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改成欧巴马？ （天下纵横）

一则外电这么说，美国总统Obama应译着欧巴马而不是奥巴马。

与此同时，外电又说，美国总统的White House 应译成“白屋”而不是“白宫”。

其实这样的争议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但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化，也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奥巴马的名字乃是约定俗成的翻译。一般上绝少人会将之译成“欧巴马”，虽然在语音上欧音较接近原音，但在习惯上，奥字仍占上风。这之中并没有什么奥秘。如果美国总统府宣布奥巴马的中文名应译为“欧巴马”，相信中文世界不会有异议，而且也乐意采用。这也显示中文地位已大大提高，连其他国家的首领都有一个中文名字。

不过，正当奥巴马到中国访问时，我刚巧在北京，而在电视和报章上阅及的是奥巴马总统而不是“欧巴马”总统；也没有提及总统发言人有改译的说法。我是在回国的当天，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报阅及此则新闻，因而推测美国官方已注意到中文名字统一的重要性。

就我所知，第一个外国首领为自己的中文译名统一的是澳洲总理陆克文（Rudd）。这位通晓中文的西方领袖很有意思地要求所有的中文媒体使用他自己定下的名字，结果皆大欢喜，大家不必猜这位大人物是谁。

不过曾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Blair）就没有统一的中文名，有的地方的华文媒体用“布莱尔”，有的用“贝里雅”，若不是对政治稍有常识的人，还误以为是两个人呢？

由此可见，在当今的潮流，不论哪个国家的首领懂不懂中文，他们若要在中文世界中让人记忆长存其名字的最好做法是给自己定下中文名。如果这个风气由奥巴马开了头，我们相信其他国家的领袖或未来领袖也会重视这一礼节，以免在译名上“相差太大”。

我们就说英国末代港督吧，他把其中文名定为彭定康（Patten）后，即使他后来出任其他官职，都没有改变中文世界对他的印象，这就是中文名字的魅力。

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世界的六十亿人口中，懂得中文的已占了1/4，那 是一个可媲美英文世界的文字。再说，自千禧年后，中国已在强劲中和平崛起，更在金融风暴中承受一切的压力和挑战，甚至也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在这种情形下，外国领袖让1/4的人口认识和熟悉他们的名字也是一个新的思路，但前提是他们应有一个统一的中文名，才不会各译各的。

众所周知，中文的普及首推中国，下来是台湾、香港、澳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如果这些地方对一个外国领袖有三五个译名，那是太累了，真的是应该统一的时候了。

至于“白屋”和“白宫”之争议，那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理解的白宫不是指宫殿，而是其权威远比皇帝大，也就尊称为“白宫”了，并不是指美国有个大皇帝。如果用“白屋”，对总统来说是太小家气了，显示不出气派和宏伟。相信美国人民还是愿意让全世界的人民尊敬他们的总统，也就把他的办公楼和官邸称之为“白宫”了。这么久以来，白宫都已经深入民心，甚至连中国的地方官也发起疯来把自己的办公楼或官邸模仿白宫的模式，以求过过瘾。这说明了白宫魅力十足，不是说改就改。还是称为“白宫”比较顺口，也比较文雅和得体。

刊登于2009年11月30日《号外周报》第456期

马华的未来•未来的马华 （直挂云帆）

这世上没有政治风水师，也没有政治相命师，因为他们都算不到一甲子的马华乱成一团，反而是好话说尽，极尽其面面俱圆的本色。

同样的，对于一些政客来说，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把马华的内讧当成家事看待，更有人主张关起门来私下和解，以免家丑外扬，说什么只要彼此不再相骂，少说两句或各让一步，便可天下太平，相安无事了。

但马华是一个大政党，一个号称百万党员的大政党，而且是国阵的老二，也是中央的执政党之一。这60年来不论华社认不认同，马华公会从来没有放弃它是代表华人的政党，因此只要马华公会内部有斗争，就不免被华社指指点点，因为“马华是华社的”，“华社养大了马华”。又怎可以说今日的马华内斗是马华的家事，与外界无关？于是出现了使人摸不着头脑的论调，一会儿说马华属于华社，一会儿又说马华是马华的，与他人无关。我们到底要相信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其实，在双十特大后，马华本身也已经迷失在政治的十字路口，这里头也不兴盛正义与真理什么的，而是权力资源的争夺。不是吗？特大的议决案都不是那么一回事？可以在一夜之间让它荡然无存，真不知是哪门子的政治学？

既然政治没有逻辑和公理，则鼓励年青一代学好政治学才来参政也是多余的，毕竟在马华政治现实中显现的人事斗争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也是瞠目结舌的：他们可以斗到头破血流，只差没有抖出祖宗十八代的咒语，而且已经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绝境。可是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枯木逢春，借双十特大搭个桥来一个大拥抱，然后告诉全世界的人，昨天的斗争是错误的；今天的和解才是正确的，原来从误解到了解是这么简单的过程。由此来看，既然五百年前是一家，为什么要在去年党选后“大打出手”？难道从参加马华的第一天开始，没有人告诉你们彼此都是炎黄子孙，是系出一门的，没什么好斗和好争的？

也还真的没有人教导所有参政的人入门的第一课就是服从与不要问为什么？只要跟着去做就可出人头地。正由于这样，马华在50年代发生了林苍祐与陈修信的斗争；在60年代发生了陈修信被华社狠狠教训的一幕；在70年代发生李三春与曾永森争权的事件；在80年代发生陈群川斗梁维泮的大党争；在90年代发生林良实气走李金狮的活剧；在千禧年发生林亚礼带走林良实的小插曲。及后的黄家定配陈广才在308摔了一交，才迎来了翁诗杰与蔡细历的错误结合，终于酿成今日的政治悲剧。

表面上看来，翁蔡派系在双十特大后的戏剧性变化蕴藏着权益的分配，实则是将两个特大议决案加以变质和将对道德的争议转化成政治道德是没有尺码和标准的，只要合作的双方认为是正确的，则所谓不道德的课题随即烟消云散。这是近些日子马华转来转去留下的政治疑团。

在这种情形下，怎样合法化和合理化马华因特大引起的争议已是由各派自行演绎了。于是改组法律局，改组会长理事会及对一些州的联委会主席换人都那么地从容不迫与理所当然，以至于政治学的公理应摆在那一边或将之收起来谁也说不清楚？

由于和解方案无门，大团结方案出现严重缺陷，最终劳动国阵大家长出面，以重选作为和解的先决条件。这虽然不是各造所愿，但起码是比较公正和可被接受的。因此不论是翁诗杰、蔡细历或廖中莱，他们已把马华弄得十分被动，重演80年代劳动马哈迪委托嘉化峇峇调停梁陈马华党争的前尘往事。在政治意义上，反映了马华从属或从屈于国阵的权威（或贴切地说巫统的权威）再也挺不起腰要求巫统在308后改变其一党独大的心态。

说实在的，在308后，马华不是要求国阵和巫统大改革吗？现在反转回来是巫统调解马华的矛盾和斗争，且要马华好自为之。因此不论谁在重选胜出，你能保证这还是一个大团结的马华吗？你能保证马华还有强大的筹码促请巫统改弦易辙吗？

无可置疑的，重选后的马华也许出现一个未来的马华的格局，但可能不会是一个壮大的马华，反而会暴露出其不稳定的未来。因为马华是在“乱世”中寻找一个共主，但又不见得新共主能整合和重新塑造一个新马华。

如果马华的未来是在国阵老大影响下所建构的，那么未来的马华也就可以想象它仍是一个被收编了的老牌政党。既然它的未来系于目前正在寻找自我改变的马华，那么它的改变以取得华社的共鸣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它能够被华社重新接纳，它将有机会在下届大选翻盘；但如果它的改革只是在权力斗争中兜兜转转，没有明确的方向和具有气魄和勇气面对挑战，那么未来的马华也得自我保重，不要说华社没有给马华机会，而是马华又给了华社多少的承诺？看来这“一甲子的承诺，一辈子的奉献”的马华口号也真的遇到了煞星，陷入了自我编导的迷思阵中。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改选后的马华自然有得意者和失意的，胜利的一方固然皆大欢喜，但失败的一方会心甘情愿离场或收手吗？因此未来的马华还是好戏在后头。而在这个时候，谴责和批判任何一方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党中央代表应用良心选出一个可以给华社许一个美好未来的马华。

刊登于2009年11月26日 《东方日报》

国阵与民联的较劲与角力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政局陷入一个微妙与复杂的处境，一方面是决心捍卫政权的国阵，另一方面是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忽视政治力量的民联准备在下一届取而代之。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尚言之过早。虽然有人认为国阵也许会在明年来一个闪电大选（也有所谓民调说国阵有机会收复失地），让民联措手不及。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纳吉刚在今年4月接任首相，一切还在审视中，断不可能贸然来一个大选。 其实如果明年大选对国阵并不一定有利，原因是除了巫统及东马的政治比较能够掌控外，国阵的其他友党都仍活在308后的阴影中。马华公会的内乱不论通过任何手段，让异议的声音转弱，它仍欠华社一个交待，它能代表国阵收复失去吗？没有人可以打包单，甚至是马华现有的15个国会议席，也不能算是铁打的地盘。如果马华无法自我整合和振作，那么提早大选对马华来说是弊多于利的。 同样的，在308惨败的民政党，直到今天尚找不到新的定位重新站立起来，如果希望民联表现欠佳来取得民心的回流，那是对政治的本末倒置；尤其是身为执政党39年的民政党，不能靠侥幸来争取生存的空间。正由于民政党对308的阴影挥之不去，提早大选对民政来说，也是失多得少的。 三美威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在面对印度人政党大分裂下，它如何为国阵讨回尊严，也是个未知数。 既然在西马的三个国阵友党不是内乱就是振作乏力，也就使到巫统不可能提早大选；况且目前巫统执政地位稳固，并不需要急切通过大选来重新确认其领导地位，因此当会选择2012年或2013年才寻求新的委托。在纳吉看来到了那个时候，他的施政已有见效，友党的矛盾和斗争也大致平定下来，正可以放手一博来个回马枪。 至于在308崛起的反对党，其情况与国阵大不相同。它是当时政治结果的产物。也就是说，因为三个反对党在大选中大有斩获，才促使三党联盟在安华的主导下，结成“人民联盟”（民联）。可以说是一个临时组成的阵线，自然有其脆弱性。其一是这三党联盟直到今天才谈论注册成一个阵线的必要性；其二是这个组合的领导人安华或查益都希望三党摒弃成见，求同存异，但往往知易行难。 还有民联组成的州政府，于今年二月竟不幸先在吡叻州栽倒，直到今天仍然无法扭转局面；接着雪州政府又处于风雨飘摇中。对于国阵来说，夺回吡叻及雪州政权是它不能放过的斗争，只要有机会必然起而反扑。但对民联来说，如果雪州政权再变天，对它的未来将是雪上加霜。因此民联无论如何要保住这个位于国家心脏的政治地位，一旦失去就不容易取回了。 在这方面，出问题的不是行动党和公正党（虽然公正党议员有离心记录），而是回教党。只要回教党坚持其归属于民联的一环，不做第二想法，则民联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存在的。反之若回教党表现立场不定，也对国阵“眉来眼去”，那只能是民联的不幸。还好不久前回教党经过一场论争后，已基本达致协定不会离开民联，否则对民联的组合是一个“灾难”。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任何一方都没有占上风，国阵有其组合的缺陷；民联也有其力不从心之处。不过国阵的最大挑战是他如何让人民感觉到国阵已“脱胎换骨”，不再是过去“傲慢”的阵线，而是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另一方面，民联最大的挑战是它的实权领袖安华将如何把再一次到来的官司案打掉。万一安华不幸领导不了民联，那就是“民联”噩梦的开始。 在两者的相互消长与互不忍让下，国阵也好，民联也好，纳吉也好，安华也好，他们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压倒对方。 正因为纳吉比较占有优势的地位来捍卫马来西亚的政权，则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国阵与民联的斗争将会加剧和变得不按牌理出牌。在所谓“胜者为王”的逻辑下，国阵与民联的斗争在可预见的日子里，只会恶化与不善罢干休的。 这就是为什么国阵或民联都不会放弃有机可寻的时机，来一个大反扑。就此而言，虽然民主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民主应是国阵或民联的游戏规则。如果离开了民主，则两大阵线战斗争将会黯然失色而无法演绎下去。

“华文教育”回娘家 （跃马扬鞭）

在我的印象中，“华文教育”是一个特殊的名词，它带有民族的情感来推动和发扬民族的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它往往与政治挂钩，且不时受到政治的局限。这对马新人民来说是一页沧桑，也是一个赓续不断的斗争旗帜。

例如在1919年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也连带动海外的华人在殖民地开创华校，传授中文教育。由于马新的华人社会如雨后春笋地开办华校，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戒心，因而推出新法令要所有的学校必须进行注册，不是随华社要开就开。当时的马新华人社会虽通过“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和槟城领事据理力争，反对英政府刻意控制华校发展，但未能成功，只得一方面依法办学，又一方面鼓励华团；尤其是乡团兴学办校。这就是说，在1920年后，“华文教育”已成为马新社会的特有教育，而且时不时成为政治课题。

在那个时候，中国虽已进入民国时期，但军阀的割据也阻挠中国走向兴盛和富强，因此在其时，控制北京的军阀也只能按能力推动国民教育，也即是中文教育，或称中华教育。我们没有听闻中国推行的是“华文教育”。

由此可见，“华文教育”是针对海外华人推动本身民族文化的一个伟大使命，有别于中国国内推动和发展的中文教育或汉文教育。

不过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的华校生就卷入支援中国的抗日洪流中，因而不但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为反日的温床，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被英殖民政府视为培育左翼份子的温床，更将华校归为中共统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华文教育”也变成一个“敏感的政治课题”。

其实，在东南亚也只有马新华人社会将华校推动成为一个体系，并在1951年由林连玉组成全马华校教师总会（教总）及在1954年又成立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董总）。最高的体现在1956年开课且在1958年正式开幕的南洋大学。在那一年，它象征着马新华社维护和发展的华文教育达到高峰，是中国以外的唯一华文大学。

至于泰国，它早在第二次大战前（1938年）已不让华校发展；印尼则在1966年苏哈多政权抬头后，也全面地镇压华校。因此在60年代之后，只剩下马新华社在苦撑华文教育的旗帜，但也充满了辛酸泪。

转入80年代，新加坡的“南洋大学”被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华文教育”已不再具备完整的体系，重心转入马来西亚。

这样一来，环顾东南亚国家，在今天能够称得上具有华文教育体系的当推马来西亚，它有1291间的华文国民型小学；有78间改制的国民性中学（虽其定位有争议性，但它们组成的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则简称为“华中”）；另60间华文独立中学及后来出现三间具有华校传统的学院。

在千禧年后，我们注意到东南亚的国家这些年来已比过去更加重视华文教育。其中最令人激赏的是印尼华教断层30多年后，竟有机会探出头来。除了印尼华社的艰苦坚守外，也多得这些年中国的教育机构和单位提供资力与人力的援助，才使到印尼的华文教育展现新机。

泰国和菲律宾虽在努力，但规模和组织还是有待提升。因此如果要在东南亚及其他国家推展华文教育，除了由中国政府自行肩负重任外，其他方面是力之不逮的。也许正是由于时代的转变，中国已意识到它的使命不单在国内发展中华文化，而且也有责任在海外协助华人维护和传承自身的文化。

于是在2004年，中国国务院及其他政府部门合作成立了“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集资协助海外华文教育。这也是中国首次将“华文教育”的字眼纳入其工作议程中，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让“华文教育”回了家（原本在马新“流浪”80年有余）。当基金会协助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及北京华文学院成立时，意味着中国已名正言顺地将“华文教育”当着一个文化使命来推动，除去了政治上的障碍与敏感，这对在海外从事华教工作的人来说，总算盼到一个转折的契机。但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考验。如果说“孔子学院”的设立是为了让世界各地的人民方便学习中文汉语，那么“华文教育”基金会的出现就赋有更深一层的任务来使华文教育名副其实扎根在东南亚的华社之中。

刊登于2009年11月23日 《南洋商报》

全面推动医药旅游 （天下纵横）

医药旅游早就在新加坡打开局面，马来西亚则是在近些年来急起直追，目前已在东南亚国家挤入医药旅游地图，也被政府看好是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这就是说，原本是属于发达国家的优势，现在资源已被分散，也移入发展中国家了。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旅游部与卫生部正联手促销马来西亚的医药旅游，包括成立马来西亚爱心旅游理事会；而马来西亚的私人医院协会也参与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目前已有35家私人医院参与促进医药旅游计划。

为了确保成功，私人医院也被促请对设备和医疗技术作改善，以提高病号的信心。对此我们又注意到一些私人医院已逐步地将医院改造成如同酒店般的环境，让人身置其中，有舒适与安逸的感觉。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过去的医院让人有一种难以说出口的感觉，总认为来到医院终非好事，不是自己病了，就是家人健康出问题。因此医院早已被视为不得已才来的场所。

但这种观念已逐渐地改变，因为这些年来通过医院的努力，医院已如同酒店，气派不凡，而且它还为国家创下巨汇。根据私人医院协会提供的报告显示：

马来西亚5年来逐年的医药旅游收入如下：

马来西亚医药旅游表
年代 病号（名） 收入（百万计）
2003 102,946 58.90
2004 174,189 104.98
2005 232,161 150.92
2006 296,687 203.66
2007 341,288 253.84
（取自Calibre杂志，2009年11月号）

从表中我们看到的是病号与收入逐年都有提升，而且进度十分令人满意。到底这些病号又是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呢？一项同样的调查显示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印尼（占72%），余者新加坡（10%），日本（5%），欧洲（3%），印度（4%）及其他6%。

既然是来自印尼为多，显示槟城的私人医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难怪这些年来槟城的私人医院不断扩充和美化，因为病号源源而来，但我们希望有关医院也能重视本地病人，并在收费方面给予适度的调整，以免加重人民的负担。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马来西亚医院的收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廉的，比如心脉手术在英国需花费7万美金（24万马币）；在美国则要15万美金（52万马币），但在马来西亚只收1万8千元美金（马币6万3千元）（引自Calibre杂志）。当然其他方面的医疗，马来西亚不但比西方国家便宜，也低过新加坡的收费。不过，要维持长期性的收入和提高外汇收益，单是收费低不是成功的保证，主要的是医术与设备的先进。由于马来西亚的医务人员一向以来秉承着英国的传统，也就让外国人对马来西亚的医生较有信心，因此政府不能降低学医的专业水平，而医务人员的自我提升与医德的保持也是不能妥协的，千万不要为了金钱而罔顾医德，这是得不偿失的。

我们也知悉，政府的下一个目标是向越南、中东、美国、欧洲和加拿大的市场作促销。因此，马来西亚如果要确保医药旅游成功，敦促医院严加把关是完全必要的，不但设备要与时俱进，各级医务人员也要不断地培训，吸取来自世界各国的先进知识，唯有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备受承认的五星级医疗水平，我们才能够再向前跨一步。

由于马来西亚的气候与景色怡人，是疗养的好所在。我们有信心医药旅游可以成为国家经济的新资源，但这也就涉及政府需要对医疗的全面开放，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为马来西亚服务，否则我们的医疗人才将赶不上国际的要求，那就是我们的大损失了。

刊登于2009年11月23日 《号外周报》 第455期

民联重心在西不在东 （直挂云帆）

前首相署部长（专事法律事务），现任公正党最高理事查益依布拉欣不久前在槟城一项座谈会（11月2日）上说，如果民联要在下一届大选夺取中央政权，它必须在东马有所突破。虽然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民联不得不打进东马。

查益是根据2008年大选的结果作出这样的分析，虽有其理据，但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绝对的。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东马沙巴及砂拉越的政治历史背景，它们是被英殖民地在1963年拉进马来西亚的。本来它们也是希望先取得自治（如同当年的新加坡）地位，然后再协商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整个过程并不操控在东马人民的手里，而是由英国政府安排。换句话说，英国一次过安排东马的独立条件是加入马来西亚，而不是先“自治再入马”。因为这样它也曾引起不愉快的斗争：其一是1965年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被指有“离心”之意而被调任中央联邦部长（不具实权），改由当时沙华公会的罗思仁（不具威胁性）出任首席部长。其二是1966年砂拉越首席部长宁甘与中央有所“对抗”而被撤职，引发司法论战。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是不能容忍东马有“背向”之意，更不允许“分离运动”出现。但当时中央采取的政策是收编东马的政党，而不是强行东渡。

例如沙巴在1967年州选后，归顺于中央的沙统领袖慕斯达化出任首席部长（原是担任没有权势的沙州元首），双方的关系也好转起来。到了1974年大选后又不听命中央的慕斯达化（抗拒敦拉萨委任为国防部长，宁可保留首席部长），也在两年后的州选被中央安排新崛起的人民党打败。

同样的，砂拉越在官司结束，改由达威施里出任首席部长后，政局并不安定，因此在1969年“513”事件过后的一年，由首相敦拉萨布阵砂州大选（因“513”押后一年举行），且已事先暗渡陈仓，拉拢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加盟联合政府，以便一脚踢开宁甘领导的砂国民党。果然选后正如中央所料，由土著党的阿都拉曼出任首席部长，人联党则成为联合政府的老二。

可以这么说，东马政局的变化是按中央的思路来调整的。由于牵涉及敏感问题，西马的政党迟迟不能东渡。巫统之所以能在1994年成功东渡，完全是拜慕斯达化的铺路。他为了希望东山再起和挫败团结党拜灵的执政权，不惜“牺牲”沙统（并入巫统）来换回昔日的荣耀，无奈时不予他，最后“含恨”逝世。而成功东渡沙巴的巫统，在后来也已羽毛丰满，在2004年大选后，停止首席部长轮任职，权力归向巫统。这样一来，沙巴巫统完全以中央政策马首是瞻。

至于砂拉越，其政治情况有别于沙巴。当70年代阿都拉曼成功掌权后，他就将保守党归入土著党，易名为土著保守党。这个政党直到今天还是主导砂拉越的政局，其地位有如坐镇中央的巫统。不过它既未让巫统东渡，也不让其他政党坐大，以致泰益是当下任期最长的首席部长（1981年起）。事实上，只要砂州不存在背着中央的意图，它就会被容忍继续保持现状（留在国阵内成为巫统的忠心伙伴），否则难保不会成为沙巴州的翻版。

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的大选突出了东马的战绩一面倒向国阵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沙巴25个国席，国阵占22个；砂州31个国席，国阵占30席。

如果不是东马两大块构成国阵的绝对优势，国阵是难以组成中央政府。反之，如果东马的国会议员倒向民联，政权也随时易手。

这就是为什么查益说非要得到东马人民的支持不可。不过他的言论也只是重复和强调安华在去年大选后所鼓吹的变天论。

在今天看来，安华当时有此思路是他过于乐观地分析东马的政局，他原以为东马面对的难题特多，中央又多年不能解决，例如外来移民和石油税务的争议，会比较容易唤起它们倒戈相向。于是“916变天论”成为安华和民联响彻云霄的口号，也弄得国阵坐立不安。这也说明一件事：安华捉住东马人的心思，想藉此变天，因为他知道若不一鼓作气，在东马卷起一场政治运动，将会失去“夺权”良机。结果是马来西亚人陷入916的迷思。

虽然安华成功地将“916变天论”转成一种理念和理想，但他却失算于东马政党的现实性。这些政党曾有过“单独起事”的失败教训，如砂国民党及沙团结党（千禧年后才又回到国阵，但势力大不如前，只属二奶的命），因此东马的政党是不可能冒险与安华共舞，除非已确定安华在西马占尽优势，不然东马的政党是不会随便改换轨道的。

这也给了民联一个提示。它有两个选择来取得突破，其一是成功地拉拢东马的既定政党加入民联，这项工作看来困难重重，如已退出国阵的沙人民进步党尚未表态要加入民联；而砂州也未有迹象显示国阵成员党闹分裂。

其二是在其一的选择不能实现下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最近事态的演变又不容乐观。它反映在东马公正党的改组出现分裂及与行动党的矛盾。

由此可见，缘自西马的政党要在东马改朝换代是难上加难的。它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先在西马继续巩固势力和壮大力量，才能影响和带动东马的响应，而不是本末倒置的倒转过来向“东马取经”而乱了西马的阵脚。这对民联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毕竟东马政党的复杂是不易摸透的。

刊登于2009年11月19日 《东方日报》

中国银行与人民币 （现代春秋）

不久前，中国银行槟城分行宣告开幕，而麻坡分行也已在较早前开设。换句话说，于2000年重开的中国银行，至今共有三间在马来西亚服务。这是中国银行阔别马来亚41年后的一个壮举，其政治与经济意义是难以评估的。 根据《联合早报》的资料显示：成立于1912年的中国银行，曾于1939年后在吉隆坡、槟城、怡保、芙蓉及峇株巴辖共设立5间分行，但在1959年停业。另外一项报导则指示：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银行在中国设有37家一级分行和直属支行，284家二级分行及9659家分支机构。在境外2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600多家。这意味着今日的中国银行不但是国有资产，而且正以经济巨人的大手笔向外拓展业务，马来西亚分行的开设证诸了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马来西亚的市场，并希望能以此带动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 由中国银行的急速发展来看，中国在过去30年已成功地将经济转型，并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接轨。有人形容中国走的是“资本社会主义”路线，但中国则声称它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其实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有其优劣点，而如果两者调和成一种新的经济理论，那就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目前中国政府所致力的就是试图通过经济的发展来改变世人对中国的评价，并承认中国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大国，以换取世界对中国的尊重。 回顾中国银行走过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1912年中国银行设立时，正好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成功地埋葬清王朝，因而有了与西方国家一样的金融体系出现。 不过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国民党的控制权已落入蒋介石手里，他把中国银行变成蒋家最大的提款机。贴切地说，在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后，中国基本上已陷入军阀混乱的时代，金融业危机四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由德国的希特勒拉开序幕后，英国显然已无暇顾及海外的殖民地，因此英殖民政府开方便之门予蒋介石时代的中国银行来设分行不是为了协助中国经济发展，而是在时局动荡中让中国分担亚洲的乱局。最终还是避不开战火在亚洲燃烧起来。 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的第二年，国共又再一次较量。毛泽东用4年的时间打败蒋介石而在1949年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过10年的巨大变化，中国在1959年正值大跃进时期，鼓吹人民公社，向共产社会迈进，因而在此时马来亚政府停止中国银行在马来亚的业务，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也不需要什么抗议。 因为毛泽东坚持其社会主义政策，中国银行也成了为政治服务的金融机构。 1976年四人帮倒台，1978年邓小平复出，1980年配合改革开放政策，中国银行正式推出“一国两币”的政策，一方面保留人民币的使用；另一方面另设“外汇兑换券”，让外宾使用。但严格来说它不是货币，而是一种被中国银行保证使用的兑换券。 它的优越在哪里呢？首先它是外宾使用的货币，声价逐年升高；其次是兑换券也造成“黑市”市场的活跃，无形中抬高兑换券的价值，一元可以换人民币一元三角乃至更高的投机倒把买卖；再来是一些指定的商店是用兑换券来交易的。 正因为“一国两币“成功迎合市场经济，也许触动了邓小平在80年代与英国谈判时以“一国两制”的模式来取回香港。 1995年，人民币已因市场经济的调节，变成通用与稳定的货币，况且中国的人民也改善经济条件，可以用人民币购买任何物品，不再视兑换券为“超级货币”了。于是兑换券从那一年起停止使用，象征着中国人民对人民币深具信心，也反映了外宾不再视人民币为“二等货币”。中国国力的提升，由此可见。 1997年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落实取代了“一国两币”，也逐步推广人民币的使用。 由于中国国力相应提高，中国银行千禧年后重新登陆马来西亚已是大势所趋。 回想过去中国的“一国两币”到今天的人民币抢攻国际市场，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的30年，可是一切都大不相同了。中国人民和人民币已经双双站立起来了。

回教党借学者求变？ （跃马扬鞭）

2008年大选后回教党的势力和影响力是创党以来的一个新高峰，虽然在1999年的大选，回教党藉安华效应在政坛异军突起，除了保住吉兰丹州政权外，也一举夺下登嘉楼政权，但308的成绩更见辉煌，回教党显然已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反对党。换句话说，回教党不但是最大赢家，除以绝对的优势执政吉兰丹与吉打州外，更意外地在吡叻州成为联合政府的主导者，一度由其吡州领袖尼查出任州务大臣，而且整个民联政府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胥视回教党的立场。如果回教党倾斜向国阵，民联就有难；反之如果回教党继续留在民联，对国阵是一项威胁。

正因为这样，在308大选后，回教党领袖后来公开承认曾与前巫统主席阿都拉密谈合作事宜，且有提出组织团结政府。于是回巫对话成了回教党内的一个严肃和争论的政治课题。在巫统这一边，即使是主席已易人（今年四月），继任的纳吉比阿都拉更大方与公开地向回教党招手，也期待巫青与回青能先来个“破冰之旅”，因为这对巫统是重要的政治战略，也是破民联的绝招。但在回教党这一边，也已因团结政府之议闹分裂，才有了回教党元老的聂阿兹提出党召开特大的可能性，以“一劳永逸”解决回教党的政治立场（到底亲国阵或是留在民联），不要再模棱两可。

没想到聂阿兹的建议及快地得到党主席哈迪阿旺及中委会的同意，可见事态的严重性。但与其举行特大，不如别开生面举行公开政治论坛，破例地邀请党外回教学者给回教党把脉。其中一位被视为争议性人物的主讲者系国际回教大学教授阿都亚兹巴里。他在不久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大胆地抨击雪州回教党主席哈山阿里的亲巫统立场，以致雪州政府地位被削弱。他进一步指责主席哈迪阿旺缺乏政治人物所需要的人格特质，是回教党内的“阿都拉”，且已成为党的包袱。另外一位学者是马来亚大学社科院媒体研究系副教授阿布哈山，他提出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党主席哈迪阿旺的声望不及聂阿兹，而人气急升的是原吡叻州务大臣尼查及居第五位的吉打州务大臣阿兹占。

报告也指出回教党领导的素质存有个人的问题，也存在着党对宗教的立场的争辩。与此同时，调查也发现民众支持回教党保持独立的个体，无需和其他政党合并，但多数人支持继续与民联合作。

可以这么说，两名回教学者对回教党的批评是比较中肯与客观的，但引发党干部在辩论会上与学者交锋乃预料中事。在这方面，党主席哈迪阿旺在致开幕词中重申继续留在民联进行斗争，但他也捍卫回教党的立场和其个人的政治地位，并分析过去与国阵合作的不愉快经验。

基于问题的紧迫性和需要较为明确表态，回教党刻意将政治论坛变成“党的特大”是用心良苦的。所通过的五项议案虽不具党的权威性，但释放的政治意义是十分明显的：①回教党将继续留在民联，准备面对第13届大选；②区部领袖必须拉拢更多非回教徒选民积极参与回教党；③通过研究和宣传的方式来巩固党的立场；④授权青年团恢复青年一代对回教党的“信心”及⑤草拟行动方案来加强“全民回教党”的这一新标榜的理念。

不论效果如何，至少回教党也发现到它必须采取两个步骤来争取非回教徒对回教党的“信心”。其一是对雪州回教党主席哈山阿里采取纪律调查行动，以制止雪州民联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哈山阿里曾公开地指责雪州政府禁酒不力及调查前朝政府事件上，对公务员展开施压行动）；其二是扶持尼查做为回教党的一颗新星，以争取全民的支持。如果回教党真能摆脱“宗教至上”的观念，意识到多元种族社会的多元性，采取变通与应变之道，而不是如同过去的“坚持与固执”，弄得非回教徒难以适从，那回教党的形象将可能会因而脱胎换骨。

虽然我们对回教党的未来斗争方向是否有变并不透彻了解，但我们希望回教党能自我转变，培养多一些像尼查的人才和接班人。也只有这样，回教党的新策略才具备时代的意义和内涵，否则将难有大突破。

刊登于2009年11月16日 《南洋商报》

马华斗争方兴未艾 （天下纵横）

一甲子的马华公会，原先我们看到的是在治疗身上的创伤而力图振作，因而有“一甲子承诺，一辈子奉献”的口号以激励党员上下以2008年308政治海啸为鉴，在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更希望马华党员不要自暴自弃，继续承诺和奉献。

虽然如此，马华的伤和痛并不因之而抚平，也不因惨败促成党的空前团结；相反的，马华因为失败，内部变得更加脆弱和更加不稳定。一场酝酿改变领导层的运动也逐渐地浮出台面。先是黄家定的领导面对信任危机，在巡回各地会见各方“诸侯”后，认定是时候该走了。

但也因此拉开一场斗争的帷幕，这边厢人气急升的翁诗杰在黄家定支持下，终于如愿以偿地当选马华总会长。那边厢蔡细历在党选（2008）中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而加速了两人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从比较含蓄开始，接着下来就是指名道姓的“刀光剑影”，到后来真的“人头落地”（开除蔡细历的党籍）。就这样两人没完没了的斗个不停，也牵动双方阵营的人马加入其中，最后是双十特大定胜负，结果是翁蔡均不留。这样一来，一场更大的风暴随即发生，既斗个天昏地暗，也让人眼花缭乱。一时之间，外面的人和党的基层都感觉到马华似乎“乱成一团”，而且斗争的本质也已变质。
从“道德论”到“团结论”几乎让人感到窒息。在团结的名堂下，并没有解决道德问题，反而不可思议的是：翁诗杰竟选择了与其宿怨蔡细历的“大团圆”，倒转成战友反目成仇，引致了风波不断，最少直到今天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正是这个的为什么导致了马华在一夜之间成为“山头林立”的政党。他们各自掌控地方势力而成为这次斗争的重要筹码。

没什么好惋惜的；也没有什么好妥协的，今天马华的伤和痛是自找来的，不能怨天尤人。如果当初不对付蔡细历就不会有今天的“特大又特大”的怪诞行动。既然要斗倒斗垮蔡细历，也须要勇气一直坚持到底或要有输得心理准备。岂知斗争的结果是形同儿戏，这个不走，那个也不走。原来斗争的结果是这么妙的双赢局面，翁保总会长，蔡又传坐镇回柔佛，甚至做回署理总会长。

既然派系已公开决裂，而且吊诡地翁蔡“破镜重圆”，这对我国人民而言，也是千古一绝的“结局”，也是对特大的极大讽刺。

姑不论有人建议“家和万事兴”，也有人建议“以和为贵”，不要再斗下去了，但政治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巫统原先也是内部“震荡不安”，但经过一场改选（今年4月）后，大局已定，反而呈现团结现象。这就是说，马华来到今日的“骂来骂去”和“喋喋不休”的相互指责已不是“息事宁人”就可解决问题的。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假象团结与合作”；我们也反对戴着虚假的面具继续“共舞”，既然他们的兄弟情及同志情已不复存在，唯一公正的方案是即刻解散中委会，还政于中央代表。唯有经过痛苦的磨练，产生新的队伍，才有望让马华回归平静。

如果马华现任领导在压力下，同意“大团结方案”，那不是真心诚意的，迟早还会再乱一次。与其防来防去，无法集中精神办事和工作，也辜负华社的期望（如有），不如让马华各派系再斗一次。不要担心分裂，也不要将问题扫进地毯，只要是中央代表直接选出领导层，整个中委会就显得师出有名了，不然目前的“乱局”若持续下去，马华的好日子也不长了。

刊登于2009年11月16日《号外周报》 第454期

胡锦涛二度访马的意义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于11月10日对马来西亚的国是访问具有重大的战略与政治意义。对他个人而言，这是他自2002年访马后的第二次到访；前一次的身份是国家副主席，这一次的身份是国家主席。虽然是同一个人，但实质意义大不相同。对于国家而言，这是继邓小平于1978年访马后的一系列国家领导人的回访，但其重要性不亚于31年前邓小平来马修补两国若即若离的关系。

因此不论是对国家和对个人，胡锦涛的访马反映了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的和新缔结的战略伙伴。这在过去是未敢想象的，但随着时光的转移和友谊深化后，马中基本上已抛开过去的成见（或误解）而能推心置腹地在战略关系上向前迈进。

这种新关系是我国首相纳吉在今年6月访华时被提出来的。在他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共同见证下，两国签署了《马中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及《马中海洋科技合作协议》，为马中关系的转型创造了条件。换句话说，马中已从传统的外交关系发展到双方在军事保安上的合作；而胡锦涛的到访，势必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方的全方位合作，从而为东盟（东南亚）国家提供一个与中国紧密合作的新模式。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率先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典范，在今天仍然被津津乐道。1974年时，东南亚政局并不平靖，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果敢地迈出第一步，与毛泽东打交道，确实是历史性的壮举；尤其是中国尚处在文化大革命阶段，马来西亚是无法理解中共所谓的“政府对政府”及“党对党”的一分为二的策略。也因为这样，敦拉萨虽已下定决心与这个共产国家建立邦交，并签署建交联合公报，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要从毛泽东的口中获得某些保证。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别国内政”成了当时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

就这样，马中两国在求同存异下建立了微妙的突破性的外交关系，且在1975年互设大使馆。由于彼此都有戒心，也就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及1978年再复出的邓小平掌控国家权力后，马中关系才有了第二阶段的发展。这一年邓小平应邀访马是中国最高级领导人首次踏足，算是迟来的回报访问。虽然两国领导人并未签署重要文件，但在往后的日子，中共也开始促请东盟国家的共产党自我寻求转变和约束，以便中国与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关系，减少相互猜疑。

1985年，马中关系开始有了实质性地改善，我国第四任首相马哈迪访华时，与中国签订建交后的第一个政府间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一年中国也向东南亚及世界华人招手，鼓励他们引资在华投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吹响号角。

1987年，马中又签订海运协定，接着翌年签订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到了1989年两国再签订航空协定；这一年的重要意义不仅与此，而是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定”后，整个马中关系如释重负，再也没有任何障碍足以阻止马中关系向前滚动。这不但印证敦拉萨当年的远见是正确的；也证明毛泽东不因意识形态差异而不相往来的高瞻远瞩。在惺惺相惜下，两国找到了许多的共同点；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上，更是将马中贸易推向新高点。例如在1975年时，双边贸易额只是区区的1.6亿美元；2005年时，双边贸易飞跃至307亿美元；2008年，双边贸易又突飞猛进达到535亿美元。由此可见，马中贸易额在可预见的将来，冲突千亿美元不是梦。不过不论是马方在华投资或中国在马投资额与项目都是不理想的，前者在2007年只达46亿元；后者在2007年也只达18.8亿马币，进度差强人意。这是马中两国有待改进的地方，也是胡锦涛访马的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议程。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大手笔，一口气提供8亿美元的融资低息贷款供马政府在槟城兴建第二大桥，也一下子使到中国在马投资提升到战略性地位，以马六甲海峡作为轴心点。
其实，马中两国发展成战略性合作伙伴是有迹可循的，而且是在马共放下武器后才得以落实的。例如1995年，马中两国互设武官，有了军事交流。继之两国的国防部领导人互访，进而在2005年签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来到2009年，马中的军事合作又成为东盟国家的表率，双方进入了在任何领域都可以进行合作的国家。

但这也因此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根据《朝日新闻》在10月16日的一篇报导中指出，中国在马六甲海峡准备融资85%（总额是125亿美元）建造连接马六甲和苏门答腊杜迈的“马印大桥”是具有军事意图的，它将与另外正在制造的轻型航母和在海南岛部署空军战机形成配合之势，共同提高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它的推测是因为马六甲海峡不仅对马印两国是重要的，也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生命线。每年有5万艘船只经过，世界原油的一半产量经此输往中国及日本等国。而中国的80%石油的进口靠此航道，它也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因此若是中国融资兴建马印大桥，也是希望能确保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当不致对日本产生威胁。

既然槟城第二大桥正在进行着，日本媒体有此担忧，也许胡锦涛的到访可以进一步厘清和说明中国不会在区域上称霸，更不想建立海上军事霸权，只想在区域合作上多作贡献。如果中国有参与兴建马印大桥，也将与槟城第二大桥一样，是以经济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消弭外界对马中战略伙伴的误解，毕竟东南亚国家尚存在的美国情意结是挥之不去的，中国也只能步步为营，小心踏到地雷而招致责难。

刊登于2009年11月10日 《中国报》

从马华历史看党争 （直挂云帆）

马华公会的历史是曲折不平的；有的时候是惊涛骇浪的；有的时候是兜兜转转的，但每过一个劫难，马华就好像矮了一寸。这又是为什么？原来马华是这样走过来的：

1. 1949年创党后，马华面临的是亲国民党势力与亲本土势力的斗争，前者以李孝式（前任财长）为首；后者以陈祯禄土生峇峇为首。这两股势力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矛盾，因为他们都是反共的。亲共势力是不可能在马华立足脚的。

不过，我们必须记得，当1951年巫统创办人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时，马华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有的倾向支持拿督翁；有的支持巫统；有的左右逢源，它基本上不是一个团结的党。到后来整个党倾向支持巫统（1953年成立联盟），因而有了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大获全胜的纪录（竞选52席，回教党只赢一席，余归联盟所有）。从那个时候起，马华算是有了团结的方向。

虽然普选的胜利也意味着马华的政治地位提升，但却被拿督翁视为“背叛”而严责马华党内有人企图要使国家党失败，怒而谴责马华要使马来亚成为中国的其中一个省。这种指控是十分严重且言过其实的，但也反映了拿督翁当时对马华的失望和愤怒。

2. 其实拿督翁在当时有这种不合逻辑的想法是因为他认为马华党内不乏国民党人或亲国民党派的党员。也正因为有两个派系存在，因此在1957年马华党选时，一个新的领导层正借助两派（本土派与国民党派）起而求变。这个人就是即是本土人又曾在国民党政府服务过的林苍祐。

3. 虽然林苍祐在1958年打败陈祯禄当选总会长，但不幸的，马华很快又再分裂，甲方的代表人物是陈修信；乙方的代表性人物则是林苍祐。他们的斗争焦点是对议席的分配，彼此未达共识，直接插手马华事务的巫统主席东姑表现了大家长精神，要马华接受其方案，否则免谈。

就因为陈修信的气短，也就不可能避免地给马华带来“沉重”的打击，因为马华的逆来顺受和缺乏高昂的斗志，已使到许多人对马华感到疲倦与不安，这是陈修信夺权后的一个苦果。于是马华地位跌了一级，那是因为陈修信不是林苍祐，他搞柔和，而林苍祐搞的是争取民族的权利。彼此间路线的不同，也就分道扬镳。

4. 这样一来，陈修信的年代几乎是与华社切断关系的，在时不予我下，于1974年让位给具有抱负的李三春。李三春的政治斗争则是避开中国的情愿结，转而支持本土化的斗争，让马华党人能看到一个新气象。但无论如何，李三春点燃的内斗是针对民政而不是巫统，民政党也陪同马华大玩政治游戏而弄得精疲力尽。华基政党地位也因国阵的成立（1974年）而分化和降级。

5. 李三春之后的梁维泮当权（1983年）是马华有史以来的大败笔。他不但在错误的时间斗掉错误的对象（自家人），而且以总会长的权威把持一切。

6. 于是马华陷入激烈的党争（1984年），须劳动时任国阵秘书长的嘉化峇峇担任调解。因此不论后来马华怎样解决党争，它永远欠嘉化峇峇一个感恩的情，也无法在巫统面前要求平起平坐。

7. 在梁维泮失败后（1985年）迎来的是新的大选（1986年），这一仗马华基本稳住脚跟，但因为新任总会长陈群川因触犯公司法令，结果断送前程，马华也进入了林良实时代。

林良实是第二个陈修信，他的思维与思想是经过内心的挣扎而成的，但他同样有其鞭长莫及的短处，反而因巫统和巫统的坐大而使到马华一直被人视为寄人篱下的政党，地位有下无上。

8. 因此当黄家定于2003年接棒时，他是无法改变马华的政治地位。在这方面，黄家定并没有带马华走出困境，反而让位于新上任的翁诗杰来寻求新的突破，而正要突破之时，讵料竟是狂风暴雨来袭，马华又再次劳动巫统介入调停，翁蔡即使有大团圆方案，地位又怎能提升呢？

如果我们注意到今天的马华依然是三分天下，可能是四分五裂，谁来收拾残局呢？到底是纳吉施展压力马华速战速决或是翁诗杰已有了仙丹妙药？可是不论马华上下喜欢与否，我们认为对特大的召开也不能有三心两意。既然其中一派已决定要在11月28日召开，各方无妨接受挑战，一争高下，也只有特大才能为马华解套。但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不能得知。

刊登于2009年11月12日 《东方日报》

马华党争从量到质的变化 （现代春秋）

政治是门艺术，变化是难免的；但政治也是一门科学，有其定律与原理，不能没有逻辑可言。 可是如果把政治学放在马华公会，真的会给政治弄糊涂了，因为马华公会这些日子来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和结局完全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让人瞠目结舌之余，也看傻了眼。而且它也从量的斗争（特大比支持率）发展到质的斗争（党中央的洗牌）。究竟这是哪门子的政治学，相信很多人都答不上来。 本来在去年马华党选后，一般都看好以翁诗杰为首的新团队会形成一个安定与团结的阵营，但事与愿违，由于蔡细历的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因其道德争议，竟成翁诗杰派背上的芒刺，欲除之而后快；斗争的升级也因之演变成两人的水火不容，需要双十特大来了断两人恩怨。不仅蔡细历承认马华党争已成为翁蔡之争，而且最近他还说也只有他有资格倒翁，其他人不能这样说；更说特大是为他而召开的。同样的翁诗杰在投票前，也把它演绎成有翁无蔡，有蔡无翁。正因为这样，双十特大的意义也在于让中央代表择其一而行之。除了道德论外，其他方面未见双方有什么大不同。 虽然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看法不属新闻评论，而是政治宣传，但近日马华的政治斗争不期然地陷入连续剧的峰回路转已证诸这次的马华党争确实是成也翁蔡，败也翁蔡。如果是涉及路线之争，肯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顿然领悟昨是今非，而是互不相让的以两条路线作长期斗争。如今的结局竟然是翁蔡相互拥抱，来一个大团圆，也使许多评论人跌破眼镜，因为没有人会有此心理准备，各民调不是较看好翁会胜出吗？因此当我在投票之前认为“不要复杂化问题，应该在翁蔡之间做出选择，不要再节外生枝，两个都不要”是一种十分公平的评论。今日马华的斗争节外生枝也是因为两个都不要带来的后遗症。如果翁胜或蔡胜，他们之中必然有一人离场，马华就不会有今日的纷争不息的局面，而是由其中一派来主导马华的未来（好坏是另外一回事）。 可问题就出在翁蔡与所有的人开了一个大玩笑，他们可以骂得面红耳赤，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傲气，但转过身来，他们已握手言和，这已经不是所谓站在制高点看问题就洞悉其中道理，而是你原本就没有想到政治学是有另外一套的莫名其妙的公理，中央代表不过是走过场。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站在制高点，站在中立与客观的立场发出政治伟论和理想，你也无法排除是翁蔡之争。既然无法排除，又非路线之争，评论人也就只能取其斗争层面做评析，这不能说是政治宣传文字，而是一种对事件变化的预示之言。 我不敢说我的看法是客观与公正的，至少它印证了“两个都不要”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其结果是两个都留守在原职，而且联起手来向原属于翁派的阵营“大开杀戒”。此例一开，固然属总会长的权力，也可安抚蔡派分享政治资源，但政治人物怎样向他们所说过的话负责任不只是原则性问题，也是为人的基本道德。 不论是翁诗杰或蔡细历，他们都有必要向外界（或至少是党员）作一个清楚的交代。我们不能否定今日马华党争不断也涉及利益之争，毕竟马华仍是一个执政党，也有雄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优势，不是任何抓住权力的人可以轻易放手的。但如果斗争被界定或被视为利益或集团之争，就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谁将取得优势。虽然目前看来翁菜联手后已占上风，廖派屈居下风，可下来的变化又如何？没有人知道。 无论如何，马华的最高权力应该是在中央代表的手上，任何的改变和改组固然可由总会长和中委会作出安排，但归根究底，还得把权力交回中央代表认可和确认。 当然马华内部的变动可以关起门来东改西改，但打开门后，华社倒要看看究竟里头在干什么？这就是马华不能回避的责任。翁诗杰和蔡细历乃至廖中莱等人都应该各自向华社真情告白，让华社来评价哪方策略比教受落和获得党员的支持。换句话说，当马华中央发生质（洗牌）的变化的时候，它又需要回到量（特大）的较量，这就是政治的吊诡。

马华党争的四道问题 （跃马扬鞭）

这年头，最难写的评论是马华公会的党争。一天一个样，一时一个变，你这边刚下完笔，那边又出现新的情况，令你捉摸不住，也啼笑皆非。是谁为一甲子的马华公会制造这么多的话题？是谁讲话算数？又是谁讲话不算数呢？

所有这一切皆因“道德”这两个字是始作俑者，而道德论的维护和捍卫者乃是针对蔡细历的性爱光碟发出不绝于耳的谴责声；尤其是蔡在2008年10月党选卷土重来后，就无时无刻地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与冷嘲热讽，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如果蔡细历在2007年杪“出事”后就息政，自然不会再有人藉此攻击，但也许蔡“错在”（在卫道者看来）不甘寂寞，借308政治海啸再亮相政治舞台，打出反对建立“黄氏王朝”的口号而一鹄中的，击败了黄家泉当选署理总会长，以致他的胜利给他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而领导这场“道德至上”运动的不是别人，正是新科上任的总会长翁诗杰。于是翁蔡之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政敌。他们之中的矛盾和恩怨最终竟劳驾纪律小组介入而有了“人头落地”的一幕（开除党籍）。从那一刻起（8月26日），马华上下已无宁日，每天打开报纸和电脑尽是党争和骂声。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追究是谁点燃起这一把火，把马华烧成今日的“焦头烂额”？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纪律行动，蔡细历再怎样不满，也还得忍受党的打压。他也知道除非有特殊理由，他是不容易促成特大的召开。

因此我们的第一道问题要请翁诗杰及廖中莱和盘托出，到底谁采取主动出击蔡细历，并有了后继的行动？如果是集体的意愿，那就要坦率相告，而不是也没有必要相互抹黑。

第二道问题是在双十特大后，马华领导的心态是什么？翁诗杰是否“愿赌服输”，立刻走人？廖中莱又是什么一个态度？这之中有一个争议点是：翁认为中委应与他一起总辞以示负起责任。在不果后动用其权力指示总秘书召开特大来表决，他形容特大符合政治道德。廖则认为由始至终中委不曾表态总辞之事，而是翁总代为“宣布”。因此不存在总辞之议决，也没有为翁总订下辞职的时间表，一口否认有逼宫之举。

姑且不论哪方的说法比较令人信服，蔡派则是率先喊出再开特大来解散中委重选。他也义正严词地要翁一人做事一人当，兑现走人的承诺。

就在三派陷入僵局无从打开时，突然平地一声雷，翁诗杰在10月22日宣布已与蔡派和解，“大团结方案”出炉，一时之间所有的人都感到愕然与措手不及。如果不是事实摆在眼前，任谁也不相信性格刚硬，书生傲气十足的翁诗杰会有此妥协性方案出炉，这之中显然发生了什么尚未揭开的内幕，竟促成翁蔡三度暗渡陈仓私了恩怨。因此第三道问题是翁诗杰必须回答的：他为什么不再坚持“道德论”而与他内心的最大敌人“化敌为友”？是廖中莱他们“背叛和出卖”了他吗？怎么个让他感到受伤和心痛？因为到了今日，很多人都读不懂翁诗杰的政治理论。至于“大团结方案”又是与特大的结果“背道而驰”的。为什么会这样？翁诗杰的解释与道出真相的来龙去脉以还其政治尊严是必要的。

我们且不论马华的政治理念是什么？若是各自为了功利主义与官职，强硬地按自己方案处事，不理其他人感受，也是于事无补的。其结果是马华越伤越痛。这也形同鸵鸟把头埋进沙堆，对问题视而不见，又怎能解决矛盾呢？

既然蔡细历最先喊出再开特大；翁诗杰是第二个附和再开特大的，那么现在廖中来派也要特大，已印证了大家都不怕特大，因此第四道问题是谁反对召开特大？三派不是对特大“情有独钟”吗？这就是说，没有人意图将特大“扑灭”，那就由特大再次的了断无休止的论争吧！

如果说马华公会的斗争以民为本，那么三派人马应该坦荡荡的回到特大寻求新委托，用党章纪律来约束这个和那个，也约束不了人心。当人心一散，马华就不再是昔日的马华了。

刊登于2009年11月9日《南洋商报》

这边节省•那边黑掉 （天下纵横）

这一边厢首相纳吉以财长的身份提出2010年的节约财政预算案；那一边厢却揭发政府部门假公济私，挥霍和浪费国家公款，真是匪夷所思。

纳吉在其预算案中为了减少政府的赤字和负债，大胆地在明年的预算案中削减预算案的总开支。如2009年的预算案总数是2150亿7千万零吉，但在2010年的预算案则减至1910亿5千万零吉，减少了11.2%。在总开支方面，行政开支占130亿3千万零吉（总额的72.2%）（下调13.7%）；发展开支则是530亿2千万零吉（总额的27.8%）（下调4.5%）。

这样一来，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从今年的7.4%减至明年的5.6%，而政府这样做是希望连续13年的财政赤字得以受到控制，而不至于失控；尤其是展望明年度世界经济会好转之际，也给政府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政府及私人界在债券市场的融资在今年首7个月已大大地增长63.7%至1097亿元。由此可见，政府的融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资本市场集资以应付政府庞大的开销。

但在另一方面，为减轻人民负担，政府在税收上也少了8.4%，即只达到1480亿千万元（2009年税收则是1620亿1千万元）。因此与总开支的1910亿4千万元比较，财政赤字还是企高在430亿1千万元的水平。

不过，如果一切如预测经济在明年好转过来，我国的经济成长在明年取得2至3%的正成长，而不是今年的3%负成长，则政府的撙节与控制开支是值得激赏的措施。

可是有一项重大的隐忧是不能视而不见的，那就是我国的外来直接咨资已从去年的197亿零吉骤减至36亿零吉，几乎少了82%，也意味着外国的投资已因经济风暴缺乏信心在马投资，当然还有其他的国内因素所致。

在这种情形下，马来西亚面临的抉择是改弦易辙，重新挽回外资信心外，也要鼓励国内增加投资和增加内需市场，这又涉及国家经济的转型，才能强化投资者的信心。虽然我国正努力走向高经济收入体，但这种的转变与高科技的发展和现代通讯的广泛应用是分不开的，马来西亚是否已具备条件摆脱传统的农工业而成功朝向尖端科技领域迈进尚不明朗。因此这也成为首相引导国家向先进国水平迈向的一大考验。

虽然首相上任伊始，希望国家纳入正轨，国人珍惜资源而不浪费，更不贪赃枉法，但从总稽查司安比林最近出炉的调查报告显示，政府在2008年批准的行政开销总额达到1520亿元，但实际开销达到1535亿，即超支了15亿元左右。

抑有进者，国会也在今年3月批准9个部门严重超支的36亿元，其中教育部超支了12亿元。

从报告中揭露的腐败和欺瞒行为是不胜枚举的，也有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如人力资源部用3万零吉购买一个立柱平台工具（市价值990元），价格相差近3千倍。

还有种种的流弊使到国家的损失每年不下数十亿，有世界银行一项研究指我国的贪污造成每年损失100亿元。若此说有根据则马来西亚政府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付滥权与贪污的泛滥成风。
虽然政府财政部有人建议要相关部门主管负起法律责任，既要追回多付的款项，也要实行附加费，但这项建议可行吗？没有人敢乐观其成。

如果根据稽查司的浪费与严重失误的报告来看，则我国政府立求节省开支，以求财政赤字减少也是枉费心机的，因为节省下的钱都不够被人黑掉。

为此，首相在提出预算案为国家节省开支时，可曾想到如何杜绝各个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的渎职与腐败？

这么多年来，我们只听到这里贪污，那里贪污；这里说要抓人，那里又说证据不足；还有又说要抓大鱼，结果是小鱼两三只。这么宽松的政策，自然无法遏制上下的犯罪行为，如果节省的结果是让大老鼠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吃掉了。那我们有再好的预算案也难堵住漏洞百出，政府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09年11月9日 《号外周报》 第453期

民政党这一路走来 （直挂云帆）

1968年3月24日，一个新的政党在马来西亚诞生，取名“民政运动”（简称民政党），但不被各方看好，只有林苍祐独具慧眼，率其民主联合党加入民政党，使其成为一个有基础的政党。虽然如此，林苍祐还是无法为民政党招揽精英人才参加大选，只能组成一个大排档阵容。

尽管人选良莠不齐，林苍祐凭其个人声望终于在1969年5月10日的大选奇迹胜出，一跃成为槟州的执政党。由于槟州的变天，民政党身价百倍，行情看涨，虽然民政党的筹码不算多，只有8名国会议员，但它控制了槟城州是最大的政治资本，比起行动党显得更有分量。

在当时，民政党在人民的心目中是陈志勤与林苍祐担纲的政党，虽然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是著名的马来知识份子，但这个党的生命力始终是与华社分不开的，因此到后来（1971年）民政党分裂成陈志勤派和林苍祐派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而陈志勤的失败（退党另立社会正义党）也是预料中事，因为林苍祐掌控槟州大局；陈志勤身在首都，只靠槟州一些前劳党要人支持（如陈扑根和威拉板）是难于撼倒老树盘根的林苍祐。

这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现实：民政党的大本营是在槟城州。有了槟州的主导政权，才有民政的未来；有了民政的未来，才有林苍祐呼风唤雨的年代。这就是说，如果民政党没有槟州执政权，它的根基是脆弱的，虽然它是在吉隆坡出世，但却是在槟城养大和长大的。

正因为民政在那个年代是当红炸子鸡，它首先获得巫统的青睐；尤其是陈志勤派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林苍祐）不遂后，巫统乃与民政“暗渡陈仓”，喻令其4名州议员在槟州立法议会内支持林苍祐。这就使得槟州议会（也是1971年）挫折行动党叶锦源提出的不信任动议，林苍祐获11票支持，叶锦源动议获7票（连同倒林苍祐分裂出来的州议员），巫统4票弃权，林苍祐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然而更大的动作在后头，1972年巫统与民政组槟州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这就是敦拉萨首相的绝招，既收编民政党，又让马华不得不低头。从此马华与民政的恩怨说也说不完。民政之所以能使马华为之“气结”是因为马华丢了槟州主导政权，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本钱。同样的，民政之所以意气风发，是因为它已摇身一变成为执政党一员，再也不担心政权风雨飘摇了。

然而改变还是要到来的，最大的改变是巫统已重新在槟城巩固势力；马华则在弱势中逆流而上，民政则有些在原地踏步，跨不出槟城州。直到1980年林敬益当上民政老大后，他才开始部署将民政转型成为全国性的政党；特别是1982年曾永森也加盟民政后，其势力更是向全国性伸延，成为马华公会最大心病，于是有了1982年马华在槟州的大反扑（两党各分配8席参选）。虽然马华派林建寿意图夺首席部长梦破灭，但民政也因之政权出现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反映在林敬益要在其他州插旗，也就必须在槟州作让步。在林苍祐看来是“收之桑榆，矢之东隅”，有些得不偿失。林苍祐比谁都清楚，民政一旦失掉槟城，即便在其他州有所获，也失多于得。

正因为槟州是民政的命根子，因此林苍祐也一直奋战到1990年才退出政坛，他没有想到的是会栽倒在林吉祥手中；马华更想不到的是又再一次全军覆没（1969年是第一次），剩下拆翼的民政面对槟州政治的洗牌。虽然许子根临危受命出任首席部长，但民政只以7席对巫统的12席已是弱势政府，在行政议会中也是巫统5对民政3（当年行政议员只有8个）。幸好保住首席部长职，但气势大不如前。

经过这一次的惊涛骇浪后，民政比任何时候都珍惜政权的可贵，但不论民政怎样努力，它所赢得的州议席始终少过巫统，即使在1995年后，连同马华的卷土重来，使到华裔议员数目多过巫统，但整个国阵精神和权威已足以把民政和马华压得安分守己。

最令人百思不解的是1999年，马华要与民政争首席部长职，彼此各在浮罗交怡向大家长马哈迪掀底牌，等于是把命运交给别人来主宰。华基政党斗争至此，已是自我破坏尊严和自信，也难在国阵友党中板直其腰。

就这样，华基政党在国阵中扮演越来越不称职的角色，退却与让步成了官场中的“传统”。在这种情形下，2008年的政治海啸也干脆把马华和民政扫得七零八落。马华本来在槟州已有两次零的纪录，这一次再度归零不足为奇。吊诡的是民政怎么输得这样难看，在槟州竟被反对党夷为平地。“东方不败”的民政党尝到了被人民责难的苦果。许子根18年的心血也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在表现比马华和国大党还差的成绩下，民政党何去何从已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政治课题。

固然民政还存在，但一年半之后，民政可找到了未来的方向？人民；尤其是华社对民政有什么看法？这都是民政党必须上的政治课。民政可以扪心自问，308后的7场补选，民政看到选民回流了吗？民政是不是仍有作为？这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的槟州可以和民联抗衡的是国阵，而国阵中民政是举足轻重的，但我们要问的是：民政是否已做好夺回权的准备？先不要舍本逐末来挑选素质候选人的问题，而是民政上下有没有回到民间，问问人民对民政的未来还有什么期望？对此来说，我的批评是：如果民政认定它的生命力是在槟州，那么这次的党大会应在槟城召开。选在吉隆坡举行，不是不好，而是它毕竟与槟城人民隔了一段距离，其实民政应该要高唱的一首歌不是“万众一心”，而是“没有槟榔屿，就没有民政党”。唯有把槟州挂在心上，才能有朝一日再造辉煌。这是历史的规律，民政焉能避重就轻？

刊登于2009年11月5日 《东方日报》

40年前后：父子思路一脉相承？ （跃马扬鞭）

从1969年跨越到2009年，一共是40年光景。历史虽然不会重演，但历史似乎在隧道中轮转，让我们感觉到政局又好像回到40年前在寻找新的方向和动力。

无独有偶的是：40年前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藉69年大选后的“513”悲剧带来的政治分水岭，催生了国阵这个政治婴儿；40年后的今天，第六任首相纳吉巧合是敦拉萨的长公子，他也藉308政治海啸后形成的新政治格局，亲自为其父亲奠下的政治基石——国阵进行改头换面。因为已经步入40岁的国阵显得未老先衰而百病缠身，如不进行大手术，恐怕会连累巫统失去主导政权。这也是为什么纳吉多次重申国阵若不改革就会被人民革掉。这也反映了纳吉拥有其父的思维，不能对现状显得束手无策和坐以待毙，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出手以挽狂澜于既倒。因此纳吉所说的国阵要改变，正是循着他本身的思路走，与其父当年对政局的扭转和操控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

先说敦拉萨，他在1971年正式出任首相后，就着手组织联合政府。先从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下手，接着向回教党、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招手。通过联合政府的结构，敦拉萨在1974年正式将联盟扩大成国阵（国民阵线）。尽管马华公会十分不心甘情愿，但碍于形势比人强，李三春也就不得不低头成为最后一个加入国阵的成员党（回想1952年是马华和巫统平起平坐组成联盟后才招国大党加入）。就这样马华在国阵的地位再滑一级。

由于国阵当时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具有生命力的组织，它很快地取代没落的联盟，时至今日，人们再也记不起联盟是怎么一回事了。

而国阵的组成，也巩固和强化了巫统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比起联盟时期，巫统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导权。虽然敦拉萨不幸于1976年病逝，未竟其政改事业，但这40年来政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按其思路发展而来的。从新经济政策到2020年先进国宏愿的提出；从敦拉萨到胡先翁、马哈迪、阿都拉又再轮到纳吉。这历史走了一大圈，也没有乖离敦拉萨路线。由此可见，巫统的政治资产有其延续性和传承性。

因此来到2009年上位的纳吉也是与其父亲一样，临危受命拜相。国家同样处在一个不稳定且充满挑战的年代。为了取信于民，纳吉亲手将其父亲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作了大手笔的改变（儿子修正父亲的政策有其包容性）：他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更宣布916是公假，以争取东马民心归向，这一招是向其父（1974年与华建交，争取华人的支持）的策略学习的。

抑有进者，纳吉刻下对国阵的看法也不再保持传统的心态，他既要国阵振作也要巫统以新思维面向人民。例如，他要马华、民政及国大党按巫统改革的行动，自行在党内作出改革，不要陷入内斗或整天哀怨巫统霸权和一党独大，阻碍国阵改革和造成友党在大选中失利。

这就是说，巫统现在已取回主动权，不再如同308之后的前期阶段，被友党领袖鞭得招架乏力，尤其是森州峇眼槟榔补选胜出后，巫统已展现其威力，可以影响马华息争，以大局为重；可以与兴权会的人民力量党打招呼，显颜色给国大党看；可以不强制槟城巫统与民政握手言好，让民政处于尴尬局面。凡此种种，证诸了308一年半后，不是国阵友党纠正了国阵和巫统，反而是巫统通过国阵让友党好自为之，也不要再节外生枝，必须跟随巫统的步伐改革，否则为时太晚（人民是否认同有待大选才见真章，至少目前的策略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伏笔是巫统不停向回教党招手，以拆民联的台阶，并以此来警告友党安分守己。纳吉正是将其父的思路发挥得淋漓尽致，才有今日纳吉强势领导的出现。若因此国阵组织或名称在将来有大变化也不足为奇。正是40年前后，敦拉萨与纳吉父子各领风骚？

刊登于2009年11月日 《南洋商报》

马华只剩洗牌这条路？ （现代春秋）

现在好了，再也没有任何派系反对召开特大了。自从10月10日马华特大得出一个怪结果后。下列的事态发展是荒腔走调的，完全不按牌理出牌，使党的威信降至低点。 1． 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要求再开特大的是蔡细历。他认为既然双十特大已恢复他的党籍，推翻中委会对他冻结党籍的决定后，中委会已不具公信力，理应总辞重新党选。他同时也促请翁诗杰尊重特大议决辞职走人。随后支持蔡派的人也发出同样的呛声，令马华“当权派”坐立难安。 2． 10月15日的马华中委会议上，大家都在关注翁诗杰是否会辞职？若辞职谁又会上位呢？很多人都在猜想廖中莱会成为“真命天子”，因为他与翁被认为是一对“难兄难弟”。 讵料翁不但未辞职，反而以总会长的身份促请总秘书召开一个特大，以让党代表来否决中委会以便重新党选，理由是翁声称他劝中委总辞不果，只好出此绝招。根据翁派的人的说法，翁认为既然是集体负责，现在局面搞砸了，大家应承担后果，不是让翁一人走，其他的人分享党的政治资产。 这意味着，翁诗杰转而认同蔡细历的建议，由特大来化解恩怨。 其实这并非翁第一次同意召开特大，当蔡细历在8月27日被开除党籍后，其支持者便成功地结集900中央代表的联署要求召开特大翻案，而在这之间的9月1日中委会上，翁也促总秘书择日召开特大，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翁蔡化解不开的恩怨。于是有了所谓两个特大的争议，到后来两派终于同意只开一个特大，日期就订在10月10日。 既然是双方同意下的双十特大，肯定能分出胜负，因为马华历来的特大都分出胜负，没有陷入僵局的尴尬。可是这次特大的翁蔡齐走的结局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越搞越乱，才有了今日的乱局。 3． 10月22日，难以思议和突如其来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两名双十特大的主角翁诗杰与蔡细历偕同一些中委手拉手出现在媒体面前，宣称两派已同意和解，来一个“大团结方案”。言下之意是不再分翁蔡派而是回到“一个马华，一个团队”。但这样的和平方案使到许多人大跌眼镜和不能消化，因为翁蔡两人的结怨太深，已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摊牌阶段。换句话说，在一山难容二虎下，肯定有一人出局，不可能是“破镜重圆”的。然而政治就是这么吊诡，把绝不可能的事转成可能，那些枉读数十年政治学的人也要掷笔三叹：在政治上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当翁蔡两派在大唱丰收时，满以为两人各握一半的支持力量，合起来就是100%，再差也是90%，马华的党争也应告一段落，况且还事先得到国阵主席纳吉的同意和祝福。岂知竟又掀起惊涛骇浪。 说真的，马华的家事打到大家长的面前，已非什么好事，也让人看了为马华掉下“政治泪”。堂堂国阵第二大党，自家事解决不了，还劳动大家长出面，也够气短的了。 4． 气短事小，失节事大，果然不出所料，翁蔡才偃旗息鼓，准备就大团圆结局重新安排座位之际，又告后院起火。这个后院之火也真够猛，竟有16 名中委要求召开特大重新党选，这之中包括马青团和妇女组，形成“星火燎原，势不可挡”的压力。他们均认为大团结方案是晚节不保的写照。与其苟且偷安，不如来一个特大清算整盘账。 照理按照廖中莱、魏家祥和周美芬等人的要求看来，他们是与蔡细历及翁诗杰原先要求新特大是同出一辙的。既然三方人马都要求特大，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特大的召开。 虽然2380名中央代表不能代表百万党员，也不能代表整个党，但在党章下，他们是党的最高决策者，只有他们可以决定党的命运（好坏另当别论），除非马华修改党章，让所有合格的党员来投票决定党的未来，否则马华好歹也得依章行事。 因此不论我们同不同意由2千多名中央代表作出的决定，但他们的决定是必须受到尊重的。 今天马华的乱局虽查知根源，但无有效处方，唯有靠最原始和简单的办法来取决，那就是将权力交回中央代表，让党重新洗牌。翁诗杰也好，蔡细历也罢，廖中莱也行，他们都可以组成团队在党选中一决高下。也只有这样，才能平定各方诸侯之乱，不然这样的没完没了，结果是马华给自己人打倒了，不用等到下一届大选，它已注定四分五裂，那来精力夺回失去的江山？ 因此今天马华已不是谈什么和解什么妥协和什么家和万事兴就可以相安无事的，它需要用一个新特大来尅死双十特大的严重分裂症，除非中委同意总辞重新党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