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的故事 （天下纵横）

我忘记什么时候我拥有第一张信用卡，少说也有超过20年。在当时信用卡并不流行，但已开始鼓励受薪阶级通过信用卡付款，我就是在友人的游说下，成为信用卡的其中一人。

我还记得在拥有信用卡一段时间后，又被鼓励申请金卡，以便“提高身份”。于是便不自量力地拿到了金卡。当时好像规定最高用额不可超过一万元。其实一万元又有什么“声价”？那也只是“一种满足感”，不意味着你已是“有身份”和有“赊账”能力的人。

虽然如此，信用卡还是大行其道，我记得在90年代信用卡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并有“销售员”不断地游说，让你拥有这间银行的卡和那间银行的卡。我曾亲眼看见一些朋友买了专放信用卡的皮包，打开来时是一串的信用卡，少说也有十张左右。问他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多卡？他说不多，只是要证明本身是“清白”的，可向任何银行或信用卡公司申请总是过关。再问他用得了这么多张吗？他就煞有其事的说明这是用在国内的，分有家庭卡和公司卡；另外一组则是国外用的，也是有区分的。若开公账用这一张；若开私账用这一张。至于久了是否混在一起使用，也就说不清楚了。

当然拥有信用卡是很爽的，只要喜欢就拿出来刷卡，总之10张信用卡可以用来用去。但日子越久，欠下的款项就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到最后是还不起账而被起诉破产。

人类的自我作贱也往往是“贪念”和“贪方便”引起的，许多年青人因为过度挥霍而排队破产皆是不能节制和不能控制的自食其果。根据国家银行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杪，信用卡拖欠的数额高达308亿元。目前马来西亚共有320万信用卡用户，其中50%或160万人的年收入少过3万6千万。

由于事态的严重和青少年使用信用卡已达到滥用地步，若不采取行动防范于未然，恐怕会造成信用卡债台高筑而无从自拔。因此我们支持国家银行调高申请者的收入，即申请者的年薪至少在2万4千元，而年薪超过3万6千元者，则可以拥有两家银行的信用卡。

（原本政府规定年收入1万8千元者（即每月1500元），就可以申请信用卡，而现在发现问题越趋严重，若不予以制止，恐怕会给社会带来压力和问题。）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对国行的宣布持观望和不乐观的态度，因为这种收入的“证明”并不是严格的规定也调查不出来的（现在规定每月收入2000元即可），这就是说，他们又何须担心申请不到卡呢？

其实，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两张信用卡已足够了。因为人的一生中不只欠信用卡的钱，也欠房贷、车贷及其他的贷款等等。如果没有为自己的经济作规划，到头来是把自己卷入了债务的世界而不能自拔。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看好国行的限制会带来立竿见影之效，因为欠款的已是无力偿还，自然要有新的信用卡来填补旧债。如果连这一条生路都被堵死，那意味着更多年青人因使用未来钱过度而成为“卡奴”，背着信用卡的十字架在过日子。

因此拥有多张信用卡不是值得炫耀的事，它只显示你是一个很会欠款的人（除非你是有钱的人），搞不好会被信用卡压死。这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行提高数额的限制，而在于现在才来“亡羊补牢”是不是太迟了？

刊登于2011年3月28日《号外周报》第523期

行动党在芙蓉“高调问政” （跃马扬鞭）

民主行动党于3月18日在芙蓉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建党45周年晚宴，用意在于唤起党员对这个党有深切的认识，从而了解为何芙蓉是民主行动党的宝地。

选择在3月18日庆祝是因为民主行动党是在1966年3月18日正式获准注册的，而在这之前，这个党的前身是人民行动党。因为自从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后，这个在新加坡注册的执政党就被允许在马来西亚活动。因此在1964年李光耀率领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半岛的大选。虽只象征式派出9名候选人，但已在西马掀起滔天大浪，最终只得蒂凡那一人中选为孟沙区国会议员，也就开始了人民行动党在西马扎根的故事。

讵料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以致人民行动党再也不能“合法”地活动；尤其是蒂凡那的身份更是尴尬。虽然蒂凡那在1965年10月10日已向社团注册局申请注册“民主行动党”，但在未批准前，森美兰的拉抗州议席进行补选（1965年12月），曾敏兴被派参加角逐。他以梅花标志（独立人士身份）一炮而红，当选拉抗州议员（这之中巧合的是行动党在双十申请注册，又用梅花为标志，与台湾的节日和标志有不谋而合之奇，不知有何含义）。就这样，当民主行动党正式成立时，它已拥有一国一州议员。曾敏兴也因此成为党的不二人选的主席，蒂凡那则担任秘书长。

我提起这段往事是因为芙蓉不单是民主行动党的“政治圣地”，也是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的“摇篮”。

当1961年林苍祐正式退出马华公会后，他被芙蓉的同志邀请在森美兰“东山再起”，这是因为他的原马华同志陈世英及郭开东在1959年大选时，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当选森州国会议员，而陈世英更领导独立阵线夺得了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在15席中拥有9席）。这就是说，只要林苍祐点头，则新成立的民主联合党就拥有两名国会议员和控制一个市议会。

果然林苍祐被说服远赴芙蓉建立其根据地（这显然也不让行动党专美于前，而是显示芙蓉人民一向拥有“破旧立新”的精神）。可惜两年之后，林苍祐与陈郭闹翻，于1963年又将民主联合党的大本营搬回槟城（历史后来证明，槟城才是林苍祐的“革命圣地”，也是他出生的地方）。因为这样，才有了1964年林苍祐在“丹绒”重新出发的一役，而在1969年一举推翻了联盟政权，迎来了一个改朝换代的新纪元。

同样地，民主行动党在芙蓉建立其根据地后，就将主力移向雪州、吡叻州和槟城。当1982年大选曾敏兴在芙蓉国席输给李三春后，森美兰已不再是行动党的桥头堡；尤其令行动党伤心的是在往后的日子里，行动党在森州的议员变节与退党是出了名的，虽然行动党的议员数目一向不多，但似乎是每一届都有议员“移情别恋”的。在别无选择下，林冠英在2004年大选前要求森美兰的候选人来个“约法三章”，不准当选后叛变。由此可见森美兰在后期被认为立下很坏的榜样。

未想2008年的一场政治海啸，又让民主行动党“枯木逢春”地找到了第二春，共有10名州议员射进州议会。连同公正党4名及回教党1名，共有15名州议员对垒国阵的21名州议员（其中马华及国大党只各个1席）。只要民联再多拿下4席，就出现新格局了。这种情形让人想起1990年时，民主行动党在槟州拥有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

如今大选的脚步声又近了，行动党锐意在芙蓉展示力量也是意有所指的，除非民联能动摇巫统的地位，否则变天之说是极不容易的。

无论如何，从行动党近些年来高调在森州活动和宣传，也显示着它已把森美兰列为前线州之一了。当然关键是公正党及回教党的表现能否突破？

刊登于2011年3月28日《南洋商报》

在位多久才不算过期？（现代春秋）

砂拉越第十届州大选已拉开战幔而争议性的课题是：泰益玛目在大选后会当首席部长多久？是半届或全届？也没有人知道。 由于泰益玛目在位30年，尚未列出退休的时间表，因此只能姑且接受已75高龄的泰益大多数在中期下车。但若是中途不下车，那就意味着他将做完新的任期，这就是泰益给人留下的印象。 现在我们不妨讨论和探讨政治人物当权多久才合理？就美国来说，总统的任期顶多两届八年，期满后就得退位让贤。 还有中国的国家主席与总理也已规定任期最高十年，期满就得下车。又如其他西方国家也都有期限规定。不过，倒有一种制度是无法限定领导人的任期，例如英国是采取议会内阁民主制，胜出的政党领袖得以组阁，他们可以连选连任，没有下车的时间表。 虽然理论上是没有任期的限制，但实际上当你担任超过10年后，就可能会被党内的同僚或政敌攻击而迫使你“急流勇退”。塔徹尔夫人做了11年的英国首相后就面对这项挑战，不是她做得不好，而是舆论要求换人。结果她不得不在声望如日中升的时刻宣布下台，否则就会被弹劾。同样的，后来的梅杰首相，布朗首相都没有担任首相超过10年的。 这就是说，英国人尽管保留连选得连任的制度，但它的人民是很有智慧和现实的，拒绝领导人“超期或逾期逗留”。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在议会民主制下，如果宪法没有限制任期，那么政治有没有逾期、超期或超龄这玩意儿？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多厉害，你总有“超龄”的一天。这就是说，沿自英国议会制的马来西亚民主政治，还是应该关注领导人的任期不宜过久，更不应该倚老卖老和“永不厌倦”的心态（你不累，平民百姓看了也会累）。比如在位最长的首相马哈迪，他在担任首相22年之久后，也在2003年宣布引退。因为他不希望在背后被人指指点点，而且他也坦言，他若不下台会被人民说长道短的（在位太久了）。 其实，马哈迪已是处于“逾期和超期了”。他也早就应该退休，否则负面的反弹是强力的。 远的不说，就以林苍祐为例。他在担任槟州首席部长20年后，因为没有适时引退，结果在1990年的大选中被拉下马，而遗憾终生。 这就是说，林苍祐在位20年太久了，应该退下来休息。这与林苍祐的“丰功伟绩”是牵扯不在一起的。既然他声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同样激怒选民在那一年把票投给林吉祥而不是林苍祐。一位槟州发展之父竟因“逾期下车”受到双倍的惩罚。对林苍祐来说也是有欠公允的。 事后槟城人民开始怀念林苍祐的好，但已是于事无补，也治疗不了林苍祐破碎的心。 由此可见，一个伟人或政治领袖不论有多大的才华，还得为自己设下服务的时间表，同时要学习放下，不然别人会把你拉下马的。 从林苍祐的事件中，至少让我们看到“逾期”的后果。 因此不论宪法有没有规定，凡人都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让自己在位太久被惹人厌。比较理想的时间可订在10 年内，若情非得已要加长服务5年，那也应该不要再延长另一个5年了。 总而言之，凡人都有局限，包括生命的局限，因此还得接受和承认政治是有退休年龄的，也有逾期和过期的警示，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这样的政治游戏。 这使我想起在黄家定当权的年代，他为马华的领导层设定期限和为担任部长或行政议员提出限期，这都是值得鼓励和健康的。可惜今天没有一个政党发扬这样的精神，也不知道马华这样的规定还生效吗？ 刊登于2011年3月28日《光华日报》

一批重量级文化学者将参加辛卯年黄帝学术研讨会

西部网讯 记者日前了解到，在辛卯（2011）年清明公祭黄帝活动期间，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举办的“黄帝旗帜•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是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据悉，将有一批重量级文化学者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

其中有大家熟知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近代史著名专家金冲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文理学院院士杜维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治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国刚，台湾东吴大学原校长刘源俊，来自新加坡的中华文化研究著名专家郑永年和来自马来西亚的著名文化学者谢诗坚等国内外知名学者。

转载自http://www.cnwest.com 时间:2011-03-07 11:14:22

砂州大选温故探新 （直挂云帆）

砂拉越州大选终于敲定，日期为4月中旬。这符合了宪法规定的期限和程序。

回顾2006年，砂州的第9届大选竟发生前所未有的震荡，民主行动党参选12席，首次胜了6席；人民公正党参选25席，只1人中选，总算没有全军覆没；国民党也只1人当选（参选28席）及独立人士1席。换句话说，反对党加起来不过9席，与国阵的62席比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整个州议会共有71席）。

虽然上届大选显示国阵仍固若金汤，政权未损，但对国阵成员党的人联党来说，则不啻是捏了把冷汗，它参选19个州议席，首次丢了8席。因此本届大选它是在不受看好的情况下“哀兵上阵”的。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土著保守党仍然保住优势，这也是首席部长泰益玛目的政治筹码。在2006年它参加35席全中选，几占砂州71议席的一半。以致来自西马的巫统一直未能有理由东渡（巫统在1994年成功东渡沙巴，至今已是沙巴国阵的领头车，掌控首席部长大权）。

虽然巫统对此耿耿于怀，但它也不急于非东渡不可，毕竟这些年来土著保守党都未太过乖离国阵的政策。不过在另一方面，它爆发了在位太久的争议，造成西马反对党有理由登陆寻求改变。
可是又反过来也因为土著保守党起了折衷与撙俎的扛杆作用，它长期以来被当地人当成“阻挡”西马执政党将权力的鞭子伸入的有效工具。这也是土保党立足砂州政坛的重要基点。

无可否认的，在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前，砂拉越已存在以种族为基调的政党。在60年代初期，如属于马来人及与当地土著合作的国家统一党，后改名为土著党，因为其中的当地土著（达雅族）退出另组保守党。这两个政党在1970年7月的州大选（“513”事件后）赢得了决定性的席位，即土著党12席；保守党8席，在总数48个州议席中占了20席成为龙头老大。

在当时，远在西马遥控政局的敦拉萨（第二任首相）通过预先布署好的战略，促成土著党、保守党及一向标榜左翼的人联党合组成联合政府。这样一来，加上人联党的12席，3党联盟的执政集团共拥有32席，也就推选土著党领袖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

敦拉萨之所以“引进”人联党，一方面要展示马来西亚已不再一面倒向右翼，而是能与左翼政党共事；另一方面则是要阻止和踢开拥有势力的国民党卷土重来。它也在70年州选中夺得12席，一直想与人联党合作气走中央联盟。无奈人联党已自我转变，国民党也成了孤家寡人。

原本1963年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时，联合政府成员由国民党、保守党及土著党和砂华公会组成（没有人联党的份），而由国民党在州联盟中领头。由它推举达雅族的宁甘出任首席部长。1967年宁甘与中央闹翻被踢出局，取代其位成为首席部长的是保守党的达威施里（达雅人）。

只有到了70年代，土著党才探出头来。这个党的成员也包括米兰诺人，阿都拉曼耶谷及今日的泰益玛目都是属于米兰诺族。

值得一提的是：阿都拉曼耶谷自1970年出任首席部长后，便处心积虑地巩固政治地位，乃在1973年促成保守党与土著党合并成土著保守党，而由他掌控大局。就这样砂州的土著保守党后来变成回教徒的大本营，不论他们是马来人，米兰诺人或达雅人等。

当1974年国阵成立时，土保党便是其中一个成员；人联党也列入其中，砂华公会则让路于人联党，逐渐地人联党成为华族的代表政党。

1981年，势力衰退的阿都拉曼耶谷转任砂州元首（直到1985年卸任），改由其外甥泰益玛目出任首席部长。他比起耶谷有更高的招术和政治手段，牢牢地控制砂州政府。就算1987年阿都拉曼耶谷在“明阁事件”中声称已获得半数以上（28名）的议员支持，要罢黜泰益和卷土重来，也被泰益玛目四两拨千斤通过州元首宣布解散州议会重新选举化解掉。在两大阵营对峙下，泰益玛目代表国阵夺得28席，而阿都拉曼耶谷领导的前进阵线夺得20席（其中达雅党15席及砂民党5席）败下阵来。从此泰益政权更加稳固，而阿都拉曼耶谷也不得不甘拜下风。直到2009年，甥舅两人才“化解恩怨”拥抱一团。

然而泰益玛目自2006年再次领导砂州政府后，他的负面消息与新闻此起彼落，从未间断。虽然当年已盛传他将退位，让位于土保党副手，结果是空雷不雨。如今泰益玛目虽有放话在大选后的中期会卸职，但未有明显的迹象在何时交棒？也没有公开宣布接班人选。人人也都不知真相如何。

正因为泰益留下伏笔，也就成为本届砂州大选的焦点和被攻击的对象，但它的负面影响在华社引起的反弹大过原住民。因为目前尚未看出反对党会在土保党的选区取得突破。除了反对党（主要是国民党与公正党对议席的分配陷入僵局还未打破）内讧外，它也不容易深入长屋争取选民支持；更何况当地的州席选民只是在数千名之内，容易被摸清动向。因此反对党要在本届州选中夺下执政权，到目前为止仍未有乐观讯息。

反之在人联党所出征的19个选区，则处于“危险”水平。它正受到行动党及公正党的夹攻。因为行动党的主力放在华人选区，也就对人联党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这是由于自从人联党在2006年蒙受严重挫折后，它的领导层基本保持不变，也没有迹象显示它改变了土保党的施政；反而使到人联党处于尴尬的地位。去年诗巫补选人联党的马失前蹄正好警示人联党必须好自为之，不能再沿用随遇而安的心态迎战了。如果人联这次不幸再失城地，则这个党的未来是前路不明的。

至于在80年代由达雅党分裂出来的民进党与人民党，在上届州选保住势力，仍各拥有9个和8个州议席，不遑多让人联党。但它们对土保党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强势政治。如果它们之间（民进党、人民党及人联党）缺乏互动，也只能成为砂州国阵的星星，围绕着太阳（土保党）转。

总之，砂州近百万的选民要选出71名代议士并不难，难就难在砂拉越究竟要一个怎么样的政治，是一成不变还是一定要变？这就只有留待给砂州选民运用智慧给自己选一个未来，一个足以影响西马政局走向的未来。

刊登于2011年3月24日《东方日报》

是林苍“祐”不是“佑” （天下纵横）

2月26日，《南洋商报》言论版有一则杨欣儒的《林苍“祐”还是林苍“佑”》的评论文章说，林苍“佑”的“佑”字才是正体字，“祐”是异体字。这个字已被淘汰，不宜提倡使用。

我不对正体字和异体字作任何争议，但林苍祐的名字应怎样写才是“正确”的倒是有其原由。60年代，我们写新闻时都把林苍祐的名字写成“佑”。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也就把“佑”当“祐”来用。反正意思是一样的。再说，林苍祐也许不看中文报，记者爱怎么写他也懒得理。只要其英文名Lim Chong Eu不可弄错就得了。

1969年后，林苍祐升任槟州首席部长了。他的见报率大大提高，也有更多的人关心林苍祐这个人。

不知是出自谁的提醒（或是他的夫人或是与他深交的人），我们在70年代就被告知林苍祐的“祐”字是“示”字旁而不是“人”字旁。于是本地的华文报也就将“佑”字改成“祐”字了（至于全国性的报章未必约定成俗跟着改）。这不但是林苍祐的本来名字，也是他本身的意思。
尽管他并不是很在意华文报将“祐”写成“佑”，也不追究到底是正体字或异体字。总之，他的名字是他的父亲给他取的，意即“苍天保祐”（正如李光耀给他的儿子取名为“李显龙”，因为华人以龙为尊，也是为了好意头）。

我之所以在后来知道林苍祐在意他的名字的“正确写法”，那是因为我要出书时，又被他身旁周围的人提醒不要将“祐”字写成“佑”字（我在80年代初期出版《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思潮》及80年代末期出版《林苍祐评传》时就采用了“林苍祐”这三个字）。

本来我还不大相信林苍祐是这么在意的，直到后来我看到林苍祐亲笔签中文名时，他特别强调“祐”的写法（原来他对名字是很执着的）。因此杨欣儒的“佑”是正体字的说法在林苍祐看来是改不得的（似乎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过如今林苍祐已作古，再争正体和异体字已没有多大的意义，毕竟名字只是一个标志；尤其在马来西亚这个英文大行其道的国家，有许多华人连他们的中文名字的写法都不懂。因为他们一生下来就在英语的世界中长大。只有直到中国在90年代成为一个受注目的国家后，许多华人才开始追寻他们的中文名字是怎样写和姓什么的。我曾经问过一些不谙华文的记者朋友，他们说只知道英文名，不知道中文名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如Koh字说是姓高也可以，姓许也可以，无所谓的。这话不假，打个比喻，王保尼的英文名叫Wong Pow Nee，若有人说成黄保尼又何错之有？丁福南的姓叫Teng，邓章耀的姓也叫Teng，在老外看来，还不是同一个姓？

又比如翁诗杰叫Ong Tee Keat，而黄家定也叫Ong Ka Ting，他们可不是本家。

因此华人在马新一带因为“入乡随俗”，不少人早已不知道中文名的存在了。难得林苍祐这么执着，算是对文化的重视。如果我们把他的名字改成“佑”，大概他会不高兴的。正如有的人姓“萧”，不喜欢被写成“肖”；有的人的名字有“傑”字，但不喜欢被写成“杰”字。总而言之，只要无伤大雅，即便是异体字，在特殊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名字上，只要键盘打得出来，尊重使用又何妨呢？

无论如何，我对一些人改名后变得“不伦不类”，佶屈聱牙感到不是味道。有些名念不上来，写法也怪怪，据说是姓名学得来的，竟成了名字。比如我的一个朋友给孩子取“昊”（浩音）名字，一时真不知怎样读，大概是希望孩子在将来比太阳比天还要威。这与“苍天保祐”的林苍祐有异曲同工之妙。

刊登于2011年3月21日《号外周报》第522期

评蔡细历的马华“存亡”论 （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最近频频“高调弹马华”（不是高调问政），先是说马华若不团结在来届大选将去“荷兰”；后是撂下重话说未来大选是马华的生死战，若表现差过308，就可能关门大吉了。
当然蔡细历是借此警惕和提醒马华上下；已经有62年历史的马华正处在十字路口，一边是重生，另一边是“荷兰”。究竟马华会朝向哪里？谁也说不准，但此事也不是马华领导层说了就算。

到底谁说了才算？自然是马来西亚的万千选民，但这万千选民中又有多少是马华党员，真的是可以剖开来点算一下。

首先我们先设定马华有一百万党员（有否活动是另一码事），而在马来西亚的逾千万合格选民中，至少有三百万是华裔选民。这就是说，每三名选民中，或有一人是马华党员。如果按照“凡党员必须爱党，而且不论喜欢与否，一定要投票给马华的候选人”的原则下，那么马华候选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处于有利的地位。

比如马华参选40席，若失10席已是“严重”的事。可是308的政治海啸却让马华连“半壁江山”都不保，只剩下可怜的15席，难怪在去年出任总会长的蔡细历“仰天长叹”。这就是说，马华党员有投票的自由，这与是否党员没有任何关系，确实值得马华领导层反省与检讨的大件事。

因此，我们要问在308 政治海啸后的3年来，马华修补了多少漏洞，又纠正了多少缺点和错误？一时之间我们都没有一把政治尺替马华衡量，只能按时局和市面的“民意”来推敲一下。

既然蔡细历的马华生死论是在大山脚说的，我们就以槟州的“行情”与蔡细历切磋和研究一下。首先槟州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州，选民的性格也是捉摸不定的；尤其是对马华来说，更像天气的“晴少雨多”。马华最辉煌的年代是在1955年的槟州选举，在林苍祐带领下，竟是全胜（这一年只选14名州议员，巫统占7名，马华5名及国大党2名，因为尚未独立，另10州议员由英国人委任）。

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马华在下来的州选举中，其中选的议员数目都无法超越巫统，因为要让位于反对党（华人市区选民自1957年独立后，对反对党有偏爱；尤其是在槟城州）。

虽然如此，在所谓“社会契约”下，首席部长一职一直由马华的人担任，直到1969年民政党崛起，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才出现非马华的首席部长（这个人就是林苍祐）。严格来说，林苍祐原本就是马华领袖，由他出任首席部长对马华也不会太难看。

偏偏李三春就难咽下这口气，找了林建寿（1977年）出任槟州马华主席，直捣龙王庙。虽然李三春最后功败垂成（1982年为林建寿夺权铺路，可惜林建寿阴沟里翻船，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在这之后，李三春急流勇退（1983年），从此不问江湖事。

我提起这件往事是想让蔡细历知道李三春在1969年大选马华失利及“513”事件后，他接过棒子时，并没有说泄气的话，更从来不说马华会去“荷兰”和“关门大吉”，而是韬光养晦地卧薪尝胆。先是在1974年大选后，将两名行动党州议员挖角过来，再拉拢社正党的王裕好与硕果仅存的马华州议员凑成4席，不让民政党“一党独大”。后是在1978年大选后，又再将行动党的两名州议员挖角过来，与马华的3名州议员凑成5席。这样一来，李三春就拥有筹码在1982年的大选用自身的政治前途（移师芙蓉）作赌注，促使马哈迪接受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8席的数目来公平争夺首席部长。

很遗憾地，马华在李三春之后就未曾出现破釜沉舟的领袖，往往都是以和为贵，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来应对党务。

最明显的是在2004年大选后，槟州马华主席就不再由槟州人担任，而是由天将轮流担任。昔日的陈广才，后来的廖中莱及现在的黄燕燕都是部长级的“日理万机”的人物，他们可有时间处理好槟州“错综复杂”的政治暗流？为什么不能像李三春那样大胆起用本地人（巫统也已改由本地人再纳出任槟州主席）来收拾破碎的“山河”？

在这种情形下，槟州马华如何重整旗鼓，也真是尚未看到曙光。蔡细历不必哀声叹息和怨天尤人。他应先勇于作出改革，单靠他个人“高调问政”是不够也是不能让人耳目一新的。

如果蔡细历不希望马华在他手上去“荷兰”，更不要马华在大选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么当务之急是重新整顿各州党务，停止派系排斥，减少党内“敌人”，认真与大胆地提出兴革之道，并要有明确的大方向，告别308之前的悲情政治。一句话，要有李三春的精神，并敢于牺牲个人换取党的荣誉与尊严，才能让老百姓看到马华已是振作起来了，不知蔡细历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1年3月21日《南洋商报》

强烈谴责棺材游戏 （现代春秋）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但我们总是欢呼新生的到来，哀悼老死的消逝。换句话说，尽管人类不可避免地会有生命终结的一天，但几乎每个人都讳忌死的降临；尤其是在尚未死的时候，更不喜欢被人诅咒。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竟恶作剧地用棺材来诅咒“敌人”，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非咒死对方不可。 犹记得很多年前，少说也有30年前，有一间大厦被人置放棺材而引起轩然风波，这在当时也使过路的人瞠目结舌，为何有一口棺材置放在大厦前面？后来此事也在劝解下不了了之。但自此之后，人们对那口棺材念念不忘，也对有关大厦指指点点，总爱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资料。 其实，不论出自任何理由，用棺材来诅咒和反击“敌人”并不高明，也显得很笨拙。孔子不是很早就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说，连我们本身也极不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加诸在别人的身上。试想想，有谁喜欢接棺材呢？而把棺材强行放在别人的家门口，虽能满足自身的发泄；但若反过来，别人也“送”回你一口棺材，你又作何感想呢？ 平心而论，任何的种族，任何的宗教乃至任何的单位都不能容忍将“倒霉煞星”的棺材无端端的放在别人家门口。但如果有人肆意要这么做，执法当局又该如何应对呢？ 虽然我们知道警方有条文可援用来阻止和对付一个人对他人造成的身体的伤害和威胁，但我们不知道警方是否有条文援引来阻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造成心理的威胁与伤害？因为不论是心理上的或生理上的伤害，在一个法制的国家内是不允许某个人为所欲为的，不要以为不是用利器伤害就不构成威胁，毕竟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一旦丧失了道德底线，还自以为是的“洋洋得意”，那就是人神共愤了。 在文明的社会，上天从来没有赐予一个人可以用恶毒的语言和行动来伤害别人，包括敌人在内。例如前些时候有人给女议员送棺材，说是要发泄心中的不满；而近些时候又有人送棺材给议员，似乎是越送越过瘾。对此，我们严厉地谴责这种极不负责任的手段来对付政敌，这是十分粗暴的行为，公然向社会公理和正义挑战，也是任何有良知的人所不屑的。若是政敌就公开和大方地进行理性的斗争，不要滥用与沾污民主。由于这件事倒使我想起中国在2010年又大力提倡反三俗，即反媚俗、粗俗与庸俗的正当性。因为不管在任何的社会里，俗不可耐的行为与言语是提倡不得的，而所谓的“送棺材”就是十分粗俗的行为，绝对不能“姑息养奸”。如果一旦“流行”起来，我们的社会岂不是乱套了？ 即使我们曾听闻明朝的清官海瑞在家中置放一口棺材准备留给自己，那是因为他知道公正不阿的办案必然遭致报复，而提早为自己作好准备，以表明他的不怕死，不是用来诅咒别人和自己。 同样的，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的名言说准备好一百口棺材，其中一口是自己的，用以表明反腐反贪的决心。这是要警惕贪官污吏，也说明他绝不手软，即使搭上生命也在所不惜。 然而这两段美丽的故事是与恶作剧的送棺扯不上关系。前两者显示清官的不畏强权和不怕死；后者则暴露无聊的人在玩最无聊的政治低贱游戏和把私欲的满足建筑在其他人痛苦的身上。别以为群众不会看在眼里，怒在心里。 虽然对现代人来说，棺材每个人都会用到的，但在人的生前一般的社会习俗是避忌的，我们也应对其他人尊重和具有敏感度，不可随便践踏人类的尊严，到头来也只是自取其辱。我们就不相信，马来西亚这么多法令，竟没有一条可以防范于未然或阻止一个人不受法律约束来贱害他人的心灵？ 也许是时候展开一场反三俗的运动，以洗涤某些人的心灵深处的污秽，还社会一个明朗的天空。 刊登于2011年3月21日《光华日报》

人类的天敌—地震 （直挂云帆）

2011年3月11日，日本再次发生历来最大的地震海啸，震度竟强烈到8.9级，已成为百年来的最大灾难之一，可能列为榜首。

虽然从媒体最初的报导没有太多的人命伤亡，但事后竟发现有许多人不见了。较新的消息说或有6万人已死亡，其中包括宫城县传出一万人失踪；岩手县也有一万人失踪和有山田町近二万人下落不明。

最为令人忧心忡忡的是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3号机组发生第二次爆炸，而在较早前第一核电站的1号机组也发生爆炸。这种核辐射外泄所造成的危险将危及人类的安全。因此有逾数十万人外逃已是预料中事。

在日本的20个核电厂中，如果有几座因地震或海啸经不起冲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人因此质疑核电厂的兴建是不是安全的？在世事无绝对下，也没有人会提供100%的安全保证。

很显然的，日本是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核电厂成了它不可避免的发展，否则将无法走在科技时代的前头，但科技的进步也会带来不幸。比如这次的地震海啸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如果连如此高科技先进的日本都对自然灾害束手无策，那么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是只能“坐以待毙”。难怪日本首相菅直人形容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面对的最大危机。

根据史书记载，世界上最大的地震发生在1960年5月22日的智利，震级达到8.9级。换句话说，日本这次的8.9级乃至9级的地震应该算是甚为严重的灾难。由于事前并没有迹象显示海啸发难，蒙受的损失也就无从估算了。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在1995年正月，地震曾摧毁了日本的沿海城市神户，震级为7.3级，称之为阪神大地震。虽然震级比不上今日的8.9级，但顷刻间拥有逾百万人口的神户竟然有6500人丧命，受伤者2.9万人，无家可归者近30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仅神户一地的重建费就高达2500亿美元。由此可见，地震是最大夺命的杀手。

虽然自此之后，日本提高了防震意识，也在建筑构造上加强巩固，而有人因此以为日本已通过高科技有效地降低自然灾害的侵袭；可是也不过是16年的光景，日本再一次向“天”低头，简直是防不胜防的。

其实所谓的天灾人祸，能够预防的意外是少之又少的，不能控制的占大多数。而我们常说的“人定胜天”也言过其实，毕竟有许许多多的意外是无从探知的。

就拿近些年来的大地震来说，它是不分国界也不分对象的，只要地球的内层发生变化，任何的危难随之发生。例如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中国唐山的大地震，原本与政治无关，但因为当时中国刚巧处于政治敏感期，也就给唐山大地震增添神秘色彩。

在那一年的正月，中国总理周恩来逝世，政局进一步震荡，于是发生天安门清明节悼念周恩来的示威游行，直冲当权的“四人帮”；后者也就通过毛泽东的拍板撤消复出工作的邓小平职务，整个中国政局处在暗流汹涌中。

任谁也没有想到，唐山的7.8级地震给中国政局带来“劫后新生”。它的经过是这样的：根据纪录，唐山大地震几将这个城市夷为废墟，死亡人数逾24万人，重伤16.4万人，倒塌民房53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被列为20世纪地震死亡人数的第一位。

因为中国仍处文革期，拒绝外援，全靠人民解放军及民间的力量进行拯救。在这方面，中国人民的抗灾精神不逊抗日和抗美的精神也赢得口碑。

在这之后的同一年9月9日，中国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顿失去支柱。未及一个月（即10月6日），“四人帮”一网成擒，从此中国晋入了一个新的年代，史称邓小平年代。

显然政局的变化是与唐山大地震无关，但吊诡与巧合的事件竟然发生在“人心浮动不安”的年代，任谁也无法解释清楚。有人说这是“天”要收拾“四人帮”的征兆；也有人说这是“天”在发怒，让中国人民雪上加霜，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不论哪种说法，它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只能解释成“无法控制的自然天灾”。至于它是否促成中国政局的转变，那就是各有解读了。

总而言之，唐山地震造成的悲剧还是不能防范于未然，人们只能够相信大天灾不会再在唐山发生，但谁又想得到在2008年，也就是唐山大地震的32年后，地震再次在中国肆虐，这一回是发生在四川省的汶川，时间是2008年5月12日，震度高达7.9级，破坏的地区超过10万平方里，肇6万9千人死亡，37万人受伤及1万7千人失踪。

不过这一年的大悲剧与32年前相比是大不相同，除了中国军民发挥高度的救灾精神外，也接受国际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充分地反映出人道主义精神普遍存在地球上，正所谓“一方有难，八方驰援”的国际精神表露无遗。

当然中国的两次大灾难比不上2004年的印度洋大地震，这宗无法想象的天祸是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震级先是8.5级，后来提高至8.9级乃至超过9.0级，受影响地区之广，前所未有，包括14个国家，以东南亚、南亚地区灾情严重，尤其是印尼及斯里兰卡。据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9万人，其中1/3是儿童。

马来西亚是被轻微波及的国家，虽然只有68人死亡（其中38人来自槟城），但它所造成的恐慌已使马来西亚人民如惊弓之鸟，深怕海啸袭击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我在事后曾到浮罗勿洞了解实况后，被当地的渔民告知当天有一群人在海难上被大浪卷走。按照他们的形容这巨浪翻滚而来时，煞是好看，但转眼间就把人及财物给吞噬了。

无论如何，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也从日本的地震海啸中看到人性光辉的一面和人性丑陋的一面，但谁又会知道下一个悲剧会落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人类穷无限的精力仍无法解答的迷惑与攻克的难关。有什么比天灾更可怕的威胁呢？

刊登于2011年3月17日《东方日报》

卡扎菲的女保镖 （天下纵横）

目前正在生死存亡苦苦挣扎的卡扎菲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十面埋伏中，看来他要避过这一劫难并不易，即使他日后有幸活了下来，他的江山肯定要拱手让出。这是中东国家今年正月以来掀起茉莉花革命后所意想不到的结果。 除了利比亚和其强人卡扎菲连日来成为媒体的焦点外，另外一个“特征”也是让人无法理解的，那就是卡扎菲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众多“武功高强”的女保镖。这批女保镖不是供养在他的身边和所住的地方，而且是被安排陪同卡扎菲出国访问并担起保安的工作，看来不是花瓶的摆设。 为什么卡扎菲对女保镖情有独钟？这得从他在1969年革命成功后说起。初期他是热衷于社会主义的，但后来他又反对共产主义。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反共的基础上。 1976年至1979年，卡扎菲先后出版他的著作《绿皮书》，共三卷。除了提出世界第三理论（即以利比亚为典范，变成人民的天堂，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号，故而称之为第三理论）外，也在1978年批准创办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他认为解放妇女可从利比亚开始，而他要做到的是全民皆兵，巾帼不让须眉。 因此当这间女子军事学院在1981年举行毕业典礼时，卡扎菲疾呼妇女起来反抗压迫，摆脱封建的桎梏，更主张女人不要蒙面纱，也得以和男人公开说话。他要解放阿拉伯的穆斯林妇女。 正因为利比亚推行的是独立与怪诞的政策，它与美国的关系不断恶化，乃至一度剑拔弩张的对峙，而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之一。卡扎菲的“狂人”之名也就定了型。直到2003年后，双方关系才告缓和与恢复正常。 这位狂人也曾扬言要发动圣战抵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入侵，号召人民用鲜血书写解放宣言。 与此同时，为配合军事学院的成立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卡扎菲在1981年开始建立起“女保镖”系统。由于人数越来越多，引起媒体的关注与好奇（她们都是这间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来自中东各国）。 根据中东问题专家时延春的《中东风云人物》一书中有交待卡扎菲的女保镖的任务。例如1982年卡扎菲访华时，卡扎菲随行人员共用两架专机飞抵北京，其中有一架包括卡扎菲的一群女保镖在内。 “当卡扎菲进入人民大会堂时，这些女保镖一下车就拼命往前冲，自动散开站据最佳位置。这些女保镖一个个长得有秀气，体格强壮，身着绿色军装，英姿焕发，光彩夺目。” 时延春说，按照卡扎菲的思路，他不断强调利亚人民必须被武藏起来，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妇女也不例外。 因此卡扎菲说，他带这些女保镖到中国，并要求到外国场合亮相，其目的不是为了警卫，真正的意图是进行宣传。 在这方面，当时延春于1992年来到利比亚担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时，他对女保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透露其中一位女子既是女保镖，也是女秘书和女礼宾司，一身兼数职。 有一回卡扎菲乘着敞篷汽车到某地观察，在车子的两旁就有女保镖护驾，但她们不是坐在车内，而是紧贴在车的两旁跟着车的速度跑，以保护卡扎菲的安全。 2007年，卡扎菲应法国总统萨科齐邀请，就带了30名贴身女保镖同行（全部有400人随行访华）。这些寸步不离卡扎菲的女保镖，虽不是国色天香，但仪态端庄，不失女性的魅力，也有军人的气质。 今天在面临国内人民起义下，卡扎菲已是自顾不暇，一些护士开始撤离，但未提及女保镖，不知她们是在身边站岗（最后一岗）？或是已转移其它安全地方，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在对峙当中，卡扎菲已是众叛亲离，他到底还能支撑多久？也一时看不出来。无论如何，他的日子已不多，毕竟螳臂当车的结果是自取其辱和自讨没趣，连女保镖也自身难保，又如何保得住卡扎菲立于不败地位呢？ 刊登于2011年3月14日《号外周报》第521期

停止标榜种族政治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因而当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发生后，几乎所有的政治评论家或分析家都感到愕然，为何一向以来被华人“排斥”或“抗拒”的回教党再一次成为大赢家？竟能在反对党执政的5个州内，有三名州务大臣是来自回教党的。

另一方面，时评人也十分惊讶地发现行动党的候选人也获得马来人的支持而在混合选区胜出；尤其是公正党候选人纷纷在混合选区探出头来，包括在马来人占较多数的混合选区胜出。

正因为选民投票的倾向对反对党有利，所以反对党破天荒地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上崛起成为新兴势力而光芒直逼执政多年的国阵。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欢呼选民抛弃了种族政治，公开且毫无遮掩地称赞种族政治已走到了尽头，对马来西亚的未来充满了新的憧憬。

自此之后，我们也一下子又看到已信誓旦旦的“老死不相往来”的行动党和回教党，又因安华的牵线再次合作，更组成“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取名为“民联”。这是308之前想都不能想的组合。也因为这个民联组合掀起了热潮，让安华拔了头筹。他决定在2008年8月引爆第一场补选。在气势如虹下，安华以最大的热门再次“登陆”国会，且成了反对党领袖。“两线制”因安华的架势十足，似乎已形成大马未来政治的走向。在那个时候，不论是执政党（国阵）或反对党（民联），在争夺峇东埔国席上，都不能明显地以种族作为投票的指标。也不允许用种族政治来争取选票。比如巫统的阿末依斯迈的一句“寄居论”也终于让巫统付出代价。被安华以超越15000张多数票胜出，到后来巫统又不得不对阿末依斯迈采取纪律行动。这说明了种族论调已不符合潮流。

因此，我们不必惊讶，在2009年3月的两场补选更进一步显示种族政治已非补选的主要课题。例如吉打的武吉士南卯州议席（由公正党的印裔候选人出征）与吡叻的武吉干东国席（由回教党派出前吡州务大臣尼查守土）的补选期间，竟然首次出现回教党人与行动党人站在同一阵线拉票，且各自的党员和支持者交换印有党徽的T恤、帽子和交换党旗挥动；更有年轻的摩托车队展示三大民族的合作，插上三党的党旗“招摇过市”，真让人感觉到世道变了，变得不可能的事也化梦成真。

当时，我们也没有听说国阵在计算华人票会回流多少；民联也没有评估会拿下多少华人票，彼此都是一条心地以胜利为鹄的，不分彼此地争取出线。结果由民联双双抡元，又是一片的赞美之声，歌颂选民成熟，不以种族为导向地作出“明智的选择”，使到两线制有巩固的趋向。

当时有人这样评论，如果国阵的巫统、马华与民政也像民联成员党那样“水乳交融”地互换T恤、党帽与党旗，那么马来西亚肯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与多元政治的格局。

然而曾几何时，踏入2011年的三场补选，政治宣传的调子走样了。

这边厢民联感觉到马来票和印度票有回流国阵迹象，因此寄望华人票增加流向反对党，比308的得票来得更高。甚至连回教党也有这样的希望。这是异乎寻常的政治谋略，毕竟回教党应该争取更多的马来票，而民联在整体上应争取各民族支持反对党才对。遗憾的是，从登嘉楼的丁能州议席到马六甲万里望州席和彭亨吉道州席的补选只有马华和行动党在华人票数上大作文章。这种不切实际，又以种族政治争功的策略也引发马华与行动党的口水战，实在是开时代的倒车，徒让种族政治再次抬头。

退一步来说，即便华人一面倒地投向其中一个阵营（或国阵或民联），便能左右大局吗？答案是不能，因为华人在三个选取所占的比例分别是39%、21%及5%，没有超过半数的，是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倒是选举结果分析年轻选民流向国阵是值得民联剖释和注意的。

无论如何，我们反对种族政治在有意无意间被强调和摆放在政治角力战的主要位置上。在民主制度下，任何候选人只要胜多一票就是胜利者，不是以种族的得票来分胜负的，因此马华也好，行动党也好，请停止用种族的眼光来自我标榜；马来西亚的政治朝向种族主义滑下去是不健康的，也危及两线制政治的正常发展。

刊登于2011年3月14日《南洋商报》

马华离“荷兰”有多远？（现代春秋）

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在2月27日庆党成立62周年的集会上疾呼马华上下团结一致，否则马华将会去“荷兰”。因此他形容来届大选是国阵的生死战。 身为党领袖为马华把脉而搁下重话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黄家定在去年马华重选时这样说：“马华都要关门大吉了，你还在这里悠哉闲哉！”于是黄家定又“忍辱负重”出山来收拾残局。结果是出师不利，折翼而归。 虽然黄蔡属于不同派系，但他们的说得很明白：马华在308政治海啸后前路不明，如果再不振作，那将是“夕阳西沉”了。 说实在的，每个人都知道马华在3年前面对的打击是空前的，比起1969年的大选的那一场风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69年，马华国席剩下13个（参选33席），与行动党打成平手（行动党崛起夺下13个国席）；加上槟州议席归零，首席部长职拱手让给民政党的林苍祐，使到马华士气十分低落。不过在当时陈修信并没有像蔡细历或黄家定那样悲观为马华“准备后事”，至多只是说气话：“马华既未获得华社支持，决定不加入内阁。” 当“513”事件后，马华又改变初衷，声称勉为其难进入内阁（虽然同意暂时返回内阁出任特别任务部长，但没有订下退出内阁的时间表）。这个时候，陈修信不是消极“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谋求马华的壮大和重整，并寻求党赋予总会长更大的权力。 因此，当1971年恢复民主，撤消紧急状态后，马华第一时间就发动和号召华人大团结，一时风起云涌，激发了华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用以回应巫统署理主席兼副揆依斯迈对马华的揶揄和挖苦。 伊斯迈是于1971年1月15日在新山说：“如果马华公会及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那么巫统唯一的途径是与这一两个联盟伙伴拆伙。” 当然依斯迈也是说气话，不是真的要赶走马华，只是他无法“忍受”马华在华社“备受冷落”。果然陈修信的华人大团结运动这一招管用，一下子又把华人凝聚在一道，也塞住依斯迈之口。 可是这一边厢陈修信借华社为马华“照亮未来”，另一边厢又与华团闹分裂，弄得马华在华社的形象明亮不起来。 当然，陈修心也因运用政治手段和策略得当，使到马华重返内阁（因为华团运动搞的就是支持马华留在政府内）得到合理化。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胆”提出马华退出政府，而且也没有人愿意退出政府，将好处让给国阵其他成员党（主要指民政）。 正因为马华在国阵内多了一个潜在的“劲敌”，以致马华在“513”之后更加战战兢兢地面对挑战，不容有太大的闪失。也许最让马华痛心疾首的是1990年的大选竟又再一次在槟州议会全军覆没，包括力争出任首席部长的曾永森也在这一年的州议席选举中败落（这一年也正是林苍祐被林吉祥拉下马。如果马华保住其9席优势，说不定首席部长又归回马华，可能不是由许子根接班成为首席部长）。总之，所幸在国会选举马华尚保住18席（行动党20席），不至于输得太难看。就这样，林良实的领导又得到巩固。 最使马华振奋的是1999年的大选，它不但在国州选举中漂亮胜出，让行动党重挫，而且帮助马哈迪继续稳住政权（这一年，回教党因安华效应夺下登嘉楼州政权，保住吉兰丹州政权，又在国会唱丰收，拥有27席）。马华在这方面也算是立下大功，照理说马华在“论功行赏”下会增加内阁部长职位，可是它依然故我。从独立前到今天，它还是只有4名内阁部长，然不容否认的是其重要性比不上陈修信的时代（那时马华拥有财政部长和工商部长）。 这件事倒是可以问时任总会长的林良实，为何未获增内阁部长。另一方面，令人吊诡的是这一年马华与民政争做首席部长。因为有两名民政州议员退党表明支持马华，造成马华以为机会来了，到头来这场“春梦”还是给马哈迪打散了。他仍然属意由民政党人担任首席部长。 马华这跌跌撞撞走来，总算在“513”后营造“不败”纪录，未想竟在2008年的大选中遭遇空前的挫折与打击，只剩下15个国席（参选40个）及31个州席（参选90个）。 在承担责任下，黄家定比陈修信更快地交出领导权，因为他不想被历史列为他是带领马华走向“荷兰”的“罪人”。遗憾的是，他的急流勇退和翁诗杰的“时势造英雄”也未能给马华一个明朗的天空，而是内讧不断，到后来是马华“三雄”在“荷兰”路上来一个火并。这一场三角战是蔡细历胜出，但马华的势力还是“三分天下”，也难怪蔡说马华不团结就去荷兰。 由此可见，马华已越来越让领导层担心又向荷兰跨前一步，因此才有蔡细历的去“荷兰论”？ 但平心而论马华去不去荷兰与马华团不团结并非是关键的。1969年马华没闹分裂，结果输得不清不楚。2008年，黄家定领导下马华也未公开决裂和吵吵闹闹，结果还不是差点去“荷兰”？ 由此可见，马华是否去“荷兰“取决于华社（选民）对马华的立场与支持，而不是党员的团结与否。固然团结底下好办事，但不吵架和不分裂并不是胜利的保证。胜利的决定权在老板（选民手里）。只有选民可以决定马华的未来和命运。 换句话说，马华要切断通往“荷兰”的路很简单，那就是敢于站起来说真话，做应该做的事，告别软弱的年代，敢于向强势据理力争，维护正义与公理。这远比“三个议程”（保有现状：恢复议席和提高马华在国阵地位）更为重要。因为蔡细历的三个议程只是主观的愿望，不是出师表（改革大纲）。因此重要的是，他用什么方法和新思维来取信于民认同马华已是脱胎换骨了。 刊登于2011年3月14日《光华日报》

回顾3年前的政治海啸 （直挂云帆）

转眼间已是308政治海啸的3周年，回想3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勾起无限的回忆。

2008年的大选期间，我参加和主持过几场的辩论和演讲会。

第一场是NTV7在槟城举办的现场直播。我们三位演讲嘉宾跟着主持人李晓惠的“步伐起舞”。那是一场针对槟州大选的座谈会，我在当晚比较大胆地预测反对党会有较好的表现，因为人民有求变之心。

刚好在那个时候，民政党突然提出“再转变”的口号。有人问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答不上来。后来查问民政党的所谓知情人，他的答案是“好戏还在后头”。这一下子我更抓不住头脑，也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讵料很快地这口号让行动党“抢了过去”。在“再转变”的下面加了另外三个字“投火箭”。就这样的四两拨千斤的轻轻一笔，整个原意变调了，变成了行动党的“彩头”。

后来我又通过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主办了三场的演讲会，第一场是行动党的秘书长林冠英，那是在2月份的事。当时连他自己来不来槟城竞选也还没有定论，只说迟些再决定。由于行动党一连三届只有一名州议员（1995、1999及2004），因此林冠英不敢求多，只要求选民让五六支火箭再射进州议会。

后来情势有变，也不在他掌控中，但他怎样也没有想到有利的局面一直向他靠过来。

第二场是邀请公正党顾问安华依布拉欣担任嘉宾，安华从他参政说起到他对巫统创办人拿督翁的崇拜而后为什么他要组织新党与国阵较量。

在当时安华已是一无所有，不再是国会议员，而公正党输到只剩一个国席，但他的乐观精神倒叫我意料之外。他甚至大胆地预测反对党会拿下5个州政权，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不过他预测的5个州在数目上倒与后来真实情况相吻合，只是他算沙巴会变天，结果没有；他算登嘉楼也会变天，也是没有，而他没算到的吉打和吡叻确实变天了）。

除此之外，安华说他有信心反对党可以夺取1/3的国会议席。这样的乐观是连行动党也不敢相信的（结果选举成绩接近安华的推测，许多人对他的猜测如此地与事实接近也无法理解和消化）。

第三场的嘉宾是民政党代主席许子根，他也是槟州首席部长。因为他的上京（提名参选国会）引来大批传媒要知道新的槟州首席部长是何人。民众之关切是由于传闻首相阿都拉似乎“钦点”民政的邓章耀接班，也就追问许子根有否其实。这个问题许子根最难回答，只以“定中有变”来回答，但没有点出谁是真命天子，一直让老百姓揣测。

另一方面，也因为许子根的“定中有变”（原本是属意丁福南的，现在可能由黑马邓章耀脱颖而出）这句话，到后来引发丁福南与李家全搞不清楚实际的情况而向许子根问个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下，许子根只好宣布选后再定夺首席部长。

然而改变和扭转整个局面的浪潮是在3月6日卷起的。这一天晚上行动党在槟城有一个是它创党以来的最大集会，逾5万人麇集在大草场表达了对反对党的支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竟有约40%的年轻人自动响应号召，穿着红色T恤参加群众大会。那黑压压的人群万头攒动，显示着一个新的局面即将诞生。

果然不出所料，反风已从北吹向南，但止于中马，否则变化更大。

我在3月8日的早上投票后，就开始准备到吉隆坡，因为我答应NTV7和八度空间参加大选成绩揭晓的点评。

当我在傍晚时分抵达电视台时，我已被告知反风大起，实在太强烈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所有的所谓政治分析员或评论员的眼镜都跌破了，没有一个人看得准，包括我在内。我最先得到的消息是槟州再次变天了，从朋友在开票中心传回来的消息是另外的一面倒，全部倒向反对党，又是1969年大选的翻版。

当我坐在电视台面向观众对选举结果作出评论时，个个发言者的情绪也高涨起来。

我较迟又惊讶地从电视台内获知除了槟州之外，另外3州也变天了，那就是吉打、吡叻和雪兰莪；加上吉兰丹原本属回教党掌控，共有5个州落入反对党手里；而且反对党也再一次打破国阵在国会的2/3席位的优势（1969年大选是第一次）。

那一夜，当我离开电视台时，已是凌晨2点多了，我与同事走向一间餐馆用膳，少数客人在观赏足球，街道上冷冷清清，车辆疏稀，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切如常。

但实际上雪州已变天了，就这么在平静中渡过不平凡的一天。那个晚上我的心情是澎湃的，因为我又再一次感觉到民主政治的微妙，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改朝换代，不必经过流血，也不需要革命。大概民主的真谛就是在你不在意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改变，308的政治海啸就是这么突如其来的。

如今经过3年的磨练和考验，反对党阵线组成的民联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它们从反对党跃居执政党；又因议员的离心出现背党事件，也弄垮了吡叻州政权。

还有今年的3月6日，也是两场补选。这一回全让国阵拿回彩头，民联反击无力。与3年前的3月6日的意气风发又有强烈的对照，不知是流年不利或是反风停止。在过去的16场补选中，国阵也在后来追上，8比8打成平手，不再让民联专美于前。既然形势有变，又再有利国阵，纳吉怎不“乘胜追击”呢？因此，大选在今年9月以后举行已是越来越让人相信真有其事了。

刊登于2011年3月10日《东方日报》

林建材访谈录

本文是著名左翼领袖林建才于2006年接受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拿赌谢诗坚的专访，以下是访谈之摘录：

谢●谢诗坚
林●林建材

林律师说当初他会被抗日分子抓（1941年杪）是因听BBC电台而受累，抗日分子认为他散布谣言，就把他捉关了三天。

谢：后来谁保释你出来？

林：我被放出来是好运气，当时我踏着脚车，听广播电台说，联军开始解放意大利。日本宪兵头子向广播电台求证，证实我的消息是从电台听来的，不是散布消息，就释放我。
【林建材律师被释放后，便去父亲的升旗山别墅避难。在日本统治槟城3年期间，他一直在日本的三菱烟业公司当书记。日本投降后，1945年林建材即到新加坡去，在其舅父菲立何亚林的律师楼工作，但没有领薪水。】

谢：你到了新加坡，与当地的知识分子，组织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当时你们的想法是要做什么？
林：我曾经问舅父，他肯和几个印度人讲述印度的事件，为何不肯说马来亚的事件，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政党，要求争取一个自治的国家。

谢：你们在1945年12月成立了马来亚民主同盟，并提出宣言纲领，但后来英国殖民地政府则说你们跟马来亚共产党的纲领很接近，你有什么看法？
林：马来亚共产党的纲领跟我们不相同。它们要争取的是一个共和国的独立国家。

谢：当时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受英文教育比较多？
林：我们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而且倾向英国工党。

【当时英国是工党执政，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马来亚民主同盟也采纳英国工党的模式，但当时马共的势力非常的强大，马共要成立一个统一阵线（United Front），想通过这些知识分子来成立一个政党，然后实现某一些独立自主的步骤。当时余柱业已是马共的代表。】

谢：当时你们成立马来亚民主同盟，英殖民政府说马共分子已渗透在里面。1946年，你们的党内经过何亚林等人的反对，要党内的共党分子退出。这些共党分子虽然退出，但英国政府还是不相信，认为马来亚民主同盟已是被马共渗透的一个政党组织，你对这个说法有何看法？
林：这是不正确的说法。我们的领袖是何亚林、John Eber、我及林丰美，我们4人都不是共产党，在陈平的回忆录中，也证实林丰美不是共产党。英国说他是共产党，其实他是英国Pacific Union的会员，这是一个反对战争的组织。

谢：你们在1945年成立，1946年面对许多问题。政府也对你们采取怀疑的态度？
林：1946年英国支持我们，英军政府有写信给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合法的政党，也批准他们的公务员及市政府的成员加入。

【在1947年，马共产党还继续活动，可是1948年6月20日英政府宣布为非法的组织。在这之前，有人告诉菲立何亚林，他可能会被捉，就在马共党在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前，马来亚民主同盟便已自行解散。】

谢：1946年，有人提名你做总秘书，你为什么拒绝？
林：我不想出面。

谢：何亚林把马来亚民主同盟解散后，1948年至1950年你做什么？
林：1948年3月，我离开新加坡到英国读法律，1949年学成回来。

谢：你返回新加坡时，情势很紧张，你为什么要回新加坡做律师？
林：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就要到新加坡去长住。新加坡情况当时比槟城好。

【林建材于1949年回到新加坡，在政治上并没有公开活动。但在1951年，英国政府把许多政治分子捉去。包括：约翰伊伯（John Eber）、马来前锋报的总编辑沙玛依斯玛及邓博士等。当时菲立何亚林并没有被捉，而林建材则得逃跑。】

谢：1949年你从英国回新加坡，又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为什么要捉你呢？
林：政治部有情报说，我是抗英同盟的会员。抗英同盟在英国人的眼中是马共的外围组织。林清祥承认他是抗英同盟，但不承认他是马共成员，这之中也引起很大的争论。

【当时听到风声紧要捉他，林建材便东躲西避，跑到很多地方，包括在大山脚，最后在1951年逃到棉兰去避难。等待时机才返回马来亚。在印度尼西亚住了将近1年，那时苏卡诺政府有点排华，当地朋友劝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乘船去香港。英政府不准船靠岸，船只好转向广州。】

谢：你身为受纯英文教育的律师，当时中国刚解放，很多条件并不适合你，你在广州落脚（1951年），你如何去应对？
林：那时候情势很危险，如果我告诉他们，英政府捉很多人，我只一个人跑出来，他们一定会怀疑我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3个月后，林建材上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工作，身份是外国人专家，所有来自苏联、德国或日本的外国人皆是专家。】

谢：你曾写过什么书籍？
林：在中国期间，我曾撰写一本有关杭州的旅游宣传手册。在杭州住了几个星期，有关书籍也以多种语文出版。

【新加坡前首席部长林有福是他的老朋友。当年林有福在新加坡担任全国文员职工会主席时，他曾经协助他组织工会。林有福是位速写的高手，每分钟可以写145个字，后来他也参加劳工阵线，但没有加入抗英同盟。】

谢：可以说出你和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的关系到怎样的程度呢？
林：林有福在1956年担任新加坡首席部长时，基于朋友的关系他叫我回新加坡。当时我是通过朋友询问林有福，我在香港可以回来吗？他说可以。年底时我就从中国来到香港，准备有机会就回新加坡，1957年，终于回到新加坡。

【当他回到新加坡就被英政府扣留，过后林有福告诉他，虽然他是首长，但新内安权力仍在英政府手中。】

谢：既然林有福没有这个权力，为何又叫你回来？
林：他以为英政府不会反对我回来。但鉴于我是英政府的黑名单人物，结果被关了3个月，身为首席部长的林有福也爱莫能助。还好我最后向当局上诉，结果得直，虽然被释放，但却限制居留在新加坡，不得离开新加坡。在新加坡期间，我开始在我舅父何亚林的律师楼执业，后来自己开设律师楼。

谢：你也被东姑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林：马来亚独立后，即1957年9月从香港返回新加坡被捉后，东姑在同一时候也宣布我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但出乎意料之外，1961年东姑派政治部人员，秘密从新加坡带我来吉隆坡会面，当时除了我与东姑之外，还有敦拉萨，东姑告诉我不要回来槟城。根据政治部的情报，毛泽东叫我回来，跟林苍佑合作，以推翻东姑。东姑告诉我，他并不相信政治部的说法，但劝我最好不要回槟城。我以笑回应东姑。如今想来，不禁哑然失笑。

【在会上，东姑也问他，毛泽东是否控制90巴仙的中国，他回答说：是。东姑再问：如果毛泽东叫他的军队攻打台湾，他们将会100巴仙听从吗，他回答说：会。当时，东姑曾告诉在旁的敦拉萨，我们应该承认中国，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在旁的敦拉萨保持沉默。但后来，东姑要承认中国，内长依斯迈医生（前者亲英，后者亲美）则反对。】

谢：当你回到新加坡，变得如何？
林：回到新加坡时，李光耀已上台。我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但还是保持抗英同盟的会员，是名左派的律师。在新加坡从事政治的过程中，我从未与李光耀打过交道，因为本身并非同是莱佛士的毕业生，但曾经有一次在马六甲街，与李光耀有过一面之交，李光耀也知道我是谁。

【1962年林建材获准从新加坡回来马来亚，但被限制居住在怡保。怡保有位著名的律师达斯因心疾逝世，其律师弟弟找他协助。在怡保居住及执业直到1978年，才获准返回槟城。】
谢：你和林苍佑的交情如何？

林：我与林苍佑谈不上有何交情，鉴于政治部的错误情报，把我与林苍佑牵连在一起，但我从未与林苍佑在政治上交往，也没有参加过林苍佑创办的民主联合党及民政党。

【林建材律师感到最大的欣慰是，过去他的政治理念已鼓起人民对政治的醒觉，它像一阵烈火，横扫全马。当时的政治信念，如今已开始开花结果。他认为一生参与政治活动，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正确的，而且毫无遗憾。要他为自己打分，林建材律师笑而不答，不愿为自己打分。】

邻家三姐弟—林碧颜、林建材、林建寿

对林建材律师进行专访后，我突然发现一个峇峇家族竟然孕育出三位左翼精英而有些不可思议。而他们的父亲林清渊律师也曾是一名立法议员（英殖民政府委任的），堪称政治世家。

先谈比林建材大4岁的胞姐林碧颜律师。她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位女律师，自1954年起即担任教总的顾问。当1961年林连玉接获当局要取消其公民权的通知书后，林碧颜就主动地为他的事件东奔西跑，并不遗余力地通过法律程序力抗到底。

林连玉回忆录有这么一段：“我的案共有六名律师要义务辩护，最后决定交给林碧颜律师办理。而林律师对我这案所花的精神，恐怕是她从未有的；甚至亲自请来林苍佑及朱运兴为他作证。”

更令林连玉感动的是，林碧颜是免费为他效劳的，一分钱也不收取。可 是十分过意不去的林连玉后来硬硬把五百元放在林碧颜的办公桌不辞而别。当然林连玉案件也划上句号。

1964年，原为劳工党党员的林碧颜参加国会大选，碰上马印对抗，结果身为社阵候选人的她输了。70年代她受敦拉萨委为驻南斯拉夫大使，直到1980年退休。

林建材（1919年生）则是他们家族中最早介入左派政治活动的一位。他在1945年即参与组织“马来亚民主同盟党”。1947年参与左右派组成的大会，通过人民宪法十大原则，以抗拒英殖政府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用以取代巫统反对的“马来邦联（Malaya Union）宪制，结果功败垂成。不久之后马来亚民主同盟党也自动解散，因不堪被英国指为是共党渗透。就这样林建材于1948年再回到伦敦剑桥大学考取法律学位（原本在1941年已取得文学士学位）。

1949年学成返新加坡，介入了抗英同盟活动而在1951年被追捕，辗转到了中国，一住就是6年，直到1956年才回到新加坡，但被限不能参加政治活动。1962年获得东姑阿都拉曼批准回到马来亚，被允许在怡保执律师业，不过已脱离政治活动。延至1978年才回到槟城执业而在2000年退休颐养天年。

当林建材不得参加政治活动时，他的弟弟林建寿（1922年生）则在1957年参加劳工党成为中委，且在同年积极参与起草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纲领。1959年在社阵旗帜下党选国会议员，州议员乃至市议员；进而在60年代初取代陈朴根成为社阵总秘书。风头之健，在反对党中，傲立群雄。然而在60年代中期，斯人独憔悴，失去在劳工党的主导权，而社阵也已告解散（1966年）。

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领导罢市，抗议货币贬值。林建寿被短期扣捕，被释放后的林建寿意图重组劳工党无功而返。1972年劳工党正式被吊销。1974年林建寿由左转右，参加马华公会。但仍无法圆首席部长梦。

林氏家族一门三俊杰，俱是马新政坛左派举足轻重人物，可惜都无法在政治上“大器晚成”，惟留下早期精彩篇章，令人津津乐道。

林建材律师简介
87岁的林建材律师，1919年出生于槟城，193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1951年起曾经在中国旅居6年，当过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来后，曾在槟城呆过一些年，战后，即到新加坡发展，与当地一批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分子，发动筹组马来亚民主同盟政党，与当时马来人发起的马来亚国民党，并驾齐驱，成为新马两大左派政党，但他红得快，也退得快，一生充满着曲折传奇的经历。虽然如此，他始终仍然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迄今依然，从不放弃。

2000年停止执业的林建材律师，目前设有自己的网站，撰写政治评论，对政治的兴趣，不减当年，从不厌倦。

吕秀莲应急流勇退 （天下纵横）

沉静一时的吕秀莲近日“高调问政”。她说决定参加未来总统选举，而且有信心会打赢国民党的马英九，因为她出道参选以来，从来没有失过手。

吕秀莲显然不是等闲之辈，虽已年届66岁，但看来精神奕奕。使他一举成名的是在1979年发生的美丽岛暴动事件中被控“暴力叛乱”，而被处于12年徒刑。1985年获得保外就医。

当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时，她就是一名急先锋而在党内崛起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红人。历任立法委会，也担任过桃园县长。

2000年因缘际会被陈水扁挑中成为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由于国民党的李登辉任期届满，也就私下制造机会让陈水扁取得优势。果然一皓中的，陈水扁和吕秀莲击败了国民党候选人连战与萧万长的配搭。这就是说，走民主机制的台湾首次通过投票推翻了国民党长期占据台湾的政治主流，改由鼓吹“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人入住总统府。

虽然吕秀莲的副总统在未获总统的授权下只是象征式的高位，但吕秀莲即使有多大的怨气，也甘愿充当陈水扁政治框架中的“深闰怨妇”。因此他们两人又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再次搭档，又靠两枚神秘子弹掠过阿扁腹部而产生同情效应，结果又是阿扁与秀莲蝉联执政。

吊诡的是，阿扁在8年的当政中， 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滥权得离谱。但就好像与吕秀莲一点关系都没有。由此可见，总统的权力大到可以一手遮天，连吕秀莲这么“亲近”的人也察觉不出来，实在高明。

但手段再隐蔽，陈水扁在2008年卸职后，终于逃不过天网恢恢，经过多次的审讯，阿扁终将他本身和家人的未来都搭了进去。如今的阿扁已成了最典型的阶下囚总统，说他是第一腐败份子也不为过。

本来随着阿扁的落幕，陈秀莲也应该颐享天年，不再为政治而劳碌。偏偏这位不甘寂寞的女人在2007年总统初选不敌民进党的谢长廷后，如今又跳了出来，说是要成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以克制马英九。这种想法也未免太过自负和自信。

不仅于此，陈秀莲也出口豪言地自我标榜：她是全台湾最有治国经验的人，因为她是有史以来唯一当过8年副总统的人。言下之一是她凭自己的声望赢得了每一次的战役。但她的参与总统选举，基本上是陈水扁的因素而当选。毕竟谁都知道副总统是聊备一格的。既然吕秀莲没有实权，又何来最有经验治国的说法？反之，若她拥有实权，那陈水扁为何贪得这么深她竟然不知情？这就是说，吕秀莲所说的最有治国经验的人，不过是选举花招，也是经不起考验的。

此外，吕秀莲又拿民进党的蔡英文和苏贞昌不久前输掉五都选战，而暗示应知难而退，不应再争做总统候选人。可是吕秀莲也似乎忘记陈水扁也曾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败给马英九。后来还不是当选总统吗？因此败选纪录不应成为东山再起的绊脚石。

持平而言，吕秀莲既已当过两届的副总统，就不要再淌政治的浑水，而是应大方地支持后进蔡英文在2012年与马英九对垒。既然民进党已选了蔡英文成为党主席，当然是希望她可为民进党打翻身仗。

不论蔡英文的“台独”政见在将来有没有市场，它已是民进党成立的一个宗旨。吕秀莲在任副总统时，不是较陈水扁更露骨地主张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吗？

这就是说，她的政见和思想与蔡英文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她又凭什么说她较蔡英文优势呢？

无论如何，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蔡英文如果要脱颖而出，也得调整其思路和心态，不应一头栽进“台湾非独立不可”的思维中，而是为台湾人民谋求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我们相信马英久也好，蔡英文也好，都会把台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的政治角力主要表现在谁的政纲比较有说服力，而不是比较谁更亲华或反华，因为这两者也不是台湾人民的首选。

就吕秀莲来说，在这大时代中，虽然她完全有资格争取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但她显然已扮演完其政治角色，是时候退隐政坛，也不适当在此时给台湾添乱。说到底，没有吕秀莲的台湾，它依然是个美丽的绿岛。她已经是个过气的人物，是时候急流勇退，也别再强争出位了！

刊登于2011年3月7日《号外周报》第520期

五脚基的文化 （现代春秋）

槟城乔治市古迹顾问委员会曾讨论如何“恢复五脚基的文化”，结果没有定论。直到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不了解为何早期的建筑物都有五脚基，而后来又为什么不流行？甚至五脚基已成为私人拥有的地方，它不再是一条通行无阻的长廊。这是因为“五脚基文化”已被现实社会冲得“面目全非”，不再具有传播文化与人与人交往的功能。 为什么会这样？究竟五脚基的文化如何而来？又兴起于什么时候？这都是值得探讨与回味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是一排长长的店屋，前面有一条通畅无阻的“五脚基”（Five Foot Way）（一般上因为有五尺宽，所以叫做五脚基，也有人叫着“骑楼”或“走廊”，但还是以“五脚基”最脍炙人口。它是以福建话发音为标准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五脚基”究竟蕴藏着什么文化，但对我的童年来说是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因为“五脚基”是在屋前的走廊，小孩子在五脚基走来走去或跑来跑去都很安全，完全不必担心被车子撞到。不仅五脚基是我们每天走路的地方，而且也是嘻戏的地方。小孩子从自个家到邻居和邻居的邻居串门和游玩乃是等闲之事，没有隔阂，也不感觉到陌生。人与人之间因为有了“五脚基”变得个个都是朋友，无形中五脚基也成了“文化走廊”。因为我们从五脚基认识了左邻右舍，也建立了友谊；更相互交换知识和谈论功课，五脚基就这样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必须要感谢早期的建筑结构，为我们创造了“五脚基文化”，让我们在挡风阻雨的“五脚基”内平安的上学和放学，只需注意过马路时的车辆，其他时候，都有五脚基保护我们一路成长。 可惜的是，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办法给五脚基一个完整的历史，究竟是英国人留下的建筑古迹，或是早期南来的中国人带来的建筑风格？ 根据著名的地理学家（景观生态学者）曲翰乐博士（Johannes Kuchler）的研究心得（他的博士论文是以槟榔屿作为研究对象《马来西亚的槟城：其文化塑造和社会地理的改变》（1963年）），可以说是最全面研究槟城的人文历史与地理环境变化的第一人。由于论文用德文写成，因此未有英文译本。 如今曲翰乐教授将其名字改成约翰•曲喜乐，长时间在中国讲学。刻下是德国柏林理工大学教授。他的中文是早年在台湾学的，后来在中国发展，中文造诣也随之提升。 他这样说：“虽然槟城先后受到印度文化、中华文化、回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它是一个最具有中华传统之城市。早年中国之建筑物是没有后巷的，也没有所谓“五脚基”，这在槟城仍可以发现这样的遗迹。后来在英国的市政局法令规定下，屋宇才有了五脚基和后巷”。 这就是说，五脚基是英国人带来的。我比较趋于认同张集强的说法，他认为是莱佛士确定“五脚基”成为建筑物的“统一格式”，而在槟城、新加坡、马六甲及后来的香港大行其道。 我对这一段历史是这样瞭解的： （一）1786年英国人莱特占有了槟榔屿，启开英国人踏足马来亚（马来西亚）的第一步（1794年莱特逝世）。 这一年，槟城人口逾万名，其中来自吉打的马来人数千名，华人3000名，因人2000名等。这就是说，从一开始，槟城已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但建筑物没有特定的风格。 （二）1805年，东印度公司提升槟城为一个省，考虑在槟城设立军港，乃派坦达斯（Philip Dundas）为槟城总督。他的随从中有一位后来名气最大的莱佛士（他就是新加坡的开埠人）。他协助总督规划槟城的发展，成立道路委员会，门牌税委员会，也建立起警察司法制度，但他无法完成在槟城建军港的宏愿，因为槟城不适合而宣布放弃。 不幸坦达斯在1807年逝世，因而莱佛士离开槟城到马六甲。当时马六甲仍属于荷兰的殖民地，莱佛士参考了荷兰的建筑风格。 1816年，莱佛士被调派在巴达维亚（今天的椰加达）担任代理总督。1819年，莱佛士成为新加坡的开埠人，他的名字也在后来载入新加坡的史册（这也与槟城不适合建军港而促使莱佛士在新加坡建军港有关）。 （三）1822年，莱佛士在新加坡规定建筑物前面必须保留一个空间，供贯穿使用，不准置放私人物品，被列为公共使用的地方。这就是五脚基的由来。 （四）1826年，荷兰与英国交换土地，放弃马六甲的控制权，换取英国全面撤出印尼。于是英殖民政府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直接归英国政府管辖。也是在这一年，槟城及马六甲也沿用了新加坡的建筑法令和条规。后来当英国在1842年正式取得香港控制权后，也把此法令带入香港，因此槟、甲、新及香港的建筑形式大同小异，说明了“五脚基”已成为固有的传统文化。 因为五脚基被证明是沟通人类往来的重要媒介，它也在日后被亚洲国家所仿效，这包括台湾、中国南方城市乃至日本等等。 从这样看来，五脚基文化兴起于莱佛士之后是不争的事实，它更是在后来成为槟城和马六甲的宝贵文化遗产。 2008年7月，槟城乔治市及马六甲城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区，除了古建筑物和多元文明占相当重要的优势，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就是槟甲保有独特的“五脚基文化”。遗憾的是，这种非常独特的形势与风格随着时光的流失渐渐被人忽略其重要性。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近20年来，五脚基已不再风光，而是充斥私人摆卖和置放物品和商品的地方，阻塞了五脚基的通畅，根本无法行走。 这不但是对五脚基文化的破坏，也是不尊重五脚基是公众的地方，更在有意无意间有碍市容美观与街道的整齐。五脚基不再是文化的传承，反而变成私人占用的地方，难怪保护古迹的专家们希望还五脚基一个历史的空间。 既然新式的建筑物已不再重视五脚基文化，因此在古迹区内仍存在的五脚基应予保存和恢复原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槟城的大富豪和银行家叶祖意在起家前是在槟城二条路的商店前的五脚基操理发匠的生意，他也因此在发迹后被人称呼为“剃头意”。由此可见，五脚基也是“藏龙卧虎”之地。

这一排建筑物在较迟建造，也就有了五脚基

早年的中国厦门的建筑物也是没有五脚基的

早年的槟城建筑物相互毗邻没有后巷

位于过港仔横街的早年建筑物是没有五脚基的。它的正面是当今的第一广场

坐落在调和路与哈顿巷的“五脚基”漫画，彰显五脚基的功能

刊登于2011年3月7日《光华日报》

马华的悲情政治 （跃马扬鞭）

《南洋商报》前总编辑朱自存兄发来一则令人感慨万千的短讯，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58年倒祯禄后，在隆‘佑记’饭店与朱运兴、杨邦孝、王保尼商马华前景。其后苍祐走英，尚以电告令“Keep Clam”。记忆犹新，只恨马华守成以至落败，徒令华人空叹而已。” 目前住在新加坡的朱自存自从6年前在槟城一叙后，就未再谋面；但有时也有收到他的短讯，我们算是交往多年的同道。令我记忆犹新的是70年代初期与他同台对新闻事业作专题演讲，未想一眨眼又是四十年过去了。 我之所以要列出他的短讯的主要内容是因为这里面包含一则动人的政治故事。故事的开头以林苍祐作为主角。他在1954年参加马华公会，而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他击败了创会会长陈祯禄荣登这个高位，当年他只有39岁。 于是马华因林苍祐的登台而呈现生机勃勃，但也因党内分成两大派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换句话说，胜利的一派以林苍祐为首，其他重量级人物有朱运兴（当选总秘书）及杨邦孝（打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王保尼虽然未在新中委中扮演要角，但他是以林苍祐马首是瞻的槟州首席部长，他的参与革命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至于失败的一方则以陈修信为首（当时他已是联邦部长），其他重要人物有翁毓麟（竞选总秘书败给朱运兴，但保留部长职）及以东姑马首是瞻但一心支持陈修信的陈东海（此君来头不小，曾担任马华执行秘书，也是联盟的总秘书）。 虽然“革命派”声势浩大，迎合了华社的心声，但因当时的政治机制并不操控在林苍祐手里，所以他们即使在胜利后探讨马华未来大计，也未必能落实和如愿以偿。 果然不出所料，1959年林苍祐与巫统主席东姑闹翻，起因于林苍祐派提出分配1/3国席给马华不得要领（在总数104国席中，马华要求35至40席，以便日后修宪先与马华商议）。这个关键时刻，陈修信派借机反扑，与东姑暗渡陈仓，将林苍祐派全面边缘化，不让林苍祐派出任候选人，包括林苍祐在内。当1959年的大选在7月16日提名时，林苍祐派系重要人马已提前辞职，而林苍祐则继续担任总会长直到同年的7月30日宣布辞卸马华总会长职。此时离开投票还有20天（投票日是8月19日）。 当林苍祐一走，马华又进入了另一个政治阶段，党内不再需要改革，更不要什么“革命”，而权力也逐渐集中在总会长手里；尤其重要的是，陈修信被视为马华妥协政治的“开山始祖”。忍辱负重的角色让马华退居二奶。下来的马华政治都是循着这一路向发展，所以我们不必惊讶，马华自陈修信以降，市面是贬多过褒的。而308的政治海啸更是比1969年大选输得更惨。这也是与马华过往的协商、妥协与退让的政治哲学大有关系，也难怪老报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自此之后，在那个年代的大起大落的马华革命派人物也有不同的际遇，除了林苍祐在10年后东山再起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并在后来气走陈修信外（林苍祐在2010年逝世，享年91岁）；另一位曾一度叱咤风云的朱运兴更是与林苍祐共进退。在1959年辞卸副教育部长，并在1961年以独立人士参加安顺补选胜出。即使后来息政，他依然不弃不离林苍祐，直到2002年逝世，享年91岁。 再一位杨邦孝有更大的变化，他在1959年退出马华后，不再涉足政治，转到新加坡发展，被其老同学李光耀重用，后期出任新加坡大法官，目前仍健在。 本来被标签为林苍祐的人马的王保尼在林苍祐转换码头后，就与之决裂，政治的现实莫过于此。1969年林苍祐打倒联盟，取代王保尼成为首席部长。2002年王保尼逝世，也是享年91岁。 另一方面，在1959年得意的陈修信，于1961年正式出任马华总会长，但因1969年大选失利，被逼在1974年退休，而在1988年逝世，终年72岁。结束他争议性的一生。因此他在马华党史内赢不到口碑，也无法与其父亲陈祯禄相提并论。 翁毓麟在独立前（1955年）已入阁担任部长，直到1962年出任美国大使。后来回马担任上议院议长。2010年逝世，终年93岁。 陈东海也在东姑于1969年交出权力后失势，他的逝世在华社引不起涟漪是意料中事，因为华社不要这样一个辜负民族大义的政客。 当这些人物都作古的时候，他们遗留下来的包袱也就成为今日马华领导人的十字架，不但扛得很重，甚至有时也迷失了大方向，才有今日的悲情政治。此外，从独立前到今天，马华依然是四名内阁部长，好像没有长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也没有人公开表白过。 因此说来说去，马华能否走出政治悲情，就看它如何重新出发了！ 刊登于2011年3月7日《南洋商报》

陈广才事件的省思 （直挂云帆）

马华公会成立至今一共产生了9位总会长（出任代总会长的谢敦禄、梁维泮及麦汉锦不算外），在位最久的是林良实（1986-2003），共担任总会长17年。在位不超过两年的有三位，他们是林苍祐（1958年3月-1959年7月，共15个月），陈群川（1985年11月-1986年8月，共8个月）及翁诗杰（2008年10月-2010年3月，共17个月）。

担任马华最高领导人而被控上法庭的第一人是陈群川（1986年大选胜出国席后，被控触犯公司法令而坐牢，辞卸总会长和国席，与部长擦肩而过）；第二人就是在2010年被控上法庭的林良实。他被指控在巴生港口自由区事件上欺骗和隐瞒内阁实情，此案仍在审理中。

接着，曾为马华第二号人物的陈广才也在2011年的2月28日因巴生港口自由区事件上欺骗前首相阿都拉被控上庭，此案也已正式立案审理。

换句话说，林良实和陈广才是在当马华部长时（都是当交通部长）被指触犯法令的，这和陈群川的案件有实质上的不同。陈群川是个人的商业犯罪而被判刑，不是在担任官职上犯法。因此不能将林陈案件与陈群川案件相提并论。但陈群川对马华产生的冲击是无届弗远的；尤其是他鼓吹的政商合一，又大兴控股与合作社企业。结果也伴随他的坐牢而引爆“控股危机”，最后是合作社风暴让无数的斗升小民血本无归。马华公会也因陈群川的错误政策蒙受政治上的损失，导致1990年的大选马华只赢得18个国席（行动党20席），更在槟州的州议席竞选全军覆没。由此可见，陈群川的后遗症是极其深远的。

林良实是继陈群川辞职后被升正的马华总会长，他比任何总会长都幸运，虽然1990年有挫折，但整体来说，马华还是保留一定的实力。而在这之后的1995、1999年的大选，林良实也算是保持了马华的势力；尤其是在1999年的大选，对国阵政权的巩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此，马华也没有获得特别的赏识，仍然只拥有4名部长，也不能要求分配重要的内阁部长。

林良实的识时务的心态也给马哈迪苏解了压力，他曾在1999年2月28日的一个英语论坛上（报界俱乐部的专题演讲《马来西亚华人：危机与选择》毫无遮掩地说：“我经常告诉我党的领袖，如果你们是少数族群，你们必须懂得少数族群的处事之道——别将自己当作是多数族群，那是自找麻烦。”

这意味着即使华人或马华公会在国阵内扮演缓冲的角色，也得承认华人因人口减少必须接受从属的宿命。对于马哈迪来说，这样的合作伙伴是值得放心的。

虽然从陈修信掌权开始（1959年大选后），马华已悄然地忝居从属的地位，但来到李三春的年代，又有不甘于过于委屈的安排，因而有了李三春时代（1974-1983）传言曾要求副首相一职的诉求。

不过，在马哈迪上台之后（1981年），李三春的“马华心愿”也只好在1983年跟着他的退隐而消失于无声中或束之高阁。

既然连强势领导的李三春也无法取得大突破，那么在林良实时代，也就不能有太大的指望，毕竟在林良实年代的最大动作是1988年因文化政策的纠缠不清和马哈迪的强硬政策而只能采取出国“渡假”六个星期的消极抗议，当然是无法改变马哈迪的既定政策。后来也因为马哈迪在90年代的“开放”政策，比如同意教育开放，允许私人办高等教育，引进双联课程。而更为重要的是马哈迪提出了2020年成为先进国的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马华的政治地位。林良实也就舒服地当其总会长直到2003年退休。

尽管林良实在位时没有给马华太过丢脸，但民间的批评和批判是尖锐化的，不但形容林良实是没有方向的领袖，而且是“逃离政治”的领袖。这就给马华在后来的政治声望带来不良的影响。

本来林良实在退位后颐享天年是顺其自然的事，但他对马华党务的关心与影响也是造成他在政治斗争中成为其中一个被打压者。

例如他在退休后希望其儿子可以在马华探出头来，结果事与愿违，特别是2008年的政治海啸，几乎打乱了林良实对马华的期望。虽然不是特别欣赏黄家定的作风，但也不认为黄家定可以一手遮天。因此马华党内有人打着林良实的旗号在力争上游也是不足为奇的。

也许最让林良实难以消化的是他的劲敌翁诗杰在308大选时竟冒出头来，而在2008年的党选中当选马华总会长（一个在2001年差点被林良实开除党籍的人）。

翁诗杰的上位是两面开弓的，一方面打压其署理会长蔡细历；另一方面咬着巴生港口自由区事件不放，后来更变成政治大课题。

当这两件事混在一起的时候，翁诗杰已是陷入他自己所说的“十面埋伏”中，结果是他自己在2010年3月的党选中输了党职，被蔡细历杀回一个回马枪。后来林良实却因巴生港口案被带上了法庭。

本来一般人认为案件不会再扩大，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广才也不可幸免地被拉了进来，即使陈广才与林良实不是同一路的人马，他们在政府职务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俩人一先一后被提控也就变成一个“马华公会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马华现任领导层看来对马华冲击不大，因为他们都是前朝领袖，不是当朝领袖。不过民间却不能忘记他们都曾是马华呼风唤雨的人物，而且也是派系的一方的领袖，要不然翁诗杰怎么会被通过“不信任票”？要不然马华怎么仍是三分天下的局面（蔡细历、黄家定与翁诗杰）。与此同时，谁又能否认林良实和陈广才在党内的影响力？如果他们仍与马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则案件对马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只能在日后才能评估其负面的程度有多大。

我们不便揣测林良实及陈广才的案件的日后发展，但马华总会长的评论认为“不构成影响”也是过于主观的看法。他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估这两位前马华领袖被控在同一个重大案件中对在风雨飘摇中的马华，不能不说是雪上加霜的打击。

因此，对蔡细历来说，已不能轻巧地用“三言两语”来冲淡和淡化巴生港口案和马华扯不上关系。

有些事发生在巧合中，这和国际大气候大有关系；尤其是茉莉花开的季节。陈广才也许会感叹“无语问苍天”的无奈；但蔡细历也只能仰天长叹“大雨来得不是时候”！

无论如何，从林良实到陈广才，他们的案件值得国人和马华上下省思，不能当成一个个案，也不能被孤立地轻描淡写。

刊登于2011年3月3日《东方日报》

卡扎菲四面楚歌 （直挂云帆）

继突尼斯与埃及后，第三个闹革命的国家就是利比亚了。它的情况比前两者更复杂。如果说前两者的统治者为避免更大的流血而不得不宣布下野，那么利比亚的领袖卡扎菲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人物了。他比突尼斯的本阿里及埃及的穆巴拉克有更传奇的一生，而且他的思想也是十分吊诡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利比亚和卡扎菲这号“狂人”的古怪行径。 位于北非洲的利比亚，土地面积有175万平方公里（世界第17名），人口5百余万名，主要是阿拉伯人，其次是伯伯尔人。人民信仰伊斯兰教，97%是逊尼派回教徒。这是因为在公元7世纪时，它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份，也就成为伊斯兰教国家。16世纪时，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入侵，直到1911年，利比亚又沦为意大利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英国及法国染指了利比亚，意图殖民化不遂后，同意利比亚在1951年独立，但接受英法及美国的军队留驻，美国更进一步扩大对利比亚的影响。 独立后的利比亚，由伊德里斯一世建立了王国统治，正名为“利比亚王国”。它是西方的重要战略位置之一，因为利比亚是世界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它的产油量只排在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阿联酋长国，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及印尼之后。根据统计已探明的石油储量有390亿桶，总储量则高达1000亿桶。在2010年的纪录，日产石油量260万桶，占全球日产量的2%，单靠石油交易收入高达450亿美元（是非洲第三大油产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因为目前处于内乱，利比亚的原油日产量已减少85万桶。换句话说，每日只能供应180万桶，也导致油价突涨，破每桶百元美金大点。 与此同时，也因为它是阿拉伯世界的一环，它在中东的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虽然不及埃及的重要性，但它是在埃及的毗邻，也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尤其是利比亚的政治一向以来与埃及的关系十分密切和不可分割，只要任何一方有异动，另一方就不可幸免。例如随着穆巴拉克的倒台，卡扎菲就陷入危机重重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有迹可循的。先是利比亚出现一位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原为一名中学教师），他在1922年强烈地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对利比亚的残暴统治，起而领导利比亚人民参加游击队战争。1931年他被逮捕而从容就义。终于化身成了利比亚人民的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 而在1941年出生的卡扎菲，原属于游牧民族的一份子（是喝骆驼奶和吃阿拉伯大饼长大的）。自懂事后就十分崇拜奥马尔•穆赫塔尔，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国家领袖。 恰巧在1952年，纳塞军官领导一场政变，推翻了埃及法鲁克王朝，建立起一个左倾的政权，靠向苏联。此事在日后刺激卡扎菲向他看齐。 为了仿效纳塞，年轻的卡扎菲在1963年进入了利比亚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并在1964年在军中建立自由军官秘密组织。 1969年，卡扎菲认为1967年的中东战争对阿拉伯国家是一个耻辱，埃及和叙利亚等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利比亚也帮不上忙。因此他认定这个腐败的王朝应予结束，不然阿拉伯国家将无出头日。结果在9月1日的军事政变中，卡扎菲为利比亚带来了新生。 他的这场不流血革命有些像埃及的纳塞，并直接宣布改国号为“利比亚共和国”，与埃及和苏丹结成革命同盟。 下来，卡扎菲有一段十分重要的变化（但也可以视为操弄人民的政治手段）。这可以从中国的阿拉伯通时延春的著作《中东风云人物》窥见一二（时延春1991年时曾任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他指出在1973年时，卡扎菲的革命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但对阿拉伯世界感到沮丧（应指阿拉伯国家无法打败以色列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国遥遥无期。当然最主要的是将革命保温，以巩固他在利比亚的政权），因而在1973年4月15日提出5点主张： ①将所有法律伊斯兰化；②反对在利比亚出现共产主义、穆斯林兄弟会（埃及的反对派）及复兴党（伊拉克的政党）；③武装全体人民捍卫革命；④进行行政革命，还政于民及⑤进行一场文化革命，扫除大学生中的蛊惑性思潮和外来文化的影响。 在这个基础上，卡扎菲提出了“世界第三理论”。这个不伦不类的理论是认为作为第一理论的资本主义及作为第二理论的共产主义都无法解决其自身的各种矛盾和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只能以第三理论解决之。他将此称之为“一种呼唤人类返回天国的思想学说”，用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神论。 卡扎菲认为：这“第三条道路”是让人回到造物之身边以摆脱邪恶。 当卡扎菲提出这种怪论时，多少是向“中国文化大革命”吸取灵感，但他的用意不在于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借“文革”的形势和手段来达到其个人（持续执政）的目的。 于是他在1977年将国号再易为“阿拉伯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翌年，他宣布与中国建交。 1986年，卡扎菲再度将国名改为“大利比亚阿拉伯人民社会主义群众国”。正是巧妙地利用“人民”、“社会主义”及“群众”的字眼，卡扎菲让人民感觉到他是一位为民鞠躬尽瘁的领袖，所以他毫无惭愧地自诩为“导师、统帅、领袖、革命志士、伟大谋士、“世界第三理论”奠基人、沙漠雄狮、阿拉伯雄鹰及穆斯林革命家等等（这让人想起林彪在文革时将毛泽东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及伟大舵手”的称号。后来毛泽东认为不妥当，也就撤剩下导师和领袖）。 很显然的，卡扎菲努力地塑造其“个人崇拜”和“英雄形象”是要人民认定他是不可被取代的“永远的领袖”，而为了展示其权威，他与美国关系自1986年后宣告恶化。在里根总统的强硬政策下，对利比亚进行了各项制裁（1993年实行全面制裁）。 2003年，卡扎菲态度软化，联合国乃在是年解除对利比亚长达10年的制裁。隔年（即2004年），利比亚与美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从那时开始，卡扎菲立场转向西方，不再推行什么“世界第三理论”。 这之后，西方世界也不再将他比喻为“狂人”、“恐怖份子”，而是姑息他继续在利比亚推行其“愚民”政策。 可是，来到2011年，人民再也不相信这长期占据统治地位（42年）的独裁者是“救世主”了。因为人民被告知卡扎菲及其家族这些年来的敛财多得惊人，估计高达1500亿美元（卡扎菲个人财产则高达800亿美元）。即使西方世界已冻结其财产，但利比亚的穷困人民肯定不会放过他。 不论是谁鼓动已不重要，如今连美国都要卡扎菲下台，他还能逞强多久呢？如果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不要让宗教牵头，而是走民主革命的道路，那么西方国家转过头来支持民众的起义是十分关键的，不然这场革命会被逼成用另一个极端反对原来的极端和独裁政权。 刊登于2011年3月6日《东方日报》

从国阵“民调”看槟城政局 （现代春秋）

根据槟州国阵内部的消息，在来届大选，巫统有望赢得14席；民政党胜回8席及马华取回2席。这样一来，国阵有有望以24席组成新的州政府（槟州总共有40席）。（中国报2月22日） 槟州国阵若是有这样的民调，它是根据什么数据或理由得出这样乐观的“结论”？而且我也不知道槟州国阵的调查报告是内部的自我调查，还是请其他单位进行调查的？ 虽然一般上认为“出口民调”是大选前的“温度表”，但仍有人不相信它的可信性，因为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根本就让许多人跌破眼镜，也与所谓民调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 例如在2008年大选前，所有的“民调”都肯定国阵一定在槟州执政，而且是一面倒的，没有人看好反对党，顶多能赢取3席或5席已是了不起了，对执政党一点威胁也没有。 这是因为自从1995年、1999年及2004年的三届大选以来，民主行动党只能赢取1席，而回教党也同样保有1席（1999年拥有两席）；公正党亦无大突破，甚至在2004年以零州席收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看好反对党会翻盘是理所当然的事。 即使民主行动党的林冠英在初时也是举棋不定的，未能肯定移师槟城背水一战；也只要求选民能让行动党赢得3至5席。由此可见，民调对反对党简直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而过去反对党也输到怕了。 讵料308的开票结果，竟是国阵兵败如山倒，先前的几次民调统统失灵，槟州人民再一次发挥1969年的精神，把反对党送上执政地位，就连我以最乐观的态度认为反对党能拿下15席，即1/3席位也看走了眼，几乎没有人相信308带来了新的政治格局。 就在308的3年后，我国又酝酿新的大选。虽然没有人可以准确地推算出大选将在今年几月举行，但几乎又可以接受今年将是大选年。 以目前的走势来看，大选的脚步声已越来越近，国阵除了有所谓民调悄悄出台外，据知各党也已经向上层提呈候选人的名单。就此而言，国阵已卯足全力应对来届大选。 虽然根据国阵领袖，如林敬益和敦达因的说法，国阵在来届大选是拿不回槟州政权的；而坊间的行情也认为槟州还是民联的天下；林冠英的首席部长位没有动摇的迹象，但就在各种说法有利民联之际，国阵这边厢的消息确实是“一枚计时炸弹”投向民联，不论这类的调查是否正确，至少在心理上给了民联一定的压力而不得不提高警惕。 比如巫统角逐15个州席，将会胜出14席，只让回教党保有柏马当巴锡区，其他由公正党占有的三州席（本南地、双溪峇甲及峇都茅）将被巫统取回。 客观而言，巫统是较为高估局势，但它保有10席或11席则争议性不大，因为从马来人的投票倾向来看，巫统似乎较公正党及回教党在马来人居多的选区比较占上风。 可是巫统也得承认，它在浮罗山背赢得的三个州议席的多数票不超过500张，未来的大选是一场硬仗，并不是囊中物。因此巫统不能太过自信15个州选区是十拿九稳的。 至于民政党会胜回的8个州选区也是根据2008年大选的得票率推算的。例如峇都乌蛮区、班底惹加区、柑仔园区、浮罗池滑区、巴当哥打区、丹绒武雅区、武吉丁雅区及双溪槟榔区，民政所输的多数票平均未超过2000票，只有双溪槟榔输了2600张票。 如果与其他选区比较的话，上述8个选区算是民政输得不会太难看的州席，至于其他选区因输票太多，未被列为“收复区”（共5个）。 马华公会参加的10个州议席，被列为只有2个选区有望夺回，即斯里德里玛和爪夷。前者输2100票，后者输3700票。其他8个选区，基于华人选民占大多数，也就成为马华的“重灾区”或黑区。这样的“民调”自然令马华不悦，因为它看来还未摆脱困境。 这也反映了马华有其自身的局限，因为马华在308后一直陷入内讧，直到去年才算“人事一番和”。可是也还未拿出一套翻身的方案。毕竟“高调问政”不等于新战略和新方案出炉，只能归类为口号类的呐喊。下来就要看马华公会有何克敌的法宝出台？ 同样的，民政党在当下能否赢回这些原属于其堡垒区的议席，还要看它与巫统关系的改善和它对巫统的态度和立场。换句话说，由于在308后，民政党受到的打压和挖苦多数来自巫统的干部和基层，如今靠上层修补关系也还要牵动底层的党员群起响应才行，不然阳奉阴违，到头来只给民政倒米。 此外，民政如何地调整方略和推出新人新政也成为当务之急，没有人会否定民政是一个有基础的实力政党，也有其既存的群众网络。但因308的政治风暴打乱其整体策略，竟一度陷入挣扎的窘境。如今在经历磨难后，又是今非昔比，因此它还得加倍努力和刷新其形象不可。一般观察民政和马华或可赢回3至5席，如果加上巫统的10席，就在州议会内至少组成强有力的反对党（1/3席）。当然若民联不小心，国阵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又是不可否定的。这就是两线制微妙之处。 如果我们都珍惜两线制的话（林吉祥也放话希望两线制形成一个体制），那么国阵与民联应拿政纲或政绩服人才是公平与实质的较量。若是违背了民主机制，制造一党独大，则两线制也就形同虚设。就此而言，不论来届大选谁主皇朝，让两个阵营各有人才进入议会，而不要一面倒或出现反对党单一种族局面，才是两线制的基石。 无可否认的，一面倒的政治是扼杀和窒息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迎各个政党都可以提出各自的“民调”，因为“民调”是推动政党活力的原动力，没有民调的政治是一潭死水的政治。 刊登于2011年2月28日《光华日报》

韩江学院走出校园 （跃马扬鞭）

韩江学院首次走出校园向政府官员教导基本华语华文，不仅是一项突破，也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在五六十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事。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韩江学院在去年10月开办基础汉语班，以让非华裔及不谙华语华文的华人报读，结果反应出奇热烈，学员竟然超过50名，比我们预期的20名学员多了30名。这意味着在今时今日有许多人希望能抽出时间了解华文和懂得操讲华语，而在过去几乎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由于韩江请来的语文讲师是合格与经验老道的邓丽珍博士，她以自创的教材与方法，可以分别或同时采用国语及英语教华语，也就很快地被英语专才及国语精英的学员所掌握，而他们读来也津津有味。

于是当他们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初级汉语后，便自动地进入了中级汉语，而且很快又要结束。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已预先报名进入高级汉语。这不但说明他们持之有恒，而且也已经了解到认识和掌握华语华文的重要性。

根据我们的观察，只要学员用心完成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三个阶段的学习，他们的汉语可以达到小学六年级或初中的水平，也会掌握50到100个汉字。假如继续自我学习或进入较正规的初中课程，他们在一年半载之后，将会成为拥有华语华文知识的新鲜人。

正因为韩院推广学习汉语有成，也赢得口碑，我们接着又成功地在校园内开办两个汉语班，由来自北京的朱悦硕士教导。她目前在理大攻读博士学位，也是孔子学院的会员。

为了证明我们的教学实力，我们又尝试与槟岛市政局接触，乐意为政府部门培养一批懂得华语华文的非华裔官员。结果双方一拍即成，并由市政局挑选在柜台服务的20名官员作为首批的学生，希望他们会带动其他公务员在将来也加入学习汉语的大家庭中。

我十分乐观地相信韩院走出校园来到市政局开班授课的先例将会成为吸引更多人学习汉语的典范。因为在我的观察中，学员们都十分认真学习，而且因为老师用国语讲课，使到他们更是乐在其中：原来汉语也是可以像学国语那样的投入。

虽然我们不指望这样的推广华语华文会在非华裔的社会中掀起热潮，但综看这几个月的反应，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如果与六七十年代的情况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我记得在40多年前，由槟城报界俱乐部在明新学校（即今日的光明日报社址）开办的华文班，专门为不谙华语华文的新闻从业员和外界专业人士上课，并由郑祖兴校长教导。起初还有十多廿人参与，后来慢慢减少了；再下来也开不成班了。理由很简单，那个时候华文还未普及，学了也没有用武之地，索性就不学了。

还有一个现象是：在当时，华语华文仍被视为左派的语文，甚至被指为共产的语文，因为中国是讲华语写华文的国家，这种将语文贴上政治倾向的做法在六七十年代十分普遍。许多家长为避开政治标签也把子女送进英校而不是华校；同时他们本身也不认为学习华语华文会带来什么好处。
不过在八十年代后语文就渐渐地去政治化而成为华人传承文化的有效工具。主要也是因为在马哈迪当政后，将英校改成国语学校而激发家长将子女送进华校，因而在后来出现家长不谙华文而子女进华校的强烈对照。

抑有进者，也是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非华裔学生进入华小受教育的人数也多了起来，从1989年的一万七千人（约占华小生的3%）到1999年的六万五千人（约占华小生的10%），更是印证了华文已经崛起成为国际的语文和通商工具。这与中国在八十年代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大有关系。

虽然在千禧年后，我们无法获得非华裔在华文小学的实际人数，但从华小学生的总人数维持在超逾六十万名来看，非华裔生肯定占了超过10%，也有人估计或有15%之数。不论是10%或15%，它在在反映出华文的实用价值已大大提升。

尤其是2004年中国成立孔子学院以来，已在94个国家成立超过300所的孔子学院，用以彰显中国崛起与推广中华文化的用心，更是把中文的学习提升到一个全球化的台阶。

基于中国的崛起，包括在文化和实力的崛起，让我们更加乐观地展望学习汉语的人会越来越多；而韩江学院将在这方面扮演一个积极推动的角色。换句话说，通过华人文化馆强化孔子的儒家思想和鼓吹百花齐放的大同世界的同时，也让华语华文通街走（类似孔子学院的功能），从而照亮人类和平的道路。


刊登于2011年2月28日《南洋商报》

林吉祥70大寿感言 （天下纵横）

真正认识林吉祥少说也有32年了，那时他才37岁，但已是“历尽沧桑”的政治人物。如今一转眼，林吉祥跨入70大寿了。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过去的点点滴滴仿佛是昨天的事，而事实上已是陈年的老故事。

记得在1978年，林吉祥正为其战友叶锦源的对峙而犯愁，因而我们有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访谈。
我对林叶的交恶比较清楚也感到惋惜，因为叶锦源也是我的朋友。此事还得从1974年的大选说起。那一年领导槟州行动党的叶锦源兴致勃勃，准备要把林苍祐拉下马。他认为林苍祐“背叛”了人民的委托，于1972年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又于1974年参与国阵，应受谴责和批判。

因此叶锦源倾全力与林苍祐周旋。讵料在时机不成熟下，叶锦源既输国选又输州选，本来是州议员的他变成什么都不是了。当年行动党只胜两个州席，但不久胡德安及黄瑞钦跳槽马华，行动党归零席。

虽然叶锦源不气馁，继续其政治斗争，但对林吉祥来说，叶锦源的领导“有问题”，必须给予调整。他决心“引进”卡巴星在槟城（原是吉打州议员）参加1978年的大选。叶锦源十分不服气（不知是否有先见之明，一山难容二虎），率其支持者大举抗议。在斗不过林吉祥底下，只好退党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简称社民党）（这一年，行动党大有斩获，赢得16国席和25个州议席）。

由于叶锦源没有林吉祥的声望，他领导的社民党在1978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从此结下很深的粱子。叶锦源也在1995年林吉祥的丹绒三役失败后，于1998年出书挖苦及批判林吉祥的过失。

来到80年代，林吉祥面对党内的巨大挑战，这一回是其政治徒弟陈德泉（甲国会议员）在1980年杪宣布“暂时退党”。接着槟州的陈毓书（州议员）、萧汉钦（国州议员）及吴林炎（州秘书）力挺陈德泉向林吉祥发难，一场大分裂的风暴掀起。这4个人后来被称为“四人帮”也被开除党籍，而他们接着加入了马华公会。

由于党内分裂造成行动党1982年的大选成绩差强人意，只赢得9个国席和12个州议席（行动党也面对董教总支持民政党的许子根和郭洙镇向行动党强区挑战的苦战）。

1986年林吉祥又有惊人的动作，他决意要斗倒许子根，因而在槟城开展他的丹绒一役。当时很多人质问林吉祥为何要专挑许子根，“两个好人”分开竞选一齐进国会不是很好吗？

但林吉祥和行动党有其算盘，他要选民在两人中择一人，也要让董教总左右为难。当然在形势上林吉祥占上风，因为那个时候市面上流传“国会不能没有林吉祥，许子根可以担任上议员”。不过许子根在失败后，没有出任上议员，而是转任林苍祐的政治秘书。这一阴差阳错，也在1990年大选后将许子根送上首席部长高位。

回顾林吉祥的“丹绒一役”成功后（行动党在槟州赢得6个国会及10个州议席；在全国共赢得24个国会及37个州议席），他就在1990年及1995年推动他的“丹绒二役”和“丹绒三役”，结果二役几乎翻盘；三役则功败垂成，这就是说，林吉祥首长梦碎槟城。

不知是什么缘故，林吉祥在1999年大选时突然转换选区，提名升旗山对垒谢宽泰。

这个决定是怎样作出的，也只有林吉祥知道。根据坊间说法，林吉祥同意华报记者的分析，他移师升旗山必胜无疑，因为这一区是行动党的堡垒区，只是在1995年被民政攻克，可以在强人出征下轻取回来。

就这样，林吉祥让出丹绒国席予曹观友，自己选择在升旗山叫阵。出乎意料之外，林吉祥连自己也不相信，竟然输掉百多票给谢宽泰。

直到今天，林吉祥并没有解释过他为何要更换选区而遭遇失败的真正原因，也许将来他的回忆录会有所交待，也许永远都没有交待。

同样令政界人士惊讶的是，在2004年林吉祥告别槟城伤心地，转到怡保出战。他终于在吡叻州上岸了。这个转变自然符合林吉祥的推算，但不合常规，因为槟城是华人众多的城市，是行动党必争之地，林吉祥怎能轻易放弃呢？

也因为人算不如天算，林吉祥离开槟城后，唯有把这块“宝地”让给林冠英再去开发。在没有十分信心底下，2008年，林冠英竟然脱颖而出，成为槟州的第四任首席部长。

这当然得感谢林吉祥过去的努力耕耘，才有今日林冠英的成功。而林冠英也用槟州政权作为林吉祥70大寿的厚礼。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奇迹。

林吉祥从政45年来，有子克绍其裘，也没有什么大遗憾了！

刊登于2011年2月28日《号外周报》第519期

种族政治的历史渊源 （直挂云帆）

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包括国阵成员党在内的政党，有要求巫统改变一党独大的心态，结束霸权政治，回到圆桌上尊重每个成员党的权利和地位。

当时仍是由阿都拉掌权，他对此不置可否，但也顺其自然地发展。因为连他本身的政治地位也不稳，又如何大刀阔斧推动改革呢？

一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4月，阿都拉在党内外的巨大压力下宣告下台，才启开纳吉时代的来临。他一上台就宣布推行“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用以安抚人民在大选后对政府的怨气与人心的浮动。虽然这是通过政府全面推动一个新的理念，但也影响到国阵的成员党必须作出相对的回应。

可惜的是，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出台后，又有人提出马来主权和马来土地的说法，有些混淆了视听。与此同时，纳吉推出新经济模式准备全面取代新经济政策，又有组织或政要反对，坚持新经济政策不能废。这意味着纳吉想通过行政手段来改革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形式遭遇了很大的阻力。

如果再加上一些人用宗教的理由来阻止种族的交流和促进种族和谐，那就意味着种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结合起来再次对政党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与冲击。这对求变的马来西亚来说，是开倒车的做法。

当然在今时今日，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在马来西亚仍有其市场是有其历史因素，也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

它基本上可以分成种族性政党和非种族性政党，但后者掩盖不了它所具有的种族取向的特征，战后以来特别明显。

例如种族性的政党如下：
（一） 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又称为马来民族党，虽是种族性政党，但有左的倾向，一度声势浩大。它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

（二） 1946年5月成立的巫统，它纯粹是一个马来人政党，由拿督翁发起成立。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马来西亚的主流政党，也是最具权势的政党。

（三） 1951年，由巫统分裂出来的宗教派人士成立了回教党。这个党先以宗教为主导，继之走民族主义路线，到后来又介于两者之间，但不容否认的是，在308后，回教党不再是一个乡村政党，而是一个走进城市的大政党。虽然没有标明是种族主义的政党，但它的党员绝大多数是马来回教徒。

（四） 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它是由华人组成，拥护资本主义，立场是反共的。于1953年与巫统合作。

（五） 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是纯印裔人组成的政党，对印度的尼赫鲁情有独钟。1954年加入巫统及马华组成的联盟。

这就是说，马来亚的政治是以种族主义作为基石，而后通过上层的合作，在形式上是多元种族的政治联盟，而实际上是保留各党的种族特征。

另一方面，在战后也有出现所谓非种族性政党，而实际上党员成份是有种族倾向的：
（一） 1945年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目前仍健在的发起人之一的林建材律师是已故林建寿胞兄和林碧颜女士之胞弟）。它在1948年解散，也被政府指为受共党渗透的政党。

（二） 1951年林苍祐成立的急进党，它也是多元性的，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的党员绝大部份是华人，要不然林苍祐不可能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成功地促成急进党解散，而党员可自由地加入马华或国大党。

（三） 1951年成立的马来亚劳工党，它更是标榜多元性的非种族政党，但毫无讳言的，它的党员绝大部份是华裔。

（四） 1951年，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另组马来亚独立党，更在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虽然美其名是多元性的政党，但它的马来政党的特征是改变不了的。这个党参加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大选）失败后，已被边缘化了。

（五） 1953年成立的人民进步党，它同样打出多元种族的牌子，但党员绝大部份是华人和印度人。它在1969年的大选取得突破佳绩而后成为吡叻州联合政府一员。但在1974年的大选它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从此一蹶不振。

（六） 1955年由左翼人士波斯达曼成立的人民党，基本是马来人的政党。1957年它和劳工党合作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及后又于1963年接纳另一马来政党加入形成三党联盟。这个党的领导人就是原巫统农业部长的阿都亚兹。

讵料1964年社阵参选兵败如山倒，三党联盟终于分崩离析，后来只剩下人民党独自存在。

来到1969年大选后，因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种族政治进一步膨胀，新经济政策的出炉和土著与非土著的划分已显示了种族政治得到合理化的抬头。马华在1971年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也是用种族主义回应种族主义的挑战。

尽管新崛起的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在大选中有所斩获，但它们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下来在马哈迪当政时代(1981-2003)不但维持了种族政治的功能，而且也通过行政手段将国家政府机关回教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展示出巫统的政治是所向披靡的。1994年东渡沙巴成功是为一例。

不过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引发的强力大反弹是始料未及的。虽然在1999年的大选最有收获的是回教党，不是公正党，而2004年的大选公正党几乎被夷为平地，但在2008年，一场政治海啸演绎了公正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多元开放也是以马来人为基本盘，算是战后以来第一个以马来人为绝大部份党员和领导层的政党。

可是如今的公正党、回教党及行动党组成的民联仍然面对种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折难，这是308后又涌现的种族政治回潮的明证。

虽然此风不可长，但因为政党斗争是毫不容情的，我们也不知道种族主义会不会脱缰，坏了民主政治，但愿人民能维护民主和向种族主义宣战，以使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刊登于2011年2月24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