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依布拉欣终于扬眉吐气，在峇东埔国席补选中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他已经不再是旺阿兹莎背后的男人，而是站在前面的男子。这一深远的意义象征着安华昭告天下：“我回来了”。
犹记得在308政治海啸后，安华以配偶身份参加新届国会开幕仪式时抛下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回来了以后就不会再离开”。当时他向媒介表达的意思是准备在“恢复自由身”（因法令所限必须要在4月14日后才能参加选举）后，将凭着补选踏足阔别10的圣殿。人民对此自然深信不疑，但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也一时不知安华走什么棋？在那里参加补选？
经过近5个月的揣测和令人捉摸不定后，安华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那就是“牺牲”旺阿兹莎来取得一个政治舞台，以便演绎“916”的实质意义。之所以说是痛苦与牺牲，是由于安华没有更好的选择余地，唯有先“牺牲”夫人（不授人话柄），再冒一次险。如果闯不过这一关，意味着两人政治生涯将划上句号，进而危及“人民联盟”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安华这一仗是只许胜不许败。虽然他有九成的把握稳住这个安全区，但还有一成的风险。而这一成的风险是不容掉以轻心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强大的国阵机器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势。稍一不慎失手，就会在阴沟里翻船（2004年大选时旺阿兹莎只以590张多数票保住此席足以成为安华的警戒）。果然非池中物的安华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把整个峇东埔变成一个“生死之役”的大战场，铺天盖地的插上公正党的旗帜，造成一个先声夺人的气象。然而国阵也非省油的灯，采取见缝插针的战略，企图把安华这只“蛟龙”困死在峇东埔（凯里就发出此豪言）。
其结果是安华见招折招，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应对之道。他的人海战术与旗海一片的战略也是绝无仅有的。
堪可告慰的是，尽管两军对峙，且有时口出不逊，针锋相对，但当地的选民和老百姓却不受种种的刺耳与刺目的言行所影响，甚至将剑拔弩张的局面巧妙地化为一种可以包容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只接受政纲的比较和候选人之间的对比，不让种族情绪在峇东埔发酵。大人物可以在台上和言论中口沬横飞，乃至刀光剑影一来一往，台下的老百姓及选民则继续珍惜平和的生活。当成观赏一出又一出的“无间道”的演出。
从两军中三大民族的水乳交融工作和两军对峙中只是划分“楚河汉界”，却未恶言相向甚至可以会心交流看来，他们是成熟、理智与尊重民主的一群，除了有数起不愉快事件外，大体上都是相安无事的，尤其是身在其中或住在峇东埔居住的人，都可以充份感受到种族主义的苗头是挑不起来的。马来西亚正是要塑造这样的一种相互尊重、异中求同、和睦生活的新的一代，峇东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换句话说，峇东埔补选让我们看到人性光辉的一面，种族主义已没有卖点和市场，宗教更不成为一个课题。投票显示各族人民，包括马来人都不以种族为取向，而以国家民生为导向。
既然峇东埔选民（80%以上发挥了民主精神与乡土之情，对安华不弃不离）的投票结果等于是他们接受与相信安华会有一番作为，那么接着下来，这位土生土长的峇东埔子民更要懂得回报人民对他的支持与厚望，也就是说今后就轮到安华如何以民为本来进行民主的斗争。他不但现时要成为反对党领袖，在国会为民请命，而且更要对他的“916变天”作出明确的交待。
在这方面，当地的一些华裔选民也希望我带出一个讯息给马华和民政。他们不是对这两个党感到绝望，而是不能接受这两个党在308大选后，仍然附和一党独大，且在补选时避重就轻，对种族和偏激言行未予制止，反而被认为时不时与之共舞；更不接受他们一些人的似是而非的言论，导致更多的华裔倾向反对党。就不知826后，马华和民政有什么步骤和想法改变国阵格局？这也是峇东埔华人所期待的。
（原载于2008年8月28日 《南洋商报》）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8.8.08
26.8.08
民政党成立的背景
由许仁强与邱继炳合著的《马来西亚非种族政治—民政党个案研究》一书中提及民政党的成立背景有失真之处。书中有一段这样说：民主联合党(UDP)领导层不希望党面对相同的命运（应指当时的劳工党走向激进的道路，排斥英文教育的领袖），因此邀请陈志勤及其他前劳工党员加入它的阵营。那时民联党准备成立一个新政党。林苍佑意识到在其党内有许多是华人的宗派份子足以阻止任何朝向非宗派主义的行动。他深信只有一个新的政党能够允许领导们制定一个新党章，给党员一个机会承诺参与非宗派政治的目标。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一段的历史的真实性。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述及当时的政治背景。
(一) 1964年全国大选正面对马印（尼）对抗的高潮期，结果左派的社阵蒙受重挫，只陈志勤及林建寿当选国会议员。重出政坛以反对党姿态出战的林苍佑，只能为民联党取得一个国席，那就是他本身。踏足大马选举的人民行动党同样只有一个蒂凡那中选国会议员。人民进步党的两名国会议员是SP及DR辛尼华沙甘昆仲。换句话说，反对党不成气候，联盟取得大胜利。
(二) 1965年，在人民行动党推动下（当时新加坡仍是马来西亚其中一州），反对党形成一个反对党阵线，取名“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不过左派的社阵未参与其中。砂人联党曾参与却闹党分裂。但在新加坡于同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团总”无疾而终，反对党又陷入一盘散沙。
(三) 1966年，林苍佑察觉到反对党四分五裂下将不可能力敌强大的联盟，曾伸出触角希望劳工党能与民联党合作。他是通过社阵（劳工党）的州议员许平城进行试探，因为林苍佑与林建寿不咬弦，两者无法沟通。但那时的劳工党已走向激进的“文革”路线，对议会斗争失去信心，转而走向街头斗争，因此林苍佑只得另寻出路。这一年，马印对抗结束。
(四) 1967年时，已取代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1966年成立），并不热衷与民联党结合。与此同时，陈志勤也在这一年被劳工党的激进派胪列“17罪状”进行大批判。迫于无奈，他退出劳工党。
(五) 1968年，不甘于就此退隐政坛的陈志勤亲自拜访在马来亚大学执教的王赓武，向他表示要成立一个新政党，请王教授加入他的阵容，以推出一个温和社会主义政纲的政党。
王赓武教授在2003年接受我的专访时亲自向我透露他其实没有兴趣走政治这条路，而是坚持走学术的道路，但陈志勤坚持要他成为发起人之一。
他说当时陈志勤有提及要找几方面的人联手。王赓武也没有异议，于是陈志勤分头找了赛胡申阿拉达斯（当时在新加坡大学执教）及林苍佑医生，邀请他们加入新的政党，共同为理想而斗争。
王赓武更透露，陈志勤要成立的新党取名为“马来西亚人民运动”（简称民政党），党纲及党章也是一手由陈志勤草拟，而由王赓武过目和提供意见（参阅谢诗坚专访王赓武2003年7月11日）。这就是说，是陈志勤发起创组民政党而得到林苍佑的响应和认同。不是如许邱合著的书说是林苍佑邀陈志勤组新党；更没有所谓民联党内面对如同劳工党内华教份子可能排斥英校领袖的现象。
其实林苍佑操控了民联党，没有人可以取代其地位。虽然党内有不少非左派的华教份子，但他们以林苍佑马首是瞻。即使没有民政党，林苍佑也不会面对危机；唯党的影响力只局限在槟州。
林苍佑认同陈志勤的理念，也同意由马来人赛胡申阿拉达斯出任主席之外，他们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喜欢林建寿加入这个大家庭。虽然林建寿与陈志勤一样是劳工党人，也在1967年被排挤，但他们是同党不同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陈志勤也邀林建寿，肯定是无法获得林苍佑响应。因为林苍佑比陈志勤更排斥林建寿。他在1963年时刻意派其助手郑耀林在乔治市市议会选举中把林建寿拉下马即为一例。
于是在1968年3月24日，6位发起人齐集陈志勤的住家共同签署发起组织民政党。一个新政党由此掀开新的一页，他们都是陈志勤拉拢成功的。除了陈志勤及威拉邦是原劳工党议员外，另外4人是林苍佑（民联党）、王赓武（学者）、彼得医生（马药业公会主席）及赛胡申阿拉达斯（马来学者），打出了多元种族的旗帜。及后陈志勤也邀得职工会领袖杨德才及陈扑根（原劳工党领袖）等人加入，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新政党。
林苍佑并不争取在新党内担任第一把手，只出任副主席，秘书长由真正的发起人陈志勤出任，但林苍佑的加入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他同意解散民联党，齐齐加入民政党。不然的话，民政党将只成为有司令无兵士的队伍。在左派人士不认同下，陈志勤在当时是无法争取劳工党干部加入他的斗争行列。
林苍佑的权威性也在此时刻表露无疑。他提出解散民联党加入民政党获得上下一致支持，只有少数华教份子没有跟随。因此也再一次推翻了所谓民联党陷入华教份子危及林苍佑领导之说。
有了林苍佑的加盟，才有了民政党神话的出现。如果没有林苍佑的大动作，陈志勤一人是难以成事的。这就是民政党成立的政治背景。至于民政党以后的故事，就不在这里阐述了。
（原载于2008年8月26日 《南洋商报》）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一段的历史的真实性。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述及当时的政治背景。
(一) 1964年全国大选正面对马印（尼）对抗的高潮期，结果左派的社阵蒙受重挫，只陈志勤及林建寿当选国会议员。重出政坛以反对党姿态出战的林苍佑，只能为民联党取得一个国席，那就是他本身。踏足大马选举的人民行动党同样只有一个蒂凡那中选国会议员。人民进步党的两名国会议员是SP及DR辛尼华沙甘昆仲。换句话说，反对党不成气候，联盟取得大胜利。
(二) 1965年，在人民行动党推动下（当时新加坡仍是马来西亚其中一州），反对党形成一个反对党阵线，取名“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不过左派的社阵未参与其中。砂人联党曾参与却闹党分裂。但在新加坡于同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团总”无疾而终，反对党又陷入一盘散沙。
(三) 1966年，林苍佑察觉到反对党四分五裂下将不可能力敌强大的联盟，曾伸出触角希望劳工党能与民联党合作。他是通过社阵（劳工党）的州议员许平城进行试探，因为林苍佑与林建寿不咬弦，两者无法沟通。但那时的劳工党已走向激进的“文革”路线，对议会斗争失去信心，转而走向街头斗争，因此林苍佑只得另寻出路。这一年，马印对抗结束。
(四) 1967年时，已取代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1966年成立），并不热衷与民联党结合。与此同时，陈志勤也在这一年被劳工党的激进派胪列“17罪状”进行大批判。迫于无奈，他退出劳工党。
(五) 1968年，不甘于就此退隐政坛的陈志勤亲自拜访在马来亚大学执教的王赓武，向他表示要成立一个新政党，请王教授加入他的阵容，以推出一个温和社会主义政纲的政党。
王赓武教授在2003年接受我的专访时亲自向我透露他其实没有兴趣走政治这条路，而是坚持走学术的道路，但陈志勤坚持要他成为发起人之一。
他说当时陈志勤有提及要找几方面的人联手。王赓武也没有异议，于是陈志勤分头找了赛胡申阿拉达斯（当时在新加坡大学执教）及林苍佑医生，邀请他们加入新的政党，共同为理想而斗争。
王赓武更透露，陈志勤要成立的新党取名为“马来西亚人民运动”（简称民政党），党纲及党章也是一手由陈志勤草拟，而由王赓武过目和提供意见（参阅谢诗坚专访王赓武2003年7月11日）。这就是说，是陈志勤发起创组民政党而得到林苍佑的响应和认同。不是如许邱合著的书说是林苍佑邀陈志勤组新党；更没有所谓民联党内面对如同劳工党内华教份子可能排斥英校领袖的现象。
其实林苍佑操控了民联党，没有人可以取代其地位。虽然党内有不少非左派的华教份子，但他们以林苍佑马首是瞻。即使没有民政党，林苍佑也不会面对危机；唯党的影响力只局限在槟州。
林苍佑认同陈志勤的理念，也同意由马来人赛胡申阿拉达斯出任主席之外，他们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喜欢林建寿加入这个大家庭。虽然林建寿与陈志勤一样是劳工党人，也在1967年被排挤，但他们是同党不同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陈志勤也邀林建寿，肯定是无法获得林苍佑响应。因为林苍佑比陈志勤更排斥林建寿。他在1963年时刻意派其助手郑耀林在乔治市市议会选举中把林建寿拉下马即为一例。
于是在1968年3月24日，6位发起人齐集陈志勤的住家共同签署发起组织民政党。一个新政党由此掀开新的一页，他们都是陈志勤拉拢成功的。除了陈志勤及威拉邦是原劳工党议员外，另外4人是林苍佑（民联党）、王赓武（学者）、彼得医生（马药业公会主席）及赛胡申阿拉达斯（马来学者），打出了多元种族的旗帜。及后陈志勤也邀得职工会领袖杨德才及陈扑根（原劳工党领袖）等人加入，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新政党。
林苍佑并不争取在新党内担任第一把手，只出任副主席，秘书长由真正的发起人陈志勤出任，但林苍佑的加入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他同意解散民联党，齐齐加入民政党。不然的话，民政党将只成为有司令无兵士的队伍。在左派人士不认同下，陈志勤在当时是无法争取劳工党干部加入他的斗争行列。
林苍佑的权威性也在此时刻表露无疑。他提出解散民联党加入民政党获得上下一致支持，只有少数华教份子没有跟随。因此也再一次推翻了所谓民联党陷入华教份子危及林苍佑领导之说。
有了林苍佑的加盟，才有了民政党神话的出现。如果没有林苍佑的大动作，陈志勤一人是难以成事的。这就是民政党成立的政治背景。至于民政党以后的故事，就不在这里阐述了。
（原载于2008年8月26日 《南洋商报》）
三大变数镇住峇东埔
表面上看来，峇东埔补选是安华与其“前战友”阿力夏之争，也是公正党与巫统在争一个国会议席，对国家政局没有太大的影响，实则这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政治是否因此而改变的大决战。这与国阵(巫统)是否派出重量级的候选人没有太大的关系；最直接的关系是身为“人民联盟”的实权领袖的安华是否因这一役而成为民联的真正在位的领袖，进而率军直奔布城?
这就是说，这场补选是决定人民联盟的未来命运；决定国阵的未来走向，也决定国家政局是否再来一次的政治海啸?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普通的补选来看是偏离问题的焦点和它所具有的“震撼性”的重要性。
很遗憾的是,我们在连日来也听到各种负面的声音，最典型的莫过于指说“浪费时间”，也听到一些误导性的言论，指说这是个人权力欲望的发酵，滥用民主机制，企图叉开补选的实质意义，并降低这场补选的潜在威力。
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峇东埔补选的结果足以影响所有政党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
一、 第一方面是“人民联盟”的兴衰在此一役。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在大选后出现的“人民联盟”是一个新的组合。它以安华为核心，成功地将民主行动党与回教党重新拢在一起，与公正党结盟成鼎足而立的阵线。如果没有安华，这个联盟肯定无法组成。当然如果没有安华，也不会发生308的大选，意外地出现5个州由反对党起而执政。
当安华把他的毅力和魅力向选民诉求改革后，他历史性地第一次与势力根深蒂固的国阵分享执政权力，在西马把版图一分为二。
可惜的是，他仍然缺乏一张通行证，在大选后还是国会的边缘人。但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是因为国阵巧妙地择订大选的日子，以致安华因法令所限，不能参加国会大选。如果大选的日期压后一个月，就不会有今天的补选，因此错不在安华。
就在安华可以自由参加选举后(4月14日后)，他必然也一定要拿回过去所失的权力。而这一役就是走进国会，以成为人民联盟的正其位的实权领袖，才得以展开他的政治抱负，不然一切都是空谈。这正如他在1982年竞逐国会议席，也是为他的政治旅途取得第一张通行证。如果没有在1982年的胜利，绝对不会有安华的神话连绵不断。这就是说，安华创造补选是为了要“卷土重来”。
他之所以不得不参加补选，除了要在个人政途上打翻身仗外；相等重要的是，为了巩固人民联盟取得的政治权力。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的人民联盟还是一个松弛的组织，三个政党之间尚有未能协调政纲和理念的落差，正需要安华全程投入其中。否则日子久了，难保不会出现裂痕；尤其是近来回教党一会儿与巫统密谈，一会儿又发出另类声音，对首相职另外解释，虽对民联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已预示正是安华出马的时候，也只有安华回到国会后才能镇住整个局面，不然的话，各别政党的某些不调和的意见，将会带来不同的诠释和解读，对人民联盟是个警戒讯号。
安华之所以有此威力，那是他曾两度出手，使到回教党势力坐大。一是在1999年的大选，给回教党再拿下登嘉楼州政权，并首次在国会拥有强大的阵容(27席)；二是今年的大选，造就了回教党又夺下吉打州，再拥有霹雳州务大臣之职。单就这两个大动作，即便回教党不“感激不尽”，也要“饮水思源”。因此安华重回峇东埔肯定会使到回教党对民联更具信心。
同样的，民主行动党也是对安华感恩戴德的，因为安华的正确合作策略，终于让行动党一圆夺槟州政权的美梦；更在其他州大有斩获。行动党也从308大选看到安华的影响力。今天安华要回家(回到国会)，也是行动党回报的大好时机。
至于安华本身的公正党，同样急待安华真正的掌握实权，而不是继续在当民联的隔着一层的领袖；也唯有安华重回国会，才能推动夺权的大计。
所谓的夺权是指安华释出的“916变天”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十分吊诡的议程，看似有这么一回事，又看是没有那么一回事，而要证明其真伪，就等着安华打响这一炮。这“炮打司令部”的基地就在峇东埔。
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安华未能在峇东埔重新站立起来，就意味着人民联盟有难，弄不好会失去至少三州的州政权(即雪/霹/槟)。为此，安华是只许胜，不许败，而且要胜得漂亮，则人民联盟将会有更大得转机，并衬托出安华是民联当下最被认可的领袖。如果将来真的有幸取得中央政权，首相职就非安华莫属了。
当然安华在胜出后，不一定会发生“916变天”的故事，但至少他已成为另一类得选择，足以和国阵争天下。
二、 第二方面是对国阵的冲击。一旦安华以超过一万张多数票夺回峇东埔议席后，没有人可以低估安华的势力， 包括随时都会发生倒戈的事件。
所谓的倒戈也不是安华“独创”的。在1994年的时候，沙巴团结党政府的倒台，即为一例。当时没有人指责倒戈的议员是政治青蛙，似乎是“政治正确”的举措。如今指责“不道德，不尊重民主”正是当年支持倒戈的人。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发生“916”事件，但既有先例，也就不能全盘否定，而是看安华狂胜到什么程度。如果真的狂胜，且多数票超过一万五千张，可能会打乱了国阵的整盘棋。问题是巫统的国会议员会倒向安华吗?他们会暗渡陈仓吗?特别是巫统在大选后又因党选面对不稳定因素时，会有失意人转而支持安华吗?
还有马华与民政和国大党又如何应对变化的到来?它们是要与国阵共存亡，或是另有想法，也不得而知。
东马得沙巴和砂拉越的一些国会议员会跟随安华起舞吗?
总而言之，国阵精神会持续下去吗?国阵会否重新凝聚起来?或是会因之陷入迷失中?一切的一切系于安华在峇东埔这一仗的结果。
说来也够吊诡的，安华本来就属于这个体制的人，而且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没有马哈迪在10多年前将安华挤出巫统，今天肯定不会有“人民联盟”的出现；今天也肯定是安华当政的年代。就因为马哈迪的大动作，导致了国阵这10年来都活在安华的阴影中，挥之不去。
尽管巫统三番四次否定安华的作用，也关起大门不让他回巢，但安华却凭个人的力量成了巫统永远的伤痛。他既是巫统的人，又不是巫统的人。这种矛盾已在峇东埔补选中表露无遗。
三、 第三方面是对政府体制的挑战。安华自1998年被革职后，从来没有停止对国阵的机制展开反击和抨击。他先是向其“政治师父”马哈迪的权威挑战，宁可坐牢也不低头；继之又向他的“政治师弟”纳吉猛攻，死咬对方不放；再下来，也就是在今年大选前后，又将火力集中指向阿都拉，从而否定国阵执政得正当性。
虽然如此，安华在今年的大选的斗争只成功一半，打掉国阵得4个州政权；另一半他打不掉的是中央政府仍然控制在国阵手中。他知道，在中央集权制下，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如果没有乘胜追击，将可能危及5个州的执政权(吉兰丹原本就由回教党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安华有了所谓的“916变天”的喊话。
在安华看来，国家机制不改变下，一切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也不会达成他所追求的“改朝换代”，而是任由现有的体制继续操作。对此，他甚至预测，未来的3个月内，国家经济会更加地不稳定和难以克制通货膨胀。如果不改变的话，情况会更不妙。他正是以此作为他的“变天”的理由。
峇东埔的补选，就包含了这一层的意思，以“民心思变”之心来要求一个更大的改变。就此而言，峇东埔的补选已不是小儿科，而是关系国家前途的一个重大的“战役”。其成败不仅关系到安华的个人荣辱，也关系到人民联盟可否持久，更影响国阵的命运。一句话，政局会否重新洗牌，全赖峇东埔的战果而定。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这就是说，这场补选是决定人民联盟的未来命运；决定国阵的未来走向，也决定国家政局是否再来一次的政治海啸?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普通的补选来看是偏离问题的焦点和它所具有的“震撼性”的重要性。
很遗憾的是,我们在连日来也听到各种负面的声音，最典型的莫过于指说“浪费时间”，也听到一些误导性的言论，指说这是个人权力欲望的发酵，滥用民主机制，企图叉开补选的实质意义，并降低这场补选的潜在威力。
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峇东埔补选的结果足以影响所有政党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
一、 第一方面是“人民联盟”的兴衰在此一役。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在大选后出现的“人民联盟”是一个新的组合。它以安华为核心，成功地将民主行动党与回教党重新拢在一起，与公正党结盟成鼎足而立的阵线。如果没有安华，这个联盟肯定无法组成。当然如果没有安华，也不会发生308的大选，意外地出现5个州由反对党起而执政。
当安华把他的毅力和魅力向选民诉求改革后，他历史性地第一次与势力根深蒂固的国阵分享执政权力，在西马把版图一分为二。
可惜的是，他仍然缺乏一张通行证，在大选后还是国会的边缘人。但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是因为国阵巧妙地择订大选的日子，以致安华因法令所限，不能参加国会大选。如果大选的日期压后一个月，就不会有今天的补选，因此错不在安华。
就在安华可以自由参加选举后(4月14日后)，他必然也一定要拿回过去所失的权力。而这一役就是走进国会，以成为人民联盟的正其位的实权领袖，才得以展开他的政治抱负，不然一切都是空谈。这正如他在1982年竞逐国会议席，也是为他的政治旅途取得第一张通行证。如果没有在1982年的胜利，绝对不会有安华的神话连绵不断。这就是说，安华创造补选是为了要“卷土重来”。
他之所以不得不参加补选，除了要在个人政途上打翻身仗外；相等重要的是，为了巩固人民联盟取得的政治权力。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的人民联盟还是一个松弛的组织，三个政党之间尚有未能协调政纲和理念的落差，正需要安华全程投入其中。否则日子久了，难保不会出现裂痕；尤其是近来回教党一会儿与巫统密谈，一会儿又发出另类声音，对首相职另外解释，虽对民联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已预示正是安华出马的时候，也只有安华回到国会后才能镇住整个局面，不然的话，各别政党的某些不调和的意见，将会带来不同的诠释和解读，对人民联盟是个警戒讯号。
安华之所以有此威力，那是他曾两度出手，使到回教党势力坐大。一是在1999年的大选，给回教党再拿下登嘉楼州政权，并首次在国会拥有强大的阵容(27席)；二是今年的大选，造就了回教党又夺下吉打州，再拥有霹雳州务大臣之职。单就这两个大动作，即便回教党不“感激不尽”，也要“饮水思源”。因此安华重回峇东埔肯定会使到回教党对民联更具信心。
同样的，民主行动党也是对安华感恩戴德的，因为安华的正确合作策略，终于让行动党一圆夺槟州政权的美梦；更在其他州大有斩获。行动党也从308大选看到安华的影响力。今天安华要回家(回到国会)，也是行动党回报的大好时机。
至于安华本身的公正党，同样急待安华真正的掌握实权，而不是继续在当民联的隔着一层的领袖；也唯有安华重回国会，才能推动夺权的大计。
所谓的夺权是指安华释出的“916变天”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十分吊诡的议程，看似有这么一回事，又看是没有那么一回事，而要证明其真伪，就等着安华打响这一炮。这“炮打司令部”的基地就在峇东埔。
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安华未能在峇东埔重新站立起来，就意味着人民联盟有难，弄不好会失去至少三州的州政权(即雪/霹/槟)。为此，安华是只许胜，不许败，而且要胜得漂亮，则人民联盟将会有更大得转机，并衬托出安华是民联当下最被认可的领袖。如果将来真的有幸取得中央政权，首相职就非安华莫属了。
当然安华在胜出后，不一定会发生“916变天”的故事，但至少他已成为另一类得选择，足以和国阵争天下。
二、 第二方面是对国阵的冲击。一旦安华以超过一万张多数票夺回峇东埔议席后，没有人可以低估安华的势力， 包括随时都会发生倒戈的事件。
所谓的倒戈也不是安华“独创”的。在1994年的时候，沙巴团结党政府的倒台，即为一例。当时没有人指责倒戈的议员是政治青蛙，似乎是“政治正确”的举措。如今指责“不道德，不尊重民主”正是当年支持倒戈的人。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发生“916”事件，但既有先例，也就不能全盘否定，而是看安华狂胜到什么程度。如果真的狂胜，且多数票超过一万五千张，可能会打乱了国阵的整盘棋。问题是巫统的国会议员会倒向安华吗?他们会暗渡陈仓吗?特别是巫统在大选后又因党选面对不稳定因素时，会有失意人转而支持安华吗?
还有马华与民政和国大党又如何应对变化的到来?它们是要与国阵共存亡，或是另有想法，也不得而知。
东马得沙巴和砂拉越的一些国会议员会跟随安华起舞吗?
总而言之，国阵精神会持续下去吗?国阵会否重新凝聚起来?或是会因之陷入迷失中?一切的一切系于安华在峇东埔这一仗的结果。
说来也够吊诡的，安华本来就属于这个体制的人，而且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没有马哈迪在10多年前将安华挤出巫统，今天肯定不会有“人民联盟”的出现；今天也肯定是安华当政的年代。就因为马哈迪的大动作，导致了国阵这10年来都活在安华的阴影中，挥之不去。
尽管巫统三番四次否定安华的作用，也关起大门不让他回巢，但安华却凭个人的力量成了巫统永远的伤痛。他既是巫统的人，又不是巫统的人。这种矛盾已在峇东埔补选中表露无遗。
三、 第三方面是对政府体制的挑战。安华自1998年被革职后，从来没有停止对国阵的机制展开反击和抨击。他先是向其“政治师父”马哈迪的权威挑战，宁可坐牢也不低头；继之又向他的“政治师弟”纳吉猛攻，死咬对方不放；再下来，也就是在今年大选前后，又将火力集中指向阿都拉，从而否定国阵执政得正当性。
虽然如此，安华在今年的大选的斗争只成功一半，打掉国阵得4个州政权；另一半他打不掉的是中央政府仍然控制在国阵手中。他知道，在中央集权制下，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如果没有乘胜追击，将可能危及5个州的执政权(吉兰丹原本就由回教党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安华有了所谓的“916变天”的喊话。
在安华看来，国家机制不改变下，一切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也不会达成他所追求的“改朝换代”，而是任由现有的体制继续操作。对此，他甚至预测，未来的3个月内，国家经济会更加地不稳定和难以克制通货膨胀。如果不改变的话，情况会更不妙。他正是以此作为他的“变天”的理由。
峇东埔的补选，就包含了这一层的意思，以“民心思变”之心来要求一个更大的改变。就此而言，峇东埔的补选已不是小儿科，而是关系国家前途的一个重大的“战役”。其成败不仅关系到安华的个人荣辱，也关系到人民联盟可否持久，更影响国阵的命运。一句话，政局会否重新洗牌，全赖峇东埔的战果而定。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林连玉与华文教育
今年8月19日是华教斗士林连玉107岁冥诞。这篇文章是为纪念林连玉而作。
林连玉（1901-1985）原籍福建永春人。他是马华文化的巨人，也是一代华文教育家。有人形容林连玉也是马华文化教育界的“鲁迅”，因为他有鲁迅的硬骨头，他有鲁迅不向压力低头的意志。
说来也是十分巧合，林连玉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南来马来亚的（鲁迅也是在那一年离开厦门的，但两人未曾相识）。这个时候中国吹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斗口号，把“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转了过来。此时林连玉则在马来亚开始其教学生涯，直到他不能再执教鞭（1961年）为止，而后他也不忘关心华教，但由于客观的限制，他的手和口都被“封住”了。因此林连玉对华教的伟大贡献是在六十年代前的事。
南来后的林连玉，在教育界辗转，生活极不安定，一直到1935年受聘于吉隆坡尊孔中学后，才告安定下来。不过尊孔最后也不能成为他退休的学校，因为他的教师准证被吊销了。
如果林连玉留在中国教育界服务，也许历史就改写了。但命运却让这位集美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飘洋过海到南洋，启开他的斗争的历程。
1942年日本南侵时，这位穷教师被迫韬光养晦过着养猪生活一个时期。1945年日寇投降后，林连玉应聘主持尊孔的复校工作，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终于把尊孔起死回生，但他没有接受担任校长，而是把他的精力放在组织教师团结方面。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从1950年起到1960年，担任长达10年的主席职。
1951年他成功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尚未独立，但侨民可以申请成为公民，以认同马来亚）。他后来用行动证明他热爱这个国家，也鼓励华人申请成为公民，并力争平等权益。就在这一年，他又成功地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今日已改称马来西亚），而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则于1954年成立（今也改称马来西亚），此后两个机构在行事上相结合，统称为“董教总”，不过未改变彼此的独立注册地位。
林连玉是在1953年开始担任教总主席，他积极地走向政治的舞台，与政府政党高层打交道，期望能为华教打开一个新局面。可是由于教育报告书一次又一次的出笼对华教有不利的影响，林连玉的言论也就越发激烈和尖锐，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又相互抗衡。例如他反对殖民地政府抛出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1年），指它意图用英巫语文消灭华校。过后有了“方吴教育报告书”（1952年），但1952年的教育法令却是根据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制订。林连玉领导教师公会起而反对，结果暂时阻止法令之执行。1954年又出现一份“1954年教育白皮书”，也是对华校不利，林连玉同样给予反对。
为了使华教的问题得到解决，林连玉曾于1953年通过教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1964年沈慕羽担任教总主席时，再次提出）此议最终失败，这也是预料中事。
1955年，由于马来亚联合邦为进行自治而举行普选，林连玉率领教总面见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组成）领导人，提出支持联盟以换取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联盟在大选中上台执政，在翌年（1956年）提出“拉萨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所接受，未有太大的争议。所争议的是报告书的“最终目标”。所谓“最终目标”这样写道﹕“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为达此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
（一）推动成立三大机构
经教总交涉后，时任教育部长的阿都拉萨（Abdul Razak）答应不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中，华校危机暂时获得缓和。
虽然如此，在“1957年教育法令下，政府仍然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津贴，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的锺灵中学及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的昔加末中学先后在1952年教育法令下接受改制，其它华中则不为所动。[1]林连玉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英国最后一任钦差大臣麦基里莱曾当着林连玉的面前承认﹕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不通，都是教总反对的结果。陈修信（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这之前，他是自治邦的工商部长）也指林连玉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2]
除了促成“教总”成立及“董总”成立，并将两个机构结合起来外，林连玉的另一项创举是使到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与董教总合组成“三大机构”，联手捍卫华文教育（此机构基本上在1953年具备皱形，而在1954年被确定下来。不过这种合作并不持久，尤其是1959年在独立后的首次联合邦大选，执政的联盟再一次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后，就不再依据林连玉的主观愿望发展；反之，联盟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决心对华文中学进行改制，不再有妥协的余地。这就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的背景，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林连玉的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公民权被褫夺”的事件。这种从内部的分化华教的手段远比采取高压的逮捕手段来得高明。此时的林连玉所能作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捍卫华教，就是号召全马的华校（华文中学）不要步锺灵的后尘，而是要坚持走“独立中学”的路线。今日的全马来西亚仍有60间独中，间接上是林连玉用“个人牺牲换来的成果之一”。
（二）批汪永年斗梁宇皋
林连玉在他当红的年代，曾经“斗臭”两个知名人士，这是早期多为人知的大事。区区一个穷教员，不过是“教总”的主席，如何能把有权有势的“名人”抛出“华社”？看来是不可思议，而事实却是如此。
第一位被他“批臭”的是锺灵中学的校长汪永年。起因于1955，锺中代校长汪永年私下通过董事长促成董事会接受政府津贴的条件，成为首开先河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结果汪永年被扶正出任校长职。林连玉认为这创下一个很坏的先例，指责“汪永年与殖民地官员狼狈为奸，破坏华文教育”。林连玉形容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当时汪永年也是教总副主席）。[3]汪永年经他这一骂和学潮迭起之后，虽然仍然做他的改制锺中的校长，却一生背负“出卖华文教育第一人的罪名”，直到他数年前在加拿大逝世，华社仍然不曾原谅他的“罪过”。他是一个被林连玉骂臭而爬不起来的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则是位高权重的梁宇皋（1888-1963），在霹雳出世，年青时曾在中国念书，13岁回马来亚，后在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在怡保执律师业。1932年又回中国当官和做生意。战后再返马。1949年成为“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长（相等于今日的甲州元首）两年之久。1959年受委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并以马华公会代表身份出任“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因为此份争议性的报告书，梁宇皋与林连玉有过一来一往的唇枪舌战，又是演讲战，又是文告战，激起层层浪花。
身为司法部长的梁宇皋在国会的一场演讲充份地表达了改制华文中学的目的。他说﹕“华文中学分成两种，一种是锺灵型中学（即指于1956年接受政府津贴而侧重英文教学，是全马第一间改制的华文中学），大部份的教学，是采用英文的；另一种是华文中学，大部份是用华文。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让他们有机会到商场就业，在政府机关任事，我们应该选择锺灵型中学（即接受改制）。”“旧式的中学（指传统的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找到职业，失望而沮丧而成为反社会的分子。
梁宇皐的怨气也发到林连玉的身上，他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因此，他说林连玉（所作所为）是“吹牛皮，走江湖，为了牛油与面包。”[4]
林连玉对此作义正词严的反驳。他说﹕“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5]
结果，国会在1961年10月20日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即意味着全面执行“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建议。
虽然如此，林连玉继续采取抗争的立场。他的文采和辩才成为政府的头痛人物。这可以从他的一篇被整理而成的即席演讲窥见，但也因这场讲话，在后来成为他“惹祸”的“罪名”之一。他在1961年3月29日应南洋大学学生会之邀，针对《华文中学改制问题》即席发表长篇大论。在演讲中，林连玉从教育谈到文化再延伸到华人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他认为华人的要求和坚持可归纳为三端﹕华人的子女应该用华语、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各民族教育应予平等及ƒ设立华文教育谘询委员会，因为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再是“侨民”。他的理据是语言是人类的工具，跟随人而移动的，不被地域所限制。此举意味着海外的华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被限制只在中国本土。因此他说，如果政府不给津贴，就由华人自己来办学，他支持华文教育走自力更生的“独立中学”的道路，不必仰赖政府的协助。他这样说﹕“我们的祖先辛苦的创办华校，所以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是华人血汗的结晶，我们不应把学校送出去而变质。”
为达成华校的生存，林连玉建议三方面合作，其一董事要出钱，其二教师要减薪及其三学生加学费。华校不求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资格从来没有被承认，那么我们的几十万毕业生饿死了没有？没有！华校生到处都要，只有马来亚不要。而眼前的困难是﹕政治压迫，民族败类的出卖及舆论被打压。”
他乐观地相信走“独立中学”的道路是可行的，以维护民族的教育自主权，不然华人子弟将要流浪街头，他说，只要政令不阻碍，不压迫，华人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育。他于是引用了中国一向引用的口号来共勉和自勉﹕“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6]这个理念显现了他具有左派统战的精神。
林连玉留下的名句（取自他的一首诗中两句）很能概括他的精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他努力不懈地坚持“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上面。”正因为这样，他付出了代价﹕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8月22日，教育部长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证；1963年8月24日，林连玉著作《回忆片片录》被列为禁书；1963年9月12日，内政部长宣布《教师杂志》第9期为禁书（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1964年1月14日枢密院驳回林连玉的（公民权）上诉案；1964年8月24日，内部审理林连玉公民权案结束；1964年10月23日，政府正式褫夺林连玉公民权。从此他的公开的，激昂的民族战歌的声音不见了。但他留下的斗争精神，却恒久不灭，他成了一个“族魂”，照亮华教前进的道路。
（三）华校被切成两半
就在林连玉争取语文教育平等的当儿，政府也毫不松弛地对华文中学进行分解。最后将之分割成两半。对华人社会有着相当大的负面效应。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
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双管齐下，一方面剥夺林连玉的发言权和担任教总主席的权利（因公民权已被褫夺），另一方面按原订计划推行1961年教育法令。在两者必须择其一的条件下，政府对其强硬条件作了些许的妥协性修改，允许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可以在下午阶段附设“独立班”，收容未能进入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的学生。[7]这一点的松动倒使到较多的华文中学愿意接受改制，然后又在新的体制下由董事会另设“独立班”。我们由是在后来看到一个校名，却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学校，那是因为有关的董事会把“独立班”又发展成“独立中学”，于是出现了如同下列的实例﹕槟城锺灵国民型中学（政府控制学校）及锺灵独立中学；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及日新独立中学等等。
事实上，根据资料显示，在改制前，马来亚（马来半岛）剩下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保留“独立中学”地位（例如槟城著名的韩江中学即为一例，没有国民型中学之设）。遂后54所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出21所“独立中学”[8]，规模自然比不上国民型中学。
东马的砂劳越虽然尚未加入马来西亚，在英殖民政府推行下，也面对同样的政策，于1962年有12所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剩6所保持独立中学。后来又另创8所独立中学，因此总共有14所华文中学，学生人数4948名。
东马的沙巴有9所华文独中，学生6344人，而改制中学有5所。连同西马（马来亚）的37间独中，学生41713名。全马总共有60间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5万余名。[9]1975年，董总为独中生设置本身的统一考试（统考），为独中生谋求出路，虽未获得政府承认，但获得海外诸多大学承认。
改制的“华文中学”也已经从71间增加到78间，总学生人数约11万名。（此数目系马来西亚国民型（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于2005年提供的数目）。这些改制中学是否是“华文中学”备受争议。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它已在1996年的新教育法令下，被改成国民中学，不再被称为“国民型”中学。换句话说，它与国家设立的统一国民中学（马来源流）是属于同一个体系，参加的是政府设置的考试，用马来文或一些科目用英文作考试媒介语，只有华文一科用华文出题，但华文是选修科，不是必考科，而国文（马来文）及英文是必考科，因此它在华教人士看来，已不是“华文中学”，至少董总坚持这个立场。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改制的“华文中学”认为它们坚持维护华教传统，即使每周只上数节的华文课，也不断鼓励学生在课外多学华文，在校内用华语沟通，主办节目和比赛以华文为主。所以方成校长（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向笔者坚持他们是保有华教色彩的“华文中学”，也培育出无数的写作人才。
于是华文教育向两方面发展，乃告定型。林连玉斗争的结果就是独立中学直到今天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85页。
[2]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35页。
[3]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178－197页有关《出卖华文教育罪魁汪永年》一文。
[4]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0－43页。
[5]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5－47页有关林连玉于1960年8月20日的书面谈话。
[6] 参阅《大学论坛》，第20期，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1961年4月30日，第7、8及11页。
[7]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页。
[8]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9页。
[9]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429及1272页。
林连玉（1901-1985）原籍福建永春人。他是马华文化的巨人，也是一代华文教育家。有人形容林连玉也是马华文化教育界的“鲁迅”，因为他有鲁迅的硬骨头，他有鲁迅不向压力低头的意志。
说来也是十分巧合，林连玉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南来马来亚的（鲁迅也是在那一年离开厦门的，但两人未曾相识）。这个时候中国吹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斗口号，把“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转了过来。此时林连玉则在马来亚开始其教学生涯，直到他不能再执教鞭（1961年）为止，而后他也不忘关心华教，但由于客观的限制，他的手和口都被“封住”了。因此林连玉对华教的伟大贡献是在六十年代前的事。
南来后的林连玉，在教育界辗转，生活极不安定，一直到1935年受聘于吉隆坡尊孔中学后，才告安定下来。不过尊孔最后也不能成为他退休的学校，因为他的教师准证被吊销了。
如果林连玉留在中国教育界服务，也许历史就改写了。但命运却让这位集美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飘洋过海到南洋，启开他的斗争的历程。
1942年日本南侵时，这位穷教师被迫韬光养晦过着养猪生活一个时期。1945年日寇投降后，林连玉应聘主持尊孔的复校工作，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终于把尊孔起死回生，但他没有接受担任校长，而是把他的精力放在组织教师团结方面。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从1950年起到1960年，担任长达10年的主席职。
1951年他成功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尚未独立，但侨民可以申请成为公民，以认同马来亚）。他后来用行动证明他热爱这个国家，也鼓励华人申请成为公民，并力争平等权益。就在这一年，他又成功地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今日已改称马来西亚），而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则于1954年成立（今也改称马来西亚），此后两个机构在行事上相结合，统称为“董教总”，不过未改变彼此的独立注册地位。
林连玉是在1953年开始担任教总主席，他积极地走向政治的舞台，与政府政党高层打交道，期望能为华教打开一个新局面。可是由于教育报告书一次又一次的出笼对华教有不利的影响，林连玉的言论也就越发激烈和尖锐，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又相互抗衡。例如他反对殖民地政府抛出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1年），指它意图用英巫语文消灭华校。过后有了“方吴教育报告书”（1952年），但1952年的教育法令却是根据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制订。林连玉领导教师公会起而反对，结果暂时阻止法令之执行。1954年又出现一份“1954年教育白皮书”，也是对华校不利，林连玉同样给予反对。
为了使华教的问题得到解决，林连玉曾于1953年通过教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1964年沈慕羽担任教总主席时，再次提出）此议最终失败，这也是预料中事。
1955年，由于马来亚联合邦为进行自治而举行普选，林连玉率领教总面见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组成）领导人，提出支持联盟以换取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联盟在大选中上台执政，在翌年（1956年）提出“拉萨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所接受，未有太大的争议。所争议的是报告书的“最终目标”。所谓“最终目标”这样写道﹕“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为达此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
（一）推动成立三大机构
经教总交涉后，时任教育部长的阿都拉萨（Abdul Razak）答应不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中，华校危机暂时获得缓和。
虽然如此，在“1957年教育法令下，政府仍然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津贴，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的锺灵中学及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的昔加末中学先后在1952年教育法令下接受改制，其它华中则不为所动。[1]林连玉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英国最后一任钦差大臣麦基里莱曾当着林连玉的面前承认﹕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不通，都是教总反对的结果。陈修信（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这之前，他是自治邦的工商部长）也指林连玉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2]
除了促成“教总”成立及“董总”成立，并将两个机构结合起来外，林连玉的另一项创举是使到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与董教总合组成“三大机构”，联手捍卫华文教育（此机构基本上在1953年具备皱形，而在1954年被确定下来。不过这种合作并不持久，尤其是1959年在独立后的首次联合邦大选，执政的联盟再一次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后，就不再依据林连玉的主观愿望发展；反之，联盟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决心对华文中学进行改制，不再有妥协的余地。这就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的背景，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林连玉的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公民权被褫夺”的事件。这种从内部的分化华教的手段远比采取高压的逮捕手段来得高明。此时的林连玉所能作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捍卫华教，就是号召全马的华校（华文中学）不要步锺灵的后尘，而是要坚持走“独立中学”的路线。今日的全马来西亚仍有60间独中，间接上是林连玉用“个人牺牲换来的成果之一”。
（二）批汪永年斗梁宇皋
林连玉在他当红的年代，曾经“斗臭”两个知名人士，这是早期多为人知的大事。区区一个穷教员，不过是“教总”的主席，如何能把有权有势的“名人”抛出“华社”？看来是不可思议，而事实却是如此。
第一位被他“批臭”的是锺灵中学的校长汪永年。起因于1955，锺中代校长汪永年私下通过董事长促成董事会接受政府津贴的条件，成为首开先河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结果汪永年被扶正出任校长职。林连玉认为这创下一个很坏的先例，指责“汪永年与殖民地官员狼狈为奸，破坏华文教育”。林连玉形容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当时汪永年也是教总副主席）。[3]汪永年经他这一骂和学潮迭起之后，虽然仍然做他的改制锺中的校长，却一生背负“出卖华文教育第一人的罪名”，直到他数年前在加拿大逝世，华社仍然不曾原谅他的“罪过”。他是一个被林连玉骂臭而爬不起来的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则是位高权重的梁宇皋（1888-1963），在霹雳出世，年青时曾在中国念书，13岁回马来亚，后在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在怡保执律师业。1932年又回中国当官和做生意。战后再返马。1949年成为“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长（相等于今日的甲州元首）两年之久。1959年受委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并以马华公会代表身份出任“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因为此份争议性的报告书，梁宇皋与林连玉有过一来一往的唇枪舌战，又是演讲战，又是文告战，激起层层浪花。
身为司法部长的梁宇皋在国会的一场演讲充份地表达了改制华文中学的目的。他说﹕“华文中学分成两种，一种是锺灵型中学（即指于1956年接受政府津贴而侧重英文教学，是全马第一间改制的华文中学），大部份的教学，是采用英文的；另一种是华文中学，大部份是用华文。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让他们有机会到商场就业，在政府机关任事，我们应该选择锺灵型中学（即接受改制）。”“旧式的中学（指传统的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找到职业，失望而沮丧而成为反社会的分子。
梁宇皐的怨气也发到林连玉的身上，他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因此，他说林连玉（所作所为）是“吹牛皮，走江湖，为了牛油与面包。”[4]
林连玉对此作义正词严的反驳。他说﹕“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5]
结果，国会在1961年10月20日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即意味着全面执行“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建议。
虽然如此，林连玉继续采取抗争的立场。他的文采和辩才成为政府的头痛人物。这可以从他的一篇被整理而成的即席演讲窥见，但也因这场讲话，在后来成为他“惹祸”的“罪名”之一。他在1961年3月29日应南洋大学学生会之邀，针对《华文中学改制问题》即席发表长篇大论。在演讲中，林连玉从教育谈到文化再延伸到华人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他认为华人的要求和坚持可归纳为三端﹕华人的子女应该用华语、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各民族教育应予平等及ƒ设立华文教育谘询委员会，因为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再是“侨民”。他的理据是语言是人类的工具，跟随人而移动的，不被地域所限制。此举意味着海外的华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被限制只在中国本土。因此他说，如果政府不给津贴，就由华人自己来办学，他支持华文教育走自力更生的“独立中学”的道路，不必仰赖政府的协助。他这样说﹕“我们的祖先辛苦的创办华校，所以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是华人血汗的结晶，我们不应把学校送出去而变质。”
为达成华校的生存，林连玉建议三方面合作，其一董事要出钱，其二教师要减薪及其三学生加学费。华校不求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资格从来没有被承认，那么我们的几十万毕业生饿死了没有？没有！华校生到处都要，只有马来亚不要。而眼前的困难是﹕政治压迫，民族败类的出卖及舆论被打压。”
他乐观地相信走“独立中学”的道路是可行的，以维护民族的教育自主权，不然华人子弟将要流浪街头，他说，只要政令不阻碍，不压迫，华人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育。他于是引用了中国一向引用的口号来共勉和自勉﹕“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6]这个理念显现了他具有左派统战的精神。
林连玉留下的名句（取自他的一首诗中两句）很能概括他的精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他努力不懈地坚持“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上面。”正因为这样，他付出了代价﹕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8月22日，教育部长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证；1963年8月24日，林连玉著作《回忆片片录》被列为禁书；1963年9月12日，内政部长宣布《教师杂志》第9期为禁书（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1964年1月14日枢密院驳回林连玉的（公民权）上诉案；1964年8月24日，内部审理林连玉公民权案结束；1964年10月23日，政府正式褫夺林连玉公民权。从此他的公开的，激昂的民族战歌的声音不见了。但他留下的斗争精神，却恒久不灭，他成了一个“族魂”，照亮华教前进的道路。
（三）华校被切成两半
就在林连玉争取语文教育平等的当儿，政府也毫不松弛地对华文中学进行分解。最后将之分割成两半。对华人社会有着相当大的负面效应。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
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双管齐下，一方面剥夺林连玉的发言权和担任教总主席的权利（因公民权已被褫夺），另一方面按原订计划推行1961年教育法令。在两者必须择其一的条件下，政府对其强硬条件作了些许的妥协性修改，允许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可以在下午阶段附设“独立班”，收容未能进入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的学生。[7]这一点的松动倒使到较多的华文中学愿意接受改制，然后又在新的体制下由董事会另设“独立班”。我们由是在后来看到一个校名，却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学校，那是因为有关的董事会把“独立班”又发展成“独立中学”，于是出现了如同下列的实例﹕槟城锺灵国民型中学（政府控制学校）及锺灵独立中学；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及日新独立中学等等。
事实上，根据资料显示，在改制前，马来亚（马来半岛）剩下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保留“独立中学”地位（例如槟城著名的韩江中学即为一例，没有国民型中学之设）。遂后54所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出21所“独立中学”[8]，规模自然比不上国民型中学。
东马的砂劳越虽然尚未加入马来西亚，在英殖民政府推行下，也面对同样的政策，于1962年有12所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剩6所保持独立中学。后来又另创8所独立中学，因此总共有14所华文中学，学生人数4948名。
东马的沙巴有9所华文独中，学生6344人，而改制中学有5所。连同西马（马来亚）的37间独中，学生41713名。全马总共有60间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5万余名。[9]1975年，董总为独中生设置本身的统一考试（统考），为独中生谋求出路，虽未获得政府承认，但获得海外诸多大学承认。
改制的“华文中学”也已经从71间增加到78间，总学生人数约11万名。（此数目系马来西亚国民型（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于2005年提供的数目）。这些改制中学是否是“华文中学”备受争议。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它已在1996年的新教育法令下，被改成国民中学，不再被称为“国民型”中学。换句话说，它与国家设立的统一国民中学（马来源流）是属于同一个体系，参加的是政府设置的考试，用马来文或一些科目用英文作考试媒介语，只有华文一科用华文出题，但华文是选修科，不是必考科，而国文（马来文）及英文是必考科，因此它在华教人士看来，已不是“华文中学”，至少董总坚持这个立场。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改制的“华文中学”认为它们坚持维护华教传统，即使每周只上数节的华文课，也不断鼓励学生在课外多学华文，在校内用华语沟通，主办节目和比赛以华文为主。所以方成校长（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向笔者坚持他们是保有华教色彩的“华文中学”，也培育出无数的写作人才。
于是华文教育向两方面发展，乃告定型。林连玉斗争的结果就是独立中学直到今天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85页。
[2]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35页。
[3]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178－197页有关《出卖华文教育罪魁汪永年》一文。
[4]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0－43页。
[5]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5－47页有关林连玉于1960年8月20日的书面谈话。
[6] 参阅《大学论坛》，第20期，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1961年4月30日，第7、8及11页。
[7]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页。
[8]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9页。
[9]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429及1272页。
21.8.08
华教运动无力回应新政治格局 评论人冀董总主动改革再出发
2008年8月19日（星期二），晚上八时在吉隆坡举行的"华教内部危机"一度因出席者不认同其中一名主讲人迦玛对华小临教问题的看法而引发小争议，但仍圆满举行；大部分主讲人认为，华文教育运动日渐乏力，而领导华教运动的董总官僚习气丛生、组织僵化，务必推动多项改革，重新出发。
《政治改革中的华教——谈华教内部危机与民主化的挑战》讲座暨林连玉基金网站推介礼昨晚在隆雪华堂楼上讲堂举行，主讲人有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时事评论人迦玛鲁丁及傅向红，主持人是民权委员会副主席廖国华。
这天也是华教先驱林连玉的107岁冥诞，林连玉基金主席邹寿汉为林连玉基金网站（www.LLGCultural.com）主持推介礼，现场也播放"面对历史，走向未来"短片，介绍林连玉生平。
不少热心华教的人士踊跃出席是项讲座，且在问答环节中就华教问题交换意见。虽然一些听众在这环节中因与主讲人尤其是与迦玛鲁丁有意见冲突而起一场小风波，但大部份听众都能理性制止，才使讲座圆满散会。
这些听众因不认同迦玛鲁丁说华小临教无人问津是因为没有人想当临教，而纷纷喊话，有者大喊："临教半年没领薪水"、"教育部96%拨款拨给国中"、"你在断章取义！"等话语。在越来越多人加入叫嚣之前，主持人马上呼吁听众保持冷静，要不然根本就不能对话。
幸而在节目结束前，有几位听众提醒大家，如果连迦玛的一点意见也听不下去，又怎能理智地和其他马来人、巫统党员及部长对话呢？如果我们也那么情绪化，那我们和骚扰回教论坛的燥动群众有什么差别？
华教组织僵化不利发展
时评人傅向红认为，一个社群需正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乃至危机，而要掌握华教内部问题，需先了解外在变迁。傅向红认为，对华教产生影响的三大方面是：华社、市场和国家――华社是华教运动最根本的支持，而市场则意指华校必须和竞争者竞争学生来源，至于国家（政府）则是政府制订的法律可能对华教不利，以及分配资源的问题，例如华小拨款。
傅向红说，华教内部最大的问题是组织僵化和去政治化，华教诞生在整个华社政治动员和政治反叛的年代，在马哈迪打压的1980年代是华教最活跃的时候，但它走到今天却彻底地去政治化。
"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争取权利的斗争，其实和华教运动过去数十年来的斗争情况很相似，但华教却未曾对兴都权利行动力量有任何回应表态，这表明华教对外的麻木。"
傅向红因此质问道："华教人士，你是要向乘风帆的人随着海浪起落，还是被动地当海滩上的沙子，任由浪打？"她表示，若华教不懂得看清时局，很容易就失去方向；好比华社在今年3月8日全国大选后被动地等待人民联盟五州政府释放善意，例如祈求免税等，而非主动提出新策略回应新格局。
"过去十多年来，有人在讨论和反思华教，但都是组织外的人士，比如（旅台学者）曾庆豹，黄业华等，而新一代提出的改革问题，老一辈华教人士却无法回应。"
华教两大危机
傅向红认为，华教已变成"迟钝和麻木"的官僚机构，不再是有力、活跃且可对新环境反应的组织；此外，很多课题如中文学院是否应该受制于学术鉴定机构（MQA）、是否一定要取得政府认证等课题从未讨论过。
"还有就是华教内部的阶层化，其主要展现在董事和学术人员之间，例如新纪元学院也是阶层化问题的表现。再者，年轻人想参与华教改革，但却没有管道让他们加入。"
傅向红也提到两大华教危机：一，改革理念与论述缺席。虽然新纪元风波是阶层问题，但各方却没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我们没有论述上的指引，指明我们应该办什么样的华教，组织的臃肿和制度的僵化也让华教变得不灵活。"
"第二是资源分配和校务决策的制度出问题，把分配资源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委托管理人如董事会手中并无不妥，但必须确保遴选这批委托人的过程有透明何公平的机制，并要区分开资源分配权和校务决策权。这批委托管理人也必须确保资源的分配和遴选出适合的掌校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董事把华教当作私人资产来管理，傅向红认为，如果他们真的爱华教，那就应该放手让华教自由发展。
董教总需领导华教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认为，学院理事会没有法定地位，实际上很多校务与行政决策都应该通过董事会，因为董事会是合法注册的非营利公司；而且学院董事会有合法身份，合乎标准，一旦遇上诉讼可以用法定地位争取权利。
在分析新纪元学院的问题时，谢诗坚认为问题根源可能是由于从新纪元学院成立迄今十年，该院事务多由理事会负责，造成董事会权力悬空，直到现在董事会才意识到本身的权益，结果很容易在治权问题上起冲突。
"总得来说，在校务行政和决策上，需要一方让步，另一方小牺牲，通过谅解解决问题。"
此外，他建议董教总教育中心改组，而且在争取华教权利上不要再靠政党，而全国华教运动也应该由董教总策划和领导。
董总需做多项改革
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评估当前董教总的状况时说，董教总的确类似"民间教育部"，有完整分工和体制，却也继承了一般政府部门的官僚风气；此外，董总秘书处职员流动率大，产生工作衔接和对外联系不流畅。
"此外，董总虽然还保留象征式的领导地位，但实质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却日益式微；口号依旧（例如教育改革），但却没有明确纲领，具体成果不显着。再者，目前的华教运动缺乏带动性和激励性，也缺乏构划华教前景的想象力。"
陈亚才也提出不少建设性建议，例如：应注重提升统考的价值与地位，以期继续开拓及增加承认统考的国内外高等学府；扩大与官方如教育部及其属下各单位的实质联系和互动，而不局限于与教育部长对话而已。
他也认为，董总有必要争取在公共场合发言及传播理念的机会，所以也可设立专门对外联系的单位或人事编制，主动出击，加强与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与宣教工作。
"在内部民主方面，董总和教总之高职（主席、总务、财政）应有任期限制（以连任两届为限），让民主机制更健全。我希望董教总或新纪元学院能发展成为区域华文教育研习中心，带动本身教学与研究水平、风气、出路，并营造国际影响力。"
避免局限种族主义
时评人迦玛鲁丁认为，如果要让华文教育继续在马来西亚发扬光大，华人的思路要放广阔些，因为一个语言如中文，其实并无种族性、政治性和国别性，它不属于单一民族，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学。
迦玛说："所以，我们应尽量避免把任何语言的教育限制在狭隘的种族主义中。"他反问，为何我们不用蓝海战略？我们应当是把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而且华社本身也应接受全球多元化趋势。"
他也建议华人让自己的子女有选择教育方式（如独中或国中），因为我们要照顾新生代的想法。
迦玛鲁丁最想谈论的课题是华小，他反问在场的听众："英语教数理课题真的会威胁到华小的成长吗？"他举例，他曾在印尼见过当地印尼人在一家中文报社工作，而这些印尼人只在大学学四年中文，因此英语教数理不见得会影响学生的中文程度。
迦玛鲁丁希望华社思考比这些课题更迫切的整体问题，并主张三大民族的小孩从小在一起念书并不会改变各族的文化，反之更能促进民族间的了解。
转载自20 -8- 2008 “独立新闻在线”
20.8.08
民政党何去何从？
2007年的民政党大会上，身为妇女组主席的陈莲花说，向领袖讲真话已讲得很多了，就是未见付诸行动，他感到失望也很累。我曾经给予喝彩，认为她是民政党的另一个出位的新生一代的领袖。虽然在政坛上我们都对她很陌生，但她终究比其他人更为大胆发言。
2008年8月17日的民政霹州妇女组大会上，陈莲花又再以其一贯的本色，不论是否出自个人的意愿或是反映基层的意愿，提出民政考虑退出国阵的建议。我又再一次为她喝彩。她是在大选4个月后，成为民政最高级领袖发出另类声音的第一个人。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代表性有限，也就成为一种舆论而不是党内的意愿。
在这方面，身为民政党代主席的许子根也巧妙地作出了回应，他说，陈莲花反映了基层的感受，也反映了党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课题。且不论是否已成为或尚未成为一个课题，我们就此针对民政党应不应退出国阵作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尝试平衡退与不退的观点。
先说民政党不退国阵的依据与理由，它是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但延至1974年才真正成为国阵大家庭的其中一个成员。自此之后，从来没有党员提出退出国阵之说；相反的，许多人也因为它是执政党而加入其中。就这样民政党在国阵内形成马华之外的一个重要成员，且被视为是华基的政党，与马华及砂州的人联党鼎足而立。在国阵内被“归类”为代表华人的执政党。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民政在内阁中只有一名正部长，但它拥有的槟州主导政权使到它的重要性不亚于马华和人联党，而且民政党也“满意或满足”于这样的格局。
虽然在308的大选后， 民政输得“面目全非”，但它还是认为留在国阵内会有翻身的一天；至少参选的国州议席不会被剥夺。因此脱离国阵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想法。抑有进者，民政也寄望在不久之后会有机会重入内阁而重新出发，由于没有更好的理由放弃这样的期许，民政高层自然再等下去。再说，一旦脱离国阵，民政又何去何从呢？像这样不大不小的政党，已习惯生存于执政的政治生态中，一时要“自力更生”谈何容易？而且今天的政治已不容许一党“孤芳自责”，它又要和谁结盟呢？
在另一方面，如果等不到内阁部长，它又如何凝聚党的力量？又去哪里找平台再站起来？这已经不是民政一厢情愿的事，而是国阵会不会或有没有把民政当成是“不可或缺”的盟友，在困难中扶它一把？
于是民政又出现另一把声音，那就是在大选4个月后，仍未见有转机，只是在期待中过日子，显得十分被动，担心日子一久，党的基层会动摇而发生种种的变数。因此，与其“守株待兔”，不如在此关键时刻把自己“豁了出去”，以争取“党的尊严”和党员的自信。
陈莲花以身为副部长的身份，虽然尚未有足够的份量左右大局，但至少她已勇于表态，不因官位“噤若寒蝉”，足以让民政领导层深入思考。即便陈莲花表示只是传达基层的想法和要求，也是代表了党内确实有这样的“异见”。
不过，我们不认为民政会在近日内有何变动，以避免影响峇东埔的选情。至快也要留在党10月的代表大会才能比较明朗的窥见其下一步的动向。
就此而言，民政党上下所要考虑的是党的生存是列为第一位。所谓的生存是指在国阵不变和保持现状下，民政党的军心会散涣吗？若是不易保存其完整性，则在下一届大选时即使仍被分配原有的议席参加角逐，它的取胜的立足点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民政党不能先担心“议席被抢去”而忽略了求存的大道理。先有党和整齐队伍，才有出胜的机会，这是立党的基石。当然也得视国阵整体有多大的改变及如何演绎国阵精神。
从这样看来，民政党的未来已不系于党领袖的喜恶来作决定，而是系于大多数党员想要一个怎样的政党？是继续活在等待中或依附其他党而生存或走出自我的尊严来，这就是民政党当下所面对的挑战。
它可以不必响应安华的呼吁，但它不得不考虑党员的感受。关键之处就在于民政党在国阵内还有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和怎样扮演？这个问题容不得民政来回答，而是由国阵来回应。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民政陷入进退维谷的症结所在。
（原载于2008年8月20日 《南洋商报》）
2008年8月17日的民政霹州妇女组大会上，陈莲花又再以其一贯的本色，不论是否出自个人的意愿或是反映基层的意愿，提出民政考虑退出国阵的建议。我又再一次为她喝彩。她是在大选4个月后，成为民政最高级领袖发出另类声音的第一个人。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代表性有限，也就成为一种舆论而不是党内的意愿。
在这方面，身为民政党代主席的许子根也巧妙地作出了回应，他说，陈莲花反映了基层的感受，也反映了党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课题。且不论是否已成为或尚未成为一个课题，我们就此针对民政党应不应退出国阵作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尝试平衡退与不退的观点。
先说民政党不退国阵的依据与理由，它是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但延至1974年才真正成为国阵大家庭的其中一个成员。自此之后，从来没有党员提出退出国阵之说；相反的，许多人也因为它是执政党而加入其中。就这样民政党在国阵内形成马华之外的一个重要成员，且被视为是华基的政党，与马华及砂州的人联党鼎足而立。在国阵内被“归类”为代表华人的执政党。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民政在内阁中只有一名正部长，但它拥有的槟州主导政权使到它的重要性不亚于马华和人联党，而且民政党也“满意或满足”于这样的格局。
虽然在308的大选后， 民政输得“面目全非”，但它还是认为留在国阵内会有翻身的一天；至少参选的国州议席不会被剥夺。因此脱离国阵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想法。抑有进者，民政也寄望在不久之后会有机会重入内阁而重新出发，由于没有更好的理由放弃这样的期许，民政高层自然再等下去。再说，一旦脱离国阵，民政又何去何从呢？像这样不大不小的政党，已习惯生存于执政的政治生态中，一时要“自力更生”谈何容易？而且今天的政治已不容许一党“孤芳自责”，它又要和谁结盟呢？
在另一方面，如果等不到内阁部长，它又如何凝聚党的力量？又去哪里找平台再站起来？这已经不是民政一厢情愿的事，而是国阵会不会或有没有把民政当成是“不可或缺”的盟友，在困难中扶它一把？
于是民政又出现另一把声音，那就是在大选4个月后，仍未见有转机，只是在期待中过日子，显得十分被动，担心日子一久，党的基层会动摇而发生种种的变数。因此，与其“守株待兔”，不如在此关键时刻把自己“豁了出去”，以争取“党的尊严”和党员的自信。
陈莲花以身为副部长的身份，虽然尚未有足够的份量左右大局，但至少她已勇于表态，不因官位“噤若寒蝉”，足以让民政领导层深入思考。即便陈莲花表示只是传达基层的想法和要求，也是代表了党内确实有这样的“异见”。
不过，我们不认为民政会在近日内有何变动，以避免影响峇东埔的选情。至快也要留在党10月的代表大会才能比较明朗的窥见其下一步的动向。
就此而言，民政党上下所要考虑的是党的生存是列为第一位。所谓的生存是指在国阵不变和保持现状下，民政党的军心会散涣吗？若是不易保存其完整性，则在下一届大选时即使仍被分配原有的议席参加角逐，它的取胜的立足点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民政党不能先担心“议席被抢去”而忽略了求存的大道理。先有党和整齐队伍，才有出胜的机会，这是立党的基石。当然也得视国阵整体有多大的改变及如何演绎国阵精神。
从这样看来，民政党的未来已不系于党领袖的喜恶来作决定，而是系于大多数党员想要一个怎样的政党？是继续活在等待中或依附其他党而生存或走出自我的尊严来，这就是民政党当下所面对的挑战。
它可以不必响应安华的呼吁，但它不得不考虑党员的感受。关键之处就在于民政党在国阵内还有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和怎样扮演？这个问题容不得民政来回答，而是由国阵来回应。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民政陷入进退维谷的症结所在。
（原载于2008年8月20日 《南洋商报》）
18.8.08
丹绒武雅与首席部长的传奇
槟州的丹绒武雅州议席是个传奇的选区，说来像神话，确实也是如此。它不但是制造首席部长的选区，而且也是至少孕育行政议员或代首席部长的选区。以下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一切：
（一） 在独立前的1955年的党选，槟州立法议会有14席是民选的，另10席是英国参政司委任的。这一年的选举，联盟派出的丹绒武雅选区（当时称为槟岛北海岸区）的候选人是谢成金，他在没对手下不战而胜。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槟州联盟需要在14名议员中挑选一人出任首席部长。原本非首席议员莫属的林苍佑婉拒接受，乃向东姑力荐由王保尼出任，但还得通过联盟会议来票选。会议的主席是林苍佑。结果两名够资格的候选人（担任行政议员），即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以主席身份再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就这样王保尼（大山脚区）出任首席部长，而谢成金无奈接受继续担任州行政议员。说来也够吊诡的，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哥，后者竟是“帮情不帮亲”。因为王保尼是跟随林苍佑在急进党起家的，于1954年一起过档到马华公会，有同志之情；而谢成金不是急进党人，一向是马华党人，彼此有亲情不具同志情。如果当年林仓佑倾向谢成金，那么丹绒武雅就出一个首席部长了。可惜权力与谢成金擦身而过，但他一直担任议员直到1969年止。下来此议席归行动党人所有。
（二） 1974年的大选，是民政加入国阵后的首次考验。林苍佑派出新人许岳金向行动党人叫阵，结果漂亮胜出。从此这个选区成为民政的堡垒区之一，而许岳金官运当头，先成为林苍佑的政治秘书，接着下来的两届大选（1978及1982）许岳金都顺利过关，再上一级，官拜行政议员；更一度成为代首席部长（1984年林仓佑出国治病，许代摄其职）。这个时候，人们都看好丹绒武雅选区要出一位首席部长了。
讵料1986年的大选，许岳金被调攻升旗山国席（反对党强区），意味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但不甘于被挤出局的许岳金也就与上司有一个“默契”，由许岳金推荐“自己人”保丹绒武雅州席，方便日后重回此区。于是有了其妻舅邱武扬代为出征的故事。根据许岳金的说法，当时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被承诺，一旦升旗山国席失败，在一年之内将让他重回丹绒武雅参加补选，自己人自然好说话。
可是许岳金后来感觉不对劲，未被安排有关补选。他在失望之下，携邱武扬双双过档马华公会（1988年）。
许在1990年被马华派去攻打峇央峇鲁国席，而邱武扬则调派在阿依淡州席参选（双双皆落败北），丹绒武雅州席交由民政党派人。
（三） 1990年大选，民政党决定拿回丹绒武雅区，当时的许子根（已就任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认为既然于1986年时，在丹绒国席败给林吉祥，理应让他再战林吉祥。但党不同意此安排，也就派许子根在丹绒武雅上阵。
这一年的大选，政局起了巨大的变化，林苍佑不幸在巴当哥打州席败给林吉祥，结束了政治生涯。民政党也就推举许子根接任首席部长。丹绒武雅真正诞生了第一位首席部长。同样是姓许的人接林苍佑的班，但此许非彼许，一时传为政坛佳话。
1995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林吉祥乘胜追击，将其州席移来丹绒武雅对垒许子根，打出的旗号是“实权的首席部长”VS“弱势的首席长”。换句话说，不论谁胜，丹绒武雅仍然是催生首席部长之“宝地”。然而这一次林吉祥失手，他的首长梦也就破灭了。
虽然如此，丹绒武雅的选民也为他们有幸投选首席部长而感到骄傲。
（四） 2008年的大选，担任18年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决定弃州攻国，他留下的丹绒武雅州席原本是谢宽泰有意取而代之，以为坐镇光大28楼而铺路。
未想这一愿望落空，谢宽泰仍被党派攻升旗山国席，意味着他与首席部长“无缘”，但为“安抚”谢宽泰，党又重蹈许岳金当年的覆辙，献议由谢宽泰之弟谢隆泰出任丹绒武雅州席候选人。既是手足情深，谢宽泰只得勉为其难地接受，但它对谢氏兄弟来说不是“美妙”的安排。
不知是否有许岳金前车之鉴，谢宽泰不想等下一屈与其弟交换席位，而是在提名前夕仍力争在丹绒武雅出征，自然希望能接许子根的班，毕竟兄弟自家人好商量。可惜又通不过党这一关。因此民政有了兄弟同时上阵的故事。
（五） 巧合的是，行动党的林冠英“相中”阿逸布爹州席，原本的候选人郑雨舟也为了顺应“候任首席部长”而临阵奉命来到丹绒武雅挑战谢隆泰。如果林冠英选择丹绒武雅州席，则今天丹绒武雅的人民也会说，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天生的首席部长的“龙地”。
不过，一切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谁会料到丹绒武雅也因之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光环”？似乎是风水轮流转。但谁又敢否定将来不会再上演“潜龙上天”这一幕？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 《南洋商报》）
（一） 在独立前的1955年的党选，槟州立法议会有14席是民选的，另10席是英国参政司委任的。这一年的选举，联盟派出的丹绒武雅选区（当时称为槟岛北海岸区）的候选人是谢成金，他在没对手下不战而胜。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槟州联盟需要在14名议员中挑选一人出任首席部长。原本非首席议员莫属的林苍佑婉拒接受，乃向东姑力荐由王保尼出任，但还得通过联盟会议来票选。会议的主席是林苍佑。结果两名够资格的候选人（担任行政议员），即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以主席身份再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就这样王保尼（大山脚区）出任首席部长，而谢成金无奈接受继续担任州行政议员。说来也够吊诡的，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哥，后者竟是“帮情不帮亲”。因为王保尼是跟随林苍佑在急进党起家的，于1954年一起过档到马华公会，有同志之情；而谢成金不是急进党人，一向是马华党人，彼此有亲情不具同志情。如果当年林仓佑倾向谢成金，那么丹绒武雅就出一个首席部长了。可惜权力与谢成金擦身而过，但他一直担任议员直到1969年止。下来此议席归行动党人所有。
（二） 1974年的大选，是民政加入国阵后的首次考验。林苍佑派出新人许岳金向行动党人叫阵，结果漂亮胜出。从此这个选区成为民政的堡垒区之一，而许岳金官运当头，先成为林苍佑的政治秘书，接着下来的两届大选（1978及1982）许岳金都顺利过关，再上一级，官拜行政议员；更一度成为代首席部长（1984年林仓佑出国治病，许代摄其职）。这个时候，人们都看好丹绒武雅选区要出一位首席部长了。
讵料1986年的大选，许岳金被调攻升旗山国席（反对党强区），意味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但不甘于被挤出局的许岳金也就与上司有一个“默契”，由许岳金推荐“自己人”保丹绒武雅州席，方便日后重回此区。于是有了其妻舅邱武扬代为出征的故事。根据许岳金的说法，当时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被承诺，一旦升旗山国席失败，在一年之内将让他重回丹绒武雅参加补选，自己人自然好说话。
可是许岳金后来感觉不对劲，未被安排有关补选。他在失望之下，携邱武扬双双过档马华公会（1988年）。
许在1990年被马华派去攻打峇央峇鲁国席，而邱武扬则调派在阿依淡州席参选（双双皆落败北），丹绒武雅州席交由民政党派人。
（三） 1990年大选，民政党决定拿回丹绒武雅区，当时的许子根（已就任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认为既然于1986年时，在丹绒国席败给林吉祥，理应让他再战林吉祥。但党不同意此安排，也就派许子根在丹绒武雅上阵。
这一年的大选，政局起了巨大的变化，林苍佑不幸在巴当哥打州席败给林吉祥，结束了政治生涯。民政党也就推举许子根接任首席部长。丹绒武雅真正诞生了第一位首席部长。同样是姓许的人接林苍佑的班，但此许非彼许，一时传为政坛佳话。
1995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林吉祥乘胜追击，将其州席移来丹绒武雅对垒许子根，打出的旗号是“实权的首席部长”VS“弱势的首席长”。换句话说，不论谁胜，丹绒武雅仍然是催生首席部长之“宝地”。然而这一次林吉祥失手，他的首长梦也就破灭了。
虽然如此，丹绒武雅的选民也为他们有幸投选首席部长而感到骄傲。
（四） 2008年的大选，担任18年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决定弃州攻国，他留下的丹绒武雅州席原本是谢宽泰有意取而代之，以为坐镇光大28楼而铺路。
未想这一愿望落空，谢宽泰仍被党派攻升旗山国席，意味着他与首席部长“无缘”，但为“安抚”谢宽泰，党又重蹈许岳金当年的覆辙，献议由谢宽泰之弟谢隆泰出任丹绒武雅州席候选人。既是手足情深，谢宽泰只得勉为其难地接受，但它对谢氏兄弟来说不是“美妙”的安排。
不知是否有许岳金前车之鉴，谢宽泰不想等下一屈与其弟交换席位，而是在提名前夕仍力争在丹绒武雅出征，自然希望能接许子根的班，毕竟兄弟自家人好商量。可惜又通不过党这一关。因此民政有了兄弟同时上阵的故事。
（五） 巧合的是，行动党的林冠英“相中”阿逸布爹州席，原本的候选人郑雨舟也为了顺应“候任首席部长”而临阵奉命来到丹绒武雅挑战谢隆泰。如果林冠英选择丹绒武雅州席，则今天丹绒武雅的人民也会说，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天生的首席部长的“龙地”。
不过，一切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谁会料到丹绒武雅也因之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光环”？似乎是风水轮流转。但谁又敢否定将来不会再上演“潜龙上天”这一幕？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 《南洋商报》）
17.8.08
评巫统与回教党的互动
当下最热门的一项课题是巫统与回教党的互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单从族群与宗教的共性来看，两党之间存有一定的共识，有了合作的条件和基础。但如果从历史和政治斗争来看，两党的合作条件既脆弱又不现实。尽管两党领袖在大选过后有过会面，但仍然未能推心置腹，拟出治国大计。总是拿1972年到1977年的合作当成先例来肯定即便不能合并，合作是可行的。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巫统比较积极地朝此方向推进，因为它相信两者之间不存在种族和宗教的冲突。反之，回教党在合作的事项上则不断地添加苛刻条件，包括两党解散，另组新党；合并后施行回教断肢法等等。
这之中存在一个十分吊诡的争议：双方都没有关起大门，但提出的策略却是南辕北辙的。一个要恢复70年代的合作；一个要求全新的合作，只往前看。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难被其中一方接受，而且也乖离了它们所归属的集团的指导方向。如果它们各自抽离本身的集团，单只追求单一种族的结合，那是对本身承诺的一种“背叛”。因此我们认为巫统和回教党之间不可能追求一种乌托邦的梦想，而抛离了政治的现实。由此来看，巫统与回教党的会面和会谈，仅是止于言而难于行，个中理由，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又不愿撕破脸皮，因为双方都希望在接触的过程中取得政治筹码。
尽管如此，我们还得严肃看待这两个重要政党的政治取向，因为它们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线。对此我们有必要剖释这两个政党的政治议程，以便窥见它们的“内心世界”。
就巫统来说，它是当下历史最悠久的老牌政党。从1957年起，就主导我国的政治格局。虽然在1969年大选时受过挫折，但在爆发 “513”事件后，它又成功地整合其政治力量；尤其是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地巩固了巫统的执政优势。经济政治化也好，或政治经济化也好，巫统已是一支独秀，在我国形成集“政经党”于一炉的政治实体。三者之间的不可分划的关系建构了一个强势的巫统。
就回教党而言，尽管它曾于1972年被感召组织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但它无法与巫统相提并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国阵中的一个成员党，地位比民政党好一些，比巫统差得远，最终还落得被开除出国阵而被孤立的命运。当1977年两党的蜜月期结束后，自1978年起，回教党尝到了失败又失败的噩运，直到1990年才又在吉兰丹重新探出头来。间中的12年的失落让回教党刻骨铭心，极不愿意回顾历史，重温痛苦的旧梦。反而借机开出苛刻的条件，要巫统知难而退。这也间接证明了目前不存在马来民族和宗教危机，只有政治权力的斗争。所牵涉的也不是种族利益冲突，而是马来领袖在争出位。
因此与其说是回教党的聂阿兹向巫统发出挑战，不如说是聂阿兹在考验巫统如何面向多元种族社会既有的“社会契约”和所谓的“国阵精神”。
另一方面，回教党也因安华效应，势力得以膨胀和坐大，且在2008年大选成为最大赢家，首次走入城市，成为人民联盟一员。即便不感恩戴德，也会有饮水思源之情。回教党人因之也就不能藉政党有自由权，向对方开出不利于民联的建议。同样的，巫统如果只因要堵安华东山再起或切断行动党在朝之路而让政坛再来一个大震荡，那也不必要向外吸取灵感，而是应该回到国阵精神寻求治国方略。
我们同意，每个政党都有其既定的政治议程，但更要有全民共治的意识和责任，任何走单元路线都是自我设陷和不可取的。
就此而言，我的结论是：不论是巫统或回教党，应尽速停止这场没有必要和不能开花结果的政治游戏。它既不符合全民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彼此应各就各位，回到国阵和民联内探讨民生的大问题。既然它们都有各自的阵营，都应尊重其它成员党的感受。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它们都应该共同承担成功或失败，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结盟的基本道德准绳，否则会自乱阵脚，迷失方向。
因此，我们支持与认同哈迪阿旺的干脆利落的不合作也不结盟的声明，但也留有余地的不反对“对话”。这不但让巫统和回教党各自释怀，也让全国人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原载于2008年8月17日 《南洋商报》）
如果单从族群与宗教的共性来看，两党之间存有一定的共识，有了合作的条件和基础。但如果从历史和政治斗争来看，两党的合作条件既脆弱又不现实。尽管两党领袖在大选过后有过会面，但仍然未能推心置腹，拟出治国大计。总是拿1972年到1977年的合作当成先例来肯定即便不能合并，合作是可行的。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巫统比较积极地朝此方向推进，因为它相信两者之间不存在种族和宗教的冲突。反之，回教党在合作的事项上则不断地添加苛刻条件，包括两党解散，另组新党；合并后施行回教断肢法等等。
这之中存在一个十分吊诡的争议：双方都没有关起大门，但提出的策略却是南辕北辙的。一个要恢复70年代的合作；一个要求全新的合作，只往前看。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难被其中一方接受，而且也乖离了它们所归属的集团的指导方向。如果它们各自抽离本身的集团，单只追求单一种族的结合，那是对本身承诺的一种“背叛”。因此我们认为巫统和回教党之间不可能追求一种乌托邦的梦想，而抛离了政治的现实。由此来看，巫统与回教党的会面和会谈，仅是止于言而难于行，个中理由，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又不愿撕破脸皮，因为双方都希望在接触的过程中取得政治筹码。
尽管如此，我们还得严肃看待这两个重要政党的政治取向，因为它们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线。对此我们有必要剖释这两个政党的政治议程，以便窥见它们的“内心世界”。
就巫统来说，它是当下历史最悠久的老牌政党。从1957年起，就主导我国的政治格局。虽然在1969年大选时受过挫折，但在爆发 “513”事件后，它又成功地整合其政治力量；尤其是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地巩固了巫统的执政优势。经济政治化也好，或政治经济化也好，巫统已是一支独秀，在我国形成集“政经党”于一炉的政治实体。三者之间的不可分划的关系建构了一个强势的巫统。
就回教党而言，尽管它曾于1972年被感召组织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但它无法与巫统相提并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国阵中的一个成员党，地位比民政党好一些，比巫统差得远，最终还落得被开除出国阵而被孤立的命运。当1977年两党的蜜月期结束后，自1978年起，回教党尝到了失败又失败的噩运，直到1990年才又在吉兰丹重新探出头来。间中的12年的失落让回教党刻骨铭心，极不愿意回顾历史，重温痛苦的旧梦。反而借机开出苛刻的条件，要巫统知难而退。这也间接证明了目前不存在马来民族和宗教危机，只有政治权力的斗争。所牵涉的也不是种族利益冲突，而是马来领袖在争出位。
因此与其说是回教党的聂阿兹向巫统发出挑战，不如说是聂阿兹在考验巫统如何面向多元种族社会既有的“社会契约”和所谓的“国阵精神”。
另一方面，回教党也因安华效应，势力得以膨胀和坐大，且在2008年大选成为最大赢家，首次走入城市，成为人民联盟一员。即便不感恩戴德，也会有饮水思源之情。回教党人因之也就不能藉政党有自由权，向对方开出不利于民联的建议。同样的，巫统如果只因要堵安华东山再起或切断行动党在朝之路而让政坛再来一个大震荡，那也不必要向外吸取灵感，而是应该回到国阵精神寻求治国方略。
我们同意，每个政党都有其既定的政治议程，但更要有全民共治的意识和责任，任何走单元路线都是自我设陷和不可取的。
就此而言，我的结论是：不论是巫统或回教党，应尽速停止这场没有必要和不能开花结果的政治游戏。它既不符合全民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彼此应各就各位，回到国阵和民联内探讨民生的大问题。既然它们都有各自的阵营，都应尊重其它成员党的感受。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它们都应该共同承担成功或失败，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结盟的基本道德准绳，否则会自乱阵脚，迷失方向。
因此，我们支持与认同哈迪阿旺的干脆利落的不合作也不结盟的声明，但也留有余地的不反对“对话”。这不但让巫统和回教党各自释怀，也让全国人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原载于2008年8月17日 《南洋商报》）
13.8.08
巫回互动衍生的隐忧与可能性结果
评论者：亦凡——永达
读毕谢诗坚前辈的佳作“评巫回互动”后，感触良多，也想抛砖引玉，浅评巫回互动衍生的隐忧及预测可能性的结果。
虽然谢前辈觉得巫回合并是一个“没有必要和不能开花结果的政治游戏”，但我们却不能断然排除它有朝一日梦想成真的可能性。这盖因政治本是可能的艺术。在政治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就如308大选前，很多时评家都没预料到第十三届的大选成绩会是如此震撼的。更何况，巫统与回教党本是同根生，更曾经是同一个执政联盟并肩作战的同志。回教党是由当初一批不满巫统采取民族斗争路线而不走回教路线的巫统宗教局领袖另起火炉创立。回教党曾在1972-1977年接受前巫统主席敦拉萨感召短暂加入联盟创立国阵。虽然记忆惨痛，前车可鉴，回教党固然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但也不能否决回教党不计前嫌，再次与巫统携手再战江湖的可能性。君不见，近来不断传出巫统与回教党原来在308大选后不止一次背着各自的盟友 暗自磋商种种成立与分享政权的政治交易，足可见巫回互动的隐忧是实在的。
巫回互动进而可能的合并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巫统通过旗下的报章打出了成立一个马来族大团结的马来轴心政权。在联邦政权，巫统献议让出副首相及多个部长职位予回教党， 并建议与回教党在雪州与霹雳成立联合政府，取代现有的民联政府。这样一来，整个马来半岛出了槟城以外，都会落入巫统及回教党个别控制或联合执政的手里。 什么是马来轴心政权呢？就是由马来族主导，马来族占绝大多数的执政政权。在这样的马来轴心政权里，他族的地位如何呢？其他非马来议员又如何安身置命呢？或许我们可从前巫统霹雳州州务大臣的谈话中看出些许端尔。巫统建议与回教党在8月31日前联盟携手推翻现有由民主行动党主导的民联政府。 献议中，州务大臣依然由回教党人出任，10位行政议员则由巫统及回教党瓜分。至于，州议会议长就由友族议员出任。这友族议员很可能就是马华唯一的霹雳州议员， 也是现有国阵唯一的非马来族议员。当然，这前提是，马华没有退出由巫统与回教党成立的新政治联盟。如依照此模式，非马来族议员将沦为没有实权的门面粉饰工具，呈现一个百分百马来人在朝，华人印度人在野的局面，变成以往朝野族群分立的加强版。 非马来人的前途在这马来轴心政权的前景甚虞， 种族政治益加猖狂，对刚露曙光的去种族化政治是一记沉重的打击。由此可见，巫回互动的隐忧断不能掉予轻心。
回教党虽然在308大选按下回教国议程不谈，改为扛起福利国的旗帜。但大选后， 回教党故态复萌，尝试在所执政的吉打州实行类似吉兰丹的回教模式。其青年团更多次打着维护回教的旗帜反对各类他们狭义地认为败坏风俗的西洋流行音乐演唱会表演等等，无视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架构。回教党显然忽视回教党在大选大有斩获， 是因为人民（多数温和城市回教徒及非回教徒）支持它的福利国抑或讨厌国阵，而非因为支持它的回教国议程。回教党对回教国的念念不忘，始终是民联的隐忧。回教党与巫统联盟，正好可让人民公正党或民联不再眷顾伙伴关系，一劳永逸竞选原属于回教党的选区，把回教党打回原形。相信人民公正党可轻易在城市地区、中南马以至吉打等， 获取不满巫统执政的温和回教徒及华印人的支持，打得回教党不得不退据吉兰丹、丁加奴等北方一隅。
巫回新政治联盟执政联邦与州政府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阵里的巫统盟党如何看待巫回联盟。国阵里的巫统盟友有可能大多数留在新的政治联盟（姑且谓之新国阵）里附属巫回两党，也有可能大多数集体退出国阵，加入民联成立多元种族政权（姑且谓之新民联）以对抗巫回的马来轴心政权。巫统自个儿控制79位议员及数百个州议员。回教党则有23位国会议员。 虽然在民联三党里净添末座，但回教党的州议员数目却冠于两党之上。第一种可能性，国阵其他成员党各就各位，支持巫回政权，马来轴心政权成立。第二种可能性，大多数成员党退出新国阵。 巫回两党大约102位国会议席虽不足于单独执政联邦，但巫回必有办法拉拢至少10位其他友党议员加入， 筹足最低数目的112位议员也不是无可能的。因此， 两种可能性里，巫回都有可能联合执政联邦。至于州政府，除了槟城及砂捞越， 基于选区划分的不公，巫回两党所控制的马来议席基本上足以控制其他11州的执政权。
当然，也有第三种可能性。巫回联盟， 大多数国阵友党离弃巫回两党，加入新民联。新民联取得足够国会议席，执政联邦。再加上如公正党要员说预估的大约半数的巫回两党国州议员倒戈相向， 离弃巫回加入新民联，多州政权也会落入新民联手中。巫回两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沦为弱势反对党。但是，如果情况如此，局势将蛮混乱，最高元首很大可能御准闪电大选，让人民对最新时势重新估计选择，也让两个新政治联盟一决雌雄。此局面也会加速公正党、行动党、民政党、砂沙等多元种族政党的合并， 与对抗单一种族/单一宗教政党。新民联将全面竞选原属于巫统与回教党的选区。闪电大选的结果很大 程度上有赖于马来同胞选择多元政治路线抑或本族的马来轴心政权。但乐观预料，非巫人选票肯定大多数倾向支持走多元路线的新民联，巫人选票将一分为二。 结局将是新民联成立新政府。
因此，如果巫回联盟成真，对马来西亚来说，这将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读毕谢诗坚前辈的佳作“评巫回互动”后，感触良多，也想抛砖引玉，浅评巫回互动衍生的隐忧及预测可能性的结果。
虽然谢前辈觉得巫回合并是一个“没有必要和不能开花结果的政治游戏”，但我们却不能断然排除它有朝一日梦想成真的可能性。这盖因政治本是可能的艺术。在政治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就如308大选前，很多时评家都没预料到第十三届的大选成绩会是如此震撼的。更何况，巫统与回教党本是同根生，更曾经是同一个执政联盟并肩作战的同志。回教党是由当初一批不满巫统采取民族斗争路线而不走回教路线的巫统宗教局领袖另起火炉创立。回教党曾在1972-1977年接受前巫统主席敦拉萨感召短暂加入联盟创立国阵。虽然记忆惨痛，前车可鉴，回教党固然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但也不能否决回教党不计前嫌，再次与巫统携手再战江湖的可能性。君不见，近来不断传出巫统与回教党原来在308大选后不止一次背着各自的盟友 暗自磋商种种成立与分享政权的政治交易，足可见巫回互动的隐忧是实在的。
巫回互动进而可能的合并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巫统通过旗下的报章打出了成立一个马来族大团结的马来轴心政权。在联邦政权，巫统献议让出副首相及多个部长职位予回教党， 并建议与回教党在雪州与霹雳成立联合政府，取代现有的民联政府。这样一来，整个马来半岛出了槟城以外，都会落入巫统及回教党个别控制或联合执政的手里。 什么是马来轴心政权呢？就是由马来族主导，马来族占绝大多数的执政政权。在这样的马来轴心政权里，他族的地位如何呢？其他非马来议员又如何安身置命呢？或许我们可从前巫统霹雳州州务大臣的谈话中看出些许端尔。巫统建议与回教党在8月31日前联盟携手推翻现有由民主行动党主导的民联政府。 献议中，州务大臣依然由回教党人出任，10位行政议员则由巫统及回教党瓜分。至于，州议会议长就由友族议员出任。这友族议员很可能就是马华唯一的霹雳州议员， 也是现有国阵唯一的非马来族议员。当然，这前提是，马华没有退出由巫统与回教党成立的新政治联盟。如依照此模式，非马来族议员将沦为没有实权的门面粉饰工具，呈现一个百分百马来人在朝，华人印度人在野的局面，变成以往朝野族群分立的加强版。 非马来人的前途在这马来轴心政权的前景甚虞， 种族政治益加猖狂，对刚露曙光的去种族化政治是一记沉重的打击。由此可见，巫回互动的隐忧断不能掉予轻心。
回教党虽然在308大选按下回教国议程不谈，改为扛起福利国的旗帜。但大选后， 回教党故态复萌，尝试在所执政的吉打州实行类似吉兰丹的回教模式。其青年团更多次打着维护回教的旗帜反对各类他们狭义地认为败坏风俗的西洋流行音乐演唱会表演等等，无视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架构。回教党显然忽视回教党在大选大有斩获， 是因为人民（多数温和城市回教徒及非回教徒）支持它的福利国抑或讨厌国阵，而非因为支持它的回教国议程。回教党对回教国的念念不忘，始终是民联的隐忧。回教党与巫统联盟，正好可让人民公正党或民联不再眷顾伙伴关系，一劳永逸竞选原属于回教党的选区，把回教党打回原形。相信人民公正党可轻易在城市地区、中南马以至吉打等， 获取不满巫统执政的温和回教徒及华印人的支持，打得回教党不得不退据吉兰丹、丁加奴等北方一隅。
巫回新政治联盟执政联邦与州政府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阵里的巫统盟党如何看待巫回联盟。国阵里的巫统盟友有可能大多数留在新的政治联盟（姑且谓之新国阵）里附属巫回两党，也有可能大多数集体退出国阵，加入民联成立多元种族政权（姑且谓之新民联）以对抗巫回的马来轴心政权。巫统自个儿控制79位议员及数百个州议员。回教党则有23位国会议员。 虽然在民联三党里净添末座，但回教党的州议员数目却冠于两党之上。第一种可能性，国阵其他成员党各就各位，支持巫回政权，马来轴心政权成立。第二种可能性，大多数成员党退出新国阵。 巫回两党大约102位国会议席虽不足于单独执政联邦，但巫回必有办法拉拢至少10位其他友党议员加入， 筹足最低数目的112位议员也不是无可能的。因此， 两种可能性里，巫回都有可能联合执政联邦。至于州政府，除了槟城及砂捞越， 基于选区划分的不公，巫回两党所控制的马来议席基本上足以控制其他11州的执政权。
当然，也有第三种可能性。巫回联盟， 大多数国阵友党离弃巫回两党，加入新民联。新民联取得足够国会议席，执政联邦。再加上如公正党要员说预估的大约半数的巫回两党国州议员倒戈相向， 离弃巫回加入新民联，多州政权也会落入新民联手中。巫回两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沦为弱势反对党。但是，如果情况如此，局势将蛮混乱，最高元首很大可能御准闪电大选，让人民对最新时势重新估计选择，也让两个新政治联盟一决雌雄。此局面也会加速公正党、行动党、民政党、砂沙等多元种族政党的合并， 与对抗单一种族/单一宗教政党。新民联将全面竞选原属于巫统与回教党的选区。闪电大选的结果很大 程度上有赖于马来同胞选择多元政治路线抑或本族的马来轴心政权。但乐观预料，非巫人选票肯定大多数倾向支持走多元路线的新民联，巫人选票将一分为二。 结局将是新民联成立新政府。
因此，如果巫回联盟成真，对马来西亚来说，这将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12.8.08
安华的人生四部曲─叛逆、复兴、改革、抗争
如果没有发生1998年跌马事件，今天的安华已是我国的第五任首相。
如果没有被马哈迪扳倒，安华不会另创公正党与巫统展开殊死战。
当然如果没有因为法令所限，安华已在2008年的大选成为国会议员，就不需要有近日的补选。
还有如果没有308大选的政治海啸，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不会如此的迅速转变。
因为有太多的如果，所以才有今天的结果。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一个人的政治命运休戚相关。他就是天天在制造神话的安华依布拉欣。
为什么安华的故事讲不完，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叛逆”者，身上流着一股热血，在任何时候都是逆流而上。也因为这样，在他踏足政治之前，他已经在政治的边缘游动，在有意和无意中卷入了政治。
我们不妨分开四个阶段来演绎安华依布拉欣。
(一) 学生时代的叛逆者
出生于1947年8月10日的安华依布拉欣，老家就在大山脚。父母亲虽然介入巫统政治活动，但未曾在政坛闪耀，只属于一般的中坚份子。例如其父亲哈芝依布拉欣最高官拜卫生部政务次长（威中的国会议员）；而其母亲则是当地的巫统妇女组地方领袖。其哥哥拉尼依布拉欣则是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主席，在巫统内是活跃份子。
可以这么说，安华出身在巫统的家庭。他的成功也是与父母亲及哥哥的协助竞选（1982年在峇东埔初试啼声）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他们的落力，不会有后来的安华。
1967年安华进入马来亚大学，攻读马来文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卷入了学运而成为一方领袖。翌年，他出任马大马来语文学会主席及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主席。
1969年“513”事件后，安华开始思考用宗教来重整社会。他和马哈迪一样，反对东姑阿都拉曼没有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也忽略马来人的教育。
就这样，安华视马哈迪为其导师，把后者当成新兴力量的代表。当马哈迪得罪东姑被开除出巫统时，安华站在马哈迪这边支持他的改革运动；当马哈迪出版《马来人的困境》一书被东姑查禁时，也是安华一马当先，不理禁令，公开地摇动这本著作为马哈迪造势（安华的举动有些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林彪为毛泽东造势而摇动《毛语录》一样，成为一时的经典）。
安华的叛逆性格，可以从以下的一则小故事窥见：
1971年时，安华的父亲带领安华参加当时的首相敦拉萨的生日宴，敦拉萨向安华的父亲献议在安华于马大毕业后，送他到外国接受法律教育，以便将来成为国家未来领袖。
安华婉拒敦拉萨的好意，他也同时不接受加入巫统，宁可成为不受政党控制的一名回教前进份子。
不过，安华在当年，并没有拒绝敦拉萨献议他代表马来西亚参加由联合国召开的国际青年大会。翌年，他出任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的领袖，成为联合国青年团体的顾问团成员（见Victor Morais著《Anwar Ibrahim》，页3-4）。
敦拉萨之所以重视安华，是因为这位年青人在1971年8月6日发起组织回教青年运动（Abim）。虽然这个组织延至1974年才正式获准注册，但安华在成立之后，便发展成一个不可忽视的队伍。通过这个组织，安华也向教育領域进军，为贫穷的马来学生提供免费教育。
安华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在推广教育底下，也带动更多更多年青人加入他的Abim，共同推动回教复兴。逐渐地安华建立了他的个人地位，成为回教青年的偶像。
1974年，安华凭其影响力，加入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的反饥饿示威游行，导致政府采取断然行动，援引内安令（ISA）拘捕安华达两年之久。直到1976年9月才被无条件释放（有趣的是，他是在敦拉萨当政时被扣留，一年之后，他不接受有条件释放，因此等到胡先翁在1976年当上首相时才获释。这个时候，他的偶像马哈迪已官拜副首相。马哈迪是在1971年重返巫统，且在1974年大选后出任教育部长；更在1976年被挑中成为副首相）。这也是安华第一次坐牢，对他日后的磨炼，无弗屆远。
恢复自由的安华，仍然没有向马哈迪寻求官职，而是重新领导他的Abim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各方面与政府格格不入。例如在1979年的大会上，通过的议案包括讉責和反对贪污、滥权、及内安令等，给政府带来一定的压力。
1980年，安华在抗争的运动中与其夫人旺阿兹莎结婚。这一对恩爱夫妻不离不弃；尤其是在安华出事后，更见旺阿兹莎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安华站台。她的坚持与执着，赢得了无数的喝采，也为安华保住了烈火莫熄这一盏灯。
(二) 把回教复兴引入政治斗争
1981是安华人生的转捩点，也就是他的第二阶段思想的提升。这一年他被新上任的首相马哈迪感召，加入巫统。没有一片片的掌声，元老心存芥蒂注视他的到来；回教党则有所失落冷眼旁观（因为它拉拢安华参与领导未达共识）。但他有Abim组织作为后盾；有他的家庭成员（俱是巫统中的骨干份子）的祝福。
就这样安华成为马哈迪手中的一张“王牌”，日后在巫统内不断地彰显，马哈迪之所以倚重安华是因为后者是一个拥有5万名会员的Abim的首领。这一股力量正是马哈迪推动政改所不可或缺的。
为了证明安华的影响力胜过回教党，马哈迪在1982年大选时刻意安排安华在峇东埔出阵，以从回教党手中夺得此席。一来是要考验安华有多大的魅力；二来是要堵住元老之口，不认为马哈迪意气用事，让一位年轻人越级而上。
安华也不负所望，他漂亮胜出。于是有了马哈迪与安华合作乃至结盟的故事，马哈迪也顺此开展他的政府行政回教化运动。马哈迪认为回教的价值导入行政中，会带来一定的改革。安华也就沿着这一条道路把回教的元素注入其中。他们的一唱一和，使到回教化运动顺利地伸入政府的每一个角落。
不过，马哈迪与安华一样，他们推动的是回教复兴的价值，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灵活地让马来西亚自我体现自身的模式，逐步地脱离土耳其的格局（从拿督翁、东姑、敦拉萨到胡先翁，都以土耳其的模式治国。巧合的是拿督翁与胡先翁父子都具有土耳其后裔的血统），转向一个以中东国家作为比较的建国方略。
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牵动马来西亚的回教复兴运动，那就是1979年的伊朗宗教革命成功，推翻了巴列维封建王朝，被视为什叶派的骄傲，但也鼓舞逊尼派的回教徒从中看到回教复兴与改革的曙光。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逊尼派占大多数的国家，自然也从中得到灵感。因此我们在80年代看到马哈迪与安华的联手，成功地使到回教复兴运动走向改革之路。它不但与中东国家搞好关系，也与西方国家有更大的往来。换句话说，在物质上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其民主政治；在精神上则提升回教在东方的价值，用以逐步取代根深蒂固的西方思想。两者间既调和又冲击，也擦出了火花。马哈迪在后来的抨击西方霸权文化及安华努力用东方价值凌驾西方文化，就是希望马来西亚成为回教国家中一个进步的模式与典范。当然他们因为将宗教价值当成普世价值观，难免在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中产生新的冲击，以致一些行政措施出现偏差和失调。
(三) 回教化运动转成亚洲复兴
进入90年代，马哈迪与安华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反映在在政治层面上，安华的势力不断扩大，乃在1993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进而被委任为副首相。只在短短的10年间，安华已是马哈迪时代呼之欲出的接班人。这样的变化和加诸在马哈迪身上的压力是后者所不能接受的。
从那一刻起，马哈迪开始反击，最直接的是在1996年的党选中，马哈迪成功地拆散安华组建的“宏愿队伍”（其核心人物除安华外，另外三人是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未泰益。阿都拉不属于安华阵营，在1993年党选中，被安华的“宏愿队伍”挤出副主席职）。
这一年阿都拉在马哈迪的祝福下，又成功地中选副主席。“宏愿队伍”中的慕尤丁落马，表面上看来无伤大雅，实则安华的风光的背后已是危机四伏（也因为阿都拉重入权力核心，得以在1998年取代安华之位成为副首相）。
尽管安华在90年代开始与马哈迪有心照不宣的矛盾，但彼此都没有表露出来。此时的安华在思想上又有了新的转变，他在周游列国后，得出的经验是：与其侧重和强调宗教的复兴，不如将之演化成普世的“亚洲的复兴”。
这可以从安华在1997年初推出其著作《The Asian Renaissance》得以窥见。这本著作集合了安华在90 年代的言论，转化成一种新的指导思想。
（在马来西亚的首相中，出书立论的除了东姑与马哈迪外，下来就是安华了。但最多产和最著作等身的非马哈迪莫属，而安华被人关注的不是其言论，而是其政治斗争的波涛起伏）。
在意识到亚洲已在经济上崛起的当儿，安华不忘点出馬來西亞的多元实体，反映在种族、文化和信仰的多元性。因此他認為不應讓任何一个特别群体或部份感觉到被疏离，被剥夺或被压制。他說，新的世界秩序必须根植于对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现实的基础上，（见Anwar Ibrahim 《The Asian Renaissance》，页24及137）。
在这方面，安华也指出，他在1995年时，促成回儒对话的开展。他的用意是通过交流来了解和加强东方的价值观。
如果说安华在80年代热衷于使回教复兴，那么到了90年代他已将回教融入东方文化中，进而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的化解。此时的安华正以国际视野对治国的方略提出他的观点。他在书中特别感谢马哈迪的宽容，提供空间，让他能够融汇他的思想。
(四) 从复兴到改革抗争
虽然安华与马哈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安华的整个“复兴”的梦想宣告破灭。马哈迪采取了断然的行动革除安华一切的党官职，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从高峰跌进“黑洞”。这一下子，安华的人生又告转型，他开始意识到单靠“复兴”是不可能完成他的政治旅程，唯有采取较大胆的改革思路才能使他的理想得以“解放”。于是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改革运动）就在峇东埔轰轰烈烈地展开。因而有了所谓安华的《峇东埔宣言》的出笼。这份宣言与不久后的《吉隆坡宣言》联在一起，成了安华向马哈迪“宣战”的出师表。强烈改革之心，也就在安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
当时由于心理上没有周详的准备，安华终于面对严峻的法律约束，他被拘捕而不能保释；他被提控而成为国际焦点。政治斗争的舞台已从街头示威转向法庭。这一回合的斗争，安华暂屈下风。
但他所点起的“烈火莫熄”火焰却在1999年的大选中燃烧起来，最大的得益者是回教党。可惜回教党后来走得太快，不能理解和消化安华的思想已有新的方向，那就是他要落实在《亚洲的复兴》一书中所揭示的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制度来缓和种族间的偏差与矛盾。而回教党又一味地相信宗教治国的理念是行得通的，偏离了安华在90年代所强化的多元思维。
2004年大选，反对党在挨打声中面临了一场严峻的挑战，不仅回教党势力衰退，就连公正党也几乎被“夷为平地”。究其因是安华的新的斗争思维未能被人民所理解，也未被反对党洞悉其利害关系。
直到2004年大选后，安华获得自由，才有机会向回教党晓以大义，得以把回教党的宗教路线扭转过来。这个过程是漫长与艰辛的，安华必须费了3年有余的时间说服回教党不再打宗教牌，改以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看待国内的政治斗争。就这样，回教党改打“福利国”牌也使到这个政党在2008年的308大选第一次走进城市，竟能起而在霹州执政；更在雪州参与联合政府。如此的巨大的转变也说明了安华个人的魅力足以影响回教党的走向。
308的大选，是安华翻身的第一场硬仗，结果证明他的改革路程获得了接受。不仅行动党从中受惠，而且公正党也真正地跃居反对党之首。
当然安华的改革之路是要拿下布城，为他的梦想的实现打下基石，但这条路充满荆棘，也陷阱处处，搞不好就“粉身碎骨”，搞得当就是“陈桥兵变”的重演。对此安华和所有的反对党人也应该感激旺阿兹莎在过去10年的坚守岗位，为安华苦苦地支撑着。没有她的坚持，安华不会有今天的翻身机会。
从2006年安华结束在美国讲学起，他就不再以宗教为名打政治牌。即便如此，安华的回教形象（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庸回教领袖的地位则从来没有被改变过。他恢复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意味着他要把马来西亚拉回拿督翁的路线；他与沙地阿拉伯保持传统关系，那就因为沙地阿拉伯是逊尼派的大本营和朝圣之地。
相对来说，安华起了平衡作用。但更大的程度是安华正在使其“亚洲的复兴”之路能在马来西亚开花结果。
正因为这样，安华决定参加峇东埔补选。虽然成败在此一役，但他若不再跨出这一步，整个“人民联盟”将因内部的问题而出现失调，而人民对安华的激情也会大大也降温。
如果没有意外，安华将写意胜出，但胜利之后，又会有什么变化，尚得拭目以待。
总之，进入第四个阶段人生的安华，是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就要看安华如何再造神话了！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
如果没有被马哈迪扳倒，安华不会另创公正党与巫统展开殊死战。
当然如果没有因为法令所限，安华已在2008年的大选成为国会议员，就不需要有近日的补选。
还有如果没有308大选的政治海啸，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不会如此的迅速转变。
因为有太多的如果，所以才有今天的结果。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一个人的政治命运休戚相关。他就是天天在制造神话的安华依布拉欣。
为什么安华的故事讲不完，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叛逆”者，身上流着一股热血，在任何时候都是逆流而上。也因为这样，在他踏足政治之前，他已经在政治的边缘游动，在有意和无意中卷入了政治。
我们不妨分开四个阶段来演绎安华依布拉欣。
(一) 学生时代的叛逆者
出生于1947年8月10日的安华依布拉欣，老家就在大山脚。父母亲虽然介入巫统政治活动，但未曾在政坛闪耀，只属于一般的中坚份子。例如其父亲哈芝依布拉欣最高官拜卫生部政务次长（威中的国会议员）；而其母亲则是当地的巫统妇女组地方领袖。其哥哥拉尼依布拉欣则是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主席，在巫统内是活跃份子。
可以这么说，安华出身在巫统的家庭。他的成功也是与父母亲及哥哥的协助竞选（1982年在峇东埔初试啼声）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他们的落力，不会有后来的安华。
1967年安华进入马来亚大学，攻读马来文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卷入了学运而成为一方领袖。翌年，他出任马大马来语文学会主席及马来西亚回教学生会主席。
1969年“513”事件后，安华开始思考用宗教来重整社会。他和马哈迪一样，反对东姑阿都拉曼没有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也忽略马来人的教育。
就这样，安华视马哈迪为其导师，把后者当成新兴力量的代表。当马哈迪得罪东姑被开除出巫统时，安华站在马哈迪这边支持他的改革运动；当马哈迪出版《马来人的困境》一书被东姑查禁时，也是安华一马当先，不理禁令，公开地摇动这本著作为马哈迪造势（安华的举动有些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林彪为毛泽东造势而摇动《毛语录》一样，成为一时的经典）。
安华的叛逆性格，可以从以下的一则小故事窥见：
1971年时，安华的父亲带领安华参加当时的首相敦拉萨的生日宴，敦拉萨向安华的父亲献议在安华于马大毕业后，送他到外国接受法律教育，以便将来成为国家未来领袖。
安华婉拒敦拉萨的好意，他也同时不接受加入巫统，宁可成为不受政党控制的一名回教前进份子。
不过，安华在当年，并没有拒绝敦拉萨献议他代表马来西亚参加由联合国召开的国际青年大会。翌年，他出任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的领袖，成为联合国青年团体的顾问团成员（见Victor Morais著《Anwar Ibrahim》，页3-4）。
敦拉萨之所以重视安华，是因为这位年青人在1971年8月6日发起组织回教青年运动（Abim）。虽然这个组织延至1974年才正式获准注册，但安华在成立之后，便发展成一个不可忽视的队伍。通过这个组织，安华也向教育領域进军，为贫穷的马来学生提供免费教育。
安华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在推广教育底下，也带动更多更多年青人加入他的Abim，共同推动回教复兴。逐渐地安华建立了他的个人地位，成为回教青年的偶像。
1974年，安华凭其影响力，加入马大学生在华玲展开的反饥饿示威游行，导致政府采取断然行动，援引内安令（ISA）拘捕安华达两年之久。直到1976年9月才被无条件释放（有趣的是，他是在敦拉萨当政时被扣留，一年之后，他不接受有条件释放，因此等到胡先翁在1976年当上首相时才获释。这个时候，他的偶像马哈迪已官拜副首相。马哈迪是在1971年重返巫统，且在1974年大选后出任教育部长；更在1976年被挑中成为副首相）。这也是安华第一次坐牢，对他日后的磨炼，无弗屆远。
恢复自由的安华，仍然没有向马哈迪寻求官职，而是重新领导他的Abim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各方面与政府格格不入。例如在1979年的大会上，通过的议案包括讉責和反对贪污、滥权、及内安令等，给政府带来一定的压力。
1980年，安华在抗争的运动中与其夫人旺阿兹莎结婚。这一对恩爱夫妻不离不弃；尤其是在安华出事后，更见旺阿兹莎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安华站台。她的坚持与执着，赢得了无数的喝采，也为安华保住了烈火莫熄这一盏灯。
(二) 把回教复兴引入政治斗争
1981是安华人生的转捩点，也就是他的第二阶段思想的提升。这一年他被新上任的首相马哈迪感召，加入巫统。没有一片片的掌声，元老心存芥蒂注视他的到来；回教党则有所失落冷眼旁观（因为它拉拢安华参与领导未达共识）。但他有Abim组织作为后盾；有他的家庭成员（俱是巫统中的骨干份子）的祝福。
就这样安华成为马哈迪手中的一张“王牌”，日后在巫统内不断地彰显，马哈迪之所以倚重安华是因为后者是一个拥有5万名会员的Abim的首领。这一股力量正是马哈迪推动政改所不可或缺的。
为了证明安华的影响力胜过回教党，马哈迪在1982年大选时刻意安排安华在峇东埔出阵，以从回教党手中夺得此席。一来是要考验安华有多大的魅力；二来是要堵住元老之口，不认为马哈迪意气用事，让一位年轻人越级而上。
安华也不负所望，他漂亮胜出。于是有了马哈迪与安华合作乃至结盟的故事，马哈迪也顺此开展他的政府行政回教化运动。马哈迪认为回教的价值导入行政中，会带来一定的改革。安华也就沿着这一条道路把回教的元素注入其中。他们的一唱一和，使到回教化运动顺利地伸入政府的每一个角落。
不过，马哈迪与安华一样，他们推动的是回教复兴的价值，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灵活地让马来西亚自我体现自身的模式，逐步地脱离土耳其的格局（从拿督翁、东姑、敦拉萨到胡先翁，都以土耳其的模式治国。巧合的是拿督翁与胡先翁父子都具有土耳其后裔的血统），转向一个以中东国家作为比较的建国方略。
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牵动马来西亚的回教复兴运动，那就是1979年的伊朗宗教革命成功，推翻了巴列维封建王朝，被视为什叶派的骄傲，但也鼓舞逊尼派的回教徒从中看到回教复兴与改革的曙光。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逊尼派占大多数的国家，自然也从中得到灵感。因此我们在80年代看到马哈迪与安华的联手，成功地使到回教复兴运动走向改革之路。它不但与中东国家搞好关系，也与西方国家有更大的往来。换句话说，在物质上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其民主政治；在精神上则提升回教在东方的价值，用以逐步取代根深蒂固的西方思想。两者间既调和又冲击，也擦出了火花。马哈迪在后来的抨击西方霸权文化及安华努力用东方价值凌驾西方文化，就是希望马来西亚成为回教国家中一个进步的模式与典范。当然他们因为将宗教价值当成普世价值观，难免在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中产生新的冲击，以致一些行政措施出现偏差和失调。
(三) 回教化运动转成亚洲复兴
进入90年代，马哈迪与安华的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反映在在政治层面上，安华的势力不断扩大，乃在1993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进而被委任为副首相。只在短短的10年间，安华已是马哈迪时代呼之欲出的接班人。这样的变化和加诸在马哈迪身上的压力是后者所不能接受的。
从那一刻起，马哈迪开始反击，最直接的是在1996年的党选中，马哈迪成功地拆散安华组建的“宏愿队伍”（其核心人物除安华外，另外三人是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未泰益。阿都拉不属于安华阵营，在1993年党选中，被安华的“宏愿队伍”挤出副主席职）。
这一年阿都拉在马哈迪的祝福下，又成功地中选副主席。“宏愿队伍”中的慕尤丁落马，表面上看来无伤大雅，实则安华的风光的背后已是危机四伏（也因为阿都拉重入权力核心，得以在1998年取代安华之位成为副首相）。
尽管安华在90年代开始与马哈迪有心照不宣的矛盾，但彼此都没有表露出来。此时的安华在思想上又有了新的转变，他在周游列国后，得出的经验是：与其侧重和强调宗教的复兴，不如将之演化成普世的“亚洲的复兴”。
这可以从安华在1997年初推出其著作《The Asian Renaissance》得以窥见。这本著作集合了安华在90 年代的言论，转化成一种新的指导思想。
（在马来西亚的首相中，出书立论的除了东姑与马哈迪外，下来就是安华了。但最多产和最著作等身的非马哈迪莫属，而安华被人关注的不是其言论，而是其政治斗争的波涛起伏）。
在意识到亚洲已在经济上崛起的当儿，安华不忘点出馬來西亞的多元实体，反映在种族、文化和信仰的多元性。因此他認為不應讓任何一个特别群体或部份感觉到被疏离，被剥夺或被压制。他說，新的世界秩序必须根植于对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现实的基础上，（见Anwar Ibrahim 《The Asian Renaissance》，页24及137）。
在这方面，安华也指出，他在1995年时，促成回儒对话的开展。他的用意是通过交流来了解和加强东方的价值观。
如果说安华在80年代热衷于使回教复兴，那么到了90年代他已将回教融入东方文化中，进而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的化解。此时的安华正以国际视野对治国的方略提出他的观点。他在书中特别感谢马哈迪的宽容，提供空间，让他能够融汇他的思想。
(四) 从复兴到改革抗争
虽然安华与马哈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安华的整个“复兴”的梦想宣告破灭。马哈迪采取了断然的行动革除安华一切的党官职，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从高峰跌进“黑洞”。这一下子，安华的人生又告转型，他开始意识到单靠“复兴”是不可能完成他的政治旅程，唯有采取较大胆的改革思路才能使他的理想得以“解放”。于是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改革运动）就在峇东埔轰轰烈烈地展开。因而有了所谓安华的《峇东埔宣言》的出笼。这份宣言与不久后的《吉隆坡宣言》联在一起，成了安华向马哈迪“宣战”的出师表。强烈改革之心，也就在安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
当时由于心理上没有周详的准备，安华终于面对严峻的法律约束，他被拘捕而不能保释；他被提控而成为国际焦点。政治斗争的舞台已从街头示威转向法庭。这一回合的斗争，安华暂屈下风。
但他所点起的“烈火莫熄”火焰却在1999年的大选中燃烧起来，最大的得益者是回教党。可惜回教党后来走得太快，不能理解和消化安华的思想已有新的方向，那就是他要落实在《亚洲的复兴》一书中所揭示的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制度来缓和种族间的偏差与矛盾。而回教党又一味地相信宗教治国的理念是行得通的，偏离了安华在90年代所强化的多元思维。
2004年大选，反对党在挨打声中面临了一场严峻的挑战，不仅回教党势力衰退，就连公正党也几乎被“夷为平地”。究其因是安华的新的斗争思维未能被人民所理解，也未被反对党洞悉其利害关系。
直到2004年大选后，安华获得自由，才有机会向回教党晓以大义，得以把回教党的宗教路线扭转过来。这个过程是漫长与艰辛的，安华必须费了3年有余的时间说服回教党不再打宗教牌，改以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看待国内的政治斗争。就这样，回教党改打“福利国”牌也使到这个政党在2008年的308大选第一次走进城市，竟能起而在霹州执政；更在雪州参与联合政府。如此的巨大的转变也说明了安华个人的魅力足以影响回教党的走向。
308的大选，是安华翻身的第一场硬仗，结果证明他的改革路程获得了接受。不仅行动党从中受惠，而且公正党也真正地跃居反对党之首。
当然安华的改革之路是要拿下布城，为他的梦想的实现打下基石，但这条路充满荆棘，也陷阱处处，搞不好就“粉身碎骨”，搞得当就是“陈桥兵变”的重演。对此安华和所有的反对党人也应该感激旺阿兹莎在过去10年的坚守岗位，为安华苦苦地支撑着。没有她的坚持，安华不会有今天的翻身机会。
从2006年安华结束在美国讲学起，他就不再以宗教为名打政治牌。即便如此，安华的回教形象（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庸回教领袖的地位则从来没有被改变过。他恢复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意味着他要把马来西亚拉回拿督翁的路线；他与沙地阿拉伯保持传统关系，那就因为沙地阿拉伯是逊尼派的大本营和朝圣之地。
相对来说，安华起了平衡作用。但更大的程度是安华正在使其“亚洲的复兴”之路能在马来西亚开花结果。
正因为这样，安华决定参加峇东埔补选。虽然成败在此一役，但他若不再跨出这一步，整个“人民联盟”将因内部的问题而出现失调，而人民对安华的激情也会大大也降温。
如果没有意外，安华将写意胜出，但胜利之后，又会有什么变化，尚得拭目以待。
总之，进入第四个阶段人生的安华，是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就要看安华如何再造神话了！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
11.8.08
Student rebel, DPM, opposition leader (Part 1)
Cheah See Kian
If the 1998 political crisis had not happened, Anwar Ibrahim would have been the fifth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If not for Dr Mahathir Mohamad's forced removal, Anwar would not have founded Parti Keadilan Rakyat to oppose Umno.
If not fo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law placed on him, Anwar would have becom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fter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instead of fighting today’s by-election to reclaim his old seat of Permatang Pauh.
It is the 'ifs' that has characterised the political fate of Anwar, a man who has made headlines in his colourful political career.
The story of Anwar is not just another tale, but a tale of rebellion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Born on Aug 10, 1948 in Bukit Mertajam, Penang, Anwar was brought into a family whose steps trod the field of politics. His parents, though not star-studded political figures, were nevertheless active Umno members.
Anwar's father, onc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Seberang Jaya Tengah (later renamed Permatang Pauh), was Health Ministry's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while his mother was a division chief in Wanita Umno, and his brother, Rani, the chairman of Malaysian Youth Council and an active party member.
His first foray into politics began when he entered Universiti Malaya in 1967 as a Malay Literature undergraduate.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became the chairman of the university's Malay Literature Society and the Malaysian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 effectively becoming a renowned student leader.
After the May 13 racial clashes, Anwar began to ponder on the need of social restructuring through religion. At this time, Anwar and Mahathir shared the same view - that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Tunku Abdul Rahman failed to elevate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status of the Malays. Thus, Anwar looked up to Mahathir as his mentor, a symbol of strength for the coming change.
When Mahathir was sacked from Umno after May 13, 1969, Anwar stood beside him and championed his call of reforms. And when Mahathir's influential ‘The Malay Dilemma’ was banned by Tunku's administration, Anwar braved the dictates of the day and pushed forward Mahathir's seminal work, brandishing it akin to Lin Biao's support of Mao Zedong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inning from 1966.
Anwar's rebelliousness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following tale: In 1971, when Anwar's father presented him to Tun Razak during the latter's birthday, Anwar was suggested to further his education overseas as a legal student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i Malaya,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n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Anwar declined the offer,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Umno at that time so as to remain free from political control as a champion of Islam.
However, Anwar did not decline the 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ited Nations Youth Conference, and became the chairman of Malaysian Youth Council and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Youth Conference advisory panel in the following year. From then on, Tun Razak began to notice Anwar's rise, in no small part due to his founding of Abim (Malaysian Muslim Youth Movement).
Though Abim was only registered in 1974 as a formal society, it was already an active entity when it was founded in 1971,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of lower-class Malays in their educational needs. The aim was to expand Abim's influence in pushing for Islamic reforms by recruiting more young people under the banner of education. With this exercise, Anwar had cemented himself as a charismatic leader amongst the Malay youth.
With his newfound influence, Anwar participated with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 Malaya in the hunger strike at Baling in 1974, 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arrest him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Only two years later - in September 1976 - was Anwar released unconditionally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Tun Hussein Onn. Prior to his release, Anwar was offered a conditional release by the Tun Razak's administration, of which he flatly rejected.
After his release, Anwar did not seek leadership appointment from his mentor Mahathir, whose returned to Umno in 1971 paved way for his then appointment, first as the education minister after the 1974 general election, and later as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in 1976. Instead, his experience in jail gave him the experience to lead Abim again, to the point that the organisation was at odds with the government in opposing corruption,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bolishment of ISA.
In 1980, in the midst of pressing for reforms, Anwar married his beloved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of which their devotion was publicly displayed later when she took up the mantle of leadership and preserved his spirit of reforms during Anwar's trying times in the late 90s.
The Islamic reforms
The year 1981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Anwar Ibrahim, representing his second stage in his political career and maturity. It was during this year that he joined Umno at the behest of his mentor Mahathir,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His entry was met with caution from Umno veterans, and with scepticism from PAS (due to the Islamic party’s failure in inviting Anwar to its leadership). But he had the support of his wife and the blessings of his family, as well as Abim’s full backing.
And thus, began his meteoric rise in Umno. The reason Anwar was lavished with much attention was due in no small part to the support he received from his 50,000-odd Abim members. He also gave Mahathir the necessary well of strength to push through his political agenda.
To prove Anwar's leadership and charisma, the new Umno member was deliberately picked by Mahathir to contest in the Permatang Pauh constituency in the 1982 general election. This move was more of a test: to prove Anwar's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to silence the critics of Umno veterans in letting an inexperienced young man to rise to the leadership echelon.
And indeed Anwar passed the test, thus began the alliance between Mahathir and himself, paving the way for Mahathir to initiate his Islamic reform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ation.
Mahathir believed that the Islamis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initiate the necessary reforms, and with this, Anwar found the chance at last to carry out his ideals of Islamic reforms in the government. Together, Islamisation was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and penetrated every facade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Islamisation during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deals of Anwar, was founded on similar grounds, that values were flexible, not rigid, enabling Malaysia to develop its own model similar to Middle Eastern modernisation, instead of being restricted by the example of Turkey. Incidentally, the administrations under Tunku, Razak and Hussein Onn were based on the Turkish model. Coincidentally too, Tun Hussein Onn and his father Onn Jaafar were both of Turkish descent.
The root of such an ideal was based on the 1979 Iranian Revolution, which saw the demise of the Shah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Pahlavi dynasty by the country's Islamic revolutionists. The overthrew of the Shah was not only the pride of the Shiites; it inspired the Sunnis to pursue reforms and change, with Malaysia a prime example of such an inspiration.
Thus history witnessed the alliance between Mahathir and Anwar during the 1980s, pushing Islamic agenda into the mainstream, while regaining good relations with Middle Eastern states and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Western nations. It was a time where East meets West, where Malaysia strived to absorb the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prowess of our Western counterpart, while levelling Eastern values as the soul of the nation, displacing conventional Western mindset which had dominated the country since its colonisation.
The criticisms levelled at the West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Eastern values by Anwar was seen as the culmination of this amalgamation, a measure to show the Muslim world what it takes to be a successful Islamic nation.
However, this period was not sparred from internal frictions, due to mismanagement and the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Islamic values as universal values by local non-Muslims.
If the 1998 political crisis had not happened, Anwar Ibrahim would have been the fifth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If not for Dr Mahathir Mohamad's forced removal, Anwar would not have founded Parti Keadilan Rakyat to oppose Umno.
If not fo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law placed on him, Anwar would have becom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fter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instead of fighting today’s by-election to reclaim his old seat of Permatang Pauh.
It is the 'ifs' that has characterised the political fate of Anwar, a man who has made headlines in his colourful political career.
The story of Anwar is not just another tale, but a tale of rebellion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Born on Aug 10, 1948 in Bukit Mertajam, Penang, Anwar was brought into a family whose steps trod the field of politics. His parents, though not star-studded political figures, were nevertheless active Umno members.
Anwar's father, onc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Seberang Jaya Tengah (later renamed Permatang Pauh), was Health Ministry's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while his mother was a division chief in Wanita Umno, and his brother, Rani, the chairman of Malaysian Youth Council and an active party member.
His first foray into politics began when he entered Universiti Malaya in 1967 as a Malay Literature undergraduate.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became the chairman of the university's Malay Literature Society and the Malaysian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 effectively becoming a renowned student leader.
After the May 13 racial clashes, Anwar began to ponder on the need of social restructuring through religion. At this time, Anwar and Mahathir shared the same view - that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Tunku Abdul Rahman failed to elevate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status of the Malays. Thus, Anwar looked up to Mahathir as his mentor, a symbol of strength for the coming change.
When Mahathir was sacked from Umno after May 13, 1969, Anwar stood beside him and championed his call of reforms. And when Mahathir's influential ‘The Malay Dilemma’ was banned by Tunku's administration, Anwar braved the dictates of the day and pushed forward Mahathir's seminal work, brandishing it akin to Lin Biao's support of Mao Zedong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inning from 1966.
Anwar's rebelliousness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following tale: In 1971, when Anwar's father presented him to Tun Razak during the latter's birthday, Anwar was suggested to further his education overseas as a legal student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i Malaya,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n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Anwar declined the offer,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Umno at that time so as to remain free from political control as a champion of Islam.
However, Anwar did not decline the 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ited Nations Youth Conference, and became the chairman of Malaysian Youth Council and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Youth Conference advisory panel in the following year. From then on, Tun Razak began to notice Anwar's rise, in no small part due to his founding of Abim (Malaysian Muslim Youth Movement).
Though Abim was only registered in 1974 as a formal society, it was already an active entity when it was founded in 1971,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of lower-class Malays in their educational needs. The aim was to expand Abim's influence in pushing for Islamic reforms by recruiting more young people under the banner of education. With this exercise, Anwar had cemented himself as a charismatic leader amongst the Malay youth.
With his newfound influence, Anwar participated with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 Malaya in the hunger strike at Baling in 1974, 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arrest him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Only two years later - in September 1976 - was Anwar released unconditionally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Tun Hussein Onn. Prior to his release, Anwar was offered a conditional release by the Tun Razak's administration, of which he flatly rejected.
After his release, Anwar did not seek leadership appointment from his mentor Mahathir, whose returned to Umno in 1971 paved way for his then appointment, first as the education minister after the 1974 general election, and later as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in 1976. Instead, his experience in jail gave him the experience to lead Abim again, to the point that the organisation was at odds with the government in opposing corruption,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bolishment of ISA.
In 1980, in the midst of pressing for reforms, Anwar married his beloved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of which their devotion was publicly displayed later when she took up the mantle of leadership and preserved his spirit of reforms during Anwar's trying times in the late 90s.
The Islamic reforms
The year 1981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Anwar Ibrahim, representing his second stage in his political career and maturity. It was during this year that he joined Umno at the behest of his mentor Mahathir,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His entry was met with caution from Umno veterans, and with scepticism from PAS (due to the Islamic party’s failure in inviting Anwar to its leadership). But he had the support of his wife and the blessings of his family, as well as Abim’s full backing.
And thus, began his meteoric rise in Umno. The reason Anwar was lavished with much attention was due in no small part to the support he received from his 50,000-odd Abim members. He also gave Mahathir the necessary well of strength to push through his political agenda.
To prove Anwar's leadership and charisma, the new Umno member was deliberately picked by Mahathir to contest in the Permatang Pauh constituency in the 1982 general election. This move was more of a test: to prove Anwar's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to silence the critics of Umno veterans in letting an inexperienced young man to rise to the leadership echelon.
And indeed Anwar passed the test, thus began the alliance between Mahathir and himself, paving the way for Mahathir to initiate his Islamic reform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ation.
Mahathir believed that the Islamis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initiate the necessary reforms, and with this, Anwar found the chance at last to carry out his ideals of Islamic reforms in the government. Together, Islamisation was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and penetrated every facade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Islamisation during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deals of Anwar, was founded on similar grounds, that values were flexible, not rigid, enabling Malaysia to develop its own model similar to Middle Eastern modernisation, instead of being restricted by the example of Turkey. Incidentally, the administrations under Tunku, Razak and Hussein Onn were based on the Turkish model. Coincidentally too, Tun Hussein Onn and his father Onn Jaafar were both of Turkish descent.
The root of such an ideal was based on the 1979 Iranian Revolution, which saw the demise of the Shah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Pahlavi dynasty by the country's Islamic revolutionists. The overthrew of the Shah was not only the pride of the Shiites; it inspired the Sunnis to pursue reforms and change, with Malaysia a prime example of such an inspiration.
Thus history witnessed the alliance between Mahathir and Anwar during the 1980s, pushing Islamic agenda into the mainstream, while regaining good relations with Middle Eastern states and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Western nations. It was a time where East meets West, where Malaysia strived to absorb the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prowess of our Western counterpart, while levelling Eastern values as the soul of the nation, displacing conventional Western mindset which had dominated the country since its colonisation.
The criticisms levelled at the West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Eastern values by Anwar was seen as the culmination of this amalgamation, a measure to show the Muslim world what it takes to be a successful Islamic nation.
However, this period was not sparred from internal frictions, due to mismanagement and the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Islamic values as universal values by local non-Muslims.
Renaissance man reinvents himself (Part 2)
Cheah See Kian
Tell-tale signs of cracks between then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Mohamad and Anwar Ibrahim, could be seen in the 90s, where in less than a decade, his protege’s influence grew tremendously and becam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s well as deputy president of Umno.
His meteoric rise indeed put pressure on the leadership of Mahathir, with supporters hailing Anwar as his apparent successor, of which it was intolerable.
From then on, Mahathir sought to undermine Anwar's power and influence, culminating in his successful effort in dismantling the Anwar-backed Wawasan team of Umno vice-presidents comprising Najib Razak, Muhyiddin Yassin and Muhd Muhammad Taib. (Abdullah Ahmad Badawi belonged to neither of the camps, and was ousted as vice-president by the Wawasan team in the 1993 party elections).
However in 1996, Abdullah returned to the Umno echelon as a vice-president with the blessings of Mahathir, while Muhyiddin lost his position at the party polls. Anwar's position was very much shaken, culminating in his dismissal in 1998 and the appointment of Abdullah as Mahathir's deputy.
Though there exists a crack in the nation's leadership in the 90s, Anwar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his horizon through his many overseas visits as a national leader, resulting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is ideals - instead of pushing forward reforms based on Islamic values, it would be based on universal values.
Such a change in ideals can be gleaned from Anwar's seminal work on ‘The Asian Renaissance’ in 1997. In witnessing the rise of Asia in its economic growth, Anwar believed that the new world order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not ethnic affirmative action at the expense of infringing and neglecting the rights of others, reminding that Malaysia is in essence a multi-ethnic, multi-religious and multi-cultural entity.
If the 1980s characterised Anwar's passion in Islamic reforms, the 1990s could be characterised as Anwar's attempt at merging Islamic and Oriental thought, bridging the age-old animosit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is period, Anwar showed forth his vision for the na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from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fter Tunku Abdul Rahman and Mahathir, Anwar was the next Malaysian leader in articulating his thought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seminal work. However, it was Mahathir who held the most number of published works, while Anwar was known more not by his ideas, but his tumultuous political career.
In Anwar's seminal work, he made special mention of Mahathir and his patience in giving him the freedom and space to explore and develop his ideas.
Fall from power
Anwar's reforms came to an abrupt halt when in 1998, Mahathir took the step to strip him of all leadership position, reducing him to nothing.
At this time, Anwar realised that reforms would not be successful from within, and that he needed to take more drastic measures to effect permanent change. Thus the launching of the reformasi movement, accompanied by Anwar's Permatang Pauh and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s.
However, Anwar had to face the wrath of the law, being detained without bail, and the subsequent charges leveled against him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is political struggle on the streets was subsequently turned into a battle in the courts.
Yet the movement continued on and caught traction in the 1999 general election, with PAS the biggest winner. But the opposition faced one of their biggest defeats in the 2004 general election, with the Islamic party’s representation greatly slashed, while PKR was almost uprooted from national politics.
This was due in no small part that Anwar's ideals were still unacceptable to the masses, with the opposition still unable to see the advantage of such ideals. It was only after Anwar's release in 2004 that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ersuade PAS to turn aside their religious struggle, and instead fight for the welfare of all Malaysians.
It was an arduous endeavour, taking three long years to convince PAS' rank to see the nation's political struggle through the lens of an Asian perspective.
With this, PAS was able to make inroad into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to the point that it was able to assume the administration of Perak and formed a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Selangor. Such a drastic turnabout demonstrated the leadership and charisma of Anwar in influencing a staunch political party such as PAS.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was the greatest opportunity for Anwar to pave the way for him to re-enter national politics, and in the process, his vision and ideals of reforms were this time widely accepted, benefitting not only DAP, but also elevated PKR to become the leader in the national opposition bloc.
However, the only way that his vision and ideals be realised is by wrestling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current government, knowing well that this journey will be harsh and gruelling, with failure a dreadful fate. The survival of Anwar thus far is in no small part due to his wife,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who for the past decade held the fort and paved the way for him to return.
Since ending his American lecturing circuit in 2006, Anwar had firmly established his visions, setting aside the agenda of Islamic reforms, though his image still portray a picture of an internationally-recognised moderate Islamic leader.
In enlarging his vision, Anwar had sought 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ready to embark again the struggle of his forerunner, Onn Jaafar.
At the same time, Anwar remained close with Saudi Arabia, recognising Malaysian Muslims' root to the Sunni denomination and the state as the pilgrimage centre of Islam. On the other hand, his dream to initiate the Asian renaissance in Malaysia persists on, waiting for its day.
And thus, Anwar chose to contest in the Permatang Pauh by-election yesterday. As expected, he emerged the winner. The nation now awaits Anwar’s next chapter in his tumultuous political career.
Tell-tale signs of cracks between then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Mohamad and Anwar Ibrahim, could be seen in the 90s, where in less than a decade, his protege’s influence grew tremendously and becam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s well as deputy president of Umno.
His meteoric rise indeed put pressure on the leadership of Mahathir, with supporters hailing Anwar as his apparent successor, of which it was intolerable.
From then on, Mahathir sought to undermine Anwar's power and influence, culminating in his successful effort in dismantling the Anwar-backed Wawasan team of Umno vice-presidents comprising Najib Razak, Muhyiddin Yassin and Muhd Muhammad Taib. (Abdullah Ahmad Badawi belonged to neither of the camps, and was ousted as vice-president by the Wawasan team in the 1993 party elections).
However in 1996, Abdullah returned to the Umno echelon as a vice-president with the blessings of Mahathir, while Muhyiddin lost his position at the party polls. Anwar's position was very much shaken, culminating in his dismissal in 1998 and the appointment of Abdullah as Mahathir's deputy.
Though there exists a crack in the nation's leadership in the 90s, Anwar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his horizon through his many overseas visits as a national leader, resulting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is ideals - instead of pushing forward reforms based on Islamic values, it would be based on universal values.
Such a change in ideals can be gleaned from Anwar's seminal work on ‘The Asian Renaissance’ in 1997. In witnessing the rise of Asia in its economic growth, Anwar believed that the new world order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not ethnic affirmative action at the expense of infringing and neglecting the rights of others, reminding that Malaysia is in essence a multi-ethnic, multi-religious and multi-cultural entity.
If the 1980s characterised Anwar's passion in Islamic reforms, the 1990s could be characterised as Anwar's attempt at merging Islamic and Oriental thought, bridging the age-old animosit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is period, Anwar showed forth his vision for the na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from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fter Tunku Abdul Rahman and Mahathir, Anwar was the next Malaysian leader in articulating his thought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seminal work. However, it was Mahathir who held the most number of published works, while Anwar was known more not by his ideas, but his tumultuous political career.
In Anwar's seminal work, he made special mention of Mahathir and his patience in giving him the freedom and space to explore and develop his ideas.
Fall from power
Anwar's reforms came to an abrupt halt when in 1998, Mahathir took the step to strip him of all leadership position, reducing him to nothing.
At this time, Anwar realised that reforms would not be successful from within, and that he needed to take more drastic measures to effect permanent change. Thus the launching of the reformasi movement, accompanied by Anwar's Permatang Pauh and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s.
However, Anwar had to face the wrath of the law, being detained without bail, and the subsequent charges leveled against him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is political struggle on the streets was subsequently turned into a battle in the courts.
Yet the movement continued on and caught traction in the 1999 general election, with PAS the biggest winner. But the opposition faced one of their biggest defeats in the 2004 general election, with the Islamic party’s representation greatly slashed, while PKR was almost uprooted from national politics.
This was due in no small part that Anwar's ideals were still unacceptable to the masses, with the opposition still unable to see the advantage of such ideals. It was only after Anwar's release in 2004 that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ersuade PAS to turn aside their religious struggle, and instead fight for the welfare of all Malaysians.
It was an arduous endeavour, taking three long years to convince PAS' rank to see the nation's political struggle through the lens of an Asian perspective.
With this, PAS was able to make inroad into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to the point that it was able to assume the administration of Perak and formed a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Selangor. Such a drastic turnabout demonstrated the leadership and charisma of Anwar in influencing a staunch political party such as PAS.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was the greatest opportunity for Anwar to pave the way for him to re-enter national politics, and in the process, his vision and ideals of reforms were this time widely accepted, benefitting not only DAP, but also elevated PKR to become the leader in the national opposition bloc.
However, the only way that his vision and ideals be realised is by wrestling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current government, knowing well that this journey will be harsh and gruelling, with failure a dreadful fate. The survival of Anwar thus far is in no small part due to his wife,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who for the past decade held the fort and paved the way for him to return.
Since ending his American lecturing circuit in 2006, Anwar had firmly established his visions, setting aside the agenda of Islamic reforms, though his image still portray a picture of an internationally-recognised moderate Islamic leader.
In enlarging his vision, Anwar had sought 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ready to embark again the struggle of his forerunner, Onn Jaafar.
At the same time, Anwar remained close with Saudi Arabia, recognising Malaysian Muslims' root to the Sunni denomination and the state as the pilgrimage centre of Islam. On the other hand, his dream to initiate the Asian renaissance in Malaysia persists on, waiting for its day.
And thus, Anwar chose to contest in the Permatang Pauh by-election yesterday. As expected, he emerged the winner. The nation now awaits Anwar’s next chapter in his tumultuous political career.
9.8.08
峇东埔补选的政治意义
峇东埔的补选是意料中事，也是历史的必然。尽管有人指说“浪费资源”，“旺阿兹莎辜负人民的意愿”，“蓄意制造补选给安华进入国会是对选民的背弃”等等，但这些都不构成令人信服的理由。
因为顶替旺阿兹莎的空缺而参加补选的人，正是其丈夫安华依布拉欣。他不是一般的政客，而是在10年前跌马而陷入囹圄复而失去国会议员的红极一时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不制造补选，他如何再次踏进国会？如果他不选择峇东埔国席，而是在另外的选区参加补选，肯定也会被人指责“企图建立家族王朝”，因此最干净利落的就是回到自己起家的选区东山再起。
他具有正当的理由打出他的出师表；而旺阿兹莎也有正当的理由急流勇退，因为10年前是她肩负着重任为安华守住这一盏灯。她之所以三度胜出（2004年只是险胜），也全因她是安华的替身。选民投票给她等于是对安华的不弃不离。如果不是安华因素，旺阿兹莎可能在2004年的大选时过不了这一道关，那时她必然会向安华说：“对不起，我已尽力了”。
事实上，在2004年时，旺阿兹莎也扛得很辛苦。不但反对党之间无法合作，而且也缺乏凝聚力面对强大国阵的攻势。结果公正党输掉在1999年赢得的5国4州席，只剩一个国席。从那一刻起，公正党在人民的眼中已是“气数已尽”；在国阵眼中，更是微不足道的“蚊子党”。尽管它在2003年已与人民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前身是国民公正党），但依然挽不回颓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公正党，它确实是不起眼的。如果不是因为安华还在抗争，也许它迟早会宣告解散。在这方面，旺阿兹莎的坚持倒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她之所以“永不言倦”，也是由于有安华在背后推动着。当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的半年从监狱走出来后，他发现这个政党的早期重要人物都已告离去；尤其是曾为党首任署理主席的詹德拉慕斯扎化在意见分歧后将重任交回给旺阿兹莎后，更显见这个党已发生了变化。
詹德拉是一名学者，他早期对安华的百分百支持，且信誓旦旦为安华“鞠躬尽瘁”的精神，让人感到他对安华充满信心。未想今日他与安华已形成陌路人，且在报上恶言相对，实在令人费解，也留下谜团。
如果说詹德拉在２００１年的离弃是对安华的严重伤害；那么２００５年安华的“爱将”依占的离去则是另一道更深的伤痕。这两位曾被安华寄以重任的人为何在安华尚未翻身的当儿，变成“反目成仇”的冤家？我们也无从了解内情，人民也没有兴趣追问。
虽然如此，对安华来说，只要旺阿兹莎仍然是党的第一把手，他就有希望在困境乃至“废墟”中重建他的政治地位；尽管他十分痛惜身旁的人不再与他一起“战斗”。这也从中显示了安华具有强韧的性格，也是一位不向命运低头的人。换着是其他人，也许早就放弃政治这条路，因此安华有千万个理由衷心的感谢旺阿兹莎是他政治长征路上“亲密的人加战友”，让他在寒夜看到曙光。结果308的大选，安华真的从谷底爬上来，但还是缺了一张“国会通行证”。
正因为这样，如今恢复自由身的安华，也自然有千万个理由回到峇东埔东山再起。旺阿兹莎的让路也兑现了她的政治承诺。她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安华。如果不是安华，她应该绝对不会涉足政治。当时机成熟时，她自然会“走回厨房”。
但是政治也不是“私相授受”的，安华不会因此顺理成章顶位而上，他面对的是强大的对手，整个国阵机制，，或更切确地说是整个巫统的机器必然会把峇东埔变成一个“战场”。就巫统而言，这是一场不易取胜的硬仗，以至在挑选候选人方面，也得伤脑筋。结果选派了时任州议员的阿力夏上阵。
在战略上，这也是巫统的一个“绝招”；不派重量级强人，也不派轻量级人马，只派中坚分子；若是输了，那是“意料中事”，因为候选人是不对称的。还有输了也等于赢，毕竟阿力夏也没有损失什么，他还是担任其州议员。其巧妙处就在于阿力夏的州选区就在峇东埔国席内，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也不是无名小卒。若是阿力夏获得的票数比费道斯的16950张票为多，那就意味着巫统“胜了”。巫统在不期望阿力夏制造奇迹下，倒希望阿力夏不负众望，为巫统争回面子。
反过来若是安华获得的多数票较旺阿兹莎的13,398张为多，那公正党就有更多的遐想空间，演绎其“916”的启示。因为安华打出的是“通往布城之路”。
由此来看峇东埔补选，已成了安华政运或人民联盟转变的一个重大的考验。换句话说，也只有先看补选结果，才能向下集。这就是峇东埔补选的重大政治意义。
（原载于2008年8月9日 《南洋商报》）
因为顶替旺阿兹莎的空缺而参加补选的人，正是其丈夫安华依布拉欣。他不是一般的政客，而是在10年前跌马而陷入囹圄复而失去国会议员的红极一时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不制造补选，他如何再次踏进国会？如果他不选择峇东埔国席，而是在另外的选区参加补选，肯定也会被人指责“企图建立家族王朝”，因此最干净利落的就是回到自己起家的选区东山再起。
他具有正当的理由打出他的出师表；而旺阿兹莎也有正当的理由急流勇退，因为10年前是她肩负着重任为安华守住这一盏灯。她之所以三度胜出（2004年只是险胜），也全因她是安华的替身。选民投票给她等于是对安华的不弃不离。如果不是安华因素，旺阿兹莎可能在2004年的大选时过不了这一道关，那时她必然会向安华说：“对不起，我已尽力了”。
事实上，在2004年时，旺阿兹莎也扛得很辛苦。不但反对党之间无法合作，而且也缺乏凝聚力面对强大国阵的攻势。结果公正党输掉在1999年赢得的5国4州席，只剩一个国席。从那一刻起，公正党在人民的眼中已是“气数已尽”；在国阵眼中，更是微不足道的“蚊子党”。尽管它在2003年已与人民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前身是国民公正党），但依然挽不回颓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公正党，它确实是不起眼的。如果不是因为安华还在抗争，也许它迟早会宣告解散。在这方面，旺阿兹莎的坚持倒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她之所以“永不言倦”，也是由于有安华在背后推动着。当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的半年从监狱走出来后，他发现这个政党的早期重要人物都已告离去；尤其是曾为党首任署理主席的詹德拉慕斯扎化在意见分歧后将重任交回给旺阿兹莎后，更显见这个党已发生了变化。
詹德拉是一名学者，他早期对安华的百分百支持，且信誓旦旦为安华“鞠躬尽瘁”的精神，让人感到他对安华充满信心。未想今日他与安华已形成陌路人，且在报上恶言相对，实在令人费解，也留下谜团。
如果说詹德拉在２００１年的离弃是对安华的严重伤害；那么２００５年安华的“爱将”依占的离去则是另一道更深的伤痕。这两位曾被安华寄以重任的人为何在安华尚未翻身的当儿，变成“反目成仇”的冤家？我们也无从了解内情，人民也没有兴趣追问。
虽然如此，对安华来说，只要旺阿兹莎仍然是党的第一把手，他就有希望在困境乃至“废墟”中重建他的政治地位；尽管他十分痛惜身旁的人不再与他一起“战斗”。这也从中显示了安华具有强韧的性格，也是一位不向命运低头的人。换着是其他人，也许早就放弃政治这条路，因此安华有千万个理由衷心的感谢旺阿兹莎是他政治长征路上“亲密的人加战友”，让他在寒夜看到曙光。结果308的大选，安华真的从谷底爬上来，但还是缺了一张“国会通行证”。
正因为这样，如今恢复自由身的安华，也自然有千万个理由回到峇东埔东山再起。旺阿兹莎的让路也兑现了她的政治承诺。她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安华。如果不是安华，她应该绝对不会涉足政治。当时机成熟时，她自然会“走回厨房”。
但是政治也不是“私相授受”的，安华不会因此顺理成章顶位而上，他面对的是强大的对手，整个国阵机制，，或更切确地说是整个巫统的机器必然会把峇东埔变成一个“战场”。就巫统而言，这是一场不易取胜的硬仗，以至在挑选候选人方面，也得伤脑筋。结果选派了时任州议员的阿力夏上阵。
在战略上，这也是巫统的一个“绝招”；不派重量级强人，也不派轻量级人马，只派中坚分子；若是输了，那是“意料中事”，因为候选人是不对称的。还有输了也等于赢，毕竟阿力夏也没有损失什么，他还是担任其州议员。其巧妙处就在于阿力夏的州选区就在峇东埔国席内，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也不是无名小卒。若是阿力夏获得的票数比费道斯的16950张票为多，那就意味着巫统“胜了”。巫统在不期望阿力夏制造奇迹下，倒希望阿力夏不负众望，为巫统争回面子。
反过来若是安华获得的多数票较旺阿兹莎的13,398张为多，那公正党就有更多的遐想空间，演绎其“916”的启示。因为安华打出的是“通往布城之路”。
由此来看峇东埔补选，已成了安华政运或人民联盟转变的一个重大的考验。换句话说，也只有先看补选结果，才能向下集。这就是峇东埔补选的重大政治意义。
（原载于2008年8月9日 《南洋商报》）
5.8.08
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审视 巫统与回教党的合与离
当首相阿都拉于7月20日率先揭露他已跟回教党“高层决策人”先后进行三次会面后，基本上外界开始相信有这么一回事。但究竟是“深谈”或“浅谈”，大家不得而知。至少这证诸一件事：政坛上较早的传闻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双方有了互动。于是人们脑海里马上浮现一个大疑问：巫统与回教党可能共同治国而结成一个“马来主权”的政府吗？人民联盟会不会因此三缺一而功亏一篑呢？在国阵内的非马来人政党又如何应对？在新的架构下他们有没有适当角色扮演？
这一连串的问题虽不是杞人忧天，但也不能置之不理。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眼光和角度来审视这个与国家未来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态呢？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巫统与回教党的历史渊源，以便对两党之间存在的既爱又恨的微妙关系有一个认识。换句话说，用历史的眼光来厘清两党之间的“异与同”。
当1946年巫统成立的时候，马来人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不论是民族主义分子或宗教主义分子，他们都是朝向马来人大团结的目标整合，其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抛出的“马来亚邦联”宪制（Malaysia Union），结果巫统与统治者的合作，取得了胜利，在1948年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的新宪制，取代了“马来亚邦联”。
可是巫统在拿督翁领导下走的是一条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政治，导致了在巫统内的一批宗教学者与巫统宗事务局意见分歧而另起炉灶，成立了回教党。此事发生在1951年11月24日。
巧合的是，回教党的成立是发生在拿督翁离开巫统后的事。拿督翁是在1951年8月21日辞巫统主席职，而在1951年9月16日自行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更名为国家党）。这就是说，在“马来亚独立党”成立时，尚未有回教党，拿督翁是准备用新党（走多元路线）来和巫统争夺政治主导权。
至于回教党草创之初，大本营是在威省甲抛峇底，也就是现任首相阿都拉的家乡，而阿都拉的父亲早年也与回教党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活动范围有限，这个党在1952年的党员不超过5千名。首任主席也是来自巫统中委的阿末弗（ustaz haji ahmad fuad）。原先是个较侧重宗教活动的组织，直到1955年才正式注册成为一个政党，并参加当年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同时把大本营移到东海岸，以吉兰丹为基地。由此可见，它和巫统有历史的情意结。
回教党坚称它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之上，与巫统有思想上的分歧（借用署理主席纳沙鲁丁语），也服膺于民主斗争，因此它从来没有放弃参加大选。
‚巫统在1955年的普选大胜，打败对手拿督翁的国家党后，在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下，一马当先争取独立，但其合作对象是马华和国大党而不是回教党。
1957年马来亚独廿时，巫统已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主流，也通过联盟组建政府。
反观回教党在1955年普选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后（在吉辇赢得一个国席），就决定自行上路，把巫统当成对手进行斗争。因此，不论是独立前或独立后，回教党并没有把巫统当成合作伙伴；同样的，巫统也认为回教党势力有限，无需通过双方合作来达致马来人大团结。它十分地自信巫统代表了马来人的权益。
然而1959年的大选，也叫巫统对回教党另眼相看，后者崛起成为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州政府，奠定它的势力范围根植于东海岸。
虽然事后有所变化（失掉登嘉楼州政权），但不变的是：吉兰丹是回教党无可争辩的地盘，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1956年起直到1969年，回教党在民族主义者巴哈鲁丁（原左翼国民党主席，1950年被查禁）的领导下，一直和巫统针锋相对，彼此没有共识，也不曾诉诸种族和宗教上的团结。反而是回教党与其它反对党，如与社阵有合作与默契的空间，共同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
ƒ1969年大选联盟失利及随后爆发“513”种族流血事件，整国家政治重新洗牌，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拉拢各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接着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回教党就是在新形势下摇身成为执政党一员。但接替巴哈鲁丁成为回教党魁的阿斯里不是高瞻远嘱的领袖，为了眼前的利益他把回教党纳入主流，表面上看来很风光，实则他开始把回教党引入迷失的阵图中。
因为回教党的参与国阵，不是与巫统平起平坐，而是局限在吉兰丹，也只有一名内阁部长（就是阿斯里本身，后来才增至两名），不得不听命于巫统的指挥棒。
必须正视的是，回教党只是国阵其中一员，不居主导性的地位，充其量与民政的加盟不相上下。接着下来回教党感觉到在国阵内浑身不自在，而且又面对吉兰丹州政权被巫统分化的危机，也就埋下两党失和的“炸弹”。
回教党的异动和与巫统的矛盾加深，激化了巫统主席胡先翁在1977年 把回教党开除出国阵（回教党宣称它是自行离开的），从此回教党落得一无所有。
例如1978年的大选，回教党失去丹州执政权；国会议员只剩下6席（原本在国阵时是14席）；1982年的大选，回教党有退无进，国席剩5个；1986年的大选，更是“泪水盈眶”，只剩可怜的一个国席和2个州议席。
这惨痛的教训是回教党参加国阵后带来的后遗症。它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最大的反对党竟沦落成几不成形的反对党。虽然他们一方面可以指责阿斯里把党导入迷途；但在另一方面对巫统显得“势不两立”，甚至有“咬牙切齿”之恨。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马哈迪主政的年代（1981-2003）。马哈迪边缘化了回教党。造成回教党一向以来对马哈迪没有好感，虽然马哈迪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出巫统时，曾与回教党来往频密，但只是权宜之计，未曾推心置腹。
一直以来，回教党对失败耿耿于怀，因此在阿斯里（1982年卸主席职）之后，回教党一直寻找一位政治彗星来使党重新站立起来。他们最先挑中的是年轻有魅力的安华依布拉欣，因他是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的领导人。在安华婉拒后（1981他加入巫统），回教党直到1989年才找到一位政治领袖。他就是来自吉打的法兹诺。在东姑拉沙里（离开巫统组成46精神党）的协助下，回教党终于在1990年东山再起，重新执掌吉兰丹州，政治地位也开始提升。就此而言，回教党与巫统之间除了斗争，还是斗争，合作之门已告关闭。
法兹诺的策略是立足丹州，放眼全国。1999的大选，借安华效应（安华在1998年被革职而后成立国民公正党，并在1999年促成回教党与行动党结盟成替代阵线），回教党大放光芒，不仅保住丹州政权，而且夺下登州政权，更有27尊大炮射入国会，气势如虹，阵势前所未有。巫统终于看到回教党的威力十足。回教党也因之认为宗教力量发挥作用，开始与巫统争夺回教诠释权。
在这之后，马哈迪穷于应付回教党的凌厉攻势。一方面他建议与回教党召开马来人团结大会；另一方面他在2001年也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目的无非是一边要求合作，一边鼓吹宗教。即便如此，回教党仍然不为所动，拒绝召开所谓的马来人大团结会议；更进一步，双方在回教国课题的斗争不断升级。马哈迪在年事已高，且在位太久的无可奈何下，选择在2003年退休，让位于阿都拉。
回教党则得势不饶人，在法兹诺（2002年逝世）之后的哈迪阿旺接位，同样打出与巫统抗争的宗教旗号，而且旗帜明显地拥护安华而不是巫统。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必要也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当下的所谓巫统回教党联合执政事，但它必须结合历史的来看待回教党的动向和现实诉求：
其一、在308大选过后，巫统向回教党伸出橄榄枝乃人之常情，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过去有过合作的记录，没有理由现在不能再谈。
巫统之所以向回教党招手，出自政治考量。因为它意想不到安华在大选过后不到一周，马上组成“人民联盟”，形成一个铁三角。如果要打破安华的布阵，除了向回教党表示友好外，并没有其它更好的途径。
回教党方面，因为已是属于胜利的一方，固然以逸待劳，无需拒绝巫统释出的善意。就这样，两党的会谈也就在暗中进行了。
其二、从近日抖出的内幕也许是惊人的，那就是回教党被献议合组雪州政府。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
如果依此类推，霹雳州若换政权，也是回教党人做回州务大臣。
这样一来，在吉兰丹、吉打、雪州及霹州皆由回教党人当州务大臣下，显示巫统准备与回教党“分享半璧江山”，条件可谓十分诱人。
再往下，回教党占有5名以上的中央内阁部长也是预料中事，以显示巫统的诚意。
但如果巫统这样开了先例，它如何在国阵内向其它成员党交待？它又如何安抚国阵成员党的不安？这些都是未详加考虑的，因为巫统也不知道回教党要不要作一个大改变。
可是为什么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等人带头与巫统洽谈后，仍然搞不出一个名堂来？那是由于回教党存在的阴影挥之不去。过去它也曾和巫统合作，但当巫统势力再稳固时，就是回教党灾难的开始。因此它不得不防其中的奥妙是否是权宜之计或长久之计？
还有，回教党人承诺安华在先，在宗教信念下，当不会背弃安华在后。若一下子来个180度的转变，并不是回教党的传统，也不符合回教斗争的理念。就一般理解，回教党一向强调宗教上的整合与团结，不认同种族的强调。它不认为走种族主义是正确和可行的。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常为人所忽略，那就是回教党不愿再做“后备轮胎”。过去它曾为巫统执垫，让它在“513”后再造辉煌。结果到头来是回教党“两头不到岸”。
这就是为什么回教党与巫统即使有“三轮会谈”，也谈不出一个结果来的症结所在。
其三、阿都拉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揭盅，也是为了舆论所需，以造成一种印象（或压力），让回教党看到两党合作的迫切性。巫统的鼓掌叫好，自然不在话下，但回教党这边可就意见多多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究其因是今天有难的是巫统，不是回教党，没有理由用回教党去救巫统“拨乱反正”；再者，回教党今天已意外地执政吉打和霹雳州（皆由回教党人任州务大臣），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岂可轻易放弃？
与此同时，安华最近发生的“鸡奸疑案”，看来对回教党未有太大的冲击。安华依然是安华。他过去曾协助回教党打造新形势，今次也使回教党成为最大的赢家，让回教党走进城市。单就这一点，回教党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在它看来，巫统不会提供它这样的平台，至多也是让它保有在马来地区的势力，安华则给他们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四，相比之下，回教党依附安华取得的优势较之任何时候都要大。撇开饮水思源不谈外，在现实的基础上，回教党在人民联盟中有公正党罩着，怎么样也不会吃亏给行动党。回教党今天所要的是国家改革和廉正的实现，就此而言，巫统似乎还需要取信和说服回教党，它正致力朝改革的方向走，但政绩尚待考验。
显然阿都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几个招数，也一时抵挡了安华的夺权攻势；也为纳吉护航；更在打乱民联的步骤上，取得一定的效果。不管巫统与回教党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巫统已成功提醒了回教党的职责和其命运是与巫统休戚相关的，进而动摇“人民联盟”的合作根基。
从这样看来，所谓巫统回教党合作或联合执政事，可以解读成属于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目的是争取时间来稳定政局。既是政治手段，我们就无需对种族主义的抬头过度担心。因为两者之间隔了一层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所以说，巫统和回教党的会谈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政治游戏。志在制造有利舆论，不在于是否开花结果。毕竟历史已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是“合而不拢”，“拢而不靠”。“交流”可以，“交心”也就点到为止。说白了，巫统还是巫统，回教党还是回教党，还不需要“再转变”。今后会否有下文，系于安华下一步棋怎样走？
（原载于2008年8月4日《号外周报》 第387期）
这一连串的问题虽不是杞人忧天，但也不能置之不理。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眼光和角度来审视这个与国家未来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态呢？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巫统与回教党的历史渊源，以便对两党之间存在的既爱又恨的微妙关系有一个认识。换句话说，用历史的眼光来厘清两党之间的“异与同”。
当1946年巫统成立的时候，马来人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不论是民族主义分子或宗教主义分子，他们都是朝向马来人大团结的目标整合，其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抛出的“马来亚邦联”宪制（Malaysia Union），结果巫统与统治者的合作，取得了胜利，在1948年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的新宪制，取代了“马来亚邦联”。
可是巫统在拿督翁领导下走的是一条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政治，导致了在巫统内的一批宗教学者与巫统宗事务局意见分歧而另起炉灶，成立了回教党。此事发生在1951年11月24日。
巧合的是，回教党的成立是发生在拿督翁离开巫统后的事。拿督翁是在1951年8月21日辞巫统主席职，而在1951年9月16日自行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更名为国家党）。这就是说，在“马来亚独立党”成立时，尚未有回教党，拿督翁是准备用新党（走多元路线）来和巫统争夺政治主导权。
至于回教党草创之初，大本营是在威省甲抛峇底，也就是现任首相阿都拉的家乡，而阿都拉的父亲早年也与回教党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活动范围有限，这个党在1952年的党员不超过5千名。首任主席也是来自巫统中委的阿末弗（ustaz haji ahmad fuad）。原先是个较侧重宗教活动的组织，直到1955年才正式注册成为一个政党，并参加当年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同时把大本营移到东海岸，以吉兰丹为基地。由此可见，它和巫统有历史的情意结。
回教党坚称它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之上，与巫统有思想上的分歧（借用署理主席纳沙鲁丁语），也服膺于民主斗争，因此它从来没有放弃参加大选。
‚巫统在1955年的普选大胜，打败对手拿督翁的国家党后，在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下，一马当先争取独立，但其合作对象是马华和国大党而不是回教党。
1957年马来亚独廿时，巫统已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主流，也通过联盟组建政府。
反观回教党在1955年普选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后（在吉辇赢得一个国席），就决定自行上路，把巫统当成对手进行斗争。因此，不论是独立前或独立后，回教党并没有把巫统当成合作伙伴；同样的，巫统也认为回教党势力有限，无需通过双方合作来达致马来人大团结。它十分地自信巫统代表了马来人的权益。
然而1959年的大选，也叫巫统对回教党另眼相看，后者崛起成为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州政府，奠定它的势力范围根植于东海岸。
虽然事后有所变化（失掉登嘉楼州政权），但不变的是：吉兰丹是回教党无可争辩的地盘，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1956年起直到1969年，回教党在民族主义者巴哈鲁丁（原左翼国民党主席，1950年被查禁）的领导下，一直和巫统针锋相对，彼此没有共识，也不曾诉诸种族和宗教上的团结。反而是回教党与其它反对党，如与社阵有合作与默契的空间，共同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
ƒ1969年大选联盟失利及随后爆发“513”种族流血事件，整国家政治重新洗牌，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拉拢各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接着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回教党就是在新形势下摇身成为执政党一员。但接替巴哈鲁丁成为回教党魁的阿斯里不是高瞻远嘱的领袖，为了眼前的利益他把回教党纳入主流，表面上看来很风光，实则他开始把回教党引入迷失的阵图中。
因为回教党的参与国阵，不是与巫统平起平坐，而是局限在吉兰丹，也只有一名内阁部长（就是阿斯里本身，后来才增至两名），不得不听命于巫统的指挥棒。
必须正视的是，回教党只是国阵其中一员，不居主导性的地位，充其量与民政的加盟不相上下。接着下来回教党感觉到在国阵内浑身不自在，而且又面对吉兰丹州政权被巫统分化的危机，也就埋下两党失和的“炸弹”。
回教党的异动和与巫统的矛盾加深，激化了巫统主席胡先翁在1977年 把回教党开除出国阵（回教党宣称它是自行离开的），从此回教党落得一无所有。
例如1978年的大选，回教党失去丹州执政权；国会议员只剩下6席（原本在国阵时是14席）；1982年的大选，回教党有退无进，国席剩5个；1986年的大选，更是“泪水盈眶”，只剩可怜的一个国席和2个州议席。
这惨痛的教训是回教党参加国阵后带来的后遗症。它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最大的反对党竟沦落成几不成形的反对党。虽然他们一方面可以指责阿斯里把党导入迷途；但在另一方面对巫统显得“势不两立”，甚至有“咬牙切齿”之恨。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马哈迪主政的年代（1981-2003）。马哈迪边缘化了回教党。造成回教党一向以来对马哈迪没有好感，虽然马哈迪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出巫统时，曾与回教党来往频密，但只是权宜之计，未曾推心置腹。
一直以来，回教党对失败耿耿于怀，因此在阿斯里（1982年卸主席职）之后，回教党一直寻找一位政治彗星来使党重新站立起来。他们最先挑中的是年轻有魅力的安华依布拉欣，因他是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的领导人。在安华婉拒后（1981他加入巫统），回教党直到1989年才找到一位政治领袖。他就是来自吉打的法兹诺。在东姑拉沙里（离开巫统组成46精神党）的协助下，回教党终于在1990年东山再起，重新执掌吉兰丹州，政治地位也开始提升。就此而言，回教党与巫统之间除了斗争，还是斗争，合作之门已告关闭。
法兹诺的策略是立足丹州，放眼全国。1999的大选，借安华效应（安华在1998年被革职而后成立国民公正党，并在1999年促成回教党与行动党结盟成替代阵线），回教党大放光芒，不仅保住丹州政权，而且夺下登州政权，更有27尊大炮射入国会，气势如虹，阵势前所未有。巫统终于看到回教党的威力十足。回教党也因之认为宗教力量发挥作用，开始与巫统争夺回教诠释权。
在这之后，马哈迪穷于应付回教党的凌厉攻势。一方面他建议与回教党召开马来人团结大会；另一方面他在2001年也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目的无非是一边要求合作，一边鼓吹宗教。即便如此，回教党仍然不为所动，拒绝召开所谓的马来人大团结会议；更进一步，双方在回教国课题的斗争不断升级。马哈迪在年事已高，且在位太久的无可奈何下，选择在2003年退休，让位于阿都拉。
回教党则得势不饶人，在法兹诺（2002年逝世）之后的哈迪阿旺接位，同样打出与巫统抗争的宗教旗号，而且旗帜明显地拥护安华而不是巫统。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必要也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当下的所谓巫统回教党联合执政事，但它必须结合历史的来看待回教党的动向和现实诉求：
其一、在308大选过后，巫统向回教党伸出橄榄枝乃人之常情，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过去有过合作的记录，没有理由现在不能再谈。
巫统之所以向回教党招手，出自政治考量。因为它意想不到安华在大选过后不到一周，马上组成“人民联盟”，形成一个铁三角。如果要打破安华的布阵，除了向回教党表示友好外，并没有其它更好的途径。
回教党方面，因为已是属于胜利的一方，固然以逸待劳，无需拒绝巫统释出的善意。就这样，两党的会谈也就在暗中进行了。
其二、从近日抖出的内幕也许是惊人的，那就是回教党被献议合组雪州政府。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
如果依此类推，霹雳州若换政权，也是回教党人做回州务大臣。
这样一来，在吉兰丹、吉打、雪州及霹州皆由回教党人当州务大臣下，显示巫统准备与回教党“分享半璧江山”，条件可谓十分诱人。
再往下，回教党占有5名以上的中央内阁部长也是预料中事，以显示巫统的诚意。
但如果巫统这样开了先例，它如何在国阵内向其它成员党交待？它又如何安抚国阵成员党的不安？这些都是未详加考虑的，因为巫统也不知道回教党要不要作一个大改变。
可是为什么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等人带头与巫统洽谈后，仍然搞不出一个名堂来？那是由于回教党存在的阴影挥之不去。过去它也曾和巫统合作，但当巫统势力再稳固时，就是回教党灾难的开始。因此它不得不防其中的奥妙是否是权宜之计或长久之计？
还有，回教党人承诺安华在先，在宗教信念下，当不会背弃安华在后。若一下子来个180度的转变，并不是回教党的传统，也不符合回教斗争的理念。就一般理解，回教党一向强调宗教上的整合与团结，不认同种族的强调。它不认为走种族主义是正确和可行的。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常为人所忽略，那就是回教党不愿再做“后备轮胎”。过去它曾为巫统执垫，让它在“513”后再造辉煌。结果到头来是回教党“两头不到岸”。
这就是为什么回教党与巫统即使有“三轮会谈”，也谈不出一个结果来的症结所在。
其三、阿都拉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揭盅，也是为了舆论所需，以造成一种印象（或压力），让回教党看到两党合作的迫切性。巫统的鼓掌叫好，自然不在话下，但回教党这边可就意见多多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究其因是今天有难的是巫统，不是回教党，没有理由用回教党去救巫统“拨乱反正”；再者，回教党今天已意外地执政吉打和霹雳州（皆由回教党人任州务大臣），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岂可轻易放弃？
与此同时，安华最近发生的“鸡奸疑案”，看来对回教党未有太大的冲击。安华依然是安华。他过去曾协助回教党打造新形势，今次也使回教党成为最大的赢家，让回教党走进城市。单就这一点，回教党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在它看来，巫统不会提供它这样的平台，至多也是让它保有在马来地区的势力，安华则给他们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四，相比之下，回教党依附安华取得的优势较之任何时候都要大。撇开饮水思源不谈外，在现实的基础上，回教党在人民联盟中有公正党罩着，怎么样也不会吃亏给行动党。回教党今天所要的是国家改革和廉正的实现，就此而言，巫统似乎还需要取信和说服回教党，它正致力朝改革的方向走，但政绩尚待考验。
显然阿都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几个招数，也一时抵挡了安华的夺权攻势；也为纳吉护航；更在打乱民联的步骤上，取得一定的效果。不管巫统与回教党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巫统已成功提醒了回教党的职责和其命运是与巫统休戚相关的，进而动摇“人民联盟”的合作根基。
从这样看来，所谓巫统回教党合作或联合执政事，可以解读成属于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目的是争取时间来稳定政局。既是政治手段，我们就无需对种族主义的抬头过度担心。因为两者之间隔了一层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所以说，巫统和回教党的会谈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政治游戏。志在制造有利舆论，不在于是否开花结果。毕竟历史已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是“合而不拢”，“拢而不靠”。“交流”可以，“交心”也就点到为止。说白了，巫统还是巫统，回教党还是回教党，还不需要“再转变”。今后会否有下文，系于安华下一步棋怎样走？
（原载于2008年8月4日《号外周报》 第387期）
小动作带来大效果？ （天下纵横）
我曾在本栏写过两篇文章，其一是2007年4月30日发表的《槟城路名以乱取胜》（321期）；其二是2007年7月16日发表的《中文路名的争议》（332期）。前者是针对槟城人惯用的中文路名与英文路名何止相差一万八千里，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例如槟城人俗称的“头条路”，英文竟是Magazine Road（杂志路）；“八条路”竟是老外的名字“Herriot Street”。再者著名的“中路”，英文名又是以老外的名字而取“Macalister road”。如果不放上中文路名，恐怕游客问起路来，就挺麻烦的。因此我还是同意在特定的街道按上中文路名有其好处。
后者是因为行动党在当政前，也在乔治市一些地区搞了英文（或马来文）,路牌下面“安置”中文路名，结果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市政局拆掉，行动党因而大为恼怒而直言：“如果州政府没有能力，行动党将免费协助政府安装中文路牌。”
这当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和可不可的问题；当然也是涉及政治斗争的一个手段。在这方面，我也曾建议如果官方不肯挂中文路名，倒可取巧地在主要街道的角间屋宇门牌处挂上新街××号，也就告诉大家CAMPBELL STREET，其实就是新街。如此一来，在店屋响应之下，同样可以收取其效果。
行动党吵过一阵后，也就停止进一步的行动，但总不忘揶揄槟州政府未敢接受挑战来个突破，且声言一旦执政，将会如期落实中文路牌的“壮举”。
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的回应是低调的。在回避中文路名的当儿，另外推出在重要的旅游街道区置放几种文字的说明其“典故”，以让游客有所“领悟”。这固然是小儿科，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未想在308大选后，竟然是天翻地覆，一直在野的行动竟突然跃居成为执政党，民政党则输得不清不楚。角色的更换意味着行动党可以一展身手，或可马上着手处置中文路牌的事。可是执政四个月来，“中文路牌”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一下子，又给民政党逮个正着。在7月21日，民青团在其前市议员涂仲义发威下来一个“突击”，也仿效行动党在一些主要们道挂起中文路牌。隔日竟然成为各报的热门新闻。最引人触目的是《中国报》在封面玩起对比法，把去年6月行动党挂中文路牌的照片与今日民政党也挂中文路牌的照片一起刊出，不仅相映成趣，而且大字标题指说：“反对党以牙还牙，你不挂，我挂。”就这么的对比，马上让人感觉到两个政党在玩“路牌把戏”，但这一次却让民政扳回一局，出了一口憋在心里的怨气。其意思够一目了然地反讽在朝的行动党原来也有难处，似乎是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能做到的事，不必先夸海口）。
这样一来，民青团以“小动作取得大效果”，让人们眼前一亮，原来行动党还没有完成它的重要“使命”。有人说，民青团学足了行动党的“知法犯法”。我倒不认为它们两个政党有犯什么法，不过是给主要街道增添华文路牌，也算是为“历史正名”，何错之有？又有那一条法令说不可以在街道挂中文路牌？或者可指说马路是公家的（归市议会管），私人不可擅自“画蛇添足”，（我倒是认为这是“画龙点睛”，因为这条街道明明有中文名，为什么不可称呼呢？就如华人商家在信封上或信笺上大多数使用中英文名或国中文路名，不见得政府说是犯法的），那么在自己的店屋上篏上中文路牌不算犯法吧！
槟州政府也不堪被讥，曹观友行政议员马上回话：中文路牌将在今年内实现，它不再是梦。此外他也补充说也会有淡米尔文和阿拉伯文。
与此同时，罗兴强行政议员也有话说，涂仲义的做法是抄火箭的策略，此话说得没错，是从行动党偷师过来。但“偷师”得好，也“偷师”得妙。这一招叫着“回马抢”，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因为行动党开了门，却无法把门锁上，自然让民青团有机可趁。如果在当政的三个月内，把中文路牌的问题解决，那民青团不服也不行了。因为它们做不到的（当政39年无法实现），却被火箭三两下子，在三个月内解决了。可惜不知何故，行动党政府又是慢了一拍，风头又让民青团抢回去了。
其实，曹观友也好，罗兴强也好，不必这么伤脑筋，只是选择特定的地区，集中在乔治市，尤其是文化遗产区内挂上中文路牌即可，无需在全槟州来这一套，槟州人民也没有这样的强求。因此槟州政府并没有什么敏感问题好顾虑的，理由十分强：因为中文路名与国文路名完全不一样，挂上中文路牌是对历史的肯定，没有触及或侵犯其它族群的 利益。单就这一点，行动党应该是敢于突破的，就如林冠英首席部长就敢于采取公开投标制，而不带出以新经济政策作为指南，也没有引起大大的问题。这就是说，在行政措施上，在不抵触法律底下，适当的调整是可行的。
马六甲也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区，它有一些街道也有中文名，如“鸡肠街”，不是显得很自然吗？
我的意思是说，有选择性的加上中文路牌是可行的，尤其是在乔治市华人集中的地方。倒如一条长长的BEACH STREET就有六个中文名字，正确地在地段上按上中文路牌，既可显示对历史的尊重，也是维护申遗成功的一种办法。如今乔治市已是登陆世界文化遗产，按照历史文化来改变未尝不可。
既然新政府勇于创新，敢于突破，那么在小小路牌的课题上，无需闹成政治大风波，只要行政令一下，就先在遗产区内里立起“历史地标”，显得名正言顺，何来投鼠忌器呢？
（原载于2008年8月4日《号外周报》 第387期）
后者是因为行动党在当政前，也在乔治市一些地区搞了英文（或马来文）,路牌下面“安置”中文路名，结果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市政局拆掉，行动党因而大为恼怒而直言：“如果州政府没有能力，行动党将免费协助政府安装中文路牌。”
这当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和可不可的问题；当然也是涉及政治斗争的一个手段。在这方面，我也曾建议如果官方不肯挂中文路名，倒可取巧地在主要街道的角间屋宇门牌处挂上新街××号，也就告诉大家CAMPBELL STREET，其实就是新街。如此一来，在店屋响应之下，同样可以收取其效果。
行动党吵过一阵后，也就停止进一步的行动，但总不忘揶揄槟州政府未敢接受挑战来个突破，且声言一旦执政，将会如期落实中文路牌的“壮举”。
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的回应是低调的。在回避中文路名的当儿，另外推出在重要的旅游街道区置放几种文字的说明其“典故”，以让游客有所“领悟”。这固然是小儿科，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未想在308大选后，竟然是天翻地覆，一直在野的行动竟突然跃居成为执政党，民政党则输得不清不楚。角色的更换意味着行动党可以一展身手，或可马上着手处置中文路牌的事。可是执政四个月来，“中文路牌”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一下子，又给民政党逮个正着。在7月21日，民青团在其前市议员涂仲义发威下来一个“突击”，也仿效行动党在一些主要们道挂起中文路牌。隔日竟然成为各报的热门新闻。最引人触目的是《中国报》在封面玩起对比法，把去年6月行动党挂中文路牌的照片与今日民政党也挂中文路牌的照片一起刊出，不仅相映成趣，而且大字标题指说：“反对党以牙还牙，你不挂，我挂。”就这么的对比，马上让人感觉到两个政党在玩“路牌把戏”，但这一次却让民政扳回一局，出了一口憋在心里的怨气。其意思够一目了然地反讽在朝的行动党原来也有难处，似乎是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能做到的事，不必先夸海口）。
这样一来，民青团以“小动作取得大效果”，让人们眼前一亮，原来行动党还没有完成它的重要“使命”。有人说，民青团学足了行动党的“知法犯法”。我倒不认为它们两个政党有犯什么法，不过是给主要街道增添华文路牌，也算是为“历史正名”，何错之有？又有那一条法令说不可以在街道挂中文路牌？或者可指说马路是公家的（归市议会管），私人不可擅自“画蛇添足”，（我倒是认为这是“画龙点睛”，因为这条街道明明有中文名，为什么不可称呼呢？就如华人商家在信封上或信笺上大多数使用中英文名或国中文路名，不见得政府说是犯法的），那么在自己的店屋上篏上中文路牌不算犯法吧！
槟州政府也不堪被讥，曹观友行政议员马上回话：中文路牌将在今年内实现，它不再是梦。此外他也补充说也会有淡米尔文和阿拉伯文。
与此同时，罗兴强行政议员也有话说，涂仲义的做法是抄火箭的策略，此话说得没错，是从行动党偷师过来。但“偷师”得好，也“偷师”得妙。这一招叫着“回马抢”，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因为行动党开了门，却无法把门锁上，自然让民青团有机可趁。如果在当政的三个月内，把中文路牌的问题解决，那民青团不服也不行了。因为它们做不到的（当政39年无法实现），却被火箭三两下子，在三个月内解决了。可惜不知何故，行动党政府又是慢了一拍，风头又让民青团抢回去了。
其实，曹观友也好，罗兴强也好，不必这么伤脑筋，只是选择特定的地区，集中在乔治市，尤其是文化遗产区内挂上中文路牌即可，无需在全槟州来这一套，槟州人民也没有这样的强求。因此槟州政府并没有什么敏感问题好顾虑的，理由十分强：因为中文路名与国文路名完全不一样，挂上中文路牌是对历史的肯定，没有触及或侵犯其它族群的 利益。单就这一点，行动党应该是敢于突破的，就如林冠英首席部长就敢于采取公开投标制，而不带出以新经济政策作为指南，也没有引起大大的问题。这就是说，在行政措施上，在不抵触法律底下，适当的调整是可行的。
马六甲也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区，它有一些街道也有中文名，如“鸡肠街”，不是显得很自然吗？
我的意思是说，有选择性的加上中文路牌是可行的，尤其是在乔治市华人集中的地方。倒如一条长长的BEACH STREET就有六个中文名字，正确地在地段上按上中文路牌，既可显示对历史的尊重，也是维护申遗成功的一种办法。如今乔治市已是登陆世界文化遗产，按照历史文化来改变未尝不可。
既然新政府勇于创新，敢于突破，那么在小小路牌的课题上，无需闹成政治大风波，只要行政令一下，就先在遗产区内里立起“历史地标”，显得名正言顺，何来投鼠忌器呢？
（原载于2008年8月4日《号外周报》 第387期）
1.8.08
翁诗杰与陈仪乔
308大选过后，马华上下人心浮动，对党的未来作出诸多揣测，问题的焦点放在黄家定身上，结果黄家定在6月28日正式宣布引退，不再参加10月的马华党选。在一方面结束了内外对黄家定的指指点点；但在另一方面，却为政坛掀起两股浪潮，一股是当下马华副总会长翁诗杰在7月19日宣布决定在今年10月问鼎马华总会长，引来了党内的暗潮汹涌浮上台面，从支会到区会闹得不可开交，纷纷争夺党中央代表权，以便成为“决定党命运的重要人物”。另一股是被党边缘化而觉得“昨非今是”的陈仪乔在7月17日宣布退党，并宣称将在8月3日正式加盟人民公正党，也在政坛掀起涟漪。
本来这两个人是“南辕北辙”的，凑不到一块来评论，但他们竟然不约而同有下列的共性，也就有了“相提并论”的依据：他们都是在80年代加入马华公会的新生一代，目前已晋入中生代，与黄家定和陈广才是同一个时期培养出来的马华精英。‚他们都是在90年代熬出头来。翁诗杰从1989年起即是国会议员；而陈仪乔则是从199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直到2008年。这之中，翁在1999年出任总团长，之后平步青云，在重重阻力中杀出重围，在2005年当选副会长之一；而陈从1996年起就担任马华,妇女组署理主席，直到2005年因被指犯党纪失掉此职，政运蒙上阴影。尽管她在2004年起曾出任贸工部政务次长，但本届大选则被除名。反观翁更上一层楼，在大选后出任交通部长。如此的不同际遇，判定这两位同志的分道扬镳。ƒ不过从他们的身上却意外地发现存在一个共同的思路。翁主张马华当今在思维上应转型成为多元种族视野，不再标榜单元思维。但他坦承在现阶段马华尚未有足够的条件转成多元种族政党；陈不但在思路上走向多元性，更进一步身体力行要加入多元种族的公正党，告别单元种族的马华公会。
两相比较之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准备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翁诗杰对马华不弃不离，因为放眼当下，他已具备资格争夺马华老大高职，以便统领这个种族性政党走向“多元视角”，但若在巫统不改变下，他如何领导马华走向多元性，倒是一个大难题。第二个大难题是他的性格一向以来是独来独往，单枪匹马闯江湖是否能得到党中央代表的祝福？毕竟这次争的是“大龙椅”，不是副龙椅（副会长）或小龙椅（团长），代表们会接受一个人的领导能够带领马华走向美好的明天吗？因此第三个难题就考验翁诗杰会不会改变作风，不再一夫当关？不论他有没有得到黄家定及陈广才的祝福，一个不靠团队，只靠个人（英雄）形象吃糊在历史上尚未有过这样的实例。毛泽东再伟大也是一个团队打江山；倘若党内崛起另一股势力打出团队的集体领导，翁诗杰能独当一面脱颖而出吗？一般上，中央代表若无帮派也是有情绪倾向的。难怪翁建议党魁由党员直选，但看来此议尚无法改变今届的党选制度。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是比陈仪乔更幸运成为党内的不倒翁，具有“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势，实则他的跨出一步的难度要比陈更艰辛百倍，而不是轻装上阵。他的未来取决于中央代表对他支持程度，这与个人才智、辩才和领导信心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直接的关系是他的团队在那里？
反观陈仪乔，虽然是蝉过别枝，一切从头开始，但她的幸运是挟政次头衔加入正急需要一位有知名度的华裔妇女增添光彩，无需面对惊涛骇浪。如果她选择加入行动党，自然没有这样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优势，因为行动党有的是魅力十足的华裔女性国州议员，反而把她比下去。因此聪明的她走向一个有空间表现的公正党。
当安华在一边接收前巫统副部长法西及其追随者入党后，自然另一边又接收陈及其追随者大方加盟，如此的牡丹绿叶，正是相得益彰。未想陈这一出手，竟引来一片祝福声而不是咀咒声；掌声好像不安于翁诗杰，倒是十分罕有的“跳槽无罪”的现象。
尽管陈非重量级的人物，但她的离家出走也留下许多遐想。同样的，翁诗杰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也留下许多的遐想，只是此想非彼想。如果说陈是“脱离苦海”以求立命安身，抱负不大；那么翁就是宁可身在苦海中“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承受责难的磨练，为的是“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也”？
（原载于2008年8月1日 《南洋商报》）
本来这两个人是“南辕北辙”的，凑不到一块来评论，但他们竟然不约而同有下列的共性，也就有了“相提并论”的依据：他们都是在80年代加入马华公会的新生一代，目前已晋入中生代，与黄家定和陈广才是同一个时期培养出来的马华精英。‚他们都是在90年代熬出头来。翁诗杰从1989年起即是国会议员；而陈仪乔则是从199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直到2008年。这之中，翁在1999年出任总团长，之后平步青云，在重重阻力中杀出重围，在2005年当选副会长之一；而陈从1996年起就担任马华,妇女组署理主席，直到2005年因被指犯党纪失掉此职，政运蒙上阴影。尽管她在2004年起曾出任贸工部政务次长，但本届大选则被除名。反观翁更上一层楼，在大选后出任交通部长。如此的不同际遇，判定这两位同志的分道扬镳。ƒ不过从他们的身上却意外地发现存在一个共同的思路。翁主张马华当今在思维上应转型成为多元种族视野，不再标榜单元思维。但他坦承在现阶段马华尚未有足够的条件转成多元种族政党；陈不但在思路上走向多元性，更进一步身体力行要加入多元种族的公正党，告别单元种族的马华公会。
两相比较之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准备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翁诗杰对马华不弃不离，因为放眼当下，他已具备资格争夺马华老大高职，以便统领这个种族性政党走向“多元视角”，但若在巫统不改变下，他如何领导马华走向多元性，倒是一个大难题。第二个大难题是他的性格一向以来是独来独往，单枪匹马闯江湖是否能得到党中央代表的祝福？毕竟这次争的是“大龙椅”，不是副龙椅（副会长）或小龙椅（团长），代表们会接受一个人的领导能够带领马华走向美好的明天吗？因此第三个难题就考验翁诗杰会不会改变作风，不再一夫当关？不论他有没有得到黄家定及陈广才的祝福，一个不靠团队，只靠个人（英雄）形象吃糊在历史上尚未有过这样的实例。毛泽东再伟大也是一个团队打江山；倘若党内崛起另一股势力打出团队的集体领导，翁诗杰能独当一面脱颖而出吗？一般上，中央代表若无帮派也是有情绪倾向的。难怪翁建议党魁由党员直选，但看来此议尚无法改变今届的党选制度。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是比陈仪乔更幸运成为党内的不倒翁，具有“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势，实则他的跨出一步的难度要比陈更艰辛百倍，而不是轻装上阵。他的未来取决于中央代表对他支持程度，这与个人才智、辩才和领导信心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直接的关系是他的团队在那里？
反观陈仪乔，虽然是蝉过别枝，一切从头开始，但她的幸运是挟政次头衔加入正急需要一位有知名度的华裔妇女增添光彩，无需面对惊涛骇浪。如果她选择加入行动党，自然没有这样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优势，因为行动党有的是魅力十足的华裔女性国州议员，反而把她比下去。因此聪明的她走向一个有空间表现的公正党。
当安华在一边接收前巫统副部长法西及其追随者入党后，自然另一边又接收陈及其追随者大方加盟，如此的牡丹绿叶，正是相得益彰。未想陈这一出手，竟引来一片祝福声而不是咀咒声；掌声好像不安于翁诗杰，倒是十分罕有的“跳槽无罪”的现象。
尽管陈非重量级的人物，但她的离家出走也留下许多遐想。同样的，翁诗杰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也留下许多的遐想，只是此想非彼想。如果说陈是“脱离苦海”以求立命安身，抱负不大；那么翁就是宁可身在苦海中“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承受责难的磨练，为的是“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也”？
（原载于2008年8月1日 《南洋商报》）
安华将在峇东埔参加补选
果然不出所料，安华终于亮出他的底牌，宣布参加峇东埔国席补选。这也是安华的一张王牌，当我在7月1日提前透露安华将在峇东埔寻求补选时，许多人都带着疑问，认为可能性不大。但我的消息确实来自安华身边的红人，也就是第一手资料。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预料无误，而我认为安华已在适当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安华为什么要选峇东埔而不是别的选区，其理由如下：
1. 峇东埔选区原本是安华起家的地方。自1982年以来就一直是安华的囊中物，即便1999年，2004年及2008年安华因判刑未能参加大选，也是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守土成功。因此基本上是一个安全区。虽然在2004年大选时，旺阿兹莎只以500余张多数票险胜，但在阿都拉旋风下能不被扳倒，已算是为公正党留下最后一盏灯。这就是说，峇东埔的选民对安华不弃不离，彼此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2. 安华不要给外界一种印象他企图在建立“安氏王朝”。如果他选择其它选区补选，就等于“夫妻档和父女兵”的队伍形成，授人以柄，对他不见得有利，也会成为国阵攻击的“软肋”。
3. 因此最适当与合逻辑的安排是旺阿兹莎在此时功成引退，也符合“人民联盟”的公告说先由旺阿兹莎代表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直到安华接任为止。再者旺阿兹莎已多次表明将准备交出领导棒子，宁可成为安华身边的人。她没有政治野心，只是一心一意扶持安华重返政治舞台核心。
4. 虽然有人献议安华可选择其他选区参加补选，但对安华来说是不大理想的选择。在前思后量与审时度势后，安华决定打出“最不争议，也最为人接受”的王牌，那就是在声势上“先声夺人”，不予对方有隙可乘，就是在老家参加补选。
5. 这个时机对安华的“916变天”也是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宣布席位悬空后，选委会可在60天内举行补选，一拉就可能拉到10月份，但我们认为补选应该是在9月份，因为选委会为一个选区进行补选在一个月之内就能准备妥当的，不需要拉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正是安华算准的“天赐良机”的好日子。即便是选委会把补选的日期拉到916之后，对安华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他是师出有名。
6. 在这下来的日子，安华可以借助补选造势，以拉拢更多的国会议员站到他这一边来。虽然不能确定“安华9月有变天的可能”，但最低限度安华已经迈开重要的一步，对于争取支持无疑已打了强心剂。因此安华的连环攻势比较侧重在心理战略，以打破国阵的防御线。
7. 由于石油涨价带来百物调高，民怨未息，正好给安华一个好时机顺势再掀起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毕竟在老家补选，只形同安华回来了，不构成争夺地盘之争，也就会在因势利导下，遂了安华重返国会的心愿。
当然人们也许还会有其它想法或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安华无需再“冒险”，可以坐在“钓鱼台”等待足够议席，变了天之后再行补选也不迟，但这不符斗争策略，也不合安华的性格。他天生是一个“打死不走”的政治人物，敢于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虽然目前又再有“鸡奸”疑云笼罩上空，但凭安华的斗志，他矢意通过补选来扫除一切不利他的疑点。这样一来，也就加速安华参加补选的意念。换句话说，安华要将“危机”转成“契机”，用补选来消毒。
这就是为什么安华选择在峇东埔参加补选，以名正言顺地打出他的再“出师表”。
（原载于2008年8月1日 《南洋商报》）
安华为什么要选峇东埔而不是别的选区，其理由如下：
1. 峇东埔选区原本是安华起家的地方。自1982年以来就一直是安华的囊中物，即便1999年，2004年及2008年安华因判刑未能参加大选，也是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守土成功。因此基本上是一个安全区。虽然在2004年大选时，旺阿兹莎只以500余张多数票险胜，但在阿都拉旋风下能不被扳倒，已算是为公正党留下最后一盏灯。这就是说，峇东埔的选民对安华不弃不离，彼此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2. 安华不要给外界一种印象他企图在建立“安氏王朝”。如果他选择其它选区补选，就等于“夫妻档和父女兵”的队伍形成，授人以柄，对他不见得有利，也会成为国阵攻击的“软肋”。
3. 因此最适当与合逻辑的安排是旺阿兹莎在此时功成引退，也符合“人民联盟”的公告说先由旺阿兹莎代表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直到安华接任为止。再者旺阿兹莎已多次表明将准备交出领导棒子，宁可成为安华身边的人。她没有政治野心，只是一心一意扶持安华重返政治舞台核心。
4. 虽然有人献议安华可选择其他选区参加补选，但对安华来说是不大理想的选择。在前思后量与审时度势后，安华决定打出“最不争议，也最为人接受”的王牌，那就是在声势上“先声夺人”，不予对方有隙可乘，就是在老家参加补选。
5. 这个时机对安华的“916变天”也是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宣布席位悬空后，选委会可在60天内举行补选，一拉就可能拉到10月份，但我们认为补选应该是在9月份，因为选委会为一个选区进行补选在一个月之内就能准备妥当的，不需要拉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正是安华算准的“天赐良机”的好日子。即便是选委会把补选的日期拉到916之后，对安华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他是师出有名。
6. 在这下来的日子，安华可以借助补选造势，以拉拢更多的国会议员站到他这一边来。虽然不能确定“安华9月有变天的可能”，但最低限度安华已经迈开重要的一步，对于争取支持无疑已打了强心剂。因此安华的连环攻势比较侧重在心理战略，以打破国阵的防御线。
7. 由于石油涨价带来百物调高，民怨未息，正好给安华一个好时机顺势再掀起一场“烈火莫熄”运动。毕竟在老家补选，只形同安华回来了，不构成争夺地盘之争，也就会在因势利导下，遂了安华重返国会的心愿。
当然人们也许还会有其它想法或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安华无需再“冒险”，可以坐在“钓鱼台”等待足够议席，变了天之后再行补选也不迟，但这不符斗争策略，也不合安华的性格。他天生是一个“打死不走”的政治人物，敢于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虽然目前又再有“鸡奸”疑云笼罩上空，但凭安华的斗志，他矢意通过补选来扫除一切不利他的疑点。这样一来，也就加速安华参加补选的意念。换句话说，安华要将“危机”转成“契机”，用补选来消毒。
这就是为什么安华选择在峇东埔参加补选，以名正言顺地打出他的再“出师表”。
（原载于2008年8月1日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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