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变局推迟大选？（现代春秋）

这一边厢， 代表商界的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林国璋要求政府尽快确定大选的日期，以便在尘埃落定后，大家齐心拼经济。

他指出商家已对大选期的不明朗感到厌倦，总是希望越早举行越好。

这不单道出一般市民心中的话，也是各政党所殷切期望的，因为对大选日期一直在东猜西测的话，对国家的经济并不是好事，也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另一边厢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说，第13届大选不可能落在十月，因为这是穆斯林朝圣的季节。他说，即使我们不在今年内举行大选，在明年仍有几个月的时间。

没错，按照宪法规定，政府可以执政到明年的5月，距离现在还有9个月的时间。如果首相纳吉无法在今年内举行大选的话，那么明年春就是大选的日期了。因此说来说去，我们还得耐心等待多几个月，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有余，局面就会明朗。

其实，老是未定下大选的日期毕竟不是健康的现象。在我的印象中，历届大选都没有这次这么辛苦的猜来猜去。打从去年6月之后，市面就传开首相会来一个闪电大选，可是左等右等又等不来。又有传言是去年10月的事，结果又是猜错了。当来到今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农年过后的四月份会是大选的日期（308的教训让人否定3月大选的可能性）。到头来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样的日子又拖到今年的6月份，大家都猜准在这3个月内有真消息。

现在又说9月及10月不是大选的好日子，那何时大选才是好日子？没有人可答得上来，只有首相一人知道，但他也正在慢慢地推敲。

根据报载，原先反对提早大选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前首相马哈迪，他从去年开始就反对提早大选的必要性。他认为纳吉应继续执政直到期满为止。直到最近才改口风说大选时机成熟了。

究竟大选的日期该怎样推算才算合理，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有人主张一旦进入第四年，执政党可以准备大选了；也有人主张既然是民选的，做满5年期才大选是理所当然的，何必急于提早呢？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首相拥有特定的权力决定大选的日期，只要不超过5年期，但这次为什么传开大选提早举行呢？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相信纳吉已掌握主动权，可以驾驭局势和具有把握再次执政。同时从去年开始纳吉就不断地打亲民牌，除了宣布拨款支助低薪收入者（月薪未超3000元），也给学校及慈善机构作出巨额的拨款；更不忘对华印社会的需求给予关注和实际的支持。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今政府似乎表现出很会照顾人民的福利。比如对教育的免费，对医疗的免费，在在显示了马来西亚在这两大领域上的标青成绩。当然在其他领域仍有不尽人意之处。

无可否认的，如果与过去比较，纳吉的出手是十分阔绰的，一点也不吝啬，自然有助选民改变对他的形象和印象。可是单单依靠纳吉一人在舞台核心上表演，而其他的部长的表现有待提升的话，对纳吉施政的加分就会有一些阻力。换句话说，当下几乎得靠纳吉一人大力推动国家的转型和政治改革运动；除了副首相幕尤丁也是急先锋外，其他部长的配合程度就不明显。

至于国阵内的友党在对308政治海啸惊魂未定下，也在改革道路上显得有些吃力，这难免让纳吉感到一些的操心和不放心。虽然他曾多次有言在先强调甄选候选人以“胜算为优点，而不是考虑他是不是党推荐的”。但直到今天为止，只有极少数的选区似乎找到“合适的候选人”外，其余的选区都处在“探讨阶段”。

这样看来，国阵内的候选人与竞选策略的斟酌是造成大选“押后”的重要因素，如今远在东马又发生的退党风波就不得不让观察家打起精神来关注了。在两名国会议员拉津及威佛烈分别退出巫统和民统后，又传尚有3名国会议员将在开斋节后退党。若此说有根据，那意味着沙巴不再是国阵的保险库，而是变化已因非法移民问题浮出水面。

即使首相已宣布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非法移民展开调查和寻求解决方案，但也有人不表乐观。马哈迪就持有这一看法，他认为公民权已发出，调查对政府少有好处。在这方面，原沙巴团结党领袖之一的庄泳谅医生（现已是公正党在沙巴的领导人之一）这样说：“在2010年时，沙巴的总人口是320万，其中88万或27%是非法移民）。

他也说，已经有70万的外来移民透过“身份证计划”获得身份证，其中有20万人已被列入选民册，使到沙巴的合格选民达到95万名。

对于纳吉来说，这也是一个老调重弹的重要课题，要妥善地解决极不容易。因此它难免会影响大选的布署。

说实在的，沙巴（25席，其中反对党占1席）及砂拉越（31席，反对党只1席）合起来共56席，构成国阵的铁票。不幸的是，沙巴的反对党不再寂寞和孤军上路，而是从中探出头来，极可能超过5席。若再有变化的话，沙巴已不是国阵的天下了。除开已退出国阵的人民进步党外，当下又多了民统及巫统的议员加入反对党的阵营，这对纳吉是显而易见的新压力。

虽然沙巴的变化将对大选带有所影响，但纳吉迟早得宣布大选的日期，因此国阵在此刻做出明确的表态，回应大选肯定落在今年或明年（拖到明年是极可能的事），将使国人有所适从，以便该出国的出国；该投资就投资；该读书的读书。大家都有良好的规划，这对每一个人来也说是比较公平的，就看首相的抉择了。

刊登于2012年8月20日《光华日报》

中元庆典与政党政治 （跃马扬鞭）

每逢中元节（俗称农历七月的盂兰胜会）降临的整个月内，槟城的大街小巷就掀起的一片热潮，这在马来西亚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比源自中国的传统节日更为“隆重和持久”。

这种特色由来已久，早年先是和华校及教育挂上钩，后来加入了政治的元素。这之中的变化反映了华人社会也在不断地变动中。

虽然中元节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也有一些迷信的成份，但它已是槟城一年一度特有的地方传统。这个节日也有人称为“鬼节”，并在这一个月内鼓励人们行善，并超度孤魂野鬼。就这样在这段时间的酬神演戏也就称为“普渡戏”了。这种普度众生的观念使到槟城人民十分珍惜和重视这个“人鬼普渡”的月份。最初的时候，则是以演地方戏曲为主。在50年代还流行来自泰国的皮影戏，后来也就在地方戏流行的当儿出现了歌台演唱。而最先将中元节庆典变成为华校捐款的运动似乎是在50年代的事。

当时最为轰动的莫过于中元盛会为教总兴建大厦筹得一笔款项。今天的教总礼堂称之为“槟华堂”就是要表扬槟城人的热心教育精神。与这个运动有关的人就是后来成名的林维雄（已故），他一生追随林苍祐，在50年代也加入马华公会，并在那个时候成为街头巷尾的名嘴，且主持许多的点唱表演。因为很多人不署名捐款，他就念了又念“无名氏”捐一元或五元的。习惯之后，大家都叫他“无名氏”了。在1969年时，他靠这张嘴巴大骂当时的马华首席部长王保尼造成失业浪潮高涨，结果扶起了林苍祐政权。林维雄也是前州议员林武灿的父亲。

当70年代中元节庆典时，它逐渐地成为民政党的平台，它的议员和官员每到中元节的宴会都得抽身到处演讲。到了1973年在槟州政府的支持下组成中元联合会，地方街道的中元盂兰胜会就形成一个团结的队伍。

为了彰显中元联合会的重要作用，每逢中元月份，几乎每一条街区都此起彼落的响应为华校筹款，许多华校也因势利导成为中元节的受惠单位。换句话说，中元节已转化成为华校运动的一部分，这在全马乃至全世界来说，只有槟城有此特色，别无分号。槟城人的热情与为善不落人后在此流露无遗。

来到80年代，马华公会也加入了中元盛会的政治平台，不遑多让民政党。及至90年代，中元街区活动也多见民政和马华的议员和代表们相互映辉。由于忝属同一阵线，中元宴会也就不怎样擦出火花，彼此都是好话多说，坏话少说。

因为约定俗成，每到中元佳节的庆典，也就一边筹款又一边给执政党供平台。有人因此戏言各街区的组织快成为政党的外围组织了。说这话也不带恶意，反而给各街区带来经济的活力和各类的方便，百姓也喜欢与官员打成一片，不亦乐乎。

尽管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行动党在槟州有多位国州议员，但他们参加中元宴会的并不比国阵议员频密，也不大有机会上台表演。犹记得当时街区都渴望林吉祥亲身来演讲和打气，却因他要在全国各处跑动，也就不可能在中元节期间的整个月留守槟城参加宴会。正因为它一向不是反对党的平台，中元活动无形中被视为是国阵的舞台之一。

讵料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澈底地改变了槟城的政治生态，国阵让位于民联，中元庆典也就成为民联重要平台；尤其是行动党的重要舞台，得以借助各街区宴会阐释政府政策和政党动向。因为它已反客为主，成为执政党了。

不过，遭遇惨痛打击的国阵，经过疗伤后，它的领袖和协调员也已重回政治舞台，自然不甘示弱地要通过中元平台与民联较劲。

就此而言，如果主人家给政党提供机会讲话，那受邀者要有心理准备，讲适当和有内容的话，就事论事，不做人身攻击，言之有物，不要不着边际的说了一大堆废话，否则上台讲应景的话，不如不说为妙！

刊登于2012年8月20日《南洋商报》

小宛轩悲剧的省思 （天下纵横）

先是8月6日惊传出一家人“压死女童”的新闻，后是怪罪迷信所致，再下来是法师说了意义非常深刻的话：“宗教是我们心灵上的一种慰藉，有病一定要看医生。”

我们先撇开小宛轩的悲剧对一家人可能造成的伤害（面对官司），因为这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我要说的是究竟我们怎样看待一些所谓宗教上荒诞怪论和不可思议的行为；而非常遗憾地，直到今天社会越进步和越文明下，竟然时不时发生“怪力乱神”的悲剧。

在这方面，我个人对迷信的经验或可作为一种的的参考：在少年的时候（应该初中阶段），我们一家人在市区一独立旧房楼租下一个房间居住，而刚好这间屋子的女房东是乩童，时不时在客厅内起乩（因为她是屋主房东，没有人可阻止她起乩）。我曾经“观察”她所设置的神坛，其实也很简单，有观音、有哪咤等神像，并不是满桌神佛。平日没有起乩倒是与一般的家庭没有两样，所不同的是，她的神坛却是比较大一些。

她不是每天起乩，而是有“顾客”请求时就亲自下场“跳童”。在我的印象中，这位老太婆（应该超过60岁），在旁人念咒后其身子就会抽搐，甚至不断地打呃。接着不久就会声调转变，若是声称观世音降身就会有温和的举止，让信善上前问事。一般上有问病的，也有问财的，更有问运的，不一而定。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她好像“万事通”。

有时候，她的声调突然变成小孩子似的，原来是哪咤附身，她成了再世“小神童”。这小顽童的动作挺怪，周身跳动。我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位老太婆可以变成哪咤那样的顽皮和不安分？

更令我一时解不开的是，她在退乩后，好像什么事也未发生；而她也记不起她跳乩时所说的话，又回到平常人一样。

虽然她起乩也让人问事，但她有一个好处是不主张“弃医信神”，也不自诩通天本领，可以传授独门功夫医百病或百病不侵。同时也不鼓励出真字让信徒个个发财。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生病的时刻，母亲也向她求助，除了给“符”烧来喝外，也不阻止孩子看医生。因此我在年轻时对她有一些“敬而远之”。他不起乩时，十分严肃，我把她当屋主来看待。她起乩时，我就站在大厅的一个角落，看她指手划脚，似乎不是大发威力的那种人。我把这样的起乩视为可以被接受的一种心灵的慰藉。

虽然我是住在神坛的家，但长大后的我不迷信。直到我高中毕业上大学后，我就对跳乩这等事置之脑后，因为我不相信世间有神通广大的超人，是神也不可能包揽一切，更何况是人，乩童就更不可能成为神为化身。我经常这样告诉迷信的人：生病一定要看医生，如果生病可以被“神”一下子治好，那我们的医院可以关门大吉了；我们的医生也白读书了。因为他们不如“神”的化身，可以“不药而愈”。

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政府医院病人不断增加而必须扩建；私人医院也因为病号太多，一间又一间地建立起来。这就是说，任何人都必须实事求是，千万不能误信“邪言邪语”。

我也记得去年的时候，竟有地方议员说他被鬼附身，而被“神”从他身上拨出许多针来，这真的是十分坏的示范，还敢在报纸公然宣扬，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如果连小官也神化了“乩童”，那这世界又要政府干吗？不如交给乩童来管，大家都听他的话，也就天下太平了？

既然我们的孔夫子在2500年前已不相信“怪力乱神”，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耸人听闻”的怪异行为呢？

就此看来，小宛轩的悲剧是发人深省的，我们的社会风气还是需被匡正和被开导的，正如法师所说：“宗教是心灵的”。既是心灵的，就归到精神领域来领悟和寻求平衡。这是属于个人的认知。只能用自己的心灵感应来体会和理解，绝对不能走火入魔，用怪异的行为来侵犯和伤害自己和其他人，这是正教所不允许的。

刊登于2012年8月21日《号外周报》第595期

华基政党党魁不上阵 （直挂云帆）

随着陈华贵于8月10日宣布来届大选不上阵后，基本上已有三个国阵华基政党的头头不会参加来届大选。虽然蔡细历未正式说过不上阵，但也似乎间接地表达这一意思。因此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这是第一次马华的头头蔡细历、民政的党魁许子根和人联党的主席陈华贵一起不会参加未来的大选。这就是说，三个党的党魁一先一后地表明将不会成为候选人。表面上看来，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事，但深入探讨这真是华社的大件事，因为在建国历史上，朝野政党的头头一般上都是身先士卒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况。例如马华公会就才有两个特殊。

其一在1955年普选时（也是在独立前的一次大选），马华公会的总会长陈祯禄年事已高（已是72岁高龄）不适合当候选人（他在1922-1935年曾担任官位立法议员），因而委派他的儿子陈修信“代父出征”。这一年马华旗开得胜，参加15席全胜，也就顺利入阁，一下子有三名华裔部长：李孝式、翁毓麟及梁宇皋（梁宇皋在1957年独立时，被委为马六甲州长，改由陈修信入阁）。

其二是1959年是独立后的大选。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林苍祐被东姑排斥而当不了候选人。

如果说陈祯禄是心甘情愿地不参加大选，那么林苍祐就是十分不情愿被边缘化也不能原谅党内的陈修信派联合起来架空他的权力。

这一年的大选，马华参加31席，结果19人中选国会议员，四位部长是陈修信、林瑞安、翁毓麟及梁宇皋（他在1959年离任州长转而参加大选后胜出入阁）。自此之后，马华的总会长就从来没有缺席参加大选的，按序排列是：陈修信、李三春、陈群川、林良实及黄家定。

黄家定是因为2008年的政治海啸卷走了马华的众多议席，国会仅剩下15席而在同年卸职。在他之后的是翁诗杰，但翁诗杰是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就被认为接班是顺理成章的事。

讵料，翁的成为党魁竟与其副手蔡细历闹得很僵，到最后是以重选来解决对峙，结果是蔡细历当了新的总会长（2011年）。这样一来，蔡细历因为个人的因素可能成为不上阵的总会长。这在马华的传统来说似乎有一些不寻常。

就以当下来说，蔡细历所出席的仪式也是以党务为多的，若是关系到与外界的联络或属于政府事务有关的，一般又是以部长为重，自然会出现尴尬的场面而让主人感到“左右为难”。

其实，这也是蔡细历不希望看到或感受到的，而要避免这一情况，就意味着总会长必须参加大选，胜了就直接入阁成为“马华的首席阁员”，但目前看来好像未明确表态要在哪个选区上阵，也就使到总会长有了某种程度的被动。

所幸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被动，因为民政党老大许子根已表态不会参加来届大选，而是会领导党全面督战，一旦大选结束，他就会“退位让贤”。如果没有推测错误的话，许子根应该会在大选后卸下官职才再卸下党职。

他的情况比蔡细历好些是因为他目前仍有官职，以首相署部长的身份到处活动，身份也就比蔡细历更灵活而不被视为只有党职而没有官职的尴尬。

但如果回顾民政党魁的历史，这似乎还有先例呢？这个先例也是特殊性的，原来创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因在新加坡执教不方便参加大选，后来的党主席从林苍祐到林敬益就逢大选必出征，没有所谓“党政”分家的。

今天许子根因为308政治海啸的冲击也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虽然他的宣布可以理解，但仍被视为“未按牌理打牌”，理由之一是凡党魁一般上都会请缨上阵，就如在1982年大选时，身为党魁的林敬益虽找不到适当的国席，也参加吡州大选，在胜出后担任行政议员。这说明了党魁不能与政府脱节，否则执行党务起来会“事倍功半”。

至于许子根的动作显然是为本身退出政坛做准备，除非有急转直下的变化，不然许子根的政运将会在大选后有明确的动向。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人联党党魁陈华贵的突然宣布不再参加大选，不知其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但他在今年当选人联党主席后，未见其政途亮丽，反而与另一派席的黄顺舸形成“冤家路窄”。有人形容黄派与首席部长泰益玛目关系较好；而陈派则比较接近首相纳吉。按照道理是党主席操控党的未来和命运，可是另一派可以不卖账而继续当官。这就使到人联党无形中分成两个阵营。

吊诡的是，陈华贵宣布的隔天，砂首席部长泰益玛目就“证实”已收到陈华贵的讯息。这意味着身为砂州国阵主席的泰益玛目不会挽留也有劝说陈华贵留下来一起面对大选难关。

这样一来，陈华贵将是人联党内第一个不参选的领袖。在过去党主席如王其辉、杨国斯、沈庆鸿、黄顺开及陈康南都或参选国席或参选州席，从来没有发生党魁不是候选人的怪事。

由于从马华到民政再到人联党的党魁在未来的大选不成为候选人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入阁。如果他们还仍然担任党魁的话，那只有两个途径来发挥党魁的威严和指令：第一是通过党的部长在内阁作出陈述或据理力争，当然这是间接的，无法彰显党魁的重要性。第二是在国阵会议上亲自表态，但一般上国阵会议不会如同内阁会议的全面和有其时效。若国阵会议三个月开一次，就无法与每周的内阁会议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了。

由于马来西亚政治是以党魁挂帅的，就如巫统的主席就是当然的首相，在历史中，从来没有党魁不参选来领导内阁的。这就是说，巫统立下的“以党治国”的理念。在这种情形下，国阵的友党领袖不成为候选人也就无法与首相和内阁成员经常交流和争辩了。因此党魁不入阁或不成为州政府委员，将会使党的作用受到限制。除非大选后又回到党魁与官职的相结合的安排，否则“党政分家”下也会有问题，这就意味着国阵在未来可能又有一次大洗牌和大调整，我们且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2年8月16日《东方日报》

手机•速成班及其他 （天下纵横）

教育部有两大措施仍处于举棋不定，其一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学生是否被允许带手机上课”？本来有说政府准备开出绿灯，但后来又说只有教育部长本身说了算，别人不能越俎代庖；而最新的说法是蔡细历说的：若大多数家长反对，就不应该解禁。

其二是教育部本来圈定一些小学试验推出“速成班”（Program Laluan Pintas），但最新的消息是押后实施。

这意味着教育部尚未能得出结论，因此只好再研究利弊才做定夺。

就我们观察，让学生携带手机上课是弊多于利的，虽然有说手机在身父母可以容易追踪孩子的行踪，而孩子有急事也可直接与父母沟通，但若未加控制，恐怕会衍生更多的事故来，因为学生在这个年纪尚未有定力，对于手机的好奇和其功能的多样化肯定十分感兴趣，不仅会在下课的时候玩，也会在上课的时候玩，这很可能影响学生的学习心得和进程，难怪大马中学校长理事会强烈反对。

其实，政府早在2009年就禁止学生携带手机上课，但也有学生违反规定，偷偷带来学校，以致时常发生学校没收手机，需劳动父母到校取回的事件。

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年7月中旬的时候，教育部竟公开表示可能会修改条例，让学生带手机上课。

此议一出，自然招来许多的反对声。结果显示家长、老师及华团表示反对，希望政府从长计议。

固然我们不否认手机的发明和功能的提升给使用者带来很多的方便，甚至也局部取代电脑的作用，但如果网开一面，就会未见其利先见其弊。最明显的是，学生会无心上课而功课退步。

因此，正当教育部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我们坚决反对放宽学生带手机上课，因为这不符合现代教学。它既不可能如电脑可成为学生的“课本”（因太小），也不可能在学习上给孩子灌输必要的正规知识。为了确保学校的安宁和杜绝手机“入侵”学府，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重新检讨，就干脆一禁到底吧！

除非电脑电视教学十分普及，不然在现阶段鼓励学生带电脑笔记本或Ipad上课还是不成熟的。

至于在小学开设速成班也是争议性的。过去有少数天才的儿童跳班没有引发争议，现在又准备在特定的学校给学生提供五年完成六年的小学课程，那是会牵一发动全身的。

近日又因有了反弹，也就不得不展延在28间学校推出的速成班。站在教育的循序渐进的立场来说，“速成班”是值得重新检讨和再行商议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教育部有意在未来的5年内，将入学年龄降低一些，即五岁入读小学一年级，不再是七岁入学了。

如果我们降低入学年龄又把小学教育从六年减至五年，那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学生提早毕业，因为小学之后入中学五年，总共十年教育（即高中毕业只十五岁）。如果大学先修班有变，改成学生进入大学预科一年的课程，然后进入大学，那就意味着学生在中五后，可能只需要四年的时间即可大学毕业（目前是STPM两年，入大学三年，共五年。固然有些科系是四或五年制的）。这样一来，我们未来的教育就是培养出19岁的大学毕业生。这种年轻化的教育是否能提早满足人才资本不得而知。但我们也希望任何的重大改变都是要十分谨慎的，千万不要像小学英化数理科一些年后（从2003年起），又在今年调转回来用国语和母语教数理科。这对学生是不公平的，也授人以柄？

刊登于2012年8月13日《号外周报》第594期

一个国庆两个主题？（跃马扬鞭）

今年是马来西亚独立55周年，采用了“一诺千金”作为国庆的主题而引起争议。根据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的说法，这个国庆的口号是国阵的口号，被用来套在国庆的主题是不妥当的。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长莱士雅丁驳斥时坚持今年的国庆主题依然是“独立55年一诺千金”。

与此同时，莱士雅丁也驳斥今年的国庆主题曲有抄袭之嫌，他挑战指控者拿出证据来。

另一方面，反对党阵营的民联共主安华则在8月9日宣布由民联控制的四个州属（雪州、吉兰丹、槟城及吉打）将采用民联中央的国庆主题“同国同心，全民大同”作为统一的口号。这样一来，今年的国庆则首次出现所谓的两个国庆主题，这是不寻常也是对“一个马来西亚”的挑战。说白了，今年的国庆主题已被政治化，这是非常不幸也是不应出现的混淆。对此，莱士雅丁更说是引用新闻部在2009年出版物内的词句，此举有待民联厘清。

但在厘清之前，我们又发现原来民联的四州政府早已有本身的国庆主题，如雪州用“同国同心，全民大同”、吉兰丹用“引领改变”、吉打用“继续服务”，而槟城则用“廉洁文化，解放人民”。所幸民联很快又统一了口号，才不致造成更大的混乱。

虽然在法律上不能阻止各州政府提出本身的“国庆口号”，但还得有主次之分。比如在国庆主题下，有关州也可以提出本身的口号。换句话说，国庆的主题只有一个，口号则可多个。如果国庆主题不能统一，那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出现比较明显的分歧了。

其实，国庆主题可以比较平和与简单的提出而无需引发争议。例如纳吉上台成为首相后，他的过去3年国庆主题都没有什么争议，包括民联也认了。这些主题依序是这样排列的：2009年国庆主题：《一个大马以民为本，绩效为先》；2010年国庆主题：《一个马来西亚带动国家转型》及2011年国庆主题：《转型成功，人民有福》。

虽然这些的口号听起了很熟耳，国阵政府也多次引用，但由于它不曾用在国阵的宣传上，也就无从挑剔或反对；反之，今年的国庆主题就是它被认为是源自国阵的大选宣传运动的主题，也就免不了被民联反对了。持平而言，“一诺千金”的国庆主题是很美和符合民意的，人人都希望落实每一个承诺。如今添了政治因素，也就“各有说词”了。

在这种情形下，若双方未能各退一步也就真的变成“一个国庆，两个主题”了。因此我们建议国阵与民联不妨针对主题举行联席会议，尽量减少磨擦和对抗。毕竟国庆日不适合当政治擂台，国庆主题也不应“节外生枝”，只要各让一步，也就能做到各安其位了。

虽然我们同意一个国家的各方论述应百花齐放，但国庆应只有一个主题。这是因为自从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后就衍生了到底是8月31日或9月16日才是国庆日的争议？前者是马来半岛（西马）的人民所认同的；后者是东马（沙巴及砂拉越）人民所认同的。纳吉好不容易才使用“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将两地结合起来，且在去年隆重其事地在9月16日欢庆国庆，目的就是体现马来西亚只有一个，不分东西。

如今又因国庆主题起争执，这对努力整合一个马来西亚来说是一种阻力。所以我们主张国庆主题只有一个，不然人民会陷入困扰而提出质问，究竟国庆日有几个？而国庆主题又为什么多出一个？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朝野应以大局为重，不要政治化国庆主题，并适当地处理和引用主题的字眼。

刊登于2012年8月13日《南洋商报》

马华与行动党的“此消彼长”论 （现代春秋）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于8月4日在峇株说，民主行动党的目标是让马华消失，然后再加入国阵取代马华。

接着在隔日（8月5日），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说，行动党不是要取代马华，而是要取代国阵。

这两者之间有何差别？我们一看即一目了然，不必再作解释，因为林冠英所说的是要进一步在中央取代国阵，因此目标不限于马华公会。

但蔡细历也非第一人这样说，而是似曾相识地让人想起六十年代的斗争和七十年代的“暗渡陈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新加坡于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联邦一部分后，领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就开始把政治带入马来西亚，而且这个党希望有朝一日取代马华公会与巫统合作，但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不以为意，他曾这样说，即使马华输剩5个席位，他还是不会放弃马华。这等于东姑“拒绝”中途更换合作伙伴（当时的英国首相休姆有此建议，成立联盟行动党联合政府）。

在当时李光耀刚刚再赢得新加坡的大选而蝉联执政新加坡，但在马来西亚联邦，人民行动党不被视为执政党成员，而是被当成反对党。因此李光耀是坐在反对党阵营这一边，拥有2席，另3席归新加坡社阵（它们是按州议员的比例分配国席的）。

由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想要扩大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也就在1964年派出11名候选人参加国会选举。虽然阵容不大，只是投石问路，但冲击力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冲着马华公会而来。

虽然这一役人民行动党突而不破，只一人当选国会议员（蒂凡那），但这颗火种却在后来成为延续斗争的香火。也因为马华在1964年取得大捷，也就不存在所谓人民行动党取代马华的传言和故事，特别是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两党的对峙和斗争也划上句号。

不过，在蒂凡那领导下，原行动党的支持力量很快地整合起来，并申请注册民主行动党，直到1967年获准注册后，转由民主行动党成为马华的劲敌，但在马华看来，这个新党背后的影子就是人民行动党。

1969年的大选，可以说是马华公会最黑暗的一页之一，不但国席只剩13个（33名候选人），而且也丢了槟城州主导政权，全军覆没，被新崛起的民政党取而代之。林苍祐也以卷土重来的强势姿态向马华的陈修信“示威”。

吊诡的是，马华公会做梦也算不到的竟是民政与它争代表性而不是民主行动党。这个过程是十分戏剧性的。没错，民政党是一举打败联盟（不单单是马华）而成为槟州新政府。巧合的是民政领袖林苍祐与马华的陈修信是政治冤家和死对头（林苍祐在1958年出任马华总会长，但在1959年被东姑边缘化，也被陈修信派排斥，愤而在1959年辞卸总会长，更在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另起炉灶）。

局势的微妙变化也是马华始料未及的。在1971年民政内讧后，巫统主席敦拉萨就授意槟州巫统州议员（尚有4位）在议会内支持林苍祐州政府，挫折民主行动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就这样，在1972年联盟（巫统）与民政组成联合州政府，更在1974年将民政纳入执政集团而成为国阵的成员。

这就是说，当联盟扩大成国阵时，最大的赢家是巫统，最失意的是马华公会。从那一刻开始，马华就与民政分享政权和“争宠”，两者间的恩恩怨怨如一匹布那么长，说也说不完。

就在民政与巫统关系好转的时刻，在另一边厢则传出马华与民主行动党在进行密谈（1971年），前者希望后者解散加入马华；后者则要前者让出三名部长给行动党的议员。

在会谈失败后，双方各有归咎，最失望的莫过于原秘书长吴福源。马华与行动党也因此展开大骂战。

从这件事来看，当时的民政是由巫统的敦拉萨拉拢进国阵，另外加入的是回教党、人民进步党及远在东马的砂拉越人民联合党。至于行动党则不是巫统的拉拢对象，而是马华公会必须面对的对手，两者若不是形成对峙力量就是把其中一方融掉。结果是行动党继续和马华抬杠；反而民政、进步党、人联党进入国阵和马华争其代表性。这政治生态的改变最终是促使陈修信黯然退休。马华固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它未下沉，因而后来的故事就判定马华和民政形成国阵内的“小对手”，不时擦出火花，但谁也扳不倒谁。直到2008年的政治海啸后，才发现彼此竟是同病相怜。

就在那一刻后，国阵的华基政党暮然发现，原来真正的对手是纠缠了40年的政敌民主行动党。因此蔡细历今天有此论调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他看来，民主行动党正亦步亦趋地逼近马华的城池，也在柔佛州叫阵起来。以他的逻辑来推算，正是民主行动党有计划性地准备取代马华的一个战略，但林冠英的反驳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希望行动党只被看成是取代马华的另类选择的政党，而是能与公正党及伊斯兰党一举迈入布城，所以不会考虑单单取代马华的事。

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民主行动党之所以有今日的政绩也是昔日的阴差阳错所促成。如果新加坡不退出马来西亚就不会有民主行动党的诞生。

如果在1969年大选的“513”事件后，吴福源与马华的“合并”密谈取得成功的话，也不会有今日的局面出现。

正因为民主行动党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其不间断的人事斗争，所以在一个长时期总未能如愿以偿地给马华重拳一击，反而呈现钟摆局面，时好时坏。

在这种情形下，也很难想象民主行动党有朝一日也会给民政及人民联合党带来巨大的冲击，毕竟应付一个马华已够吃力，哪有剩余的精力向民政和人联党较劲呢？但世事难料，就是这么的一个政治海啸也真的让国阵的华基政党对政治前途有了警惕，这在过去是没有的。由于这种压力和威胁，造成蔡细历已从“去荷兰论”发展到今天的“消灭论”。这样的悲情论调，倒是值得玩味的。

刊登于2012年8月13日《光华日报》

《独立新闻在线》在劫难逃？（直挂云帆）

原以为在2011年经过整合与“拯救”下，《独立新闻在线》会逃过停刊的厄运，没想到经过一年有余的坚持后，还是不敌“无情的现实”，终于在2012年8月2日正式向外宣布决定在2012年8月31日起无限期停刊。

这二度恶讯虽然不是十分的震惊，但读者还是为它的停刊感到无限的遗憾与失落。它强烈地告诉我们，尽管传媒已从平面媒体进入电脑时代，甚至鼓吹“无纸时代”，但网上媒体在十分节省的开支底下，还是无法肩负“时代的使命”，而被逼划上句号。这固然是媒体人的悲哀，也反映了电脑媒体还得有充实资本的运作，不然充其量只是“散兵勇将”，仅靠少数人运作，既搞不出大名堂来，也不可能持久，毕竟职员是要吃饭的，也有其他固定的开销，当然比起平面媒体的开销节省了许多。

这就是说，不论是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它的生存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不能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也不能过于主观，否则就会厄运临头。

就以马来半岛的华文报来说，它在战后（1945年）虽一度有“百花齐放”的现象，但很快地在英军事政府取缔后，华文日报剩下的数目也不多，计有1910年创刊的《光华日报》、1923年创刊的《南洋商报》、1929年创刊的《星洲日报》、1939年创刊的《星槟日报》、1940年创刊的《建国日报》、1946年创刊的《中国报》、1957年创刊的《马来亚通报》及1967年创刊的《新明日报》，约8家左右。

这些报纸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其最大的理由是老板拥有雄厚的资金；其二是它的言论不偏激，也比较能摸透当权者的心。当然读者群和广告的刊登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马来西亚的报业是私营化的，需要投入适量的资本，没有所谓“无本生意”的。

后来，八家华文报中有四家停刊了，它们是1986年停刊的《星槟日报》及《建国日报》和1994年停刊的《通报》及1996年停刊的《新明日报》。个中因由是经济的大问题。但在去了四家华文报后，又于1987年迎来了《光明日报》（被认为是取代《星槟日报》的产物）及2003年迎来了《东方日报》。减减加加底下，时至今日，西马（马来半岛）共有六家华文日报。

进入千禧年之际，也真的是讯息革命的降临，当第一份电子媒体在1999年掀起序幕后，就预示着网络媒体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十分受落。不过，由于第一份电子媒体是以英文打响第一炮，取名为《当今大马》（Malaysiakini），也就对华文报没太大的冲击；小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成了受英文教育者或谙英文的人士的另一个管道。在初时它是免费的，近年来在众多读者支持下，它成功地成为大马首个收费的网络媒体。

继之出现的网络华文媒体面对的挑战确实比英文网站来得不稳定。首先问世的是《当今大马》中文版（2005年7月），及后又有马来文版及淡米尔文版，几乎是最齐全的四语电子报。

差不多与《当今大马》中文版同时出现的是《独立新闻在线》（2005年8月）。这份纯粹中文的网络媒体在一时之间也给许多华人读者带来方便，他们只要打开电脑即可浏览一些新闻和评论，自然被视为《当今大马》的辅助媒体。

又过了3年，也就是2009年，我们又看见另一个网络媒体出现，取名为《风云时报》。它提供的新闻和评论与《当今大马》及《独立新闻在线》有其相同与不相同的地方。它似乎比较侧重在人物访问，自然也要记者用电话或越洋采访。

渐渐地这三家华文网络电子报也呈现了争妍斗艳的局面。虽不敢说“百花齐放”，但它们确然在某些新闻上让我们耳目一新，只不过全是免费的。

另一方面，为了应付电子媒体的冲击，平面媒体也加强网络电子报的攻势，第一时间给读者带来了重要的新闻讯息，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今天它显然是家常便饭了。

因为一切是免费的，结果是在2011年2月1日的时候，《风云时报》自动停刊。这份成立近两年的电子媒体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虽然《风云时报》曾努力要“异军突起”，但它在两年后“收盘”印证了电子报还是需要经济效益的，否则难以长期支撑下去。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独立新闻在线》。当它在2005年8月31日创刊时，其《社论》这样说：“一群事业有成的草根商家，集资支持一群年轻的媒体工作者开发原生中文新闻网站，即时催生了《独立新闻在线》”。

在突破出版准证的同时（电子报当时是不需要申请出版准证的），《独立新闻在线》也信誓旦旦地要以“批判的思维，尖锐的笔锋“浏览社稷经纬，点评家国风云”，以维护民主政体和捍卫生命尊严及彰显正义”。

令人预想不到的是，在2011年5月19日《独立新闻在线》突宣布行将在5月31日停刊，这是第一个噩耗。首任总编辑庄迪澎有一篇这样的告白（29.5.2011）：“2005年4月底，饶仁毅（律师）征召我创办《独立新闻在线》时，透露可筹获马币100万元作为两年的经费？”

创建初期编辑部共有5人。在《独立新闻在线》于2011年5月20日公布的开支详情中，十名员工的薪金合计马币35000元。

由于有人愿意“解救”《独立新闻在线》下，饶仁毅便将启智新闻事业社的股权让出并辞总裁职；而总编辑庄迪澎也辞职，交由职员自行打理。经过一连串的打救和各方的捐款后，《独立新闻在线》暂时找到生存空间，即与《当今大马》中文版挂钩，采取收费的措施来增加收入。

然而事与愿违，《独立新闻在线》又在8月2日发出最后的呐喊：“一年多来，虽然努力地开源节流，将每个月6万余元的开销降低到5万元，并且连月奔走寻找投资者和赞助人，还是没法找到合适的投资者。而读者的捐款只能应付四个月的开销，后来的订阅收入又仅能承担一半的开销。

换句话说，在“经费困顿与人力缺乏”下，《独立新闻在线》也只好自我停止操作。这说明了电子报在这个时期寻找新投资者不易，因为它无法证明在投资之后，能依靠读者收费和广告的收入以维持生存和自力更生。除非投资者有政治议程，否则一份独立的电子报要找到慷慨解囊的投资者也极不乐观。

对于有办过报的我来说，我深切地体会到《独立新闻在线》人员的痛苦。但吊诡的是，仅仅是每月5/6万元的费用，竟然找不到人来帮助，这个社会“现实的人太多了，像饶仁毅这样的人太少了”？

刊登于2012年8月9日《东方日报》

假文凭是个好生意？（天下纵横）

这个世界假的东西当然很多，也有很多人不察而买了假的东西，比如买到镀金而不是真金的金饰品；买到黑心食品而不是正品。但也有人明知道是假的，也心甘情愿花钱买假证件，包括假护照、假勋衔等，一旦事迹败露后，只好锒铛入狱或销声匿迹。

如今在马来西亚又多一个假文凭的“生意”，简直不可思议。根据雪州警方在7月23日的行动中，赫然发现有人为谋求不义之财，公然售卖假文凭。从被逮捕人的身上和“公司”查到，这间“公司”竟然胆大包天地进行毫不遮瞒的文凭买卖，而且也有“市价”和学校名单。

它标明“学士文凭”售价是6500元、“硕士文凭”售价是8500元、而“博士文凭”的价码是10500元。为以假乱真，这家“公司”还煞有其事的举行“毕业典礼”让人感觉也真的拿到一纸“掷地有声”的文凭。

在这方面，马来报《每日新闻》的报导说，这家“公司”注册资本是10万元，它在2010年的帐务报表中显示共赚进47万元。

雪州总警长顿希山说，从现场所起获的名单显示，至少已有525名人士通过这个途径获得文凭，公司前后有了500万元的收入，其中拥有丹斯里勋衔者也涉及购买假文凭。有两名嫌犯被扣捕，但警方不排除有政治人物涉入其中的可能性。

在这起事件之前，也即是今年4月间，理科大学也发现有人兜售该大学的假文凭乃据情报案。在7月初的时候，有1男2女被扣捕调查，但证实非理大内部职员所为。

从这样看来，假文凭事件由来已久，并不是最近才兴起的。但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不法集团怎样举行毕业典礼。毕竟如果都是买文凭的人，又怎么好意思参加毕业典礼，大方地穿上礼袍？相互见面时，是心照不宣或尴尬以对？

就我们推测，主办者会让买假文凭的人感觉到他是极少数，甚至是唯一的“鱼目混珠”者，参加毕业典礼的其他人都是真的？（但既然是卖文凭的单位，又怎能有“真毕业”礼呢？）因此整个过程应该是一个闹剧，企图以假象来达到赚钱的目的。

可是令我们纳闷的是，这样的不法活动为何能够得逞？甚至可以在互联网上兜售，且大张旗鼓公开举行“毕业礼”？这肯定是有人“找到靠山”才胆大妄为地大干一场。

当然也因为有“市场”才有人干起这样的勾当，毕竟有人需要一纸文凭来找工作；有人为了加薪；更有人为了给自己抬高声价。由于所持的理由不一而足，各人都有不同的用途，卖假文凭的人也就得心应手地卖了一张又一张。

也许有人争辩说，卖假文凭也不是什么大罪过，它也不过是一张纸，何必大惊小怪呢？但卖的人有没有想过，这是抹杀真正“寒窗苦读”的大学生的辛勤付出，他们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拿到一纸又一纸的文凭。如果文凭可以买卖的话，那他们何须这么辛苦？这对真正大学生是极不公平的。

据报载在涉案的过程中，有些外国大学的名字是我们从来没有听闻的，谁又能知道这些大学是否真的颁发学位给某某人？尤其是有些在欧美的大学鲜为人知，也真的在网上查不到，又如何能鉴别呢？

无论如何，由于教育是良知的工作，考取学位也是自我增值的标志，我们应该尊重大学生的付出和正规的教育，而不能让不法集团或份子通过卖假文凭来混淆视听，甚至打击了我们长久建立起来的文凭制度。一旦连“假文凭”也有市场的话，那说明了我们的教育体系出了问题。

为了我们千万学子的信心和为了维护马来西亚一向的良好信誉，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杜绝假文凭四处泛滥；也劝请不法之徒不要昧着良心干坏事，污染和破坏了我们的教育体系和考试制度。

刊登于2012年8月6日《号外周报》第593期

马印华校守望相助 （跃马扬鞭）

今年7月15日来自印尼苏北棉兰的崇文中小学及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分别与韩江中学及韩江学院缔结姐妹学校，以便双方在教学和学生方面进行实质的交流。

这在过去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在1966年苏哈多上台后，他就全面的禁止华文的使用和华校的存在。在没有华校底下，又如何进行教育的交流呢？

但是在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换上了瓦希德总统，他一反苏哈多的反华政策，对华文大开方便之门。从此华文教育在印尼复苏了，速度之快，令人激赏，直到今日已具备与马来西亚华校开展合作的条件了。

印尼的这一急切转变也真的使到马来西亚的华社大开眼界，又让我们回想起在50年代时，印尼的华文教育也是不遑多让马来西亚的华教的，两者之间可说是不相伯仲。

例如在1957年时，印尼的华校有1669所（有说1800所），学生高达45万人（马来西亚有华小1342间，学生人数36万名；华文中学有86间，学生人数4万人。引自董总50年特刊）。这意味着，两国的华文教育是不相上下的。

但在1966年后，因为苏卡诺政权的倒台，改由独裁军人苏哈多上台，华校就不复存在，华文书刊也就从印尼公开市场绝迹。与此同时，印尼也与中国断绝邦交。

经此“整肃”，有不少印尼华人将子女送来槟城韩中受教育。从那个时候开始，韩中就成为印尼华裔的学校之一，人数企在百名之内；但在1998年的印尼又一轮所谓排华浪潮中，又导致数以千计的印尼学生涌入槟城各独中报读。单单在那一年，韩中就招收了398名的学生，直到1999年印尼新政下，局势急转直下，印尼学生也就陆续回国了。

虽然印尼已于1990年与中国复交，但两国的关系仍保持一段距离，华文及华校还是“未见天日”，要在9年后，才真正脱离反华政策。我曾私下了解印尼华人怎样“偷学”华文华语，他们说都是私下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中华文化断后。因此当印尼对华文全面解禁后，许多印尼华人也很快赶上时代列车。这印证了尽管华文被硬生生封锁32年（1966-1998年），但它锁不住华人之心，很快地印尼又是华语华文遍地开花了。

我在2010年应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之邀进行访问时，也惊讶地发现中国通过华文教育基金会给予印尼复苏华校的支持是巨大的，远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得到更多的优惠。比如我最近也被印尼的崇文中小学及亚洲国际友好学院的董事长苏用发告知，目前在中学共有印尼老师近30名，而在学院则有20余名。他们的工资都是由中国支付的。中印两国在这方面有签署教育合作与派遣师资的协议书。有了中国的大力支持后，印尼的华文教育又再蓬勃起来，单单亚洲友好国际学院就有数百名印尼学生攻读中文系，以考取学院及中国一家大学的学士学位。由于师资与教材全用中国的，难怪印尼的华文教育在短短的10年内快要追上马来西亚了。如果再假以另10年的时间，印尼的华文教育极可能是中国以外的另一个足以和马来西亚媲美的国家。

事实也证明，印尼复苏和振兴华文教育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威胁，也未引起种族紧张，反而给印尼带来欣欣向荣的局面，华人更具信心在印尼大展拳脚。

同样的，马来西亚在考察和参考了印尼对华文教育开放只见利未见弊后，首相纳吉也在近3年来给华校更大的空间和援助，包括拨巨款给独中（过去从未有的），对国民型中小学增加拨款，更允许增办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

这种政策的改变也让华校呈现较过去更明朗的未来，但愿在百花齐放下，我国教育朝向多元开放，继续成为东南亚国家的典范，也能与印尼华校守望相助。

刊登于2012年8月6日《南洋商报》

国中独中的“南腔北调”？（现代春秋）

随着彭亨关丹华社申办独立中学，于7月27日正式获得批文后的两天，柔佛昔加末又有7000人大集会，要求政府批准另一间独中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前者在520大集会后，在短短的两个月就开出绿灯；而后者也打铁趁热在729动了起来，能否如愿以偿，还得静观政府的回应。

在祝贺关丹独中终于有望在2014年开课之际，我们不妨回顾华教走过的辛酸道路。

就马来西亚来说，第一间华文中学应是钟灵中学，它原在1917年始开办钟灵学校，后来在1923年提升成为华文中学。

由于它是最早出名的华文中学，在抗日的年代（1937年起），它是培养大批抗日份子的温床。因此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41年杪入侵槟城时，最先对付的就是钟灵师生。迨至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已有多位钟灵师生死于日本的酷刑下。

战后的华校又告复苏，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在50年代中期，乌云笼罩在钟灵中学，为反对改制卷入了学潮。在1956年达到高潮。

虽然学生有所抗争，但钟灵在1956年接受改制了，成为英殖民政府开刀的第一间华文中学。自此之后，学潮也在1957年蔓延到槟城各个中学，包括钟灵、韩江、槟华及中华等；更延烧到全马各地。

1961年政府根据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制定教育法令，规定所有的小学必须接受改制成国民型小学（因此我们直到今天没有所谓独立的华文小学）。至于中学政府则交由各中学自行决定，至迟在1962年必须做出决定，或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或不接受改制保留独立中学。

那个时候，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疾呼各华文中学自力更生，不要接受改制，以免变质。不过最终有54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剩下16间保留独立中学。换句话说，在改制前全马共有70间华文中学；在改制后，华校就被切成两半。林连玉因为抗争也付出代价，在1961年被吊销公民权和教师注册证。

但为什么后来又出现这么多的独中，而国民型中学又有所增加呢？原来在54间华中接受改制后，在政府作了妥协性的修改条文后，允许改制的中学可以在下午阶段附设“独立班”收容未能进入改制中学（国民型）的学生。

渐渐地，所谓“独立班”又因有所需求而发展成“独立中学”（最初称之为“私立中学”，后来易名为独立中学）。

这样的转来转去，也就转出一个名堂来。在西马的“独立中学”也就有了37间，而另有23间在东马（计砂拉越14间和沙巴9间），两者合起来共有60间。

至于国民型中学除了西马的54所外，在沙巴有5所及砂拉越有12所，合起来一共71间，而后又增至78间。

在一个长时间，改制中学或成为国民型中学不被视为纯正的华文中学，而被认为变种的，但他们成立的校长理事会于2003年宣称为“华中”后也曾引发一些争议，而在近年来似乎已接受它的“华文教育”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说，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在今天又被看成是与一般的国民中学不同的，因为它们有教导华文科，而且学校保持华校的传统。

但不论是国民型中学或独立中学，在改制之后是不能随意增加的。就我们所知，在1979年时，只有钟灵中学获准在北海兴建“分校”及后又自成一体而归纳成钟灵系统。

由于有所局限，78间国民型中学所能招收的学生保持在12-13万名之间（比独中的6万余名的学生多出一倍），但还是有学生不得其门而入，被打入国民中学，也就有人提出要求增建国民型中学的愿望。犹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槟岛西南区的8间华小（现已增至9间华小）的董事会代表在已故许平城的安排下，曾要求陈国平等人领导在西南区设立国民型中学的大计。

当时我们刚“入主”韩中不及3年，一切有待兴革之际就面对这一要求。在盛情难却下，我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阵容，并向林苍祐请教，因为我们是建议用他的名字申办一间“敦林苍祐国民型华文中学”。他不敢乐观其成，其一政府不易批准国民型中学成立；其二用林苍祐的名字可能没有加分。

后来我们作成一份完整的报告呈交时任教育部长的纳吉，但因要兴建一间非国民中学的申请，需要首相亲自批准，而在当时仍无此先例。因此在1999年大选前，此计划没有回应。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不是申请独立中学？而是申请国民型中学？再说，我们正为韩中的振兴而忙碌，怎能分心搞国民型呢？

其实，我们也曾建议西南区学校不妨考虑将毕业生送来独中，反正槟岛四间的独中学生未满，但他们不认同也不热切响应。

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西南区在当时每年有700名华小毕业生，只有不到一半被分派进钟灵、槟华、恒毅、中华等中学，剩下的60%绝大多数进入国民中学，他们之中只有极少进入独中。

在北马的家长心态都是要进入国民型中学而不是独立中学，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高唱中南马独中大丰收，更有数千小六生不得其们而入时，北马的独中仍有空位，因为他们的子女可以进入国中的免费教育。

正因为这样，由于我们的国民型中学计划没有下文，西南区的家长还是不死心，也就在2006年在时任首席部长许子根的协助下，菩提国民型中学搬迁到西南区。这是迁校，不是新的学校，也不是分校。

当2008年菩提中学开课时，学生已经爆满，可见国民型中学“大有市场”。今天即使菩中增加收生，也无法应付西南区的要求。因为他们的毕业生已超过每年千名，于是最近又有人希望恒毅在西南区办分校，情形正如今年较早时批准在威南建“日新分校”一样。

为什么不建独中，而情在国中呢？这是有历史因素的。我们不再阐述。恰恰相反的，关丹华社要的是独中，昔加末也是要独中，而北马人爱国中？这就是南北马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别和分歧。我们姑且将之形容为“南腔北调”？

刊登于2012年8月6日《光华日报》

沙巴政局波谲云诡 （直挂云帆）

随着巫统沙巴保佛区国会议员拉京奥津于7月28日宣布辞去巫统保佛区主席及国阵主席和巫统最高理事会后，复于29日发生沙巴州民统（UPKO）署理主席兼斗亚兰国会议员威弗烈宣布退党和离开国阵。

根据拉京奥津（Lajim Ukin）的说法，他还没有加入其他政党的计划，但会跟民联合作，争取沙巴的利益。

吊诡的是，拉津并未辞卸房屋暨地方政府部副部长的职务，也保留巫统党籍准备留给巫统采取行动（巫统已采取纪律行动）。

针对此事，首相兼巫统主席纳吉认为是预料中事，因为拉京最近的言行与党的立场相抵触。既然他已做出决定，我们加以接受。在过去也有巫统领袖离去，我们把它当成一项挑战。

因此拉京的被革除副部长职是预料中事，而威弗烈（Wilfred Bumbuning）的离开国阵虽未带有官职，但也对国阵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威弗烈是沙巴民统党（UPKO）的署理主席。这个党的全名称为“沙巴卡达山杜顺姆鲁族统一机构”（United Psasokmomogun Kadazandusun Murut Organisation,简称UPKO）是从沙巴团结党分裂出来的。在1994年获准加入国阵，党主席是柏纳东波。他也是中央种植与原产业部长。如今威弗烈离党，又与拉京走在一块，领导新成立的“沙巴改革阵线”，意味着他们两人将转向民联合作。但不论他们未来的动向如何，这个改革阵线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股新崛起的力量，究竟有多大的威力，我们仍不得而知。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整个沙巴的政局是与非法移民息息相关的，如果这个问题未能获得解决而非法移民在一夜之间获得公民权的话，也许会发生如同柏纳东波最近（7月15日）所说的，国阵在未来的大选将失去沙巴的州选票。

在这个问题上，首相纳吉也是十分关切的，他在今年6月初的时候宣布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以调查非法移民的课题。但直到目前人选未出炉，可见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纳吉得必须快速处理，以免事件扩大和蔓延；尤其是从两位国会议员同时掉队来看，他们已引爆这个敏感课题，而政府也不得不正视了。根据报导，沙巴有约50万名非法移民。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究竟沙巴非法移民是怎么一回事，还得回顾历史的进程。

这原是北婆罗州的一块肥沃的土地，与砂拉越及汶莱相互毗邻。在15世纪时，它是汶莱王国的领土，而在17世纪时，将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苏禄苏丹。1881年，英国人开始统治沙巴。到了1891年，才有记录显示沙巴有华人7千余名。在1960年的纪录，华人逾十万名，约占人口的23%。最大的族群是卡达山族杜顺族，约占人口的30%，下来就是巴瑶族（Bajau）、马来族和毛律族等等，近30种族左右。基本上是多元种族的地方，但归纳起来是卡达山杜顺、马来人及土著回教徒和华人成为主要的种族。

在1963年沙巴加入马来西亚时，其人口有逾50万人。由于沙巴一向以来未有介入所谓左翼运动，也就未如同砂拉越有左翼的民族主义斗争。因此马来西亚成立前两年，即1961年才有政党探出头来。最先成立的是由唐纳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接着在同一年，慕斯打化成立了“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由于慕斯打化是姆禄人，属于少数民族，他因而结合马来人及属于回教徒的其他土著结成阵线，另外也有华人组成的“国民党”。为迎接马来西亚的到来，这三个主要政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各取得席位，而按照比例分配州议员和国会议员。

当年没有一个政党占绝对的优势，但基于沙巴是卡达山人为主要民族，也就由唐纳史蒂芬担任首席部长。可惜不久后（1965年）唐纳辞职，改由华人罗思仁出任。在两年之后，沙统（USNO）夺权成功，慕斯打化开始其铁腕统治，引发了他与中央的矛盾加深；尤其是1974年慕斯打化抗命，不接受敦拉萨委为中央国防部长，终于种下祸根。在1970年州选时，中央支持哈里斯组人民党夺权成功，也扶持卡达山首领的唐纳史蒂芬再任首席部长（此时他已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不料上任未及44天即告飞机失事，才由哈里斯出任首席部长）。

1985年，哈里斯成为第二慕斯打化，也就在中央的暗中布署下，鼓励卡达山族首领拜林另组团结党，终于一举击败哈里斯的人民党，重启卡达山人领导的时代。

可是拜林发现在马哈迪首相的掌控下，沙巴处处受肘，乃在1990年大选时反戈一击，投入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的阵营，与马哈迪对抗。讵料选后46党失败。拜林虽仍控制州政权，但已是面临秋后算账。果然在1994年州选中，拜林只能以25对23席再次执政，却很快地因议员叛变而失去州政权。

此时有人归咎于非法移民获得投票而改变了沙巴的政治生态。根据国会去年发表的沙巴人口数字如下：

1970年65万人；1980年92万人；在2000年时，达到240万人；而在2010年时人口是312万人。

如果按照沙巴正常人口的增长，经过独立50年，顶多人口企在150万之间，不可能突破3百万的。由此可见，外来的人口已超过沙巴的土生土长的人口。

除了非法移民的困扰外，沙巴的种族政党也面对分裂的困扰。例如拜林的团结党失去州政权后，沙巴的政党也重新洗牌，最重要的是慕斯打化领导的沙统大开方便之门，迎接巫统东渡，而他也解散沙统加入巫统，他也黯然退出政坛。

另外，团结党除分裂出巴统（UPKO）外，也出现沙巴民主党（由翁基里领导）、沙巴进步党（由杨德利领导）及沙巴自民党等。当拜林的团结党于2002年重投国阵的怀抱后，他又将这些政党逐渐的边缘化。但在今日的新局面下，拜林已不能跟随反对派起舞，只能接受国阵的安排。换句话或，如今沙巴的政局已陷入波谲云诡的微妙处境，但不论怎样改变，我们注意到的是，外来的政党始终无法动摇沙巴政局，一切只能由沙巴人转来转去。从公正党及行动党和伊斯兰党无法在沙巴的突破来看，未来的大选也只能看沙巴本身政党如何应变。当然最主要的是纳吉首相必须快刀斩乱麻，将局面稳住，否则沙巴作为国阵的票仓可能会有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刊登于2012年8月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