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再被怀念 （天下纵横）

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已经逝世11年的邓小平又再一次成为《时代周刊》今年度被怀念的人物。这是用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在30年前用一双手改变了中国。文章这样说：“邓小平的改革使许许多多的人改善生活。这种改善的速度和广度在人类历史上不曾见过。”它也引述总理温家宝的话说，30年来，中国大地发生了变化，取得成就令世界称奇。

奇的还不止这个，早在1976年时，《时代周刊》在周恩来逝世后，竟独具慧眼地认为他是中国的未来接班人。虽然他在这之后又再次被打倒。但两年后，他再度复出，且被《时代周刊》在1978年选定为风云人物，因为他大胆地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前所未有地打开中国的大门。

果然到了1985年，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取得显着成绩，市场经济成为导向，国内出现一片欣欣向荣，因而又再被《时代周刊》评为风云人物。邓小平也没有让世界和中国人民失望，在他的理论指引下，中国在21世纪显得意气风发，崛起成为美国视为新诞生的直接对手。

无可否认的，从1978到2008的30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年代，因而邓小平被评为世界风云人物，也是有其道理的。

邓小平为什么会被世界誉为改变中国的伟人？那是与他的思想和一生阅历分不开的。他出生于1904年，1920年到法国，开始其勤工俭学，并接触马克思主义。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共成立于1921年）。1924年正式加入中共。在法国生活了5年后于1926年他转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及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他回到中共投身入革命事业，1931年赴江西根据地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但不久后遭李立三及王明的排挤，与毛泽东一起第一次被“打倒”。1934年随红军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恢复领导权，邓小平也得到“平反”。到达延安后，邓小平参加和领导无数战役，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成了国家领导人之一，在1952年当选中共中央秘书长及国务院副总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陈云成为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

不幸的，在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被归类为刘少奇派，成了党内“第二号最大走资派”被二次被打倒。下放到江西劳动，失去一切党政职务。在林彪事件（1971年出走坠机身亡）后，邓小平于1973年在周恩来力保和毛泽东同意下复出工作，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在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看来已是周恩来的接班人。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4月爆发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被镇压，邓小平被责为“黑手”再一次被打倒。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被打倒，迎来了短暂的华国锋时代。

1977年华国锋在元老的压力下，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职，翌年（1978年）的第11届三中全会上确定邓小平的政治地位。他开辟了走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如果我们从邓小平的历史看他后半生的改革，就不难理解他既是服从毛泽东的人但又是勇于开创新局面的人。若不是因为“文革”打乱了程序，邓小平也许早就将其政改付诸实践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假如一帆风顺地不受挫折，断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因为他的上面还有毛泽东和刘少奇，所有的功绩也会算在这两位领袖的身上。

正因为经过苦炼和折磨及刘少奇与毛泽东先后逝世，才使得第三度复出的邓小平可以一展身手的机会。

尽管毛泽东曾对他做过“惩罚”，但他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伟大领袖，对他的功过七三对开，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在另一方面他也先后提拔了3位总书记，即胡耀邦、赵紫阳与江泽民。
虽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因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六四事件），导致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三级跳成为党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更在1993年成为国家主席，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三人先后都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尤其是江泽民，更可以被视为推动邓小平理论的一位领导人。他所执行的政策在后来虽有其个人的成就感，仍然被视为邓小平新局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即便邓小平在1997年逝世，他所遗下的政治遗产无疑地被新一代的领导人所遵守。

就此而言，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虽然有位西方作家劳伦斯库恩博士写了一本称颂江泽民的传记，形容他是“改变了中国”的领导人，但实质上，世界和中国仍然把江泽民时代归纳进邓小平路线的年代。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的政绩，一概都算在邓小平的身上，他成了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位开国有功的伟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终于看到2003年胡锦涛主政之时，敢于大胆矢言：“中国将和平崛起”。

（原载于2008年12月29日《号外周报》 第408）

让乔治市重放光芒 （跃马扬鞭）

槟岛市政局订于明年元旦日庆祝乔治市城市日， 旨在回顾51年前的元旦日乔治市正式升格为市。虽然今时的庆典与昔日的庆典大相径庭，缺乏主题，但聊胜于无。

如果改成今年庆祝更具意义，因为今年刚好是槟城包括乔治市开埠222年。

乔治市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其历史地位与象征。它是在1786年7月11日由英人莱特所开辟。一个月后（8月10日）他将先开辟的地段称之为“乔治市”（当时英国王的名字）。今天我们在旧关仔角的康华丽堡所看到的雕堡，就是莱特筑起的第一道城墙。这就是说，英国人在马来西亚建立其第一个殖民地，对以后的马来西亚政局，起了根本的变化。

1800年，第四任总督李特在位时，他又从吉打苏丹手中取得对岸的控制权，取名为威斯利省（简称威省），将之纳入槟榔屿版图。今天的槟城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为了集中发展乔治市，李特总督也在这一年成立了“估税委员会”，是为乔治市议会的前身。

1848年，殖民政府根据英国法令将乔治市的“估税委员会”易名为“市政委员会”。1857年，根据海峡殖民地（1826年由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组成）法令，在此三地各设市政局。“乔治市市政委员会”也就正名“乔治市市政局”。法令规定由5名市议员组成，其中三人由纳税人选出（每年纳税印度货币25卢比以上者有投票权），但因缺乏“选举”意识，也成了“候选人”拉拢朋友参与投票的活动（一年一度），有些搞笑，算是对“民主”的交待。

虽然延至1888年才正式划定乔治市的范围，并在1913年改为市议员全面委任制（增至12人，俗称12商），但乔治市市政局的诞生则从1857年算起。

1951年，英殖民政府为抵消马共的武装斗争，又再将乔治市市议会“民主化”，试验性在马来西亚推行市议员选举制度，是为我国民主选举的滥觞。惟15名市议员中只9名民选，余者皆为委任，且参政司（槟城总督）为当然主席。林苍佑组成的急进党赢得了6席。掀开了他的从政之路（林苍佑当时已是委任的槟州议员，未参加市选举）。

1956年时，有鉴于马来亚将在翌年的8月31日取得独立，乔治市市议会全体议员在8月31日向英女王呈递陈请书，请求升格为市。结果获准在1957年1月1日正式升格为市的地位，同时庆祝市议会成立一百周年。配合这一举动，乔治市市议会也在1957年初，从民选市议员中选出一人出任市长，联盟的市议员吴源和当选第一任市长。

讵料“槟城领先”的庆典在第二天（1月2日）的大旗鼓游行中发生种族冲突暴乱，5人死于非命，74受伤，导致全岛宣布戒严延至1月13日才全面解严，乐极生悲，真是始料未及。原本一连6日的庆祝节目也告终止。即便有此不幸事件，也没有影响马来亚如期独立（这一年，乔治市人口已高达21万余人）。

1965年，中央政府宣布中止地方议会选举，槟州政府也正式接管市议会。从此不再有民选市议员。
1976年，槟州政府将乔治市市议会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统筹全岛的规划和发展。巧合的又是在林苍佑的主政下，对市议员进行了委任。由于政治的变化和行政结构的重组，乔治市市议会不见了，也无形中影响乔治市的城市地位。最明显的是“市长”不见了，只存在槟岛市政局主席。

当然，乔治市作为槟州的首府的法定地位并没有改变，但又好像“自动”放弃城市地位，以致被人指摘政府保护乔治市不力而引起争议。

其实槟州政府也对乔治市的保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年7月7日，乔治市的相关地段被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也证明了10余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正因为这样，即便槟州政府在今年308大选中改朝换代，也具有责任恢复乔治市市议会的功能，以使乔治市名正言顺地恢复升格为市的地位，也更能集中精力维护“世界文化遗产”区恒久照亮这颗“东方明珠”。

刊于2008年12月29日南洋商报

华人社会形成于英殖民时代 （天下纵横）

从历史上来说，马来西亚的华族移民形成一个浪潮真正始于英国人在1786年占领槟城之后。而在这之前，虽有华人在马来西亚定居，但数量不多，因此不能形成一个华人社会。

尽管有史料记载华人领袖（客家人）罗芳伯曾于177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坤甸建立了大唐总制，也只限于印度尼西亚一带，直到1830年才有罗芳伯的弟子刘善邦率3千人移入砂拉越的石隆门，但后来又受到镇压而分散，因此成不了气候。

即使在莱特占领槟城之前，已有少数华人在槟榔屿居住，也是个人行为。如建于1799年的海珠屿大伯公庙有三名南迁的华人的坟墓，死后化身为大伯公被人膜拜，只能证明他们三人较莱特先来到槟城，不能证明有一个华人社群。

研究华人史的权威巴素博士在其著作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华侨初期已经跟马来人通商和作外交上的联络（指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但他们一直到马六甲王国奠基后（成立于1402年），才存有永久居留马来西亚的念头（按马六甲王朝于1511年被葡萄牙征服：而1641年又被荷兰征服）。”不过根据巴素博士的资料显示，在1641年时，马六甲有华人不过三四百名，只有在英国人开拓殖民地后，开始具有意义的移民。

换句话说，英国东征后，大开门户让印度人和华人大举南迁，成就了今日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华人社会也于焉形成。按照时间表它是这样排列的：
1. 1786年英国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后，有成千上万的华人来到这块陌生的地方生存和发展。例如1787年时，只有华人60名，但到1833年时，华人已是逾万名。而在1901年时，华人已近10万名。由此可见英国在早年就洞悉利用华人来开拓殖民地。

2. 1819年，莱佛士（原本在槟城担任总督的秘书）占有新加坡，有更多的华人也在新加坡登陆，然后再移入马来半岛。今天的新加坡已是一个独立国家，华人3百余万名，正是当日播下的种。

3. 1824年，英国与荷兰交换殖民地，将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让予荷兰，换取荷兰将马六甲交给英国。就这样，英国在1826年正式将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在私相授受下，荷兰占有全印度尼西亚，英国则将海峡殖民地作为东进的桥头堡。自此之后，又有大量的华人向这三个地方迁移，形成一个大移民浪潮。

英国占领马六甲海峡是具有其长远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借此三个殖民地将权力伸入马来半岛；另一方面又瞄准中国的市场。

4. 1840年英国入侵中国打一场鸦片战争就是为了夺取香港成为其殖民地，并通过香港打开中国的门户。

5. 1841年，布洛克家族占有砂拉越，同样需要大量的外来移民，华人的入迁也是波浪式的，直到今天为止，砂州的2百余万人口中，华人占有约26%就是当日的移民潮所形成的。

6. 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打通进入马来半岛的大门，华人涌进开采锡矿，种植橡胶；英国则将政治权力延伸到各个州属。马来半岛也就逐步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7. 1881年，英国的渣打公司取得沙巴的控制权，又有一大批华人移向沙巴谋生，今日的沙巴有2百余万人口，华人也有近18%之数，说明了沙巴早期也是华人“淘金的天堂”。

8. 1905年，尽管英国在1874年后就对马来半岛行使政治控制权，但法定地位是在1905年才被全面确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这九州三邦后来被称为马来亚（但在1948年新加坡被划出去，不属马来亚）。

9. 1942年，日本全面入侵东南亚，马来亚也告沦陷。3年8个月的苦难日子，人民罄竹难书；尤其是华人，更成为被日本蝗军残害和打压的对象。

10. 1946年，在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英军即快地重临马来亚，实行军事统治。与此同时它也迫使沙巴及砂拉越的统治家族把权力让出，直接归为英国政府掌管。

这样一来，沙巴和砂拉越与马来亚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殖民地。也因为有这层关系，才有后来的马来亚联合邦加上沙巴和砂拉越两个地方一统成为马来西亚。

不论是东马或西马的华人，他们都是缘自一体的，都在英殖民地时代由中国的广东和福建省大量的涌入，建设了今日繁荣的马来西亚。就此而言，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没有华人的开垦和勤劳的付出，没有华人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又怎样形成一个马来西亚国家？说来说去，是英国利用了华人，而华人也借英国人之手，向海外拓展他们的事业，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原载于2008年12月22日《号外周报》 第407）

政改声中看独中未来 （跃马扬鞭）

308大选后，因为政治版图的改变，也使到华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关怀，最明显的是霹州政府宣布拨地1千依格供9间独中进行农耕活动，以所得养校及槟州政府宣布每年拨款1百万元供州内的5间独中，以进行软硬件设施的改善和提升。

而在这之前的吉兰丹州政府也宣布拨地1千依格给州内的中华独中。但情况进展如何，尚未在报上阅及详情。
至于雪州政府及吉打州政府还没有针对援助华教事作出宣布，我们不知道何时会送来喜讯。

上述5个州是属于民联执政的州，也是308大选带来的新格局，因此它们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引起格外的关注，因为在我国的历史上，是首次出现反对党跃居执政5州的局面，自然有关州属的人民期望带来改变。但能改变到什么程度，言之过早。

至于仍然由国阵控制的中央政府及另外的8个州，基本上政策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也不会对民联的举动无动于衷，毕竟教育是一个大课题。如果民联的举止也能刺激国阵对华教的政策作适当的调整，也不失为良性的竞争。
不过，一项不争的事实是：教育政策归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各州政府所能做的，也有其局限。因此华社也不可能期望州内的州政府一劳永逸解决华校长期以来面对的问题。例如拨款或拨地给所属的独中，只能在经济上有所帮助，不能有釜底抽薪之效。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欢迎相关州政府的“拔刀相助”。

事实上，如果我们检视华校自独立后所面对的问题，不难发现从一开始，华校就与政治挂上钩。换句话说，华校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政治生态，也注定华教这一条路是与政治的道路交叉在一起，而且也跟着政治在不断地转变，无法让教育归教育，政治归政治。

不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或独立之后，华校都是在华社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例如第一间新式华文小学在1904年由中华小学开头；而第一间华文中学则是在1923年由钟灵中学算起（它在1917年先创设钟灵学校而后发展为华文中学）。这固然是因为康有为及孙中山先后来到新马宣扬兴办学校有以致之，但他们也带有政治的功利主义，以为他们鼓吹的政改和革命争取支持。

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华文小学有1342间，华文中学有70间。但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而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后，就大大地改变华校的结构。除了所有的华文小学必须在1962年转型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不受争议外，华文中学的改制就引发教总主席林连玉的抗争。在他的号召下，还是有54间华文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成为政府控制的中学），只剩下16间不接受改制而成为独立中学。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公民权被裭夺）。

较后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增办独立中学21间，使到西马的独中增至37间。另一方面，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沙巴和砂拉越的华文中学也有一定的变化。前者有独中9间，后者有独中14间。这样一来，东马共23间，与西马的37间合起来算，总共是60间独中。

而改制的中学在西马也从54间增至60间，东马则有18间（沙巴8间，砂州10间），合共78间的所谓国民型中学。在改制学校中，不论中学或小学，如果校产不属于教育部，都被归为半津学校，必须自行承担建设费用。全津学校即指校产归政府，但数目有限。例如在目前的1291间华小中，就有800间属半津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华社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不但要集资建设半津国民型小学，也要负起半津的国民型中学（如今已统称国中）建设费。例如槟城菩提国中迁校就需要华社投下3千万元，再加上独中长年累月需要华社资助，在在反映出华社有力不从心之难。因此华基政党若能在这方面寻求突破，给华社更大的支持与促成中央政府对教育一视同仁，则许多教育难题或会迎刃而解，也会减轻华社的压力。

只要对华校的未来有利，即便政党为功利主义而协助华校，也还是被欢迎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反对各华基政党通过政治竞争来使华校从中受惠。就此而言，民联也应把华教问题提上日常议程，打出其教育政策，当会比个别拨款来得更有效；尤其是全马60间独中，已是时候需要给予实质援助和更大的支持。毕竟独中也同样为国作育英才，不应被边缘化。

刊于2008年12月22日《南洋商报》

陈康南讲客话信心满满 原来黄顺舸已挺他继掌人联党

11月29日应邀到美里参加美里客家公会50周年宴庆日，除了针对客家人的历史作专题演讲外，我也私底下被人联党的地方领袖要求针对砂州的政治未来走向作出评论。当然这是非正式的交流，但我也觉得蛮有意思，因为借客家公会的庆典，人联党的几位大头似乎都聚集一堂，他们是党主席陈康南（也是砂州第一副首长）、党副主席陈华贵（也是中央原产种植部长），砂州助理部长林景胜及州议员谢超发。非常巧合的是，他们四位都是美里的国州议员，也显示了美里是人联党的堡垒区。

陈康南在美里体育馆的千人宴上发表了具有政治味浓厚的演说。他说，我们华人不是第二等公民，也拒绝成为次等公民。在马来西亚，公民都应具有同等的地位没有主次之分。他这样问：如果没有华人参加建设马来西亚，会有今日这样繁荣吗？肯定不会。这就证明了华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陈康南在会上充满自信的讲话时这样打趣地说：“许多人以为他脱稿了就讲不好华语，现在我的稿讲完了，就脱稿来讲华语，看看我讲得怎么样？”

这位受英文教育的医生也确实讲得一口流利的华语，比起西马的一些受英文教育的从政者也不遑多让。尤其身为广东人的他，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客语，足见美里也是客家人的“天下”。

他的信心源自两个方面，其一他是美里人，一向以来将美里打造成人联党的坚固基地，反对党难以攻克；其二是在未来的党选中，陈康南似乎在没有对手底下，会蝉联主席职。

该党的署理主席黄顺舸11月29日在诗巫这样说：“人联党一定要以和为贵，勿再有纷争。他也说，他将支持陈康南继续掌舵人联党面向未来。

黄顺舸是人联党的第二把手，目前担任砂州第二财长兼地方政府部长。在2006年520的州选失利后（人联党失掉8州议席，只保11席，输得惨重），他一度加入倒陈康南的阵营。事件的演进是这样的：

1. 2006年9月，人联青要求开特大，显然有意向陈康南发难。人联青的总团长就是沈耀荣。当时党的秘书长沈庆辉说，倒陈是沈的个人意愿。

2. 10月，人联党中委同意召开特大，但掀起两派的斗争。反陈的阵营在署理主席刘贤镇的率领下，一时看来声势浩大。他更推举黄顺舸接陈康南的班。

3. 陈康南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人马也急快地在11月成立前进队伍，把刘贤镇排除在外，拉拢黄顺舸加入前进阵营，并让黄出任署理主席。这意味着党变相地“割除”刘的署理主席。

由于当权派有了良好的部署，也就打乱了反对党的阵营。当时的黄顺舸仍持保留态度，既不反对加入前进阵线，也不表示支持。

虽然如此，陈康南派终于压下刘贤镇的“反陈运动”，而安然地继续掌舵。在2008年的国会大选，陈康南又有良好的表现，国会只输一席给行动党，其他6席胜出，包括陈华贵在美里的蝉联，保住了联邦部长职。这一战绩，显然给陈康南的领导加分。

虽然党内不否认刘贤镇派会在党选中可能出手，但他们认为已不成大气候，看来陈康南已稳坐钓鱼台。

身为陈康南的死硬派，陈华贵是誓死与陈康南一道。他也信心满满地认为未来的人联党将在稳定中迈进。一般预料，人联党的12月中旬（十二及时十三日）党选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不过，由于陈康南曾在2006年党争时有表态只再任三年到2008年党选，有人以此要求换人，但放眼党内，又似乎没有适合的接班人，也就让陈占了优势。

在这方面，人联党的代表大会上有一项修章动议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已有支部提出修改党章，主席及秘书长直选，以求民主化。如果大会通过，就有一番争议党中央是直选或先初选才复选。由于党章又要得到注册官批准才生效，看来本届改选将引用现有章程。当然也会有所争议的。

至于人联青总团长沈耀荣宣布不再寻求蝉联后，已在党内掀起战火。沈耀荣曾经做为反陈的急先锋，在今日选择引退，也多少与两年前的倒陈不遂有关系。目前已有数人表态要争夺人联青总团长职，但预料新的总团长可能是薛华东，他被认为是陈康南所属意的人马。

由此来看人联党的重要人物在美里客家公会庆典的亮相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说明了不少的客家公会的负责人也是人联党的骨干，他们既搞社团活动，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由于身份的交叉，我们看到的是美里的客家人与人联党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但这究竟是不是人联党的铁票？则没有人可以保证。不过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关心人联党的未来。因为他们一直问我人联党该怎样面对未来。我想他们本身比我更了解党的现状和未来该怎么做。

（原载于2008年12月15日《号外周报》 第406）

批判慕克力的怪论 （天下纵横）

已获得竞选巫青团长资格的慕克力不知为何在此时跳出来，高唱种族主义调子？这固然与最近的政治气候正在逆转有一定的关系，他也就趁此时机打种族牌来取得巫青团团长这个职位，但这能否见效，目前尚言之过早。

所谓的政治气候正在逆转是指308大选过后的5个月后开始明显，表面上看来是与巫统的党选有直接的关系，实则若让这种局面扩散，将不是国家之福。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慕克力不从现任团长希沙慕丁的举剑事件中吸取教训？在308大选后，希沙慕丁已就此事向华社道歉，而事情也告一段落，但这不等于希沙慕丁造成的伤害是无关紧要的。308大选许多选民不投票给国阵，导致不但巫统丧失在城市中的堡垒区，而且马华和民政也遭受惨败。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与希沙慕丁的举剑不无关系。尽管在举剑之后希沙一再强调这是马来文化的传统，也是象征马来民族的尊严，并不是用来伤害其他民族，但非马来人对一而再的举剑的反感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不是单一种族的国家，因此不能只视为一个民族的事，与其他种族无关。308大选的结果不是敲了国阵的警钟吗？

既然希沙能在事后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而勇于纠正，为何慕克力还要高谈阔论种族议题？即使他因而赢得了巫青团长的职位而失掉其他种族对他的信心，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慕克力提出的两个种族议题是十分重要的，远比举剑更有杀伤力。其一是他质疑国阵成员党员领袖提出“马来主权”的否决论，而他提出的又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他说马来主权指的是马来统治者的主权，源自于马来人对马来统治者的称呼—陛下。这个概念不是显示马来人是主人而其他种族是奴隶。他认为否定“马来主权”之说是对历史的无知而只是要成为所属种族的“英雄”。他甚至说，如果马来主权遭置疑，另一方可能质疑非马来人在本国的“经济主权”。

这种说法也是对历史的曲解。在历史上，马来半岛分成九州的小王国，有个别的统治者是不争的事实。住在马来半岛九州的人民，包括非马来人都不曾置疑统治者的权力与地位，即使马来西亚在后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也还是保留统治者的地位。在殖民地时代，马来亚的主权已落在英国人手里，因此才有后来三大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换句话说，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国家的主权已重回国人的手里，并由一部完整的宪法主导国会民主制度，也就显示政府是由人民选出的。这民选制度意味着国家主权在人民的手里。

就此而言，当政府组成后，自然由占多数席位的执政党当政，恰好巫统是最强最大的，也就由巫统主导政府和行使主权，而统治者则成为君主立宪的团结象征。因此慕克力的解释是略掉民主宪制，也是与历史不符的。

不论是许子根或翁诗杰或蔡细历提出“马来人主导”而不是“马来人主权”也是根据宪法和历史来演绎的，完全没有否定马来人的特别地位，更无冲撞各州既有的统治者地位。除非慕克力不尊重宪法和民主，不然他是不可以否定国家主权是由人民赋予政府的。既然国阵的成员党领袖希望矫正“主权”之说，也就何错有之？还是副首相纳吉比较理性的解读。他说，国阵成员党应通过内部管道解决争议，对外口径必须一致，以免人民认为国阵内部出现分歧。

我们不反对国阵自身对这种论调做出合理的解释，但不能同意慕克力的单边论调，除非他不认为国阵的存在是必要的。还有今天那有什么“华人经济主权”这码事？不信可问问财政部长。

其二，慕克力的怪论是怪责因为国家推行多源流教育，才会出现不同的看法（思想），所以他竟主张废除华淡小学，推行以马来语作为主要媒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只保留英语教数理，然后强制华裔生学华文，印裔生学淡米尔文。这就回到拉萨教育报告书（1956年）的最终目标，在全国实行国语为主要媒介语的教育制度。

慕克力应该知道就是华人和印人的坚持和反对，政府才不推行“最终目标”的教育政策，但这种多元开放的教育制度并不影响各族人民的交往，因为他们学的是统一思想的教科书，也是强调团结友爱的，并没有教导学生对种族的歧视与偏见。何来造成种族两极化之说？

教育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多元教育也是民主社会的特征，如果国家独立50年有余，还认为种族出现两极化，那慕克力要问回自己是不是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如果这是不能否定的话，那政府唯有对症下药，不是拿民族教育来开刀。

虽然慕克力说他的建议没有政治目的和背后动机，但我们还是置疑他对多元社会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当今已是全球化时代，单边主义是行不通的。种族主义的保温固然有助于种族行政党的生存，但无助于人民的和谐与谅解。因此种族性政党不走种族主义路线才是当务之急。慕克力要在政治上出头也没有例外。

（原载于2008年12月15日《号外周报》 第406）

耕读传家的革命情怀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应美里客家公会会长拿督陈华贵部长之邀，于十一月廿九日在美里客家公会庆祝50周年纪念的座谈会上就客家人的政治倾向发表演讲。另一位主讲人是赖观福博士。以下是谢博士就客家人的移民、政治倾向及信仰和教育作出简述，题目是《耕读传家的革命情怀》：

今天来到砂拉越的美里，一个客家人麕居的城镇，正好给我机会演绎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精神。

我们客家人早期从中国南移至马来西亚是不争的事实。而我们的祖先源自中原也是有史可考，及后来到戆闽粤三角洲建立起一个依山而居的贫瘠之地也是我们熟知的。虽然有史家认为客家人不是纯种的来自中原，而是与当地的畲族交流而形成一个独特的民系，但有人则认为客家人是当今最纯的中原人，传承了中原文化。这种不同的意见并不影响我们来自于中华民族的史实。即便南迁的客家人与当地的“土著”（畲族）有所通婚，也没有改变客家人的本质，而且也从未中断我们的“耕读传家”的美德。单就这一点而言，客家人是纯朴可爱的，也是知书达礼的民系。因此身为客家人，我们应以此为荣。

我们客家人是怎样南迁的？又是什么因素要南迁和南迁后在那里落户已有多位学者研究，但我要提及的是东西马的客家人南来的时间表。

在我参阅书籍和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移居东马的客家人与移居西马的客家人的路线与年代有一些的不同，但又具有一个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南迁的年代东马较西马为迟（指大规模的南迁），所相同的是客家人在时代的冲击下，仍然坚守它们与生俱来的客家精神；尤其不忘“耕读传家”的一代一代传下去。从东马的客家人来看，正好体现了客家人的这种特色和本质。虽然在时代的大潮流下，一些地区的海外客家人的下一代已因环境的改变少操客家话或不会讲客家话，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身是客家人，也本能的散发出客家精神。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客家人不论在马来西亚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仍然坚持客家理念和坚守客家的心灵阵地，内心被赋予所有客家人认同的“我是客家人”这一不容改变的事实。

由于这样，我们有必要简述海外客家人形成一个体系的过程：

1. 受太平天国的影响：

根据我的了解，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比较有规模的南迁是始于太平天国的年代（1851-1868），也就是史书所说的客家人第五次大迁移，年代由1851年到1911年，达60年之久，主要集中在西马地区。在1911年后，称为第六次大迁移。

巧合的是，领导“太平天国 ”革命的是客家人洪秀全，他是嘉应州人，在广西金田起义而于1851年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与清廷相互对峙，历时17年之久。其他领袖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乃至忠王李秀成也被列为客家人，开创一个“洪家天下客家兵”的局面。虽然最后“太平天国”失败了，但它所播下的种子和它带来的影响造就了海外的客家人在不同的地方头角峥嵘或落地生根。一项不可否认的历史是：马六甲的华人传教士梁发印发的“劝世良言”（1832年），成为洪秀全革命的火种。

在这方面，西马比较突出在太平天国前后的时期带来了一批在后来成名的客家先贤。这些人包括了：

(i) 开辟吉隆坡的叶亚来（1837-1885）。他在1854年南渡，在1868年成为吉隆坡甲必丹。1870年建改吉隆坡，直到1880年由英国接手。

(ii) 开辟太平的郑景贵（1821-1898），既是矿家，也是甲必丹，又是海山头子。1874年的邦咯条约就有他参与在内，打开英国将权力伸入马来半岛之门。

(iii) 第一个发行钞票的郑大平（1876-1935），他是郑景贵的儿子，在1918年获准以个人名义发行钞票，足见他腰缠万贯。

(iv) 开辟怡保的姚德胜（1859-1915）及胡子春（1859-1921），后者是郑景贵的女婿。

(v) 第一任领事（清朝驻槟城）的张弼士（1841-1916），他也是殷商，在印尼发迹，在马来西亚及中国成名。
第二任领事张煜南（榕轩）（1851-1911）
第三任领事谢春生（荣光、梦池）（1847-1916）
第四任领事梁碧如（廷光、广辉）（1857-1911）
第五任领事戴欣然（春荣、喜云）（1849-1919）
从1893到1911年的五位清朝驻槟领事，俱是客家人。

(vi) 及后在1912年，孙中山委任戴欣然之子戴淑原为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直到1930年。戴淑原在1939年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在槟城成立了槟州客属公会。

(vii) 在东马南方面，它的移民潮与太平天国虽扯不上直接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

嘉应人罗芳伯（1738-1795）于1777年在印尼的坤甸建立大唐总制，出任大唐总长19年，被誉为第一个有共和政体的统治，一直传到10代，共104年。最后在1884年被荷兰殖民地占有。他比洪秀全更早70年就懂得在海外“闹革命”，且有成果。

抑有进者，他的门人刘善邦于1830年率3000人由坤甸进入石隆门，成为客家子弟第一批入住砂拉越的移民。

到了1857年，其“公司”人员已增至4000名，但詹姆斯布洛克拉惹（第一代掌权者，1841年），为控制石隆门而与刘家军产生冲突，后者终被镇压下来，客家人又四处浪荡。自此移民潮暂时受挫。

到了第二代拉惹查尔斯布洛克（1868年）上位时，砂州的华人（以客家人为多）增加的数目十分有限。在1877年时，也只有7千名人数。（1917年第三代拉惹威尔纳布洛克继位。1946年（战后）直接由英国实行殖民统治）。

虽然刘善邦及王甲领导的客家帮不敌拉惹的军事统治，但他们的抵抗精神反映出具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本色”

(viii) 同样的，东马的沙巴移民也是始于太平天国之后，但数目不多。1881年英属北婆罗州渣打公司开始统治沙巴，开始大量引进华人，以客人为多。1920年新移民条例公布后，更多华人南移，又是客家人居多。这也是为什么沙巴的客家人占华人20余万人口的57%之高。

由于沙巴的移民都与太平天国及孙中山的革命扯不上直接关系，因此沙巴的华人没有“革命”的行动，也没有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这也与沙巴华人（客家人）与教会的密切关系分不开的，例如沙巴的客家人是于1912年后通过教会的组织(Basel Mission)较有规模被引进。吊诡的是，洪秀全的一位兄弟洪天佑早前也避难至沙巴，其儿子洪日升更在后来出任山打根副县长，有些不可思议。

2. 受教会的影响：

太平天国是信奉天主和基督的，而孙中山（1866-1925）也是基督教徒。他继太平天国的60年后，成功地在1911年领导辛立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成为当代的政治伟人。
由于先后受教会的影响，早期南来的中国人，特别是客家人也与教会建立了探远的关系。举例来说：

(i) 在槟城的浮罗山背是最早有客家人定居的地方。一座天主教堂就在1854年成立起来，距今已有154年的历史。早期因有许多客家人是教徒，也使用客家话传道。直到今天，登记在此教会的客家教友不下2千5百人。由此可见，教会也带动了客家人在浮罗山背落户。

在南迁者中，至少有百人是太平天国的志士，他们随身也带有太平天国的铜钱来到浮罗山背避难。自然他们也是教会中人。

(ii) 在砂拉越，也在1848年引进了圣公会，引导了客家人成为教徒，客家话成了通用语。1920年美里有了圣公会。

1881年，天主教又来到砂州，其会友至今也有逾万名。还有在20世纪初期，通过黄乃裳的关系，卫理公会也在诗巫发展起来。

(iii) 在沙巴州，客家人与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更是渊源深厚了。不但是客家人，连卡达山人，也成为教徒。由此显示沙巴的客家人是比较独树一帜的。

3. 受政治的影响：

客家人因为具备洪秀全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敢于反抗和斗争，因此在20世纪“五四运动”过后，就有不少客家人参加革命斗争。毛泽东在30年代初期在井岗山建立根据地时，就有不少客家人参与其中。

30年代在西马成立的马共，初期的领导人也是以客家人和海南人为主。40年代，我们也发现在槟城的浮罗山背是个“小延安”，而且领导人中以客家人为骨干。及后参与公开的左派斗争，也有不少的客家人。

在东马的砂拉越，当地的客家人也不落人后，他们在反殖的斗争中扮演要角。在1959年参与成立人民联合党，组成左翼阵线。

在60年代，又有一批人走入森林成立砂共。当中客家人也占一定的比例。直到90年代后才完全放下武器。虽然客家人也有参加右派的政党，但相比之下，卷入左派运动的大有其人。

4. 爱耕种勤读书

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精神也影响客家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他们既务农又经商，但也不忘读书的重要性。例如：
1884年叶亚来在吉隆坡创办私塾学堂。
1893年郑景贵在槟城办“慎之家塾”。
1901年梁碧如、胡子春、郑景贵、戴欣然等联办“崇文社”和义塾。
1904年张弼士创办新式学堂—中华学校
1908年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创办“时中学校”（崇华学堂）
1911年胡子春开办“中华女校”
1914年惠州人在浮罗山背双溪槟榔办“新民学校”

还有芙蓉启华学校，瓜拉庇唠新民学校，吉隆坡中国学校，吉隆坡南开学校，吉隆坡循人学校，怡保明德学校，怡保深斋学校等等都是客家人所创办的。

此外，在东马的砂拉越有1923年大埔人办的大同学校，嘉应五属人办的公民学校。1936年合成越光学校。

在沙巴，1899年的亚庇乐育小学，古东的乐育小学，1905年的古达华侨学校，1908年的山打根双新小学，1913年的启文小学，1819年的斗湖兴华小学等。

由此可见，客家人充分发挥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完全符合了我们所传承和称颂的“耕读传家”的精神。

今天客家人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教育上虽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历史曾造就了一代的客家人为马来西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此意义而言，客家人是伟大的，也是值得发扬的一个民系；尤其是客家精神，更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中华民族的一面光辉旗帜。

（原载于2008年12月15日《号外周报》 第406）

“社青团”代表了什么？ （跃马扬鞭）

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6日的大会及改选最少带来了三大冲击，而且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个冲击是本届改选出现了新脸孔，一改常态地排列出不在母体担任重要职位的新崛起的一代，意味着这与母体有别的组合，在下来的日子不但有自己的活动，也不尽然以母体的指示马首是瞻。最低限度，它反映出年青一代的党员有变革之心。

举例来说，成立于1973年的行动党青年团，其首任团长是李霖泰，当时他也是行动党的组织秘书，自然把精力放在母体身上，而未彰显青年团的功能。下来的魏福星也是在槟州担任要职，同样没有突出青年团的重要性。
虽然在1989年青年团进行改组和重整，由林冠英出任团长，但因其父亲林吉祥是行动党当红人物（秘书长），青年团显得循规蹈矩。直到1999年起由邓章钦接任后，他在母体未担任重职，也有“独行侠”的作风，以致青年团与母体有些不咬弦。当时的所谓倒林（吉祥）运动，也与邓章钦有关。结果这位党内的“异议派”在2003年被更换。

在邓章钦之后的倪可敏，也是把重心放在霹雳州，因此在团内被指热力不足，在过去3年只开过三次团会。他的这次让贤，除了因出任霹州行政议员公务繁重外，也许与过去的团务不彰有所关系。

新科团长陆兆福目前还是属于“反对党”的地位，不是行政议员，在党中央只任政治教育主任，自然居于有利的条件不战而胜。至于署理团长及秘书一职，就出现了青年团不跟主流的意愿走。李映霞战胜郭庭恺（槟州秘书）当选署理团长及无官无职的罗志兴击败刘永山（雪州秘书），当选团秘书反映出年青一代不再认为母体重要人物以双重身份来控制团务是必要的，至少要留有空间让青年团表述新一代的理想。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团队不会是邓章钦的团队，也不会是倪可敏的团队，而是一支可与母体配合，但又有自主性的左臂。

第二个冲击是针对妇女组而言，因为当多位年轻女性走进青年团担任重要职位或团委，展示出“社青团”与其他政党的青年团有别，不是清一色的男性或绝大多数是男性主导后，也许会模糊妇女组的未来走向。如果这批打进青年团的女将改入主妇女组，必会使这个党的右臂更添活力。当然她们也有权力也成为妇女组的主干，但这样一来，又是重复身份架床叠屋，也会影响其中一个组织的活动力。

成立于1972年的妇女组，其功能是因领导人而异的。因此外界的印象，对妇女组的整体表现是视女性领导人的个人才华而定。目前由章瑛领导的妇女组，正是需要如青年团的女干将集体发挥才能，但就不知道行动党在这方面的考量。

第三个冲击是意识形态的。在团大会中有代表发问什么是“社青团”？“我们是左派或是右派”？这个问题问得好，也问得妙。因为“社青团”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既然是标榜社会主义，自然是左派的。卸任署理团长张健仁作解释时这么回答：“行动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个答案虽然没错，但并没有针对党的历史作分析，有嫌笼统，并不能解答相关的问题。相信不单是提问的人，而且许多人也想弄明白党的意识形态。

其实，民主行动党打从1966年创党开始，就摆明党的指导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正如当时的党主席曾敏兴所说：“民主社会主义是提供唯一有效的非种族路线来建立团结的马来西亚”。与此同时，行动党也把另一个理念“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挂在心上，与民主社会主义信念相辅相行。

这种意识形态服膺国会民主，不讲暴力，也不推行街头斗争，与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挂不上钩。因此它被界定为一边反右翼的联盟，另一边抗拒左派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是属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曾担任行动党秘书长达30年，目前仍极为活跃的林吉祥最具权威来演绎行动党的指导思想。因此社青团的提问由林吉祥来回答是最恰当不过的；也因为他的认可，行动党在2005年将党章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改成“社会民主”（民政党也在前一年摘掉社会主义字眼），显然是基于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作了因势利导的调整。虽然并未影响它历来的斗争方向，但吊诡的是：既然母体已去掉社会主义，为何青年团还保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招牌？是要留下遐想的空间，还是有朝一日会派上用场？也难怪社青团员中有人大感不解，要问个明白。

在这方面，也许林冠英的解释是必要的，应该是从他开始给青年团穿上“社会主义”大衣。到底要脱还是不脱？就由社青团新领导层从历史和现实中探讨和作出决定。

无论如何，社青团可以请教林吉祥如何解开这个结。

刊于2008年12月15日 《南洋商报》

人联党与民政党 （跃马扬鞭）

最近人在美里，被人联党的一些干部问及两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民政党会在308大选中一败涂地？人联党在下届大选会否是民政党第二？

虽然我无法预知未来，但我倒愿意将这两个政党作一个比较，因为它们有太多的共同点，当然也有不同点。或者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这两个政党是怎样走过来的？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是一个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也是一个华基政党，成立于1959年6月4日。它的三位主要发起人为王其辉（主席），是一位中间偏右的资本家；杨国斯（秘书长），具有中间偏左立场及田绍照（组织秘书，后任宣教主任。68年被捕，70年获释），是左翼的主要人物。这三股势力在当时受反殖浪潮的影响而导入左翼的统战中；尤其是在1961年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后，更激起人联党强烈地反对马来西亚，而与五邦社会主义阵线结盟（1962年，核心人物是新加坡社阵秘书长林清祥）。

1962年杪，汶莱人民党起义失败，人联党遭受更大的镇压，多名干部被捕，更有部分转入地下参加砂共斗争（1974年第一批砂共走出森林，与砂州政府签署斯里阿曼和平协议；1990年第二批砂共与砂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从此砂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后的第二年（1965年），人联党加入了以李光耀为首的“团总”，在西马的民主联合党（林苍佑为党魁）也加入其中。首次显示这两个党有基本的共识。但人联党也因之面临分裂。所幸团总在同年8月9日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无疾而终，人联党又再重新组合起来。

就政治势力而言，人联党是当时最能代表华裔的政党，因此在1969年西马发生“513”悲剧后，掌握权力的敦拉萨就将联盟转成“中间偏左”的立场。暗度陈仓地与人联党达成协议，以便在1970年的砂州大选后，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这也适应了人联党“中庸派”的立场，因而使到砂州政坛大逆转，一向坚持左派统战和反大马的人联党也来一个脱胎换骨，跻身加入执政党行列，也为西马政局开创一个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与民政党息息相关。成立于1968年3月24日的民政党，其实是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借壳上市”（解散民主联合党，加入民政党）而摇身一变成为与人联党后期路线不相上下的反对党，具多元色彩，但仍是走“中间偏左”的华基政党。

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脱颖而出，跃居成为槟城州的执政党，大开人联党的眼界。一方面林苍佑又与敦拉萨恢复旧情谊，另一方面人联党的王其辉也与敦拉萨密斟合作大事。当人联党与联盟的联合执政模式出炉后，也就影响西马的反对党；尤其是民政党因内讧大伤元气后，接受了东马的模式。于1972年民政党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就是敦拉萨“统战”的一个重大成果。

不过，人联党与民政党不同的是：前者在砂州参加联合政府，但没有主导权；后者在槟州组成联合政府，则拥有主导权，也可以把影响力扩展至其它州属。虽然如此，人联党还是认为民政党是它在国阵内（1974年成立）的最佳盟友，有共同的命运，也有共同的未来。

正因为这样，这两个政党在加入国阵后，已基本上被标签为华基政党的代表，不论它们如何表述其多元理念。久而久之，这两个政党在国阵内已消磨了它们的原先政治信念，不再高调演绎社会主义，而是跟随国阵的治国方针在内中作抗争或妥协或随遇而安的诉求。

如果说民政党面对的是国阵内巫统一党独大的冲击；那么人联党面对的是砂州国阵内土著保守党的一党独大的阴影。彼此都无法跳出既定的政治生态。但因为自1974年以来，两党都安然渡过政治大风大浪的考验，即便议席有所变功，最终还是安然无恙，也就缺乏了危机感。

这种踌躇志满的情绪使到两党都认为政治格局是不会变化的，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意志麻痹的心态。直到2006年砂州大选，人联党突然失掉8席，只得11席，才知求变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民政党直到2008年的大选，在槟州顿失主导政权，且全军覆没才猛然醒悟选民求变之心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在痛定思痛后，民政党大致上以原班人马重新出发；人联党也是以原班人马面对下届大选。但有鉴于公正党已开始全面东渡砂州，向伊班族招手。而行动党也绝不放过华裔占多数的选区，已使到人联党上下开始索思如何应对未来。在这方面，人联党其实不必问民政党为何会这样，而是要问自己，能不能重整昔日的战斗雄风，敢于向不公的政策挑战？

换句话说，这两个政党已或多或少“迷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一挽回颓势之道是回到从前，不是忘记从前，因为历史是未来的指引。

刊于2008年12月8日《南洋商报》

评马哈迪的“种族政治论” （天下纵横）

前首相马哈迪于11月12 日在首要领导基金会的一项题为《马来西亚族》的演讲会中认为马来西亚人民要成为一个“马来西亚族”仍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不能操之过急。

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所谓许多年是多久，但可以估计大概也是百年以后的事，因为马来西亚建国50年来，种族问题依然是主要的课题，因此马哈迪也否认308大选的结果成为结束种族政治的标志，反之，他认为种族政治更见显突。

在现实层面上，马哈迪所说得有其根据，但在建国51年后，我们依然被种族课题纠缠不清，实在不是健康的趋势。如果说308的政治海啸不是对“种族政治的埋葬”，至少是对种族政治的一种反思。
这种的反思是压积多年下形成的一种人的本能的反应，以致出现非马来人投票给回教党，而马来人也投票给行动党的情况，为的是希望通过民主的选举来表达对国阵的一些政策的不满与抗议。在这种情形下，种族性的投票已非重要的考量，重要的是能不能带来改变。

求变不是一举消灭种族政治，而是希望它不要再继续滑落下去，进而使马来西亚出现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

当这个新政局形成后，不论是执政党，也不论是反对党，都被人民寄以厚望，以减少种族政策和停止种族性课题的挑动，为未来的“马来西亚族”的出现奠下基石。

不过，综观大选后的政治走向，它出现了两个思想的斗争，一方面是希望出现一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的政党领导国家纠正过去的偏差，以多元视角来制定政策和解决种族上存在的不公现象。虽然反对党结成的民联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多元思维，也在其执政的州力求对各民族一视同仁，但不能否认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有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也就是说，民联州政府面对的仍是老问题，其中交织着种族性的问题，包括各党存在的种族性倾向。

一时之间，我们只能看到不同过去的一党独大的局面，而是尽管平衡种族间的关系，不再以种族作为施政导向。

但在另一方面，正如马哈迪所说的，即使308后政局改变，民联也还是一个种族性的组合。因此种族性政党的存在是必要的。他这样说，我国必须重返种族政治，依靠种族政党稳定国家。过去50年来，种族性政党被证明它能减少对种族课题的争辩，并在稳定中求发展。

根据马哈迪的说法，他依然认为目前既存的种族性政党没有改变性质的必要，而是可以在这个结构上促进种族的谅解，因此他认为反对党的非种族路线只是“宣传奇招”。

马哈迪所坚持的“维持原状”正反映出他对“马哈迪主义”的执著，而马哈迪主义原自于《马来人困境》一书中孕育了马来中心思想的主体性。当他在1981年后成为第四任首相时，就将其思想发挥的淋漓致尽，终于最后变成了“马哈迪主义”，这与他在位22年之久有其直接关系。

“马哈迪主义”演绎下的国家政治到后来变成“霸权政治”，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学界和反对党的批判。但马哈迪不认为2008年的政治海啸是他的主义的失误，而是继任首相阿都拉并没有珍惜他的“成果”，反而用自己的方式来制定国策。这两人的争论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谁是谁非，只能将之归于学术领域去进行讨论和剖释。

尽管马哈迪认为责任在阿都拉，但民间社会认为308的政治海啸是累积已久的问题一并爆发。所谓“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马哈迪也不能脱离干系。

不论马哈迪或阿都拉，他们走的应是一脉相承的政治路线，只不过是殊途同归。就此而言，马哈迪的力辩种族性政党存在的正当性也就成为当下值得辩论的大课题了。因为新的世纪和新的世界，也许马哈迪主义要改弦易辙了。这就是纳吉明年接位后所要面临的考验。他是要用马哈迪主义抗拒反对党的大攻势或用新的谋略或复兴其父亲敦拉萨的“统战”路线就成为人们关注的动向了。虽然种族政党不会自动消失于政治舞台，但任何政党都不应挑起种族课题。用种族主义来维持政党的生命并非长久之计，因为每一个种族都需要被引导走向“马来西亚族”的思维，这才是长安久治的有效途径。因此种族性政党的自我转型和用多元思维审视未来已成为当下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向了。

（原载于2008年12月8日《号外周报》 第405期）

方北方与现实主义 从黄锦树的批判文论谈开

马华著名作家方北方于2007年11月11日走完他的一生，享年90高龄。他的一生与文字为伍，写作不辍而成为一名多产作家（共结集出版27本著作）。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成功文人的典范。但他一生在创作上也有所争议，那就是在晚年时面对一位来自南马而成为台湾现代派学者的黄锦树对他的著作的彻底批判。

究竟黄锦树批判他的论述是怎么一回事（在多年前已引起热烈的争辩）？倒是可以拿来温故知新的。

在题为《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著作中）的文学批评文论中，黄锦树针对“现实主义文学”，对方北方的作品进行抽丝剥茧的批判。

他的主要目的正如马华学者何启良所说，“并非针对方北方的个人成效，而是马华现实主义的总体。”换言之，他是借对方北方的批判，进而否定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和可取之处。

何启良认为黄锦树的大胆立论，是属于左右开弓，但却是最彻底的批判了“现实主义”﹕“他不是从现代主义来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以更宏观、更苛刻的文学理论和标准来探讨后者（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对现实主义的抨击特别猛烈）。”

他还指出﹕“黄锦树搞乱了马华文学历来形式与内容，外在和内在，手段和目的的区分，混乱了现实主义者坚持的信念。”由于“黄锦树凌空而降，毫无顾虑，横来直往，打破了一些规律，杀伤更多的人，却无意间为马华文化批评增添多一份反叛和逆流。”(1)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方北方不曾自命也不是左翼作家的典型，更非革命文学中人，而是一位勤于写作思想具有现实主义，但严格来说是写实主义的作家。他的成就是著作等身，但不能归类为左翼作家的代表，也非现实主义的旗手，拿他作为典型人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对他来说是过于苛责的。

黄锦树敲山震虎地说﹕“从他（方北方）的《花飘果坠》（马来亚三部曲长篇小说之三，之一是《头家门下》，之二是《树大根深》）这部大量抄袭社会言论的非文学作品文学实践上的彻底完蛋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华现实主义在廿世纪末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文学的）的双重破产。在「思想正确」的大旗下，所谓的「马来亚三部曲」原来不过是一滩淤积著泥沙、废木、言论与意识型态废弃物的死水之塘而已。”（2）

与此同时，黄锦树也从方北方的“文艺理论”中找出狠批现实主义的论点。持平而言，方北方的「文艺理论」大多数是引自方修的，但也加上自己的不明确的意见，才引致黄锦树当成“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的“权威”来批判。最关键的一段是方北方对现实主义文学下了这样的定论﹕“马华作家的创作主流是继承二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而发扬批判现实主义，走积极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从而鼓励三大民族的和谐，促进人民的团结，发挥爱国主义的精神，为人类美好的事业而努力。”“作品的中心思想既然与国家意识脱离不了关系，国家意识于是形成了作品的风格。风格的成立，自然决定了作品的内容，从而也决定了作品所表现的形式，所以内容充实的作品，表现那些作品的形式，自然而然也美化起来，因而达到思想和艺术的统一”。（3）

这一段与“现实主义”（马华左翼文学）一向以来所强调的“文艺大众化，文艺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思想是与集体主义相适应的（此指劳动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化意识。同时要记住它和反现实主义是划分界线的，不要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灰色思想。唯有在内容上有人民性，在形式上又是群众性的作品才是大众化的作品” （4）是格格不入的。方北方没有摆明立场，也没有清楚解释什么是国家意识。亦没有交代国家意识如何与现实主义挂钩而形成“新”的理论？

这就给黄锦树抓住“口实”批判为“国家意识决定论”，是在为“当政者立下政治宣言”，进而推论方北方是“引用中国的当政者的教条主义扩大为国家主义，把它和当地的国家主义衔接上，而把原具有左翼色彩和对国家机器的批判性消弭殆尽。他的辩证性的命题片面化为「所有的宣传都是文学」。以致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被国家意识所决定。”“这样的政治宣言化的文学言论，宣告了马华现实主义理论上的破产。”（5）

黄锦树显然认定方北方代表了现实主义文学派，加上他的理论是从方修和中国吸取灵感出现了被认为不协调和互相矛盾之处，因而批判方北方正可让人看到现实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和破产。

这意味着批评者将方北方与现实主义画上等号。而事实上，根据笔者所认识的方北方，他从来不是反现体制的，一向处事谨慎，避免惹祸上身。思想上可以认同左派，行动上是自我设限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学理论中所鼓吹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是马来西亚国家意识论”看出他是与左翼文学理论不调和的。当左翼文学在反马来西亚时，在走向革命时，他是靠边站的。他既没有深入的剖释什么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什么是“国家意识”？就有了上述的说法，只能说是他个人创作方向的表白，不是所谓当时的现实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文艺理论虽然是比较“务实”和单薄的，但思想是中庸的，试图给现实主义作新解，未想弄巧反拙，招来毫不容情的批评。虽然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形容为现实主义作家，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因此，批判他的“理论”和“创作”并不代表现实主义理论的完全破产。相对来说，批评者则被认为是对一位老作家的成就的另类否定，难怪有人为方北方“打抱不平”。

无论如何，方北方留下的文学遗产也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政治左右文学的大变化的时代（或称革命文学或称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所面对的“非左即右”的挑战和难以“左右逢源”的窘境，但今天来看方北方的文学遗产还是有其被肯定的一面。

——————————————————————————————————
（1） 参阅何启良著《文化马华》（继承与批判），十方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109-115页。

（2） 参阅黄锦树著《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 - 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1997年，台北。黄锦树是柔佛州人，毕业于台大，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在大学任职。是90年代崛起的批判学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3） 参阅方北方著《马华文艺创作方向》，收录在《马华文艺泛论》丛书，第15页，马来西亚写作人协会出版，1980年。

（4） 参阅忠杨著《文艺与人民》，草原出版社出版，1962年.

（5） 参阅黄锦树著《马华现实主义和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1997年，台北。

社会主义思潮回流？ （跃马扬鞭）

在1998年4月30日宣布成立的“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经过一波三折和10年的抗争后，终于在2008年8月19日正式获准注册。根据该党秘书阿鲁哲文指称，他们是左派政党的第四代，并且将意识形态放回马克思主义。但他不否认社会主义党和其上一代或上数代一样，始终面对无法结合多元族群力量的问题；尤其是暂时还无法吸引大批马来同志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这一段剖白也可以与阿鲁哲文于2005年论述安华鼓吹的“烈火莫熄”运动结合起来解读。他分析了安华领导的“烈火莫熄”的年代（1998年）正是金融风暴的年代，给他提供了动力得以号召成千上万的人民在街头“起义”，而他的“失败”是因为只有个人的魅力而缺乏可以带来改变的领导权和方向，以致群众大游行后各自分散，结果安华遭致被逮捕下狱。在吸取这个教训后，他的结论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和决定性的群众运动，变得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阿鲁哲文坚持社会主义党要成为合法的政党。当然安华也看到自身的弱点，因此在被捕后的1999年4月，通过其夫人催生了“国民公正党”。但就意识形态而言，“社会主义党”与“国民公正党”是各不相同的。前者服膺于社会主义思想，后者则是服膺于资本主义的，但同意走“中间偏左”的路线，所以彼此之间还不至于“针锋相对”，尚有合作的空间。就这样尚未获准注册的社会主义党需要依附在公正党的身上争取应有的地位，例如在2004年派候选人以公正党名义竞选但锻羽；又在2008年派三名候选人以公正党名义竞选而二人告捷。他们是国会议员古玛（中委）及雪州议员纳西尔（主席），总秘书阿鲁哲文未中选；署理主席莎拉德华迪以独立人士参选也败北。

安华之所以接受社会主义党派候选人证诸了他接受左派人士加入他的阵营，正如在2003年时接纳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改称人民公正党，且同意原人民党党魁赛胡申阿里出任署理主席。这就是说，安华已从右派的执政集团脱胎而出，在后来转成领导一个新的“中间偏左”的“人民联盟”（民联），不再鼓吹街头政治。

如今社会主义党宣布它不加入民联，但保持合作，意味着这个党在将来可能选择自行走社会主义路线。我们可以从这个党在最近（11月9日）举办一场“21世纪社会主义”大会看到端倪。它邀请了国内外左翼政团及个人参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的“长毛”立法议员梁国雄。从他们的讲话中，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回流”，且要在21世纪跃居成为主导地位，究竟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还是有待考验和观察的。

虽然借助于当前的严重世界经济危机而使到社会主义思潮要争一席之地，但它们显然徘徊在“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维中，尤其见证了中共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及1990年的苏联解体后，更进一步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中解放出来而选择了走议会道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思及以人为主体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显然是具有三种的混合体而较倾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需要回顾社会主义政治在马来西亚走过的曲折道路和从中吸取教训。无可否认的，二战以降（1945年后），社会主义思潮夹着民族解放的大气势卷起巨大的浪潮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运动。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在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诞生是顺应时代的感召。但它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倾向中共的路线也面对严重的打压及至1969年放弃宪制斗争，留下的政治真空也急快地让走中间偏左的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所填补。它们是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砂人联党，甚至连走民粹主义路线的人民进步党也被纳入其中。

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没有马克思的影子在里面，不讲阶级斗争，也不讲武力政治，而是绝对的走议会斗争道路。可以将之归纳为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党和法国的社会党，是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党，即便政权轮替，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特征。

由于“社会主义”思潮在后来逐渐冷却，也导致民政党在2004年及民主行动党在2005年将“社会主义”字眼从党章中消除，进而强调对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的追求。

姑不论社会主义好或资本主义好，到了21世纪，这两种思想已经可以交流；在经济合作上，更显得可以交叉和互补长短。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体系不再完全的排斥社会主义了，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潮又再次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找到落脚地。

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党的出现就是这个新时代的产物，但它是否能离开民联独立上路在议会选举中胜出？仍是一个大问号。毕竟人民党的失败不能不引以为鉴；还有，它与回教如何协调，也是一个大学问。

刊于2008年12月1日《南洋商报》

马华总会长年龄的吊诡 接班人个个风华正茂时

马华公会党选落幕及新阵容出台后，荣任总会长的翁诗杰面对各方的批评，有肯定的，也有负面的，亦有观望的。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翁诗杰未来的路怎样走，是新路抑或是走回老路，就看新会长的领导方向了。

除开代总会长不谈外，翁诗杰是马华创党以来的第9任正牌总会长，也是历任总会长中，就任时年龄居第二大者。如果不详加研究历任总会长当选时的年龄，人民还以为他是较年轻就任此高职的总会长，因为在印象中他是马青科班出身的。其实不然，他竟是继陈祯禄之后的较高龄的总会长。以下的数据为我们提供这个答案：

1. 陈祯禄（1883-1960），66岁出任总会长
陈祯禄是马华创党人，当马华在1949年成立时，陈祯禄已是66岁高龄。这位生于1883年，而逝世于1960年的首任会长并不是一位栈恋权位者，他在1954年萌起退意，后在众人劝说下，才同意留任。
讵料在1958年党选中，竟被击败，从此逐渐淡出政坛。两年后逝世，享年77岁。他是第一位没有官职而被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赐予国葬殊荣的政党领袖。

可能年事已高，这位曾在英殖民时期担任立法议员的总会长，在国家独立时，把机会让给其儿子陈修信进入内阁当部长，那个时期尚没人指责他搞“陈氏王朝”，因为陈祯禄已表明他要退休。
他前后在位9年。刚巧是黄家定所规定的年限。

2. 林苍佑（1919－），39岁出任总会长
林苍佑在1958年的党选中，以少壮派领袖之姿态挑战陈祯禄结果胜出，成为马华公会历史上最年轻的总会长，而陈祯禄在败选后也欣然接受被委任为名誉会长，但林苍佑却与陈祯禄的儿子陈修信结下恩怨，因为后者在捍卫宣传主任一职中，被林苍佑派的杨邦孝（后任新加坡大法官）击败。由于当时的党章简单不完善，马华各州的领导仍未完全听命于中央的领导，以致林苍佑派则通过修改章程试图一统马华的组织。

未料林苍佑派脚跟未稳时，在争取国会议席面对诸多压力。先是巫统主席东姑不让步，后是陈修信派暗度陈仓，与东姑私下达成协议，以致林苍佑要求马华至少分配35至40个国席的希望落空（总数104席），据林苍佑说，其目的是阻止随意修宪，至少要得到马华的首肯才能进行修宪。

最后马华分配31席，甚至连林苍佑也未被列为国会候选人，因为东姑已和陈修信的派系联手，也就一脚把林苍佑踢开。堂堂总会长竟未能敲定候选人，可谓绝无仅有，也是马华的“悲哀”。

由于血浓于水，陈祯禄转而支持其儿子向林苍佑开炮。就这样，林苍佑愤而在1959年大选后辞总会长，翌年宣布退党。这就是说，虽然林苍佑是最年轻的总会长，但也是最“短命”的总会长，只担任一年有余的高职。从此他的政运完全改观；马华也步入难与巫统争取平权的时代。

3. 陈修信（1916－1988），46岁出任总会长
林苍佑辞职后，陈修信并没有马上取其位而上，而是让来自吉打的好好先生谢敦禄出任代总会长直到1962年党选，陈修信才被扶正。

陈修信比他的父亲陈祯禄更具强势领导。他建立起总会长的权威，也与董教总的路线分道扬镳。所谓“三大机构”（即马华、董总与教总联合组成的教育工委会）也一时进入冬眠。

在任期间，陈修信未能带领马华溶入华人社会，更与董教总唱反调，反对建立“独立大学”，终于在1969年的大选尝到苦果。参加33个国席，只赢得13席。接着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

在痛定思痛后，陈修信于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时，展开华人大团结运动，可惜不久又与华团闹矛盾，团结运动变成分裂运动，严重地打击了陈修信的威信。最后又在1973年闹党争，开除了一批改革派份子，包括林敬益在内。

1974年疲累的陈修信选择退休。前后领导马华12年。

4. 李三春（1935－），39岁出任总会长
与林苍佑一样，李三春在1974年接陈修信棒子时才39岁，算是少年得志。他是第一位的马青总团长攀上高位者；也是第一位担任署理总会长而顺利接班者。在吸取了林苍佑事件的教训和陈修信的经验后，李三春即快地建立起李三春年代，一改陈修信时代的“头家政党”的形象，有限度地与华社民间团体恢复友好关系，并大力推动马华5大计划。

他最大的动作是在1982年大选时移师芙蓉挑战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换取巫统同意马华在槟州与民政平分秋色的州议席（8席对8席），但他只胜了一半，即本身赢国席，却夺不回槟州首席部长职。
1983他突然心血来潮，离党出走。但这一走却激发党内派系矛盾加深，不幸酿成严重的党争，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

他前后担任9年的总会长。任期与陈祯禄一样。不知后来的黄家定是否从他们的身上吸取灵感，限制总会长最顶做3届9年？

5. 陈群川（1940－），44岁出任总会长
当李三春于1983年出走后，梁维泮成为代总会长。为清除党内异己，一举开除陈群川及林良实等人，掀开马华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党争。马华也因之陷入所谓的“黑暗时期”。派系斗争此伏彼起，梁维泮成为党内敌对派的靶子，最后竟劳动当时的副首相嘉化“接手”马华的老大职权，实在是马华的一大笑柄。

1984年两派人马同意通过党选见高低，不示弱的梁维泮在不得已下收回开除成命后，面对陈群川的直接挑战。这一仗也结束了梁维泮的政治生命，启开了陈群川当权的年代。

陈群川表面上看来是李三春的“入门弟子”，实则他比李三春更经济化（商业化）马华公会。所谓的“政经合一”论也在他的年代发挥得淋漓尽致。

1986年大选当选国会议员后，陈群川似乎已是拜官在望，讵料发生“星泛电”股市事件，在新加坡被提控，也一举结束陈群川的政治生命。较后一些合作社和控股公司也面临大检举。

前后算来，陈群川只担任2年的总会长，“短命”得可以。

6. 林良实（1943－），43岁出任总会长
林良实是第二位以署理总会长身份荣任总会长的人，但不同于李三春，他不是马青班的人。他一出道就在槟州活动，且在1974年首次在槟州中选国会议员。1977年林建寿出掌槟州马华时，他避开锋头，辞卸槟州马华秘书职，转向中央发展。后来出任政务次长，也被选为中委。

1982年大选，他索性转换码头，移向柔佛提名，转成为“柔佛州人”，过后也曾出任柔州联委会主席。

1984年的党选，他成为陈群川的副手，成功胜出署理总会长，但也种下他与李金狮的失和。李金狮认为他应有机会领导马华，却因陈群川选中林良实而显得十分无奈。

当1986年陈群川辞职后，林良实顺势而上，李金狮也就成为署理总会长。但依然没有改善彼此间的既合作又斗争的微妙关系，后来被迫从政坛中引退，换来了林亚礼成为林良实的副手。

翁诗杰就是在李金狮当红的年代成为其政治秘书，启开了他的政治路。

林亚礼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2001年因南洋报业收购事件与林良实冲撞，马华因而有了AB队之分。林亚礼不满林良实在1999年大选时不退下，又在选后未招陈广才入阁，反让A队的黄家定越级而上两人的斗争又再升级。

2003年，在马哈迪斡旋（干预）下，林良实也不得不与林亚礼双双从党职上引退。

从1986年到2003年，林良实共担任17年的马华总会长，破了马华的历史记录，也留下一页争议性的历史。

7. 黄家定（1956－），47岁出任总会长
黄家定是在1979年参加马华公会。1984年马华党争时站在林良实这一边。1986年林良实被扶正并出任内阁部长后，黄家定成了林良实的政治秘书（先是新闻秘书）。他的政治师父也就是林良实。由于得到林良实的提拔，黄家定走上政治青云路。在1999年大选时入阁。比起陈广才及翁诗杰，他是一颗幸运之星，显示他更快登上权力之巅。

果然在2003年林良实引退时，他被选中成为总会长，而陈广才则担任副手。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人原本分别属于AB队的大将，却能愉快地携手合作。当然陈广才也得以进入内阁。

2005年的党选，黄陈“双剑合璧”，击退蔡锐明与陈祖排的挑战，进一步巩固他们两人在党的地位。

不是马青班科出身的黄家定（陈广才则是）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修改党章，限制总会长任期3届9年，同时部长及行政议员的任期也有所限制，以便其它人有机会出人头地，不致一人“霸占”高位太久或直到退休或逝世为止。

可惜他未能洞悉2008年的政治海啸突然间使到马华“天昏地暗”而迷失方向。这一严重挫折也让他决定提早退休，不参加今年的党选。黄家定的年代也因之划上句号。

他前后只担任5年的总会长，较之党章的规定少了4年，除了无奈之外也有遗憾。

8. 翁诗杰（1956－），52岁出任总会长
与黄家定同一年出生的翁诗杰是在1981年参加马华的（较黄家定迟了2年），他是被李金狮提拔而在1986年成为政治秘书。换句话说，当黄家定是林良实的政治秘书时，翁诗杰也是与他同一等级。他们两人有不同的背景，前者不走马青路线，后者则从马青的基层一步一步地走向顶峰。因此他是继李三春之后，第二位荣登总会长的“马青仔”。不过他在出任总会长时已是50出头，只比陈祯禄年轻，但比其它总会长为大。

虽然如此，在外人看来，翁诗杰还算是在最成熟的年龄出掌马华。他的作风接近李三春，他的思路也有李三春的谋略。他是否是李三春第二？或比李三春干得更出色，尚言之过早。不过从他上任以后的表现视之，他发挥了马青的精神，也造就马青班底进入马华核心。

从上述8位总会长的际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手段和策略。但相同的是：他们领导的是同一个政党，一个拥有近60年历史，且号称代表华人的政党，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未超过60岁被扶正。这是马华的传统抑或是马华的风水？就此来看，也许蔡细历选择打老二是对的。因为他已年过60，也只好让路于较年轻者？无论如何，且看将来谁能破此“魔咒”？

（原载于2008年12月1日《号外周报》 第404）

南院学术研讨会散记 (天下纵横)

应南方学院院长祝家华的热情邀请，参加一项由南院及其他团体（新纪元学院、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及隆雪华堂）联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我得有机会在新山住上三天两夜，算是生平第一次在新山留宿并有时间与老朋友欢聚一堂。

研讨会的主题是“大马新局与公民社会”，来自各地的学者都分别提呈具有份量的论文报告。作主题演讲的是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副教授何启良，他以“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魅惑：治理和抵抗的想象”把大家带入了研讨会的主题。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建立在执政党有下台的想象；反对党有上台的想象，彼此间产生制衡与被制衡的作用。

在这方面，他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与会者去思考和探索。其他提呈报告和参与者都针对308大选后政党的功能与公民社会产生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有者认为公民社会已告醒觉；有者认为尚未形成一个持久性的运动，往往与政党政治挂钩而模糊公民社会（包括民间团体）的巨大力量。

除了政治课题各持己见和各展魅力外，也有触及华教运动，并将之与308的政治海啸联系起来。他们多数从知识份子和学者的角度来分析与探讨风波的起因和它可能带来的冲击，似乎已把新纪元事件与华教运动联成一体，也就有了许多的想象的空间。

我在参与研讨会的前一天，也应南院传媒中心覃文标主任之邀，向学生们讲述传统报业与电子报的未来。另一位主讲者是庄迪澎。我本身在报界服务1/4世纪，因此对传统报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在后期又在韩江学院搞电子报，也就将两者做个比较与论述，从中发现直到现在为止，电子报仍无法取代传统报业，但不否认它是另类的新媒体，可以避开准证之申请，却又避不开读者的局限性，因此传统报业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我们的电子媒体也是教学平台，无形中也培养了报业人才。单就韩院的毕业生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各语文报（包括电视、电台、英文报及马来文报）服务的已有人在，在华文报更是常见。由此可见，传播系还是有其培育人才的功能。

我在研讨会中有提议三院既然目前暂停商讨联合申办大学之事（各自申办），无妨在科系中进行直接的交流以互补长短，例如南院主导中文系，新纪元主导商业学系，而韩院主导传播系，如此的交流，肯定对老师和学生有一定的裨益。

除此之外，我也借机会在研讨会后的晚上时间与新老朋友交流。在客家领袖韩庆祥的安排下，我有机会结识下几位新山名士，他们是搞华教的黄剑锋。他也是陶德书香楼的主席。我在第一晚就参加他的社团的宴会。得悉这个社团把大量的藏书放在南院，又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历史著作，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殊值钦佩。另一位执业律师林文泰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我惊异他早年读过我的《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一书而一直念念不忘。听他讲起历史，也是如数家珍，看来他的学问的渊博不是盖的。律师也精通历史者实不见多，林君就是其中一个。

再有一位蔡诗何（江南）虽是新知，但算“旧友”。原来他是《骆文秀传》的作者。这系列文章于80年代在《新生活报》连载时曾轰动一时，后来编录成书也成为受注目的通销读物。不过，蔡诗何也不讳言他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那就是在《新生活报》连载的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因为在槟城的陈存生（大路）也认为他是作者，而且也曾在报章上刊载了这样的新闻。究竟真相如何，外人也说不清楚。我告诉蔡诗何，陈存生早年经常投稿给《星槟日报》，我认得他，他是一位十分勤力的作者，常用“大路”笔名。如果后来《光明日报》有刊用相关的文章，也不足为奇。但蔡诗何遗憾由于这件事也折腾他一些时日，他不否认是《新生活报》邀他“操刀”的，同时，《新生活报》的负责人也有向陈存生要资料。陈存生就将其所知的和采访所得的资料交给报社。蔡诗何说，文章由他整理下笔而成。

我当然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但因为这件事而引发的不愉快，我也是有所听闻的。虽是陈年往事，倒也是文坛逸事一宗。

蔡诗何原是北马人，他之所以被邀写《骆文秀传》就是因为其夫人是在骆文秀的公司打工，能知晓一些事情。后来蔡君搬到新山，也从老师的岗位退下，目前已是地道的新山人。他在退休之余，另搞一个“读书会”，担任会长。这是一门令人难以想象的活动。原来他教读是毛泽东的“长征史”和其他相关中国的历史。由于有兴趣者大不乏人，他也曾组团到中国一游“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开辟一个新旅游景点。沿途还有上课的呢？我问他有多少人参加？他说是40余人，真是热烈响应。

总之，在新山三天，我收获良多，又结识学术界名士和各有专长的知识份子，也难怪新山的学术风气不输于其他地方。

说来说去，还是得感谢祝家华对学术的一份执著与热情。让知识份子有一个“共策会”进行理性的探讨。由于名士太多，恕不一一尽录。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原载于2008年12月1日《号外周报》 第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