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柏走了•报人写照 （天下纵横）

艾柏走了，在4月9日因癌症逝世。做为他的前上司和老朋友，我想我应该写一些东西，因为这也标志着一位报人的一生写照。

时光倒回70年代，那个时候我已从《星洲日报》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有一天，校对处来了一位年轻又瘦弱的小伙子，打听之后，知道他姓胡，名定发，又是客家人，那肯定不是闲杂人物。因为当时我们的报社流行这么一句接近事实的话：“胡家天下客家兵”，意思是说，姓胡的和客家人都会优先被录用。而胡定发两者皆有，已被圈定为“黄旗”人物。

所谓“黄旗”乃是指“皇亲国戚”般的人物，后来得知他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只是巧合的成为“双黄旗”的一份子。

由于相处一段日子，我发觉胡定发除了认真做校对工作外，也爱写文章投稿，确然不是“池中物”。后来编辑部需要一位助手当助编，我就将胡定发提拔上编辑的工作，不再日夜为人“做嫁妆”（修改错别字）。

当了助编后的胡定发，并未让我失望。大约在70年代中期，我们要辟一个适合年轻人口味的副刊，以和《光华日报》的“年轻人与周末”版打对台，也就决定交胡定发去发挥。他的对手是写作人施亦谦。

为了给这个副刊定位，我们考虑了好几个名字，有“风铃”，也有“星座”等等，最后我们选用《星座》。就这样《星座》成为年轻人的园地，也刊登了轻松活泼的文章。自那时起，胡定发就使用“艾柏”为其笔名。就这样艾柏的名字被打响，人们也就把他的真名给忘掉了。也许因为《星座》与他挂钩，他后来竟也栽进风水学中。

艾柏一向跟着我搞报业，他也在后来独当一面，被委以重任编槟岛新闻版（本来这个关键的版多年来由我操刀）。因为忝为北马“报王”，槟岛新闻的强弱决定这个报馆的兴衰。

不仅是《星槟》，《光华》也一样将新闻切成几大块：①国际、②国内、③槟岛、④北马、⑤吡叻、⑥中南马及其它应有的版位，如各类副刊、赛马、经济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内容丰富。
除此之外，在转入80年代时，新闻特写与新闻评论（长的或短的）已逐渐流行起来，艾柏就是在转变的时代也将其笔锋转向新闻评论，慢慢地他也写上瘾来。

到了80年代中期，我与友人合搞《联合报》及属下的刊物，也就把艾柏拉来一起合作。我将重任交给他主编《联合报》（三日刊）。我们用了一批年轻人，直到今天仍在报界的有胡锦昌及郑钦亮等人。

《联合报》发行后反应不错，报份节节上升，不久我们便增加出版《联合周刊》，又是一纸风行。于是，我们对《联合报》集团的未来充满憧憬。

1988年是我们命运的转捩点，因为办《联合报》有起色（已每期印刷5万5千份），《联合周刊》的销路又突破两万份，董事会终于野心勃勃地承顶下《星槟日报》（已于1986年停刊）的资产（当然地产不在内），准备向日报迈进。那时我们手上有份《联合日报》的执照，准备用《星槟日报》的机器及班底来推展《联合日报》。

讵料《星槟日报》老板林庆金以业主身份要我们复刊《星槟日报》，否则48小时之内迁出。在苦无对策下，我们只好筹备出版《星槟》，未想又是庭令打击下不得出版。就这样出版日报一波三折，我们已感到不是好兆头了。

事实也说明，当我们后来解套官司的限制后，再出版《星槟》已是后劲不继了。只是半年有余的时间，我们顶不下去了。就这样，《星槟》又停刊了（1989年底），也累及《联合报》及《联合周刊》。最后《星槟》产业易主，我们不得不在那一年搬出。从此《联合报》再难翻身，大概一年之后，《联合报》也停刊了。艾柏也失业了。他从此未转到其他报社打工，而是在90年代中期，又回到我合创的出版社和印刷公司上班，惜碰上好景不再，两年之后，我们又再一次分道扬镳。

在一些年后，得知艾柏为《号外》写稿十分勤劳，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当然这也反映出文化人一旦失掉职业也只好过着两袖清风的挥笔杆子的生活。

艾柏就是这么一个安于当一个清苦的写作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文化界留下的是一个不喜欢交际和把自己关起门来写作的评论人，而他是极少数的成功者，这就是艾柏。

刊登于2010年4月26日《号外周报》第476期

透视乌鲁雪兰莪补选 （直挂云帆）

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已拉开战幔，再多3天即见真章，表面上看来这是纳吉与安华的再一次较量，实则它包含的重要意义是民联的雪州政权是否稳固的试金石？因为国阵；尤其是巫统已放出风声决心要在下次大选夺回雪州执政权，不再让民联专美于前（目前是民联36对国阵20）。

雪州之所以重要，是它位于天子脚下（中央政府联邦直辖区所在处），岂容他人打鼾？这在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如果说国阵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重夺吡州政权（民联议员的反叛为它提供了机会），那么它更加重视与中央毗邻的雪州政权。这也是为什么雪州政府一直提防变天，先是担心回教党与巫统组成团结政府；后是担心回教党在雪州的议员“发难”禁酒争议而导致分裂，结果在回教党的“深明大义”下，公正党终于松一口气。

可是转入今年二月以来，公正党似乎霉运连连，国州议员相继辞职。虽然不似吡州退党那样的具杀伤力，但也够令支持民联的人惊心胆战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公正党出了那么多“青蛙”，而且跳来跳去跳不完。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公正党的形象，也连带给民联带来伤害。

所幸此事已在人民意料中。这在过去不是没有先例，而是民主行动党的“政治青蛙”也太多了，以致人民的印象是：反对党议员跳槽是寻常事，不必大惊小怪。

正因为这样，即使公正党面对其议员时不时打出退党牌，也引不起大震荡，反而习以为常。但从这些退党的风潮来看，又反过来给公正党提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只要认真挑选候选人，挑出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有识之士，且又立场坚定者，人民是会原谅，也会给予支持的。再益依布拉欣就是公正党“放之四海皆准”的候选人。

这张皇牌一出，马上扭转公正党候选人（或议员）素质参差不齐的负面印象，而在人选上先拨头筹。毕竟再益本来就是一颗政治闪亮之星，他是因为不满阿都拉政府援用内安令捉人愤而辞首相署部长职；后来加入了公正党，成为安华身边的红人。在民联内的另一颗政治彗星是回教党原吡州大臣尼查。基本上，他们已成为人民心目中安华的衣钵人选之一。

尽管再益过去的人生记录有缺陷，也被指早年饮酒，在人品上被挑剔，但在他承认年少犯下错误，现在已经不再犯了之后，已具备“消毒”的效力。至于再益的女人缘的课题，也只是得个讲字，没有真凭实据。

从一方面看，再益很可能会失去一些马来选票，但从人无完人来分析，再益所犯的错误也不是弥天大罪，预料不可能构成选民在选票上施以惩罚。

再益除了个人的知名度有利于民联外，诸多的政治经济课题也成了民联的筹码。至于这些筹码能给民联加多少分，现在还算不出来。

不过可以使民联较为安心的是国阵派出的候选人是国大党的新雀，卡马拉纳登，他是宣传主任，知名度无法与再益相比。由于是在折衷下杀出的“程咬金”，自然引起国大党当权派的不满，三美威鲁原先坚持其副手巴拉尼威再度上阵，以雪洗前耻，不料未得巫统同意，只好换新人上阵。这样一来，印裔选民的选票会否集中或再自我分散，成了焦点之一。

根据国阵署理主席慕尤丁形容，国阵的候选人是“干净”的，经得起考验。因此国阵打“道德牌”已成为时下的争议点。虽然不是很明显与露骨地挑起民联内的“非道德”行为，但已表示国阵将在这方面当成主题。

但看来民联不会与国阵纠缠个人问题，因为它知道，胜负或成败取决于选民的集体印象，而不是个别的例子。因此民联的战略不会放在个人方面，而是打大事大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不能简单地用308的选绩来看待这场补选，而是必须从新的视角来分析这场补选的可能结果和选民的走向。

首先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选区。最早的时候（1959年起），它是属于马华的选区，且是重量级人物当选，如翁毓麟、许启谟、曾永森及李金狮，但1986年后就归国大党候选人，而且从1990年开始，已是巴拉尼威的囊中物，讵料2008年他以极少数票饮恨，败给公正党的再纳阿比丁，只输198张票。这意味着堡垒被冲破了。

吊诡的是，这个国会选区的三个州议席全为国阵取得（巫统2马华1），也就出现许多的疑点为什么国会败，州议会赢？其实这也无须抽丝剥茧，问题出在候选人方面，巴拉尼威已是一连三届国会议员，自然与选民熟络，他的失败也许与他的服务效率有关，不是选民反国阵有以致之。

由此来看这次的补选（选民共6万3千名），在马来人占90%以上的地区，2008年国阵基本没有抱票，还是维持在2004年的得票水平，平均得票占60%（马来选民占53.9%）。

而在华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其投票倾向就有很大的差别。2004年国阵取得70%以上的华人票，但2008年国阵得票率滑落30%以上（华裔选民占26.7%）。

至于印裔选民占大多数的地区。2004年国阵取得80%的支持，但在2008年只剩下50%的支持（印裔选民占19%）。

正因为华印选民的转向，国阵在乌雪栽筋斗。如今公正党再益对国阵的卡马拉纳登，看来国阵尚未取得优势。预料马来选民的投票倾向变化不大，但在再益出马下，他可能会有些收获。印裔选民在分裂和不置可否下，将使再益占有优势。而华裔选民就肯定让再益占尽优势。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意外，再益将以大热门胜出。

我不同意政治分析员王建民的分析说国阵如果派莫哈末泰益（前联邦部长/雪州务大臣）就可拿下再益，这是从种族看问题，也质疑选民的智慧。

今天不是卡马或巴拉尼威或泰益的问题，而是在国阵旗帜下，只能靠巫统吃糊，打起仗来会较吃力，这就给了再益一个额外的“花红”以便在对垒战中脱颖而出。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4月22日《东方日报》

三大华团应回归本位 （跃马扬鞭）

虽然马华公会新领导层邀请三大华团列席马华会长理事会议风波已暂时告一段落，但华团是否应该介入政党政治已引起反弹和争议。

在一边厢是马华新领导层首次公开地邀请三大华团列席会长理事会，以便能共同讨论华社的课题。这在马华看来是一项“突破”，也是马华开放门户，接纳华团进入其门槛的开始。因为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马华与华团的关系已不再水乳交融，而是华团在有诉求或有困境时，基本上才会要求声称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代为解决。但与其这样的被动，不如改为主动，让华团也融入马华议事中。这应该是马华领导层所要表达的意愿和达成的效果。

这里出现两个争议：（一）马华作为一个政党，即使只是邀请三大华团列席会长理事会而不是中委会，它会不会有去政党化之嫌，也就是将马华下调与华团打成一片？

（二）马华是否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华团陪伴在其左右，即使不是100%的推心置腹，至少也不会成为马华的敌人或公开与马华唱反调？

就在马华上下仍未消化这样的大动作之时，另一边厢的三大华团却也在第一时间陷入困境。我们姑且假设马华新领导层事先有与相关华团领导人打过招呼而获得正面回应或不置可否的反应，因此马华才敢公布这样的决定。

就在这个消息公布后，华团的领导人原先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却引来舆论的大震荡。一时之间，议论纷纷。

这是因为华团与马华手牵手的同时，却面对两个争议点：①华团一向强调“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在参加一个政党的会议成为列席者之后，它可能被认为如果不是这个政党的附属单位，那便是这个政党的一个下属。这样一来，不超越政党的“信条”被打破了。其实我一向对“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说法存疑。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进一步讨论。姑且接受这样的说辞。②一些华团在308政治海啸后，或多或少萌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愿景”，那就是可能越过政党，直向布城提出诉求，甚至成为“华社”一方之言或代表。这意味着华团可能扮演政党的角色，但这是正确的途径吗？

如果这边厢和那边厢同样有两个疑点和争论点，那么三大华团参与（或列席）马华会长理事会议对双方都不好，也不是恰当的流程。为什么强把不同性质的组织凑在一起“共商华事”？选择党外交流不是很好吗？既然在党外交流彼此没有压力，而过去也经常这样子做，为什么要让“交流”的性质变成“党内”事务（列席会议意味着关起门来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事）？这又能收到什么直接效果呢？因为还有一个ATAS。就我们看来，马华是希望在308政治海啸后能借助华团的力量来强化马华的政治代表性；而华团也抱着反正“并无损失”的心态来与马华“同舟共济”。岂知效果适得其反。

毕竟今时不同往昔，以前反对党势力微薄，无法影响华团的走向。例如1982年董教总矢意与民政挂钩，行动党除了抗议并顽抗外，并无法阻止华团亲向执政党。今天反对党已成为一些州的执政党，实力不亚于华基执政党，因此华团的任何举动已不能再沿用以前的思维和模式来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其他政党的感受；更何况在华团内也有不少是反对党支持者。因此华团领导人无需因表面工夫而引起会员的不满与抗议。

如果说华团曾与执政党合作有不愉快和痛苦的经验（如1959年因林苍祐受挫于马华导致马华及董教总组成的三大机构名存实亡；如1971年马华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导致华团要自行注册而与马华分裂；如1982年董教总转向民政“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失算后在1990年转向行动党提出两线制），那么当下的三大华团（华总、商联会及七大乡团）又何必将自己绑在一棵树上授人以柄，这对马华也没有益处，真是不利己也不利人。

因此三大华团回归本位是正确和明智的决定，私下和公开的交流几百次也没有人质问，列席马华会议可就百口莫辩了。就不要在此时给政局“添乱”了！

刊登于《南洋商报》

华团问政与参政的教训 （现代春秋）

最近因为三大华团被指介入政党活动而引起争议，所幸有关事件及快地澄清和淡化，不然势必造成华团内部的分化和矛盾。

其实，华团问政或介入政治事务已非新鲜事，早在独立前就有这样的集体活动，直到独立后也间断性的发生。举手拈来就有下列荦荦大件事：
（一）1947年10月20日，在全马商联会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市活动开展了，是为马新历史上的第一次。领导这场运动的是以华人为主的“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TA），由陈祯禄担任主席，它结合了另一股以马来人为主的人民联合阵线（PUTERA）共同向英殖民政府施压，提出《人民宪章》来代替英国强行实施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罢市是成功的，但未达目的，因为英国不让步，它按照与巫统及各州苏丹达成的协议决定在1948年2月使《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独立前的1947年已出现马新商会组成的商联会。当时的会长是新加坡富商李光前（陈嘉庚的女婿）。他认为见好就收，不要再有持续不断地罢市行动。

在那个年代已出现的政党是巫统，具有左派背景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左倾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及马共组织，马华公会尚未成立（1949年后才诞生）。

这是华团首次大规模的参与各民族组成的抗议行动，陈祯禄出面领导是因为他德高望重，也是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它标志着华团问政的开始。

（二）于1954年成立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基本上是林连玉领导的教总再加上马华的温典光，而他也是代表董事会的双重身份（那时董总未正式成立）共同组成，拥护马华总会长陈祯禄为主席。

1958年也就是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二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他与林连玉共同改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将之改成“华文教育三大机构”。换句话说，正式确定教总、董总与马华的“合法”地位，由三方的主席成为主席团成员。他们是林苍祐（马华）、林连玉（教总）及陈济谋（董总）。

不幸的在1959年林苍祐在马华失势，所谓“三大机构”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是华团第二次问政，也是第一次正式介入政党活动，但功败垂成。

林连玉经此教训后，他就单枪匹马地为捍卫华教献出自己，强力地反对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将华校改制而坚持走独立中学路线。今天的独中也就是在60年代孕育而成的，但林连玉也因此付出代价，在1961年被吊销公民权。

（三） 华团第三次轰轰烈烈介入政治运动是因1969年“513”事件后，在1971年恢复民主（国会重开）时，响应马华的华人大团结号召，一时风起云涌，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

可惜不到半年，华团成立的工委会要自行注册，不希望受控于马华，于是与马华起冲突，也就被迫与马华分道扬镳，团结运动的注册事宜随着胎死腹中。这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使到华团与马华的关系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若即若离。

（四）1982年，不是大部分华团，而是以董教总为首的华教组织支持和响应“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送郭洙镇、许子根、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进入民政党，启开直接参政的纪录。当时董教总面对马华及行动党的左右夹攻，却义无反顾地坚持“朝里有人好办事”的理念。

可是，因为介入民政政治无法取得预期效果，董教总领导人也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五）1990年，获释的董总主席林晃升思想有了转变，他联合了李万千及柯嘉逊等华教及民权份子加入行动党，喊出“两线制”的口号，以使马来西亚更加民主化。

虽然选举结果未如期出现两线制，但也一度壮大行动党的政治力量。旋后又因柯嘉逊及李万千于1995年后相继离开行动党，标志着左翼与中国偏左路线的分歧与分离。

（六）华团在问政和参政没有大大收获后，于1999年大选前，由董总带领的华团（不是全部）提出了意义深远的诉求，给国阵政府带来压力。因此在大选后被秋后算账。董总在郭强全带领下，也与巫青团及马华达成妥协方案。

由此反映出华团问政和参政的道路是曲折不平的，也是充满挑战和变数的。

自此之后，未见华团一窝蜂地倒向某一政党，而是提出了“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的理论作为标榜华团中立的依据，但华团也始终游走于政党政治之间，它们很难说与政党一刀两断，因为不少华团领导人其实也是华基政党的党员。

无论如何，华团与政党维持表面上的独立还是必要的；尤其是在308政治海啸后，华团更应该慎行事，以免顺得哥来失嫂意。

就此而言，三大华团不列席马华的会长理事会是明智之举，也免却许多麻烦，过去历史的教训也足以让华团提高警惕了。既然党外的交流谁也不会反对，那就无需给自己下套了。

刊登于2010年4月19日《光华日报》

周美芬《回师表》的省思 （天下纵横）

我在上期的专栏中坚决支持周美芬 “走为上策”，因为她已没有退路，只剩下挂冠而去这一条路。现在她终于“如释重负”（她自己的感觉），做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除了为她“送行”外，我们也不妨来解读她的《回师表》（辞职报告）（相对于出师表而言）。

她先是否认她之前说过的话：“蔡细历当选总会长我辞职”是一时口快之言；恰恰相反，她说那是她在双十特大后经过思考而做出的决定，因此任何人提出堂而皇哉的理由来挽留她都无法动摇她的决心。而她的去意已决也证明了她自己所说的一段话：“当党内出现身为全民追随，甚至是儿童学习对象的国家级领袖无法树立良好典范而我们却默默接受的时候，那将传达一个让外界以为我们接受败坏文化和不尊重民主体制的讯息，，也是我党遭受人民唾弃的开始”。

这一段不指名道姓的声明（其实整篇辞职文告都没有挑名来批判），自然是有所影射，也就为她的辞职提供了“条件和正当的理由”。因为她“无法继续在担任马华妇女组主席的同时，容忍或姑息健康的价值文化受到打击下沉默不语”。

我们将周美芬的辞职文告拿来剖释，说白了就是她与蔡细历之间的价值观是南辕北辙的。当她坚持自己的立场时，也就得在蔡细历上位后自我牺牲，毕竟这是中央代表民主选举下的结果，不论党内党外是否同意，都得接受这个事实。周美芬在接受事实的同时，又表达了她的不认同和“抗议”之举，这显示出周美芬在捍卫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她之所以和蔡细历起对立面完全不涉及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两人的政治理念无法走在一起，分道扬镳成为不可避免的抉择。

因此每个人无需为周美芬的离去而流泪自责，反而要尊重和赞扬她的鲜明的不妥协和不随波逐流的态度。

是的，一个人离去对拥有百万党员的马华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是不值得喋喋不休的，但当一个人的思想也成为其他人的思想时，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观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周美芬的事件会不会发酵，取决于下列的情况：（一）周美芬走后，不再有什么跟风；也不再针对价值观的问题谈个没完没了。这样，事件会很快平息下来，只是妇女组更换主席，正常得很，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此“一个人走了，地球还是在转动”的。

（二）周美芬走后，在妇女组内产生一种运动，而后又蔓延到华人社会的妇女团体，形成一个“周美芬现象”，并有诸多的解释和诠释，那就比较麻烦和复杂化，也就会冲击党的领导。

不过，在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出马华妇女组会有大动作，因为她们都是秉持过去的传统来推动党务和只作适当的改革，不会刻意和党中央抬杠。对周美芬而言，也不例外。

就我记忆中的了解，马华妇女组从成立到今天并不是一个叛逆和压力的组织，而是更多时候展示其温驯的一面。我首次与妇女组主席打交道时是在1983年，那时是周宝琼担任主席（她自1975年妇女组成立时即任主席），也身兼副文青部长。刚巧那一年是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成立年，忝为创团团长。我邀请她以副部长的身份主持开幕，她给我的印象是恭谦有礼，但不多话。

到了邓育恒担任主席时（1985-1998），我就没有与她打交道，但知道这位大姐是华校生，留台归来，也带了孔孟之道的中庸思想。

来到黄燕燕时代（1999-2004），这位英文教育出身的医生就将妇女组搞成一个活泼的社交组织，既有舞蹈也有撮合情人的丘比特天空节目的举行，终于转变了妇女组的形象。许多的年青人也加入其中，也因为它的开放和不拘束，黄燕燕也留下一些笑话和语录成为经典。比如太太可穿性感睡衣捉住丈夫的心（大意）。

当周美芬接班后（2005），她基本上继承了黄燕燕的风格，但又将妇女组拉回邓育恒讲求忠仪礼仪的年代。巧合的是她与邓的学历和出身大致一样，都是留台生。我与她打交道时发现她得理不饶人，能文善道。

大概是思想的不同，周美芬就不像黄燕燕那样圆滑，也就得在这次马华党选中付出代价。反观黄燕燕则是平步青云捍卫副总会长以最高票当选，也是第一位入阁的马华女部长。因为她适应了政治大小气候，成为当下的热门人物。

反观周小姐却斯人独憔悴，反映出政治的现实与残酷。但对周小姐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如她自己所说“作对了决定，所以很开心”。也许这个时候她开始感受政治流放的路上并不寂寞。

刊登于2010年4月19日《号外周报》第475期

论巫统与马华的“以党治国”（直挂云帆）

无可否认的，在马来西亚将“以党治国”理念或理论发挥的最透彻的要数巫统。它从一开始（1955年起取得了自治政权）就朝这个理念来演绎党政关系，虽然有的时候它是“以政制党”（例如东姑在1959年挑选候选人就以首相的权威踢走马华总会长林苍祐），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以党治国”的（例如1971年敦拉萨上台时，明确提出“以党治国”理念，而且不含糊地以巫统作为政治核心）。因此在1972年党选时，敦拉萨期望其爱将加沙里沙菲依（去年逝世）能中选副主席而成为接班人之一，但因不幸落选而与接班失之交臂。

虽然在1976年时，刚上位的第三任副首相胡先翁想打破常规不从副主席中挑一人为副揆，而想提拔只是中委的内长加沙里沙菲依为副手，以圆敦拉萨的愿望，但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弹，结果胡先翁还得从三位副主席中挑一人为副首相。就这样开始了马哈迪上位的故事和神话了。

自此之后，巫统的主席（也是当然的首相）就没有也无法背弃“以党治国”的理念，即使在1987年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党主席职时，马哈迪有说了“气话”：不一定党主席就是首相，而是决定于谁能掌握下议院大多数议员。

此说不假，但以巫统的“老树盘根”，马哈迪也不敢“大意失荆州”，而是倾全力以赴，他说只要胜出多一票就是胜了。由此可见，他深谙“以党治国”的理念是不容易被扭曲和更变的。

再举一个例子，当法庭于1988年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时，马哈迪马上成立他的“新巫统”，用以取代原巫统。就这样他坚定了“以党治国”的理念。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1981年马哈迪成为首相时，他就刻意开放党署理主席由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争夺，由胜者出任副揆。当时马哈迪这样说，他让党代表自由选副首相。

因为此例一开，当安华在1993年逼走嘉华峇峇成为党署理主席时，马哈迪即使心有不甘，也不得不委任安华为副首相，当时报章只是一小栏发表首相署的公告。

由于这样，马哈迪在1998年革除安华时，也只能从副主席中挑一人接班。就这样阿都拉巴达威开始他的政治青云路。

综上观之，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巫统的治国方略是“以党治国”的，也不存在“党政分家”这一说法。

回过头来看马华公会，它也是从来没有放弃“以党治国”的理论，虽然它明知道“当家不当权”，但也根据巫统的模式以党为重。可是它在某个时候忽略了“以政治党”的逆转性，例如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时，他既不是内阁部长，也不是槟州首席部长，只是一名州议员和被委任的国会议会。而出任部长的马华代表有李孝式、陈修信、梁宇臬及翁毓麟。就这样，一切重要决策在内阁中决定时，林苍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因为这样，东姑在1959年对联盟候选人的排阵是“以政压党”时，马华当权派只得靠边站，“以党治国”的理念成为笑柄。

当林苍祐于1959年辞总会长后，接位的是过渡人物谢敦禄，他也不是内阁部长，只是一名上议员（曾任吉打州行政议员），一切权力操在陈修信手里。因此从1959年到1961年，马华的“以党治国”理念只是流于形式，也唯有在1962年陈修信正式出任马华总会长后，“以党治国”的理念才多少发挥作用（即在马华的配额下由马华推荐人选）。

李三春（1974-1983）显然是最会演绎“以党治国”理论的。他决意牢牢控制党，再用党的力量和权威与巫统力争。当然这是在不伤及巫统权益的大前提下进行的。比如马华被允许在国阵内向民政党发难，只要能拿下民政党，巫统是不会太过干预的。

马华在李三春之后所出现的总会长，说老实话竟无一人能出其右。这不是说他们的学识没有高过李三春，而是他们的谋略与政策的制定是不够党性化，经常碰到外来的压力时就折返或绕道而行，无法像李三春的时代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位敢做敢当的总会长。他连行动党老大都敢面对了，还有什么他不敢做的？他在位时起用林建寿打林苍祐的战略不论对和错，不论你同意或不同意，他是带活马华公会（至少在槟州是如此）。李三春更绝的一招是专门在槟城收编反对党的议员，以加强马华的政治力量和谈判筹码，例如在1982年大选前，马华原只有两个槟州议员（即石清霖与黄瑞钦），后来李三春拉拢两位行动党州议员（陈毓书与萧汉钦）加入马华，又于1980年的一场补选林建寿胜出，马华一共有5名州议员。这使到李三春累积了筹码要求槟州以8席对8席和民政平分秋色而得逞。

自李三春以后在位最久的总会长是林良实，无奈他是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出任总会长，要怎么突破也不可能了。抑有进者，马哈迪的“以党治国”中也会使出“以政治党”来克住马华公会不能轻举妄动。对此，林良实有最深切的感受。来到黄家定的年代（2003），国家已进入阿都拉时代，他同样发现到马华在国阵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模糊，因而他转向党内提出改革之道。这种民主化的推动也无法改善和提升马华“以党治国”的地位，因为它必须面对强大的巫统或让路或妥协，否则难成大事。308政治海啸就是让马华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

如果说“以党治国”模式行不通，马华需要改成“党政分家”又是否行得通呢？它依然有危险性。

例如新任总会长蔡细历不入阁，让其他人担任内阁部长，走向“党政分家”第一步。这是马华自陈修信以降就不曾有过的先例。蔡细历如果不想成为林苍祐第二或谢敦禄第二的话，他应有所领悟和警惕自我设陷。

刊登于2010年4月15日《东方日报》

评狄娜的“左右逢源” （跃马扬鞭）

被形容为奇女子的狄娜（梁帼馨）于3月31日在香港逝世，终年65岁。她的成名是因为在六七十年代拍摄香艳影片而被人津津乐道，艳星之名也随着《大军阀》一片（因内中有裸露镜头）成为她的标记。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她的年代也有其他艳星或性感女性出现，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她在后来竟被标签为“左翼份子”，更有人写文章称她是《一个左派女子》，作者阎丘露薇还作了这么一个牵强的注脚：“狄娜之所以背负艳星的称号，和她被认为一向左倾的思想有关。因为那时欧美流行的左翼思潮带着女权主义，使她成为香港电影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除此之外，丘露薇更拉出一段莫名其妙的话：“或许是因为中国社会，大家对演员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的观念，没有看到电影行业一向是左翼思想聚集的地方，才会觉得她的人生是如此的充满了传奇”。

丘女士对狄娜的评价出现两个盲点：（一）因为左倾，所以叛逆和走极端乃至早年走上艳星这条路与其思想是“符合”的；（二）电影行业一向是左翼思想的“温床”，狄娜的出现是合理的，以后的转变也在情理之中。

就香港和亚洲的社会来说，左翼和左倾是一种政治运动，包括统战在内，而且以中共的指导思想为圭臬。虽然60年代也流行欧美的反现政体的运动，包括学生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但亚洲的左倾运动基本上与西方有所不同。它可以作如下的区分：
（一）50年由于中共的崛起，毛泽东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从此在亚洲的土地上出现两大共产巨人：一个是苏联，另一个是中国。东南亚国家也成为被左倾运动冲击的地区，因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介入了亚洲的反共运动，喊出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用军力阻止东南亚被共产化和社会主义化。右翼思想主导了非共社会。

（二）六十年代，中国从大跃进走向“文化大革命”，从左倾到极左，因而出现“社会主义是栋梁，共产主义是天堂”的口号。当“文革”在1966年正式成为中国一发不可收拾的政治运动时，它就简单地区分人的立场，不是左派就是右派。像狄娜这样的言行被打成右派是预料中事，她怎么可能在那个年代用左的思想武装自己成“叛逆的卫道者”？因此狄娜当时的“艳和脱”，在文革者的眼中是无可妥协的“政治敌人”。

再说，就我所知的六十年代，因为左翼的势力无孔不入，西方及支持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团都尽其力的维护右翼的立场，反对左的渗透，右派也就大行其道了。例如当年的邵氏影业及国泰影业（电懋）都是打着台湾的“中华民国”旗号，以“自由世界”为理念，而推出一套又一套伦理片乃至香艳刺激的影片，带有反共意味或避开政治课题。也只有香港的长城及中联影业推出中下层的走工农路线的电影，与所谓狄娜的角色是澈底划分界线的。但左的市场小，右的市场大，林黛成为亚洲四届影后就是右翼影界捧出来的。狄娜同样是那个年代被右翼影业推出来的香艳奇女子。这也说明电影界不是左的温床，至少香港和台湾不是这样的，而且右得毫无掩饰。

（三）但转入七十年代，狄娜人生的大转变是不可思议的存有疑点，她在《大军阀》（1972年）演出后，与香港新华社有来往，更在1973年申请破产，表示与“资产阶级”决裂，要当无产阶级战士。这是十分好笑的举动，如果不是负债还不了，申请破产做什么？

她公开宣布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要在中国发展，没有表明立场，在文革时期是拿不到一张“长期饭票”的。但我们不知道在文革时她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当许多人的海外关系被描绘成“通敌”罪名时，我们无法想象狄娜如何有“三头六臂”成为“文革”的“宠儿”？不过，她后来自揭在香港拍电影时，已为中共收集情报，并承认是扮演“间谍”的角色（也许自我抬高身价，可能只是其中一个耳目）。

大概凭着这一关系，她在70年代打通中国政界走进中南海，因而使得她能在机场建立导航系统上有份参与投资和发展，终于为她转运。但这应是中国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为她带来巨大的商机。这就是说，她是在中国褪下左的色彩后才发迹起来的。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60年代文革时被誉为“红色明星”的传奇石慧夫妇在息影后也在中国的机场免税商场打出一片天。这也多少可以说明“左的明星”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狄娜向左转也是因势利导，不然她如何立足？

尽管她的智识浅薄，也曾闹出历史笑话，但狄娜确实很会利用中共来包装自己，而她留给我们的是“乱七八糟”的形左实右的21世纪既负面又模糊的形象，难怪中共新华社在她逝世后，也只承认她帮助在机场建导航系统，其他一概只字不提。

我们只能这样说，狄娜是自我标榜的左派，其实她的生活和思想也是右得可以，她怎么可能是《一个左派女子》呢？

刊登于2010年4月12日及13日《南洋商报》

民政不能再沉默了 （现代春秋）

这一回不是巫统的人，但也是亲巫统的人向民政党毫不容情且尖酸刻薄地开炮，这个人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土著权威机构”（Perkasa）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他说：“我实在同情民政党，因为民政党现在不过是个空壳，其党主席甚至要（以）受委上议员方式入阁，所以民政党实际上没有一点民意基础”。 依布拉欣阿里原本是巫统地方干部，但不受重用，曾以独立人士身份在2004年参加大选败北，但在2008年获得回教党的让步，得以在回教党的旗帜下参选结果胜出。 在理论上，他是借回教党的外壳“上阵”，不算是回教党推出的候选人，但在中选后归纳为支持回教党的国会议员是天经地义的事。基本上，他也安分一年之后才开始蠢蠢欲动，后来就索性离开回教党“自创天下”，成立“土著权威机构”。表面上看来是为马来人而斗争，实则是支持国阵的一个外围组织。 在这种背景下，土著权威机构也找到强有力的支持者，那就是前首相马哈迪于3月27日高姿态地为这个组织的首届会员大会主持开幕。他给这个组织壮胆时这样说，非马来人应停止毫无根据的指责，否则无的放矢只会挑起族群的情绪。 在这方面，依布拉欣阿里也转其语气大力颂赞马哈迪过去的丰功伟绩，并强调它的组织是与巫统为友而非为敌。如果巫统与他为友，就会输掉选举。这显然给纳吉领导下的巫统一个提醒，也难怪巫统并不视它为一个极端组织。因为它的矛头除了指向行动党外，也挑起1999年的诉求事件。他指责华团当年的诉求是“抵触《联邦宪法》赋予马来人的特别地位的。 为了展示他的权威，他高举马来短剑表达要捍卫马来人的权益，这种行为似乎向巫青团“偷师”（不过在308后，巫青团已不流行这一套），真没想到这个所谓非政府组织也不避嫌地依样葫芦让人感到浑身不自在。 虽然它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也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它表明它的亲巫统，甚至扬言要加入国阵组织来看，他的一举一动对国阵徒有负面的影响，也不会给纳吉加分，理由是依布拉欣阿里所鼓吹的种族论调与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反击相关言论，民政的丁福南批评这个组织的种族倾向，也揶揄马哈迪的言论非领袖所为，结果引来反弹。除了该青年团要求丁福南道歉外，依布拉欣阿里更是狠批民政是个什么也不是的政党。这种说词不但是比较偏激的，也在某种程度上撬开民政的伤口。 民政党在308后真是祸不单行，处处被友党或外围组织看不起，先有槟城巫统的阿末依斯迈与许子根过意不去，直挑其毛病；显然带有强烈的反击和报复的议程；后有巫统党人当众撕破许子根的肖像，结果造成两党关系十分低落，甚至有所谓“绝交”这等玩意儿。 从2008年到今天整整的两年，民政与槟州巫统的模糊与暧昧的关系也使到槟州国阵组织形同虚设，完全展示不出团结与合作的精神。就在民政尚未稳定其在槟州的地位时（虽然许子根已重被委为槟州国阵主席，但槟州巫统已放话要求换人），又爆出依布拉欣阿里的辛辣言论，给民政带来极大的冲击，可谓雪上加霜的双重打击。 如果国阵经过研究后，不反对“土著权威机构”加入成为其中一个非政府组织，民政党又该持何种立场？这事可能会发生，民政岂可掉以轻心？其实，民政在今天仍被有心人指指点点和极尽其挖苦之能事，盖因民政失掉槟州的主导政权，也就是把命根子丢了才换来今日的屈辱。而民政本身又没有及时展现其作为一个政党的崇高尊严，也就被某些非高层人物踩在脚下；也正因为是非权威人物的所为，民政不以为意。岂知这些踩压行为如阴魂不散的纠缠着，久久不愿离去。 有很多人看到民政这样的逆来顺受感到非常难过，也为民政打抱不平。但身为局外人只能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而身为党员的民政党人，又何尝不是痛在心里呢？ 说句公道话，在丁福南发话后，迎来了依布拉欣阿里的反击是不应就此保持沉默的，党内平常爱打抱不平的人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怎么不作为丁福南的后盾，敢敢与依布拉欣阿里较量一下？以证明民政不是空壳的政党。民政正需要的就是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不能再畏首畏尾了，反正它在目前也几乎是“一无所有”了，没有什么好损失和患得患失的。 说真的除了槟州，民政并没有条件在其他州发难，这就是民政的局限；但也因为有所局限，民政的翻身也就比其他政党更容易集中一切资源。如果民政不振作，还是迷恋过去的日子，那将会与人民的关系越来越远了。因此作为一个政党，它应当知道，时间是不等人的，改革就在眼前。 刊登于2010年4月12日《光华日报》

谢诗坚 财智献文教商界 获海外表扬

报导：翁愫娴 摄影：董昆明
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于一代著名儒商，积极推动韩江三校的校务发展，建立海外华文教育完整体系的著名时事评论员拿督谢诗坚博士是财智双全的儒商代表，也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凭着积极入世、挥洒才智及点评时事的才华，谢诗坚不论在商界、教育界、评论及文化界皆拥有亮丽的表现。谢诗坚最近多了两个光环，获选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财富时报》社、凤凰卫视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并获得其中的“突出贡献”单项奖。此外，在台湾行政议院挑选出“东南亚”20位客家精英中，谢诗坚就是其中的一位。

对于获选为“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谢诗坚坦言，获得该奖项的人物包括了赌王何鸿燊的儿子何猷龙、著名作家海岩等重量级人马，他能够幸运的成为其中一人，确实让他始料不及，而感到非常的意外。

“我是在去年12月24日，接获从北京拨来的电话，告知我获选为中华十大财智人物。”这让谢诗坚感到不解的是，从来没参加过类似的选拔，何以得到这国际性的殊荣？况且，对他来说，他可是有“智”，但没有“财”啊！

后来方知晓这“十大财智人物”是经过被提名，从海外挑选出1000名具影响力及财智的人物，再精挑细选60位入围者，到最后选出30位，即：10名十大财智人物人物奖、10名特别奖及10名单项奖。而谢诗坚，则荣获单项奖。

由于当时接获通知的3天后，即27日就必须出席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颁奖典礼，在时间匆促的情况下，订不到机票，唯有交代身在北京的友人代领。虽无法亲自接领这份奖项，但对谢诗坚来说还是非凡意义的。不过，从获选至今，他仍然不知道是哪个“贵人”提名他。

感谢评委会确认我作为一名时事评论家及作家的地位，也感谢主办单位把韩江三校（韩小、韩中及韩院）带上国际舞台。它是海外华人的一盏不灭的文化教育明灯。”他流露出感激的神情。

打造客家文物馆
同样在惊喜的情况下，谢诗坚被台湾行政议院挑选为东南亚客家精英，主办单位更拉队到槟城录摄及访问这名在客家文化上贡献极深的客家精英。

谢诗坚于1996年接掌客属公会会长的职位后，即积极的投入客家事务。客属公会会所在1989年遭大火烧毁，他上任后，即用两年的时间筹款重建1栋5层楼高的客属公会会馆，让客家重新拥有一个家。另一方面，在他积极的推动及策划下，成功打造了第一个客家文物馆。目前，他也积极的策划建设一个浮罗山背客家村及客家文物馆。

谢诗坚过去不断地积极推动及发扬客家文化，搜集有关客家人南来槟城的历史资料，以及种种客家人的历史足迹。谢诗坚对传承文化的坚持，为的是表扬及纪念客家先贤，让更多的人知晓客家人的文化，因此，谢诗坚被选为东南亚客家精英。

谢诗坚为教育、商界及客家文化的贡献，都一一尽录在《2009.中华十大财智人物》及东南亚20客家良材《静水流深》一书中。

新著道尽斗争史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新著是拿督谢诗坚博士耗时3年撰写的呕心力作，也是谢博士在厦门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

这本新著，虽然是从文学批评角度探讨50年来马华左翼文学的演变，但也折射出50年来马新左翼运动的统战和斗争，包含着血泪的交织。

周六新书推介
拿督谢诗坚博士于4月17日，早上11时正，在韩江学院多用途礼堂为《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新书举行推介礼。届时，我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将前来主持。同时，马华学者何启良副教授及著名左翼作家韩山元在推介礼后会评述有关新著及讲解马华文学。

29岁当总编辑
自1966年开始，谢博士即投入新闻工作长达25年，从担任《星洲日报》记者到29岁成为全马最年轻的《星槟日报》总编辑，谢诗坚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大马政治风暴及演进。
1985年，谢诗坚因和新老板理念不合，离开了星槟日报，创办《联合报》。当时仅用24万令吉创立报社是属天方夜谭，却让他搞得有声有色。到了1988年，《联合报》的每期销量达至5万5千份，成绩相当优越。

重大打击逐封笔
后来，因为董事会操之过急，把停刊的《星槟日报》顶接下来准备复刊，无奈出师不利，面对旧员工抵制及要求解决薪金问题。就这样，停办了3个月，虽然后来复刊，但是因士气低靡及广告欠账收不回，谢诗坚毅然决定将《联合报》出让。

受到如此重大的打击，谢诗坚从此离开了报界，也开始封笔。一直到1999年，阔别了10年，在报社邀请下，才重新执笔写评论。

中药生意闯片天
在离开报界后，谢诗坚却在中药生意中闯出了一片春天。从小在药店长大的他，对中药材并不陌生。后来，谢诗坚亲自前往国外引进中国、日本、香港、台湾的药材和药品，短短的一年里，将办报的亏损都赚了回来，也奠定了谢诗坚在商界的地位。

谢诗坚在1996年进入韩江董事会，积极投入办校行列。2000年正式成立韩江学院后，担任了名誉院长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这也让谢诗坚有感学有不足，也发觉应提升及加强自己的学问，因此毅然决定重拾书本，前后花了6年的时间在中国完成硕士及博士学位。期间亦发表了《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3篇论文。

谢诗坚简介
毕业于韩江中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先后考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硕士及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曾从事新闻工作达25年，曾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目前担任韩江学院名誉院长、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槟州客属公会会长、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兼总经理、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署理事长、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马来西亚7大乡团工委会副主席及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 对新闻评论及时事的热忱，是谢诗坚生活中的动力。

■ 谢诗坚是拓展华教及传承文化的时代典范。

■ 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新著。

■ 客属公会会所在1989年遭大火烧毁，谢诗坚上任后，用两年筹款重建1栋5层楼高的客属公会会馆。

■ 2000年正式成立韩江学院后，谢诗坚担任了名誉院长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转载自2010年4月15日《光华日报》

周美芬“走为上策” （天下纵横）

有人怪周美芬看不请时局竟脱口而出地说如果蔡细历当选总会长她就辞职。现在蔡细历终于当选，第一个最尴尬和难受的也许不是周美芬，但肯定是在三名之内。换句话说，她的难受是排在黄家定和翁诗杰之后。

但周美芬这样子说有错吗？她没有错，而是表达了她的政治立场。如果她有错的话，那是后来的发展不幸走调。

什么是后来的发展？那就是周美芬在一片挽留声中留了下来不走了，理由是“尊重大多数人的决定”，也是“为了党的团结和未来”。如果此事发生，周美芬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对于一位政治人物来说，诚信与兑现承诺已荡然无存，等于是政治自杀，因为她把她的诚信与政治操守典当掉了，剩下来的是虚有其表的乌纱帽，没有人会为她的行为喝彩，但会有很多人喝倒彩和不屑其为人。因此摆在周美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毅然辞职，没有挽留的余地，因为她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即使妇女组全体或大部分中委挽留；即使马华中委挽留乃至蔡细历也表态挽留，周美芬已不能“改变初衷”。这不是不卖面子的问题，而是周美芬要给自己留下政治面子，这也不是其他人帮得了和解决得了的政治门坎。

痛苦是必然的，失望也是在预料之中，甚至迷茫不知下一步何去何从也是人之常情，但这些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改变初衷的理由。

其实周美芬这一走倒可以为她自己累积政治筹码；反正日子不会很长，只是一年半之后马华又会改选，那时夹“诚信”之名而战，周美芬形象会更超凡脱俗。不是有一句名言：“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吗？我相信周美芬会义无反顾地潇洒辞职，以便日后能堂堂正正做人。即使无党职无官职又何妨？马华妇女组可能因出了一位周美芬而让人另眼相看，声价和权威性也会相应提高，因为一向以来被视为温驯和站在男人背后的妇女组大姐，也敢于说不。若非是十分的勇气，是不敢随意夸下海口的。不管周美芬是不是失言或一时心直口快，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美芬要“顶天立地”的对得起自己和“天下人”，切勿为短暂的高官厚禄及名利而弃诚信于不顾。良知与信誉是从政者最为重要的护身符，否则就沦为政客一名了。

政客是不需要对言行负责的，即可食言，也可背信，但等着他的是被唾弃的下场。

周美芬这一路走来挺不容易，我相信她会选择“牺牲小我”这条路，因为她必须捍卫妇女组主席的尊严，必须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如果回顾历史，她是马华妇女组第四任主席。当马华妇女组于1975年组成时，周宝琼是第一任主席，后来也官拜副文青体育部长，一直到1985年卸任，由邓育恒取而代之。她也同样官拜副青体部长，一直到1998年。

1999年的选举，马华妇女组有一场友谊波，由身为署理主席的陈仪侨对垒秘书黄燕燕，胜者升正，负则任署理，结果黄燕燕被扶正，她一直做到2004年。

2005年的党选，黄燕燕越晋竞选马华副总会长而胜出。她留下的空缺由周美芬顶上，因为另一位对手陈仪侨已失去竞选资格，也无缘在2008年大选中上阵（后来她加入了公正党）。

周美芬是在1998年黄燕燕当大姐时出任副组织秘书的。她也是在这一年当选国会议员，而在2004年大选胜出后，出任政务次长。虽然在2008年政治海啸中被淹没，但一年之后她被委为上议员出任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没想到在摔跤后刚要冲刺又陷入马华党争。 这一争也弄得马华“分帮立派”，直到近日才尘埃落定。然而这位马华的大姐大又要说拜拜了。

我总是相信，她这一走会很快回来的，因为她的清新形象是政治的资产，而不是负资产，除非马华与自己过意不去，否则没有理由不把她列为候选人。至于能否当选，那是她的造化了，不必怨天尤人。

刊登于2010年4月12日《号外周报》

马华“以党治国”的评议 （直挂云帆）

并不是只有共党执政的国家才推行“以党治国”的理念，而是有些推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奉行“以党治国”的理念。英国人给它的殖民地留下的政党政治就是朝着这一方向走。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但英国人民因政治已成熟，也早已过渡到政党是选举机器，而不是停留在“以党治国”的阶段；可是马来西亚直到今天仍在沿用“以党治国”的政治模式。

最明显表达这一意愿的是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0年9月22日就任时这样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便巫统来决定其形势—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统来决定”。

这是“513”事件后我国政治经过洗牌后，首次由巫统主席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在以后的岁月里，巫统按照这个理念对政治格局作了相应的调整，包括于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国阵，以容纳更多的政党加入巫统组成的家庭，以国阵的名义联合执政。

即使在敦拉萨以前的东姑时代，巫统也在1959年展示了它的权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8年马华改选，林苍祐上台出任马华总会长，他与其团队提出了要求分配1/3的国席予马华（总数104席），以便修宪时马华获得咨询，双方关系因而闹僵。在暗渡陈仓下，东姑避开林苍祐当权派而与陈修信派取得结盟，推出1959年没有林苍祐及其派系人马的联盟候选人。

堂堂总会长没有参与推荐候选人的份，显示了马华在那个时候“既不当家也不当权”，好像不存在或不流行所谓“以党治国”的理念，要不然怎么会发生总会长被搁置一旁的事件？

正因为这样，当陈修信于1962年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后，党章就以巫统为模式作了修改，也赋予总会长巨大权力推动党务，“以党治国”的理念逐渐在马华形成。例如1972年，陈修信直接向首相提出委任林敬益为特别任务部长（新村事务）而获得接受；又于1973年撤林之职务也同样被接纳。这表现了马华当权派得以有限度地发挥了“以党治国”的理念。换句话说，如果未得总会长的同意，是没有可能出任内阁部长或一官半职的。

到了李三春的时代（1974-1983），他因受挫于民政的出现而降低了马华在政府内扮演的角色，乃通过另一方式演绎马华“以党治国”的本色。例如1979年马华党选后，失败的曾永森面临除名内阁的命运。李三春一封信给时任首相的胡先翁，曾永森就失去部长职。又如在1982年大选前，李三春用他的政治生命赌一把，宁可移师芙蓉国席面对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换取马华在槟州的“抬头”，获分配与民政同等的州席（8对8），且被“承诺”哪个政党议席较多就出任槟州首席部长。林建寿与林苍祐于1982年争夺首席部长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后来马华落空是另外一回事）。

自陈修信以降，马华的历任总会长并没有改变“以党治国”的方式来整顿和改组马华公会。虽然它在马哈迪主政后（1981-2003）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乃至压力，在推动“以党治国”的策略上受制和力所不逮，但没有因此促使马华重新思考它跟随巫统的政治模式是否需要检讨，因为巫统确实是“以党治国”，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马华在国阵内的地位越来越模糊，也不得不承认“当家不当权”。但在整个国阵大格局不改下；尤其是巫统“以党治国”的理念牢固下，马华公会也只好随波逐流了。

举个例子说明，1999年大选后，马华在槟州赢得9席，民政党11席，突然有两名民政当选议员退党成独立议员，表明支持马华公会（情况如同吡叻三名州议员背叛民联成为独立议员，但支持国阵）。这一下子，马华有11名州议员，民政剩下8名。如果按照1982年的“君子协定”，则议席多的政党出任首席部长。可是马哈迪首相在左思右想下，觉得不妥当，最后还是把主导政权交回给民政党，理由是这样的选后跳党不算数。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那一年的浮罗交怡的神话故事就是这么来的（马华的全部议员被请到浮罗交怡度假，不许与外界联络，“软禁”中被善待，等着槟州再变天）。

这说明了在时局不同下，马华的“以党治国”理论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没有直接掌握政权，而只是分享部分政权。

在这方面，时评人潘永强提出了“以党治国”的理念使到马华陷入困境，而必须转型到“党只是选举机器”；同时马华的过度民主也无法发挥政党效用，还不是总会长一人说了就算。

这个说法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但马华转型得了吗？首先它有两个问题必须探讨：①马华公会的“以党治国”的理念是否是错位的安置？既没有这样的权势和控制权，又何来推动“以党治国”的理论？除非它在联合政府内有一定的权威和决定权。②在巫统不改变既定的方针和治国方略下，马华能自我转型吗？即使马华成功转型成“党只是选举机器”，那谁来代表马华争取在政府的权力。靠中选的代议士？若代议士减少（如若2008年大选后），马华又怎样？若是更少又如何？假设马华又恢复全盛时代，参选40席全胜，但在222总数席位中，它能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的算来算去，马华在巫统不转型下的自我转型，那也改变不了当家不当权的局面。因此马华应该不是因为“以党治国”的理念造成困境，而是它在国阵结构性的改变下，无法相适应地调整自己，反而继续按照自己的模式追求民主化，以为民主可以为马华带来振兴与活力。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华还是无法解决在政府中的弱势地位，比如后期的马华把官职交给首相决定，如果首相不换人，它也是没有办法的，不似陈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可以发挥换人的权力（有点“以党治国”的味道）。因此在马华党选过后，马华部长和官职在什么时候变动，是由首相来决定，不再是马华说了就算。这意味着“以党治国”的理论已告退化，马华也许需要另寻对策。我们且将这个重责交给马华本身去深思和检讨。

刊登于2010年4月8日《东方日报》

纳吉拜相一周年感言 （跃马扬鞭）

第六任首相纳吉在不知觉中已上任一年。他是在巫统内部震荡不安中上台的，因此容易比较在他之前和他之后的巫统政局。由于他是通过民主的选举选出了他的团队，巫统也相对稳定下来，不再如同阿都拉的年代，整天的纷纷嚷嚷，弄得党内人心不安。最明显地反映在前首相马哈迪停止了尖锐与苛责的批评，且主动地恢复了党员籍。这对在去年4月3日接棒成为首相的纳吉来说，无疑是一个胜利的标志。因为他比阿都拉更能拉拢元老回归，而且也稳住了军情，党上下显示了对新领导层的支持。

正因为纳吉凭其圆滑的政治手腕收服了巫统各派各系，遂使到内部斗争和矛盾缓和下来，也因此给予纳吉一个广阔的空间推行其政改。

由于时间的紧迫性，纳吉一上台就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用以修补马哈迪和阿都拉两人长期执政期间出现的东西马裂痕，特别是沙巴的非法移民问题困扰了沙巴人民整整30年有余，内心的不悦之情可想而知。

如果说阿都拉在308政治海啸后对东马的让步还不够收服人心的话，那么纳吉就十分识时务地抬出“一个马来西亚”大宝号，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东西马是一家人。这种感觉虽然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实质性效果，但至少让东马人民的心理失衡得到了纠正；尤其是纳吉后来又宣布916是国家公假，也就了却东马人的心愿。最低限度，他们所熟悉的916也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虽然不能取代831独立日，但已是提升到相提并论的水平（东马人也可解读916是“独立日”，而831时“默迪卡日”）。就此而言，纳吉的政治策略，也让他上位取得了正面的回应，并将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可以这么说，在安定国阵的大后院（东马）后，纳吉基本上已解除安华在2008年大选后高调提出“916变天论”所带来的压力，反而借势在西马搞一记回马枪。例如2009年2月的“吡叻再变天”，几乎让对手措手不及与意想不到。因为这样，民联与国阵的斗争加剧和升级了，更贴切地说是与巫统的针锋相对已拉开序幕。

这样一来，当在这一边厢的巫统显得风平浪静时；在另一边厢的民联或缩小来说公正党则显得惊涛骇浪，相比之下，纳吉在政治上似乎是“以逸待劳”；反之安华则疲于应对一个又一个的冲击，包括他本身的“鸡奸疑案”。这就是在过去一年我们所看到的新首相与安华的政治过招进入了方兴未艾的阶段。

除了政治之外，纳吉的经济政策则显得比较大胆和开放。他提出的670亿元的经济振兴配套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内经济的成长和制止经济下滑的功效。继之后，纳吉又在去年6月作出重大的宣布，解除备受非议的外资委员会对股权交易的管制，也撤消30%土著股权的限制。这意味着新上市的公司今后无需遵守有关规定。

与此同时，政府又宣布成立一个名为“国民资金公司”的机构，资金将从5亿元逐步增加到100亿元，以促进土著的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

纳吉的信心是源自于去年6月时，国家的经济被预测在第四季度有出现正增长，果然转入今年2月公布的数字显示有4.5%的成长，且预测今年的全年成长率达5%。

不过，这还不足让马来西亚跳出世界经济不景的阴影，因此纳吉决定将国家经济转型，以便在10年内发展成为一个中等以上收入的国家。他在3月30日的2010年投资马来西亚大会上公布新经济模式时强调我国将在10年内将国人的人均收入从目前的每年7千美元（约2万4500令吉）大幅地提高至1万5千美元（约5万2500令吉）。这就是说，政府将在2020年达致如马哈迪订下的先进国的宏愿指标。

回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整整1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和改善，如果有个比较的话，那在90年代是人均约5千美元，而今只提高至7千美元，增长率有限（1998年后我国货币贬值，已从1美元兑2.5令吉提高至1美元兑3.8令吉）。若以此推论，在未来10年内人均收入翻一倍几乎是高难度的挑战，也是政府新经济模型所要攻克的难关。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未能带动私人企业界一起成长，则政府要在明年推出的消费税（GST）就大有阻力了。根据所知，政府是希望将消费税定在4%的低水平，又鉴于担心国人的承受能力或仍不足，因此又再放缓脚步，暂不在国会二读。

无论如何，要达成先进国，消费税看来也是势在必行的，只是政府必须选择最佳时刻让人民在无痛苦下接受，这又涉及政治课题了。换句话说，纳吉有需评估政治大气候，不可贸然推行消费税以免引起巨大的反弹；而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就成为纳吉就任一年的KPI的打分。也唯有在政治上表现得可圈可点，才能确保经济改革开花结果；反之若政治上有阻力，就要重新检讨或更改整个经济战略了。缩小来说，这是一场纳吉与安华的角力战。

刊登于2010年4月5日及6日

民政的政治坎坷路 （现代春秋）

这是一个老故事，但它显然不断重播，且加播新的段子，看起来是两个人的斗争（阿末依斯迈VS许子根），其实是牵涉到国阵的结构性的合作模式已出现了失调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应从很久以前说起。那是1969年民政突然上台执政，改变了槟州的版图。两年之后，民政发生内讧，为抗拒反叛势力得逞，林苍祐向巫统取得灵感。在敦拉萨喻令下，槟州4名巫统议员不能倒林苍祐。就这样，反对党及反对派在槟州议会对林苍祐投不信任票失败了，这是1971年的事。 1972年，民政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贴切地说是民政与巫统携手合作的开始。从此巫统对民政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重要到没有了巫统的支持，民政主导政权就不存在。 民政之所以不能依赖马华，那是有下列理由的：其一，民政基本脱胎于马华，怎能回归呢？其二，那一年马华在槟州是零席位，合作无从进行，冷战则持续；其三是马华在69年大选后已是“有退无进”，对民政没有大威胁，两者即便合作，也只是虚有其表，不具实质意义。这事发生在1974年联盟扩大到国阵后，民政加入其中，它和马华只是同床异梦，只有相互排挤，不存在推心置腹。 当民政成为国阵一员后，它与巫统的关系也因时局的变化而有了改变。例如在1974年的大选，民政仍拥有11个州议席对巫统9席，算是槟州国阵第一大党，但在1978年大选后民政的议席相对减少至8席，巫统保持9席。由于马华有七人帮搞局，使到民政元气大伤，两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民政更靠向巫统。自此之后，民政在槟州议席旧没有超越巫统，双方关系也就有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是对等的地位。因为民政要保有首席部长职，巫统也就要求在槟州政府内享有实权的地位。 明显的变化在1990年来到。这一年大选，林苍祐跌马，民政只剩7席，马华又再零席，巫统则拥有12席，已俨然成为国阵老大。在这种情势下，巫统做个顺水人情让民政保有首席部长职，但行政议员数目以巫统居多，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主从关系了。 虽然在此之后，马华有力争上游，席位大有增加，但民政的议席也相对平稳，也就不需要依赖马华来巩固政权，因为巫统没有要拿首长宝座，民政又何须争取马华打保卫战呢？再说民政也始终不相信马华不再觊觎首席部长，两者之间的一道鸿沟是无法弥合的。果然不出所料，1999年的大选，竟形成马华势力坐大（两位民政州议员退党，转向支持马华，致马华拥有11席，民政则从10席减至8席，一场争夺首席部长职就在浮罗交怡上演），对民政的政权构成威胁，最后由大家长（马哈迪）拍板决定仍归民政，许子根化险为夷后，民政更是与巫统捆在一起。正因为民政是以弱势的席位主政，在某些重大课题上，受制于巫统的安排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阿末依斯迈就是在90年代许子根主政时浮现的一位巫统新人。他也运用政治的人脉关系取得了巫统升旗山区会的控制权。换句话说，阿末依斯迈坐镇的升旗山国会刚好是民政的选区，而升旗山辖下的丹绒武雅州议员正好是首席部长许子根的选区。 就这样，阿末依斯迈的政途也是一帆风顺的，既成为巫统一方“盟主”，也就先后成为市议员，上议员，又回到市议员，同样受封高级勋衔。虽然升旗山及下属的4个州议会选区全属民政及一个马华，但阿末依斯迈所起的作用是民政未敢轻视和怠慢的。 当2004年大选后，即使许子根地位稳固，他和阿末依斯迈之间的关系已起了微妙的变化。 2008年的大选，阿末依斯迈与许子根的关系进入冷战期。这一年刚好许子根弃州攻国，且转战威省，也就避开阿末依斯迈的压力（许子根的改变选区是整个战略的布署，与避开阿末依斯迈没有直接关系）。讵料许子根这一仗全军覆没，使到民政的政治地位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失败后的民政党，也因阿末依斯迈的“寄居论”又再起争论。如今提前解冻党籍的他，又重新在升旗山区会活跃。这对民政来说，又是需要重新调整政治策略以应对变化中的政局。民政这一路走来，真是既曲折又坎坷。 刊登于2010年4月5日《光华日报》

历史救不了未来 （天下纵横）

民政党老大许子根说，槟州国阵将出版一本记载国阵政府在过去18年来的贡献及功绩，包括在经济、社会、青年、体育等领域所作出的改革。这本小册子将在一两个月内分发给人民。

曾任槟州首席部长18年的许子根是针对有人指他18年期间领导国阵毫无建树而作出回应。

持平而言，许子根18年的主政不是没有建树，而是后期的政治冲击令他招架无力，平白地把民政党40年苦心打造的政治舞台拱手送人。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民政党是心知肚明的，它的失败不是民政的议员服务不好或不务正业，而是民政在后期的表现未能令槟州选民满意，主要是民政在国阵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模糊，以致选民有时候会认为联合政府在实质上看来已变成一党独大的局面。

最明显的表现在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有时候不得不受到强势人物的影响和左右而百口莫辩。例如2006年巫青团拉布条羞辱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就是对首席部长的大不敬。此事后来竟也不了了之，变成许子根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也是槟城人民心中永远的痛。他们遗憾乃至不满为何许子根不当场作退席抗议（那一天刚好是巫统丹绒区会会所开幕，首相阿都拉是开幕人，浮罗巫青团就借机在首相面前拉横幅）？

许子根除了面无表情外，也碍于首相在场不好离席，免得被指责为不尊重主人，但也因这一忍，终于使到民政党在2008年塔上整个槟州主导政权，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这是对民政党的最大和最澈底的教训。反过来，如果许子根在当时有离席的勇气，甚至不怕丢乌纱帽，他今天肯定是一名风光的内阁部长；民政党也不会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就是因为一个无法弥补的误判，民政党变得一无所有，得从头再来。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导致民政被308政治海啸淹没，但民政不能否认的是它的失败是自己看不清时局已在转变而它仍一味地相信政治是一成不变的，包括民政非强势的主政的体制是已定型了的。
就事论事，许子根18年的主政是不能拿来与林苍祐相提并论的，他也算做到了把槟城的经济转型，并带领槟州走向软件革命，以致他的政绩没有被代表作（硬件）衬托出来（林苍祐的代表作是槟城大桥及光大摩天楼）。这就是说，民政党的失败不在于它领导槟州陷入经济危机，而是它缺乏十分的勇气和力量顶住霸权政治。

如今重创两年之后，许子根试图以历史来突显政绩或是太迟了，只能作为辅助唤起人民的集体记忆，但不能起扭转乾坤之作用。

因此民政与其用昔日的政绩来撑门面，不如对症下药在国阵面前站起来。如果民政认为在过去它做很多好事未宣扬，才被人民“遗弃”。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在民政主政的年代，它的新闻有少登吗？宣扬还不够吗？它的失败也不是人民不认识民政党，而是民政党让他们失望多过期望，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如今不再主政，没有了政治舞台，丁福南才来感慨万千，也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丁福南当红的年代，谁人不登其新闻呢？在“落难”和“失势”时，不忍辱负重又怎样？林吉祥也有过这样的苦日子，丁福南也不要怨天尤人。

只要民政党敢怒敢言，做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也敢于和巫统某些不讲理的人抗争，谁说报界不会重视（毕竟有新闻价值）。因此不要怪报界对民政党不公平，当年行动党还不是投诉报界对它们不公平？现实就是这样，怪来怪去是过去它太大意和漫不经心，现在急起直追也要侧重未来而不是单看过去，否则会跌入历史的陷阱中。

刊登于2010年4月5日《号外周报》

马华党选的两大讯息 （直挂云帆）

马华公会重选尘埃落定，结果有意外也有预料中事。是否因此化解党内危机，不得而知。

到底是谁提出马华已陷入危机的？我们好像有听许多人说，但总没有一位代表性人物登场直指马华已病入膏亡，若不及时打救，恐怕返魂乏术。直到黄家定在3月初决定重出江湖，他才毫不掩饰地提出“救党论”，甚至引用路人的一句话：“你还在这里悠哉闲哉，马华要关门了”。

这就是黄家定复出的最强烈的理由，虽然他否认他是“救世主”，但他出山“救党”显然已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最低限度，他身先士卒来救党，因为他已看到马华气势大不如前；尤其是去年双十特大后，由于翁蔡的不“圣洁”的结盟，造成马华一时之间陷入“群龙失首”的困局。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大，但事实摆在眼前是老翁将“党务”交给老蔡，而老蔡也俨然以党的实权人物发言，彼此各安其职，倒也使马华党内有张力和矛盾但无危机。至少在翁蔡派看来马华只是发生人事纠纷和斗争，并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若有谁说马华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过是某人的骇人听闻，与现实中的马华不符。

可是，在双十特大后涌现的廖派就十分不是滋味了。他们不仅感觉到已被排挤，而且也无法分享党内的资源。虽然廖派的官职暂未受影响，但在党内似乎已无立锥之地，也就难怪坐地起而抗议，以迫使翁蔡同意重选。

虽然如此，廖派也没有提出“党亡论”，只是认为党的僵局只有重选才能打开，不然许多的斗争是无法消弭的。因此当蔡派响应重选时，廖派也视为是它斗争的一个重要胜利的标志。

这就是说，三派最后不得不面对重选时并没有承认党已危机重重，随时有分崩离析的可能。在三派的领导人看来，马华是已到了非洗牌不可的地步，但只限于权力结构的重组，不是什么党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不过在黄家定看来，这些在位的人没有危机感，也居安不思危，整天吵吵闹闹，几乎使到马华的形象严重受损，因此他打出了救党的旗号。

但马华党选的结果，一方面不接受黄家定的“救党论”；另一方面又蓄意选出一个与“舆论”抬杠的总会长，表达了逆其道而行的反传统精神。

我们就从这两个重点来分析马华党选带出的讯息：（一）黄家定的复出普遍未得到中央代表的欢迎，他们也没有接受他是“党的救星”之说，理由包括他的领导不力，曾导致马华在308政治海啸中差点被淹没；选民也认为他的领导未具气魄和足够的勇气挺直面对巫统，才使党在国阵内的角色模糊而被投下不信任票。

正因为这样，中央代表们不相信黄家定经两年的“韬光养晦”已变成一位能人，足以把马华从纷乱中解放出来。

再说，在中央代表看来，马华的斗争和派系由来已久，时不时会爆发党争和内讧，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凡政治必有层出不穷的斗争，哪有整合后就不再有斗争的道理？因此黄家定的“救党论”也就被否定了。

最直截了当的就是马华的中央代表一向来都是绝少更换的，他们当了这么多年的代表，都没有感觉到马华大难临头，怎么在黄家定眼里就变成“积重难返”的快要沉沦的马华呢？

黄家定说了，当他在2008年10月交棒时，马华还是完好无裂的（在整合下没有分裂），怎么一到翁诗杰手里就变了样？可是中央代表还是怪责黄家定要对此负一半的责任，不能老怪翁领导无方，毕竟是308改变了马华的命运。

（二）蔡细历的胜利意味着至少有1/3的代表否定和反对黄家定的“救党论”。他们认为蔡细历所犯的错误（既已道歉）应予原谅，不再追究（至少黄燕燕就有这种看法）。因此不论内外界如何抹黑蔡细历，他们都是无动于衷，也是不会改变的。这些“至死不渝”的代表（900-1000名之间）是蔡细历打翻身仗的本钱（他早年的在全马各地与各区会建立的友好关系，使他比任何的总会长候选人更占有感情票的优势。因此，与其“救党”，不如先救处于“水深火热”的蔡细历。换句话说，先救人是当务之急，没有了蔡老大，他们又将何去何从？有人在问：既然蔡细历得票率仅38%，如果黄翁结盟，一个打总会长，另一个打署理，岂不是天下归“黄翁”？当然这仅是天真的想法，翁诗杰是不能放下身段来委曲求全自己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因为三分天下，翁蔡合起来的得票达65%，远远超过黄家定的35%。这等于说大部分的人不认同黄家定的“救党论”。

今天蔡细历的胜利标志着马华党内有中央代表判断党是没有危机的，不必担忧其消失，即使是选出一位跛脚鸭的总会长，您不同意又怎样？反正只是2千多名代表“关起门来”在选党老大，与外界无关。他们似乎不需要考虑到外面的舆论和压力，正如1979年时，党中央代表不必考虑曾永森在舆论获得90%的支持，只要党中央代表有自己的主见即可，不必参考外界的诉求，但这样与民意唱反调的后果，很可能是失多于得的。

既然重选结果出炉，我们得尊重大会的决定，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这就是对民主的服膺，至于人民或华社就是否认同这样的重选结局和它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则是另当别论。我们也只好放长双眼看新领导如何带领马华走出失败和内乱的阴影，一起与巫统“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有成，不然严峻的挑战会迎面袭来，蔡细历准备好了吗？至于是黄家定对或是蔡细历对，就看下届大选的结局了。

刊登于2010年4月1日《东方日报》

謝詩堅看黨選

謝詩堅看黨選
家定5錯船翻覆
細歷3情奪寶座

報導：高嘉琪

（吉隆坡29日訊）政治時評員拿督謝詩堅說，馬華前總會長丹斯里黃家定因犯下5大競選策略的失誤而以68票飲恨沙場；拿督斯里蔡細歷在黨內同情、感情及人情三情發酵下，登上馬華龍頭寶座。

他認為，黃家定的失誤，是（1）高調復出並提出救黨論、（2）用電台主播攻擊蔡細歷的性愛醜聞、（3）其兄發表總會長應當官言論、（4）沒證據下揭露黨內有金錢政治，及（5）與廖派搭檔及團隊不鮮明。

他相信，基層反覺得他抹黑對手，認為他復出是為了當官，對他有一定殺傷力，令他在最后關頭流失數十票。

他說，提出總會長應當官的黃家泉，根本是倒其弟的米。

“再者，老一輩的基層普遍上也不覺馬華有問題，因此馬華危機也不存在。他們反而看到蔡細歷挨打，認為應先‘救人’。”

他承認，黃家定的復出一度令選情出現高潮，惟后來已消退，他的出師表也過于疲弱。

“他相信自己可消除黨內人事糾紛，未免一廂情願，政治本就意味著人事鬥爭。”

他是透過電訪，這么指出。

昨天馬華特大，蔡以901票在總會長職三角苦戰中突圍，擊敗黃家定（833票）及拿督斯里翁詩傑（578票）。

謝詩堅說：“反觀蔡，善于利用本身處于挨打弱勢，仗著基層同情、感情及人情而出線，原諒他的性愛醜聞過失。”

他指出，對手越打壓蔡，其基層愈發想保住他，基層票向的選擇都不是從馬華政治大局切入。

他分析，蔡在2008年黨選及雙十特大的得票都超過1000票，預測他鐵票介于900至1000張，今次特大跑票情況不嚴重。

“翁的最大問題，便是妄想重溫2005年黨選以獨行俠姿態攻下副總會長職，特大成績已清楚顯示基層的意願。”

或掀另一輪黨爭
謝詩堅指出，馬華328特大或是新一輪黨爭的開端！

他說，對內，328重選可能是新一波黨爭的開始，基層選出的新屆中央包容翁蔡廖派，蔡細歷要化解怨恩可能是事倍功半。

“馬華婦女組主席拿汀巴杜卡周美芬提出蔡當選自己求去的言論，也要看蔡如何化解。”

他說，馬華經歷了61年風雨，已是績重難返，因此要化解內部糾紛，頗不容易。

重振馬華看細歷新形象
謝詩堅認為，蔡細歷本身的道德缺陷或成為馬華的負資產，進一步約束馬華在國陣及華社的表現。

他說，馬華名譽已陷入谷底，甚至比梁陳黨爭還糟。

“馬華當務之急是必須重振，蔡細歷對外必須重新包裝本身及黨的形象。”

他指出，國人對馬華的要求，是馬華敢于制衡巫統力量，不讓巫統一黨獨大，馬華因有負民眾所托而在308全國大選慘敗。

“如今，我們也看到一些種族極端主義抬頭，比如大馬土著權威組織，以及巫統裡右派分子。”
他說，馬華面對這樣的時局，是否能抬頭挺胸提出真見。

他透露，蔡細歷提出的“螞蟻論”出師表，也未窺見他重振馬華，對外面對國陣、國家的方針。
他指出，另外，基層頻同情選擇了蔡細歷，惟他領導的馬華也須面對下屆全國大選或者落在烏雪的補選，從中可看得出選民是否接受馬華。

無論誰當選都是跛腳鴨
謝詩堅說，不管翁蔡黃3人中哪一位成為新任總會長，他都只會是跛腳鴨。

他指出，這除了在3人的得票率上作出詮釋，也反映在3人的個人表現、紀錄上。

“蔡細歷獲901票，得票率僅有38.89%。另外，2008年的性愛光碟事件為他帶來‘道德創傷’。”

他說，至于僅獲833票（35.96%）的黃家定，則在308全國大選問責下退出政治舞台，已負“心靈創傷”。

他指出，翁詩傑若在雙十特大后馬上重選，則有勝機，惟他后來與蔡細歷合提大團結方案，也令他蒙受“威信創傷”。

他總結，因此，翁蔡黃也只會成為跛腳鴨領導人，都有本身的包袱。

转载自《中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