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还有没有市场？

马来西亚自1957年8月31日独立及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以来，都没有政党提出“两线制”的概念，直到1990年的大选在林晃升等人加盟下，民主行动党第一次“正式”推动“两线制”的理念。不知是否时机仍不成熟或选民也没有真正理解两线制的重要性，也就无法落地生根。

其实在1990年的大选是最好的时机落实两线制，其一是东姑拉沙里已率一批巫统大将脱离母体而另立46精神党，在形式上是与巫统有得较量的，因为“46精神党”的名字就与巫统有关联。取名46是指巫统是在1946年成立的，意思是说这个新党才是真正巫统精神的延续者，因此命名为“46精神党”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此外为加强政治地位，东姑拉沙里一边与民主行动党合作，组成“马来西亚人民团结阵线”（Gagasan Rakyat Malaysia ）；另一边与伊斯兰党组成“回教团结力量”（Angkatan Perpaduan Ummah）。因为三党之间是间接合作，也就未发生华人“抵制”行动党和马来人“否定”伊斯兰党的种族性倾向。

这一年的大选结果是首次出现反对党拥有最多的国会议席，共53席（其中行动党20席、沙团结党14席、46精神党8席及伊斯兰党7席），但如果与国阵赢得的127席相比，则只占了1/3席，不足以和国阵在议会内分庭抗礼，也就不能鼓吹“两线制”已成型（所谓的两线制是指西方国家推行的政党轮替的国会民主，由A党或B党轮流执政，而且两党之间的议席相差不大，甚至平分秋色，并未形成太大的距离。即使面对国会议席“悬峙”（Hung Parliament），也由其中较占优势的一方主政。因此两线制的特点就旨在反映出政党轮流执政。因为马来西亚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使到居反对党一方的只期望能够壮大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同时彼此的议席不会相差悬殊）。

不过在那一年，倒是伊党有收获，它成功地夺回吉兰丹州政权；民主行动党则只差3席就夺下槟州政权，况且其国会议席攀上20席，是立党以来最好的表现。但由于46精神党不济，只排名第三位（得8席），也就没有参与带动两线制。

说起所谓的“两线制”是有来头的，起因于1982年大选前夕。董教总领导人林晃升推动“华教精英”参加民政党，以“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加入执政党，希望能通过内部争取改善华教的困境。当时他们还提及“三结合”的策略，即执政党、反对党与华社共同为华教打拼。可惜行动党不卖账，且形容董教总所作所为有违民意；马华当然也不卖账，就剩下民政党苦撑董总派出的“精英”，当时以许子根及郭洙镇为代表。

但经过1986年的大选后，林晃升认为“此路不通”，也就放弃“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念头，转而研究另一个战略。就在翌年（1987年）发生茅草行动，导致林吉祥、林冠英、林晃升、沈慕羽及柯嘉逊等百余人被逮捕。但他们在1988年及1989年陆续释放后，林晃升又一马当先改变战略，转向支持民主行动党。

在林看来，既然尚无法夺取中央政权，不如先推动“两线制”，以壮大反对党。行动党也就不置可否地成为推动议会改革的火车头。

可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并没有为两线制创造条件，反而是以种族（乃至后来加入宗教）作为导向。这不是说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在关键时刻就显露了种族的倾斜。

且不要指责是英国故意用“分而治之”的手段造成种族间的隔阂，在两百多年前，华人的南下及印度人的东移都是“物以类聚”地集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来自内地或印尼的马来民族也是以甘榜生活为集中地。正因为各种族的“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形成以种族为社群的多元社会。

这个社会在马来西亚尤其明显，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都已出现种族性倾向的政党，如战前的“马共”（1930年）和“马来青年同盟”（KMM）（1937年）和战后的“马来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1945-1948）及“马来国民党”（PKMM）（1945-1950）。

及后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出现也展示了种族政治的特征；在下来的国家党、劳工党、伊斯兰党及人民党都有本身的种族基调。即使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国民议会党”，由巫统分裂出来的左派，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同样有种族色彩；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也因政治环境的局限被标签为“华基”政党。

即便在七十年代出现的“社会正义党”、“社会民主党”和八十年代初成立的印度人前进阵线，都不能形成真正的多元种族政党。

还有，八十年代成立的46精神党（在1995年大选前易名为46马来人党），皆属于马来政党，斗争的对象是巫统。

迨至安华的公正党在1999年问世时，虽打出多元种族特征，但它基本上还是偏重马来人，因为它的斗争对象是巫统，而马华及民政党及人联党的议席多交给行动党去“收拾”。

就拿2015年后的政局来说，它所出现的政党就有一定的种族特征。“国家诚信党”是于2015年成立，它是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是不可能参加公正党，因为它比公正党更强调宗教的重要性，而它的斗争对象是伊斯兰党。

至于在2016年出现的“土著团结党”为何又不加入“诚信党”？为何又不拿下“公正党”？其中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除了领导人马哈迪是龙头老大外，它成立新党的斗争目标对准巫统，这就不是公正党、诚信党所能全面代表的。

当马哈迪成为希盟（希望联盟）的领导人后，他几乎震撼了巫统的根基；更让国阵的成员党不是兵败如山倒（如马华、民政和人联）就是树倒猢狲散。

从表面上看来，希盟中的土团党势力薄弱，只有13个国席，但如果加上砂拉越和沙巴的支持势力来算，它就会成为希盟的老大。

正因为从2008、2013年到2018年的大选，人民的投票倾向是一反再反政府的，也就出现一面倒的局面，如2008年的国阵140席对民联的82席、2013年的国阵133席对民联的89席及2018年的希盟132席对国阵51席。

这反映出两线制不是人民追逐的斗争目标，只要能实现政党轮替就是“改朝换代”，无须考虑两线制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国阵的成员党往下沉而爬不起来，诸如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下来是巫统何去何从？

整体而言，我们还需要两线制吗？同时我们又要怎样的两线制呢？

刊登于2018年9月13日《东方日报》

马安如何跨过三关？

马哈迪与安华之间除了一匹布那么长的18年恩恩怨怨外，近期也衍生两个课题牵动着两人的关系。

我们先说1998年马哈迪与安华绝交的那一件事。主要是马哈迪指安华涉及不道德的性行为而革除其官职（9月2日），并在翌日（9月3日）通过巫统最高理事会开除安华出党。这意味着马哈迪与安华建立起来的17年政治情谊（1981-1998）已因两人的交恶而荡然无存了。

不仅于此，不甘束手就擒的安华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烈火莫熄”运动，从北马（峇东埔宣言）到中马（吉隆坡宣言），带动了整十万名绝大多数的马来青年支援安华的斗争。

正当这一边厢（马哈迪一方）以政府的权威指责安华因涉及罪案而失去党官职，全然与政治无关时；另一边厢（安华这一方）的支持者带着愤怒的情绪反击马哈迪及巫统，期望通过群众运动压服马哈迪政府。

由于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通过群众运动和非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事件发生，安华也就没有例外的尝到失败的苦果。

当他在9月20日（1998年）被警方逮捕后（先用内部安全法令，较后改用刑事犯罪嫌疑人而不准具保），安华即使对判案不服而提出上诉，但他还是争取不到“保外候审”的机会。

政府之所以不让安华自由是担心他卷起的示威浪潮对执政党有很大的威胁（刚巧在1998年，印尼的苏哈多总统也是在强大的示威运动中下台的）。

就这样，安华直到2004年8月才因上诉得直（指鸡奸罪名，但滥权罪名未获平反）获得释放。前后算来，安华有6年在监牢度过（有时因病移向医院服刑）。当他恢复自由身时，不仅发现马来西亚的政治似乎与他无关，也找不到斗争的对象。其一是马哈迪已在2003年退休，交由阿都拉接棒。换句话说，安华的死敌不在位了。

其二是阿都拉在2004年的大选取得近乎完美的胜利（执政党以199席对反对党的20席），安华的公正党仅存峇东埔国会1席，且多数票只500余张，被认为已变成可有可无的政党。

其三是选民已不相信反对党会有所作为和突破。

尽管在2008年的大选，安华突然喜出望外，由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夺下5个州政权，也一下子拥有82个国会议席，但马哈迪依然不能接受安华的“东山再起”，而是逼使阿都拉下台改由纳吉接棒（2009年）。

纳吉的上位和2013年的大选因未能有效扭转劣势，也导致马哈迪依样葫芦要纳吉下台谢罪。在后者决不下台且采取行动革除慕尤丁、慕克里及沙菲宜等人后（2015年），再加上一马公司丑闻曝光，更激怒马哈迪下定决心要推倒纳吉政权。

马哈迪除了成立“土著团结党”（2016年）（属于种族性政党，性质与巫统大同小异）外，也希望能与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达成协议，让土团党加入希盟，且同意由马哈迪当希盟统帅，一旦执政就由马哈迪拜相，而后才由安华接棒。在这个关键时刻，马哈迪突然在2016年特到法庭与安华一笑泯恩怨，以便能共同讨伐纳吉。

在安华同意后，马哈迪也就坐上“统帅”高位，一切也正如所料。在2018年的509大选中，希盟一举击败统治国家长达61年的国阵（巫统）政权。

希盟的胜利，实现马哈迪二度回朝拜相的奇迹，安华也跟着被特赦而成为自由人。但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马哈迪何时交棒给安华？两人之间能签协议书吗？马哈迪近日在访汶莱与大马人见面时，有表示将在两年内交棒。若按日期算，应是2020年5月10日。如果一切顺利，则第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不过，马安之间的第二个问题随之浮上台面，包括马哈迪不是把阿兹敏放回雪州务大臣的位置，而是刻意多出一个经济事务部长职，委阿兹敏出任。这个新立的部门也接管了原有首相署掌管的国企、国库和官联公司等机构。

虽然委任部长是马哈迪的权力，但有否事先与安华或旺阿兹莎达成协议则不得而知。

在阿兹敏势力膨胀下，他不仅已威胁到安华的地位，也可能在安华接棒前阿兹敏已成一方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也是为什么公正党内的另一派拉菲兹站出来与阿兹敏较量。如果两派无法达成妥协方案，就会来一场龙争虎斗。这对安华来说是一个不祥的讯号；加上而安华被逼提早出山，也就使到局面更加的扑朔迷离，除非阿兹敏与安华妥协，接受需要的调整，否则安华复出后其角色又如何安排呢？

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马哈迪棋高一著地在投票前两天宣布一旦执政，将召开土著团结大会，希望能亡羊补牢，争取更多马来选民的支持。但在事后证明只有30%马来选民支持希盟，也就触发马哈迪决心要尽快举行土著大会。正巧这第三道问题又是牵扯马安之间的政治博弈。

马哈迪知道，他这样做会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但如他不能收服马来人的心，他的政权也可能有变数。

虽然此时的土著大会虽然也体现了马哈迪（开幕人）、安华（闭幕人）及阿兹敏（主持人）的三合一的团结形象，但间中所表达的马安之间的不同基调，也让人感到彼此心思未能取得共识，马哈迪旨在提醒马来人要珍重自爱，不要把得到的合约转卖，也不能让更多的外来华人成为居民。这显然是针对森林城市的大计划和大格调所作出的回应。无形中也就影响马中之间的合资。

但在安华看来，不论合作对象是谁，只要涉及贪污，他会毫不犹疑与反对党一道来反对政府的政策。安华说这话很奇怪，他到底在当国会员后，要站在反对党的地位批评马哈迪的施政？还是与马哈迪联手打造马来西亚的第二春？在这个复杂与不断变更的时局下，马安之间如何跨过三道关而重演20年前就应该上演的“和平交棒”的一幕？

刊登于2018年9月6日《东方日报》

土著大会的政治议程

马哈迪在509投票前两天，出人意表地宣布，希盟一旦执政将会召开土著大会，以找回马来人的尊严。他的目的是要检讨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的贫富差距，顺此重新提出土著经济议程。

马哈迪之所以在最后关头打出“土著牌”主要是因为民调中心（在投票前）显示马来人对希盟的支持率不高，未达30%。这也使到马哈迪担心他过去两年来的努力会功亏一篑，因此不得不打出种族牌，以回击巫统一向以来自视为马来人及土著的保护者。

老实说，马哈迪虽有信心或可打败国阵而改朝换代，但他无法窥视纳吉的内心世界，因为纳吉显得信心十足，也在民调中占上风。这也逼使马哈迪出新招来争取更多的马来选票；尤其是在甘榜（乡村）的马来人。

结果马哈迪这一招甚是见效，由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在509那晚真的是改朝换代了，

不过后来查知（默迪卡民调中心）也只有30%的马来人支持希盟，如果不是城市的马来人，沙巴及砂拉越的选民，再加上95%的华裔选民一鼓作气支持希盟，变天的事也就不可能发生的。

既然争取和团结土著（包括马来人和穆斯林）是当务之急，也就交由经济事务部主持的“土著经济大会”进行探讨，日期订在9月1日，由阿兹敏一手策划。

阿兹敏自然会按照他早前所说的提出一份新经济政策或纲领，以安抚土著之心，并保证不会将他们边缘化。

正如马哈迪在其回忆录中所说，马来人会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下他们已拥有“优越的土著地位，且声称本身是马来西亚这片国土的主人，而这个地位是永久性的”。不幸的是，新经济政策的保护和特权将会阻碍了创造现代马来人文化、专业、经济和创业精神，这已经不是扶持马来人的能力和竞争力，而是削弱了他们的斗志力。

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在战后（1946年），英国不理马来人的感受强硬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但被拿督翁（时任柔州务大臣）领导的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强烈反对，也促成了“巫统”的诞生。

自此之后，巫统算是在政治上保住了苏丹的地位和马来人原有的特别地位，这一路走来披荆斩棘，无往不利。直到1969年的大选才打破巫统的美梦，首次面对政权的动摇。也因政局动荡不安，在大选投票后第三天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敦拉萨也在1970年取代东姑成为第二任首相。

因为敦拉萨牢牢控制政权，他在1971年就恢复议会民主，也顺时推出“新经济政策”，这也得益于马哈迪出版的《马来人的困境》作为蓝本（不过被东姑列为禁书）。无形中马哈迪的知名度也提高了，并在1971年被欢迎重返巫统（他在1969年“513”后因促东姑下台，被开除党籍）。

自“513”后，国内政治又相对稳定，即使在九十年代东姑拉沙里离队另立“46精神党”联合行动党与伊斯兰党与国阵对垒，也是无功而返，因马来选民依然强力支持巫统。

唯有来到1999年大选后，才触动马哈迪邀请伊斯兰党共同召开马来人团结大会（这是因为在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党官职后，引发安华掀起“烈火莫熄”运动。及后在1999年的大选中，伊斯兰党异军突起，除保有丹州政权及夺下登州政权外，又有27名国会议员。伊党主席法兹诺乃逼马哈迪列出“马来西亚回教国大蓝图”。在不堪骚扰下，马哈迪惟有请伊党来个团结大会，前者的目的是要争回流失的马来票，因巫统承受不起马来票的流失。那一年如果不是华人支持国阵，马哈迪恐怕要失掉2/3多数席位）。因为立场南腔北调，团结大会也不了了之。

还有在2008年大选后，由于反对党“民联”几乎夺得国阵半壁江山，时任首相的阿都拉乃邀哈迪阿旺共组团结政府，但也不被伊党接受。结果导致在翌年（2009年）阿都拉下台，纳吉拜相。

在2015年，纳吉也主持了一项马来团结大集会，共7千人与会。有关主办方是马来人咨询理事会，它提出了“马来人文艺复兴运动”用5个要素：勇敢、睿智、勤奋、辉煌及友爱来带领马来人向前进。此项大会算是回应2013年大选巫统仍拿不回马来人之心，也只好用大集会来壮大声势。

没想到这样的战略在马哈迪今天看来是必要和重要的，这也预示着马来西亚人民的种族思维和种族特征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要铸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恐怕比一里路还要长呢！

刊登于2018年9月3日《南洋商报》

美国拿孔子学院“开刀”？

中国在2004年通过“汉办”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到了10年后（2014年）已引发美国政界及学术界人士的抨击，指“孔子学院”从事间谍活动，而且这些来自中国的老师也有向学生灌输中国的左翼思想。因此在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后，他就让“反孔子学院”的声音进一步提高。

正因为这样，美国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在8月16日宣布将关闭孔子学院，理由是孔子学院的课程和活动不符合该校的发展目标。

所谓的“发展目标”就是指美国的大学教育一向以来是尊崇和推动学术自由，而孔子学院却有针对性的避谈一些敏感课题，比如六四事件、西藏问题都被列为禁忌。

根据了解，在此之前，已有数间孔子学院被关闭，包括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此外，加拿大及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也关了少数的孔子学院。

即便如此，根据“汉办”的纪录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中国在海外的146个国家和地区共有525所孔子学院及79个国家有1113所孔子课堂。其中亚洲有33国设立了118所孔子学院。在美洲的21个国家也有161所孔子学院，欧洲则有41个国家成立了173所孔子学院。

由于是中国官方所设立的机构，也方便在外国寻找合作对象。虽然名誉上是合资（对方提供硬体，中方负责软体）办学校，但主要还是中方出资出人。因此基本上每个孔子学院的成本开销是50万美元；而孔子学堂则是6万美元。前前后后，中方已花费6000美元来推动中文文化和教育。

还有因为师资是中方提供，费用概由中方负责，而学生上课是免费的，无形中每年要在每间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作出一定的补贴。

犹记得2014年时，汉办对外宣称将向英国文化协会看齐，派出约7千名的老师在海外教汉语，以弘扬中华文化。这个指标基本上是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是美国一名参议员鲁比德（Marco Rubio）在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供证时说：“中共渗透和利用美国的大学从事“违法”（间谍）活动，也对美国学生进行“洗脑”。因为孔子堂上有些课题是不能公开讨论和批判的。”为此鲁比德主张美国将全部的孔子学院（共103间）及孔子学堂（共301所）关闭。

支持这位参议员的有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们在6月6日的供证会上主张监督或索性关掉孔子学院。

他们指出，当下有35万中国人在美国求学，几乎占了外国生的1/3，但也只有2万美国人在中国求学。因此赞同对付孔子学院，因为在2014年时，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就表示孔子学院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

俄罗斯的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拉林指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利用孔子学院搞颠覆活动，也没有所谓的收集情报。因此他认为美国人对孔子学院的打压是特朗普的“反华政策”的一部分，配合贸易战的拉开，孔子学院难免遭鱼池之殃。

来自中国外交学院的苏浩教授也指出孔子学院的教职员并没有在美国作违法之事，也不是间谍机构，没有理由对孔子学院有所质疑。

虽然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也借题反华，但促关闭孔子学院的尚未形成一种运动，以至于直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的数目依然是超标的。

如果打压孔子学院的决策升级的话，那肯定是由美国政府延烧起来。所以中国也得处处提防有心人给“孔子学院”戴上间谍的帽子，而丑化宣扬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是政治工具。其结果是孔子学院创立的目的就荒腔走调了。

刊登于2018年8月27日《号外周报》第903期

安华复出后要做什么？

经历了千辛万苦，安华用20年的岁月换回他的尊严和灿烂的前程。他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几乎已经如同神话跳动在我们眼前。

虽然从安华参政那一年开始（1981年），他就成为风头甚健的政治人物。巧合的是，在马哈迪主政的那一年（1981年），安华也踏进了政坛。

当初很多人以为是马哈迪把安华招进巫统，其实不然，在马哈迪的回忆录中明确地写道是安华自动请缨要加入巫统。也由于安华的口才了得，学识渊博；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十分熟络，倒引起马哈迪对这位年轻人产生兴趣。

安华果然也非中物，他在中选国会议员（1982年）后，对于马哈迪只委任他成为首相署副部长不表满意，他认为他应被委为正部长。

在不大服气下，安华又作出一个大胆的选择，那就是挑战巫青团团长职位（1982年）。本来这个职位是由雪州强人哈仑（州务大臣）的侄儿苏海米担任。但安华拉了纳吉搭档，只以十票之多拿下巫青正副团长职。翌年（1983年）安华被委为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

马哈迪（回忆录）说，他欣赏安华，所以每次出国总带着安华出国，且同在专机内聊天，直到1993年安华争夺党署理主席成功后挤掉嘉化峇峇，马哈迪就不再带安华出门（毕竟当时他也已贵为国家副首相）。

这个时候，刚巧总警长向马哈迪报告安华涉及“不道德性行为”（鸡奸），但不为马哈迪接受。

到了1997年5月，安华被委为代首相的数个月内，突然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币值不断下降，从1美元兑马币2.5元降到1美元兑马币近5元。

当马哈迪在1997年7月返国述职后，他也在1998年5月重委达因（前财长）出任特别任务部长，主抓经济，削弱安华权力。也是在1998年的9月，马哈迪正式革除安华官职，继之开除安华党籍。这样一来，马哈迪与安华之间的战火熊熊燃烧起来，国家也因两人的斗争呈现非常态状况。

就时间上来算，安华自从1998年被革职和被投入监狱后，他就从未再与马哈迪见面。

即使在1999年的大选，巫统遇挫，伊党崛起（夺丹登两州政权及拥有27个国席），马哈迪也坚持与安华继续斗争，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直到马哈迪在2003年卸职退休，他还是不与这位“政治徒弟”握手言和。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由安华领导的民联（由公正党、行动党及伊斯兰党组成）在2008年取得突破性的胜利后，安华政途又蒙上阴影。其一是安华试图在国会发动“宫廷政变”，但不被阿都拉首相认同，也就无法在同年的9月16日“变天”。因为国阵（巫统）已做足防备工作，将东马近30名国会议员送到台湾考察。安华也就扑了个空。

其二，在安华期满后（限制参政5年，由释放日起的5年内不得参政），他参加了峇东埔的国会补选大胜，但也只能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无法进行政改。

其三是安华期望在2013年的大选能一举击败国阵，结果事与愿违，特别是安华第二次肛交案在2014年罪名成立。最终又被判处5年刑期，安华又失去参政的权利。但到了2016年，马哈迪突然到法庭探望在审案的安华，两人在18年后第一次四眼交集，简直是没人相信的。

马哈迪算过，如他要组成反对党，就一定要与安华合作，否则进不了反对    党联合阵线（希望联盟），也就无法“改朝换代”了。

另一方面，安华也意识到此时若不与马哈迪“一笑泯恩怨”，将来要推翻在朝的政府就很难了。因为安华试过在1999年、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要打垮国阵，却是无法得偿夙愿。

在思前想后及行动党推波助澜下，也就上演“马安握手”的和解镜头（几乎是天方夜谭，这也为马哈迪组成的“土著团结党”加入希盟铺路。再进一步，由于安华仍身陷囹圄，无法领军，也只得靠马哈迪四处奔波。

这样的互动也导致“变天”了，但变天之后留下的问题就真的剪不断理还乱。

当下安华已解除所有禁令，被元首全面赦免，意味着他是个自由人，可以自由参政。因此他自动当选公正党主席，将在10月正式接棒。

其次，安华已表明10月要参加补选出任国会议员，这对安华来说不是个问题，但一般推测高渊的国会议员曼梳可能在9月被委为槟州元首，其空缺就要补选了，正合安华所说的10月补选。

但问题是：安华成为一党之首和国会议员后，他会扮演什么角色呢？是后座议员，没有官职？抑或是取代旺阿兹莎成为副揆？

除非马哈迪按期退休，安华就有个规划，但如果没有商妥交班的日期，则期间的生变也难以知道。

安华已经等了20年，当然不会在意再等多两年，只是在这两年内他要做什么呢？他不能无所事事（我们估计安华急着回巢是因为早前马哈迪似乎说了下面的话，安华作为一个没有官职的人，他不受约束，可自由批评。就当他是一个普通人在批评）。

因此在10月过后安华要如何被安排其应有地位，也是大费周章的。

此外，也是重要的课题，在阿兹敏与拉菲兹争署理主席之际，安华是靠向谁呢？他似乎比较“民主”，让两雄相斗。但我们又要探讨引发的后果，如果阿兹敏输了，党会分裂吗？还有旺阿兹莎说正在研究拉菲兹的参选资格（因前期有官司案）。这是否在暗示可能会用一个比较适当的理由劝退拉菲兹，但有适当安排他的地位，否则也是难以服众的。

安华在此时此刻又陷入困境，也是始料未及的。因为希盟有两虎，也难怪安华及旺阿兹莎不断表明马哈迪是不会变卦的。

刊登于2018年9月3日《光华日报》

多元政党vs.单元政党

民主行动党元老林吉祥说，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单一种族政党是没有未来的。

这样的论述在独立以前就存在，而且直到今天它还是被认为正确的理念和正确的方向，但如何跳出种族的框架，就大费周章了。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多元政党的消失多过单元种族政党的倒闭。

我们也认同林吉祥从一开始就努力把民主行动党（1967年成立）打造成为多元化政党。因此在1969年的大选，行动党打出的口号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共派出国会24名候选人及州议会57名候选人。这个斗争和口号明显是延续李光耀在1963年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所提出的口号。

当时行动党的策略是以马华公会为对手，也就在华人多的选区与马华争一日长短。结果行动党赢得13个国会议席及31个州议席（马华参选33个国席，但只赢得13席；在州议席方面，马华出征83席，却只拿下28席）。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新崛起的民政党在林苍祐领导下，夺得了槟州政权（民政16席、巫统4席、行动党3席及人民党1席，共24席），马华及国大党全军覆没。

这意味着反对党包括人民进步党也从中崛起，且在雪州及吡州动摇联盟的执政根基。

三天后，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副揆敦拉萨掌控全局。

虽然行动党有“丰硕”的收获，但在下来的日子里，先后有4位国会议员及11位州议员投靠联盟（在1974年易名为国阵），使到行动党只剩下9名国会议员及20名州议员，元气受损。间中有少数的非华人议员也蝉过别枝。在林吉祥看来，当年行动党虽立足华人社会，但也有派出少数非华裔担任候选人。

虽然在往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行动党的华人形象已深入民心，但林吉祥还是希望有非华人成为领导层，例如创党时的蒂凡那、西华勒南、KS达斯，及后期的阿末诺、卡巴星及P巴都等人。可是这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行动党的华基政党形象。

为此，当2013年行动党在吡叻州当选的国州议员中，竟无一人是马来候选人，林吉祥很是失望。因此当安顺国席补选时，林吉祥只得劝喻丘光耀牺牲小我，让年轻的美女戴安娜代表行动党对垒民政党的马袖强，以“塑造”多元种族形象。尽管行动党人都很努力配合党的调整战略，最后还是“失算”，戴安娜以200多张票之差败给马袖强。

这也进一步说明即使在后来再益依布拉欣及国家级作家沙末赛益参加行动党，在群众看来它还是脱离不了华人色彩。如今行动党已成为执政党之一，也有两名非华裔出任中央部长，但能否在将来（50年内）改造行动党的形象，倒是有争议的。

其实从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来分析，它从一开始就有种族上的“标签”（所谓物以类聚）。例如1930年成立的马共，其主要成员是华人；而在1937年由布斯达曼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M）也是归为马来政党，且与印尼的政党有联系。

在战后，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就标明是种族政党。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现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则以华裔及印裔为主。由于这两个政党被英殖民政府指为受共党渗透，也就分别在1948年自我解散和1950年被查封。

倒是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被英殖民政府承认为代表马来人的政党，且与之商谈在1948年2月1日落实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在同一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英国当年的立场，它是比较倾向于种族政党的成立，这包括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及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

由于因势利导，巫统在1954年与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其对手是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另立国家党。结果是种族性的政党大胜，国家党遭遇滑铁卢（原声称是多元政党，有华裔连裕祥担任副主席）；另一个小政党伊斯兰党（1951年成立）则只赢得一席。这也是种族性政党。

虽然我们在六十年代末期已看到种族政党受到冲击，但巫统势力仍然雄厚，而马华及国大党也因靠向巫统才未失其执政地位，只是它们的影响力转小了。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2018年才有了巨变。但这也不是多元政党压倒种族政党的例证。

因为反对党组成的“希盟”（如今已是执政党）中，也有两个政党是纯马来人政党，它们是土著团结党及诚信党。虽然人民公正党声称为多元种族政党，但被标签为“马基”政党则是不为过。而民主行动党被列为华基政党也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最近土团党大家长，也即是希盟统帅的马哈迪首相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也有如下的谈话，他不否认默迪卡民调中心的分析指希盟在509大选中，只获得30%马来人的支持。但他指出，如果土团党可以用自家的党徽上阵，或可在大选中有更好的成绩。因为希盟接受统一使用公正党的党徽，即便参选最多52个国席，也只赢得13席。毕竟公正党是个多元种族政党，以致土团党无法突显其马来人形象。事实上我们是马来人政党，而乡区马来人想要投票给马来人政党，在不投给巫统下，就转投给伊党，才出现希盟在东海岸一败涂地，也助长了伊党在东海岸坐大。

从这样看来，要土团党改成多元政党是不大可能的，也不实际，因为它要用来取代巫统。换句话说，保持现状（种族政党的合作，但不合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只是那时华人只剩不到20%了。一旦土团党“一党独大”后，也许会出现所谓的多元政党。

还有我们也不要忘记马哈迪在1991年提出他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是相信在30年内他能铸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出现。但30年过去了，我们还生活在种族政治中。马哈迪说，他首先是马来人，然后才是马来西亚人。由此可见，人民的意识还是以种族为优先的。

反过来说，那些曾经表明是多元种族的政党如今安在？如1951年成立的急进党（1954年消失）、1951年成立的劳工党也是多元种族的政党，扬起社会主义旗帜，但也不得不与人民党（以马来人为主）组成“社阵”。可是在1966年，劳工党与人民党因国语政策分歧，结果社阵寿终正寝。直到1972年劳工党才走进历史，剩下的人民党（或人社党）尽管声称多元政党，却在“513”后无法打开局面。

还有陈志勤成立的“社会正义党”、叶锦源及范俊登成立的“社民党”、布斯达曼后期成立的“无产阶级党”及在今届大选中出现的前进党和民族党等等如今又怎样了？

更有一度执政而闪烁在政坛的民政党未来的方向又在哪里呢？

从政治现实来看，消除种族政党加强多元政党的时机还未成熟，也未到来，因此林吉祥的良好愿望也只能在期待中坐看云起时，但在什么时候真正开花结果，也没有人会给答案。

刊登于2018年8月30日《东方日报》

马哈迪访华“壮士断臂”

首相马哈迪已完成对中国的五天访问（8月17日-21日）。表面上看，马哈迪此行只是见证马中企业签署的备忘录和协议书，包括令吉与人民币互换延长协议等。

换句话说，除了将与马云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推出网购行销外，也有两项值得注意的合作项目，其一是榴莲销往中国的保鲜与运输及其二是“国产车”宝腾在中国的销路问题。其他的合作项目也有待进一步商讨。

此外，令马哈迪感动的是，中国这些年的变化与进步也令他大开眼界；尤其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已输往全球各地，包括马来西亚。虽然马哈迪在位时已访华七次，退休后又有九次访华，但中国一年比一年的变化很大。因此马哈迪打趣地说，我们是消费国家，中国则已成了生产国家，这就是马来西亚要学习的地方。他也不期然地表示“向东学习”也涵盖中国在内。

不过马哈迪此行焦点不在签署备忘录与协议书，因为这些贸易的数额是有局限性的，反而是在过去3年来，马中大型的合作项目是否延续下去才是问题的核心。

就马哈迪来说，其中有三个大项目是不得不喊停或可能延后才考虑的。最大的工程是“东海岸铁道计划”（ECRL），其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将耗资550亿令吉，而整个工程估计将超过800亿令吉，这还不算营运时带来的赤字开销。

全长688公里的东铁计划是从巴生港口一直延伸到东海岸，经过关丹而直到吉兰丹的道北。中国已承诺借贷550亿令吉给马来西亚完成这项工程。

直到今天为止，东铁工程已经付出190亿令吉的费用，而工程已完成15%。由于突然喊停，预料马方需要损失90亿令吉。

马哈迪说，经过分析后，这项基建在目前是不紧急的计划，即使在2024年启用，政府还是在亏本操作的。因为流客量和货物量无法达到预期的数量。有评论说，这东铁计划只是属于普通的列车，不是高铁和使用现代化的技术。

在这种情形下，希盟认为不建也不是大问题，将来单单还债和利息就吃不消。

可是对中国来说，东铁计划也许是重要的战略部署。目前中国的油船有80%需要取道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据称一年有10万艘船经过甲海峡）。因此中国不得不重视甲海峡的安全问题。如果有了从巴生到关丹的铁道，则一些物质的输送就可绕过新加坡，直接进入南中国海。这对中国既是方便也是安全的。

再者，中国在这项宏伟工程之边侧，也有一个大计划设在马六甲，称之为“皇京港”。这个耗资450亿令吉的工程将打造马六甲成为船只维修之基地；而间中有高级酒店、高级公寓和世界性的超市，全由四个岛（包括人造岛）组成一个全新多用途的旅游胜地。在一方面可减少对新加坡港口的依赖（世界第一大港）；而另一方面又可协助甲海峡成为安全的通道。在2017年时，中马双方有过两次的破纪录的海峡军演，在在说明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今日的印度已同意美国的战略布署，正积极地拉拢日本、新加坡、印尼及澳洲串成一线，以阻止或拖慢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创议取得预期的成果。毕竟在东亚国家中，能够与中国配搭的除了马来西亚外，似乎尚没有更理想的战略伙伴。这就是为什么东铁计划成为马中的重要工程之一。中国需要以此突破美国的新包围（过去称为亚太，如今改称印太。此举是将范围扩大，利用印度大国来钳制中国）；马来西亚则可以改善东海岸的基建和交通系统。

由于种种因素包括中国考虑到马来西亚有其经济困境，也就在马哈迪访华期间公开砍掉三大计划时不表意见，这种保持沉默的应对就是希望不要影响马中的双边关系。

至于取消马六甲的多元化海底管道（MPP）及在沙巴的天然气海底管道（TSGP），共达94亿令吉也是在预料之中，两者的工程已进行了超过10%，且已分别付出47亿及35亿令吉的费用。因此马来西亚将会蒙受80亿令吉的损失。若加上东铁的损失，就会超过170亿令吉。

由此可见，马哈迪的壮士断臂是要大流血的。还好新隆高铁被预算为超过1千亿令吉的工程也被喊停。即使新加坡声称工程已走了25%，而建造高铁的承建商尚未有定案（或中国或日本），但依合约，马方需要作出5亿元的赔偿。

由于马来西亚认为花这么多钱只是缩短新马的行程不到30分钟，意义是不大的。

很显然的，马哈迪认为其访华已取得中国的谅解，至少马方在保证中马关系不会改变后，也就在舆论中对中方有赞少弹，以免伤了和气。最后马方真正要损失多少，就等官员商谈后才知道答案。

刊登于2018年8月27日《南洋商报》

东西马政党“和而不合”

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后带来的后遗症是另一个政治分水岭。首先已掌权61年的执政联盟（从1954年组成的联盟到1974年改用国阵）在意料之外被推翻了。第一次出现改朝换代的政党轮替。在这之前，没有人相信执政党会被打败和取代；更认为所谓选举只是可以有小改变，不能有大改变。

例如在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明明有机会在吉兰丹（保住州政权）、槟城、吡叻和雪兰莪四州组成反对党联合政府，结果因陈志勤（民政总秘书）的反对，吡叻和雪州又落回联盟手里。只有槟城较为幸运能够“变天”。但在选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之后，马来西亚政局又全面改观。

紧急状态的实施给了敦拉萨实权推行半军事管治。新经济政策也伴随着敦拉萨的拜相（1970年）而成为国家的新经济指标。不仅于此，敦拉萨很快的拉拢反对党共组联合政府。其一，在1970年，通过事先的安排而在州选中促成砂拉越组织联合政府，其成员党有中央政府支持的土著党和保守党与一向标榜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共同成立联合政府。

其二，在1972年促成在槟城执政的民政党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其三也是在1972年，促成伊斯兰党与巫统合作，在吉兰丹及中央内阁中组成联合政府，及其四是在吡叻与人民进步党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顺着这一发展，敦拉萨在1974年访华建交成功后，也宣布在全国组成新的结盟阵线，取名为“国民阵线”（简称国阵），以取代报废的“联盟”。

经过改头换面和马中建交的喜讯，敦拉萨在同年8月的大选取得辉煌的胜利。

这也意味着当旧的标志不管用了，就要换上新招牌，因此从联盟到国阵证明了改变是新生的开始，也是正确的。

由于国阵在1974年后一直在选举中取得胜利，也就没有必要改变标志。但当在2008年大选受挫后，国阵就应该做出改变。可是在2009年上位的纳吉却不以为意，照旧打出国阵牌。结果还是不能摆脱困境，在2013年的大选表现差强人意，即使保住中央政权但继续失掉在国会内占有2/3的多数席。

就不知道为何在2018年的大选，纳吉还是不为国阵改名。结果在509年那晚“大水冲倒龙王庙”，国阵成了手下败将。而由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希盟）取得了中央政权，并在西马的8个州执政。反观国阵（巫统）只剩下两个州的执政权。

更令巫统诧异的是，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虽然州选结果显示沙巴国阵（巫统）取得29席，加上立新党两名州议员的加盟，合共31席（总数60席）。也就在5月10日由巫统的慕沙阿曼宣誓就任首席部长。

如果没有变化，也就意味着国阵再度执政，不会有下来的戏剧性变化。偏偏新崛起的民兴党在沙菲宜（原巫统副主席）领导下，赢得21席，加上希盟（公正党、土团党和行动党）的8席，合共是29席。继后又有6名来自国阵的州议员加入民兴党，也就合共有35席，较国阵多出4席，自然由沙菲宜出任首长。

正在闹双胞之际，慕沙阿曼见势不妙，马上离开沙巴到英国休假。无形中影响了沙巴团结党拜林的新战略。

拜林是在1985年组织团结党打倒执政的人民党而成为沙巴州政府。1990年的大选，他转向支持东姑拉沙里组成的反对党阵线，结果失算，在1994年的州选中，虽然拜林再度执政，但只比反对党多两席而执政。很快地因为议员变节，拜林倒台，国阵夺回政权。马哈迪也因此事直斥拜林在背后捅刀。因此一直不愿接受团结党重返国阵，直到2001年才接受回巢，但拜林已失去首长机会，只能屈居老二（副首长）。

在2018年的大选，拜林知悉马哈地在中央崛起后，就马上改弦易辙，以避开马哈迪的干涉。

于是拜林宣布将团结党扩大成新的平台，组成PBS Plus，即沙巴团结党、立新党（STAR）、巫统、民统（UPKO）和人民团结党（PBRS）共用团结党的大平台，由慕沙阿曼领导。可惜又出现新的变化，也就暂时终止了拜林的计划。也只有等待已返沙的慕沙阿曼厘清政治纠纷案后，才能定夺沙巴的巫统是否要改变轨道。当下沙巴巫统有17名州议员和7名国会议员，他们是否要留在国阵内，还是要参加大团结党阵线？但不论选择哪一方，失去州政权已成定案。

民兴党在沙巴有21个州席和8个国席，它已表明支持马哈迪和希盟，但不是希盟的成员。当下的问题是沙巴要取回应得的40%石油和天然气的税收，因为马来西亚一半的原油和天然气是由沙巴供应的。

另一方面，也是从国阵脱离出来的砂拉越4个政党已组成“政党联盟”（PBS），且已获得批准。这意味着原属国阵成员的土著保守党、人民党、民主进步党和人联党已另组新家庭。

由于国阵的招牌已“过期和陈旧”，已是不可能“起死回生”。而如今砂州的“政党联盟”既不是希盟成员，也不是国阵成员，它的未来也就系于中央政府的希盟如何化解在东马长期存在的纠纷与困扰。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东西马的“家事”，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造成双边关系出现变化和分歧，不得不谨慎行之。

刊登于2018年8月27日《光华日报》

两岸对“历史课”的较量

台湾教育部将于明年（2019年）对历史教科书作出调整，基本上将高中的历史分成台湾、东亚及世界史等3个部分。而原来的中国史已被纳入东亚史的架构内，中国史不再单独存在。虽然台湾方面有解释在东亚史内中国史仍为重点，因此不存在“去中国化”的动机。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这是“台独”的分裂活动，此举形同数典忘祖，必将遭到两岸同胞更加强有力的遏制和打击。

其实，台湾在1994年时已开始进行“去中国化”的计谋。此时仍属李登辉当政年代（1988-1999），在后来李登辉被证明是主张台独的人。他在199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中，暗中扶持民进党的陈水扁而阻止了自己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的上位。

就在陈水扁于2000年当上总统后，他就更露骨地主张“一边一国论”或“一中一台”，宁可把大陆称为中国而台湾则成为台湾国。但不论怎样切割，中国始终不会接受将台湾省分割出去。也因为这样，两岸的对峙甚至有时是剑拨弩张的，主要是美国在背后支撑台湾有以致之。

说起来，台湾、中国与日本和美国的渊源是错综复杂的，也已经在历史上证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可以从元朝（1271-1368）说起，它于1290年将澎湖诸岛纳入中国版图，设立巡检司防守。

在明朝（1368-1663）时，又在1563年复设澎湖巡检司派兵驻守。

及后在十七世纪时，西班牙（1626年）和荷兰（1642年）曾先后短暂占有台湾南部领土，因而被命名为“大员”（Tayouan），发音有些类似闽南语的“台湾”（Taiwan）；尤其是在荷兰占领期间，它从福建和广东招募大量移民进入台湾开垦。

在1662年时，南明将领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清朝对抗。但在1683年郑氏政权归降，台湾也就首次纳入清朝统领下的中国版图。到了1887年，台湾正式成为中国的其中一个省。

1894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海上军力增强，乃与清朝打一场后来被称为著名的“甲午战争”。因为清廷不堪一击，乃在1895年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从那时开始，台湾归日本统治，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才将台湾归还在中国主政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接收。

国民政府是孙中山于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以国民党为主干。但中国拿不回台湾因为国民党不但内部分裂，而且中国也陷入军阀割据，根本没有能力夺回台湾。

当年就是日本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也就在投降后把领土交还国民政府。蒋介石接收后，将台湾“保护”起来作为他的“大后方”。不但在1946年起逐步发展台湾，也把张学良移向台湾继续监禁。到了1948年时，眼见形势严峻和不妙，国民军不敌中共解放军，也就将大量黄金珠宝运往台湾，继之又将大批的国民党人及军事人员等迁往台湾。

因此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蒋介石已人在台湾，但坚持它代表的是“中华民国”。这样一来，在美国支持下，毛泽东即要在朝鲜派兵与美军周旋，他就无暇一举拿下台湾。直到1953年韩战结束后，毛泽东已失去良机攻下台湾。反过来，美国利用台湾建成反共的前哨站，拉住新中国的后腿，直到1971年才松手让中国重返联合国，取代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本来蒋介石期望中国派军进入朝鲜时，他能派出其武装部队连同美军反攻大陆，但在美国阻止下，蒋介石“反攻大陆”梦碎。

也由于坚持这一立场（始终认为国民党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不承认有两个中国，而是只有一个中国。

后来1992年国共双方达成的“九二共识”，就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但允许各自表述。中国说一个中国，是指控制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则说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

但在现实面前，中国已立下规矩，凡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要先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则免谈建交。

这对搞台独的民进党很不是味道，从陈水扁到蔡英文无不想尽办法来摆脱中国的监督，自然就想到利用教科书大作文章。

固然历史是由胜利者或主政者所写，民进党当然可以为台湾历史抽离那一段与中国密不可分的文化传承和政治因素。但如果脱离现实，就很难回答为什么台湾的普通话与汉字是与大陆一样的？这难道两者之间没有渊源，只是巧合？

如果历史过于渲染也容易产生争议，例如在中国的眼里，郑成功是民族英雄，有其塑像在鼓浪屿山坡上；台湾只承认他是建立台湾的第一个汉人政权，与清朝无关。事实上郑成功后来被清朝招降，而将台湾也归回中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对待中日战争方面，中共认为它是中流砥柱，才能守住中国不被全面沦陷；但台湾民国政府认为在中日战争中，共产党趁机坐大，而真正抗日的主力在国民军。

至于1946年引发的内战，中共认为是蒋介石背弃双十协定否定联合政府所造成的。他发动内战，以占领延安为首要任务；国民党则认为是因为国共双方为争夺日本受降地区而引起战争。

下来在1949年的关键时刻，中共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所致，再加上毛主席用兵如神，竟四渡赤水弄得蒋委员长举棋不定，加上国民政府的腐败及苏联的支持，后来才由中共占上风。

尽管中共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时，有向台湾伸出和平之手，希望和平统一；但台湾方面认定一旦统一就被对方“吃掉”。因此经过60年的统治台湾，已成长的新一代在思想意识上已与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民进党的上台也是靠新生代的支持，但除非是美国甘冒战争之险，不然台湾自行寻求独立之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观之，在教科书上较量，只能算是小打小闹，避重就轻，改变不了大局。也因为这样两岸关系只有恶化而没有好转。

刊登于2018年8月23日《东方日报》

祭紧急状态七十周年

国民大学的阿都拉曼恩蓬教授最近在一场座谈会中提出为什么英殖民政府将1948年的行为称之为“紧急状态”（前后12年），而不是战争？理由是如果称之为“战争”则在马来亚拥有橡胶园及锡矿地的园主将不能因其园地受到破坏而索偿，因为保险公司是不对战争中的损失作出赔偿的。

为了照顾大园主和大地主的利益，将名称修改一下也无妨，反正英国的目的也达到了。

时间一转，今年距离紧急状态已70周年，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是有其意义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结束后，英军仍勉为其难继续与马共合作，因为在日本侵略马来亚时（1942-1945），英军曾与马共合作抗日（1943年起）直到战争结束。

既然马共抗日有功，英国就不好对马共马上下手。因此改用怀柔手段劝大批马共缴械，领取扶助金重返社会。结果有6000人响应，但又有一半（约6000人）不缴械（埋在森林中），也不进行登记，他们不知道英国还会耍什么花样？

马共（1930年成立）在日本南侵前是与英国对抗的，也因为马共的活动是支持中共的抗日和反对殖民统治，导致英军不间断地逮捕马共分子和亲共分子，并将他们（大部分）遣返中国。英殖民政府认为马共的存在和争取国家独立基本上是否定英国在马来亚的利益，也因之从未对马共分子“宽宏大量”。

以下的实例可以说明英军一向以来是仇视马共的。当战后英方准备在马来亚实施“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时（1946年），却遭到马来人的反对，进而催生了巫统。巫统的出现也让英方改变主意，转身直接与巫统谈判新宪制。经过多次讨论后，英国在1947年抛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草案，以取代未落实的“马来亚联邦”。结果华人在陈祯禄领导下成立“泛马行动委员会”（PMCJA）与马来国民党成立的Puteri委员会在1947年10月联合展开马新大罢市，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之不公，要求以“人民宪章”（由民间提出）取代。英方置之不理，继续与巫统合作，也支持拿督翁（巫统主席）在将来成为独立后的马来亚领袖。

就这样，英方不理马共及华社的反对，在1948年2月1日正式实施了“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这份协定在后来成为马来亚独立宪法的蓝本，内中的要点是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各州苏丹是宗教的领袖及为马来人下定义：即讲马来话、履行马来文化传统及回教徒。

正因为这一规定，所有的马来人一出世就皈依回教，以便在将来享有马来人的“特别地位”（或称为特别援助的特权）。由于这样，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无一不是回教徒，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另一方面，英军对马共的公开活动很不是味道，因此想方设法来钳制和阻止马共的行动。

当同年6月有三位欧籍胶园经理被杀害后，英方认定是马共的所作所为。因此在6月20日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也把马共列为非法组织。

“紧急状态”意味着人民的行动受到限制，警方不时突袭检查，也不断地逮捕左翼分子，查封左翼工团和文教团体，更关闭马共喉舌报《民声报》及其它左翼报纸，如《现代日报》等。

从一份纪录片来看，它是将“紧急状态”形容为“不宣而战”的战争（The Undeclared War）。总之这个法令一直到1960年才废除，改由内部安全法令（ISA） 取代。同样也是赋予警方巨大的逮捕和查封权力。

就此而言，“紧急状态”其实是“另类战争”的名称。马共也因为“紧急状态”坚持战斗到1989年才落实与马政府及泰政府和马共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真正地结束了马共的游击战。前前后后历时41年。

这一段的悲剧人生，也有不少前马共分子出书纪念，而蔚成洋洋大观的左翼斗争史。

刊登于2018年8月20日《号外周报》第9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