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公会的今与昔

伤痕累累几乎扑地不起的马华公会今天面临有史以来最痛苦的党选。马华之所以痛苦是因为马华从来没有陷入今日“不死不活”的状态（这一句话是在1969年大选后马华丢失槟州主导政权，参选33个国席只剩13名国会议员，因而被时任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伊斯迈讽刺和揶揄。他这样说：如果马华继续“不死不活”，最好的途径是巫统与他拆档，结果引发笔战）。

不过当时的马华还算有其“不完整”的地盘，没有像509后被夷为废墟。

就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巫统公开“羞辱”马华？后来政局的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选举过后的第三天，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除了国家权力转向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外，也给巫统提供一个机会重新洗牌。联合政府的模式成为新的整合，这一变化意味着马华的角色已被边缘化；尤其是在1974年巫统将“联盟”扩大成“国阵”后，马华已是9个成员中的一个，不再如过去是3党联合的联盟（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这也是为什么陈修信在当年（1974年）选择引退，而接班的李三春则是最后一个签署参加国阵的人。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华就更加地依赖巫统而存在。但这不是真正的“老二”，而是表面上的“老二”。这意味着马华在国阵内不再是举足轻重的第二大党，而是已经有其它政党可以随时“替代”马华的角色，其中最明显的是民政党。

虽然在1974年后的历届大选，国阵一直处于主导的地位，马华的国州议席也有所增加。但在后来又演变成民心思变，造成大分化。例如在2008年的大选，异军突起的反对党连夺下5个州政权，更激增国会议席至82个。但分析低下，被牺牲的是马华、民政党和人联党。马华参选40个国席，只胜15席；民政参选12席，只剩下2席及人联党剩下6个国席。

更令人震惊的是，民政和马华输完槟城的所有议席，行动党与公正和伊党联合的民联夺下槟城州政府，也取得了雪兰莪州的执政政。只是吡州政权在一年后又因议员叛变而归回国阵（巫统）。

反过来，巫统参选117个国席，赢了79席，保住70%的席位，有损失但不严重（国阵140席对民联82席）。

至于2013年的大选，又是拿马华、民政和人联祭旗。这一回马华剩7个国席和11个州席；民政剩1个国席和4个州席；人联同样日落西山，剩下1个国席。

反观巫统，它参加119席，却保住88席，丢失的议席是马华为多（基本上是国阵133席对民联89席）。

来到2018年的大选，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原以为有望扳回一些议席，讵料人算不如天算，马华只剩1国席和2州席，民政归零；人联只剩1国席及7个州席。巫统也惨败，如今只剩49席。整个中央政权归希盟，国阵已接近收档。除了丹登归伊党及彭玻归巫统外，其余全由希盟或亲希盟的执政党（如沙巴和砂拉越）夺得。

当马华兵败如山倒之后，领导人也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可是拥有雄厚资产的马华还是要“战斗”下去，也就出现魏家祥与马汉顺vs颜炳寿与郑修强的争夺局面。

从形势看来，魏马较占优势，因前者仍是马华唯一的国会议员，又曾任中央部长，与来自吡叻的马汉顺（曾任吡行政议员）搭配，算是有机会争取最大的柔佛票仓及第二大的吡叻州的票仓。

而颜炳寿和郑修强两人皆来自柔佛，似乎在地势上有些不利，而且颜也未曾担任国会议员（曾担任州议员），只以上议员身份出任副文青体育部长。郑修强则与马汉顺一样，担任过行政议员（柔佛）。

但他们这一团队得到蔡细历的支持，因此势力不可小视。来到最后关头，也只能作出推测。

妇女组已由王赛芝蝉联，也就无战火；反而是马青团长出现吴健南（马青法律局主任）与王晓庭（副总团长）之争。因为王晓庭已拒绝参加辩论，就无从比较两个人之表现，但凡听过他们两人的辩才，也只能以旗鼓相当，平分秋色来评析。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王晓婷这位美女在颜值上稍占上风。

不论谁胜谁负，马华的未来才是关键的课题。以目前的国家形势，马华保留原状也不见得是坏事。至于将来寻求哪个政党的合作那是后话，毕竟巫统随时都可能出现退党潮。因此现在争议要不要让马华党代表来决定党是否留在国阵已不重要，也没有必要。谁都知道国阵气数已尽。

即使是魏马配的口号：“魏马配，国策民心放首位；领团队，革新马华复光辉”或是颜郑配的口号：“马华重建，颜郑以待”，两者似乎缺乏战斗的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温驯的口号看不到起死回生的效应。

愿胜利者真正领导新的马华活出一个民族的尊严来。

刊登于2018年10月22日《南洋商报》

安华再证明是神话人物

安华在政治层面上有两个南辕北辙，其一是“政治福星”，凡选必胜。例如在1982年初试啼声参加大选，成功地在峇东埔议席击退伊斯兰党的原任议员查比里，为巫统争回一个国席。马哈迪是在1981年接纳安华入党，翌年派他上阵伊党强区，并不安排他在安全区稳操胜券。

安华这一胜让马哈迪相信这位新崛起的“回教之星”并非池中物，而是在后来让伊斯兰党都对他退避三舍的政治精英。

由于表现突出，马哈迪在大选后委他出任首相署副部长。

其二，安华乘胜追击。在1982年，连同纳吉角逐巫青团正副团长，结果把原任团长苏海米打败（183票对173票，安华仅以10张票压下对手）。苏海米是当时巫统强人哈仑（当选巫统副主席，曾任雪州务大臣）的侄儿。安华也因之升任文青体育部长。

在这一年，陈志勤在其专栏中形容巫统已晋入新的一章，国家已经出现一位能领导我们朝向本世纪末的一位领袖，这个人就是安华。

另一方面，在1983年出版《安华传记》的作者维特莫里斯（Victor Morais）引述槟城美以美前校长林佐安（Joan Lim）的说话：“安华选择掌握命运而不屈从于命运，他的勇气应受嘉奖，他是一个有争议但有魅力的人”。

同时在1982年，安华被英文《星报》选为风云人物，形容他当时是马来西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上述的评语是在35年前发表的，大致上预告了安华是个神奇的人物。

其三，在1987年巫统党选时，马哈迪面对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组成的B队全面挑战。在此紧急关头安华站在马哈迪这一边，也就成为马哈迪A队的大将之一。结果马哈迪A队胜出，安华也当选副主席之一，晋级出任教育部长。

其四，在1993年党选时，安华获得各方的支持，而在署理主席战中一直遥遥领先，原任者嘉化峇峇处于下风。马哈迪对安华的急躁有所不满，他认为应保留嘉化峇峇的党职，以便继续当副首相。可惜力劝不果，安华也就歉意地表示已没有退路，因他的盟友也急于上位。

马哈迪无奈也只好接受事实，只得委任当选署理主席的安华出任副首相兼财长部长。

其五，在1996年党选时，即使安华仍蝉联署理主席，但其“宏愿队伍”已被拆散，原为副主席的慕尤丁被挤出局，阿都拉卷土重来。

政局的微妙变化终于在1998年引爆，安华被革除党官职后，全国震惊，世界舆论也为之哗然。

正在这个时候，安华发挥了他的本能和顽强的斗志，他卷起了“烈火莫熄”运动，声势十分浩大，但这也是安华厄运的开始。

我们称之为政治厄运，它表面上导源于1997年吹袭的“亚洲金融风暴”，实则也交织着马哈迪对安华“道德标准不过关”无可忍受的决断，使到坐亚望冠的安华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他的政治灾难是这样排列的：

（一）安华在1998年9月20日被捕后，就未再享有自由，直到2004年9月，期间他被控渎职罪和鸡奸罪，且在1999年罪名成立，入狱6年。后来上诉，洗清渎职罪，但未推翻鸡奸罪，因此获得提早释放。

（二）在1999年的大选，安华靠其效应，壮大了伊斯兰党，但没有壮大公正党。更因之引发伊党与马哈迪较劲，比较谁的“回教国”大蓝图更为正规。换句话说，安华在失势后，一切都不如意。

（三）2008年，在不被看好下，安华不得不使出所有的力气，才勉强促成各反对党不要上演三角战或四角战。

虽然在不经意下，反对党从中崛起，“民联”阵线成为国阵的劲敌，但仍未能夺下中央政权。

也因之在同年8月促使安华参加峇东埔补选而大胜以赶上9月16日（马来西亚日）的变天，安华又扑了空。

（四）在2008年变天不成后，安华放眼在2013年的变天。可惜又是功亏一篑，二度鸡奸案罪名成立得以保外上诉，又约束了他的政治活动，不能参加2014年的加影州议席补选，也意味着不能出任雪州务大臣，但得以上诉。

霉运的降临也是随之而来。在失去参加补选后，安华又因二度鸡奸罪再判刑5年，除了国会议席进行补选外，安华也不知道何时再见天日？

有人悲观预测安华的政运已走到尽头。

但这一回（2018年大选），竟是安华与马哈迪的重新合作，他们两人兜兜转转20年后再次握手言和，为什么会这样？人人都无语问苍天。

奇迹也就真的发生了。509马来西亚变天了，马哈迪再度拜相。

第一件重大事件是组织内阁和争取安华特赦。当这一切程序办妥后，下来是安华的回巢。如今他已通过波德申补选再次以漂亮的成绩重返国会（安华得票3万1016张，多数票是2万3560张。比起另6位对手的总得票12,473张多出18,543张）。

除了伊党候选人纳查里获7456票保住按柜金外，其余5位候选人的抵押金全被没收。

这意味着安华在翻滚20年后，又再一次“浴火重生”。

很显然的，下来的头痛问题是马哈迪如何安置安华？放回副首相？还是后座议员？

第二件大事是身为执政党成员的公正党主席，安华不能没有名分，他需要在政府中发挥影响力，这就是波德申补选带出的讯息。若是扮演批评者的角色，等于是与其夫人旺阿兹莎过意不去。因此安华也有难解的头痛问题。

刊登于2018年10月18日《东方日报》

开除巫统，马华有明天？

马华公会总会长廖中莱于9月23日在雪州常年大会上说，如果巫统走向宗教神权路线，马华考虑开除巫统出国阵。

乍看这则新闻没有大问题，因为巫统已经落难，谁都可以借机踩一踩。细想一下，真是个大问题，因为直到9月23日之前，从来没有马华的人敢说出这样的话，可是这回廖中莱反倒“理直气壮”要强硬排斥巫统，以划分界线？

在过去马华是因为英国人需要一个右翼的华人政党与右翼的马来人政党合作，才促成了巫统与马华的合作。但初时也不怎样热衷支持马华，因为英方采取亲拿督翁的立场。既然后者在1951年已离开巫统，自然转向支持拿督翁成立的马来亚独立党。

可是在后来的市议会选举（1952年吉隆坡市选举）中，巫统与马华合作取得成功，再加上国大党的参与，便在1954年组成联盟。

在联盟内，马华力争平等地位，可惜不成功。在1959年大选后进一步显示马华的屈从地位，再也离不开巫统而生存了。

不论马华喜欢与否，它在马来西亚独立后（1957年8月31日）的地位是逐年下降。即便在1969年的大选马华表现差劲，失去槟州主导政权，也只剩下13名国会议员；更被内长伊斯迈（巫统署理主席）讥为半死不活，若不能振作，还是及早离开联盟，但马华除了反击之外，也没有退出联盟之意，因为它没有筹码离开联盟，只能忍辱负重。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513”后，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于1974年5月与中国建交后，复于同年8月宣布将联盟扩大成国阵。当时感到委屈的李三春（取代卸职的陈修信出任总会长）是不支持将联盟扩大成国阵；尤其不能忍受民政党也加入其中。因此马华是最后一个签名加入国阵的政党。当时李三春是不想再与林苍祐合作的（犹记得当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时，李三春还是寂寂无名的福利官），也不愿再与林苍祐平起平坐。但时局容不得他脱离国阵，只好屈从巫统。

因为巫统的坐大和树立了一党独大的权威，马华也不过是国阵14个成员党中的其中一个政党，更没有条件离国阵而去。

曾有人在2008年及2013年大选后促请马华退出国阵，但马华又没有能力自力更生，也就只好继续留在国阵内，希望能在2018年大选中有所翻身。

讵料这一回马华更是趴地不起，只剩1名国会议员和2名州议员，简直不成队形。同样的，也是“天涯沦落人”的巫统首次失去政权；更在后来出现退党潮。尤其致命的是：东马的沙巴让巫统和国阵消失，另组大团结阵线；而在砂州的国阵也在一夜之间消失，换上“政党联盟”的旗号。

而在西马，民政已退出国阵，人民进步党也消声匿迹，国阵勉强只能剩下3个成员党，即巫统、马华和国大党。

当马华对国阵保持消极态度，又使用马华党徽参加无拉港补选时，已说明马华正和国阵厘清关系。即使马华没有正式退出国阵，但国阵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再也爬不起来。因此廖中莱所说的“开除”巫统不过是一句没有效力的呐喊，也不会给马华加分。因为马华大可以勇敢地脱离国阵，以示反对巫统和伊党合作搞宗教政治，而不是发出让人捉不着头脑的谈话，马华怎能开除巫统？即便马华有此权力（实际上是没有），那马华在国阵内只剩下一个同病相怜的国大党，马华又怎样开除巫统和重振国阵？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专栏作家的达雅巴南（Thayaparan）发表的评论文章《马华应离开国阵，但绝不能参加希盟》。他的论点是巫统已不能长久，迟早会倒下去。因此马华宜早离开国阵，但离开后不能加入希盟，只能自我独立。马华可以成为监督希盟政府犯上贪污的“看门狗”。

这话有其道理，但也不能让马华孤军作战，毕竟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不同种族的政党合作也是必要的。

不过如果马华加入希盟，它能扮演什么角色呢？行动党会让位吗？除非希盟闹分裂，否则马华插足其中是不现实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在现阶段马华仍找不到新方向，它可以审时度势，不必急于一时的“转身”。

如今马华已进入换血的重要时刻，新领导层的产生若能顾及新旧班子的融合也算是一种制衡。

马华与民政党有所不同，民政党的阵容较小，也标榜多元种族政党。因此若能靠向人民公正党也许有它的政治价值。除了它不是行动党的劲敌外，也因为它有多元理念，符合公正党的政治方向。

不论今天马华是否能与民政合作或民政与公正党合作，这都不是关键课题，它们都是在为马来西亚找寻一条可以达成种族和谐的道路。

既然马哈迪的土团党仍保有种族色彩，那就不能强求希盟完全走多元种族路线，土著大会在509后的召开，说明了种族课题还得靠个别族群通过内部讨论解决。

虽然马华党人有很多看不到前路，但作为一个老牌政党，马华的存在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它一改“软弱形象”，不再畏首畏尾，敢于仗义执言，还是有民众会为它鼓掌的。即使是种族课题，只要敢说真话，也不会是没有市场的。

刊登于2018年10月15日《光华日报》

马哈迪对南海争议作出让步？

在2018年509大选过后，马来西亚首次出现变天，而且已退休15年的前首相马哈迪卷土重来二度拜相，舆论焦点都放在马哈迪对国际事务的政治立场是不言而喻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马哈迪对南中国海的立场，因为当下美国正和中国争议南中国海的主权归属问题。这之中也涉及东南亚国家对岛礁之争夺，因而成为一个隐藏着火药库的区域，一旦引发战争后果不堪设想。

所谓的“南中国海”是指位于中国南部的一大片海洋，共有350万平方米，内中有280个岛礁（但不包括沉在海底的礁岩）。表面上看来，这片海洋共分成四大块：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中国坚称它拥有岛礁的主权，美国则加以否定。

在南中国海内，中国曾出示1947年国民政府绘制的地图显示南中国海归属中国。本来共有11条段线，将四个大群岛概括其中。后来在1955年时，北越的胡志明主席向毛泽东商请借用位于“西沙群岛”内的夜莺岛作为侦查美军动向的基地，这个岛刚好落在越南海防与海南岛的中间。

虽然在二战后南中国海基本上归趋平静，可是到了七十年代南海诸岛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其因由是这样的：

（一）原本中越是一家亲，毛泽东主席就慷慨将夜莺岛送给北越。因为这一赠送，也就影响了中国原本存在的11条段线，必须要将本属于第10条和第11条的段线去掉，让越南得以自由在夜莺岛活动。这样一来，中国就剩下9段线。后来北越将此岛易名为“白龙尾岛”。

在1958年时，中国有照会北越总理范文同有关南中国海内的9段线内的岛礁主权属于中国，后者没有异议；美国也没有介入其中。但在1974年时，越南与中国爆发海战（离开南北越统一前一年），结果被中国取回西沙群岛的控制权，在1988年后，越南又占有南沙群岛的29个岛礁。它声称整个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是属于越南的。

（二）菲律宾前总统马可斯在1971年宣布整个南沙群岛归属菲律宾，并在后来占有9个岛礁。继后在1997年，菲律宾又占有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但到了2013年，中国又夺回黄岩岛的控制权。

也是在同一年，菲律宾照会中国，已向海牙仲裁法庭提出诉告，却不被中国理会。

虽然2016年海牙法庭作出判决指中国的9段线不具历史和法理地位，但因法庭没有执行权力，菲律宾也无可奈何，只好继续与中国友好交涉。目前仍有驻军整千人，中业岛是其军事基地。

（三）马来西亚在1983年和1990年拿下10个礁滩，并将指挥部设在弹丸礁（马方称为“拉央拉央岛”）。其它9个岛礁分述如下：榆亚暗沙（马方称之为观察礁）；南海礁（马方称之为曼达纳尼礁）；皇路礁（马方称之为大沙马兰西礁）；光星仔礁（马方称之为乌比乌比礁）；光星礁（马方称之为亚拉礁）；簸萁礁（马方称之为西布礁）；南康暗沙，马方敷设海底管道，将汽油通向砂州及北康暗沙（马方称之为王后礁），建有采油平台。马方的前首相阿都拉及纳吉曾先后赴弹丸礁，宣示主权。

印尼在2015年分得纳士纳群岛后不再介入南沙之争；汶莱虽有要求，但没行动。

就此，马哈迪首相于今年9月杪接受台湾《ET Today》新闻网专访时说：“马来西亚希望在未来能保住四到五个小岛，其它的岛礁无论谁认定是属于它们的都可以，中国宣称南海是它们的，我们不会与它们开战，而是要思考如何利用这种情势从中得益。我认为中国现在就想利用它的庞大财力来扩张影响力”。

在较早前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马哈迪就建议外国军舰必须撤出南海区域，但也得保证自由穿行的权利。

南沙除了具有战略位置外，也拥有油气田77个，石油储量有400多亿吨；燃气有20余万亿立方米，是世界四大海底油田之一。

从中得以看出，马哈迪比纳吉更明显的表露立场，只提及可保留四五个岛礁，而其它不想争议也可视为马来西亚作出的一大让步，用以弥补因取消东铁计划、押后隆新高铁，及取消敷设海底管道的计划给中国带来的损失。

即便有人认为马哈迪的访华之行未带来实质性的成果，但中国方面保持低调，也是让马方对相关的战略性工程再行思考。

如果说作为较倾向美国的新加坡也看到泛亚铁路在纳入“一带一路”的工程后已更显其重要性，那么这种被称为“大陆桥”的计划是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风险，才能让亚洲、欧洲、中东、非洲连贯起来，而真正利惠的不只是大国，其它小国包括马来西亚也会从中受惠。

刊登于2018年10月15日《南洋商报》

中美贸易战的背后动机

中美的贸易战自今年6月正式“开打”以来，只有升级而没有缓解的余地。除了美国政府将由华进口的货值征税从500亿美元增加到2500亿美元后，仅剩下约值2500亿美元的项目还没有征税（直到目前为止，美国从中国入口的年货值约有5000亿美元）。因此有人估计，若是双方关系再进一步恶化，可能会促使美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全面征税。如果真的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残局，受到伤害的自然是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也不能幸免。

当然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中美贸易会突然暂时中断，因为这样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正当全世界将眼光聚焦在贸易战之际，突又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副总统彭斯先后在不同的场合一唱一和（一个是于9月25日在联大演说；另一个则是于10月8日在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专题演讲），向中国发出最猛烈的攻击。

从两人的演说内容分析，中美之间已不只是贸易战，而是涉及体制之间的斗争。他们两人一致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反而形容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具有扩张性；也有的人形容这是变相的“殖民化”其他国家。

特朗普说：“我们正在目睹委内瑞拉的人类悲剧，超过200万人逃离社会主义马杜罗政权以及支持该政权的古巴赞助者。实质上，不管什么地方尝试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导致了苦难、腐败和衰变。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带来的苦难”。

在去年的联大会上，特朗普同样谴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当然作为一位如假包换的亿万富翁，特朗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和对社会主义的怨恨是理所当然的。

彭斯副总统说：“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进一步偏离这一愿景（与美国合作），但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

很显然的，彭斯是指尼克逊总统于1972年访问北京后，在40年来给中国带来了进步与繁荣；尤其是美国资金的投入。

与此同时，彭斯在演讲中也提及美国的传教士也在中国创立了最早和最优秀的大学（这是指“燕京大学”的创办（北京大学的前身），司徒雷登还曾出任过燕大的校长）。但中国反驳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从庚子赔款拿了中国因义和团失败要赔偿西方国家4亿余两白银。因此美国教会助建大学也不过拔出九牛一毛罢了，不值得自夸。

后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在1948年时眼见时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也就离开中国回美国。毛泽东也为此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因为美国的撤走，在1950年后中美贸易归零，直到1972年尼克逊访华后，双方才又开始贸易往来。而在八年前起，中国已处于出超地位。依据2017年数字，中美贸易额已超逾5000亿美元，其中美国输华只约占1300亿美元，因此中国的出超货值已高达3750亿美元。

由于中国曾中断与美国交易22年（1950-1972），因此有人认为即使两国不再有贸易往来，中国人也不会饿死。当然今时与昔日的情势已是两个样，我们也不能相提并论，但道理还是存在的。

虽然特朗普在去年上台后，有针对贸易的不平衡提出改善建议，但一直未达成共识。结果在今年特朗普真刀实枪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出击；他更责怪美国的前任总统，包括奥巴马、小布斯及克林顿等“放纵”中国借“改革开放”而转动了中国，更引发世人的目光。换句话说，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来（1978-2018）取得的成就令美国坐立不安。

其一是自从在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于1978年复出的邓小平成为改革开放的推手。此后大量的外资涌入，也就出现邓小平的名言：“不论是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到后来发展成“不必计较姓“社”或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下，人民放松了对社会主义的热心，也对党纪有所弃之和漠视。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符合杜鲁门总统（五十年代）期望通过“和平演变”，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的轨道。邓小平的理论一时看来是向西方看齐。

但当习近平在2013年接班后，他发觉发展的势头乖离了党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因而在2018年提出“走近毛泽东”，“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还不断强调“勿忘初心”，让中国再向左转。

习近平在这一形势下，已成功地凝集了权力和通过修宪不再限制主席的任期。因而让美国大失所望，也就有了两位正副总统的左右开弓了，为社会主义唱挽歌。

其二，中国在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后，在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军备和经济上已越来越进步，排在第二位。美国如不在此时加强军备（2018年军费高达7160亿美元），阻止中国对南中国海的监控，它将会在亚太失去领导地位。

其三，在和平崛起10年后，习近平主席又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大战略，以协助周边国家改善基建，从而加速各国之间产品（包括农产品和矿物质）的交流。为落实这一伟大构想，中国投下巨资成立“亚投行”、“丝绸基金”及“五国金砖银行”等，已在声势上凌驾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为此美国形容中国在搞“债务陷阱外交”。对此彭斯说美国将会有新对策出炉克制中国，但他没说明是什么样的政策。

其四，因为贸易战打响，中国为使产品价格下调，以让商家应对美国征税，也就在今年以来下调人民币兑美元的幅度，约在9%；而中国也希望能维持在7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水平。

这对美国又是另类的压力，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使用人民币结帐；特别在购买石油、天然气及原产品上不再用美元。这对美国是何其重大影响。如果有一天超过一半的国家用人民币结帐，这对不断印发美钞应市的美国来说是危险的讯号，因为在目前，无论美国印多少美钞，全世界都要接收和承认它，这就是美元独霸地位不能被挑战的大道理。

当美国的一举一动包括对付和刁难住在美国的华裔（约有400余万）及监视43万中国留学生（特朗普指所有学生都可能是中国间谍）和坚持美国优先的立场时，最开刀是直截了当的是拿中国开刀，但美国也要提防对华“封锁”可能带来的反弹和世界陷入再一次的浩劫和危机。

刊登于2018年10月11日《东方日报》

巫统还有未来吗？

在今年10月1日落幕的巫统代表大会并没有突破性的言行，除了党主席阿末扎希较早前建议与“希盟”任何一个成员党共组团结政府外，其它的言论都是一般性的。

因为反应不佳，阿末扎希也就决定停止再议团结政府。这意味着巫统要重返执政舞台（即使担任配角）已是没有希望了，至少在目前看来没有这个可能性。

位居土团党第二把交椅的慕尤丁说，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建议，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建议。

希盟的统帅马哈迪首相更是直截了当地预测巫统没有未来，这个党已经残缺不全，正走向没落。

马哈迪是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接受记者的访问以回应阿末扎希的建议。

马哈迪做出苛刻的批评是有其依据的。首先在509大选后，国阵尚有79席，虽未过半数（共222席），但却是所有政党的老大。可惜很快的，砂拉越的所有国阵成员党全退出国阵，另组“政党联盟”。在一夜之间，国阵失掉19个国席，只剩下60席。接着在沙巴除民兴党夺得州政权及8个国会议席外，剩下来的17名国会议员分配如下：国阵（巫统7席、团结党、人民团结党及沙民统各1席）共10席。

经沙巴团结党拜林高调疾呼下，又及快成立“大团结阵线”，将所有国阵的国州议员拢在一起，且建议由原沙巴首席部长慕沙阿曼出任主席，拜林则退下。

虽然这个阵线有面对阻力，但只剩下7名巫统国会议员动向未明。直到今天为止，这7名国会议员是否“忠心”留在巫统内也不得而知。但“国阵”消亡已是众所周知。这之中 3名国会议员已退出国阵，则国阵（巫统）仍有7名议员，因此剩下57名国会议员。

不久前又有3名巫统国会议员退出巫统，使到巫统议员只剩下54名，若再有人退党，则巫统的未来也正如马哈迪所形容的：走向穷途末路？

不过巫统及国大党不派人角逐波德申补选，又向安华伸出橄榄枝是希望安华能有所回应。有人因此推测安华不会拒巫统于千里之外，但安华的回答是现在不可能，将来再说吧！显然这是留有余地的谈话，也希望不要在补选期间节外生枝。

无论如何，即使阿末扎希承认在大选后有两度拜会马哈迪，但没有任何结果。因为马哈迪认为在这个时候稳住东马的“军心”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他能够得到砂拉越的19名退出国阵的国会议员的支持，又获得沙巴民兴党8名议员和公正党及行动党的6名议员联手，就再有多14名议员成为希盟的盟友。

虽然希盟内部也有一定的问题，存在对议员数目的争夺，但目标只能瞄向巫统。如果巫统也断了加盟的念头，那就只能等政局的变化才来审时度势。

不过，批评巫统已失去方向或已没有方向也不是“无中生有”，毕竟自从巫统在1957年国家独立后已是中央政府，也就等于政府的政策就是巫统的政策；政府的任何措施都可以解读为巫统所同意的。久而久之，巫统与政府也就二合为一，再也分不开了。

如果说，东姑时代他还有区别巫统与政府是不同的机制，因而在1959年大选前卸下首相一职，交由副首相敦拉萨暂代首相，旨在避免反对党攻击执政党“公器私用”（结果东姑将党政分开也赢得美名，在胜利后又做回首相）。但到了敦拉萨时代，就直接表明“以党治国”的理念。在1970年9月22日出任首相时，他发表了如下的演讲：

“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把这个责任交给巫统，以使巫统能决定其形式—政府应跟随巫统的愿望和需求，并实施由巫统决定的政策。”

这一席话就清楚地告诉人民：巫统和政府是分不开的，即巫统是政府，政府也是巫统。

敦拉萨是在“513”事件后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他不但推出“新经济政策”，也立下“国家原则”，让人民习惯于巫统的统治。

当敦拉萨“一锤定调”后，巫统就成为马来民族入党的选择。因为巫统的影响力使到加入巫统的人都不会后悔。因此巫统党员有300余万名是可以理解的，也就相等于马来人人口1900余万的1/6。

即便在马哈迪当政时期，他也把党政结合得更紧。举其重要者有：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水平的宏愿。也就是说，在30年内打造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先进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在15000美元的水平）。后来由纳吉接手，也把马哈迪的宏愿抛下了，不再提2020年的宏愿了。

‚当巫统在1987年党选分出胜负后，马哈迪就表明凡不属于他的A队成员（即B队的成员）在选后不管胜或负，都不能当部长。这就毫无悬念地表白，即使在巫统内，属于不同阵营的人，也没官可做。只有到了1993年安华冲撞马哈迪后（即等于党冲撞政府）才激发马哈迪恢复启用B队的人马。阿都拉本来是东姑拉沙里B队的大将，因未离开巫统，也迫使马哈迪起用阿都拉克安华。

无可否认的，在位最久的马哈迪是把党政二合为一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为什么马哈迪这回又“看死巫统”？主要是他指责纳吉把党政搞坏了，出了大漏子，才由他通过反对党将巫统/国阵挫败的机会。也许在他看来，如果不是纳吉拜相，马来西亚不会有今天。但这一切又得回到2008年的大选后，是马哈迪促使阿都拉下台和力荐纳吉上位（2009年）带来的后果。这之中没有谁对谁错，而是第一次让人民看到原来政府是可以改变的（60年来几乎没有人相信政府是可以替换的。也只有这一回真的看到民主的曙光。而这又是马哈迪带来的。

因此总结一句话，巫统走到今天成也马哈迪，败也马哈迪。

至于巫统有没有未来，也不是马哈迪说了算，要看下一回大选人民要的是什么？

刊登于2018年10月8日《光华日报》

安华拜相伊党拦路？

很难理解为何到了今日伊斯兰党还是针对安华咬着不放？在过去安华不是与伊党称兄道弟吗？

这话说得没错，在1971年安华成立回教青年运动组织（Abim）时（但此组织在1973年才获准注册），他是获得了法兹诺（已故伊党主席）及哈迪阿旺（现任伊党主席）等人的加盟而成为安华的左右手。

1977年伊党与巫统闹翻，被踢出国阵。在当时，伊党主席阿斯里诚邀安华领导伊党，但安华没有答应，以致伊党一连三届大选都失败。后来在1981年马哈迪拜相时，安华选择加入了巫统。

自此之后，马哈迪、安华与伊斯兰党之间就有说不完的政治故事。

吊诡的是，伊党一向与马哈迪不咬弦，为何最近伊党主席哈迪阿旺跳出来主张马哈迪任完5年的首相期，不要中途让位给安华。这反映出在马哈迪与安华之间伊党选择保马弃安。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还得从1998年说起。这一年的国庆日过后，马哈迪于9月2日宣布革除安华官职（副首相兼财长），且在9月3日通过巫统最高理事会将安华开除出党，后者也即刻丧失党署理主席职。

在双重打击下，安华寻求伊斯兰党与行动党的合作，共同组成“替代阵线”，准备与国阵一见高低。

与此同时，安华也在全国各地刮起“烈火莫熄”旋风。令人震惊的是，安华在狱中被时任总警长的拉欣诺殴打至眼睛红肿。在舆论哗然下，伊斯兰党趁势在1999年的大选支持安华成为共主，也大加讨伐马哈迪。结果安华效应发生了，伊斯兰党也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除了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州外，并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马哈迪近期坦言，因为安华眼睛肿事件，导致巫统失掉300万张选票。

可惜的是，伊斯兰党并不全然认为是安华效应所致，反而认为是伊党改变策略，强调宗教政治所致。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伊党与巫统较劲谁的回教国才是正统的？开始显示伊党对安华有了离心。

也因为这样，行动党不能容忍伊党的宗教政治政策，在2001年离开了替代阵线。

当安华在2004年8月出狱后，他看到的尽是蓝色（国阵的旗帜）的天空，反对党几乎无立锥之地，包括公正党只剩下1个国席。主要是因为反对党阵线消失了，各自为政，结果是一败涂地。

在不利的情势下，安华惟有亲自领导公正党，再与其他反对党私下“分配”席位来面对2008年的大选。

由于反对党已成立不了统一阵线，鲜有人看好反对党会出人头地，最后爆发出来的成绩竟是反对党异军突起，连夺5个州政权（吉、槟、吡、丹及雪），也破天荒拥有82个国席，与国阵的140席相互对峙，两线制似乎“呼之欲出”。也因为时间紧迫，怕有生变，安华用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及快地将三个政党组成“人民阵线”（简称民联）。

可是到了2013年的大选前，伊斯兰党已发出不同的声音，有的主张由哈迪阿旺出任首相，也有建议由东姑拉沙里拜相，似乎忘记安华才是他们的“共主”。

虽然民联在那年没有拿下中央政权（国阵133席对民联89席），但民联内部的伊党公开摆明安华不适合当首相，因为安华仍面对第二次鸡奸案尚未审结，随时有坐牢的可能。

原本公正党是安排加影议员李景杰在2014年辞职，让位安华参加补选，以便出任雪州务大臣，多一层阻力来保护安华，但伊党却不以为然。

最后安华因其第二次鸡奸案罪名成立，虽有机会作最后的上诉，但已不得提名参选，也惟有请其夫人旺阿兹莎出马结果胜出。

这一下子，保守的伊党更有话说了，抬出苏丹反对旺阿兹莎任州务大臣，因她缺独立操作经验，得靠安华协助，结局是阿兹敏取而代之。

正因为安华的排阵落空了，果实由阿兹敏接收，也造成安华与阿兹敏有了“心病”，包括在同年安华与阿兹敏对宗教局向伊斯兰姐妹组织发禁令出现不同声音，安华反对此举；阿兹敏则声称要尊重当局的决定。

无可否认的，阿兹敏是比较接近伊斯兰党的，也是最后一个反对与伊党切割关系的公正党领袖。他与安华之间不但有了隙缝，而且伊党也煽风点火，插足波德申补选。此外哈迪阿旺的辛辣言语与极尽其挖苦之能事来贬斥安华，已意味着伊党较靠向支持阿兹敏（适逢公正党党选出现阿兹敏斗拉菲兹）。就不知道伊党在将来会不会成为安华的“致命稻草”？

刊登于2018年10月8日《南洋商报》

我们都是“马来由”人？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于9月29日为第七届马来文明局（ADAB）年度大会主持开幕时重提一段70年前的历史。他这样说，由马来国民党（PKMM）在独立前10年（即1947年）提出的建议，即允许所有人民以“马来由”的身份作为公民的“称号”，在今天来说是值得重视的。

“如果马来国民党昔日的建议被接纳，那么一直以来困扰人民的种族问题就不会存在”。

这一段新闻很重要，但也不是很多人明白其中的历史渊源，自然会对东姑拉沙里的建议无法完全了解。

其实东姑拉沙里的目的是要“解决一直存在的种族问题”，并第一次同意可引用马来国民党的方案。

我们暂且不深入讨论东姑拉沙里的建议是否可行，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厘清楚，而且也要对东姑拉沙里在文字上的使用与事实有些出入作出补正。

原本在三十年代马来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cob）在1937年成立“马来青年同盟”（KMM），其政治主张是组成一个包括马来亚在内的“大印度尼西亚”国家，但其反殖反英的立场，在日本南侵前（1942年），其领导人就被英殖民政府扣押和收监。日军入侵后，也利用他们反英。

当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批左翼马来精英就在当年10月成立马来国民党（PKMM），其领导人包括后来成为伊斯兰党主席的布哈鲁丁、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的阿末布斯达曼及后来成为劳工党主席的莫哈末依萨。

在这之前的两个月（1945年8月12日），印尼的苏卡诺（后来的印尼总统）和哈达（后来的副总统）在太平会晤依布拉欣耶谷，他们同意在未来建议立一个大印尼国家。但是在3天后（8月15日），日本即告投降，而苏卡诺也急切在8月17日宣布印尼独立（但未获得荷兰同意，因而爆发内战，直到1949年苏卡诺才重获控制权，而马来亚也回归英国统治）。此时在半岛失势的耶谷携其家人飞雅加达避难，直到1979年在印尼逝世。也因为耶谷失掉领导地位，已和马来国民党沾不上边，其“大印尼”计划也就胎死腹中。

马来国民党在吡叻成立后的两个月（1945年12月）又有一个非马来人的政党—马来亚民主同盟在新加坡成立。这两个政党虽然分别归为种族性政党，但却是左翼政党，也与马共有某些联系。

在1946年时，英国政府决定在不征询民意下推出“马来联邦”（Malaya Union）宪制，内中不提各州苏丹的地位，也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因而引起马来社会的关注和反对。在柔佛州务大臣拿督翁的领导下，成功号召41个马来团体于1946年3月4日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大会，除了抗议“马来联邦”的成立外，也决定成立“全国马来人统一机构（UMNO），简称巫统。这个政党在同年5月11日获准注册。

即便马来国民党曾参与抗议大会，但在3个月后它就退出而继续走左翼路线。这样一来，马来人基本上分成两大派系，一派属右派，是由拿督翁领导的巫统，它获得英国的信任，同意搁置马来联邦宪政，转而与巫统谈商新的宪制。但另一派则是左派，也就是由布哈鲁丁领导的马来国民党，它与其他非巫统体系的团体合作。

1947年初，由英政府与巫统及各州统治者制定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公布。因内中涉及不公平的条文，民间社团大举反对，包括新加坡被强制隔离。除了槟甲出生的人是自动成为公民外，其他州的非马来人得申请公民权。

在这种情势下，一方面由马来亚民主同盟领导的各族团体及快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1946年12月22日），参与的团体还有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印度国大党、马来亚妇女联合会、马来亚抗日退伍同志会、泛马职工总会等，公推陈祯禄出任联合会主席。

在另一方面，由马来国民党为首的非亲巫统的团体也在1947年2月2日催生了“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成员尚有烈火青年团、农民协会、觉醒妇女团等。

由于英国不愿就协定条文进行修改和讨论，导致AMCJA及Putera两大阵线结合在一起，另行草拟和提出另外一份“马来亚人民宪章”（The Peoples' Constitution），希望能得到英国接纳。

在这份“人民宪章”中第二条提出“马来亚的公民权即是一种国籍，其名称为“马来由”（Melayu），享有公民权者即可称为“马来由人”，负有对马来亚联合邦效忠之责任（“马来由”之名称毫无含蓄宗教的意味），公民权是发给出生、归化或由于婚姻而永久效忠于这个国家的人民。”

根据已故李烔才（前新加坡文化部政务部长，驻日大使）的回忆录《追寻自己的国家》一书中披露，冠以“马来由”来识别公民地位的建议是由布斯达曼（当时马来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所提出，后来获得接纳写入人民宪章。

对此，当时身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的余柱业（也是马共的领导人之一）在当时被问及将公民统称为“马来由”有何看法时，他这样回答：“这是名称吧了，好听不好听是不要紧的。假使马来亚政治良好，公民能够享受一切权利的话，这与名称是没有关系的。马来亚能成为强盛的国家，国际地位高，马来亚人也不会受歧视的。因此“马来由”这个名称很好听。”

有人认为按照马来文字眼，马来亚在马来文上是Tanah Melayu，没有Malaya（这是英文字）。因此很多人也不明白为何“马来亚联合邦”在马来文被称为“Persekutuan Tanah Malayu”。也因为这种关系，当华人如果也被称为“马来由”时，有些人就会觉得怪怪的。如果称为“马来亚人”就很舒服。可是在巫统看来这是巧立名称，不能被接受。

因为AMCJA及Putera提出的建议不被接受，终于在1947年10月20日爆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马新两地大罢市。遗憾的是，英国置之不理，尚且在1948年2月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迫使马来亚民主同盟收档。同年6月英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且在1950年查封马来国民党，一锤钉死“人民宪章”。

不知为什么，东姑拉沙里既身为巫统要员，近日却重提当日不能被接受的把“马来由”当公民权的标志，看来也可能被聊备一格或不了了之。

刊登于2018年10月4日《东方日报》

美国加剧围攻中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9月26日（星期二）上午在联合国一般性的辩论中发表演讲，前后35分钟。其中的重点提到了中美的贸易战和相关的矛盾和冲突。

他说，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2001年）后，美国失去了300多万制造业岗位，打击将近全部钢铁业工作的四分之一和6万家工厂的就业没了。在过去20年，我们因贸易赤字损失了13万亿美元。

“但那个时代已结束了，美国将不再容忍此类行为。最近美国又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课以10%的税收，连同今年6月的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入口美国课税25%，总共已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采取“惩罚性”的措施。”

“因为许多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违反了该组织原则，用政府制定的经济规划和国有企业来为自己取得优势”。这是间接批评中国不但倾销产品，强制技术转让，而且也私自使用别国的知识产权。

为此，特朗普说贸易必须公平和对等，美国不会再被占便宜。几十年来美国开放了市场，但有的国家则没有，导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

根据中美两国的数字显示，在1950年时（中共在前一年解放中国），双方的贸易总额有2.3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11.35亿美元的21%。这之中，中国向美国进口额是1.43亿美元，占中国全年的入口总额的24.5%（这是指在解放前双方的贸易往来）。但在1950年以后，中美两国贸易急剧下降。到1953年时，仅剩下中国对美国出口2000美元，再下来就完全中断了。直到1972年后，两国的贸易交往才恢复过来。这一年的2月份，美国总统尼克逊破天荒到北京进行访问，当时两国仍未建交。当毛泽东首次与尼克逊会晤握手之时，整个世界掀起了巨大的变化。

最明显的是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地位。

随之相应出现的变化是中美在同一年（1972年）恢复贸易往来，总计有1288万美元，以后逐年增长。到了1994年，双方贸易总额达到354.3亿美元。

在以后的年代，中美贸易额只有上升而没有后退，而且在8年前是美国居顺差地位，但在这之后就变成中国顺差，美国逆差了；尤其是在2017年，中美的贸易额超过6千亿美元，以致两国的差额进一步扩大，中国居顺差地位，计有3752亿美元的优势。因为美国输华的款额只达1304亿美元，中国输差的产值高达5056亿美元。结果美国认为老是吃亏。因此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后，他就迫使中国减少顺差额，在2020年时，中国应减少顺差额2000亿美元。

特朗普认为若未得到改善而使美国逆差不断地恶化，形势就对美国不妙了，甚至连资本主义体系都保不住了。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刻意把双方的分歧提升到意识形态上。他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他甚至拿委内瑞拉破产的例子来形容社会主义学说已破产。这种做法是粗暴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比起五十年代美国在中苏搞“和平演变”就露骨得多了。

因此特朗普的贸易战是非打不可的，因为这是美国最有利的武器，足以逼使中国就范；以配合美国动员印度、日本、越南对周边国家搞“政权轮替”来挫败一带一路的宏伟工程。如果说当年（2003年）中国提出要和平崛起时，美国还不太注意，也不认为中国能够在经济上、军备上和政治上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总认为中国的“崛起”顶多只能排在日本、法国和德国之后。但当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后，美国开始担心也看到中国用其庞大的资金来协助周边国家的基建，进而拉拢这些国家走近中国。美国形容中国通过国营企业搞“国家资本主义”（此举旨在验证中国在向资本主义靠拢），并将进一步改组私人企业加入国有的元素，但中国否定这一说法，坚持中国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复辟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又在2015年提出“2025中国制造”的战略；进一步刺激美国坐立不安。因为美国人口没有中国人口多，不需要大小产品都由美国制造。如今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的生产国，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也可能成为消费国了。

如果再给中国多10年，它的一带一路工程肯定开花结果；它的“2025中国制造”也会成功，并连带促使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升高（现时已有近30个国家使用人民币结帐，而欧元地位已因英国的退出转弱了；日元更没有广泛的国际基础）。

总而言之，中国也动用其储备金（目前有31121亿美元，占世界第一）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如果贸易战交恶，即美国再增加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就意味着中美贸易额已100%征税。后果如何没有人知道。只能知道，如果中国受重创，美国也同样伤痕累累。

换句话说，如果特朗普不愿意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存，那他也要承受由此引起看不到的硝烟战争带来的悲剧。

刊登于2018年10月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