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民政选区的变化 （直挂云帆）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说，马华绝对不对换选区，但希望增加参选的议席。这一席话显然是回应市面上有传言马华将和民政对换选区，但一直是只闻楼梯声，未见人下来。如今蔡细历这一敲定，自然不会和民政换选区；也就是说，未来的大选马华和民政将如同过去的数目角逐国州议席。

不过，如果我们回顾过去，马华与民政确实对选区的分配有过非常激烈的争执，甚至导致两党公开对峙。这事应该是1974年大选的事。在那一年，民政已加入国阵，因此马华不再“一枝独秀”，而是在失败的选区必须让位于民政，例如因为马华在1969年的大选输完所有的槟城州议席，也就在1974年只被分配参选3席，而主导权全在槟州国阵主席林苍祐首席部长的手上。马华对此分配十分不满；尤其是李三春当上马华总会长后，对林苍祐的“歧视”马华布署了反击的策略，他一方面拉拢前劳工党领袖林建寿加盟马华，以壮大马华的声势；另一方面鼓起槟州马华要有“反民政”的“风气”。果然在1977年时，林建寿被委为马华槟州主席，更在翌年的大选（1978年）通过林建寿导演了“七人帮”阵线直捣民政选区。由于他们有马华背景，也就被称为“马华七人帮”。

虽然“七人帮”全军覆没，但它带给民政党的“杀伤力”也是够震撼性的。自此之后，马华和民政的貌合神离与同床异梦更是明显。

李三春也不因此放慢脚步，而是用尽一切办法来取得突破口，包括拉拢反对党（行动党）的议员过档，陈毓书及萧汉钦就是在80年代加入马华的。

因此在1980年之后，马华在槟州议员数目已增至5位（原本1978年有石请霖及黄瑞钦中选，后来林建寿在1980年的补选中胜出，再加上过档的两位行动党议员，一共凑成5人）。这使到李三春采取更大的动作来增加马华在槟州的议席，那就是在1982年大选时，李三春移师华人占多数的选区面对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换取马华在槟州分得8个州议席。这样一来，马华与民政的议席分配平分秋色，这是李三春力争的一个“成果”，也是马华向民政讨回选区的重要一步。

这之中有一个被马华讨到的选区是甘榜哥南（现已易名为光大）。当林苍祐知悉后大为不悦，认为新任党主席林敬益没有考虑到这个选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就给马华拿走是不应发生的事。

为什么林苍祐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原来甘榜哥南区是林苍祐的一手打造的光大发展区，他要把这个地区变成新的乔治市（进行城市改造），自然不允许马华遮住其光彩。

在这重要关头，林苍祐不得不赴吉隆坡面见国阵主席马哈迪，他宁肯让出威省的马章武莫区，也不要失去甘榜哥南区。但马哈迪说这是马华的权利，如果要交换，可找李三春。不用说，林苍祐是失败了。他含泪失掉了甘榜哥南。

（甘榜哥南之所以会失去，主要是因为民政邱继圃在1978年大选提名时失手，被宣布提名无效，也就给行动党的黄炎光取得。1980年黄炎光加入民政但这个选区变成马华的了。黄炎光则被民政分配攻打柑仔园）

在当时，李三春争8对8席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要争首席部长职。只要哪个政党的议席多，就由谁担任首席部长。不幸的林建寿在选举中阴沟里翻船，也就意味着马华争不回首席部长。李三春的良苦用心也泡汤了。在间接上造成李三春于1983年“离党出走”，留下一片谜团直到今天。

自此之后，民政对马华的争取选区是耿耿于怀的，既不愿意藉更换选区来增加马华的筹码，也不希望马华从中坐大。因此两党在1982年后，也不再讨论交换选区的事宜。即使议员跳槽马华，也“带不走”议席。明显的例子是1990年大选时，丹绒武雅州议员邱武扬（许岳金妻舅）因在大选前离开民政加入马华，却不被允许带走选区。他于是被安排攻打马华的传统选区阿依淡，而丹绒武雅让回民政党。就这样许子根才有机会在州议席脱颖而出，成为首席部长。

再一个例子是1999年的大选后，突有两名民政州议员林建安及林武灿跳到马华，引爆一场权力斗争。马华已胜了10席，再加跳槽的2席，共有12席对民政的8席而要求由马华人出任首席部长。马哈迪首相在权衡轻重后，还是将首席部长职交回民政许子根，因他们是在民政旗下大选后才跳槽的，不是在反对党旗下当选的。其后更不同意跳党的议员可以带走议席。这样一来，在2004年大选时，林建安及林武灿的州议席又回到民政手里。由此可见，在90年代之后，国阵不再同意“带走选区”或“更换选区”的策略，而是要成员党安分守己。

其实，当来到2003年黄家定时代，他更是明确地提出“马华主中央，民政主槟州”的权力分配方案。民政的许子根也乐得接受；更在那年爆出了马华民政合并的大新闻。

这当然不会有结果，毕竟两个党有本身的议程，尚不存在二合为一的基础。

308后政治的演变来到今天，基本的格调还是没有改变，民政不会放弃在槟州参选13个州议席，因为一旦退了一席就是马华增加一席。这种零和游戏不适用在马华和民政身上。

就马华和民政来说，彼此输掉的选区拿来交换也意义不大，还是回到跌倒的地方，再努力爬起来才是正道。因此当李三春时代已过；当黄家定的格调已定，马华和民政又有什么好争呢？又有什么选区好换呢？彼此已是属于难兄难弟，再也没有条件明争暗斗了。

刊登于2012年3月29日《东方日报》

担任部长的基本资格 （天下纵横）

报馆的记者朋友打电话来问及马来西亚的政府阁员的资格，其中一项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既不是民选国会议员（下议院），也不是被委任的上议员（上议院），他可以当部长吗？

根据马来西亚的宪法条例，如果一个人不是国会议员（上议员或下议员）的话，他是不可能成为内阁部长，比如家庭妇女部长莎丽扎因牛案闹得满城风雨后，最近宣布在4月8日上议员期满后将自动卸职，就说明了当她失去议员身份后，就不可以继续做部长。在我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是议员的部长。

在法律的规定下，一个人可以担任上议员最多两届（每届三年，两届共六年）。如果届满又未成为下议员，那就要下车了。虽然上议员任期有限制，但下议院议员的任期就没有限制，一个人只要获得选民支持，他是可以一直担任民选议员到逝世为止。

当然担任民选国会议员不一定担任部长，部长是由首相委任的，但首相又是怎样选出的？这是一个极简单又似乎有争议的课题。在简单方面就是在大选过后，那个政党得到的议席最多或联合起来议席过半，则这个政党的领袖将被元首邀请组阁，他自然是最具实权的首相，然后由他从其阵营中挑选民选议员担任内阁，也可以委任上议员成为部长。这就是说，谁在议会内控制大多数席，谁就具备资格组织政府。

犹记得在308不久后，有人说一旦民联凑足超过半数的民选议员，马来西亚就告变天了，届时安华将出任首相。但安华在当时尚不是民选议员又怎样组阁呢？有人说可以先被委为上议员来组阁，但这是前所未有的不符程序。因此在8月份的时候（2008年），安华就参加了补选，以消弭争议。这正说明了安华在国会（下议院）的门槛外，即使有机会也当不了首相。所以他才赶上补选，以便他的“916”变天论具有说服力。可是安华始终争取不到30名议员移向民联，变天也就流产了。

不过有两个重要位置是不需要议员身份就可以被委任的，这个职位就是国会下议院和国会上议院的议长，。以此类推，各州的立法议会也有权力委任非议员担任议长。

议长享有特殊地位，级别如同部长，但他不是部长或州行政议员，因此不属于政府内阁的成员。

至于不属于部长身份的委任，如驻外国大使或联合国各项高职就不必有议员的身份，只要够资格就可以被首相或政府委以重任。

正因为政府的重心在国会下议院，也就是民选议员，因此选举的胜负就判定一个政党或其联合阵线的未来。这就是民主政治选举的好处，凡是一个服膺民主政体的国家，其政府是要依法行事的，按宪法规定期内举行大选，马来西亚也不例外。目前马来西亚已掀起选举的热潮，正是提供一个机会让人民做老板来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政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视下议院的运作和组合，而把上议院视为“锦上添花”的机制，因为下议院是决定国运的机关。这样的机制告诉了我们这就是民主，而且要不厌其烦的重复，才能显示人民的力量和重要性。

不论是过去、今天或将来，马来西亚的进程是由民主来推动的。因此我们说民主真是个好东西，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有一个机制比民主选举来的开明与令人心服口服。

刊登于2012年3月26日《号外周报》第574期

透视雪吡之争 （跃马扬鞭）

当下值得国人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目前由反对党（民联）控制的4个州会有难吗？民联能取回吡州政权吗？除开槟城与吉兰丹没有太大争议外，我们仅以雪吡为例做个分析，因为这两个州是双方倾全力以赴的前线州。

虽然要对雪吡作出预测性和假设性的分析并不意味客观公正，但也可从这4年的变化来探讨出其中的奥秘与变化。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308是一个意外的结局，虽然不是离谱，但仍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们很难以正常人的观点来评估第12届大选的结果，我们只能用非常的眼光来审视第12届大选的结果是一个奇迹，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结局，谁会想到雪兰莪与吡叻州的政权会改朝换代？即使在1969年的大选，雪兰莪与吡叻出现僵持不下的局面（雪州是14席对14席；吡州是19席对21席），但略占优势的反对党并未成功组成州内阁，因为民政的陈志勤并未同意行动党的吴福源（秘书长）组联合政府。自此之后的许多年，马来西亚的政局不再出现微妙的“僵局”，反而是执政集团的国阵一路来稳操胜券，轻骑过关。直到2008年的政治海啸出现，人们才相信民主是可以改变现状和打破常规的。

但吡州民联政权未及一年就重回国阵怀抱。原本国阵只28席对民联的31席，却因民联3名议员的背叛，顿然变成28+3对29席。后来又多一名行动党议员退党成所谓独立人士，形势为之一转，变成28+4对28席。在这种情形下，民联要在未来的大选卷土重来是十分吃力的逆流工程。

尽管在308时，行动党赢得所有参加的州议席，但现在走了两位议员，对未来的捍卫全胜是存在难度的；还有也要注意公正党的表现。如果公正党改革不彰显；尤其是在马来社会中争取选票不够落力的话，它能否保住7个州议席倒是有争论的。

一般相信回教党保持原来的6席应该不是大问题，但它还是成不了大气候。毕竟大气候是由行动党和公正党来共同营造，才能有立竿见影之效。

由此来审视吡州的第13届大选，民联这一边如履薄冰，冷暖也多少心里有数。

至于雪兰莪州，它是公正党唯一拥有实权的州，如果来届的大选，卡立不能成功守土的话，对公正党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此身为州务大臣的卡立不得不抖起精神面对国阵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势。在这方面，国阵主席纳吉已将雪州列为重心之一，必然与民联起正面的对峙与斗争。

目前的雪州议会形势是国阵20席（巫统18，马华2席）对民联的36席（公正党15，行动党13及回教党8席），形势对民联有利。虽然不久前回教党的哈山阿里被开除党籍，掀起一阵涟漪，但看来无法影响大局，只是此位仁兄的反击是不可小视的。民联还得严正评估局势走向。

当然，除非回教党闹分裂，或除非公正党内讧表面化，不然巫统要一举夺回雪州政权有其力所不逮之处。

摊开来说，巫统除本身的力量外，也得需要依靠友党有稍好的表现，不再被对方打得落花流水。如果友党没有给国阵增添筹码，那将是不容易翻盘的。因此现在的关键是看国阵整体的表现是否已处于最佳状态？有没有克制民联的绝招？如果没有的话，民联重掌政权的机会当比国阵大一些。

从这样的分析来看，吡叻和雪州的政情的形势是：前者国阵处于有利地位；后者民联占优势。没有任何一方面都有把握再变天，似乎维持现状已变成一个比较可以被接受的方案。

虽然雪吡州之争不是政党末日，但胜负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谁也承受不起痛失政权的后果。轻则相互指责，重则会闹分裂，而使到党下沉。这是从事政治的人所输不起的耻辱。这样一来，在激烈斗争中，雪吡就无可避免地成为第13届大选的重头戏了。

刊登于2012年3月26日《南洋商报》

从达因的评论说起 （现代春秋）

虽然前财长达因不是万事通，但他最近十分高调接受媒体的访问显然想重蹈2008年大选前的“准确”预言。 在2008年时，他有预言国阵在槟城、雪兰莪及吉打有难。结果这三州的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与此同时，失去的吡叻州政权虽在2009年因发生反对党议员背叛事件导致政权再回到国阵手中，但仍未被达因视为安全州。 就达因的分析，他认为国阵可以在柔佛、马六甲及彭亨过关。至于要保住登嘉楼及沙巴的州政权，非要一个团结的巫统不可。不过，达因认为今日国阵单靠有魅力的领袖是不够的，首相纳吉需要一个团队，不然会被人视为“无兵司令”。 纳吉显然会否认他是“无兵司令”或处于挨打的地位，因为与前任者阿都拉比较下，他是更会营造政治气氛，而且让政治千变万化，一下子在西马如同“天马行空”，一下子又到东马宣扬一大统思想，几乎每天都有大新闻见报，更有不少是未曾有过的大动作。比如与妇孺打成一片，走进平民家庭“聊天和喝茶”；大手笔的宣布拨款，让华社及华校享有不同程度的利益；更大的杰作是让收入3千元以下的家庭领取5百元的援助金；还有公务员的加薪和调薪等，没有一样不是与纳吉有关。换句话说，纳吉在走向社群方面确实比其他领袖更加勤于走动和深入民间。但这样的亲民作风会否让国阵扳回城市选举的劣势而重新取得政权？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没有一个标准。 在这方面，纳吉确实已塑造其个人形象，而且他的东奔西跑也让人有些眼花缭乱。姑不论他是否已取得“民心”，至少他所到之处也鼓起一阵热潮，有人也许会质疑，因为是首相，召集人潮自然不成问题。话虽是这么说，但如果缺乏公众的热诚，再怎样地用巴士把大批大批的人载来应景，也是没甚意义的。与此同时，为了达成心愿，纳吉正准备以新姿态展开猛烈的攻势，其中喊得最大声的是要夺回雪兰莪州政权。 无可否认的，雪兰莪地处国家的中心地带，而吉隆坡也在其中，正所谓“天子卧榻之处，岂容他人打鼾”？这就是为什么纳吉不惜功本要向民联宣战。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只有砂拉越的首席部长泰益玛目对国阵的执政深具信心，而且打保票国阵会拥有2/3的多数席。忝为土著保守党主席的他，不仅牢控这个党，而且这个党在选举中取得100%的胜利，也就促成他有说话的本钱。毕竟在砂拉越31个国会议席中，目前行动党只占两席。未来的大选除了人联党相对吃力外，其他友党的势力似乎维持不变，加上另一个成员党人民党内争也有迹象显示正在和解中。因此反对党被认为有机会的国席约有六七个，不大可能过半。 而沙巴的25席，也同样会是国阵的天下。目前行动党拥有1席，余为国阵议员。在拜林牢控卡达山族底下，沙巴的政局改变的机会也不大。换句话说，还是国阵稳操胜券。 就这两个大州的情况来分析，除行动党比较有所作为外，公正党好像还没有找到突破口，它是比较被动的。 至于西马的地区国会议席能否有变化也取决于城市或半城乡地带的30个混合国会议席会否被国阵取回？如果国阵拿不回失去的阵地，但保有308的数目，它就有足够的议席组成中央政府。在308时，反对党在西马占有80席，而国阵有86席，因此只要谁占有东马的控制权，中央政权就归谁。这也是为什么安华在308后鼓吹916变天论，因为他知道除非东马吹起反风，不然变天是不大可能的。 由于安华的失败，也无法在2011年的砂州大选中扭转局面（只有行动党创丰收），就不能预测民联会在东马有大收获。于是又需要回到西马探军情。如果国阵在西马有较好的表现，它就可能会拥有2/3多数席；反之如果民联有更好的表现，还要观看东马的政治走向。 今天来说，政治斗争的焦点会放在雪兰莪和吡叻，前者是由民联控制，州务大臣卡立也高调地表示会重新赢得州政权；后者则重由国阵控制，由于吡叻州还算是个乡村议席多过城市的州，因此民联要取回政权得付出双倍的努力，看样子也有其高难度。 比较有利民联的州算是槟城和吉兰丹，吉打州反而具有挑战性，这就要看民联如何协调和布阵，回教党本身也要排出一个新阵容来应付新形势，不能视吉打州是民联理所当然的囊中物。 下来的森美兰能否变天也取决于民联有没有一位突出的领袖和其阵容的排阵。而柔佛州一向以来是国阵的钢墙铁壁区，若有所失，也会在城市的选区失手。但不论怎么失，在26个国席下，具有挑战性的选区也大概5、6席左右，倘若马华的一些选区不幸被攻下的话，这对马华的未来是敲了第二次的大警钟。这就是为什么马华一席也不能失的大道理。 总而言之，由于今日的政治局势已有所改变，也不能再以308的眼光来审视政治走向，引发了纳吉要高调问政。比起蔡细历何止强10倍，简直是铺天盖地的在各个地方卷起政治浪花。 可惜的是，国阵内有人的步伐跟不上纳吉，也就使到纳吉不得不在政治海浪中制造高潮。因为跟得上的人不多，自然形成“无兵司令”的感觉。因此如果纳吉要改变这一印象，不但巫统本身要大规模地响应纳吉的号召，而且各个友党也要拿出成绩单，不要消极以待的等纳吉来改革或“打救”。每一个成员党都有其独立的自尊和政治地盘，它们不能事事依赖纳吉来做出改变，而是其本身也要迎头赶上，敢敢变，敢敢撞，这样或者会闯出些名堂来，否则在依然故我下，党的未来就会亮起红灯来。 刊登于2012年3月26日《光华日报》

薄熙来现象消失？（直挂云帆）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突然被免职，引发了很多的遐想与猜测，因为直到今天为止，只是非官方的消息发布许多对他不利的言论，而官方只是说他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及委员职务，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这是3月15日“两会”（人大和政协及大会）结束后的新闻简报。 与此同时，曾是薄熙来左右手的王立军也在同一天被免去重庆副市长职，改由青海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何挺调任。这就是说，这两个人的事件是连串在一起，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外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多的说辞是王立军的事件爆出了薄熙来的问题，终于双双落马。 整个事件得由薄熙来的政治历程说起。他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第二儿子。 薄一波1925年加入中共，先后参加抗日与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出任财政部长及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打倒，而薄熙来则是文革时期的闯将，属于红卫兵之一员（近日报纸大做文章指他在文革时也批斗自己的老子，更指他老子赞他有出息）。 1976年“文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薄一波在1978年平反复出，再次出任副总理。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薄一波支持邓小平对天安门示威运动采取强硬行动，他成为支持对付六四运动的元老之一（他在2007年逝世）。在他重返政坛期间，他也支持其儿子薄熙来积极从政。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红二代也在其父亲被平反后，于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考取社科院的硕士。他在1980年加入中共，仕途不断地变动和提升；尤其是在90年代后逐渐成为政坛宠儿。先是1993年任大连市长；1999年出任大连市委书记；2001年任辽宁省省长；2004年晋升中央，出任商务部部长。由于政务彰显，他在2007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央核心，并在同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 从变动看来，薄熙来说不上升官而是调职，但重庆属于直辖区，又是国民党时代的陪都，其地位显得十分重要和不寻常了。 这个时候的薄熙来不再像过去那样的保持适度的活动，而是高调问政。其中最出名和被人津津乐道的是薄熙来以重庆一把手的权力，在这个被“黑势力”包围的雾都杀开一条血路。 首先是绝不手软地向黑社会开刀，不论对方身份和地位，凡卷入黑势力的不法活动，一概严加打击，大大小小的案件加起来竟有3千余人涉案，其中原重庆公安局长文强被判死刑成为重庆改革下的“经典之作”。 伴随着打黑，薄熙来也独树一帜地在中国大陆掀起“红色风暴”。这“唱红打黑”也有一个新口号：“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成了一时的运动。除了指定27首革命歌曲必唱之外，也发布了《毛泽东语录》，以让毛泽东思想在重庆回归。表面上看来唱红与打黑是两码事，前者是鼓吹文革风潮；后者是取缔罪犯与贪腐，但如果深一层分析，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他是不允许贪污和腐败的，更不会让黑社会在新中国兴风作浪。虽然他在执政后了几次运动不甚得人心，例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革大革命”，导致国家以政治挂帅而牺牲了经济发展，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但在政治层次上，毛泽东致力在思想上改造人的灵魂和树立大公无私的精神，也使到许许多多的人不敢中饱私囊和过于造次。曾经在文革时期给一些外国游客留下的评语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风十分纯朴与善良”。 无可否认的，在毛泽东的年代，中国人已被灌输成“个人是渺小的，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虽然不能说所有人已不再有私心，但基本上也已被压抑或被教育得不贪婪、不徇私，具有一种“天下为公”的精神。 不过自从1978年中国采取改革开放后，许多问题也因经济利益衍生出来；尤其是在“让一部份人富起来”的政策下，有大大小小的官员看准了这一隙缝而自肥起来；更因为鼓励经商，下海成为时尚，也在一个特定的开放年代变得官商不分，甚至不少是官官相护的混淆不清的黑箱作业。 当这种利用职权谋私的行为层出不穷后，也使到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打击贪污和惩治罪犯。尽管严刑重典，依然无法拯救沉沦的人性。这也许是改革开放后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形下，薄熙来抓住了要害而准备在重庆一试，结果给他试出一个重庆模式来。 在2009年的时候，报刊已开始注意到薄熙来要在重庆塑造一个“红色GDP”（国内生产总值）。一方面由于一部份人富起来后造成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的程度），从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2006年的0.496。到了2009年，报告更显示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处在历史最高水平，达到23倍。 因此薄熙来在“唱红打黑”的同时，也不忘引进外资。2008年达到27亿美元；2009年约增至40亿美元；更使到重庆的经济成长率高达14.3%，以改善人民的生活。 除此之外，他也倾全力的抑制房价，让老百姓买得起平价屋。还有他的“重庆医改”的出炉，让无数的妇孺、老人和农民都得到医疗照顾而发出赞美声。 很显然的，薄熙来的大手笔和大动作也需要得力助手。其中一位就是在2008年被调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这位在1959年出生，立下汗马功劳的警界特出人物在重庆市协助薄熙来将黑社会组织瓦解。2011年王立军成为重庆的大功臣之一，被任命为重庆副市长。 然而被卸下公安局长职的王立军与薄熙来的关系却逐渐起了微妙的变化。在不为外界知悉下，王立军竟于2月6日至7日逗留在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天，似乎想申请政治庇护不果。后来他自己走出领事馆而被国安部人员带走。这一轰动性的大新闻抖出的消息是指说他与薄熙来反目成仇，且爆出对薄熙来不利的消息。最为严重的是指薄的生活奢侈不检点。果然不久之后，薄熙来成了政治的失宠人物，要再上一层楼，已是不大可能了。 现在留下的一个悬念是被鼓吹和赞赏的“唱红打黑”现象还会不会继续下去，它会成为其他省市的榜样吗？若不会，则中国的未来将以什么样的政治取向来向贪污和贫穷宣战？ 换句话说，薄熙来在短短三年内塑造的薄熙来现象是昙花一现或会继续发酵？也考验中共中央对重庆模式的评估。我们正等着中国官方针对薄熙来的事件做出详尽的解释与说明，是认可或不认可？ 刊登于2012年3月22日《东方日报》

“三八”妇女节有感 （天下纵横）

这些年来，如果不是议员在3月8日上街派玫瑰或其他鲜花给市场上的妇女，我倒忘了这一天是伟大的国际妇女节。因为妇女节已变得很平常，它不再有集会，更没有示威游行，更不再是敏感的日子。你可以庆祝，也可以不庆祝，但在百多年前，这个节日是十分重要的，也与政治挂上钩，其原由是这样的：

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服装和纺织女工举行抗议大会，反对非人道的工作环境，12小时的工作制和低薪。她们被警察驱赶。1859年的3月8日，她们组织了第一个妇女组织工会。

49年后的1908年3月8日，有1500名妇女在纽约游行，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报酬及享有选举权。她们提出的口号是“面包和玫瑰”。

1910年8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共有17个国家代表出席。有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战争的阴影笼罩世界，也就将这次大会变成政治大会，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及保卫世界和平成为主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14-1918年爆发）。

领导这场运动的人是著名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也是共党人的克拉•蔡特金女士（Clara Zetkin）。她也在大会上倡议以3月8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日，得到与会者的支持。从此“三八”妇女节成了妇女争取权力、争取解放的节日。
1917年3月8日，俄国的彼得格勤女士勇敢地举起了“三八”节的战斗红旗，在同年较后时，列宁领导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有左的色彩和被共党国家所接受，“三八”妇女节也就被政治化而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斗争平台。

1924年3月8日，中国妇女在中共的领导下，由何香凝在广州主持游行，象征着“三八”妇女节进一步向左靠拢。

1949年12月，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鉴定每年的3月8日为妇女节。这样一来，妇女节又在中国变成官方的节日。

由于苏联及中国严正看待“三八”妇女节及在其他国家左翼政团鼓起反对歧视和压迫，这个节日也就被标签是共党国家的。当然就成许多走西方路线及资本主义路线的国家与“三八”妇女节保持一段距离，不允许左翼政团用此节日举行大集会，担心会引爆直接的冲突。

转入50年代和60年代，马新左翼政团每年的3月8日肯定举行大集会，包括劳工党也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庆典，与“五一”劳动节同样神圣和伟大。

来到1975年，联合国订在每年的3月8日为妇女节（但也由各国政府自行订日子）。换句话说，在被世界化下，“三八”妇女节不再是左翼或共产党人的专利品。

马来西亚也为了不落人后，在80年代开始庆祝妇女节，以遵循联合国的议决，但不选择3月8日（仍然视“三八”为左翼的政治节日），而是选择8月25日。记得当时的部长说，选择这一天是因为接近国庆日（8月31日），可藉此激发妇女的爱国精神。

此后，政府也在每年的8月25日举行集会和庆祝。再后来因为世界不再有战争，妇女的权益也在许多国家得到改善，因此逐渐地也承认“三八”为妇女节了，不再使用自订的日子。

正因为“三八”妇女节千禧年后已起了质的变化，不再有火药味浓的斗争，而是议员包括首席部长也借此节日向妇女献花。这一献自然也献出温情了，更成为大选的宣传运动之一。

“三八”妇女节演变至此，已是嘉年华的举行，而不再是政治斗争的筹码。

刊登于2012年3月19日《号外周报》

承认中国大学的政治意义 （跃马扬鞭）

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于3月14日代表政府宣布承认中国146间大学院校的学术资格，在场的有马来西亚学术认证机构（MQA）的首席执行员赛阿末胡申。这意味着政府在学术领域上首次大规模地承认以中文为教学媒介的大学的学术地位，而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我们不能期望一下子改变这些中国大学的毕业生的命运，正如赛阿末胡申所言学生不能理所当然的设定专业的资格可自动地被承认，他们还是需要依据这些专业单位的条规（应是指医生、工程师、律师、绘测师及会计师等），但我们认为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它的政治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其一，在战后以来，华社就出现政党与社团要求承认华教的地位，更有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言之一的呼声，但碍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一直未有正面的回应。华人社会也就自行承办华校。

当1957年独立后，华校也依然逆流而上，更对1961年的教育法令采取应变措施而出现了国民型华文中学及独立中学的体系。在这之后的华社声音是呼吁政府承认南洋大学和台湾各大学的学位，所得到的回应也是局部性的，只是在某些领域承认台湾的医学位和工程师等学位，但也要符合专业单位的条规。至于南大的学位则是在不断呐喊下成为空雷不雨。
其实，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华社的此伏彼起的争取，就是要求政府能重视华社的心声和赋予华校平权的地位，重心不是争做公务员。虽然效果不彰，但在华人坚持下，华校依然挺拔成长。

如果说过去50年的努力进展不大，那么如今在中国崛起下，整个形势顿然翻转过来，中文反而是被承认的一块，不再是弃儿了。这种政策的转变，是历史性的大突破，也是政治正确下的一个成果。

其二， 马来西亚的教育与语文政策在独立后就朝向国民教育的方向推进，因而华社在力争华教方面也出现一些抗争，虽然政府的政策也因时代的转变而改变，但华文和华教与政治挂钩始终是连在一起。于是华校和华文的运动往往就被政治化或被标签为政治议程，更被有心人视为种族课题的一个争议点，而难以被宏观看待。

即使马来西亚在1974年率先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建交，带动东南亚化为中立与无核地带，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等于我国认同左翼运动，直到1989年马共放下武器签署合艾和约后，才加速了马中的友好关系。民间往来方面较前频繁，从经济贸易到体育和文化交流。到后来是乡情的联系飞跃成长，顺带教育的交流也普及起来。

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从90年代开始，中国学生开始来马来西亚接受双联课程的教育，目的是以马来西亚为跳板，到西方大学考取学位；而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不负众望为学子提供双联课程，也成了中国留学生的优先求学的国家之一。至今仍有万名中国生在马来西亚深造说明了这种开放式的教育政策已把马来西亚变成区域教育中心，给国家创汇和给人民启开更广阔的教育视野。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学生之所以在千禧年后才比较有系统地进入中国大学深造，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大马生也在解除限制下，负笈中国留学渐渐形成一个小热潮，目前有2500余名留华生。

这种风潮与学位的承认与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学子们认为打开这一扇门不仅可让他们圆一个中文梦，更可以从中领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湛。

如今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大学的学位，固然可以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留学。但在当下来说，仍然是一项政治上的抉择，其影响是无远弗届的。

因为我国这一宣布，意味着我国的教育和语文政策已出现灵活性的转变，正影响国内的教育政策作明显的调整（政府对独中的拨款和增加国民型中小学的拨款），让多元文化更显风采。在国际上，也至少说明了教育部看到中文教育已不是种族性的狭隘教育，而是普世性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教育，一改过去只承认英文媒介大学的单行道，显示了我国正采取中西并重的双行线教育。就此而言，何国忠努力下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

刊登于2012年3月19日《南洋商报》

郭庭源现象评述 （现代春秋）

308之后，火箭的州议员当中，最被人指指点点的其中一人就是郭庭源，而且负面的消息也比较多。比如指他资格不足，表现欠佳，没有尽其本份。因此很可能在下届大选被除名。换句话说，郭庭源已成为在党内“不得志”的议员。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也还没有找到答案。 其实，郭庭源算是至为幸运的州议员，他所出征的双溪槟榔州议席从来就没有被行动党赢过，卡巴星曾角逐其中，也败给民政党；而郭庭源能在308为行动党拿下这一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他是第一人攻下国阵（民政）的堡垒区。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在1969年之后，民政就把这个选区列为安全区，也就造成党内许多人觊觎双溪槟榔州席。 正因为这样，郭庭源在2008年时得以顺利地在双溪槟榔提名，党内也没有人与他争，皆视此为反对党的“黑区”。岂知一场政治海啸却改变了郭庭源的命运。 当然不是说郭庭源有什么本领，而是大风吹起了反风，把民政和马华打得落花流水，才有了行动党100%的胜利，派出的19名候选人全都成了YB了。在时势造英雄下，郭庭源自然要珍惜这“天赐良缘”的福气。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和考察郭庭源有没有做好本份的工作。首先在州议会内，他提的问题好像被人指说“抄”了前朝议员，弄得尴尬一番后道歉了事。因此郭庭源的长处就是在错误中学习，懂得自我反省。自此之后，就没有人说他是不做功课的议员了。 在服务方面，郭庭源的奔来跑去也是出了名的，谁如果指责他不做工，服务不好，那是对他不公平的。但他的服务是否大致上令人满意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他说，他给自己打60分，刚好及格。这种自我评价，也算是中肯的。 可是郭庭源一直面对的“失宠”及“下车”的传闻的症结出在哪里？这也不难明白，就正如他自承认的“少了一张大学文凭，常让他在党内被视为没有“大作为”的议员。如果是这样，对他也是不公平的。 是的，郭庭源绝对有资格当议员，不然人民怎么选他进入州议会呢？但议员归议员，除了提供服务外，也还要用脑来思考，用智慧来处事，这就涉及政治水平这码事了。 所谓的“政治水平”不是指大学生才够格的，即使不是大学生，也可靠自修和勤学来提升自己，并要有政治视野观察世界和国家，不单单是民生问题。在这方面，郭庭源还是需要努力的。如果他能在充实学问上下苦功，他肯定会堵住“政敌”或“小人”的嘴巴。 我对郭庭源的认识不深，也不大知其生平，但这些都不重要，毕竟“英雄是不问出身的”。 他给我留下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在308大选前的一个月，他陪同其党秘书长林冠英来到韩江学院参加政治论坛。当晚的题目是“行动党与民主政治”，由我发问而林冠英来回答。其他在场的行动党要还有曹观友及黄伟益等人。在论坛过后，我邀请林冠英在韩院附近的新来来咖啡店宵夜。由于其他人有事先走了，就剩下郭庭源陪林冠英和我在一起。我当时在想这位仁兄应该是林冠英的“新马”吧！也看出他对林冠英的执著和对行动党的忠诚。 果然不久之后，他以“黑马”的姿态成为行动党的州候选人，而且一举成名。对郭庭源来说，这位秘书长也算是仁尽义至，给他提供了亮相的机会。 今天不知怎么地，倒变成郭庭源公开发出“求救声”，要求党领袖帮他“消毒”。这样的要求不可说不合理，但又反映出郭庭源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他自认服务好，十分亲民，那就不必担心党会撤换人，因为放弃一位亲民的议员不用而让给另外一个人，到头来是党的损失。 因此郭庭源首先要对自己的“贡献”有信心，若有必要的话，可让选民来评分（可请一个中立单位搞个千人民调，看看选区内的选民对他有什么看法和要求），就可以拿这样的成绩单向党呈报。 反之，如果一阅报听闻被撤换，就表示会哭，那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堂堂男子汉是“流血不流泪”的。如今又因一些流言困扰，进一步要党领袖表态，那更是没完没了的。当最后的甄选名单尚未出炉，他又怎么知道自己无望了？因此在这个时候请林冠英和曹观友表态，也真的是“问得不是时候”。 我不知道郭庭源被流言击中而病倒几次；但我在猜想他的党内的势力还是不稳固的，才这么着急地找人来解惑。 如果可以解释的话，我把它形容为郭庭源现象，这在政坛是罕有的花边新闻。 其实，我倒认为他的当务之急不是“求救”和“生病”，而是勇于面对选民。既然他形容自己已把双溪槟榔变成敌对党无法打进的钢墙铁壁选区，那就是他的囊中物了，还怕党撤换不成？ 对此，我们也愿意客观地提醒郭庭源，不论行动党会不会换人，这个选区仍是具有挑战性的。 就选民组织成份来看，在2万余的选民中，华裔占57%，马来人占27%及印度人占14%，是个有得打的混合选区，郭庭源也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他现在要做的是回到选区看看是不是还那么牢不可破或是已有了变化？ 刊登于2012年3月19日《光华日报》

“以党治州”行不通 （直挂云帆）

吉打州民联政府最近两年来出现比较多的争议，也引发了回教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最新的戏码是有消息说阿兹然州务大臣因健康问题将辞职，改由新人领导吉打州政府。

但是州务大臣断然否认，而且在10位行政议员的宣誓礼上，宁可空缺两位回教党行政议员，他们是回教党吉打联委会署理主席巴罗拉兹及依斯迈沙礼。

接着在回教党中央的调解下，这两位接受重新委任为行政议员。本来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又节外生枝地引起争议。

这是因为回教党成立了中央督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专门指导吉打州政府的运作。这一下子，激怒了州务大臣阿兹然，他说这个委员会没有权利来限制他作为一州首长的权力，因为州宪法并没有这样的条文，也就不可以干预政府的事务。大臣这样说：“在吉打州内，我们必须按州宪法行事，在我看来，这个督导委员会仅是给我提供私人意见。就我看来，谁都可以给我提意见。”就这样的四两拨千斤，大臣把督导委员会的角色给“消化“了。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吉打马华主席张日洲有提醒回教党这样做是违宪的，不应出现督导委员会。

很显然的回教党中央这样做是感觉到阿兹然在控制州回教党方面出现阻力；而州政府又因一些决策造成争议和负面的影响，也就在不久前专门成立督导委员会试图化解矛盾。

但回教党这样做是犯了兵家大忌，它显然把吉打州当成回教党的政府，在有意无意间，推行“以党治州”的理念？

这种出发点不能说不好，但也暴露了党和州政府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矛盾。如果处理失当的话，它可能会带来政治风暴，毕竟吉打州是民联州政府，不是单纯的回教党州政府。

在目前的36个州议席中，回教党占16席，公正党占4席（有1人已离党成独立人士）及行动党1席，共21席起而执政；国阵方面则是巫统12席，马华及民政各1席，加起来14席不足以组成州政府。

虽然回教党占了主导地位，但还要其他友党的支持才能执政，否则政权是会动摇的。在这种情形下，单由回教党成立督导委员会是不恰当的。除了中央的领导人不是吉打的州行政议员外，他们也不适当在不了解实情发展下越俎代庖做出议决要行政议会跟进；若是意图干政，问题就严重和复杂了。

有一个历史实例是可以让回教党引以为鉴的，那是触及民政党在槟州执政后发生的权力斗争的教训。

事缘1969年大选5月9日成绩揭晓后，民政党在槟州异军突起，在林苍祐领导下夺得16个州议席改朝换代，组成单纯的民政州政府。另外巫统4席，行动党3席及人社党1席（总数是24席）。

4天之后，不幸爆发“513”冲突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敦拉萨取得权力而在1970年取代东姑阿都拉曼宣誓成为首相。因为敦拉萨与林苍祐的友好关系（林苍祐是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市面上有传言指说林苍祐将入阁。陈志勤对此十分敏感，公开否认民政会成为联盟一员。他这样说：“我们（民政）与联盟之间无所联系，对方并没有与我们讨论这项事宜。”

在否认之后，陈志勤身为民政的秘书长感到事态并不简单，乃与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商议如何使林苍祐就范，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要林苍祐将治理槟州的发展计划交给党中央讨论，但林苍祐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槟州政府已有一个行政议员理事会，所有的课题都在会议中讨论，不可能将所有的计划提呈党中央。

在当时，陈志勤并没有成立党中央督导委员会，而是通过另一个方式密谋倒林苍祐。这是发生在1971年的6月份，槟州一名议员王裕好被陈志勤授权打头阵，成为召集人把一些槟州议员结合起来打倒林苍祐。

讵料事机败露，王裕好的密会被林苍祐获悉，乃漏夜召开槟州民政党紧急会议，通过开除王裕好。与此同时，也召集到13名议员矢言支持林苍祐的领导。

结果导致陈志勤与塞胡申阿拉达斯一派与林苍祐一派的斗争扩大到中央，最后是林苍祐棋高一着拿下中央的控制权。
也因为林苍祐取得党中央控制权，且出任主席；陈志勤和赛胡申大权旁落后，另立党中央，形成双胞胎。最后得通过法庭解决，法官在1971年11月以林苍祐胜诉结束了这场闹剧。

林苍祐与陈志勤和赛胡申闹翻，主要是林苍祐不同意由党中央控制槟州政府的操作。在不接受“指示”下，陈志勤也就出绝招企图推翻林苍祐。适得其反的是，陈志勤本身离开了民政党创立了社会正义党，他只拉走了王裕好。更令他失望的是，在1974年的大选中，社正党表现差强人意，只他本人和王裕好分别中选国州议员，其余候选人全告落选。

与此同时，因为民政党的分裂，加速了林苍祐带领民政党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1972年），并在1974年加入了国阵。
也由于林苍祐已控制了整个民政党，也就不存在党中央与槟州政府的矛盾，在大一统下，民政党中央一向以来也是以槟州政府为先导的。换句话说，民政党以主导槟州政权为傲，自然不需要党中央来指手划脚了。

同样的，回教党在1977年也发生过党和吉兰丹回教州政府的矛盾公开激化，一边是回教党吉兰丹联委会通过促请州务大臣纳西辞职，他被指亲向巫统。在纳西抗拒下，演变成两派的大斗争和暴乱悲剧，导致中央干预接管，并开除回教党出国阵。

在分裂和失控下，通过1978年的闪电州选，就把回教党给全面打败了，转由国阵执政。这一惨重的教训说明了党和州政府对峙下的结局是两败俱伤的。

因此回教党在此时又想在吉打州推行“以党治州”的理念，徒只加剧党内的斗争，对党是得不偿失的。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似乎不曾有任何州成功推行“以党治州”的理念，吉打也不会例外。

对此安华轻描淡写地说他也是雪州政府的经济顾问，有提供意见但不干预来为回教党解围，但他的顾问性质是一人提意见，而回教党是一个委员会，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连雪州及槟州都未见公正党和行动党分设督导委员会来形成两个“司令台”，那么回教党就不需要在吉打多此一举了。

正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弊”，还是撤了吧！回到尊重吉打州政府的宪法与行政操作，不然迟早又会生事的。

刊登于2012年3月15日《东方日报》

曾荫权晚节不保？（天下纵横）

香港特首（特别行政长官，最高领导人）曾荫权面对的指控是很让人玩味的。因为从报章所列举的“罪状”却不是令人震怒的。大抵可以被视为不按常规的“过失”。

例如在今年２月，报章指曾氏夫妇乘豪华游艇到澳门。而这艘游艇主人是星岛新闻集团主席何柱国的。曾氏有说乘游艇是有支付船费的。此话一出引来反效果，被传媒挖揭“黑材料”，闹得满城风雨，也引发人们遐想其中奥妙。

于是又爆出曾荫权较早说在退休后将定居深圳的福田区东海花园租住顶楼。被查出该单位远眺落马洲并配有豪华设备，而业主是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的股东黄楚标。他已表明“退租”。

接着传媒又不放过，抖出他曾乘搭私人飞机前往泰国普吉岛和日本。对此，曾荫权表示有缴付一般航空公司的商务舱费。

还有他被指在１９９８年收受新鸿基集团郭氏家族的一部二手跑步健身机，存放在官邸多年。曾荫权的解释只是借用。

比较严重的指控是在２００３年时，原本被旅游局邀请前往美国东岸纽约主持ＳＡＲＳ（非典型肺炎带来的冲击）振兴旅游宣传活动，但曾为了要探访在美国三藩市的儿子，乃着令旅游局扩大活动在三藩市搞节目。因为这样，港府增加开销６００万港元。这样一来，曾荫权探子，变成纳税人埋单。对此，曾荫权极力否认，指是全无根据的破坏。时任旅游局主席的刘淑仪也加以否认。

针对相关的指责，曾荫权于３月１日在香港立法会参加特别答问大会上即席向公众道歉，因为报道的指责公开后，令他的诚信受到质疑。他说主要的目的是挽回公众对政府的信心，而不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

因为曾荫权的致歉被认为诚意不足，又不认错，市民对他的表现“拒绝收货”，即不原谅他，也就极可能引发民众的示威游行。

与此同时，港廉署也已介入调查，但曾荫权拒绝辞职让廉署调查，他表示愿与反贪官员合作，没有必要回避什么。

事情演变至此，它引发了律法大问题，那就是特首的这些是“
大罪过”吗？如果在马来西亚，那也没有什么轰动性，反而会被认为小儿科，牛事即为一例。但香港人的要求特别高，容不得特首有任何的“行差踏错”。在他们看来，经中国同意而由精英分子选出的特首是完美的，一点瑕疵也不应有。

不仅于此，若是不能与港民共同呼吸，也是会被逼下台的。例如在２００５年，首任特首董建华因处理第２３条国安法失当而成了箭靶，最终黯然下台，于２００５年由曾荫权补上。到了２００７年，曾荫权又再度当选，也将在今年年中卸职。未想到这一位一向以来被认为“公正清廉”的特首竟因这些“丑闻”晚节不保，成为舆论抨击的对象。

对于从一开始就跻身公务员（１９６７年加入港府工作）的曾荫权来说，他是在公务制度体系长大的人，不会有什么宏大的理想，但被视为称职的公务员也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董建华政府的不够敏感，才有了曾荫权年代的到来。他显然是典型的中规中矩的公务员，并无彰显的政绩。未想在卸职前几个月发生一连串的被视为违规章行为，也使到曾荫权百口莫辩，而且也越讲越不清。

在这方面，我们也不以为曾荫权的“罪状”需要动用弹劾来罢黜，反正他也在位不久了。

正因为曾荫权的事件，近日也发生候选特首的唐英年及梁振英被爆出所谓丑闻，例如唐英年的婚外情、住宅地下室及女友夜宴的照片；梁振英的１０年前漏报税的事件等等，也多少影响港人对特首的印象，还有一位准候选人是何俊仁。

当然特首是人不是神，他们也会有过去的或现在的过失或犯错的历史，但只要不涉及公众利益和不道德行为，不造成舆论哗然，也就没什么大事。

不论港民认不认同，看来他们得在两个有缺陷的人中选出一个人来当他们的领袖。至于选后的发展如何，那也不是市民所能知道的。

总之，香港特首这个权威形象，已被曾荫权抹上阴影。这对他个人是声望的下跌是难免的事，但对香港来说，则是特首选举制度的不完美的后遗症？

刊登于2012年3月12日《号外周报》第572期

民联四州政权评述 （跃马扬鞭）

今年是308四周年，离开新的选举已经为期不远了。虽然首相有权力拉到明年5月才举行大选，但综观近期纳吉的马不停蹄地走访大街小巷，已显示大选将会在今年6月份或之前举行。换句话说，这一届大选将会决定国阵或民联的未来政治前景。

就国阵而言，它矢言要夺回反对党控制的4个州和巩固已夺回的吡叻州，但国阵又有多大把握收复失地或攻下反对党的城市？让我们根据2008年的大选成绩作出分析。虽然这不能当作标准，但也会显露出其评估来。

例如在吉打州，在2008年时，回教党首次以大赢家的姿态夺得16个州议席，加上公正党的5席，凑成21席起而执政，只有1席的行动党未“入阁”，扮演十分微妙的角色。国阵则只获得14席（巫统12，马华及民政各1席），首次屈居反对党。近日纳吉走进吉打向人民表歉意在过去表现不好，但矢言以后一定会有好的表现。他似乎有信心能夺回吉大州政权。

不过在我们统计的12个选区所胜的多数票不超过1000票的，巫统和回教党各占5个，而民政与行动党各1个。因此国阵要拿下吉打州，除了巩固5个危险区外，还要拿下回教党的5个危险区，才能击败回教党而成为执政党。在这方面，马华和民政扮演扶助的角色，但行动党显然也不是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反而是公正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在未来的大选，民联能否守住吉打州，公正党的角色仍是十分吃重的。

至于重夺最激烈的雪兰莪州，也有12个州席的多数票没有达到1000票的，其中巫统竟占了8席。由此可见，国阵要从民联手中夺回雪州非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不可，因为在308时巫统的多数票已被大大的拉底。虽然回教党在雪州拥有8席，曾因哈山阿里被开除事件而有所影响回教党的地位，但在回教党快刀斩乱麻下，回教党也免于分裂。

不过，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正党则因其州务大臣卡力被指CEO形象大过政治领袖，而又与当下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有过节，也多少影响公正党在雪州的政治形象。如果公正党能保住优势（目前有14席），而回教党又不流失其拥有的8席，则加上行动党的议席（目前有13席），民联就有机会保住政权；反之若是其中一个成员党的议席被国阵（巫统）攻下，情况就会有变。

槟城州不被国阵列为前线州，因为它尚未形成国阵与民联对峙的焦点，在2008年的大选，只有7个州议席的多数票不过1000张（最高是611张，最低是250张），而巫统就占了6个，公正党1个。这就是说，巫统的稳定性相对薄弱，它必须用十足的精神才能保住目前的11席，而后再能拿下公正党的议席才有机会翻盘。但基于槟州的特殊性，又非得靠民政和马华有所表现。可是直到今天尚无迹象显示国阵的选票有明显的回流，这对国阵要拿回槟州的执政权是有阻力的（目前的州议席分配如下：行动党19席，公正党9席，回教党1席及国阵（巫统）11席，合共40席）。

下来最为争议性的州要算吡叻了。自从2009年国阵重夺吡州政权后，它就陷入了与民联的不可妥协的对峙和对抗，形成水火不容的两个实体。

究竟是谁会成为下届大选的造王者，关键就在18个多数票不及1000票的州议席；其中有4个选区的多数票未达100票，又恰好3个选区属国阵（巫统），1个归民联（回教党）（在18个选区中其比例是民联10席，国阵8席）。

由于双方都有弱点，就不容易看出谁占优势。但如果国阵能够在18个州议席中增加选票（夺回500张），那就有机会保住吡州政权；反之如果民联能夺下归属巫统的10个“非安全区”，又保住其本身的8个“非安全区”，那就有机会脱颖而出。

当然这些个所谓“非安全区”（多数票未达1000张），行动党也有3席（目前拥有18席）。若是失手，就不容易重掌政权；而拥有6席的回教党，也是只许胜不许败，它的席位是保证民联能否翻身的基石。

比较弱的公正党原有7席，自2人变节后，已剩下5名州议员。它倘若要在吡叻州扮演重要和主导性的角色，一定要力争上游，但现在看来公正党并没有大动作。

总的来说，民联执政的4个州，只有吉兰丹和槟城比较对民联有利；而雪州和吉打则会陷入苦战。在吡州，民联的夺权条件则有待观察。

刊登于2012年3月12日《南洋商报》

308四周年的联想 （现代春秋）

日子过得很快，今年的308又静悄悄地过去了。回想４年前的这一天，实在是血脉喷张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政治波浪带来的冲击和变数，竟然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不仅是国人感到震惊，而且连外国舆论也几乎不可置信。 这也真的不可置信的，因为立国以来（1957年），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发生过几乎半壁江山易手。一方面连失四州州政权。如果连同吉兰丹，那就是五州落入反对党手里。这在历史上是第一遭。另一方面，执政党在国会的议席也受到严重的打击，从2004年的占有90％的国席到2008年只剩下不到70％，不再享有三分之二席的优势。 虽然这种结果没有改变中央政府，但却改变了执政党在国会的绝对优势；更甚的是失去了槟州、吉打、雪兰莪和吡叻的州政权，终于使到执政党人痛彻心肺，无法接受这样残酷和痛苦的成绩。 我记得在４年前，也即是2008年的3月8日晚上，我人在吉隆坡的电视台，准备参加大选成绩的现场评述，但在差不多晚上7时左右，竟接到北马来的消息说，槟城已告变天，而且是狂胜。 这样的消息在当时相信的人不多，我们也在电视台内得到另外的消息说，在其他州，国阵也一样面对严峻挑战。 当然没有人在谈论中央政府会不会易手，因为这不在人民的思维中，反而许多人睁大眼睛注视电视台内的成绩报告。大家都在观察是不是巨变已来到门口？ 当我们在电视台内面向观众评述时，我们也感到政治气候不断在转变，传来的消息有不少是意外的，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评述，只能够用“大跌眼镜”来形容。 果然较先让人民知道的是槟州的战绩，除了巫统雄风依旧外，民政和马华几乎失掉所有阵地。在官方消息出炉前，我们已被告知，民政和马华输个清光。这是令人窒息和不能消化的结果。后来事实证明此说无误。而一炮而红的行动党又卷土重来，而且比1990年时的旋风来得更猛。1990年在林吉祥带队下，行动党在槟州赢得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执政（州议席共33席）；但2008年，行动党一举夺下19个席位，成为最大的赢家，连同公正党的9席和回教党的1席，总共29席对国阵（巫统）的11席，成为新一代的造王者。就这样，槟州变天了。 其实槟州变天也有先例，那就是在1969年时，新崛起的民政党在林苍祐带领下，以16席对巫统4席起而执政。另有行动党3席和人社党1席。 在当时也没有所谓两线制，而是槟城人民思变的结果，于是出现一个新的政党领导槟州政府。这一年也是马华全军覆没的首次。在1990年时，马华又再一次尝到零席的失败。民政虽只得7席，但它与巫统的12席结合后，也就以19席的强势继续执政（行动党14席）。 没想到选举过后的第四天，不幸地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导致马来西亚民主被冻结，也因为政局的改变（联盟首次在国会失掉三分之二优势），东姑下台（1970年）改由敦拉萨上台，终于掀开马来西亚政治新一页。这新的一页不是两线制，而是反对党被收编。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和回教党被纳入联合执政的大家庭，大家摇身一变成了国阵的人（1974年大选前正式成立）。 这国阵精神意味着巫统不再抱残守缺，而是敢敢地作出改变，把反对党收为己有。这样一来，马来西亚仅剩下行动党和砂拉越的国民党是反对党，在国会的声音不大，更甭说给国阵巨大的威胁。 无可否认的，自1974年到2004年的整整30年内，国家政治是国阵的天下。行动党未能从中壮大，回教党也不成大气候，眼巴巴地看着国阵在强势领导下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 这一党独大也给国阵带来难以弥补的痛苦，最终在2008年的大选中爆发开来。 马华痛失25个国席，只剩15席，州席也从90席跌剩31席，又再一次在槟城成为零席政党。这已经是马华第三次又从零开始。民政跌得更惨，不仅在槟州一无所有，而且也在其他州表现差劲，只剩2国4州席（后来又加入3席）。国大党也同样面对失败的教训。 因此这308的政治海啸，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输家是马华、民政和国大党。后来又加入砂人联党（它在2011年的大选被行动党冲得溃不成军，只剩6个州议席，输掉12个州议席）。 从这样来看，4年前的308，真的是历史性的政治大地震，一些政党被震得也不知怎样适应失败与挫折的未来。 我依然记得，在４年前的308的夜晚，在电视台内令人难忘的夜晚，当我们离开电视台时，已是近凌晨２时，也就是已过了308，转入309了。 我们走在宁静的公路上，只有一家餐馆开业，有不少人观赏足球比赛，一切是那么平和，一切都依然故我。然而不同的是，当大家明日醒来，我们的政治又变了样。在平和中改变，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想来想去，民主真是个好东西，就这么手中一票，整个政治就不一样。 如今又到选举季节，市面已慢慢地升温，它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2年3月12日《光华日报》

两个女人的政治秀 （直挂云帆）

今年开年以来，有两个女人在政坛掀起一阵叫骂声，给紧张的政治斗争和乏味的政治口水战平添额外的笑料，算是缓解我们的严肃政治氛围。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作为一个政治现象，它是值得玩味的。

首先是“怒气腾腾”的一位小女子突然出现在蔡细历与林冠英的辩论环节中（２月１８日）。她借用问答时间，几乎用尽一切的气力在唛克风前向林冠英大声嘶喊并直斥说“你口口声声表示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但为何起门牌税？所有的东西都起价。还有１０点半的晚上，我亲眼看到两次，整条路已经没有车了，但你还叫你的执法人员拖车，导致打架，头破血流。”

我当天在银幕上看到这一幕时，我不知如何形容这位小女子。因为她突然间让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明明在这几年我没有收到门牌税调高的通知，何来起税呢？接着我怎么不知道什么都起价了？因为她的所谓起价应是指许许多多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起价的，而且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在我还没有定过神来的时候，又似乎发现原来晚上还有发生拖车事件，甚至闹得打架。这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所有的槟城人都护着民联政府或亲林冠英首席部长的，而是身为槟城人竟不知道的事，反而让“半个槟城人”来告诉我们，真是身在福中的槟城人，不知坏事已发生？

本来我还以为在骂功方面，林冠英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我甚至在３０８后前后形容他是骂功一流的政治人物。没想到电视上的小女子别看她个子小小，真是骂功把林冠英比了下去。因为她就那么大声喊大声骂就把林冠英骂“哑”了（林冠英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后来他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这下可好，小女子原来是马华培养出来的闯将，不知是否冲林冠英而来？她的名字叫黄糩璊（不知谁取的名字，真是笔画多多，也可能难倒一些人不知怎样念？）洋名叫Jessie Ooi，目前是士拉央国阵协调员。

如果她那天温柔一点，针对课题提出问题，不要离题，明明是辩论两线制会否造成两种族制，而不将门牌税和拖车挂上钩，或较会显得她切中要害，看林冠英如何招架。

但这样子做，也许平淡无奇，或不留痕迹，一场辩论会结束了大家都忘记是谁在提问题。因此这位小女子竟反其道而行，叉开课题大骂林冠英，也就真的骂出名来。

我欣赏的是在短短的时间内，网友竟制造许多笑料让我们笑到很难消化，更有人编歌唱红了小女子，最绝的是把她上网，形容为“拖车姐”，这真是伟大的发明，比起黄糩璊不明就里的骂人还要有头脑。因此把她叫为“拖车姐”的人若愿意公布身份，我们应颁他一个天才奖，可惜直到今天为止，当我们还不知道是谁发明时，黄糩璊后来宣布对号入座了。她说，这很好，我就是“拖车姐”。她还说，她已经那个这件事中走了出来。我们不知道她的下一个行动是否“高调问政”，若有意染指政坛，那我建议她去上政治课，先了解国家大事和小事，更要知道政治不光是骂人，还要会动脑筋，在适当的时候讲适当的话。而且要在家中一定事先做功课，才在大庭广众亮相，千万不要献丑，被人反骂回文不对题或不知所云。

像她这样爆红的“半个槟城人”，不知有没有兴趣与林冠英对上同一选区，若是拖车姐遇上师奶杀手，先不理结局怎样，过程一定很精彩。届时，拖车姐会更加扬名四方。对马华也不是坏事，不知拖车姐以为然否？

下来要说的是民政的“小辣椒”郑惠浓。她在１月７日在怡保举行的一个马来西亚晚宴上发表演讲的内容，让我们跌入云雾中。在YouTube用心看她的演讲后我的结论是，好奇怪的逻辑，而且妙论变成争谬论。

她说她反映的是马来西亚的现实：因为是多元种族的国家，因此不可实施两线制。既然不认同两线制，当然是维持过去的一线制，尽是一党独大，而其他党围绕其中。民政就是在７０年代被收编而成为国阵的一员。在那个年代，因为马来西亚在“５１３”事件后需要减少政治游戏与平和种族关系，以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在没有两线制引导下，民政的加入国阵变成政治正确。

但经过４０年，当国人走出“５１３”的阴影后，就不再对种族课题有太大的畏手畏脚，反而坦然地走出种族的政治，带来了两线政治的雏形。不论国阵或民联，都有多个种族在其中，没有所谓国阵偏向马来人，民联偏向华人之说。

再说，巫统在３０８后也极力拉拢伊斯兰党组建团结政府。这也是以政治为考量。若此事被促成，两线制自然分崩离析，也正合郑惠浓的保持现状论，她会反对吗？或这样很好？

因此讲政治是要实事求是，不是人云亦云的。如果我们珍惜选举，反对独裁政治，一定要支持民主政治让各政党相互竞争，不论是巫统对回教党或公正党，也不论是马华民政及人联党对行动党都是进步的象征。如果担心会引发两种族极化，干脆不举行选举，用分配法不是“天下太平”吗？

还有郑惠浓用种族论来扭曲民主是不被接受的。我们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主，然后再重视民主价值下，种族才能取得和谐，没有民主作为种族和谐的基石，它是不能团结和持久的。

下来，她说以人口比例说，马来人有６３％，华人约２４％及印人６.８％也具有误导性。根据人口种族分析，马来人占５０.４％，其他土著（以东马的卡达山族及达雅族居多）１１％，将两者笼统合起来说，也真是把东马的种族给遗忘了。这也不符合一个马来西亚的现实。再者郑惠浓拿苹果的分配来比喻种族权利很不恰当且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因为当人们要求公平的时候，不是用苹果的分配法来取得公平，而且也没有人叫你挑战种族结构的安排，也没有人说要起用华人当首相。而是一种很直接的要求对各民族有一个较为公平与透明的政策，不要推行种族性政策而忽略其他种族的权益。这与用家庭对子女有偏爱来解说没有所谓公平这码事也是莫名其妙的。这是很不当的比喻。

其实华人和印人要的也不多，在３０８后的大派糖的策略不是也告诉我们民主真是好东西，若针对因之形成的两线制而打开钱库之门，又怎能说两线制不好呢？或说两线制带来种族分化？种族的调和一向以来是用政治手段来安排的。其实，民政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一向不鼓吹种族主义，也欢迎两线制的存在（许子根语），就不知为何郑惠浓在唱反调，也许郑可扬可安排这位市议员也上政治课或了解民政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党。这样这位口才不赖的“苹果姐”或者在日后会有更大的发展：运用正确的思路讲政治，不要引用不当比喻，才不会让大家听后不知如何消化。

刊登于2012年3月8日《东方日报》

更换选区与林吉祥 （天下纵横）

行动党彭亨州五届州议员梁金福宣布下一次大选他将离开安全区，而准备在文冬与马华廖中莱一决高低，林吉祥对此深表感动，也为梁金福打气。

与此同时，行动党社青团团长陆兆福也宣布下回不会捍卫原来的州议席而是要跑到非安全区面对考验。

这种离开安全区移到其他选区或说到执政党的强区打一场硬仗并非始于行动党，而是在1964年时，社阵也采用同样的战略来夺权，目标对准槟城州。

本来社阵在槟州立法议会有7名州议员中，他们已视本身的选区为安全区（指1959年大选的议席）。这些议员包括林建寿、陈扑根、李国良、黄忠和、陈崇美、崔耀才和纳玛纳旦。

除了李国良退党，陈崇美转入人民行动党和南玛纳旦加入印度国大党外，剩下的4人都被党分配在非安全区上阵（指1964年的大选）。例如黄添寿（前任乔治市市长）被调派至峇眼亚占选区，对垒马华强人彭如德（他就是行动党彭文宝州议员的父亲）。林建寿则转向亚依淡选区面对马华强人邹新庆，后者是盘根于亚依淡的草根人物，很吃得开。陈朴根被派到牛汝莪面对巫统强人阿日新（曾任代首席部长）；而崔耀才（乔治市市长）转战丹绒西区，与民联的郑耀林一决高下（郑耀林因1963年市议会选举中击败林建寿而一举成名）。

他们所留下的安全区则交由社阵新秀上阵。他们是陈福兴（已故）在日落洞提名，许平城（已故）则在丹绒南区出征。
社阵的苦心安排与派强人到非安全区是为了夺取槟州政权，无奈当年大气候对反对党十分不利，在开票的当晚，反对党兵败如山倒。在槟州方面，只剩下陈福兴和许平城中选州议员，其余候选人皆告败北。

在国席方面，也因联盟的声势盖过反对党，在马印对抗声中，社阵只林建寿及陈志勤当选国会议员。

面对如此残酷的结局，反对党已因印尼掀起的马印对抗而跌进了“政治陷阱”，即使如何布阵，也是白费心机，也完全出乎左翼政团的意料之外。社阵之后的反对党，最会移动议席来面对执政党及收拾“叛徒”外，除了林吉祥外没有第二人选。

林吉祥是在1969年大选中首次当选马六甲国会议员，他不但是冲锋陷阵人物，而且也是重炮手。

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不能忍受身边的人对他的背叛，只要有机会，他会通过选举来收拾他们。

例如在1978年，林吉祥转战八打灵国席（原本是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主要是因为胡更生“背叛”了他，必须亲自上阵摘下此国席。

1982年又面对爱将陈德泉的“背叛”，林吉祥又回到马六甲市区与陈德泉对垒。结果林吉祥成功了。

但在1986年林吉祥不能忍受董教总介入政治支持民政党，乃在这一年亲自“猛龙过江”与民政的许子根来一个生死之战。结果证明林吉祥有足够的谋略与魅力，让人民跟着他的步伐起舞。他打倒许子根也是为了壮大行动党，但这一路走来林吉祥的政途不仅没有安定下来，而且也面对惊涛骇浪的挑战。最明显的是，他对1986年丹绒一役的成功深具信心后，乃在1990年将其州选区移动（从甘榜哥南移向巴当哥打），直接与首席部长林苍祐对峙，喊出的口号是改朝换代。
其结果又让林吉祥全胜，不但击败林苍祐，也让火箭州议席跃增至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

不过林吉祥并不满足于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因此他又积极布署要在1995年拿下槟州政权。于是他又再一次来个“王者之战”，转到丹绒武雅与许子根来个“鱼死网破”。可惜的是，这一次不再受幸运之神关照，而是蒙受从政以来的大失策，行动党在槟州只剩下一个州议席，林吉祥也失掉槟州议席，惟保住丹绒国席。

1999年林吉祥打一个没有丹绒四役的苦战，他本身失掉丹绒国会，州议席（不敌丁福南）也失败了。

经过5年的卧薪尝胆，林吉祥才又从怡保东山再起。直到今天，他的政治地位才告稳定下来。

前后算来，林吉祥自从参政以来已换了4个国会选区，如果他说第二，也就没人敢认第一了。

刊登于2012年3月5日《号外周报》第571期

蔡细历如何制造补选？（跃马扬鞭）

不大明白马华总会长蔡细历所说的话的效果。他说，马华候选人若中选后不服务，他将不惜制造补选，把有关代议士直接拉下台。

说起来是很简单的句子，但做起来就十分不简单了。按照我国的宪法规定，一个人当选议员（或国或州）后，他就拥有绝对的权利要不要做下去，直到新的大选为止，绝对不是政党可以控制和左右得了的。当然这事不是发生在马华身上，而是在反对党议员的身上。曾经有沙巴的州议员挑战事先签署的辞职信不算数，结果赢得了官司。换句话说，任何政党手上拥有未署上日期的“辞职报告”是无效的，不能在法庭上取得优势。例如在2009年吡州变天的事件上，民联甚至在州议会通过悬空有关三州议员的席位也不被有关方面接受。因此在辞职无效下，党对议员的背叛行为是无可奈何的。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既然议员辞不辞职是个人的事，我们就不明白为何蔡细历有信心制造补选？难道马华拥有的“辞职报告”与昔日反对党议员的“辞职报告”有所不同？难道执政党比较占优势？绝对不是。因为法律得一视同仁。

其实，马华在过去都比较重视“接收”反对党议员的跳槽。而反对党议员们之所以有价是因为他们是议员，如果他们得辞职补选，身价会大跌的。

例如2009年吡叻州的变天，就是因为阵营的议员数目的变化而改变了一个政权，其作用就非同小可了。当然这种例子在过去也曾发生过。那就是1959年大选成绩揭晓后，伊斯兰党在登嘉楼赢得了13席起而执政，联盟只赢得７席，拿督翁的国家党4席。不久后4名国家党议员转投前联盟，再加上伊斯兰党数名议员过档联盟，州政府在一夜之间改变了。

这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政党可以代表议员作出决定，今天也不例外。其实，马华在过去一路来也挺欣赏这样的机制，因为这也提供马华有机会拉拢反对党议员跳槽，最大的跳槽者要数何文翰了，他最幸运在后来还官拜部长，甚至因马华党争赢得了马华署理总会长职。

还有槟州也是马华拉拢反对党的重要基地之一。如1974年大选后，行动党只剩两名州议员，胡德安与黄瑞钦不久即被李三春收编，致行动党在州议席归零。

接着在1978年当选议员的陈毓书、萧汉钦、陈德泉也在80年代初跳槽马华。马华的目的是要加强它在槟州谈判州议席的筹码。因为它不满意在“513”过后的议席分配，由林苍祐说了就算。因此争生争死也要显示颜色给民政看；更在1982年获得了国阵同意，马华与民政各分配8个议席上阵，平分秋色，一改过去只分得3席乃至5席的聊备一格的安排。

既然蔡细历在芙蓉讲出这席豪言壮语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森美兰也是行动党头痛的州，过去它的议员总爱跳槽马华，逼得林冠英不得不在2004年大选与森州候选人来个约法三章，以杜绝青蛙政治，如果蔡细历要反过来不惜制造补选，也许会“逼使”马华的议员出走行动党。

虽然蔡细历是没有把这个可能性估算在内，但我们还是认为蔡细历所说的话似乎是行不通的。

除非我国修改宪法，规定叛党者自动丧失议员资格，否则谁也别想控制议员的行为。他或她顶多下届不做候选人，跳党后你又奈何得了吗？

此外，蔡细历也强调代议士是选来服务人民的，不是拿干薪偷懒的。但平心而论，各个政党的议员都有贡献地方和议会，只有极少数的议员“睡觉”，不理政务。

虽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议员当不当选似乎还有别的其他因素不能混为一谈。308政治海啸不是一个教训吗？许多服务型的议员落选了，这能说他们服务欠佳吗？或是党的走向不被看好？这交给政党自行评估吧！

刊登于2012年3月5日《南洋商报》

现在不行将来也许 （现代春秋）

前首相马哈迪以挖苦和揶揄的口吻欢迎伊斯兰党考虑委非回教徒出任高职，并建议委任林吉祥出任伊斯兰党主席。 他是回应伊斯兰党的中委朱基菲阿末于2月28日参加一项论坛被问及是否准备接受非回教徒成为领导层时这样说：“当有此需要时，伊斯兰党准备分配非回教徒担任高职。” 虽然他也认为也许时机还未成熟，但当成熟时，伊党会在党员大会上作出决定。他重申，回教是可以面对改变和接受时间和现实的挑战。朱基菲的这席话，未想引来反弹。 不过在马哈迪冷言冷语的背后又让我们看到政治的演变还是跳不出种族的框子，但如果我们细心解读伊斯兰党的历史，也不难发现这个党其实是不断在变而不是一成不变或故步自封的。例如在50年代，也就是在伊斯兰党于1951年成立的第六年，伊斯兰党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适合的党领袖，他就是原属国民党（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指它被共产党渗透）主席的布哈鲁丁（1955年他与布斯达曼共创人民党，翌年他离开人民党参加回教党）。当他在1956年的党选中出任主席后，这个党就被改头换面成为生气勃勃的政党。在他的精心策划下，伊斯兰党参加1959年的大选一炮而红，不但拥有13个国会议员，而且也夺得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政权（后者不久因党内部分裂而失去政权），成为马来亚的最大反对党。 布哈鲁丁无疑是虔诚的回教徒，符合担任伊党主席的条件，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历史的印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换句话说，伊党在早期是接受左派人士担任领袖的。 遗憾的，布哈鲁丁于1965年在内安令被扣留。当局指他涉及一宗企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的计划。与他一起被捕的有劳工党主席依萨等人。1966年获释后，他在党的地位大不如前，直到1969年逝世。 在布哈鲁丁之后，伊斯兰党也希望找到一位新领袖。刚好马哈迪也在那时被巫统开除，而与伊斯兰党有较常的接触，但马哈迪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回教党。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77年伊斯兰党低潮的年代。那一年伊党被开除出国阵，党内面对危机（失去吉兰丹控制权，改由中央以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因而在1978年的吉兰丹州选中，伊党一败涂地，仅剩下两名州议员。这个时候，伊党也伸出触角想请安华依布拉欣来领导伊党（安华是于1974年因参与领导华玲反饥饿示威而被扣捕。直到1976年才获无条件释放）。虽一向叛逆性格的他比较接近伊党，但他并未接受伊党的美意，也就不是伊党的一员。 从对马哈迪的重视到拉拢安华加入伊党来看，伊党是十分重视人才的，并不在意意识形态。如果说布哈鲁丁是左的，那么马哈迪的右和安华的不左不右也不是大问题，只要他们顺应于伊党的要求。 伊斯兰党的要求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有才干的人来领导，主要能在选举中胜出。可惜的是拉不到安华后，安华又于1981年加入了巫统，以致伊党有一个时期迷失其中，直到1989年扶正了来自吉打的法兹诺后，伊党才开始找到方向。 法兹诺是属于开明派的宗教人士，这也标志着伊党已转向宗教取经。果然加上东姑拉沙里的助阵，伊党于1990年又夺回丹州政权。这一重大的意义给法兹诺记上大功，稳住了他在党的地位。这就是说，伊党的领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的要求而改变的。即便宗教派的抬头而造就了伊党东山再起，也是受到欢迎的。因为这样在1999年的大选，伴着安华的旋风冲击了国阵，又再一次扶起伊党成为最大的赢家。比之1959年的大选成绩更为标青。这一年伊党在国会拥有27席（破了纪录），更拥有两个州政权，即吉兰丹和登嘉楼。 登嘉楼的再一次被伊党攻陷，说明了安华魅力带来了安华效应，但也让伊党走宗教路线之管道获得认同。因此在此之后，国家又跌入了巫统和伊斯兰党针对回教国理念之争。 正因为伊斯兰党无视于其他反对党的感受，一直地自以为是向“回教国”冲刺，也造成它与民主行动党在2001年的分道扬镳。 这个时期的伊斯兰党，与行动党形成两个陌生的实体，也给林吉祥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是他将行动党拉入三角联盟（另两个是公正党和伊斯兰党。人民党作用较小，一般只称三党联盟，不称四党联盟），也是他又将行动党拉出三角联盟的所谓替代阵线。至于行动党与伊斯兰党关系的改变是在２００８年政治海啸后，因为民心的思变，让反对党阵线取得辉煌的成绩。在安华撮合下，有了民联的组合。 这民联的组合也面对一些矛盾和不协调的尴尬；特别是伊党与行动党也时有针锋相对的言论。但不论行动党与回教党的关系如何改变，林吉祥断不可能会成为伊党的一方领袖。马哈迪的不切实际的建议也就成为空谈的废话。 可是在林吉祥这一代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不等于下一代或在下一代不可能落实。正如行动党和民政党都可接受非华人成为领袖，为何马来人的政党不能有所突破呢？ 当然这个突破也并不容易，不单是马来西亚的多元宗教是既存的事实，而且种族性结构的政党也继续存在。在大架构未改变下，期望马来西亚的政党出现不以种族为取向似乎只是一个梦想，不具现实意义。 对此，马哈迪的话也提醒我们，虽然刺耳与诚意不足，但如果有朝一日，种族性的政党解散，带有宗教性质的党名改变下，不再事事以宗教为导向，谁说马来西亚不会出现新的政治排阵呢？ 如果有一天，伊党（或名称的改变）出现非回教徒的领导人担任第二把交椅也是不足为奇的。当然绝对不是林吉祥，也许是林吉祥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说不定。 刊登于2012年3月5日《光华日报》

绿色盛会的重要讯息 （直挂云帆）

这些天最震撼人心的新闻莫过于在关丹举行的“绿色盛会2.0”了，约有逾万人参加（有些报章报道说有3万人与会）。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反对在关丹设立稀土厂，并要求政府给予关闭。理由是这项计划产生的辐射足以危害人类的健康。

尽管主导稀土厂的公司不断强调是安全可靠的，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当地的居民就是不接受，因为在27年前，亚洲稀土厂在红泥山操作，给居民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因而在80年代掀起一场抗毒运动也终于让工厂关闭。

如今另外一家公司在关丹设厂，难免引发争议，但这次的反稀土运动与20余年前的抗毒运动有所不同。不但规模较前更为壮大，而且是先知先觉的将此运动扩大。也比起去年10月的绿色盛会更具威力和风采，不但反对党的头头加入其中，同时诸多非政府组织团体也大力声援。这一批人于2月26日在关丹市议会第四草场形成一道波涛滚滚的绿色海洋，展示了人民反稀土的决心。

首相纳吉虽然指说根据科学证明，稀土厂计划不会对当地社会造成危害，但他仍然表示会尊重人民的意愿。他说，政府已设下严厉的营运条件，包括稀土厂废料带到远离当地社会的地方处理。除非政府满意有关生产计划是安全的，否则不会发出营运执照。

在这方面，政府是在2008年通过原子能执照局批准莱纳斯在格宾工业区建厂。到了2011年，《纽约时报》报道莱纳斯已雇用2000名员工，务求在关丹尽快完成占地20公顷，耗资9亿令吉的稀土厂。结果引发马来西亚关心稀土计划的人跟进并提呈备忘录。

但因为没有迹象显示稀土厂会被终止运作，才有了日前的“绿色盛会2.0”的抗议大会。大会主席黄德说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他不排除会再一次发动“绿色盛会3.0”，届时或将会与净选盟联手。若是此事继续蔓延和扩大，其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究竟什么是稀土？为什么人民会强烈反对？根据网上介绍，稀土不是土，而是以氧化物状体分离出来的元素。因为稀少，所以叫稀土。

它被认为是用途最广，也是甚为重要的金属，其中包括电子产品的模板、手机或电板都有稀土的成分。当下的汽车、飞机等都会用上稀土。在军事上的作用更是显著。

目前中国是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储存量占全世界的五分之四以上；日本是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也向中国进口稀土。因此流行着这么一句话：“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现在中国有很多外汇储备，不需要出产稀土了。

为了打破中国的垄断，莱纳斯公司宣布完成对西澳威尔德山区稀土矿的可行性报告，在3年内其产量可达到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为此，莱纳斯公司准备将澳洲稀土矿场的泥土运来关丹提炼，计划每年提炼２万２千吨的稀土。有人因此质疑，如果安全的话，澳洲公司不可能将厂设在关丹，而是会在澳洲提炼的。

根据网上资料显示，稀土本身并没有毒，但在提炼过程会释放出辐射性尘埃，提炼后的废料也存有辐射，能通过空气和水进入人体，有损健康。因此不少国家都不愿意设立稀土提炼厂。

澳洲政府在2月21日重申，不会接受稀土厂的辐射废料。由此可见，稀土的开发与提炼仍是十分争议性的。在一方面，稀土展示其在现代科技上的魅力；在另一方面，人民又担心其辐射与健康的危害。这正如人人爱用手机，但又不能接受在住家的附近安装电讯塔的矛盾。

正当我们还不知道政府将如何达致双赢局面时，我们却遗憾地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尤其是发生在槟城的反稀土大集会上。

事缘在2月27日发生在槟城旧关仔角言论广场集会上的冲突是完全不必要和不应该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反稀土，举行和平的集会与针对课题的言论发言也是被允许的。相同的，人们也有权利举行支持稀土厂的计划，但绝对不能有挑衅之意引发双方的争议和冲突。这已不是理性争辩课题，而是借题发挥挑起种族情绪，企图制造一边是华人反稀土，另一边是马来人支持稀土（事实并非如此）。若是此事恶化或被渲染，就必然会造成种族情绪的不安。所幸局面很快控制，但不幸的是有人被打伤，包括两名记者被殃及。我们反对和谴责这类蓄意踩场的粗暴行为。不论属于何党何派或无党无派，都得尊重对方举行集会的基本权利，决不能怂恿暴力行为。若是接二连三的将议题和课题转成叫骂的文化，企图将集会的目的变质成对抗行动，那是对民主褻渎。

在此，我们有注意到凡是集会的场合总是会被政治化了的。不是由这个政党主导，就是由那个政党领导或参与，即便不是政治课题也一样被标签了，“绿色盛会2.0”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显然已成为民联的一个重要筹码以争取人民的支持。

在今天来说，这已不是新鲜事了。只要能达到目的，主办单位也就不计较被政治化了。恰恰相反，因为政党的介入，也会使得普通的集会变得意义非凡了。

倘若这一次的集会能带来某些改变，那就意味着我国的民主正迈向争取言论与结社的自由，且受到尊重。这也是马来西亚民主进程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转折。

刊登于2012年3月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