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生翁何生蔡？—马华一甲子的斗争还看今朝 （现代春秋）

成立于1949年的马华公会，今年迎来了党庆60周年，因而有了《一甲子的奉献，一辈子的承诺》的口号出现，用以激励党员在下沉的时候要力争上游，不要因为经过308政治海啸的洗礼后，便失去斗志。但马华因之振作起来了么？ 从表面上来看，马华确实输入了一股新流，用新人展现新事，而实际上马华仍陷入党内的胶普状态难以自拔。一方面出现老大翁诗杰的马青团队统领大军；另一方面也出现老二蔡细历所代表的“元老派”。双方经过一段时日的磨练，不但无法整合，而且时不时擦出花火，直到六月份的时候，蔡细历获得了国阵主席纳吉委任为国阵总协调后，摩擦和斗争已告升级，这对所谓“协调”而言，不啻是最大的讽刺。 根据纳吉的说法，蔡细历的职务是专攻民联执政的州，以期夺回州政权，但也没有列出他的职权和职务范围，只是让蔡细历“摸着石头过河”，毕竟过去从来没有所谓“总协调”，也不知纳吉要协调什么？在这种情形下，蔡细历的活动范围显得有其局限，他除了在马华的圈子里兜兜转转外，实在没有办法将国阵的成员党拢合在一起，有的只三几个成员党“代表”参加座谈或记者会亮相一番。举个例子来说，蔡细历原本可以借总协调的“尚方宝剑”邀请或传召槟州的巫统与民政来个圆桌会议，化干戈为玉帛。但他知道这是超过他的能力（不是名堂，而是这个总协调的权限十分模糊）的事，也就不敢“越俎代庖”，免得被友党指摘“干预他人职务”。如果他真的能成功代表纳吉劝双方破镜重圆，不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而且也会消除马华当权派对他的“戒心”，因为他是在党外搞团结，不是在党内搞派系。 可惜的是，国阵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预料巫统和民阵也不会卖账。蔡细历为免得自讨没趣，只好把活动的范围缩小，在马华各地会见当地领袖。正因为身份双重，蔡细历也会以署理总会长的身份表达政见，固然有些话是说给国阵听，但更多时候是说给马华党员听。在这种情形下，蔡细历的言论与翁诗杰当权派的言论不能协调也是预料中事。当一个人身在非主流的时候，又如何与主流唱同一首歌？ 这些日子来，报章所见的报导是翁蔡在言论上的相互抵触或话不投机已是显而易见，再加上马华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相互放话已使到两人的微妙关系起了变化。 在翁诗杰这一边，在去年10月党选前已不断地强调“道德是政治的准绳”。言下之意是不认同已退出政坛的蔡细历借马华党选卷土重来。不过又有没有条文可以阻止一位党员挑战高职。在衡量轻重下，蔡细历转而攻打老二。这一战略的灵活使用也给他占了上风，因为对手黄家泉并没有他的圆滑的手腕，只是以逸待劳。在攻势上是棋差一着，还有致命的一击指他正试图建“黄氏王朝”（黄家定退后由哥哥补上）。这当然是不成逻辑的说法，但马华党中央一些代表宁可接受这样的推理，黄家泉也就栽了筋斗，造就了蔡细历的“破茧而出”。 当尘埃落定后，翁诗杰发现要整合团队有其阻力，尤其是蔡细历并不是他团队的一员，自然无法协调其中，而个中的因由，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权力在总会长身上的传统体制下，翁诗杰也大胆地“破旧立新”，起用许多青年的马青人上位。这当然会引起非议，但他已没有选择余地，要么与蔡细历妥协，分享马华权力；要么勇往直前，为马华脱胎换骨。结果地选择了后者，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也是争议多多的。有的人担心翁诗杰这一招会弄巧反拙，引致元老派趁机结合起来倒翁诗杰。不论此事是真是假，已是公开的秘密，更有人绘声绘影地表述在纳吉的压阵下，翁蔡不可能摊牌，要不然纳吉不必委任蔡细历当国阵总协调来个安抚？ 说安抚倒是可以成立，但说纳吉“干预”马华党务，又言过其实。纵观过去的马华历史，若是巫统过于干政（指马华党务），对马华只有坏事而不能起激励作用（陈修信1959年借东姑打倒林苍祐的结果是马华吞下了若果，才有1969年大选惨败的教训），因此我们注意到翁诗杰不断强调国阵成员党的独立性。这意味着翁诗杰要当“家事”来解决他和蔡细历的“明争暗斗”，不需要假手他人。在这方面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的谈话也相互矛盾的，先是说这是马华家争，后又说“家丑不可外扬”，究竟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相信连他也搞不清楚。 有人说翁诗杰在这个时候以巴生自贸区的“丑闻”揭开后声称面对“十面埋伏”的压力，也是意有所指的，他认为党外和党内有一个势力要推翻他，而且摆明若他倒了，就由蔡细历上。 这一箭双雕也射中了蔡细历，使得他不得不公开否认要抢翁诗杰的位子，并没有意思要做部长，言下之意是不要制造“假想敌人”。但翁诗杰这一边，似乎看到党已出现两套马车，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不论他们如何地“隔空对骂”，目前在静观其变的人多过参与行动的人，是否有必要召开特大，尚未见真章？而纪委会又会对蔡细历调查什么，结果如何，大家也都不知道。在这个隐秘的议程下，即使蔡派要发难召开特大，也颇费周章。 反过来说，翁诗杰派也看准这一点，即使召开特大，他也不见得居于劣势，倒是郑福成说了开了特大，马华就完了。会有这么严重吗？马华过去不是有特大又特大的会吗？就没看见马华完了，为什么郑福成说得这么严重？他似乎忘记马华在历史上是从特大长大的。 总而言之，翁蔡的“摊牌”似乎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问题是看谁先声夺人，也许他们之间没有私怨，只有公怨。这公怨到头来还得公断，不能私了。 由此使人想起李三春和曾永森之斗；更使人想起三国演义中的“既生瑜（周瑜），何生亮（诸葛亮）”？一甲子的马华写照：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刊于2009年7月30日 《联合日报》

赵明福案件余波震荡 （跃马扬鞭）

赵明福案件在政府于七月廿二日宣布设立皇家调查庭，以调查反贪污局的办案程序是否侵犯死者人权，并同时成立以推事主持的验尸庭，以便鉴定死者的死因后，本以为升温的事件会逐渐缓和而静观事后交待，不料民间情绪无法平抚下来，反而引发民联和家属的不满。他们认为皇家调查庭应扩大权限包括调查死者死因，而不是又交由验尸庭来处理。

这就是说，由三党组成的民联提出这个要求的当儿，死者家属也表明反对这样的分开调研，而是希望由皇家调查庭一手包揽全面地调查。根据律师的意见，验尸庭是一般的程序交由推事做出结论；而皇家调查庭则有权传召证人，进行抽丝剥茧的追根究底。如果只限调查办案时有没有滥权，就十分有局限性了。

在这之前的一天，反贪污委员会属下的四个监督单位，即防贪顾问局、防范贪污咨询委员会、评估运作小组及投诉委员会也一致同意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以彻查这宗命案，把真相公诸于世。

由此可见，赵明福的案件已成为一个各方关注的大课题，而不是一宗普通的死亡案件。虽然设立皇家调查庭在民间的印象中并不一定有后续行动，但民联及民间团体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只好寄望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组织来执行任务，而皇家委员会在法律上是最具这方面的权威，也就众口一词希望能通过这个皇家调查庭来主持公道。毕竟直到今天为止，人民还是留有许多疑点解不开，正如民联提出的八大疑问也是需要加以厘清和回应的。

其实纳吉对于赵明福之死也不是无动于衷的，不论是否出于政治的考量，至少他是第一位的首相以自己的名义送上花圈向丧府致哀。这种破例显现了纳吉接纳谋士之言，无妨“降尊纡贵”向一位“小人物”表达他的“天妒英才”心意。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动作和举手之劳，但其意义是重大的，以冲淡对政府的怨气。因此也格外地被人解读为纳吉不会对此事敷衍了事或视而不见。

果然纳吉在回国后，在听取警方及相关方面的汇报后，于隔日的内阁会议上作出设立两个调查庭的决定，可见他本身也十分重视这宗闹得沸沸扬扬的命案。但美中不足的是纳吉的决定并没有使到反对党鼓掌欢迎，反而认为政府只查一半，又不查全部因由，担心结果是查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既然纳吉已向死者家属表明会亲自交待调查结果，且答应将竭尽所能寻找真相。我们相信也希望纳吉无意隐瞒实情，因为这对他力倡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下的“以民为先，绩效为重”是不相符的。

纳吉不会不知道，由于赵明福不明不白地死于反贪局调查期间，对他努力塑造的亲民形象已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绝不能任由它破坏政府的形象和让政府背负沉重的政治十字架。正如纳吉本身所说的，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有责任提供人民最好的服务，不能违反人民的利益，也不能违背法律和宪法。这也是一个民选政府的立国根基。

无可否认的，上台才三个多月的纳吉，正在积极地推行其政改。例如对新经济政策的检讨和取消某些特定的条文，不再让30%土著的股权困扰市场经济，多少让人民和私人企业有所适从。而在较早前，拨出巨款支援企业单位，以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也多少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失业浪潮。可是一些执法单位并未配合他的政改，仍然沿用过去的手法给政府造成被动的局面。结果出现诸多非议，被指放着大案不办，选择性地打压敌对阵营的声讨，更质疑是否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自以为讨好上司的欢心而居功，殊不知任何的矫枉过正和不当行为只会拖累政府，绝不会给国阵加分。
例如这次反贪局对赵明福案件的处理，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纳吉的政改也因这一宗案件变得百口莫辩。如果处理不好，则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让皇家调查庭全程调查死因，还死者一个公道，使正义得以伸张也许是亡羊补牢之道。

这对纳吉来说，也不是天大难事。既然他已对此案件跨出一大步，何妨再跨出一小步，来满足各方要求。这不是显示政府的软弱；恰恰相反，这是显示政府的大量与气度，能够经得起任何的考验；当然也只有接受考验的政府，才是人民所期待的政府。

就此事件，任谁也不能否认，赵明福案件已是一个政治课题，已被高度政治化，因为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不论大或小）离奇的死亡所带来的震荡。因此政府以政治智慧用政治的手段来回应也是正当之举，无需把它与政治切开，谁相信此案与政治无关呢？那些以普通案件来否定政治化的言论也是在搞政治，但错在用词不当。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种族课题而是政治课题，也只好让政治来说话，让正义和公理得到伸张和维护，使执法单位的大小官员回归正轨，各司其职，以法服人，以诚处事，重建公信力与透明度，这才是政治的正确，也是缓解压力的有效方案。

刊于2009年7月28日 《南洋商报》

马华公会逢九有“变数”？ （直挂云帆）

今年是2009年，马华公会又因翁蔡之争陷入一场论战，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结局如何尚待观察。

不知道为什么，马华公会逢九即有变数？这不是迷信，也不是易经能推算出来，而是历史告诉我们，马华公会每遇九，总有大小风波，除了1989年党内较为相安无事外，所有的九都成了“劫难”之年，避之不掉，似乎有点“邪”？

下列的事实证诸马华公会要跨过九字这个坎，总大风小浪，不知道是否与它也是在九字中诞生的有关？

（一） 1949年——马华公会是在动乱的时局中出现的一个政党。这一年英殖民政府为切断华人对马共活动的支援，炮制了无数的“华人新村”，致万千华人处于水深火热中，因而有了1949年2月27日马华公会的诞生。它的创党人陈祯禄因而成为马华的象征和灵魂人物。

（二） 1959年——这一年是马华公会的转折点。它刚在1958年迎来了新会长林苍祐，准备大张旗鼓刷新马华的形象。讵料转入1959年发生林苍祐与东姑对国会议席分配僵持不下的风波。在陈修信的插足和取得东姑支持下，变成林苍祐与陈修信的斗争。结果林苍祐败下阵来，其派系纷纷离开马华公会，而林苍祐也在这一年辞职总会长职（直到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另起炉灶）。这是马华公会的第一次严重的党争，其影响无届弗远，直到今天仍是马华一道历史伤口。

（三） 1969年——领导马华公会的陈修信（在1962年上位，成为第三位总会长）面对华社的巨大压力。“独大的铁树开花”论成为陈修信的致命伤。马华公会在这一年的大选中，蒙受空前惨败，派出33名国会候选人只有13人中选；更失去槟州的主导政权，让位于东山再起的林苍祐。不幸又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马华公会在又退又进内阁的举棋不定下，陷入尴尬处境。虽然事后企图搞华人大团结运动（1971年）以挽救马华的政治地位，但半年之后又分道扬镳，陈修信成了孤家寡人，又面对林苍祐的“逼宫”（向第二任首相敦拉萨靠拢，于1972年组成民政巫统槟州联合政府），只好在1974年黯然下台。马华经此一变，影响力大不如前。

（四） 1979年——在1974年接过陈修信棒子的李三春，虽然锐意革新马华公会，推出五大计划力挽狂澜，但在党内仍然无法整合团队。例如1977年不属于李三春派系的曾永森就在党选中突围而出，中选署理总会长（板倒李三春派的张汉派），这也导致1979年党选时，曾永森豁了出去，与李三春争夺总会长高职。这场龙争虎斗的不仅牵动党内的神经线，也带动党外人士的介入其中，一时之间舆论对曾永森十分有利。不过投票结果是李三春胜出。失败的曾永森在1981年拉大队过档民政党，是为马华公会的第二次大分裂。虽然如此，李三春按其思路打造一个与民政势不两立的马华公会。回忆前尘往事，历历在目。

（五） 1989年——马华已晋入林良实的年代。他在1986年取代辞职的陈群川（因惹官司被判坐牢），并在协商下，李金狮当上署理总会长，勉强把两人凑合起来（事后证明他们是不咬弦的一对，才有李金狮“三打三不打”总会长的败笔，在1995年让位于林亚礼）。虽然马华这一年没有党争，但国阵陷入多事之秋，巫统在1987年党选后闹分裂，致东姑拉沙里在1989年成立46精神党，马华站在马哈迪这一边。在1990年的大选，成绩差强人意，参加32国席，只赢得18席，因为华社希望出现“两线制”。

这一年也有一段小插曲，林良实为“抗议”马哈迪迟迟未让各族参与检讨新经济政策，乃在1988年10月“离家出走”6个星期（无薪假期出国），结果在1989年政府成立国家经济协商理事会，为政府制定新的发展蓝图。

（六） 1999年——这一年仍是林良实在领军，面对1999年的大选，马华在参加的35个国席中，胜了28个，对于巫统受到安华效应的影响，失去一些议席给回教党和公正党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但这并没有给马华公会加分，马哈迪牢控整局，没有对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未料在大选胜利后，由于林良实不接受其副手林亚礼的建议，未委陈广才当上部长填补林亚礼的部长空缺，反而让黄家定上位，种下两人的严重失和。从此风波不断，林亚礼这边以弱势结成了B队；林良实以强势汇成A队。这两大阵营在2001年6月24日的党特别大会上正式交手和对峙，主要是针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授权华仁报控落实这项投资而爆发。在激烈的争辩声中，林良实派取得胜利，但多数票只159张（1176对1017票），意味着马华的AB阵容已在党内楚河汉界。

2003年林良实及林亚礼双双卸下马华党职，结束了在未分裂下的党争，才有了黄家定与陈广才上位的时代降临。不过他们终于未能把马华带出明朗的明天。

（七） 2009——这一年上位的翁诗杰与其副手蔡细历的斗争宣告白热化，已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正在考验马华党员及代表的智慧。

事件的原由是这样的：2008年的大选，一场政治海啸把黄家定的美梦粉碎了，马华参加40个国席只赢得13席，是立党以来最大的挫折。

黄家定只好选择退位，在去年的党选中选出了翁诗杰接任，而署理总会长竟被蔡细历脱颖而出。这样一来，在“道德论”下蔡细历无法挤入主流，演变成今天翁蔡“骑虎难下”的局面。如果说九字对人是一个坎，它对马华公会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刊于2009年7月30日《东方日报》

國陣脫胎換骨 民聯選區有難

時事評論人謝詩堅指出，就如所見，如今每個選區都不是任何一黨的安全區，因此也不能說民聯有什麼選區是危險的。如果國陣沒有讓選民看到他們整體的改變，則在兩個不好之中，選民就可能選一個不是太爛的，這可能連累國陣候選人出不了線。

「無論是馬華或民政要翻身，單靠自身改變是沒有多大作為的，除非整個國陣改頭換面，不然國陣要收復失地是不容易的。這就是說，民聯（由於部分當選議員素質欠佳）已出現所謂的危險區，也不過是主觀的想法。」

他說，反過來，如果國陣真的脫胎換骨，讓人民耳目一新，那民聯的多個選區就有難了。由此看來，選區危不危險，不是由議員或候選人素質來決定，而是以政黨的整體方向為歸依。

馬華民政未擺脫困境
尤其長期觀察檳城政治現象的謝詩堅說：「檳城民聯州政府不是勝在人才，也不是勝在服務，而是直到今天為止，尚看不到馬華及民政已擺脫困境，它們仍然活在國陣的陰影中。如果馬華、民政無法以新姿態挽回民心，那還是會讓民聯佔上風。」

他表示，檳城民聯或行動黨政府固然也面對諸多問題，包括理不出頭緒如何還民第三張票（恢復地方選舉），但它敢於抗拒霸權政治，讓它在這方面取分很高，這也不是當下說改又無法改的國陣成員黨所能有效做到的。

謝詩堅認為，民聯的議員只要守住本份，而黨又不變質，繼續其抗爭政治，自然有其魅力；反之若也染上前朝惡習或行政不當，那就自我沉淪。

「不過目前看來，民聯還是比較受選民所愛，從幾個補選中，我們不是一目瞭然嗎？主要是因為人民總覺得國陣似改非改，也看不到具體改革的成效。」

蔡細歷可有靈丹？
謝詩堅這時扯到馬華署理總會長蔡細歷：「在這方面，我們也不知道國陣的總協調蔡細歷到底能改出什麼名堂？因為他要糾正和批判的不僅是民聯，而且也包括國陣本身在內，蔡細歷可有具體方案或可有起死回生的靈丹？我們並不知道。」

摘自《东方日报》

誰是民聯82國會議員？

报导：刘国伟
308老樹盤根的國陣議員也不能倖免落馬。選民在反風中投選的不是人民代議士本身，而是他們所屬的政黨，令到許多民聯候選人「不知不覺」中當起了國會議員，有些至今依然未適應下來。

由於目前是選黨不選人的時代，最重要是政黨在整體上讓選民看到表現，候選人變得次要。不過，依賴反風非長遠之計，民聯仍有必要塑造專業化執政團隊，以便能讓選民在下屆大選對他們有信心和踏實感，反對黨才有望完成政權輪替的夢想。

時事評論人一致認為候選人的素質並非關鍵因素，只要政黨整體上能夠給選民看到表現與政績，即使候選人是初次上陣的政治新貴，選民還是會將票投給該名候選人，這可謂是一個選黨不選人的年代。

而且，政治學者潘永強表示，當民意結構出現重大變遷時，選民的政黨認同就高過對候選人的認同，就連種族差異也不見得會是關鍵因素了。有時基於策略考量，還可以在華人票本來佔盡優勢的選區，提名非華人為黨的候選人，進一步增加勝算。

「如今在國會議員的選舉，選民往往是根據政黨認同來投票，候選人因素並非關鍵，在未來一兩屆大選，由於我國進入政權輪替的機遇期，這種投票取向仍會持續。」

他認為，只有在政局重組完成後，各黨派的政治版圖恢復穩定，選民才會在政黨認同以外，重新考慮候選人因素和選區服務績效。

也是時事評論人的潘永強說，民聯要守住308大選攻下的國陣堡壘區，關鍵除了議員條件和選區經營之外，最重要是營造出整體的政黨對決和政權輪替的氛圍，宏觀的政策與論述甚為重要。
「這並不是說議員素質不再重要，但內閣制國家的選舉，選民是否願意更換一個政府，取決於對替代政黨和首相人選的接受度。不過，為避免某些議員素質過低，拖累地方選情，果斷撤換有問題的候選人還是必要的。」

檳雪州政權穩固
他繼續闡明，通常，選民的投票取向若有變化的話，必定是經歷過一段漸進的變遷過程；也就是說，不是說變就變，或是短期內又倒退回去。

「去年308的大選結果，對民聯而言，是一次關鍵性的選舉。所謂的關鍵，是指它在選票上取得一次飛躍性的大幅成長。而且從近期幾場補選看來，這種選票成長是結構性的成長，是漸進和理性估量之後的成長，所以應該不至於短期內消逝，有結構因素支撐。」

潘永強分析，依此而論，民聯的選票擴張可以穩住，有一定的忠誠度，因此在檳城和雪蘭莪州的政權就相對穩固，只要不出大錯，下屆繼續執政應無問題。霹靂州的情況，自變天後，民聯的華人支持度反而進一步擴張，重掌政權依然樂觀，但要慎防印裔選民回流國陣。

摘自《东方日报》

謝詩堅：安撫不滿情緒 政府須公正透明调查

（吉隆坡18日訊）趙明福墜死事件，在民間引發巨大迴響，要如何安撫這些矛頭全指向國陣政府的不滿情緒，考驗首相拿督斯里納吉的智慧。

國內政治評論員認為，納吉百天施政所帶來的正面反應，已被這問題蓋過，如果國陣處理得不好，將無法挽救人民對國陣的負面印象。

時評政論家拿督謝詩堅博士說，他在前天傍晚獲悉這消息時，第一個反應是不能接受，相信這也是多數國人的第一反應。

他說，趙明福事件是一個預想不到的悲劇，儘管坊間反應不一，包括有人指他畏罪自殺等，但事實上反貪污委員會卻難于逃脫應負的責任。

反貪會成為工具

“趙明福之死，等于為目前鬧內部分化危機的民聯，提供一個凝聚向心點，也讓人民調低在之前因為納吉百天施政而打的分數。”

他說，有關案件充滿著許多無法解釋的謎團，在“疑點利益歸于被告”下，民聯的確獲得許多同情分。

謝詩堅說，國內執法機關如警方和反貪污委員會等，都應扮演著維護公理和正義角色，遺憾是這個問題突顯出反貪委會已淪為國陣用來針對反對黨的一種工具和武器，后者專業與公信力蕩然無存。
“反貪委會擱著涉及千萬，甚至上億令吉的貪污濫權案件不查，卻緊咬著數千令吉的撥款問題不放，如此厚此薄彼態度，為納吉百天施政形象蒙上深層陰影。”

他說，政府目前要做的是公正與透明調查事件，公開問題來龍去脈，儘管或無法完全安撫人民不滿情緒，但如果能夠保證類似問題不重演，人民還是會接受政府解決問題的誠心。

“設不設立皇家調查委員會並不重要，重要還是調查過程與后續行動，不然搬出皇家也沒有用，不了了之的司法錄影醜聞就是一個最好例子。”

转载自2009年7月19日中国报

马中关系你问我答 （天下纵横）

应马华新闻局之邀，参加7月3日在马六甲文化坊举行的座谈会的前夕，主办当局发了系列问题要参加者回应。虽然当日派不上用场，但我觉得在此时回应相关问题不失其时效意义。
座谈会的题目很大：“世界经济复苏，马中如何配合？”也一时不知从何谈起，所幸问题也把课题的范围缩小了，变成更加针对性。以下是我的回答：

人民
1． 当前经济局势，人民切身感受如何？
答：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尚未过去，正处于挣扎求存的时刻，人民无法对宏观调控有深切地感受，因为它不能有立竿见影之效。其实，联合国的报告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会萎缩，世界生产总值将出现负数，而在2010年才可能会出现缓和及正成长数字，因此人民只能静观其变。

2． 人民应该如何配合政府拼经济的措施？
答：政府近日宣布废除30%土著股权，虽只涉及上市公司及指定的27个事项，但感觉上是舒服的，至少政府已对市场的干预有了制约，就是试图调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原理，使之更适合自由市场经济的需求。

3． 人民对纳吉访华的反应如何？
答：新首相纳吉的访华是正面与极有战略上的意义，它让我们回想起马中走过的不平坦但越来越宽的道路。正如郁达夫的一首诗所说，“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政府
1． 目前经济局势，人民期盼政府能够做些什么？
答：政府除了拨款融资以协助企业走出困境外，还需要大刀阔斧对过去的“一言堂”政策进行反省和纠正，使之符合与接近人民的需求。滥权、贪污、朋党与傲慢的现象必须被制止，不要让人民感觉它是必然出现的“无底黑洞”而大失所望。

2． 马中如何在开发资源、经济贸易、区域外交上加强合作？
答：两国互补长短，强化贸易往来是最能见效的。马方的优势是华裔扮演重要的角色；中方的优势是你要什么，它能给什么，满足商家的需求。因此两国在这方面尚有很大发展的空间。不过，双方的投资额仍是非常有限的，马方有4千多个投资项目，只占总金额的46亿元，而中方在马投资也只有区区的18.8亿马币（2007年数据）。两者在这方面的扩大和深化，完全是可行和有必要的。在外交上的合作也可预见会越来越频密，它已经发展成货币交换和军事合作的层面，还有什么不能交流和合作的呢？

3． 中国会否削弱我国在国际的竞争力？
答：中国的发展迅速，自然会影响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但如果我们放弃种族成见和文化差异，马来西亚在利基方面（小而称坚的高科技优势）的开拓仍有其空间而不会被中国取而代之。

4． 如何确保新加坡苏州工业园投资失败的事件再度发生？
答：马来西亚地大人稀，根本不需要在中国开辟所谓的苏州工业区。新加坡因地理所限，不得不在另一种的社会制度中辛苦的试验。正如中国有深圳的发展势头，它是不可能变成第二个香港的。同理，苏州工业园也绝不可能变成新加坡第二。

商家
1． 马中还可以合作拓展什么领域，达致双赢？
答：马中可以在重工业方面开拓新局，如汽车工业、军备乃至航天业等等。当然最快见效的莫过于在旅游业上下功夫，使到双方来往人数不停留在百万人次，而是可以各自提升到两三百万人次之多。

2． 面对中国廉价商品进军大马市场，政府采取什么策略，保护我国中小型企业？
答：中国的价廉物美由来已久，马方不必惊慌失措。打个比例来说，前10年马来西亚的中药业被鼓励自行设厂，以取代入口商品。但基于消费数量有限，工厂大多数供过于求，也就面对亏损，更因成本重而无法与中国药品的进口价格竞争。就这样，商家宁可在中国设生产基地，一方面中国工厂的制成品可内销，另一方面又可外销供应马市场，在互惠互利而不加重成本下，何乐而不为呢？

就此而言，商家希望政府提供选择性行业的保护而不是什么都保护或强行本土化工业生产。不然的话，便得不偿失了。

刊于2009年7月27日 《号外周报》 第438期

马华翁蔡提早“摊牌”？ （跃马扬鞭）

308政治海啸后，马华公会已悄然地重新洗牌。它主要反映在去年10月的党选出现微妙的布局，一边是“马青派”登上政治主流，新任总会长翁诗杰掌控全局；另一边是“元老派”的蔡细历竟在三角战中脱颖而出，当选署理会长，这使人想起马华公会在70年代斗争的那一幕。

1977年的马华改选代表大会，身为总会长的李三春巧妙地促使李孝友不再竞选署理主席后，乃安排其亲信张汉源攻打署理会长，而不属于李三春派的原任副总会长曾永森则从旁杀出，与张汉源争夺第二把交椅。结果曾永森漂亮胜出，但也种下祸根，两人恩怨从此剪不断理还乱。当时曾永森用自己的方式为马华公会定位，指说马华未来的道路必须为全体人民提供服务，引发了李三春派控制的中委会进行反击，坚持奉行李三春为华裔权益斗争的路线。不用说曾永森已是在党内没有多大的作为，虽然他仍然担任内阁部长。正因为这样，曾永森决定在1979年挑战李三春的会长职。在失败后，曾永森在马华的日子备受煎熬，既失部长职，又在党内无角色可以扮演，乃在1981年率队脱离马华参加民政党，这是马华史上最为严重的党分裂，比起林苍祐1959年辞职及1961年退党更具震撼性。因为这意味着在国阵内有了两个马华式的组合，一个是原来的马华，另一个是被形容为“小马华”的民政。

在这之后的1984年，马华又陷入党争分成两大派，经过民主斗争后，陈群川派击败梁维泮派，所幸没有引致党的分裂。因此与今日的马华处境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反而是70年代的党争与今日的马华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翁诗杰的上位是李三春的翻版。李三春是第一位以马青团长升上总会长的领袖，翁诗杰则是第二位。其次是翁诗杰破例地提拔马青的班底控制了马华中委会，与李三春打出的“马青牌”不遑多让；其三他像李三春一样，对其副手采取间隔性的策略。如果说当年的曾永森自嘲在马华党内被排斥，那么今日的蔡细历也感到他在马华党内挤不进中央主流。虽然说曾蔡两人处于不同的年代，难做比较，但处境又似乎“无独有偶”。那一年曾永森是国阵的总财政（担任到1981年）；而今年，蔡细历则被国阵主席纳吉委为国阵的总协调。其中的吊诡，任人猜想。

蔡细历与翁诗杰的不咬弦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的配搭并非他们所愿而是情势使然；正如当年李三春与曾永森的配搭也非他们所愿，两人的面和心不和也是公开的事实。

不过蔡细历没有曾永森的幸运，当时后者仍是中央内阁部长，而蔡细历什么官位也没有，他只好凭国阵总协调的身份到处活动，希望藉此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即使没有迹象显示蔡细历是马华内的另一套马车，但他的所作所为与马华党中央的意向有所不同也是不可否认的。最明显的是两位头头已公然在柔佛州展开实力战，形成“地头蛇”的蔡细历有其势力地盘；“过江龙”的翁诗杰也挟总会长及部长身份更兼柔佛联委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角力战。这种斗争也使到一向是马华堡垒的柔佛州出现了量与质的变化，不仅分成AB阵营，更有蔡锐明的第三势力插足其中，不论蔡锐明是否下来还有更大的动作，但已经说明马华后院正在起火，反对党也准备接收“榴莲”。

当然也不仅限于柔佛州，马华其他各地也有异议派正在审时度势。这些异议派有包括了林良实的人马、黄家定的人马及蔡细历的人马。他们之中以“失意分子”为多，准备伺机而动。这就是为什么较早时有消息说，马华的非主流派准备号召特大来“推翻翁诗杰的领导”。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尚没有出现这样的运动，是否“未有其事”或“正在酝酿”中，也就有待考察。根据翁诗杰在一项访谈中承认有人开始收买一些中央代表、部落客及基层说明了事件的复杂和诡异，这也许可以解读为什么翁诗杰坚持党高层要党员直选的道理。在他看来，杜绝党选出现贿赂的最佳方法就是让党员参与投票，而不局限在2千多名党中央代表来决定候选人的“生死”。

蔡细历就是在既有的选制下当选署理总会长的。若以他最近的表现观察，没有人可以否定他在2011年的党选可能直挑老大，因为他的“命运”与当年的曾永森不相上下。

就在市面对马华内部斗争升级指指点点之际，忽又发生蔡细历被马华纪律委员会传召事件。蔡细历说，纪委会要他在8月4日出席一项听证会，以便对他的“性爱光碟”风波做出解释。他反问为何在事发20个月后才采取行动？

蔡细历的跌马就是因“性爱光碟”而起，导致他在一夜之间卸下所有党官职，变成“一无所有”的普通党员。因为背上污点，他没能参加2008年的国会大选，与官场失之交臂。后来他即便很辛苦又在党内“东山再起”，但已不是过去意气风发的蔡细历了。如果他没有跌进“光碟陷阱”，今天可能是蔡家在马华呼风唤雨，不会轮到翁诗杰登台亮相的时代。

正因为时势造就了翁诗杰时代的降临，迟早必然发生翁蔡关系失调乃至矛盾深化和斗争加剧的“对峙”，现在看来，似乎已到了“摊牌”的阶段，其结局取决于纪委会的听证结果及党员对此事件的回响。

它的定律也许是历史的写照：“一山难容二虎”。前有林苍祐与陈修信，后有李三春与曾永森，今天又有翁诗杰与蔡细历，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说了，这是马华的家事，国阵不干预，巫统也不插手，只好由马华自行了断人事的恩怨和理念的冲突。因此可以预见，除非有一个急转弯，不然不管马华喜欢与否，痛苦与否，它可能需要在两虎之间择其一而行之。

刊于2009年7月24日 《南洋商报》

马中关系四部曲 （跃马扬鞭）

马中关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在1千余年以前的唐末就有华人少量移居，因而有了“唐人”之说是为佐证。而在600年前又因郑和七下西洋（始于1405年至1433年）的传奇故事，与在1402年建立的马六甲王朝有了密切的交往。不过，根据《马来亚华侨史》的作者巴素博士论述，在1641年当马六甲被荷兰攻下时，华人约有三四百名之数，只有在莱特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后，华人才真正开始他们的移民之路。

这就是说，华人较具规模的移民起于英殖民地时代，下列的移民数目证诸这一点：1787年时，槟城只有华人60名，到1833年时突破1万名。在1911年时，华人已达11万名，与马来人不相上下。而在战后的1947年时，华人在槟城逾24万名，占人口的55%。

同样的，由于槟城开了头，往后大量的华人也南迁至马来西亚各地。在1947年时，单在马来半岛，华人有180万名，占总人口的38%，如果加上当时东马的华人人口50万之数，则华人在战后已有2百余万分布在马来西亚各地。直到今天，虽然华人人口的比例已下降至占人口的24%，但也有600万之众，在马中关系史上，华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不论战前或战后，马中已结下牢不可破的情意结。本文则以战后演绎马中关系的曲折道路，基本上可分四个阶段来论述。

（一） 第一阶段（1945—1973）：对峙时期
战后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仍属于英国殖民地，对于中国政局的动荡不安采取的是隔离政策，既不再鼓励华人南来，也对马来亚的华人卷入左翼运动采取严厉的驱逐政策。

当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时，新加坡被切割出去，企图分化左翼力量；马共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斗争。

1949年，中共取得执政权，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英国政府在1950年在外交上承认中国，但在殖民地则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并对马来亚的左翼运动进行镇压与打击。即使1957年马来亚取得独立，在亲西方的东姑领导下，也延续英殖民时代的敌对政策。不仅没有邦交可言，贸易更乏善可乘。直到60年代，又因马来亚倡议马来西亚联邦计划，左翼群起反对，也使到中国靠向支持左翼运动，两国关系紧张而又对立。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中国支持印尼的对抗政策。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马中关系宣告冻结，一直到70年代才有转机。

（二） 第二阶段（1972—1978年）：缓冲时期
转入70年代，马中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导因于1969年马来西亚发生“513”事件经过政局大洗牌后，起而执政的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扭转了100%亲西方外交，提出了中间偏左的外交政策，希望共产国家（苏联、东欧及中国）支持他倡议的化东南亚为无核与中立地带。

随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破天荒访华后，世界政治格局大起变化。敦拉萨在审时度势下，于同年顺势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建交，也开始揣摩中国的政治立场。此时中国仍处于第二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的灵活外交战略使到马中关系有了突破。先是乒乓队的访华，后是贸易团的互访，双方从互不往来变成礼尚往来；加上两国代表在联合国的谈判大有进展，终于实质性地促成敦拉萨于1974年访华，并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尽管马共问题是马中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但敦拉萨敢于抛开历史包袱，在当时来说也是出人意表的。因为他的身先士卒，才有后续的精彩故事。

1975年两国互换大使，关系还是比较紧绷，彼此都存有戒心，未有交心可言。1976年“四人帮”倒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马中关系有了改善。1978年邓小平的访问马来西亚既为例证。而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正迎合了马来西亚的政策。

（三） 第三阶段（1979—1996年）：互动时期
无可否认的，刚刚拨乱反正的中国，一切千头万绪，也就需要向外学习，马来西亚自然成为一个被考察的国家。例如1980年派人来槟城考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就是希望有助于将深圳发展成为经济特区。在1984年时，马来西亚推出普腾国产车时，中国也与德国合作，推出桑塔那汽车。而在1985年时，中国强烈希望海外华人及华侨引进外资发展，马来西亚也是受重视的国家之一。

无独有偶的是：在1989年时，马中两国发生了扭转政局的大事。在中国则是不幸发生“六四”事件，使到改革开放的势头暂时受挫。虽然中国采取强硬的手段敉平示威活动，但也留下难以磨灭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面对“平反”的压力。而马来西亚在这一年与马共达成和解，后者放弃武装斗争，结束了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让马政府放下一块心头大石，消除建交以来存在的“雷池”。

当马共不再是问题时，马中关系的发展已没有了阻力；当邓小平于1992年再次南巡，鼓吹市场经济时，不但使中国从“六四”的阴影中走出来，也使到中国再一次从创伤中站起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四） 第四阶段（1997—2009）：伙伴时期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时，中国凭其经济实力加入亚洲国家顶住压力，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终于有效地协助化解一场经济危机，中国开始令各国另眼相看。

1998年马来西亚被逼采取货币管制政策，马币在外汇市场除名，虽有损国誉，但稳住政经往下滑落。

马中两国在患难中见真情，友谊更见巩固。转入千禧年后，两国贸易往来空前活跃。2005年时，双边贸易激增至307亿美元，较1975年建交时的区区1.6亿美元，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到了2008年马中贸易数额再攀高峰，达到535亿美元。抑有进者，中国也慷慨地贷款8亿美元资助马来西亚兴建槟城第二座大桥，象征马中友谊万古长青。

2009年，纳吉访华带回来的成果又是突破性的，从商贸的提升到双向投资到以人民币结算的安排和战略伙伴的建立，在在说明马中关系空前友好。这在35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刊于2009年7月13日 《南洋商报》

一命激起千层浪 （直挂云帆）

7月16日，被反贪污局传召问话的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赵明福突然在下午时分被人发现卧尸在沙亚南商业大厦5楼的阳台，而雪州反贪污局总部则设在此20层大厦内的第14和15楼。换句话说，赵明福在雪反贪污局的茶水间休息的那一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这之中产生了很多的疑点。

由于这是一宗离奇死亡的事件，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探讨和剖释，一个是感性层面的；另一个是理性层面的。在感性方面，不论认识不认识赵明福，也不论是否是民联的支持者，第一道疑问是为什么会这样？他又不是什么重犯？只是被召去协助调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犯事，顶多是触犯法令（若有）而被提控，也不至于会“畏罪”坠楼，以示清白。

第二道疑问是赵明福充其量不过是“江鱼仔”，涉及的也不过是小数目的拨款，即使犯上技术错误（如有），也不应在三更半夜被录口供进行疲劳轰炸？这究竟对案件有何迫切性，没有人知道因由。
但人们脑海里肯定存在挥之不去的印象：为什么一些特大案件没有及时处理，甚至没有了下文？反而针对民联议员的拨款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说老实话，前朝议员的拨款也有出现偏差乃至徇私之嫌，但数目不是很大，大家都心里有数，不再穷追猛打。今天民联议员上任一年有余，似乎被认为出现问题多多？

本来被投诉或被怀疑不当使用公款而进行调查乃普通的程序，没有人质疑反贪局的权力。就如不久前槟州一位民联议员被投诉二千元公款的“货不对办”，虽是小拨款，但也被渲染成天大的事，还劳动反贪局过问，真是小题大做。

同理赵明福的事件也被归纳为一般性的调查，岂知竟闹出人命，而且是在反贪局的范围内发生的悲剧，这就由不得人们有诸多猜疑，以至情绪的波动甚至愤慨。任谁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自然对执法机构的专业性产生了质疑；尤其是当事件已演化成政治与情感交织在一起而无从分开时，它已经需要用政治手段来化解民间的怨气，政府更不能回避，因此设立调查庭（或皇家调查庭）已成为当务之急。因为在疑点归“被告”（死者）的利益时，调查庭变成阐述真相的唯一途径。这样一来，又落到第二个层面的理性探讨人命关天的案件。如果我们认为马来西亚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则所有的政党都需要遵从政治学公理来相互制约。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将中国著名学者俞可平的“政治学公理”放在显微镜下检视每个法治国家有没有尊重基本的原理，这对我国的政治机制来说也是有其适用性的。

所谓的政治学公理有四个要素：①政治价值中的平等与公正，对尊严与安全乃至人权的保障；②良好的政治制度下规范政府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的划分；③对民主的尊重，虽然有了权力以后会发现民主非常烦，但主权在民是不可转移的体制。这之中不可以也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团体（指执法机关）凌驾于法律之上及④民主政治一定要有一套客观的标准，不是你说了就算，而是要在共识下推动一个共同接受的规章，让所有族群都有所遵从。

马来西亚立国50年有余以来，它奉行的民主政治并没有荒腔走调，还是根据宪法每五年（或提早）举行大选来选出政府。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治学公理合格了吗？KPI取得多少分？这都是很关键的。可惜的是，大多数的时候，是执政党说了就算，也就形成有些单位乖离政治学公理，只向上级负责，忽视公民应有的权利。虽然在308的政治海啸后，突然间地出现“两线制”，对民主政治有了正面的发展，也起了激励和制衡作用，但“两线制”的脆弱性也逐渐地暴露其弱点和被改变的危机。例如最近民联内部接二连三发生的争执与矛盾，已使人感到“两线制”很可能被重新洗牌，而国阵也开始反击，以击破民联的城池。我们姑且将之归为政党政治间的决不留情的权力斗争。这之中没有对和错的争议，只有正当与不正当之争，未想就在此时，一个小人物被指不幸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首当其冲被责难的就是介入调查案件的反贪污局，从被指责为针对民联的刁难到忽视被问话者的安全，也就使到赵明福的案件成了检视法制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更为纳吉的百日维新的努力倒米。这突如其来的反效果，对国阵又是迎头一击。这就是说，反贪局帮了倒忙，使纳吉的新政蒙上阴影，确是矫枉过正，留下疑团重重。

贴切地说，没有人反对成立反贪污局，也同意被赋予更大的权力，但绝不同意成为政治的工具；人民所指望的是对悬而未解的大案解破而收敲山震虎之效，没有想到对小案件锲而不舍和严厉盘查之后竟会闹出人命，也就不期然地质疑这个机构是否已违悖了政治学公理中不为权威服务只为维护正义而存在的价值。

如果说反贪局的作用是要扫除乃至杜绝贪污，滥权与公器私用，那么反贪污局树立其大公无私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已成功使到反贪局让犯罪者“闻风丧胆”，马来西亚也一样可以和应该能够做到的。遗憾的是，正当人们对反贪局有所期许时，它的办案手法终于使到自己难以自圆其说，也给纳吉政府带来不易弥补的伤害和尴尬。

在这种情形下，反贪局理应给人民一个合理的交代和解释；并须要在首相的监督下，完成整顿和清理其结构和办案手法，以服膺政治学公理中所主张的“从善政（Good Government）到善治（Good Governence）”,把人民当公民，而不是把人民当子民。正如不久前马来西亚联邦大法官查基告诫其官员，人民才是老板，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同样的反贪污局也没有特权和例外，因为它的官员也是人民的公仆。

我希望反贪污局能记取这次的惨痛教训，以维护公理和伸张正义为己任，对技术性的过失给予指导和纠正；对真正的贪赃枉法绝不手软，以彰显其公信力，千万不要被有心人转移视线导入误区与盲点，说成是“种族挑拨”而模糊了焦点。

写至此，我想把我给记者朋友的短讯转送给雪州反贪局：
“一命激起千层浪，百日维新陷漩涡；人心都是肉做的，岂有不动真感情？”但愿从此以后，办案时不再授人以柄。

刊于2009年7月23日 《东方日报》

部长联合声明有针对性 翁诗杰蔡细历摊牌在即

时间：2009-07-23 16:17:05 来源：风云时报 作者：陈锐嫔

（吉隆坡23日讯）上周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申诉自己因公布巴生自贸区（PKFZ）报告，而陷入十面埋伏的马华总会长翁诗杰，今天获得马华内10名全体正副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力挺，他们矢言和翁诗杰共赴时艰，并团结一致，全力支持拿督斯里翁诗杰总会长的领导。

其实，自贸区报告并不是新议题，但是马华全体正副部长，却选择在这时节发表联合声明挺翁诗杰，令人忍不住想问，这篇声明是否另有涵义？

时事评论人谢诗坚在接受《风云时报》电访时指出，这篇联合声明是非常不寻常、罕见，以及非常有针对性性的，目的在于给于翁诗杰全力的支持。

需道德价值观领袖一句 带出声明原意
他说，这个声明带出了两个涵义，第一当然是想给于受到“十面埋伏”的翁诗杰支持，因为自贸区事件有太多疑点待厘清。他们想让人民知道，翁诗杰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想透过联合声明交待此事，以让人民信服。

“第二个涵义在于文告内'我们需要可靠及具有道德价值观的领袖'这一句。这句话有画龙点睛之妙，也带出了这篇声明的原意，意即马华当权派表明，他们需要具有道德观的领袖。”

谢诗坚认为，这篇联合声明的出现，代表了翁诗杰和蔡细历之间的“不和”，已经从暗流汹涌到浮出台面，到了“摊牌”的阶段，而双方各自的团队也正在形成。

马华纪律委员会将在8月4日下午传召署理主席蔡细历出席“性爱光碟”听证会，蔡细厉表示，他已经收到出席听证会的公函，但他表示“将逐步揭露更多内情，让事情更加有趣”。

纪律委员会或成摊牌引爆点
谢诗坚认为，翁和蔡正式摊牌的引爆点可能在这个听证会上，所以翁诗杰要在这之前制造舆论，看看马华党内有多少人支持他，也藉此清理门户。

“之前一直传闻亲蔡细历派的支持者要召开特大，翁诗杰推出这个联合声明是先声夺人，要在反对派声音没有形成大浪之前，把他们的声音压下去。”

他分析到，虽然308后，马华一些资深领袖如陈仪乔和蔡锐明过档到公正党，但是这并没有对马华造成大冲突。反之，蔡细历在内部一直带给翁诗杰很多苦恼，因为马华虽然看起来由翁诗杰领导，但是实际上是两头马车各自走，由翁诗杰和蔡细厉各自带头，这让翁诗杰无法对姑息蔡细厉。

“翁诗杰想要快刀斩乱麻，对这样的局面做一个了断。但是马华不大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大分裂，“摊牌”的后果应该是让这两个领导人，有一个分界线，作一个明确的了断。”

马华部长的声明是良性表态
另一方面，时事评论人迦玛则乐观看待这个声明，他说：“如果马华部长们都签署了这个声明，这是好事情。这表示这些部长们都的道德都是可靠的，是有高风亮节的。”

被问及是不是因为马华内部出现了问题，这些部长才不寻常的发表联合声明，迦玛虽然认为类似的声明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他说：“马华内部一直有问题，有问题才是正常。翁诗杰说他受到十面埋伏，在这时刻他需要的是同志们的支持，这些部长们的声明是良性表态。”

转载自《风云时报》

在马六甲看回槟城 （天下纵横）

2008年7月7日，也就是308政治海啸后的4个月，喜讯忽然从联合国教科文机构传来：槟城和马六甲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区”已获得批准。这意味着，这两座城市已登陆世界旅游地图成为被世界游客关注的焦点。

虽然在这之前，马六甲忝为一座古城，拥有600年的历史（从1402年马六甲王朝开创开始）及槟榔屿也因其历史文化的独特地位（1786年由英人莱特开埠），已是知名的城市，但还不是被世界认同的特出旅游景点。也只有在入遗后，人民才开始感受到入遗带来的好处。

在这方面，马六甲和槟城的重要性一下子被提升为国际知名的“古城市”，也无形中获益良好，最明显的例子旅游槟甲的游客突然大量增加，也使到商机处处。根据负责旅游事务的罗兴强行政议员透露，他是引用中央旅游局的数目来证明槟城的游客有大量的增加。例如在2007年来槟的游客数目是400万人次，而在2008年的记录显示跃增至600余万人次，不过槟城还不是独占鳌头，只排在第四名。

第一位是吉隆坡，因是首都；第二位是彭亨，因有一个云顶赌场；第三位是沙巴，因有一个天然奇观的海底世界；第四位则属槟城。他希望也相信来槟的游客要达至一千万人次是指日可待的。

虽然马六甲排名在槟城之后，但如果根据实情推算，马六甲的游客人次在600万以上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来到吉隆坡的游客，大多会到马六甲一游，只需两句钟的路程，不必过夜，也能一览马六甲市区。反之，许多到达吉隆坡的游客，因交通问题而失去来槟的机会。因此，马六甲的游客多过槟城也不出奇。

我无意比较槟甲的孰优孰劣，但在7月3日那一天，我应马华新闻局之邀，参加在马六甲鸡场街文化坊的一个座谈会后也有深切的感受，其他主讲者有曾永森、陈凯希及何启斌。我们除了畅谈马中关系外，也触及马六甲的旅游业的发展问题。而我也顺此机会将马六甲与槟城相提并论，因为两个城市是一起入遗的，并且也在“竞赛”如何争取更多的游客，以为疲弱的经济打下强心剂。

老实说，槟城和马六甲各有千秋，也各有优缺点。马六甲的优点在于它的城市的布局比较整齐，也有规划。例如它的鸡场街已充分地反映出民族的风情与特色，不仅小贩摆卖琳琅满目，而且也有一个大舞台献艺，整条街道既呈现商机处处，也看到人文气息的体现，缺点是古迹保存不力。

我那晚和陈凯希走在一起，也认为我们是第一次参加户外的座谈会，不知效果如何？

不过在我们入场后和进行座谈时，倒感觉有些别开生面，虽没有拥挤的人群，但也有一定的人群（可以自由走动）参加这类的活动。如果此类风气被培养起来，则文化坊除了表演文娱和娱乐的节目外，也可以开展比较严肃的文化活动，包括讲座等。毕竟文化的活动不一定是软性和锣鼓喧天的。有意义的讲座活动也能在户外蔚成一种风气，不失为一个新的推动力。

其实，那天的座谈会，我本身也获益匪浅，曾永森抖出马中建交过程中的一些“内幕”，何启斌的大宏观经济论点及陈凯希的马中商贸情意结倒引出我就马中历史的话题，这也未尝不是一种难得的学习。

在座谈会后，我特意在那里浏览，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潮在不断地流动，我确实给马六甲在促进旅游业上的努力加分。

在我的印象中，过去的马六甲河也是污浊和十分不雅观的。但现在的马六甲河，晚上有游艇载客观赏风景，呈现另一番风味。这就是槟城尚不及马六甲的地方。不过槟城的另一个优势是开展环岛旅游，只要它被鼓励和发展起来，相信会有更多的游客选择在夜间乘游艇环游槟岛或市区。当然如果槟城能将槟榔河化为另一道风景线是再好不过，可惜一直为缺钱而烦恼。就不知中央政府愿意扶它一把吗？

虽然目前赴中国的马游客已近百万人次，而中国来马的也有60万人数，但如果槟甲两地政府修补缺点，发扬优点，也不难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毕竟槟甲的特色是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它的多元特性的历史文化也是中国所罕见的。当然除了中国之外，世界各国的游客也会慕名而来。就此而言，槟甲捍卫入遗地位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槟城也因各种问题面对更大的挑战。

刊于2009年7月20日 《号外周报》第437期

謝詩堅：調整新經濟政策 納吉敢於挑戰禁忌

報導：潘佩玉

（吉隆坡11日訊）首相拿督斯里納吉上任100天內，即有調整新經濟政策的大膽與出位舉動，挑戰去年308全國大選一直被認為不能碰觸的禁忌。

時評政論家拿督謝詩堅博士說，雖然不是大幅度調整，但納吉的確是碰觸過往馬來領袖沒做過的事情。

他說，新經濟政策在過去（308之前）被視為是不能碰觸的禁忌，包括民聯在執政檳州時，首長林冠英曾指要廢除新經濟政策的工程土著招標，改為公開招標，結果被警方傳召問話。

“如果是反對黨批評新經濟政策，將背負煽動罪名；但如果由國家最高領袖自行批評或挑戰，就會有比較正面的成效。”

積極加強中國友好
他是配合納吉上任首相100天，評論納吉在這段期間推出的政策與措施成效。

謝詩堅說，納吉在上任后也追隨先父即我國第二任首相敦阿都拉薩路線，即積極與中國加強現有的友好關係。

“納吉希望通過官訪中國，爭取本地親中國的華裔對他認同，展現不分種族來治國的理念。”

“納吉訪華之行帶來三重意義，首先是納吉促成我國與中國簽署軍事戰略合作備忘錄，這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過去，敦拉薩能夠促成馬中建交，已是很了不起了；今天，納吉能夠促成馬中軍事戰略合作，包括馬六甲海峽航道保安等，共同承擔責任。”

他說，入口中國銀行、提高中國在本地投資，都是我國強化與中國聯繫的步驟，也肯定我國在東南亞的吃重角色。

他認為，在維持區域和平方面，能夠有中國介入，調和目前美國所在勢力，發揮制衡作用，也是一個好現象。

“一個大馬”口號含糊
謝詩堅認為，納吉提出的“一個馬來西亞”口號，過于含糊，普羅大眾也沒辦法感受它所要宣揚的精神與理念。

他說，這項理念只流于口號，沒辦法讓人感受到實際行動。

“結果每個人對‘一個馬來西亞’都有不同詮釋，而西馬詮釋又有別于東馬，沒辦法發揮凝聚力。”

他說，因為奪權造成霹靂州陷入憲政危機問題，是納吉未接任首相前一大敗筆，侵犯民主。

“儘管納吉是在霹靂州憲政危機后才出任首相，但人民對他一手策劃奪權問題的觀感，已先入為主。”

他說，政府在早前宣佈的兩項振興經濟配套，未真正刺激市場，這是由于政府仍採取針對性撥款緣故，包括沒對反對黨執政州屬撥款等不公平施政。

謝詩堅認為，國陣在每個選區設立協調官做法，尤其是在民聯議員選區，讓選民左右逢源，也有違背民主議程之嫌。

為100天表現打50分
對于首相納吉在這100天內的表現，謝詩堅給予50分，希望他未來做得更好。

他說，人民還沒看到國陣，尤其巫統有改革趨向，相信民心在短期內不會歸屬。

“巫統還沒放棄一黨獨大的心態，儘管納吉聲稱要改革，但實際與以前並沒有多大分別。”

他說，納吉提倡的“以民為先，即刻表現”，根本沒真正發揮以民意為重的功效。

“就如納吉設立的首相署關鍵績效指標事務部長，事實上應該擴大到民間，讓人民來打分數才最實際。”

他認為，目前是民聯面對內亂時刻，是國陣爭取民心大好時機。

转载自《中国报》

謝詩堅︰為面子自亂陣腳, 民聯將壽終正寢

（吉隆坡5日訊）著名時事評論員拿督謝詩堅博士指出，如果民聯繼續為面子問題而自亂陣腳，讓選民所期待出現的兩線制破滅，民聯將“壽終正寢”。

他說，如果民聯真的有為支持他們，希望我國政局能出現兩線制的選民著想，那他們應該緊急煞車，相互退讓。

他提醒，民聯目前執政多個州屬，他們不應該繼續以反對黨的心態處理問題，甚至互相開罵。

他認為，由行動黨和回教黨主導的檳城和吉打州政府，在開除威省市議員及拆除宰豬場的事件上，都顯示出他們處理事務不夠圓滑，為了面子而硬碰硬。

“其實，宰豬場問題僅是小課題，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尋找新宰豬場地段蹰可，行動黨根本就沒必要退出吉打民聯政府。”

他說，許多民聯支持者瞭解不同理念的行動黨、公正黨和回教黨結盟，會出現矛盾是必然現象，如國陣本身一樣。

交出以民為本成績
“但這情況不應繼續任由發展下去，民聯應盡快成立秘書處，進行協調工作。如果可以，他們應想辦法註冊，成立最高中央理事，解決內部問題，包括讓人民區分個人言論和民聯立場。”

他期望，民聯能真正做到以民為本，做出成績給選民看，而不是因內部糾紛自我分裂，使選民不再對他們寄予厚望。

转载新闻稿

玛力勿莱补选的启示 发展牌震撼了宗教牌 （即时评论）

吉兰丹玛力勿莱州议席的补选结果让回教党在捏了一把冷汗下保住席位；也让巫统（国阵）在失败中取得“意外的收获”。这一下子使到这场补选出现了不同的解读。但不论各自如何表述，至少它反映了巫统与回教党这对宿怨的政治策略已经已能再陈陈相因，也不再局限于回教主导权之争，而是民生的改善成为年青一代选民的诉求。

这场补选的结果是十分戏剧性的。在投票前夕，人们都看好回教党可以超过千票取胜，但在14日投票截止后，从计票中心传出来的消息竟是五五波。有说回教党只领先数十张票，甚至只多出1张；有说巫统以少数票突围。最后的结果是回教党获5348张票，巫统（国阵）得5283张票，多数票是65张。在选民投票率高达87.3%下（槟州本南地补选投票率则不及50%），说明了两个阵营已成功地争取选民对补选的重视，共有10722个选民投下一票。

当然，巫统的目的不在于政权的改变（其实在吉兰丹州，回教党已稳占37席，巫统只占6席，1席的补选也改变不了什么），而是在于308政治海啸一年有余后，它能否深入回教党的腹地来一个震撼？以扭转国阵在西马的每场补选必败的宿命。其结果也真的让人必须用新的思维来检视马来选民的政治心态，以及他们对这两个政党的看法。

首先，回教党作为一个农民政党，它的思想意识形态不单是宗教化的，而且也是乡村化的，特别重视精神的解脱而抗拒物质的诱惑，即使在308大选后，它在城市取得立足点（例如在雪州参与执政，在吡州也一度主导州政权），它也没有急切地使自己转型成为一个城市政党，而是仍然坚守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这点从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身上最明显反映出来：

其一，他特意挑选一位学识不高的鱼业批发贩商费兹上阵，以显示回教党的农民本色；其二聂阿兹力斥巫统的非回教化；其三不相信物质的诱惑可以改变选民的投票倾向。

因为在聂阿兹看来，国阵包括巫统在内是个包庇滥权与贪污的政党，贪婪成为国阵的文化，乡村的纯朴与安宁不应受到污染，更不允许假借发展之名而饱中私囊。因此他认定捍卫回教党的农民特质与回教精神足以击退外来的求变压力。

如果说回教党以精神来作为斗争的主轴，那么巫统则打出了“学识牌”和“发展牌”，它派出的候选人端阿兹不但是工艺大学的毕业生，也曾是吉兰丹南区发展机构的经理，说明了巫统精心挑选一位发展官准备发展这个选区，以影响当地选民在两位候选人中择其一。

不过光有“学识”还是不够的，因此副首相慕尤丁干脆在补选期间打出了“发展王牌”。他在7月12日时给选民一道难题，也是对回教党的重锤一击。他毫不含糊地要选民作出抉择——要回教党抑或是一座新桥？如果选民选择了国阵，那么政府（中央）将建立一座300公尺长的新桥将新城镇和旧城镇联系起来，以取代在90年代建造的单行狭窄的桥，不然就对不起了。

虽然反对党抗议指责是“公然的贿选”，但无疑此举是要“炸开”选民的心。毕竟每个人都希望他所居住的地方环境好，交通方便。这是切中要害的，比什么承诺都要来的实际。

就在巫统敢敢亮出发展牌的同时，慕尤丁也不忘反击聂阿兹的指责，重申巫统才是最先捍卫回教的政党。此话带有争议性，因为从历史来看，回教党的成立是回教分子不满当年（1951年）巫统维护回教不力而脱离出来的，以致回教党不断地以此来鞭挞巫统。但无可否认的，巫统的回教化运动在80年代马哈迪主政后，就不遑多让回教党了。

这就是说，巫统和回教党对宗教之争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两者对宗教的阐释也互不相让；反而是“建桥牌”打出后，回教党有些难以招架。在选民面前的，就是物质与精神的选择。就这样，慕尤丁的绝招使到巫统（国阵）差一点就把民心取了回来，其震撼性也不得不让回教党开始反思。

回教党的反思也完全有其必要和迫切性，因为它面对的是老练的巫统，把城市的思维带进乡村，这可以解释成乡村要不要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考验。当然我们不是说巫统已脱离了乡村，它其实是立足于城乡的大政党，拥有权力与资源操控整局，占尽了优势把发展的列车开进回教党的大本营。这列车现在就停在聂阿兹的大门口，让吉兰丹人民有所遐想，而难以拒绝。玛力勿莱补选的结果就让我们看到选民陷入既要发展又不弃回教党的两难之中。他们之中应以年轻选民要求发展为主，也就给保守的回教党感觉到改变已是时候。

所谓的改变有两个层次的发展。第一是巫统会加速其心理攻势，给回教党造成压力认为也有必要与巫统会谈，即使一时之间谈不出什么结果，巫统也认为有机会让回教党人不再拒巫统于千里之外，留下空间容后跟进。

第二是刺激回教党内的“埃尔多安派”（开明派）在党内抬头，朝向宗教与发展的两结合的道路发展，并将回教党的农民意识改造成“城乡意识”，足与巫统齐驱并驾。

也许这意味着回教党在90年代建构的宗教高于一切的口号已经逐渐褪色。如果它决心要在城市立足，并向中央执政权力靠拢的话，它不能再在原地踏步。

尽管有评论指说是纳吉的百日维新效应所致，但这对保守的玛力勿莱的人民而言，他们是理解不多，也难以消化的。因为他们无法从所谓的新政中即刻感到改变已经到来。换句话说，纳吉新政的效应基本上尚未释放出来，倒是“建桥论”马上发酵，一的中皓。如果巫统借此次补选逆流而上，对回教党则是一个警钟。

虽然回教党可以指责有金钱政治在作崇，但这不是很好的说服理由。总的来说，回教党能否稳住民心，就要看回教党本身愿不愿意“改头换面”，用一种新的思维来面对千变万化的政治斗争，而不是死守其固有的精神领域，忽视物质文明的冲击。

刊于2009年7月16日 《光华日报》

新疆暴乱的历史根源 （直挂云帆）

距离中国欢庆建国60周年不到3个月，不幸7月5日在新疆爆发最为严重的民族暴乱事件。据官方报导，截至11日，已有184人死亡，其中汉族137人，余者为维吾尔族人，伤者1680人；被逮捕人士也超过1千4百人。

表面上看来，暴动导因于6月26日远离新疆4千公里的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的殴斗事件中肇两名维吾尔族员工死亡及100余人受伤，结果演变成维吾尔族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及喀什示威抗议乃至发生暴力冲突，使到维汉两族关系顿时紧张而成为国际关注的大课题。

实则有关暴乱并不是广东事件就足以挑起种族流血大冲突，而是新疆历史上纠葛不清的因素有以致之，确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长期以来居住在这里的人是来自小亚细亚的游牧民族，不同于汉族。他们在公元6世纪时就被后来的西方历史学家称为突厥人，而早在中国汉朝时也被称为“匈奴人”；在唐朝被称为“回纥”或“回鹘”，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信奉了回教；元朝时期他们被称为“畏兀”清朝时期被称为“回回”。直到1934年，他们正式自称为“维吾尔”人。

犹记得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地方，就是包括今日新疆在内的土地，当时有所谓50个小国林立。由于张骞的探险成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这样从中国打通到西亚国家，包括土耳其在内。新疆也就因其特殊战略地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18 世纪中叶，清朝统一了新疆，境外的各小封建国也向清朝称臣纳贡。19世纪中叶，英俄殖民主义者竞相争夺新疆的控制权，但新疆始终未脱离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左宗棠力主稳住新疆，因为若弃之，中国将永无宁日。

20世纪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新疆人民一举响应埋葬清王朝，但新疆也落入旧官僚手中，开始长达30多年的军阀统治。在1912年就任新疆省长的杨增新将军就形容新疆是“孤县塞外”，但必须依附于中国领土，否则外有强邻虎视，内有外蒙古（1921年宣布独立，1946年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承认外蒙独立，不再是中国一部份）狼贪，只怕这一大好山河即将沦陷。就这样，从1911年到1949年之间，新疆是处于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例如1933年，南疆各地的泛突厥主义份子在英国的支持下，在喀什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鼓吹它是属于突厥人的（维吾尔族是突厥语族的一支）。

1944年，又一支受苏联控制的泛突厥、泛伊斯兰主义集团为打击“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高举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的革命旗帜，向国民党支持的旧势力斗争，并另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如此，这两个先后出现的“共和国”所隐藏着的议程是肢解中国而搞疆独。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和平解放新疆。维吾尔族的东突主义分子外逃，新疆得以享受了一段和平日子。但在60年代中苏关系起变化后，苏联就鼓动维吾尔族中的东突主义分子争取新疆独立，但未能得逞。1982年中苏关系好转，东突失去支撑力量，转向西亚回教国家寻求支持。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六个苏联结盟共和国自行独立，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三国均与中国相隔一山，阿富汗及克什米尔更与新疆有相连边界，有力地鼓舞东突主义分子也一样要求疆独。它们开始在新疆制造事故与暴乱。从1990年到2001年，“东突”势力在新疆制造了200多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及440多人受伤。

根据统计，在新疆的近2千万人口中，维吾尔族占45%、汉族占41%、哈萨克族占7%等。而分布在新疆之外的中亚地区维吾尔族估计有35万人，其中在哈萨克斯坦25.5万人，在吉尔吉斯坦有4万人及乌兹别克斯坦有4.5万人，余者分别移向各国居住。例如7月7日在德国就有一群维吾尔人围攻中国游客，所幸没有造成伤亡。这意味着境外的维吾尔族的东突主义分子已有所行动。

无可否认的，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掀起反恐战争，先后攻打阿富汗与伊拉克，只是暂时压下这批势力的嚣张，未能釜底抽薪。虽在较后美国也确定“东突”是一个恐怖组织，必须加以遏制，但这类的集团巧立名目，有40个之多，是不容易被鉴别和被完全取缔的。

总之，东突分子挟其在中亚的一些共性，已取得外国势力的支持。他们打出了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旗帜采取极端的行动且诉诸恐怖手段，美其名是维护民族与宗教，实则也介入了分裂活动。

中国在这方面将东突组织的暴力行为归纳为恐怖活动。巧合的是，在2000年，维吾尔族的“新疆第一女富豪”热比姬被指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情报而被判入狱6年。出狱后保外就医流亡美国。这位曾是中国政协委员的新疆精神领袖竟在美国遥控和成立“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的组织，由她出任主席。她通过各种途径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她的疆独活动，因而被中国定性为“分裂黑手”。

中国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直斥“7.5事件”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结成的“三股势力”，是世界“公害”。

可是在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此次一反常态高调指责中国对维吾尔族人展开“杀戒”，呼吁结束“暴行”，更反常地表示要让热比姬入境（曾两次拒绝她的申请）。我们不知道亲西方的土耳其是否代表西方讲出不方便讲的话，但可以理解他是基于土耳其民族也是突厥族转化而来，与维吾尔人是系出一脉的同文同教的民族（维吾尔族的语文后来也以阿拉伯文为基础）。

可是，如果单单因为同教同宗就与中国反目，而不去理解维吾尔人搞的“东突”活动其实就是“疆独”活动，对安定大局十分有害，这对土耳其来说，也非明智之举。

当然在中国方面，也要吸取教训，深刻检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否出了问题或长期以来只治标未治本，才让“东突势力”借机“破茧而出”，与蒙独、藏独和台独企图组成反共合唱团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由此可见其危害性之大，绝不能掉以轻心。 这就是新疆暴动的最大启示和警戒。

刊于2009年7月16日 《东方日报》

马哈迪的政治传奇 （天下纵横）

前首相马哈迪虽然已在2003年卸职，但他显然是一个“永不言休”的人。在退位后仍然对政务高谈阔论，他与退位的首任首相东姑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较东姑更是出位与重拳出击。

每个人都知道，东姑是因为“513”事件后，被马哈迪的公开信炮轰下来的。他对马哈迪一点好感都没有，即使马哈迪在1981年当上首相后，他还是通过在《星报》的专栏对马哈迪的施政作出批评。不过并没有诉诸激烈的字眼，而马哈迪也巧妙地避开锋头，不与东姑正面冲突。

虽然如此，马哈迪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暂时封闭的三家报馆中，就有一家是东姑担任董事主席的。这份报纸就是今日已成为马华投资臂膀的《星报》，不知是因为东姑的评论文章的关系或是其他原因，东姑也对此有所不满。后来报禁解除，《星报》也就有了改变。

1988年，东姑又因为巫统党争引发诉讼案而站在东姑拉沙里一边。当法庭在同年2月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时，马哈迪不再上诉，干脆另组“新巫统”（UMNO Baru），以取代旧巫统。但东姑拉沙里派不服，在得到东姑和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支持下，由东姑出面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巫统”（UMNO Malaysia），但告失败，因为马哈迪已捷足先登。

东姑为此而入禀法庭，与马哈迪针锋相对，还是败下阵来。就这样东姑全面倒向东姑拉沙里后来组成的新党（46精神党），更亲自为46精神党主持成立仪式（1989年5月），以便通过东姑拉沙里扳倒马哈迪。

不知为何，马哈迪却于1989年的11月突然造访东姑，试图化解矛盾。即使马哈迪接受东姑建议，与东姑拉沙里试图冰释前嫌，惜功败垂成。很显然的，马哈迪拜会东姑是因为大选将至，他不希望巫统的元老全面支持东姑拉沙里，可是效果不大。

1990年的10月大选，是马哈迪主政以来的最大考验，结果化险为夷。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白忙一场，徒劳无功。也在这一年的12月6日，东姑逝世，他与马哈迪的恩怨也划上句号。

未想40年后，马哈迪又重演炮打司令部的重头戏。如果说1969年，他攻击东姑是为敦拉萨的上位而铺路；那么2009年他把其接班人阿都拉拉下台，则是为敦拉萨的儿子纳吉的上位铺路。这种巧合，真是无独有偶。

马哈迪一生的“好勇斗狠”，可不是浪得虚名。他当年以一介平民敢于斗东姑，如果没有十分的勇气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他也因此付出代价，被开除党籍。即使如此，他只在巫统圈外徘徊不到一年，就在1971年2月在敦拉萨登位成为第二任首相后被热烈地召回巫统。

也因为有此一回，造就了马哈迪后来在巫统崛起的故事。在1976年被第三任首相相中出任副首相，而在1981年成为第四任首相。接着下来，马哈迪在党内建立其不可动摇的权威，呼风唤雨长达22年，才自动下台。在2003年将棒子交给他精心挑选的副手阿都拉。

本来荣休的马哈迪可以愿享天年，无需再为政事操心。但天生“有事则鸣”的马哈迪是不甘寂寞的。他在2006年发现阿都拉所作所为不遂其心愿后，便开始对阿都拉的施政指指点点。阿都拉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通过各种方式不让马哈迪在党内造成“两套马车”在行走；更是激起马哈迪的炮声隆隆。这对将要在2008年大选寻求新委托的阿都拉则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不幸的，阿都拉领导的国阵在大选中蒙受重挫，虽保住中央政权，但失掉5州的州政权。这一下子，马哈迪第二度的炮打司令部更是毫不容情和一刻也不松弛，似乎非扳倒阿都拉不可。为激起巫统党内的情绪，马哈迪更在2008年的5月愤慨地退出巫统，且扬言若阿都拉不倒，他誓不再回巫统。此时的马哈迪已不是40年前寂寂无闻的小子，而是名满世界的退位首相，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果然也是不到一年，阿都拉终于在今年4月交棒于纳吉。这位新首相也如同他父亲一样，敞开双手把马哈迪迎回巫统。

回到巫统的马哈迪，其身份已如同巫统的“教父”，对纳吉有忠言，但一般上尚不大逆耳。

就此而言，马哈迪是硕果仅存的一位重量级元老，经历了包括他在内的六任首相的风风雨雨，总算做到他想要做的事。他的影响力是无届弗远的。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上，他的一生是够传奇的，不但上位极戏剧性，而且下台也是有说不完的故事。无论他本身对自己的主政有多高的评价，但他的功过还得由他人来评说，不是由他说了就算。

刊于2009年7月13日号外周刊

纳吉100天的KPI （即时评论）

虽然“独立民调”的调查结果使到上任100天的纳吉有了较为正面的评价，从今年4月上任之初的42%上升到65%，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纳吉的思维及其施政方针作出正与负的评估。这就是说，纳吉评估部长的KPI，而他的KPI由我们来评估。

在正方面，表现在经济策略的灵活性与伸缩性。首先是上任后再拨出600亿救市，联同上任前以财长身份宣布的70亿资金，一共动用了670亿来协助面对困境的单位和企业。除此之外，纳吉也对新经济政策的调整先进行投石问路，例如宣布27个领域（主要指服务业及金融业）终止30%土著股权的限制，让中小企业不再面对股权分配或寻找合作伙伴的难题。有了正面的反应后，接着纳吉再进一步宣布上市公司不再受30%土著股权的限制，且在表征上宣布废除“外来投资委员会”，以符合新措施。这一前所未有的改革，无疑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枷锁解套。姑不论它是否带来实际或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纳吉是做了没有任何一个首相愿意“率先废除股权”的大动作。因为也只有首相开口作出改变，其他人才能够跟进客观地批评新经济政策实施38年来的得与失和利与弊，否则就会被当成对既定政策的挑拨而触犯“煽动法令”之嫌。

犹记得林冠英在308政治海啸上台后就公开表达不以新经济政策进行招标，结果有人报了案，引发警方介入调查是否触犯煽动罪。虽然事后不了了之，但它所起的慑阻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以告诫其他人不能对新经济政策说三道四。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最直接挑起30%股权的“已达论”是经济学者林德宜在2006年提呈的报告。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从上市公司的数据演绎土著已超过30%的股权，结果引来非议不断，更激怒官方使用另一种计算法来驳斥他的“调研结果”。虽然官方无法消除林德宜给人留下的印象，但在此事之后，林德宜的“立论”在官方眼中似乎站不住脚了。其最大的分别是他的背后没有权力的支撑，只能被视为学术之言，不被当为实际的反映情况。

这就是说，除非官方提出改变，否则就不要再议论纷纷了。现在纳吉是第一人敢于打破常规的人，应给予正面的肯定。因为这等于破除新经济政策禁忌，让人们可以作更深入的探讨。

纳吉对股权的松绑是有两大原因的，其一根据官方纪录，去年的总投资是600余亿，其中外资占400余亿，而今年能否达到300亿尚未得而知。外资进入更是少得可怜，不成正比例。因此纳吉也希望他的宣布可以稳住股市，乃至将之推高到破千点的水平。

其二是在政治层面上的，以期消除人民对股权的负面印象。无可否认的，308的政治海啸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对多年压积的不满爆发，虽然不至于“大水冲倒龙王庙”（指中央政府），但已够国阵成员党心惊胆跳，不知如何收拾残局。就此而言，纳吉是希望在上台后释放的善意能有助挽回国阵的信誉，只是到目前为止，对其他成员党是否有加分？尚不得而知。

当然没有人质疑308大选的结果巫统仍保留其势力，胜了75%左右，不算失败，但因其他成员党表现欠佳，累及失去4+1的州政权（过后拿回吡州政权也被视为有争议，归为一个败笔）。所幸东马协助稳住阵脚，否则中央政权也岌岌可危。由于这样，不论巫统喜不喜欢，它的改变是必要和必然的。如果它不带动国阵改变，则既定的所谓政权分享方案在未来就失灵了。

在如何改变的争议声中，巫统内部的蜕变也带来了震荡。阿都拉4月份的下台是预料中事，只是提早鞠躬。不过，对上位的纳吉人们又担心他走回马哈迪的强硬路线而无法挽救国阵其他成员党的“下沉”，结果纳吉也让人民松一口气。他毕竟没有追随马哈迪的主张，让马哈迪主义回流，反而转向追随敦拉萨的某种指导思想，希望一扫颓势，可是因时代的不同，纳吉又不能萧规曹随，只好拿他的父亲的政策来“开刀”（小手术），最明显的就如上述的对土著股权的废除；次明显的是对马哈迪主义的“抗拒”。例如宣布将终止马哈迪的英化数理教学是另一个大胆的“背向”。

在这方面，纳吉政府巧妙地利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改回原状，留下“改与不改”的空间得以进行再调整，无疑是宣布马哈迪政策“失败”后的一种“安抚”，不想没有回旋的余地。

从这样看来，纳吉又在政治上取分，至少华团及马来社团已不能针对此课题对政府大加抨击。至于在未来的日子，家长又如何回应，那是另一回事。

在另一方面，如果从负面来审视纳吉的100天，也有下列的缺陷：

（一） 上台之初，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虽有通过部落格分析和解释，但其焦点是模糊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华文方面较广泛的应用“全民的马来西亚”，可又不十分接近“一个马来西亚”的解说。因为纳吉的施政并没有在政策上终止“土著与非土著”之分，而是延续过去的思路，只在政策上作有限度的开放，在思想上仍保持种族和宗教身份的不同。还有同意回巫对话乃至组团结政府之说虽是对马来民族的整合，不涉及其他种族的权益，但如果政治结构以这种方式来洗牌，非土著将会陷入迷思之中。由此来看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又觉得不圆满。

（二） 在消除贪污、滥权及终结朋党的措施上，更显得有其被动性。有一股势力正阻控纳吉的大刀阔斧，以致他无法在100天之内展现其纠正弊端的绩效。

虽然政府部长及各部门的KPI（主要表现指标）已在首相监督下推行，但这只属于内部评估，人民无法感受到改变已经到来。在几场补选中，国阵仍无法扭转劣势也说明了一年之后的政改雷声大雨点小。不是人民特别爱民联，而是国阵没有在政改中取得民心的回流。最近爆开的“基宫”事件，也给巫统及国阵“添乱”，对于纳吉的努力无疑是抹上一层阴影。因此国阵如何脱胎换骨，成为纳吉100天后的不可放弃的沉重的任务。

（三） 在民主架构下，纳吉有必要给民主政治加分，而不是让它受到限制。一个政府的巩固与持久，取决于人民对政府的民主施政有多宽；而不是取 决于政府的强硬与不妥协的态度。
尽管吡叻州的再变天已通过法律的判决使事件稍为平静下来，但国阵依然面对舆论的压力。此事又是直接与纳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因此不能回避吡州事件施加在政府身上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纳吉再一次果敢与勇敢地面一切的责难。如果他在100天内做不到，那么在未来的100天内寻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也会有机会将弱势转为优势的。其实民主政治是必须要冒险的。既然纳吉敢于在土著股权上“冒政治风险”，那么对民主政治的尊重和让路，冒一些政治风险也是值得的。不论重选的结果如何，纳吉的形象肯定会被托高而放眼在未来的大选翻盘。

相对来说，纳吉的思路是比阿都拉较为宽广的，也比马哈迪的手段更具弹性，而不是直来直往。如果他借308的理由来一个较为彻底的“改弦易辙”，没有人会怪他这样做是错的。只要立定目标，把“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转成“全民的马来西亚”的实质落实，则纳吉将会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取得重要的一席地位。

也许100天太短，我们不妨给纳吉1000天来让国人耳目一新，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大选），人民就会告诉纳吉他做得好不好。

刊于2009年7月11日光华日报

民联“小不忍则乱大谋” （直挂云帆）

308的政治海啸是反对党“阵线”创造的第二个奇迹，也是第二则神话。第一个发生在1969年的大选，那时谁也不知道选举的结果是槟州变天及雪吡政府的组成陷入僵局。讵料因之爆发的“513”事件把整个“新格局”冲洗的面目全非。不是两线制的出现，而是执政的联盟摇身一变，化成国阵逐一收编了所有的反对党，仅剩下民主行动党和砂国民党徘徊到权力门外。

就这样，我们又经过近40年才再一次看到反对党又不经意的抬头，竟然能在一夜之间“大水冲倒龙王庙”，一下子与国阵瓜分地域政权。历史性地缔造西马五州的执政权落入反对党手里，而且在
国会中打破国阵2/3席的优势。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及反对党被国阵收编和各别击破，反对党领袖安华急快地成立了“民联（人民联盟）阵线”，以期巩固反对党的合作与团结，当然也是为了稳定五州的州政权；但更大的目的是朝向中央执政。一时之间反对党的声浪几乎掩盖了处于疲弱状态的国阵。但因为未掌控中央权力，安华也就处处受肘，更影响了民联在州的执政的基础。至为意外的是安华又再陷入“鸡奸疑云”（2008年7月），接着又有两名吡叻行政议员跌进“法网疑云”（2008年8月），埋下了民联“内部震荡”的危机。吡叻州在2009年2月的变天，顿使民联失去一个重要的平台和筹码是为一个教训。

事后安华虽然有足够的凝聚力，甚至可以借助吡叻州的再变天扭转劣势，更将吡原任大臣尼查送进国会（在武吉干东补选胜出），以表达选民对再变天的手法的不满，但在接下来的日子显得分身乏术来调和与化解民联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他的官司案已经定下开审的日期，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一场“官司硬仗”。

不幸此时接二连三地发生民联内部矛盾激化与扩大事件，倒给国阵逮住机会大加讨伐。表面上看来，民联已处于劣势，更被形容为“信心危机”（林吉祥语）实则是各党的功利主义（坚持党的既定立场和政策）压倒了存异求同的大原则，动辄“刀起刀落”（革除市议员及拆除宰猪场），真是有欠周详的考虑，也模糊了目标的焦点，展现了“宁为石碎，不为瓦全”的急功近利的心态。

且举三个例子说明之：其一是威省市政局主席（公务员）的就职典礼遭到公正党议员的“杯葛”，以“抗议行动党未接受公正党人担任市主席之建议（槟岛则由行动党人担任）。这是合作伙伴的策略之争，未涉原则问题，只是各自表述，应被视为技术上犯错，可以接受道歉或停职三个月以示“惩罚”，尚不至于需要“人头落地”（革除公正党市议会党鞭佐哈里的市议员职），让矛盾加剧。如果只是为了面子和尊严问题，大可不必出重拳“添乱”。有时候，在特定事件上，容忍不是软弱的表现，反而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换句话说，两党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之不顾后果。

其二是浮上台面的豆蔻村事件。老实说，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豆蔻村”，且被一些所谓古迹行家列为文化遗产之一，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与联合国圈定只有乔治市一个地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有什么关系？我们无从理解，但我们同意基于人道的立场，槟州政府应一早就看到问题的症结而及早公布前因后果，也就可释民惑。可是不知是哪方面的疏忽，直到庭令出现时，才知它已变成对一个少数民族被“逼迁”的问题；加上兴权会的介入更使矛盾白热化。说白了此事，原本与民联合作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能归纳为行政措施的失调所致，可通过其他方案，三造（政府、村民与发展商）化危机为转机。可惜槟州政府在此课题上已不可能阻止事件被渲染和政治化，但民联也没有理由因此事闹分裂。安华也相信林冠英可以消弭争议，道理就在于它不是民联矛盾的导火线，而是另一个事件波及所致。

其三，吉打州政府拆宰猪场的风波。固然一方面反映出吉打州政府未顾及非回教徒的感受而引致华社议论纷纷；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回教党在吉打州主政后，某些人不够敏感度，以最敏感的课题刺激非回教徒。站在他们的立场，先拆后建并非大不了的事，不料连民联的成员也加入反弹使到问题进一步恶化。这说明了两个不同宗教观在意识形态差距下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工作，累及了回教党所标榜一视同仁的形象。如果吉兰丹不发生这样的事，吉打州政府理应懂得自行善后，莫授人以柄而使局势沸沸扬扬。这应该不是回教党中央的思维和政策，否则党主席哈迪阿旺不会开口另觅地兴建宰猪场。其实如果让安华居中协调，以他的公信力，自能化解一场危机。

无论如何，取决民联是否有存在的价值的还是回教党的未来动向。当高层终止回巫对话后，突又出现回青与巫青的互动。站在行动党及非回教徒的立场，是不予接受的，但公正党若过度施压，也会引起反效果。不如让他们自我审视和评估来得更好。既然安华对哈迪阿旺的“回巫之谈”保持宽容态度（最后取消回巫对话），他又何尝不可对回青的想法给予包容？只要他们以民联作为导向，不背向民联，也无需急切一口否定引发分裂。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阻止巫青和回青交流，但它们也存在不能逾越的底线。在不同的党性与结构下，两者能否“结盟”言之过早。如果国阵的其他成员党不能阻止，则民联其他成员党要阻也阻不来，这也超离了民联控制的能力，反而变成所有非回教徒关注的大课题。

不过，只要回教党认定安华的领导，行动党也不放弃认定安华的领导，则民联仍可发挥其牵制作用。它们可以相互尊重、要求平等以待，但不应提出设立最高机制的主席是轮任的，而是要确定一个共主。目前看来，此职非安华莫属。同时及早设立民联秘书处来监督和执行各州施也是当务之急，庶免矫枉过正，坏了大事。

如果民联不让千载难逢出现两线制的契机昙花一现，不让人民求变的意愿落空，一切以民为本，承认种族与宗教是个棘手而需要运用策略调和与互让的课题，那么现在不能因民联后院起火而失控。在它尚来得及灭火时，要冷静理智和有限度忍让为重。如果任由各说各话或让个别人士煽风点火，乖离政治斗争的大目标，就大事不妙了。千万记得孔子论语名言：“小不忍则乱大谋”。

刊于2009年7月9日东方日报

废除土著股权的政治意义 （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宣布撤销已执行38年的土著股权政策，允许我国现有上市公司另行发股集资或寻求上市的公司，无需遵守30%土著股权的限制。不过原本规定25%在市面上流通的股权，其中半数（12.5%）则必须保留给土著持有。

这也是财政部长的纳吉4月上任以来的第三个大动作。第一个是推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第二个是在5月宣布拨款600亿的振兴配套（连同3月份的70亿发放，共达670亿元）及第三个是废除上市公司保留30%土著股权的限制并夹带多个重要措施。如果连同较早前对27个主要服务领域及金融领域不受土著股权的限制，意味着纳吉准备对备受争议的30%股权作适度的调整，但不是不再扶持土著，而是政府将以其他方式来达致既定的目标。例如成立“国家股权公司”（Ekuinas），就是要通过参与及合作来巩固土著的经济地位。

从上述看来，纳吉的三大战略既可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更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战略意义。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后期已被非议为流弊多于实质效果的土著股权政策在公文上划上句号，不再成为政治斗争的靶子，并希望在心理上解除非土著多年积压的诉求，争取他们倒回支持国阵。

无可否认的，由敦拉萨于1970年推出的新经济政策是“513”事件后的政治产物，用以争取马来人依附巫统来改变他们的命运，因为他的前任者东姑阿都拉曼被指责对马来人利益的忽视而导致独立12年后仍然生活在贫穷的边缘。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后来成为第四任首相的马哈迪，他的经典著作《马来人的困境》（1970年出版被东姑查禁直到1981年才解禁）就质疑东姑的领导能力，“以致政府再也不能感触到人民的意向”。

东姑的辞职，如果不是直接，也是马哈迪的一封公开信（1969年6月17日）促请东姑下台“谢罪”所间接造成的。他也因之付出被开除党籍的代价。虽然马哈迪当时一无所有，但他却是扭转国家政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判定了他由始至终是新经济政策的拥护者，因为这正是马哈迪所要看到的。

在初时，新经济政策基本上获得全民的支持，它所标榜的两大目标：重组社会及消除贫穷是无隙可击的，。再说，华人也刚经历“513”事件的惨痛经验，自然是不表异议或沉默以对。就这样，在敦拉萨（1970年上台）领导下的政府，从多方面切入政经课题。一揽子的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一个与东姑截然不同的国家。当然这不是对东姑的“背叛”，也不是对东姑功绩的否定，而是东姑的100%的亲西方的资本主义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和在城市中取得立足点，惟有动用国家机器的整体力量才能从根本上保护马来人的利益。这就无形中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采用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手段。例如随之而后政府组成了许多官方机构，举其荦荦大件者有国家企业公司（Pernas）、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城市发展局（UDA）、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MISC）、国家投资公司（PNB）及各州成立经济发展局等等都是政府引用了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经济理论来保证新经济政策获致成功。

1973年，政府对第二个马来西亚计划进行中期检讨时，明确的指出，政府的目标是要在20年后（1990年）马来人及其他原住民（概称土著）将在工商业的各领域占有经济股权的30%。它发现在1970年时，马来人的股权只占1.9%，外资占60.7%，华人占22.5%及印度人占1%。因此政府准备重新分配股权，以便在未来20年达成下列的比例：马来人30%、非马来人40%及外资30%。

自那时起，土著与非土著的名词也就约定俗成了，用以界定其身份和地位。

1975年政府为加速在工商领域扩大土著股权，在国会通过了具争议性的工业协调法令，它明确地规定凡工人超过25名，资本超过10万元的小型制造业，必须申请执照，外国投资者也不例外，引起华社不安。经争取后，政府调高资金数目及工人数目。但无可否认的，凡是涉及申请执照的行业，若未有30%的土著股权，将会面对重重困难。

由于新经济政策的不断深化；尤其来到马哈迪主政的年代（1981—2003），也在后期衍生许多问题，包括滥权与某些人利用新经济政策以自肥。不过马哈迪巧妙地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岔开了人民对新经济政策的注意力，而对未来的30年充满憧憬。宏愿之声不绝于耳，也响彻云霄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家暂时忘掉眼前的不快，放眼未来生活在先进国的水平中。

可是在今天看来，我们是可望不可即的；甚至连政府也认为土著的30%股权都未达致，只占19%有余，那来宏愿的落实？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厢，又有人指出土著股权已超过30%，这个论点以林德宜的调研报告作为争议点，因而出现建议应停止新经济政策无限期的实施下去，以免争论不断。

纳吉上台后也就顺水推舟来一个急转弯，但不是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只是模式上的转型，以顺
应全球化的需求，并配合他的治国新理念，既可稳住经济往下滑又可在政治上取得正面分数，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

毋庸置疑的，纳吉是第一位敢于触动敏感条文和政策的首相，先不论下来的经济绩效如何，我们还是欢迎和支持他勇敢地跨出第一步，为其父亲制定的政策作出适度的调整，多少回到阿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济理论。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调和下，确实有互补长短之效，也对市场的干预有了制约。一方面它尊重自由市场的客观规律和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也稳住马来人的情绪，只是不再拨苗助长，可谓一举多得。就此而言，纳吉的大动作对政治的影响是无届弗远的。我们希望他能持之以恒，接着下来还有更多的惊喜，真正落实以民为本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治国方略。当然在不忘推动民主下，能对吡叻州的宪制危机的解决提出一个被各方接受的方案是最好不过的。

刊于2009年7月6日南洋商报

范清渊现象评述 （天下纵横）

民政党的范清渊触犯了党的“天条”，因而被处于“重刑”，冻结党籍三年。这说明了民政党中央似乎下定决心，要狠狠地教训在它看来“目无党纪”且“我行我素”的范清渊。如果民政党中央决定“不减刑”，维持“原判”的话，意味着范清渊已无缘参加下一次的党选，也强烈地反映出党也准备迎接因之而引发的风波乃至危机。

在范清渊这一边，他的反应的激烈也是预料中事，他认为党的“罚刑”太重，而且也不民主，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因此他不承认这样的“处罚”是有效的。他还说，党中央的做法是要施加压力，直到他投降及离开党。

我们不涉及范清渊与民政党的一些领袖斗争的内因，而是就事论事。首先声称已参加民政18年历史的范清渊，应该甚为了解民政党的政治游戏以及民政党的政治规则，尽量以安排性的方式产生团队。他肯定记得1999年他决意竞选槟州民青团长时，李家全也要上位。那时李家全因在大选击败卡巴星而人气急升，被党内一些人认为是后起之秀，是民青团长的适当人选。不过李家全的手腕不及范清渊，后者在联络各地人马后，显然已决定不让路。在陷入僵局时，据知是许子根介入“调解”，结果是李家全不参选，改由范胜出。这就是说，许子根间接扶了范清渊一把，即使不用感谢，他多少也欠许子根一个人情，不然以当时的情况，李家全以国会议员身份，在各方面看来比没有一官半职的范清渊更有条件领导民青团。

正因为这样，李家全与民青团“断了关系”，只好从另一个方向切入。而范清渊挟其团长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政治路线图。

2004年在选区划分下，民政分得峇都加湾国席（新的）。本来许子根是希望争取峇央峇汝国席，以备将来上京时，可在峇央峇汝上阵，但时任首相的阿都拉认为民政无需将选区过于集中在槟岛，也就把峇都加湾给了民政。

来自威省的范清渊在天时地利下，幸运地被许子根挑中在峇央峇汝出征。在顺利胜出后，范清渊总算熬出头来，即使不用感谢许子根，也须记住又是许子根给他创造了机会。

自此之后，据知范清渊是靠向许子根的。渐渐地他成了党的当权派的“宠儿”，而他也凭此挤入上流社会，与巫统高层有了互动，成为吃得开的人物。各种传言，也就在党内外传开来。换句话说，范清渊从不是一个人物变成是一个人物了。

2008年大选，范清渊还“慷慨”地邀请许子根来峇都加湾竞选，以为上京铺路；而他本身当然不是“自我牺牲”，希望交换一个州议席。被他看中的首选议席自然是被认为“安全区”的马章武莫（杜乾焕表明要退位），但这次却被李家全拦路。李家全在林敬益的力挺下，成为马章武莫的内定候选人。范清渊也只好到被安排到非安全区的武吉淡汶上阵。

虽然如此，他还是十分落力地表明要为许子根护航（他的州选区刚好在峇都加湾国席内）。就这样，许子根带着信心移师峇都加湾。

讵料反风大起，民政在大风大浪中全军覆没，包括许子根和范清渊也吃了败仗。民政党顿时陷入一阵迷惘，也因为这一败，民政倒晋入多事之秋。

范清渊也很快地找到一个码头，成为国阵国会议员俱乐部执行秘书，转成为主席张庆信的助手，又得以在国会大厦自由走动。

接着在去年的十月党选，本来民政也没有预留一个副主席给他，而是安排丁福南退选，希望让一位马来同志当选副主席，以反映它的多元性。不过范清渊则凭藉其人脉关系，在党选中脱颖而出成为副主席。虽然他不必感激丁福南“退位”，但也因为丁福南的退选，在很大程度上才造就他的胜出。

胜出后的范清渊，意气风发，讲话也有时口没遮拦，例如丁福南基于人道立场发表文告支持允许陈平回国，范清渊竟公开在报章和马来报公然反对丁福南的言论，顿使丁福南陷入尴尬处境。不论范基于何种理由，也不论他对历史知识是否匮乏，他是否知道他这样做并没有为民政党取分，反而混淆了党的立场。

抑有进者，又借所谓委任协调员事，再与丁福南抬杠；后来又演变成数落民政中央的不是；更冲口而出在三周内率千人退党，似乎已有了退路，且对民政没有信心。可又不知怎么搞的，他后来语气软化，不再提退党，也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民政党中央终亮出党纪，一刀砍下去，冻结党籍三年。这也意味着范和许子根及丁福南的“交情”已“情断义绝”，党中央也不再姑息，显然是以此“杀一儆百”，以清理门户，要范为他的出位和带有挑战性的言论付出代价。

不论民政最后是否“减刑”，范清渊看来在民政的日子已不好过了。他的事件也许会波及一些区会，预料不会持久。因此我们把他归为一个现象来评述。

刊于2009年7月6日 《号外周报》 第435期

论马华存在的价值 （直挂云帆）

马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6月20日在麻坡主持马华区会代表大会开幕时的一席话是相当出位的，虽然这不代表马华的立场。他说：现今的政治局势对国阵是不利的；尤其是马华，因为越来越多华人选民支持回教党，马华应探讨存在的价值，理由是身为华基政党的马华竟得不到华人的支持。他质疑到底是华人对国阵不满，或回教党宣传有效或华人受到误导云云。

如果这段引述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我们愿就此大议题探讨“马华存在的价值”，以便尝试寻找答案：“马华在什么情况下，才没有存在的必要？”

从历史上来说，马华成立的正当性是因为先有了巫统的组合（1946年），后有“华人新村”的出现（1948年后），才在情势紧迫下被鼓励在1949年成立了马华公会。最初的责任是照顾和援助英殖民政府打压下炮制的“华人新村”，用以治标而非治本的解决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换句话说，马华的成立是因为英殖民政府要它担任“消防员”的工作，协助“扑灭”华人胸中燃烧的烈火，庶免局面失控。当然在另一方面，也借助非共或反共的华人集团与马共划清界限，藉此消除所谓所有华人都是反英的印象。

在这之后，马华在陈祯禄领导下，扬起了一面华人民族主义大旗，并与巫统扬起的马来民族主义大旗来一个政治联盟（1954年正式组成联盟，印度国大党也加入）。除了马共与左翼阵营不予认同外，陈祯禄则成功地拉拢非共或反共的个人和政团组成一个华人团结的阵线（1954年林苍祐加入马华，并间接地促使他创建的“急进党”无疾而终即为一例）。

正因为形势所需和华人已经无法依据已被宣布为非法的马共所“保护”，造成了马华公会在1955年的普选取得全面的胜利（15席全胜；巫统参选35席，胜34席）。它也基本确认了马华在民主机制下已成为代表华人的合法政党。自此之后，马华与巫统的合作也就不可分割了（历史后来告诉我们，马华无法也不可能与巫统分道扬镳而自行上路）。

在初时，马华和巫统的地位基本是相等的（各派6人组成联盟，国大党3人；后马华减1人剩5人），但1958年爆发的马华与巫统的党争，以第二任马华总会长林苍祐派的失败而落幕。他无法争取到马华被分派1/3的国席参选（104个国席中的至少35席到40席），最后从原本分配的28席增加至31席。
这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马华内出了一个陈东海，他是东姑的亲信，是置在马华党内的一颗重要的棋子。1956年，身兼马华执行秘书，又是联盟秘书的他，竟有“神通广大”的魔力，可以将以刘伯群为首的华团备忘录束之高阁，只以他的个人意见凌驾马华公会的意愿，陪同东姑在英伦为独立的宪章划上句号。接着在1959年，他又成功地拉拢陈修信倒林苍祐派，也成功地争取陈祯禄倒回支持其儿子陈修信。在铲除林苍祐派后，为马华公会重新洗牌。

我之所以提起陈东海这个人是要提醒马华公会，每每在关键时刻总会出现“折衷性”或“妥协性”的人物，让马华在矮化中取得“生存的价值”和继续其华人代表性。陈修信就是因为受此影响而在1959年后成为马华的实权领袖（他在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

因此我们不必惊异为何在后来（陈修信之后）的马华公会只能高举陈祯禄的形象而不是陈修信的形象（除了1972年林敬益在吡叻搞“文革”式的欢迎陈修信莅临时，才见陈修信的肖像如毛泽东在一片欢呼声中飞舞）。这是因为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其华人代表性越来越模糊，而有了1969年大选的第一次马华输得不清不楚的结局。马华也就没有理由为陈修信继续扛着这沉重的政治十字架。

来到李三春主持马华的年代（1974—1983），虽然有乘直升机空降的曾永森（他被视为敦拉萨的心腹，扮演如同陈东海在马华的角色，既是马华副总会长，也是联盟秘书长及后来的国阵财政，直到1981年），但他有先见之明，不做陈东海第二，而是一头栽进马华建立起自身的势力，才有了1979年曾永森与李三春争夺马华第一把交椅的故事。不过他始终无法改变李三春的改革路线，以致马华在经历千辛万苦后，终于走出陈修信的阴影。

李三春的建树在于重塑马华的形象与强化在华社的代表性，倒也取得某些正面的成绩，可是他仍然无法改变国阵（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向一党独大的局面滑下去，只能在国阵内斗民政和在国阵外斗民主行动党，他的突破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来到马哈迪强势主政的年代，他的“急流勇退”变成“知难而退”的迷思。

不幸的，他这一退，马华陷入空前的竞争，即使1984年陈群川的脱颖而出（1984—1986）和林良实时代的降临（1986—2003），都无法比李三春更为出色地为马华加分。虽然林良实通过教育上的大突破，提升拉曼学院和创建拉曼大学，然而，他同样无法扭转陈修信以来马华在国阵内的弱势地位。

华人社会在积怨之下，一直相信国阵不败的神话，也就接受马华在国阵内扮演“朝里有人好办事”的角色，但不能全然诠释为“华人爱马华”。由于历史的陈陈相因，当2003年黄家定接过棒子后，他萧规曹随地相信内部的协商是马华存在价值的最好保证；特别是2004年的大选在阿都拉效应下的大胜，已被黄家定解读成马华维持原状是它存在的最大正当性。

讵料308的政治海啸把马华建构的正当性神话冲击得七零八落，迫使黄家定不得不退位，而意外地（如果不是308，不会是这样的排阵）扶起翁诗杰“君临马华”的年代，但他也面对蔡细历在夹缝中脱颖而出当了老二。就这样地他成为马华当权派眼中的“异议派”。吊诡的是，他竟被赋予新职务（国阵总协调），有些相似陈东海的角色和曾永森的角色，在马华内给翁诗杰造成一定的压力。

因此蔡细历尤其要警惕自己，不要在无意中掉进陈东海的“历史陷阱”中。

一句话，马华存在的价值取决于它如何影响巫统引导国阵进行大改革，而不是翁菜配这么简单的方程式便天已亮了。举个例子来说，支持吡州还政于民的蔡细历要如何劝请巫统同意他的观点？不然的话，又怎么怪华人不支持马华呢？如果马华再一次遭遇比308更大的政治海啸，那它存在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刊于2009年7月2日 《东方日报》

民政党屋漏偏逢连夜雨？ （跃马扬鞭）

民政党这一阵子又被范清渊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虽然范清渊在去年当选党的副主席，但他与领导层的不咬弦却越来越严重，终于爆发了党中央对他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三年。

为什么在308政治海啸后，民政党会陷入多事之秋？而且一波既平一波又起？难道是应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咒语？

我们有必要从民政党的特征来透视其中的变化。首先这个政党在41年前（1968年）成立时，是为了填补劳工党走激进路线和杯葛大选留下的真空，以温和社会主义的政纲立足政坛。鼓吹这一路线的领导人是脱离劳工党的陈志勤，他能够争取不走社会主义路线的林苍祐加盟也是权宜之计，主要是结合各方力量，由政坛元老和知识份子带头来和势力强大的联盟争一日之长短。

从这个角度审视民政党，它在理念上虽是宣扬多元路线，但实质上，它是立足于华社的一个新政党，与民主行动党一样，把马华列为主要的敌手。即使后来民政已转换码头，直到今天，它仍被视为在国阵内的华基政党之一。

1969年的大选证诸了这一点，民政党在诸多选区击败了马华候选人，更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马华这一年在槟州选中输得一席不剩），民主行动党也是踏在马华的背上成为国会的最大反对党。这就是说，不论是民主行动党或是民政党，它们都继承了李光耀加入马来西亚时以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作为其政治斗争的目标。在这方面林苍祐是最成功地体现李光耀所做不到的。他这边厢与陈志勤派闹翻，那边厢就与巫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1972年）。

自那时候起，民政党基本上已丢掉社会主义大衣（虽然它直到2004年才修改党章，去掉温和社会主义纲领），靠向巫统分享政权，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与马华争夺代表权。它和马华的恩恩怨怨也就从“外打到内”。故事导源于林苍祐，后来由林敬益接过棒子。原来这双林与马华一度“不共戴天”，而林苍祐在1973年巧妙地接受林敬益派系的人由马华过档到民政，说明了他们准备把民政党变成“新马华”（也有人形容为“小马华”）。

林苍祐本来就是马华的第二任总会长（1958—1959），他的回巢（以胜利者的姿态）和加入国阵不过是本质的还原。由于他的雄才大略，把槟城变成一个活力都市和工业城，政绩显著，也就“将功补变”，不存在所谓“背叛选民和反对党”的指责（民主行动党对民政党的评语）。由于“变中有功”，槟州人民也欣然接受林苍祐带民政入国阵，一连多届的选举（1969—2008），一共长达39年都对民政不弃不离，即使有惊涛骇浪，也都化险为夷。

当林苍祐1980年退位，来到年林敬益主政民政的年代，他还是秉持林苍祐的理念，但这个党也不再有陈志勤的影子，反而是林苍祐成了党的“老佛爷”。正因为“新仇旧恨”，在国阵内与马华斗得“死去活来”（1982年李三春用林建寿在槟州夺权及1999年林良实用两名跳槽议员夺权。虽然功败垂成，但判定它们是“同床异梦”的“假夫妻”）。接着，林敬益这位马华的过来人进一步把林苍祐的思想深化和复杂化。就这么样，民政党已蜕变成为一个重量不重质的政党，和其他成员党一样，用党员数目炫耀其表面的膨胀，却没有思及这样的来者不拒也会在后来给自己带来麻烦。尽管只有林敬益敢这样说“要找空头的人，不要进民政党，也不欢迎投机份子，但这也只是林敬益一厢情愿的说法。他既然大开门户，哪里知道投机份子什么时候起事？

当许子根在2007年成为民政党代主席时，这个政党其实已是五味杂陈了，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从林苍祐开始，民政也自断后路，一头栽进国阵，与巫统共浮沉，没有退路可言。林敬益也从来没有说要退出国阵（他只有在308后发发牢骚说民政可考虑退出国阵）；许子根是“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同样不敢想象民政退出国阵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例如在308政治海啸后，党内有一阵子不堪槟州巫统的欺压而酝酿退出国阵，结果是空雷不雨。在许子根看来，民政打从进入国阵后，命运已捆在一起。何况他这一代人有许多是在80年代才参加民政的，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退出”这两个字。当然如果没有输掉槟州政权，民政党是不会风波不断的，更不可能发生范清渊在党内公然挑战许子根的权威事件。

如今不同往昔，纵然许子根在今年4月被委为内阁部长，但对整个党的士气的重振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民政党在槟城依然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反而因国阵的改变来得太慢而衍生了党内矛盾白热化，加之与槟州巫统关系的冻结仍未打开，民政党的“内焦外虑”不言而喻。

令我感到惊异的是，在308后，我至少在三个公众场合演讲时提出若民政自行上路，人民会不会给予支持？结果是掌声不断。我也大胆预言，民政在华人选区取回五六席应该不成问题，那时再回国阵谈条件，也引起共鸣。就不知民政党人相信吗？可见人民对民政还是有所寄望的，只是要它果敢做出改变。他们应该记取，林苍祐是退出联盟后重新站立起来才以强势的姿态重回国阵，而不是在没有政治资本下，留在联盟找出路。

当然民政在今天可谓进退两难，我们也不能强求它独战江湖。因此，在退也不是的情况下，民政也只好希望许子根化腐朽为神奇，但他是人不是神，而且他也不知道继范清渊后，还会不会发生其他“以下犯上”不把党放在眼里的事件？无论如何范清渊事件倒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材给民政党。如果它决意不离开国阵，至少它有需要向巫统约法三章：若国阵有望取回槟州政权，应让民政回到林苍祐主政时的年代，巫统党要不能过分干政或垂帘听政，合理分享政权，并尊重民政的特定自主权，且中央要一视同仁发展槟州。换句话说，民政只要赶紧修补屋顶，就不怕连夜雨了。就不知许子根下一步怎样走？

刊于20096月30日 《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