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党这一路走来，有两个人是值得一提的。他们的际遇不但相似，而且也因为改写不了槟州的历史，反而被历史改写他们的命运。
第一个人是吴清德，是位饱学之士，哈佛的博士，原在马大执教。1969年民政党上台执政后，他成为被林苍佑拉拢的高级知识份子，因此1974年在高渊国席旗开得胜，从此揭开他的顚波起伏的政治生涯。
第二个人是谢宽泰，在理大毕业后，考取曼谷大学的硕士，专业城市设计，与吴清德一样，英文教育出身。1990年许子根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成为许子根的特别助理，开始他的政治历程。这两位面貌有些相似的书生问政，虽在不同的年代出人头地，但却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吊诡的是，他们的经历有不期而遇的巧合。
吴清德成了林苍佑的爱将的同时，梁棋祥也是他的爱将之一（他与林敬益等人于1973年马华党争后加入民政党）。约在1976年当红的年代，吴清德与梁棋祥成了民政在中央的副部长。1978年大选后，林苍佑提拔梁棋祥出任中央部长，吴清德仍任副部长，意味着他与林苍佑的关系有了变化。
1980年民政党选，林苍佑推荐梁棋祥接班，后来折衷下林敬益胜出，梁棋祥出任老二，原本总秘书这第三把交椅是归吴清德的，但林苍佑推出郑耀林（行政议员）搁路，以致吴清德落空了。
这促使吴清德决心要在1982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以期有朝一日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但又被林苍佑弹回去，仍在国会参选。
于是吴清德在1984年的党选豁了出去。成为曾永森的队伍，分别攻打主席及署理主席，结果败落。他没有受到党的排挤，还是得到林敬益的照顾，得以在1986年保住高渊国席。但是不甘失败的他于1987年党选，竟攻打主席职，他的合作伙伴许岳金则攻打总秘书（此职在后来才改为委任的），同样不敌林敬益阵容。宽宏大量的林敬益不仅没排斥他，更在1990年大选安排他攻打州席。看来有望成为林苍佑接班人。
林苍佑不幸在这一年马失前蹄，但首席部长的接班人不是吴清德而是许子根，他只好屈就担任槟州行政议员。1995年大选他又回到国会参选，再次被林敬益推举为中央副部长。
吴清德显然不认命（二奶命）。既然中央高职他难以染指，因此他在1999年的槟州民政党选，选择直打槟州主席对垒许子根。在他看来这是最后一击。胜了就可凭此党职在大选时问鼎首席部长职，不料又告次失手。而在1999年的大选被除名，首席部长梦碎。及后他退出民政党，从此消失于政坛。
谢宽泰显然是无意中穿上吴清德的鞋，竟走上同一条不归路。他在1995年首次参加大选，在升旗山国会首仗告捷，刷白了升旗山是国阵的“黑区”，他于是脱离许子根走向中央。不容否认的是他从一开始到后来都限于与许子根维持工作上的伙伴关系。
1999年的大选，他面对林吉祥的挑战，使他的政运亮起红灯。在哀兵上阵下，他出乎预料地打了胜仗。从此也就党政两得意，在党的地位扶摇直上，从副总秘书跃上总秘书，同时也被党推荐出任政务次长。
2004年他再次蝉联升旗山国席，官位更上一层楼，先是出任副国安部长，后改任副新闻部长。至此他已经和早期的吴清德一样，属于“二奶级”人物。
不知为何，谢宽泰在人气急升的年代没有在2005年的党选攻打党副主席，反而让后来居上的丁福南以最高票当选，而他继续担任被委的总秘书。
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在排名上，副主席总是在总秘书之上；也导致2008年大选前对首席部长的争夺战也引爆了。许子根是比较嘱意丁福南成为接班人，但谢宽泰也当仁不让要争取出线。因为这样，2008年大选前，首席部长人选宣告“难产”。最后谢宽泰仍打回国席，才确定他与首席部长无缘。这种情况与当年的吴清德的遭遇没有两样。
据料308的大选，民政断送了经营了39年的江山。尽管如此，民政只是下沉而不是消失，谢宽泰也就在今年10月的槟州党选中，依吴清德那一招，退而求其次打州主席，放眼将来夺回政权而有望实现美梦。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谢宽泰的政运与吴清德一样，又是过不了关。
现在的他虽是党中央及州副主席，但气势大不如前，我们不知道谢宽泰的下一棋怎么走？
无论如何，从吴清德到谢宽泰，印证了政治不随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的现实也不是主观改变得了的。时也命也？一时也说不清楚，他们似乎成了民政的“难兄难弟”。
刊于2008年11月10日 《南洋商报》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1.11.08
林冠英新团队露玄机 章瑛罗兴强“被杀出局”
谢诗坚评析
正如我在上期所提到的，林冠英不当槟州主席是因为“人无近忧”，所以不必亲临主政，但“未必没有远虑”，因为政治是不断变化的，没想到经过11月2日槟州行动党改选的结果后，却把他的远虑提前移动。
原本行动党槟州分部的改选也不为人在意，并认为不会出现什么大改变，但现在看来，它已为行动党在槟州的执政提供了警示，因为长期以来在槟州行动党居领导地位的章瑛竟告落马；而贵为槟州秘书的罗兴强也在阴沟里翻船，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主流派要在党内洗牌抑或是党代表们要借党选出一口气？
我们不怀疑新出炉的槟州阵容是林冠英的新团队，也反映出他仍然能“君临天下”控制局面。从当选者的名单来看，除了曹观友是中央级领袖外，其余都是州级领袖。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新的团队是林冠英与曹观友连手打造而成的，显示了本土派与林冠英结合而形成一个以林冠英为核心的队伍，但间中也带出曹观友的实力派是不容低估的。
但为什么一向以来对林吉祥“忠心耿耿”的章瑛会被杀出局呢？这与308大选有直接的关系。
章瑛是在1991年加入民主行动党，先是在党内任职，担任执行秘书之类的工作。1995年大选时来运转，他被党派去攻打峇都兰章州议员。结果这一年行动党在州议席上演滑铁卢，只章瑛一人中选州议员，她开始了孤军作战的旅程，由于旗开得胜，她很快被党倚重，进入中央。1999年大选，她改换跑道，在大山脚另辟战场，又是让她拿下此席，他成了行动党的红人，在党内也人气急升地成为党副秘书长，接着又成为全国妇女组主席。在2004年及2008年她又再蝉联大山脚国会议员。
虽然她之后未能如愿再当上州议员，但身为反对党也没有大碍，她依然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到处跑动。当然她也有遗憾，原本在2008年的大选，她是被委派兼打北赖州议席的，但临阵不得不让出给拉玛沙美，因为攻打峇都加湾国席的拉玛当知悉会面对许子根对垒后，党唯有要求章瑛做出牺牲。就这样拉玛三美在大选胜利后有幸出任第二副首席部长。章瑛则与州议席擦身而过。
如果章瑛也是州议员的话，那么308大选后组成的新政府，肯定有章瑛的份成为州行政议员，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后来的故事据说是章瑛在当时极力推荐王国慧出任州行政议员，显示党重视女权，不然没有妇女在州政府内，是一大缺陷。她的建议受到了重视后，又传出由于行政议席不够分配，也使得彭文宝有所不服。因他也是三届州议员。不应无缘入选。
根据所知，行动党当时在争7名州行政议员，又担心可能只有6个，算来算去又似乎僧多粥少。最后行动党以7个州行政议员再加一个首席部长，成为最大的赢家，也就使政务的分配各安其位，彭文宝也得偿心愿。
尽管彭文宝与林峰成双双入阁，但早前的龃龉，已使一些人对章瑛有意见。
还有在大选前对候选人的议席分配，章瑛也为王国慧争得一席（王国慧来自双溪大年，其父亲王绍雄早年是民政党吉打州议员），使到原本有意上阵的准候选人陈楷宗也找不到议席，这也为章瑛种下祸根。消息这么说，大山脚的余万祥早年是支持章瑛出征大山脚的。他们两人的关系后来起了变化，以致章瑛在大山脚的党内“树敌”。因而在今年7月的大山脚区联委会改选上，把章瑛从主席位上拉下。由那一个刻开始，形势已对章瑛不妙，但不信邪的她依然相信党会重视她的贡献。果然她在8月的中央改选中，安然无恙地过关，且继续担任原职。这意味着她在党中央的地位不变，丢了大山脚的区会主席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真没想到，在11月的槟州改选会议上她会再次翻船，原本担任署理主席的她，决定在这次的改选中捍卫党职，她与曹观友是参加州选的仅有的两名中委。较早前林冠英等人已宣布退选。也有消息说，党内在选前有人建议党中委不要参加州选，给机会较年轻的一代。但此议仅是讲讲，毕竟曹观友与章瑛任主席与署理主席多年，对领导308大选没有大功也有苦功。而且大选胜利不久，不宜更换领导层。就这样，他们两人在提名册中。
曹观友是在2000年接任槟州主席的，他一路来给人的形象是好好先生，不是争议性人物。因此他的过关是预料中事，如今又重任槟州主席，也是预料中事。
反之章瑛则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她在大选前或大选后被认为“得罪”一些人，所以这次要借州选再杀她一个人翻马仰（早前已传出她的选情告急）。她的落选固然可以让那些要“教训”她的人“额手称庆”，但也预伏一些未可见的“矛盾激化”。目前尚看不出会有什么后果，日后则不得而知。她的两度受到“伤害”也反映出她在党内已面对阻力，要更上一层楼已不这么容易了。
另外一位罗兴强，目前是州行政议员，他是在1999年取代章瑛的州议席成为州议员，也是一人在州议会内“独战群雄”。他的表现尚算称职，为行动党留下一盏灯。
2004年大选，他不幸落马。但他借党职继续服务，其文告与记者会并不亚于州议员。也正是在这个失落的时刻，他当上州秘书，让他有机会“大展身手”。
不过党内消息说，罗兴强自从担任州行政议员后，就疏于党务，也与党员的联系大为减少火了。还有党内也有人对他主管州旅游事务的表现有意见，也就借这次州选给他一个“教训”。没想到真的“动了真格”，相信罗兴强也是始料未及。这与较早前还有人预测他是未来的州新领导人大相径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罗兴强本身也弄不明白。抑有进者，在州选后的委任职上，他也榜上无名，这对罗兴强今后的官运有何影响，一时也看不出来。目前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王国慧是没有党职的州行政议员。
我们不知道章瑛与罗兴强这一对“难姐难弟”未来的政途如何，但我们知知道这对槟州行动党来说，是变化的开始。在外界人看来，露玄机也有迷思，自然会有诸多猜测和猜想：是不是过了头？“教训”变成“人头落地”？
究竟这变化意着什么？我们可以从州委名单中窥见一二。卡巴星的公子佳日星及另3位印裔都当选州委，马来代表朱基菲也当选，余者10人是华裔党员。这之中引人注目的是林慧英（冠英之妹）当上副主席，而新科议员郭庭恺当上秘书取代罗兴强。章瑛的署理主席被林峰成取代。行动党元老陈尔奕（前州议员）的公子陈翰威出任槟州财政。与世无争的郑雨舟也高票当选。林冠英的政治秘书黄伟益名列榜内；与章瑛有“牙齿印”的彭文宝有幸过关。
这之中的吊诡是郭庭恺的突然冒起。原本在当选州议员后保持低调的他，为何会一炮而红？其中奥妙，日后才能见端倪。
至于受委的州委，有落选的陈宗兴、刘敬亿及克利斯南，退选的林冠英特别助理魏祥敬（他们说他是党内的活字典，已取考法律学位，尚待取得执业证）及曹观友的爱将郑来兴。一共20人组成了一个没有林冠英在内的林冠英团队，正是符合当权派的心意，也是一个平衡的阵容。但值得重视的是：“本土派”在这次改选中虽然以林冠英马首是瞻，但他们的实力也得到强化。这些人对天将天兵尚有未能消化的感受，需要一些时日调和。这就要看林冠英的功夫了。除此之外，林冠英也要融入“本土派”之内，与他们同甘共苦，不然日后又会衍生问题。
虽然人们不认为这次州选是“政治地震”，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小地震”。两员大将的跌马看来问题不大，实则问题不小。党要如何修补造成的“隙缝”也是林冠英不得不考量的。
既然选举已过，尘埃落定，争议已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个在壮大阵容的党（肯定有更多党员更多支部区部的出现），今后如何将新与旧，年青与元老揉合在一起而各安其位成为行动党的一个新的考验。
由于行动党已是槟州政府，因此新的州委更是任重道远，他们肩负的不仅是党的希望，也肩负着人民的希望。这个双重的重大责任，就由这一届的州委来承担和表现了。他们能不负众望吗？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新届槟州民主行动党州联委会名单：
主席：曹观友 署理主席：林峰成
副主席：林慧英、佳日星
秘书：郭廷恺 副秘书：杨顺兴
财政：陈翰威
政治教育主任：黄汉伟
组织秘书：郑雨周 副组织秘书：哈敏达星、陈宗兴
宣传秘书：黄伟益
票选州委：彭文宝、雷尔、丹那斯佳南、朱基菲
受委州委：陈宗兴、刘敬亿、郑来兴、克利斯南、魏祥敬
议长为苏建祥
当选的15名州委：
佳日星 173票
郑雨周 159票
曹观友 154票
雷尔 152票
林峰成 130票
陈翰威 130票
郭廷恺 126票
黄伟益 125票 ●
哈敏达星 117票
林慧英 110票
朱基菲 109票
杨顺兴 106票
黄汉伟 104票
彭文宝 100票
丹那斯佳南 98票
落选候选人及所得票数
赵善辉 94票
刘敬亿 89票 ●
罗兴强 89票
章瑛 88票
尼杰 60票 ●
克利斯南 55票
郑福荣 53票 ●
温维安 46票 ●
吴婉银 46票 ●
陈秋平 44票 ●
张艾淋 41票 ●
黄水明 41票 ●
蔡义胜 40票 ●
古南巴兰 40票 ●
陈宗兴 39票
蔡义达 38票 ●
魏祥敬 36票
陈楷宗 8票 ●
● 为首次参加竞选的新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正如我在上期所提到的，林冠英不当槟州主席是因为“人无近忧”，所以不必亲临主政，但“未必没有远虑”，因为政治是不断变化的，没想到经过11月2日槟州行动党改选的结果后，却把他的远虑提前移动。
原本行动党槟州分部的改选也不为人在意，并认为不会出现什么大改变，但现在看来，它已为行动党在槟州的执政提供了警示，因为长期以来在槟州行动党居领导地位的章瑛竟告落马；而贵为槟州秘书的罗兴强也在阴沟里翻船，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主流派要在党内洗牌抑或是党代表们要借党选出一口气？
我们不怀疑新出炉的槟州阵容是林冠英的新团队，也反映出他仍然能“君临天下”控制局面。从当选者的名单来看，除了曹观友是中央级领袖外，其余都是州级领袖。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新的团队是林冠英与曹观友连手打造而成的，显示了本土派与林冠英结合而形成一个以林冠英为核心的队伍，但间中也带出曹观友的实力派是不容低估的。
但为什么一向以来对林吉祥“忠心耿耿”的章瑛会被杀出局呢？这与308大选有直接的关系。
章瑛是在1991年加入民主行动党，先是在党内任职，担任执行秘书之类的工作。1995年大选时来运转，他被党派去攻打峇都兰章州议员。结果这一年行动党在州议席上演滑铁卢，只章瑛一人中选州议员，她开始了孤军作战的旅程，由于旗开得胜，她很快被党倚重，进入中央。1999年大选，她改换跑道，在大山脚另辟战场，又是让她拿下此席，他成了行动党的红人，在党内也人气急升地成为党副秘书长，接着又成为全国妇女组主席。在2004年及2008年她又再蝉联大山脚国会议员。
虽然她之后未能如愿再当上州议员，但身为反对党也没有大碍，她依然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到处跑动。当然她也有遗憾，原本在2008年的大选，她是被委派兼打北赖州议席的，但临阵不得不让出给拉玛沙美，因为攻打峇都加湾国席的拉玛当知悉会面对许子根对垒后，党唯有要求章瑛做出牺牲。就这样拉玛三美在大选胜利后有幸出任第二副首席部长。章瑛则与州议席擦身而过。
如果章瑛也是州议员的话，那么308大选后组成的新政府，肯定有章瑛的份成为州行政议员，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后来的故事据说是章瑛在当时极力推荐王国慧出任州行政议员，显示党重视女权，不然没有妇女在州政府内，是一大缺陷。她的建议受到了重视后，又传出由于行政议席不够分配，也使得彭文宝有所不服。因他也是三届州议员。不应无缘入选。
根据所知，行动党当时在争7名州行政议员，又担心可能只有6个，算来算去又似乎僧多粥少。最后行动党以7个州行政议员再加一个首席部长，成为最大的赢家，也就使政务的分配各安其位，彭文宝也得偿心愿。
尽管彭文宝与林峰成双双入阁，但早前的龃龉，已使一些人对章瑛有意见。
还有在大选前对候选人的议席分配，章瑛也为王国慧争得一席（王国慧来自双溪大年，其父亲王绍雄早年是民政党吉打州议员），使到原本有意上阵的准候选人陈楷宗也找不到议席，这也为章瑛种下祸根。消息这么说，大山脚的余万祥早年是支持章瑛出征大山脚的。他们两人的关系后来起了变化，以致章瑛在大山脚的党内“树敌”。因而在今年7月的大山脚区联委会改选上，把章瑛从主席位上拉下。由那一个刻开始，形势已对章瑛不妙，但不信邪的她依然相信党会重视她的贡献。果然她在8月的中央改选中，安然无恙地过关，且继续担任原职。这意味着她在党中央的地位不变，丢了大山脚的区会主席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真没想到，在11月的槟州改选会议上她会再次翻船，原本担任署理主席的她，决定在这次的改选中捍卫党职，她与曹观友是参加州选的仅有的两名中委。较早前林冠英等人已宣布退选。也有消息说，党内在选前有人建议党中委不要参加州选，给机会较年轻的一代。但此议仅是讲讲，毕竟曹观友与章瑛任主席与署理主席多年，对领导308大选没有大功也有苦功。而且大选胜利不久，不宜更换领导层。就这样，他们两人在提名册中。
曹观友是在2000年接任槟州主席的，他一路来给人的形象是好好先生，不是争议性人物。因此他的过关是预料中事，如今又重任槟州主席，也是预料中事。
反之章瑛则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她在大选前或大选后被认为“得罪”一些人，所以这次要借州选再杀她一个人翻马仰（早前已传出她的选情告急）。她的落选固然可以让那些要“教训”她的人“额手称庆”，但也预伏一些未可见的“矛盾激化”。目前尚看不出会有什么后果，日后则不得而知。她的两度受到“伤害”也反映出她在党内已面对阻力，要更上一层楼已不这么容易了。
另外一位罗兴强，目前是州行政议员，他是在1999年取代章瑛的州议席成为州议员，也是一人在州议会内“独战群雄”。他的表现尚算称职，为行动党留下一盏灯。
2004年大选，他不幸落马。但他借党职继续服务，其文告与记者会并不亚于州议员。也正是在这个失落的时刻，他当上州秘书，让他有机会“大展身手”。
不过党内消息说，罗兴强自从担任州行政议员后，就疏于党务，也与党员的联系大为减少火了。还有党内也有人对他主管州旅游事务的表现有意见，也就借这次州选给他一个“教训”。没想到真的“动了真格”，相信罗兴强也是始料未及。这与较早前还有人预测他是未来的州新领导人大相径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罗兴强本身也弄不明白。抑有进者，在州选后的委任职上，他也榜上无名，这对罗兴强今后的官运有何影响，一时也看不出来。目前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王国慧是没有党职的州行政议员。
我们不知道章瑛与罗兴强这一对“难姐难弟”未来的政途如何，但我们知知道这对槟州行动党来说，是变化的开始。在外界人看来，露玄机也有迷思，自然会有诸多猜测和猜想：是不是过了头？“教训”变成“人头落地”？
究竟这变化意着什么？我们可以从州委名单中窥见一二。卡巴星的公子佳日星及另3位印裔都当选州委，马来代表朱基菲也当选，余者10人是华裔党员。这之中引人注目的是林慧英（冠英之妹）当上副主席，而新科议员郭庭恺当上秘书取代罗兴强。章瑛的署理主席被林峰成取代。行动党元老陈尔奕（前州议员）的公子陈翰威出任槟州财政。与世无争的郑雨舟也高票当选。林冠英的政治秘书黄伟益名列榜内；与章瑛有“牙齿印”的彭文宝有幸过关。
这之中的吊诡是郭庭恺的突然冒起。原本在当选州议员后保持低调的他，为何会一炮而红？其中奥妙，日后才能见端倪。
至于受委的州委，有落选的陈宗兴、刘敬亿及克利斯南，退选的林冠英特别助理魏祥敬（他们说他是党内的活字典，已取考法律学位，尚待取得执业证）及曹观友的爱将郑来兴。一共20人组成了一个没有林冠英在内的林冠英团队，正是符合当权派的心意，也是一个平衡的阵容。但值得重视的是：“本土派”在这次改选中虽然以林冠英马首是瞻，但他们的实力也得到强化。这些人对天将天兵尚有未能消化的感受，需要一些时日调和。这就要看林冠英的功夫了。除此之外，林冠英也要融入“本土派”之内，与他们同甘共苦，不然日后又会衍生问题。
虽然人们不认为这次州选是“政治地震”，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小地震”。两员大将的跌马看来问题不大，实则问题不小。党要如何修补造成的“隙缝”也是林冠英不得不考量的。
既然选举已过，尘埃落定，争议已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个在壮大阵容的党（肯定有更多党员更多支部区部的出现），今后如何将新与旧，年青与元老揉合在一起而各安其位成为行动党的一个新的考验。
由于行动党已是槟州政府，因此新的州委更是任重道远，他们肩负的不仅是党的希望，也肩负着人民的希望。这个双重的重大责任，就由这一届的州委来承担和表现了。他们能不负众望吗？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新届槟州民主行动党州联委会名单：
主席：曹观友 署理主席：林峰成
副主席：林慧英、佳日星
秘书：郭廷恺 副秘书：杨顺兴
财政：陈翰威
政治教育主任：黄汉伟
组织秘书：郑雨周 副组织秘书：哈敏达星、陈宗兴
宣传秘书：黄伟益
票选州委：彭文宝、雷尔、丹那斯佳南、朱基菲
受委州委：陈宗兴、刘敬亿、郑来兴、克利斯南、魏祥敬
议长为苏建祥
当选的15名州委：
佳日星 173票
郑雨周 159票
曹观友 154票
雷尔 152票
林峰成 130票
陈翰威 130票
郭廷恺 126票
黄伟益 125票 ●
哈敏达星 117票
林慧英 110票
朱基菲 109票
杨顺兴 106票
黄汉伟 104票
彭文宝 100票
丹那斯佳南 98票
落选候选人及所得票数
赵善辉 94票
刘敬亿 89票 ●
罗兴强 89票
章瑛 88票
尼杰 60票 ●
克利斯南 55票
郑福荣 53票 ●
温维安 46票 ●
吴婉银 46票 ●
陈秋平 44票 ●
张艾淋 41票 ●
黄水明 41票 ●
蔡义胜 40票 ●
古南巴兰 40票 ●
陈宗兴 39票
蔡义达 38票 ●
魏祥敬 36票
陈楷宗 8票 ●
● 为首次参加竞选的新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走进历史隧道 （天下纵横）
10月26日我参加了21世纪联谊会等团体在槟城举行的前马共图片展览会及座谈会，我走进了历史隧道。
讲座会由李其木（方山）主持，两位主讲者分别是前任及现任21世纪联谊会会长梁广和与蔡建福。他们把在座的听众拉到60年前的残酷斗争的年代，让人深深地感觉到他们这一路走来充满血和泪，爱与恨。
蔡建福主要讲述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8年紧急状态前马共的公开活动。他有提及今天听起来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故事，那就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马共已下山公开活动。当时英军准备卷土重来，而日本投降军约有9万名尚未撤走，马共则有1万2千名的战斗员。日本在马的军方有提及“协助马共抵御英军重临马来亚”，但不被马共所接受。
马共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日蝗军视马共为第一号敌人，也在日治时期对华人大开杀戒，罄竹难书。面对这样的一个穷凶恶煞的敌人，谁敢相信他们是“真心帮马共打英军”？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会信，断然拒绝是意料中事。
再者，当时马共的头子莱特是尚未被揭发的大特务（除了是日本潜在马共的特务外，也是英方的特务），当然也不会有此想法，而是认为与英国合作说不定会受到更大的好处。就这样日军枉做小人，英军也就顺利登陆了，并和莱特达成“和平相处”的商议。
英军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马共缴械。于是在1946年正月有一个庞大的仪式见证6000名马共战士复原，重投社会；另有一半马共不回应，静观其变。就这样，英军取得了时间大批调动军队入驻马来亚，使到马共的力量相对削弱。
如果换做是今时今日，连鬼也不相信日蝗军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何况当时的马共在日治时有过与英军的秘密合作，未曾也不可能与侵略者的日军有过合作的纪录。
因此这里出现一个吊诡：如果当年马共与日军合作，是否可把英军排除在外？马共又如何面对国际社会？
从这样看来，当年马共不接受日军的献议是对的，因为在中国，也对日军咬牙切齿，万一马共与日军合作，那可是乱套了。
至于马共后来与英军的矛盾扩大和加深，那是涉及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潮的斗争，也与英军担心中共坐大后对马共的支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英国快刀斩乱麻的先提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1946年），后在马来人反对下才另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当英国人结合右翼的势力站稳后，它就一脚把马共踢开；而马共的还击也就成为两股势力的尖锐斗争。在情势危急下，英军使出杀手锏，实施紧急法令，大举逮捕马共及亲共人士，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在没有选择下，唯有走入森林，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在1948年打响了。
蔡建福就是阐述在这3年间的抗英斗争的事迹。间中带出近万名的马共与几十万名英军的不懈斗争；还有据不完全统计，约6万人也因各种因素到了中国。
至于梁广和则是从1948年的紧急状态后，讲述英军如何残暴的对付马共及被认为支持马共的人士。根据他的统计，到了1948年底，已有13000人被捕或被驱逐出境，并有400多人被杀害。
更令马共愤慨的是，英军为杜绝村民（主要是华人）对马共的支援，将大批华人驱赶入被铁制网围起来的地方居住，前后高达5百余万人。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华人新村”
他指出英军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如强行搬家，或拉倒房屋或烧掉住家以迫使华人就范，其中的过程血泪斑斑。他认为在英军的严管下，所谓新村如同集中营，也是变相的扣留营，目的是让在森林作战的马共缺粮和断粮。
可是，梁广和说，马共并没有屈服，而是与英军围旋到底。根据他的统计，从1948年到1954年的5年内，共进行1万9千多次的战斗和军事行动。其频密之程度，令人诧异。因此，他认为马共与英军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而不是所指的动乱。
不论各方有何不同的解释，从1945年日军投降后开始，英军和马共的“私定终身的蜜月期”（即在森林双方签订对付日军的协定）已告结束。老谋深算的英国也不可能与马共“共享政权”，因为彼此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当陈平回忆录在2004年问世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清楚的历史轨迹，让人读后留下无限的感慨。
马共无疑的是那个不安年代的事物，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环节。一个令人不解的疑问是：为什么马共在1930年的成立，是由胡志明（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主导的？为什么马共后来也是败在越南人莱特的手中（莱特从1937年到1947年是马共书记长）？两个越南人一前一后掌控马共前半段的命运。为什么不是马来亚人？。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年仅24岁的陈平为何能在1947年一步登天成为马共第一把手，这对一位刚要认识世界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沉重的担子；也说明在动乱的年代，血气方刚的青年总是站在最前线的。
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坚持下来，才有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定”的故事。陈平是为他的人生斗争写下一个句号，但马共的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则是各有不同观点。我们也只好提交给历史审视和将之提升到学术领域来讨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讲座会由李其木（方山）主持，两位主讲者分别是前任及现任21世纪联谊会会长梁广和与蔡建福。他们把在座的听众拉到60年前的残酷斗争的年代，让人深深地感觉到他们这一路走来充满血和泪，爱与恨。
蔡建福主要讲述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8年紧急状态前马共的公开活动。他有提及今天听起来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故事，那就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马共已下山公开活动。当时英军准备卷土重来，而日本投降军约有9万名尚未撤走，马共则有1万2千名的战斗员。日本在马的军方有提及“协助马共抵御英军重临马来亚”，但不被马共所接受。
马共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日蝗军视马共为第一号敌人，也在日治时期对华人大开杀戒，罄竹难书。面对这样的一个穷凶恶煞的敌人，谁敢相信他们是“真心帮马共打英军”？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会信，断然拒绝是意料中事。
再者，当时马共的头子莱特是尚未被揭发的大特务（除了是日本潜在马共的特务外，也是英方的特务），当然也不会有此想法，而是认为与英国合作说不定会受到更大的好处。就这样日军枉做小人，英军也就顺利登陆了，并和莱特达成“和平相处”的商议。
英军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马共缴械。于是在1946年正月有一个庞大的仪式见证6000名马共战士复原，重投社会；另有一半马共不回应，静观其变。就这样，英军取得了时间大批调动军队入驻马来亚，使到马共的力量相对削弱。
如果换做是今时今日，连鬼也不相信日蝗军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何况当时的马共在日治时有过与英军的秘密合作，未曾也不可能与侵略者的日军有过合作的纪录。
因此这里出现一个吊诡：如果当年马共与日军合作，是否可把英军排除在外？马共又如何面对国际社会？
从这样看来，当年马共不接受日军的献议是对的，因为在中国，也对日军咬牙切齿，万一马共与日军合作，那可是乱套了。
至于马共后来与英军的矛盾扩大和加深，那是涉及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潮的斗争，也与英军担心中共坐大后对马共的支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英国快刀斩乱麻的先提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1946年），后在马来人反对下才另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当英国人结合右翼的势力站稳后，它就一脚把马共踢开；而马共的还击也就成为两股势力的尖锐斗争。在情势危急下，英军使出杀手锏，实施紧急法令，大举逮捕马共及亲共人士，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在没有选择下，唯有走入森林，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在1948年打响了。
蔡建福就是阐述在这3年间的抗英斗争的事迹。间中带出近万名的马共与几十万名英军的不懈斗争；还有据不完全统计，约6万人也因各种因素到了中国。
至于梁广和则是从1948年的紧急状态后，讲述英军如何残暴的对付马共及被认为支持马共的人士。根据他的统计，到了1948年底，已有13000人被捕或被驱逐出境，并有400多人被杀害。
更令马共愤慨的是，英军为杜绝村民（主要是华人）对马共的支援，将大批华人驱赶入被铁制网围起来的地方居住，前后高达5百余万人。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华人新村”
他指出英军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如强行搬家，或拉倒房屋或烧掉住家以迫使华人就范，其中的过程血泪斑斑。他认为在英军的严管下，所谓新村如同集中营，也是变相的扣留营，目的是让在森林作战的马共缺粮和断粮。
可是，梁广和说，马共并没有屈服，而是与英军围旋到底。根据他的统计，从1948年到1954年的5年内，共进行1万9千多次的战斗和军事行动。其频密之程度，令人诧异。因此，他认为马共与英军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而不是所指的动乱。
不论各方有何不同的解释，从1945年日军投降后开始，英军和马共的“私定终身的蜜月期”（即在森林双方签订对付日军的协定）已告结束。老谋深算的英国也不可能与马共“共享政权”，因为彼此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当陈平回忆录在2004年问世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清楚的历史轨迹，让人读后留下无限的感慨。
马共无疑的是那个不安年代的事物，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环节。一个令人不解的疑问是：为什么马共在1930年的成立，是由胡志明（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主导的？为什么马共后来也是败在越南人莱特的手中（莱特从1937年到1947年是马共书记长）？两个越南人一前一后掌控马共前半段的命运。为什么不是马来亚人？。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年仅24岁的陈平为何能在1947年一步登天成为马共第一把手，这对一位刚要认识世界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沉重的担子；也说明在动乱的年代，血气方刚的青年总是站在最前线的。
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坚持下来，才有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定”的故事。陈平是为他的人生斗争写下一个句号，但马共的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则是各有不同观点。我们也只好提交给历史审视和将之提升到学术领域来讨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4.11.08
两线制的迷思？ (跃马扬鞭)
308大选过后， 有人欢呼我国已真正的进入两线制，因此国阵方面的一些成员党反对议员跳槽或拉拢议员过档“破坏”两线制；而反对党集团则认为争取对方议员支持民联组成中央政府并无过错，没有“破坏”两线制，不过是局面颠倒过来。
有关所谓的“两线制”是指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执政和反对党的势力不能过于悬殊，而是要有一定的比例。比如60%对40%或至少70%对30%，以便产生制衡作用，否则将形成执政集团过于强大，而反对党只能叨陪本座。这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当然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执政和反对党各自克制和监督，以实施惠民政策。可是打从独立以来，这样的一个心愿一次又一次落空，以致对选举产生消极的念头，这又要怪谁呢？只能怪历史或是怪人民不会投票？
这有必要追溯回1955年的第一普选（独立前），当时确是出现两大政党的斗争，一边是新组成的联盟（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的组合）；另一边是获得英殖民政府支持的国家党（以拿督翁为首）。选举结果是战绩一面倒，在52席中联盟夺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原本大有机会出现的两线制顿成泡影。联盟主席东姑则从中崛起，两年后成为国家第一任首相（1957年）。再下来的历届大选（从独立后的1959年算起），都是联盟占尽优势，反对党虽有一定的民间支持力量（如社阵与回教党各有势力地盘），但议席不足与联盟抗衡，也就无从建立起两线制。直到1969的大选，人民才突然意识到新涌现的第三势力反对党（如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连同原有的回教党及人民进步党足以震撼联盟的强大执政地位，首次削减联盟议席不足2/3席，似乎是两线制看到了曙光。可惜大选后的第三天，“513”事件发生，打乱了选后的新形势。更在紧急状态下，反对党靠向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后来又被收编成为联盟扩大后的国阵成员（1974年）。形势又是一面倒，哪有什么“两线制”的影子？
自“513”之后的国阵势力有增无减，反对党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也是事倍功半，例如1990年行动党在槟州差点执政，在州议会形成两线制（破了2/3席）及1999年回教党在东海岸东山再起，连取两州执政权及国席27个也无法坚守两线制。到了2004年的大选，形势又是一面倒，两线制更成为一个只存在记忆中的幻梦。
未想2008年的大选又再一次出现让人民意想不到的两线制，一边是执政的国阵失去优势（未达国会2/3席），但仍然执政中央，却失掉4个州政权，也拿不回另一个州政权，仅保住8个州政权；另一边是反对党联盟（现称之为人民联盟）异军突起，首夺82个国席和拥有5州执政权，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新政局。比起任何时候，都可以视之为“两线制”的降临。但这样的两线制是否能持久？或间中还会有什么变化？谁人也不能预卜先知。姑不论“916变天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不妨回到现实中审视这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确定马来西亚是否已真正进入两线制时代。
执政集团内部矛盾的浮现是意料中事，最主要的是巫统也不得不做出改变，领导层的提早更迭是为一个重要的议程。正如副首相纳吉说，政府若不改变，就会被人民所改变。因此国阵内的成员党都不得不做出改革和调整，当然也希望巫统能强化国阵精神，改变过去的一党独大的心态，其目的就是要巩固国阵的既有地位，不再让民联有机可乘，而其成败决定于国阵政府的政策的改变，弊端的改正和制止种族偏差的施政。
在这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国阵下一步会否仿效“513”过后的拉拢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若然则两线制就会被动摇。
至于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也是在308后才成形，一切尚待巩固中。其中的矛盾也是预料中事，如回教党与行动党的某些议员对事件的不同意见；公正党某些议员的独来独往的出位表现；以及借反对党平台当选议员的独立人士和社会主义党领袖，都是有待修补其中的隙缝。既然安华说该做的已经做了，“916变天论”就留给人民去思索要不要改朝换代。这就是说，如果安华无法改变现状，他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民联结成一个实体，让人民对两线制有信心。不过看来民联还是努力争取政治大洗牌的到来。
此外，当下的两线制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槟州议会只剩下清一色的巫统议员，民政和马华归零，它们又如何说是健全的两线制。还有在吉打、霹雳及雪州，马华及民政合起来也不过在州议会分别占有2席、1席及2席，又何来平衡的两线制？
因此两线制直到今天为止，双方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也为摆上日常议程探讨它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反而热衷于压倒一方，使对方扑地不起。两线制也因此陷入迷思：看似不错，实则不妥？
刊于2008年11月3日 《南洋商报》
有关所谓的“两线制”是指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执政和反对党的势力不能过于悬殊，而是要有一定的比例。比如60%对40%或至少70%对30%，以便产生制衡作用，否则将形成执政集团过于强大，而反对党只能叨陪本座。这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当然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执政和反对党各自克制和监督，以实施惠民政策。可是打从独立以来，这样的一个心愿一次又一次落空，以致对选举产生消极的念头，这又要怪谁呢？只能怪历史或是怪人民不会投票？
这有必要追溯回1955年的第一普选（独立前），当时确是出现两大政党的斗争，一边是新组成的联盟（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的组合）；另一边是获得英殖民政府支持的国家党（以拿督翁为首）。选举结果是战绩一面倒，在52席中联盟夺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原本大有机会出现的两线制顿成泡影。联盟主席东姑则从中崛起，两年后成为国家第一任首相（1957年）。再下来的历届大选（从独立后的1959年算起），都是联盟占尽优势，反对党虽有一定的民间支持力量（如社阵与回教党各有势力地盘），但议席不足与联盟抗衡，也就无从建立起两线制。直到1969的大选，人民才突然意识到新涌现的第三势力反对党（如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连同原有的回教党及人民进步党足以震撼联盟的强大执政地位，首次削减联盟议席不足2/3席，似乎是两线制看到了曙光。可惜大选后的第三天，“513”事件发生，打乱了选后的新形势。更在紧急状态下，反对党靠向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后来又被收编成为联盟扩大后的国阵成员（1974年）。形势又是一面倒，哪有什么“两线制”的影子？
自“513”之后的国阵势力有增无减，反对党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也是事倍功半，例如1990年行动党在槟州差点执政，在州议会形成两线制（破了2/3席）及1999年回教党在东海岸东山再起，连取两州执政权及国席27个也无法坚守两线制。到了2004年的大选，形势又是一面倒，两线制更成为一个只存在记忆中的幻梦。
未想2008年的大选又再一次出现让人民意想不到的两线制，一边是执政的国阵失去优势（未达国会2/3席），但仍然执政中央，却失掉4个州政权，也拿不回另一个州政权，仅保住8个州政权；另一边是反对党联盟（现称之为人民联盟）异军突起，首夺82个国席和拥有5州执政权，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新政局。比起任何时候，都可以视之为“两线制”的降临。但这样的两线制是否能持久？或间中还会有什么变化？谁人也不能预卜先知。姑不论“916变天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不妨回到现实中审视这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确定马来西亚是否已真正进入两线制时代。
执政集团内部矛盾的浮现是意料中事，最主要的是巫统也不得不做出改变，领导层的提早更迭是为一个重要的议程。正如副首相纳吉说，政府若不改变，就会被人民所改变。因此国阵内的成员党都不得不做出改革和调整，当然也希望巫统能强化国阵精神，改变过去的一党独大的心态，其目的就是要巩固国阵的既有地位，不再让民联有机可乘，而其成败决定于国阵政府的政策的改变，弊端的改正和制止种族偏差的施政。
在这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国阵下一步会否仿效“513”过后的拉拢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若然则两线制就会被动摇。
至于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也是在308后才成形，一切尚待巩固中。其中的矛盾也是预料中事，如回教党与行动党的某些议员对事件的不同意见；公正党某些议员的独来独往的出位表现；以及借反对党平台当选议员的独立人士和社会主义党领袖，都是有待修补其中的隙缝。既然安华说该做的已经做了，“916变天论”就留给人民去思索要不要改朝换代。这就是说，如果安华无法改变现状，他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民联结成一个实体，让人民对两线制有信心。不过看来民联还是努力争取政治大洗牌的到来。
此外，当下的两线制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槟州议会只剩下清一色的巫统议员，民政和马华归零，它们又如何说是健全的两线制。还有在吉打、霹雳及雪州，马华及民政合起来也不过在州议会分别占有2席、1席及2席，又何来平衡的两线制？
因此两线制直到今天为止，双方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也为摆上日常议程探讨它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反而热衷于压倒一方，使对方扑地不起。两线制也因此陷入迷思：看似不错，实则不妥？
刊于2008年11月3日 《南洋商报》
林冠英不当槟州主席─人无近忧，必有远虑
刚在今年8月高票中选行动党全国中委，且继任秘书长的林冠英终于确定他的领导地位，而且是当红的新一代领袖。这与他在308大选领导行动党突破重围，赢得大选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林冠英凭战略得当，加上天时地利人和，而扬眉吐气，稳坐行动第一把交椅（他的父亲林吉祥担任此职高达30年，从1969到1999）。
这样一来，林冠英的身份已是不可同日而语，集党秘书长、国会议员兼州议员和槟州首席部长于一身。既然已经黄袍加身，当然不会想再拥有较次要的党位置。但现在问题来了，已是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林冠英到底应不应兼任槟州主席？为何他要临时退选，这其中的讯息又是什么呢？到底林冠英这样的抉择是正当的，还是有欠周详的？
如果根据党的历史事件来看，林冠英的决定具有争议性。但如果根据林冠英目前的地位来看，他的决定又是无可厚非的。至少在现阶段，不会有对手足以威胁他的领导。这里所说的领导不是指党中央，而是针对首席部长这张椅子。
因此无妨给林冠英讲下列的故事，或者对他有些启发与警示。即使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也可温故知新。对于行动党新秀来说，也未尝没有意义。
当民主行动党于1965年正式取得注册之后，出任槟州主席的是黄基识医生。
1969年，民主行动党在与反对党协调下，全面参加国州大选。这一年反对党大有斩获，民政党夺得槟州执政权，行动党也在槟州立法议会占有3席，其中一位辩才出色的叶锦源后来也成为争议性人物。
事缘他是继黄基识之后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1974年时，他领导槟州行动党矢言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他指责林苍佑“背叛”反对党，投向国阵。不料在选举的过程中发生所谓小贩秤称风波及毛泽东与敦拉萨握手的肖像被撕破事件，导致行动党在槟州蒙受重挫，只赢两个州议席（俱在威省），更甚者两名行动党议员不久在李三春感召下，竟蝉过别枝投进马华的怀抱，使到行动党在槟州交了白卷。
反之，行动党在霹州大有斩获，范俊登率军攻下人民进步党的堡垒，更直取其党魁SP辛尼华沙甘，因而名声大噪，叶锦源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过范俊登却因“行动报”的文章惹上煽动官司（他是主编）而被判有罪，差点失掉国州议席，后经上诉又被压下，不了了之。如果当时（约1975年或1976年）有补选，其人选就是叶锦源。
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决意将卡巴星从吉打（原是吉打州议员）调来槟州攻打国州议席，结果遇到叶锦源以槟州主席拦路，并号召党员拉布条起而抗议。此时他与林吉祥关系降至零下，最后当然敌不过林吉祥（在林吉祥当红的年代，没有事情他是办不到的），但也因此爆发槟州大地震，叶锦源及一批人退党另起炉灶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是为槟州行动党的第一次分裂。与此同时，在霹雳的范俊登也对林吉祥有所不满，认为后者在内安令上持两个标准，在马持反对态度，在新持另一态度。因而修函呈辞，转而支持叶锦源的反对党。
不用说，社民党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也结束了叶锦源的政治生涯（他后来出版了“丹绒三役”，对林吉祥极尽其挖苦之能事）（1997年），两人恩怨之深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在1978年卡巴星也得偿所愿，在槟州政坛崛起（后来他赢得“日落洞之虎”的美名），随之崛起的新人有陈毓书（州议员），萧汉钦（国州议员），黄炎光（州议员）及任槟州秘书的吴林炎律师。主席是卡巴星。
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其彭加兰哥打州议员悬空，马华派林建寿上阵。林吉祥决派新雀张德发对垒，引发陈毓书等人的不满，他们推荐吴林炎当候选人。由于拗不过林吉祥，在补选失败后，不满者怪责林吉祥选人不当，酝酿退党，于是有了所谓“四人帮”（在当权派看来）事件发生。这四人是陈德泉、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由于黄光炎提早背党转入民政，因此不在此列，而在马六甲的陈德泉（也是林吉祥爱徒之一）加入其中，以致有1982年大选，林吉祥重回马六甲市区收拾陈德泉的故事。因为有这段故事，林吉祥在1986年让出马六甲席予林冠英，自身来到槟城吹起“丹绒一役”），他们一齐过档马华。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二次分裂。
1982年大选，行动党陷入挨打地位，但林吉祥仍派张德发对垒林建寿。前有马华拦路，后有华教人士许子根杀入。卡巴星领导槟州行动党也面对严峻挑战和困境，成绩一般。不过，张德发在外来因素支持下击败林建寿。
由于这样，终于激发林吉祥在1986年大选直捣槟州，亲自挂征。虽然他不是槟州主席，但卡巴星因不充分掌握华人心思，也为林吉祥大开方便之门。这一仗，行动党取得显赫战绩，夺下10个州议席。不得不提的是林吉祥是单枪匹马打入槟州，他没有带来“天将和天兵”，其它候选人都是“本土货”。虽然如此，林吉祥并没有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他看来，这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是党秘书长，正可呼风唤雨。但有一点他是控制不到的，那就是槟州行动党委员会在1990年大选前经州委投票要林吉祥对垒林苍佑，来一个“王者之战”。理由是既然行动党扬言有信心能夺得槟州政权，老大应该打“老佛爷”（民政党人对林苍佑另一个称号）。这也许不是林吉祥的心意，可他又不得不尊重州委的议决。如果林吉祥在1986年后就成为槟州主席，他将有巨大的影响力扭转这个决定，也因此在后来带来苦果。
所幸这一年行动党人获得46精神党结盟扶助槟州选民（绝大部分华裔及印裔）把票投给行动党，杀个马华“片甲不留”（却无法把民政“消灭”）。此役林吉祥打败林苍佑，赢得14个州议席（总数33席）却无法执政（就这样许子根成为取代林苍佑的新任首席部长）。较后，为了迎合华社的需求，张德发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
1995年大选，行动党更是雄心勃勃，下定决心一定要夺槟州政权。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也让林吉祥为难的是：槟州州委再一次议决要林吉祥打许子根，依样葫芦再来一个“王者之战”。虽然这次亦非林吉祥本意，但州委上一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一次他再否决将会挫折党员斗志。在左右为难下，林吉祥豁了出去。未想这一仗行动党锻羽而归，只剩下可怜的一名州议员（章瑛），连林吉祥也败给许子根，只保住丹绒国席。
如果林吉祥也是槟州主席，会不会发生“王者之战”？会不会有半铁人之造势？我们不得而知，只有林吉祥本人知道。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一手栽培的张德发会有此一手，更想不到的是在1998年公正党成立后，张德发及魏福星（署理主席）会背他而去加入公正党，以致两党关系一度紧张。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三次分裂。
1999年，林吉祥仍然不离开槟州，但又没出任槟州主席，将之交回卡巴星再掌槟州。在党内无异议下，林吉祥这一年带领行动党与公正党和回教党结盟，讵料事与愿违，他和卡巴星双双落马。
林吉祥这一年如果不离开丹绒国席，他应该会再次蝉联国会议员。但他大方地让给曹观友，本身转战升旗山面对谢宽泰，才首次失掉国席。于是曹观友在2000年取代卡巴星成为槟州主席。
曹观友这一坐就是8年已过。今年他在新的形势下能否蝉联主席？是备受关注的（11月2日即可分晓）。
本来他把这个职位让给林冠英是不会有所争议的，毕竟后者已尊为槟州首席部长，理应掌控槟州行动党，保证不会节外生枝。相信曹观友也会给予支持。
我不知道林冠英为何会有此顾虑，担心外人说他包办一切。但政治是现实的，不然中国胡锦涛就不必兼任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及军委主席。除非林冠英有意上中央当部长（他已表明将留槟继续担任首席部长），不然他出任槟州行动党主席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林苍佑的境界，可以不要党全国主席和槟州主席，仍然坐稳首席部长。许子根就是因为他不是林苍佑，所以才要成为槟州民政主席，以求党政合一。
在这方面，林冠英还得向其父亲讨教，才能深切体会其中奥秘。虽然我们也相信曹观友会一直成为林冠英的好帮手（他应该会蝉联主席），但曹观友之后，又会如何？没有人可猜得到。
既然林冠英已做出选择退出，我愿送他一句话：“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历史不是有这样和那样的教训吗？
再者，今日的槟州行动党已是执政者，不再是过去的反对党的地位，因此槟州州委阵容的鼎盛，不论谁当槟州主席（应该是曹观友），形成以林冠英为核心的州团队是当务之急。这支团队不但对党的安危负有责任，也要为槟州人民和未来提供一个有魄力，有纪律，有责任，以林冠英为首的新的队伍，方能突显其新的政治使命，不然将来又会衍生什么问题，大家也说不清楚。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这样一来，林冠英的身份已是不可同日而语，集党秘书长、国会议员兼州议员和槟州首席部长于一身。既然已经黄袍加身，当然不会想再拥有较次要的党位置。但现在问题来了，已是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林冠英到底应不应兼任槟州主席？为何他要临时退选，这其中的讯息又是什么呢？到底林冠英这样的抉择是正当的，还是有欠周详的？
如果根据党的历史事件来看，林冠英的决定具有争议性。但如果根据林冠英目前的地位来看，他的决定又是无可厚非的。至少在现阶段，不会有对手足以威胁他的领导。这里所说的领导不是指党中央，而是针对首席部长这张椅子。
因此无妨给林冠英讲下列的故事，或者对他有些启发与警示。即使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也可温故知新。对于行动党新秀来说，也未尝没有意义。
当民主行动党于1965年正式取得注册之后，出任槟州主席的是黄基识医生。
1969年，民主行动党在与反对党协调下，全面参加国州大选。这一年反对党大有斩获，民政党夺得槟州执政权，行动党也在槟州立法议会占有3席，其中一位辩才出色的叶锦源后来也成为争议性人物。
事缘他是继黄基识之后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1974年时，他领导槟州行动党矢言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他指责林苍佑“背叛”反对党，投向国阵。不料在选举的过程中发生所谓小贩秤称风波及毛泽东与敦拉萨握手的肖像被撕破事件，导致行动党在槟州蒙受重挫，只赢两个州议席（俱在威省），更甚者两名行动党议员不久在李三春感召下，竟蝉过别枝投进马华的怀抱，使到行动党在槟州交了白卷。
反之，行动党在霹州大有斩获，范俊登率军攻下人民进步党的堡垒，更直取其党魁SP辛尼华沙甘，因而名声大噪，叶锦源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过范俊登却因“行动报”的文章惹上煽动官司（他是主编）而被判有罪，差点失掉国州议席，后经上诉又被压下，不了了之。如果当时（约1975年或1976年）有补选，其人选就是叶锦源。
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决意将卡巴星从吉打（原是吉打州议员）调来槟州攻打国州议席，结果遇到叶锦源以槟州主席拦路，并号召党员拉布条起而抗议。此时他与林吉祥关系降至零下，最后当然敌不过林吉祥（在林吉祥当红的年代，没有事情他是办不到的），但也因此爆发槟州大地震，叶锦源及一批人退党另起炉灶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是为槟州行动党的第一次分裂。与此同时，在霹雳的范俊登也对林吉祥有所不满，认为后者在内安令上持两个标准，在马持反对态度，在新持另一态度。因而修函呈辞，转而支持叶锦源的反对党。
不用说，社民党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也结束了叶锦源的政治生涯（他后来出版了“丹绒三役”，对林吉祥极尽其挖苦之能事）（1997年），两人恩怨之深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在1978年卡巴星也得偿所愿，在槟州政坛崛起（后来他赢得“日落洞之虎”的美名），随之崛起的新人有陈毓书（州议员），萧汉钦（国州议员），黄炎光（州议员）及任槟州秘书的吴林炎律师。主席是卡巴星。
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其彭加兰哥打州议员悬空，马华派林建寿上阵。林吉祥决派新雀张德发对垒，引发陈毓书等人的不满，他们推荐吴林炎当候选人。由于拗不过林吉祥，在补选失败后，不满者怪责林吉祥选人不当，酝酿退党，于是有了所谓“四人帮”（在当权派看来）事件发生。这四人是陈德泉、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由于黄光炎提早背党转入民政，因此不在此列，而在马六甲的陈德泉（也是林吉祥爱徒之一）加入其中，以致有1982年大选，林吉祥重回马六甲市区收拾陈德泉的故事。因为有这段故事，林吉祥在1986年让出马六甲席予林冠英，自身来到槟城吹起“丹绒一役”），他们一齐过档马华。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二次分裂。
1982年大选，行动党陷入挨打地位，但林吉祥仍派张德发对垒林建寿。前有马华拦路，后有华教人士许子根杀入。卡巴星领导槟州行动党也面对严峻挑战和困境，成绩一般。不过，张德发在外来因素支持下击败林建寿。
由于这样，终于激发林吉祥在1986年大选直捣槟州，亲自挂征。虽然他不是槟州主席，但卡巴星因不充分掌握华人心思，也为林吉祥大开方便之门。这一仗，行动党取得显赫战绩，夺下10个州议席。不得不提的是林吉祥是单枪匹马打入槟州，他没有带来“天将和天兵”，其它候选人都是“本土货”。虽然如此，林吉祥并没有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他看来，这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是党秘书长，正可呼风唤雨。但有一点他是控制不到的，那就是槟州行动党委员会在1990年大选前经州委投票要林吉祥对垒林苍佑，来一个“王者之战”。理由是既然行动党扬言有信心能夺得槟州政权，老大应该打“老佛爷”（民政党人对林苍佑另一个称号）。这也许不是林吉祥的心意，可他又不得不尊重州委的议决。如果林吉祥在1986年后就成为槟州主席，他将有巨大的影响力扭转这个决定，也因此在后来带来苦果。
所幸这一年行动党人获得46精神党结盟扶助槟州选民（绝大部分华裔及印裔）把票投给行动党，杀个马华“片甲不留”（却无法把民政“消灭”）。此役林吉祥打败林苍佑，赢得14个州议席（总数33席）却无法执政（就这样许子根成为取代林苍佑的新任首席部长）。较后，为了迎合华社的需求，张德发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
1995年大选，行动党更是雄心勃勃，下定决心一定要夺槟州政权。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也让林吉祥为难的是：槟州州委再一次议决要林吉祥打许子根，依样葫芦再来一个“王者之战”。虽然这次亦非林吉祥本意，但州委上一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一次他再否决将会挫折党员斗志。在左右为难下，林吉祥豁了出去。未想这一仗行动党锻羽而归，只剩下可怜的一名州议员（章瑛），连林吉祥也败给许子根，只保住丹绒国席。
如果林吉祥也是槟州主席，会不会发生“王者之战”？会不会有半铁人之造势？我们不得而知，只有林吉祥本人知道。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一手栽培的张德发会有此一手，更想不到的是在1998年公正党成立后，张德发及魏福星（署理主席）会背他而去加入公正党，以致两党关系一度紧张。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三次分裂。
1999年，林吉祥仍然不离开槟州，但又没出任槟州主席，将之交回卡巴星再掌槟州。在党内无异议下，林吉祥这一年带领行动党与公正党和回教党结盟，讵料事与愿违，他和卡巴星双双落马。
林吉祥这一年如果不离开丹绒国席，他应该会再次蝉联国会议员。但他大方地让给曹观友，本身转战升旗山面对谢宽泰，才首次失掉国席。于是曹观友在2000年取代卡巴星成为槟州主席。
曹观友这一坐就是8年已过。今年他在新的形势下能否蝉联主席？是备受关注的（11月2日即可分晓）。
本来他把这个职位让给林冠英是不会有所争议的，毕竟后者已尊为槟州首席部长，理应掌控槟州行动党，保证不会节外生枝。相信曹观友也会给予支持。
我不知道林冠英为何会有此顾虑，担心外人说他包办一切。但政治是现实的，不然中国胡锦涛就不必兼任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及军委主席。除非林冠英有意上中央当部长（他已表明将留槟继续担任首席部长），不然他出任槟州行动党主席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林苍佑的境界，可以不要党全国主席和槟州主席，仍然坐稳首席部长。许子根就是因为他不是林苍佑，所以才要成为槟州民政主席，以求党政合一。
在这方面，林冠英还得向其父亲讨教，才能深切体会其中奥秘。虽然我们也相信曹观友会一直成为林冠英的好帮手（他应该会蝉联主席），但曹观友之后，又会如何？没有人可猜得到。
既然林冠英已做出选择退出，我愿送他一句话：“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历史不是有这样和那样的教训吗？
再者，今日的槟州行动党已是执政者，不再是过去的反对党的地位，因此槟州州委阵容的鼎盛，不论谁当槟州主席（应该是曹观友），形成以林冠英为核心的州团队是当务之急。这支团队不但对党的安危负有责任，也要为槟州人民和未来提供一个有魄力，有纪律，有责任，以林冠英为首的新的队伍，方能突显其新的政治使命，不然将来又会衍生什么问题，大家也说不清楚。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马华代表的心声与诉求 （天下纵横 ）
已升级为马华副总会长的廖中莱在马青代表大会上（17日），以团长身份疾呼国阵委马华领袖出任第二署理主席。继后在马华代表大会辩论总会长演词时（19日），又有一名来自槟城的代表陈德钦建议马华应再争取一个副首相职。
这一大胆的言论，可以分开两头来评说。虽然在过去曾有人隐约提到副首相职的课题，但一直都未在马华形成一个议决和正式的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当成是正式的议案。
先说国阵署理主席，这确实是“一大创议”，但实质意义有多大，倒没有人研究过。历史好像是这样走过来的：
当马华和巫统于1953年正式结盟，并在1954年联合国大党组成联盟的时候，它是一个单纯的结盟，也就没有所谓职位的争议，反正是三方代表在开会后又回到各自的政党去演绎，也就无需耿耿于怀对职位的安排，主要的是能争取到什么和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例如1959年东姑与林苍祐在席位上发生争执时，东姑干脆取消原订在7月10日举行的联盟会议，然后按其原订计划与马华另一派（以陈修信为首）暗渡陈仓，谋倒林苍祐。这就是说，只要巫统不同意，联盟是开不成会的，并不是凡事都拿到联盟会议商议，还有其他管道可行。
虽然联盟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但却是维持三党合作的一个平台。关键在于老大对联盟的态度，因为老大是联盟的当然主席。不过，在东姑的年代，巫统不是包办一切重要职位的，他身边的红人，马华陈修信的拉线人陈东海就一度被东姑委任为联盟总秘书。到了敦拉萨时代（1970年），他也曾委任马华的曾永森担任过联盟总秘书。可见马华内的首相红人（不是总会长），是可以越级而上的。只要联盟主席信得过，马华还是有人坐上这个高位。
但是到了1974年国阵成立后，马华党人就不再有此荣幸被委为总秘书。从主席、署理主席到总秘书和财政都是由巫统的人按党内的职位来担任。那是因为马华不再是唯一的华基政党，而且成员党也从3个发展到9个，直到今天成员党总数是13个。换句话说，马华只是成员党的其中一个，不再有机会担任国阵的高职。按照传统除了巫统外，其他成员党的党魁是当然的副主席，另两名代表是理事会成员。当这样的制度已继续30多年后，马华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说不合理，倒是成了一个争议的课题。东马的沙巴或砂拉越的成员党也会说，我们也要署理主席，因为东马是马来西亚组成的重要部分。
由此来看，要求马华领袖出任国阵署理主席的建议将可能无疾而终。不是在国阵会议内达不成共识，就是国阵的会议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以免节外生枝。
其实，国阵这个组织一向以来是选举期才被重视的，而且也未具有实权。马华能否得到这个“荣殊”并不重要，充其量是一个名誉职位，它能对其他成员党发号施令吗？而国阵之所以最近较常开会是因为308大选后，有些政党的党魁未在内阁内，但也起不了大作用。
真正的权利应该是操在内阁中，因此下来我们又联想到第二副首相一职。故事（或说传闻）是这样的：在陈修信时代，马华有提及要第二副首相职但不果。不知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是否与此有关？
另外也听说在李三春时代，马华也动过这样的念头，还是没有答案。就不知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急流勇退是否也与此有关？
如果马华党员仍搞不清楚过去有否有这样的事，现在又再提出第二副首相职，在马华党大会说说还可以，要在马华中委形成一个议案，那又是给新总会长添麻烦。
当然如果马华有此荣幸，那倒是好事一桩，相信华社也会大表欢迎。可是深一层想，恐怕是好事多磨，因此我们推论马华中委不大可能会在大选失利后，接纳代表的建议来向巫统诉求。
无可否认的，第二副首相远比国阵第二署理主席为强。可惜的是马华的退而求其次的要求第二署理主席也不容易达到，更不要说有提出第二副首相的政治筹码，除非巫统在审时度势后对马华“开恩”。但这样的高难度的建议，也不要为难新总会长了。
比较实际的，正如我过去曾提及的是，马华应该也需要争取一位副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从来没有让华人有机会担任，反而来自砂拉越的土保党人曾担任过副外长。际此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当儿，马来西亚的外交部若出现一位合格的华人副外长，正可体现其多元性，和让华人在国际舞台一展风采，对马来西亚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这一大胆的言论，可以分开两头来评说。虽然在过去曾有人隐约提到副首相职的课题，但一直都未在马华形成一个议决和正式的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当成是正式的议案。
先说国阵署理主席，这确实是“一大创议”，但实质意义有多大，倒没有人研究过。历史好像是这样走过来的：
当马华和巫统于1953年正式结盟，并在1954年联合国大党组成联盟的时候，它是一个单纯的结盟，也就没有所谓职位的争议，反正是三方代表在开会后又回到各自的政党去演绎，也就无需耿耿于怀对职位的安排，主要的是能争取到什么和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例如1959年东姑与林苍祐在席位上发生争执时，东姑干脆取消原订在7月10日举行的联盟会议，然后按其原订计划与马华另一派（以陈修信为首）暗渡陈仓，谋倒林苍祐。这就是说，只要巫统不同意，联盟是开不成会的，并不是凡事都拿到联盟会议商议，还有其他管道可行。
虽然联盟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但却是维持三党合作的一个平台。关键在于老大对联盟的态度，因为老大是联盟的当然主席。不过，在东姑的年代，巫统不是包办一切重要职位的，他身边的红人，马华陈修信的拉线人陈东海就一度被东姑委任为联盟总秘书。到了敦拉萨时代（1970年），他也曾委任马华的曾永森担任过联盟总秘书。可见马华内的首相红人（不是总会长），是可以越级而上的。只要联盟主席信得过，马华还是有人坐上这个高位。
但是到了1974年国阵成立后，马华党人就不再有此荣幸被委为总秘书。从主席、署理主席到总秘书和财政都是由巫统的人按党内的职位来担任。那是因为马华不再是唯一的华基政党，而且成员党也从3个发展到9个，直到今天成员党总数是13个。换句话说，马华只是成员党的其中一个，不再有机会担任国阵的高职。按照传统除了巫统外，其他成员党的党魁是当然的副主席，另两名代表是理事会成员。当这样的制度已继续30多年后，马华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说不合理，倒是成了一个争议的课题。东马的沙巴或砂拉越的成员党也会说，我们也要署理主席，因为东马是马来西亚组成的重要部分。
由此来看，要求马华领袖出任国阵署理主席的建议将可能无疾而终。不是在国阵会议内达不成共识，就是国阵的会议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以免节外生枝。
其实，国阵这个组织一向以来是选举期才被重视的，而且也未具有实权。马华能否得到这个“荣殊”并不重要，充其量是一个名誉职位，它能对其他成员党发号施令吗？而国阵之所以最近较常开会是因为308大选后，有些政党的党魁未在内阁内，但也起不了大作用。
真正的权利应该是操在内阁中，因此下来我们又联想到第二副首相一职。故事（或说传闻）是这样的：在陈修信时代，马华有提及要第二副首相职但不果。不知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是否与此有关？
另外也听说在李三春时代，马华也动过这样的念头，还是没有答案。就不知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急流勇退是否也与此有关？
如果马华党员仍搞不清楚过去有否有这样的事，现在又再提出第二副首相职，在马华党大会说说还可以，要在马华中委形成一个议案，那又是给新总会长添麻烦。
当然如果马华有此荣幸，那倒是好事一桩，相信华社也会大表欢迎。可是深一层想，恐怕是好事多磨，因此我们推论马华中委不大可能会在大选失利后，接纳代表的建议来向巫统诉求。
无可否认的，第二副首相远比国阵第二署理主席为强。可惜的是马华的退而求其次的要求第二署理主席也不容易达到，更不要说有提出第二副首相的政治筹码，除非巫统在审时度势后对马华“开恩”。但这样的高难度的建议，也不要为难新总会长了。
比较实际的，正如我过去曾提及的是，马华应该也需要争取一位副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从来没有让华人有机会担任，反而来自砂拉越的土保党人曾担任过副外长。际此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当儿，马来西亚的外交部若出现一位合格的华人副外长，正可体现其多元性，和让华人在国际舞台一展风采，对马来西亚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2.11.08
大马客联会署理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 在槟州客属公会69周年宴庆致词
25-10-08
1. 今年会庆的主题是《客家村宏愿之夜》。这是我们立下的一个未来大方向，希望在3年之内，美梦成真。整个构思是这样孕育而成的：
2006年，大马客联会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设立的“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正式开幕，占地4000方尺，为全马客家人首开先河。在会馆内展示了先贤的南来历史与奋斗有成的史迹。由于布局手法新颖，浓缩有序，突出了客家人在马来西亚建国的丰功伟业，予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2. 在这之后前来参观者都对客家文物馆的别出心裁赞不绝口，并从中认识到客家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学者，也意外地发现原来槟城是客家人的发祥地。正因为这样，当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数位教授于2007年造访时，我们提出了要求他们协助把客家文物馆打造成研究海外客家人的基地之一；同时也向他们提出在槟岛有一个客家村的存在，但从来没有人研究和发掘，因此只能会意，无法成形。就这样，我们和这批学者建立了双向联系，容他们回去后组织队伍来到槟城浮罗山背做田野调查。
3. 本来这批学者计划在今年春节过后就要到浮罗山背做一个初步调查研究，但碍于我们尚未将浮罗山背客家人组织起来，请他们在今年下半年才来。
为了配合调查研究和查证客家村的真实性，我们在今年初经过数次的会议后，决定组成“槟州客属公会浮罗山背客家村联络委员会”，并在四月在圣心中学举行成立大会，为示隆重，恭请客家部长廖中莱主持开幕仪式。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惊动了浮罗的客家人，以致得以在短时间内成立一个阵容鼎盛的联委会。换句话说，客属公会已从城市走向农村，形成一个令人侧目的客家圈。
4. 今年六月我们终于热烈迎来了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由5位学者教授带领其它8名研究生组成的13人队伍，分开两组在浮罗山背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一个是语言组，另一个是社会组，为期一周至10天不等。
经他们研究确定，在历史上浮罗山背曾经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起源于太平天国（1851-1868）之前及之后。这个年代正好是槟榔屿开埠后的50年左右（槟榔屿于1786年被英人莱特占领而成为开路先驱）。
这就是说，当年最早移居槟榔屿的，先在乔治市落脚，直到50年后才向山区发展。浮罗山背的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成了海外移民的另一个新起点。由于英国人需要大量的劳工在山区种植荳蔻和丁香，以供应西方市场。于是在移民浪潮中有不少的客家先贤随至而来。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山区居住是有历史根源的。因为客家人在中国时本来就与世无争，择山峦贫瘠之地而居，过着清苦的农耕生活。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美名也在后来传诵一时，原来客家人除勤于劳动外，也热爱读书，一个耕读社会因此与客家人浑成一体。
正因为这样，我们及台湾的学者调查后发现，浮罗山背的客家人有三个特色。其一他们多数来自嘉应，惠州及大埔等，但客家话相通，而且也参杂当地的马来语；其二他们早期也具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革命精神，卷入当时的马共活动，家庭成员或加入马共或亲共已是公开的秘密；三，也因为洪秀全是基督教徒，南迁的客家人一早就加入天主教会。浮罗山背拥有一座已有150余年历史的天主教会，历久不衰为一明证。这个教会早期还是用客家话传教的。同时浮罗山背早期的华校，也是用客家话教导的。凡此种种，浮罗山背与客家人有了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愿结。
5. 正是浮罗山背具备了进一步田调的价值，在下个月又有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学者联合本土学者到来取材和取证，他们希望会有更大的收获。目前我们确定的是双溪槟榔及浮罗文丁是名副其实的客家村，其它乡镇也分布不少客家人。
抑有进者，一批高水平的台湾六名学者将在明年正月组成《东南亚工作坊》，准备在槟城，新山及诗巫与当地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以客家研究为主轴。届时中大将与本会馆及韩江学院共同合作，以把这个客家村的研究带入较高层次的学术领域。
6. 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允应为浮罗山背客家村提出一份报告书，然后将根据实况作出客家村设立的计划书。一旦我们有了全盘的计划和完整报告书，我们会向槟州政府提出申请，在适当的地方建立起客家村的地标，当然也欢迎私人界献地和作出献议，包括发展商可将其计纳入客家村的概念，至于规模的大小，尚在探讨中，是要突出马来西亚客家式的建筑风格或是引用中国的土楼模式，还需要从长计议。但基本上我们的初步共识是不失马来西亚的文化色彩。因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已融入当地社会，有马来人的，印度人的及各种籍贯华人的文化背景。这种独特性又是全世界找不到的。
在这方面，我们准备用3年的时间来打造客家村；也把现成的客家文物馆发展成研究海外客家文化的基地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打出“客家村宏愿”的主题，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梦，以便马来西亚建立起第一个客家村，以成为旅游景点和彰显客家人的一个地标。
Speech by Dato’ Dr. Cheah See Kian,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Hakka Associations
1. “Hakka Village Vision” night is the resounding theme of this Year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is being the goal we set for the future project which we wished to achieve within period of three years . The whole idea or inspiration resonated when:
In the year 2006, the Malaysian Hakka Heritage Centre with a floor area of 4,000 sq.feet & located at the 4th. Floor of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open by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Hakka Associations, representing the 1st. lead for the Hakka community of Malaysia. The Centre features the history and account of the endurance and final success stories of the Hakka ancestors who migrated from China to Malaysia. The visitors were greatly impressed by its unique ,orderly & succinct narration and presentation that featu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Hakka peop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of Malaysia.
2. Since then visitors were so impressed with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Centre and came to know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Hakka; especially the scholars from overseas also accidentally found out that Penang represents the source area of development for the Hakka.
In the year 2007 when scholars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wan came to Penang, we requested them to help up-moulding the Hakka Heritage Centre as one of the overseas base for Hakka Research; also we conveyed to them the existence of a Hakka village in Penang which was still unexplored and which so far no research had been done . Through this , we managed to foster mutual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scholars which made way for the formation of a research team for further field -work research on the Hakka settlement of Balik Pulau .
3. Originally , the scholars planned to come to Balik Pulau in early of this year to carry out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 However, we preferred them to com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as by then the Hakka communities would be more organized with the setting up of the Balik Pulau Hakka Village joint committe.
To facilitat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work on the existence of a Hakka village in Balik Pulau, we went ahead to set up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Balik Pulau Hakka Village Joint Committe” for better coordination with the Hakka peoples in Balik Pulau. We were astonished by the overwhelming support we received which enable the Committee be set up within such a short period. We invited the Minister of Health Datuk Liow Tiong Lai who is also Hakka to officiate the Swearing –in Ceremony which was held on 1st.June 08 at the Hall of SMJK. Sacred Heart . In short, we are heading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 and creating a spectacular ring of association with all the Hakka people.
4. In June of this year, we thus set to welcome the arrival of a group of scholars consisting of five professors and eight research personnel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Uni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wan . This research team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 to probe on the linguistic aspect and the social sphere of study respectively . This study took about 1 week to 10 days as schedule.
The finding of the research affirmed Balik Pullau was once resided by large number of Hakka people. Many moved to Balik Pulau sometime prior and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Year 1851 to 1868 ) viz. about 50 years after Penang island was developed for business (Penang Island was acquired by Captain Francis Light of England in 1786) .This is to say that the immigrants from China first settled in Georgetown then only further shifted to the hill region fifty years later. The favourabl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Balik Pulau soon became another start point of 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early immigrants. The great market demand for spices in western countries at the time also created much job opportunity in the nutmeg and clove plantation of the English colonial for the early immigrants.
The Hakka immigrants chose to settle in the hill region for the Hakka people of China had lived in the desolated hilly places for times and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led a simple and hard living. They were not only hardworking but also education –conscious which resembles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kka people at large.
Finding of the scholars from Taiwan revealed thre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kka people in Balik Pulau; firstly though they are from different origin of Kar Yin , Fooi Chew and Taipu ,they basically using the same dialect with some mixture of local Malay dialect; Secondly,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led by Hong Xiu Quan the Heavenly King for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unist activities & movements in those days and thirdly many of them just like Hong Xiu Quan adopted the sam religion .They joined the Protestant Catholic Church in Balik Pulau which has a history of 150 years and remains same today as proof of evidence. In those days, the Church used the Hakka dialect as media of communication, so did the Chinese schools in Balik Pulau in those days.
5.Next month, there will be another group of scholars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e Universtity of Taiwan coming to Balik Pulau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 Hakka in Balik Pulau. The Sungai Pinang and Pulau Bunting area of Balik Pulau being a real Hakka village, though there are Hakka in other area too.
Besides, six scholars of high intellectual also schedule to come to Balik Pulau in Jan, 2009 to hold a workshop on the research work, they will have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intellectuals of Penang, Johor and Sibu on the main issue of Hakka study & research. The workshop
Will be hel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and the Han Chiang College with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the Hakka Village study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llectual.
6.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tity of Taiwan promised to provide a report on Hakka Village of Balik Pulau. We will base on the report to work out a complete pla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kka Village and will submit our application to the Penang authority for allocation of land for building the Hakka Village landmark. In this respect, we welcome donation of land from private sector or proposal if any; this include adoption of the idea of Hakka village into their housing development plan, will need to review on the area-coverage and type of architecture if as that of the Hakka traditional “Tu Lou” or of Malaysian Hakka . Basically we have come to term that it is better to adopt one which depicts our unique multi culture of Malaysia.
With this we share the same dream of building a Hakka Village which we hope to materialize within period of three years, having the 1st. Hakka Village in Malaysia.
1. 今年会庆的主题是《客家村宏愿之夜》。这是我们立下的一个未来大方向，希望在3年之内，美梦成真。整个构思是这样孕育而成的：
2006年，大马客联会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设立的“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正式开幕，占地4000方尺，为全马客家人首开先河。在会馆内展示了先贤的南来历史与奋斗有成的史迹。由于布局手法新颖，浓缩有序，突出了客家人在马来西亚建国的丰功伟业，予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2. 在这之后前来参观者都对客家文物馆的别出心裁赞不绝口，并从中认识到客家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学者，也意外地发现原来槟城是客家人的发祥地。正因为这样，当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数位教授于2007年造访时，我们提出了要求他们协助把客家文物馆打造成研究海外客家人的基地之一；同时也向他们提出在槟岛有一个客家村的存在，但从来没有人研究和发掘，因此只能会意，无法成形。就这样，我们和这批学者建立了双向联系，容他们回去后组织队伍来到槟城浮罗山背做田野调查。
3. 本来这批学者计划在今年春节过后就要到浮罗山背做一个初步调查研究，但碍于我们尚未将浮罗山背客家人组织起来，请他们在今年下半年才来。
为了配合调查研究和查证客家村的真实性，我们在今年初经过数次的会议后，决定组成“槟州客属公会浮罗山背客家村联络委员会”，并在四月在圣心中学举行成立大会，为示隆重，恭请客家部长廖中莱主持开幕仪式。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惊动了浮罗的客家人，以致得以在短时间内成立一个阵容鼎盛的联委会。换句话说，客属公会已从城市走向农村，形成一个令人侧目的客家圈。
4. 今年六月我们终于热烈迎来了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由5位学者教授带领其它8名研究生组成的13人队伍，分开两组在浮罗山背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一个是语言组，另一个是社会组，为期一周至10天不等。
经他们研究确定，在历史上浮罗山背曾经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起源于太平天国（1851-1868）之前及之后。这个年代正好是槟榔屿开埠后的50年左右（槟榔屿于1786年被英人莱特占领而成为开路先驱）。
这就是说，当年最早移居槟榔屿的，先在乔治市落脚，直到50年后才向山区发展。浮罗山背的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成了海外移民的另一个新起点。由于英国人需要大量的劳工在山区种植荳蔻和丁香，以供应西方市场。于是在移民浪潮中有不少的客家先贤随至而来。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山区居住是有历史根源的。因为客家人在中国时本来就与世无争，择山峦贫瘠之地而居，过着清苦的农耕生活。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美名也在后来传诵一时，原来客家人除勤于劳动外，也热爱读书，一个耕读社会因此与客家人浑成一体。
正因为这样，我们及台湾的学者调查后发现，浮罗山背的客家人有三个特色。其一他们多数来自嘉应，惠州及大埔等，但客家话相通，而且也参杂当地的马来语；其二他们早期也具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革命精神，卷入当时的马共活动，家庭成员或加入马共或亲共已是公开的秘密；三，也因为洪秀全是基督教徒，南迁的客家人一早就加入天主教会。浮罗山背拥有一座已有150余年历史的天主教会，历久不衰为一明证。这个教会早期还是用客家话传教的。同时浮罗山背早期的华校，也是用客家话教导的。凡此种种，浮罗山背与客家人有了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愿结。
5. 正是浮罗山背具备了进一步田调的价值，在下个月又有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学者联合本土学者到来取材和取证，他们希望会有更大的收获。目前我们确定的是双溪槟榔及浮罗文丁是名副其实的客家村，其它乡镇也分布不少客家人。
抑有进者，一批高水平的台湾六名学者将在明年正月组成《东南亚工作坊》，准备在槟城，新山及诗巫与当地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以客家研究为主轴。届时中大将与本会馆及韩江学院共同合作，以把这个客家村的研究带入较高层次的学术领域。
6. 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允应为浮罗山背客家村提出一份报告书，然后将根据实况作出客家村设立的计划书。一旦我们有了全盘的计划和完整报告书，我们会向槟州政府提出申请，在适当的地方建立起客家村的地标，当然也欢迎私人界献地和作出献议，包括发展商可将其计纳入客家村的概念，至于规模的大小，尚在探讨中，是要突出马来西亚客家式的建筑风格或是引用中国的土楼模式，还需要从长计议。但基本上我们的初步共识是不失马来西亚的文化色彩。因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已融入当地社会，有马来人的，印度人的及各种籍贯华人的文化背景。这种独特性又是全世界找不到的。
在这方面，我们准备用3年的时间来打造客家村；也把现成的客家文物馆发展成研究海外客家文化的基地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打出“客家村宏愿”的主题，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梦，以便马来西亚建立起第一个客家村，以成为旅游景点和彰显客家人的一个地标。
Speech by Dato’ Dr. Cheah See Kian,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Hakka Associations
1. “Hakka Village Vision” night is the resounding theme of this Year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is being the goal we set for the future project which we wished to achieve within period of three years . The whole idea or inspiration resonated when:
In the year 2006, the Malaysian Hakka Heritage Centre with a floor area of 4,000 sq.feet & located at the 4th. Floor of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open by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Hakka Associations, representing the 1st. lead for the Hakka community of Malaysia. The Centre features the history and account of the endurance and final success stories of the Hakka ancestors who migrated from China to Malaysia. The visitors were greatly impressed by its unique ,orderly & succinct narration and presentation that featu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Hakka peop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of Malaysia.
2. Since then visitors were so impressed with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Centre and came to know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Hakka; especially the scholars from overseas also accidentally found out that Penang represents the source area of development for the Hakka.
In the year 2007 when scholars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wan came to Penang, we requested them to help up-moulding the Hakka Heritage Centre as one of the overseas base for Hakka Research; also we conveyed to them the existence of a Hakka village in Penang which was still unexplored and which so far no research had been done . Through this , we managed to foster mutual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scholars which made way for the formation of a research team for further field -work research on the Hakka settlement of Balik Pulau .
3. Originally , the scholars planned to come to Balik Pulau in early of this year to carry out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 However, we preferred them to com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as by then the Hakka communities would be more organized with the setting up of the Balik Pulau Hakka Village joint committe.
To facilitat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work on the existence of a Hakka village in Balik Pulau, we went ahead to set up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Balik Pulau Hakka Village Joint Committe” for better coordination with the Hakka peoples in Balik Pulau. We were astonished by the overwhelming support we received which enable the Committee be set up within such a short period. We invited the Minister of Health Datuk Liow Tiong Lai who is also Hakka to officiate the Swearing –in Ceremony which was held on 1st.June 08 at the Hall of SMJK. Sacred Heart . In short, we are heading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 and creating a spectacular ring of association with all the Hakka people.
4. In June of this year, we thus set to welcome the arrival of a group of scholars consisting of five professors and eight research personnel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Uni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wan . This research team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 to probe on the linguistic aspect and the social sphere of study respectively . This study took about 1 week to 10 days as schedule.
The finding of the research affirmed Balik Pullau was once resided by large number of Hakka people. Many moved to Balik Pulau sometime prior and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Year 1851 to 1868 ) viz. about 50 years after Penang island was developed for business (Penang Island was acquired by Captain Francis Light of England in 1786) .This is to say that the immigrants from China first settled in Georgetown then only further shifted to the hill region fifty years later. The favourabl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Balik Pulau soon became another start point of 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early immigrants. The great market demand for spices in western countries at the time also created much job opportunity in the nutmeg and clove plantation of the English colonial for the early immigrants.
The Hakka immigrants chose to settle in the hill region for the Hakka people of China had lived in the desolated hilly places for times and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led a simple and hard living. They were not only hardworking but also education –conscious which resembles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kka people at large.
Finding of the scholars from Taiwan revealed thre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kka people in Balik Pulau; firstly though they are from different origin of Kar Yin , Fooi Chew and Taipu ,they basically using the same dialect with some mixture of local Malay dialect; Secondly,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led by Hong Xiu Quan the Heavenly King for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unist activities & movements in those days and thirdly many of them just like Hong Xiu Quan adopted the sam religion .They joined the Protestant Catholic Church in Balik Pulau which has a history of 150 years and remains same today as proof of evidence. In those days, the Church used the Hakka dialect as media of communication, so did the Chinese schools in Balik Pulau in those days.
5.Next month, there will be another group of scholars from 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e Universtity of Taiwan coming to Balik Pulau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 Hakka in Balik Pulau. The Sungai Pinang and Pulau Bunting area of Balik Pulau being a real Hakka village, though there are Hakka in other area too.
Besides, six scholars of high intellectual also schedule to come to Balik Pulau in Jan, 2009 to hold a workshop on the research work, they will have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intellectuals of Penang, Johor and Sibu on the main issue of Hakka study & research. The workshop
Will be hel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enang Khek Association and the Han Chiang College with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the Hakka Village study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llectual.
6.The Hakka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tity of Taiwan promised to provide a report on Hakka Village of Balik Pulau. We will base on the report to work out a complete pla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kka Village and will submit our application to the Penang authority for allocation of land for building the Hakka Village landmark. In this respect, we welcome donation of land from private sector or proposal if any; this include adoption of the idea of Hakka village into their housing development plan, will need to review on the area-coverage and type of architecture if as that of the Hakka traditional “Tu Lou” or of Malaysian Hakka . Basically we have come to term that it is better to adopt one which depicts our unique multi culture of Malaysia.
With this we share the same dream of building a Hakka Village which we hope to materialize within period of three years, having the 1st. Hakka Village in Malaysia.
30.10.08
解读黄家定的“告别演词” （跃马扬鞭）
卸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告别演词”（18日）是值得解读和评议的，我只提出三项被认为是重要的：
（一） 针对政府的政策。黄家定这一次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经济政策存有弱点和弊病，必须采用自由的经济政策，进而打造一个具竞争力的马来西亚。言下之意是希望政府检讨新经济政策思维下所建构的框架，以消除商家的沮丧与纳闷。换句话说，他希望马来西亚能奉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自由经济政策，政府不要设置太多的条件和减少行政上的干预。这种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理论）并不阻止在金融风暴时，由政府出面干预，使出“看得见的手”（凯恩斯理论），如财长近日宣布动用50亿元扶持股市。但平时的日子，行政上的自我诠释政策和设限会带来不必要的人为阻力，挫折投资者信心，也会造成种族上的偏差。
与此同时，黄家定支持阿都拉首相的三大改革措施，即司法公正、反贪与防止罪案。虽然“亡羊补牢，犹时未晚”，但在过去累积下来的弊端，一时之间也是“积重难返”。除非在明年3月接阿都拉班的纳吉来一个釜底抽薪，切割历史包袱，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
（二） 针对国阵组合。黄家定一语道破其中微妙。他说巫统在国阵中被看成是具有支配地位的成员党，这是需要加以矫正的。
黄家定避开使用“一党独大”或“霸权政治”来形容国阵内的架构，转而选用“支配”来解说也意味着他认为是时候使到国阵成为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一方发号施令的平台。
对此国阵主席阿都拉不予苟同。他说如果巫统真的在国阵内欺凌任何成员党，所有的成员党早就忍不住而离开国阵了。至少他本身就不是一位善于欺侮人的人。前首相马哈迪也有同感。
事实上，站在不同的立场出现不同的观点是没有所谓对和错之分的，正如巫统国会议员阿都嘉夫（20日）在国会说，如果巫统有欺侮成员党，为什么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以前不说，现在才来说？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因此问题又回到历史，那就是所有的成员党当初都是心甘情愿参加国阵的，而且也知道巫统起了主导作用；乃至后来有者争相加入而不果。由此可见，国阵的执政优势和获得资源分配是成员党加入的正当理由，也是较小的政党梦寐以求的心愿。在这么多年来，成员党都未申诉国阵的机制有问题，也未提出检讨的必要。那是因为它们在“权力分享”的方案下各有所获。虽不尽如人意，但远比做反对党在权力之外呐喊要强得多。
同样的，当黄家定在2003年成为马华总会长时，他也没有觉得国阵有什么不对劲，反而接受按传统的分配在国阵内扮演次要的角色。
当308的大选，人民再也不认同这样的屈从地位后，黄家定才警觉这样的组合有问题。但归根究底，他也应该负起未洞症结的责任，以致马华在国阵的旗帜下遭遇失利。因此将责任全推给巫统的“支配”心态论是有欠公允的，因为是马华长期以来引导人民接受这样的合作方式是最佳的选择。
不过，我们也要为黄家定临别前的敢于公开表态（虽嫌迟了一步）表示激赏，至少他挑出了问题让新的马华接班人去纠正不公平的地位。
（三） 针对华教问题。黄家定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肺腑之言。他说，马华已经没有能力为华小四处筹款。马华最近已建议政府承担在308大选前批准增建6所新华小及13所华小搬迁的所有费用。
这话诚非虚言，因为马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凭其政治实力请华社或巨商出资建校，而是面对自保自救的危机。这使人不得不思考一个大问题：过去华社（或在马华的推动下）自行集资建校或搬迁或重建是不是正当的？如果是正当的，该由谁来延续？如果是不正当的，马华又如何使政府改弦易辙？
问题就出在全津与半津（校产属华社）之分，后者是要自行建校的。吊诡的是，是谁给予划分的？当时马华为何没有挑起来？是否是事后才发现而又没法纠正？正因为这样，华社多年来无止境地对华校捐献又捐献，以致华小或华中（国中）在纳入政府教育体系的当儿，又未全被援助。在这方面，马华确实有需要提出一个方案来。
总而言之，黄家定的三大课题是华社殷切期望改革的。即使是后知后觉，也算是尽了其最后的责任，可是华社要看的是开花结果，而不是“敢怒敢言”。如今黄家定也把这粒球转到翁诗杰的脚下，我们就看新马华如何在这些课题上，使之合理化和公平化。
刊于2008年10月29日 《南洋商报》
（一） 针对政府的政策。黄家定这一次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经济政策存有弱点和弊病，必须采用自由的经济政策，进而打造一个具竞争力的马来西亚。言下之意是希望政府检讨新经济政策思维下所建构的框架，以消除商家的沮丧与纳闷。换句话说，他希望马来西亚能奉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自由经济政策，政府不要设置太多的条件和减少行政上的干预。这种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理论）并不阻止在金融风暴时，由政府出面干预，使出“看得见的手”（凯恩斯理论），如财长近日宣布动用50亿元扶持股市。但平时的日子，行政上的自我诠释政策和设限会带来不必要的人为阻力，挫折投资者信心，也会造成种族上的偏差。
与此同时，黄家定支持阿都拉首相的三大改革措施，即司法公正、反贪与防止罪案。虽然“亡羊补牢，犹时未晚”，但在过去累积下来的弊端，一时之间也是“积重难返”。除非在明年3月接阿都拉班的纳吉来一个釜底抽薪，切割历史包袱，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
（二） 针对国阵组合。黄家定一语道破其中微妙。他说巫统在国阵中被看成是具有支配地位的成员党，这是需要加以矫正的。
黄家定避开使用“一党独大”或“霸权政治”来形容国阵内的架构，转而选用“支配”来解说也意味着他认为是时候使到国阵成为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一方发号施令的平台。
对此国阵主席阿都拉不予苟同。他说如果巫统真的在国阵内欺凌任何成员党，所有的成员党早就忍不住而离开国阵了。至少他本身就不是一位善于欺侮人的人。前首相马哈迪也有同感。
事实上，站在不同的立场出现不同的观点是没有所谓对和错之分的，正如巫统国会议员阿都嘉夫（20日）在国会说，如果巫统有欺侮成员党，为什么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以前不说，现在才来说？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因此问题又回到历史，那就是所有的成员党当初都是心甘情愿参加国阵的，而且也知道巫统起了主导作用；乃至后来有者争相加入而不果。由此可见，国阵的执政优势和获得资源分配是成员党加入的正当理由，也是较小的政党梦寐以求的心愿。在这么多年来，成员党都未申诉国阵的机制有问题，也未提出检讨的必要。那是因为它们在“权力分享”的方案下各有所获。虽不尽如人意，但远比做反对党在权力之外呐喊要强得多。
同样的，当黄家定在2003年成为马华总会长时，他也没有觉得国阵有什么不对劲，反而接受按传统的分配在国阵内扮演次要的角色。
当308的大选，人民再也不认同这样的屈从地位后，黄家定才警觉这样的组合有问题。但归根究底，他也应该负起未洞症结的责任，以致马华在国阵的旗帜下遭遇失利。因此将责任全推给巫统的“支配”心态论是有欠公允的，因为是马华长期以来引导人民接受这样的合作方式是最佳的选择。
不过，我们也要为黄家定临别前的敢于公开表态（虽嫌迟了一步）表示激赏，至少他挑出了问题让新的马华接班人去纠正不公平的地位。
（三） 针对华教问题。黄家定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肺腑之言。他说，马华已经没有能力为华小四处筹款。马华最近已建议政府承担在308大选前批准增建6所新华小及13所华小搬迁的所有费用。
这话诚非虚言，因为马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凭其政治实力请华社或巨商出资建校，而是面对自保自救的危机。这使人不得不思考一个大问题：过去华社（或在马华的推动下）自行集资建校或搬迁或重建是不是正当的？如果是正当的，该由谁来延续？如果是不正当的，马华又如何使政府改弦易辙？
问题就出在全津与半津（校产属华社）之分，后者是要自行建校的。吊诡的是，是谁给予划分的？当时马华为何没有挑起来？是否是事后才发现而又没法纠正？正因为这样，华社多年来无止境地对华校捐献又捐献，以致华小或华中（国中）在纳入政府教育体系的当儿，又未全被援助。在这方面，马华确实有需要提出一个方案来。
总而言之，黄家定的三大课题是华社殷切期望改革的。即使是后知后觉，也算是尽了其最后的责任，可是华社要看的是开花结果，而不是“敢怒敢言”。如今黄家定也把这粒球转到翁诗杰的脚下，我们就看新马华如何在这些课题上，使之合理化和公平化。
刊于2008年10月29日 《南洋商报》
29.10.08
马华求变弱势中求突破：呼吁落实分享政权
马华公会改选，翁诗杰当选总会长，「潮州怒汉」蔡细历不惧婚外情的不利影响，当选署理总会长。党代表要求新领导层争取在执政联盟内扮演更重要角色，包括出任副首相。
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阵」中的最大华裔成员党—马华公会，十月十八日举行党代表大会，选出新届领导团队。副首相纳吉对马华的选举成绩感到惊讶，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之前因被政治对手偷拍在酒店与女友开房而被迫辞去所有官职与党职的前任卫生部长兼前副总会长蔡细历，却在党选中击败受到当权派力挺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总秘书黄家泉，出掌党第二把交椅—署理总会长。交通部长翁诗杰则是新任总会长。
祖籍潮州的蔡细历因作风硬朗、谈话直率，被媒体形容为「潮州怒汉」，他击败谈吐轻声细语、做事温驯的前任总会长黄家定的哥哥黄家泉，被许多人解读为马华基层希望能有一支敢于向盟友巫统争取权益的领袖团队，解决华人社会独立五十年后面对的问题。评论人谢诗坚表示，翁诗杰与蔡细历出任马华新领导，反映马华基层对过去领袖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模式不表认同，要领导层在争取华社权益时表现得更强硬。
自称有一百二十万名党员的马华是在一九四九年成立，与巫统及印度国大党组成联盟（之后扩展成「国阵」），分别代表马国三个最大的族群—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马华自称是华人权益的捍卫者，目前有四名部长在内阁参与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在各个国阵治理的州政府里拥有一定的代表权。因此政府若制定任何不利华社的政策，马华负有政治责任为华社解困。
在独立之初，马华在内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掌管财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等重要部门，在华人社会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不过，一九六九年发生种族衝突事件后，马来民族主义掘起，要求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的呼声高涨，马华在政府内的代表性被削弱，华社地位逐渐走下坡。目前，马华所获分配的内阁部长分别掌管交通、房屋及地方政府、卫生和妇女事务，财政部及国际贸工部则由巫统领袖出掌。在一九七零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在消灭贫穷、重组社会结构目标下，全力扶持在当时相对落后的马来人，掌握国家经济的华人则在各个领域受到诸多限制。
虽然新经济政策已经超过了它所订下的三十年执行限期，有关政策至今仍未正式被废除，更严重的是，政府有责任扶持马来人的思维却在马来社会扎根，影响了许多马来政治领袖及官员的思维，致使国家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一些领袖为了个人利益，高唱极端种族主义言论，伤害族群关系，这也导致非马来社会在上届大选中一面倒的支持在野党，为在野党取得空前的胜利。
马华前任总会长黄家定在卸任前发表演说时就罕见的指责巫统并未真正贯彻其一路来强调的「分享政权」概念，导致这个理念最终只是流于口号。他指巫统在国阵里被看成是具有支配地位的成员党，而这样的印象是需要真正诚恳及适当的行动来加以矫正。为了对马华在大选中受挫负责而退位的黄家定分析，国阵在今年全国大选蒙受重挫，是基于人民对政治人物和官员涉及贪污滥权感到非常不满、国阵一些政治人物的傲慢叫嚣以及发表种族极端言论，甚至威胁其他种族、国内罪案飙升，令民垄感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油价上涨而导致的物价飙升，致使人民生活负担日益沉重、非回教徒所面对的宗教信仰和权利问题没有获得应有的处理、非土著企业家对思想狭隘的官僚不公平待遇感到沮丧、华社与印裔社会面对增建学校的问题；他呼吁政府尽快推行改革，消除人民上述七大负面看法，以免被人民唾弃。
马华马六甲代表江雪霞指出，马华在这五十一年来争取诸多权益并不成功，然而在野党执政后，却在几个月内一一实现，这包括发出地契给华人新村、拨款给华文独立中学及允许集中养猪场。她认为，马华若要跟在野党民联竞争，就应该做得更好，而非一味反对。
这也是马华在今年三月大选后首次举行党大会及选举，为马华提供重新出发的机会。本届大会普遍反映马华基层对巫统在执政联盟内一党独大的不满，要求更平等的地位及给予华社更公平的对待。中央代表也要求新领导层与巫统重新谈判，争取在内阁及执政联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包括出任国阵第二署理主席及有实权的副首相。目前国阵主席与署理主席皆有巫统领袖出任，首相与副首相人选也是来自巫统。马华雪兰我州分团团长高祥威认为，马华和巫统在国阵内应拥有平起平坐的地位，马华不希罕向巫统求来的署理主席和副首相，他们要的是所有国阵成员党都认同马华就是联盟的创办人之一。
评论人谢诗坚指马华在「睡」了五十年才发现自己的地位不如巫统，这是「后知后觉」；他指这虽然是迟了，也不是坏事。他认为马华新领导团队应制定策略，向巫统提出合理的要求，这包括废除新经济政策、改变单元教育思维、制度化兴建华文小学等。他对马华欲争取副首相职位不表乐观，因这可能引发东马政党提出同样的要求，从而动摇马来人为中心的统治地位。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新闻秘书吴健南对马华在未来解决华社问题具信心，他认为，纳吉是一个很有执行力及拥有基层势力的领袖，马华提出的要求将能获得有效的回应，而纳吉也有能力压制党内的极端分子，不让极端言论抬头。他认为，未来马华应专注于超越族群利益的课题，这包括贪污滥权、司法改革，与在野党进行良性的竞争。
马华基层与华社也对马华新团队是否能够带领马华转型极表关注，来自彭亨的代表梁剑顺疾呼，如果马华不能尽快转型，并向巫统施压一起作出改革，那揦马华就是「死路一条」。吉隆坡的代表卓建国认为，马华可以设定一年的期限让巫统改革，否则马华就得自救。他指出，马华目前有十五名国会议员，假如巫统在一年内不改革，马华就应该「出走」，若等到下一届大选才行动，那会太迟了。
新任总会长翁诗杰尝试安抚基层的忧虑，他指出，马华还是必须关注华社的老问题，但是跨越族群、关系公共利益的议题，包括司法改革、新经济政策等，必须加大步伐去面对和处理。新任署理总会长蔡细历也指出，马华必须要有竞争的条件，来面对大选后的两线制形势，人民已经拥有选择，不会理所当然选择国阵；大选后，人民希望政府的政策是跨种族角度。
也是马华党员的吴健南则指出，目前人们都有一种看法，国阵是否会在下一届大选中被在野党推翻而失去中央政权，人民对在野党上台执政已经有心理准备。他认为国阵被推翻并不一定是坏事，这将使国阵得以转型，由单元种族政党组成的形态变成多元种族单一政党。
转载自2008年10月28日多维新闻网
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阵」中的最大华裔成员党—马华公会，十月十八日举行党代表大会，选出新届领导团队。副首相纳吉对马华的选举成绩感到惊讶，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之前因被政治对手偷拍在酒店与女友开房而被迫辞去所有官职与党职的前任卫生部长兼前副总会长蔡细历，却在党选中击败受到当权派力挺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总秘书黄家泉，出掌党第二把交椅—署理总会长。交通部长翁诗杰则是新任总会长。
祖籍潮州的蔡细历因作风硬朗、谈话直率，被媒体形容为「潮州怒汉」，他击败谈吐轻声细语、做事温驯的前任总会长黄家定的哥哥黄家泉，被许多人解读为马华基层希望能有一支敢于向盟友巫统争取权益的领袖团队，解决华人社会独立五十年后面对的问题。评论人谢诗坚表示，翁诗杰与蔡细历出任马华新领导，反映马华基层对过去领袖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模式不表认同，要领导层在争取华社权益时表现得更强硬。
自称有一百二十万名党员的马华是在一九四九年成立，与巫统及印度国大党组成联盟（之后扩展成「国阵」），分别代表马国三个最大的族群—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马华自称是华人权益的捍卫者，目前有四名部长在内阁参与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在各个国阵治理的州政府里拥有一定的代表权。因此政府若制定任何不利华社的政策，马华负有政治责任为华社解困。
在独立之初，马华在内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掌管财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等重要部门，在华人社会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不过，一九六九年发生种族衝突事件后，马来民族主义掘起，要求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的呼声高涨，马华在政府内的代表性被削弱，华社地位逐渐走下坡。目前，马华所获分配的内阁部长分别掌管交通、房屋及地方政府、卫生和妇女事务，财政部及国际贸工部则由巫统领袖出掌。在一九七零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在消灭贫穷、重组社会结构目标下，全力扶持在当时相对落后的马来人，掌握国家经济的华人则在各个领域受到诸多限制。
虽然新经济政策已经超过了它所订下的三十年执行限期，有关政策至今仍未正式被废除，更严重的是，政府有责任扶持马来人的思维却在马来社会扎根，影响了许多马来政治领袖及官员的思维，致使国家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一些领袖为了个人利益，高唱极端种族主义言论，伤害族群关系，这也导致非马来社会在上届大选中一面倒的支持在野党，为在野党取得空前的胜利。
马华前任总会长黄家定在卸任前发表演说时就罕见的指责巫统并未真正贯彻其一路来强调的「分享政权」概念，导致这个理念最终只是流于口号。他指巫统在国阵里被看成是具有支配地位的成员党，而这样的印象是需要真正诚恳及适当的行动来加以矫正。为了对马华在大选中受挫负责而退位的黄家定分析，国阵在今年全国大选蒙受重挫，是基于人民对政治人物和官员涉及贪污滥权感到非常不满、国阵一些政治人物的傲慢叫嚣以及发表种族极端言论，甚至威胁其他种族、国内罪案飙升，令民垄感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油价上涨而导致的物价飙升，致使人民生活负担日益沉重、非回教徒所面对的宗教信仰和权利问题没有获得应有的处理、非土著企业家对思想狭隘的官僚不公平待遇感到沮丧、华社与印裔社会面对增建学校的问题；他呼吁政府尽快推行改革，消除人民上述七大负面看法，以免被人民唾弃。
马华马六甲代表江雪霞指出，马华在这五十一年来争取诸多权益并不成功，然而在野党执政后，却在几个月内一一实现，这包括发出地契给华人新村、拨款给华文独立中学及允许集中养猪场。她认为，马华若要跟在野党民联竞争，就应该做得更好，而非一味反对。
这也是马华在今年三月大选后首次举行党大会及选举，为马华提供重新出发的机会。本届大会普遍反映马华基层对巫统在执政联盟内一党独大的不满，要求更平等的地位及给予华社更公平的对待。中央代表也要求新领导层与巫统重新谈判，争取在内阁及执政联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包括出任国阵第二署理主席及有实权的副首相。目前国阵主席与署理主席皆有巫统领袖出任，首相与副首相人选也是来自巫统。马华雪兰我州分团团长高祥威认为，马华和巫统在国阵内应拥有平起平坐的地位，马华不希罕向巫统求来的署理主席和副首相，他们要的是所有国阵成员党都认同马华就是联盟的创办人之一。
评论人谢诗坚指马华在「睡」了五十年才发现自己的地位不如巫统，这是「后知后觉」；他指这虽然是迟了，也不是坏事。他认为马华新领导团队应制定策略，向巫统提出合理的要求，这包括废除新经济政策、改变单元教育思维、制度化兴建华文小学等。他对马华欲争取副首相职位不表乐观，因这可能引发东马政党提出同样的要求，从而动摇马来人为中心的统治地位。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新闻秘书吴健南对马华在未来解决华社问题具信心，他认为，纳吉是一个很有执行力及拥有基层势力的领袖，马华提出的要求将能获得有效的回应，而纳吉也有能力压制党内的极端分子，不让极端言论抬头。他认为，未来马华应专注于超越族群利益的课题，这包括贪污滥权、司法改革，与在野党进行良性的竞争。
马华基层与华社也对马华新团队是否能够带领马华转型极表关注，来自彭亨的代表梁剑顺疾呼，如果马华不能尽快转型，并向巫统施压一起作出改革，那揦马华就是「死路一条」。吉隆坡的代表卓建国认为，马华可以设定一年的期限让巫统改革，否则马华就得自救。他指出，马华目前有十五名国会议员，假如巫统在一年内不改革，马华就应该「出走」，若等到下一届大选才行动，那会太迟了。
新任总会长翁诗杰尝试安抚基层的忧虑，他指出，马华还是必须关注华社的老问题，但是跨越族群、关系公共利益的议题，包括司法改革、新经济政策等，必须加大步伐去面对和处理。新任署理总会长蔡细历也指出，马华必须要有竞争的条件，来面对大选后的两线制形势，人民已经拥有选择，不会理所当然选择国阵；大选后，人民希望政府的政策是跨种族角度。
也是马华党员的吴健南则指出，目前人们都有一种看法，国阵是否会在下一届大选中被在野党推翻而失去中央政权，人民对在野党上台执政已经有心理准备。他认为国阵被推翻并不一定是坏事，这将使国阵得以转型，由单元种族政党组成的形态变成多元种族单一政党。
转载自2008年10月28日多维新闻网
28.10.08
民政进入许丁邓新铁三角时代邓章耀任总秘书背负改革厚望
随着邓章耀受委为总秘书，民政党已正式进入新铁三角时代，准备留守国阵，并以槟州为据，展开一场翻身战。
著名时评人谢诗坚表示，邓章耀和党主席许子根、槟州主席丁福南组成一个新铁三角，而他首要的挑战在于，如何说服基层接受留在国阵，认同留下优于退出自立门户。
谢诗坚指出，作为第三代领袖的邓章耀来自民政党的大本营槟城，出任此高职属名正言顺，“而且，在未来3年，他不只要协助丁福南建立槟州在野党的运作机制，也得运用谋略团结全国领导层。”
槟城老巢是民政翻身最佳地点
他进一步指出，民政在党大会后，显然无意退出国阵，如此一来，它需要打造全新的形象，“有官职者无法畅所欲言，发表看法时必须拿捏得准，虽然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民政党现已一无所有，再不敢怒敢言就毫无意义。”
“在霹雳，民政的势力始终要排在马华的后头，在槟州，它却是国阵的龙头老大。不从此重夺地盘，难道还有希望翻身吗？而且，要留在国阵就必须确保本身及巫统能推动改革，否则前景仍一片黯淡。”
指谢宽泰较倾向“附和”巫统
他也建议，邓章耀必须一改谢宽泰过去倾向“附和”巫统的作风，停止一切都以内部协商的说法。
无论如何，他认为，邓章耀确实是出任总秘书的最佳人选，除了年轻有活力，也曾担任过槟首长政治秘书及行政议员，“308政治海啸前，他是未来首长的黑马，不过却随民政惨败而错失机会。”
邓章耀必须多接触和组织基层
“这已足以证明他具备应有的条件，尽管他不曾在中央担任部长职，在知名度上不比谢宽泰高。不过，他在受委后就一样必须接触和组织基层，才能摸透党的整体运作。”
民政党主席许子根昨日宣布，该党中委会决定委任前副总秘书邓章耀为新任总秘书，而本届未参加竞选的前总秘书谢宽泰则受委为副主席。中委会也决定委任前任全国副总财政林敬源和竞选副主席失败的阿沙鲁丁出任中委。
范清渊坚持委沙巴代表任中委
之前，该党全国副主席范清渊建议，应委任非华裔出任三名副主席、总秘书及全国总财政的职位，以真正重返民政的多元种族政治路线。
另外，他也要求，领导层委任更多巫印裔及沙巴代表，加入中央委员会，甚至是中央工作委员会。
不过，随着许子根公布总秘书及全国总财政人选，范清渊今日受询时也只是表示，本身已提出自己看法，一切就交由拥有委任特权的党主席来定夺。
至于一些尚未被填补的职位，他始终认为，沙巴的代表不该被排除在外，“我不只认为，党领导可委任沙巴的代表，而且是应该这样做。否则，打造多元种族政治的口号就是空谈且自爽（talk syiok）。”
民政根基深植华社转型不实际
针对此，谢诗坚认为，在巫裔偏向选择加入巫统、回教党或公正党的政治现实下，创党时已深深根植华裔社会的民政党，要摆脱华基政党的形象并不实际，“而如果你（民政）是华基政党，就不必摆出领导层具备多元种族的姿态。”
加上，他认为，就算要增添非华裔的代表性，民政党可委任非华裔担任其它职位，但绝非总秘书一职，“这个职位必须展现其权力和功能。”
他从历史角度分析，尽管民政创党时由巫裔担任主席，不过党的班底却是林苍佑创立的民主联合党，以华裔为主，“要回到根本，民政看似不得不在华社中立足，结果扛着多元的旗子，也得打出华人牌。”
著名时评人谢诗坚表示，邓章耀和党主席许子根、槟州主席丁福南组成一个新铁三角，而他首要的挑战在于，如何说服基层接受留在国阵，认同留下优于退出自立门户。
谢诗坚指出，作为第三代领袖的邓章耀来自民政党的大本营槟城，出任此高职属名正言顺，“而且，在未来3年，他不只要协助丁福南建立槟州在野党的运作机制，也得运用谋略团结全国领导层。”
槟城老巢是民政翻身最佳地点
他进一步指出，民政在党大会后，显然无意退出国阵，如此一来，它需要打造全新的形象，“有官职者无法畅所欲言，发表看法时必须拿捏得准，虽然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民政党现已一无所有，再不敢怒敢言就毫无意义。”
“在霹雳，民政的势力始终要排在马华的后头，在槟州，它却是国阵的龙头老大。不从此重夺地盘，难道还有希望翻身吗？而且，要留在国阵就必须确保本身及巫统能推动改革，否则前景仍一片黯淡。”
指谢宽泰较倾向“附和”巫统
他也建议，邓章耀必须一改谢宽泰过去倾向“附和”巫统的作风，停止一切都以内部协商的说法。
无论如何，他认为，邓章耀确实是出任总秘书的最佳人选，除了年轻有活力，也曾担任过槟首长政治秘书及行政议员，“308政治海啸前，他是未来首长的黑马，不过却随民政惨败而错失机会。”
邓章耀必须多接触和组织基层
“这已足以证明他具备应有的条件，尽管他不曾在中央担任部长职，在知名度上不比谢宽泰高。不过，他在受委后就一样必须接触和组织基层，才能摸透党的整体运作。”
民政党主席许子根昨日宣布，该党中委会决定委任前副总秘书邓章耀为新任总秘书，而本届未参加竞选的前总秘书谢宽泰则受委为副主席。中委会也决定委任前任全国副总财政林敬源和竞选副主席失败的阿沙鲁丁出任中委。
范清渊坚持委沙巴代表任中委
之前，该党全国副主席范清渊建议，应委任非华裔出任三名副主席、总秘书及全国总财政的职位，以真正重返民政的多元种族政治路线。
另外，他也要求，领导层委任更多巫印裔及沙巴代表，加入中央委员会，甚至是中央工作委员会。
不过，随着许子根公布总秘书及全国总财政人选，范清渊今日受询时也只是表示，本身已提出自己看法，一切就交由拥有委任特权的党主席来定夺。
至于一些尚未被填补的职位，他始终认为，沙巴的代表不该被排除在外，“我不只认为，党领导可委任沙巴的代表，而且是应该这样做。否则，打造多元种族政治的口号就是空谈且自爽（talk syiok）。”
民政根基深植华社转型不实际
针对此，谢诗坚认为，在巫裔偏向选择加入巫统、回教党或公正党的政治现实下，创党时已深深根植华裔社会的民政党，要摆脱华基政党的形象并不实际，“而如果你（民政）是华基政党，就不必摆出领导层具备多元种族的姿态。”
加上，他认为，就算要增添非华裔的代表性，民政党可委任非华裔担任其它职位，但绝非总秘书一职，“这个职位必须展现其权力和功能。”
他从历史角度分析，尽管民政创党时由巫裔担任主席，不过党的班底却是林苍佑创立的民主联合党，以华裔为主，“要回到根本，民政看似不得不在华社中立足，结果扛着多元的旗子，也得打出华人牌。”
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会员大会致词
(24-10-08)
今天我们按照章程举行两年一度的会员大会，根据2006年及2007年的账目报告显示，本基金会财务处于稳健状况，2006年有存款185万余元；2007年有184万余元；而在2008年截至8月31日为止，存款则有193万余元，数目字的增加主要是本会会员威德(马)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柯振清先生为纪念其先父柯福顺老先生而捐献马币15万元，充为本会慈善基金，仁风义举，殊值钦佩。
在过去的两年，我们的较大捐款是献金50万元予下列三间学校，它们是新港崇正学校及商务学校，各获20万元，而北海励华学校则获10万元，有关款项已悉数移交。
在2007年我门也拨出3万元予国家天灾基金，赈济柔佛水灾灾民。而在2008年在中华总商会发动下，更大款项的支助四川地震灾黎及缅甸风灾灾黎，总数分别是马币60万2千元及马币14万元。这两大笔款项主要是商会古道热肠的董事及会员们自动捐献的，而本会则补上8万9250令吉凑成以上的整数。有关的义款移交仪式在今年5月由中国驻马商务参赞高文宽亲自莅临接领，场面隆重。
除此之外，本会也按惯例逐年发出大学贷学金。2006年发出4万6千元，2007年发出3万7千元，而2008年则发出3万5千元，申请者较前为少主要是许多大专院校生可以直接向高等教育部的大学贷学金（PTPTN）申请数额较高的贷款，其它州政府及各单位的贷学金也开方便之门。
无论如何，本会这项自1978年开始即推行的免息贷学金，截至今日为止，已有超过300名学生受惠，总共贷出的款额高达2百零7万1百元（RM 2，070，100）。几乎所有的受贷者在完成学业后，都按期摊还贷款，以致本会有充裕的基金造惠后来者，这种饮水思源的美德是必须予以赞扬的。
截自今年8月份为止，本会仍放出而未收回的贷款共计27万8千1百50元，因为他们尚在深造中，或尚在分期而委清还全部贷款。由于管理较为严格，本会基金的回收率是99巴仙的，目前只有两名已毕业的受贷者尚未清还贷款6千2百50元，数额不多，本会已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希望所有的贷款能100%的回收。在这方面，我希望仍在受贷者能记取他们将来毕业后回款的责任，不要立下不良先例而影响自身的名声。
除了贷学金外，本会也从2005年开始每年颁发大学奖学金予成绩优异的大学生，每人1千元。截至今年9月份为止，共发放13万5千元。换句话说已有135名大学生获得嘉奖。由于申请者逐年增加，本会也在每年酌量增加款项，比如今年就发出4万4千元予44名合格者，在条件允许下，我们会考虑增加奖学金的学额。
至于对独中生的助学金奖励也是从2005年开始。4年来共拨出1万2千5百元。虽然每人所得数额不多，以200元为限，但意义是重大的，以鼓励家长把子女送进华文中学就读。
根据记录，中华总商会及本会自1992年以来，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覩的，总共集资3百70万元支持民族教育的发展，其中莹莹大件者计有拉曼学院88万元，韩江学院2百万元及槟州五间独中5万元。如果连同历年来的慈善捐款，则商会及本会在慈善教育上发出的捐款已高达5百万元。这之中大件者包括对中国四川地震灾黎和缅甸风灾灾黎的及时援助及2004年对槟城海啸灾黎的10万元援助和2003年对土桥尾火灾灾民的1万元的捐献。
由此可见，本会基金都善用在急救及恰当的地方，也因此使到商会赢取了“从商为善”的美名。
今年适逢本会成立30周年，原本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晚宴再行集资。但由于世界经济不景，风暴连连，也只好一切从简，待日后才另行打算。
今天我们按照章程举行两年一度的会员大会，根据2006年及2007年的账目报告显示，本基金会财务处于稳健状况，2006年有存款185万余元；2007年有184万余元；而在2008年截至8月31日为止，存款则有193万余元，数目字的增加主要是本会会员威德(马)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柯振清先生为纪念其先父柯福顺老先生而捐献马币15万元，充为本会慈善基金，仁风义举，殊值钦佩。
在过去的两年，我们的较大捐款是献金50万元予下列三间学校，它们是新港崇正学校及商务学校，各获20万元，而北海励华学校则获10万元，有关款项已悉数移交。
在2007年我门也拨出3万元予国家天灾基金，赈济柔佛水灾灾民。而在2008年在中华总商会发动下，更大款项的支助四川地震灾黎及缅甸风灾灾黎，总数分别是马币60万2千元及马币14万元。这两大笔款项主要是商会古道热肠的董事及会员们自动捐献的，而本会则补上8万9250令吉凑成以上的整数。有关的义款移交仪式在今年5月由中国驻马商务参赞高文宽亲自莅临接领，场面隆重。
除此之外，本会也按惯例逐年发出大学贷学金。2006年发出4万6千元，2007年发出3万7千元，而2008年则发出3万5千元，申请者较前为少主要是许多大专院校生可以直接向高等教育部的大学贷学金（PTPTN）申请数额较高的贷款，其它州政府及各单位的贷学金也开方便之门。
无论如何，本会这项自1978年开始即推行的免息贷学金，截至今日为止，已有超过300名学生受惠，总共贷出的款额高达2百零7万1百元（RM 2，070，100）。几乎所有的受贷者在完成学业后，都按期摊还贷款，以致本会有充裕的基金造惠后来者，这种饮水思源的美德是必须予以赞扬的。
截自今年8月份为止，本会仍放出而未收回的贷款共计27万8千1百50元，因为他们尚在深造中，或尚在分期而委清还全部贷款。由于管理较为严格，本会基金的回收率是99巴仙的，目前只有两名已毕业的受贷者尚未清还贷款6千2百50元，数额不多，本会已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希望所有的贷款能100%的回收。在这方面，我希望仍在受贷者能记取他们将来毕业后回款的责任，不要立下不良先例而影响自身的名声。
除了贷学金外，本会也从2005年开始每年颁发大学奖学金予成绩优异的大学生，每人1千元。截至今年9月份为止，共发放13万5千元。换句话说已有135名大学生获得嘉奖。由于申请者逐年增加，本会也在每年酌量增加款项，比如今年就发出4万4千元予44名合格者，在条件允许下，我们会考虑增加奖学金的学额。
至于对独中生的助学金奖励也是从2005年开始。4年来共拨出1万2千5百元。虽然每人所得数额不多，以200元为限，但意义是重大的，以鼓励家长把子女送进华文中学就读。
根据记录，中华总商会及本会自1992年以来，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覩的，总共集资3百70万元支持民族教育的发展，其中莹莹大件者计有拉曼学院88万元，韩江学院2百万元及槟州五间独中5万元。如果连同历年来的慈善捐款，则商会及本会在慈善教育上发出的捐款已高达5百万元。这之中大件者包括对中国四川地震灾黎和缅甸风灾灾黎的及时援助及2004年对槟城海啸灾黎的10万元援助和2003年对土桥尾火灾灾民的1万元的捐献。
由此可见，本会基金都善用在急救及恰当的地方，也因此使到商会赢取了“从商为善”的美名。
今年适逢本会成立30周年，原本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晚宴再行集资。但由于世界经济不景，风暴连连，也只好一切从简，待日后才另行打算。
马华党选不按牌理出牌 翁蔡配苦了黄家泉
马华公会中央党选释放出来的含意是五味杂陈的，本文只针对改选的结果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作一评析。
从正面来看，本届改选出席代表达99%是十分罕有的。用倾巢而出也不为过。为什么代表们这么热衷投票，而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谁也看不清楚，但有一点应该是大多数代表们所要看到的是：局面不要一面倒，不要菜单全盘照收，也不要挑战派全军覆没。因此有选择性的但不以地区为均衡的考量投下本身的一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州的候选人较多当选，而有些州只一人当选，其中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是按照当前的情况希望有所改变。因此求变是本届大选的主轴，于是出现了下列的结局：
1． 在求变底下，当权派挑中了308大选后人气急升的翁诗杰挑大梁。因为放眼上位的领导层中，翁较适合领导新团队。他既不是黄家定的影子，也不是挑战派排斥的人物。相较之下，他比起黄家泉更适合接黄家定的班。
当一切敲定后，当权派也是有所担心挑战派会结成另一个阵线全面开打。因此翁诗杰也在运动的过程中，挑起“道德论”来使对手“知难而退”。这种不指明道姓的批判终于收到效果，蔡细历不攻打总会长；却从中杀出蔡锐明加入应战。
相比之下，蔡锐明是处于劣势的。其一是2004年大选后，他已没有官职，失掉卫生部长；其二在2008年大选被除名；其三他在党内并没有结成派系，即使在2001年形成的AB队，他也不属于其中一派，而是被归为C派。虽然在这方面，与翁诗杰有些相似，但那时翁诗杰领导马青比较倾向B队的反报业收购，引发了A队的林良实准备拿他祭旗，未想竟在此事件中给翁增添政治筹码；反之蔡锐明未取悦林良实，也非一面倒向林亚礼领导的B队，也就成为左右都不是的“孤家寡人”。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2005年挑战当时如日中天的黄家定，失败是预料中事，但取得37%的得票已是“虽败犹荣”。如今卷土重来又“孤军上路”的蔡锐明也不敌翁诗杰同样是意料中事。不过，他取得39%的选票又证明不论是黄家定或翁诗杰，有近40%的代表是对当权派有异议的。
由此看来，本届改选翁诗杰巧妙地先声夺人，导致蔡细历转换跑道，而由蔡锐明杀出，已大大地少了威胁性。因此他的战略已为他的胜利奠定基石。
在胜利之后，翁诗杰必须要解读40%的反对票意味着什么？身为总会长的他是否具有林良实的权威，突出了是总会长的党？抑或是他是黄家定第二，在自我约束总会长的权限下，得依中委行事？如果是属于后者，他又如何将他的竞选理念贯彻？因为今时不同往昔，总会长已不能“说了就算”，还得权衡党中委的想法。
一项最明显的挑战是：他如何安置黄家泉？他又如何安置蔡细历的官职？对各州联委会主席的委任是总会长的“特权”，还是中委会的权力？我们不要忘记，翁诗杰即使在2005年当选副总会长及以前曾任马青总团长，但他从来没有被委任为任何一州的联委会主席，直到308大选后，他才首次出任雪州联委会主席。
这就是说，翁诗杰未来能否有大作为，取决于他对党中央的控制程度，以及如何形成一个新团队，而不是一个暗潮汹涌的分帮立派的党。也唯有把家里打扫干净，卸下历史包袱，他才能领导马华走向“新的长征”。
2． 在求变底下，署理总会长是一个灸手可热的椅子，按照当权派意愿，由掌控霹雳的黄家泉上位是顺其自然的安排，既可告慰黄家定的退位（在一下一上的布署，已打掉所谓建立“黄氏王朝”的阴影），也容易被人接受，不然由哥哥接弟弟之位，也就会被视为“黄氏王朝”的体现。因此在审时度势下，黄家泉出任老二被认为是恰当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黄家泉背负的包袱是有形和无形的。有形的是黄家定出任总会长时，为何安排黄家泉出掌具有权力的总秘书？难免造成党内上下指指点点。无形的是黄家泉一心一意搞党校；也尽量营造在霹州老大的稳定地位，却惹来一些风言风语。例如他被认为与林良实派结合，过去支持其公子林熙隆成为未来的霹雳接班人，并更上一层楼，夺得马青署理总团长高职。
讵料308后，黄家泉势力下降，造成林熙隆当不成霹州马青团长，也无意再捍卫署理总团长。这一下子，支持黄家泉的派系也就有了变化。如果单靠其弟在柔佛和雪州的势力突围而出，实在有些风险。
反之，有自知之明的蔡细历在审视党选的机制后，认为打老大是没有胜算的，因此退而求其次地转打老二，他认为这是当权派最弱的一环，可以从里外逐一击破当权派的包围。
即便按照传统老二没有大作为，但前提是老大有强势和绝对的领导（如李三春对曾永森及何文翰；如林良实对李金狮）；如果不是的话，或老二也是有强大的内外势力（如林亚礼与林良实的对峙），则当老大的可就头痛了。2003年林亚礼逼使林良实双退位让位于黄家定及陈广才顶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这就是蔡细历高明之处，他先是要在马华重新取得立足点，再推展政治议程也不迟。与此同时，他也是有所顾忌的，因为在2007年受性爱光盘事件的打击，导致他丢官与辞党职，变成一个普通人。由于身上背着“道德十字架”，使蔡细历投鼠忌器，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要打还是不打。最后在没有更好人选底下，他只好豁了出去。所谓的没有人选是蔡锐明不是他的团队，而林祥才与他的“共识”达不成。本来有传说他打老大，林打老二，但只是传言，结果在提名日竟是两人寃家路窄，也让人感觉到挑战派起“内閧”，要撼当权派谈何容易？
情势至此，蔡细历已没有退路，只好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用手机拜票，他的勤力也许是其它候选人都赶不及的；尤其是20%的游离票到底是要给他或林祥才，如果他们都不认同黄家泉的话。在这个过程中，蔡细历的“一语中的”，或者是他翻盘的关键，那就是他要代表们“否决黄氏王朝的阴影”。
当然黄家泉不现身NTV 7的辩论是与翁诗杰取得共识，也就是当权派不搞这一套，但黄家泉不是翁诗杰，因为他有些东西是要厘清和交待的，不似翁没有政治包袱；还有他的对手较强，不是独来独往的。
3． 副总会长在当权派看来，按地区之分是比较均匀的，如彭亨的廖仲莱、柔佛的陈国煌、霹雳的江作汉和吉打的曹志雄。这种构思是认为蔡细历胜不出，蔡锐明也不可能胜，就需要有一位来自柔佛的陈国煌顶上，毕竟柔佛是马华的票仓，不能割舍，弱点是陈国煌知名度不高，有需造势。
再有一个弱点是黄燕燕说到底也是内阁部长，如果不腾出一个位置给她，恐怕会引起姐妹们的不悦。本来比较接近挑战派的黄燕燕也认为她突围不易，最后则采取低调，并和两派保持关系的策略。她的胜出说明她的身份的特殊性，结果是选了中莱，又选了来自彭亨的黄燕燕。
由于情势的微妙变化，原本这次有望代表北马出任副总会长的曹志雄又再一次被割爱，挤不进高层，对他日后争取出任部长有一定的阻力和困难。
至于中委的人马，也是当权派较占优势，对翁诗杰也有了某些激励作用，但不是绝对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团队组不成，而是这个团队有暗流和内斗要怎样打掉。表面上看翁蔡都表明可以合作，但合作到什么程度？两人能否抺掉较早前的“刀光剑影”仍是一个未知数。
摆在马华面前的是不平坦的路；摆在翁诗杰面前的是一条吊诡的路。但他没有选择，因为党代表要的是个混合型的队伍，谁也不能坐大，谁也不能掌握全局，这就是马华党选发出的强烈讯号。
（原载于2008年10月27日《号外周报》 第399期）
从正面来看，本届改选出席代表达99%是十分罕有的。用倾巢而出也不为过。为什么代表们这么热衷投票，而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谁也看不清楚，但有一点应该是大多数代表们所要看到的是：局面不要一面倒，不要菜单全盘照收，也不要挑战派全军覆没。因此有选择性的但不以地区为均衡的考量投下本身的一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州的候选人较多当选，而有些州只一人当选，其中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是按照当前的情况希望有所改变。因此求变是本届大选的主轴，于是出现了下列的结局：
1． 在求变底下，当权派挑中了308大选后人气急升的翁诗杰挑大梁。因为放眼上位的领导层中，翁较适合领导新团队。他既不是黄家定的影子，也不是挑战派排斥的人物。相较之下，他比起黄家泉更适合接黄家定的班。
当一切敲定后，当权派也是有所担心挑战派会结成另一个阵线全面开打。因此翁诗杰也在运动的过程中，挑起“道德论”来使对手“知难而退”。这种不指明道姓的批判终于收到效果，蔡细历不攻打总会长；却从中杀出蔡锐明加入应战。
相比之下，蔡锐明是处于劣势的。其一是2004年大选后，他已没有官职，失掉卫生部长；其二在2008年大选被除名；其三他在党内并没有结成派系，即使在2001年形成的AB队，他也不属于其中一派，而是被归为C派。虽然在这方面，与翁诗杰有些相似，但那时翁诗杰领导马青比较倾向B队的反报业收购，引发了A队的林良实准备拿他祭旗，未想竟在此事件中给翁增添政治筹码；反之蔡锐明未取悦林良实，也非一面倒向林亚礼领导的B队，也就成为左右都不是的“孤家寡人”。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2005年挑战当时如日中天的黄家定，失败是预料中事，但取得37%的得票已是“虽败犹荣”。如今卷土重来又“孤军上路”的蔡锐明也不敌翁诗杰同样是意料中事。不过，他取得39%的选票又证明不论是黄家定或翁诗杰，有近40%的代表是对当权派有异议的。
由此看来，本届改选翁诗杰巧妙地先声夺人，导致蔡细历转换跑道，而由蔡锐明杀出，已大大地少了威胁性。因此他的战略已为他的胜利奠定基石。
在胜利之后，翁诗杰必须要解读40%的反对票意味着什么？身为总会长的他是否具有林良实的权威，突出了是总会长的党？抑或是他是黄家定第二，在自我约束总会长的权限下，得依中委行事？如果是属于后者，他又如何将他的竞选理念贯彻？因为今时不同往昔，总会长已不能“说了就算”，还得权衡党中委的想法。
一项最明显的挑战是：他如何安置黄家泉？他又如何安置蔡细历的官职？对各州联委会主席的委任是总会长的“特权”，还是中委会的权力？我们不要忘记，翁诗杰即使在2005年当选副总会长及以前曾任马青总团长，但他从来没有被委任为任何一州的联委会主席，直到308大选后，他才首次出任雪州联委会主席。
这就是说，翁诗杰未来能否有大作为，取决于他对党中央的控制程度，以及如何形成一个新团队，而不是一个暗潮汹涌的分帮立派的党。也唯有把家里打扫干净，卸下历史包袱，他才能领导马华走向“新的长征”。
2． 在求变底下，署理总会长是一个灸手可热的椅子，按照当权派意愿，由掌控霹雳的黄家泉上位是顺其自然的安排，既可告慰黄家定的退位（在一下一上的布署，已打掉所谓建立“黄氏王朝”的阴影），也容易被人接受，不然由哥哥接弟弟之位，也就会被视为“黄氏王朝”的体现。因此在审时度势下，黄家泉出任老二被认为是恰当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黄家泉背负的包袱是有形和无形的。有形的是黄家定出任总会长时，为何安排黄家泉出掌具有权力的总秘书？难免造成党内上下指指点点。无形的是黄家泉一心一意搞党校；也尽量营造在霹州老大的稳定地位，却惹来一些风言风语。例如他被认为与林良实派结合，过去支持其公子林熙隆成为未来的霹雳接班人，并更上一层楼，夺得马青署理总团长高职。
讵料308后，黄家泉势力下降，造成林熙隆当不成霹州马青团长，也无意再捍卫署理总团长。这一下子，支持黄家泉的派系也就有了变化。如果单靠其弟在柔佛和雪州的势力突围而出，实在有些风险。
反之，有自知之明的蔡细历在审视党选的机制后，认为打老大是没有胜算的，因此退而求其次地转打老二，他认为这是当权派最弱的一环，可以从里外逐一击破当权派的包围。
即便按照传统老二没有大作为，但前提是老大有强势和绝对的领导（如李三春对曾永森及何文翰；如林良实对李金狮）；如果不是的话，或老二也是有强大的内外势力（如林亚礼与林良实的对峙），则当老大的可就头痛了。2003年林亚礼逼使林良实双退位让位于黄家定及陈广才顶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这就是蔡细历高明之处，他先是要在马华重新取得立足点，再推展政治议程也不迟。与此同时，他也是有所顾忌的，因为在2007年受性爱光盘事件的打击，导致他丢官与辞党职，变成一个普通人。由于身上背着“道德十字架”，使蔡细历投鼠忌器，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要打还是不打。最后在没有更好人选底下，他只好豁了出去。所谓的没有人选是蔡锐明不是他的团队，而林祥才与他的“共识”达不成。本来有传说他打老大，林打老二，但只是传言，结果在提名日竟是两人寃家路窄，也让人感觉到挑战派起“内閧”，要撼当权派谈何容易？
情势至此，蔡细历已没有退路，只好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用手机拜票，他的勤力也许是其它候选人都赶不及的；尤其是20%的游离票到底是要给他或林祥才，如果他们都不认同黄家泉的话。在这个过程中，蔡细历的“一语中的”，或者是他翻盘的关键，那就是他要代表们“否决黄氏王朝的阴影”。
当然黄家泉不现身NTV 7的辩论是与翁诗杰取得共识，也就是当权派不搞这一套，但黄家泉不是翁诗杰，因为他有些东西是要厘清和交待的，不似翁没有政治包袱；还有他的对手较强，不是独来独往的。
3． 副总会长在当权派看来，按地区之分是比较均匀的，如彭亨的廖仲莱、柔佛的陈国煌、霹雳的江作汉和吉打的曹志雄。这种构思是认为蔡细历胜不出，蔡锐明也不可能胜，就需要有一位来自柔佛的陈国煌顶上，毕竟柔佛是马华的票仓，不能割舍，弱点是陈国煌知名度不高，有需造势。
再有一个弱点是黄燕燕说到底也是内阁部长，如果不腾出一个位置给她，恐怕会引起姐妹们的不悦。本来比较接近挑战派的黄燕燕也认为她突围不易，最后则采取低调，并和两派保持关系的策略。她的胜出说明她的身份的特殊性，结果是选了中莱，又选了来自彭亨的黄燕燕。
由于情势的微妙变化，原本这次有望代表北马出任副总会长的曹志雄又再一次被割爱，挤不进高层，对他日后争取出任部长有一定的阻力和困难。
至于中委的人马，也是当权派较占优势，对翁诗杰也有了某些激励作用，但不是绝对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团队组不成，而是这个团队有暗流和内斗要怎样打掉。表面上看翁蔡都表明可以合作，但合作到什么程度？两人能否抺掉较早前的“刀光剑影”仍是一个未知数。
摆在马华面前的是不平坦的路；摆在翁诗杰面前的是一条吊诡的路。但他没有选择，因为党代表要的是个混合型的队伍，谁也不能坐大，谁也不能掌握全局，这就是马华党选发出的强烈讯号。
（原载于2008年10月27日《号外周报》 第399期）
国阵直接党员行不通 （天下纵横）
2001年，前首相马哈迪主持民政党代表大会开幕时，语出惊人地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引起朝野一片争议声。2008年，首相阿都拉为民政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也抛出惊人的建议，让国阵招收直接党员。一时之间也有各式各样的反应，但负面的多过正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阿都拉的解释，他是建议那些不愿加入任何一个成员党的人，可以直接加入国阵。他认为让各种族加入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改革的好的开端。副首相纳吉也随即附和这是国阵改革的一部分，由于不少年轻的马来西亚人要看到一个多元种族政党的出现。
隔两天，也是国阵主席的阿都拉澄清说，他不曾建议解散各成员党，以成立一个单一的政党。他只是建议不愿意加入种族性政党的人士加入国阵。这是给这些人一个机会成为直接党员。国阵可以在这方面成立论坛，俱乐部或一个支会。不论叫做什么名堂，各成员党还是继续存在，结构没有受到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因为这样的建议并非新鲜事，而是曾有过尝试，后来却无疾而终。
60年代在东姑当政时，已有人提出联盟设直接党员制度，但因为三个成员党未予响应和积极推动，也就成不了气候。1969年“513”事件后，又有人重提联盟直接党员的事，而在1972年被一度郑重其事的推动。虽有少数人响应，但很快的这股动力又被新崛起的运动给淹盖了。原来在那个时候，当任首相敦拉萨已成功地在各州推动联合政府。这些州包括砂拉越、槟城、霹雳及吉兰丹。接着这些与联盟合作的反对党的领袖也被安插在中央内阁任职，不过初时并未包括民政党及砂人联党领袖在内。就在联合政府成形后，敦拉萨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强化联盟直接党员，而是构思另一个组合吸纳更多的反对党加入其中。于是1974年联盟正式扩大成国阵（国民阵线），最初的成员党共有9个，即西马的巫统、马华、国大党、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而东马则有砂人联党及砂土著保守党和沙巴的联盟。
后来这些成员党因东马政党的分裂，也就分成5个个别加入国阵。总数达到14个。一个月前，原属国阵成员党之一的沙民进党退出国阵，以致国阵目前保有13个成员党。
2007年的时候，民政党青年团团长马袖强突然建议解散国阵的成员党，只剩下一个国阵党，以形成多元种族的单一政党的局面，不过他的建议不被接纳，也不被视为是成熟的，包括首相阿都拉在内。换句话说，马袖强带有天真的想法自然是说说吧了，结果什么也没有改变。
未想阿都拉在卸任前（明年3月）竟出奇招，要国阵招收直接成员党。可是阿都拉说了，各成员党不会解散，也就意味着保持现有的体制，只不过有一个论坛平台让这些所谓清高份子在国阵内以“党员”自居，也许他们之中会有极少数的精英被相中，委以上议员而出任部长，但他们就没有机会参加大选。这是由于国阵成员早已分配好参选的席位，有哪个政党肯让出席位给国阵直接党员，除非他们加入其中一个成员党，也听命于党的指示，不然他们还是被当成“外人”的。
就此推论，国阵直接党员是身份不明的“党员”。如果参加的人没有政治野心，只是抒发意见，讲讲过瘾，也就无伤大雅；但如果想从国阵正门杀入，那就连门都没有，何来成为一方领袖？既然所谓直接党员是失败于前，则目前的直接党员的建议也不过是一种在言论上探讨的说法，不会对成员党有任何威胁。
其实，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个失败的实例来说明政党内不可能存在“独特的个体户”。犹记得在“513”过后，马华为招收更多的知识份子加入党，曾特别为受英文教育份子成立什么“明灯支会”或“前进支会”，摆明是“英文精英”的“特别支会”。这一些所谓支会确也曾热闹过一阵子，但当他们要挤入领导层时，可就要面对马华草根党代表的挑战。如果没有在党改选的大会中得到中央代表的支持，他们又如何能上位？顶多是通过“走后门”被委进中央或有幸被推荐成为副部长之类的。这就是说，受英文教育者在马华党内是没有“特权”的，有的是表面的“特别地位”，中看不中用。
当这些英文精英融入马华后，如果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学华语，与党员打成一片，不能整天英语来英语去的。我们在后来看到马华出现的领袖不是也得学好华语吗？因为他们知道华语是打开权力之门的一把钥匙。也由于英文精英了解到这一点，所谓的“明灯”或“前进”后来也就不见了。
同样的情形，所谓的国阵直接党员也会面对困难重重。阿都拉也许是出于善举（但不算创举）要国阵从这个方向作为改革的起点，但“言易行难”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并不乐观此议可行。
（原载于2008年10月27日《号外周报》 第399期）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阿都拉的解释，他是建议那些不愿加入任何一个成员党的人，可以直接加入国阵。他认为让各种族加入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改革的好的开端。副首相纳吉也随即附和这是国阵改革的一部分，由于不少年轻的马来西亚人要看到一个多元种族政党的出现。
隔两天，也是国阵主席的阿都拉澄清说，他不曾建议解散各成员党，以成立一个单一的政党。他只是建议不愿意加入种族性政党的人士加入国阵。这是给这些人一个机会成为直接党员。国阵可以在这方面成立论坛，俱乐部或一个支会。不论叫做什么名堂，各成员党还是继续存在，结构没有受到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因为这样的建议并非新鲜事，而是曾有过尝试，后来却无疾而终。
60年代在东姑当政时，已有人提出联盟设直接党员制度，但因为三个成员党未予响应和积极推动，也就成不了气候。1969年“513”事件后，又有人重提联盟直接党员的事，而在1972年被一度郑重其事的推动。虽有少数人响应，但很快的这股动力又被新崛起的运动给淹盖了。原来在那个时候，当任首相敦拉萨已成功地在各州推动联合政府。这些州包括砂拉越、槟城、霹雳及吉兰丹。接着这些与联盟合作的反对党的领袖也被安插在中央内阁任职，不过初时并未包括民政党及砂人联党领袖在内。就在联合政府成形后，敦拉萨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强化联盟直接党员，而是构思另一个组合吸纳更多的反对党加入其中。于是1974年联盟正式扩大成国阵（国民阵线），最初的成员党共有9个，即西马的巫统、马华、国大党、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而东马则有砂人联党及砂土著保守党和沙巴的联盟。
后来这些成员党因东马政党的分裂，也就分成5个个别加入国阵。总数达到14个。一个月前，原属国阵成员党之一的沙民进党退出国阵，以致国阵目前保有13个成员党。
2007年的时候，民政党青年团团长马袖强突然建议解散国阵的成员党，只剩下一个国阵党，以形成多元种族的单一政党的局面，不过他的建议不被接纳，也不被视为是成熟的，包括首相阿都拉在内。换句话说，马袖强带有天真的想法自然是说说吧了，结果什么也没有改变。
未想阿都拉在卸任前（明年3月）竟出奇招，要国阵招收直接成员党。可是阿都拉说了，各成员党不会解散，也就意味着保持现有的体制，只不过有一个论坛平台让这些所谓清高份子在国阵内以“党员”自居，也许他们之中会有极少数的精英被相中，委以上议员而出任部长，但他们就没有机会参加大选。这是由于国阵成员早已分配好参选的席位，有哪个政党肯让出席位给国阵直接党员，除非他们加入其中一个成员党，也听命于党的指示，不然他们还是被当成“外人”的。
就此推论，国阵直接党员是身份不明的“党员”。如果参加的人没有政治野心，只是抒发意见，讲讲过瘾，也就无伤大雅；但如果想从国阵正门杀入，那就连门都没有，何来成为一方领袖？既然所谓直接党员是失败于前，则目前的直接党员的建议也不过是一种在言论上探讨的说法，不会对成员党有任何威胁。
其实，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个失败的实例来说明政党内不可能存在“独特的个体户”。犹记得在“513”过后，马华为招收更多的知识份子加入党，曾特别为受英文教育份子成立什么“明灯支会”或“前进支会”，摆明是“英文精英”的“特别支会”。这一些所谓支会确也曾热闹过一阵子，但当他们要挤入领导层时，可就要面对马华草根党代表的挑战。如果没有在党改选的大会中得到中央代表的支持，他们又如何能上位？顶多是通过“走后门”被委进中央或有幸被推荐成为副部长之类的。这就是说，受英文教育者在马华党内是没有“特权”的，有的是表面的“特别地位”，中看不中用。
当这些英文精英融入马华后，如果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学华语，与党员打成一片，不能整天英语来英语去的。我们在后来看到马华出现的领袖不是也得学好华语吗？因为他们知道华语是打开权力之门的一把钥匙。也由于英文精英了解到这一点，所谓的“明灯”或“前进”后来也就不见了。
同样的情形，所谓的国阵直接党员也会面对困难重重。阿都拉也许是出于善举（但不算创举）要国阵从这个方向作为改革的起点，但“言易行难”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并不乐观此议可行。
（原载于2008年10月27日《号外周报》 第399期）
26.10.08
謝詩堅：探討海外客家學‧台大學列檳為研究中心
（檳城）馬來西亞客家聯合會署理會長拿督謝詩堅博士說，台灣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已把檳城列為基地，作為研究檳城、馬來西亞及海外客家學的起點。
他說，此學院研究員於今年7月份到來研究，包括檳島浮羅山背客家村、馬來半島、新山及東馬。經過3個月後，鑑定檳城作為基地，以便能有系統性對海外客家學展開研究，為客家學開拓新的局面。
也是檳州客屬公會署理會長的謝詩堅，昨晚（週五，24日）接待到訪的台灣桃園縣客家文化傳播協會代表團時致詞。出席者有副會長陳富權、總務胡欣樺、財政劉志榮、婦女組主席黎華英及青年團團長徐宗周。
台灣桃園縣客家文化傳播協會代表團團長李寶鑫及理事長陳淑芳，共22名的團員到訪，參觀馬來西亞客家文物館，以及參加檳客屬所設的晚宴。
謝詩堅說，近5年來，台灣客家團體與檳客屬關係密切，如台客家電視曾4度到訪，而客家舞蹈文化也是4次，其餘是大學客家學院研究員，可說是從媒體、文化及學術全面性的接觸。
李寶鑫：曾陷斷層危機‧有識之士搶救客家文化
李寶鑫說，20年前，台灣客家文化也陷入斷層的危機，幸好獲得客家有識之士的極力搶救，如推廣客家文化、設立客家電視台、發行客家山歌的光碟等，終於近數年來，得以恢復客家文化的元氣。
他認為，客家歌曲推動客家文化幫助很大，但須配合時代的潮流，創作為通俗的客家流行歌曲，就如華語、閩南語及廣東語流行歌曲般，受到廣大聽眾的歡迎。
摘自《星洲日報》 2008.10.25
他說，此學院研究員於今年7月份到來研究，包括檳島浮羅山背客家村、馬來半島、新山及東馬。經過3個月後，鑑定檳城作為基地，以便能有系統性對海外客家學展開研究，為客家學開拓新的局面。
也是檳州客屬公會署理會長的謝詩堅，昨晚（週五，24日）接待到訪的台灣桃園縣客家文化傳播協會代表團時致詞。出席者有副會長陳富權、總務胡欣樺、財政劉志榮、婦女組主席黎華英及青年團團長徐宗周。
台灣桃園縣客家文化傳播協會代表團團長李寶鑫及理事長陳淑芳，共22名的團員到訪，參觀馬來西亞客家文物館，以及參加檳客屬所設的晚宴。
謝詩堅說，近5年來，台灣客家團體與檳客屬關係密切，如台客家電視曾4度到訪，而客家舞蹈文化也是4次，其餘是大學客家學院研究員，可說是從媒體、文化及學術全面性的接觸。
李寶鑫：曾陷斷層危機‧有識之士搶救客家文化
李寶鑫說，20年前，台灣客家文化也陷入斷層的危機，幸好獲得客家有識之士的極力搶救，如推廣客家文化、設立客家電視台、發行客家山歌的光碟等，終於近數年來，得以恢復客家文化的元氣。
他認為，客家歌曲推動客家文化幫助很大，但須配合時代的潮流，創作為通俗的客家流行歌曲，就如華語、閩南語及廣東語流行歌曲般，受到廣大聽眾的歡迎。
摘自《星洲日報》 2008.10.25
24.10.08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演讲要点
日期： 18.10.08
1． 韩院2000年正式开班授课，至今已进入第8年，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00名增加至目前的近千名。
2． 韩院每开一个课程，都是先向高教部请准。在获准开班授课后，在两年内申请认证，也就是国家学术鉴定局MQA的检批（过去称之为LAN）。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有四个系11项课程是在批准下开办的。其中最大的学系是大众传播系，下设新闻科，广播科及公关科，并有广播新闻系之配搭。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30%有余。
3． 截至目前，韩院的毕业生共1016名，其中25%通过双联课程考获学士学位或正在大学攻读。其余毕业生都有了工作，也有的自行创业。
4． 为节省家长经济负担，韩院将在明年开办3+0课程，即与英国沃弗汉顿大学和澳洲南昆所兰大学联办商学系及传播系等课程，让学生直接在本地考取这两间大学的学位。我们也会开办大学基础班。
5． 根据最近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及南方学院的8点升格为大学的条件中，我们发现有些已符合基本要求。尚有另一些是我们正在进行和正在改进的，其中师资基本拥有硕士学位，也在增加和聘请博士导师，希望明年之后达到20%之数额。学科的多元性乃以文科、商科及科技科为主导方向，已具备多元化色彩。在收生方面，也努力增加外国生。目前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亦有很少数的马来学生及印度学生。而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合格人士。我们希望未来在师生方面能反映出多元性。
6． 韩院虽小，但我们是尽心建立品牌和特色。我们的品牌是大众传播系，更设有韩视电视新闻中心作为教学平台，并提供网络新闻和电视节目。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已成为一种口碑，成为学生的首选之一的科系。
我们的特色是建立起中文学术平台，单单在今年，韩院中文系的新生首次突破30名，达到33名。较之去年的新生19名，增加率高达73%。
从2001年开始开办中文系以来，我们已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由于中文系是按南京大学的课程进行规划的，也获得高教部批准用中文作为媒介进行教学，因此它一路走来是在学术的领域内扬起中华文化的旗帜。为了突出华人文化的正当性，我们在2003年创建了华人文化馆，并准备在明年提升展馆的内涵和充实资料，使之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研究基地之一。
7． 另一方面，今日举行的中文硕士班毕业和新生典礼，显示了连续7年的开办已经开花结果，不仅不曾中断，而且在南京大学的支持与协助下，准备在明年在槟州以外的地区开班授课。我们之所以年年开班，年年有学生，证明了我们的硕士班是正规与经得起考验的。
根据资料显示，我们已培养出65名硕士毕业生，另有31名正在攻读或正在撰写论文。对学术的严谨要求是我们一向来提倡的宗旨。宁缺毋滥是我们与南京大学的共识。
8． 总而言之，韩江学院在今年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放眼明年会有更大的收获。因为我们摆正了方向，由董事会主导，并贯彻董教校友彼此分工合作又相互尊重，在一团和气下，韩院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同。因此，我们大胆地放眼用三年的时间来符合高教部的规定，以便有条件申办成为大学院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获得董教学三方的积极努力与配合，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来看待，当然我也要感谢高教部副部长何国总博士允应给予协助韩院有朝一日完成大学梦。
1． 韩院2000年正式开班授课，至今已进入第8年，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00名增加至目前的近千名。
2． 韩院每开一个课程，都是先向高教部请准。在获准开班授课后，在两年内申请认证，也就是国家学术鉴定局MQA的检批（过去称之为LAN）。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有四个系11项课程是在批准下开办的。其中最大的学系是大众传播系，下设新闻科，广播科及公关科，并有广播新闻系之配搭。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30%有余。
3． 截至目前，韩院的毕业生共1016名，其中25%通过双联课程考获学士学位或正在大学攻读。其余毕业生都有了工作，也有的自行创业。
4． 为节省家长经济负担，韩院将在明年开办3+0课程，即与英国沃弗汉顿大学和澳洲南昆所兰大学联办商学系及传播系等课程，让学生直接在本地考取这两间大学的学位。我们也会开办大学基础班。
5． 根据最近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及南方学院的8点升格为大学的条件中，我们发现有些已符合基本要求。尚有另一些是我们正在进行和正在改进的，其中师资基本拥有硕士学位，也在增加和聘请博士导师，希望明年之后达到20%之数额。学科的多元性乃以文科、商科及科技科为主导方向，已具备多元化色彩。在收生方面，也努力增加外国生。目前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亦有很少数的马来学生及印度学生。而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合格人士。我们希望未来在师生方面能反映出多元性。
6． 韩院虽小，但我们是尽心建立品牌和特色。我们的品牌是大众传播系，更设有韩视电视新闻中心作为教学平台，并提供网络新闻和电视节目。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已成为一种口碑，成为学生的首选之一的科系。
我们的特色是建立起中文学术平台，单单在今年，韩院中文系的新生首次突破30名，达到33名。较之去年的新生19名，增加率高达73%。
从2001年开始开办中文系以来，我们已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由于中文系是按南京大学的课程进行规划的，也获得高教部批准用中文作为媒介进行教学，因此它一路走来是在学术的领域内扬起中华文化的旗帜。为了突出华人文化的正当性，我们在2003年创建了华人文化馆，并准备在明年提升展馆的内涵和充实资料，使之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研究基地之一。
7． 另一方面，今日举行的中文硕士班毕业和新生典礼，显示了连续7年的开办已经开花结果，不仅不曾中断，而且在南京大学的支持与协助下，准备在明年在槟州以外的地区开班授课。我们之所以年年开班，年年有学生，证明了我们的硕士班是正规与经得起考验的。
根据资料显示，我们已培养出65名硕士毕业生，另有31名正在攻读或正在撰写论文。对学术的严谨要求是我们一向来提倡的宗旨。宁缺毋滥是我们与南京大学的共识。
8． 总而言之，韩江学院在今年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放眼明年会有更大的收获。因为我们摆正了方向，由董事会主导，并贯彻董教校友彼此分工合作又相互尊重，在一团和气下，韩院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同。因此，我们大胆地放眼用三年的时间来符合高教部的规定，以便有条件申办成为大学院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获得董教学三方的积极努力与配合，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来看待，当然我也要感谢高教部副部长何国总博士允应给予协助韩院有朝一日完成大学梦。
谢诗坚：建立中文学术平台 韩院中文系新生大突破
报道：赵精武 摄影：林荣发
（韩视网槟城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韩院的特色是建立中文学术平台，单只今年中文系的新生首次突破30名达到33名，较之去年的19名，增加率高达73％。
他说，从2001年开办中文系以来，韩院已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
他表示，由于中文系是按南京大学课程进行规划的，也得到高教部批准用中文为媒介进行教学，因此，它一路走来是在学术领域内扬起中华文化的旗帜。
他说，为了突出中华文化的正当性，韩院在2003年创建了中华文化馆，并准备在明年提升其内涵及充实资料，使之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有研究基础之一。
谢诗坚今日（18日）在韩院多元用途礼堂举行的第5届中文硕士班典礼暨第8届开课典礼仪式致词。
拉曼大学高等学位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爱萍副教授主持颁发证书予11名毕业的硕士生，来自南京大学文学院姚松教授及毕业生代表游杰华，也分别受邀致词。
第8届11名毕业生
第8届11名毕业生为来自台湾的文小菲，马来西亚的符瑜玲、李莉莉、雷贤淇、孙福盛、魏金顺、温国华、萧美凤、徐永强及游杰华。
谢诗坚致词时说，目前已有近千名学生的韩院所开设的每一个课程，都先向高教部申请获准后才开班授课，并在2年内申请国家学术鉴定局的检批认证，到目前为止，已有四个系11课程是在批准下开办的，其中最大的学系是大众传播系，下设新闻科、广播秒及公关科，并有广播新闻系的配搭，学生占全校总数的30多％。
博士导师明年达20％数额
他表示，从最近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及南方学院的8点升格为大学条件中， 我们发现有些已符合基本要求，而另一些是我们正在进行和改进的，其中师资基本拥有硕士学位，也在增加和聘请博士导师，希望明年能够达到20％的数额，学科的多元性乃以文科、商科及科技为主导方向，已具备多元化色彩。
他说，学院也努力增加外国生，目前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少数的马来学生及印裔学生，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的合格师资，希望未来在师生方面能反映多元性。
谢诗坚也谈及韩院在2006年曾与新纪元及南方学院举行三次会议取得共同开办大学的共识，但却不能有共同的行动如何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学，三个学院必须在没有太大改变的基础上申请大学执照，共同鉴定学科达到水平，但一年后因没有门路申办大学而无法再讨论下去。
3年达升格大学院校规定
他说，2007年三个学院各自努力，韩院较事实求是依据高教部8点升格为大学有条件，希望能够在3年内达到高教部升格为院校的规定。
他表示，今日举行的中文系硕士班毕业 新生入学，显示连续七年的开办已开花 结果，在南京大学的支持与协助下，准备明年在槟州以外的地区开班授课，韩院之所以年年开班，年年有学生，证明硕士班是正规与经得起考验的。
他说，据资料显示，韩院培养出来的65名硕士毕业生，另有31名 攻读或正在撰写论文，对学术的严格要求是我们一路不提倡的宗旨，宁缺不滥是我们与南京大学的共识。
谢诗坚最后表示，韩院今年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放眼明年会有更大的收获，因为我们摆正了方向，由董事会主导并贯切董教校友分工合作又相互尊重，在一团和气下，韩院获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同。
鉴此，他说：“我们大胆放眼用3年的时间来符合高教部的规定，以便有条件早办成为大学院校，我们必须获得董教学三方面的积极努力与配合，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来看待，更希望在高教部副部长协助下，有朝一日完成大学梦。”
（韩视网槟城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韩院的特色是建立中文学术平台，单只今年中文系的新生首次突破30名达到33名，较之去年的19名，增加率高达73％。
他说，从2001年开办中文系以来，韩院已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
他表示，由于中文系是按南京大学课程进行规划的，也得到高教部批准用中文为媒介进行教学，因此，它一路走来是在学术领域内扬起中华文化的旗帜。
他说，为了突出中华文化的正当性，韩院在2003年创建了中华文化馆，并准备在明年提升其内涵及充实资料，使之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有研究基础之一。
谢诗坚今日（18日）在韩院多元用途礼堂举行的第5届中文硕士班典礼暨第8届开课典礼仪式致词。
拉曼大学高等学位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爱萍副教授主持颁发证书予11名毕业的硕士生，来自南京大学文学院姚松教授及毕业生代表游杰华，也分别受邀致词。
第8届11名毕业生
第8届11名毕业生为来自台湾的文小菲，马来西亚的符瑜玲、李莉莉、雷贤淇、孙福盛、魏金顺、温国华、萧美凤、徐永强及游杰华。
谢诗坚致词时说，目前已有近千名学生的韩院所开设的每一个课程，都先向高教部申请获准后才开班授课，并在2年内申请国家学术鉴定局的检批认证，到目前为止，已有四个系11课程是在批准下开办的，其中最大的学系是大众传播系，下设新闻科、广播秒及公关科，并有广播新闻系的配搭，学生占全校总数的30多％。
博士导师明年达20％数额
他表示，从最近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及南方学院的8点升格为大学条件中， 我们发现有些已符合基本要求，而另一些是我们正在进行和改进的，其中师资基本拥有硕士学位，也在增加和聘请博士导师，希望明年能够达到20％的数额，学科的多元性乃以文科、商科及科技为主导方向，已具备多元化色彩。
他说，学院也努力增加外国生，目前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少数的马来学生及印裔学生，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的合格师资，希望未来在师生方面能反映多元性。
谢诗坚也谈及韩院在2006年曾与新纪元及南方学院举行三次会议取得共同开办大学的共识，但却不能有共同的行动如何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学，三个学院必须在没有太大改变的基础上申请大学执照，共同鉴定学科达到水平，但一年后因没有门路申办大学而无法再讨论下去。
3年达升格大学院校规定
他说，2007年三个学院各自努力，韩院较事实求是依据高教部8点升格为大学有条件，希望能够在3年内达到高教部升格为院校的规定。
他表示，今日举行的中文系硕士班毕业 新生入学，显示连续七年的开办已开花 结果，在南京大学的支持与协助下，准备明年在槟州以外的地区开班授课，韩院之所以年年开班，年年有学生，证明硕士班是正规与经得起考验的。
他说，据资料显示，韩院培养出来的65名硕士毕业生，另有31名 攻读或正在撰写论文，对学术的严格要求是我们一路不提倡的宗旨，宁缺不滥是我们与南京大学的共识。
谢诗坚最后表示，韩院今年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放眼明年会有更大的收获，因为我们摆正了方向，由董事会主导并贯切董教校友分工合作又相互尊重，在一团和气下，韩院获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同。
鉴此，他说：“我们大胆放眼用3年的时间来符合高教部的规定，以便有条件早办成为大学院校，我们必须获得董教学三方面的积极努力与配合，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来看待，更希望在高教部副部长协助下，有朝一日完成大学梦。”
学位虽不受大马承认 姚松：中文国际地位高
（韩视网槟城讯）南京大学文学院姚松教授表示，南京大学文学系在重点学科重新评估下的七个学系中已取得每级的学科，对于韩院硕士毕业生来说，毕业同学是南京大学的文学硕士，所取得的硕士学位在中国也有很高的地位及含金量。
他说，这并非是自跨，虽然马来西亚目前还不承认相关的学位，但日期已不会太久，尤其是中文的地位在全世界已越来越高，毕业同学有一份荣耀，有一份责任来弘扬中国语言文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类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姚教授于今日（18日）上午在韩院多用途礼堂举行的第8届南京大学、韩院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仪式上致词。
在韩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及谢爱萍教授陪同下，姚教授颁发证书予11名硕士毕业生，谢诗坚也在王云霞博士及姚松陪同下赠送纪念品予主持仪式的谢爱萍教授，出席观礼者有副院长黄妙鸾及董事黄汉荣。
他表示，中华文化今后将继续为人类作出贡献，与其他文化一齐为世界作出贡献就要靠大家的努力。
对于今年进入韩院中文系的新生，姚教授认为他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 他们已有更高的平台及的更高的要求，不是轻轻松松就过去的，从事学术研究虽不能就是苦海无边，但却已掉入火坑。
他说，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海啸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有能力解决金融海啸的作用，主要是中国人的理财思想，使海啸的冲击大大的降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来的优点。
谢爱萍赞扬韩院董事贡献
谢爱萍教授致词时赞扬韩院董事为华社、这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将会在马来西亚历史上铭刻下深深的痕迹。 她也赞扬南京大学老师经年累月的授业解惑，坚守教育岗位，老师们默默奉献的精神。
对于今届的硕士毕业生，她也祝贺他们克服了种种课业的疑难，完成了硕士课程，今天的毕业，象征着在学习和做学问方面达到一个里程碑，但前头还有更高等待攀登。
谢教授说，人文研究和科技研究是同样重要的，伟大的学问都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希望毕业生一定要看得起自己，为社会作个螺丝钉，为马来西亚，也为人类贡献力量。
她表示，本届的毕业生碰巧遇上全球经济次贷危机，我国的研究机构好预告明年将面对经济衰退，不少企业界人士都说是一场灾难，是他们一生中所见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她说，在这个时刻，毕业同学要发挥读书做学问的坚持和刻苦精神来面对将来，不要轻易感到失望，要知道你们江不孤单，勤劳和节俭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经验，如果大家能够实践这两点，同时理解职业没有高低之分，你们还是有办法度过这一场危机的。
他说，这并非是自跨，虽然马来西亚目前还不承认相关的学位，但日期已不会太久，尤其是中文的地位在全世界已越来越高，毕业同学有一份荣耀，有一份责任来弘扬中国语言文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类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姚教授于今日（18日）上午在韩院多用途礼堂举行的第8届南京大学、韩院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仪式上致词。
在韩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及谢爱萍教授陪同下，姚教授颁发证书予11名硕士毕业生，谢诗坚也在王云霞博士及姚松陪同下赠送纪念品予主持仪式的谢爱萍教授，出席观礼者有副院长黄妙鸾及董事黄汉荣。
他表示，中华文化今后将继续为人类作出贡献，与其他文化一齐为世界作出贡献就要靠大家的努力。
对于今年进入韩院中文系的新生，姚教授认为他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 他们已有更高的平台及的更高的要求，不是轻轻松松就过去的，从事学术研究虽不能就是苦海无边，但却已掉入火坑。
他说，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海啸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有能力解决金融海啸的作用，主要是中国人的理财思想，使海啸的冲击大大的降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来的优点。
谢爱萍赞扬韩院董事贡献
谢爱萍教授致词时赞扬韩院董事为华社、这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将会在马来西亚历史上铭刻下深深的痕迹。 她也赞扬南京大学老师经年累月的授业解惑，坚守教育岗位，老师们默默奉献的精神。
对于今届的硕士毕业生，她也祝贺他们克服了种种课业的疑难，完成了硕士课程，今天的毕业，象征着在学习和做学问方面达到一个里程碑，但前头还有更高等待攀登。
谢教授说，人文研究和科技研究是同样重要的，伟大的学问都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希望毕业生一定要看得起自己，为社会作个螺丝钉，为马来西亚，也为人类贡献力量。
她表示，本届的毕业生碰巧遇上全球经济次贷危机，我国的研究机构好预告明年将面对经济衰退，不少企业界人士都说是一场灾难，是他们一生中所见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她说，在这个时刻，毕业同学要发挥读书做学问的坚持和刻苦精神来面对将来，不要轻易感到失望，要知道你们江不孤单，勤劳和节俭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经验，如果大家能够实践这两点，同时理解职业没有高低之分，你们还是有办法度过这一场危机的。
21.10.08
纳吉会否成为敦拉萨第二？ （跃马扬鞭）
本来阿都拉在7月时宣布在2010年退位是一个巧妙的安排，即今年的巫统改选仍由他蝉联主席，然后在2011年巫统改选时，纳吉已是国家首相，自然无人可挑战他坐上第一把交椅。换句话说，纳吉至少有一年的过渡期以首相身份掌控巫统。
未想因党内暗流汹涌，阿都拉不得不宣布在明年3月提早退休，也使到交棒计划生变。因为这个日期正好是巫统大会改选日，纳吉有需被扶正才能接首相职位。这就是说，纳吉也只有半年的时间以副首相的身份来整合巫统，其中的变数又是难以预料的。
在巫统的历史上，通过巫统大会交棒的有两个人，其一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事先委任马哈迪为代首相，而在1981年马哈迪在无对手挑战下当选巫统主席的大会上直接交棒。其二是马哈迪在2003年的巫统大会上交棒阿都拉（不是选举年），确定后者在巫统的领导地位。
按照阿都拉的计划，他是选择胡先翁的交棒方式，但今时的政治情势已非1981年，而巫统也不再是当年处于不可挑战的优势。虽然方式可以一样，但实质已是大不相同。
首先今日的阿都拉不是当年的胡先翁，可以按照本身的心愿与日期退位。他的情况却与当年的首任首相东姑有些相似。东姑是在1969年大选失利爆发“513”事件后，被迫即时交权给敦拉萨重整政局。他没有机会选择日期，但保留担任荣誉首相直到1970年体面退休。
同样的，阿都拉也是在308大选失利后无法按心愿完成任期，只好选择东姑的方式体面下台。这两人的“共同遭遇”说明了40年来历史的轮回，确实是始料未及的。
无独有偶的，当年接东姑棒子的敦拉萨巧合地在40年后轮到他的公子粉墨登场上演同一台戏。所不同的是，布景已大不相同，敦拉萨当年并没有面对外来的经济风暴，而且国际形势也没有今天的严峻；反而是国内的政治形势与今天的政局有些接近。
相对来说，敦拉萨采用的是“统战”的策略，将国内的反对党整合起来，减少政治斗争，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接着在同年又开展不结盟外交，与中国建交，全面地争取华人的支持，终于建构了他在国家领导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但今天的纳吉并没有这样幸运，他面对的是不稳定的变数，与他父亲当年的如日中升的地位不可相提并论。其一是国际金融风暴再起，而且席卷全球，导致外资停滞不前，大型发展计划拖延，通货膨胀加剧，民生问题日趋严重，治安不靖。其二是国内政治生态已演变成朝野两大阵党对峙，夺权之声不绝于耳。其三是巫统党内出现前所未有的权力斗争；国阵成员党又是要求立竿见影的改革成效。所有的这些挑战，原本是阿都拉要一一面对的，现在又青黄不接落在纳吉的身上（他的出任财长一职证诸了经济是他面对的最大难题），使到他无法如同他的父亲在当年拥有的绝对权力和权威大刀阔斧地制定改革方案。虽然他也坦诚国阵若不改，未来前景黯然，但他若要拥有父亲的智慧与强势领导，就非得用非常的手段来凸显他的领导才华不可；而他的不足之处是尚未成为实权首相，要整合国阵与巫统内部的失调显得力所不逮。单就巫统目前浮出台面的斗争，至少已有4人表态要争署理主席，又有人决意要争巫统老大，就够纳吉大伤脑筋了。
因此他现在只能在有局限的权力架构下去发挥他的政治优势，尽管有人认为纳吉没有如同其父亲的高瞻远瞩和有容乃大的胸怀，但政治是现实的，他是否会采取其父亲的策略，与反对党坐下来商议安定国家政治，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倒成为当下的一个棘手问题。他的对手东姑拉沙里已在这方面跨出第一步。他当然不可能被动地等待明年3月时来运转时才来见招拆招。
正因为阿都拉的无奈与遗憾，被迫改变他的政治议程，也变成纳吉的无奈与遗憾；在没有改变权力结构下承担未来的变数，结果两人的私下和议已被完全打乱了。现在摆在纳吉眼前的还是需要从父亲的身上灵感。他会不会成为敦拉萨第二，就看纳吉的造化和他的应变之道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 《南洋商报》）
未想因党内暗流汹涌，阿都拉不得不宣布在明年3月提早退休，也使到交棒计划生变。因为这个日期正好是巫统大会改选日，纳吉有需被扶正才能接首相职位。这就是说，纳吉也只有半年的时间以副首相的身份来整合巫统，其中的变数又是难以预料的。
在巫统的历史上，通过巫统大会交棒的有两个人，其一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事先委任马哈迪为代首相，而在1981年马哈迪在无对手挑战下当选巫统主席的大会上直接交棒。其二是马哈迪在2003年的巫统大会上交棒阿都拉（不是选举年），确定后者在巫统的领导地位。
按照阿都拉的计划，他是选择胡先翁的交棒方式，但今时的政治情势已非1981年，而巫统也不再是当年处于不可挑战的优势。虽然方式可以一样，但实质已是大不相同。
首先今日的阿都拉不是当年的胡先翁，可以按照本身的心愿与日期退位。他的情况却与当年的首任首相东姑有些相似。东姑是在1969年大选失利爆发“513”事件后，被迫即时交权给敦拉萨重整政局。他没有机会选择日期，但保留担任荣誉首相直到1970年体面退休。
同样的，阿都拉也是在308大选失利后无法按心愿完成任期，只好选择东姑的方式体面下台。这两人的“共同遭遇”说明了40年来历史的轮回，确实是始料未及的。
无独有偶的，当年接东姑棒子的敦拉萨巧合地在40年后轮到他的公子粉墨登场上演同一台戏。所不同的是，布景已大不相同，敦拉萨当年并没有面对外来的经济风暴，而且国际形势也没有今天的严峻；反而是国内的政治形势与今天的政局有些接近。
相对来说，敦拉萨采用的是“统战”的策略，将国内的反对党整合起来，减少政治斗争，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接着在同年又开展不结盟外交，与中国建交，全面地争取华人的支持，终于建构了他在国家领导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但今天的纳吉并没有这样幸运，他面对的是不稳定的变数，与他父亲当年的如日中升的地位不可相提并论。其一是国际金融风暴再起，而且席卷全球，导致外资停滞不前，大型发展计划拖延，通货膨胀加剧，民生问题日趋严重，治安不靖。其二是国内政治生态已演变成朝野两大阵党对峙，夺权之声不绝于耳。其三是巫统党内出现前所未有的权力斗争；国阵成员党又是要求立竿见影的改革成效。所有的这些挑战，原本是阿都拉要一一面对的，现在又青黄不接落在纳吉的身上（他的出任财长一职证诸了经济是他面对的最大难题），使到他无法如同他的父亲在当年拥有的绝对权力和权威大刀阔斧地制定改革方案。虽然他也坦诚国阵若不改，未来前景黯然，但他若要拥有父亲的智慧与强势领导，就非得用非常的手段来凸显他的领导才华不可；而他的不足之处是尚未成为实权首相，要整合国阵与巫统内部的失调显得力所不逮。单就巫统目前浮出台面的斗争，至少已有4人表态要争署理主席，又有人决意要争巫统老大，就够纳吉大伤脑筋了。
因此他现在只能在有局限的权力架构下去发挥他的政治优势，尽管有人认为纳吉没有如同其父亲的高瞻远瞩和有容乃大的胸怀，但政治是现实的，他是否会采取其父亲的策略，与反对党坐下来商议安定国家政治，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倒成为当下的一个棘手问题。他的对手东姑拉沙里已在这方面跨出第一步。他当然不可能被动地等待明年3月时来运转时才来见招拆招。
正因为阿都拉的无奈与遗憾，被迫改变他的政治议程，也变成纳吉的无奈与遗憾；在没有改变权力结构下承担未来的变数，结果两人的私下和议已被完全打乱了。现在摆在纳吉眼前的还是需要从父亲的身上灵感。他会不会成为敦拉萨第二，就看纳吉的造化和他的应变之道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 《南洋商报》）
民政的明天充满挑战
果然不出所料，民政党中委会按照主流派的意愿产生。虽然间中范清渊“突围而出”没有使到唯一的马来候选人阿沙鲁丁当选而展现出副主席阵营的三大种族的排阵，但整体还是许子根的团队已告成形。
这一股主流派有林敬益的人马，最明显反映在署理主席郑可杨及民青团长林时彬的脱颖而出，自然原属林敬益阵营也就归顺于许子根的队伍。
至于谢宽泰的“阵营”在实质上尚未成形，但不能低估他的人马尚分布在各地。因此许子根正希望将谢重新纳入主流，而出任副主席及中央工作委员是当下可能做到的，即使槟城人又多一位副主席，也不会引起非议，因为他们都能理解安排谢宽泰是为了整局，不是私相授受。谢宽泰会否接受这样的安置，倒要看他认为在党内是否有重要的角色可扮演？
此外，许子根的团队的另一个主要干将会是邓章耀。若无意外邓将会出任新的总秘书。邓原是槟州行政议员，在308大选期间，他是一匹冲出的“黑马”，被视为许子根的接班人，有望出任首席部长。可惜事与愿违，308的政治海啸，把一切美梦打碎了，民政又回到未时路。
尽管已当选槟州主席的丁福南退出副主席角逐，但他被委为中委也是预料中事。因此整体来说，民政的中央阵容还是以槟州为大本营，而且变得较前突出，例如主席许子根（槟城）、副主席范清渊（槟城），若加上谢宽泰任副主席，就是两名来自槟城的副主席。再加上总秘书邓章耀（槟城）及四名当选中委（槟城）和一名丁福南受委中委，以及吴秀丽和胡栋强分别出任妇女组和民青团署理主席及署理团长。几乎让人明显地感觉民政把未来放在槟城，也确认只有在槟州翻身，才是民政的未来。
在这方面，许子根的思维和策略可以做下列的解读和理解：
1． 民政不会退出国阵，民政要留在国阵，至少在现阶段是在国阵内打翻身仗。不论外界和内部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民政不认为它此时应该更换跑道。
2． 民政对巫统的关系，在上层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槟州的巫统，民政又如何重修旧好呢？有人认为民政与槟巫统的关系的失调乃至恶化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之中交织着的个人恩怨与利益关系多过党的理念的差距。没错，民政打出的是多元种族理念，而巫统是为马来人而斗争，但彼此间相处近40年，为何会在近年关系恶化？这也是与争夺首席部长位有一定的关系。
在槟州的巫统，前阵有人认为已是时候改变政权的结构，而这个结构不能被改变，也是因为民政影响巫统上层所致，因此要打掉的第一个大障碍，就是清除许子根在槟州国阵的领导。于是我们看到了“寄居论”者将怨气泄在许子根身上，并牵动槟州巫统各区部领导人也同时发难，直斥许子根造成失去槟州政权。
就民政而言，失掉槟州政权罪不在民政，而是全体共同承担。言下之意是槟州巫统的某些人不能对2006年拉布条事件造成许子根的难堪和给国阵政府负面的影响完全逃脱责任。
因此民政与槟巫统关系的“紧张”已在2006年浮出台出，今天后者趁308大选后“收拾许子根”，不仅没有“理直气壮”，反而包含了“强词夺理”。
在这个问题上，许子根如何修补与槟州巫统的关系变成一个大学问，他不能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也不能老是耿耿于怀，不再与槟州巫统不相往来。最适当的方法固然是阿都拉亲自出面调解，不能再对此事保持沉默。也许在阿都拉看来不是大不了的事；也许许子根可以忍辱负重；但槟州人民看到眼里而痛在心里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已不是许子根的个人问题，而是民政党尊严的问题。
3． 许子根目前所做的是在不断努力的鞭策国阵的当儿，也希望阿都拉利用有限的时间为民政党“平反”。“平反”的意义在于促成槟州巫统某些人曾对许子根造成的伤害表示歉意；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民政一个平台重新出发。光是讲是没有用的，只有行动才能证明国阵还要民政留下来。
为证明这一点，阿都拉也许应该评估民政留在国阵内的角色，它不能比国大党更不济事（至少还有一名内阁部长），也不应把民政与进步党相提并论。遗憾是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看到民政已在这方面扭转劣势。
这是许子根的伤痛，也是民政最难以接受的残酷的现实。更为重要的一点，许子根在未来能促成巫统改变吗？能消除霸权心态吗？
4． 既然许子根“已说服”民政党人与其单打独斗，不入留在国阵，那么，许子根也要有一个时间表来审视民政是否已经被善待或被视为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
如果民政一直没有机会突破困局，它又如何在废墟中站起来？研究政治的人都知道政治是现实的，政治是讲求实力的。但民政今日的“落难”，不等于它应该自我消失。这就是许子根所要表达的意愿，也是民政的未来的新起点。它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感化”了阿都拉的消极以对民政党的态度，也争取到纳吉的支持，让民政有一个新平台站起来，当然不是说许子根很在意官职，但既然要留在国阵，国阵又不分配资源个民政，对民政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们看到民政采取的策略是不刻意改变它的华基色彩，而是继续标榜它的多元理念，希望能一举促使国阵认识到多元组合是未来的走向，国阵再也不能陈陈相因，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当然先觉的条件是民政有一把声音在内阁上反映，不然一切又是奢谈的。假使民政在未来还是什么都分不到，那就要自我保重与自我转型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这一股主流派有林敬益的人马，最明显反映在署理主席郑可杨及民青团长林时彬的脱颖而出，自然原属林敬益阵营也就归顺于许子根的队伍。
至于谢宽泰的“阵营”在实质上尚未成形，但不能低估他的人马尚分布在各地。因此许子根正希望将谢重新纳入主流，而出任副主席及中央工作委员是当下可能做到的，即使槟城人又多一位副主席，也不会引起非议，因为他们都能理解安排谢宽泰是为了整局，不是私相授受。谢宽泰会否接受这样的安置，倒要看他认为在党内是否有重要的角色可扮演？
此外，许子根的团队的另一个主要干将会是邓章耀。若无意外邓将会出任新的总秘书。邓原是槟州行政议员，在308大选期间，他是一匹冲出的“黑马”，被视为许子根的接班人，有望出任首席部长。可惜事与愿违，308的政治海啸，把一切美梦打碎了，民政又回到未时路。
尽管已当选槟州主席的丁福南退出副主席角逐，但他被委为中委也是预料中事。因此整体来说，民政的中央阵容还是以槟州为大本营，而且变得较前突出，例如主席许子根（槟城）、副主席范清渊（槟城），若加上谢宽泰任副主席，就是两名来自槟城的副主席。再加上总秘书邓章耀（槟城）及四名当选中委（槟城）和一名丁福南受委中委，以及吴秀丽和胡栋强分别出任妇女组和民青团署理主席及署理团长。几乎让人明显地感觉民政把未来放在槟城，也确认只有在槟州翻身，才是民政的未来。
在这方面，许子根的思维和策略可以做下列的解读和理解：
1． 民政不会退出国阵，民政要留在国阵，至少在现阶段是在国阵内打翻身仗。不论外界和内部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民政不认为它此时应该更换跑道。
2． 民政对巫统的关系，在上层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槟州的巫统，民政又如何重修旧好呢？有人认为民政与槟巫统的关系的失调乃至恶化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之中交织着的个人恩怨与利益关系多过党的理念的差距。没错，民政打出的是多元种族理念，而巫统是为马来人而斗争，但彼此间相处近40年，为何会在近年关系恶化？这也是与争夺首席部长位有一定的关系。
在槟州的巫统，前阵有人认为已是时候改变政权的结构，而这个结构不能被改变，也是因为民政影响巫统上层所致，因此要打掉的第一个大障碍，就是清除许子根在槟州国阵的领导。于是我们看到了“寄居论”者将怨气泄在许子根身上，并牵动槟州巫统各区部领导人也同时发难，直斥许子根造成失去槟州政权。
就民政而言，失掉槟州政权罪不在民政，而是全体共同承担。言下之意是槟州巫统的某些人不能对2006年拉布条事件造成许子根的难堪和给国阵政府负面的影响完全逃脱责任。
因此民政与槟巫统关系的“紧张”已在2006年浮出台出，今天后者趁308大选后“收拾许子根”，不仅没有“理直气壮”，反而包含了“强词夺理”。
在这个问题上，许子根如何修补与槟州巫统的关系变成一个大学问，他不能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也不能老是耿耿于怀，不再与槟州巫统不相往来。最适当的方法固然是阿都拉亲自出面调解，不能再对此事保持沉默。也许在阿都拉看来不是大不了的事；也许许子根可以忍辱负重；但槟州人民看到眼里而痛在心里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已不是许子根的个人问题，而是民政党尊严的问题。
3． 许子根目前所做的是在不断努力的鞭策国阵的当儿，也希望阿都拉利用有限的时间为民政党“平反”。“平反”的意义在于促成槟州巫统某些人曾对许子根造成的伤害表示歉意；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民政一个平台重新出发。光是讲是没有用的，只有行动才能证明国阵还要民政留下来。
为证明这一点，阿都拉也许应该评估民政留在国阵内的角色，它不能比国大党更不济事（至少还有一名内阁部长），也不应把民政与进步党相提并论。遗憾是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看到民政已在这方面扭转劣势。
这是许子根的伤痛，也是民政最难以接受的残酷的现实。更为重要的一点，许子根在未来能促成巫统改变吗？能消除霸权心态吗？
4． 既然许子根“已说服”民政党人与其单打独斗，不入留在国阵，那么，许子根也要有一个时间表来审视民政是否已经被善待或被视为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
如果民政一直没有机会突破困局，它又如何在废墟中站起来？研究政治的人都知道政治是现实的，政治是讲求实力的。但民政今日的“落难”，不等于它应该自我消失。这就是许子根所要表达的意愿，也是民政的未来的新起点。它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感化”了阿都拉的消极以对民政党的态度，也争取到纳吉的支持，让民政有一个新平台站起来，当然不是说许子根很在意官职，但既然要留在国阵，国阵又不分配资源个民政，对民政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们看到民政采取的策略是不刻意改变它的华基色彩，而是继续标榜它的多元理念，希望能一举促使国阵认识到多元组合是未来的走向，国阵再也不能陈陈相因，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当然先觉的条件是民政有一把声音在内阁上反映，不然一切又是奢谈的。假使民政在未来还是什么都分不到，那就要自我保重与自我转型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历史问题：十问马华
马华公会肯定在周六出现新的领导层。虽然人选已是呼之欲出，但新人也肯定不能回避历史留下的悬而未决的事件。因为有了这些事件的堆积和累积，才有今日的马华。而马华要走向未来，也不得不回顾过去，以便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从历史中领悟不能再重蹈覆辙。
第一道问题是：“马华在1951年的时候，其会长陈祯禄是支持拿督翁（在同年脱离巫统）另创的非种族性的马来亚独立党。陈祯禄本人也受邀主持成立大会，并同意马华总秘书杨旭龄与财政邱德懿也被选为独立党中委。他更进一步促请马华党员及华人全力支持马来亚独立党。与此同时，国大党也支持拿督翁，而在槟城由林苍佑领导的急进党和雪兰莪州的劳工党也表明支持拿督翁。
如果当时的情况没有被改变，则今日的马来西亚历史就可能不会存在种族性的政党。
但阴差阳错的，在1952年的时候，另一位马华领袖李孝式因不满被拿督翁冷落，转而与吉隆坡巫统竞选小组主席耶哈都合作。在马华和巫统中央不知情下，他们竟联手合作推出候选人，以和马来亚独立党决一高低。
一方面固然暴露了当时党的组织的松弛性，地方领袖可以不听命中央指示，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当时人民在思想上尚未成熟，没有认真分辨种族性政党与非种族性政党在理念上的区别。就这样，种族性政党压倒了非种族性政党，为种族性政党的生存提供了条件。
正因为李孝式的意气用事，也扭转了华人日后的命运。吊诡的是，陈祯禄自那时起，转而支持李孝式的合作方式，放弃拿督翁的非种族性路线。
抑有进者，陈祯禄因势利导与东姑合作。在1954年拉入了国大党，组成联盟。此外，他也成功地拉拢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让急进党无疾而终。迫使拿督翁于1954年将马来亚独立党改名为国家党，准备在1955年的普选中（独立前的大选），与联盟争天下。
就此而言，陈祯禄当年的做法是否是正确的？李孝式因意气而改变华人的政治意识是否是情绪化的？马华公会的党史似乎是肯定这一合作，一直未有批评。就不知新的马华领导层将怎样演绎这一段历史？是正面的评价，抑或是负面的评价？
第二道问题的：1958年林苍佑领导马华改革派推翻陈祯禄的保守派是否是正确的？按照马华党史是批判林苍佑的做法，并曾将林苍佑在马华的“革命行动”形容为林苍佑事件，显然是认为林苍佑“背离了马华的传统”，不尊重陈祯禄的领导。还有林苍佑在联盟内争取较为平等的地位，要求分配1/3个国席，结果功败垂成也没有深刻的检讨，反而肯定陈修信的“夺权”行动的正当性。
当陈修信以退而求其次的妥协性接受巫统的方案时（未获1/3议席分配，只获得31席，比林苍佑至少要35席或以上，少了4席。但也另有历史说马华后来获得33席分配，待查证），显示了马华在联盟内的地位已有所改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课题下，今日的马华领袖是正面肯定陈修信的忍辱负重，还是觉得林苍佑的诉求比较正当？
第三道问题是：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1959年起是实权领袖，1962年被扶正）在联盟内扮演的角色是使马华更有尊严还是变成了屈从的角色？而陈修信与华社的脱节导致马华公会在1969年大选的失利，马华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陈修信是否应该为马华的失利负起大部分的责任？
第四道问题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马华一度退出内阁（不是马华退出联盟），后又重返内阁，是否是正确的，还是做的不够潇洒，没有因此扭转马华的劣势？
在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即刻号召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是民族主义的或是民粹主义的？
当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由2月开始至4月结束）因分歧而终止时，是华团或是陈修信要负起责任？
马华是否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还是多此一举，造成华团与马华成见加深？
第五个问题：1974年当联盟扩大成国阵时，为何马华是最后一个承诺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接陈修信位的李三春的策略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
无可否认的，李三春在重整马华方面是有巨大功劳的，但他起用前社阵领袖林建寿打击林苍佑，意图要从林苍佑手上夺回槟州政府的主导权，是分化华社或是政治的正当？
李三春接纳推动政经合一的策略，鼓起民族企业浪潮（不论其成效或其成败），是否是合时与正确的？在今日看来，是否具有民族主义的民族使命或是不当的路线？
李三春在1982年勇于挑战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在芙蓉一挫后者是在复兴马华的民族主义还是意气之争？为什么1983年李三春会突然“离家出走留下谜团”，至今马华都未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宁可让谜团继续留住？
第六个问题是：在李三春走后，马华掀起的一场十分激烈的内斗，大大地消耗元气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的？陈群川于1984年的崛起和1986年因官司缠身的去职，马华党史又如何评价？是肯定陈群川的历史贡献，还是它的临危受命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第七个问题是：1986年担纲领导马华的林良实，他是将马华推向李三春的时代还是将马华推回陈修信的时代？
在肯定林良实扩展拉曼学院和创办拉曼大学的同时，林良实于2001年的收购南洋报业集团是振兴民族主义的表现吗？或是造成马华分成AB队的分裂？
马华在林良实时代的路线是正确的吗？如果不是，为何他又使到马华在大选中处于不败的优势？马华是应该总结林良实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包袱或是资产？因为他是马华在位最久的一位领袖（1986－2003）。
第八道问题：马华在1999年大选后出现的AB队，前者以林良实为首；后者以林亚礼为首，他们的斗争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告停止。这之中的4年给马华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马青在翁诗杰领导下，于2001年继报业事件后爆发的803马青特大骚乱事件，几乎毁了翁诗杰的政途，这又是为什么？翁诗杰表面上看来倾向B队，其实又不是B队的领袖，为何会与林良实的关系闹僵，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为什么总会长要对属下的马青团长执起“家法”？
第九道问题：当黄家定于2003年成为新总会长后，为什么会出现AB队峰回路转的结局而由陈广才出任署理总会长？这之中的安排是否受到马哈迪的影响？或者是马华收拾残局的开始？
黄家定一向被视为林良实的得意门徒，他用什么方法将马华的AB队整合？是权力的分享还是以因时制宜？下来的日子，马华享受一段很平和的日子，尤其是在2004年大选大胜之后，马华显得一团和气，尽管在2005年党选出现激烈的竞争，结果是当权派大捷后并没有出现分裂。这在马华党史上也是罕有的。为什么？
第十道问题：正当马华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时刻，也没有面临党的分裂的危机，为何在2008年的大选又再一次遭遇如1969年的惨境，跌得比当年还要痛？马华自然可以归咎于国阵内的一党独大和霸权政治所致，但为什么马华没有吸取1969年的教训，让历史重演？是马华满足于现状或是缺乏警惕性，或者不以为会与华社背道而驰？也许在黄家定看来，他已尽最大的努力与华社沟通，也协助华社解决问题，可是为什么华社不领情？这之中的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黄家定要走了，新的领导人也浮出台面。我们不求奇迹出现，但希望新一代领袖，认真地回顾马华走过的弯曲道路，也只有自我回答和省思这十道问题，才能更好地整装上路，没有丢掉历史包袱，没有新的和果敢的思维，马华将会突而不破。这就是新领袖未来的任重道路的艰巨任务。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第一道问题是：“马华在1951年的时候，其会长陈祯禄是支持拿督翁（在同年脱离巫统）另创的非种族性的马来亚独立党。陈祯禄本人也受邀主持成立大会，并同意马华总秘书杨旭龄与财政邱德懿也被选为独立党中委。他更进一步促请马华党员及华人全力支持马来亚独立党。与此同时，国大党也支持拿督翁，而在槟城由林苍佑领导的急进党和雪兰莪州的劳工党也表明支持拿督翁。
如果当时的情况没有被改变，则今日的马来西亚历史就可能不会存在种族性的政党。
但阴差阳错的，在1952年的时候，另一位马华领袖李孝式因不满被拿督翁冷落，转而与吉隆坡巫统竞选小组主席耶哈都合作。在马华和巫统中央不知情下，他们竟联手合作推出候选人，以和马来亚独立党决一高低。
一方面固然暴露了当时党的组织的松弛性，地方领袖可以不听命中央指示，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当时人民在思想上尚未成熟，没有认真分辨种族性政党与非种族性政党在理念上的区别。就这样，种族性政党压倒了非种族性政党，为种族性政党的生存提供了条件。
正因为李孝式的意气用事，也扭转了华人日后的命运。吊诡的是，陈祯禄自那时起，转而支持李孝式的合作方式，放弃拿督翁的非种族性路线。
抑有进者，陈祯禄因势利导与东姑合作。在1954年拉入了国大党，组成联盟。此外，他也成功地拉拢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让急进党无疾而终。迫使拿督翁于1954年将马来亚独立党改名为国家党，准备在1955年的普选中（独立前的大选），与联盟争天下。
就此而言，陈祯禄当年的做法是否是正确的？李孝式因意气而改变华人的政治意识是否是情绪化的？马华公会的党史似乎是肯定这一合作，一直未有批评。就不知新的马华领导层将怎样演绎这一段历史？是正面的评价，抑或是负面的评价？
第二道问题的：1958年林苍佑领导马华改革派推翻陈祯禄的保守派是否是正确的？按照马华党史是批判林苍佑的做法，并曾将林苍佑在马华的“革命行动”形容为林苍佑事件，显然是认为林苍佑“背离了马华的传统”，不尊重陈祯禄的领导。还有林苍佑在联盟内争取较为平等的地位，要求分配1/3个国席，结果功败垂成也没有深刻的检讨，反而肯定陈修信的“夺权”行动的正当性。
当陈修信以退而求其次的妥协性接受巫统的方案时（未获1/3议席分配，只获得31席，比林苍佑至少要35席或以上，少了4席。但也另有历史说马华后来获得33席分配，待查证），显示了马华在联盟内的地位已有所改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课题下，今日的马华领袖是正面肯定陈修信的忍辱负重，还是觉得林苍佑的诉求比较正当？
第三道问题是：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1959年起是实权领袖，1962年被扶正）在联盟内扮演的角色是使马华更有尊严还是变成了屈从的角色？而陈修信与华社的脱节导致马华公会在1969年大选的失利，马华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陈修信是否应该为马华的失利负起大部分的责任？
第四道问题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马华一度退出内阁（不是马华退出联盟），后又重返内阁，是否是正确的，还是做的不够潇洒，没有因此扭转马华的劣势？
在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即刻号召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是民族主义的或是民粹主义的？
当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由2月开始至4月结束）因分歧而终止时，是华团或是陈修信要负起责任？
马华是否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还是多此一举，造成华团与马华成见加深？
第五个问题：1974年当联盟扩大成国阵时，为何马华是最后一个承诺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接陈修信位的李三春的策略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
无可否认的，李三春在重整马华方面是有巨大功劳的，但他起用前社阵领袖林建寿打击林苍佑，意图要从林苍佑手上夺回槟州政府的主导权，是分化华社或是政治的正当？
李三春接纳推动政经合一的策略，鼓起民族企业浪潮（不论其成效或其成败），是否是合时与正确的？在今日看来，是否具有民族主义的民族使命或是不当的路线？
李三春在1982年勇于挑战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在芙蓉一挫后者是在复兴马华的民族主义还是意气之争？为什么1983年李三春会突然“离家出走留下谜团”，至今马华都未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宁可让谜团继续留住？
第六个问题是：在李三春走后，马华掀起的一场十分激烈的内斗，大大地消耗元气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的？陈群川于1984年的崛起和1986年因官司缠身的去职，马华党史又如何评价？是肯定陈群川的历史贡献，还是它的临危受命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第七个问题是：1986年担纲领导马华的林良实，他是将马华推向李三春的时代还是将马华推回陈修信的时代？
在肯定林良实扩展拉曼学院和创办拉曼大学的同时，林良实于2001年的收购南洋报业集团是振兴民族主义的表现吗？或是造成马华分成AB队的分裂？
马华在林良实时代的路线是正确的吗？如果不是，为何他又使到马华在大选中处于不败的优势？马华是应该总结林良实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包袱或是资产？因为他是马华在位最久的一位领袖（1986－2003）。
第八道问题：马华在1999年大选后出现的AB队，前者以林良实为首；后者以林亚礼为首，他们的斗争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告停止。这之中的4年给马华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马青在翁诗杰领导下，于2001年继报业事件后爆发的803马青特大骚乱事件，几乎毁了翁诗杰的政途，这又是为什么？翁诗杰表面上看来倾向B队，其实又不是B队的领袖，为何会与林良实的关系闹僵，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为什么总会长要对属下的马青团长执起“家法”？
第九道问题：当黄家定于2003年成为新总会长后，为什么会出现AB队峰回路转的结局而由陈广才出任署理总会长？这之中的安排是否受到马哈迪的影响？或者是马华收拾残局的开始？
黄家定一向被视为林良实的得意门徒，他用什么方法将马华的AB队整合？是权力的分享还是以因时制宜？下来的日子，马华享受一段很平和的日子，尤其是在2004年大选大胜之后，马华显得一团和气，尽管在2005年党选出现激烈的竞争，结果是当权派大捷后并没有出现分裂。这在马华党史上也是罕有的。为什么？
第十道问题：正当马华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时刻，也没有面临党的分裂的危机，为何在2008年的大选又再一次遭遇如1969年的惨境，跌得比当年还要痛？马华自然可以归咎于国阵内的一党独大和霸权政治所致，但为什么马华没有吸取1969年的教训，让历史重演？是马华满足于现状或是缺乏警惕性，或者不以为会与华社背道而驰？也许在黄家定看来，他已尽最大的努力与华社沟通，也协助华社解决问题，可是为什么华社不领情？这之中的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黄家定要走了，新的领导人也浮出台面。我们不求奇迹出现，但希望新一代领袖，认真地回顾马华走过的弯曲道路，也只有自我回答和省思这十道问题，才能更好地整装上路，没有丢掉历史包袱，没有新的和果敢的思维，马华将会突而不破。这就是新领袖未来的任重道路的艰巨任务。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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