭雙雕，既提名丹絨國席，也要拿下甘榜哥南州議席（現已易名為光大選區）。這一下子，許子根已是風聲吃緊，他不得不打足十二分精神來化解強大的壓力。
但這時反對黨之風吹得太強烈了，許子根知道最嚴竣的挑戰已來到面前。于是一場龍虎斗在丹絨上演了。
初時是林吉祥說是五五波。于是反對黨打出的是國會可以沒有許子根，不能沒有林吉祥的絕招；又說許子根敗了可以被委為上議員，林吉祥敗了什麼都沒有。他因此要選民在兩者之間作一個痛苦的選擇，政治的殘酷，莫過于此。
許子根的反擊是他是不會接受上議員職，他要的是光榮當選議員，然後走進議會，他希望人民看到他的四年從政記錄，不要只看反對黨宣傳的一面。即便如此，許子根已明白他正處于劣勢，要斗勝林吉祥還不是時候。此時只能用“哀兵上 陣”來形容許子根的處境。
果然林吉祥的凌厲攻勢是一招接一招的排山倒海而來，到投票前最後兩天，局勢似乎已顯示林吉祥在後市看起，許子根顯得十分被動與無奈。對于一位初出道的書生，只是四年就厄運當頭，不啻是殘忍的“政治謀殺”。滿腔熱血的他，突被傾盆冷水潑下，內心的痛苦與失落，沒有人比他有更深切的感受。
結果他失敗了，而且輸得一條街那麼長。不是因為許子根政治成績不夠標青，而是因為林吉祥的聲望仍“如日中天”。選民要一個反對黨領袖，只好請許子根“暫時休息”。
許子根被迫進入了“韜光養晦”的日子。也許他腦海里曾經閃過“政海無情，波譎雲詭”的低落情緒，但他不能退縮，也不相信他的政途就此劃上句號。這時另外一個新的角色又套在許子根的身上。這並非他所願，也不是他從政的第一個選擇，而是給林吉祥逼成的，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這就是政治上的“退而求其次，伺機再出擊”的許子根的寫照。
春風得意的林吉祥，也帶了十條大漢闖入檳州立法議會；打敗了許子根後，他又把矛頭對準老頭子，但政治的後來演變，又是林吉祥始料未及。他打敗了許子根，卻又製造另一個許子根。這是怎麼一回事？讓我們下期再談。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三)—許子根迎來春天

1986年大選失敗後，許子根轉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雖然在檳州憲法內有“政治秘書”這一官職，但到底政治秘書是做什麼的？誰也說不清楚，大到可以代表首席部長出席任何儀式並作致詞，被當上座上賓；小到你不做什麼也不打緊，因為沒有一個固定的職務，但得經常與首席部長接觸，匯報相關課題，主要是民間的問題為多。
我記得也曾經擔任過林蒼祐的政治秘書的許岳金這樣說：“林蒼祐向他說，政治秘書說大也可以，說小也可以，看你如何發揮。”于是許岳金抓住這一句話，到處發揮其政治秘書的本色。當時他身兼檳州議員，辦起事來就用“雙重身份”出擊。不多久，他就闖出一個名堂來。後來有幸榮升州行政議員，一連做了兩屆，沒想到在1986年大選時，被飛出局，派去升旗山國席（黑區）當炮灰，從此許岳金一蹶不振，爬也爬不起來。
他犯了兩個大忌：其一是強行爭檳州聯委會主席不果，在黨內被當權派排擠；其二是在任代首席部長期間，顯露功高震主。林蒼祐看眼里，最終放棄保他，讓他被圈出州選。
我提起許岳金的際遇，是要說明許子根在擔任政治秘書時不得不戰戰兢兢，因為他不想重蹈許岳金的覆轍，更不要成為許岳金第二。因此他避開一切可能犯上的錯誤。只做好他應該做的事，不強出頭，不潛越，經常給林蒼祐作報告，提供資料，方便林蒼祐應對各種場合。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是：林蒼祐的性格是不喜歡一個人過于接近他，或對他的處事有違逆，你也必須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讓他感覺到你是他的其中一位助手而已，完全沒有威脅到他或令他對你生厭。這一點許子根都做到了。但也做得很辛苦。
我曾問過許子根對這個職務與國會議員有何不同，他只有苦笑，但補充了一句：“國會議員發揮的空間較大，需獨立自主的工作，而政治秘書是替上司辦事的。”（我不知道後來曾擔任過許子根的政治秘書的人有何想法，但據我所知，倪福來與許子根的關係疏遠；鄧章耀就取得許子根歡心而稱職，因此已官拜州行政議員；目前的黃瑞欽仍在考驗中）。
在出任政治秘書的四年期間，許子根的曝光率是不多的。他似乎學會了一套“大丈夫能伸能屈”的本領。在黨的職務也以民青團總團長較為搶眼，畢竟附屬于母體，再大的功能也只是陪襯而已。
表現得中規中矩的許子根在1990年的大選終于時來運轉，獲得黨的支持和林蒼祐的同意攻打丹絨武雅州議席，不再被派回丹絨國席再硬碰林吉祥。這一年的林吉祥有大動作，正開展他的“丹絨二役”，與他較勁無異以卵擊石。
為什麼許子根會派出丹絨武雅。這兒有一段古：1986年大選時，由于許岳金被迫棄州攻國，等于他的首席部長美夢已告破滅。在苦無對策下，他打出一個絕招，可以接受攻打升旗山國席，但原屬于他的地盤的丹絨武雅州議席則應提名其妻舅邱武揚上陣。這是為自己留後路，以便一朝在黨內得勢，他又可回到丹絨武雅輕易勝出。黨同意他的條件，結果許岳金在升旗山敗北了，邱武揚則在丹絨武雅勝出。顯出了許岳金在丹絨武雅有一定的勢力。
詎料，許岳金在黨內（1988年）與吳清德聯手爭奪全國領導權失敗後，便蟬過別枝投入馬華公會，連同邱武揚也過檔了。
這樣一來，丹絨武雅州選區該屬馬華或民政就引起爭議，但民政黨堅持是民政的，再說邱武揚也是在民政的旗下當選的。人可跳黨，議席卻不能“跳槽”。就這樣，1990年的大選，民政黨把此席拿回來，而馬華把邱武揚調到阿依淡州席上陣，許岳金則代表馬華在峇央峇魯國席上陣。
民政也是安排姓許的攻打丹絨武雅州席。此許非彼許，而是許子根。對許子根來說，這是一場翻身仗，非贏不可，不然政途將十分黯淡。
這一年，尚未構成“大人物”的許子根未成為民主行動黨的眼中釘。反而是林蒼祐成為林吉祥的新目標。因為他要爭奪檳州政權，非得將住林蒼祐不可。
林吉祥既打丹絨國席又打巴當哥打州議，直接對壘林蒼祐，許多人為他和林蒼祐揑一把汗。兩強相遇，必然是慘烈的過招，人們一般相信林吉祥可在丹絨國席輕騎過關，但不相信他能撼倒林蒼祐。
在投票前三天，許平等來找我聊天。問我行情如何，我告訴他許子根未遇強人，此次可揚眉吐氣；但老頭子的情勢告急，林吉祥後市看起。他用十分懷疑的眼光問我為什麼這樣說，並拋下一句：林蒼祐不能輸，他為檳州做出很大的貢獻。我說現在正在吹反風，林蒼祐席位不穩。
果然大選成績揭曉當晚，真讓許多人大跌眼鏡，連我也難以置信行動黨有如此強勁，竟然一舉奪下十四個州議席，只差三席即可上台執政。怪只怪與它結盟的46精神黨時運不濟，在檳州全軍覆沒。更令檳州人民吃驚的是：政壇不倒翁的林蒼祐竟也陰溝里翻船，以少數票敗給林吉祥。這意味著檳州首席部長將告易人。
沉浸在悲哀氣氛中的民政黨對于國陣保住十九席（巫統12席，民政7席，馬華全鍛羽而歸）沒有歡愉，因為他們的巨人倒下了。初時民政黨拒絕領導檳州政府，但巫統派安華依布拉欣（他也是巫統檳州聯委會主席）與陳錦華會面，勸請民政接受首席部長職。安華說這是馬哈迪交待的。民政則趁此非常時期提出一個附加條件；檳島市政局主席由民政黨人出任，巫統則委人出任威省市政局主席。安華也就欣然答應。于是有陳錦華出任檳島市政局主席的故事。
但民政黨要選誰來接替林蒼祐呢？擺在面前只有兩位人選，一個是吳清德，另一個是許子根。論經驗和資歷，應是吳清德佔優勢，他是在1974年即中選國會議員，也官拜中央副部長。他的劣勢是林敬益對他有意見，林蒼祐也不喜歡他，陳錦華則對他沒有好感。對吳清德致命的是：在民政未決定派誰人出任檳州首席部長前，他悄然與時任副首相的嘉化峇峇接頭，希望得到巫統的祝福。此事傳進民政黨高層的耳中，對他有更大的成見（這一段往事，是陳錦華曾向我揭露的）。
為示公平起見，民政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以便選一人擔任首席部長，在討論到這一決定性人選時，吳清德與許子根被請離席，他們一起坐在外面等候消息。最後結果是許子根被黨委以重任，吳清德落空了，但被推舉出任州行政議員。
福星高照的許子根洗掉一身的晦氣，一夜之間，他從一介“政治書生”如同乘直昇機連升三級，越級而上，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檳州首席部長。這奇異的結局是許子根做夢也想不到的。
飛掉一個許岳金，再飛掉一個吳清德，迎來了許子根的時代，而巧合的是許岳金和吳清德都曾是林蒼祐的愛將，到頭來什麼也沒有，反而是不屬林蒼祐愛將的許子根逆流而上。是林吉祥“殺掉”一個許子根﹐又是林吉祥“製造”另一個許子根。時也命也？誰也說不清楚。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四)—許子根粉碎「丹絨三役」

1990年大選後，又再一次改變許子根的人生。昔日是國會議員的他原本看來是平步青雲，詎料林吉祥攔路，只得屈就擔任首席部長政治秘書。竟也因「輸」得福。憑著這一政治資本，他在90年大選後走向人生的高峰，成為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但這個首席部長並不好做，因而被人形容為“弱勢”的首席部長，理由是在州行政議會內，巫統分得5席，民政得3席（加首席部長）。馬華及國大黨因為沒有州議席，也就暫靠邊站。更為挑戰性的是民主行動黨有14名州議員（後來一名辭職，補選失敗，被國陣（國大黨）扳回1席，剩13席），在州議會內輪流“轟炸”，尤其是林吉祥與卡巴星的咄咄逼人，許子根唯有沉著應戰。
有一件事就此發生了，事緣首席部長委任一名巫統行政議員出任副首席部長，法律專家的卡巴星指說“不合法”，因檳州憲法沒此規定。看來似乎要挑起法律案件，但聯邦憲法也沒有副首相一職，不是立國以來就有此一職了嗎？我曾問過許子根此事，他說，經過檳州法律顧問及法律專家研究後，認為沒有問題，可由首席部長進行委任。
後來此事不了了之。卡巴星也不再追究了。但他們要追究的是到底誰才是“真命天子”，是許子根或巫統的依布拉欣沙益？因為坊間有傳言說，副首席部長的權力似乎相當大，好像比首席部長更權威？許子根也用事實証明他才是首席部長，擁有控制檳州政府的權力。不過他也不諱言巫統的「內閣成員」（州行政議員）的人數比民政黨多。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畢竟民政只有7位州議員，已經4位拜官（首長加行政議員）超過半數，況且又得到檳島市政局主職一席，又有何苛求呢？
再有一件事是許子根被外界所批評的，即1993年民政黨選時，本來他已被提名角逐副主席之一，但那年也有另三人競逐副主席，即李裕隆，陳錦華和布都遮里。而民政只有三位票選副主席。如果許子根也湊一份，他的當選機會比其他人為高，就會造成其中一人被割愛。為顧全大局和停止因選舉造成的不愉快，許子根說，他選擇退選，不是因為怕輸，而是要使黨一團和氣皆大喜歡。雖然因此有人指指點點，但他認為他這樣的決定是正確的，後來他成為被委任的副主席。
這個副主席，一做就做到2005年才尋求改變。此是後話，暫按下不表。
事實上，許子根有另外的考量，據他透露，他在坐上首席部長後，林吉祥已把矛頭瞄向他，準備把他拉下馬。這是林吉祥的一步絕棋，打完蒼祐再打子根，理由無他，民主行動黨正在佈署「丹絨三役」，準備再作沖刺，非得拿下檳州政權不可。
就我當時分析而言，林吉祥若要攻下檳州，不一定要再上演「王者之戰」，但偏偏就成為檳州民主行動黨的佈局。說來你也許難以相信，佈局王者之戰的督軍竟是行動黨檳州主席魏福星。而魏福星與許子根又是什麼關係？攤開來才知道他當時是許子根的姐夫。姐夫策劃倒小舅子，是有點不可思議，但政海無情，言之不虛。難怪他們兩人雖是“親戚”，卻又是“政敵”呢！
再提得遠一點的是，許子根的父親許平等不是民政黨人，反而是馬華黨要之一，在1978年因李三春強行派方思湧攻打升旗山國席，而忝為馬華升旗山區會主席的許平等，他們屬意的是讓前國會議員倪宗吉重作馮婦不果後，憤而向李三春辭區會主席。
同是一家人，竟是三個政黨夾帶其中，這是罕有的事，卻不是絕無僅有，其他政治家庭也有此“歷史記錄”。
果然不出所料，在1995年大選提名日前三天，我接到許子根一通電話，他告訴我林吉祥肯定來丹絨武雅州席與他一決高低。我說應該不會吧，但他回應是確有其事，不是“狼來了”的故事。
我曾就此事詢問當時檳州民主行動黨的財政陳爾奕州議員，為什麼林吉祥非打許子根不可？他說這是檳州黨委的一致決定和願望。因為既然揚言要執政檳州，林吉祥就得身先士卒，來一個“王對王”之戰。再說1990年的大選不是証明檳州行動黨的決定是正確的嗎？連林蒼祐都可以拿下，許子根被拿下就不是神話（在後來魏福星與張德發和林吉祥鬧翻後，林吉祥也抖出1995年大選排陣的真相，是檳州行動黨作出的決定，不是個人的意願，他尊重黨的決定）。
林吉祥對壘許子根是1995年大選的重頭戲，行動黨信心滿滿，因為他們認為已擁有13個州議席，再多奪下4個州議席即可起而執政。可惜他們忘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1990年大選時，有與46精神黨結盟，顯得聲勢浩大；而1995年大選時，雙方已不再結盟，46精神黨的士氣大不如前，十分低落，僅靠行動黨單槍匹馬出征，在輿論方面對行動黨不是十分有利。其一是選民考慮到萬一行動黨不能執政，而國陣的華人議員又再減少的話，首席部長將可能不再是華人擔任；其二是行動黨在缺乏與馬來政黨合作下，能否執政形成一個疑團。
以當時的情況，行動黨是沒有太大的顧忌。他們算過，華人占多數或佔50%的選區超過60%。這些選區極可能是行動黨上台的“鐵票”。為了達成這一願望，行動黨在丹絨武雅選區推出半鐵人造型的巨像，用以象徵林吉祥將是一個“強勢的首席部長”，不似許子根是“一個弱勢的首席部長”。本來用意在此，但也被選民看在眼里，認為行動黨要用強勢統治，擔心會出問題。
結果這一宣傳非但幫不了林吉祥，反而幫了倒忙。市面議論紛紛，覺得行動黨過于“逼人”，下意識中對“半鐵人”沒有好感，也可能聯想到往後“鐵板一塊或鐵腕”治州時代的降臨。
處于林吉祥壓力重重的許子根，反而成為被欺侮的弱勢對手，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然更重要的是：檳州選民已開始深思檳州華人主導政權還要不要？華人首席部長還要不要？如果都認為應予維護的話，則行動黨成為選民的一塊心頭大石；選行動黨又擔心執政不到，弄不好丟了“華人主導政權”。在兩相比較之下，檳州選民還是認為“華人主導政權”太過天，即便是“弱勢的華人首席部長”也好過“沒有華人首席部長”。當這樣的意識被喚醒時，選民已一邊倒向執政黨，正是“民主誠可貴，民族權益更不能典當”。開票當晚，民主行動黨兵敗如山倒，只剩一個州議席，那就是剛冒出頭來的章瑛，其他候選人包括林吉祥，卡巴星皆告敗北。所幸此兩大柱子保住國會議席，不然行動黨將不知如何向其他州的黨員交待。檳州選民在“國投反對黨，州投國陣”的大風吹下，終于沒讓行動黨仆地，倒是不幸中的萬幸。
經此一役，「丹絨三役」成了林吉祥的惡夢，許子根反而成了「打虎英雄」，地位進一步鞏固。
馬華公會也因此再探出頭來。原屬于反對黨保壘區而被國陣視為「黑區」的竟在一夜之間成了白區，政治的變化無常，也反映了民心在變。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五)—過關斬將保政權

1995年的大選粉碎林吉祥的首席部長夢的同時，也讓許子根一洗前恥，不再上演1986年滑鐵盧之役。林吉祥不敗的神話也再一次失去靈驗。第一次是在馬六甲州議席選舉敗給馬華顏文龍，這一次則在檳州議席敗給許子根。雖然保住丹絨國席，但行動黨已是再受重創。到底誰應負起這個責任？仍然是個爭議的課題。無論如何林吉祥說不會再有「丹絨四役」了。他要等到2004年的大選才又再從霹靂州爬起來。
意氣風發的許子根竟能為國陣打勝這漂亮的一仗，固然大受首相馬哈迪的賞識，也進一步鞏固他的首席部長職位。但使他頭痛的問題接踵而來，因為檳州行政議會只有8張椅子，民政要增，馬華也要增，又一時添不了椅子。于是只好通過修憲把行政議員增加到10席，民政馬華各多1席，算是比較滿意的解決方案。
不過，許子根還有一個任務尚待完成，那就是他雖貴為檳州首席部長，但在黨職方面一直沒有突破，顯得失衡。在黨中央方面，他在1993年起成為中央副主席，而在檳州方面也是副主席。主席一職在80年代后期自邱繼圃退休后一直由陳錦華擔任。因此在1990年的時候，出現一個微妙的局面，在黨中，陳錦華是許子根的上司；在政府中，許子根則是陳錦華的上級。由于后者在90年開始擔任檳島市政局主席。
因此在1996年檳州民政改選時，就有一股勢力要把許子根推向前台，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但陳錦華又不想相讓，而且準備要蟬聯此職。這個時候，檳州民政黨的氣氛有一些緊張，人們也擔心出現龍虎鬥，而結果必有一敗。當離提名日越來越靠近時（按民政黨的各州聯委會主席都是選出的，不是委任的），身為民政創黨人的林蒼祐開口了，力勸陳錦華退休。這正如1984年林蒼祐力勸許兵金不要和邱繼圃爭檳州主席一樣。同時林蒼祐也通過陳錦華的摯友陳國平勸服陳錦華。在兩人力勸陳錦華底下，他終于勉強接受獻議，退休政壇，也讓許子根順利出任檳州聯委會主席。
按照當時的情勢，許子根是較為佔優勢的，而且他也決意要使黨政合一，以便整合民政在檳州的勢力。我事后得知，陳錦華在不戰而退后，一直耿耿于懷，怨氣難消。他似乎認為他都沒爭檳州首席部長，為何不能繼續當檳州黨主席？但別人則認為由首席部長擔任檳州黨主席是名正言順的，總不能老是存在「黨政分開」的現象。也許直到今天，陳錦華還是心存芥蒂。
這個說法不會是沒有根據的。到了1999年大選前，也即是5月份民政又要進行三年一次的改選，許子根卻遇到吳清德的攔路。時任中央副部長的吳清德很早就想取代林蒼祐成為首席部長。例如1986年大選時要擠入州議席競逐，但不為林蒼祐接受。又如1990年大選后，又與許子根爭首席部長寶座，結果敗下陣來。這種一挫再挫的心情導致吳清德在1999年的檳州競選來一個孤注一擲。
當吳清德宣佈要挑戰許子根時，第一個站出來支持吳清德的是陳錦華。這是為什么？主要是陳華要借吳清德出一口氣；而為吳清德造勢的還有兩位檳州議員，他們是林武燦和林建安。前者是黨元老林維雄的兒子；后者是創黨人林蒼祐的兒子。由于他們的加入，吳清德形成一個陣營，不斷地造勢，以期在選舉中奪得檳州主席職。雖然這個職位並不一定是成為首席部長的踏腳石，但卻是吳清德的政治資本。
吳清德在黨內的失意是人盡皆知的。比如1980年波德申大會，他支持林敬益當黨主席，就是希望被推舉為黨總秘書，可是林蒼祐屬意的鄭耀林卻成了林敬益的選擇。又如在1984年黨選，他支持曾永森打林敬益，結果又告失利。于是在1987年黨選，索性親自上陣鬥林敬益，同樣敗下陣來。這種不肯認命的心態促使他在1999年把自己豁了出去，進行最后的鬥爭。他自信在檳州的黨選有把握拿下許子根，因為他計算黨內有不少的支持者。他當時也很明白，這是他最后一戰，若是失敗了，就得退休政壇，畢竟已經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黨選失利后又有機會保住官職。身為黨主席的林敬益在此緊張時刻，也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許子根捍衛檳州主席。
這一場激烈的搏鬥，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每票必爭，也每票不失。選舉結果，許子根以60%的選票壓倒了只獲得40%選票的吳清德，許子根又再渡過險灘，保住檳州主席。
吳清德在失敗之后，已知大勢已去，黨不會再委派他當候選人。雖然明知他在高淵老樹盤根，但民政黨準備另派人上陣。
也是同一年的大選（落在1999年12月），吳清德被榜上除名，換上江真誠代表黨出征。本來江真誠還有一個選擇是日落洞，但卡巴星仍在坐鎮，他因此選了高淵國席。他之離開州議席選舉也是他與許子根的關係有微妙的變化，而在較早前他已告知許子根準備逐漸淡出行政議會。換句話說，他有意棄州攻國。在他看來，倘若能在國席勝出，便有機會爭取一個副部長職，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告落選，唯有淡出政壇。
另一方面，民主行動黨在沒有「丹絨四役」下，面對1999年的大選在調兵遣將方面有一定的難度，最后林吉祥選擇國攻升旗山，州打植物園，以面對民政黨二線人物謝寬泰和丁福南。
行動黨這一苦心布置又是白費心機。輸得比1995年還要慘，不僅州議席無從突破，仍是碩果僅存1席，而且連林吉祥和卡巴星雙雙在國席跌馬，大大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許子根則在輕量級對手下輕易過關。整個檳州又是國陣的天下，眼看國陣大勝，許子根地位穩固之際，突告風雲驟變，又是一場政治風暴降臨，但對手不是行動黨，也不是民政黨內挑戰派奪權成功，而是馬華公會要爭奪首席部長，許子根如何化解危機呢？下期再翻開底牌。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六)—雷声隆隆未见变天

1999年杪的大选，民政党再次取得不俗的成绩，在槟州参加11席州选，结果赢了10个，而马华共赢了九个。可怜的行动党还是1席，剩下是巫统12席及国大党1席。在此情形下，民政的许子根已获得首相兼国阵主席马哈迪再次委任蝉联槟州首席部长。
正准备前往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突接电话通知，要他暂且不要宣誓。此时委任状已在许子根的手里。
为什么会有突如其来的变化？原来民政党有两位中选议员林建安及林武灿宣布退出民政党，指责党未重视他们，而他们又私下与马华接头，表示有意投进马华的怀抱。若果顺利，马华的州议席马上由9席变成11席，而民政则由10席变成8席。
于是马华高层有动作了，一些支持马华“夺权”的人也四处走动，希望有一个变化。马哈迪接到这样的讯息后，感到有些愕然，他不知道为何会有此“斗争”。在情况未明郎之前，只好请许子根“稍安勿躁”。
民政党头头得悉此项“令人震惊”的消息后，也感到事发突然。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中，因其“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的方针受到民主人士围攻后，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一样。
民政此刻的心情，就如同《事情正在起变化》，坐立不安。更糟的是，马华那边又放话了，说还有一名民政州议员会跳槽马华，使到马华与民政的对比12比7。若此实事，民政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马华及不满民政的人放出消息，很快又有一位州议员，在吴清德（挑战许子根州主席失败后，成为失意人，也未派在大选上阵）的拉拢下，其“爱将”赖秋福会加入林建安与林武灿的“反民政阵营”。可是马华等来等去也等不到他的出现。马哈迪也未接到进一步的报告。
原来民政老大林敬益“棋高一着”，早就把赖秋福给“藏”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藏，而是请他到吉隆坡“自我消失”。没有人知道赖秋福此刻在那里？
赖秋福当时是不是想倒戈相向？我们不便猜想，但有一点肯定的是：赖秋福不会随意跳党，反正跳不跳党他都是一名后坐议员，没甚差别。
吴清德也到处找不到赖秋福，他们都很纳闷：怎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人间蒸发了？既然吴清德帮不了这忙，马华上层也不放弃努力，他们把所有中选的州马华议员全召到浮罗交怡“吃风”，说是有大事商议。当时首相马哈迪正在浮罗交怡“运筹帷幄”，对内阁和各州政府组成作最后的敲定。
马华的州议员也听到“变天”的风声，但他们在浮罗交怡早上看日出，傍晚看日落，日出又日落，看不出有“变天”的迹象。但闻“雷声隆隆”，几乎把槟州隆得“轰轰响”，似乎是“政治地震”在槟州引爆，就是未见大雨倾盆。
在这场角力战的过程中，据知，马华也提出各种方案。包括增加一名副首席部长或增加一名行政议员。总之要与民政分享政治权力。当时马华老大林良实也人在浮罗交怡。
不论是什么样的方案，马哈迪都没有作出表态。这个时候，他也愿意听听老二阿都拉的意见。因为老二是槟州巫统联委会的主席。
后来据说老二和老大的意见一致：槟州首席部长还是归由民政党的许子根出任，不要换人。其中一个理由是在大选中民政所胜席位比马华多，跳党的议员不算数。
这样一来，当巫统把力量移向民政党时，马华所要争取“变天”努力又告泡汤。但最后马华也得到安慰奖。所谓安慰奖是在槟州修宪后，可以增加一名马华州行政议员（从8席增到10席，马华及民政各得一席。这就是后来民政加了杜乾焕，马华加了骆福汉的故事）并增加一名副议长（此职先由刘一端担任，后由黎兆荣担任）。
正因为有此一斗，许子根大概压后一个星期多才进行宣誓，而此时的民政党，乌云全扫光，又是一片明媚的阳光照在头顶上。
许子根这一仗，不仅有惊有险，而且险象环生，许多人都为他捏一把冷汗。许子根也浑身不是味道。但在政坛打滚，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正如1982年的大选，马华也是摆明要争夺首席部长位，林建寿要斗倒林苍佑，结果是自己在阴沟里翻船。这算是马华第二次的大反扑，又是功败垂成。自此而后，马华也不再有此大动作。正如林吉祥已没有“丹绒四役”，马华也没有“第三次大反扑”。
不过经此事后，林敬益已后悔在1999年的大选再把支持吴清德的林武灿和林建安放回原区参选；更没想到选后不到一周，他们就向民政发难，给民政一个措手不及，差点 “江山”也被震掉了。
后来又有一个动作是槟州马华搞出来的，不是党中央的意思。话说民政马华风波平息后，两位民政州议员林建安与林武灿就大大方方走进马华。他们在州议会内也不时有“突出”的表现，在言语和行动上向许子根的权威挑战。
其中急先锋的林武灿在与槟州马华主席黄锦鸿配搭下，在2003年开始对槟岛外环公路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
林武灿更在五月份的槟州立法议会针对外环公路计划事，表现不支持的精神，以致对反对党要求展延外环公路计划的议案投了弃权票（林建安未槟州议会内，避过此“劫”），与他一起弃权的还有陈清凉。这一下子国阵和民政有话说了，投弃权弃而不投反对票等于未与国阵“同一阵线”，于是在国阵的压力下，马华不得不对林陈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
经数个月后，此“惩罚”才告撤消。而2004年的大选又降临了。民政依据国阵精神把两个州选区要了回来。变成马华只好把林武灿放到武吉牛汝莪国席又把林建安放到峇眼国席。无缘再接触州议会。不幸的这两人在大选中又告跌马。
民政这回大选战绩更是“辉煌”，13个州席全胜，马华则输掉1席，剩9席。13对9 ，马华也没有什么好争的了。再说，马华已晋入黄家定领导的时代，又与民政关系较密切。两党对槟州“江山”之争也就划上句号。
许子根的故事自然没有讲完，因为他还在任，而且在最近的党选中又再更上一层楼。政治对他来说，已是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我们也不容忽视在党争中，许子根同样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为林敬益造势和站台，最后把挑战的郭洙镇压了下去。有关民政党争的前因后果，已有诸多报导，无需在此多插一笔。不过由于政治千变万化，许子根这条政治路曲折又漫长。今天的他，不单单要关注槟州的发展动向。同时要计划如何接班。现在离开林敬益交棒的日子虽说还有两年，只是由现在开始，许子根必须表现出未来接班人的姿态。因为民政在不久之后就要步入许子根的年代。我们暂且打住许子根的故事，下来的故事怎样写，就由许子根来告诉我们吧！

詳述林蒼佑的演講

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前檳州首席部長林蒼佑在公開場合作演講。本月九日他卻破例接受《社會經濟與環境研究機構》（SERI）（一個由檳州政府贊助，聲稱是個獨立運作的單位）的邀請，在《檳城論壇2005年》針對檳州的過去和未來的發展講了一句余鐘，主題是《提昇現有優勢：檳城向前邁進》。以86歲高齡尚能展現思路和聲音依然清晰，真是風采不減當年。也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參加者不乏各級議員，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及學界人士，約500人齊集一堂在E&O大酒店的禮堂聆聽久違了的林蒼佑開“金口”。我用“破裂”和“開金口”是因為自從1990年退休後，他就不再針對政府事務及政經問題高談濶論。

在演講中，有幾個要點是引起我的關注的。首先林醫生說他在濶別檳城10年（1938-1948年，前一段在英國留學，後一段在中國重慶擔任國民政府的軍醫）後返馬不久就涉及政治，但有一個失敗的記錄。這是指他在1951年4月受委為英殖民地檳州立法議員及在6月創辦“ 急進黨”（Radical Party）之后，他曾在1953年參加喬治市議會的選舉，在馬來人占多數的日落洞區敗給巫統候選人（就因為有此不愉快的記錄，林蒼佑從此不再參加市議會的選舉。但在1984年，他接受喬治市市議會頒給“自由市民”的榮譽。此時的市議會已沒有民選，統歸州政府管轄）。

林蒼佑說1957年獨立前，英殖民政府安排檳州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成為獨立國一部份，所有檳州人民在憲法下自動成為公民。這里頭有一段林蒼佑沒說，那就是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鑑于檳州華人居多的特殊情況，提議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但他沒接受，反推薦王保尼出任其職。原來他要成為全國領袖，在1958年成功出任馬華公會第二任總會長。

1959年因黨爭失利，林蒼佑退出馬華，在1961年成立“民主聯合黨”（UDP），復于1968年解散民聯參與成立民政黨。

林蒼佑接著說，在1967年時，檳島自由港地位被中央政府取消。這原是英國人建立起來而使到檳城成為“商港，匯集世界各地人士”而繁榮起來的機制。因此，在1969年時，檳州的總人口77萬余人，失業率竟高達16.4%，以致民政黨在大選中（5月9日）起而執政。5月11日林蒼佑宣誓就任檳州首席部長。兩天後（即5月13日）吉隆坡爆發“513”沖突事件。他接到副首相阿都拉薩電話，並向後者保証一定與中央配合，穩定檳州局勢。于是他召見當時的檳州總警長馬騏騮，敦促警方全面戒備和嚴防騒亂發生。結果檳州沒有大事件發生，相對安定。從那一刻起，林蒼佑的檳州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已十分密切了。再說憲法中也顯示州政府必須與中央政府協商重要事項。

正因為這樣，在1972年時，民政州政府與中央聯盟政府合組成聯合政府，且在1974年民政加入國陣（聯盟擴大後的組織）。

轉入經濟課題，林蒼佑說，他在“513”後即成立“檳州發展機構”，以擺脫經濟困境。70年代發展兩個衛星鎮和工業區，即檳島的峇央峇魯和威省的斯布朗再也。他自毫地說，為了平衡兩地的發展，形成一個整體，他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建立“檳城大橋”（1985年通車），而且還設計加寬的地基。

直到今天，檳州的人口已翻一倍，達到140萬人。局勢也有所倒轉，過去是檳島佔人口53%，威省47%；今日則剛好相反。他認為威省的面積大，人口比例還是會進一步超越檳島的。因此他建議，興建第二大橋或通道是完全必要的。

他的另一個自豪是峇央峇魯已成為全國最大的電子城，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的。這証明了檳州人民有高度的智慧和技術，可以從電子工業走向世界。不僅于此，世界各地的大企業，也有檳城人在擔任高職。他說，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檳城人領先潮流，受到重視。

為了使檳州經濟再向前跨進，林蒼佑建議應像設立“自由貿易區”那樣，設立“特別加工區”，以讓本地人運用他們的智慧生產完善的產品打入世界。因為檳城已有強大的高科技電子工業作為基礎，且又成為“多媒體超級走廊”的一部份，資訊工藝十分發達，有足夠條件再攀高峰。

他還進一步展望到了2020年，當馬來西亞達致先進國的地位時，不要再分種族，大家合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在各方面都整合起來，其中之一的經濟體出現“人民基金”。

雖然他沒有提及政治上的整合，不再有種族性的政黨。但聽眾在鼓掌之余又跌進一個沉思。林蒼佑用一生的努力，仍然無法使民政黨突破種族局限，尚且在1982年的大選時，出了一本宣傳冊子：《全馬唯一的華人首席部長》，結果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又是為什麼？林蒼佑沒有提供答案，他也許在期望局勢的改變。我們與他一樣，在期待中又還要努力走出一條民族整合的大道。

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

馬華公會黨選后的新佈局是對黃家定領導的一個重大考驗，也可以說是一場政治考試。到底黃家定是及格或不及格？讓我們來分析他的策略即可窺見其成績單。

第一點，不論在黨選前或黨選后，黃家定都為陳廣才造勢和站台，形成一對雙打，而不是把B隊的人排斥在外。雖然挑戰他的陳祖排是不折不扣的A隊大將，但在新形勢下，保住廣才穩定陣腳才是最好的安排。于是在黃家定護航下，陳廣才突破重圍，讓后者感覺到唯有支持黃家定，才能得到A隊的包容。

同樣的，因各項因素未能保住副總會長的胡亞橋，在敗落后得到黃家定扶一把，回到中委而預示著官位將會保住。在感恩之余，必然歸順于總會長的人，而所謂B隊的陣營因之煙消雲散。這就是說，經過這一次的黨選，黃家定成功地把B隊消化在他的團隊中。

第二點，也是政黨一向以來最諱忌的是裙帶關係。凡是父子同陣，親戚同堂一概被認為“禁忌”，否則便被人指指點點，彈個不停，說是要建立什么家族王朝等等。

在這種反家族入主政黨重要位置的潮流中，黃家定要逆流而上，確實顧忌多多，因此很多人都認為他不會把其兄納入總秘書高職，以免被人評頭品足。

可是，黃家定這巧妙的一手，讓黨中委推荐總秘書人選，不論出于任何理由，許多人都抬出黃家泉，免卻了他的后顧之憂。說實在的，黃家泉如果不是黃家定的胞兄，以其經驗和才幹，坐上此位是沒有人會指東話西的，但難就難在他是黃家定的胞兄，以致許多人都認為此事不可能發生。

偏偏就這么順勢發生，而且在發生后得到的是正面的評語：“舉賢不避親”。這一下子，原本以為是惡言惡語會排山倒海而來，卻變成一片歡呼聲，大大出人意表。

不論黃家定或黃家泉做什么樣的解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委任竟是接受的回響，黃家定也因此大大鬆了一口氣，沒想到最大的難題卻讓他輕易克攻了。

這樣的佈陣不僅“合理化”“舉賢不避親”的邏輯，而且也創造兄弟同在一個政黨高職的神話。就此而言，黃家定是第一個人突圍成功，在馬華黨史上寫下第一頁時這樣這么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若是沒有黨選帶來的有利局面，黃家定是絕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

第三，所謂有利的局面也不是黃家定刻意造成的，而是因為公開競選帶出各人不同議程，從“小菜單”中出現一條公理：不可反黃家定，但二三線候選人可按各人議程作調整。既然大家都支持黃家定（不包括投票給蔡銳明的），那么在黨選后就使到黃家定擁有更大的空間來安排新團隊。那些鬧派系的州屬，尤其是森美蘭和檳城州，就分別由老大和老二坐鎮。而老二現在又是與老大二合為一，也就等于是老大在全權指揮。黃家定為此拋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所有州主席都是黨領袖，不管誰擔任，都不是‘外人’。”（見商報8月31日）

如今老大掌雪森，老二掌彭檳，老三（總秘書）掌霹靂，勢力已是固若金湯，將來任何人要起事也真不容易。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不派副總會長出任？例如翁詩傑與林祥才就沒有掌半個州。但又有人反回來問，為什么要委任新出爐的副總會長，留待觀察對總會長的“效忠”程度不是更恰當嗎？是的，除了馮鎮安不具威脅，坐回吉蘭丹主席外，而蔡細歷則留任原職擔任柔佛州主席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其他的就別再“勞動”副總會長了。這些未來的可能接班人都是總會長要時日審視其言行，才好另作安排的。

至于森美蘭州和檳城州為什么會有派系之不同而鬧僵？大家心知肚明。其實也不是什么陣線分明的派系，大家都是總會長的人，只不過對原任者有意見。

正由于僵局一時未能打破，老大也費煞苦心在黨中央安排韓春錦及黃錦鴻分別出任組織秘書和副總秘書，然后連同老二分別接管，大家也就不能再有異議。接著下來，如何整合，也許老大自有其妙方，我們不必揣測。

從整個佈署來看，黃家定的第一場考試取得高分，但要步入“黃家定時代”還需要幾場的考試，因此我們說，黨選后的排陣是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的第一關。

黄沾与周星驰的怪象

在娱乐圈内，有两个怪现象是引起我关注的。其一是不久前才病逝的黄沾；其二是靠“怪招奇言”起家的周星驰。

先说黄沾，他是靠正规的中文大学毕业的才子，后来又进入香港大学读硕士，近年再成为港大的博士研究生。照理他是「学术圣殿」的一名「有学之士」，足以和学术界人士一展雄才，可是他选择的是走向草根市民的文化，搞得是非学术的娱乐文化；尤其出位的是竟是满脑子充斥被学术人视为低级俗味的言语，因而有“不文集”的出版。

所谓「不文集」，说白就是归为「黄色笑话」这一类，既是不文，也就是斯文不足，低俗有余。尽管如此，销路还是热卖，可见不文之语也大有市场，印证了香港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包容的社会，只要不过于猥亵，便可以「登堂入室」成为家庭中公开欣赏的文章。

当然也正因为他的「避正就歪」，有许多生动的语言就从中表露出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填词撰文时，得以穿插其中，我欣赏他的歌词中带有情感的跳动，也有些句子是啷啷上口的。如果不是在生活中磨练，如果他没有学术的根底，那就不可能造就一代鬼才，在香江娱乐圈中「翻云覆雨」。

黄沾的浪漫人生，几段婚姻都没有让他的人生留下诟病，反而被认为这是娱乐圈的家常便饭。他的不文语言，不仅未降低他的形象，反而成为他的活招牌。这就是黄沾创造出来的「品牌」－－一个不登学术圣殿的博士。他终于赢得香港人的认同。因此他的追悼会有两万人参加，实在是「破天荒」的人潮。各路人马，特别是明星阵容，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足见其魅力在死后更是无法挡。

吊诡的是，一个「有学有术」的人，却没有看到学术名流，大学校长及大学教授参与其中而被请来发表悼念之词。

更为吊诡的是，一个没有进过大学，一个没有学术背景，也没 有发表过什么学术伟论的纯粹娱乐圈的搞笑怪才周星驰却在近些日子来被请入「学术殿堂」，与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对讲开坛。不但香港的大学，而且中国内地的大学也把他当成「学术才子」请来交流。

他们说这是因为周星驰在香港的娱乐圈创出了一些在学术书本或学术活动中没有的「无厘头」文化。除了搞笑与怪动作外，也在其影片中加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对白，使人沉浸在其影片中，获得最高的享受，进而有了启发作用。李欧梵教授甚至也拿他的影片作教材。

抑有进者李欧梵也打开禁忌，公开地与周星驰来一场「学术对话」，接着掀起一阵旋风，把周星驰当成「国学大师」来研究。

这种周星驰现象原本只属普罗大众的消遣品，没想到会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课题，除了不可思议外，也为「学术论坛」的另辟蹊径有所不解，究竟周星驰的低俗文化代表了什么学术风格或文化理论或文化品牌？我们也不清楚。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反对学术界脱下严肃的面纱，走向与大众拥抱的格局。这样也可使到老百姓不会认为学术是枯燥和高不可攀的。

可是，在周星驰的身上，我们的学者又看到什么呢？与此同时，我们的学者又从黄沾逝世后所迸发出来的「雅俗共赏」的文化看到什么？

可惜，他们看到周星驰的同时，却忽略另一位鬼才也在覆颠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

黄沾向正统文化挑战；周星驰也是向正统文化挑战。学者们选中周星驰避开了黄沾，诚为憾事。
我反而觉得，从黄沾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正统与非正统的文化被交织在其中，而成为另类的文化。

政治人物與黨史定位

政治人物在黨史的定位雖然是具有爭議性的，但黨史往往是由勝利的一方來撰寫的，因此不是勝利的一方很難期望在黨史中得到正面的評價。正如中國文史學家陳思和所說：“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誌，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對黨史而言，更是如此。

我說的政治人物是舉足輕重或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領導人之一，而不是指一般的參政者。當他們涉及了黨內的權力斗爭時，他們可能面對兩個結局：一個是以勝利者的姿態領導黨而成為黨史的指導人；另一個是以失敗者的下場來接受勝利者的批判或批評，而無法要求黨史給以正名。雖然這之中在後來的史家看也許是偏頗與不公平的，但這已是黨史以外的反思，不在黨史的範疇的。

例如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他的愛將彭德懷（時任國防部長）因反對“大躍進”而給嚴厲的批判，最後撤掉彭的黨官職，將之打成“右派份子”。,這種從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到“敵我矛盾”的結果自然是彭德懷成為黨史內的反面人物，也被否定其所有功績。政治斗爭的殘酷由此可見。如果不是1978年鄧小平的復出，結束驚心動魄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是沒有機會平反的。則他在黨史中的“歷史罪人”的身份將無法被糾正過來。鄧小平之所以有能力平反和撥亂反正是因為他反敗為勝，而成勝利者。黨史也就由他勝利的一方來改寫了。

又例如在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林彪，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打倒，冠上黨的“歷史罪人”後，就扶搖直上；更在1969年的黨大會上修改黨章被列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當時的黨史中就肯定毛澤東和林彪的崇高政治地位。但在1971年林彪因奪權不遂而墮機身亡後，整個黨就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把他形容為罪惡滔天的“歷史罪人”。即便“四人幫”仍然在位，他們也對背叛毛澤東的“戰友”給予最大的否定。從此林彪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已成為“歷史罪人”而直到今天仍然無法翻身，因為鄧小平之後沒有人認同他的“革命路線”，更反對他的整人殘酷手段。所以後來成為勝利者的鄧小平絕對不會為林彪平反，但已有權力修改黨史，把毛澤東“三七開”。

同樣的，我們說回馬來西亞，林蒼佑雖然在1958年成功當選馬華公會總會長，但在接踵而來的黨爭中他又告失利，最後由陳修信成為勝利者。在陳修信當權後的林蒼佑又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和及後的民政黨，已在政治上成為馬華的對立面。例如李三春就狠批林蒼佑是政客，是個朝秦暮楚的人（在民政黨執政前），已全面否定林蒼佑在馬華的角色和地位（參閱李三春的《我們對反對黨的批判》，1969年，第9頁）。

因此在馬華黨史中，林蒼佑是一位過客，也得不到正面的評價。有的是在黨史中帶出“林蒼佑事件”，而不是把他擺上黨領袖的位置。這一點林蒼佑也很明白；尤其是在1969年大選時，取代馬華公會在檳州的執政主導地位，更是種下政治斗爭層出不窮的后果。就此看來，馬華公會的黨史是不能夠也不可能把林蒼佑當成馬華的“恩人”，反之在文字上的批判是馬華應維護的尊嚴，于是通過黨史來批判乃至否定林蒼佑在馬華公會的“貢獻”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正因為歷史帶來的分裂，馬華公會無法改變它的立場。綜觀馬華公會45年黨史，50年黨史及55年的黨史，雖然在文字上有所調整，語氣也較為溫和，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不能對在黨爭中失利離去的黨領袖給予正面定位。

站在黨的立場和由勝利者主導黨史的事實來看，馬華公會這樣子做並沒有錯，當權派的繼承者，也只能依據黨史的定位來表達馬華的政治立場，斷不能反其道而行，所以林蒼佑要接受這樣的結局。雖然黨史之外對林蒼佑有另外的評價，也有學者專家對華人的政治斗爭史將陳修信和林蒼佑作出比較，那是另外的故事，與黨史無關。我們完全理解黨史與一個政黨的立場是息息相關的，也是當權派享有的權力。

我仍然認為不論那個國家或那個政黨，往往都不可避免的出現政治權力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從政者都必須認清一點：那就是政治是無情的。當雙方成為對立面時，或有挑戰出現時，必有勝負之分。勝利的一方，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下，也會發揮它擁有的權力，或則排斥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收服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保持冷卻手法讓雙方各安其位。不過處于失敗的一方，已不能干預當權派如何撰寫黨史。

如何給挑戰者定位，要狠批或有所保留，又容不得挑戰派的人說話了。而挑戰的一方的“歷史地位”又是由當權派來說，也可能會成為反面的人物。這就是“黨史”與其他歷史不同之處，也是我所要帶出的訊息。有史為証，不是憑空想像，更非胡說。同意與否，則另當別論。當然挑戰而失敗的一方可以對黨史進行反駁，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因為現今的歷史已是雙行線，勝負雙方都可以自尋定位，只是黨史的立論就是當權派的立場，仍然維持單行線。

無論如何，我還是認為一位挑戰失敗的政治人物（重量級的）在黨史中的地位也與他在社會、民族和國家及其他方面的歷史定位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

為什麼許子根應當老二？

民政黨中委改選今日提名，最受全民關注的是領導層的123,321及231方案。但歸根結底只是一個人的問題，那就是郭洙鎮的動向。不論他是打老大職位或捍衛老二職位，對民政黨當權派來說，都是不幸的，也必然會引發一定程度的後遺症。民政黨也將因此在黨選後承受各方的評論與黨內的漣漪陣陣，這也是為什麼林敬益及黨內高層希望通過協商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

這里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其一為什麼許子根不能直接當上黨主席，而需要佈署上署理主席？其二，為什麼不保留現狀，直到2008年黨選時，直接由許子根接棒？提出這樣問題的黨內外人士是從人事上來考量黨的排陣，多過從客觀的現實來考慮民政黨的未來，間中也帶有情感的因素。
但我們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民政黨的定位。從過去到現在民政黨的核心力量是在檳州，雖然間中有一些變化，從地方性擴展到全國性。但不變的是民政如果離開或失去檳州主導政權，它將很可能淪為“人民進步黨”第二，抓不到重心而需要依靠關懷來取得議席的分配。它當初之所以被看重邀入國陣，是因為它在霹靂州有廣泛的影響力；同樣的，民政黨被接納加入國陣也是因為在檳州有雄厚的勢力。如果民政不通過努力與人事上的安排達成“黨政合一”，它可能會逐漸地偏離重心。
許子根所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才智或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這一點郭洙鎮也具備了），而是他所領導的檳州政府的 性與延伸性，以彰顯民政黨是一個有份量的政黨。

在2002年黨選時，此問題尚未見迫切性。因此郭洙鎮在黨中央護航下順利過關；但在2004年全國大選後，已有跡象顯示檳州政府的結構在求變與不變中徘徊。許子根倘若在黨內原地踏步，不是黨的重要決策與領導人，他個人要保住現狀來使到民政黨依然是發光的實體有一定的局限；反之，若通過“黨政合一”的結構，就會形成二合一的實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這種選擇（或安排）也是要循序漸進的，一下子跳上主席就會有顧此失彼的力不從心；保留現狀到首席部長或在黨內也不過是一名副主席（必須要牢記1971年的民政“宮庭政變”就是因為林蒼祐只是黨副主席，結果被黨逼宮，所幸他後來反戈一擊控制了黨，不然民政黨的歷史便改寫了。自此之後，林蒼祐在黨內抓權，成為黨的主席，進一步穩固民政在檳州的執政地位），在外界看來，首席部長在黨內的份量是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在1996年後堅持保住民政檳州聯委會主席，因為他知道政府職位是與黨直接掛鉤的）。因此今天民政黨內要突顯首席部長的重要性是配合時局演變的一個重要步驟。

不過，目前仍擔任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尚有許多政府職務要操作，尤其是必須在第9大馬計劃中把檳州的一切宏願都包含在內。如果一下子上任主席，必會影響檳州政務而結果是兩頭不到岸。因此較保險的選擇是先上第二位，以便在將來改變其政府職務，在中央領導黨務和政務，並有足夠的時間培養首席部長的接班人。

在這情勢下，林敬益的留位對許子根來說是一道屏障，由林繼在中央發揮有效作用，再逐漸將黨務交許子根接手。這不關林敬益與郭洙鎮的才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國陣的大家庭內，怎樣確保民政黨立于不敗的地位和得到友黨的尊重，是更為重要的。林敬益在這方面，佔了比較好的天時地利，畢竟他比郭洙鎮有更久的參政經驗和應對各方問題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不希望直上主席，而希望林敬益再領導黨一個時期才全面引退。

郭洙鎮在這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已有所局限。因為客觀的政治環境已出現改變，不是個人才華能夠左右的。能夠發揮影響力是黨的團隊和整合的力量。如果民政黨要繼續有所作為的話，它必須作出某些改變和確保黨的完整性。間中也許個人會受到影響或犧牲，那是不可避免的遺憾。因為民政黨的格局決定民政黨的未來接班人又需回到檳州。所以必須有一個以大局為重與按部就班的安排，否則黨會被無情的政治所沖擊。

馬華黨選啟示錄

備受矚目的馬華公會改選已在激烈競爭中宣告落幕，正如大家所預料的，以黃家定為首的當權派取得預料中的勝利，只有少數的原任者落馬，這也是一種意料中的結果。到底這一場選舉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根據我的觀察與分析，有下列的現象是本屆黨選的特徵：

1.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造時勢的年代，但有時勢造英雄的黨選。大致上，英雄是在亂世中殺出，而在太平盛世則是因時勢的推波助瀾，使到一些人在特定的情勢下脫穎而出。例如在1984年黨爭時才活躍的黃家定，近20年的奮鬥后，因勢利導，在林良實的舉薦下，于2003年成為他的接班人。換句話說，AB隊黨爭的結果，黃家定成為最大的贏家。自此以後，他努力經營，把黨務和政務相結合，通過言論把馬華的負面形象扭轉過來，因此在這次黨選中順利過關。這就是時勢造就了黃家定的年代。誰是他的帶路人，他心裡最清楚。反之，蔡銳明企圖來一個英雄造時勢，但他忘了此刻沒有亂世，只有盛世。單憑“滿腔熱情”，只能成為落寞的人。因為盛世不需要“打虎英雄”。武松不會在太平年代出世。

2. 這是一個沒有跳槽的年代，但有很激烈的黨選。如果我們沒有忘記，1973年林敬益挑戰陳修信未成已被腰斬，結果帶隊走進民政黨。1979年曾永森挑戰李三春失敗，又成群加盟民政黨。在2005年黨選后，失意的候選人不會有此舉動，也沒有國陣的成員黨鼓勵跳槽。再者馬華也不需要“秋後算賬”，失敗者或則退隱政壇或則重作整合。可以預見，擔任官職的落選者不會被撤職，反而會被黨安插適當位置，繼續扮演一定的角色。

3.
這是一個沒有林良實的年代，但有林良實的影子在晃動的黨選。就政治而言，這是極其自然的現象。1984年陳群川大軍扳倒梁維泮，就是李三春的效應所致。因此，剛退位兩年有餘的林良實，在馬華紥根（當會長）17年，整個班底仍在，包括黃家定也是他一手栽培的新領袖，怎能沒有林良實效應呢？單看A隊人馬絕大多數告捷，便可知林良實雖不在，班底還在。當然“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林良實效應將會逐漸淡化是可預見的。

但不爭的事實是，他的兩名兒子在馬青黨選中雙雙告捷，也是因為父親的效應佔一定的因素。無論如何，黃家定經此一戰後，已確定他的領導地位，自然有條件帶領馬華及早走出林良實的影子。我們不希望他“蕭規曹規”，而是希望他在“克紹其裘”下，闖出一個新局面。

4. 這是一個沒有AB隊的年代，但有AB隊陰影影響黨選。所謂AB隊的主將林良實及林亞禮已退隱政壇，並在妥善安排下出現AB隊整合的團隊，由雙方的副主將黃家定與陳廣才取而代之，黨爭也隨之告一段落。

不過黨選中陳廣才得票較黃定定少200票；A隊的陳祖排得票又多過B隊的蔡銳明，B隊副將之一的胡亞僑跌馬，A隊的林祥才越級而上。這與AB隊的陰影仍未全消也有一定的關係。

所幸的是這陰影並未主導整個黨選，不然陳廣才要保住原職，誠非易事。現在看來，黨選之後，AB隊因素將會更加淡化，因為仍然是黃家定與陳廣才在帶隊。他們得盡快把這個陰影消除掉。

5. 這是一個沒有大菜單的年代，但有小菜單在黨選中發酵。由于馬華黨代表多，不是人人都與候選人有深交，甚至不同州的代表會對不同州的候選人 十分陌生，菜單就起了指導作用。如果沒有菜單，恐怕中央代表在投票時將無所適從。由于新選出的團隊人馬都是有一面倒的情勢，也印証小菜單是大同小異的，某些熱門候選人以少數票落選，也是因為小菜單有某些微妙的變化。倒如陳財和就僅以兩票之差與副總會長擦肩v而過；還有姚長祿也以微差之票滑出中委，也是小菜單所致。

綜觀上述，馬華已經歷一場洗禮。我不認為得票的巴仙數是重要的，因為民主選舉是一票是江山，因此重要的是勝利者如何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一個新願景。他們扛著未來的歷史，所以有需要為我們繪製一個有氣魄的大藍圖。

評黨選引發的爭議課題

沸沸揚揚的競選活動已走近尾聲，塵埃落定。但它留下幾個爭議性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1. 競選期太長，以致候選人不得不到處造勢，變成妨礙“公務”之操作而把重心放在黨選上。
2. 不同意表態文化或雙打配搭的姿態變成對另一方的“打壓”或施壓或根本不讓對方有機會出手，黨缺乏自由與民主。
3. 站台的候選人（指非原職的挑戰者）都是聲稱個人出征，沒有團隊，也沒有結盟，期望單打獨斗突圍而出。至于個人怎樣領導黨，則沒有交待清楚。
4. 參選的人也聲稱不是為官位而戰，好像是只想在黨內獲一個高職，不想在政府中謀官職。這種一分為二的黨政分家論，高唱不絕。

在我們就這些問題進行評析前，先了解馬華和民政的格局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說，馬華或民政的政治模式是否已經改變或仍然維持在傳統的模式？在70年代之前，只有一個馬華代表華人成為執政黨一員；在這之後，也有其他政黨擠入執政行列，分享華人的代表權，例如民政黨即是。因此在執政黨內，華人的政治模式已有改變；但不變的是，不論是過去的三黨聯盟或後來的國陣14個黨結成國陣，巫統仍然屬于主導地位，而且是權威性的，以致忝為成員黨的馬華及民政的黨選就只限于其所代表的族群來表達求變或不變的意願，和對國家政策及方向的提出某些建議性的意見和批評。無法牽一發動全身，也無法與巫統的黨選相提並論。

在這樣的格局下有關爭議性的課題可以這樣分析：

首先我們要承認政治是一種運動，是帶領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運動。因此黨選期的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各方的言行要對黨員有啟迪作用，要對人民負責任。其實不論是在黨選期或非黨選期，每一位領袖或地方領袖都有責任對黨的政策和方向提出意見的批評，不必等到黨選才來評頭品足。若只是為爭取選票才來要求改革這個和那個。這似乎等于說，沒黨選一切都是好的，一到黨選弱點或缺點多多。這種臨時急就章只能說是為出位而發，也許與民族利益無關。

接著，在黨選時期出現表態文化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每一個黨的領導層都希望在穩定中求進步，因此提出“循序漸進”的排陣或“保持現狀”的排陣。這也不能一味解釋成“打壓文化”或“單行道政治”，因為黨代表有最後的決定權。他們可以接受上方的安排，也可以否定上面的願意。政黨機制中允許的自由和民主是應該被肯定的。

就如這次的黨選就出現“單打式”的候選人站台，他們是充份利用黨章賦予的權利來尋求對人事的改變和調整。至于黨代表要接受指導性的民主與否，則是另外一回事。

但這樣的獨行俠作風是否值得鼓勵，是否對黨對民族有利，可就值得商榷了。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有些候選人鼓吹“黨政分家論”，即當選黨高職，不求官位。我們假定這樣的局面形成，則未當高位的人也可出任官職或部長或副部長或政務次長之類的，形成黨歸黨，政歸政的局面，那麼馬華如何在政府中發揮作用？這是很大的疑問。

再者，巫統到今天為止，還是奉行“以黨治國”，黨的主席和署理主席必然是正副首相，以確保黨政合一，而通過兩結合來推行黨的政策。

若是馬華走一分為二的政治路線，勢將削弱馬華在政府中的地位。因此所謂爭取黨高職不爭取官位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不論馬華或民政，它們直到今天還得依照傳統來確保黨政的完整性。理由無他，就是要在兩結合下爭敢建立一個公平與合理的社會。

我覺得馬華和民政不但要牢牢記住黨政合一的重要性，而且身為黨的領導人要具備領導的魅力和政治的藝術，尤其是像馬或民政這樣格局的攻黨。我們不苛求他們充當民族英雄或擺出強硬態度，但我們希望他們能真正了解政治也是藝術的含意。且錄下一段文字來說明：“政治不但是對客觀現象的認識及對其價值的品評，而且還是一種藝術，一種「可能或不能」的藝術，政治涉及權力之應用，政策之制定，沖突之解決，領導千萬名雄心勃勃的從政人員，確定國家行駛的方向等事業。這些活動對政治家有非常嚴格要求；他必具備高度處世待人的藝術，以說服統一意見，以感染力啟發官員與人民積極性；他還必需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不但要迎合人民當前的需要，還要顧及國家長遠的利益。這一點涉及政治的正面的實踐。”（引自《政治學新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我以為這一段話適用于馬華和民政的領導人的身上。

華教心民族情

我們華人的政治文化已起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這次的馬華黨選及民政黨選華語已佔主導地位，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情況的今非昔比，反映在目前的華基政黨的領導人都必須用華語與黨員和民眾溝通，不能再像過去英語是主要的語言，華語則靠邊站，以至廣大的黨員及華人社群必須靠邊翻譯或從旁了解領袖的心態和所要傳達的訊息。

有關轉變對通曉華語華文的人民來說，不啻是最大的鼓舞。雖然不懂華語華文的領導人不見得不關心華社的問題，但由于語言的障礙，難免有了隔閡。雖然通曉華語華文的人不一定做得比前者好，但至少他們能直接和感同身受華社面對的挑戰與困境，辦起事來也不必假手別人來溝通。這意味著，在今天若要搞華人政治，就不得不搞通華語華文，即使是受英文教育的人，想要攀上高位，起碼也要苦學華語。否則便是一種遺憾，也是一種阻力。華語的重要性，不是因為變成官方用語，而是它已經成為華人政黨的政治語言和共同語言。就拿今次的兩個政黨的黨選來說，都是透過華語造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華文媒體來傳達訊息，與過去的華人政治比較，真有天壤之別。

例如創黨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其創黨人陳禎祿是受英文教育出身的領導人，為了表示他也真有“華教心，民族情”。在1953年為了支持南洋大學的創辦，他用英語在電台與當時的馬大副校長薛尼進行辯論。

又如在1971年推動華人大團結運動的馬華總會長陳修信。因為不諳華語，不得不用英與華社共呼吸。這之中的隔膜和思維的不同，很快又使華團運動“胎死腹中”。

直到李三春在1974年掌權後，馬華黨內開始對華語表示重視，但還不夠普及，因為尚有黨領袖不能用華語進行會議。還有在那個時候又有了什麼講英語的支會的出現，黨又分成講華語和講英語的“兩個源流”。這在今天看來是個“政治怪胎”。

及後的林良實雖是英校出身，也不得不學好華語。隨著其他的黨領袖，一樣得跟上潮流學習華語。情勢的轉變使到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不論是否是英校出身，也得用上華語。比如已表態要競逐總會長的蔡銳明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電視機面前，用華語侃侃而談。
最明顯的是，馬華輪到黃家定的時代，華語華文到他手上已是得心應手，能言善道之余，又會引經據典，為馬華開創一個華語華文是黨的政治用語的局面。換句話說，跨越千禧年後，馬華的領導人若不能用華語為本身造勢，將很難攀上最高地位。

民政黨的情形也是一樣，從林蒼祐到林敬益都是英校出身的領導人，但他們為了更好的領導黨務，也是苦學華語應對各種華人場合，然而在80年代的民政黨又是經歷一場蛻變，引進了“華教人士”參政，為的是讓黨更加接近華社。

今天我們終于看到民政黨行將走進華語華文的年代，即便郭洙鎮的上位有難，而呼之欲出的林敬益接班人許子根也是一位“華教人士”，與馬華的黄家定的不謀而合相互呼應。反對黨方面更早產生變化的是崛起于50年代的社陣（主要指勞工黨），也是從英文教育過渡到華文教育，先有陳扑根，林建壽和陳志勤是英校生，後有許啟針及陳凱希越位而上成為勞工黨領導人（60年代中期）。

繼之民主行動黨則是在60年代中期從蒂凡那到吳福源，70年代輪到林吉祥呼風喚雨，他們都是英校生出身的政治人物。但林吉祥深知華語是華社的“政治語言”，所以一早就學好華語華文在華社四面八方吃得開來。今日接棒的林冠英也不遑多讓，不僅是講，也能通曉華文。

上述的變化，顯示了今後要參政的華人，若是不懂華語華文，得先惡補和學習，才涉足政治，不然要爭高位是極其困難的。除非時光倒流，否則華語華文已成為華人參政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今時今日，華語華文的普及不僅反映在各華人或華基政黨內，也反映在商場和其他領或中。華文教育不但不再邊沿化，而且已穩健成為“政治語言”。世界在變，人心在變，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也到了求變的時刻。這就是說，要領導一個華基政黨，非要通曉三種語文不可。

由此觀之，語言雖是工具，但語言也已是政治資本。誰能通曉三種語文，誰有華教心，民族情，誰就能在未來的政途上大放光芒。政治沒有捷徑可走，政治也肯定不走回頭路，因為政治是現實的。請記住，華人政治已從華語階段，正過渡到華語華文的時代。英校生也好，學習華語華文是從政的第一個起點。

林敬益、郭洙鎮、許子根

民政黨的黨選其實是圍繞在三個人的三角關係，並不是一場混戰。這三個人就是老大林敬益、老二郭洙鎮及老三許子根。本來這123的排陣自1989年以來未聞有何不妥，偏就今年出現“求變”聲勢。因為今天的民政黨不再是20年前的民政黨了。新一代的湧現，老一代的退休，在在增加了求變的壓力。
當然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有其前因后果的。
但我們不妨先了解這三個人的背景。林敬益是政壇老羌，他是在70年代從馬華打滾過來的。他吃過陳修信的虧，一下子把他扶上天，一下子把他摔下來。他也吃過李三春的虧，明棒暗擠，最后把林敬益擠向民政黨。
來到民政黨的林敬益，已經是懂一事、長一智，不再強出頭，但不改的是他把搞馬華的那套本領搬了過來。在馬華時，他的勢力是在霹靂州，形成一股力量，稱之為改革派，然后幅射到全國各地。可是當時心高氣大，卻鬥不過陳修信，只好認命。因此在民政時，他也在霹靂搞起他的勢力，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林蒼祐在1980年宣佈退位，林敬益就是憑這班底擊敗梁棋祥，成為民政的老大。他之所以能打敗梁棋祥是因為后者也是來自霹靂的人，而且在馬華時只是林敬益的副手。
梁棋祥像郭洙鎮一樣，有形象，但沒有強大的地盤，他也敗得口服心服。反觀林敬益，學會了李三春的本領，在黨內建立起鞏固地位，即使是后來面對曾永森和吳清德的挑戰，他一樣屹立不倒，因為政治是講求實力的。林敬益在這方面的功夫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所以他25年在黨內無人能出其右，就是靠著強勢政治統領民政黨。
郭洙鎮是在80年代打一場獨大官司案而名聲大噪。那個時候他是董教總的重要人物，是華社眼中的“華教鬥士”。因而在1982年被邀進民政黨，以強化黨的形象。他的重要性是因為他代表了一方的力量，所以一進黨馬上委為副主席。
雖然在1982年大選失敗，但未影響他的政途。1986年他取代梁棋祥的空缺，當選太平國會議員，從此平步青雲，官拜副部長。比他更早加入民政黨的吳清德反而被他壓下探不出頭來。不過他像梁棋祥一樣，未重視黨的組織力量，以致未能有一個強大的地盤守護著他。這些年來他之所以在黨內成為第二號人物，是林敬益認為郭的“華教鬥士”的身份對他有所幫助，甚至一個時期還暗示老二是未來的接班人。
許子根的情況與郭洙鎮不大一樣。他有“華教人士”的形象，但不是“華教鬥士”，因為他沒有直接參與董教總，也未介入獨大官司案。他也是在1982年步入民政黨，一鵠中的，當選國會議員。當然他沒有郭的幸運，而是先從民青團總團長做起。因此在黨內他是比郭低一個級別。
雖然如此，他卻在1990年的大選脫穎而出，被黨舉薦為林蒼祐的接班人而成為檳州首席部長。正因為這樣，許子根的重要性已非郭洙鎮所能比擬。他的官職代表了民政黨擁有檳州的主導政權。沒有這個官職，民政黨將會黯然失色。
可是，14年來，他一直是黨的副主席，在黨內扮演的角色並不彰顯，只有在1996年后，他才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在黨內地位又是不及郭洙鎮。
如今在位已久的林敬益感到歲月不饒人，已經66歲的他要找接班人了。但找來找去，就只剩下兩名“華教人士”供他挑選。本來郭洙鎮還有一線的希望，可惜他在2004年的大選，跑到柔佛州的安全區，氣得林敬益「指桑罵槐」，認為他是在“逃離挑戰”，不是大將本色。更可氣的是太平國席又要與人民進步黨交換，另擇人到巫統的強區上陣，致民政黨“賠了太平又無法在巫統地盤大展手腳”。這一筆賬自然算在郭洙鎮的頭上。
也許郭洙鎮想不到林敬益有如此大的反應和接踵而來與他的距離越來越遠。當兩個人不咬弦的時候，郭洙鎮已知道林敬益會有所行動，但一時之間又不知如何應付。
于是郭洙鎮惟有退其次的表明他只想捍衛第二把交椅，即意不會挑戰林敬益，因為他沒有勝算，他希望維持原狀。
可是“快人快語”的林敬益再也按奈不住，終于在近日拋出另一個絕招將住郭洙鎮。直截了當推薦許子根出任署理主席，以便成為黨的接班人。也許你可以說他不民主，有強勢壓下之嫌，但林蒼祐也是這樣的“安排”，黨代表可另有異議，正如80年代林敬益可以不接受“勸告”，因為他有班底。
因此郭洙鎮也有權抗拒林敬益的“強人所難”，但關鍵是郭洙鎮有足夠的雄厚班底嗎？他的勢力在那里？這點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有人替郭洙鎮算過，算來算去大概不到30%的支持率。
顯然郭洙鎮是不願在壓力下被逼退，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他不再是炙手可熱的接班人。他的“華教招牌”也已經褪色，而且褪得與董教總也有了一定的距離，而他的在89年成為黨第二號人物是因為他具有一定的“成熟魅力”的形象，可是這魅力在時光沖擊下又再被淡化了。在這麼多年中，未見他在黨內形成一股力量。好幾次的挑戰都是在黨主席護航下過關。
如今老大要挺許子根不是因為郭洙鎮不是人才，而是許子根的重要性是關係到民政在檳州的未來主導地位是不能被動搖的。黨必須賦予許子根更大的權力來領導民政鞏固檳州，放眼全國。這種用心良苦的安排，也是考驗民政黨能否繼續在國中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根據所知，民政黨內也曾有過“協商”，希望郭洙鎮以大局為重，讓黨重新洗牌，惜未能打動郭的光榮退休的選擇。以郭洙鎮的性格，他是會有所堅持，但也會提出另類安排。可是他的“一起退”的策略未能奏效。因為黨員還沒有要求林敬益退位的意願，而是要他再領導一個時期（也許不長），讓許子根順利接班。
因此，民政黨如今的焦點只落在兩個人的身上，即郭洙鎮與許子根。一個位置只能有一個人，求變是民政黨領導已佈署一段時間的策略，不變則只剩下郭洙鎮的一廂情願。如今的強烈對照，也顯示林敬益的“高招”，用各州表態來展示支持力量。當這運動一起，郭洙鎮又將如何招架？這使人想起1993年時，安華不是在提名時造勢成功，逼退嘉化峇峇嗎？
換句話說，林敬益的亮牌，是已到了抉擇的時刻，也意味著雙方的協商和妥協已失敗，必須用這一招來使郭洙鎮知難而退。
可以這麼說，當這兩個人的重要性對調時，也就是在黨內換位子的時候已到了。

《聯合報》與《星檳日報》

當《聯合報》在1985年啟航遠征時，我們確是感到歡欣鼓舞，我沒有想到三日刊的小報竟能有如此的沖擊力。在市場上被叫好。

轉入1986年，又是大選年，我們增添許多資料在報上大鳴大放，藉以引起政界人士的關注。果然爆出密聞和尖銳的批論文章後，各政黨已不敢小看《聯合報》，反而自動上門與我們接頭。在當時也流行候選人刊登廣告。《聯合報》也是受重視的報章，尤其是在北馬方面。當然與日報相比，我們又慢了一些，因為我們一週只能出版二次，唯有從旁殺出，才能引起“轟動”。

可以這麼說，《聯合報》在頭一年是穩健地發展，報份維持在三萬至四萬份之間，做代理的有利可圖，做職員的順利領薪水，皆大歡喜。我們的信心滿滿。

于是，在1987年，我們推出《聯合周刊》。首先我們抓不到重心，在內容方面有些與《聯合報》相似的地方，被認為不突出。為了爭取出位，我們又做一番調整，偏重女性的內容。果然大有轉機。銷路先是突破一萬份，繼之再接再厲，已邁向二萬份大關。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聯合報》加上《聯合周刊》，又大膽地推出《足球世界》月刊，頓然之間，《聯合報》已形成一個小集團。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董事會有人注意到已停刊的《星檳日報》(1986年9月29日)的“資產”將公開“拍賣”。所謂資產並不包括房地產，而是內部的所有設備，包括機器。在有人接頭下，《聯合報》的董事主席辛榮發召集數次會議，密商投標之事。我則持有保留態度。因為《聯合報》尚未有足夠的條件去下標，除非我們有一大筆現款。我又考慮到，《聯合報》若搬進偌大的《星檳》大廈，是過大也承擔不起開支。商議之後，董事會決定增加資金，將繳足資金增至48萬元，再提升到60萬元。

但《星檳》“資產”少說也要30余萬元才能標得，我們那有足夠的現金﹖後來辛榮發又和一家金融公司接洽獲得後者同意貸款。便敢敢地下標。果然由《聯合報》標得。在付出必要的現金後，餘下約20余萬抵押貸款，每月分期攤還。

我們在清理手續並向林慶金承租《星檳》大廈，每月租金5000元後，在1989年初擇日“喬遷之喜”，把《聯合報》三個大字高高掛在《星檳》大廈外，一時好不威風。

這個時候我們手上已擁有《聯合日報》的出版准証，是小型(如同STAR)的日報。有人建議借大好時機出版《聯合日報》。因為這時候《聯合報》的銷路已直逼5萬5千份，連同《聯合周刊》，我們已開始有盈餘，促使董事會決心要辦一份日報。

我的心情卻是十分沉重的，一來資金不足，如何辦日報﹖二來不知風聲怎會很快地跑進林慶金的耳朵。他馬上通過律師要我們必須出版《星檳日報》，不然在48小時內遷出《星檳》大廈。這一下，我們又亂了方寸。剛剛搬進，椅子尚未坐穩，又要搬出，搬去那里呢﹖總不至于再回到霹靂巷的《聯合報》(租下三間排屋)舊址。

經過多次的討論，我們原則上接受《星檳日報》的復刊，實則擔心多多，深恐有變，理由是《星檳》的債務未清不知又會冒出什麼名堂來。因此我們也留了一手，萬一《星檳》復刊有難，我們就推出《聯合日報》。

可是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並沒有增加資金辦日報，我曾提出要增資100萬元，董事會的人說等開始後再來增資。就在陷愁的時刻，總代理拿了30萬元現金給《聯合報》，說是代理《星檳日報》的抵押金。我當時算了算，平均一個月虧5萬元的話，只能頂半年就沒有資金周轉了。

大夥兒又認為先走一步再作打算。我在未有十分把握下拉回一批《星檳日報》的員工，準備東山再起。

本來我們打算在1989年3月份正式復刊《星檳日報》的，沒想到晴天霹靂，來了一道庭令，禁止《星檳》復刊。申請人是《星檳日報有限公司合作社》，原因是《星檳日報》欠了合作社40余萬元未清還。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此刻我們要推出《聯合日報》，但被阻止，而且要我們一道努力解除禁令。這一番的折騰，我們是有出無進。用《聯合報》的收入養一大批員工不出血才怪呢！

這場複雜的官司的上訴又失敗了。我們都好無奈，責任雖不在我們，但不解除禁令下又不准出版《聯合日報》，我們有苦無處訴。最後是雙方達成庭內和解。復刊《星檳日報》的條件是每月要付還合作社15000元。我們被迫承擔每月的出版費，壓力加重。

在無從選擇下，我們又積極行事，決定在五月四日推進市場。我選擇這一天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當天的社論我打出的題目是《而今邁步從頭越》，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我們在初期每天刊印35000份，市場反應還可以，大概銷量在3萬份左右，對于一份復刊的日報來說，我們對此成績表示滿意。而《星檳日報》復刊後最高銷量是42000份，這一天是觀音誕大遊行，北海碼頭發生倒塌死人事件，我們在第一時間推進市場，一下子被搶購一空，接著我們又改版又再上市，前前後後換了三四次版。工作人員都忙得透不過氣。

不過，《星檳日報》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廣告的回流差強人意。在三個月後回收的廣告費不及50%，我們開始感到力不從心，一直催賬又拉又拖，而員工的開支，紙張，油墨的開支不可拖，再加上分期付款及所謂的出版費，我們已是團團轉。

此時我們也進行招股，但加股的只是杯水車薪。而董事會又未增加資金，我知道情況已大不妙。每天早上最怕是接到銀行的電話，說又有支票到了，要我們補錢。我們既未向銀行透支，也未有信用証買紙，都是靠董事的支持買紙錢。在這方面，辛榮發承擔較多，我則承擔一些。

如果在當時我能有100萬的資金到位，《星檳日報》肯定有所轉機，也一定能生存和發展下去。可惜我沒有遇到伯樂。在沒有增加資金底下，我們竟然敢敢辦日報，回想起來，是膽大妄為，不知“死”字怎麼寫。

這就是說在1989年8月份的時候，《聯合報》在倒貼《星檳日報》。我再算了一下，頂多能支撐多3個月，即是到了11月份，我們已山窮水盡，我對不起高級職員們領不到薪水，我們也無從發出其他額外的開支，包括津貼，寫稿費和超時工作費等等。

我們董事會眼見“大勢已去”，只好宣佈到了11月份，《星檳日報》停刊，但在此時，部份員工要求“共管方式”繼續出版。已又重新回到《星檳》的李良樹自告奮勇領導這一艱難任務，他希望得到林慶金的有力支持。

一個月後，他宣佈“投降”，我們只好作罷。而我的“任務”尚未完成，我需要理清員工的公積金和社會保險費。《聯合報》已因《星檳》元氣大傷，只好搬出《星檳》大廈，另作出版。

《星檳》大廈顯然已告易手，在MWE大力發展下，《星檳》大廈在一夜之間被剷平，如今已改成17層華廈，矗立在蓮花河“畔”。《星檳日報》終于一去不復返。

我們最後也把《聯合報》及印務館全搭進去，變成一無所有。

從小小的《聯合報》到發展成為《聯合報集團》，一時風光無兩，大家都以為我們成功了。可惜成功的背後竟是無底的深淵，我們都跌了進去。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辦報會失敗，我會說我們不自量力，沒有這麼大的頭，戴這麼大頂帽。

也許有人會發出冷笑，區區幾十萬的資本，也要學人辦日報﹖但我今日仍然要說，《聯合報》就是用24萬元站起來的。我也要說，如果當年有100萬元在手，《星檳日報》也不會在半年內再夭折。它會重新站立起來，今天還會有《星檳日報》呢。

《星檳日報》陪我走過四分之一世紀﹔《聯合報》陪我走過五年的光輝歷程，結果尤其是我留下一生的遺憾與痛苦。

這個系列到此告一段落，歡迎讀者指教！

馬華黨選今昔比較

不論你喜歡與否，本屆馬華黨選已成為熱門話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象，而且好像混成一團，讓你感覺如在霧中看熱鬧，又看不出所以然來。

雖然黨中央代表難免有感情或有“派系”之分，而早已“心有所屬”，但我們還是要客觀分析這次黨選與過去選舉不同之處，不難看出本屆黨選“亂中有秩”，無傷大局而仍然保持馬華的完整性。

(一)在過去，黨選都是有“安排”或“協商”的。主要是當權派提出一個班子，以讓黨中央代表票選。這之中當然也沒有阻止個別人士提名參選。但如果是單獨行事，不是鍛羽而歸便是即使中選也在黨內成為孤家寡人。例如曾經突破菜單的葉炳漢，在當選副主席後，還是無法被委為官職。因為權力在總會長手中。

(二)在過去，如果有非當權派的人要競選，都會組成團隊進行挑戰，不是單槍匹馬，而是形成兩個陣線對壘的局面。例如1958年林蒼佑以團隊挑戰陳禎祿的當權派而告捷；1979年曾永森也以團隊向李三春叫陣而失敗；1984年陳群川的團隊更是聲勢浩大，把當權派的梁維泮拉下馬。

(三)在過去，當權派若遇到巨大的挑戰或對方來汹汹時，便會拿出殺手鐧把敵手清除。例如1973年陳修信開除林敬益的挑戰派，穩住了局面；1983年梁維泮大開殺戒，把陳群川等人開除出黨引起反彈，結果自食其果。

(四)在今天，上台已三年的黃家定，打出沒有“菜單文化”的口號。因此他沒有提出一個團隊，而是讓黨員自行決定。看來相當民主，結果造成現任中委的一些人也許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總會長的人？

(五)在今天，正因為總會長的開明，黨內重量級的人物都紛紛表態要競逐高職。不僅總會長有人要挑戰，其他職位如署理會長也有三人宣佈角逐；尤其是副總會長的參選者更是高達九人，而且個個多有來頭：再者介入中委提名的也大不乏人。參選人之多，應是破記錄。

(六)吊詭的是，所有原非“當權者”的挑戰者，都是選擇單打，一概否認有團隊。例如蔡銳明自行宣佈打總會長；陳祖排單刀赴會爭老二；副總會長方面有新人林祥才，陳財和及曹智雄個別亮相，翁詩傑要當票選副總會長，葉炳漢則要捲土重來。如果當權派組成一個團隊，而挑戰者沒有整合，仍是各自站台，他們又如何突圍呢？如果當權派沒有團隊（或菜單）而是自由投票，那出爐的名單也許會有變數。在當今的嚴峻形勢下，我們只看到和聽到的是“黃陳配”，但單有兩個人又不成隊伍。因此黃家定已沒有太大的空間，如果他要組成一個總會長的團隊，他必須從提名中排出他的陣營，以免黨參選者亂打亂撞而中央代表無所適從。相同的，如果挑戰派要有所作為的話，也應有團隊。因為一個政黨是不能靠個人來改變作風的；尤其是像馬華這麼一個有龐大黨員的執政黨，更不能因黨選亂了陣腳。

事實上，馬華作為一個執政黨，擁有56年的歷史，黨選必須被嚴正看待，不能趁機趁博亂，更不能憑個人喜好投票，而是要以民族大業為重，選出一個穩重與負責任的領導層。所有參選者必須牢牢記住：民族利益大于黨，而黨大于個人。領導層通過黨來領導人民走向光明，而不是讓族群陷于迷魂陣中。

與過去相比而言，有一點值得欣慰和正面評價的是：黃家定並沒有因為黨選對異已採取紀律行動，一改過去總會長“以權壓人”的作風。同時在爭出位的過程中，個個候選人都表現出君子風度，沒有惡言相向，沒有粗暴現象。可以相信分裂的可能性不大，至多是選後有失意的人表示不滿；得意的人則重新圍在總會長身邊。

由于各候選人都沒有激烈的言詞和揚言要改變馬華。因此我們也相信黨選過後，馬華還會是原來的馬華，不會有什麼改變。

如果說過去的馬華黨選曾“殺氣騰騰”，勝者擁有一切，那麼今次的黨選則是溫和造勢，沒有公開決裂，有的是陳倉暗渡的拉票。雖然在言語中沖突在所難免，但都自我克制，未有訴諸非常手段，應是民主選舉的成熟表現。因此不論結局如何，勝利者，不能以恩怨秋後算賬，而是以理性重新整合；失敗者，也要坦然接受而釋懷，既敢參選，自然有失敗的風險。唯其如此。這樣的黨選才具民主意義。

聯合報.林蒼佑.玄小佛

我在1984年的時候，開始構思和策劃“自行創業”。這當然不是獨資，而是與友人合資，但要與我的文化事業有關。剛巧有友人邀我合組一間印刷館，並由小做起。

起先我們沒有想到要規模化這間公司，因此只註冊成普通公司，繳足資金不過幾萬元，接著公司用我的名義申請印刷執照。當獲准執照後，便認為必須改成有限公司才能擴大組織和增加資金。
大概是年中左右，我們幾位報社朋友，連同商界朋友一時興起，咸認可以趁此熱潮申請“小報”准証。所謂小報是指三日刊，那時市場上只有《新生活報》及《民生報》。但辦小報要多少資金呢﹖我一時也算不準。經過多方推敲後，我們決定把印刷館也湊進，成立「檳榔出版有限公司」，以方便招股。這樣一來，大家的興緻來了，認為值得一博，而且投資也不大。我當時提出共要繳足資金馬幣24萬元，因為公司註冊資本是25萬元。

很快的，我們的資金已到位﹐大家只出資幾萬元湊數。到了1985年，我們經過多方的努力，終于拿到三日刊的出版准証，定名為《聯合報》。于是我著手離開《星檳日報》。我的辭職函需要半年後生效，以讓報社安排接手的編輯主管。我之所以決定辭掉《星檳日報》總編輯職，有下列原因：其一是我擔任總編輯已達10年，該是轉換環境的時候﹔其二是我對于改組後的《星檳日報》不感到樂觀﹔尤其是總經理與職工會簽下大幅度提高待遇的勞資合約後，我越覺不對勁。因為以我在《星檳日報》這麼多年的經驗，其收入實在應對不了突然的大幅度開銷﹔其三是我想尋求改變，“冒險”地開創自己的新天地。我是樂觀地看待自己的轉變，因為我有信心辦好一份小報，而且又擁有印務公司在操作，說什麼也不會“仆地不起”。

我自然有我的班底，不但有編輯人才，也有廣告人才，而這兩者是一份報紙成功與否的要素，記憶中當時羅致的人才有艾柏、陳德川、鄭欽亮、劉思、胡錦昌、王俊龍、陳萬裕、汪譽冰等人﹔廣告方面由胡榮貴統籌統辦，他旗下有范秀玲、胡欣華等人，業務上由我和林金清等人負責。
當時我們的報社是在霹靂巷一間雙層排屋內，樓下是印刷館，樓上是辦公地方。這麼小的地方，與《星檳日報》的工作環境相比，間直是天壤之別，但我們樂在其中。小有小的可愛，大家擠在一起辦公，也拼命的構思。

老實說，我一向來在傳統報工作，對小報的需求並沒有實際的經驗，但在參考別人怎樣辦小報後，也就懂得如何轉換筆調，因為讀者群愛看的是小新聞或大新聞的故事性寫法，不能一本正經，如同大報的「直接報導」，也不能有生硬和大塊頭的文章，以免“小報成大報”，也就無特色可言了。

我那時擔任董事經理，便把編務交給年青一代去負責，但也經常與他們開會，我們要選擇最適當的時機出擊。結果編輯部的同事要我「開張吉日」時重拳出擊。他們說既然《新生活報》靠駱文秀系列大起，我們也應該用一位重量級人物打出第一張皇牌。而他們選定的人物是林蒼佑(時任檳州首席部長)。理由是林蒼佑是一位傳奇人物，大起大落，落了又起，很有賣點。

這一下子又把球踢回給我。要我親自出馬專訪林蒼佑。但林蒼佑這位“老佛爺”又非容易親近的人物，也無暇應付小報的需求。他為什麼要拉《聯合報》一把呢﹖我說是有些困難。

他們又說駁回我了：“就是有難度才有價值，創刊號用林蒼佑做封面，肯定有賣點。”不過不能如同大報式的專訪，《聯合報》不要大塊頭的政治性文章，而是要生活性或有人情味的林蒼佑。
我沒有辦法，只好勉為其難博一博，憑著我與林蒼佑的過去交情，我便直撥電話到林蒼佑府上，向林夫人說明我想找首席部長訪問。她問我要訪問什麼，為何不到辦公室找他呢﹖我說我要的是閒聊，因為我正在辦一份報紙，想聽聽林醫生的高見。這是客套話，我們早已經有了“定論”，那里是聽什麼“高見”，不過是借機會從他口中“爆料”，爆他自己的料。

我記得我先後到林蒼佑的府上約三次，既訪問林醫生，也找其夫人談，無所不談，終于在閒談中我抓到一個重點，那就是林蒼佑喜歡養馬，他養馬並讓他的馬參加比賽，但他從不賭馬。

我的同事們都認為是好材料，可以登《聯合報》大雅之堂。可這還不夠，同事們說既然是系列，就是每期推出一版，要我做足準備功夫。我不得不再訪問林蒼佑周圍的人，他們包括溫振祥、林維雄、鄭耀林、邱繼圃、陳錦華、許岳金、黎敏悟、朱炳欽及許平城等人。給我提供最多和最直接資料的是溫振祥和鄭耀林(已故)。鄭耀林與邱繼圃一樣，是由林蒼佑一手拉起來的左右手。他們勝在于擅長交際，邱繼圃逢人就笑，遠遠就揚起手打招呼。這是他的註冊商標。鄭耀林逢人握手。他的市議員和州議員都是握手握出熱情來。原本兩人名不見經傳，在1964年大選時，乘林蒼佑的列車踏進州議會，從此他們成為林蒼佑身邊的紅人。他們也因此在林蒼佑當政的年代，被推舉受封丹斯里。

溫振祥及鄭耀林提供我的珍貴資料我至今有保留一些，其中包括剪報和手杪本(民聯黨及民政黨的會議記錄)，在1971年「宮庭政變」時，那些支持林蒼佑的州議員的親筆函和簽名書。我根據報章的資料，把林蒼佑的政治生涯和個人歷史連串起來，有愛情的故事，也有政治的斗爭。因為這樣，我又再一次把《星檳日報》從創刊號起的合訂本一張一張的翻閱，量使之完整。

林蒼佑也果真是個人物，從五十年代開始，他的新聞就不間斷地出現在報章上。從組織“急進黨”到加入馬華公會，又到退出馬華公會，再組“民主聯合黨”，又搖身一變成立《民政黨》。他這一生的大轉變，在我國政壇上還是個記錄，沒有一位成功的政治人物有如許多姿多采的人生和在政海起落。

當我們把《聯合報》推進市場時，我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推展禮，不是大人物推展禮，也不是設雞尾酒會慶祝新張，而是專程邀請台灣著名小說家玄小佛小姐前來主持，可又不是請她主持推展，而是要她舉辦一場“服裝秀”，這就是所謂的“玄小佛時裝表演會”。

不是請模特兒，也不是知名明星，竟是作家出場作秀，果然別出心裁也別開生面，地點就在檳州華人大會堂。演出前，出了一個小意外，我們被通知沒為玄小佛申請表演准証，怎麼上場表演﹖于是又趕向有關方面說情，說是沒收費的，是報紙的“推展禮”，不是真正的表演。結果全場的“演出”安然無恙。我們自我拍手歡慶，因為那晚全場爆滿，而我們的換句話說，《聯合報》創刊號當天一炮而紅，林蒼佑的“馬經”成了我們的熱賣點。市場反應令人鼓舞。我們印了三萬五千份，賣出逾三萬份，退報在10%之內，正符合我們的預算。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這在當場的情況來說，確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