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趙紫陽

最近華文媒體又再大事報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新聞，甚至傳他“病重”。為什麼報章會如此重視趙紫陽？他的生死又與中國政局有何關係？

年輕的一代也許對趙紫陽印象模糊或不知他是何許人？但對“六四”事件記憶深刻的人，一定不會忘記趙紫陽的“遭遇”。

其實，不僅是海外的華人對趙紫陽的“命運”有所關心，即使是中國高層也不能對趙紫陽的問題掉以輕心。他們可能擔心的是趙紫陽是另一個胡耀邦，會對中國政局起著沖擊力（按胡耀邦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于1987年辭職，而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繼之發生以悼念胡耀邦為名，掀起一陣的狂潮，更觸發天安門“六四”事件）。

究竟趙紫陽是一個怎麼的人物？為什麼下台15年后仍然令人難以忘懷？這有需要探討趙紫陽從政的歷程。

于1919年（也就是中國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出生在河南省滑縣的趙紫陽原名趙修業（意為修身立業），是家中唯一的男孩。13歲加入共青團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但沒有參加毛澤東率領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4-1935）。

1936年到武漢上中學，自行改名為“紫陽”，一直沿用到今天。為什麼要改名字呢？這在當時有這麼一個說法；“修業”兩個字帶有封建色彩，因此取春節常用的“紫氣東來”的紫字，接近紅色之意（人們常說「紅得發紫」就是這個意思），而陽者“太陽也”。表明了這位年青人血氣方剛，希望自己能像“發紫的太陽”；尤其是日本侵略軍已佔有東北，且危及華北和華東一帶，凡有志氣年青人，莫不對日蔻咬牙切齒，想為國家作出奉獻。

改了名的趙紫陽，便于1937年投身抗日戰爭，黨的身份在1938年重新確定。1940年加入鄧小平率領的部隊，成為鄧小平的人。

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中國又爆發國共內戰，趙紫陽在劉（伯承）鄧指揮下，成為第二梯隊幹部。
1949年毛澤東解放全中國，趙紫陽平步青雲，在1951年被分派到廣東進行土地改革。在廣東的時候，陶鑄（第一把手）和葉劍英是提拔他的人。就這樣他在廣東幹出成績來，于1965年接替陶鑄成為廣東第一把手。陶鑄于翌年上調中央出任宣傳部長。由此可見，他和鄧小平，陶鑄及葉劍英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接著“文化大革命”爆發。原本在66年8月12日的中央改組時排名第四的陶鑄（即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因與江青一派起沖突而告失勢，更在1967年以悲劇收場。這就使到尚在廣東掌權的趙紫陽的地位笈笈可危。果然趙被指斥為劉少奇、鄧小平及陶鑄在廣東的走資派代理人。因此慘遭批斗。黃永勝成為廣東革委會主任，可憐的趙紫陽在批斗大會上受盡凌辱，更在較后下放到工廠“改造”。

1971年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將趙調往內蒙古自治區工作，也是管理農牧業生產。同年9月林彪出事后，趙又因禍得福，在周恩來舉薦和毛澤東同意下，回到廣東擔任領導工作。

比起其他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趙紫陽是較為「幸運」的一位。當然他也因勢利導投身進入「批林批孔」運動。在1974年又成為廣東第一把手。

1975年文革末期，復出的鄧小平（擔任副總理）把趙紫陽調到四川出任省委書記，要他搞好四川的肅條經濟。所幸是早了一個月，因為在一個月之后（即1976年正月周恩來逝世后），鄧小平又再被打倒，失去一切職務。遠離中央的趙紫陽則避過這一劫。

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在四川的趙紫陽領導群眾狠批“四人幫”橫行霸道。

在四川的五年政績，人民給趙的口碑是：「要吃糧，找紫陽」，可見他深受老百姓的愛戴。當1978再復出的鄧小平在絆倒華國鋒后，便在1980年大刀闊斧起用胡耀邦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再設主席職，避免沖撞永遠的毛主席）；趙紫陽昇任國務院總理，他們成了鄧小平的左右臂膀，似乎「紅運當頭」。

可惜1987年，胡耀邦被指違反集體領導原則辭卸總書記職，鄧小平硬拉趙紫陽頂上。而趙紫陽的特長在于抓經濟，搞意識形態不是他的專長，勉強上位后，麻煩就伴隨而來。

雖然他也有心要整頓國家和黨，但意想不到的是才上任兩年的總書記竟然面對天安門廣場麕集不離的學生和群眾，表面上是要尋求政治改革，嚴懲貪污腐敗；實則要求“民主”呼聲傳遍全中國，舉國上下也動了起來。這與共產黨一向以來所強調的一黨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
這個時候，趙紫陽所能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順著所謂「民意」（主要是學生提出的政改），等于是否定共產黨的一貫宗旨，也違背毛澤東思想，更使鄧小平左右為難；順著中央意旨，就是要求安定大局，不能搞示威遊行和強佔天安門，形成無政府狀態。

為此他只好出其下策，親自會見學生，要求他們停止絕食，自行離去，等待中央逐步進行改革。未想其善意被曲解，學生反而變本加厲促請中央明確表態。這樣一來，趙紫陽已處于被動的地位。

可是我們到現在仍然搞不清楚，在國家動蕩不安的時刻，為何趙紫陽要在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第二天對朝鮮進行官式訪問（4月23日）？難道他不知道事態嚴重嗎？是另有隱情抑或是失勢的先兆？

在他離京期間，一切事務落在李鵬（總理）身上，權力也就相對轉移。在取得鄧小平同意下，「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一錘已把“六四”事件定為「動亂」，自然引起很大的反響。

待到趙紫陽于4月30日回國后，形勢已告逆轉，他再也無能為力借助學生運動來促使政治局改變立場。

結局是趙丟官，天安門被清場，“六四”事件為中國當代史留下十分爭議的“拍板”。趙紫陽的下台標誌著「紫去東不來」。雖然還是鄧小平的時代，卻是物換星移，改革開放也換來慘重的代價。

儘管如此，趙紫陽一生算是能伸能屈，又跌又起又跌，但他行事光明磊落，不失為一代風雲人物，懷念趙紫陽也就油然而生。不具有什麼政治動機，只是覺得這位英雄人物的下場太淒滄。“紫陽”終于返樸歸真，回到“修業”的晚年。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正是他刻下的寫照。

陈嘉庚与陈六使

12月13日，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颖到访韩江学院，我领他参观正在举行的“南洋大学历史圖片回顾展”。他看到创校人陈六使的照片，问我他和陈嘉庚是什么关系？

我顺着这个问题，把陈嘉庚和陈六使当年分别创办厦门大学和南洋大学的初期情况串连起来，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却有「不期而遇」的相似情况。

陈嘉庚（1874－1961年）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陈六使（1897－1972年）也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两人是同乡，而且陈六使南来前曾在陈嘉庚兴办的集美小学念书，并在1916年来到新加坡。一度在陈嘉庚的公司做工，算是主僱关系。后来自行创业发迹。因此陈嘉庚与陈六使非亲非戚,年纪相差23岁。但渊源很深；尤其是在兴学办校方面，一前一后，相互映辉。

在1890年已到来新加坡的陈嘉庚，靠橡胶业发迹，业务多元化，跃居为南洋首富之一。1921年斥巨资兴建厦门大学，令人侧目（他也在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後來又于1945年创办《南侨日报》。）。较早前，他已在新加坡和集美兴办小学和中学，他的一生与文化教育息息相关。

在创办厦大时，陈嘉庚没有政见之分，出于学术的考量，有意请汪精卫为校长，后又因故请邓萃英为校长（教育部官员），结果闹得不愉快。最后只好邀请新加坡著名峇峇林文庆医生勉为其难接长厦大。林文庆那时已是具有名望的学者和有身家的贵族。

林文庆（1869－1957）崇尚儒学，在厦大时极力推广儒家思想。于1926年邀请已是在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林语堂为厦大文学院院长。基本上两林在思想上并无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

林语堂（1895-1976）学贯中西，与鲁迅是好友，便于同年请鲁迅来厦大担任文学系教授。虽然鲁迅与林语堂政见不同，但他们的交情不错，以致鲁迅生前未大动笔杆痛斥林语堂。

鲁迅（1881-1936）是“五四运动”的文化旗手，对儒家一向没有好感，也曾著文打倒孔家店（“狂人日记”是為濫觴），因此来到厦大時对林文庆的提倡儒学不仅没有好感，甚至反感，在厦大呆了三四个月后，便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劝林语堂一起走，但不果。翌年，因风潮林才辞职转任武汉革命政府外交部。

王賡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及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及《南侨日报》经理）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这件事，后者并说鲁迅不满林文庆之余，也连带对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有误解。他認為如果鲁迅长命的话，肯定会对陈嘉庚另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后来形容陈嘉庚是「华侨旗幟，民族光辉」）。(陳在50年代初期回中國定居)

1926年陈嘉庚毁家兴学也搞到财力不继，以致林文庆在1926至1935年间到处为厦大筹款。1937年因支撑不住，改由国民政府接管，林文庆也就回到新加坡。直到今天，厦大已是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之一，学生2万余人。

陈六使也是靠橡胶业起家累积成巨富后，接替陈嘉庚之棒出任福建会馆会长,後來也擔任中华总商会會长。50年代与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名列两大胶业巨子。

1953年，陈六使登高疾呼创办南洋大学，万山响应，在福建会馆拨地500英亩及个人献捐500万元叻币下，一间华文大学终于在1954年获准成立。

在当时陈六使也和陈嘉庚创厦大时一样不以政治为考量，请来了国际知名学者林语堂为首任校长（林语堂于1936年举家离开中国赴美国定居）。他曾扬言要建立一个“反共的堡垒”。不久由于办学理念与校董会格格不入，陈六使与林语堂終手起了正面的冲突。最后以补偿10万美元给林语堂一家大小走人。

林语堂回美国之后，大骂南大成为“共党的温床”。言语之间，似乎是对本身的离职十分不满，但也埋下了“祸根”。

在这之后，南大起用了曾任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校长。这位好好先生也与南大生融成一体。

虽然实际上是庄竹林在担任校长，但南大已成为当年学运和文运的核心，更被形容是文化统战的桥头堡。在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之下，南大已成为文运的一面鲜明旗帜。因此已于1936年逝世的鲁迅竟然成为南大生的「文化导师」，杂志与著作的出版不乏对鲁迅的推崇与赞扬。鲁迅成了“抵销”林语堂影响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比起庄竹林更有魅力和形象，俨然是“校長的校长”或“南大的大校長”。

陈六使也像后期的陈嘉庚那样。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风浪中。于1963年公民权被吊销，而南大生继续高举鲁迅的旗帜，直到70年代之后才有了转变，不幸的，南大在1980年消失。

由这两校的命运来看厦大和南大是十分強烈對比的：陈嘉庚后期十分光采；陈六使则忍辱负重。虽然两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命运各有不同。

更为吊詭的是厦大早期的事件与南大早期的际遇竟在不同的时空中碰撞，里头又是涉及林语堂和鲁迅。前者是两个活人在思想上的回异；后者是一个死了的伟人被用来狠狠地反击一个活着的学者，掀起一场激烈的思想与文化斗争。如果当时魯迅还活者，不知有何感想？林语堂对于鲁迅也没有太多的坏话，人已死了，也就没有纠缠不清了。

恰巧明年是林语堂110周年誕辰，厦大又要有一个紀念活动，不知是否是“平反”还是為了纪念一个廈門人的「光宗耀祖」？

碰上风雷激荡的年代

初当记者后面对的第二件难忘的事是撞上“政治动荡”的年代。那就是左派政党的劳工党已开始酝酿放弃议会斗争，走向街头斗争的一幕又一幕的政治运动。

如果我们把时间较正一下，1966年6月，在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火红的阶段。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毛泽东的权威达到了顶点。这种「破旧立新」的风潮也不可避免地波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区，马来西亚的左派政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虽然对于示威游行并非新鲜事，但对于一个刚入道的记者却有其“新鲜感”，也感觉到新闻的重要性。

翻查历史，马来亚劳工党早在1966年之前就有过示威的记录。比较重要的一次是于1965年2月13日为纪念“人权日”而在吉隆坡展开的大游行，也是配合社阵领袖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被扣捕的二周年，以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领袖和干部，这也是1964年大选后社阵改变斗争策略的一个新局面。陈凯希因此事被扣留。

在槟城方面，劳工党在1966年6月之后就有不少的示威行动，我们身为记者的也就奔波于其中。通常报社都会在要发生示威前或正在进行中接到电话，而《星槟日报》作为地方性的权威报，往往先取得第一手资料，记者李良树就是采访这类新闻的“闯将”。我们一般上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作实际的采访。但见旗海飘扬，人头攒动，口号声不绝于耳。不多久，镇暴队便倾巢而至，将示威者的行动遏止，催泪弹的发射是至为平常的事，以驱散人群。

催泪弹是一种十分热辣的味道，迫得你不得不掩鼻逃开。那些有心理准备的，總會预先拿着湿毛巾，可是也没有多大管用。我记得有一次在过港仔横街采访时，一颗催泪弹从我头上飞过。虽是有惊无险，但事后却心有余悸。类似这样的採訪，既是刺激，也富有挑战性，更有一定的冒险性。毕竟记者和示威者之间是没有多大的差别，谁知道你是谁呢？

再者，在那个时候，一些的示威者都是我们相识的。平常的日子多有碰面而且温文有礼，到示威上阵时，他们就成为「勇往直前」的冲锋人物。这种敢于面对被捕和不怕受伤挨打的精神，也只有那个年代才出现的场面。如今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也许现代的年轻人会问：做记者不过是一份受薪的工作，何必拿命来博？搞不好，分分钟都会受伤。但出于「敬业乐业」的精神，我们似乎也与示威者那样的勇敢，轻装上阵采访。你如果不身历其境，又怎么写出真实的新闻呢？因此，我对我们那个年代的记者，有难于忘怀之情。不是我们自夸，我们真的是「献身」新闻事业的一群。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66年起，檳州劳工党的示威游行如同家常便饭，也展现了议会外斗争的政治路线，以下是示威游行的较大的事件：

1.1966年6月24日，劳工党举行了「援越抗美」的示威游行。这种斗争标志着劳工党把斗争的层面扩大到國際事務。

2.1966年9月2日，劳工党为抗议政府接管乔治市议会，展開一场「三反示威游行」，场面浩大。
所谓三反是“反对接管市议会，反对提高电话费和反对修改《屋租统制法令》”。乔治市议会由
1959年开始，便属于社阵所控制的地方议会，也是左派的阵地。在1965年被接管前，仍然由社阵执政，

由于不满民选议会被接管，劳工党员走向街头抗议。

3.1966年10月份，劳工党又有几次示威，全是冲着美国总统约翰逊要访马而引起。

4.1967手5月1日，劳工党员在闹市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镇压阿沙汉工潮。

5.1967年5月28日，劳工党又因支持华都牙也扣留营同志的绝食斗争，而分别在亚依淡及大路后
展开示威游行。

6.1967年7月11日，发生劳工党员朱贵华在日落洞涂写标语时受枪伤，一时成为轰动新闻。朱君
后来前往中国就医，但已告瘫痪，1999年逝世。

7.1967年8月26日，劳工党员分别在过港仔横街及大路后示威游行，反对「国语法案」，要求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

8.1967年11月24日，因英镑贬值15%，导致与英镑挂钩的旧马币也贬值15%，引发一场大罢市行动。

在较早前，即20日，已发生一场大示威游行。林建寿也因罢市事件被逮捕一个月左右。

9.1967年10月23日，与劳工党无关的另一场海上渔民示威行动也爆发，这是浅海渔民抗议拖网
渔船破坏和影响小渔船的生计，一时之间，也是情势十分紧张。（浅海渔民在66年10月23日
已有过一次大示威）

从以上的事件来看，我一入道就成为「示威记者」。每有此类的紧张事件，我先得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当然这些个消息也要感谢《星槟日报》记者给予的协助。毕竟《星洲日报》在槟城只有我们三位记者，经常应接不暇。

在新闻报导上，我们采取了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报导，有反对党的声音，也有执政党的声音和立场的表明。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货币贬值造成的混淆。

事缘我国政府在1967年6月1日发出有最高元首肖像的新币，以逐渐取代原来的“帆船和牛车图案”的货币，以期脱离英镑的挂钩，未想在11月18日，英镑突宣告貶值14.3%，当局乃宣布旧币贬值15%（即85分兑1元新马币）。根据估算，旧币尚有六亿多元未收回。于是抗议与不满之声群起，槟州劳工党率先领导「槟州总罢市」。

很不幸的，后來竟演成局部的「种族冲突」，当局不仅进行大逮捕，也实行戒严令。情势之逆转，出乎意料之外，劳工党也因此付出惨重代价。

当然还有其它事件围绕在同一个时期发生，但就槟城来说，示威的频仍，已使它进入一个多事之秋的政治不安的挑战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压力也随之增加。我们卻也从中学会更多的采访经验和应变之道。（部份资料取自“劳工党斗争史”及“历史的放歌”）

死屍遍野 猶如隔世

12月26日，黑色星期天早上9时许，地面摇动：尤其是住高楼大厦的居民，感到非比寻常。这样的次数其有间断性。有人估计较长的“摇荡”有4,5分钟左右，合计起来有10余分钟，然后恢复原状，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讵料约莫3句钟后，恶耗传来，海啸肆虐，死伤无数。启开CNN观看，真是不得了。「黑色消息」接二连三出现银幕，印度洋掀起滔天大浪，滚滚冲向附近的岛屿和陆地。大地变色，人人瞠目结舌。一场大浩劫终于大祸临头。

接着下来，通过各媒体的报导，我们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万万也想不到灾情如此严重，把印尼的亚齐省几乎夷为平地，还有斯里兰卡、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情况之恶劣前所未有，震惊之余，还是忐忑不安。截至31日的数字，地震伴随着海啸已吞噬15万余人命，数目不断在上升。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鲁里哈德佐更是语出惊人：“亚齐省死亡人数可能超过40万人。”难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形容这是「空前的浩劫」，也需要空前的巨额援助。

历史现在已开始记载这一桩天下惨剧，涵盖面之广，死伤人数之多，将为历史涂上血泪斑斑的文字；也许要过一段时日，我们才能对整个「来龙去脉」有个较清楚的轮廊；但也许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再有天灾？如何避开和逃命？因为地球和宇宙不在我们掌控之中。

其实，根据科学家的探测，地球每天都在震动，極大多數只是微震而已，不足为患，因此我们习以为常。国际间一般把地震分为12级，到第5级时，已是相当强，个别的玻璃会破裂。到第8级时，就有杀伤力的毁灭。因此人们对于第6及第7级的地震已相当惧怕。若是来到第9级，正如这次印度洋靠近亚齐省的地震，就是恍如隔世的惨景。

地震可以发生在陆地，山脉，也可以发生在海底。当海底地层断裂时，释放出来的能量就以惊人的威力迫使海洋卷起千堆浪，排山倒海冲向陆地。台湾气象局形容地震后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1200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也引发大海啸。谁能抵挡这样突如其来的天灾呢？

在近代史上有超过10万人丧命的地震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1923年日本关东的大地震，也波及横滨受到海浪的冲击。地震伴随海啸夺走15万人命。第二次是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唐山荡为平地，肇24万人死，36万人重伤的人间悲剧。根據估計，威力相等於500枚投下廣島的原子彈。

再有一次是1995年发生在日本神户的大地震。虽然死亡人数只有5千余人（小小的神户只有10万余人口），但殃及的地带包括大阪在内近5万建筑物倒塌，总共损失855亿美元。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已解开谜的唐山大地震的前因后果，就可知悉地震的杀伤力有多大：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位于北京市200公里的唐山市（河北省内）在顷刻之间被大地震毁于一旦。建筑物65万间被摧毁。以唐山市当时的100万人口来统计，¼的人口不见了。整个唐山市頓成一座死城。在尚未开放的中国，并未接受国际的援助，外界也对真相知之不详。但历史后来告诉我们唐山大地震也震掉「四人幫」及「文革」。

现在我们有机会从书刊中看到回忆的片断：

震前7天，白雾弥漫，阴云密布，欲下无雨。

震前6天，雷声不绝，却不见雨落。

震前3天，鸡叫猪跑，魚产大增，风向飘忽不定。

震前2天，毛毛雨下个不停：成千青蛙爬出水面，有气无力；自来水变浊。

震前1天，天气变化多端，闷气迫人，难以入眠，井水忽落忽涨。

震前当天，乌云密布，风势凶猛，夜空出现许多亮光，瞬息间，房倒地陷，一片呼叫声让人惊心怵目，唐山废墟一片，满目疮痍，死屍遍野。

可怖的是，事先未能测知大祸将至，人人都以为是天气异常吧了！

更讽刺的是，事隔近40年，科技一日千里的今天，竟然还是无法测知地震将临。大家都以为印度洋「绝对」的相安无事，也就从未安置侦察系统，人类低估了「天敌」。

我们只知道世界和平重要，却忽略了地球安全更为重要。不是吗？美国「反恐」让我们迷失了方向，以为恐怖份子最危险。大国的科学家们也「出卖」了比较落后地区的人民，未把他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警报系统去了那里？

“911”的3千余生命改变了美国，让它随心所欲地改变“地球的政治版图”。

“1226”用万千个无辜的生命改变了印度洋，让地震海啸改变了“地球的地质版图”。

这是「霸权」的时代，还是「天灾」造孽的时代？

高科技呀！你让人类哑口无言！

我走進《星洲日報》

《號外周刊》的主編胡錦昌希望我寫些“報壇憶舊”之類的文章。我思來想去，覺得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一時不知從何談起。后來想了幾天，覺得也該為自己的“往事”作一個小總結，以便從中帶出一些重要人物陪襯，或者讀者會感到興趣。但必須申明，這不是“傳記”，只是作者報業生涯中的點點滴滴，也許可以串成一個人生故事。

在我的記憶中，報人旅程是充滿辛酸苦辣和備具挑戰的，因此借用了名作家余秋雨的一本成名作《文化苦旅》作為這個系列文章的總題目，因為在我個人看來，25年的從報歷程簡直就是一場文化苦旅。

既然談到文化，不妨從我開始寫作的年代講起。我是在上了高中二那年才認真地看待寫作，才知道什麼是文學？什麼是作文的真義和內涵。不像一些學生從小便對文學發生興趣。這種后知后覺終于使我領悟到讀書的重要性，沒有足夠的知識，又何來創作呢？

這就是說，對我而言，先是對創作發生興趣，才回到對讀書發生興趣，因為在那個時候，開始感覺到“書到用時方恨少”的苦味。

離開大學后，我的第一份職業是“報人”；我的最后一份職業也是“報人”。自此而后，轉而投身商場創業，不再是“打工仔”。

我是在1966年考進《星洲日報》當記者。第一次與時任《星洲日報》總經理的胡榆芳和主筆黃陰文會面。那一年中國正發生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馬來西亞的政治斗爭也波浪起伏。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成為一個「文化人」。

為什麼選擇做記者？這個答案我答不上來。原先我是為自己構想在學術界發展，不料事與願違。雖然如此，我並沒有后悔走進報界，至少它充實了我的人生，也能夠從另一個角度開展我的文化之旅。今天想起來，似乎是殊途同歸，我又從文化界跳進學術圈。兩者之間原來是一步之遙。

《星洲日報》檳城辦事處是設在《星檳日報》大廈內（兩報是姐妹報），只是一個小角落，總共有三個人是全職記者，主任是朱炳欽，記者就是許秋水和我。我們三個人要包攬所有的檳城採訪工作。因此在很多時候要借助《星檳日報》記者們的協助。星檳的採訪部就俟著我們的辦公室。所幸《星洲日報》要的是“大新聞”，很多地方性的新聞便被割愛。三個人輪來輪去也就足夠應付局面。

從來沒有受過新聞訓練，也只是懂得塗鴉一番，怎麼一下子就當起新聞記者？如今回想起來，不禁啞然失笑。上班第一天便被派去政府大廈採訪喬治市市議會的調查庭新聞。

為什麼有市議會調查庭之設？原來檳州政府在1965年終止市議會選舉后，有意接管市議會。為了製造“輿論”，在有人投訴下，便設立由法官組成的調查庭，以調查在社陣控制下的市議會有何不規則的事件發生，第一個投訴人且上庭作証的就是后來成為“馬華七人幫”頭頭之一的馬卓達，他是一名電器承包商，在調查庭內大大地數落社陣的不是，向林建壽（原任社陣的市議員）猛烈開炮。指責林建壽憑其權威（那時林建壽是社陣領袖，紅極一時）把市議會變成他（指林）的個人“小王國”，頤指氣使，但他始終提不出林建壽有瀆職的証據。

接著作証的還有曾任社陣首任市長，后來跳槽國大党的納瑪那旦，他對林建壽也心懷不滿。可能是后來社陣不選他出任市長，改由黃添壽出任市長之故。不用說，他也在調查庭內“大爆內幕”，又是對林建壽展開抨擊。

如今這兩位證人均已作古。

總之，在我的印象中，林建壽成為調查庭的耙子，被萬箭穿心，把調查庭變成對林建壽的“公審大會”。

后來我才知道所謂調查庭是不具法律懲罰的權限，只是要“調查或暴露”社陣自1959年執政喬治市議會以來有否出現濫權和失誤的事件。

調查庭結束后，有報告書發表，但沒有進一步行動。換句話說，事情不了了之。不過，卻也因此為“民選市議會”敲了喪鐘。從此我們不再有市議會的選舉。

市議會被州政府接管，直接由首席部長兼任“市長”。民選市長不見了，民選議員也不見了。若干年后，我們才看到有市議員出現，但已不是民選，改成官委了。直到今天，我們的官委市議員成為執政黨的特殊產物。而執政黨則當成“培養”國州議員的溫床。今天我們有不少國州議員都是從“市議員”爬上來的。

喬治市議會是馬來西亞最早啟開民主制的一個試驗場。在1951年時代通過選舉產生議員，而後在各州市縣進行地方議會的選舉。最后一次的選舉是1963年，依然是由社陣執政（由1959年至1965年。1958年時由聯盟的人出任市長）。按照憲法，市議員任期3年，到了1966年就要再行選舉。但1965年終止地方議會選舉后民選市議員便在1966年結束任期。

話說回調查庭的新聞，從早上開到下午，如果要詳細報導，一版也刊不完，我只能選擇重要點來寫。所謂重要點就是讀者所要閱讀的報導，在無師自通下，我似乎已“合格”。

除此之外，我還得撰寫其他新聞。由于人手有限，我們成為“包山包海”的記者。其實我們也不是三頭六臂，有些新聞還得要向星檳的記者“拿料”。

說起來也許你不相信，當年記者的待遇是“低得可以”。日薪200元，再加上車馬費津貼而己。如果你勤力寫作，或寫特寫或投稿副刊，便有稿費來增加收入。

即便如此，我們當了記者之后樂在其中，雖然有時忙得不可開交或趕稿與時間競賽，但在第二天，當你在報上閱及自己的報導時，也就忘記昨日之苦。

就這樣每日的輪轉，從早上忙到晚上，日子過得很快，不知不覺3個月的試用期滿了。報館也正式通知我們被正式錄用而成為專職記者了。

記者生涯第一步，我是挨過來的。我的自信與勤力，也為我的報人事業奠下一個紮實的根基。
我每天用工作的激情擁抱每一個早晨的陽光。辦事處雖簡陋，但這小小的空間卻放射出無限的資訊，散播在人間。

杨振宁的“黄昏之恋”

全球南洋大学校友12月在槟城举行联欢聚会时，主办单位原本有意邀请曾擔任校外考試委員的杨振宁教授作为主要嘉宾，但被告知事忙走不开，以后一定会来参加。未想在月中竟传出杨教授再婚的新闻。本来续弦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惊谔的是82岁老学者娶28岁少女为妻，也就成为传媒大事报导的趣闻。一时之间，新闻评论不绝于耳。有人用平常心看待，认为是个人私事，没什么值得批评的。有人用世俗的眼光来审视杨教授，认为年纪相差太远，几乎是“爷孙配”，怎么样看也不顺心顺眼，更不符合华人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

对我而言，也是先是感到愕然和费解，但在几天之后，便不再认为是 “颠覆伦理”的事。当然除了震惊之外，我还是觉得杨教授此举有“石破天惊”的向世俗伦理挑战的勇气。

我认识杨教授是在70年代中期的事，他两度来槟城旅游和演讲，都是由我全程陪同，我因此对他有比较好的了解。1977年时，我把他的旅马言论集編著成小书出版，取名《楊振寧博士旅马言论集》，先印2000本，未想“洛阳纸贵”，再印2000本，同样销完，实在出乎意料之外。

1985年，我自行创业，合股报办和出版社，就借与杨教授相识之便，商议在马来西亚出版其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由于属朋友关系，我们只付象征性的版权费一千美元，便算拥有出版权。我们共印就3000本，也卖得不错，剩下的书不多，大概有百余二百本，足见杨教授有其魅力。

我已经有足足约30年未再见过杨教授，但传媒不时有他的新闻和演讲。他给我留下較新的印象是在接受凤凰台访问时（2001年）坦诚他的三个孩子不会中文，是地道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華裔）。而他则对中国情有独钟，在退休之后，来到中国长住，且在清华大学任教。

杨振宁之所以闻名于世，是于1957年与李政道一起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万千华人引以为傲。自此之后，他们两人成了物理学大师。我对物理是门外汉，无从与他交流科学，但他对政治之兴趣，倒是成为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

于1922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杨振宁，于1945年远赴美国深造，在芝加哥大学考取博士学位。1949年与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原国民党昆明军区司令）的女儿杜致礼在美国重遇而结婚。

1971年他回到中国访问，那个时期正值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刚发生林彪坠事件，外界对此知之不详。但在接见中共主席毛泽东后，周恩来总理便向他讲述林彪事件。

在访华时，杨振宁也造成一个轰动。因为能获得毛主席接见诚非易事。他也在较后时对“文化大革命”抱有一定的“激情”。当我们在1974年邀他为南大校友会作演讲时，他虽然没有正面地赞扬“文化大革命”的“壮举”，但言词之中对毛泽东有无限的推崇，他引用毛主席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来形容当时他所见到的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并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前途无量的国家”。

不过，在2001年接受凤凰台访问时，他又否定了“文革”，转而热情地颂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这两种心态也反映出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自我转变的過程中走过来的，他留下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年轻的时候，感到人生是无限的，现在到了这一把年纪，已觉得人生是有限的，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人生总是有尽头”。他目前的黄昏之恋可以说是用“有限的生命去争取无限的未来”。而这个“无限的生命”就是翁帆。“有限对无限”成了一种激发活力的时尚。也许翁帆要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她换到一个“永远的杨振宁夫人”的头衔，成为她未来人生的“宝贵资产”，与当年的宋庆龄用青春换来“永远的孙中山夫人”，是每个女孩子都梦寐以求的愿望。

是的，在去年丧妻之痛后，杨教授确需要有人照顾他的生活，刚巧这个空档给翁帆顶上了。如果杨教授想找一个伴侶过完这一生，或者有万千的女孩子包括才女愿意与他「厮守一生」。谁不想成为带着桂冠的“杨振宁夫人”呢？

既然他自己选擇翁帆作为「红颜知己」，我们就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健康长寿”，正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槟城街边小食亚洲第一

正当槟城的旅游业被接二连三的评论弹得「无一是处」，并被形容「东方之珠」已黯然失色时，美国的《时代周刊》亚洲版（在22-11-04期）却为槟城挽回一局。

在对亚洲国家进行调查后，《时代周刊》的记者选出35项亚洲最佳（THE BEST OF ASIA），以便有意出门旅行的人有一项指南，可选择所要的项目到有关的地区亲历一番。虽然35个项目中包含广泛的课题，例如集市、书店、酒店、衣着及饮食等等，但我们可以集中看饮食天地项目中上榜的国家和地区，却意外地发现原来槟城也占一席之位。被选中的竟是“街边小食”。换句话说，槟城的小贩美食在亚洲国家「独占鳌头」，堪可与北京的北京填鸭、新加坡的鸡尾酒和日本的“前衛浪族的咖啡店”相提并论。这说明了槟城最让游客「齿颊留香」而津津乐道的是它的街边小食而不是它的旅游景点。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市中心的「儿童乐园」的别具风格与特色也是罕有的儿童天地也上榜内有小瀑布和水池，另有空嚝的游玩场所。

虽然我们不全然以为《时代周刊》的选择是最正确的，但我们以为它有足够的“权威”来影响游客的去向。

对槟城人民来说，原本我们以为还有几项是值得引以为荣的景点，例如j美丽的海岸和碧波蓝天的海景，但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有相似的景点。因此不算独特；k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蛇庙。我依然记得在伊朗巴列维国王及王后在1979年倒台前曾来槟一游时，就特到蛇庙抓蛇拍照，但今天的蛇庙已是一座平常不过的庙，缺乏神秘感，蛇也少得可怜。据知蛇庙方面力图重整昔日风采，但需耗资数百万元，不知此宏图能落实否？l升旗山的缆车是「爬地而上」，不是吊缆（其它地方也有），比起香港的太平山缆车还要高，还要有看头。可惜缆车一次只能载客10人，又闻时有故障，真是大煞风景。加之山上缺少娱乐，美食等，吸引力不足，已使到当局关注整顿的必要性。虽然考虑到环保，不被赞成开辟公路通车；而吊缆又耗资钜大，言易行难，但还得力保其优势，因为放眼亚洲，「爬山」的缆车（在山路的铁轨用电缆对开）是十分具有卖点的。

当这三大景点的发展和改善有所局限和面对阻力时，它不免产生某些的遗憾，而能弥补遗憾的当推“槟城的美食”。

槟城的美食不像世界大城市多数设在豪华与高级的酒店或餐馆内，恰恰相反，它是在街道边四处林立，蔚成一种「奇观」。虽然槟城也有冷气设备的餐馆和饮酒作乐的酒吧，但更多的小贩或称为大排档是在街边旁不规则地「成长和生根」，数十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咖啡店一间又一间的设立，小贩数以万计在咖啡店内外摆卖，也有的是在一个范围内自我结集而成。似乎没有秩序，显得有些眼花撩乱。

因此，《时代周刊》这样说：这些没有限制的旺盛将亚洲的传统美食集合在一道，且收费廉宜，只是几块钱。这个地方就在槟城。单只讲出其名字，不仅马来西亚人，而且任何人有机会品尝街边小食都会流口水。世代以来，移民的华人和印度人已把辣椒炒面当成习俗，再加上当地的马来人和泰国人的用料渗入其中，使到槟城成为亚洲熟食小贩的焦点。新关仔角的炒粿条，浮罗山背的叻沙和大伯公街用火炭烤面包涂上椰子浆的美食也只有在槟城可以找到，而且又很便宜。

《时代周刊》显然还不够深入了解槟城的美食是多样化的，只能列出他们吃过的几档小贩。其实槟城的著名的美食小贩摊是到处都有，多到一条街到底有多少小贩你也数不清。若你问问槟城人，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好吃的。对于外国游客，这类在街边的小贩是突出了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小食文化”。而且是在街边，不是在餐馆内，自然流露出惊訝和赞叹。

虽然有人说，我们是“以乱取胜，以多取胜”但也就是因为如此，它才被外国人评为“亚洲最佳”。因为他们好象未曾经历过有这样「未算十分合标准，却又吃得，大快朵颐」的不规则乃至没有规化性的大排挡能在促进旅游业方面作出「贡献」。当然反过来，小贩之多，也解决了槟城的「就业问题」。
無論如何,清潔衛生與有秩序是所有小販中心都必須關注的大問題,不然以後我們便沒有這麼”幸運”了。

我和周宝振有个“约会”

《号外周刊》的胡主编希望我能写些未为人所知的“有趣往事”。我就断断续续回忆我办报的一段“轶闻”。其中一宗是当时的“小报大王”周宝振约我“谈判”的事。
大概是1988年吧，我接到周宝振的一通电话，要与我商议报纸价格调整和统一的问题。我与他原先未打过招呼，但我知道他是办报的奇才，而且成为报坛佳话。
就我所知，这位周氏家族的第二代报人，确实比他的父亲周瑞标更为出色，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形容他也不为过。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周瑞标把“马来亚通报”办得有声有色，从小报（三日刊）变成大报（日报）。最后以高价卖给马华公会的臂膀企业。
他的下一代包括周宝振等人，在70-80年代也开创另一个报业天地，三日刊的《生活报》竟然在报坛争得一席地位，令人刮目相看。这份后来改名为《新生活报》的三日刊在80年代中期窜红起来，据知其中一个系列“骆文秀外传”把《新生活报》的名字打得特别响亮，连我也不例外地追买来看。据作者蔡诗河在后来出版“骆文秀外传”（1995年）前言中这样说：「1985年8月中的一天，张弓来新山找我，问我可以不可以写骆文秀，那个时候《新生活报》正推出;《大王系列文章》，有「鸡王吕正义外传」及「九头鸟李三春外传」，由于是大制作，很受读者欢迎。」
我当时也在酝酿“出走”大报（日报），转向小报的筹划，因为我看到《新生活报》的路线是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与友人合股）办的也是三日刊的《联合报》，企图从中杀出重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在1986年推出这份三日刊，几乎是和《新生活报》打对台。
我们当然也推出系列大块头文章，其中一个系列是写林梧桐的云顶之路，结果我撞到石头，被他「请」到他的办公室“喝茶”（此事按下不提）。接着我们又把方向一转，同事们要我绞尽脑汁推出《林苍祐评传》，因为大家都认为林苍祐贵为槟州首席部长，很有卖點，尤其是他的政治起落传奇，也未曾系统整理出来，若以此作为《号召》，肯定有助提升报份。
后來在大家的努力下，《联合报》几经挣扎，竟也从一份不起眼的报纸成为《新生活报》的“劲敌”。
到了1988年时《联合报》的每期销量超过5万份，印刷高达5万5千份。那时的《联合周刊》也每期突破2万份。由于尝到了甜头，我们的董事会“野心膨胀”起来，竟然大胆到要「复刊」已经停刊的《星槟日报》。于是乎《联合报》一下子成为一个「报业集团」。表面上看起来，进展是神速的，好象在制造一个神话，但个中内情，却不足为外人所知（以后的故事也按下不谈了）。
正因为我们的办报方针和路线与《生活报》集团有些相像，又处于《烽头火势》的阶段，也引起周宝振的注意，自然把我们列为一个「战略对手」来看待。
就我所知，《生活报》集团在周宝振的运筹帷幄下，更是一日千里，不但《新生活报》的报份超过10万大关，而且属下的几份周刊也十分热卖，已经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报业集团。
不仅于此，他也正成功的收购《中国报》，准备从“小报大王”攀上“报业巨子”的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约我“谈判”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其一论财力我们远不如他的集团，其二说销量也无法相提并论。结果他在电话上说了：「为求公平，双方就约在怡保会面」。他从吉隆坡北上，我们从槟城南下，选择在一家酒店商议。」我一口气答应了，因为我们办报终于得到对手的“重视”。自从怡保分手之后，我依然记得为么会有这次的谈判，个中情况，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我们期待第三个神话出现

说什么都是枉然的
如果冬已来临
风奔雪飞 自然的
你必然枯萎凋零
但是种子已随风播散
我的爱
你就睡一季黑甜甜的长冬吧
雪溶之后大雁掠空而过
那时再撑开软软的泥土
探出你的头来

－－（南园一梦25年。作者依然）

来自四面八方的南洋大学校友连同眷属共800余人，订于12月10日至12日在槟城聚首一堂，是欢聚或纪念各有说辞。有人说没有了南洋大学，何来联欢？只有纪念和缅怀；另外的说法是南大精神不死，校友团聚话当年，也是一种联欢。

联欢也好，纪念也好，南洋大学曾是一座“文化圣殿”，不但长存在1万2千名南大生的心中，而且已升华成为一种激励民族教育的“不灭的明灯”。人们因此把它形容为“南大精神”。

从“南洋大学”到“南大精神”，是所有南大校友的“荣耀”，或“伤痛”？答案已在上边所录的一首诗中表露无遗。

是的，当“荣耀”已被掩盖时，伤痛伴随而来。这其中的辛酸历程，已成了一页民族教育的悲壮史诗：
1953年，创办人陈六使登高一呼，倡议创建一所华文大学，获得万山响应，从新加坡到槟城，掀起一连串的乐捐浪潮，蔚成一种民众运动，历久不息。于是陈六使主持动土礼，象征着南洋大学成立在望。

1954年，南大建校批文获准，请来了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林语堂当首任校长。不久之后，办学理念与校董格格不入，引起风波，留下憾事。在他走后，先后迎来了张天澤及原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主政南大。从此南大在风霜雨露中挣托成长，也注定了他日后的坎坷命运。

1955年，南洋大学校门牌坊竖立，意义深长。

1956年，陈六使主持开学仪式，南洋大学展示了它的魅力，在东南亚的区域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华文大学，它创造了第一个神话。无数学子向它飞奔。

1958年，南洋大学校舍举行落成大典，冠盖云集，“南大颂”歌响彻云霄，但也埋下“危机”的伏线。

1959年，新加坡自治，左右派大团结，南大意氣風發。

1961年，左右派大分裂，南大首当其中，卷入政治风浪中。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南大生加入左派阵营，与当权派对峙。不久之后，陈六使公民权被吊销，被逼辞卸校董会主席，南大陷入多事之秋，改制，学潮，逮捕与示威连连，民族教育备受折磨。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独立国，南洋大学一改再改，校长换了又换。虽然不能安定下来，南大继续肩负起教育使命。

1980年“厄运”临头，南大并入新大，南洋大学不复存在，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南大生及华社失落在伤痛中，久久不能抚平，抗议书不绝，但已是于事无补。南大不见了，转而自我聊慰地把它转化成“南大精神”。

“南大精神”于是又是第二个神话的篇章，在没有南大存在底下，竟然有南大精神永垂不朽。它已不再是南大生的专利品，而是成为热爱民族教育的人的驱动力。

因此它抗拒了「借腹生子」的“南洋理工大学”。虽是同一个校园，但它被认为没有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的还原。也许有一天它会发现南大精神的可贵，不是形式与名字上的认同，而是精神上與理念上的融合。李光耀已经说话了，他要华文与英文在新加坡齐驱并驾。这就间接地接受“南大精神”是新加坡的“宝遗文化遗产”，更具有实用的经济价值，需要从历史中把它找回来，然后再擦亮。

巧合得很，南大“寿终”12年一個轮回后，全球的南大校友齐聚加拿大多伦多，于1992年举办了第一届校友联欢会，国际名作家汉素英借此舞台疾呼复办南大，用心良苦，响应不绝，却有心无力，始终归于理想。

虽然如此，全球南大校友如同接力赛，不间断轮值在各地举办校友团聚盛会，从多伦多到砂劳越，印尼、新加坡，吉隆坡、香港、温哥华、沙巴，而今年是第九届轮到槟城举办，又是12年的轮回（适逢校友会创立40周年，但南大创建于1953,1954或1955年？一直有所争议，留待校友取得共识）。目的无非是要高举“南大精神”，向世人展示南大生“情系南园，胸怀华教”的心永远不变。这种历久不衰的情怀，坚忍不拔的豪情也许有一天又再感动“上帝”，让南大第三个神话在地球上空「起死回生」过来。

时代在变，时局也在变，谁说铁树不能开花？我们有的是时间。虽然南大生会凋谢，但南大精神不会枯萎，它有信心迎接再生的火凤凰。

給《號外周刊》加油- 小打小鬧也有出頭天

在感嘆《遠東經濟評論》由周刊變月刊的當兒，勾起我無限的回憶，我辦過大報（日報），也辦過小報（三日刊），又辦過周刊，還有月刊，其中的辛酸苦辣，唯有當事人最明白。
本篇集中談及周刊的問題。猶記得我們成功地推出三日刊後，便下定決心推出周刊，取名為《聯合周刊》，但要以什麼作為中心點呢？因為這是決定一份周刊能否為讀者接受的最傷腦的推敲。最後大家同意走軟性路線。怎麼個走法，大家心里很不踏實。就先從新聞性質帶出軟性的報導，既含蓄又點到為止。結果辦出一份與三日刊沒有多大的差別的周刊，反應一般，因為讀者買了三日刊再買周刊變成一碼事。我們在此兜兜轉轉幾個月後，發現不對勁，有必要推出與三日刊不同性質的雜誌，而且下筆要更大膽和開放，圖片更要充滿浪漫與引人注目。
這一下子，真的“大有斬獲”，周刊銷路直線上昇。說來也許讀者並不相信，我們每期竟能銷售2萬本。這在十多近廿年前來說，是個相當難於置信的突破。換句話說，在找到方向後，周刊也給我們帶來一定的收益。
我之所以提及這段往事，主要是要突出在今時今地，辦一份雜誌，尤其是周刊的高難度。因為大氣候已變，不允許用過去的尺碼“大鳴大放”；小氣候雖然還在，充其量只是“小打小鬧”，變不出什麼花樣來。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實在要對《號外周刊》幾年來的堅持與風雨不改和從未間斷的出版表達我個人的祝賀。雖然說這份周刊是延續《先生周報》的精神，但和以前的《先生周報》相比，路線已大有改變。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當時活躍於華文報壇的兩份比較有影響力的周刊，除了《先生周報》外，就是《名人周報》。這兩份周刊都以政治為軸，而以其他相關的文章為輔，讓人耳目一新。因為它們擁有日報或三日刊所沒有的“爆炸性”或鮮為人知的內幕新聞，緊緊扣住讀者的心弦，而期待新一期的“爆料”。在傳媒界中，我懷念《先生周報》與《名人周報》創出的新格局。
在物換星移下，這兩份周刊終於走完它們的“一生”。喜歡政治新聞的人，也就感到有些的“失落”。
就在“失落”一個不短的時日後，我們又看到《先生周報》改頭換面推出《號外周刊》，算是填補了“空白”。
我知道我的前同事錦昌學弟有這方面的天份，也曾與我們風雨同舟有辦“小報”的豐富經驗。他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薰陶而成的新一代“小報人”，自然有他的一套方針，不過最近與他電話上交談時，才發現原來他也有一本難唸的經，這多少有些意料之外，因為在我的印象中，在財宏勢大的集團內辦“小報”，想是得心應手，不需要有太多的顧忌，事實並非如此，他還是在鋼索中游動，壓力總是難免的。
無論如何，我衷心希望他能堅持下去，把《號外》辦成一份真正的號外。在這方面，我倒以為不妨把焦點放在政治層面上，儘管有時只能點到為止，或有需“煞車”，但這不等於沒有空間。它仍然可以在政治人物及政治事件上用軟性的一面表達出來，側面的溫情也不比尖酸刻薄的言語為差。還有與政治有關的社會課題也是好的素材，不需要與其他性質的周刊爭社會新聞與內幕報導。我相信號外可以在新環境下創出自己的品牌，那些不屬於政治的突發新聞不追蹤也吧！因為讀者不是期待《號外》與其他雜誌搶新聞，而是期待《號外》給大馬政壇樹立一個有彈有讚的“權威”.

韶山出了个毛泽东

最近，特地到长沙走一趟，主要是游览和参观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因为我被告知，韶山已改变了模样，全是拜毛泽东所赐。

从长沙驱车来到韶山约一句余钟，但见人潮一片，游客不绝。巧碰毛泽东的故居在进行装修，据说要近两个月才能重新开放。这是一座简朴的平房，面积不小，前面有大池塘，并有小山丘为屏，景色宜人。就在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山丘中，竟孕育一代伟人，在后来改变了整个中国命运，真是不可思议。

我说不可思议是在偏离城市的落后乡区，交通又不方便，且离开北京又那么遥远，怎么能石破天惊，造就“一代天骄”？

不过，如果你访问了韶山，并仔细的参观历史留下的点点滴滴，你就会明白毛泽东是怎样走出一条血路，在20世纪掀起滔天大浪。

不管你喜欢与否？也不论你如何评价毛泽东？在韶山人民的心中，他是永远的毛主席和不落的太阳。

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青少年是在韶山渡过的。他小时读过的学堂仍然保留让人后人参观，十分简陋和不起眼。

摘自毛氏族谱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一钩流水一奉山，虎跃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识，石硚如锁几重关。」虽是远在深山人未识，但斑雀焉知鸿鹄志？从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进入长沙师范学校直到毕业。接着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太钊教授，从中接受许多新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又回到了长沙，办了一份杂志《湘江评论》，启开他的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今日的韶山，毛氏族人多得是。不仅有“毛氏宗祠”，“毛泽东故居”，还多了一个“毛泽东纪念馆”，内头的各个展览室，把毛泽东在每一个阶段的活动，用图片，文物和影像带记录下来。从原始资料中你可看到毛泽东的早期文章及其笔迹；更有十分齐全的历史照片，邮票和纪念品等等。可以说是最为完整的毛泽东的史料珍藏馆。

立在纪念馆前的巨大毛泽东钢像是由江泽民主持揭幕的。除了鲜花一串串外，游客到此也会自动向钢像行三鞠躬礼。

此外，在离开不远处，又有一个景点叫“滴水洞”。这是另有天地的建筑物，内有地下防空洞，也有如同中南海的起居住，这是解放后的产物。如今这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供人参观，它的重要性不是这座建筑物的构造，而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在不让外人知晓的情况下，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只向外说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闭门居住。不久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中国。“滴水洞”因而成为闻名一时的历史性的所在地。

江泽民来过，胡锦涛也来过，许多重要的大人物都来过。不为其他，只因这里曾是毛泽东成长和磨练的“圣殿”。

虽然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毛泽东从神坛请下来”，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导向下，毛泽东却成了巨大的经济推动力。他成为韶山人民改善生活，从中致富的“宝贵遗产”。许许多多的商品打着毛泽东的招牌源源不断投入市场。在家中，在汽车内，在公共场合，毛泽东纪念品无所不在，成了“护身符”。就这样，韶山人民又把1976年逝世的巨人毛泽东送回「亦人亦神」的位置。

韶山正告示每一位参观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生前，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改天换地，但未给湖南乡亲太多造福，以免徇私；在死后，毛泽东造福了整个湖南乡亲，历史正是在这样轮转着。

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好，毛泽东总是跟着时代脉博跳动。他是不灭的神话。也许没有任何一位伟人能够像他那样留下这么多可歌可泣，可赞可叹的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权威已失：周刊变月刊

原先在上海创办的“远东经济评论”于1946年因中国爆发内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殊死战）而在1946年迁至香港出版，一幌就是58年。但很不幸的，这份周刊宣布出版至11月份，然后从12月17日开始，改成月刊。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而作出“沉痛”的改变。
我接到“远东经济评论”的告读者书中也详细的解释改变后的月刊依然会侧重政治经济课题，但会偏重分析与研究的论述。换句话说，从周刊变成月刊等于将文章再行浓缩和提升，变成一本比较没有时间性的综合性杂志。
我长久以来是这本周刊的“忠实读者”，少说也有40年的历史，主要是工作上的需求。因为它有评论文章外，也有独家新闻报导，更有内幕消息，久而久之建立其“权威”地位。
在我的印象中，有四本国际性英文周刊比较为本国人所熟知。来自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ek）及“时代周刊”（Time）的报导较偏重美国及欧洲国家，也对中东国家和亚洲大国给予关注；而以香港为基地的则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及已于两年前停刊的“亚洲新闻”（Asia Week）。
未想“评论”会步“亚洲新闻”的后尘，这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深入分析，又觉得这与时局的变化大有关系。在1997年之前，香港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论是“评论”或“亚洲新闻”都能从香港政府和英国高层内部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因此其生存的价值就有必要。即使不赚钱，投资者还是乐意赔上，因为声望和信誉及地位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再说投资者是大企业家，并不在乎靠办杂志赚钱，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方便，靠杂志及新闻工作者获悉许多宝贵的资料，对殖民政府与投资者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方面都能在洞悉先机下得心应手。
可是在1997年后，香港回归中国，对这两份杂志所扮演的角色就有很大的改变，他们不但不容易取得港府的内幕，而且也不可能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派驻许多记者。即使可选择性派驻大城市的记者，也因制度不同，套不出内幕消息。
在这种改变下，英文报刊和杂志就比中文报刊和杂志被动得多，尤其是对中文根基不强的西方记者，他们是很难打进中国的社会，来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也许要借助中文报刊的记者提供资料和线索，如果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或从中文报中摘译过来，也是旧闻。与其这样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坚持下去，不如另谋出路。
就以“评论”来说，它与“时代周刊”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投资者看来，已经拥有日报，且周刊的市场又是有限，又何必坚守下去呢？
或者，这与“新闻自由”有一点点关系。今日的香港报刊虽然也享有较高度的自由，但中文报刊也已懂得审时度势，从严厉批制中国到转向较温和的批评。这对“评论”来说是个有难度的转变，西方投资者也有他们的立场和议程，自然不会跟着中国的调子走。索性改成月刊，更能通过分析与学术的角度来批判中国的政策和走向。
不过，从中也浮现了英文杂志在亚洲新时代的挑战下，面对越来越少的空间。在读者群有多选择下（一般通晓中英文），他们已不会把“评论”当“权威”，非读不可。反而在中文报刊中有更多更详尽的新闻报导和评论，包括内幕消息，它们已取代了英文报刊的优势。“远东经济评论”的改变是一种妥协和认命。而事实上，这些年来，它的“轰动性”的独家新闻已大大减少了，不改也得改。除了惋惜之外，也有感觉中文已在亚洲崛起。

回教党执迷不悟？

有三则新闻是关系到回教党的。
第一，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州行政议员达基尤汀哈山（TAKIYUDDIN HASSAN）宣布将在明年三月份的时候宣布哥打峇鲁市为“回教城”時不会对政策有任何改变。他促请非回教徒不必担心，因为这是要肯定目前的政策而不是寻求改变。
在这个计划下，回教党抬出“哥打峇鲁回教城2005年” 的标语。（MALAYSIAKINI 22-10-04）
第二，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主持党中央理事会后向记者说，在今年三月的大选，回教党的惨败主要是得不到年青的马来人的支持。他们被巫统争取过去。他说，回教党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只是需要较多的时间让更多草根选民了解。
因此他不以为改变策略争取年轻的一代是必要的。（MALAYSIAKINI 2-11-04）。
第三，回教党已成立一个以副主席哈山博士（DR. HASSAN ALI）为首的十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系统化政治策略与计划，确保下届大选有较好的表现。
哈山说，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研讨由另一个委员会（以副主席慕斯达化（MUSTAFA ALI）为首）提呈的大选检讨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已获得党中央接受。
虽然他承认某些措施与策略可能需要改变，但要确保不会引致党领导与党员间的失调。（MALAYSIAKINI 5-11-04）。
读完这些报导，我们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回教党不准备改变其政治哲学，而且也认定回教党提出的“回教国大蓝图”是可行的。虽然他们承认这是大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严重。因此可以预料“回教国”的问题不会被委员会当成检讨的主要课题。
毋庸讳言的，回教党从立党开始（1951年）就不曾放弃以回教作為斗争的旗帜和行动指南。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它并未明确提出“回教国”是它的主要斗争目标，而是把宗教与民族溶合在一起，以追求其执政的权力。直到1999年大选取得辉煌的胜利后，回教党才十分坚持要推行回教党的“回教国”的目的，
虽然如此，回教党却要延至2002年才能够公布其“回教国大蓝图”，用以回应前首相马哈迪的挑战。
自此而后，意气风发的回教党就不曾停止的大谈特谈“政教合一”的政治理念。它把政党的政治斗争一头栽进宗教中而不能自拔，不仅引发非回教徒对它的抗拒，即使是年青马来人也难以理解，它的失败（大选）理应使它有所醒悟和反省。
遗憾的是，回教党仍然执迷于这一路线，吉兰丹的哥打峇鲁被宣布为“回教城”即一明证。這只會產生較多的負面影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指望回教党在检讨之后有太大的改变。
看来，改变回教党的也许需要外来的压力。安华已经放话了：“回教国不是我斗争的目标”。回教党焉能无动于衷？

王鲁湘碰上许子根

凤凰名嘴王鲁湘教授来到槟城拜会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我有幸应邀共进午餐，华堂诸领导人和学者都在场。

他的风采我们在电视看多了，但他本人是第一次来槟城，因此我们得有机会面对面交谈。

我说他这幺年轻（48岁）竟是满腹经论，无所不懂，确实才华横溢；他说首席部长也英姿焕发，看来也年轻。

他和首席部长之间的交谈集中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及社会的变化，也涉及中台问题，更论及马中两国如何加强交流和往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希望他能协助马中之间有更好的连系，且不忘把他的“讲台”搬到槟城上演。同时希望他多多推介美丽的槟榔屿。在这方面，首席部长透露已有几部电影以槟城为背景拍摄，还有中国珠江影片公司也会有槟城的背景拍摄的孙中山的故事。他希望通过影片的介绍，把槟城带给万千的海外人民。

对槟城走马看花又聆听本地人讲槟城的故事后，王鲁湘凭其高度的智能，用8个字来形容美丽又可爱的槟城：“蓝天碧海，绿屿秀城”。

前四个字使我想起中国前主席江泽民访槟城时，送给首席部长的一幅题词：“蓝天碧海，风景如画”，用以形容槟榔屿的旑旎风光。因此王鲁湘的“献词”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迷人的景色外，王鲁湘也惊异地察觉到槟城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竟能和睦相处而汇集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他说，槟城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平生活的典范，这在世界其它地方并不多见。他要以此作为题材来宣扬槟城给世界立了一个好榜样。

间中他也提及李尧庆有用英文来形容槟城，而他的翻译成中文则是“槟城大到包罗万象；槟城小到鸡犬相闻”。意思是说槟城的人民早见面，晚见面，常常见面，但不是老子所说的“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位学者对槟城的“速描”。

是的，小小的槟城并没有古老的历史。许子根告诉王鲁湘，英国人在1786年开辟槟榔屿，至今只有218年的历史，但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东西方文化的交集点，在与回教文明共存的同时，也有相当可观的中华文化交织其中。

由此使我想起槟榔屿也力争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的努力。这是联合国文教机构在90年代对槟城进行评估后，认为槟城有足够的条件向联合国申请“文化遗产”的地位。经过多方的努力后，槟州政府圈定乔治市一块范围来推动保护古迹和保有活的人文历史的精彩，以使槟城用“古迹和人文”作为基础来进入“文化遗产”排行榜中。

1995年，乔治市 （41平方公里）靠近康华丽堡一直延伸到时中分校的地段，共有4.58平方公里列为古迹保护区（其中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另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占乔治市总面积不到15%）。

这项规定也引发争议，反对的声音指说阻挠城市的重建和发展，于经济发展不利；支持者则认为若不登陆“文化遗产”，乔治市的将来“黯淡”。

2003年，槟州政府又再进行检讨，缩小“文化遗产”范围，核心地带剩0.9935平方公里，缓冲地带剩0.8929平方公里，总共只1.98平方公里，仅占乔治市范围不到5%。

这种重大的改变也是顺应人民的要求和符合“文化遗产”的要求。当然争议还是存在着的，但若从长远来看，从旅游业的价值来看，我们在等待的是“另一个春天”的到来。不过这必须要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才能看到难以计数的成果。

在这方面，槟州政府还得加倍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尽早把槟城和马六甲申办为文化遗产的申请书正式提呈联合国文教机构。

若是有那幺“柳暗花明”的一天，槟城将是正如王鲁湘所说的不折不扣的具有历史人文气息的城市。

我们的掌声拍错了？

1997年，马中两国签署教育谅解备忘录，为期5年，已在去年届满，因此需要再签一份新的备忘录，以扩大合作领域。
说实在的，过去5年马中两国在教育交流上确有很大的改进，令人欣慰，但仍然无法突破对学位的承认。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对中国学位的承认将会停留在非常有选择性的科系，例如医科和牙科，情况也许与台湾的一样。这之中涉及的问题与技术和专业可能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语文与政治的考量成为一种阻力。
正当我们无法期待局面有所扭转的时候，突然从报上得悉「内阁原则上同意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承认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学位」。
这席话是黄家定部长向传媒透露，而且他还补充了一句话：“这2所大学的中文系，可说是中国最具权威的科系”。（参阅星洲日报14-10-04）
可是我从另一方面得到的讯息不是这样的。北大占第一位是没有争议的，而清华大学的理工系最顶尖也是毫无异议的，但它的中文系名列前茅则是50年代以前的事。在50年代以后，它就侧重理工系，甚至有一个时期取消了中文系，直到十多年前才恢复中文系。目前其中文系只有一两个博士点，已非清华大学的重点科系。
反之，在当前中文系名列前三名的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及复旦大学。这三所大学的中文系可说是鼎足而立的。
我希望黄部长能通过有效地管道（例如中国大使馆或中国教育部）了解真实的情况，不然会产生误解。不过如果黄部长争取清华的理工系受到承认，那清华是当之无愧的。
就在黄部长的谈话见报后，华社中有团体拍掌叫好，却没有深入了解所谓“研究”的真义。研究可以是无限期的，可以是探讨性质的，一切尚未定案时，掌声是拍得太早。还有留台同学会也插入要求也承认台湾相关大学的中文系，因为它们都有高水平。
我们完全同意中台的大学，不论从任何角度看，它们的中文系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也肯定比其它国家的中文系水平为高，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用中文教学，整个环境也是中华文化。若要研究，应该全盘研究，而不是挑错对象来研究。
其实我们认为对中文系学位的承认与否，已不是问题的焦点，焦点是放在需要执照才能执业的学科，比如医学系，工程，绘测，会计，计算机及农科等等。
再者中文系的毕业生从事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数十分有限，而要从事教育工作的，政府又有特定的条件，首先要看你是否有SPM文凭，是否国文及格，是否是国立的大学毕业的，是否可被列入公务员的范畴？
如果单单是外国的中文系毕业又缺乏所规定的条件，那是不是仍不得其门而入？
这就是说，只争取中国或台湾的中文系受承认是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也不等于已得到所要得到的。这等于是矮化我们自己，只要求一点点的满足（究竟在北大及清华读中文系的大马留学生有几人？为什么要这么自我设限？）
或者说先来一个突破，再来其它突破也不迟，但要迟到什幺时候，也不得而知。不如来一个全面的要求，让新的马中教育备忘录或提升为协议，能针对学位的相互承认列出比较清晰和专业的条件及所要承认的科系，好让国人出国留学前有个心理准备。
真希望黄部长带个头，既然似乎已突破一点（成效如何，尚未得知），何妨带动全面？

阿都拉的一周年

是的，正如阿都拉自己承认的，他的“蜜月期”已过。从今而后，人民将减少宽容和包涵政府机制存在的弊病，而公众对他个人及所领导的政府会有更苛刻的批评。（参见南洋商报2-11-04封面版）
怎样评价阿都拉这个人，目前还不能有定论。但从他的从政历程来看，他确实与四位前首相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背景。由资深公务员转身成为国家领导人，他还是第一位。因此本文将针对他个人及就任首相一周年作扼要的评述。

1939年出生于浓厚宗教家庭的阿都拉，在马大念的是回教学系。1964年毕业后即成为公务员，官位不断擢升至文青体育部秘书长。1978年正式投身政治，当选国会议员，逐步从政务次长攀上正部长，可谓官运亨通。在巫统党内，他也凭其亲和形象走向副主席高位。

唯一失落的是在1987年加入东姑拉沙里阵营的B队，与马哈迪领导的A队争夺巫统控制权终告失败。虽然他本身仍然当选巫统副主席，却因此付出代价，失掉内阁部长职位，无官一身轻。在党内也发挥不了作用，其巫统槟城州联委会主席的职位也被安华依布拉欣所取代。

他的忍辱负重和沉着应变体现出他能承受政治的无情，也不随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因而在1990年的大选过后，又再次被马哈迪倚重，委以外交部长重职，重新开始他的政治旅程。但是在1993年的巫统党选，连副主席也保不住。眼见政途黯淡的他，只能伺机以待。果然在1996年的党选卷土重来，再选入副主席，奠定他的政运转折的基石。他的温和与不强出头的性格，是他的最大优点。得意时不意气风发，失意时也不垂头丧气，默默地守在政治岗位。终于因安华的出事和落马，在1998年成为马哈迪选拔继承人的首选。

正因为阿都拉不是一位争论性的人物，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时刻对党不弃不离。他最后在2003年10月31日接替马哈迪荣休后的位子，坐上首相高位。

没有人会预料他很快地翻转局面，因为一般人都拿他与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相提并论，必然会“萧规曹随”地在马哈迪的阴影下执行任务，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事实证明他不要成为别人的影子，他要竖立阿都拉的形象。

从2004年3月的大选前后，阿都拉的新人新政却教人刮目相看：先是冻结大型计划，继之向贪污全面作战。接着修补马来西亚与美国及新加坡胶着的关系；更提出进步伊斯兰ISLAM HADHARI的概念，以冲淡回教党对「政教合一」的执着。

如果说马哈迪是超前的经济扩张政策的强人政治。如在布城建行政中心，在雪邦建国际新机场和双峰大厦被形容为超前的大计划，那么阿都拉则是务实的经济保守主义者。

他宁可被形容为谨慎的保守者，也不要成为“勇往直前”的强势领导。

他把他的强势运用在对政策的按部就班与对党的整顿与有效地控制，这就是公务员型的政治强人的作风。因而明显地与马哈迪的施政有很大的不同，阿都拉证明了他不是马哈迪第二；他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针，成效可由后人评说。

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他于今年8月31日的国庆献词中提及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是平等的；最使人难忘的是他要求“人民与他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他工作”；最大的口碑是敦促马来人“莫丢了拐扙后，却坐在轮椅上”；最被人注意的是他不再“开口闭口大谈回教国”，而是实事求是地面对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现实，让一切在平静中慢慢走回正轨。

当然还有美中不足的是反贪力度不够；未能全面制止某些人的偏激言论；未能有效地改变公务员的工作心态和未能对开放的政策下放到每个领域。我们还是期望他能大刀阔斧地铲除存在的弊端与极端言行，给马来西亚一个明朗的天空。

阿拉法与巴勒斯坦的悲歌

巴勒斯坦命中注定是多灾多难的。

3千年前，犹太人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以色列国。

2千年前，罗马帝国征服巴勒斯坦，放遂犹太人，以色列国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1千4百年前，伊斯兰帝国在阿拉伯崛起，巴勒斯坦成为回教化的地方，大批阿拉伯人迁移至此，世代相传。犹太人只剩下少数民族，他们绝大部份被流放到西方国家和苏联。

1千年前，罗马教皇展开十字军东征，攻下耶路撤冷。

5百年前，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崛起，占领了巴勒斯坦。

2百年前，犹太人开始酝酿复国运动。

9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取得了巴勒斯坦统治权。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大举杀害犹太人，约600万人丧命，可谓惨绝人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希特勒战败。犹太人及阿伯人开始争夺巴勒斯坦控制权，整个巴勒斯坦陷入无政府状态。

1947年，联合国在英美操纵下，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其中1.49万平方公里（占巴总面积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割给犹太人，而1.12万平方公里（占巴总面积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割给阿拉伯人，耶路撤冷归联合国管治。

1948年5月15日，犹太人单方面宣布独立，建以色列国，完全不被阿拉伯国家接受，在埃及率领下，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

结果是犹太人占上风，占据更多的土地，以后的另四次中东战争，都是以色列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它得到美国和英国的扶持，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不属于回教化的国家，成为美国监视中东的一双眼睛和控制中东国家的桥头堡。

如果当年阿拉伯国家接受联合国方案，巴勒斯坦早就立国，即使剩一半的土地，也远胜后来的挨打局面。可惜阿拉伯国家只想消灭以色列，未为巴勒斯坦人民谋求权益。在战争不断声中，断送巴人的和平立国愿望。再者，当年埃及和约旦都想控制巴勒斯坦，发动战争又打不赢，最后是输掉整盘棋。

在这里涌现的一位人物是当今的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他于1964年成立巴勒斯坦解放机构，不承认以色列国，决心要“解放”整个巴勒斯坦，可是它是受制于埃及和约旦的组织，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扭转局面的是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后，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巴解机构获得国际认同，阿拉法终于有机会在联合国发表演说。

这无疑是启开阿拉法的国际政治生涯，但挑战和威胁从未间断。就在1980年埃及改变立场与以色列建交后的两年，以色列借势在黎巴嫩南部瓦解巴解基地，把阿拉法赶到突尼西亚，是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8年，阿拉法领导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大起义，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同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存，但时局已大不相同，以色列已成为军事强国，阿拉伯又内部分裂，力量相对薄弱。这意味着巴解痛定思痛后第一次接受联合国的“分治方案”。但迟来的妥协似乎“为时已晚”，因为以色列已几乎控制整个巴勒斯坦。直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只同意让出有限的土地，即今日巴解所拥有的西岸与加沙地带，允许巴解有政权存在，但无主权地位。

阿拉法也因此得以首次“回国”。

整整十年有余，阿拉法一直无法打开僵局，几乎被以色列围困在西岸，动弹不得。

美国说要在2005年让巴勒斯坦立国，以实现2003年推出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如今阿拉法已陷入昏迷，时日有限，能否按时立国，仍有存疑。到底是谁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历史似乎已有「结论」。

解讀阿扁雙十演詞

正當兩岸關係日趨緊張或呈現劍拔弩張的局面時，解讀陳水扁的雙十演詞是十分重要的，從中我們可以發現阿扁在為台灣尋求新的突破口和有意改寫台灣的歷史。
其中一段，陳水扁這樣說：“（台灣）這里是原住民族、客家人、及河洛人的原鄉，也是外省新住民的新故鄉。”
雖然阿扁沒有否定外省人已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但在言語間挑出“外省人是新住民”，用以區別外省人與原住民的歷史根源。恰好自1949年就統治台灣的國民黨都是由外省人掌權，直到1989年李登輝的登台，才改成所謂“台灣人掌權的新局面”。
而李登輝之後，就直接將政權交由主張“本土化”，去中國化的民進黨人陳水扁接棒（2000年開始）。他直截了當地把台灣的人民分成「土著與移民」。從而在間接上否定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的“合法性”，因為“外省人”統治台灣不曾被台灣人民所認同。打從李登輝的「民選總統」開始，台灣人民已把局面翻轉回來。
因此阿扁又把歷史推回到1971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時，他這樣說：（台灣）從未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相關組織「代表台灣人民」。
如果把話反過來說，由1949年到1971年的22年間，中華民國占有聯合國的席位，也同樣未得到大陸人民的授權。但為什麼“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上宣稱它代表中國的主權和人民呢？
因此阿扁這段話是有自相矛盾之處。即使如此，阿扁還是把責任推給“外省人的國民黨”造成的，與民進黨和台灣人民無關。這意味著，阿扁認定如果有失誤的話，咎在國民黨，不在民進黨，藉此否定國民黨統治期間存在“合法關係”，以切斷國民黨回來統治的道路。
如果這是台灣內部的政治鬥爭的策略，倒也不必認真，但阿扁是以總統身份發話，對國民黨的傷害程度可想而知。
又有一段阿扁說台灣要有自己的國際空間，「擁有平等的地位與基本尊嚴」，如此單純的心願而已，不能加以漠視。
這等於說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誰也代表不了誰。而台灣所要的是行使自己的「主權」，不應該受到打壓。這是不講「台獨」而浮現「台獨」的巧妙的言語，既讓人抓不住口實，也不授人於把柄足以挑起「戰爭」。美國不是說了，「沒有台獨，只有一個中國」的政策（美國務卿鮑威爾於2004年10月25日會見胡錦濤時發表的談話）。
阿扁就是沿著這條綱索在走路，避開「台獨」，但又沒有放棄「主權」，正好符合了美國的利益。
因此，阿扁在下來的演詞中重申民進黨一貫的立場，沒有實力就沒有安全，為台灣大購軍火辯護。如果不這樣做，阿扁說「台灣的安全將會失去最後的倚靠」。
於是把話一轉，阿扁指責挑起危機的不是台灣而是大陸，他用隱意的語言形容這是「恐怖陰影」和「黑暗勢力」，「直接威脅台海和平的現狀」。
鞭撻之後，他又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應伴隨和平的醒覺」，而不是對台灣“構成嚴重的威脅”；反之應該「共同營造一個“和平發展，自由選擇”的環境」。
這種腔調如同「一個主權國家向另一個主權國」放話，完全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更沒有意思要進行「和平統一」。難怪中國方面讀了阿扁的演詞，形容為「台獨」造勢的陳腔濫調，完全不按常理（一個中國）打牌。
在南轅北轍下，既沒統一心願只有分裂局面，徒令海外華人迷惑其中。

严防泰南成为“车臣”第二

泰南局势的恶化是令人担心的，最新的一起悲剧是10月25日发生在陶公府的达拜镇84名回教徒大多数因窒息而死亡的震惊事件。

事件起因据泰警方说是有逾3千名示威者包围警察局，要求当局释放6名被扣捕的武装份子，终于酿成暴乱，有6人丧命。

事后有1300人被逮捕，押上军用卡车送交扣留所时，竟发现有78人已断气，推测是因窒息而死亡，消息传开，举世哗然，谴责声不断。

接着又发生哥樂鎮及耶拉府的爆炸案，各有死伤20余人。

如果往前推，今年以来已有400多名泰南回教激进份子死于暴乱中，其中比较严重的是4月间发生在宋卡府的一间警局被一群人袭击时，酿19名青年死于乱枪下。其后在北大年，陶公及耶拉也有108人丧命。

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陈天发博士认为局势已失控。他担心增辛政府近年对泰南回教徒问题采取强硬的处理手法，加上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于2001年被瓦解之后，回到泰南的激进武装份子加紧活动下，将使泰南演变成为“车臣”。（联合早报29-10-04）

车臣是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归中央政府接管的共和国，但车臣的回教武装份子寻求独立，向俄罗斯政府展开恐怖袭击行动。血腥风暴此落彼起，教人忧心忡忡。

马来西亚与泰南有领土衔接；尤其是吉兰丹与泰南五府最为接近，几乎是两地人民来往的钮带。因此当暴乱发生后，我国首相阿都拉最先表态，希望马上制止局势恶化，以确保区域安全。马来西亚愿就此伸出援手，以协助平定局面，但泰国方面显然准备用本身的手段缓和局势，尚未向大马求助，

就我们观察，军人出身而后转为成功的企业家塔辛，于2001年成为泰国首相后，在经济方面算是稳住国家再往下滑，在国际舞台上也被视为第二个马哈迪，有希望成为东合国家的新领导人。可是就在他踌躇志满之际，转入今年以来，他在处理泰南回教徒的抗议方面，显得不得人心。

他的强势领导的形象也因为血腥不断遭到破坏和恶评。

事实上，泰南回教徒的示威与武力行动并非是宗教冲突，也不是种族冲突，而是处于少数民族的回教徒借势开展分离主义运动，进而达到独立的目的。他们认为泰国中央政府并未改善回教徒的生活，也忽略了泰南的发展。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理解为什幺泰南的回教徒一直未放弃分离主义的活动。

早期称为暹罗的泰国（1939年改国名），在18世纪时曾把权力的鞭子伸入泰南及马来半岛的北部，即是1789年时，曼谷王朝的拉玛一世（现任泰王是拉玛九世）发动北大年战役，消灭了北大年王国，全面控制泰南。及后泰国将泰南分成五个府，即北大年、也拉、陶公、沙敦与宋卡。除宋卡外，其它4个府回教徒占大多数，有100多万，约为当地人口的70%。而全国共有200多万回教徒，约只占全国人口的4%。换句话说，回教徒是属于极少数的一群，且集中在泰南地区。这个时期，泰国也控制马来半岛的4个州：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

1905-1908年之间，英国通过“英暹协议”取得半岛4个州的控制权，条件是保护泰国不受外来侵略。不过泰国并不让出泰南地区，导致泰南回教徒与北马的回教徒成为两个国家的人民。

间中有两次（1903年和1922年）泰南的回教徒在东姑阿都卡迪（Tengku Abdul Kadir Kamaruddin）的起事下要求独立，但以失败告终。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泰南回教徒派7名代表要求英国准许泰南地区被分割出来归英国管辖，惟被拒绝，英国并无意与泰国反目成仇。

就这样，泰南回教徒于1949年向联合国提出要求脱离泰国统治，又告失败。他们在无从选择下，展开了分离主义运动，成立了各种独立阵线，进行“独立”的斗争，其中采取激烈行动且有连系的是战后成立的「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PNPP)及80年代成立的「北大年回教圣战统一阵线」(BBMP)，泰方怀疑很可能已与外来的组织挂钩。

由此看到，泰南的回教极端组织一直以来都存在，也对泰国构成一定的威胁。而泰国政府也致力「招安」和化解矛盾，可惜收效不大，主要是泰南跟不上全国的发展步伐。

到目前为止，泰国政府尚未明确指出有什幺组织在背后策动暴乱，但不排除“卡伊达”和“回祈团”等极端组织已卷入其中，因此也加入美国倡导的「反恐战争」行列。

虽然泰政府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团来调查84人丧生的因由，但要正本清源，泰国还得正视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否则第二个“车臣”可能就会不幸而言中。

也许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建议让泰南成立“自治政府”是一个可行方案，值得塔辛政府深入探讨和力促其成，排除极端份子有机可乘，以平息这场持久的斗争。

“三院合并”与“南大精神”

本来并不想针对“三院合并成大学”的构思发表意见，因为一般意见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主客观条件也未具备。但近来又似乎成为“热门”话题，也就凑一份热闹。

其中一则评论说：泰南勿洞建国际中文大学肯定对马来西亚三间民办学院产生威胁。

又一则评论指说三间学院也正在“拉学生”，弄到“面左左”。如果政府大学在某方面做得已经非常足够，那幺民办学院与其硬碰，不如调整（办学方针），做一些政府处理得不好的科系。

再一则评论干脆认为肯定自身地方上的角色才对，合并干啥！

也有记者打电话问我对三院合并的看法，我一时之间也答不上来。

不过，既然评论员都希望听到有份参与者的意见，我不妨把个人的“感受”表达出来，并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共同探讨“三院未来的走向”。

最早成立的是南马的“南方学院”。它以延续“南大精神”打响了第一炮。

继之，在董教总的倡议下，又于中马创立“新纪元学院”。由于声势不同凡响，它既秉承了“独大精神”又传承了“南大精神”。在地利人和下，掀起了一阵民族教育前景亮丽的浪潮。人人都乐助其成，把它视为一座具有历史使命的“民族圣殿”。

随着新纪元学院成立后，在五年前北马的“韩江学院”也因缘际会赶上这趟“民办教育”的列车，形成南中北马鼎足而立的局面。我们打出的是“韩江精神”，因为我们要使韩江贯穿小学，中学及大专三校于一校园的新局面，为华教的“完整性”作出应用的贡献。果然不辱使命，我们也算创造了华教的一个“奇迹”。

虽然我们不敢打出“南大精神”这块响亮的招牌，但十分巧合的是从董事长到院长的四名高层人员都是南大出身的。因此我们常自我聊慰的说，我们也有“南大精神”在其中。

在草创的初期，我们向南院及新纪元“取经”，我们也向理科大学的教授博士请教，他们间中不乏南大校友，共同组成“筹办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韩江学院终于傲立于北马，也有幸挤入民办学院行列。

前前后后，三院的高层也分别在三院举行了三次的交流会，虽然不敢说已取得具体性的成果，但也有了一定的共识。只是讨论仅止于学术交流，学生交流及图书分享旳层面上，大家都从未提及“合并的大件事”，因为这不是董事会的高层交流会，过后彼此各忙各的，也各做各的，目的当然是把本份做好，希望能为莘莘学子带来光明的前途。

就在这个时前提下，南方学院的郑良树教授约于两年前率先提出“三院合并成大学”的建议。反应是“条件未成熟”，于是问题压下了。最近又再次被“炒热”（指媒体方面），且连同泰南的“中文大学”也带进来，似乎是用以“刺激”三院必须加快步伐深思远虑。当然各人的意见是莫衷一是的。

我要说的是，民办学院也好，私立（商业性质）的学院也好，都是受制于1996年的教育法令，而且是由高等教育部管辖的。这其中的“严格性与复杂性”就非外人所能理解，甚至连开课收生都有条件，不是“随心所欲的”。

因此三院合并的建议不仅牵扯到各院的办学方针，而且也牵涉到高等教育部的政策。这千头万绪总得有人牵头，也要万山响应才行。

可以这幺说，创意是至善也是重大的突破，问题是各院有各院的问题，包括评论员提出的观点，知易行难。不知身为副部长的胡亚桥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