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藏书、写书 （天下纵横）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买书、看书、藏书和写书的小品文，但一直没提起笔，直到何国忠副部长在我的新书推介礼上讲了一番话后，让我觉得也应该说说我的“书房观”。

何博士说，他有藏书逾万本，也相信我有不相上下的藏书。虽然不是每本书都看过，甚至是没翻过的，也就让它搁在书架上，但若是要用到时，可就十分珍贵了。这就是藏书的价值。

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我累积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有许多买回来的书是搁在书架上而从来没有看过。这不算是一种浪费，而是读书人的一个嗜好。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对书爱不释手？说来也算是迟来的习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对阅读产生兴趣，先是看报纸，后是看杂志，接着就到图书馆借书来看。

那个时候我没有书橱，也没有书架，只在小房间内堆少数的书。大概是高中二那年，第一次向《星槟日报》投稿被采用，而后就经常投稿。说来你也不相信，我第一篇稿是发表在《星槟日报》的《星艺》版，而不是《学生园地》。它是一首诗歌，我仍然保存着。我后来才知道《星艺》是供成年人或作家投稿的，不是学生实习的园地，因此就转投《学生园地》。

在那之后，我也投稿给学校的刊物，如《韩中生活》和《韩风》等。就这样我喜欢上文艺，也经常阅读文艺书。及后又涉及政治书籍，但上了高三，我更喜欢看历史书。我对历史的偏好是在一位老师陈守仁（来自香港，是钱缪的高足，后来成为博士）的指导下发生的。从那时起，我对历史事件的年代是熟悉到能背出来的。

因为历史课的成绩标青，我毕业那一年报考南洋大学的历史系，结果被录取了。就这样，我又和云南园结了缘，在相思树下的林荫大道，南大湖畔是我每天都要走过的地方。

后来我进入报界服务（《星洲日报》）。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除了阅读多份报纸外，也拼命地看书。因为有了收入，虽然薪水不高，但我已拥有自己的小书橱，今天看来这个书橱小得可怜，顶多装得下100本书。

说来也难于置信，我在70年代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时，我对年少就投稿《星艺》版的事不禁哑然失笑，我当时这么自信地想：在高中时，我的文采还可以登大雅之堂呢？（当然在《星槟》服务，我的稿要投在哪一版都没问题）

接着下来，我的写作是不断增加的，既写社论（先是一周一篇，后来两篇，再增至三篇乃至四篇），后又多写时事评论。因此不读书是不行的。就这样，我为自己辟一个小书房，也有了书架，一步一步地使藏书不断地增加，增加到连书架也放不下了。书本及报刊尽是充斥房间，在报社内更有自己的藏书。久而久之，我的生活就是与报纸为伍，与书本结伴，而编新闻及写评论成为我的专业和职业，我把自己“训练”成“很会看书”的人，什么叫很会看书的人？这也是自己锻炼而成的技巧。当我没有充足的时候阅完整本书时，就只有“抽所要的”来读和消化；而更多的时候是先看书的绪言及后记，这样你就知道内容大纲了。

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喜欢逛书店，国内的国外的，都会留连三几个小时，往往一进书店就出不来，而且每次都买了一堆又一堆的书；尤其是80年代开始往中国跑的时候，我买下的书是随着我订货的货轮配来的。

到了90年代，我把我的书房天地大大扩大了，整个面积尽是书架和数不完的书（当然无法与正规的图书馆比较。只是对我而言，一个人有这么多书，不是“汗牛充栋”又是什么？）。我曾私下稍为点算一下，到了今天藏书已是超过一万本，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因为有增无减，我的书房几乎可以用“乱作一团”来形容，我无法使书房干净整齐，因为我在写稿时要用到很多的资料，因此摆在书桌上的书是“东歪西倒”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哪里找资料。

我的书房是我的世界，我享受这样的生活，尤其是在夜晚和夜深人静时，读书和写书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先后写过多少篇（长和短）的文章，在长达45年的写作生涯中（间中扣掉10年停笔，也有35年的写作期），粗略估计也写过成千上万的文章，出版过10本著作。

虽然回报也许是在许多年以后，也许是什么都没有，但都没有关系，因为一个读书人在世时，已从他的书房看尽天下事，一生无憾了！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对书房的眷恋与执著的最大原因。

刊登于2010年6月28日《号外周报》

透视巴勒斯坦的政教问题 （直挂云帆）

本月初，国能大学的辩论队与我交流一个关于民族与宗教的问题，有关的课题是探讨中东冲突的主因是民族主义（或种族）的斗争还是宗教差异所致。

整个故事我们需要推前到公元前3000年（距离我们今天有5000年左右）。最先是迦南人在巴勒斯坦过着游牧的生活。到了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一支属于希伯来族的人（后称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陆续的迁入这个地方，他们也征服了迦南族人。

由于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前1500年发生大饥荒，导致希伯来人移居埃及，公元前1200年，因不堪埃及法老的奴役，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后登上西奈山，接受上帝制定的“十诫”，犹太教因而创立。

公元前1020年，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犹太教进一步发展成国教。

公元前925年，希伯来王国分裂，北部称以色列国，南部称犹大国。后来凡是希伯来人概称为犹太人。在公元前722年和658年，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分别被亚述王国及巴比伦王国灭亡。

在饱受折磨与苦难数百年后，犹太人在公元前165年建立起不安定的马卡比王国（哈斯蒙尼王朝），是为犹太民族“短暂的复兴”。其土地面积涵盖整个巴勒斯坦，但实行政教合一，祭司掌控大权。公元前63年，这个国家被罗马帝国征服，犹太人从此失去国家到处流浪（当时有700万人口），成为被流放的民族。到了公元3世纪时，犹太人只剩下不足二百万人。

虽然如此，受尽摧残与迫害的犹太人竟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在公元500年时，用150年的时间，为犹太教制定一部圣典。犹太人凭这部圣典的陪伴，把其形容为犹太人的手提祖国。

就在犹太人被逼害和犹太国灭亡后，在公元前4年，一位犹太人后裔，取名为耶稣的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诞生。耶稣并没有带领犹太人复国的斗争，而是要使自己成为人类的“救世主”。于是在公元52年出现了基督教。

在耶稣的巨大影响下，基督教于公元380年被罗马帝国承认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并立为国教。虽然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但两者命运大不相同，犹太教也就靠边站了。抑有进者，罗马帝王且下令禁止犹太人任公职及服兵役。也因之基督教公开歧视和丑化了犹太教，以致犹太人的复国更是遥遥无期了。

吊诡的是，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来自中东沙地阿拉伯崛起一个新兴宗教，创始人是被誉为先知的穆罕默德（公元570-623年）。这个定名为伊斯兰的宗教在不久之后把政治军事力量扩展到巴勒斯坦。就这样伊斯兰教又在巴勒斯坦扎根了。

于是乎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因为历史的阴差阳错，它让我们看到了最先出现的是犹太教（公元前1220年）；到了公元1世纪又出现基督教（公元52年）；再过600年，伊斯兰教在沙地阿拉伯诞生（公元622年），更在公元634年将巴勒斯坦归为一个行省。

这样一来，巴勒斯坦既成为三大宗教之地盘，也成为必争之地，终于给相关的民族带来无穷尽的悲剧。如果分成种族的话，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西方社会）欧洲人的；而伊斯兰教（回教）是阿拉伯人的。

任谁也没有想到，当回教化的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了1400年后，突然间有一个“庞然大物”横空降临在他们的领土上，也就起而反抗。命运注定巴勒斯坦成为超级大国的俎上肉。

这场冲突的背景是这样的：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浪的过程中，也通过宗教的凝聚力在欧美发挥政经影响力；尤其是后期在英美促成西方强国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当时（1947年）联合国通过将巴勒斯坦分成两半，一半给犹太人建以色列国；另一半留给阿拉伯人建阿拉伯国。就这样1948年4月14日犹太人迫不及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是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个胜利。

从以色列立国那天开始，就先后发生五次中东战争，但每一次都是以以色列取得胜利而结束。这之中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究竟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由谁来决定？为什么它不能从一开始就由巴人自行决定？而是由阿拉伯国家“替天行道”？因此它看来是巴勒斯坦以外的国家替巴勒斯坦人打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而且每打一次，原本划分给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就少了一些，到最后是支离破碎的。

在犹太人看来，他们在巴勒斯坦立国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这块土地本来是他们的。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消灭的，因此犹太人的敌人是罗马帝国和后来的基督教，不是阿拉伯国家。从宗教上而言，当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出现后，它在后来是与基督教对着干，更有所谓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东的历史。因此谈不上犹太教是反伊斯兰教的。同样的，阿拉伯国家打以色列，原先也不是宣称打圣战，基本上不是宗教战争，只是不能容忍以色列的存在。

如果说民族（种族）与宗教的不同是中东的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后来的局面造成的，原本不是这样的。它的变质发生在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兵后，给极端派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个夺权的机会，后者的领导人就是后来被称为恐怖大亨的奥沙马宾拉登。他在阿富汗定脚跟后，于1996年后借巴勒斯坦课题指责美国偏袒以色列，扬言要在阿拉伯世界打一场圣战，以赶走犹太人和消灭以色列国。

这个时候，巴勒斯坦问题已复杂化和国际化，比起五次中东战争更为恐怖，奥沙马更肆无忌惮地向美国宣战（1996年）。

2001年的911事件不幸成了恐怖分子借巴勒斯坦问题向美国“宣战”的第一仗，也就逼使美国还手，因而有了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国反击的故事。因为性质的变化，在911后，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亨廷顿（已故）断定这是西方文明（基督教）与回家文明的冲突。

既然大国卷入，以色列又立场趋硬，使到在70年代崛起的世俗组织巴解机构一直无法掌控局面，而在90年代打着圣战旗帜冒起的激进的哈马斯则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使到中东局面已不是单纯民族解放或宗教差异的冲突了，而是间中也有恐怖组织渗透其中。由于局面剪不断，理还乱，巴勒斯坦人民整整60年来，还是立国不成，这是谁之过？倒可从历史中看到答案。

刊登于2010年6月24日《东方日报》

“六四”事件与李鹏角色 （天下纵横）

刚过不久的六月四日，是中国 “永远的伤痛”。这一天的21年前，也就是19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决定派军队清除占据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大学生，已经在天安门麇集6个星期了。即使在5月份的时候，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苦口婆心亲自会见学生要求解散，但也没有效果。终于酿成震惊中外的政治悲剧。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这场清洗运动主要是疏散学生，造成的伤亡也是有限的；但参与示威者及海外舆论一直谴责中国政府动用军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更有传媒夸大地形容“血流成河”的惨剧，把当时的情景描绘成一片黑，一度使到中国政府很被动。

因此当天安门广场爆发清场后中国政府受到的责难是此起彼落的，连外国政府与媒体也大加鞭伐，指责中国违反人权，不尊重民主等等。

就当时甚嚣尘上的传言说，赵紫阳的落难（丢官）是李鹏（总理）促成的。因为李鹏得到保守派的支持，藉此打击赵，并将他拉下马，以便李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虽然邓小平被认为是拍板的人，但舆论的矛头总是指向在位的高层。李鹏也就被冠上天安门“屠夫”的恶名。似乎在一夜之间抹掉其历史地位。后来也证明李鹏在退位后，被人民视为最不得人心的总理。

如果在打倒赵紫阳后，李鹏得以上位，那换来“骂名”也还有“回报”，偏偏煮熟的鸭子飞掉了。出人意料之外的，上位的竟是来自上海的江泽民，他一连三级跳地成为党总书记，后来的国家主席及军委会主席，已非李鹏所能望其项背的。

有人推测邓小平也觉得李鹏不是适当的上位人，因为他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总理。在天安门事件中背上“黑锅”，也就索性拉江泽民一把。就这样20年过去了。邓小平早已作古（1997），赵紫阳也已离世（2005）；而江泽民也退下来（2002），但六四的阴影依然不散，每年都有人用集会或示威的方式纪念，最彰显的就是香港人民对六四的追悼。今年估计有15万人大游行。虽不能说场面排山倒海，但年轻的一代却不能理解中国为何不平反“六四”，也就年年有争议，年年有批判的言论。

在这方面，台湾的马英九说得比较透彻，他把“平反六四”作为改善和提升中台关系的先决条件。可是中国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把“六四”定性为一场“动乱”，带有反革命的性质，因此不予平反。中国的坚持，自有其本身的理由，而且它也用行动证明“六四”之后的中国又再一次展翅高飞，已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可是，就在“六四”21周年之际，“李鹏日记”却在香港出版。内中的含义除了李鹏要洗脱罪名外，也影射 “六四”事件是邓小平的命令有以致之。

有关的日记，披露了李鹏只是执行邓小平的命令，不是他擅作主张镇压天安门的群众。不过，有学者认为李鹏的日记根本没有爆炸性可言，也无法为自己在政治上洗脱责任。虽然人们会相信邓小平是决策者，但李鹏同样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他在“天安门事件”的角色也成了他的历史包袱。因此他的“李鹏日记”只被看成是“欲盖弥彰”的“文过饰非”的自述，历史还不会原谅他的过去。因为过去有太多令中国感到难堪的事发生在李鹏执政的年代。

由此来看今年的“六四”，即使有李鹏日记的出现，也无法为李鹏作精神上的“解套”。

刊登于2010年6月21日《号外周报》第484期

第10大马计划的挑战 （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于6月10日在国会提呈的《第十大马计划》中显示在未来5年内，将投入2300亿元来使国家的经济转型。其中私人企业界将扮演吃重的角色，即在2011至2015年间，每年增长12.8%，使到总投资额达到1150亿元。以此推算在2015年时，私人投资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5%。这就是说，国家经济转型的成败系于私人企业界参与的程度。

虽然其总投资额与第9大马计划不相上下，但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别。5年前的第9大马计划是由前首相阿都拉提出的，它基本上是延续马哈迪的发展计划。时任首相的阿都拉说，第9大马计划与过去的八个大马计划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是“透明化”的。在2千2百亿的发展项目中，为显示透明和公正，政府马上对880项新工程进行招标，涉及的数目是150亿元左右；而第10大马计划是纳吉所提出的，强调的策略是转型与改变，以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水平。

虽然阿都拉政府也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将国家的发展分成5大块，即柔南经济特区、北马经济走廊、东海岸经济区及东马的砂沙两州的经济发展，但引发的争议也不少。其中北马经济走廊原是最有看头，也是最戏剧性的。这包括落实第9大马计划中的第二大桥，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当时报章形容阿都拉向槟州送大礼，而人民莫不引颈期盼。

可是到了2007年中期检讨第9大马计划时，两项礼物被收回了，那就是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工程取消了，只留下第二大桥这一工程。

此外，在北马经济走廊的规划下，有两项大计划看来也没有下文，其一是在北海建立交通枢钮总站，以成为北马的经济火车头；其二是在槟岛的赛马场兴建别具心裁的槟城城市公园（Penang City Centre），但在308政治海啸后一切都变了样。

虽然在纳吉的第10大马计划内有提及阿都拉遗下的5个经济特区，但也只是轻描淡写，不成为政府的未来重点。因此可以推论5大经济特区的发展将量力而为，而且主要靠私人企业来推动，政府不再作巨额投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知道首相署经济策划组还在维持5个经济特区的办公开销吗？就拿槟城来说，据知是由前玻璃市州务大臣沙希淡担任主席（不是许子根），办事处则设在北海？如果一切操作如常，希望首相署能公布这些办公室的活动概况和开销，以符合阿都拉所说的“透明化”。

正由于第10大马计划没有提及对槟城的大工程，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也有怨言，但副首相慕尤丁则给予驳斥，指说联邦不会放弃槟州，比如槟城已是旅游业的重心区，政府（中央）会置之不理吗？

不过，槟城人民还是想要知道一旦第二大桥即将完工，槟岛如何解决交通拥挤的困境？外环公路还要不要推动？这都是有待中央政府来宣布的。

此外，根据政府公布的第9大马计划的成效来看，其绩效是不彰显的。较为有变化的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从2005年的64万9千名增加到2009年的94万9千名，这30%的增长率是令人满意的。在未来也不难达到大专生占40%的比例（目前已是30%），可惜缺乏高科技人才。

因此，我们注意到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外资公司英特尔的董事经理阿杜巴加瓦在最近的访谈中（星报6月14日）促请马来西亚的大学必须改变大学的课程，培养高科技人才，以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言下之意是希望在人力资本发展方面，大学教育要做出改变，培育足够的高科技人才应对跨国公司留下来发展或争取新外资流入。根据报导，自1972年以来，英特尔已在大马投资130亿元马币，拥有员工超过一万名，其中有25%是科技设计人才。

这人力资本的正当与正确培养是与纳吉所说的国家要转型成功以增加国民收入是不可分割和不谋而合的。如果我国希望在2020年国民人均年所得达到美金12000至15000元之间，那么政府重视人力资本是与开放国内大学成正比例的，收生以绩效为标准，也不能只偏重文商人才，忽视理科人才，不然人才的流失，包括留学生减少回归（独立以来，已有150万精英外流），将会更加严重，也会打击我国经济的转型。

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公布说土著股权已从2006年的19.4%增加到21.9%，虽然这个股权数目有所争议，但政府在第10大马计划中重申要保留30%土著股权，已给政府的经济转型带来消极的影响。
即使首相将亲自挂帅成立土著理事会来协调和监督土著的发展议程，以便有关政策使土著受惠而不是朋党，不过这与早前政府高调宣布要用新经济模式来取代新经济政策显然是不相符的。

其中的原因可以解读成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已遭遇阻力，尤其是右翼集团向政府施加压力。在这方面马哈迪显然有推波助澜之举，他最近频频给土著权威机构（Perkasa）打气，讲些种族性的谈话，已使到纳吉陷入尴尬的窘境。本来“新经济模式”是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的最新转型工具和最高策略，有意当成第10大马计划的“教科书”，但现在看来，新经济模式已成为“参考书”，不再是“人手一册”的课本了。

这样一来，纳吉借助新经济模式来推动“消费税”（GST）也会更有难度，因为这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保留和不可动摇的定位将使到人民和外资对我国的经济转型保持难以消化的心态。因此首相有必要消除人民的疑虑，以便顺利推展其转型路线图。

刊登于2010年6月21日《南洋商报》

评林巧清的“政治宣言” （现代春秋）

我在5月30日的本栏发表了《林巧清杠上林冠英》一文后，在6月14日林巧清以《谁是我的老板？》为题作了回应。 细读之下，原来林巧清搬出一大堆大道理来表明“她的立场和为官之道”，与我所说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担任市议员有“力所不逮”和面对窘境的评论没有直接的联系。她似乎是在发表“政治宣言”。 其实我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点出市政局或地方议会在70年代之后已成为执政党培养“人才”的温床，而在后期为什么不再有非政治组织的人担任市议员？那是因为其一执政党内议席不够分配；其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不一定支持执政党，甚至有时是反对政府的人。 因此我说308后换了新政府后，才又有非政府组织的人重任市议员，包括林巧清在内，但我不知道林冠英明年会不会继续保留“象征性”的市议员或是学了林苍祐那一套，索性用自家人来为民服务？毕竟在执政党看来，地方议会是应该为党取得的政治筹码而不是委任议员来和政府抬杠的。 正由于不久前林巧清的言论出位，显然是市议会中的反对派，才引发我写了文章针对地方议会的功能和非政府组织代表所扮演的角色表达意见。 在这方面，林巧清的回应有几点是我一时也消化不来的。其一，她说她的老板是槟岛人民不是林冠英也不是曹观友。她也是为了这些选民，才同意担任市议员的。 如果她是民选市议员，我认为她的话完全正确，但问题是她是委任的，委任的议员其民意的基础在哪里？就如有些政治人物被委为上议员后，也常被人质问其民意的代表？同样的，林巧清代表了哪一方面的选民？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是执政党提供了机会。 其二，林巧清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具有争议性的。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自然可以无畏无私地执行工作，并为人民的利益说话，但非政府组织在槟城也是处处存在的，而执政党也只能提供几个席位，也就不可能考虑到它所委任的市议员是否有代表性。即使换其他非政府组织代表相信也不会引起争议（任期只一年）。虽然它不要求这些委任的市议员一定要支持执政党（或州政府），但起码也希望他们是“大事不争，小事可弹”的市议员。 如果按照林巧清所说的，她是执政党的头痛人物之一。 其三，我不是反对林巧清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在市议会内发出“正义之声”，我欣赏她的勇气。但我质疑在委任制下（不是民选），执政党会否长期忍受“自己人打自己人”（委任议员与老板抬杠）的倒米行为。因此我也“担心”她的官运可能不会长久（希望这是杞人忧天，没有的事）。 如果经林巧清这么一弹，明年的非政府组织的市议员又增加的话，那我可服了她。如果没有的话，自然也不是她的错，而是执政党又另有想法。 就我而言，我也曾与林冠英抬杠，因为在我看来，既然地方议员不能民选，民意代表性不强，不如在市政局的组织上来一个调整，除了由执政党挑选市议员外，也应委任政治人物担任市主席。我的意思是说，市议会不能用“保护法令”当成工具来操作，其市主席及市议员也要面对人民；尤其是市主席操有巨大的权力。由政治人物担任可以评估执政党的政绩，要不然凡是市议会做不好都推给公务员承担，那是不大公平的。过去的国州议员不是最喜欢把地方上的“缺点”推给市议会承担吗？这种推卸责任的心态是因为市议会主席不是政治人物，可以对公务员指手划脚，反正这么一骂，也会让人民“听了爽爽的”。可惜这一招不管用了。 我也曾因用陈锦华及丁福南当过市议会主席作为例子来说明政治人物也代表执政党，必须战战兢兢为民服务。而且公平地说，他们当时（1990-1999）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因此我也不了解为什么308后，民联不让市议会“政治化”呢？它对一个州政府的成败是息息相关的。也许林冠英有其他正当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在另一方面，民联也在舆论上“高谈”第三张票，并请了法律专家研究其可行性。就算可行，民联又行得了吗？因此，期望落实第三张票还得等“布城变天”。 在这种情形下，林巧清希望也能参与地方政府选举的法律事宜，显见她也希望地方议会恢复选举，而她自己有朝一日能名正言顺当选民选市议员，不再假手于民联的委任。但这日子也许还长呢！不如从现在开始，准备参加下一届大选（或国或州）。我支持她参加大选，因为她在回应我的文章中，阐明了其政治叛逆性格（不是每个从政者都具有的）。无疑的，她的政治抱负是宏大的，若只担任小小的市议员，那将难展长才。如果民联不把她拉进来，那才是看走了眼呢！ 无论如何，我不想对她泼冷水，只是点出在目前的架构下，委任的市议员是有太多的局限性的，不能随心所愿的发挥。林巧清的感同身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再说，相信没有一个政府会允许其所控制的行政组织倒过来与州政府唱反调。在林冠英看来，对上（中央）的角力已绞尽脑汁，若对下（地方议会）又要穷于应对，岂不是自找麻烦？ 刊登于2010年6月21日《光华日报》

回教党终于转型 （直挂云帆）

回教党作为一个老牌但仍有雄厚势力的政党，在吉兰丹举行的一连三天的第56届代表大会（6月11日-13日）上反映出这个政党在308政治海啸后又为自己的定位做了重要的调整。

其中较任何时候都更明确表达回教党已拒绝和巫统合作。原本在308之后，巫统与回教党有“暗渡陈仓”，希望组成“团结政府”。当时大力主张回巫合作的回教党领导人有一号哈迪阿旺及二号纳沙鲁丁。但今天这两个人连同回教党长老聂阿兹（丹大臣）则异口同声指出，他们要与民联同在，一起迈向布城。

在这方面，纳沙鲁丁说回教党下一届大选放眼夺取60个国席（目前有23个）。如果回教党真的多拿37个国席，那么根据308的成绩，民联将起而执政中央。不过事情并不会事事如愿，在尚未透视选民的心态前，一切的安排也只能视为一个主观愿景。

按照回教党的推算，另外37个国席，有16席是回教党输少过5000张票的，而其它的21个国席则是输掉一万张票以上的。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回教党要扭转乾坤，也确实不容易，除非再有另一个308。

因此回教党的另一个转变是让拥有2万名回教党支持者俱乐部升级为大会堂，其主席符芳侨解释不会威胁回教党的原有地位，相反地会争取非回教徒支持回教党的斗争。正由于回教党领导层认为改变的时代已经到来，也就决定有限度地开放门户给非回教徒，让他们的代表可参与党的各级决策和代表回教党参加大选。此举在回教党看来，非回教徒将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因此增加席位并非天方夜谭。

这也意味着，回教党在吸收巫统的失败后，通过另外一种形式的安排来拉拢和争取非马来人及非回教徒加入回教党的斗争，而又不伤害马来人的政治地位。犹记1950年时，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坚持与主张巫统开放门户予非马来人参加，但在巫统内部的反对下，一直未能顺利落实，导致拿督翁于1951年愤而离开巫统另起炉灶。拿督翁的失策在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尚未有足够的条件让巫统改变性质，再加上其所成立的新政党（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为国家党），既未能取得马来人支持，也未能得到华人的支持，以致在1955年及1959年的大选都铩羽而归，并进一步强化种族性政党的地位。

正因为在这之后的种族性政党主导国家政治主流，回教党即使侧重宗教不讲种族主义也被标签为马来人政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政党身上，比如50年代的劳工党和人民党，虽在后来组成社阵，打出非种族的旗号，但前者被视为华人政党而后者被划为马来人政党。如果不是华人给予强力的支持，社阵的非华人候选人是不易中选的。又如60年代的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党虽也标榜多元性的政党，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被视为华基政党，是与马华及国大党争夺政治资源的。而到了70年代先后出现的多元种族的社会正义党（陈志勤为主）及社会主义民主党（叶锦源及范俊登为主），也逃不掉华基政党的本质。它们也因执政的种族性政党过于强大和敌不过有历史基础的反对党，也就在较后相继消失。

至于在90年代参加竞选的46精神党（东姑拉沙里所创）及国民公正党（安华所创），也基本上被归为马来人的政党；但安华则巧妙地将其政党标签为多元种族政党，让人感觉到这个政党具有某种程度的拿督翁的开明思想。

由于东姑拉沙里领军的失败，他不可能成为回教党的榜样，虽然这两个政党一开始（1990年）就合作面对大选，因此也只有来到安华的年代（1998年）才让回教党感觉到一个以马来人主导的多元种族政党终于打破政治常规游戏在马来西亚诞生了。

不过，安华先后使用10年的时间来证明他的政治理念是可行和可资被接受的。换句话说，在2008年大选后，安华给回教党另一个灵感，以开放门户来使自己转型。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回教党的勇于改变，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回教党支持者俱乐部的作用和意义后做出的重要的决定。这意味着回教党比巫统跨前一步，直接接纳非马来人及非回教徒加入其中，不全假手于民主行动党代为吸引华印人的选票。这样的一个政治策略对一个政党来说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政党本身的改革和转型，才能与时俱进，否则还是依赖性的政党和种族性的政党。

就此而言，回教党的当红政治人物尼查（前吡州大臣）在大会上的现身说法也是十分中肯的，除了敦促回教党不可走种族路线外，也应重视非马来人的支持。正因为尼查的魅力也为回教党取得了漂白的本钱。

虽然回教党内有人担心回教党的转变会给党带来损失；尤其是马来人的支持会下跌，但另有政治人物也信心满满地认为回教党的支持将有增无减，马来人也不弃回教党，因为回教党不会出卖马来人的利益。

由此来看，回教党已吸取“骄兵必败”的教训。当1999年回教党大胜后（执政丹登两州及拥27名国会议员），它就迫不及待地与巫统斗快回教化和回教国的定位。其结果是马哈迪也加快步伐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回教党也就无法在公开市场与巫统较一长短，更使非马来选民与之保持距离，造成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又退回原形。这就是回教党一厢情愿的后果。

只有在2008年的大选前后，回教党接受了安华的规劝，不再打宗教牌，才又再一次大唱丰收。这一回，回教党充分地利用大好时机审时度势，它之所以不与巫统合作，是因为它认为这样的合作并没有带来改变，因而选择与民联一起来做出改变。

在此新的形势下，回教党为证明它已经成功地落实“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图，乃借本届大会改变回教党的形象：它不再是甘榜的政党，而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大政党。外国使节代表及回教世界的代表与席，也见证了这个政党在蜕变中。这一连串的政改，对于坚守回教的政党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也是大胆的破旧立新。

基本上，本届回教党大会是具时代意义的，它不打算退出民联，也希望行动党能继续与回教党合作，不必再假手第三者来对话。这对行动党来说，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事，今天却因势利导，走回合作的道路。这主要是回教党凭其实力，有力的扭转整个国家政局。如果没有回教党的配合，安华不可能有今日的荣誉，因此民联的成败与回教党的转型成功与否是息息相关的。

三个华基政党“同病相怜”？ （现代春秋）

马华公会给自己打30分。总会长蔡细历说：“马华的华裔选票自308之后不断流失。目前获得的支持率只有25%至30%左右。 这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但如果马华只得下25-30%的华人支持，这个政党还是不是“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如果马华不准备改名换姓的话，那么马华就要活得有自信和有尊严，而这尊严是要获得人民的支持才能看得到和感觉得到。 为什么离开308政治海啸后马华仍然无法取回华人票的流失？个中原因不是马华领导层不知道，而是他们都不能说得太白。即使说白了也于事无补，因为马华没有办法自行改造，只要马华继续留在国阵的一天，它就要观颜察色，看看巫统能做多少的让步。如果巫统不能让步，马华要自救也不可能。除外它有勇气离开国阵。 其实，所谓的离开国阵，不是马华上下的原意，他们打从独立前就与巫统绑在一块。到了今天，再怎么说也不想分开了。可是，在国阵成员党内当华人有所不满时，马华总是首当其冲的；接着民政乃至砂州的人民联合党也会面对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挫折。 在这方面，砂人联党主席陈康南承认党的前途“危在旦夕”，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 砂劳越的州大选若不是在今年就是落在明年。虽然在71个州议席中，人联党只参选19个州席，即使胜完或输完也对政局产生不了直接的改朝换代，但如果这个老牌政党在将来的大选又再滑落而被民联攻下其城池的话，这个党的未来将会是暗淡无光的。 同样的，在西马的民政党比起马华和人联又矮了一些。它失掉槟州主导政权意味着民政已沉沦一半有余。若不挽狂澜可既倒，恐怕连所剩也保不住。直到今天为止，民政党人对赢回政权信心不足。林敬益说了要10年的时间；丁福南也说了要经过两届才能翻生；邓章耀也订下15年计划。这15年是政府的3个5年发展计划期，似乎是太远了。 从上述来看，在国阵内的三个华基政党都承认新的政治浪潮已一浪高过一浪。单看308后的11场补选，没有一次是华裔选民回流的迹象；恰恰相反，华裔的选票流失得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说明了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认定308政治海啸是对的，而且还认为不透澈，也就在补选中更明显地表达出来。 他们送上的讯号使到巫统对这三个华基政党颇有微言。因为它不明白为何巫统不失马来票，偏偏其成员党那么不济事？说穿了也就是华裔选民对国阵有意见。不仅于此，他们也怪责马华、民政及人联党无法也不敢促成国阵的改革。 国阵到底有没有改变？我们不妨从下列的现象作出“判断”：其一巫统认为它本身已做出改变。比如将党选改得更加民主和让更多党代表投票选领导人（在这方面人民公正党也已经做到了），但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又改了多少？ 其二，在国阵内的华基党比较敢说的话是不同意这个政策和那个措施，乃至指责政府政策开倒车或亲巫统的非政府组织口不择言。但批评归批评，不变仍在预料之中。 换句话说若巫统不苟同成员党的看法，它们能再有所行动吗？它们敢于退出国阵吗？既然退出国阵的课题不存在，就不要以此作为课题声东击西。 其三，因此在不离开国阵大前提下，这三个华基政党如何才能摆脱困境，至今仍然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今天，摆在马华面前的是如何带头改变30%的劣势。既然它拥有4正7副部长，是最能争取民心的政党，可是它又争取不到，这里头就大有文章了。它绝不是如蔡细历所说的马华不懂得宣传，反而是大大小小一路来的宣传太多了，有时多到说些不着边际或锦上添花的话，再不就只是对个案的处理。因此问题不是出在缺乏宣传，而是宣传的尽是官腔多过民腔。这个论调有些像 民政的主席许子根也认为过去低调处事的作风要改变了，应该高姿态宣扬民政做过和将要做的大事。 我们无法理解执政党的这些说法，难道过去报章对对它们的大事报导都是白登的？ 再者，现在的马华和民政都在反对党的选区内设有协调官（影子议员）。这是蔡细历所担心的不健康趋向，因为会让人民误会既有协调官又选他做议员来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蔡细历担任马华总会长后是否还是国阵的总协调？若是，他对协调官的委任有什么新的看法？还是顺其自然的随波逐流？ 总而言之，今天三个华基政党都患上“同病相怜”的“畏退症”。既然不退，何不联合起来集思广益，要求巫统在国阵内摆正心态和定位，让每个成员党有尊严和自信。不然就会眼睁睁看着流失的票“游不回来”，甚至有减不增。这就大事不妙了。因此胆识和勇气也许是华基政党复兴的有效动力。 刊登于2010年6月14日《光华日报》

评社会主义党的政治定位 （跃马扬鞭）

于1998年成立而在2009年才获得批准注册的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在最近（6月4日至6日）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所反映出来的意见虽未伤及民联，但也没有给予民联正面的加分。当它议决不加入民联时，意味着社会主义党坚持其“独立”的立场。这又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回顾其中一段历史。

当然，民联不是原来的概念，而是308的政治产物。最初是1998年安华跌马后出现国民公正党。这个党积极主张反对党结成阵线，也就拉拢回教党、行动党及人民党加入其中。

为了应对1999年的大选，安华破天荒地促成反对党阵线，也就有了四党的称兄道弟。简称“反阵”。因为他认为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在1990年一边与回教党合作，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的模式有些过时与不适用。在行动党也不避“前嫌”下也就来一个四合一。当时社会主义党刚成立不久，尚未取得注册，也就赶不上这趟列车。

讵料1999年的大选后带来的是反阵的分裂而不是强化合作。因为民主行动党被认为屈服于回教党的理念而得不到选民的强力支持后，又无法适应坐大的回教党处处“以教言政”，乃在2001年选择退出反阵。

不久后发生的911事件加速了西方文明与回教文明的冲突，而马来西亚的巫统与回教党也竞相演绎回教国的理念。由于反对党阵营的分裂，2004年的大选在反对党各自提名下，有些选区不是三角战就是四角战，自然无法与国阵抗衡。果然阿都拉卷起旋风，反对党溃不成军。国阵则取得有史以来最大的丰收。在那时，“社会主义党”是靠边站的，而且公正党本身已自顾不暇，根本没时间理会社会主义党的动态。

直到2008年大选时，在安华亲自运筹幄幄下，社会主义党才有机会以公正党的旗帜中选一国一席议员。当然这一年也因为一场政治海啸，反对党才取得如此佳绩。安华顺势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成立了民联（人民联盟），反对党又回到1999年的联手合作的模式，以和国阵打对台。所谓的民联也在五个州成立州政府（但吡州在2009年2月政权又告易手）。不仅于此，民联随后也面对内部许多问题的冲击；尤其是公正党的议员排队离开。

在这种情形下，依附公正党探出头来的社会主义党理应在此时刻“雪中送炭”，以回报安华知遇之恩。但从其党大会谈论的课题来看，它显然是令民联失望的。例如有提案动议训诫民联在乌鲁兰莪补选中使用与国阵一样的手段，收买选票。虽然这项提案没有通过，但党主席纳西尔（雪州议员）却在大会上公开质疑民联是否以选举为导向而引起关注。

这是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重要课题。如果一个政党在民主体制下拿不到议席或跃升为执政党之一，其政治寿命是有限的。左翼的人民党就是长时间（1974年起）以来无法在选举中取得任何议席，才在2003年与公正党合并成“人民公正党”（后来人民党又在其他因素下复活乃是后话，与此无关。我们不提）。

既然社会主义党服膺于民主选举，也热衷派候选人角逐，并靠公正党取得零的突破？又怎能把民联形容成为竞选而生的组合？若民联无法取得足够的议席，就不会有五州的改朝换代，更不会给国阵带来两线制的挑战。因此政党以选举为导向是没有错的。

今天社会主义党之所以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是因为它与民联是同一阵线的。一旦脱离了民联，社会主义党只好自我保重。它应该吸取人民党（社会主义政党）在1965年脱离社阵后一蹶不振的教训；否则是自我设限和自我孤立。

虽然，社会主义党也识时务地保留与民联的合作空间，并不反对共同面对国阵，但这种有距离的合作是热情不足的。毕竟社会主义党的生存与发展也取决于民联的动向和走向。纵然它可以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述马克思主义，但它不要忘记，它仍然是一个小政党，以印裔领导为主，尚未形成一个政治运动，因此还不可能单独给国阵带来政治上的威胁。它既不是过去的社阵，也不是昔日的劳工党，而是在时代转变下的一个政治逆流，不再有肥沃的土壤滋长。虽然古玛医生在一个政治座谈会上说：只要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就有社会主义的存在，它为公平而斗争。
他是回应我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有美好的明天吗？”但他没有直接答我的问题。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我不苟同社会主义党的自我混淆的政治定位，既要议席又反对热衷选举的矛盾心理。说句老实话，在马来西亚或世界各国，一个参加宪制斗争的政党，如果一直沉迷在意识形态的自我标榜而又无法在群众中引起共鸣，更无法赢得议席，它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质疑了！

刊登于2010年6月14日《南洋商报》

梁宇皋•李孝式•林苍祐 （跃马扬鞭）

前一阵子（今年4月份的时候），前任财政部长李孝式的家人将李孝式一批私人文件转移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而引起本地一些华团的关注。除了表示惋惜外，也希望来一个“亡羊补牢”的方案，但雪华堂的方案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我兴趣的是，李孝式在关键的年代他所扮演的角色。根据历史纪录，李孝式（1901-1988）生于香港，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本身则是剑桥大学毕业。20年代已来马来亚发展，及后开采锡矿而致富。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已是富甲一方，且在1946年创办《中国报》。1949年，他及梁宇皋等人支持陈祯禄创立马华公会。

早期他与梁宇皋（1888-1963）被视为马华公会的国民党派，因梁也曾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担任高官。正因为这样，当林苍祐于1944年在英国毕业时，他们4位大学生就应梁宇皋的邀请到中国服务，直到1947年林苍祐才回到马来亚。这其中的含义是把林苍祐也列为国民党派的人物。
不过林苍祐（1919——）并没有在1949年参与马华公会的成立，而是在翌年出任槟州立法议员（委任），并在1951年在槟城成立“急进党”，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在9席参选中赢得6席，为马来亚民主政治拉开序幕。

这个时候，马来亚政局正起着微妙的变化，因为这一年，巫统的创办人拿督翁对巫统不同意其建议开放门户于各民族加入，愤而辞职另起炉灶。在1951年9月16日在吉隆坡成立“马来亚独立党”，恭请陈祯禄（马华总会长）主持开幕，而马华重要人物如总秘书扬旭龄及邱德懿也被选为独立党中委。与此同时，林苍祐也代表急进党支持拿督翁的政治斗争。

但有一个人在下来的日子里竟参与扭转整个政治方向，他就是李孝式。当拿督翁成立马来亚独立党时，李孝式被蒙在鼓里，也未被重视，他只能以矿商和华团领袖的身份赴会，没有坐在主宾位，受到冷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李孝式要给拿督翁颜色看。

适逢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继乔治市市议会后举行选举，在李孝式接触吉隆坡巫统竞选主席耶哈耶后，两人的暗渡陈仓奏效（背着陈祯禄），由李孝式提供竞选基金。这就是说，在组织松弛下，吉隆坡的马华按本身的愿意与巫统合作，无需得到中央点头。

果然这一战马华唱丰收赢得6席，巫统3席，独立党只得2席，奠定了巫统与马华合作的基础。因此有人说，马华与巫统的合作乃至在1954年又拉拢国大党加入组成联盟，基本上是李孝式间接促成的，也导致拿督翁的失败，因为在这之后，陈祯禄及整个马华倾向于巫统。同时在1954年，陈祯禄及梁宇皋又成功地拉拢林苍祐率急进党员加盟，使到马华如虎添翼。拿督翁的国家党（独立党在这一年易名）已相形见绌，未能形成波澜壮阔的运动。

这样一来，当1955年马来亚联合邦举行朝向自治的普选时（民选52席，另46席委任），拿督翁明显已处下风，联盟几乎亮丽登场。选举成绩一面倒，联盟囊括51席，剩下1席由回教党取得，国家党一败涂地，拿督翁已无望东山再起。

由此来看，从战后（1945）到1955年政局，在10年之内竟起了逆转性的变化，原本被看好是国家领袖的拿督翁，却让东姑迎头赶上。原本马华公会只是一个福利机构，也经这三个人，即梁宇皋、李孝式及林苍祐的参与其中，马华公会也有了巨大的改变。

非常巧合的是他们三个人都有强烈的国民党背景（拿督翁在1955年时代公然指责马华公会的国民党派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一省）。虽然没有明显地在马华结党营私，但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中，林苍祐一举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却被认为“国民党”已控制了马华公会。其实不然，因为林苍祐不让本身代表国民党，他反而转向与林连玉大搞合作，为华文教育请命。这样一来，苍祐与梁宇皋的关系也由浓转淡；他与李孝式的关系也未有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李孝式在马华党内始终不是主流派，他的财政部长职也随着1959年的大选而结束。从此淡出政坛。

虽然李孝式的儿子李裕隆在70年代转投林苍祐的民政党，但已是另一个故事，与李孝式的“国民党政治”无关。

我们从李孝式的历史中得知有一条街道以他命名，又于1980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李孝式生平事迹史料展”，但这不说明什么，只是对政坛高官的一种纪念。如今30年过去了，李孝式也已成为历史名词，他的家人保持的史料相信也没有一个单位接收和研究。与其长眠无期，将之送到新加坡也未尝不可，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至于他的史料有多大价值，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要等到有心人演绎做出新发现，才有值价可言。

当然若从我们认识的李孝式来看其历史，也不是十分耀眼的。

刊登于2010年6月7日《南洋商报》

谁应给大人物立碑？ （天下纵横）

究竟谁才有资格上“名人榜”，谁才是国家级的难得人才，必须在他身后为他树碑立传？这都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不过巫统历届主席都会得到适当的历史地位，因为他们除了是党主席外，也是国家的首相，即使未曾当首相的拿督翁也得到应有的地位。虽然他曾脱离巫统，但在他死后（1962年）的1971年，他被巫统迎回，且被尊称为党的创党人，身份与地位依然十分特殊。

马华公会作为国阵内的第二大政党，也有对历届的总会长给予一定的排位。虽然没有对每个人立言立功，但也总算有个交待，这在党庆的特刊中已有所显露。

但是马华对有争议性的领袖是保持“宁缺不提”的态度。比如在1958-1959年出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苍祐就被“抹掉“他在马华的地位。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马华总会长相片的排列中，总是少了一个人，直到2005年，时任总会长的黄家定才把他“请”回马华。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照片悬挂，承认他曾是马华领袖，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就此而言，这对林苍祐有什么意义？肯定是有一些，但不全然。因为马华的党史或特刊中，直到今天都没有林苍祐的专辑，不像陈祯禄那样，具有重复又重复其历史地位的文章。

这就是说，马华公会只能突出陈祯禄的历史来激励马华上下党员，也因为陈祯禄有了这样的标榜，他的文物馆也在政府的负责下行将成立起来。至于马华是否要为其党领袖个别设立“文物馆”，那是马华的权力。

由于马华没有为党领袖个别立传的传统，也没有为党领袖成立文物馆（或室）的想法，也就无从看到其他领袖在党所内留下“辉煌的一页”。

正因为几十年过去了，李孝式（1901-1988）的后人在他逝世22年后才将其遗物（一大批的历史文件和书扎等）移交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大概是希望有人研究和整理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史料。

虽然有华团对李式家族有微言，且感叹国家文献外流，但我们也要问回自己：如果不外送，本国有哪个机构愿意收藏和整理？还是将它封尘在储藏室？

老实说，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对于历史人物或大人物的纪念方式都是低调的。远的不说，我只举两个例子，其一是政坛元老林苍祐。他一生在政治上打滚多年，也曾是国家重量级领袖，其政党记录更是多姿多彩。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91岁），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适当的历史定位。身为槟州首席部长（在位21年），槟州政府未有为他设立一个文物馆。

此外，身为民政党的发起人之一和后来的党主席，林苍祐在民政党的大厦内也没有一个为他而设的“文物馆”。如果说连民政还没有做到，那么指望其他人来完成这样的使命也确实十分困难的。

在这里，不妨透露一个消息，林苍祐在新加坡得到的重视是对他历史地位的肯定。在1995年成立的新加坡华裔馆（设在前南洋大学图书馆）是由黄祖耀担任主席，主要的赞助人是李嘉诚，而林苍祐是唯一受邀成为董事局成员的马来西亚人。

我也曾被林苍祐告知，华裔馆有他的一套口述历史，但要在以后才能公诸于世。由此可见，新加坡早已作了历史整理。但槟州政府和民政党将会为林苍祐做什么，我们尚待厘清楚。

其二，首任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在任时（1957-1969）虽然政绩平平，但也算是一代开“州”功臣。在他死后其儿子在槟城一店屋内为其父亲王保尼（1911-2002）设立“王保尼纪念馆”。起先构思很大，想请林苍祐开幕，后又想请黄家定开幕，结果是开幕不成。

我看过所谓的“纪念馆”，既小又简单，看不出王保尼究竟有什么大贡献，多是曾在报上看过的一些旧照片。这样的纪念馆太“寒酸”了，因为其儿子“有心无力”，结果未能给王保尼留下重要历史痕迹，真是遗憾。不知道槟州政府有意“领养”这历史工程吗？

由于我们的历史人物受到不同层次的对待，也难怪李孝式家人要把历史文物外移，说不定新加坡会有重要的发现呢？

刊登于2010年6月14日《号外周报》第483期

解读“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天下纵横）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人气急升下，前所未有地抛出一句“震撼”政坛的话：“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在台湾统治的几十年来，看到威权统治与中国性的合体。以前中国性是主体，台湾性是客体，如今主客易位。

她是在5月25日出席“中华民国流亡台湾60年暨战后台湾国际处境新书”发表会上讲话时认为如何建构共同的国家，共同的新台湾。在现阶段非常沉重，也是非常重要的责任。

蔡英文是在民进党于2008年总统选举败选后及卸任总统陈水扁出事后，被党员扶上主席高职的第一位女党魁。当她在5月23日连任党主席后，终于展露雄心，要在年底参加新北市长选战，连同另四位民进党大将，准备在各主要城市拿下主导权。

在这种新攻势下，蔡英文的“流亡政府”论的出台显现了民进党已改变进攻口号，准备以新策略来虏获民心，给国民党一个下马威，以便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硬碰马英九。她企图在意识形态方面用另一种叙述表达民进党一贯的台独思想。

因此解读和分析蔡英文的最新讲话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的不是“中华民国”流不流亡的问题，而是台湾人民的思维会否跟着蔡英文起舞，而在未来的选举中又再向绿靠拢，这也是民进党所要达到的目的。

其实当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就完全地取代“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可是逃出大陆而进驻台湾的蒋介石则把“中华民国”搬进台湾，与毛泽东的新中国对着干。

这样一来，在国际上出现“两个中国”，而且美国依然允许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就堵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

在新中国看来，“中华民国”是“剽窃”新中国的席位，一概不予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在否定“中华民国”下，中共也连带否定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在当时国民党就是中华民国，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在海峡两岸人民看来，这是蒋介石为延续其统治王朝的最后一张王牌。

果然也是这样，在蒋介石在世时，他是念念不忘反攻大陆的，而且旗帜明显地要把“中华民国”插回中国大陆。无奈时不予蒋，直到蒋介石在1975年逝世时，“中华民国”回不了家；更令台湾震惊的是在1971年时“中华民国”竟被联合国赶出家门，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到其儿子蒋经国的年代，在反攻大陆无望下，只好改弦易辙，专心打造台湾，并把西方民主植入台湾本土。民进党就是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降临的（1986年）。它借自由民主的浪潮给国民党最大的冲击。当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基本上已结束蒋家王朝，迎来的是一位主张台独的李登辉主政。虽是身在国民党，但心则是在民进党，以致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任满的李登辉给民进党的陈水扁创造条件，终于诞生了第一位民进党总统。

陈水扁在“中华民国”的旗帜下当总统有些不自在，时不时抛出中是中，台是台，一边一国和台湾独立的论调，以刺激大陆。而中国最忌的就是宣布“台湾独立”，不是什么国号，也不是政党多元化的问题。

如今蔡英文巧妙地利用国民党的弱点，打出“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正是给国民党下面子，也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中共，因为新中国从来就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正当性，因此说它是流亡政府已是十分客气的了。难怪中共方面没有对蔡英文提出抗议，但蔡英文字里行间的台湾主体论却令中共有所警惕。不过只要蔡英文识时务地不宣布台独，那台湾主体压倒中国主体论或是可以被容忍的，毕竟这是台湾人说给台湾人听的话。

蔡英文也许知道她绝不能像吕秀莲在位时口不择言和口不遮拦。讲话含蓄当可免除许多麻烦，她不想在此时去触动龙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要的是民进党的大翻身。

刊登于2010年6月7日《号外周报》第482期

十五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代春秋）

民政党全国总秘书邓章耀最近有两句话是值得重视和批判的。应该重视的是他提出了“民政党成也槟城，败也槟城”的政治现实说法。这说明了民政生存的基础是在槟州主导政权。失去这个基地，民政已不知何去何从。但应该批判的是他竟十分泄气地说，民政预计在10-15年内收复槟城这块失地。虽然他说已拟好下届大选的策略。 既然已经拟好，为什么没有信心说出在下届大选就要拼回来槟州政权？难道所谓拟好的策略不管用，没有新鲜感，还是有更大的隐情说不出口，因此不可能也拿不回槟州政权？ 我们暂时不要把责任全推在邓章耀身上，他毕竟只是被委任的总秘书，不是党代表选出来的，在代表性方面自然远不如党主席。因此焦点又落在时任主席许子根的身上。说许子根幸运也好，倒霉也好。他的幸运是在41岁那年（1990年）“突然”“龙袍加身”，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他的倒霉是在2007年才成为党代主席，却在2008年领军大选一败涂地。换句话说，他在民政党“一无所有”（指政治实力）的凄境下，于2009年才正式出任党主席。此时的民政党已完全失去昔日的光彩，前路不明。对于许子根来说是陷入了极其难受的政治瓶颈，动弹不得，也不知如何摆脱困境。 为什么一度招牌金光闪闪，令马华公会“咬牙切齿”的民政党会在一夜之间失掉所有的光环，成“千夫所指”的“软弱政党”？ 这有需要回到民政党的原点。1968年陈志勤准备成立一个新政党，找上正愁反对党不成气候的林苍祐，两人一拍即合，也就诞生了民政党。林苍祐也不理部分党员反对，索性将其民主联合党解散。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在1969年的大选夺下槟州政权。当时的林苍祐只相信政治是和时间赛跑的，分秒必争。而且只有改变，才有希望（这种精神是民政的最宝贵资产，可惜被忽略了）。 因此邓章耀应该学习林苍祐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不怕改变，只怕不变。 虽然这个党的成立不是由群众来推动的，但组织和领导这个党的人则需要通过人民和群众的考验，才能有资格说这个党是有民意基础的。 民政之所以有强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在1974年加入国阵后，在下来的选举都久经考验；虽有跌岩起伏，但总是化险为夷。最惊涛骇浪的是1990年的大选，林苍祐竟告跌马。虽未失政权，但已捏了一把冷汗后，换上许子根力挽狂澜于既倒。 经此变化，民政党也开始面对巫统的压力，并出现了一些怪异声音要首席部长改变人选。当这种不重视多元种族结构的声音逐渐成为一种不健康的运动时，民政党得到的支持是十分坚定的，因为人民认为华裔首席部长是不可典当的。这意味着民政是民族主义在多元社会下的一面旗帜，它有很强烈的代表性，也顺应时代成为槟州人民的“守护神”。 可是当民政扮演的“守护神”角色褪色后；尤其是在2006年许子根面对巫青团拉横幅羞辱后（指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另一层意识是首席部长要换人做了）而未加大力反击，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遭遇滑铁卢，民心思变的强烈，不输于1969年的变天。人民用另一股政治力量取代国阵。 从那一刻开始（308政治海啸后），民政党的政治角色越来越模糊，既要“从心出发”又拿捏不准方向盘，以致有“守株待兔”之讽（我始终反对民政党玩弄文艺字眼，搞政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干脆“重新出发”一目了然。在山河破碎，心已碎了，还“从心出发”？是哪颗红心呀？这正如在大选时，民政党自作聪明搞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再转变”，明明已执政槟州39年，还再转变什么？若用上“再攀高峰”，行动党就无隙可乘。就是因为自以为是，在“再转变”口号下，就成了行动党的造句“投火箭”。这个威力比原子弹还要大。因此我请民政党不要玩文字游戏了，除非它是一个“文艺俱乐部”）。 不知道为什么民政在308后宁可守住现状而不求思变，即使在大选后被槟州巫统某些人“践踏许子根肖像”也还是“忍气吞声”？这似乎说明了民政高层陷入害怕失去所有资源的软弱心态（或说是一种政治恐惧病）？ 本来在纳吉于2009年上台时，民政或有一个翻身的机会，未想许子根只出任首相署部长而没有领导一个独立部门的部长，令民政上下大失所望，也令民众贬多于褒。 虽然这也非他所愿，但民政应拿出大无畏的勇气回应接受或拒绝。既然在政治上几乎是“一穷二白”了，民政又害怕失去什么？与其订下15年的信心不足的目标，不如大胆地表明下届大选要东山再起，当然关键在于民政要拿什么来挽回槟州人民的集体记忆？而不是让人民在失望中把民政给忘记了。到那个时候，上帝也打救不了民政党。 总归一句话：十五年太久，只争朝夕。民政党诸公，您怎么说？ 刊登于2010年6月7日《光华日报》

内阁改组马华露玄机 （直挂云帆）

纳吉于去年4月上台后的第一个内阁小改组是为了“顺应”马华的党选后的新布局，但没有显示太大的改变，也表达不出马华已重新整合而在内阁或政府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局依然，马华只是在其原有的基础上互作调整。这就是说，纳吉的内阁不变，有变的是马华本身的人事调动。这对马华是好事或非好事，则是见仁见智的。

首先反映在纳吉内阁的特殊现象是在70位的正副部长中，竟有14位也就是20%是以上议员的身份挤入内阁的，这在过去是不曾有的。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中，国阵失去一些重量级人才，尤其是成员党中的马华、民政和国大党及人民进步党的席位大为减少，不得不通过上议员的委任来“平衡”内阁的代表性。从种族比例或成员党分得有限的官职来看，表面上是维持过去的传统，实则已有了质的变化。因为依靠委任入阁或成为副部长，对一位从政者；特别是党领袖来说，在心理上是难受多过喜悦的，总觉得比人矮一截。这就是说，纳吉的内阁显示了国阵成员党中的不自在的心态，即使成员党中的基层有强烈求变的欲望，来到政府中的阁员也还是随遇而安的。由此来看内阁的小调动，那是看不出大道理来的，但小道理则是十分明显，它表现在下列的几个特征：

（一） 马华公会总会长不入阁的有陈祯禄（1949-1958）及林苍祐（1958-1959），还有后来的陈群川（1985-1986）。前者因年事已高，改由其儿子陈修信进入内阁，算是“子承父业”没有缺陷。但林苍祐当总会长后未争取入阁（他也是被委任的国会议员，足够资格当部长的），终于造成终生遗憾。当他在1959年与东姑对议席分配起争执时，由于不是内阁部长，也就被东姑当透明，转而与陈修信“暗渡陈仓”，把林苍祐挤出候选人名单也不给照会，政治上的够绝，以此为例。由此来看，不入阁是林苍祐最大的失策。也因为有了林苍祐的教训，马华以后的总会长一定入阁（但陈群川是个例外，他任期短，因触犯失信案，非政治案），且是内阁中第三把交椅的人。未想蔡细历在当总会长后，又不入阁（个中原因只有当事人知晓），自有难以解释的遗憾。不过他也学会了陈祯禄的那一招，把儿子送进政府当副部长。但不论怎么说，蔡细历不是陈祯禄，我们看不出其中的定数，但有玄机妙算在其中。

（二） 马华在过去两年的变化是马华60年来的变化的总和。如果说马华经过60年才出现数个惊涛骇浪的冲击和变化；那么在308后，马华几乎是将60年的历史一次性地压缩在短短的两年内走完一甲子的变化。从2008年的大选惨败（参选40个国席，只15人中选；参选87个州席，也只胜31席）（较之1969年的大选成绩更差）开始， 马华陷入了不安的状态，党内暗流汹涌，求变之心十分强烈。结果导致黄家定不入阁，以示负起失败的责任；继之他宣布不在同年的10月党选寻求蝉联，让位于新崛起的政治强人翁诗杰取而代之。

翁诗杰的上位刷新了马华的政治纪录，以一位独行侠竟能在党内成为舵手的，当推为第一人。可惜这位想学李三春政治手腕的人，却因自身的过于自信和尚未建立起自身的“忠诚班底”时，就大打“道德牌”和大开杀戒而种下祸根。结果党中央代表的反弹使到翁诗杰也在去年的双十特大中栽了筋斗，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搭进去了。

马华特大出现的困境比起1984年马华党争及1985年的党选更是光怪陆离。虽先是奇峰突出地催生了翁诗杰与蔡细历大联手的“团结方案”，让所有搞政治的人都大跌眼镜和难以置信（搞政治搞到如同魔术表演，也只马华特大这一号，别无他号），但后来注定翁诗杰的不按牌理打牌的策略是澈底失败的。当他执著不召开特大来表决其继续领导的正当性时；蔡细历的大转弯，领导其派系集体辞职，促成今年3月的党选，已显露翁诗杰的政途黯淡。本来这只是蔡细历、翁诗杰与廖中莱了断恩怨的对决，讵料已退休的黄家定决定重出江湖，企图把整个马华历史重新改写。可是他的复出的失利证诸了党中央代表认定退出江湖中人不适合卷土重来；再加上翁诗杰不相信改选会出局，也就酿成三角混战，这也给予蔡细历在黄翁之中成为渔翁得利者。他的脱颖而出成为胜利者让社会舆论有诸多的解读，因为它们无法理解也是已退休的蔡细历怎么能“东山再起”？毕竟蔡细历陷入的不是一般的政治选举的失手，而是个人的操守问题，也就未被人看好他会胜出；即使胜出，也是过渡时期的总会长。

究竟蔡细历只做完这一届（尚剩一年半）的总会长还是要再蝉联下去，我们不得而知，但他面对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不入阁的总会长怎么与巫统阁员平起平坐和在内阁会议中争取这个和那个？也是个难以思议的学问。其中玄机，奥妙无穷。

（三） 今天，蔡细历派以胜利者的姿态要求纳吉改组内阁，意味着由胜利者掌控局面，也无形中暴露了马华仍存在派系的斗争，翁诗杰的出局及黄家泉作为黄家定派的代表进不了内阁，自然使到马华的派系仍在角力，随时会爆发另一场党争。因此不能小看其他派系的伺机而动，个中玄机，不言而喻。

从马华的阁员（4正7副）数目分析，马华选后仍被认为是华人的代表，但它本身代表了几成的民意或多少巴仙的华人心愿则不得而知。换句话说，马华已跌进了以“传统”分官职的窘境中，而不是以“民意”在内阁中成为民族的代表。

因此，马华若要跳出这一困境和窘境，已不能靠巫统的“施舍”和“同情”，而是马华怎样重新演绎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大方向，以扭转国阵的一党独大的局面；否则以目前来看，纳吉再怎样改组内阁，对马华是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也对马华的翻身没有多大的帮助，一切还得看马华的信心、毅力、勇气和魅力，而不是算马华有几个正部长几个副部长的。这些加起来的11个数字代表不了民族的未来的希望。这是马华上下心知肚明的，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0年6月3日《东方日报》

金钱政治是双刃刀 （跃马扬鞭）

金钱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搞政治的人，没钱是搞不出花样来。因此前首相马哈迪在去年接受大马国际透明组织（TI-M）的访问时大胆地揭露和承认巫统和马华曾使用金钱在党内和议会的选举。有关的访问已在《改革大马政治资金》的报告中公布。

虽然这可以说是马哈迪的大爆料，但金钱政治早已在政界传开，只是讲归讲，否认的照否认，除非能拿出证据来证明某个选举涉及金钱贿赂，不然是难有下文的。如今马哈迪亲自现身说法，也就证明政治即是金钱。马哈迪认为这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因为这是现实的问题。

在这方面，曾经在位22年的马哈迪也揭露他在2006年（退休3年后）曾参加区会选举中央代表而落选的丑事是因为他败在金钱政治。

他不讳言党选出现金钱政治，但他没有提出克服金钱政治之道，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人和利益相互挂钩时，金钱政治就一定存在的。

其他受访问者有东姑拉沙里（前财长）及蔡细历（马华总会长），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金钱政治。例如东姑拉沙里说在早期时马华人士也曾给巫统金钱支持，一度被回教党指责巫统是马华的手下。不过在1969年大选发生“513”悲剧后，拉沙里说，巫统已开始投资和集资。就这样巫统也在后来发展成为有经济实力的政党。

蔡细历则从另一个角度揭露金钱政治的花招。他说，马华是一个富有的政党，但只有高层领袖才知道。

就马来西亚的政治来说，在50年代开始，正如东姑拉沙里所说，是华人商家在金钱上支持马华和巫统，也因此联盟（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在1955年（普选）成为执政党后，更是商家落力支持的政党，以便从中换取经济利益。那时巫统有一个秘密基金，就是让私人公司定期捐款的（拉沙里语）。马华公会也不例外，因为站在联盟后面的是大资本家，不愁没有竞选基金。

相对来说，反对党因为缺乏基金，也就不可能在物质上压倒执政党，只能依靠选民来打破金钱政治的包围。所幸马来西亚的城市选民在早期已是成熟的一群，不为金钱所动，也给反对党一个生存的空间，不然反对党是不可能赢得席位的。

但在“513”事件后，政党性质已有了明显的改变。不但巫统本身向大企业进军，连马华和国大党也做起大生意来；后来民政党也不遑多让，建立起本身的经济实力。

由于党已较前更加富有，因此又出现两个怪现象，也可称之为“金钱政治”在作崇。其一是在90年代前的大选时期有许多人相竞争取成为候选人，即使被派去黑区或不可能取胜的选区充当炮灰也没有关系，只要成为候选人，就有大笔款额发给，也会得到亲朋戚友的暗中经济支援。

这就是说，当候选人也是不错的，至少有额外的巨款收入。如果胜算不高，那蔡细历所说的选举法令限定开销顶额20万元是太足够了，因为他只要用少少（一两万元）就会剩多多，何乐不当候选人呢？这是另类的金钱政治，借选举益了自己，不是用来派钱给选民的。

其二是指千禧年后的选举期，又出现新一类的拿钱不花钱的“金钱政治”；尤其是在2008年的大选，执政党的候选人认定他们一定吃掉对方，稳操胜券，不把行动党和公正党候选人看在眼里，也就拿了钱后不做宣传，因为他们确定胜利在望，不必宣传也再次蝉联。选民对他们已有认识，又何必贴海报大张旗鼓呢？

讵料，他们玩这类的益了自己的“金钱政治”却把整个党也搭进去了。谁说金钱政治只置对手于死地，它也可能转过头来压死自己。毕竟金钱政治是一把双刃刀，既可伤人也可伤己。

这就是说，在308 的政治海啸后，金钱政治已不是万能了。反对党当时连候选人的抵押金都拿不足给候选人，更没有所谓竞选基金，却能创造奇迹，证明了当人心思变时，金钱政治将全面失效。因此马哈迪所说的金钱政治，只能用在特定的领域，不能再放之四海皆准了。诗巫补选不是再次说明金钱不是万能的吗？其实，政治的回归以民为本已是一种趋势和潮流，我们不用什么法令约束各政党，它们现在应该懂得怎样面对政治的现实。

刊登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１日《南洋商报》

林巧清杠上林冠英？ （现代春秋）

并不是很多人重视这个课题，但却是值得分析的课题。起因于一位被委任的市议员林巧清在一个座谈会上公开批评槟州政府视市议员如同公务员，而事实上不应该是这样的（事实是否如此，也可以请其他市议员现身说法）。 这位也是律师的林巧清是以非政府组织身份而成为市议员的。她于5月17日在槟城参加一个由人民之声槟城支会等团体主办的“资讯自由法令”的座谈会上大发牢骚。她说，州政府与市政局的关系非常的不融洽。“我们是另一个政府，应称为第三梯，但我愿意称之为第一线，因为我们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影响槟城人民”。她指出“问题出在1965年市议会选举被中止后，地方议员就由州政府委任而直到今天它已经成为政府的第三臂膀”。 林巧清说的在法理上也许是对的，但与现实不符，同时她的思路也不合政治体制的架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林冠英在308政治海啸后成为槟州首席部长时，他就好心地委任一些非政府人士出任市议员，以便“冲淡”地方议会的政党色彩，或说得好听一些是有限度的开放“民主”，让非党派人士也有机会“为民服务”，林巧清就是其中一位。 当然这样的玩意儿并非始于林冠英，而是始于林苍祐。当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由国会通过生效后，林苍祐在法令的架构下，作了两件事，其一是将槟岛的两个地方议会，即乔治市市议会和槟岛乡村议会并成槟岛市政局；而在威省的三个地方议会，即威北县议会、威中县议会及威南市议会并成威省市政局。这样一来，在州政府管制下的槟州，只剩下两个市政局，这也是为什么乔治市市议会不见了的原因。 其二是槟岛和威省各有24名市议员（最高数目），全由执政党分配名额。例过去的民政、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在国阵旗下各有固打分配。而为了显示“民主”，林苍祐曾邀请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成为市议员。至于当时谁是非政府组织的市议员我忘了，但记得三个民族的商会都有一名市议员，而代表槟州中华总商会的是会长庄汉良（庄汉良是位口直心快的华社领袖。他在1961年曾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角逐，其对手就是当时的市长萳马纳旦，结果失败，从此不再染指政坛。直到林苍祐当红的年代，庄汉良才一偿夙愿。如果是参加民主选举，未必有此荣幸。不过，庄汉良的成就不在政治而在华团。他曾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及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更曾出任马来西亚商联会会长）。 大概也只有担任一两年后，林苍祐不再委任非政府组织代表出任市议员，个中原因，应该问问林苍祐。因为在后来的委任，市议员已成为执政党“论功行赏”的“政治资产”。 虽然津贴有限，但争做市议员的政党人士大有人在，他们图的不是微不足道的津贴，而是手中的“权力”。这“权力”在任何时候都好使用；更是晋身官途的石阶（通过市议员而成为州行政议员的就有纪碧真、丁福南和邓章耀等等）。 正因为市议员在后来已成为“培养”人才（国州议员）的温床，国阵成员党的市议员都不大愿意下车（除非有机会晋身成州议员或国会议员）。无奈国阵订下任期不超过4年的限制（法令并没有年限），难免会因不得不下车而产生政治磨擦和冲突。在这方面，许子根有最深刻的感受。他在308后被人羞辱也与市议员年限事件有关。 其实，国阵在后来不再委任非政府组织出任市议员不是收回“民主”，而是有诸多因素，包括我所了解的是这些非政党的市议员并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巡马路看沟渠的，而是“开会献策”，造成百姓找他们服务面对困难；再加上僧多粥少，后来也就索性由政党人士担任市议员。不仅会更容易管制，也会给党带来口碑（说句公道话，在国阵执政期，它的市议员的服务绝大多数是有口皆碑的，因为他们若不认真服务，一年之后就得下车）。 因此当民联上台执政后，它依样葫芦的照前朝政府的惯例办事，也是合情合理的。而林冠英不知为何心血来潮保留几个市议员给非政府组织。林巧清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下成为市议员的，她比许多人幸运，而她也明白因为有新的州政府才有今日的她。如今她反过来指摘州政府“干涉”或“政治化”地方议会，也是有欠公允的和忘记自己的身份是委任的。 如果林巧清要做民主斗士，她应该做的是加入杨映波律师的努力，争取落实第三张票，让地方议会也来选举。这样选出来的市议会就不必看州政府脸色，甚至可以对着干，因为市议会的执政党可能与州政府的执政党是不相同的。若是中央、州及地方政府出现不同的政党执政，那就是民主遍地开花了。 因此林巧清指责某些政治人物干预市决策或是存在的，但不应解读成州政府蓄意越俎代庖或压制性地发出指示。因为州政府为保政权，自然会要求或谕令市政局不要倒米，整天抓小贩或刁难居民，这就是政治的现实。林巧清既要接受委任，又要州政府放手让市政局成“独立小王国”，岂不是否定执政党的政治议程？ 老实说，这两年多以来，我们尽是在报上阅及政党市议员有话说有表现，我们也希望非政府组织的市议员拿出他们的成绩单或者槟州政府能否告诉我们他们作了什么？又为什么他们倒回来对州政府埋怨多多？难道是林冠英成了“吕洞宾”，“好心没好报”？（委任市议员又被市议员责备一番），碰巧被林巧清抬杠上了？这一回，我们要问：林冠英，您怎么说？ 刊登于2010年5月31日《光华日报》

《华人，你们还要什么》？ （天下纵横）

马来西亚前锋报在4月份刊登一篇新闻评论，文章题目是：《马来西亚华人，你们还要什么？》，作者是再尼哈山。

虽然他用反讽的口吻指出马来西亚的华人已经生活得不错，甚至在十大富豪中，有8个是华人。

同时他认为马来西亚的华人真了不起，培养了数目最多的专业人士，而马来西亚最好的私人学院的学生，大部分也是华人。因此作者质问：华人已获得了他们所要的，他们究竟还要什么？

作者这一问倒问出了问题，而不是答案。因为华人社会对政府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偏差与不公有很多的疑问，一直以来也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虽然我们不以为华人在这块土地上争取应得的权利应受到质问，但我们也不要过于生气某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从表面上看到一些他们所说的现象，便急切地给自己下结论说：你们的生活都那么好，要什么就有什么？又还要什么呢？可惜他们并没有也不要深入研究各民族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要华人一一例举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内心的不满，也是一箩箩的，但碍于所谓的敏感课题，经常都被“教导”闭门协商或私下讨论。

国阵中的友党，如马华公会、民政党、国大党乃至其他成员党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通过这样的管道来“解决”问题的。即使在1999年，华团直接向政府提呈诉求备忘录，也在后来被促请撤消某些敏感诉求而转成内部讨论，结果又没有处理好。

在这种情形下，当选民或说多数华裔选民在2008年大选时对国阵的友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的候选人投下“拒绝”的一票时，意味着他们对友党的做法感到失望和不满意，因而要求改变。

换句话说，马华、民政乃至人联党都知道华人要什么和不满什么，而且也在308政治海啸后都提了出来，最主要的说法是指选民反对一党独大或霸权政治，反倒不是友党的错误。

这种说法自然是争议性的。因为在巫统方面或支持巫统的人看来，这是国阵友党推卸责任，将它们的败选归咎于巫统。而事实上，巫统在大选中并没有失败，它并没有被选民排斥，反而是马华及民政不济事。因此马来舆论转向对马华及民政的不满也就时有所闻。例如这篇“华人，你们还要什么？”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出炉了，似乎是怪责马华和民政没有使到华人明白他们其实应该很满足了，为什么要反对国阵呢？

不过站在马华和民政的立场则不认为是华人要求过分或要什么“星星、月亮和太阳”，而是自建国以来，华人越来越觉得身份和地位有所失落，在各个领域已不具备优势，乃至借民主的选举发泄不满。

虽然马华和民政也知道症结所在，就是在国阵内找不到平台来诉求和解决，也就让问题得不到改善。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纳吉在去年4月拜相后，就积极地推动其新政，以期改变过去的政策，并希望通过“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来贯彻其理想。

纳吉在鼓吹其新政时，也在政府政策上推出被认为有改变的战略，例如用新经济模式来取代新经济政策。但由于过去的偏差政策积重难返，一时也纠正不回人民的思想，也就在过去的补选中，显露了华人仍然有所诉求。最新的诗巫补选的结果就是一个例子，它意味着华人还在追求改革和改善。

这就是说，华人要的是对国家施政的改革和改善，不是要在各个方面成为主导力量，只是希望在各个领域都让华裔有机会表现和参与，比如公务员的高层比例，政府大学的校长和一些关键领域也有华裔施展长才。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希望国家朝向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迈进。

对了，华人希望的是出现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减少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困扰。这就是华人给这位作者的答案。如果能够的话，马华和民政乃至人联党应该直率坦诚要求巫统有系统地改变。不要也使到自己也混乱起来，比如自我调侃说，诗巫补选证明国阵应求变？这是很老土的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他们不是国阵一员？若是国阵一员，理应坦白承认做得不够和不理想，并与巫统共同承担一切，也不要怪华裔不领情不懂感恩云云。

刊登于2010年5月31日《号外周报》第4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