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有第二个韩战 （跃马扬鞭）

很多人都在关注一个问题：美国会不会攻打朝鲜？如果是一场核子战争，亚洲会不会陷于毁灭？美国又会不会被核子武器反击而遭重创？

迩来有不少人相信朝鲜极可能在劫难逃，而且会重演1950年韩战爆发后挑起了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正面战争，酿成死伤超逾百万，留下令人难以磨灭的伤痛。

就我看来，虽然朝鲜政局剑拔弓张，但尚不至于点燃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美国尚未到失控的地步；况且今日不同往昔，中美不再是非战不可的敌人，而是双方已经在角力中结成某些程度的战略伙伴。当中美都不愿意开战时，朝鲜问题的控制就不会那么难了。

其实回顾历史朝鲜总是在中日苏美的夹缝中寻求生存，更在特定时期成为被侵略的对象，例如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便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又拱手让出朝鲜主权于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朝鲜也不幸地成为东西集团的棋子。战胜国的美国获得了南朝鲜（大韩民国）的控制权（在1948年8月15日宣布成立“大韩民国”）；另一方面也是战胜国的苏联获得了北韩的控制权（所谓南北朝鲜或南北韩分界线是于1945年被美军以北纬38度划定的）。就这样北朝鲜在金日成领导下的共党军事力量也在1948年9月9日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共产政体。

既然一南一北是两个水火不容的政体（南朝鲜走资本主义路线；北朝鲜走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极为容易爆发冲突。因此在1950年金日成发动了一场战争，他的目的是通过武力战争统一朝鲜。

在当年的6月25日，金日成的军队越过三八线在3天后拿下汉城（现易名为首尔）。当7月初朝鲜军队已打到釜山附近洛东江一带，局势对南朝鲜十分危急。美国乃于7月7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议决，派出以联合国名义组成的大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结果在9月28日重夺回汉城，复于10月9日越过三八线打下平壤（北韩首都）。

如果金日成此时没有后援，肯定会被美军打败。在此千钧一发的当儿，金日成不得不要求毛泽东派兵援救。毛泽东也就在10月19日派出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直接与美军进行较量，由彭德怀出任作战总司令。

这一场战争断断续续打到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后才告结束，但参战各国损失惨重；尤其是南北韩几乎成为废墟，死伤超逾百万人。

韩战结束后，也给世界各国一个思考的机会：究竟战争能解决什么问题？会有胜利者吗？

正因为不论是西方集团（以美国为首）或东方集团（以苏联为首）都对战争十分顾忌，也就尽量避免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毕竟大家都估算到一旦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胜利的一方，文明又不知何时再建立起来？

可是朝鲜对西方及外来的势力是一直放不下心的，也就在2002年宣布要发展核武器。美国顿时紧张起来，因而在2002年时美国总统小布斯形容世界上三个邪恶轴心国是：朝鲜、伊朗和伊拉克。

这种指责自然没让伊朗和朝鲜口服心服，但这是发生911事件后对世局的评估，自然也把伊拉克也拉进来。因为美国已经准备在2003年打下伊拉克，名义是扫除恐怖活动和清除具有杀伤力武器。

为堵住朝鲜走向核武国，美国在2003年促成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举行六方会议，可惜未取得成功。在2003年朝鲜推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更在2009年退出六方会谈。

这使到朝鲜进入了无人驾驭的阶段，我行我素。在今年也数次进行导弹及核试验。这除了说明美国的“邪恶轴心论”是失败外，也只能对付没有核武器的伊拉克，却动不了伊朗与朝鲜。因此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与中国习近平主席最近的会晤所带出的讯息已说明朝鲜不会发生战争，但南韩的“萨德”导弹安置可能会被作为交换条件：一方撤除萨德导弹；另一方面不再生产核武器；而美国也要在南中国海收敛一些，以免擦枪走火。

刊登于2017年4月24日《南洋商报》

历史从未证明伊党是巫统取代者 （直挂云帆）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拒绝与土著团结党合作后竟脱口而出向团结党发话（任何政党）若要执政马来西亚则须在巫统或伊党之间二选其一，前提是合作者要认同伊斯兰教义。

但回顾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打从50年代开始，巫统的分裂导致拿督翁（创党人）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虽然伊斯兰党也是在同一年成立，这些少数宗教分子更因不满巫统未极力推动伊斯兰教和文化才选择另立门户的。

在那个年代，拿督翁尝试走多元路线（反对巫统不开放让非马来人入党），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巫统则在1954年与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但这时偏向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路线，因为有了华人政党及印度人的政党在内，也在当时成为受落的组合；反之拿督翁的国家党竟全军覆没，结果导致拿督翁在后来走回种族主义路线（1959年大选，以登嘉楼作为其竞选中心），才得以当选国会议员。但此时的联盟已经壮大，拿督翁再也没有角色可扮演了（1962年逝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

与此同时，在1955年时，伊斯兰党仍是一个小党，但意外地赢得一个议席，剩下的51席由联盟占有。

在选举之后，伊斯兰党发现其影响力不足，根本无法抗衡巫统，也就在1956年请了一位拥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政治人物布哈鲁丁前来领导伊党。布哈鲁丁原是战后马来国民党（1945-1950）的主席，后因被英政府指控受共党渗透而被逮捕入狱，党也被查封。出狱后的1955年，他又联合另一位著名的左翼领袖阿末布斯达曼合组“人民党”（以社会主义为政纲）。未想一年后，他认为他的“政治天地”应在伊党，因为人民党已有了布斯达曼。就这样，布哈鲁丁领导伊党参加1959年的大选，但在私底下与反对党有所默契；尤其是与社阵（由人民党及劳工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达成不相互攻击和对议席分配的协调，同时也在登嘉楼让路予拿督翁及其团队参选。

正因为伊党采取了“私下合作”方案，也就在这一年的大选取得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执政权，国会议员也增至13名。这个成绩对伊党来说是成功与胜利的。不幸未及半年，伊党与国家党闹分歧，有数名国家党州议员过档巫统，整个州政权也转手成为巫统的“天下”。

伊斯兰党失去登嘉楼后集中精力守护吉兰丹州。可是在1969年大选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伊党也改变了它的左倾形象，因为那时“社阵”已不存在（1966年解散），劳工党也宣布杯葛大选，而领导伊党的阿斯里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反而与巫统眉来眼去。

当时正好上位的敦拉萨（1970年拜相）有意重整和重组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就拉拢伊党参加联合政府（1972年），其他反对党如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联党也被收编归纳在巫统旗下，唯独民主行动党及砂州的国民党未被收编，仍保留为反对党。

1974年，巫统也就将“联盟”改头换面成“国民阵线”（国阵）。在成员党从3名扩大成9名后（到如今发展成13个成员党），巫统的权威进一步确立了。所有的成员党都得以巫统的意识为依归。

可是伊斯兰党在三年后却自我分裂，一派以当权派阿斯里为首，另一派以州务大臣纳西为首，在抗议声中大打出手，于1977年被中央动用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更迅雷不及掩耳地把伊党排出国阵，且举行丹州闪电大选（1978年）。伊党在支离破碎下，遭遇空前的失败，不但失去丹州政权，也一直爬不起来。

尽管在1989年由发兹诺取代尤索拉哇（中庸派，他取代阿斯里在1982年成为党主席），表现出宗教路线，但伊党不可能单独参选而能震撼巫统（从1978、1982及1986年的三届大选来看，伊党都一败再败的），直到1990年，伊党取得了东姑拉沙里成立的“46精神党”的合作（拉沙里因1987年竞选主席失败后，在1988年离开巫统，而在1989年成立“46精神党”）才得以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在此之后，伊党在等另一个春天，而这个春天不期然在1998年降临，因为安华的跌马，很快地联合伊党与行动党合作。这一合作给伊党带来前所未有的荣耀。1999年的大选，伊党保住丹州的同时，又再一次拿下登嘉楼州，国会议员也空前的增加至27名。

换句话说，伊党是必须与其他反对党合作才能有佳绩有突破。偏偏伊党不信安华效应，也就自行往“回教国”的道路迈进，结果是行动党离开替代阵线（2001年），公正党也无法与自大的伊党合作，也就在2004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又再一败涂地，只能保住吉兰党州政权。这说明了反对党合则强，分则弱，伊党也没有例外。

伊党的再一次翻身是2008年的大选，也是在安华的说服下，才勉强地拉回伊党与行动党有限度的合作（避开三角战，不谈回教国，只谈福利国）。

这一回真是上演一场巨变的政治剧，反对党拿下5个州政权，伊党除保住丹州外，也意外地取下吉打州；更由伊党人出任吡叻州务大臣。

到了2013年的大选，在仍然维持反对党的合作（以民族主义路线面对选民），又再一次展示出反对党的威力。除了保住三州政权外，又取得89个国席，促使民联誓言要在下一届（2017年或2018年）拿下布城。

讵料政治的变化，使到反对党又重新洗牌，巫统也面对内部的震荡和某种程度的分裂。

2015年伊党与行动党断交，民联瓦解后又出现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再加上马哈迪及慕尤丁领导的土著团结党，这意味着反对党有必要整合与守望相助，不是为了打破哈迪阿旺的“狂言”，而是要真正形成一个团结的队伍，才能与国阵来一场较量。如果反对党阵线（希盟）找不到切入点，应有一位权威或精神的领导人在主导大选。若是4个团队排排坐，权力均等下更易发生冲突和矛盾。这个人选除马哈迪外别无他人。还有希盟也要证明，下来的大选是国阵与希盟之战，伊党既不加入希盟，也不与巫统联手就要靠边站了，可能战绩会大不如前。毕竟历史也从来没有证明伊党单打独斗能拿下巫统，如今在三角战中又以什么作为筹码来认为伊党是巫统的替代者？

刊登于2017年4月20日《东方日报》

历尽沧桑的木寇山（上）（现代春秋）

我在担任新闻记者时曾经访问木寇山两次，一次是在60年代末期；另一次是在70年代。两次都是应官方邀请访问。但第一次是去参观木寇山的麻风病院和访问麻风病人，以了解为何会有麻风病院之设。

由于相隔久远，我印象中的记忆已不是很清晰，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些担心，因为曾被告会传染的，而且一旦发病，人会变得丑陋与不雅。

我也曾经访问一些病号，但他们多数居住多年，已对环境十分熟悉，也不害怕遇见陌生人。我们后来也被告知此病不会传染，而是有遗传，也就较为宽心。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乘官方的游艇去木寇山的。

第二次应邀访问木寇山也是官方安排的，主要是让新闻界了解已转型的木寇山不再是“麻风岛”，而是新型的监狱，共有三座大牢房。因为被监禁的是被认为“犯法”的人，而且挤在一起，环境不可能清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座牢房可以让“犯人”分成两排齐睡，似可容纳百人。至于他们白天是被分配劳动也做一些匠工手艺的工作。

我忘记了在访问那天共有多少“犯人”住在木寇山，因为我们不准访问“犯人”，只能参观。

最近的“槟城论坛”有主讲人提及这个岛曾关押政治犯，古迹信托会主席林玉裳说这个岛也曾关押马共领袖拉昔迈丁（在1955年与陈平参加华玲和谈的其中一人）、伊党主席布哈鲁丁（他曾是马来国民党（1945-1950）的主席，有左翼倾向。在1955年与布斯达曼共组人民党，但在翌年转入伊党出任主席。他在1965年被捕而在1966年出狱）及人民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他于1963年被捕，而在1967年出狱）。

如果说木寇山在1969年后才转成监狱，那就不可能关押伊党主席布哈鲁丁及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等人，因为他们已在较早前出狱了。

还有在我印象中，当时被关押的“犯人”（包括被判刑的及在内安令下被扣留的）有不少是华人，有哪位著名的华裔政治犯在木寇山被拘留过呢？

到底木寇山是关押各种“罪犯”的地方还是政治扣留者的营房？这也需要学者们及林女士协助弄清楚的，如果往警方档案一查，就可了解其性质了。

话说第二次在访问木寇山时，我曾看过断瓦残墙的麻风病院已废弃不用（当时没有感觉到修复的必要，因为还不流行“保护古迹”）及并不雅观的三座大牢房，还有遗留下来的免疫站。此外，也看到一些坟墓及破损不堪的教堂。

如果根据林玉裳的说法，共有5332副尸骨长埋岛上，而所见的少数坟墓应是相当久远的；但有更多的人是草草安葬或海葬或火葬。

其实木寇山被形容为森林保留地也不为过，因为从英国人开辟到今天，木寇山依然是一座山明水秀的美丽小岛，即使有被使用，也是用在不受欢迎的地方（比如建麻风病院及监狱），未曾有良好的规划。

就此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历史来考察木寇山为何一直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旅游胜地？

当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之后，他是连木寇山也一起占有。

1794年，莱特病逝（终年54岁），当时槟榔屿的人口已逾1万人（大多数是华人）。在1800年时，第四任总督李特向吉打苏丹拿下威省（威斯利省）作为保护槟榔屿的屏障。

本来莱特拿下槟榔屿时是向东印度公司承诺要发展成一个军事港口，以供英国海军扩大地盘做准备，但因为槟榔屿本身缺乏参天古木，不能转成造船的原料，也就被其好友史谷特建议在木寇山发展军事港口和造船厂。因为他已拥有牛汝莪及峇六拜的大片土地，发展木寇山正合其意，结果他大失所望。

除了槟榔屿不可能同时发展两个城市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将缅甸的木材通过海运漂流到木寇山很不方便，解决不了木材的供应，而且成本很高；更缺乏造船的的工程师，也就在1810年放弃对木寇山的开发。因为当时英国已在斯里兰卡发展泰可马里港作为军事基地。

由于木寇山不被看好其前景，再加上莱佛士又于1819年拿下新加坡，其作为军港的条件远胜槟榔屿。就这样，木寇山被人遗忘似的在马六甲海峡静静躺着，没有发展，反而集中发展槟榔屿和威省。

到了1871年（槟榔屿开埠85年后），英国人才在木寇山（Pulau Jerejak）开辟麻风病院，将病患者隔离在这个小岛上，与槟榔屿隔绝，以免传染疾病。继之在1877年，因天花病严重，也在木寇山设立首个检疫中心。虽然在1923年时，麻风病已受到控制，但英殖民政府仍不愿意修改在1901年订下的麻风病患收容条例和检疫和防疫法令；更在1926年制定更严格的管制麻风病患新法令，将所有麻风病人在各麻风隔离营里集体接受长期的治疗（取自陈彦妮及黄义忠《回家》）。

虽然在今天看来，木寇山是个值得发展的旅游景点，但这个占地359公顷（895英亩）的小岛却在殖民地的眼中是不屑一顾的。因此将之发展成麻风病收容中心、隔离移民的检疫站及肺结核病患隔离中心。

根据“槟城论坛”指出，从1877年至1957年（80年）期间，绝大部分到来槟城的新移民均需先在木寇山被隔离，先后总共有113万人被隔离在小岛上，直到检查合格后，才获准进入槟榔屿。至于麻风病人从最初的25名病号到后来竟收容超过7000名的患者，当时堪称最大的麻风病院。

不过根据《回家》一书透露，木寇山不是第一座麻风病院，最早的麻风病院是1860年在马六甲的斯林本岛（Pulau Serimbun），木寇山排第二，下来是吉隆坡的文良港（Setapak）（1893年）、吡叻的邦咯劳勿岛（Pulau Pangkor Laut）（1903年）、砂拉越的拉惹查理布鲁克纪念医院（Rajah Charles Brooke Memorial Hospital）（1903年）、柔佛新山的淡杯（Tampoi）（1927年）、雪兰莪的双溪毛糯（Sungai Buluh）（1930年）及吉兰丹的道北（Tumpat）（1933年）。

但到了2011年，马来西亚仅剩三个麻风院还在运作，它们是双溪毛糯的麻风病院、淡杯的麻风病院和拉惹查理布鲁克纪念医院，其他已经关闭。

木寇山的麻风病院是在1969年关闭的，让位于政府辟为监狱，直到1993年才关闭监狱，另作其他用途。但相关的发展计划一波三折，直到今天还在争议不休中，而实质的发展则未呈现出来，与中国的鼓浪屿比较真是相差一万八千里了。我们容后再谈为什么木寇山会成为一个争议的大课题。

刊登于2017年4月17日《光华日报》

沙布丁“好心做坏事”？（天下纵横）

就在国会可能近尾声（或在7月举行大选）之际，巫统国会议员沙布丁突然于4月4日在国会针对行动党张念群的建议（禁止16岁以下的童婚动议）作出反驳，他说让强奸犯迎娶受害者是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强奸犯可能会悔改，与受害者共组家庭，两人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此番莫名其妙的怪论经媒体广泛报导出街后，它不但成为街头巷尾的无聊笑话，更被外国媒体转载而被炒热，一夜之间寂寂无闻的沙布丁突然爆红，成为被注目的焦点。但这也并非好事，而是被各方人士穷追猛打，形容他的谬论完全不可接受，简直是美化了强奸丑闻。

由于受到来自朝野的攻击，几乎招架不住的沙布丁终于在翌日（4月5日）作出回应。他指责媒体扭曲他的好意，而事实上他的言论是充满善意的，却被媒体误解了。究竟媒体是怎样误解其意，他也没说清楚，只说按照伊斯兰条规任何16岁或以下的女子（儿童）要结婚都必须获得监护人及法庭的允许；至于18岁以下的男性也要经过相同的程序。

这位曾任伊斯兰法庭法官的沙布丁说他反对张念群的动议（禁止16岁以下的童婚）是因为法律并未禁止少年少女结婚。此外即便是强奸犯和受害人，只要双方同意也可依法结婚。但他所说的可以结婚与犯罪是两码事，不可相提并论。

究竟沙布丁的言论内容是怎样说的？

经过《当今大马》的整理录音，有下列的摘要：

我有数个论点，为何这个动议不能接纳？以及不适合在马来西亚落实。

因为马来西亚有两套法律，其一是伊斯兰家庭法（各州都有采用）规定，男性适婚年龄为18岁，女性则为16岁。但穆斯林婚姻法第18条规定，在一些特定案例，若16岁以下的女孩要步入婚姻，必须获得伊斯兰法庭的批准。

如果有任何法律可制裁强奸犯，那么对付强奸犯的法律可以被应用。但与此同时，如果该对男女决定或同意结婚也是可以的。因此禁止16岁以下的婚姻与犯罪的议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要看到的是，当我们说16岁以下（结婚）并非是一个问题，甚至有些9岁女孩也开始成熟了。有的在9岁和12岁时，身材就像成熟少女。这表示她们在肉体和精神上已可以结婚。

从以上这段言论来看，沙布丁是在有意无意间将“强奸罪”合理化起来，即如果允许或促成两人结婚，让受害者有个依靠，也许生活会好起来。

我记得年前有一宗强奸案发生后，这对男女同意结婚也获得法庭允许，但男方即使娶受害者为妻，他还是要对他的强奸罪行负责任而坐牢。

因此在不能放过和宽恕强奸犯下，国家的法律不论伊斯兰法或普通刑事法，都要追究犯罪者的罪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报应。

由于沙布丁在辩论过程和澄清过程并没有收回“先强奸后结婚论”，只是说或有助解决社会问题，就等同没有强烈谴责强奸罪行，反而为他寻找下台阶，这对受害人来说是不公道的。

因此沙布丁被四面八方的责骂也是在情理和意料之中，因为强奸是严重罪行，不能用“结婚”来淡化和掩盖罪行。这就是沙布丁躺着也中枪的理由，从而反映了他的“好意”不被社会舆论所接受，倒变成“好心做坏事”了。

其实他应该表达的是参与谴责强奸行为，并主张施以重刑，不要把强奸罪说成可用“结婚”来解决，这是欲盖弥彰的行为，自然成为被千夫所指，更不会接受他的解释。因为他避重就轻，将问题的焦点移开，也难怪他被万箭穿心。这似乎有些咎由自取。

刊登于2017年4月17日《号外周报》第833期

为什么要有特别任务部长？（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出乎意料地委任希山慕丁出任首相署特别任务部长，且即刻生效。舆论不但感到愕然，而且民众也对这个委任无法理解，因为希山慕丁本来就是内阁中的国防部长，属于高级部长，为什么又要委为位置不高过防长的首相署部长？

纳吉这一绝招是为了什么？后继会有什么行动？外界也只能揣测和评估时局，不可能准确算出首相这步棋是“以退为进”或“以进为退”？

当1959年马来亚举行独立后的首次大选前，东姑阿都拉曼为示公正，本身辞卸首相一职，只以联盟主席兼巫统主席领军主导大选，让选民选出104名国会议员。

既然东姑暂时辞职，也就由副首相敦拉萨出任代首相，东姑不但做出“创举”，卸职半年之久，也给敦拉萨一个磨练的机会。在这之后，东姑及历届首相就不再卸职迎接大选，而是在职领导大选，可谓是占了优势。

果然东姑在胜利后又重任首相，而且更为明显地把更大权力抓在手里。例如在英国的同意与指导下，东姑大力鼓吹马来西亚联邦，即使招致印尼和菲律宾的反对，东姑也不低头而是坚持马来西亚必须成立（1963年9月16日）。

也因为东姑不向印尼低头，在1964年的大选却意外地得到选民的热烈支持联盟（共赢得89席，西马总数是104席）；而东马的亲大马的政党也通过间接选举成为大多数席位的政党，顺利地奠定马来西亚的基石（在总数154席中，联盟共获得123席）。

不幸的，在1969年的大选竟出现形势逆转，联盟虽依然执政，但已失去2/3多数席，反对党从中崛起。更不幸的是在大选后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暂时冻结。

一年之后（即1970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委任外交部常任秘书张雅沙里沙菲依为新闻部长兼特别任务部长时（他被视为有才华且出色的精英）。敦拉萨授权他起草国家原则和协助制订新经济政策。这就是说，雅沙里的特别任务是有其重任在身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敦拉萨希望他能挤入副首相行列，有朝一日成为接班人。无奈雅沙里在党内势力不足，在1972年及1975年的党选中都选不上副主席，也就与副首相擦肩而过。

本来胡申翁在接位时（1976-1981）也有考虑用雅沙里为副首相，但因当时三名副主席强烈反对，胡申翁只好从三名副主席中选出副揆。最终敲定马哈迪为副首相，东姑拉沙里及嘉化峇峇大失所望。

1981年胡申翁退休，马哈迪成为第四任首相，也促使雅沙里退出内阁。这位特别任务部长的政治命运也走向终点。

走了雅沙里，在马哈迪的年代又出现一位“特别任务部长”，他的经过是这样的：金融界老手达因在1984年巫统党选东姑拉沙里再败给慕沙希淡后被马哈迪献议出任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则调任贸工部长。

达因担任财长（1984-1993）长达9年，而在1993年让位于安华接任财长兼副首相。达因则退出政坛再转回企业大展身手。

可是又让人诧异的是，已经退休政界的达因为何在1998年又再回内阁担任“特别任务部长”？这个任务显然是针对打倒安华和借用达因才华压住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危机。不久达因再重做冯妇，当回财长，直到2001年再退休。

虽然在2004年时，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委任伊分迪出任首相署的特别任务部长，主要任务是设立高等教育部，而在2000年时他又回内阁的首相署，负责第九个马来西亚5年计划。在较早前他曾任农业部长。

如今国防部长希山慕丁突然被委为特别任务部长，究竟他的特别任务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是准备内阁人事的变动还是纳吉另有尚未公布的隐议程？

总之，以希山慕丁在3年前处理MH370班机坠毁事件时的从容应对媒体已赢得舆论的好感，也被看好会有机会探出头来。为此我们只能观察纳吉的下一步战略是什么？希山慕丁会被派上什么用场？这都是让人左顾右盼的。

刊登于2017年4月17日《南洋商报》

伊党究竟是赢家或输家？ （直挂云帆）

在首相纳吉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下，终于上演了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虽然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坚持提呈355法令修正案屡次遭到阻力而未能正式立案，但在4月6日的国会会议上，哈迪阿旺在议长的放行下终于成功提呈他的私人法案。
这项355法令的修正是为了扩大伊斯兰法庭的权限，例如原本最高3年的监禁被提高至30年；原本最高5千元的罚款被提高至10万元及原本最高鞭刑6下则被提高至1百下。若是这宗法案被通过就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一国两法”或“一国三法”的奇怪司法。所幸哈迪只是提呈法案而未获得辩论的机会。因此他是否会在下来的7月国会展开辩论就不得而知。因为这一道修正案在兜兜转转数年后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记得在2016年11月时，哈迪阿旺先被批准在国会提呈法案，后却主动要求延至下一次国会（今年4月）再提呈此动议。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哈迪第二次呈修正案的机会。
可是为什么哈迪只是提出而又没有辩论，这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就国阵的立场而言，非穆斯林议员自然会反对这项法案，而巫统议员则陷入进退两难中。如果巫统一意孤行，恐怕会遭致东马的国阵成员党产生离心的抗拒。国阵是不可能以此作为赌注的。
正因为有此顾虑，首相纳吉在衡量轻重后决定采取“半路战略”，让伊党提出法案而不辩论，走一半路又停了下来，算是给足面子，也让哈迪下得了台。这样一来，355法案究竟是伊党的政治筹码或是政治石头？大家都说不清楚。只知道有关修正案渐渐成为伊党的包袱。而另一方面，又让反对党产生歧见，为此法案争个不休也就达到分化反对党的目的。例如反对党中两位重量级领袖各有话说，公正党的实权领袖安华建议成立一个国会遴选委员会以深入研究这项修正案。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则建议回教法庭不能随意提高现有的刑法，同时政府应提高回教法庭人员的专业水平。
换句话说，他认为提高专业水平处理案件比施以重罚更为重要。如果我们不严肃接受惩罚是为了教育犯法者，则会出现狂热的现象。在没有考虑到伊斯兰公平原则下，就会倾向随意惩罚罪犯，这形同污蔑伊斯兰教。
因此如果此法案有对刑罚设下条款而不会对现有的犯罪实施过重的惩罚；并让回教法庭的法官脱离公务员体系，如同民事庭的法庭，以保证法庭能成为捍卫大马穆斯林的公义机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他会支持有关符合宪法的法案，但前提是接纳其建议以保证法律公正。
即使安华和慕尤丁有希望通过协商来调整有关法案，但伊党并不领情。伊党的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重申，伊党不会加入希盟，也不会和诚信党及行动党合作，现在则延伸至不与土团党和公正党合作。对此伊党副主席伊德里斯阿末指出伊党放眼在下来的大选角逐80个国会议席（在上届大选，伊党角逐73个国席和237个州席，但只赢得21个国席（如今在分裂下，伊党只剩14名国会议员）及80个州席（另5席过档诚信党）。
在没有迹象显示巫统会与伊党合作面对第14届大选下，伊党的独自上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它要面对几方面的夹攻，在行动党的影响下，华人支持伊党的现象可能会减少；马来人则在反对党联盟的争取下，也会使到伊党得票可能减少。这对有意要扩大势力的伊党是严峻的挑战，除非巫统作出有限度的让路，不然伊党要保住上届的席位也是有其困难的。
另一方面，针对大选日期，公正党的领袖拉菲兹揭露大选极可能在7月举行，到时国会已解散，也就不存在哈迪阿旺的私人法案会进入辩论阶段。
拉菲兹提的日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因为刚好过了6月的开斋节，也算是一个欢乐的季节；反之土团党总裁马哈迪则以为9月大选的可能性较大。
不论是7月或9月，一般人都是计算在今年内举行新的大选，虽然首相拥有权力在明年（2018年）的6月前后举行大选，但这样的季节是比较看不清时局的演变；尤其是世界经济走向不会明朗化，也会成为国阵的一个负担。
还有另外的重要因素是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也存在着内部的矛盾和意见的分歧。比如希盟不主张易名（慕尤丁建议改成人民阵线）；委任马哈迪成为顾问的同时，也委任旺阿兹莎出任顾问。这意味着在这个阵线内没有领头羊，无形中会对希盟有看法，毕竟马哈迪已担任首相22年，由他带头领导并没有显示“希盟”变质，反而转过头来抬出马哈迪的形象会有一个象征性的核心人物（目前安华暂时不宜担任顾问职位）。
一旦选举过后，马哈迪也可卸下职务，因为没有参加选举的他是不可能扮演重要和权威性的角色。
既然纳吉已安抚国阵成员党不必对355修正案感到忧心忡忡，而且国阵内也没有出现分裂和内讧的“兄弟阋墙”，也就提供条件给纳吉择日宣布大选。
当下355法令的修正案暂告一段落后，人们的焦点又移向反对党阵线。比较令希盟担心的是从伊党退出来而另组织的诚信党的势力是否能取代伊党？当胡桑慕沙被委为副主席而赋予重任以力挫伊党的锐气时，他能一举扳倒伊党而造就诚信党的时代降临？
就实质而言，不论任何阵线或任何政党联盟，除了应该有共同的标志乃至有基本的共同纲领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位灵魂人物，若是四方权力均等，形成四套马车，就会出现裂痕而各说各话，不利于团结。
总而言之，因为大选的日期可能会冲撞355修正案无法辩论；也可能对法案的辩论再缓一缓。因此究竟伊党是赢家或输家，你说呢？

刊登于2017年4月13日《东方日报》

伊斯兰党被打回原形 （天下纵横）

当首相纳吉在间接上婉拒接过355法令的修正案后，已明显地告知伊斯兰党：到此为止，不要再玩下去了。

虽然伊斯兰党仍然坚持不妥协，会为“回教刑法”的落实抗争到底，但伊斯兰党用什么筹码和条件来促使国会通过355修正案？很显然的国阵成员党中的133名国会议员也许只有巫统议员不会公开反对，但他们缺席议会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伊斯兰党只依靠本身现有的14名国会议员，那是不可能通过哈迪阿旺的私人法案（因为2015年伊党闹分裂，导致开明派另组诚信党，其中有5名是国会议员，再加上另一国会议员离开伊党，就从原本的21席跌剩14席）。

为什么哈迪阿旺非常执着要推动“回教刑法”？不是因为马来西亚法律不完善，而是他要成为主导宗教走向的政党。自从2008年与公正党及行动党合组成“民联”后，它就处处受肘；更不能针对宗教问题表示异议。

既然伊党无法在民联中起带头的角色，也就在2013年大选后重新检讨和审视伊党的未来。其结论是不能够让行动党走在前头，也不能事事让安华来作决定。因此在2013年时，伊党反对安华在补选胜出后出任雪州州务大臣；也反对旺阿兹莎出任大臣。来到2015年，伊党索性与行动党断交。

其实离开了民联的伊斯兰党，希望在国阵内找到一些温情。而在初时双方有些“情投意合”，便认定着这两个政党可能破镜重圆。但如果我们回顾伊党的历史和它的新政治路线图，就可发现巫统和伊党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

例如在1972年伊党在吉兰丹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及后巫统还让出两名中央部长给伊党；再下来是伊党于1974年正式加盟国阵。

未想不到3年，伊党与巫统就起了冲突，其导因是在丹州执政的伊斯兰党，并不嘱意纳雪当州务大臣，但巫统的敦拉萨决意支持纳雪，终于造成伊党的分裂，最后是伊党被“开除”出国阵。由于这场措手不及的分裂，使到伊党处于挨打的地位（在1977年时，已是胡先翁接任首相兼国阵主席，他主张用强硬的手段与伊党一刀两断）。

伊党失去后盾后，只好重新再来，但跌得痛，也伤得深，经过了整整13年（1977-1990），才从废墟中再探出头来。

从那一刻开始，伊党已感悟到它要壮大的前提是与其他反对党合作，而不是走回国阵。也因为这样，伊党才在1999年与公正党和行动党合作，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继后因2004年反对党四分五裂，也就在大选中上演滑铁卢。唯有到了2008年，反对党又再合作，才有了308政治海啸的发生。一夜之间，伊党再掌控吉打州，除了吉兰丹州政权稳如泰山外，也在雪州大有收获。

可是在2013年大选后，伊党比较倾向国阵（巫统），并以为有巫统作为靠山。但巫统更有其难处，如果伊党与巫统一起搞355修正案，肯定会失掉东马的支持，也会进一步失掉华人的支持。在左右权衡下，纳吉选择回归原状，也就意味着伊党得自己看着办了。

事实上，就当今的世界潮流和马来西亚的国情是不可能走向“回教国”的。维持现状，对伊党又有什么损失呢？在此形势下，究竟伊党是要回到反对党阵线或自行上路？就得尽快做出决定，现在倒是轮到伊斯兰党何去何从？

不过来到最后一分钟没有人可以知道哈迪阿旺要玩什么牌？

刊登于2017年4月10日《号外周报》第832期

谁会拿子女教育作赌注？（跃马扬鞭）

一向只关心和鼓吹维护单一族群权利的土著组织，竟令人意料之外地在4月2日举行圆桌会议，主题是：“统考存废争议性”。除了大会在预料中通过议案促请“政府正式拒绝承认统考文凭，因为统考不符合教育法令下的教育政策等等”。

究竟“土著权威组织”（Persatuan Pribumi Perkasa）（简称Perkasa）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它的权威又是在哪里？

它的发起人依布拉欣阿里（Ibrahim bin Ali）是一位善变的政治人物。1951年出生于吉兰丹，最初参加伊斯兰阵线（Berjasa(1978-1981）。这个党是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由当时的吉兰丹州务大臣纳西所组织。在吉兰丹参选演成巫统、伊党和伊斯兰阵线的三角战，伊党也在这场选举中（1978年）失利，失掉吉兰丹州政权改由国阵执政。

吉兰丹在国阵执政下，依布拉欣阿里又跳入巫统（1981-1991），继之转去46精神党。在1990年大选失败后，依布拉欣阿里又跳槽回巫统（1991-2003）。到了2008年，他正式加入伊斯兰党。也是在这一年，他代表伊党再度当选巴西马国会议员（在这之前，他有两度当选国会议员）。

这一年（2008年）刚好是反对党刮起反风而一举夺下5个州政权，国会议员也跃增至82席（包括依布拉欣在内）。

可是依布拉欣是拴不住的野马，他在2009年发起组织土著权威组织，是一个倡导马来人至上的非政府组织（又离开伊党成为独立人士）。在2014年时，依布拉欣声称其组织已有42万名会员（到底是否有此数目不得而知）。但无可否认的，这个组织成立后十分活跃，也似乎是一个反共不亲华的组织；更对净选盟的运动给予反击和打击。由于行为偏激，出言不逊，因而被外界形容为种族主义的组织，也被形容为“激进主义”的组织。

本来一向以来土权组织并未触及华教问题，但在此时渲染此课题显然是有政治议程的，为朝野政党解围。

与此同时，我们也意外地读到一位主讲者的论调是荒谬与站不住脚的。

这位身为国民大学族群关系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张国祥及乎信口开河地说：“部分华裔家长明知道统考或独中非国家教育体制主流，却还是把孩子送入独中念书。接着他们又企图利用政府“凡事可商量”的心态施压，要“鱼与熊掌”都兼得。”

“虽然政府至今没有官方承认统考，但统考生仍得以进入私立大学深造。倘若往后政府承认统考就会出现统考生在政府大学“抢滩”的事件。在政府大学名额有限下，就会发生种族鸿沟进一步扩大而更难以修补。”

张国祥的言论一边是责怪一些华文中学不愿接受改制成为独中，把自己孤立在国家教育制度外；另一边显露出独中的存在和对统考的承认是不必要的。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最主要的是，1961年的教育法令，将华校切成两半，归顺的则成为国民型中学，不归顺的成为独立中学。至于家长送孩子进独中是有正当的理由，这也是教育法令允许的。

其一，独中有较完善的华教体系，但也不忘推行三语教育。

其二，因为国家的教育政策有了改变，在70年代中期后全面推行国语教学，也就触动家长将子女送进华校，亦有部分进入独中。

其三，家长也知道独中生有另外的出路，海外也有市场，也就不坚持一定要进国民型中学和政府大学。

其四，每个家长都不会拿孩子的教育作赌注，绝不可能故意送孩子进独中，然后通过抗议和运动迫使政府就范，这样的时代已过时了。

正由于家长是堂堂正正将子女送进独中，也对独中教育有信心，根本不存在“故意心态”，因此张国祥的怪论是不公平也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相信文化是多元性的，教育也是多元性的，那么多元教育又有何不当之处呢？

刊登于2017年4月10日《南洋商报》

新关仔角何时脱胎换骨？（现代春秋）

一则来自澳洲旅游网站的消息说，槟城新关仔角（Gurney Drive）已被评选为全球第25个有生之年必须旅游的景点，它排名在第13位。

虽然身为槟城人对这样的评价感到自豪，但我则认为相关的评选是“言过其实”，也无法让人感受到此生非来不可。

究竟新关仔角是怎么样的“独一无二”的景点？非得此生来游玩？这真是有些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脑，因为新关仔角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也不长，不论从建筑结构上或街道宽度上或海滩污泥堆积发出异味来看，它都是不起眼的，除非将它改头换面，否则现在的新关仔角简直是“残旧”的旅游景点，一点也不美丽，更已失去昔日的光彩。

故事得从历史说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莱特于1786年登陆槟榔屿的地方在后来称之为“旧关仔角”，就是所谓的“康华丽堡”（英国人命名的城堡Fort Cornwallis）或“乔治市”（Georgetown，由莱特命名的）的地方，这是有些历史依据的，但“关仔角”就不知道从何而来。

按照我的猜想，在昔日有一座华人设立的公馆，称之为“Corner Club”，久而久之，当地的华人就为这个地方取名为“关仔角”，即取Corner Club的译音。

至于洋人则将之称为“Esplanade”，意为面向大海的“休闲广场”（它的大草场就在康华丽堡旁）。由于它与康华丽堡（城堡）俟在一起，也就被视为是在1786年由莱特所“开辟”的。

在1930年，市政局计划在沿关仔角北上的不远处开辟一条新海堤路，但因部分土地属于私人，也就由市政局买下。在1934年终于完成第一阶段的工程，全长510尺，且在同年10月10日正式开幕，命名为“北岸道”（Northern Drive）。翌年（1935年），有关公路延长至1970尺，开放给公众人士使用。

到了1940年，这段“北岸道”已发展到2380尺长。本来打算再延长衔接至弯岛处，因日本南侵，一切计划停顿下来。

1952年，英国驻马来亚钦差大臣亨利葛尼（Henry Gurney）在1951年被马共伏击丧命。为纪念这位“反共大臣”，一些英殖民官员建议将车水路（Burm1h Road）改为葛尼（Gurney Road），但不被接受，反而建议将北岸道改名为“葛尼道”（Gurney Drive）。于是在1952年8月29日正式命名为“葛尼道”。

不论是“北岸道”或“葛尼道”，当地的华人一律称之为“新关仔角”，而将原来的关仔角冠上“旧关仔角”之名，以作区别。巧合的是，Corner Club后来也迁至新关仔角。这样一来，两个名胜地相互映辉。

不过在1956年独立前夕，市政局总监建议将“葛尼道”改称为“独立大道”，结果获得通过，而在1957年9月3日正式命名为“独立大道”，并将邦格律尾端的交通圈命名为“葛尼交通圈”。

讵料市议会财政小组会议否决换名，也就保留了原名。

及后在1962年及1963年又有议员提出改名为“松柏道”（因靠近海滩种有一排排的松柏），可是又没有下文（在1962年及1963年时，乔治市议会已归由左翼的社阵执政自然对反共的殖民地高官没有好感，但就不知为什么数次易名不成，似乎不曾看过这样的会议记录）。

虽然如此，葛尼道或新关仔角道路的延长还是在继续进行。在1966年时，全长6261尺，长逾1英里通车。

早年新关仔角只有一些旧洋房，风景优美；尤其是海风吹来更是凉在其中。在60年代，其海滩是干净和洁白的，可以下水游泳，也可以拾蚌蛤和捉螃蟹。

除此之外，在早晨和夕阳西下时，总是有许多人在长堤上散步，这些悠闲的老人或小孩或壮年人都慢条斯理在散步中取乐和呼吸新鲜空气。

可是进入80年代，“新关仔角”已成为风水宝地，不但成为发展商建高楼大厦的适中地点，而且也高价出售豪华公寓。久而久之，一栋栋美丽又豪气万千的公寓、酒店和购物中心林立，交通也跟着繁忙起来而阻塞；更要命的是沙滩被严重污染了。新关仔角不再美丽，直到今天才看到改造工程才开始，但仍看不到新面貌。不知为何澳洲人会列新关仔角非来不可之地？有些不可思议和莫名其妙。

其实在千禧年开始，政府已对新关仔角的改造有了“蓝图”。记得当时的首席部长许子根说，由于日落洞大道通过“以土地换大道”取得完成后，基本上槟岛外环公路已完成第一阶段，下来要在新关仔角一带发展第二阶段的外环公路，一直北上到丹绒武雅。这是需要通过填海计划才能完成的，当然工程也十分浩大。至于第三阶段的工程是从峇六拜横过山边和山地直达新关仔角。还有另提供从社尾到阿依淡有单轨快车的服务。

当这些计划未开展时，却在2008年改朝换代（前朝只能完成日落洞大道这一条“外环公路”）。

今天我们又面对新一轮的发展。根据林冠英首席部长说，新关仔角60英亩的填海地将打造一个综合餐厅、湿地公园、沙滩及沿海红树林的新关仔角港湾（码头）（Gurney Wharf）。他认为在2018年完竣后，新关仔角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关这60亩填海是由东家集团（E&O）所主导。他指出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在将来这长达1.5公里的风景线势必成为槟城的新地标。

根据行政议员林峰成说，全部填海共131英亩。有人质问另外的70英亩又作何用？对此，媒体的消息指出，私人集团有计划发展成一个保健度假城（Wellness City of Dream）的高尚医疗村（约占地50英亩）。

这种医药旅游的扩充也将意味着槟城将成为另一个国际医疗旅游的中心点，在这方面，新填海地区将会建造八条通道的宽敞大道。

这个的愿景若能逐一完成，新关仔角在脱胎换骨后也肯定成为“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是一块真实灿烂的土地”。当一切美梦快成真后，如果有人一生不来新关仔角，我们相信他（她）是有所遗憾的。

刊登于2017年4月10日《光华日报》

反对党阵线跌宕起伏 （直挂云帆）

在50年代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使用共同的标志是偶然的结合，它起于马华邀巫统在1952年联手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结果取得大捷：马华赢得6席、巫统赢得3席；而来势汹汹由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亚独立党（他在1946年创立巫统后，因不满党不同意开放门户，容纳非马来人入党，愤而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只赢得2席，大大地打击了拿督翁的斗志。结果促成巫统和马华连同国大党在1954年组成“联盟”，标志是帆船。
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中共赢得51席，剩下的1席归伊斯兰党夺得；而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连拿督翁也在新山遭遇滑铁卢（在选举前，拿督翁是英殖民地政府委任的“内政部长”，东姑只是一名行政议员）。
未想拿督翁的失败也改写马来亚的历史，东姑身为联盟主席出任马来亚联合邦（自治邦）的首席部长，拿督翁失掉官职，只得靠边站。
当年（1955年）的选举，巫统分得35席，马华15席及国大党2席（这种格局也就在后来成型了）。其中一个理由是注册的选民只有128万人，马来人占107万（84%）、华人只占14万（14.2%），自然不可能有更大的索求。另有46名立法议员是由英殖民政府委任的，林苍祐就是被委任的联邦立法议员，且出任联盟党鞭。
另一方面，反对党不甘示弱，在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主催下，他成功地在1957年2月份召集所有反对党举行会议，以组成反联盟阵线。出席的代表有人民党、劳工党、泛马回教党（即伊斯兰党）、吡叻国民协会（马来人政党）、人民进步党及马来同盟。由于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合作，剩下人民党、劳工党及进步党再度商谈，最后只剩下人民党和劳工党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日）成立“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使用牛头、锄头和笔作为党徽。
1963年，由于巫统内的左翼部长阿都亚兹（农业合作社部长）与东姑闹翻（东姑不接受阿都亚兹鼓吹合作社以阻止中间人的牟利，触犯了资本家的利益）。在被开除后，他结合马来左翼分子成立“国民议会党”，且在1963年参加了“社阵”。一时之间社阵势力获得膨胀。
因为左翼的社阵主张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且与印尼的苏卡诺总统有联系，以致在1964年的大选（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社阵兵败如山倒，只赢得两个华人国会议席。
更不幸的是，这一批左翼领导连同伊斯兰党领袖在1965年被捕，被指控企图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
经此一变，左翼统战节节失利；尤其是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后，几乎整个马来社会不再赞同回教是与社会主义共存共荣的。而左翼政党也在新加坡、马来亚、汶莱及砂拉越先后受到打击和重创。
正当左翼统战酝酿变化的时刻，另一股第三势力悄然崛起，在李光耀领导下，他于1965年初促成非左翼的反对党结成“统一阵线”，称之为“团总”（马来西亚团结机构），其成员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砂拉越马华达党、人民联合党、民主联合党及人民进步党。紧接着新加坡也在1965年8月9日脱离来西亚，“团总”也就无疾而终。
没有了李光耀和左翼统战参加的议会选举（劳工党杯葛1969年的大选），也就提供机会给非左翼的政党取代了反对党的政治真空。1969年大选崛起的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进步党不但填补政治真空，而且几乎动摇了联盟的执政根基（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带来了政局的洗牌）。
在洗牌的过程中，第二任首相敦拉萨（1970年拜相）决意收编反对党和重新组成新的联合阵线，“废弃”已不受欢迎的“联盟”。
就这样在1974年“国民阵线”（国阵）诞生了，不再是三党组成，而是扩大成9党组成统一阵线（今天共有13个成员党），选用“天秤”标志取代“帆船”。在强势统治下，国阵一直维持其执政地位一直到今天。
即便在1990年，东姑拉沙里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也只能分别与伊斯兰党组成回教团结力量（Angkatan Perpaduan Ummah）及与行动党组成“人民团结力量”（Gagasan Rakyat Malaysia）。这种小规模的组合几乎无法与国阵相抗衡。到头来是46党成绩差强人意，只是扶起伊党在吉兰丹重新执政。
在不能震撼国阵下，东姑拉沙里意兴阑珊，终于在1996年吃回头草，解散46马来人党（后期改名），号召党员回巢。
当1998年发生安华跌马事件，才又有了新的反对党阵线出现。安华组成了（Barisan Alternatif）“替代阵线”，成员有国民公正党、行动党、伊党及人民党，但没有共同党徽。
这个阵线在1999年的大选给伊党带来空前的大胜利，但却给行动党带来“灾难”。在面对伊党不断鼓吹“回教国”下，行动党于2001年离开替阵。自此之后，替阵形同虚设，在2004年消失。
没有了反对党阵线，反对党在2004年大选时自相残杀，成绩一败涂地。
唯有到了2008年的大选，在安华的调兵遣将下，终于出乎意料地扭转整个政局，反对党连夺5个州政权，国会议员也激增至82名（总数222）。
为免夜长梦多，安华及快地又成立了新的反对党阵线，称之为“Pakatan Rakyat”（人民联盟，简称民联）。
虽然民联继续操作，但在2009年推出的共同标志“梅花形态外加三个弯月”。可惜一直没有注册，也就在2013年大选时还是各用各的党徽竞选。这潜伏了危机随时爆发。
果然不出所料，2015年伊党在大会上通过与行动党断交，又把党内的开明派扫出中央，自然引发内斗而有一批人另立“国家诚信党”（Parti Amanah Negara）。很快地公正党、行动党又与诚信党组成新联盟，取名为“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建议易名为“人民阵线”（Barisan Rakyat）以对抗国阵（Barisan Nasional），就不知会有定案吗？

刊登于2017年4月6日《东方日报》

香港女特首是“女娲”化身？ （现代春秋）

毫无悬念的，当香港原特首梁振英于2016年12月9日公开宣布因家庭事故不再寻求连任后，原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第二把交椅）即辞卸政务司长职官职，就意味着他是呼之欲出的特首。

虽然梁振英表面上是因家庭问题放弃竞选连任，但实际上是北京认为应该换人走马上任，因为梁振英的民意太低了。

与此同时，北京也看好林郑月娥的忠诚是值得信赖的，也就授意她准备成为香港第一把手。

由于林郑月娥是北京“钦点”的一号人物，自然以高票获得提名（579人），她只要多得22票，就达到601票而当选特首了。

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凡是要成为特首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150人（选举人）的提名，否则即被淘汰。本来今次叶刘淑仪是势在必选的，未料马失前蹄，突然杀出林郑月娥，顿时改变了整个政局（林郑月娥曾在2016年11月间宣布去意已定，不会竞选特首。讵料临时受命，要她取代梁振英“收拾残局”），这样一来，叶刘淑仪不仅痛失支持者，也未能取得足够的“入门票”，只能与特首擦肩而过了。

其实叶刘淑仪也不是等闲之辈，她与曾荫权、梁振英及林郑月娥一样，都是公务员出身的。这位被形容为“港岛票后”的女将一度是甚受欢迎的精英人物，在董建华当特首的年代（1997-2005），她曾被委为保安局长，支持落实基本法中的23条文（允许警方在无庭令下得以进入嫌疑人住所进行搜查，防止不良分子分裂国家）。意想不到的是在2003年有50万名香港人在7月1日上街大游行，强烈反对第23条文。结果叶刘淑仪请辞到美国再深造，直到2008年再度步入“政坛”。

她在2014年时向《纽约时报》透露，准备在2017年参加特首选举。不幸“出师未捷身先死”，也只得遗憾终生了。虽然她与中方关系良好，但与林郑月娥比起来显然是矮了一截。

无可否认的，2003年的大示威也把董建华的声望拉到谷底，备受千夫所指。在情非得以下，董建华于2005年辞职（他在1996年12月11日当选香港首届特首，以320票击败杨铁梁和吴光正，当年只有400名选举人）。鉴于他的第二任任期未满，也就由第二号人物曾荫权（政务司长）出任代特首（2005年3月12日至6月20日）。接着曾荫权在2005年6月21日当选特首。后来他又在2007年7月1日高票当选特首（这一年，选举人又增至800人，曾获得649票打败梁家杰），直到2012年6月31日期满卸职。

接替曾荫权位职的是梁振英，她在2012年3月25日的选举中以689票击败唐英年和何俊仁。这一年，选举人已增加至1200人。

因为梁振英不寻求蝉联，也就出现林郑月娥强势出马，以777张票击退曾劲华（原财政司长）（365票）及胡国兴（退休法官）（21票）。

本届的选举人共有1194名，他们分别是从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及宗教界，立法议员、区域性组织的代表、香港地区人大代表及香港地区政协代表选出各300人，而由中央任命。所以本届具资格投票选特首者只有1194人（少了6人因事故暂空）。

就香港公布的人口数字共有700多万居民，其中一半即350万已登记成为选民，但选民只能在他们的选区选出各级议员，未能参与特首的投票。

香港居民也基于民主的狭隘，缺乏代表性，不断地争取特首普选，反对由选举人决定特首的命运。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比较明显反对小圈子选特首而且主张直选特首的重要人物是陈方安生女士（她原是英国时期及香港回归后的政务司长，后来辞职抗议，也曾加入示威行列）。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位女精英是已退休律政司长梁爱诗。

她们四个人（陈方安生、梁爱诗、叶刘淑仪及林郑月娥）在香港回归后（1997年）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有者主张特首直选，认真执行“一国两制”；也有者支持中央政策，但倒没有人提出“港独”的主张。“港独”是年轻一代提出的新政治口号，他们从主张香港独立到近期主张通过历史研究来佐证“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不论英国如何通过百多年的统治将香港与大陆切割开来，如何灌输民主思想及在有意无意间排斥共产思想，北京还是决定收回香港主权。

显然中国也没有意思要将香港变成共产社会，也就有了“一国两制”的“产品”，但绝不可成为“反共反华基地”。因此对特首的选举十分谨慎，也就在2014年由中国人大再度针对基本法的特首选举作出释法，维持“选举人选特首的制度”。于是一批香港知识界人士；尤其是大学学术人员发出“占中运动”，后来也易名为“雨伞运动”。

此外，通过2016年的立法议会选举又出现一批年轻人当选议员，而他们的言语和心态完全排斥中国，也就发生了去年9月立法议员宣誓就职仪式的风波。

目前经过法庭的判决，争议已告一段落，但无可否认的，香港社会已因政见之不同出现裂痕，甚至有被撕裂的危险。

在这方面，林郑月娥如何将被切割的社会重新整合起来，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正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现在就看女特首有什么独特的手段，用柔的方式软化某些香港人的抗拒之心。

在这方面，正如前港督彭定康所说的，年轻人要求港独是不行也绝不可能的。但要怎样让香港人认识到他们除了作为中国人外，并不存在“不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如果所过去的三位特首都不能划上完满的句号，那么就只得寄望新女特首能将香港回归成“一个完美”的社会，不再发生如董建华的半路下车；如曾荫权的晚节不保，在监狱受苦受难，及如梁振英的任期未到两届就说拜拜，结果没给香港人留下好印象。

林郑月娥现在似乎不被看好，因此她要加倍的努力证明女人一样行，从而化解“港独”带来的分裂与挑战。正如李嘉诚所说：“现代女娲补天”的传奇出现了。

刊登于2017年4月3日《光华日报》

让355法案谢幕吧！（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于3月29日主持国阵最高理事会后正式宣布，政府不会提呈1965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修正方案，也即是当下被炒热的355法令修正案。这意味着在去年由纳吉同意接手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私人法案，并将进行修改以成为政府法案的转换角色已被取消。因此355法令的修正案在“缺乏”国阵支持下，伊斯兰党强要国会通过扩大回教法庭的权限已是不大可能了。这对伊斯兰党来说无疑是个大打击，但对巫统来说则是松了口气。

由于形势的急转直下，巫统与伊斯兰党的“蜜月期”似乎将提早结束，也会带来政局出现微妙的变化。

首先我们针对“回教刑法”进行剖释，这是伊斯兰党于1993年在吉兰丹州立法议会通过的；继之在2003年伊党又在登嘉楼州议会通过（当时这两个州归伊斯兰党掌权）。

伊斯兰党之所以选择宗教路线是因为这个党的领导人在80年代末探索出新的道路，不再让安华专美于前。安华在1973年以学运领袖的身份发起组织“回教青年运动”（Abim），一时成为浩大的民间组织，有会员近5万人。根据已故伊党国会议员沙农阿末（著名作家）在2000年接受笔者的访问时，毫不讳言地承认安华已夺得“回教青年运动”的主导权，伊党则被视为老化的组织，只能靠边站。

由于安华的从中崛起，他在这以后的动向十分关键，倒向巫统则会壮大巫统；倒向伊党则会让伊党起死回生。正当安华徘徊在两年者之间时（安华曾向笔者承认当时他成为巫统和伊党争取的对象，最后考虑到加入巫统能更快地发挥政治力量，也就无法接受伊党的邀请成为党魁。安华在1981年选择加入了巫统与马哈迪搭档，适度地把回教价值引入行政的操作和系统。换句话说，原本由伊党扮演的角色已逐步转向巫统的马哈迪和安华。在无法与巫统争夺权力下，伊党从1981年到1990年的整整10年是无法重新站立起来的（自1977年，伊党被开除出国阵后，它的政治势力大衰退，不但失去丹州政权，也难以扩充成为全国性政党，直到1990年的大选，因为东姑拉沙里跳出巫统，另组46精神党与伊党合作，才使到伊党重掌丹州政权）。

从那个时候起，伊当认定它的“再度重生”是因为走对了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以宗教为导向的。也是在那个年代，伊党的领导人突出了它们的宗教形象（如党主席法兹诺、丹州大臣、伊党长老会主席聂阿兹及伊党署理主席哈迪阿旺）。因此我们不必惊讶伊党此后一直向宗教的道路滑下去。

其二，伊斯兰党作为一个反对党与右翼的巫统合作是不协调的，也是各怀心思的“政治联姻”。主要是因为左翼的党主席布哈鲁丁于1969年逝世后，由接受“世俗制度”的阿斯里出任党魁。在“513”事件后，伊党于1972年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这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高明策略，在“513”后将反对党收编，从而壮大了巫统在国阵中的领导地位）。

按照政党的意识形态来分析，伊党是以古兰经为导向的，但初期的领导人在世俗的基础上，与左翼的社阵有某种程度的合作，直到1966年因受印尼流产政变的影响才切断了回教与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也是在1966年因语文政策的分歧，左翼的（马来）人民党与左翼的劳工党分道扬镳，解散了“社阵”（社会主义阵线））。

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意外地“大丰收”也在安华的领导下组成“人民联盟”（民联）。可惜彼此之间尚未能推心置腹，而是各有算盘。因此在505华人海啸（2013年）后，伊党感觉到它的影响逐渐转小，于是开始与行动党保持距离，进而指责行动党在有意无意中成为民联的主导者；尤其是在安华第二次坐牢后，更显示伊党与行动党的分歧越来越大，除了在2016年在党大会上宣布与行动党断交的同时，又重新突出回教刑法，使原属地方性课题变成国家大事，弄到满城风雨。

在这方面，纳吉让人摸不透的立场也急坏了国阵成员党及反对党阵线（希盟）。如今大选脚步声已响起，纳吉也实在输不起（在东马国阵有31个国会议席，失掉东马议席，国阵根基就不稳）。

近日纳吉选择U转是完全符合民意的，毕竟没有人会接受“一国两法”和“一国三制”。它所得罪的也许是伊党的宗教分子。相比之下，纳吉的煞车是很关键的。既然要煞车，就干脆将355修正案封尘起来，不再让人民提心吊胆。

刊登于2017年4月3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