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教国”争议由热转冷

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确定回教是官方宗教，其它宗教自由不受影响。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这一宪法地位并未改变，而且由来已久，大家习以为常。

不过，在2001年9月29日，前首相马哈迪突然在民政党代表大会上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引起轩然风波。因为在非回教徒看来，这是突如其来，也没有心理准备；更担心这一宣布后的下一个步骤不知会有什么大动作？结果是马哈迪点到为止，没有进行修宪。他认为还是保留宪法的崇高地位为好。

十分吊诡的是：马哈迪的宣布正好是2001年911事件后的第18天。表面上似乎是针对美国谴责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份子的挑衅作出回应。其实不然，马哈迪并不准备把马来西亚导入世界性的“文明的冲突” 中，而是直截了当地回应回教党的挑战。

回教党原是在1951年脱胎于巫统的一个带有宗教意识的政党。“立党为教”是不争的事实，但实践证明在1956年后回教党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斗争，跌岩起伏而在90年代转型。

1990年回教党在46精神党协助下，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及后又与46精神党闹意见，展现了它的浓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回教长老聂阿兹出任大臣之后）。

不论是在法兹诺（1989－2002）领导或哈迪阿旺（2002后到今天）领导下，回教党的宗教斗争已不断提升；尤其是在1999年大选脱颖而出成为国内的最大反对党（拥27个国会议席，执政丹登两州）后，已是直接把矛头对向巫统，指责马哈迪的回教化运动不力，声言要推动一个“回教国”的实现。这之中的含意是强调古兰经的至高地位，且在丹登两州推出回教刑法（Hudud Law）。虽然在中央未点头下，回教刑法未能履行，但无疑已给马哈迪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马哈迪看来，他在1981年掌权后便不遗余力地在政府行政中注入回教价值，设立了一些回教大机构；更在1988年通过修宪提高回教法庭（Syariah Courts）之地位。简言之，一切都是致力于提升回教在国家的地位，也认为没有冲撞非回教徒的权利，为何回教党要“咄咄逼人”呢？

与其持续抗拒回教党的“回教国”梦想，马哈迪也就顺水推舟来一个巫统的“回教国”。就这样“回教国”成了巫统与回教党的斗争焦点，也成了政治的筹码。因此不论是马哈迪的“回教国”或回教党所要的“回教国”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非回教徒感到难以适从。

如果依照几位前联邦法院院长，如沙礼阿巴斯、哈密奥马的说法，马来西亚在宪法上仍是一个世俗国。也就是说，在未重大修宪下，所谓的“回教国”是一个争议性的说法。马哈迪就是巧妙地避开修宪，而依据马韦尔迪（11世纪回教沙裴仪派的权威人物）的学说来表明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国家由穆斯林控制，国防操在穆斯林手中，穆斯林通过和平取得政权，且拥有穆斯林法律。其目的也许不外是要堵住回教党对此课题“喋喋不休”，不是要改变政体。

原本在马哈迪于2003年退位，进入阿都拉时代后，此争议可告一段落，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仍然在2004年的大选成为一个课题。结果是阿都拉旋风压倒回教党，才使到后者领悟“回教国”牌打不响，反而由胜利的一方诠释后马哈迪时代的“回教国”不但存在，而且正在强化。例如副首相纳吉就在2007年7月这样说：“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它从来就不是世俗国”。表现不遑多让回教党。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认为“纳吉的言论可能是伤人也伤己，极可能失去多元种族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一向高调回教国的回教党接受安华的劝告，改打“福利国”牌。在三大反对党合作下，终于带来了308的政治海啸。反对党夺下5州政权，国席也破了1/3，终于使到回教国的争议在大气候下告一段落。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在今年5月也首次表明“回教国”不是巫统的斗争宗旨。他说，“巫统党章并没有条文阐明要建回教国。”这意味着，巫统和回教党已没有必要再以高姿态争议谁的“回教国”才是正统的。起而代之的是反对党的人民联盟和执政的国阵改用另外的口号进行斗争。屈指算来，前前后后，彼此用了7年的时间的消耗才发现多元种族的国家并不适合走单元宗教路线，“回教国”的课题显然已告冷却，这又是为什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选民作出了判决。

（原载于2008年5月29日《南洋商报》）

謝詩堅：建碉樓置文物館辦史跡活動‧浮羅山背打造客家村

（檳城）山水環繞間碉樓林立，雞犬相聞處男耕女織，放眼一派客家田園風光……這就是浮羅山背“客家村”日後的風景了！

將成本地客家文化活教材
檳州客屬公會顧問拿督謝詩堅昨日（25日）宣佈，該會目前正總動員著手策劃浮羅山背客家村一事。這個即將成立、也是全馬首創的客家村，在華人世界並不多見，一旦完成，它將是本地客家文化的活教材，有助於社會人士對客家民俗文化的瞭解，更可能仿效台灣美濃客家村，發展成為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

客家人占浮羅山背人口近4成
他說，浮羅山背共分成11區，人口約10萬。其中約4萬是華裔同胞，客家人則是華裔人口的主體，占了近4成。

“客家村的成立有其歷史意義，當年南來的祖先都延續客家人的習慣，即選擇在山區落腳，自成一局。而且浮羅山背過去的教會及學校，都以客家話傳道、授業，讓當地社會有著深遠的客家文化脈絡，故此，把浮羅山背打造成客家村，相信是名副其實的。”

他繼續表示，未來該會打算在浮羅山背建造客家地標－碉樓，同時把客家文物館遷移至客家村內，並舉辦各式各樣相關客家民俗文化的活動，諸如口述歷史等，全方位豐富這個地方。

客家村委會6月1辦成立禮
他接著指出，在當地客家居民的配合下，檳州客屬公會2008/2009年度第一屆浮羅山背客家村聯絡委員會已經成立，成立典禮將落在6月1日（週日）上午11時，在聖心中學禮堂舉行，屆時也是客家人的衛生部部長拿督廖中萊亦受邀出席觀禮。

“任何浮羅山背的客家人若是有興趣加入這個團隊，可以在月底前，往浮羅大街門牌404號的德教會紫濱閣內報名。”

謝詩堅：台中央大學研究員下月抵浮羅山背田野調查
謝詩堅也透露，來自台灣國立中央大學的研究人員，將於6月23日抵達浮羅山背，進行為期1個月的田野調查。

他說，這12人包含研究生及教授，專長研究客家語言與文化面向的研究，他們將在浮羅山背深入研究、瞭解當地社會情況後，開始撰寫論文。

將以台美濃客家村為藍本
“我們將會依據中央大學的論文及建議，並以台灣的美濃客家村作為藍本，打造屬於我們自己的客家村，把文化的根留在浮羅山背。”

當詢及檳州政府是否會贊助客家村的計劃時，謝詩堅表示，一切需等到有一些成果後，他們才會和州政府商討共同合作的事情。

小檔案：台灣美濃客家村
最近被台灣觀光局列入旅遊景點之一的美濃，為一富有特色的鄉鎮，除了客家文化、美食，還保留傳統手藝－油紙傘，近幾年更有手拉坯窯業的誕生，於是廣華興紙傘廠負責人曾啟華先生，為結合這些特色與介紹美濃的人文地理、生活習俗及豐富 的旅遊內容，讓大家對美濃鎮有所認識，便結合鎮上 各產業精英創立了－美濃民俗村，進而與高雄農場的住宿、蝴蝶農場的生態教學，連成一條知性之旅，使 美濃成為富教育、知性、有深度的文化旅遊重鎮。

林敬益百嘲是“丐帮帮主”？ （天下纵横）

林敬益的角色在选举前后总是让人捉摸不透。究竟他是退了休，还是实权领袖？看来他更像清朝的慈禧太后，正在“垂帘听政”。因为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表现他的权威性，让人觉得民政党还是林敬益在“喊起喊落”。比起林苍佑当政（首席部长时）还要权威。那个时候，民政党上下都称呼林苍佑是“老佛爷”。即便他不再担任党主席，但槟州事务则是他说了算。如今把“老佛爷”的称号套在林敬益身上，似乎不无道理。

我们远的不说，单就最近他的高调谈话就令人百感交集。其一是他认为民政党要8年后才有机会夺回槟州政权。为什么要等8年？如果对自己的党有信心，应该说5年内一定要夺回，而且现在就开始工作，做个具有威力的反对党。可惜他泄气的话也让民政党人感到泄气。反正8年后才有机会，现在努力不是太早了吗？因此不论实际情况如何，站在民政党的立场，林敬益不应该也不可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其二他说了，国阵是输在巫统的傲慢。言下之意，不是民政党的错。这话说对了一半，而又不对一半。因为民政党不能推卸责任，它并没有做好“纠正”巫统的工作，反而被巫统纠正了。人民自然不会忘记，当年许子根参加民政时，打出的旗号是“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我们暂且不争议是谁被纠正了。至少民政在1974年加入国阵后，就知道它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现在才知道不能做，也做不到，实在是后知后觉的可以。

因此，其三，林敬益终于作了肺腑之言。他说，“由于国阵没有给予其它成员党享有同等地位，最终导致马华、国大党，包括民政党等成员党的地位如同“乞丐”。”

“乞丐”是什么，相信三岁小孩子也懂。但为何林敬益领导民政27年后，才知道民政原来也是“政治乞丐”？如果不是308的政治海啸，林敬益肯定不肯承认，反而会指这种说法是在“破坏和诽谤”民政党。原来政治是可以在特定的时候讲特定的话。在过去一段长时间里，就不曾听闻林敬益感觉在国阵内“受到不公平对待”，竟在今时今日脱口而出本身是“丐帮帮主”之一，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其实林敬益的讲话分析起来不过是“政治语言”，也不必太认真看待。如果他真的感觉民政在国阵内“受尽屈辱”，应该现在就站出来向民政党上下说：“我们不要做“乞丐”了，勇敢离开这个“大家庭”。”可惜他还是没有勇气“登高一呼”。所以我们只能当成看秀，看林敬益在口沫横飞地表演，然后戏散了，什么也没有改变。

不是吗，我们在其四就看到林敬益又再一次吐真言。他认为巫统不易改变。在巫统不变下，国阵又如何变呢？有的，林敬益说可在国阵内形成“两线制”，一边是其它成员党结盟，由马华领导；另一边是巫统。这样的机制不仅是不可能，也是相当阿Q的说法。老子不变下，小小先变，又该怎样变？因为权利在老子手上，有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五指山”。变了等于没变。既然这样，不变好过变，让大家等待大家长先变。那就只好等吧！至于要等到什么时候，你问我，我问谁呢？

于是又落到其五点出林敬益的想法，那就是拥有相同多元理念的执政党与反对党合作执政。这个是更高难度的挑战。首先是民政党本身准备变吗？准备跳出国阵，与反对党合作吗？答案是十划仍没有一撇。既然在心理上民政仍未做好准备，那就更不容易找到知音人与它一起变了。

其六是林敬益也够让人“莫名其妙”的。什么是输了席位赢了政治理念？此说不仅矛盾，而且也不合逻辑。今天的民政跌得这么惨，连大本营都丢了，那赢得什么政治理念？反对党也同样有多元理念。既然多元理念又不是民政的专利，林敬益凭什么依据这样说，输了就输了，大方无碍，还赢得什么理念？没有政治权力，又何来推动理念？

当然民政也不是无路可走，只要放下身段，重新再来，果敢一些，大胆一点，不要守株待兔，不要等上天打救，主动求变，必然能看到曙光。国际歌中有一句歌词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正可以说明“天助自助者”。还有民政也无需自我矮化，以为只是国阵内的小党，起不了作用。毛泽东不是又有一句至理名言吗：“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现在就看民政能不能在国阵内点燃起第一把改变之火（国阵式的Refomasi），也把它在大选时的口号“再转变”引用在国阵内，那就十分切合时宜，不知近日风头甚健的林敬益在表演脱口秀后，会不会坐言起行，先由民政变起？这样国阵自然会动起来。要不然你看我，我看你，又看到什么时候呢？

对不起，还是应该让许子根拿主意。毕竟他才是民政的真正老大，当由他率领民政如何在困局中杀出一条生路。

回教党的过去与未来

5月8日晚上8时，《韩视论坛》移师亚罗士打州务大臣官邸之大礼堂开讲，以探讨回教党在多元社会中的角色。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拿督谢诗坚博士以《回教党的过去与未来》阐述回教党的政治历程。另两名主讲者为吉打行政议员阿都拉尤索及吉兰丹州行政议员拿督陈升顿。

吉打州回教党也向谢君索取其英之讲稿，以供参考和研究之用，以下是谢君的演词摘要：

1. 回教世界:
60亿人口中，基督教34%，回教19%，佛教6%，无神论20%（中国为主），犹太教0.25%。
虽然如此，回教的先知穆罕默往在公元622年于麦地那建立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并在630年对麦加的征服，是为回历的元年。

先知在632年逝世后，后人根据他的言行写下千古不朽的古兰经(Quran)及圣训(Hadith）
因此美国著名学者麦可哈特博士（Dr. Michael H. Hart）形容他是至今为止世界第一伟人，名列榜首。

2. 回教入马:
公元15世纪，马六甲王朝于1402年建立时，回教便在马来亚和印尼落地生根。而传入马来亚的回教是属于逊尼派，大本营在沙地阿拉伯，以麦加为中心。而另一个什叶派的大本营在伊朗。
在逊尼派当中，有四个主要被视为正统派系。
（a） 哈乃裴派（Hanafiyah）
（b） 沙裴仪派（Shafiyah）
（c） 马力克其派（Malikiyah）
（d） 罕百里派（Hanaliyah）
其中马来西亚大多数属于沙裴仪派及少数哈乃裴派。

沙裴仪派于11世纪由巴勒斯坦人沙裴依（Shafil Muhammad b. Idris）所创。他吸取马力克学派和哈乃裴派的优点，尊重圣训和（推理），但结论不得与古兰经和圣训矛盾，是为折衷派，盛行于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阿拉伯半岛南部及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新疆。沙裴仪派在后来被安萨里（Al-Ghazali）将苏菲主义思想引入正统的信仰中，强调宇宙永恒，为真主所创，肯定灵魂不灭，肉体复活，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发现理性所不能认知的真理。

而哈乃裴派于公元8世纪由库法人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所创，根据古兰经，也审慎引用圣训条规，较灵活处理教规。特别强调执法者的个人意见和判断的价值，是逊尼派中最大的派系，盛行于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中亚细亚等国。

3. 马来西亚式的回教:
根据沙裴仪的学说，承认统治者的地位，安萨里认为有人掌权的社会比公众意见一片混乱的社会来得好。到了13世纪，伊本伽马（Iha Jama）更明确指出，统治者不可或缺，是真主在大千世界的化身。不论谁是统治者，人们都必须承认和服从，谁是胜利者，就应该被维护。

在这个基础上，马来西亚后来各自承认9个小王国的合法性存在，也在1948年与英殖民政府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为马来人下了定义（后来成为宪法第160条）。马来人指信仰回教，习惯于讲马来话和尊重马来习俗者。换句话说，若非回教徒，则不被视为马来人，而若非马来人，就不能享受宪法规定的马来人特别地位。

正因为这样，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马来人和回教徒是分不开的。虽然非马来人也可以成为回教徒，但马来人必须是回教徒。

4. 回教党的成立:
根据回教党前总秘书纳沙鲁丁于2000年提呈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它是于1951年11月24日脱胎于巫统，由一批回教学者成立。初定名为PMIP（马回教党），后易名为回教党（PAS）（1972年）。创党人Utaz Ahmad Fuad Hassan（弗哈山）与巫统创党人拿督翁、CM尤索及东姑的理念有所不同。因此从一开始回教党便立足在古兰经和圣训的基础上。

纳沙鲁丁强调回教党不分种族，不分左右派，也不分是沙裴仪派或哈乃裴派，都是为实现回教的理想而斗争，即使到今天也从未放弃。正因为这样，纳沙鲁丁又说，回教党能够接受非马来人的回教徒出任首相，并认为它比巫统更开放。

他也提出回教党的灵魂人物是朱基菲教授（Zulkifli Muhammad），誉他为最优秀的回教学者之一，也是回教党的设计师。朱基菲说，每一个人都是阿拉创造的，人类应做阿拉所喜欢的，不做阿拉不喜欢的，应遵从和敬畏阿拉。这是回教徒的主要生命。

谁是朱基菲？为什么不是党主席的人可以成为回教党的明灯？我们有必要介绍这位人物。

朱基菲（1928－1964年）生于霹雳，是农民儿子，受国英文教育。日本投降后，曾于1946年参与巫统活动，而在1947年远赴开罗的一间美国人创办的大学深造，成为当地马印学生会领袖。曾经期望马印大合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他一生中重视通过政治和教育来强化回教思想和回教徒的地位。1951年回马后宣扬回教，较后参与成立回教学院。1957年成为这间学院的讲师。

在1954年时，他拒绝出任全职的巫统总秘书。1955年出任回教党候选人（独立前联邦议会选举），但失败。在1956年他欲角逐回教党主席不果，并于1959年卷土重来，惟两度不敌于巴哈鲁丁医生。
巴哈鲁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原是于1950年被查禁的马来国民党主席，后来在1955年与布斯达曼联合创办人民党，而在1956年应邀领导回教党。换句话说，巴哈鲁丁是位具有左派思想的民族主义者。他和朱基菲的相同点是曾主张大印度尼西共和国；不同点是朱基菲较倾向宗教斗争。
朱基菲在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又于1964年再次蝉联。同一年因车祸而逝世。虽然他一生不曾真正领导回教党，但他在后来被回教党视为党的灵魂人物。因为朱基菲留下的宗教政治理念成为后期回教党的指引。

5. 回教党的蜕变:
回教党有下列五大蜕变：

(i) 其一是从1951年立党到1955年的萌芽期，尚无突出人物领导。基本上是通过宗教搞政治活动，但势力有限。不被脱离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所认同，自行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及后来的国家党。

(ii) 其二是从1956年到1969年的发展期，由民族主义者布哈鲁丁领导，与左翼的人民党和国家党有默契。在1959年大选夺得吉兰丹和丁加奴州政府。崛起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令人刮目相看。但势力限于东海岸的马来社会。不久丁加奴州州政府倒台。1965年布哈鲁丁被捕，被指涉及在海外（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1966年获释而在1969年逝世。

这个时期的回教党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

(iii) 其三是从1969年到1983年的兴衰期。在新主席阿斯里领导下，回教党在1969年的大选除保有吉兰丹州政权外，也夺得12个国会议席，并在1972年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阿斯里转而出任中央土地及矿物部长。1974年加入国阵，1977年与巫统分离，离开国阵。不幸在1977年的丹州大选失掉州政权，更于1978年的全国大选只剩下6个国会议席，回教党转入衰退期。

1982年的大选回教党依然欲振乏力，不但拿不回吉兰丹州政权，更只剩下5个国席。1986年回教党败得更惨，只剩下1个国会议席。吉兰丹仍由国阵领导。

虽然自1982年阿斯里已失去领导权，但接任的尤索拉哇不是一位强势的领导者，以致回教党陷入低潮，直到1998年才由一位来自吉打的强人法兹诺成为党的领导人。

(iv) 其四是从1990年到1999年的翻身期。在法兹诺领导下，回教党得到了46精神党的合作终于得以柳暗花明，重新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增至7席。1995年的选举也保持原状。但在1999年的大选，在安华的公正党合作下，回教党如虎添翼，再次跃居成为国内最大的反对党。除了继续执政吉兰丹外，也夺回登嘉楼州政权，更前所未有的拥有27个国席。回教党晋入一个新的高潮，此时它对“回教国”的诠释成为与巫统斗争的主要课题。由于回教党在反对党内的一党坐大，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组成的替代阵线。

(v) 其五是从2000年到2008年的亢奋起伏期。回教党在这个时期打出回教国牌，引致了争议。当法兹诺在2002年逝世时，代之而起的是哈迪阿旺时代的降临。他比起法兹诺更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有时忽略了多元社会的感受。抑有进者，巫统也在2003年更换领导人，由阿都拉替代马哈迪，也为国阵带来新的气象，结果在阿都拉旋风扫荡下，回教党又失去登嘉楼州，只保住吉兰丹州，但政权岌岌可危，只比巫统多出一席（即23席对22席）；国会议员又仅有7个。

2008年大选，出狱后的安华重新组合反对党，也劝服回教党不要再打宗教牌。在大气候有利的条件下，回教党再一次扬眉吐气。虽然夺不回登嘉楼州政权，但已重新巩固吉兰丹州政权，再进一步夺下吉打州政权，更在霹雳州以少数席位取得州务大臣高职。史无前例地宣告回教党已走出乡村和马来人区，在城市抬头，包括也在雪兰莪州参与执政。

从这个意义审视回教党，它似乎已脱胎换骨，令人耳目一新。与此同时，选民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那就是非回教徒也支持回教党是希望出现一个崭新的回教党，而不是竟日没完没了地谈论回教国的斗争理念。毕竟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不适合以宗教治国。

6. 回教党的未来:
在这方面，我愿意提出民主政治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s）与经验判断（Empirical Judgement）的区分。所谓价值判断也指理想的判断。站在回教党的立场，它当然认为建立回教国是符合回教党的价值判断的，但若站在经验判断而言，又是与多元社会不协调和不配搭的。因为经验告诉非回教徒，这样的理念只能存在价值判断（主观判断）的空间，而不能也不应该存在经验判断（客观判断）的世界中。更何尚有相当大部分的人民期望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开放与宗教自由的国家，不是一个用单一宗教治国的国家。

如果回教党能够吸取教训，重视经验判断甚于价值判断，而表现出精明与廉正和公正的治国方略，减低或降低宗教政治色彩，则不愁得不到各族人民的支持；反之若偏向一方，执着固有的立场，那将对回教党产生负面的影响。为此，回教党不得不谨慎其言行。

新的政治格局既然带来新局面，也意味着回教党也要用新的思维和新的方略来取信于全民。既然人民联盟已打出Pakatan Raayat的旗号，又提出Ketuanan Raayat的口号，就要身体力行，共建一个和谐的马来西亚人的社会和国家。换句话说，当“价值判断”与“经验判断”发生冲突或不能协调时，采用“经验判断”是务实和符合多元社会的环境。由于政治本身既有理想，也要有现实基础，不能只一味强调理想，而偏离现实，其结果是两头不到岸。既然回教党要在多元社会生存和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党乃至联合执政党，唯一的选择就是以绝大多数的民意为依归。这并没有妨碍和阻止回教党在回教徒社会中对回教理念的宣扬，也不会影响回教的推广和向回教徒灌输正确的人生观和回教价值观。但前提是回教刑法并不适合在马来西亚推行，因为它不适合多元社会的马来西亚。

The future of PAS

Dato Dr Cheah See Kian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two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ir differences - value judgement and empirical jud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PAS, its value judgment refers to the judgment of its ideals in advocating and setting up of an Islamic state, which is a logical and reasonable struggle of the party.

However, the empirical judgment of such a struggle dictates that it is incompatible under the context of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Past experiences in advocating the party’s struggle of an Islamic state to non-Muslims suggest that such a struggle belongs and remains in subjective value judgment, and that it should not and cannot become an empirically objective judgment.
This is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majority of Malaysians in aspiring for a country that is not theocratic, but democratic, that accords freedom of religion to its citizens.

Thus, PAS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subscribe to an empirical judgment of its politics, reducing the scale of its religious politics while concentrating on advocating the ideals and policies of integrity, justice and good governance.

Should PAS adopt this direction, I believe the party will surely garner the support of the various races. However, should PAS retain its brand of religious politics, and then will not have the backing of the non-Muslims.

In view of the change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PAS needs to reevaluate its position and subscribe to a new political paradigm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Furthermore, with the emphasis on ‘Ketuanan Rakyat’ under the banner of Pakatan Rakyat, PAS should cooperate with others to build a better Malaysia that is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In the event of PAS encountering a conflict between the value and empirical judgment of its ideals,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is more sensible under the context of a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In politics, there is the need to find balance between the aspir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political reality of the nation, as it is unrealistic to hold on to ideals that do not conform to reality.

Under the present scenario, there is only one choice for PAS, and that is to abide by the majority.
This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PAS should sacrifice the preaching of Islamic ideals among fellow Muslims, only that it should accept the reality that theocracy is not compatible a multi-racial Malaysia.

马哈迪的政治神话

前首相马哈迪突然在阿罗士打（19日）宣布退出巫统，震惊朝野政坛。如果说308的大选是政治海啸的话，那么马哈迪的这一“爆炸性”的举动无疑是新一轮的“政治地震”，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巫统，也会对中央政府有一定的冲击。虽然表面上看是马哈迪与阿都拉之争，实则是关系到国家未来的走向。

在巫统的历史上，截至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曾经自我脱离巫统。一个是在1946年创立巫统而在1950年离开巫统的拿督翁；但他时运不济，另组新党后，未能在大选中动摇巫统根基，造就了东姑阿都拉曼当政的年代。另一个是今天的马哈迪，他也是在1946年即已参加巫统，算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元老；所不同的是马哈迪不创议组织新党，而是要以退为进，号召内阁部长辞职，以迫使阿都拉下台。

十分吊诡的说：马哈迪一手提拔了阿都拉，为什么又会弄成今天的僵局，非迫阿都拉下台不可？这与马哈迪的刚烈性格大有关系。

姑不论马哈迪这“最后一击”能否产生巨大的震撼力，我们不妨研究一下马哈迪的从政历程，不难窥见马哈迪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在有生之年向阿都拉施出重炮手？

1．1969年大选“513”事件后，马哈迪以个人之力炮轰东姑，并促他下台。虽然因此被开除党籍，他也没有气馁，反而伺机卷土重来。果然在1971年敦拉萨掌权后，便迎回马哈迪，以报马哈迪“涌泉之恩”。这是马哈迪第一个独排众议，义无反顾的性格使然。

2．1974年大选后，马哈迪受重用出任教育部长。继之也凭自己形象角逐巫统副主席。虽然因此也“开罪”了协助他重返巫统的哈仑（前雪州务大臣，后因贪污罪服刑，但马哈迪于1981年成为首相后而被赦免，算是回报哈仑知遇之恩），但从兹在党内平步青云。

1976年因敦拉萨逝世，接任的胡先翁看到了马哈迪刚强的性格，破例提拔他成为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才有了1981年胡先翁退位，马哈迪上位的传奇故事。

3． 上位的马哈迪又力排众权，迎来了安华依布拉欣参加巫统，掀开马安合作的年代。抑有进者，在位期间，马哈迪以其强势领导，先后更换了四位副手到最后（1998年后）才确定阿都拉的接班。如果不是马哈迪‘换了别人’可能地位已告不稳。最明显的是在1990年大选击退东姑拉沙里的挑战（在1987年已在巫统党内击败拉沙里争夺党主席）；更在1998年举千斤之力排掉安华，成为党内无可挑战的领袖。从中充分地反映出马哈迪的唯我独尊的性格。

4．2003年，马哈迪退休，把棒子交给阿都拉。经过2004年的大选，阿都拉确定领导地位，逐渐地脱离马哈迪的影子而独树一格，但这也冲撞了其政治师父。从2006年开始，马哈迪便开始对阿都拉施政有所批评。显见他对四位副手都不满意，似乎没有“第二个马哈迪出现在政坛”。

转入2008年大选国阵失利后，马哈迪更以其一贯本色要为国家“钦定”接班人。先是点名纳吉，后又添上慕尤丁，再加上拉沙里等人物，目的是要在巫统党内“改朝换代”，以堵住安华东山再起。

在苦无对策下，马哈迪作出最后一击，要巫统选择马哈迪或阿都拉，他不要再纠缠不清，模绫两可的态度。这不但给巫统部长开了难题，也给阿都拉巨大的压力。

其结局又会如何呢？我们一时看不清楚，正如谁也没有料到马哈迪会退出巫统一样。因此可能出现下列情况：

1．阿都拉在无从选择下，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
2．阿都拉在巫统党内占上风，马哈迪势力衰退。
3．阿都拉被迫与安华联手组联合政府。这是马哈迪极不愿意看到的。
4．巫统西马一些议员联同东马的议员与安华另立中央政府，这也是阿都拉极不愿看到的。

这就是说，马哈迪这一招“炮打司令部”可能带来伤人及伤己的大举动，而催化了安华及早登上政治舞台。

这是马哈迪企图再造政治神话，要为国家领导人拍板，但他是否是1969年的马哈迪，促使政局改变？抑或是他只是再一次表演力排众议的秀，其结果是没有改变格局？这就考验在位的马哈迪和不在位的马哈迪有什么不同了！

（原载于2008年5月21日《南洋商报》）

莱斯雅丁的“妙论” （天下纵横）

我们也不要太过为难外交部长莱斯雅丁，他不过好意地建议未满21岁的女性要出国应得到家长或雇主的“同意书”或“证明书”之类的，以防止涉世未深的女性被贩毒集团利用。

当他受到一连串的炮轰后，又改口说，他是指所有的未成年者，不论是男性或女性。姑不论他所说的是男或女，我们且接受他的原意是好的，因为他认为有百余名大马女性被误导而成为贩毒份子利用运毒的牺牲品，因此有必要采取防范行动。所谓“预防胜于治疗”。

但为什么部长又会被炮轰呢？归纳起来不外是认为有侮女性的尊严，也是荒谬的建议，不但行不通，也是“十分滑稽”的。

我想所有批评部长的人认为他小题大作，不是吗？只有百余名女性误入歧途，部长便迫不及待的要为“天下请命”，结果是“得罪”了马来西亚一千万名的女性。如果说未成年的女性有40%左右，则相等于四百万的小女性是被列为“受保护”的一群。但这一大群的小女性并不领此情，反而有许多人站出来为她们说公道话。这就是说，部长也“得罪了”小女性，认为低估了她们的智慧。于是部长的美意也就变成具有“看低女人分辨好坏的能力”，也许部长心里在想：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除了部长的“良苦用心”不被接受外，女性当然也有一万个理由质问部长为何要“标新立异”？道理很简单：所谓“证明书”难道不可以“造假”？君不见连护照或身份证也有“造假”的案件发生，区区一张“证明书”又能说明什么？还有是有心出远门的小女性，何愁找不到证明书，本身不是可以“冒家长签名吗”（连学校成绩单也有学生代家长“签名”的）？或者找一个公司或单位出示“证明书”也是轻而易举的。在马来西亚，公司何止千万间，甚至有许多未注册的公司也大把，谁又能证明这些公司不是真实存在的？

退一步来说，如果要出远门的小女性拥有了“证明书”，她们要登机前若是被质疑有问题，又是根据那条法律阻止她们出国？万一被证明“证件”是真的，谁又该负责这些损失呢？

根据我们所知，任何人只要拥有合法的国际护照，都可以乘搭飞机出国，除非他们是被移民厅列为“黑名单”者。但这些初次出国的女性，她们的名字应该不会自动显示在移民厅关卡的电脑内，因此她们的“证明书”又是由那个单位来鉴定其真伪？

我们的部长不知是不是知道因一句话而果真落实，会给国家带来多少的额外开支吗？至少每个关卡都要另聘官员把关。不然移民厅的官员可就加重“审查”的工作。如果所谓的“证明书”正如一些国家入境时规定所有的旅客须签一张填好的健康证明书，然后排队递交，问也不问入境者，不仅形同虚设，也是多此一举。试问每天的入境者那么多，谁来检查这一大叠的“健康证明书”？还不是形式做做样子。

其实，部长的建议是“因噎废食”的。我们不能因为吃东西会被哽住而建议所有的人不要吃东西。就如因为车祸过多不要出门一样的可笑。没有人可以阻止天灾人祸；同样的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一个人滑向堕落。毕竟这个社会陷阱处处，坏人也不易辨认，少女的受骗而失足也是防不胜防的。不论在什么国家，什么社会，总是无时无刻发生罪案。我们总不能因为怕受骗设限；更何况到目前为止，只有百多人因犯罪而坐牢，在比例上是非常少的，不足以让我们的部长当成是外交的重要工作而提出奇妙的想法。他应该做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以塑造马来西亚的崇高国际形象。就如一些大国的女性也被发现在马来西亚“犯法”，但未闻因此停发护照给21岁以下的少女，也不可能限制女性出国，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断不能因为有人犯法，所以要麻烦国家另立条规。再者，在国内也是每天有犯法的事发生。这就是说，不出国门也同样有罪案。由此可见，犯法是不分国内国外的。

我们的外交部长此举似乎是超过其职务范围，变成“外交管内政”。也难怪内政部长赛哈密也顶了回去。有趣的是，赛哈密过去也曾当多年的外交部长，就没有提出归于内政权限的建议。怎么一轮到莱斯雅丁上任就有此大问题“突告涌现”，非得管制不可？

从这样看来，部长的“好意”不仅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和谅解，反而被冷嘲热讽一番，就是因为他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谁能相信有了“证明书”的措施就肯定不会发生（或大幅度减少）少女受骗的案件？关怀百多名少女的命运是应该的，但不能“侵犯”国内的数百万名少女的尊严和贬低她们识人的智慧。

这就是为什么莱斯雅丁吃了一棒又一棒的闷棍，因为他保证不了什么。

李家全不是“背叛者的回归”

黄业华以“背叛者的回归”（刊于当今大马电子报4月22日）一文中所提及的一些论点是值得商榷的，也有其“不正当”性。

他先是认为今天的李家全和当年的李霖泰的位置是雷同的，所不同的是前者没有退党，因此可以创造“吃里扒外”的正当性。

其实李霖泰是在1990年选择不参加大选，然后退出行动党，未出恶言数落林吉祥，保持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风度；反之李家全则是炮轰许子根一轮后，又高调接受槟州新政府高职，即便辩解没有政治议程，也被对方视为高度的政治动机。因此两者不但不“雷风”，也不能相提并论。

尽管黄君指说李家全这样做具有其“正当性”，但还是建议李家全退出民政党（说明黄君在政治现实下，也否定“吃里扒外”的正当性）（后来李家全也退党了），大大方方加入行动党或公正党，来一个“弃暗投明”，做个“叛者的回归”，为当年民政党对人民背叛的赎罪。他更进一步促请李家全成为改革运动的先锋，最终促成民政党与行动党的合并，成为民联的一份子。

暂不要说李家全有没有这样的“代表性”和这等本事能动员民政党人“蝉过别枝”，黄君所作的“建议”（很难想象民政与行动党合并的可行性）则是模糊了问题的本质，也曲解了历史的真实性。因为他指出民政党的林苍佑背叛选民的委托，在70年代以发展为名，投入国阵的怀抱，是“弃明投暗”。因此李家全的“壮举”可为民政“赎罪”，也可以把自己视为“背叛者的回归”。

事实是否是这样，也是见仁见智的争议性观点。我们有必要厘清历史的真相：当1969年大选民政上台执政后，出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未曾考虑要加入联盟（当时还没有扩大成国阵），而是费煞苦心任命慕斯打化为副首席部长，威拉邦为行政议员，又任命哈仑出任议长，以求出现一个由各民族代表组成的槟州政府，一心一意想把槟城从一个“渔村”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城市。虽然当时有传出林苍佑与联盟领袖敦拉萨重修归好，也得到中央支持在槟州领导州政府，但尚未将联合政府提上议程。

未想在1971年民政党闹内閧，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密谋倒林苍佑，以让陈扑根（前劳工党总秘书）出任首席部长（如果真的顺利更换首长，陈扑根不论在领导、人际关系及魅力上，都不及林苍佑，也不会有今天的槟城）。虽然林苍佑及时挽狂澜于既倒，但党已告分裂，原本有16名州议员（总数是24席）组成的稳定州政府竟只剩下12名州议员，随时有倒台的危机。当时反对党也在州议会提出了不信任动议，在此危难关头，加速了林苍佑与敦拉萨合作的步伐，以阻止不信任动议被通过（结果巫统4票弃权，不信任动议被否决），也就促成民政党在1972年元旦日与联盟（严格来说是巫统，因为马华及国大党没有任何州议席）组成联合政府。

就这样，民政党的倒戈议员跟随陈志勤成立了社会正义党，使到槟州立法议员有了变化：民政12席、社正4席、巫统4席，行动党3席及人民党1席。由于民政与巫统联手，林苍佑又稳住了槟州政权，但巫统没有要求行政议员职。

与此同时（1971年），林苍佑派又在民政党内取得了控制权，导致赛胡申与陈志勤离党而去，但赛胡申由始至终都没有参加陈志勤的社正党。

赛胡申又回到学术界，后来出任马来亚大学副校长。他一生对贪污深恶痛绝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他对民政党有功，林苍佑曾在1971年州议会重开后，提名他代表州政府出任上议员；在90年代许子根担任首席部长后，也封赐赛胡申拿督勋衔。他都坦然接受（算是对他贡献的回报）。因此他与民政党的恩怨也划上句号。至于他是不是民政党最后一个良知，那就是黄君个人主观的判断。

我们不争议从联盟到国阵所发生的种种打压民主的事件是令人沮丧与不正当的；而民政加入其中也被认为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民政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后，也面对选民的考验。如果人民不满和反对民政对“选民的背叛”，大可以投下反对票将民政拉下台。不过选民并没有“惩罚” 民政党，反而认同民政加入国阵，那是由于他们看到在林苍佑主政下，经济开始起飞，人民有了工作，生活也相对稳定。

正因为民政已跃居执政党，吸引了许多精英加入其中，不知道黄君知道吗？在1969年大选前，林苍佑拉拢有识之士成为候选人都不成功， 只能排出一个大排档阵容（竟起而执政，真是奇迹）。由此可见，如果民政在当年没有成功执政，他是不可能吸引大批知识分子。这些人包括吴清德、许岳金、林敬益、梁棋祥、陈忠鸿、李裕隆，及后在80年代又有许子根、郭洙镇、王天庆、江真诚及丁福南等华教份子和曾永森及其人马加盟。再进一步，谢宽泰、李家全、邓章耀、吴立洋、郑可扬、马袖强也都加入了这个大家庭了。正如今日行动党执政槟州，有大批人争着进党是同一码事。

本文要特别提及李家全，他是在1989年才加入民政党的。加入民政党应该是他的本意，并不能把他视为对“弃明投暗”的“助纣为虐”者。他也希望在民政党闯出一片天来。如果他认为民政与国阵“同流合污”，他早就应该参加行动党而不是民政党。因此应该把李家全加入民政党看成是与吴清德等人一样的心态，不是对“民意的背叛”。

李家全在民政党内也确然有机会一展身手。1999年初出茅庐就把行动党强人卡巴星给打败了，从此平步青云。是谁给了他这个机会，是民政老大林敬益。据知当时庄智雅通过各方关系，取得马哈迪点头让他上阵日落洞打虎，但民政坚持不让庄智雅“回归”，才使到入党只一年的李家全探出头来。

如果不是3月8日的政治海啸，今天的李家全即便不是首席部长，也至少是行政议员。行动党在他看来，是敌对党，说什么他也没想到会和这个政党挂上钩。正由于人算不如天算，让行动党登台执政，失落的李家全才有了李家全的故事成为头条新闻。以他这样的政治背景，怎能形容为“背叛者的回归”，又怎能当成“为民政党赎罪”？不信可问问李家全本人。

他从头到尾都是民政党人，如果民政今天继续主导槟州政府，你说李家全会离家出走吗？他心中压根儿不存在民政是“人民的背叛者”，不然他怎么会参加民政党？如果在黄君看来是“弃明投暗”，李家全也乐得“暗在其中”。毕竟执政大过天。这就是说，黄业华对民政党的“历史考究”是偏激的，也是过于主观的武断，不知是不是认为民政党当年就不应加入国阵，抱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即便因此失去政权也在所不惜。若是这样，肯定会解散州议会，重新选举。但“513”事件才过不久，隐忧犹在，民政会不会在胜出，则是大问题。因为那时反对党的行动党肯定演成三角战，不再是一对一，局面也就对联盟有利。万一因此政权再回到联盟，是不是“正当性”的赌注呢？毕竟民政的这段历史，有其必然性，也有其突发性。

不错，民政党是需要“再转变”，但这是集体的行动，不是靠一两个人（如李家全这样的举动）来转变，至于会否留守在国阵求变或转向公正党？那就要看他们应变的智慧了。

我和陈升顿的对话

在非回教徒眼中，回教党是个不易理解的政党。虽然它是我国最具历史的其中一个政党（成立于1951年，较1946年成立的巫统迟了5年），但直到今天非回教徒还是对它心存介蒂，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回教党执着于“回教国”的理念，也对它所说的回教刑法（Hudud Law）无法消化。

针对这两个在华人心中存在的疑团，我和吉兰丹州行政议员陈升顿展开了心灵的交流。当然我也借《韩视论坛》在吉打开锣的机会，顺便与回教党的行政议员和州议员等交换意见。地点就在吉打州务大臣阿兹然的官邸。

陈升顿先以他本身为例，向我讲述他如何融入回教的世界而又如何通过谅解在吉兰丹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原本是民政党青年团副团长的他，是许子根手下的副手，两人曾有过愉快的共事。后来他觉得若要在吉兰丹施展抱负，唯一的途径是加入回教党执政的州行政工作。在出任市议员后，便与民政党分手。彼此没有恶言，他反而向我称赞许子根是一位好领袖和勤勉的政治工作者。可惜时运不济而在308的大选中落马。因此他建议许子根无妨“再转变”。

转入回教党的政治理念，他不讳言回教党立党以来，便存在着为宗教而斗争的路线，但他在回答疑问时坦诚回教党要在马来西亚建立它心目中的回教国是不易成事的，也不可能。因为回教党参加的国会议席约1/3强，怎么样也无法拥有2/3的席位来改变宪法和法律条文。以此类推，当然也不能落实回教刑法。这点非回教徒大可放心，不必对回教党带有异类的眼光。

他说他是在1999年大选后进入吉兰丹的行政议会，直到今天已是第三届担任州行政议员，努力为华人争取权益。虽然华人在吉兰丹仅占极少数，约4巴仙的人口，但华人在吉兰丹生活得自由而自在，没有受到歧视，享有宗教自由。而回教法律只实施予回教徒身上，不会向非回教徒实行回教法。

他说，外州的华人对吉兰丹的了解不深入，也就有了错误的印象，包括鼓励男女分开排队，也只是为女性安全着想，防止有人上下其手，不是因为宗教因素。既然在吉兰丹华人虽少也没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因此他相信吉打州有超过20%以上的非回教徒，更应对吉打州政府感到宽心。

在这方面，出席论坛的吉打州的华人也希望和要求陈升顿能协助和影响吉打州政府采取开明和公正的政策，以让人民各适其所。

我也就此课题同时向吉打州行政议员阿都拉尤索，州议员纳西及州务大臣新闻秘书希米表达华人所忧虑的两大课题，那就是经常谈论的回教国和回教刑法。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非回教徒产生压力而忐忑不安。最好是让它存在回教党的主观理念中而不付诸于现实社会中，因为这样子做对回教党也没有损失；更何况如今回教党不仅执政吉打州，也参与执政霹雳和雪兰莪州，已是从乡村走进城市，不宜停留在过去的思维，而是要用新思维来考虑这是一个多元社会。他们同意把这样的课题提到学术层次来探讨，无需在现实社会中喋喋不休。

我认为回教党作为一个服膺民主（即便在1986年大选只剩下一位国会议员也不气馁，显见他们对民主的尊重）的政党，不计选举中的得失，坦然接受民意裁决，因此在选举胜利后，更应尊重各方民意，认同多元社会的不同族群有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

唯有政党不自以为是，愿与民主共浮沉，才能使民主政治趋向成熟。因此回教党的“再转变”自我揭开被认为“神秘和难以理解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政党政治本身不能单为宗教而斗争，它还有更大的使命是为各族人民服务，以符合马来西亚的国情。

对此，陈升顿表示他走进回教世界后又走出来还是一个样子，仍然是华裔回教徒，为华社请命。他相信吉打州的回教党政府会以吉打州各民族的利益为依归，华人不必耿耿于怀。而我也建议应多聘华人事务官，让他们有效地反映华社意愿才不至于因误解而分离。因此当务之急是回教党主动与非回教徒沟通，缔造一个公平施政的平台。我欣慰他们也给予正面的回应，我们就等着他们的治州方略如何取信于全民。

（原载于2008年5月14日《南洋商报》）

大选证明“寡可敌众” （天下纵横）

一个政党究竟需要多少党员才能算是强大的政党？一般来说是党员越多，党越强大，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答案是不见得，尤其是在民主的社会中。

例如2008年的大选结果就让人改变这一看法，因为不是每个党员都会投票给本身的阵营，也会投下抗议票。只要他们对本身的政党有不满，便会有所转变，不论这种转变是出自本身的看法或所谓的抽后脚，任何党员都有自身的权利，反正投票是秘密的。因此在选后要对付抽后脚的人是极不容易的。若能拿到证据也就不叫做秘密了。除非在选举期间，党员被证明跑到敌对阵营参加活动或有证据证明在言语中公开破坏和反对自身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秋后算帐的事绝少发生在政党内。

其实，如果我们从本届大选的结果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胜负是与党员数目无关的。例如在1千余万名的合格选民中，少说有一半以上是执政党的党员。如巫统300余万名党员占马来人口的30%；马华有110万名党员，占华裔人口18%；国大党50万名党员，占印裔人口25%；民政党有30万党员（绝大部分系华裔），占华裔人口5%；进步党又声称超越30万党员（大部份印裔）也占印裔人口的15%，再加上东马的执政党党员，它们少说也有近200万名。这就是说，执政党的党员不下700万名，再加上它们的家庭成员，至少也有1千万名的热心拥护者。数目之大，不可谓不惊人。（正确数目有待查证）

根据选委会公布，选举当天总共有780余万选民投下神圣的一票。按党员比例，应该有500万党员出来投票支持执政党，肯定会取得大胜，但事实不是这样，反对党竟在国会胜出82席，执政党只能保住140席（上一届是199席）。更甚者，原本由国阵执政的吉打、槟城、霹雳和雪兰莪也落入反对党手中，显见有不少党员并没有“忠于党”，因为它们投下了抗议票，才使到反对党反客为主。

如果不是民心思变，包括执政党党员也不支持执政党，反对党肯定是无从突破的。因为根据了解，在反对党中，其党员数目也是有限的，若与国阵相比，也有天壤之别。例如回教党声称有50万党员；公正党声称20万党员；行动党从来没公布党员数目，姑且称它有2、3万名（也有待行动党证实），合起来也不会超过60万名，但活跃的党员更是非常有限的。

以这样的数目和执政党比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未选已见劣势，更遑论要登台执政。可是奇迹偏偏发生。它们以少压众，以少取胜，竟在一夜之间扳倒执政党内的成员党。除了巫统尚保存实力外，其它成员党则是兵败如山倒。这证明了选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论它们是属于政党党员或无党无派），它可以改变政治格局，否定“以多必胜”的道理。

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认为每个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有需要从本届大选中吸取教训，重新检讨招收党员的政策，因为党员之多不足以证明什么，唯有党的政策和施政方针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姑且拿两个例子来比较。在中国，中共党员有6千余万名，只占总人口的5%不到，但从1949年起即是不受挑战的执政党。

而在新加坡，自1959年即上台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据知其党员约2万余名，仅占人口的2%不到，但一直是强大的执政党。

由此可见，一个政党的壮大和强大是可以建立在组织上的严谨和精兵简政的基础上，不一定要“以多壮势”。因为它们在总结经验后，发现走精英政策才是最可取的道路。同样的，今日反客为主的马来西亚反对党，不论是公正党、行动党或回教党，都不应该走“人多好办事”的政策，只要适当地壮大政党，搞好组织，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内部矛盾与冲突。

如果以为胜利后可拼命的招收党员，但过后又一时未能满足入党者的需求与要求，肯定又会出乱子。

与其迷信党员越多越好（已有前车可鉴），不如实事求是地立定明确的方向与执政的理念，唯有公正、公平、开明与透明的施政才能服众。一句话，走精英之道才是上策。因为人民要看到的是领导的魄力与廉正的政纲，真正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千古不灭的大道理。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领悟李三春的“先见之明”

国阵这个组合在70年年代提出时表面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它确实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一党独大的局面，使到巫统不但掌握全局，而且成员党越多，越显示巫统的轴心地位。这是“513”悲剧后马来西亚形成的一个政治分水岭。当巫统主席敦拉萨在1974年倡议联盟扩大成国阵时，几乎是一片赞成和欢呼声，咸认为新的时代（减少政治斗争）已经降临。但有一人持有不同的看法，担心国阵成立后将削弱马华的地位，他就是在1974年4月出任马华代总会长的李三春（因陈修信辞职），因此马华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人（国阵在1974年6月1日正式注册）。如果说当时李三春背负压力“抗拒”国阵组成是不顺应潮流的话，那么在今天看来，李三春是有先见之明。因为经过40年的实践证明，国阵的种族性组合已因成员党之多，除了貌合神离之外，更以巫统马首是瞻，甚至相互争宠。久而久之，在积重难返下，造成巫统的一些领袖和新起的一代变得傲慢和偏激，完全不理其它成员党的感受（例如一连三年举剑；任由拉布条羞辱首席部长；揶揄马华部长在马来选区胜出等等）。这看在百姓的眼里，又痛在国阵其它成员党心里，却又无力改变一党独大带来的后遗症。也只有在本届大选后，才听到其它成员党在检讨失败时，把巫统当成鞭策对象。若是在大选前就向首相谏言，大胆制止种族和宗教上的歧视言行，情况或者会有所不同。

在这方面，李三春当年领导马华时（1974-1983）所诉诸的手段今日看来是有一定的道理，也有其“政治的正当性”（站在马华的立场）。他先是反对将联盟扩大，希望保持华巫印三大政党的合作，以求马华及国大党合起来所发出的声音能对巫统有所克制。可惜因为1969年大选马华失利，发言权相对减少，再加上“513”后敦拉萨崛起，提出“以党（巫统）治国”的理念，决意收编反对党；又巧遇马中建交头等大事淡化了执政党重新洗牌的隐忧，以致李三春若再坚持不加入国阵，便成为“螳臂当车”的人，可能使马华失去一切。更何况当时巫统也是拉拢回教党加入，马华就没有理由反对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的加盟了。在进退维谷下，李三春知道马华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搞不好会被民政分化其代表性。

于是他后来的战略转移到在内部斗倒民政党，以防止马华被边缘化。也许他要感谢行动党在1974年把人民进步党在霹雳推倒而少了一个对手。接着在1977年当巫统赶走回教党后，李三春认为时机已告成熟，乃在1978年开始向民政“开刀”。目的无非是要向巫统展示马华是唯一代表华人的执政党（在西马）。

虽然李三春在任期间无法得偿所愿，但也多少表现出马华不再窝囊；尤其是他本身在1982年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而胜出也让巫统对他刮目相看。即使如此，他也无法挽回马华在国阵内虽名为老二，确不是真正老二的地位，只能忝为国阵的成员党之一。

1983年李三春之后的接任者，终于尝到政治苦果。在马哈迪强势领导下，又是受气多过挺腰面对强权。唯有在本届大选后，我们才警觉李三春当年之所作所为原来是先知先觉，不是杞人忧天。如今阿都拉选后坦然接受民主裁决并决心改正弊端，正好给黄家定一个大胆直言的机会，以改变马华的屈从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家定有必要领悟李三春当年的苦心是不希望马华被矮化和出现一党独大的格局，因此当下马华求变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民政不愿离开国阵，马华就需要主动启开谈判合并之门。既然黄家定的策略是与民政“和平共处”，而不是李三春时代的“一山难容二虎”，就不存在消灭一方之说，而整合不一定是合并，可以先成立联合工委会，以形成一个较强大的政治实体，才来探讨下一个步骤。

一旦马华民政变了，再加上国大党与进步党整合，兼之又影响东马九个成员党形成一个队伍，巫统自然要相应改变，无形中也打破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又回到联盟时代多元种族缺一不可的合作体。
这样一来，所谓李三春的“先见之明”，也因时局转变而成为一条政治大道理。换句话说，联盟也好，国阵也好，虽然是种族性政党的结合，但相互尊重，多元取向，而不是唯我独尊，从而彰显其非种族性理念才是当务之急。若是保持原状，言而不行，只能自我设陷。因此黄家定与其守株待兔（等待巫统自我转变），不如坐言起行，为马华打开一个新政治局面，促成国阵重新组合。这也是李三春所要做而做不到的政治议程。

（原载于2008年5月9日《南洋商报》）

我们期待“立竿见影”之效 （天下纵横）

首相阿都拉在3月份的时候，先后宣布两項重大的改革。其一是对司法进行重整，将成立委员会遴选法官，并发出补偿金予1988年被停职查办的6名法官，但不等于道歉；其二是对反贪污局进行改组，易名为“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虽隶属首相署，但向国会负责，必须向国会提出报告。同时告密者获得法律保障，以使反贪委员会成为“独立操作的机构”。

这是大选过后，首相为挽回“信心危机”所采取的正面行动。虽是迟到的佳音，但却是人民期待已久的改革。因为这两大块的陈陈相因而被认为是“墨守陈规”的机制，已成为备受争议的环节。理由是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是建立在司法公正与廉政的基础上。

我们先说司法制度，它是政府组成的其中一个支柱，另外两个是立法（国会）及执法（政府行政），也就是所谓三权分立。这是我国秉承英国政制遗留下的民主制度。它的优点在于议员是民选的，然后从国会产生政府，而政府是根据宪法与立法行事。一旦政府与民间或私人与私人在法律上发生争执时，就交由司法（法庭）来判决。如此的制衡构成民主的机制，缺一不可。

自独立以来，我国的司法基本上被认为是独立操作的，但在1988年发生的司法危机却被认为是对司法“干预”的开始。

事緣1988年，最高法院院长沙禮賽阿斯準备用9司会審关于巫统B队的上诉案，但由于院长被认为事先因针对其他事有呈函元首而被视为冒犯被要求辞职，在不获同意下，组成皇家调查庭进行听证会，结果暂被中止职务的院长后来被革职；也连累另5名法官因被指未得代院长阿都哈密的同意，擅自发禁制令阻止调查庭向元首提出报告而受到停职处分，又是另设调查庭来调查5名法官的行为，结果是2人被革职，另3人复职。一场巫统官司案也衍生了变数。

虽然巫统的内争被按下，但司法的独立也被认为受到了挑战。

在这之后多年，又揭开司法短片的风波。那是指发生在1998年后的事。不过延至2007年才被公开而闹得满城风雨。政府不得不设立皇家调查庭来调查其真伪与来龙去脉，直到今天调查庭的报告尚未发表，我们也不便置评。

但从这两件司法大事来看，俱是发生在马哈迪主政的年代，其中的錯綜複雜，也不是三言两语交待得清楚的。

有鉴于各界，尤其是法律界发出诸多的批评与改革建议，阿都拉也就在司法短片调委会报告发表之前，率先提出改革，也似乎对6名法官的“处境”表示同情。

所谓同情事小，改革事大。因此人民莫不希望在首相下定决心后，及快进行改革与改组，使偏差得以端正，也还司法一片晴朗的天空。

至于反贪污局，人们总看到政府多年来对肃贪难起立竿见影之效。一些的被疑贪污案件一直未能立案開審。而这之中又出现反贪局收集的证据不足或证人未敢现身而下不了手。于是市面上流传着“大魚抓不到，小魚却遭殃”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又置政府于被动的地位。还有最近又再重提前首相曾召见反贪污局主任问话的事件。这事马哈迪也在报端有所交待。主要是涉及了首相经济策划组主管，因而马哈迪说他有必要问反贪局局长了解情况，但后者又有不同的说词，以致产生了政府“干预”反贪局独立操作的印象。

在纠缠不清下的最好办法是改组反贪污局。阿都拉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对这个组织作了大动作，赋予独立的地位，真是来得正是时候。

接着下来，人民莫不希望大马的反贪委员会能向香港的廉正公署（ICAC）看齐，以起整肃之效，让反贪委员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有牙老虎“，若是这样，必能马上产生威权作用，至少能警戒所有的人，不论是公务的或是私人界的，不能有非份和越轨行为，否则后果自负。

基此，政府尽早的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把反贪委员会“武装起来”，肯定会让人拍手称快。同时，也借改组的过程，将过去未能提审的案件重新检讨，说不定“吹啸者”会自动现身，也就能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无论如何，阿都拉首相这两大措施是人民久候的佳音，我们期望的是快快地让我们看到績效，以挽回人民的“信心危机”，进而让国际社会对我们另眼相看。

“打虎英雄”李家全 成也民政败也民政

如果没有3月8日的政治海啸，便不会发生民政党在槟州的大本营被“踏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更不会有李家全的故事。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令人措手不及也就衍生出李家全“离家出走”的政治游戏。

说它是政治事件，那是因为当事人是政治人物，牵涉其中的也是敌对政党；一来一往唇枪舌剑的也是政治口水战文告战。既然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环节，说它与政治无关，那就太过牵强，也难令人信服了。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政治课题，而夹在其中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家全。本文试图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比较客观的评析。

因此也需要从李家全这个人的政治生涯说起。在1989年，李家全参加了民政党，既当律师，也在后来（1997至1999年）被党推荐出任威省市议员。正如一般的程序是党培养干部的第一步，以便在将来被派上用场参加大选。由于常年在威省活动，李家全就少涉足槟岛的政治活动。那个时候，他的知名度是不高的。严格来说，他的政治突破是始于1999年。

(一) 1999年的大选，不知是有幸或不幸，李家全被党推派参加日落洞国会选举，但面对的是行动党强人卡巴星。这位仁兄有日落洞之虎之称。他自1978年起就是这个区的国会议员，一连蝉联5届，虽然在1995年时，他只以数百票击败民政的丽娜峇，但还是保住此席。

老实说，李家全以一位新雀面对老将是不被看好的，甚至也有人形容为当“炮灰”。在卡巴星前面尝过败绩的也曾经包括黄炎光（已故议长）及林武灿（前州议员）。因此李家全只能硬顶而上。

据知，当时党推荐李家全时，他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而且也准备自我磨练。反正是第一次出征，败了也可拿一个经验，没什么大不了。虽然在李家全的心目中，他是希望在州议席上阵，但由于州议席已有人选，只好充当“打虎英雄”。

这一年，碰巧安华掀起“烈火莫熄”，而安华夫人旺阿兹莎也来到日落洞为卡巴星打气，人潮不可谓不大，只是华人社会对“烈火莫熄”的反应并不热烈，也把它归为马来社会的政治运动。因此旺阿菲莎的助选并没有给卡巴星带来“必胜的筹码”。

再者，这一年又是行动党第一次与安华的国民公正党及回教党组成三党联盟，被执政党攻击行动党与回教党“勾结”，也就使到行动党的攻势受到阻力。

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气候下，李家全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能一举击败日落洞之虎，虽只赢了700多张票，却是一场难以思议的胜仗。他真正成了“打虎英雄”，在民政党内也人气急升。

不仅于此，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听闻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分别在升旗山及日落洞落马后，喜上眉梢，向民政党祝贺，遂使到民政党在首相的眼中加分。

巧合的是，这一年选后竟发生民政两位州议员林建安与林武灿退党事，几乎动摇民政在槟州的江山，以致拖延了首席部长许子根的宣誓日期。后来马哈迪当机立断，仍然选择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马华也因此争不到首席部长职。此事也多多少少与民政擒下两位行动党巨人有一些的关系。
由于官职有限，李家全只当后座议员，但他的知名度由此传开。他也乐得其所在日落洞建立其势力。因家住威省，成为两头跑的人。

(二) 2004年大选，据知李家全希望弃国攻州，在他看来，当州议员能更大的舒展其抱负。可是民政的州议席经有人选，又是无法让他一圆其梦。他有相中威省的一个州议席，但原任议员也只当一届实在无法腾出来空缺。在党领袖的劝服下，李家全只好在日落洞重作冯妇。这一回他以7000多张多数票击败了行动党候选人魏祥敬。

这一年，现任首相阿都拉旋风猛刮大胜，心情特别亮丽，也就增加了官职给民政党。李家全在时来运转下，当了卫生部政务次长。他的表现可圈可点。凭着这一表现，李家全在党内的地位也相应提升，成为后来追上的一个灸手可热的新一代领袖。

(三) 2008年大选，李家全这次决定要弃国攻州。也许他了解到在中央要更上一层诚非易事，毕竟民政官职太少，更何况不能全集中由槟城人出任。在党领袖的同意下，李家全开始部署他的选前工作。虽然他希望能取代杜乾焕留下的马章武其州议席，但仍未有定案。消息说，当时党有献议他攻打武吉淡汶州议席（即赖秋福拥有的州议席），他认为不恰当（因为这一区已有风声传出非安全区），在与党领袖斟酌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分配马章武其州议席（杜乾焕已坚持不再参选）。
信心满满的李家全“回到老家”参加竞选，自然是人生一大快事；况且这个席位一向被视为民政的安全区。

就在提名前夕，突在报上宣布弃州攻国的许子根说：“已有三位接班人选向首相反映”。这就是说，许子根将放弃担任18年的首席部长，准备上京当部长接林敬益的空缺。

虽然三位人选名单未曾公布（一般推测是许子根的腹稿，一切仍未定案），舆论和传媒敏感地指名道姓是谢宽泰、丁福南和李家全，而以谢丁两人呼声较高。换句话说，李家全的名字一直是叼陪末座。
尽管李家全不是首选，但能榜上有名，也足见他具备了当首长的条件。这其中若有变数，又有谁说李家全没有机会呢？

可以理解当时李家全的心情是五味杂陈，七上八下的，因为球在许子根的脚下，而能够影响许子根的则是林敬益。身为林敬益一手提拔的李家全，自然对此没有绝望。即便当不了首长，至少也有行政议员（地位比政次来得高）可做。这对李家全来说，他是“坐亚望冠”的。能够较他占优势的也许是丁福南。若党要选50岁以下的人，就可能“花落李家”了。

不知怎样的，在首长人选未有敲定之际，又突然在投票前一周传出首长人选有变，竟是跑出黑马邓章耀，而不是丁福南或李家全（谢宽泰因打回国会，已失争首长条件。虽然他在提名前夕有力争在丹绒武雅提名，但未果）。

这一下子，李家全感到事发突如其来，消息又说即找许子根问个清楚，但许子根也一时答不上来，因为情势之变，已是超出轨道。丁福南这边也找了许子根问个明白。

最后的方案是选过后再定，总算把党内的波动情绪按下，却因此给党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对首长一职举棋不定，也让民政党陷入被动局面。

结果一场政治风暴，把槟州民政党的候选人冲得一乾二净，整个主导政权拱手让给民主行动党，早前的首长人选的美梦也宣告粉碎，李家全也没有例外栽了筋斗。

另一方面，李家全也有不愉快的挫折，其一是据说1999年为争出任槟州民青团团长，曾被州领袖劝服不要攻打，让位于范清渊，以便挡住吴清德争夺槟州主席，心中因而有放不下的心结。其二是在2005年民政改选时，败落的郭洙镇的副部长职却让吴立洋给顶上了（据悉党领袖的理由是吴的年资较深，且属于吉隆坡人，应分散官职），李家全在无奈何下又在原地踏步。与此同时，吴也被委为副主席，李则未能更上一层楼，为此他一直认为未能挤入党的主流，心中的失落油然而生。虽然他已被委为副总秘书及中央工作委员。

本来这些个失落还可以通过2008年 大选的胜利而冲淡乃至消除，讵料天不从人愿，民政在兵败如山倒下，变成什么都没有了。

当所有民政党人感到茫然的时候，李家全在此时刻跑了出来要求党进行改革，于是有了李家全与许子根会面的故事。所有的这一些都在最近的报章大篇幅地报导出来。

说实在的，直到今天为止，民政党要何去何从，也夹在两难之中，离开国阵不对头，但留在国阵又似乎不受重视，没有一位中央部长扶持；自行独立也条件不足（今天不是国阵成员，就是民盟伙伴），靠向民联也一时之间找不到码头，只能走步看步。

不过，李家全认为若是不动也不是办法，虽然他没有说要当槟州主席，但要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已是意有所指（本来这也没有不对，只是州主席是选的，不是委任的），在许子根一时未能承诺下，李家全也就由失望转而“愤慨”。不知道李家全是否知道，他并不是党内第一个提出改革的人。据知，邓章耀也自告奋勇要义务地重振民政党，献议义务担任执行秘书为党工作，可能因牵涉复杂问题，也一时未能落实。因此李家全的大手术也就显得更加棘手。这就是说，邓章耀和李家全的好意未能使许子根在短时间内消化得来，因为党不是许子根一人说了算数，它是一个集体的组织。

如果说邓章耀选择沉默以对，以待党有所动，那么李家全就选择另一种较为激进的手法把矛盾激化出来（许子根形容为“操之过急”），于3月28日在报上炮轰许子根，要为大选失败负责，包括他本身也要负责，暗示应改组重新出发。

炮轰之后，党领袖也因各种因素不予回应，静观其变。李家全最后自我选择在4月5日宣布辞卸一切党职，但保留党籍。

本来事情演变至此，已显见矛盾公开化，但仍属党内事务，外人不便插手，只有观看如何平息风波。
就在此时，一场政治风暴在4月20日引爆，李家全以民政党人的身份接受民联政府献议的槟州发展机构董事及投资槟城执行主席的高职。

这种被形容为“变相的跳槽”马上刺激民政党进行反击，除了文告战外，也通过纪律委员会要对李家全採取行動。

这种反应也是意料中事，因为在民政党看来，李家全是“一脚踏两船”，使党处于难堪处境，不论出于什么名堂（为槟州人民服务），也被许子根形容为含有高度政治动机和议程，直指林冠英在玩政治手段。林冠英也反驳许子根“心胸狭窄”。李家全的事件也因之成为两党大选后第一回合斗争的导火线和政治棋子，正好说明它从一开始就是政治课题。

在无从选择及为了平息争议底下，李家全宣布退党，恢复自由身。这样一来，他已是无党无派，爱上哪儿都不受约束了。他的这一及时的决定，就他个人来说是正确的。不过倒回头来想，他因有民政党才有今天，如果他不是民政的重量级人物，他会被新政府重用吗？因此留有余地和对党厚道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李家全这一迟来的行动，也就被他的政治师傅林敬益形容他是“机会主义”者。若他事先退党才接受委任也就不会有此激烈的反应了。由此可见，政治人物要有先见之明，任何决定都不要拖泥带水，要么一刀两断，要么团结一致矛头向外。政治是没有所谓一分为二的事，也没有所谓身份不明的“名在党，身（心）在外”的政治逻辑。

不是吗，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就把话挑明了，反对委任李家全出任高职。他之反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能忘记1999年被李家全拉下马的“那一段伤痛往事”。这也意味着李家全当下最好是什么党也不要进，否则难保不会在行动党内爆发另一场争议。

至此，突然奇想，如果林冠英也向谢宽泰伸出橄榄枝（当然不可能发生），不知林吉祥会有什么反应（因为在1999年，林吉祥以百多票在升旗山败在谢宽泰手上）？也许他会反过来大方欢迎。毕竟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这一句话也可以从李家全身上看到政治的现实与政治的变化。一句话没有变就不是政治，问题是看你怎么变？即使退出政坛也是一种变。

至于李家全事件后会有什么后遗症，就非本文所要探讨的了。还有本文所引述的消息，若有失误，也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