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政党 VS 多元政党 （天下纵横）

时下人们都喜欢谈论一个课题，那就是经过308大选之后，种族性政党是否已走到瓶颈？若不改革，就没有前路！

一般人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看到不鼓吹种族性的政党，如公正党及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佳绩；反观马华和国大党则输得很不光彩，似乎是因为它们是种族性政党所致。

例如在今年7月7日，我应邀在马华参加一场针对相关课题的辩论会，就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在针锋相对。有人认为马华应该转型成为多元种族政党，不要再像过去只限华裔参加；有人主张马华党人要有多元思维和多元视角，以便在思想上转型，不要老是把自己标签成华人政党，只从华人的角度看问题。换句话说，在马华不改变党章下，把自己转成多元理念的政党；但也有人认为马华不必转型，只要有胆识据理力争，促成一个公平的社会；尤其是巫统不转型的时候，马华的转型是不切实际的，也会失去其原有的民族特性和代表性。

我不特别指名道姓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辩论会，允许“百家争鸣”，也允许各抒己见。当中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那一条路比较好走，比较能争取民心。

首先我们针对第一种观点作评述。这等于是马华把自己转成类似民政、人联或行动党的多元类型。但这些标榜多元的政党又何尝不是在华人区争票源？再者所谓的多元性政党因历史与现实的限制，它们极不容易声称代表马来人的社会，毕竟它们缺少了回教的元素，而一向以来代表马来人利益的政党不是巫统就是回教党，及至10年前，才又出现公正党插足其中，因为是以马来人为主导才具备条件在马来人社会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忝为国阵一员，即便转型成多元政党，也一样在华人区争地盘。因此它的转不转型并不是重要的议题，也不是当务之急。

因此，我们落到第二个意见，那就是并不强求马华自身蜕变成多元性政党，而是要求告别过去只为华社诉求的思路，转而采用多元思维看问题。这种想法也不新鲜，其实马华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多元思维。其创党人陈祯禄虽为华社请命，也一再强调马华也是多元思维的，以国家利益为重。

自陈祯禄以降，每位马华领导人都是在这样的思维下领导马华，并与巫统合作，谁也没有刻意突出马华的种族性；甚至在许多时候，马华被认为因为要服膺于多元社会，不得不作忍让与迁就。久而久之，马华在华社的眼中变成在多元社会中求存与为顾全大局而委曲求全的形象。

这就是说，马华不是缺乏多元思维，而是它的多元思维被解读成对霸权政治的“宽容”。但霸权政治不是多元思维，而是另类的种族思维的体现。因此我们不能说马华没有多元思维，只有单元思维。事实是马华在多元思维下要考量的东西太多了，多到“以和为贵”；多到把“退让当谦虚”。

从这样看来，马华本就拥有多元思维，又何必转成多元视角。恰恰相反，马华所缺乏的不是多元思维，而是缺乏为民族权益据理力争的那一块宝贵元素。

这就触及第三种看法，那就是整个问题的本身不是因为马华是种族性的政党才会在308大选中败落。而是马华所代表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不够明显和不够挺拔，没有克制霸权话语的叫嚣。

因此，今天马华面对的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痛定思痛，力促巫统有效和明显地以国阵精神为依归，一切要以国阵为导向。离开了国阵精神，而只涉及马华转型，那不过是自己转来转去，终究逃不出原有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定型在代表华人社会的这一块。脱离了华人社会，马华的存在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就此来看，今天的马华的弱点不在于转不转型，而在于它如何带有新的民族的精神，在多元社会中重新建立起它的威信和品牌。

华社只是对马华有所失望，不是绝望。这就是说，华社还是需要马华振作和能够带领华社寻求一个公平与合理社会的实现。

正当马华领导层处于交替阶段，其未来的领导人真是任重道远，也被寄以厚望。

从历史看“非种族性政党”

马来西亚的种族性政党在308大选过后，有提出一个转型的概念。即以多元种族的视野和以多元种族的途径来处理人民的需求；最好是能够转成为多元种族的政党，以告别种族主义的标签，暂且不论种族性政党是否有意愿转型或能否转型成功，我们不妨从历史看多元种族政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出现的第一个多元种族政党是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它曾参与1947年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强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不接受他们提出的“人民宪章”。領導這場大罷市的是陈祯禄，他当时虽然是各族参与的“全马行动理事会”主席，但也不得不与马来国民党的“人民力量中心”共同起事，因为要更具代表性。可惜无法开花结果，1948年“马来亚民主同盟”自我解散。

由于时局的急转直下，陈祯禄至1949年领导华人成立“马华公会”，以保护处于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的50万人民。既是华人政党，自然被标签为种族性政党。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回应马来人成立“巫统”。正因为这样，才有日后的“联盟”乃至“国阵”出现。

第二个非种族性政党应推林苍佑在1951年于槟城成立的“急进党”，一度是槟城最大的政党。吊诡的是1954年林苍佑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急进党”也就无疾而终。

这就是说，两位政治巨人，一先一后从非种族政团转身成为种族性政党的领导人。没有人说他们这样做是错的，因为时代需要“民族主义的英雄”来领导华人。

第三个非种族性政党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后所创立于“马来亚独立党”，以抗议巫统拒绝开放门户于非马来人。1954年这个党改名为“国家党”，仍由拿督翁任主席，副主席则是橡胶业巨子连裕祥，1955年国家党在大选中一败涂地，连裕祥过后也离开国家党，转而参加马华公会，一度还是槟州马华主席。

拿督翁虽然仍坚持领导国家党，但在1959年时，这个党已全然脱胎换骨。转成马来人政党。在回教党的支持下，拿督翁才在丁加奴取得国会议席。1962年拿督翁逝世，国家党也因之消失于政坛。1971年巫统将拿督翁遗像迎回巫统，定位为巫统的奠基人。

第四个非种族性政党也是在1951年成立的劳工党。原是区域性政党，后来发展成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强调意识形態而排斥种族思维的政党。它在1957年与也是标榜左派的人民党（1955年成立）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与右派的“联盟”（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分庭抗礼。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的基地在华人社会。1964年社阵在选舉中失利，1965年，人劳两党因对国语法案分歧，结果在1966年宣告仳离，社阵消失。劳工党后来也因备受压制而杯葛1969年的大选，旋后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自此之后，劳工党进入“冬眠状态”，更在1972年被吊销注册。人民党则逐渐转型，经过1974年的大选 交白卷后，这个政党的马来人色彩更加浓厚。2003年，赛胡申阿里将之与国民公正党合并成“人民公正党”。

第五个非种族性政党是1953年成立的“人民进步党”，由DR及SP辛尼华沙甘两兄弟领导，起家于怡保。1969年大选取得佳绩后应邀加入国阵，转成执政党一员，基本上被形容为印华混合的政党。1974年大选受痛挫，从此一蹶不振。虽然至今仍是国阵一个成员，但它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前途难卜。

至于在马来亚独立后成立的非种族性政党，命运虽各不相同，但还是摆脱不了种族倾向。

例如
（一）1963年由退出马华公会（1961年）的林苍佑成立的民主联合党，以标榜多元种族出现政治舞台，似乎又回到“急进党”的年代。1968年它又并入民政党而在1969年大选取得辉煌胜利，成为槟州的执政党，1972年它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1974年加入国阵。虽然保持多元性，但在国阵内已被视为华基政党，与马华公会关系若即若离。2008年大选，双双成为“难兄难弟”，政途有待考验。

（二）1965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党”脱胎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向以来高舉多元种族旗帜，但立足于华人社会，因而成为马华和民政的克星。它也从来没有掩盖其华基政党的色彩。也因为与人民公正党合作，才能在308大选中脱颖而出。这说明多元性的反对党，单枪匹马不易成事。

（三）1998年由安华一手督导的“国民公正党”，也亮出多元种族招牌，采取了拿督翁的手法向国阵叫板，但它从一开始就定位为马来人主导的政党，在比例上是6-3-1的方程式；而在东马则另有安排。它既不是巫统和回教党的翻版，也不是46精神党的继承者，而是准备在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中杀开一条血路，但也不得不与其他反对党合作。经过10年磨练，终于在308大选中改变国家的政治格局。看来，它是一个准备打破历史规律的政党。有人因此认为大选冲淡了种族政治和刺激了种族性政党要求转型的可行性。

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多元性与单元性的色彩，而是霸权政治引发了后遗症。因此，与其作高难度的转型，不如对症下药。以上的历史例子也告诉我们，不是标榜多元性就可解决种族问题，而是一个政党的立论与实践是否相辅相行？是否有勇气纠正时弊？这和转型与否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合作的政党如何作出合理的定位。

（原载于2008年7月26日 《南洋商报》）

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村 浮罗山背掀开华人南迁史第一页

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村终于在槟城的浮罗山背成立起来，展示了客家人第一个落脚地的村镇直到今天仍然保存客家人的特色。

为示隆重，槟州客属公会于6月1日邀请客家乡贤，卫生部长拿督廖中莱主持客家村联委会成立大会并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强调客家人团结的重要性，以便在政经文教领域配合政府的努力，创造和谐社会。他也同时宣布赞助马币一万元作为客家村活动基金。

也是客家人的曹冠友行政议员致词时回应谢诗坚的建议时表示槟州政府支持在浮罗山背建立一座中国式的客家土楼作为地标，内设文物馆，以共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其他致词者有槟州客属公会会长容群耀及浮罗山背客家村联委会主任曾高远。出席观礼的嘉宾尚有客家乡贤，前副新闻部长拿督斯里谢宽泰及当地州议员，前副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希莱尔医生，场面殊为热烈。

客家村工委会主席，也即是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在大会发表重要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演讲，阐述了客家人是马来西亚华人南迁的开路先锋，才有今日的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的出现。

以下是谢博士的演讲文稿：

主题是： 槟城是客家人发祥地
七个第一领尽风骚

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作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见证我们通过集体的努力挖掘和回忆，我们客家先贤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洒下我们的血汗，也参与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串成一个富大自然色彩而又美丽的浮罗山背。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客家人在浮罗山背彰显的力量也渐渐地被溶化乃至有人也不知道客家人竟然是我们的开路先锋。为了不让历史遗忘客家人的功绩，我们决定用行动来唤起客家人千万不要忘记这里也是我们的根。虽然我们寻根要回到中国去探索源头，但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槟城则是客家人的第一个发祥地，浮罗山背就是我们的大靠山。英国人在1786年开辟槟榔屿时，我们的少数客家人便已在这里居住，而后就有数不尽的华人大量南来，卖猪仔也好，背井离乡也好，我们的先贤，包括客家人从这里走进了联邦内陆，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客家人体系。正因为浮罗山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个浮罗山背客家村联络委员会也就顺理成章成立起来。我们只是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就顺利地组织了这个委员会，乡贤们的热烈响应不仅令我们感动，也证诸了浮罗山背存在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家村。今天的成立大会，就是要向全世界的客家人宣告：一个新的客家村就在槟城的浮罗山背。这也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有组织性的客家村，也引起了客家学者的关注。

我谨此宣布：一个由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研究所的13名学者将在本月23日起来到浮罗山背进行田野考察。他们将分成语言和文化两个组合来实地调查研究，而后一个组合将会在浮罗山背长驻一个月。我相信通过他们的研究和发掘，不难在浮罗山背找到他们所要的历史古迹，以证明客家人的天性是宁可住在穷乡僻壤而不与城市人争地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加入了天主教会，甚至一度是用客家话来传道。这与太平天国（1851－1868）的洪秀全打着耶稣天国的旗帜不无关系。正是在那个时候，有较为大量的客家人再次南迁，浮罗山背也就成了他们其中一个落脚地。

不仅于此，我们客家人也是宗教自由的民系，道教组织的神庙在这里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守护神。

伴随着宗教也带来了文化教育，早年的学校就设在神庙内，而且用客家话教学。由于我们客家人的生活简朴和勤劳，世代相传也成了一个典型，在这里居住了四代乃至第五代的客家人。他们从事耕种打渔和园坵生活。我相信，通过台湾学者的访问和考察，必然能勾起老一代客家人的记忆，而口述出来。只要我们一点一滴地用语言，用古迹，用家族生活等事迹，就一定能结成一个动人的故事，一部具有意义的客家历史。当然这需要我们乡贤的大力配合，以还我客家人一个历史真貌。有关研究在将来成书出版后，肯定能使浮罗山背扬名于世，也会为我们客家人争光。

其实，在马来西亚，客家人是华人社会中不遑多让的民系。我们在方言体系中名列第二，占第一位的是福建人。根据估计，客家人约占6百万华人人口中的20%，超过了120万名。因而我们有了一个庞大组织的客联会，团结了全马来西亚的69个客家社团。

虽然槟城的客家人因为人口的过大流动，而不再占有重要的比例，大概只是槟州140万人口中的10%左右，但槟城客家人在马来西亚建国历史上扮演的第一角色至少有六个。如果连同今日我们成立的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人最早聚居的客家村，那就是七个第一了。

1. 在政治方面：第一任的清朝驻槟城领事（1893年）是我们的客家人。他就是客家人表率的张弼士。接下来的四任驻槟领事也全是客家人。他们是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

第一位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1912年）也是我们的客家人一直到1930年。他就是槟州客属公会创会人戴淑原先贤，他的父亲戴欣然（戴喜云）则是清朝最后一任驻槟领事。

第一任槟州首席部长也是我们的客家人。他就是来自大山脚的王保尼乡贤。一个有关他的纪念馆就设在槟城市区内。

2. 在宗教方面：第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海珠屿大伯公庙是我们客家人在1799年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引以为荣的旅游景点。大伯公庙的建立也是纪念我们的第一位在槟城居住的客家人张理和他的两名结拜客家兄弟丘兆进及马福春。

再者，举世闻名的极乐寺，建于1891年，先成大士殿一座于山麓，5年之后，由我们的客家人张弼士、张煜南、谢荣光、郑景贵及戴欣然共集资17万9千元进行扩建，前后16年完工。这就是说，今日的极乐寺之堂皇，我客家人功不可没。

3. 在教育方面：全马第一间新式华文学校于1904年建立，取名中华学校，目前已迁至阿依淡。创办人就是我们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及后新式华校如雨后春笋成立起来。此外，有百年历史的时中学校曾是客家人留下的春风化雨的标记。

还有位于浮罗山背双溪槟榔的新民义小学，也有百年的历史，是张弼士的后人所建。

4. 在社团方面：全马第一间有注册的华人社团首推槟城嘉应会馆。它成立于1801年，证明客家先贤早就懂得组织起来。与它年代不相上下的也是客家人组成的增龙会馆。

5. 在个人方面：第一位富甲一方的是我们的客家人郑景贵（1821－1898），他比张弼士年长20岁，既是海山会党首领，也是甲必丹，发迹于霹雳采矿业。郑景贵留下在义兴街的“慎之家塾”今天也成为其中一个旅游景点。

6. 在金融方面：郑景贵的儿子郑大平（1876－1935）是第一位被授权发行钞票的个体，几乎不可思议。显示了这位客家人的财雄势大。

所有这些的荣耀，在早年的槟城乃至马来西亚，莫不突显客家人的“丰功伟绩”，而我们浮罗山背的客家人，虽然不及几位客家显赫人物名留百世，但他们群体放射出来的影响力，也造就了今日的浮罗山背成为一方宝地。

在浮罗山背共有九个主要乡镇，即浮罗文丁、浮罗勿洞、双溪槟榔、双溪槟榔港口、新路头、班台亚齐、亚逸布爹、美湖及浮罗市区，都住着不少的客家人，其中最集中的是双溪槟榔及浮罗勿洞。前者近90%是客家人，总人口有近2000名；后者人口超过2千余名，客家人占一半有余。联同其它的乡镇的客家人加起来，就足以展示出客家人早年选择在山区居住是与客家人的历史不无关系的。在中国，客家人多是住在山区和边区一带，经济条件较差，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外来人而不是本家人，只好谦卑地远离城市谋生。

也由于客家人一向住在贫瘠之地，造成早年有最多的客家人漂洋过海时选择了浮罗山背。他们几代人都不舍不离，虽然年轻的一代从这里走出去，但他们永远是来自乡村的孩子。

这里是一个与城市隔开的社会。虽然交通至为方便，上山下坡都是一码事，但来到浮罗山背的感受是乡村的气息一百年不变。双溪槟榔还是那么古老，浮罗勿洞还是一个渔村。大自然的环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我们客家人没有怨言，乐在其中，且又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客家人的入乡随俗，像其它方言的华人一样，与马来人的融洽生活让我们领悟浮罗山背真正体现了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的社会。

这也是马来西亚各民族和睦生活的一个典型。根据估计浮罗山背约有10万人口，华人有4万左右，其中客家人占有1万5千名左右（数目尚待证实）。虽然物换星移，不少客家人已不流行操客家话，但上了年纪的人都喜爱用客家话交谈。他们没有忘记客家话曾是这里的通用语言。为了衬托出客家村的内涵，槟州客属公会希望能在这里建立有实体的客家村。若有人愿献出地皮或借出地皮，我们计划将中国的客家土楼移植在浮罗山背的适当地点，或者我们也会向槟州政府提出拨地申请，以建立一座客家地标。

只要我们客家人联合起来，我们将有希望在浮罗山背以客家村的文化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例如结合美湖的情人桥，双溪槟榔的大弯桥，班底亚齐的国家公园，再加上客家村的出现，也许世界游客会慕名而来。但前提是政府有必要重修扩建和充实美化这些景点。

台湾有一个美浓客家村已成为旅游景点，什么时候浮罗山背的客家村能挤入旅游地图，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如果槟州政府有这个意愿，我们客家人愿合力助其成。这对刺激浮罗山背的经济发展，肯定有巨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只是一个起点，未来的道路尚很遥远，但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客家人的血，思想上有不灭的客家精神。在重重困难中，我们成功地在槟城重建五层大厦，并设立起具有参观价值的客家文物馆，没有理由我们不能在浮罗山背再圆一个客家梦。

（大马客联会署理会长暨浮罗山背，客家村工委会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在浮罗山背客家村联委会成立大会致词 1-6-2008）

单元种族政党是否能走多元种族路线？

马来西亚是个独特的国家。自1969年“513”事件以来，就未曾发生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因此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以马来西亚种族和谐作为范例进行研究，而我们的政党，包括种族性政党洋洋得意地宣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长安久治的大计，那就是通过种族性政党的结合，来推行多元种族路线，即便有不满或失衡，也被认为是偏差所致，与大方向无关，久而久之，我们满足于现状的维持，没有改变的必要。

它的特征反映在种族政党先以本民族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再以本民族的利益向多元种族相结合。换句话说，种族性政党以其局限性的角色扮演整局的大角色。而为了顾全大局，经常作出妥协性的让步，乃至对种族政策的推行“侵犯”了自身民族的利益，也以忍辱负重的精神扛着，成了“不公政策”的解释者，甚至捍卫者。

主要是因为参与执政的种族性政党，例如马华没有实权，无法有效地捍卫和推动公平政策，只能让位于拥有实权的执政党，如巫统即是，在彼此都宣称和服膺多元种族路线下，却出现一边单元治国；另一边借多元之名，臣服于单元治国理念的怪现象。

从这样看来，种族性的政党在现今的政治架构下要走多元种族路线是一个空想和不切实际的。因为实权的一方从种族思维为多元种族社会制订了具有种族倾向的政治格局和政策，以至其它成员党不得不靠边站，不但捍卫本民族利益的理想未能溶入其中，而且所谓的多元理念变成了一党独大下求存的一个笑柄。甚至反对党也不得不在多元理念下对相关种族（民族）利益提出诉求的道路。整个来说，它导因于霸权政治破坏了多元理念，进而也迫使种族性政党接受霸权政治规定下的所谓“多元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多元种族路线”已是变相和被利用成为单元治国的表象。

除非巫统能够洗心革面，恢复到创党 人拿督翁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先打破种族性结构，成为一个多元性政党，不然在国阵机制下我们无从展开一个新的多元政治旅程，这就是说，尽管马华如何调整思维，用新口号打造多元理念，也无法改变既定的种族性垄断国家权力的局面。为此，马华在此时此刻自我转型，提出“四大主义”，也只是一种自我改造，未触及实质性问题。实质的问题是国阵成员中谁带头打破一党独大，还我公平社会？

1. 战后是种族政治的萌芽期

这个问题应该回到多元种族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单元种族政党？是谁先创导种族性政党？答案是：

(i) 1937年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M (Kesatuan melaya muda) 日治时代被收编，而后出现了kris (kesatuan rayat Indonesia semenanjong) ，半岛印度尼西亚人民协会，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国民党关系密。在1945年8月与印尼达成流产协议，成立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后来被日本忽然投降打乱了整个计划，否则今日的马来西亚历史将改写。
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 (partai kebangssan melayu sa-malaya)
1946年5月巫统成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1947年出现国民党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及陈祯禄领导的全马来亚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汇在一起，有了所谓“马来亚人民宪章”的提呈及大罢市。这是左思潮带动下的一次华巫大整合，结果失败。1948年2月英国与巫统协商下推出了“马来亚联合邦协议”。
1948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紧急状态实施。出现了右翼思潮抗拒左翼思潮。右翼马来人政党取得了政治主导权。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禁。
1951年回教党成立。

(ii) 华人种族性政党也出现。
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它的背景是因为华人新村的出现。立场是反共的，维护西方资本主义，与巫统取得共识，1953年成立两党联盟。
1955年参加普选。

(iii) 印度人种族性政党出现。
1946年成立印度国大党，与尼赫鲁的国大党关系密切。
1954年加入联盟。
1955年参加普选。

(iv) 非种族性政党
1930年马共的成立
1945年12月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成立
1947年左翼力量通过AMCJA参加大罢市
1948年马来亚民主同盟解散
1951年5月马来亚劳工党成立
1951年6月林苍佑的急进党成立
1951年9月拿督翁脱离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国家党
1953年1月人民进步党成立
1955年马来亚人民党成立

这些个非种族性政党，有激进社会主义的，有民主社会主义的，也有资本主义的，打着非种族性的旗帜，后来也倾向于种族性。因为在马来亚多元种族的现实社会限制了意识形态政党的发展，而宗教因素也是约束了非种族政党全面跨进马来社会。整体而言，非种族性的理念没有得到适合的土 壤滋长。

2. 马来西亚成立是种族政治的形成期

(i) 1963年的马印对抗掀起一场思想意识的国际斗争。一边以印度尼西亚为首的马来左翼政党的大结合；另一边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华人左翼政党的整合，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冲击右翼的执政联盟和英国殖民主义者。

(ii) 1964年加入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率领下，人民行动党形成第三势力，打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挑动马来社会神经腺，被视为“华人口号”，而其目的是要取代马华在执政联盟的地位。

(iii) 选举结果华人担心左派政党导向印度尼西亚对华人不利，导致种族性政党取得大胜，而非种族性政党（反对党）蒙受惨败。换句话说，在意识形态与种族利益面前，前者让位于后者，种族政治在因势利导下取得立足点。

(iv) 1965年政府指控反对党中的马来领袖涉及准备在海外（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大举逮捕，揭开左翼马来领袖与宗教相结合，服膺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纳沙贡”指导思想。华人左派领袖大感惊愕，转而走向街头政治，更激进地高举毛泽东思想，遂使到左翼阵营出现种族性分裂。例如，1965年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反对国语方案导政1966年两党分道扬镳。另一方面，非左翼的人民行动党因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也终止第三势力对马华公会的冲击。

(v) 1966年印度尼西亚流产政党，右翼军人苏哈多抬头，结束马印对抗，苏卡诺的“纳沙贡”理念破灭。在美国支持下，从此回教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升级（及至后来，美国引用回教国家的回教激进份子打击苏共和中共的“革命路线”）。这个分界线也刺激了种族政治进一步抬头。一方面基于种族思想，因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出现的民主行动党，也被归纳为与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辛尼华沙甘的人民进步党乃至劳工党同属于华基政党，虽然它们坚持多元路线的理念。另一方面，基于宗教思想，回教与社会主义划清界线。

3. “513”事件是种族政治膨胀期

(i) 1969年的大选虽然说非种族性的政党取得突破性的胜利，但也发生不幸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巫统开始蜕变，由敦拉萨掌控全局。

(ii) 除了吉兰丹仍由回教党主政外，只槟州出现变天，但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民联并入其中）上台不意味着联盟的失落，因为林苍佑原本就是马华的人，也是联盟的人。他虽与东姑交恶，但未与敦拉萨反脸成仇。1972年联合政府的成立及1974年民政加入国阵（联盟的扩大）意味着非种族性的政党也被标签为代表华族利益的政党。

(iii) 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敦拉萨就任第二任首相。在就职礼上明确提出“以党治国”理念。他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使巫统来决定其形式──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 统来决定”。“展现了种族政党居于国家政权的主导地位。”

(iv) 敦拉萨在1970年启动了宪法条文的马来人特别地位；推出“新经济政策”，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同时推出“国家原则”五大信条，内中包括对宗教的信念，不让无神论主义滋长。双管齐下，全面地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结构。

及后有了“土著和非土著”之分。土著除了指马来人外，也扩大到对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在内，一连串的优惠政策伴随而来。

(v) 1971年，马华公会在陈修信领导下，展开华人大团结运动，以应对马来人政治权力的扩大。可惜不久之后胎死腹中，但也因此进一步强化了种族政治的地位。包括陈修信拉拢左派人士加入阵容，允许香港左翼的银星艺术团表演带有文革的节目。这种左右逢源的政策的目的就是使到种族政党有更大的政治筹码，无形中突出了马华的种族政治形象和地位。

(vi) 尽管华裔对“新经济政策”有所保留，也不反对提高马来人经济地位。于是，新经济政策扩大到其它领域，如教育、公务员、特定重要行业实行固打和执照制度，形成一张大网。

为了弥补华裔在心灵上的失落和担心利益被剥夺。1974年的马中建交则为敦拉萨启开一个新契机。在华裔一片欢呼声下，也对政府的保护政策和施政不那么挚着和在意，也使到敦拉萨进一步地塑造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国阵也在这一年成立，将原有的联盟扩大而成，容纳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和砂人联党沙巴联盟及砂州联盟。一共9党联合执政。表面上看来是多党执政，实则进一步削弱马华的代表性，突显巫统的威权性。难怪取代陈修信上台不久的李三春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政党。自那以降，马华在政府的地位有降无升。华基政党分散了马华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它与巫统“对等”的日子已是越离越远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华的种族思维只有加强而未有松弛，因为它不参加国阵，不声称代表华人，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因此马华只好通过打击民政党来恢复它昔日应有的地位，用种族思维巩固马华政治地位。

(vii) 种族政治在1974年后变得更加明显，而各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在无法抗衡巫统下，也只能在华人社会争地盘，也就限制了种族性政党背离民族（种族）利益高谈阔论多元种族政治，更不会刻意走多元种族路线，因为它们无从宣示代表了马来人的利益，也代表不了东马的土著的利益，它们的视野不容易宽敞起来；恰恰相反，它们只能成为华人的守护神和捍卫者，所谓的多元理念也就变得模糊和不切实际。

4. 马哈迪主政期出现种族霸权政治

(i) 1981年上台的马哈迪，他继承了敦拉萨的一切政策，并将之提升为马来政治在政府内的统领地位，以便进一步解决他所坚持的《马来人困境》。他不反对李三春与林苍佑斗，因为那只是涉及槟州主导政权之争，无损马来人的崇高与掌控地位。1982年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8席证诸了这一点。

(ii) 他巧妙地引进了安华依布拉欣，让后者领导的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归顺”巫统，以便在政府机制有效地推动回教化措施和引进回教价值观。马来西亚的回教化运动由兹掀开新页。在非马来人绝大部份不是回教徒的现实下，结果马华公会无法克制回教势力的膨胀。这就是说，当华人政党缺乏了回教这一块的思维时，它要用什么指导思想来开展多元政治呢？

(iii) 马哈迪不仅打散了华基政党的整合，也使它们忙于为华社请命，无暇用多元种族斗争来影响马来人的政治信仰。从李三春到林良实；从林苍佑到林敬益；从王其辉到杨国斯，他们又改变巫统多少？1982年的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成为华社的一个空想。最终被巫统改变了所有的成员党。再者，1990年，从巫统分裂的东姑拉沙里虽然结合了回教党及行动党向国阵全面宣战，也无功而返。因为马来人不接受改变是必要的，还是认同国阵的种族性组合。

(iv) 1993年马哈迪也以强势领导使巫统东渡沙巴成功，进而成为强大的执政党，即便卡达山杜顺族，及华人加起来超越马来人和回教徒，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除了外来移民（合法的非法的）超过百万大军外，也分裂了非马来人的政党，原本只有一个大党掌权（如人民党及团结党），在1990年拜灵起事之后，便变成今天的沙团结党，沙进步党，沙自民党，沙民统及沙人民团结党的四分五裂局面，如何与强大的巫统争夺主导权？更遑论用多元思维来整合至少38个种族！

(v) 马哈迪为树立权威统治，先后通过国会修改宪法，限制王权干政。继后又因党争动用司法，也发生了法院院长及大法官被革职事件；时至今日更爆出林甘短片的一片疑云。整个司法制度受到质疑，一直延续下来。由此可见，在马哈迪当政下，突出一党独大的政治致向。

(vi) 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也显现他在1998年革除安华副首相兼财长职，更将之开除出巫统。一个人决断其副手的政运。其它成员党除了符和外，还是举手赞成。这说明了国阵即便由14个成员党组成，政府的决策权操在一个人的手上。多党制变成霸权政治。由此来分析，其它政党的走多元种族路线已是没有多大意义，尤其是执政成员党，更无法代表马来政治发言，因此其多元政治理念受到置疑。1999年大选回教党抬头说明不了华基政党的多元种族理念打击了霸权政治；反之，国阵对行动党的抹黑意外地击倒林吉祥与卡巴星。只能解读成种族政治牌起了作用，华社也没回应安华的“烈火莫熄”。

5. 安华力抗霸权政治

(i) 于2003年继位的阿都拉，承接了马哈迪所留下的“政治遗产”。首相的权威徒增不减。2004年的大选，阿都拉取得空前的胜利后，已无需顾忌回教党带来的威胁；更不会重视民主行动党的压力。抑有进者，安华的“烈火莫熄”快灭了，阿都拉变成无人能挑战的领袖。

(ii) 阿都拉的狂胜，不幸地衍生出巫统党内的次线领袖变得更加妄狂自大，言语尖锐刺耳不饶人。例如槟州首席部长应轮到巫统人担任；马华领袖在马来选区胜出的揶揄；一声下令收回与各宗教对话解决宗教争议的备忘录。更严重的是举剑展权势，对新经济政策延续的强辩及任由贪污疑云不断，引发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在这方面，巫统并未进行检讨其单元思维，反而引发了巫青团中出现各种怪论，伤害了其它民族的情感，但又不当着一回事。国阵内的华基政党只能发出无力的回应，既没有得到重视，也无法彰影多元治国的理念。

(iii) 国阵精神未有得到维护下，诠释权只在巫统，不在其它成员党手中。在这种情形下，华基成员党的沉默或表达软性意见，虽被认为是对多元种族社会和谐的忍辱负重，但也暴露了其不敢面对霸权政治的弱点。而这种微弱的多元思维若有的话，在非马来人看来，不提也吧！

(iv) 安华以最强势的领导，为其公正党打开一条新路，即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多元种族政党是未来的希望。他比起回教党和行动党更敢于表达多元政治理念，而且用行动来证明他正在推行前所未有的尝试，既有马来人，也有华人和印度人加入其中。更进一步，他也成功地拉拢回教党和行动党加入斗争行列。一个以安华为首的反对党阵线在松弛的基础上乃告成立起来。比起执政的国阵，自然无法相提并论，但国阵的弱点则因一党独大不断地被鞭策，连带人民对其成员党失望多过期望。

(v) 于是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创造了奇迹，连夺四州执政权，加上一个吉兰丹州大胜，还有82个国会议席，超越1/3席，已是和国阵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人民第一次相信民主可以改变一切，也第一次相信多元种族的政党不但有立足之地，而且可以击败老树盘根的国阵。新的政治格局也打开了新的视野。

(vi) 这不应解读为马华因是种族性政党被打败，而是马华被认为没有为华人据理力争，让巫统霸权政治垄断一切所致。因此马华所要改变的不是单元思维，而是它有没有勇气促使巫统改变。换句话说，这已不是用多元种族路线就能拯救马华，而是巫统要不要反省它的一党独大的单元路线已是行不通了。

因此，我的结论是，种族性政党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两个结果，其一是迷失在多元种族社会中；其二是将单元路线“合理化与扩大化”。前者因没有实权而陷入迷茫；后者因权力过大而认为单元政策无碍多元社会的发展。其结果就是308的海啸，人民用力量告诉国阵，霸权政治应该收档而需要改弦易辙了。

祝贺槟甲古意盎然 （天下纵横）

历史记下这一天：2008年7月7日，加拿大传来佳音：槟州乔治市和马六甲“申遗”终于成功了。这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遗产委员会在大会上通过的议决。标志着马来西亚的两座古老城市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刺激与促进旅游业，不啻为一项壮举。

就联合国组织来说，它是在1972年就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和 “世界遗产基金会”，并推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凡是入会国需遵守公约的规定。马来西亚则是延至1988年才加入这个组织，也就因势利导，不必经过大工程，选择了两个富有自然景观的砂拉越穆鲁国家公园（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申请登陆“世界自然遗产”而获得成功。但自此之后，马来西亚便没有其他古迹有此荣殊，因为要登陆“世界文化遗产”比登陆“自然遗产”要困难的多，前者需要有古迹和活的历史文化衬托；后者则只要自然条件突出和独特即可。
虽然如此，马来西亚也不是近年才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早在1991年时，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槟城举行会议时，一些专家就注意到乔治市充满古色古香的建筑物，若能得到妥善的保管，将有机会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区。

这引起槟州政府的注意，开始感觉到保留古迹的必要性，否则为时已晚，将重蹈新加坡的覆辙（新加坡因为古建筑物让位于现代化城市，失去“申遗”的机会）。

但说归说，做起来则是千头万绪。首先的就是要针对“光大”的发展有所约束和调整，不能再让高楼大厦“破坏”了古建筑物的排列与秩序。所幸光大的发展区只占0.11平方公里（即11公顷），对古迹的保留冲击不大。

为了达成这个愿望和有计划性地发展，槟岛市政局在1995年推出了“古迹保留指南”，以便能“抢救”乔治市古建筑物。当时由于市民不明白它会带来什么好处，抗议声连连，而且也听说金融业对相关地区的屋业不能随意改动，造成市价无法提升，因为它们不知将来情况会如何。

槟州政府的坚持也带来一线曙光，那就是1998年，当槟城又再一次成为国际会议的地点时，便专题讨论马来西亚文化遗产的地区与地点，结果中央政府决定以槟城和马六甲两个古城市向联合国申请。但事先的工作是十分繁杂的，不易成事。

经过拉拉扯扯，槟州政府又于2003年决定把“文化遗产”区的范围缩小，担心太大而顾不来。这一改，也就将1995年制订的标准大大地改变。例如在1995年将乔治市的4.58平方公里圈定为“文化遗产”区，其中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另外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约占乔治市面积的11%（总面积是41平方公里）。

而2003年则剩下1.88平方公里，其中0.99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也只占槟岛总面积的0.6%（原本是1.6%，少了1%）。

这样的变动既不影响申遗，也容易规划。根据政府的规定，其实际范围从雪天咸码头处的康华丽堡（旧关仔角算起），沿着沿海一带一直到E&O酒店。基本上，以槟榔律作为分界线。换句话说，所有要保护的古建筑物都在这一带，而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民，便成为活文化，也就是过去许子根所经常强调的希望能保持“原汁原味”，以便登陆成功。

2004年，中央政府便依据乔治市和马六甲的资料进行整理和汇集，也首次成立“文化及文物遗产”部门，统筹统办申遗工作。但因在2005年送交的文件是旧的格式，被打了回来。于是在2007年时，中央政府在槟甲政府的协助与配合下，又呈进新的申请书。

半年以后，好消息传来联合国专家将来两个地方鉴定，因为我国提呈的主题是：“马六甲海峡的古城市──乔治市与马六甲”。就这样尤炳颐教授来了，他在考察后提供某些宝贵意见。

当时在槟城看来信心满满，但不知道马六甲那方面准备得怎么样。无论如何，大家都期待莲开并蒂，双双夺标，因为我国是一举呈上两个城市，不可能被分划。换句话说，若入选便一齐上榜；若落选，一起失望。

最后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槟城和马六甲人民迎来了春天，并希望能因此带动旅游业突破性地转运。
在这方面，槟州前朝政府的辛勤耕耘，变成当今政府要小心呵护了。

阿都拉两年退位藏玄机

首相阿都拉终于为自己的政治旅程订下时间表，在2010年6月交棒予其副手纳吉。如果当中没有变卦，这意味着阿都拉计划担任7年的首相后卸下担子。就马来西亚来说，他是任期不超过10年的第三位首相，前两者是拉萨及胡先翁。

这也许符合阿都拉就任首相两届的心意，但他在此时宣布禅位日期，也藏玄机。其一是自308大选之后，他便没有一刻安宁，前有马哈迪催促下台的炮轰，在巫统内引起一阵的震荡；后有安华借势而上宣称要在916之前完成“夺权布署”，以致阿都拉必须在审时度势后作出一个明确的交待，藉此化解两位前战友的凌厉攻势。其二是为了应对党内的暗流汹涌，避免在行将到来的党选中出现激烈的争夺，进而打乱了党大央的一贯顺序而上的传统，因此他希望在12月的党选中，主席和署理主席不受挑战，以便在2010年能顺利交接。

当然这也是阿都拉的一步险棋，对他的政途是一大考验。因为他正走着一条前人未曾试过的道路。情况与东姑有些相似，但又不尽相同。

东姑是因为1969年大选失利又发生“513”事件导致紧急状态实施，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其副手，至1971年，也就是两年后才正式退休。在这两年的过渡期，东姑省却许多操心，因为有了敦拉萨辅佐朝政。而发起攻击他下台的马哈迪也就此收手，免去了巫统内部的一场斗争。虽然后来从东姑的回忆录中得知他不是很乐意在压力下退休。

39年后，阿都拉也是因为308大选的失利而面对诸多责难。巧合的是，同样是马哈迪打响第一炮要他鞠躬下台。如果说当年的马哈迪是一名落选候选人，既无官职，也没权势，却舍得一身胆，敢把首相拉下马；那么今天的马哈迪，已是名闻天下的在位最久的首相（22年），也是一手提拔阿都拉的人；虽然已告退位，但言论掷地有声。因此他这两年内老是咬着阿都拉不放，给予接位的阿都拉带来极大的困扰。相比之下，阿都拉承受的痛苦也不比东姑的痛苦为少。

抑有进者，阿都拉还得面对外来的不间断的挑战；尤其是安华的东山再起后，亦步亦趋地向权力核心靠拢，无形中使到阿都拉两面受夹。在巫统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位面对最大内忧外患的党领袖兼首相。虽然如此，他的沉住应对及临危不乱也被认为有一流的忍功，因而被敌手形容为是服膺民主的首相，输得起也看得开。

但这并没有给阿都拉加分，反而被敌手攻其要害，指他无法使国家政治稳定，也无法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国运下降，有损国际形象。在这种情形下，原本身为副揆的纳吉可以起举足轻重作用，有效协助首相拔乱反正；不幸的是，纳吉此刻成为反对党人插针的对象，在更多的时候，处于防御多过攻势；反而是阿都拉在一些时候要为纳吉站台和辩护，包括“钦定”纳吉为接班人。有人因此解读成阿都拉的宣布也在为自己采取“缓兵之计”，不全然是为纳吉铺路，至少马哈迪有此看法。

就在阿都拉作出重大宣布的同时，反对党阵线的人民联盟又使出另一绝招，已向国会提呈不信任动议，理由于“人民对政治的廉正已失去了信心”。这项动议如果被接受，也只能辩论而无从投票。这就是说，民联不在意倒阿都拉，而是借此造势冲击政府的公信力，间接上也冲着纳吉而来。同时要把公众的注意力将性丑闻转回到政治轨道，不再让政治斗争节外生枝。

但在阿都拉这一方，他的“择日退位”绝招是算准时机出击，内里乾坤留有遐想的空间，也达到一保纳吉，二防安华，三堵马哈迪及四为自己解压的目的。当中会否有变数，就不得而知。不过政治手段的出神入化，阿都拉看来也不逊色于安华的排山倒海而来的神乎其技。问题是他能转危机为契机吗？

至于纳吉会否因此从中受惠，扫掉一身晦气，也只有看阿都拉如何在下来的日子强化他的领导地位并为他护航。就此而言，阿都拉的玄机藏着一手用“纳吉接班”之言来缓解马哈迪的逼宫；就不知有没有另留一手来迫使安华“适可而止”，容他再执政多两年才在大选中见真章？

（原载于2008年7月16日 《南洋商报》）

性丑闻相互抹黑 大马政治掉进 “黑洞”？

马来西亚立国50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把政坛搞得乌烟瘴气。性丑闻充斥其中；相互指控不绝于耳；宣誓书如同儿戏；再加上金钱政治疑云重重，几乎挑动每个人的神经腺，好像国家大事只是几个人在斗争，又好像“性事大过天”，把一切的一切都给淹没了。难怪有人形容国家进入了“肮脏政治”（借纳吉语）的时刻（希望只是短时期而不是被形容为年代，及早厘清局面，否则就是国家的大不幸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谁把政治弄脏了？是谁转移视线？是谁设陷下套？是阴谋还是反间计？留下疑团重重，无从解开。人人在谈，人人在问，始终找不到答案，成了一出无间道。

然而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源自全国308大选的那场政治海啸引发的严重后遗症。当我们在为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喝采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感受政局变化下的无常政治气候伴随而来。谁也不愿负起失败的责任，谁也不想成为被千夫所指的那一位，只好让舆论来作“判官”和指指点点。批判归批判，指责归指责，我们还是无法使政局安定下来，反而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没有一刻静下心来。

最具爆炸性的新闻由前首相马哈迪一手挑起，他要首相阿都拉为国阵在大选的最大失利负起责任而下台，让位于其副手纳吉。虽然事后因纳吉未有响应，马哈迪又作其它人选。他指责阿都拉“平庸和领导无方”，而他承认“选错了接班人”，并以退出巫统作为与阿都拉“划清界线”来刺激巫统党员勇于“起义”。可是阿都拉矢口否认，坚持他是获得多数席再度执政中央，没有下台的理由。至于何时交棒，那是他与纳吉之间的关系，不必马哈迪瞎操心。

两位重量级领袖的撕破脸皮，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关系越闹越僵，没有峰回路转的可能。此其一。

安华308大选之前，也就是在2006年的依约补选期间就对纳吉展开连环炮式的攻击，毫不容情。这两人曾是政治师兄弟（1982年安华当巫青团长时，纳吉是副团长），如今因政治权力已是公开决裂。蒙古女郎的命案更成为安华手中的一张牌，企图把纳吉牵扯进来。前有部落客名士拉惹柏特拉的宣誓书揭纳吉夫人“人在现场”；后有私家侦探峇拉苏巴马廉的宣誓书更抖出惊人“内幕”，把纳吉直接拉进来，正好给安华逮个正着，又是一场“性丑闻”的交锋。

未料隔日（7月3日）峇拉又出示另一份宣誓书，推翻其本身的第一份宣誓书，使到事件更加扑朔迷离，不知为何会这样。

事件的急转直下，从表面来看对纳吉十分有利，至少他不必再自辩便有人为他“漂白”；但在实质上，也没有使纳吉如释重负，反而有许多的感叹和无奈。他的形象也因戏剧性的变化而受损。此其二。

最令人震撼的是6月28日再爆出“鸡奸丑闻”，矛头直指安华。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事件未搞清楚前，安华行踪成谜，最后确定他已到了土耳其大使馆作客。理由是防止重演1998年的逮捕事件发生。

经过交涉后，安华回到家中，但其23岁助手赛夫报案指控安华“鸡奸”，还是一个大迷团。姑不论动机何在，它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变成爆炸性的政治课题。此其三。

如果我们把马哈迪、阿都拉、安华及纳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连串起来，它就是一篇马来西亚的波谲云诡的政治故事，严重地影响国家的信誉和国际形象，对马来西亚低迷的经济走向，政治不安的局面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不及时煞车，或未能分出胜负而纠缠不清，没有人会知道结局是怎样的？

当然如果没有1998年安华被革职的事件，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安华说他被马哈迪“抹黑”，起而抗争和反抗，让“烈火莫熄”又再今日死灰复燃。阿都拉认为他也被马哈迪“抹黑”，他采用的是迂回与柔性的反击，使到政局增添变数。纳吉指说他被安华“抹黑”，一直把蒙古女郎事件套他，使他感到“政治肮脏”。马哈迪也有话说，他认为安华轰纳吉是在指桑骂槐地“抹黑”他，以报复被革职事。同时林甘短片及法官对他的指责，也是为取悦当权者来抹黑他。

从这样看来，他们都在相互“抹黑”，而且越描越黑，黑到手段出尽，但目的则不相同。马哈迪是孤军奋战，只求换人当领袖；阿都拉和纳吉是同一条藤上的蚂蚱，荣辱与共；安华则鼓起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以求“改朝换代”。

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议程，国家因为出了“四大天王”在较劲，已形成火爆的政治课题。人民要相信谁呢？人们又要什么样的改变？说白了问题的焦点在于国家的未来，不要将个人的恩怨转动政治舞台而模糊了视线。

在这方面，安华无疑是最快和最及时的将一切不利他的“丑闻”转成“政治迫害”。他动员群众为他的政治议程不断造势。如果他成功地让人民接受他的个人荣辱与国运连在一起，他就有机会将“个人危机”转成契机，为916的夺权计划增加筹码。这也是安华目前转变斗争方式的转折点，他不再依赖议员主动的跳槽来凑足执政的数目。因为议员们的模棱两可的立场让他感到太累，过于被动，而人民也对他的“承诺”感到有些不耐烦。有效之道是让群众的力量来催使议员们改换码头，不然分分钟都会有变化，“鸡奸案”再起即是最新的一起案件。

在安华看来，这是他“最后的斗争”，也唯有群众的拥护和掌声能把他再次送上权力的核心。若是离开了群众，他将会感到孤独与落寂，他不要在法庭上作抗争，他这次选择以群众作为平台。正如马哈迪在1983年的修宪风波，选择群众的造势而终于在国会完成他的心愿。安华学足了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作风。

他的优势与天生的辩才正是阿都拉与纳吉所缺乏的。

有人说，“魔鬼也吧，天使也吧”，安华已是一个难以替代的人物，他的魅力让人相信和接受他是改变政运的火车头。

也有人说，在这场斗争中，阿都拉可能处于有利的局面，因为纳吉有阴影，未对他构成直接威胁；因为安华最终凑不足30名议员倒戈，只能出任反对党领袖，让他继续担任首相到交棒为止。

更有人说，指控归指控，若有真凭实据，无妨提上法院研审，无需拿来与政治混在一起；若没有强烈证据，也就无需“添乱”，国家现在已是够乱，不要让“报案和宣誓书“乱了阵脚。因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在百物飞涨声中，人民的就业与温饱问题，才是政治的大道理，其它的人格人品问题的争议，属于司法层次的课题，不能藉此模糊焦点，主次不分。

不论我们接受那种说法，由于性丑闻的相互抹黑，马来西亚的政治已掉进“黑洞”。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黑洞爬上来，还国家政治一片晴朗的天空？总不能越陷越深。若是无法找出一条方案解决“四大天王”的没完没了的恶斗，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来一个闪电大选，以求一劳永逸分个胜负。

我读《黄家定语录》 （天下纵横）

黄家定在6月28日宣布不再蝉联马华总会长后，意味他的政治生涯不久将划上句号。我关注的是这位在位5年有余的总会长在任期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中所摘录的话。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第一位有《语录》的总会长。虽然有人嫌他过早出语录，缺欠“掷地有声”，但他的某些言论都是取自名家之笔，读来有些“熟悉”。这也是黄家定主政（领导马华）后所领悟出来的一番心意，至于是不是已全面推广或因下台而成为绝响已在其次，重要的是他的一些《语录》也只有黄家定一个人敢于表达，似乎是前无古人，但我不希望是“后无来者”。

虽然黄家定在《语录》中这样说：“我最敬仰的一位国际领袖就是中国总理朱镕基”（页11），但我发现他最“崇拜”的人好像是毛泽东，因为他的《语录》中有一些名言有毛泽东的名句闪耀其中。

举例来说，黄家定在2005年马华党庆大会上说：“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一段话与毛泽东语录太过相似了。

当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在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后，毛泽东为了纪念这位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援助，而在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的一篇名著中这样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黄家定说：“所有马华担任各级官位者，无论是大小官职，应该〈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所谓堂堂正正做人，是指要做好人，然而，好人不见得是好官，而好官必须是好人。

清清白白做官是指：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大公无私、艰苦奋斗。

踏踏实实做事是指：应该淡化做官的心理，强化奉献意识，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而做官，两者统一起来，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办实事（页42）。这一段话说得太令人动容，十分有概括性和普及性，是知识分子型的政治人物有感而发。可惜的是“曲高和寡”，也缺乏针对性。虽然我很有同感，但恕我孤陋寡闻，我好像从来就没有听到另一个人重复这样精彩的话。除了黄家定外，还是黄家定。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得等日后黄家定写回忆录时才告诉我们。

我引用毛泽东的《语录》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次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还有：“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 坏事”。“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

虽然字句上各有表达，但用意是一致的，可见黄家定用心良苦，试图打造一个健康的政治文化。为此黄家定也为党员起了激励作用。他这样说：“一个人做官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身在官位的一天，就要讲究“官品”，而“官品”恰恰来自人格。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 不能低。 ”

这种对于做官之道求取“官品”是最高境界的要求，能够做到的人也真不多。虽然如此，黄家定还是要不时的提醒参政者和有机会做官的人，千万不要腐化自己，一定要把持人格的高尚。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现实也真是凤毛麟角。毕竟另一句至理名言也在我们耳边回响：“人到无求品自高”。而人究竟要到什么才无求呢？相信也没有人能答得上来。

不论黄家定心中怎么想，当308政治海啸发生后，他竟变得十分无奈和失落，不是他的《语录》不管用，而是从政以来使用的“协商或妥协或内部管道解决”的手法已被认为失去的比得到的为多，也就因此把他的理想给“砸掉”了。

也许在这之后，马华会出现新的思维和方向，但不变的是黄家定的《语录》仍有其警戒与启示作用，对于马华的党员来说，也是一剂“苦心良药”。

我们相信黄家定有“书生”的理想，以追求一个较为完美的人生与人格，但放在政治现实中，又似乎变得那么的“难以切入”。黄家定的遗憾也许是满腔的挚情换来无情的打击，只好急流勇退。

无论如何，《黄家定语录》在日后或有其历史价值，虽然当下的政治环境没有为他的理想预设一个发展的空间。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自然能够自我从中找到答案。

黄家定做到和不能做到的

黄家定于6月28日宣布不再寻求蝉联马华总会长。这意味着在今年10月过后，黄家定的政治旅程将划上句号。因此为黄家定的5年主政期作出初步“总结”，或者对未来的马华具有启示与警戒作用。我们分开两个层面来剖释黄家定，一个是他所做到的，另一个是他不能做到的。

先谈他已经做到的改变：

1. 虽然他把林良实视为政治导师，感谢林良实在1986年委他担任交通部长新闻秘书后，学到了很多，也因此平步青云在2003年被“推举”成为接班人，但在此之后，他努力摆脱林良实的影子，力图在新人新政下塑造一个新马华。因而他在2005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前所未有地表达他的政治信念和从政之道，以展示黄家定是一个全新的领导人，不是“萧规曹随”者，而是一个勇于“破旧立新”者。

2. 在这方面，黄家定在2005年打破了前任者的记录，在马华历任总会长的肖像中挂起第二任总会长林苍佑的照片，卸下历史包袱。虽然是小事一桩，但显示了黄家定对历史的尊重和敢于打破传统。如果说在林良实时代还存有讳忌的话，那么，在黄家定时代就不再“投鼠忌器”了。

3. 黄家定在2003年的党大会上，破天荒地提出马华总会长、马青总团长及妇女组主席任期限定9年而获得通过；更在2005年的理事会中通过担任部长及行政议员的年限（10年及三届），为马华的民主政治树立新风。他做到了其它人可能想都不敢想的创举。

另一方面，他在任期内不能做到的，包括下列几点：

1. 面对巫统日益一党独大的心态，他有忧心却未能阻止，只能见隙插针，作局部的改善，以安抚华社之心。例如局部争取对华校的兴建与拨款；做到一些新村地契的延长；同时奖学金的分发，在力争下也小有成绩。不过对于大课题，如公务员比例的失调；土著股权的争议；宗教自由的诠释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及霸权政治的扩张显得力不从心，力所不逮。最明显的例子是华裔部长对宗教备忘录提呈后又收回；还有黄家定身为政府内阁第三号人物，也得带领华团领袖向首相呈备忘录提出诉求，而不是站在首相旁边接收备忘录，然后在内阁中进行研究。从接收的地位变成诉求的地位，看到华社眼里，痛在心里，难过之情油然而生，间接上也影响马华在政府中的权威代表性。

2. 黄家定在2005年推出的《马华九大政纲》，是属于政治次文化，不是政治主体。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政纲主要是针对马华本身，而忽略了围绕在马华外面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巫统政治未见积极回应的情况下，变成马华在“一花开放”；国阵其它成员党也认为是马华“家事”，结果只能收“事倍功半”之效。换句话说，这种打造健康政治文化好像变成只有马华在做，别人在看；甚至党内也存有异见（蔡细历就有此看法）。

举例来说，在这个框架下成立的“马华党校”，应该是通过对新局势的学习，为新一代领袖灌输新思维新境界的“摇篮”，但一向来予人的印象是低调处理，未见普及也未引起马华干部的热心学习；再者，整个机制也未健全设立，毕竟建立“党校”是个严肃的大课题，不是小儿科；不能“快熟”，必须认真思考与敲定。而舍现有的拉曼大学人才与机制不用，实在可惜。

3. 马华成立的策略研究局无疑是马华的智囊团，值得重视，但也许一直根据马华主导思想进行研究和分析，避开主要的政治矛盾，避开巫统政治，造成马华各级领袖转向诉诸华社理解和接纳马华的处境（或困境）而通过协商与内部管道是政治正确的方向，缺乏痛斥时弊，改正时政错误，难免造成华社的失望乃至失落，未能消化马华的“有人在朝好办事”的策略。

也只有在308大选过后，马华上下才猛然醒觉过去的努力和所作所为都因忽略政治大气候，而使到所要做的一下子被政治海啸吹走了。这样一来，黄家定的理想也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又与实际有一大段距离。

即便事后黄家定、翁诗杰和廖中莱等马华上下一直把矛头对向巫统，要求回复真正的国阵精神，平等以待，正视不公与不正，但已是迟了一步。在这种情况下，黄家定唯有负起全数责任，以下台来表明心迹，不失为明智之举。他是个有满腔理想却无法改造全局的政治领袖。马华也因此尝到政治苦果，完全是他始料未及的。

因此黄家定之后的新领导人，能否从中吸取教训，为马华重新定位，就是马华上下所要关注的大事了。

（原载于2008年7月10日 《南洋商报》）

安华面临成败重大考验 布城之路陷阱处处

6月28日晚，消息突然传来，政坛有大件事。查问之下，是有人向警局报案说是被其上司“鸡奸”，而其“上司”正是时下当红政治人物安华依布拉欣。这一下子，人们脑海里又闪过10年前的风暴历历在目，似乎是“历史的重演”。

第一个疑问：这怎么可能？为什么又是“鸡奸疑云”？

第二个疑问：为什么整个政局凝固起来，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到底问题出在那里？

第三个疑问：政治斗争搞到这样的层次，已是手段用尽，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的呢？

当局势沸腾起来的时候，举国上下都把焦点对向安华，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再吃官司，再失去自由？如果此事不幸发生，那意味着安华夺权的美梦将化为乌有？甚至反对党的“人民联盟”阵线会因之分裂而使到政局陷入混乱。

这就是说，这次的事件已不是安华个人之事，而是牵动和影响国家的大事。为求安全起见，公正党已要求土耳其大使馆将安华“保护起来”，大使馆有豁免权，再加上土耳其政府与安华关系密切，自然不会成问题。

但问题是接着下来将如何解决和收科？它对安华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又对政府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当下的重要课题，也肯定引起国际的关注。

在这方面，首相阿都拉说了，这绝不是巫统及国阵挑起的事端。政府不会因为安华宣称他在政治上已回来了就有所计谋。他认为警方会调查以了解真相。

副首相纳吉也郑重否认“介入其事”。显然囯阵要与此事划清界线。不过，公正党方面则认为这是一项“政治阴谋”。安华说由于他“掌握了总警长及总检察长十年前捏造证据的罪证”，得利集团于是策谋鸡奸案向他报复，为此安华相信“1998年对付他的手段已重演”。

安华也在声明中说：“国阵政权捆绑马来西亚人民走向自由、民主和公正的不顾一切的尝试。”

不论是否会演成政治对抗，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的悲剧是安华身边的人都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的。过去曾有安华亲密助理阿兹敏的胞妹乌米向马哈迪告发安华；继之有旺阿兹沙的司机阿兹占在法庭上指说被“鸡奸”。还有近年发生的是曾是烈火莫熄的代言人依占重投巫统背离安华及其网球搭挡古纳另起炉灶向国阵靠扰。凡此种种已让人为安华捏一把冷汗。未想在大选前后，为安华当义工的赛夫巴哈里（在大选后成为安华的助手）又再抖出“惊人大案”，真让人感到一头雾水。更不可思议的是赛夫被揭露曾与副首相的助手和一些部长有过合照。一个“倾向国阵的人”怎么可能为安华“效忠”？这本身已大有疑问。服膺了安华之后又搞出“大头佛”来，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是安华未吸取经验而酿成“意想不到”的不幸结果；也许是间中发生了变化，以致正好拿此事来将住安华，使其整个政治议程马上生变。

在查明真相前（或不可能知道真相），各类的传言自然四起，让人们的第一个错觉是“安华重施故技”，因此他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从而在政治上间接“谋杀”了他，打乱了安华的夺权布署。
这就是说，初步的反应在外人看来对安华是极不利的。不管下来的“真相”如何，伤害已再一次造成。到底赛夫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人们不得而知。只知道若根据照片所说，他给人的印象是：到底是何方神圣？有人认为从他的年纪来推测，又不可能是“单独案件”。好像背后又隐藏着重大的“政治议程”？

本来一个普通的人在警局报案被人“鸡奸”是平常案件，可容警方慢慢调查，但现在平地一声雷地转成政治大案件，已是有所为而来。人们因此会问：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没有其事？

因此，在安华看来，问题非同小可。他不得不防对手突然出击，把他又投入不自由的牢房中，然后才慢慢地提控和审判。一如10年的故事再次上演。但因今时不同往日，机警的安华选择另一个舞台展开斗争，并使之成为国际化。这一下子，问题显得棘手和不易处理。

它的复杂性也在于今次大选后，安华领导的“人民联盟”已是一支强大的队伍，力量足以和国阵相庭抗礼，不是昔日措手不及的“败将”，被马哈迪团团困住。

马哈迪当政时，对付安华得用非常手段，因为他认为安华有较高的宗教形象和国际地位。换句话说，通过司法程序外，也还要有特殊的案件才能解除安华的政治反弹力量。

讵料马哈迪也错误地判断，以为安华从此与政治无关，再怎样挣扎也徒劳无功。因为后来的事实又证明安华是“百足之出，死而不僵”。他可以忍常人所不能忍的屈辱；他可以在牢房里遥控政党活动；他可以一夫当关，面对千夫所指。就这样，在2008年，安华重新站立起来。他这一次是挟胜利之余威向国阵全面“宣战”。尤其是在心理战术上，更是使到国阵抓不住他的箭梢从何处射来，造成一个迷离的图象，让对手感到杯弓蛇影。

不宁于此，安华的战略也是对准国阵的穴位插针。公正党人不忘向纳吉开炮。意味着它们打得是退而求其次的桥牌，以使敌手乱了阵脚。

姑且不论是否会在9月再有变天，单就大选后安华展开的出击行动来看，已是波浪式的接踵而来。这种凌厉的强势攻势也只有安华才足够气魄与魅力。就此而言，安华是否9月拜相，已非重要的议题，而是他的重返政坛成为国家未来领导人的形象已是呼之欲出。

正当安华积极布署他的下一轮的攻势时，23岁的小伙子突然从中杀出。表面上是一宗简单的指控案件，尚待调查，实则一夜之间演化成政治斗争的筹码。不幸的是这如同两边利的刀刃，已伤及两边。因此谁也不想与之沾上边。但不能否认的是，因为案涉安华，他必须要尽快厘清局面，否则对人民联盟的杀伤力是难以评估的。

因此在安华这一边，显然是倾巢而出，准备用最快的时间打掉阴暗面，不再给对手一个机会在法庭慢慢把安华消磨掉。除了向土耳其大使馆寻求庇护，以防不测外；安华也已在法庭起诉赛夫恶意破坏其声誉，以讨回一个公道。

由此观看安华新事件，它有两个可能的发展和变化。其一是安华的“夺权”计划暂时受阻，而不得不等待雨过天晴再作斗争，也就意味着变天会被拖延了。其二是如果此案无法“致安华于死地”，那他的反弹反而会给他机会提早重登政治舞台成为主角。因此，不论是国阵或人民联盟，都不得不尽快澄清局面。因为这样困扰下去，不但把其他重大事件压下，也对国家的安定没有好处。人民要的是真相，而不是诉诸非常手段破坏民主的公信力与基本原理。

在成与败之间，安华面对了另一个大考验，也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无情与残酷的一面。英雄若不在苦难中站起来，也会在痛苦中倒下去。

今天的安华，真是应了“好事多磨”这句古话。

政局扑朔迷离何时明朗？ （天下纵横）

立国50年来，马来西亚首次出现政局扑朔迷离的状况，而且大选后三个月仍然是各有说词，内斗外斗兼而有之，以致国家的政治不甚明朗。

先说国阵这一方，巫统的内部斗争主要反映在前首相马哈迪与现首相阿都拉的僵着局面。前者要后者下台；后者执意不屈从，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居中调停。其实也没有所谓调停，而极可能是斗到最后和斗到分出胜负为止。

由于马哈迪的执着与坚持，他为政局增添了变数，而他所要的只是针对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换了，在他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事情会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会，因为今天国家面对的大问题不是一两个人造成的，而是长年累月堆积而成，在308的大选中引爆。巧合的是此人正是当下的关键人物马哈迪，因为在大选前后抖出他当政时的丑闻一宗一宗接踵而来。既有对司法不公的投诉，也有对选委会措施的抗议，还有是所说的朋党、滥权、贪污课题等等。尤其是马哈迪与阿都拉在过招的过程中，一件件“丑闻”终于浮上台面。既伤了阿都拉，也伤了马哈迪，正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这种情况下，政局会稳定吗？

抑有进者，老将东姑拉沙里也按耐不住了，并牵动一些重量级人物也有思变之心。但说归说，还是没有大变的迹象。整个领导层似乎不把马哈迪事件的内斗看成严重的事，以致许多问题悬而未解。
就在巫统内部安定尚待解决之际，又发生沙巴进步党发难事件。表面上看来是小事一桩，实则涉及沙巴人对加入马来西亚的深刻反思。它包含了两个大问题是：①巫统东渡沙巴后，成功地分化沙巴政坛，成为掌控全局者，自然引发沙巴的多元种族社会有所不满；②外来的移民数量多得惊人，几乎超过沙巴州的人口，约百万之众。除了有一半以上已取得当地的合法证件外；又有40余万名被划分为非法移民。这种如箭在弦上的紧急问题，若不急切妥善处理，后遗症也不堪设想。

这就是说，沙巴进步党的所谓“不信任动议”不过是个幌子，实则初步挑动沙巴的神经线。不在意马上见效，而是让它发酵。所有的这一切，也都是马哈迪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阿都拉也不能置身度外。

因此问题的重要性不能解读成杨德利“夺官不遂”，而是沙巴其它国阵成员党怎样回应？何时回应？还有砂拉越会有异动吗？

至于在惨败后的西马国阵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也是问题一萝萝，剪不断理还乱。它们既不能脱离国阵，又对巫统内部的问题无从插手，只能眼巴巴看它如何收科，既无奈又爱莫能助。与此同时它们又好像尚拿不出改革方案，也在投石问路。人民进步党若有异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国阵选后忙成一团时，又面对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乘胜追击，大打心理战术，无时无刻传出国阵议员倒戈相向的传言，给国阵带来巨大的压力，比起马哈迪的攻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主导这场“夺权”运动的人正是选后东山再起的安华。他已把其“人民联盟”列为“候任政府”，且言之凿凿在九月份会有政治巨变。尽管国阵这边已严正驳斥和否认，但人民的情绪却因为甚嚣尘上的“这说那说”而人心浮动起来。正在密切关注变与不变。

这样一来，政府的正常操作自然受到干扰；各项发展计划也会放缓或拖延；在吸引外资方面恐怕未尽人意。可以想象，阿都拉面对的政治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近来石油大幅度涨价，百物调高，人民的怨言徒增不减，又是另一道的经济压力，可谓是雪上加霜。

如果说经济问题是国际性造成的，那么政治压力则是国内问题造成的。这种由内而外的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安定与发展。遗憾的是：我们不幸陷入一场似乎是无止境的政治斗争。可是老百姓要的不是这样的前路不明的日子，希望从政者能以民为本，及快还人民一个明朗的政局。

许子根与林冠英

在308投票日之前，无从想象将许子根与林冠英相提并论；在308后，他们两人有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同属首席部长级人马。但还不足以进行评比，因为他们的政治历程是南辕北辙的，不存在共性。

不过在林冠英当了100天的首席部长后，我突然发现他和许子根彼此都缺乏某种重要的政治元素，值得拿来研究和分析。

首先许子根是学而优则仕，因缘际会弃教从政。1982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应民政党之邀角逐丹绒国席选举，成功从反对党手中夺回此席，奠定了他下半生从政的命运。由于是参加执政党，因此他少了反对党穷追猛打的精神。

虽然如此，但面对的是强大的反对党，以致他一开始就从来没有轻松过，反而要过关斩将才稳住他的首席部长地位。前后一共在位18年。他从政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亲民形象而深入民心；而他的三语辩才也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弱点被认为是对巫统的政治的压力回应不足，缺乏了在野党的“抗拒”本色。他的强点则是以柔治州的策略奏效，把槟城导入软件革命的时代。这种看不见的手，如同森林一大片，未见大树参天（代表作）的成绩却成了他的一个“软肋”，被指说政绩不彰。

至于林冠英比许子根小11岁（今年是本命年48岁），出身政治家庭，是一名合格的会计师。原本在一家银行工作，但在1986年取代其父林吉祥在马六甲国席出征，被视为反对党安全区，较之许子根1982年打丹绒国席更有取胜的把握。相对来说，风险已大大降低。自此之后他一帆风顺，一直到1995年为一名少女仗义而触犯印刷法令被判刑。整个人生备受考验，如同跌进“黑洞”，前路茫茫。比起许子根在1995年面对林吉祥的挑战更加的痛苦。

最让他失落的是刑满后失去参加1999年及2004年大选的资格，无缘再入国会。即便他在2004年成为行动党的秘书长，也因没有议员的光环使他耿耿于怀，决心发奋图强要在2008年的大选雪洗前耻。果然在时来运转下，他竟一口气把13年失去的超过双倍要了回来，他成了取代许子根的第四任首席部长，创造了第一位不是槟城人的第一号人物的奇迹，圆了他父亲所不能圆的梦。

这一下子，林冠英摇身一变，从在野变成在朝显贵。不过在位100天以来，他给人留下的依然是强悍的反对党人的形象。身份变了性格不改，骂功一流。有人担心一个硬功的人如何走“猫步”（这是指林冠英自己提出的“有能力，有公信力及有透明度”的英文缩写的CAT政策）。因为“猫步”是需要软功支撑而迂回其中，才能灵活体现出来。

从这样看来，林冠英缺乏的是许子根功夫到家的“软功”，不论在性格或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许子根一向以柔取胜，既与中央协调，也尽力促成公务员做好本份工作，基本上稳住了槟州政局；相反的，许子根缺乏的是林冠英练就一身的“硬功”。不论在性格上或从政上，林冠英是得理不饶人，以攻为守。

今天在朝的林冠英要学的是“软功”，以便软硬兼施地落实所要推行的公平与合理的施政。毕竟政绩远比呐喊更为重要。在野的许子根要学的是“硬功”，在言行上软中带硬，顶住霸言霸语；也敢于以理性抨击施政之不当，勇敢和果断是民政的未来。由于他们两人的角色已对调，如果他们能取他方所长，补自己之短，相信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从而铸造两位政治高手。

假使在时局转变下，两人有机会来一个珠联璧合（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州），也许是美事一桩。可惜的是他们直到今天还是不咬弦的一对，不知是不是华人社会的损失？或是历史本来就是判定两人各行其是，而无法化干戈为玉帛？

（原载于2008年7月5日 《南洋商报》）

安华将在峇东埔参加补选

在6月24日，我接到一个消息说，安华近期将宣布参加补选。我对这种说法未敢十分置信，但我还是将这则“消息”SMS给一些政党领袖，当成是“未经当事人亲口证实”的传言。在这之后，我一直等看安华的动态，但仍无明显的举动。

未想在6月28日发生安华被指遭人投报 “鸡奸”疑云，使到问题更加严重化，几乎震撼整个政坛。“人民联盟”一时之间感到事态非同小可。

就在安华于29日进入土耳其大使馆后，接受“法新社”的电话访问时有这么的透露：他原本在本周发动补选，亲自上阵以便重返国会。但“鸡奸”的指控，目的是为了阻止他东山再起。同时有关他参加补选的事，警方也已知道。

这就是说，我得到的消息是真的，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安华会选择在哪个选区参加补选呢？答案是峇东埔。

为什么是峇东埔而不是其它选区？原因如下：

1. 峇东埔选区原本是安华起家的地方。自1982年以来就一直是安华的囊中物，即便1999年，2004年及2008年安华因判刑未能参加大选，也是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守土成功。因此基本上是一个安全区。虽然在2004年大选时，旺阿兹莎只以500余张多数票险胜，但在阿都拉旋风下能不被扳倒，已算是为公正党留下最后一盏灯。这就是说，峇东埔的选民对安华不弃不离，彼此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2. 安华不要给外界一种印象他企图在建立“安氏王朝”。如果他选择其它选区补选，就等于“夫妻档和父女兵”的队伍形成，授人以柄，对他不见得有利，也会成为国阵攻击的“软肋”。

3. 因此最适当与合逻辑的安排是旺阿兹莎在此时功成引退，也符合“人民联盟”的公告说先由旺阿兹莎代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直到安华接任为止。再者旺阿兹莎已多次表明将准备交出领导棒子，宁可成为安华身边的人。她没有政治野心，只是一心一意扶持安华重返政治舞台核心。

4. 虽然有人献议安华可选择敦拉萨镇（卡立选区）参加补选，但对安华来说是不大理想的选择。也有人建议他等瓜拉江沙“补选”的到来才上阵，这也只是战略说法，主动权不操在安华这一边。在前思后量与审时度势后，安华决定打出“最不争议，也最为人接受”的王牌，那就是在声势上“先声夺人”，不予对方有隙可乘。

5. 这个时机对安华的“916变天”也是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宣布席位悬空后，选委会可在60天内举行补选，一拉就可能拉到9月份，正是安华算准的“天赐良机”的好日子。

6. 在这两个月内，安华可以借助补选造势，以拉拢更多的国会议员站到他这一边来。虽然不能确定“安华9月有变天的可能”，但最低限度安华已经迈开重要的一步，对于争取支持无疑已打了强心剂。因此安华的连环攻势比较侧重在心理攻势，以打破国阵的防御线。

7. 由于石油涨价带来百物调高，民怨未息，正好给安华一个好时机顺势再掀起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毕竟在老家补选，只形同安华回来了，不构成争夺地盘之争，也就会在因势利导下，遂了安华重返国会的心愿。

当然人们也许还会有其它想法或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安华无需再“冒险”，可以坐在“钓鱼台”等待足够议席，变了天之后再行补选也不迟，但这不符斗争策略，也不合安华的性格。他天生是一个“打死不走”的政治人物，敢于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虽然目前又再有“鸡奸”疑云笼罩上空，但凭安华的斗志，他矢意通过补选来扫除一切不利他的疑点。这样一来，也就加速安华参加补选的意念。换句话说，安华要将“危机”转成“契机”，用补选来消毒。

如果没有意外或变化的话，旺阿兹莎将在近日宣布辞卸国会议员，以制造一场补选，让安华从他站起来的地方再一次站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安华选择在峇东埔参加补选，以名正言顺地打出他的再“出师表”。

（原载于2008年7月2日 《南洋商报》）

认真考虑停止国民服务 （天下纵横）

自从2004年实施国民服务计划以来，在五年内已有超过40万名的学员参加，政府也已耗资28亿元。这就是说，平均每年用掉国家5至6亿元，全国共有84个训练营。

根据政府的说法，推行国民服务是为了落实2003年提出的国民团结的概念，旨在促进来自不同背景的年青人增进了解，培养爱国情操和鼓励参与社区服务。

但这项在2004年仓促推行的计划究竟有没有完成目标？答案是不但具有争议，而且也被人广泛质疑。它从一开始就强制性地要18岁的男女少年被点中后便得“上场”，没有任何借口可逃避。而家长则在家中千祈万祈不要挑中自己的儿女。对于这样的“幸运”不要也罢！

这是一个“军训”吗？为什么女孩子也要“受训”？她们的安全由谁来保障？当一切都是那么含糊不清时，抗拒油然而生。如果你曾经在车站看到家长焦虑的神情和对儿女的依依不舍，你就能感觉到他们是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接受这样的计划。理由是他们消化不来这计划的内容。

接着以后，第一批，第二批及第三批等等的学员回来后又有新人“上征”，我们又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几乎是没有正面肯定的。最常听到的是：不知学了什么？回来后也不见得孩子聪明或体魄明显强壮了。好像是去渡长假，家长老是忐忑不安，深怕发生意外。烧香拜佛也希望孩子快点回来。那些去过训练营参观的家长，一看到深入山区的简陋设备，心里就很不舒服。万一孩子有急病，该怎么办？谁也答不上来。

果然，截至目前为止，已有21人丧命，其中16人是学员，而11宗是发生在受训时，另5宗是在休息时发生。这些个悲剧不仅引起家长的恐惧，也对官方的照顾不周给予指责。再加上发生殴斗，性侵犯与受伤等事件，更使家长对国民服务有了负面的想法。每每孩子到了适龄的时候，总是希望政府就此宣布终止此计划。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家长对子女的安全仍然放不下心。在这方面，政府虽然表示已采取补救行动，比如当局准备提供120名医院全职医务人员在各营中服务，但由于训练营偏离市区，家长还是认为防范措施不足。

我们不明白的是：当这么多人非议或不认同有关的计划时，为什么国民服务部的秘书长拿督阿都哈蒂阿旺有这样的正面评价：82%的人认为从中受惠；74%的人认为其行为已被端正；82%的人认为已成功达致国民团结目标；85%的人满意他们已更为活跃和更具信心；84%的人变得更负责任及87%的人认为此计划应继续推行？这样的指数是怎样公正与客观调查出来，我们无从知道。真希望秘书长能公布详情和由谁负责调查？不然只是根据各营的“长官”作报告，那肯定是高分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教官们也需要保住饭碗，希望此受训不间断，否则他们将不知往何处去。在这方面，我们倒希望政府公布到底国民服务“制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如果每个营至少50人工作的话，那84个营就有4千多人，再加上周边的服务人员及交通和小卖工作人员，就肯定有1万名之众。我们也想知道，在万名的受薪或受惠的周边服务而谋生的人，其种族比例又是怎样的？

有人投诉，营内的“司令”职权相当大，是谁授予他们这样大的权力？还有我们也要搞清楚，这是“野餐”还是“军训”？如果学员们在三个月内光学会上上课，操操练，爬山，涉水，站岗等小儿科的玩意儿，我们又何需每年花5亿元？鼓励学生在校内参加童军、救伤队或制服活动，岂不是收效更大？例如童军活动也有各校各源流交流。只要认真推行，也是有利于促进国民团结，何必舍近求远呢？

其实，政府应检讨的是5年来我们的学员是否已实现政府定下的目标？还是缺陷多多？既然有这么多人持有异议，又看不到有明显的效果，政府是否应考虑停止或改变方针？与其这样的不着边际地训练，不如真正地另外推行两年制的军训。女孩子则可免。

许多国家都有适龄男生受军训，为什么马来西亚就不能大方地采用这种方法？爱国与护国是全民的责任，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接受。不是好男不当兵，而是好男无用武之地。政府焉能不知原由？还有际此经济不景气时，停止国民服务，为国家节省5亿元开销，也是值得的，不知政府有何想法？

杨德利炮打司令部 沙巴风云再起 国阵群起围攻

308大选后不久，政坛即传出因政局未明，还会有一次的变化。这个消息主要来自人民公正党这一方，说是会有一大批东马的议员蝉过别枝，转而支持安华成为新首相。

因此人民都在观望和计算，到底有没有30名国会议员倒戈？本来有传言在五月份会有一变，结果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好像是空等了一场。于是又把眼光投向6月份，看看有什么异动？果然在6月18日，沙巴的进步党打响第一炮，宣称将在国会对首相阿都拉投下不信任票。消息传开，震惊朝野。一边是执政的国阵忙于召开紧急会议（19日），另一边是人民联盟也加强攻势，期望再接再励，能一举夺下中央政权。双方形成一场拉锯战，引爆了朝野另一轮的新斗争。究竟谁占上风，尚未得而知？但人民更兴趣知道的是：沙进步党明知“小刀难锯大树”，为何口气如此之大，要在国会对首相投不信任票？毕竟进步党充其量只有两名国会议员，它又能动摇什么？即便在野的人民联盟全数支持，加起来不过84席，怎能推翻拥有国会138席的阿都拉呢？

要回答这一疑问和了解民进党的杨德利所意何为，我们有必要揭开沙巴这个“变数不断”的政治生态。它是在1963年9月16日与砂拉越及新加坡一起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它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有受到20点的协议书保护，包括拥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主要是防止外来人及外州人涌入东马，与当地人民抢饭碗。

沙巴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共产党的存在，也是一个尚待开化的州。独立之初，人口约50万。在种族结构上，卡达山杜顺族占大多数(28%)，华人次之（24%），马来人及回教徒有20%（巴朱人及其它种族加入回教可归类其中），及姆禄人约4%，余下的人口有不下30个少数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地方。正因为这样，它的第一任首席部长是来自卡达山人的唐纳史蒂芬出任，州元首则归苏禄人慕斯打化担任（回教徒）。从一开始，卡达山族就与回教徒的慕斯打化陷入权力斗争，因而在1965年意外地出现华人担任首席部长两年作为折衷人物，他就是沙巴华人公会的罗思仁。不幸的，他在1967年的选举中败落，因为不论是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或慕斯打化领导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都不希望华人当政。

1967年后，慕斯打化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出任具有实权的首席部长，排斥了沙华，也压制了 UNKO。从此沙巴进入慕斯打化的独裁统治时期。回教的力量开始膨胀。1976年，卡达山族又卷土重来，它们组成了人民党（berjaya），也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州选中击败慕斯打化的沙统政府，迎回了史蒂芬当政（此时的史蒂芬也加入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不幸只在位3个月即飞机失事丧命（死因成谜），改由哈里斯当政）。

哈里斯又陷入独裁作风，因而在1985年又被另一位卡达山领袖拜林组成团结党（PBS）击败。一位不是回教徒而是基督教徒的首席部长上台了。

团结党的崛起与一位年轻的华籍律师的协助是分不开的。他就是在1985年只有27岁的杨德利成为华社一方领袖，代表华人与卡达山人合组团结党，他也在较后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并在1989年担任副首席部长。

1990年，杨德利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促成团结党脱离国阵加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可惜功败垂成，东姑拉沙里夺权失败。虽然拜林仍领导沙巴州政府，但恶运已告开始。马哈迪布署分化团结党，并准备巫统东渡沙巴。果然在1994年沙州大选前，也是杨德利再次起事，拉拢 华人脱离团结党，另组进步党，加入国阵。尽管这一年大选，团结党仍以25对23席执政，但不到一个月，因议员的叛离加入国阵，导致拜林政府倒台，杨德利从中得利，再被国阵委为副首席部长。1996年，在轮制下，杨德利一偿夙愿成为沙巴首席部长，1998年任期届满下车。

在这之后，杨德利政运不顺，力图再攀高峰，也未如心意，更在2002年被判失去国州议席（也不能参加2004年大选）；抑有进者，在2008年试图东山再起，无奈亚庇国席归团结党，杨德利又无缘进入国会，虽然他仍担任党主席。

大选后的进步党，拥有2个国席及4个州席。其署理主席陈树杰则出任副首席部长，但没人担任中央部长。杨德利本人依然无官无职。这固然加深了进步党的异动。当安华指说东马有人会加入人民联盟时，大家都不期然地想到第一个背叛国阵的将是进步党。

可是消息归消息，杨德利一直按兵不动，原来在5月13日他有与首相会晤，被献议担任一个职位，于是所传的进步党起事新闻又被压下。

首相是在沙巴首席部长的推荐下，同意杨德利除了成为上议员外，也成为汶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菲律宾──东盟东部成长区（BIMP－EAGA）的特使。

也许这个职位不吸引人，也许还有其它因素夹在其中，杨德利并没有接受，反而选择通过党来表达对首相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形下，杨德利也就予人留下一个印象是：他嫌官小，因而在国阵内“添乱”。

实在的内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这已不是杨德利个人的事，也不是他安静下来就没有事了；反之，据知是进步党内认为党留在国阵内已没有大作为，决定放手一博。
杨德利及其党之所以敢于公然与国阵精神背道而驰，那是它们抓住了沙巴人的情意结。通过网站的投票，有甚多人支持党的决定。这给了杨德利一个“政治正确”的依据，准备面对被国阵开除的命运。

但非常吊诡的是：国阵这方在紧张一阵后又冷静下来静观其变。进步党这边在大张旗鼓后又稍加克制，不表明脱离国阵，也不表态加盟反对党，仅是保留原状。予人印象是只要换首相，不是要倒国阵。这显然是一场含意深远的政治游戏，并不是表面动作那么简单。

我们无妨从杨德利的百变政治性格窥见：他一向以来是选择有利的时机出击，先是与拜林一道脱离人民党，另组团结党（1985年），一鹄中的；后来又促成拜林与马哈迪搞“对抗”，脱离国阵 （1990年）；再后眼见形势不对，又自我脱离团结党，再组进步党（1994年），自行加入国阵。这样的兜兜转转让他有机会登上首席部长。可是也是因为他支持马哈迪的首席部长轮任制，最后到首席部长轮到巫统时（巫统在1993年在慕斯达化穿针引线下，东渡成功，取代了沙统的地位）又停止轮任了，成为一个授人以柄的心结。

杨德利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至少在拜林看来是如此），也是他的一个弱点。如果说因此暂时掀不起沙巴的政治大风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不等于杨德利今次的投石问路是小儿科的玩意儿，相反的，它带有十分强烈的隐议程，对于中央政府产生了至少下列六个冲击：

1. 沙巴人口若从独立到今天，增长率大概在百万左右，但因为在马哈迪时代大量引进外来移民，造成外来人已多过本地人（合法的及非法的兼而有之），遂使到人口突然增至200余万（维基百科说有2百40万人）。在力求纠正不果下，民怨油然而生。根据首席部长慕沙今年5月估计，非法移民约44万人。沙巴人怪责为了政治利益，中央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说，中央如何给沙巴人民一个交待来解决移民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课题。

2. 沙巴因外来人口过多，被认为已“侵犯”它拥有的“劳工及移民自主权”。再者，因人口的改变，已变成马来人及回教徒结合起来有25%，卡达山杜顺族退减成17.8%，华人也减至9.6%及非公民竟有25%。之多心中的不满，自然认为是中央所造成。这一种族结构非自然的变化，是沙巴人民解不开的结；更不接受在哈里斯当政时把纳闽岛交给了中央。

3. 沙巴人民一向有一种东马不同西马的心态。即便国家独立50年，他们仍然感觉到沙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是最为落后或发展最慢的一个州。因而对中央通过政治手段操控沙巴有所不满，并以巫统登陆又占有首席部长，且在选区划分上，对其它成员党的不公平更加速他们求变之心。

4. 东马一向盛产石油及天然气，但石油的收入未广泛惠及沙巴已是早有所闻。如今安华承诺给20%的税收而不是目前的5%，当然击中要害，给东马人民多一个期望。

5. 杨德利此举也波及砂州的异动（虽然砂州非法移民没引起大问题，但人民仍属东马人的心态，与西马人有距离），如果根据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先阿申指有10名砂国会议员被安排出国而不能如期在6月20日宣布起事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说明问题已有扩散之虞，已不是“度假”就能解决得了的。

6. 加速巫统内部的求变。这正迎合了马哈迪的心意，只求换人而不是要倒国阵。巫统议员会有所思索吗？他们是要变还是不变？巫统又如何在内部改变以体现真正的国阵精神？各成员党分享权力而不是一党独大，正是关键所在。

杨德利显然只是以投不信任票作为一个借口来寻求突破。他深切了解凭两名议员是不成气候的；他也知道进步党在国阵看来是“蚊子党”，没有受到重视。但一个成员党有此大动作，已不是小事了，它足以牵动民心。至少在这个事件上，他取得了心理战的第一个“上风”，逼使国阵不可等闲视之。这样一来，杨德利就达到“星火燎原”的作用了，而且是在国阵后院起火，较之马哈迪的炮火更具有“杀伤力”。

当然杨德利不能期望西马的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与之起舞，但他却击中巫统要害，猛然感觉到一党难支大局的困境，还得要顾及其它成员党的感受。于是问题又回到巫统要怎样脱胎换骨？国阵要怎样重新洗牌的大问题。

然而十分巧合的是，每每出现压力针对首相时（如马哈迪的退党，东姑拉沙里的发难乃至杨德利的点火），都会波及纳吉这一边，以致造成要首相交棒，又将交给何人才是适当的呢？似乎是与其变，不如不变。甚至连纳吉也亲口说了，他不要求变，也不会给首相压力，言下之意，他认为不变比改变领导人要重要得多。

可是纳吉的言论又被政治波浪一再冲袭。如果巫统领导层不订下改革的时间表，将可能出现另一次的政治大海啸，给予安华一个黄金机会从中崛起。换句话说，在大选后政局越是不明与不稳，局面就越对安华有利，而不是增加阿都拉政治筹码。在这方面，阿都拉也有了大动作和大力反击，以求稳住局面，先挫杨德利，再堵安华上位。至于何时交棒，那是后话了。他绝不接受在压力下的退位。当下的国阵成员党，正是倾全力保驾护航，似乎不容半路杀出程咬金。正因为这样，杨德利事件也揭开阿都拉与安华的短兵相接，彼此斗智又斗力，成了当今政坛焦点。

从这样看来，杨德利的个人政治立场的百变已是次要的争议了，重要的是杨德利今天所作所为是不是一种民意的反映？是不是预告沙巴风云再起？这就是国阵所要关注的大件事了；不能视为只是一件孤立的求官问职的索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