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良方 馬華巫統一起變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2日

（吉隆坡21日訊）在308大選重挫后的馬華前路茫茫，學者與時評員為它開出良方：「退出國陣，迫使巫統一起走多元路線」、「給巫統期限，否則退出內閣」、「先確定自己政治路線，再選擇前路」。

南洋理工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何啟良博士認為，如果馬華要轉型成多元政黨，那么馬華就必須讓巫統也走向多元政黨，而方法之一就是讓巫統下臺，與巫統一起陪葬，彼此痛定思痛后再重新出發。

他認為， 馬華現在有4 個選擇，退出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反之則成為退出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留在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或維持現狀，呆在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的特征。

他對《東方日報》說，「而馬華現在是朝向第4個選擇發展，即呆在國陣，並希望轉型成為多元
種族政黨。」

他說，有關轉型是一個進步的想法，但是這樣轉型並不徹底，除非可以迫使巫統也一起走向多元
政黨路線。「馬華可以促成巫統下臺，也就是退出國陣，但不一定加入民聯。就是要失去政權之后,它（巫統）才會感覺到疼，才會反省，才會思考走多元種族路向的這個問題。」

「馬華的命運是與巫統在一起，參與民聯的機會很小。它（馬華）不如讓巫統下臺，再浴火重生，在累積力量后重新執政，就好像臺灣的國民黨一樣。」

他也認為，如果一旦民聯真的取代國陣執政，對馬華有好處，因為這將讓馬華可以進一步督促巫統檢討種族政策。例如，在批評有關政策上更加銳利，而巫統一旦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將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再等待下屆大選與民聯競爭。

轉型需考慮票源
他強調，多元種族路線提出來容易，但知易行難，因為其他族群並不需要馬華來代表這些族群，因此馬華轉型成多元政黨必須考慮到票源、自己的形象等問題。

另外，受訪的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也認同馬華與巫統是共同體，兩者應該一同做出改革的說法。他甚至建議馬華對巫統下最后通牒，限定在今年年底，要求巫統與馬華做出改變，改變一黨獨大的情況，否則馬華選擇退出內閣。

他指出，馬華如果要求理念上轉多元化，但是並沒有促使巫統做出改變，這個口號依然無法取信于民。

「今天我們反對一黨獨大、政治霸權。而今天能夠明確表示反對霸權政治的人，不是馬華，是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

他諷刺說，即使馬華本身轉型，轉得多么漂亮，但是這種「孤芳自賞」的行為，沒有巫統配合也不行。

「巫統強硬，你一切都做不來。我們應該回到陳修信有勇氣的年代，給巫統期限至今年底12月，如果巫統不改變，馬華退出內閣。」

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說，「現在是一個英雄的年代，我們不要隨波逐流的民族。如果安華奪權，（民主行動黨或馬華）誰肯為華人講話，誰能帶領華社方向，我們就支持誰。黃家定說，馬華是華社的保鏢。我們不要你做保鏢，要你做華社的領航人，帶領我們走。」

詢及馬華是否有本錢向巫統下通牒，威脅退出內閣的問題，他強調，與其5年后馬華一起與巫統打烊，不如須孤注一擲給巫統下期限，要求巫統做出改變。

他分析，如果巫統不理會馬華的通牒，尋找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甚至行動黨來代表華社，只會讓這些替代馬華的政黨成為「民族罪人」。

「你找行動黨啦，人民就會想，為了做官，這樣的人也可以選啊，下次給它倒。」

馬華須打破格局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多位著名學者以及媒體人都不認同結合國陣內華人議員的政治力量，向巫統施壓，並認為此建議格局太小或不切實際。

拿督謝詩堅率先批評有關建議不切實際，因為有相同的利害關係才能合作，但是東馬各黨面對問題不同，如何合作？

他說，東西馬各成員黨面對的問題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如砂拉越人聯黨，「對手」是土保黨，跟巫統並沒有過節，如何與馬華聯合？他批評，這建議不切實際，最后只落得「自彈自唱」情況。

據報導，目前已表態競選馬華署理總會長的前副總會長拿督斯里蔡細歷認為，馬華可凝聚國陣內華人議員力量，向巫統施壓，進而為華人爭取更大的權益。

而祝家華也認為，如果只是團結國陣內華人議員的力量，這個建議格局太小，而且也掉入馬華舊的政治思維，不利馬華。

「馬華現在最重要的是打破格局。而且，這個建議必須凝聚華人議員的力量，目前看情況，這個建議的弱點是，缺乏一個這樣的領袖去領導。」

行動黨競爭 馬華無法獨立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學者與時評員皆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或無法與民主行動黨競爭。

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可能無法與現在的民主行動黨競爭，最終下場可能比留在國陣更淒慘。他直言，「國陣的機制已經坏了，馬華如果退出國陣，成為孤軍作戰的政黨，將比行動黨更慘。」

「馬華從來沒有從國陣中獨立出來，現在你（馬華）出來，就會被人標簽成華人沙文主義政黨。而現在民主行動黨這么強大，兩三下就把你壓下去。」

「為什么50年后人民開始不要選你呢？因為國陣的機制已經出了問題，你自己還不想改革。馬華在國陣里頭已經腐爛到一半。」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馬華退出國陣，名義上說為華族奮鬥但是為何馬華做不到的事情，行動黨卻做得到，例如華人新村地契問題，那么馬華要如何與行動黨競爭？

據報導，馬華元老丹斯里李金獅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說，馬華可以退出國陣，但也不加入民聯，成為獨立的少數集團，在下屆大選中在有把握的地區全面開打，以獲得的議席來左右政局，因為他
認為：「進可攻，退可守，加入哪一個集團可以為華人謀福利，就加入誰。」

對此，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認為，李金獅的建議很理想，但是馬華目前是否有這樣思想的戰略，目前還看不出來。

「這也關係到馬華對國家前景有怎樣的理想，例如是否要推行政治民主化。馬華如果要退出國陣，它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例如要求政治民主化。」

他強調，即使馬華聽從李金獅的建議，但如果做不到樹立自己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也很難獲得人民的支持。

馬華有泡沬化之虞
「我們也知道，現在也沒有幾個華人比較多的選區，因此要得到人民支持，只能打破自己的格局，成為多元化政黨。如果它繼續保留單一族群政黨，它只會進一步被邊緣化，前方的路越走越窄。」

學者何啟良博士也認為李金獅的建議行不通，甚至會讓馬華流失大量選票，最終得不償失。據他分析，馬華成為關鍵少數條件在于擁有一定數量的國州議員，但是一旦退出國陣，議員的數量還會有多少？是否經得起選舉的考驗？

「這些馬華議員所獲得支持，大部分來自支持國陣的選民，而且當中相當部分是馬來選民。如果馬華本身旗幟選舉，我相信這邊的票源可能讓它無法獲得與現今一樣多的議員人數。一旦議員人數少了一半，那么這個關鍵少數的條件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另外，他也認為，一旦馬華以自己的旗幟去吸引華人或其他族群的支持，對馬華來說是一個很嚴峻的考驗，因為民聯也逐漸壯大，華人可以直接支持民主行動黨就好了。

「萬一搞個不好的話，馬華甚至可能會泡沫化。一旦加入民聯，馬華到底有沒有能力與民聯中華人代表的黨區分開來？」

馬華求全 巫統坐大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謝詩堅：沒鞏固國陣平權
馬華求全 巫統坐大

（吉隆坡23日訊）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自獨立以來，不斷委曲求全讓巫統分化華社的利益來與其他成員黨鬥爭，因此演變成巫統現在一黨獨大的情況。

他指出，馬華與巫統在獨立前與國大黨組成聯盟，向英國爭取獨立，在當時，馬華與巫統還是平等的。

「什么時候改變了這個平等地位？那是發生在1959年，我國第一次大選，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大選。」

他披露，當時馬華雖然由林蒼佑領導，但是黨中派系很多，包括陳孝式派系、陳修信派系，黨內情形可說是四分五裂。「那時林蒼佑作總會長，在黨中央取得主導權。他當時希望避免巫統一黨坐大的情況，就有馬華在大選時永遠有1/3的席位的想法。」

「林蒼佑有信心贏完全部席位，而且1/3議席也不過分，因為當時華人還占約3 0 %。據計算，1959年大選共有104席，林蒼佑希望得到最多40席，最少也不能少過35席。」

「因此，當時林蒼佑給了東姑阿都拉曼一封密函，當中提到他的要求。東姑阿都拉曼當時沒有答應，因為擔心給華人太多席位，馬來人會反他，事情就沒了下文。」「當時馬華發生很多紛爭，而東姑就選擇與陳修信討論大選席位，而不是林蒼佑。結果，大選席位分配出來，馬華只獲得32多席，不到1 / 3席位。那時馬華就分裂了，而林蒼佑則選擇離開（馬華）。」

他對《東方日報》指出，當時1959年大馬獨立后第一場全國選舉舉行，馬華32席中只獲得19席，成績也還可以，但是當時陳修信感覺到這樣的成績大部分是因為馬來人的支持，因此在這之后都沒有向巫統要求平等對待，把馬華的身分降了一級。

「所以我們說，從1959年開始，馬華並沒有鞏固自己在國陣內平權的地位，反而是降了一級。」他認同這是一種委曲求全的做法，而美其名是為了種族和諧。

陳修信「錯失」馬華優勢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 吉隆坡2 3 日訊） 資深媒體人人拿督謝詩堅說， 「東姑在（1959年）大選前曾說，馬華就算剩下5席，我也會跟他合作。陳修信就宛如吃了一顆定心丸，就算剩下5席，馬華還是政府的一分子。1964年大選時馬華面對人民行動黨的攻勢，依然可以在33席中勝出27席。」

他批評陳修信當時沒有看到馬華的優勢，在1 9 6 4年獲得輝煌勝利后，沒有進一步在國陣（當時是聯盟）開通，反而滿足于現狀。

謝詩堅指出，1968年，陳修信批評當時要建立獨立大學宛如「鐵樹開花」，傷害了當時華社民族的情感。

他指出， 當時的署理總會長許啟謨為陳修信獻策，即向政府申請成立拉曼學院，但是為時已晚，結果馬華在1969年選舉大敗，33個議席中只是獲得13席。

「當時陳修信做了一個創舉， 就是退出內閣， 但是這種堅持不能長久，結果繼續與國陣妥協。可是，當新經濟政策出來時，陳修信突然醒了，感覺華人不斷在失去，因此在1971年是鼓吹『全國華人大團結運動』。」

大團結吸納兩派勢力
他指出，當時的華人大團結運動吸納了左派與右派的勢力，氣勢龐大，借華人社會的支持來維持華人在內閣的影響力。

「但是，巫統主席敦拉薩回應手法也非常巧妙，選擇在1974年成立國陣，拉攏其他政黨如回教黨、人民進步黨、民政黨等，將原本的聯盟陣容擴大，那么馬華就失去了華人政黨的代表性，因為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等並不需要馬華來『幫忙』代表。」

「陳修信1974年退下來，讓李三春接棒馬華總會長。但是，1 9 6 9年，馬華有退出內閣的本錢，但是到了1974年，馬華連退出國陣的資本也沒有，因為加入了其他成員黨，從此退出國陣的機會大門關了，只能繼續與巫統共存。」

他提到，「在馬哈迪執政的年代，國陣成員黨的成員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目的比敦拉薩更明顯，就是分化，再分化。分化的底下，成員黨勢力越分越小，生存也越來越小，結果只能依靠巫統為依歸，最后導致一黨獨大。」

他指出， 之后形成了馬哈迪的霸權政治，就是巫統說一就一，例如1988年要修憲，罷免大法官的「司法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當時的總會長敦林良實有反對嗎？

馬華不當權 難成喉舌式微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吉隆坡23日訊）馬華以治標不治本的方式，以及在一些華社注重的領域上沒有充分展現其政治影響力，是308大選中馬華受報到重挫的主因。

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認為，馬華大選受到重挫，馬華身為國陣的一分子，卻無法讓人感覺在
政策上展現影響力。

「華社主要是對國陣政策與治理的不滿。華人關心政經文教，例如白小課題，之前只是一個很小的課題，但是卻不斷成為馬華為華社爭取的『象征』。」

他在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在華小增建以及華社爭取私人學院陞格為大學的課題，馬華無法為華社爭取，顯示其沒有實權的處境。

「經濟方面，這兩年百物上漲，華社普遍存在不滿與壓力，加上治安問題，掠奪案不斷發生，連一個小小國家也無法治理好。」他認為，國陣現今由巫統主導，馬華雖號稱第二把交椅，但華社很難看到馬華在政策上有影響。

滿足現狀 頭疼醫頭
祝家華提到，馬華作為一個華基政黨，並沒有真正發揮領導華社的角色，相反只是看到馬華被政
治邊緣化。

「雖然部長人數依然，但其實從獨立以來，人數就不斷滑落，因為內閣人數不斷增加。過去，馬華例如陳修信還可以擔任財政部長、經貿部長的重要職位，現在的部長都是擔任些較次要的職位。」

他認為，馬華應該爭取更多政治代表權以及發言權，在政經文教上回應華社的期待。

而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過去馬華的大選成績都很出色，這讓馬華滿足于現狀，滿足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處理方式。

他說，在308大選前，馬華可以說代表了華人的政黨，因為競選的席位中選率都有80%。

「從1990年馬華的表現比較遜色以外，其后的15年至2004年大選，它的成績都比較出色，可說是
繁盛期。」

「這種繁盛期讓馬華滿足與自己的成就感，所以面對很多問題，它就認為說只要以國陣的模式，即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式可解決，能收到相當好的效果。」

「加上競選前后，如果馬華努力修補一些課題及失誤之處，他們相信可拿到較好的比分。因此，你看到2008年大選前，馬華談到的課題如華小撥款、新村地契，都面向華社，這給我們的感覺就是，政
府派遣馬華來處理華社事務。」

他指出，2008大選后出來的成績讓馬華出乎預料，馬華對此不解，並陷入為何自己還沒有到背叛
華社的地步，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誰知道華社並不領情的迷思。他甚至進一步預測，馬華以過去50年與巫統的合作，面對了種種限制與壓制，已因308大選讓馬華「剩下半條命」。

「如果50年來讓它剩下半條命，如果再下來5年沒有改變這個局面，不用再等50年，再多5年連另外半條命也沒有了。」

他提到，如果馬華保持現有的合作模式，將大大縮短自己有效性，所以他才膽敢預測馬華一旦不
改變將在5年后式微。「現在華社只是對你失望，如果再不改，就會變成絕望，連看都不看你了。」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一)—马共的成立与斗争

1989年杪，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达成三方和平协议，结束了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这是指1948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即转入地下从事游击战争，以和英军事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虽然在1955年时，以东姑为首的联盟政府在华玲与马共书记长陈平举行和谈，但以失败告终，马共又转入森林打游击战。即便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和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马共不仅未放下武器，而且在60年代末期又开展另一轮的南下突击队斗争。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的“突变”，那就是1969年“513”事件后，马共又增加了它的军事队伍。根据陈平在回忆录中透露，马共的军事力量从数百名增加到1300名之众。而大本营则设在马泰边境的大森林内。

再有一个“突变”是当马共在持续其武装斗争的当儿，马来西亚政府在敦拉萨领导下，于1974年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邦交。抑有进者，敦拉萨也在北京拜会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对于马共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敬仰的毛主席和他们的国内“敌人”首领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

再下来的政治变化虽有马共起着制衡作用，但马中的关系却急切地在转变中，关于马中关系的微妙化可以从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马中怎么会如此迅快地建交。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1年林彪出事为止属于第一阶段），而且党政分明地强调政府对政府与党对党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在与马来西亚政府建交的同时，并没有切断中共和马共的党对党的关系。

其微妙处也反映在马共的“革命之声”电台也在1969年启播，被认为是从中国境内发射（后来证实是在湖南长沙设置马共电台）。

其实马来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中共扯上关系始于1925年。当时中共还是属于一个不起眼的政党，表面上维持国共的合作（这是孙中山在1924年主张联共而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向割据的军阀宣战），但那一年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关系已逐渐起了变化，矛盾日益加深，主要是继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与共产势不两立，终于在1927年毁掉两党合作协议，而向中共党人大开杀戎，导致中共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也把其势力伸入马来亚和新加坡，1928年在新加坡成立“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它也因此与中共有一定的联系。

这里头要带出一个故事是刘少奇（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及国家主席（1959-1966年）的第三位夫人谢飞就是来自新加坡南洋共党的一名干事。他们后来仳离（定居中国），才有了王光美下嫁刘少奇的篇章）。

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正式秘密成立（在森州的瓜拉比朥橡胶园内成立），发起人竟不是本地人，而是来自越南的杰出革命者胡志明（他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偷渡入马进行活动，也巧妙地离去，在英军事政府眼皮底下来去无踪）。胡志明（使用阮爱国的名字）离开马来亚后，转回越南搞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领导越共夺得北越政权；更在1975年解放南越而统一了这个国家。今天的胡志明市就是用来纪念这位越南的国父。原本在解放前称为西贡。

尽管胡志明在马共成立后不曾再来到马来亚活动，但他播下的种子却成为左翼力量的核心，与英国殖民政府展开不间断的斗争。

与此同时，因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激起马新民众同仇敌忾，掀起了反日运动；而以1937年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后达到高潮。马共在这方面也起了催化作用，促成马新人民对日本的仇视与痛恨。英殖民政府一方面担心日本军事主义者势力膨胀，另一方面也担心马共势力坐大，因此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以防止马共借抗日而激起反殖浪潮。这就是说，华人的加入抗日行动是与日俱增的，而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被视为最高的抗日总指挥。但马共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马共又迎来了另一位越南人出任领袖，他就是后来被查出是三面间谍（法国、英国及日本）的莱特。

既然是胡志明开了头，莱特在后来的“接班”也就被马共当成是“极其自然”的事，正是因为马共份子的后知后觉，他们成了莱特利用的一支战斗队伍。

1941年杪，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马来亚和新加坡，英国人弃械不战，剩下马共艰苦抵抗也无法抵挡，终于在1942年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如此，当时的马新只剩下马共是一支在森林作战的队伍，华人则不幸成为日本屠刀下的牺牲者，血泪斑斑，磬竹难书。

1943年，英国通过秘密管道，利用马共的游击力量向日本开战。这就是马共与英国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发展成为1万2千余人的军事队伍，也有部份进驻城镇成立人民委员会，执行政府工作。但很快地，英军又卷土重来，它不愿意与马共分享权力，也促使马共份子缴械（约6000余人）重返社会。莱特在这关键时刻并没有使到马共成为政治主导力量，也让步于英国重建势力。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马共在这个时期显得“迷失”方向，不知莱特要把他们带向何方，直到1947年，马共才发现莱特身份可疑，但一切已是太迟，当莱特逃逸后，马共的势力又受重挫，才有了陈平以24岁之龄接替莱特成为马共首领（1948年莱特在曼谷被马共与泰共连手暗杀）。

这个时候，马共的组织已不再如同抗日时的强大队伍，而是面临另一场考验。在英国看来是大好时机，即刻在1948年进行围剿和大逮捕。就这样，马共又转入地下拿起武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50万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企图切断马共的后援。在另一方面，马共除了反击外，就是与英军周旋。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再开始了。下来的故事可以从陈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我提起这段历史，是为了叙述下面的故事。我在7月26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对勿洞的和平村进行了一场心灵之旅，相关的节目请留意流灠韩视网hctvnews.net.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二)—我巧遇韩中生林筱东

马共在1989年杪在合艾和平协议下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漫长的森林游击战生涯。泰国政府为这些“森林战士”提供了住宿，因而有了第一和平村及第二，第三和第四和平村之设。而在早两年下山的马列派的马共则被提供住在五个“友谊村”。彼此没有来往，因为他们在“战争”的年代已告分裂。而归属于陈平的中央派则延至1989年才达成和议，也就被安顿住在“和平村”。这样一幌又是18年过去了。

虽然在90年代起，就有陆陆续续的亲友和游客参观了前马共成员的住宿和他们的营寨，也阅读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但我则是迟至最近（7月26日）才第一次踏进第一和平村，它也被命名为“邦朗和平村”或“第9朱拉蓬公主村”。

这是迟来的访问和参观，但印象中马共是个熟悉的名字，它出现在30年代，跳跃在40年代，奔波于50年代，而后在马泰边境立足。接着有60年代的战斗，70年代的血泪（肃反运动）及80年代的防卫，一直到90年代结束了漫长的抗争。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马共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影子，有感觉却触模不到，因为他这些人匿藏在“与世隔绝”的丛林中。在想象中他们是一群武装份子，穿着军服，携摧枪带械，生命如同走钢索，只为了坚持一个理想。

这一批又一批的“战士”下山之后，就卸下戎装，从此变成一介平民。如此辗转又过了十八个春秋。当我们的车子开进和平村时，第一个印象这里像个“旅游避暑胜地”，大自然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一个餐厅停下来，内设一个小卖部。主管的人都是前马共，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们曾经是历尽沧桑的“战士”，而是与我们一样的一介平民。原来戎装与便装的差别是那么大。再详细端详他们，只见岁月不饶人，白发和雏纹都写在脸上和头上。正是“好汉不话当年勇”。

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平静生活，他们已学会过宁静的日子，最热闹的时候是外客亲友来访，或唱唱卡拉OK，或向他们讲当年的斗争，如数家珍的娓娓道来，但这一切只能写在记忆中，写在心中。

他们感觉到这是“幸福的生活”，也是他们曾经追求的自由公平的大环境。当然与他们当年追求的民族解放事业是大不相同的。他们虽然未能“解放全部人”，至少他们已“解放”了自己，不再过“担惊受追的日子，不再面对“枪林弹雨”的“围剿”。战争消失了，而和平的代价也是用血汗换来的。

在与前马共交谈中，有一些是抗日年代就上山的，也有的是“513”后上山的，而以后者居多。我被告知70年代上山的年青人面对的各种际遇。这里我要带出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前马共林筱东（金才）向我自我介绍他是韩江中学的学生。当我在1963年担任韩中戏剧研究会主席时，他已是戏剧会的会员，以初一学生参加舞蹈表演。因此他说与我是同学（虽然我在校时并不认识他，那年我高中三，他刚入韩中），我也就亲切与他交谈。

他是在1967年高二时因家境穷而辍学，参加了劳工党的活动。1970年他的住家被警方上门抓人，刚巧不在。因见形势不妙，他就暗中上山。为显示其真实身份，他把在韩中时的照片拿来给我看，真是如假包换。

就这样林筱东从此消失在公众的眼中，而他也转化成一名马共战士，受过军事训练，也接受政治课程的灌输。问他为什么要走这部险棋？他说当时感到走投无路，乃奔向马共。

在马共内，他主要是担任民运工作，活动的范围在马泰边境，有时也进入马境活动。问他有没有参加过战斗？他说，有两次与“敌方交战”，一次是运粮时与马方的保安队驳火；一次是与泰军方的兵士在短距离开枪，所幸皆未受伤。

他说，在森林打游击战，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时常要提高警惕和备战。起初不习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当合艾协议签署后，他们就被安置在第一和平村。

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回马定居？他说，父母亲过世了，家里也没什么亲人，而且太太也是来自勿洞的战友，终于选择在勿洞过完这一生。今天的生活也十分忙碌，因泰政府有拨6依格的土地供每户种植橡胶，他每天都是为割胶收成而忙。此外，政府也提供他们一间半独立的平房，有空地种各类果树，其中榴槤树较多。他特别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吃榴槤，让我们大快朵颐又拍照留念。

根据他的理解，韩中生在森林内有十多位，南大生也有，但可惜有少部份牺牲了。其中一位是陈达荣（他也是南大生），在彭亨遇伏击；另一位是李亚保（文艺青年，曾任韩风刊物主编），在吉打处被埋伏打中；再有一位是克清，我忘了问得详细。大概是三位已不再人世，剩下的不是回马，就是在勿洞落地生根了。

筱东有一个儿子，已在曼谷大学毕业，刻下在曼谷工作，不再与他们住在一起。家里只剩他和老伴相依为命。问他的儿子对马共有认识吗？他说，大多数的下一代都不介入政治，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因此这里的马共没有“马共的第二代”，但有马共新生旳一代，志在四方，不在和平村。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号外周报》 第389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三)—马共“山精”杨顺生

我们这个团（韩视新闻）的主要导游是杨顺生。他有75岁高龄，但看来尚健壮，走起路来不输年青人，大概是长期在森林的训练有以致之。

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是来自宜力的人，在1952年离家进森林打游击战。因为他不堪英军把他们全村人赶往围有铁制网的“新村”居住，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也就趁外出割胶时自我消失了。这样子一晃就50多年过去了。和平后（1989年）他回不了家，所有证件都失掉了，也就在和平村住了下来。他满意现在的生活，也喜欢向外来的游客讲述马共的历史。若说他是马共第一导游也不为过，因为他超强的记忆力把一切的一切都一五一十的讲了。

在我们吃完午饭后，他和林筱东就带领我们参观“马共文物馆”。这是离开餐厅不过50码之遥的一栋建筑物，内中展示的图片和文物，有许多是我们在报刊和刊物已见过的；也有一些是我们初看到的。虽然不算齐全，但也算是对历史的交待。

我在文物馆看到的东西最为吸引我的不是历史图片，而是一些陈旧的收音机被改良后成为马共在森林行军时的通讯工具。其作用是通风报汛，传达指示和报告敌方行踪。还有是马共自制的武器，看来并不起眼，确实是他们的“兵工厂”的“森林制造”的本土化武器。

至于马共在行军中睡觉的吊床，也真是别具一格，内有乾坤。既可装进行囊，也可轻易打开，配有蚊帐，也有抵御寒风透骨之效果。在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居无定所的一群。为了避免成为目标，他们只是三五个人成队伍。

杨顺生也真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在晚上晚饭过后，连同来自吉打威省的游客在礼堂大唱卡拉ok自娱时，他也借中间时段播放“战士走过的道路”，一面讲解，一面补充马共的战斗事迹。有人兴致勃勃在聆听，也有人听不懂，嫌他讲个不停。半小时后，我们又听到游客们在礼堂载歌载舞，真是欢乐一片，与马共昔日的紧张生活，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一批游客到了晚上十时许才尽欢而散。原来他们都把和平村之旅的重点放在礼堂的同欢共乐节目中。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再杨顺生的带领下参观马共过去的营寨。这是和平村刻意留下的“旅游营寨”。作为一个典型让游客们了解马共是这样打战和生活的。

当我们的车子又来到营寨前，杨顺生先告诉我们怎样看山形，怎样辨别方向。他说山有龙脉，生活久了，就会知道哪里可通，哪里不通，更会知道东南西北；是通向吉兰丹、或霹雳、或吉打边界。如果在山里迷路又没有指南针，不必惊慌，看水流之处，就会找到方向。如果饿了身上没有东西，那可找果树裹腹；若不知是否有毒，最好先煮过。万一找不到水源也不必担心，有些树本身就有水，例如竹笋就有水分供消渴。因此他颇有信心地说，马共在森林有困难和危险的日子，但不容易被饿死，更何况平日他们的贮粮十分到家。

接着我们沿着小径进营寨参观。这些小道在两年前由泰政府派人铺上石灰和石阶，方便行走。而在过去是泥泞小道。再往上推战斗的日子，更是没有小道，因为战士走过之后，扫掉痕迹，不让敌方察觉。

问他可有防卫之道，他说有地雷和陷阱之设，不知情者便会赔上一命。而他们马共都熟悉地形，避开机关。营寨内除了有男女分隔的简陋营棚外，也有“夫妻房”，但因房间有限，夫妻轮流使用。马共的军纪很严，一切男左女右，大小解也就这样地分开使用。

他们吃大锅饭，连煮饭都很讲究。这里是厨房，烟囱却远在别处的地洞中冒出，但不出烟。有树叶铺盖，经过处理，烟到出口就变成雾，即使是侦察机也侦不到有“人间烟火”。

马共的营寨有另一个天地是种植了各种各样的中药植物。杨顺生也详细的解说路旁的树有那些可治病。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他熟悉的。他成了马共的“山精”。他告诉我们，在森林过活，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带上的，那就是盐。人没有盐就会有生命的危险。糖份可从植物中取，盐就非带不可了。有一次他在抢救一位垂危的同志，眼看就要断气，因为无药可施用，而且病情十分奇特，人处休克又近乎翻白眼，他灵机一动，用盐灌入病人口中，真的奇迹发生，把此人救活回来，直到今天还活着。

杨顺生的“功夫”不仅于此，他来去自如，70年代潜入霹雳，“打回自家去”，眼见难于开展工作，又退回马泰边境。他说，对方知道这位“山精”的存在，就是找不到他，因为他太熟悉森林的方向。他不但活了下来，也十分享受当向导的生活。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四）—第一位在北京做官的马共

在勿洞和平村接受访问的其中一人阿成是个传奇性人物。他已经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了,但讲话的声音还是相当宏亮。也许是年事已高,他说的故事有些衔接不上。我尽量在发问时勾起他的回忆,不一会儿,他又跳到另一个年代。虽然如此,我仍然对这位老革命家的前半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有好几个名字，又叫阿海,在北京时也叫“单瑞”,而其真实名字是单汝洪。根据陈平的回忆录,阿海是第一个被派往中国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的马共代表。因为阿海那时患有肺痨疾,陈平就以此为理由,在1948年时将在金宝活动的阿海通过渠道,坐船到香港,而后再转去北京。就这样阿海偕同其妻子林观英和一些同志在中国“长住”下来。

阿海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他辗转到中国的经过,并有幸获得适当安排,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他不但住进中南海,而且是马共第一人在中国担任“部长”职,双重身份,也似乎没有后来者。

在1949年时,他以马共代表身份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日)；更在1956年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重要会议。阿海这样说:“克鲁齐夫(取代斯大林成为苏共总书记兼国家总理)当年鼓吹苏共“二十大”（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划时代的,甚至曾当过毛主席的面,指责中共不该对他们批判斯大林的行为“说三道四”(在这之前,阿海也在1953年参加过斯大林的葬礼,他是随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一起乘机前往,同行的还有东南亚各国的共产代表)。

由于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导致中蘇决裂的开始。这一年标志着中蘇关系出现重大的变化,对后来的世界政局有重大的影响。

虽然在这方面阿海没有角色可以扮演,但他在1957年时,成为第一位出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马共人员。他还说这是刘少奇(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第二把手)同意下被安排的。当阿海说到此处,他提高声调且眉飞色舞地向我们讲述他的光荣史。这也确实是阿海个人的成就,也是马共靠向中共的重要标志。

阿海说,他的身份不是中国人,但被委以重任,负责管理区干部、党员、审查新党员转正及鉴定干部等,俨然是中共的一名高级干部。虽然其他马共成员也有被安排工作,但挂上副部长的,就是阿海而已。

除此之外,阿海另一个令他振奋的故事是他也是最早会见毛泽东主席的马共代表。这是在1955年华谈判失败后的翌年(1956年),阿海接到“中联部”的通知,毛主席要见马共中央代表团,于是他和也在中国的小章一齐拜会毛主席,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邓小平及长征领袖之一的王稼祥,可见格调之高。根据阿海的说法,毛主席告诉他们,共党人的字典中是找不到“投降”这两个字的。

经过那次会谈后,阿海说,令他刻骨铭心,一生难忘。

至于陈平是在1965年才第一次与毛泽东主席见面。陈平是在1960年取道泰国经过越南到达北京。在会见毛泽东时,中国已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此马共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文革”式的斗争。1970年马共内部发生的“内部肃反”运动即为一例,也制造了血泪冤案,后来才一一平反。

由此来看,毛泽东在有生之年,高姿态地会见马共代表团两次,难怪阿海一说起往事,总不忘提及这重要的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的故事是阿海在回马时发生的。那是1959年,阿海准备回到马泰边境的马共营寨领导斗争。他是取道越南回马的,因此在越南也拜会了胡志明主席。胡志明就是在1930年潜入马来亚,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催生马共的人。

在会谈中,阿海记下这一段胡志明说过的话:“马共的成立应是1930年5月1日的前一天,会议地点原设在森美兰瓜拉庇拉附近的一个胶园工人宿舍,后来上述地点被“可疑人”注意,也就转到柔佛州某一胶园工人宿舍凿开第一次马共全国代表大会”。

阿海也因为越南之行,获得胡志明提供有关萊特(1937-1947的马共总书记)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位變節的越南共党份子,后来成为外国间谍混进马共,致使马共在抗日及抗英时期遭受严重损失。

1960年回到马共营寨的阿海出任中央北马局第一把手。由于他的“回来”,也使到陈平及陈田等人开始他们的北上征途。阿海与陈平的任务也因此对调,但陈平始终是阿海的上司,只不过阿海实际领导工作,再加上多年在中国累积丰富的经验,他成了陈平之下的实权领导人。

1965年,阿海又因工作上的需要,再次前往中国,他的北马局也就交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小章接任。以后马共在边区的故事就由小章带头了。

不过,阿海横跨马中两地的活动,倒叫人想起许许多多剪不断的故事。今天的阿海不是回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而是在勿洞和平村终老一生。他本身有说不完的故事,所以他是出版著作最多的其中一位马共老战士。老战士已垂垂老矣,他见证抗日战争和抗英斗争,也参与后来的斗争。所有的这一切,都写在他的脸上和回忆录中。虽然他在马共不是排名第二或第三,但他确实是陈平最信任的其中一人。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五)—马共靠党校强化信仰

马共在山区生活能够坚持10年、20年、30年乃至40年靠得是什么？不为别的，只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仰。即便生活再苦，日子再难，他们都这样熬过来。这个理想和信仰说白了就是社会主义必定实现，最后必然又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当日本投降（1945年）又迎回英军之后，马共只享受短暂的公开生活不过三年光景，又于1948年走进森林重过游击生涯。因为他们有一股为理想而战斗的激情，与英国所鼓吹的“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的。

所谓的“势不两立”，在左翼份子眼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抑有进者，他们也认为英国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变成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必须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就这样有一些青年不与资本主义妥协，前仆后继地上山打游击。从抗英斗争到独立后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贯穿着同一个理念，同一个思想。而这样的思想就是通过教育被强化了，以致在森林打游击的人对人生具有信心。

我们在参观营寨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简陋的礼堂（各个营寨都有）。它是多用途的，即可开会，也可吃饭，更可以变成一座学校。它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一个灌输思想的学校，上面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肖像。这些的历史伟人都已一一作古。问及前马共他们从中学到什么，就只有简单的答案：对信仰的执着。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但不论是什么信仰，只要是信仰，一定有信徒为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马共也没有例外。

举例来说，基督教奉耶稣为神，佛教奉释迦牟尼为神历久不衰，是有一股宗教力量让信徒忠贞不渝。同样的道理，在马共内也有另类信仰，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

马克思（1818-1883）是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也是犹太人的儿子，后来信仰他的人或者只能从其言论中了解马克思其人其事，但他一生中被认为最伟大的贡献是与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及出版名著《资本论》。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易被消化的，也只能是大学的教材。偏偏他的思想被简化成一个单行道的理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是不断向前滚动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过程，虽然其间是漫长的。

接着马克思则预言资本主义也将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是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他把社会的改造和制度的改变赋予工人阶级来领导。于是无产阶级成为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最具威力的炸弹。

毛泽东就是沿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放中国，因此在抗日的过程中（1937-1945）出现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思想成为“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时，它就逐渐取代了马克思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化身成了马克思在亚洲的继承人，有了正统与权威地位。

当然马克思是无神论者，毛泽东也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的守护神，因此在60年代毛泽东被神化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的。

在这个时期约1965年起，马共在边区设立了马列学校和党校，就是向马共提供单一思维的教育，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把美国称之为“帝国主义”，把后来成为修正主义的苏联批判为“社会帝国主义”；更把英国形容为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

他们也被教育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共产世界也会被提供机会来取代资本主义。这就是“思想的武装”。当思想被武装起来后，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斗争格外信心，即便是牺牲与受伤了，也是为信仰而作出奉献。

我问前马共党员他们有没有想过脱离森林生活，他们说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份留在山区的马共已习惯了这样的斗争生活，因为心中有信仰，脑中有理想。但他们不讳言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不深入的，甚至是囫囵吞枣，未尽消化。这也难怪，这些经典之作对大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知半解的，除非是经过专门研究，才会著书立论，否则只能当教条来背。

不过当他们看到马克思的遗像时，就会产生一种敬仰，不一定要读懂他的全部思想，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列宁和斯大林如何解放苏联和统治苏联；更为主要的是要了解毛泽东怎样打下江山和怎样解放中国。就这样马共从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从不间断地开办党校，目的无非是让党员对信仰不动摇，对斗争不绝望。也因为这样，他们坚持到1989年在国际政治大环境改变下，才有了合艾和谈，体面与尊严地重返社会。就此而言，马共的党校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关键性的。（第五篇完）

（原载于2008年9月8日《号外周报》 第392期）

民政槟州主席的传奇 （跃马扬鞭 ）

民政党槟州联委会主席的身份有些特殊，与巫统及马华的结构有所不同。它是票选的，不是委任的。在过去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巩固实力的基石。即便在308过后，也还是一样有人争。其道理很简单，它仍然是民政党的实权老二，也被视为是党的大本营的旗手，尽管今时不同往昔。为什么呢？原来槟州主席在历史上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挽救了民政党；也在特定的年代发挥了它的重要性，连党主席也要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抓住民政的命根子。这就是民政党与众不同之处。以下的历史佐证了这一点：

（一）1968年当民政党成立的时候，林苍佑在党中央只是一名副主席，未具实权；但他因领导民联党加入民政党而顺其自然地当上槟州主席。当1969年大选槟州变天时，林苍佑已是首席部长的不二人选。

1971年6月5日，民政党中央高层背着林苍佑密谋推翻林苍佑的领导，先有8名州议员被拉拢（民政在总数24名议员中拥有16名），准备推举陈扑根（前劳工党总秘书，行政议员）取而代之，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虞。在此千钧一发时刻，林苍佑以槟州主席的身份在官邸召开槟州联委会紧急会议，尚有12名州议员到场，签下宣誓书表明支持林苍佑的领导；更通过会议向谋叛者（中间人）王裕好采取纪律行动，藉此杀鸡敬猴；抑有进者会议也通过要求党中央代表大会展延至10月2日举行（原订7月3日）。

6月9日，林苍佑接获党主席赛胡申阿都达斯的来信，胪列“四大罪状”，要开除其党籍。由于事先有防备，林苍佑挟槟州主席身份大力反击，不仅稳住阵脚，也大方在6月13日前往吉隆坡面对中委会议，因为在15名委员中，林苍佑已掌握了8票，就这样气走了赛胡申及陈志勤（秘书长）等中委而取得中央控制权。如果当时林苍佑不是槟州主席，恐怕民政的历史要改写了。

当上中央主席之后，林苍佑将槟州主席让给亲信余水清（时任副首席部长）；1974年大选后，由另一亲信邱继圃顶上。

（二）1984年，曾为代首席部长的许岳金有鉴于在党的地位不稳固（他在1980年党中央改选中失掉中委职位），决定争夺槟州主席，为日后登上首席部长铺路。不料马失前蹄，被元老之一的陈锦华（获吴清德威省一派的支持，以取代卸任的邱继圃）扳倒而种下祸根。1986年的大选，他就被陈锦华派调往攻打升旗山国席（属反对党强区），意味着他与首席部长职绝缘，即使在同一年许岳金重回中央当中委，也是无济于事，毕竟权力操在槟州主席手中。

（三）1990年大选后，林苍佑败选，陈锦华弃吴清德转而支持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并争得槟岛市议会主席由民政党人出任。身为槟州主席，自然非他莫属。启开了许子根与陈锦华“共治”槟州的年代，这就是槟州主席威力所在。1996年陈锦华在林苍佑劝告和压力下不得不让出槟州主席予许子根，回复首长职与槟州主席二合为一的结合，因为林苍佑深谙其中的奥妙与道理，即民政党在槟州不能有两套马车。

（四）1999年，身为行政议员的吴清德在1987年角逐党中央主席不遂后，唯有退而求其次角逐槟州主席一职。他知道坐上这张椅子形同党的实权老二，得以取代许子根成为首席部长。可惜他再败下阵来，忍痛告别政坛，不再有机会东山再起。

由上述观之，民政槟州主席是十分诱惑人的“宝座”，未想308大选后，一切都改变了。今天的丁福南争胜了谢宽泰，但不再是首席部长（他的胜利也意味着他本来就是许子根属意的首席部长接班人）。没有黄袍加身，有的是前路崎岖的千斤担子。他已不能往后看，而是要往前看。民政党有没有未来，又如何重新定位，就要看他与老大许子根怎样带领民政在槟州的“废墟”中再造辉煌？

总而言之，从林苍佑到丁福南的整整40年，突显了这个职位在斗争中的不断变化，令人百感交集。

（原载于2008年9月29日 《南洋商报》）

数来数去数不清923之后是什么？

这半年来，数目字竟成为时下流行的政治游戏。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首先是308，接下来是826，再下来是916。一个波浪又一个波浪冲来，教人目不暇给，也眼花缭乱，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如何将这些个数目字与政治变数挂钩？是需要从多方面解读的。

本来在308投票日，掀起一场政治海啸，让我们看到新政治格局的形成，隐约地出现两线制，使大局已定，无需再予多辩，而是各就各位，扮演执政或反对党的角色。

但情势并非如此。因为改变政治版图的反对党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再来一次的政治大洗牌，也就使到再次执政中央政府的国阵不得不步步为营，以防途中有变。于是两个阵营的斗争不断升级，也衍生了826，916乃至923等等的政治数目字。

我们不妨用客观的角度切入这半年来的时局，不难发现到不论是国阵或是在大选后成立的人民联盟，都有各自的矛盾与议程。所不同的是国阵在稳住中央阵脚后，采取“以逸得劳”的心态来看待反对党的叫阵；而反对党则以“乘胜追击”的心态企图攻破国阵的城池。

这样一来，原本“隔空喊话”的政治角力也就变成“短兵相接”了。政局也因此而呈现胶着状态。

在一边厢是308过后不到10天，安华放话说有国阵议员要转而支持民联。首相阿都拉即刻否认，强调国阵政府依然稳固，并未受到威胁。

虽然如此，安华在4月23日启程访问东马时，首次提出“916变天”的预言。此时距离“变天”日尚有5个月。有人相信，有人置疑，但已成为一项课题被炒作。这意味着安华列下时间表，启开一场心理战。不过，安华在另一方面向法新社说，他有信心可以在3年内成为马来西亚首相，显见他列916为一个议程，留有余地。

副首相纳吉隔天驳斥是政治伎俩，他不相信东马国会议员会跳槽过民联。

转入5月，安华依然隔空喊话，让916成为他的一面斗争的旗帜，民间更是议论纷纷。在舆论上，安华似乎略占上风。讵料晋入6月天，忽然乌云遮空。

安华前私人助理赛夫投下一枚炸弹，在6月28日报案，指控安华对他“鸡奸”，舆论哗然，疑云重重，一时弄得“风声鹤唳”。不但叉开安华的“夺权议程”，而且注意力也转向安华的个人安危，许多人都不知道会否重演10年前的“鸡奸”案一幕。

安华也被突如其来的节外生枝大感惊讶，但很快的它又被演化成政治课题。当“鸡奸案”与政治纠缠不清的时候，没有人说得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正因为案件已被政治化，安华也就用政治手段来应对这项指控。因此安华的策略有所改变，他必须要尽快为自己在政治上定位，不能再继续以“实权领袖”的身分操控整局。毕竟他还是“名不正气不顺”的严格来说是被视为反对党的精神领袖，除非他真正地成为一名国会议员，才具备资格出任首相。

就这样，在审时度势后，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在7月31日宣布辞卸国会议员，意味着安华已决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押在峇东埔补选上。一方面把视像转回政治斗争的层面，不再被“鸡奸案”打乱步伐：另一方面，要借此证明魅力未减，风采依旧。

国阵虽然自知胜算不高，但却派出安华的“前战友”阿力夏迎战，目的无非是要在劣势中扭转乾坤。果然峇东埔成了万众注目的焦点。

对安华来说是只许胜，不许败，否则整个计划泡汤。换句话说，国阵输得起，安华则输不起。

当安华在8月26日漂亮胜出后，他在翌日马上宣誓就职。意气风发的安华比任何时候都更具信心要“改朝换代”。

到了9月分的时候，安华已是进入关键时刻，他不断地重申916大计不变，引起国阵提高警觉，不再掉以轻心，不但要想出绝招来拆招，而且要堵住任何的“漏洞”，以防安华乘虚而入。

最后的一招是在9月8日及9日分别送出国阵议员到台湾考察，总共49人。至于考察心得如何，那是另一码事。至少国阵得以“窥见”这批后座议员是否有异动之心，如果这些议员都不为安华所动，那么国阵将不担心“变天”在即。

这种捷足先登的心理战略虽被敌对党形容为“心虚”，都确有其微妙作用。不然民联的议员不会“打蛇随棍上”的在9月12日亦步亦趋。同样是反戈一击的心理战术。彼此间的“短兵相接”，更增添916的神秘感。

姑不论民联在此“紧锣密鼓”的当儿是否已经胜券在握，它也为安华的“夺权”行动增添对国阵的压力，以让安华喊出更大声的口号。

此刻的安华也已经没有退路，唯有迎着风浪向前推进，9月15日，在雪州的广场上，安华当着逾万群众的面前，再次信誓旦旦地宣布已凑足人数，准备“变天”。

这一晚距离916更为接近了。

就在916那天，安华郑重其事地宣布已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员支持，要求会见首相阿都拉以商讨和平转交政权大事，这真是国家一等一的大事，料谁也不能等闲视之。不过阿都拉处变不惊地拒绝会商，反挑战安排公布名单。两人算是第一回合过招。

下来的第二回合是安华在9月17日联同民联另两名领袖联函要求首相在9月23日召开国会紧急会议，以讨论不信任动议。阿都拉又是一口回绝，认为没有必要。反正国会将在斋戒月过后的10月13日召开，安华大可稍安勿燥地在那个时候发难。

这样一来，万众所期待的923又是平静过了一天。

安华的下一个步骤又是什么呢？我们只好拭目以待 。

可是在另一边厢，30号过后也给国阵带来诸多的压力；尤其是首相面对了一个又一个挑战。最使他难以释怀的是前首相马哈迪将大选的失利归咎于阿都拉领导的失策。2004年大选的光环失掉了。尤有进者，马哈迪还逼使阿都拉鞠躬下台。

除此之外，巫统内也有一些异议分子给阿都拉增添麻烦。他们都要求巫统的领导作出改变，包括前财长东姑拉沙里，不过沉住着气的阿都拉在巩固东马的支持力量后，按照他的既定方针产生内阁。
他一方面接受政治新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既安内也攘外。在他看来安内是当务之急，权力的分享，特别照顾东马的权益也是他的新内阁的特色之一。

即使他做出某些妥协性的安排，也不能满足各方的要求。鼓噪之声时而发出，再者国阵内的议员竟纷纷施加压力，希望改变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再以巫统马首是瞻，而是通过国阵的协商精神治理国家。

然而改变并不能有立竿见影之效，以致阿都拉在过去几个月来遭遇这个又那个的责难，几乎没有机会集中政务。他的劳心劳力换来的是外面要求“变天”，内部要求“改革”的声音，眼见9月天迈近的时刻，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步骤，但引起了反弹。

例如援用内安令逮捕3人后又放了两人。不仅没给政府的稳定加分，反而招致批评不断，甚至连国阵议员党也不苟同这种做法，为此阿都拉也表明不再援用内安令对付异议分子，多少缓和了紧张的局面。

也许意想不到的是负责法律事务的再益部长突然在9月15日辞官，理由是反对用内安令对付相关人士。再益虽然不是国会议员（被委任的上议员），但他的举动影响了国阵的全局。

在这种情形下，阿都拉出人意表地在9月17日自行宣布内阁小改组。他卸下财政部长而兼任国防部长；纳吉则与阿都拉对调，在国家经济下滑的当儿挑起重担。

有人解读阿都拉顺此接管军权，以加强他的权威。但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诠释，因为在马来西亚的传统中，首相的权力是涵盖一切的，所有的内阁都是他委任的，也有权力撤换和罢免部长，不必有任何的理由。

因此他的出掌国防部并没有太大的含意，只是向国人展示首相的权威就是这个样子，不必置疑。即使他不担任国防部长，他也是权力集一身的。

我们只能够这样子说，阿都拉正在表明他有意在2010年移交职权给纳吉，但不是现在，也不想在压力下提早离职，选择在17日宣布是为了应对18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议。

正如所料，巫统理事会有人要求及交棒，不过声音并不强烈，也没有讨论马哈迪回巢的建议，这给了阿都拉一定的空间来调整步伐。

就在巫统会议后的第二天，安华再次发难，要求阿都拉说明会面，得到的答案是没有必要会面。
从上述的事件演进表来看，整个斗争围绕在3个人的身上。如果阿都拉决意与纳吉站在一起，而后者又接受他的移交权力的日期，那么阿都拉就不会与安华有任何合作的机会，除非安华有能力在国会复会时通过不信任动议，否则变天的事不会发生。

反过来，如果阿都拉与纳吉的结盟出现裂痕，再加上巫统内部不断施压，阿都拉或别无选择，可能会考虑与安华谋面，但这又不是巫统上层所愿意看到的事，权衡之下，巫统要对阿都拉发难，又是投鼠忌器。

今天的阿都拉，看起来是脆弱的，但实际上还是他操控最大的权力，纳吉要靠向他，安华也要靠向他，谁能够争取到阿都拉，谁就占比较大的优势。

这是为什么阿都拉不急于与安华会面，因为他希望安华的“夺权”一次又一次落空，让后者的916成为一个过去式的日子，以便冷却支持安华的热潮，重新巩固他的执政地位，把916“埋葬”在政海中。

至于安华，他希望他的916是一个运动的旗帜，是一个斗争的象征，说白了，试图将“变天”转成一个持久运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持久战”，老百姓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呢？唯有看双方的斗争谁最有说服力。

无论如何，阿都拉是在“清除压力”；安华则是在与“时间赛跑”。

他们斗争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影子，那就是带他们出身的马哈迪！政治的吊诡莫过于此。

（原载于2008年9月29日《号外周报》 第395期）

新闻自由与民主社会 （天下纵横）

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言论自由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言论上的自由，它不可能推动民主政治。而所谓民主政治除尊重人民的权利，可以通过投票来选出政府外，也让人民有知情权。人民则是通过拥有知情权来做出判断。如果人民无法获取全面的讯息和消息，他们是无法对民主选举作出较为公正与自由的抉择。这就是说，一个民主国家的最基本要素是让人民在没有恐惧感下，得以知道所要知道是事情。

虽然透过集会或座谈会可以让人民了解国家大事，地方事务和天下事，但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最直接和最广泛的途径就是通过传媒来传达。这之中以电视，电台和报纸是最普及和最深入民间的。当然在这个科技发达的年代，电脑上的互联网，手机也分担一部份的功能，但还是无法与大众传媒相提并论。

于是成为传媒的媒介人也就落在新闻记者的身上。如果没有记者的报导和评论，读者当然不能全面获得各方的消息和知识。因此在很多时候，不论是官方或民间的，不论是群体的或个人的，对记者的倚重就可想而知。无形中记者的身份就有一些与众不同。他们虽然是普通人，但也身负使命要为他所服务的机构（或电视电台或报馆）提供直接与第一手资料。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传媒机构都必须聘请大量的编采人员，为的是发布消息，让人民都拥有知情权。

不过，在马来西亚，如果要成为一名新闻记者，除了拥有基本知识外，还要有语文的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单单学会一种语文是难以应付大场面的。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刚踏入报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如何消化新闻，然后将之转成文字呈献给读者。这之中有一个痛苦的过程是必须要磨练的，那就是考验你本身的语文能力和程度。主任发下一篇英文或国文文稿，你要能理解和翻译成中文；出外采访官方或讲英语或马来语的场合，你要能理解对方所言，否则便难以交差。

当你面对这种挑战时，请不要气馁，也不要过于自信，而是要勤于学习。放下身段，不耻下问自然可以解决当下的窘境，但也不能成天问东问西，还得靠自己来解决难题。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及时抽出时间去上国文课，读它一年半载，便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接着还要去上一个时期的英文课，学习英文写作和会话，更要学习聆听英语的能力。

一旦你认为国英文都能应对时，再加上原有的华文能力，也就更具信心面对挑战。不过这还是不足够的，你还要不断学习，不断读书来充实自己，以便拥有各种知识来撰写新闻乃至作出评论。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这个道理。一旦你已具备资格来演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时，下笔也无须顾此失彼或担心失真。

老实说，在六七十年代，华文报的记者都是自我探索和锻练出来的，后来大学有了传媒系和新闻系之设，也就更直接地培育这类专才。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掌握了三语才投身新闻行列。因此我们无需质疑记者采访非华语场合的能力；尤其是本国人民讲英语或马来语，都是比较浅白和易以理解的。如果当事人敢讲，而记者又觉得可以据实报导，也就可以构成一条新闻了。

在这样的互动中，记者与当事人是不存在利害关系，也不存在“无中生有”或“节外生枝”的诠释。更没有心存恐惧，而是就事论事。至于报导出来后引起的反响也就非记者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记者因为做出这样的新闻报导而受到内安令来对付，那将是对新闻自由的最大威胁，也足以让新闻工作者提心吊胆，不知怎样的报导才是最安全的？若尽是锦上添花或避重就轻的报导，那就不是读者所要读的新闻了。

所幸政府在第一时间也作出明智的决定，即时放人而息事宁人。但无可否认的，阴影已存在。因此还是需要通过一条立法来保障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与捍卫新闻自由，勿让后来者对新闻工作却步。由于记者是曝光的公众人物，他们也有被保护的必要。他们应在无畏无惧的环境下工作，只要报导或评论不具恶意，不涉及诽谤与破坏，没有所谓的对“国家造成威胁”，也就应当成文字争议来处理。换句话说，言论自由是允许相互辩论的，不必也不应该拿大帽子扣下来，这才是新闻自由的最大真谛。

（原载于2008年9月29日《号外周报》 第395期）

从历史演绎916 （跃马扬鞭）

831和916是两个数目字的组合，但包含了历史意义。前者是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日，政府每年循例大事庆祝；后者是马来西亚成立日，在东马列为公假，西马则照常办公。久而久之，916在西马变成一个日子，而东马人则认为这一天才是他们独立的日子。

虽然如此，916这个日子在最近都被炒红起来，竟而成一项政治口号。它起因于反对党领袖安华在今年4月份访问东马时，提及916会是一个“变天”的大日子，引起各界的关怀；但执政中央的国阵却一口否定，形容是政治伎俩，不值得重视。

就在9月16日那天，安华再度重申已获得足够的议席组成中央政府；但首相阿都拉再次形容是安华的“海市蜃楼”，并挑战对方公布名单以佐证之。换句话说，916已被政治化。

姑且不议916变不变天，我们有必要回顾为什么有916这个日子？为什么不是831呢？原来马来西亚的成立是一波三折的，从原先的831成立展延至916才正式成立。

根据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回忆录《回顾历史》（1977年出版），他提及环顾东南亚，除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外，位于婆罗州的东马也原同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彼此有了共同的政治背景。当时这些地区的政治人物，包括汶莱苏丹也希望与马来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因此在1961年的时候（5月27日），东姑在新加坡应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之宴请，首次提到或迟或早这些地区将不可避免地与马来亚建立密切的政治与经济的合作。

于是马来西亚概念正式浮出台面，各方呈现不同的意见。为了确定东马人民同意加入马来西亚，在英国同意下，一个以葛波（前英格兰银行总裁）为首的调查团宣告成立。在1962年展开民意调查，以便能在1963年8月31日（即马来亚独立6周年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不料整个计划受到内外的困扰而不能如期宣布。对内发生1962年12月的汶莱人民党起事，不久即被压下。这一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及东马的左翼政团大举抗议马来西亚成立，指为“新殖民地产物”。1963年吉兰丹州政府入禀法庭，不同意吉兰丹州被纳入马来西亚，结果败诉。对外则发生1962年印尼掀起的对抗，同样斥马来西亚是“搞新殖民主义”；而菲律宾则声称沙巴是其领土，引发外交纷争。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1988年出版）中也有一段追溯他并不同意马来西亚成立日期被压后到9月16日，而是坚持应在8月31日。因此他在那天自行宣布新加坡独立，砂拉越也同步进行，沙巴则宣布成立沙巴州。但这只是一个形式，它们还得遵照协议规定加入马来西亚（汶莱在起事后，已宣布不加入马来西亚）才算是独立国的一部分，也就只好等待9月16日的到来。

本来，东姑与英国方面在1962年8月1日签署的协定言明马来西亚联邦将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却因为上述事件导致联合国的介入而建议押后两周。当联合国秘书长宇丹的报告于9月14日发表确认东马同意加入马来西亚后，日期已不容一改再改了。就这样，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日与马来亚的独立日分成两个不同的日子，也在日后造成东马人民对8月31日的国庆感到“陌生”，而坚持9月16日才是它们的真正独立日。不过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后，马新终于正式分家。

不错，在历史上东马是在9月16日成为独立国的领土，但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与变数，不会出现所谓的两个日子，而是东西马人民在同一天（8月31日）欢庆独立日。由于这一阴差阳错，也非东姑所愿，终于在45年来，使到东马人耿耿于怀。其实东马人民视831为独立日也无不可，因为它本来就订在831为马来西亚成立日，错不在东姑而在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

安华正是抓住916这一日子，吹起他的第二波的“夺权行动”。以便从东马引起政治效应，再牵动全局。由此来看916已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日期，但又因为它与日期扯上关系，也就让许多人特别针对这一天究竟政治有没有巨变？

当然916没有另一场政治海啸，但却衍生出安华与阿都拉的直接角力。916也因此成为一个全民瞩目的日子。从这个意义而言，东马人民不论有没有变天，也让西马人民知道这个日子与831是同样重要的。今后也许我们需要订下两个大日子：831是独立日，而916是大马日。这样一来，也就皆大欢喜了。

（原载于2008年9月22日 《南洋商报》）

我为子根感到难过 （天下纵横）

巫统升旗山区会主席阿末依斯迈终于要为他的不当言行付出代价，被巫统最高理事会冻结党籍三年并被取消所担任的党职，是否被国阵其他成员党接纳？是否被广泛接纳，我们先不置评，但遗憾的是他对许子根的羞辱则只字不提。

人们无法理解的是阿末的“寄居论”又与许子根有何关系?为什么要专门向许子根及民政党挑衅?这其中肯定有个人的恩怨夹在其中。单就事实而言，许子根在这件事的评论是过于温和和点到为止的。他只是建议国阵制定行为准则，以制止重蹈覆辙。甚至连蔡细历也批评他避重就轻。至于民政党要的言论比较起来也不是激烈的，似乎投鼠忌器。在这种情况下，阿末依斯迈反咬许子根及民政党一口，更口出狂言要国阵开除民政党，真是顾左右而言他，令人莫名其妙。

其一是记者报导是职责，与民政及许子根扯不上关系；其二是民政与许子根系与巫统站立在同一阵线参加补选，为何要影响记者来“将”阿末依斯迈?这种不符合逻辑的推理，又如何成立?其三我们不知道阿末依斯迈为何一而再地利用记者会来攻击许子根，显然是将忿气一股儿发泄在许子根身上。如果许子根18年来有许多地方让着他而只是某些地方(如委任市议员方面)未让他满意，那也真是白做好人了。今天竟然成为被践踏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阿末企图将整个事件缩小成他与许子根的个人恩怨。若是这样的话，连日来对阿末的批评与抨击又怎样能激怒马来人呢?为何正副首相在“灭火”的当儿，阿末又不接受劝告呢？在这方面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坚称要有关者明确作出交待。显然已是黄家定发表的一份较为强烈的声明，令人对他有些“刮目相看”。可惜他已经将要告别政坛，如果在308之前，黄家定有此表现，也许政治海啸不会把国阵伤得这么重。

我们当然不认为阿末的言行足以兴风作浪，他不过是借此渲染一番，不然首相不会对他严加抨击。不过我们纳闷的是为何槟州巫统的理事与议员们会随之起舞呢?

这之中必然有一个被看出来的隐议程，那就是借此事件再一次羞辱许子根和民政党，包括当众撕破许子根肖像，企图迫使许子根退出领导槟州国阵。在这事件发生后，也不能明白民政党元老陈福荣还说巫统已作出改变。单就槟州巫统而言，他们又似乎不把许子根放在眼里，变之何来?这样的说辞也自我矮化了民政党。

我在308大选后，已看出民政党在国阵内处于被边缘化的处境，因此曾建议民政要好自为之，应该考虑走出国阵，寻求新生，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认为这是“有稽之谈”。这样又是过了大选5个月，民政依然在原地踏步，林敬益又说了党员的情绪是要退，只是领导层尚未有些心理准备。我又在此课题再一次建议民政党应慎重考虑退出国阵，以挽回尊严和自我，必能走出悲情而看到未来。尤其是在阿末依斯迈大放厥词后，就进一步印证我的看法的正当性。

我们不知道民政党如何要求对方还许子跟一个公道？若是这样的毫无忌惮地羞辱一个成员党的领袖，又如何使这个党活的尊严，站得高大？我为许子根感到难过。

我不敢说我对民政党了解很深，但我是目睹它的成长和衰退的其中一个人。民政也似乎较重英文精英而将其党的智囊与历史的撰写交给英文精英负责，未牢记华社(或说懂华文的人)是它的命根子。可是一旦精英脱离华社，它们就听不到华社的声音。308大选就是血的教训。

因此，民政党应回归到根本，它必须承认民政的上台是因它根植华社，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它的致命伤。在今天来说，民政可以坚持它的多元理念，但不能不听听华社的声音：强烈希望它走出阴影，活得光彩。不信来一个“民意测验”，看看是不是大多数人请它当机立断，该断就断，不要拖泥带水，否则留在国阵内可能越陷越深而会更加难堪，除非有奇迹出现。

（原载于2008年9月22日《号外周报》 第394期）

成语新解：一夜成名=陈云清

《星洲日报》记者陈云清是个低调的人，虽然大学毕业后先进入《光华日报》担任记者，后转至《星洲日报》担任高级记者，但一向为人谨慎，也不求名，不求利，因此知名度仅限于槟城的新闻界及华社内。讵料在9月12日晚，忽闻陈云清因报导“寄居论”而被内安令逮捕，闻者几被震惊。这对新闻工作者无疑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忽然从空而降，大大地挫折新闻工作者的服务热忱。更甚的是，新闻自由成了最大的讽刺。

在为陈云清力争自由的当儿，我也认为她应被立即无条件释放，因为不具任何正当理由来拘捕她。后来听闻她获得自由，我发了一条短讯给她：正义至上，听闻你已自由，好人一生平安。当然我也希望另两名被拘留者郭素沁及拉惹柏特拉能及早自由。

在后来，我告诉朋友说，从陈云清的事件中，我悟出一条道理，那就是“一夜成名”（或一举成名）的成语有了新解：陈云清即是。不是吗？她的戏剧性的事件，使她一夜成名，举国皆知。再也没有更好地解释来形容“一夜成名”的含意。

以下是转自陈云清自由后的告读者书，值得一读。

陳雲清：我在內安令扣留下的18小時

9月12日晚上8時30分，身在大山腳老家的我，當時口中還咀嚼着炸油條，內心卻掛慮着報社收到內政部要求解釋為何不被對付的信件，《星洲日報》最後會面對怎樣的命運。

就在內心忐忑不安的時候，一大批便衣警員突出現在我家門口，率先出聲要找我的，是一名身穿制服的女警，而她也是一行人當中，唯一身穿制服的警官。

隔着鐵門，她表示，我必須跟他們回返警局。我問她是否有逮捕令，否則，我不會開門。而在這時候，我也趕緊致電報社的法律顧問以及我的直屬上司，尋求他們的意見。

後來，女警表示他們是援引內安法令拘捕我，不需要任何逮捕令。當時，我即做了最壞打算。

故作冷靜安撫家人
那時候，我必須“故作冷靜”，安撫以及告訴家人，同事會在警局那裡等候我，給我支援。就這樣，我被帶走了。父母親都很堅強，臨走前，不斷要求警方，好好對待他們的女兒。

我被帶到威中警署，在一間很冷很冷的房間等候警方辦理手續。陪伴在側的另一名女警，也似乎冷得發抖，為了打破沉寂，我和她聊起天來。她問我：”你看起來，還很定啊！”

我告訴她：”我是在內安法令下被拘捕的，即使怕，我還是必須面對。我擔心的是，我的家人、同事以及親朋好友，此刻一定很為我擔憂。”

坦白說， 那時候， 我的心很沉穩。因為我深信，已經很多人在外頭幫我，給我信心、給我力量，所以，我必須挺住，和大家一起同在。

同行聲援令我感動
警方記錄了我身上的所有財物，暫時沒收所有物件後，準備把我帶去檳城警察總部。在警察帶我步出警署時，我才發現，原來已經很多報界同行以及黨團人士守候在外聲援。當時，我壓抑的情緒因深切的感動而再也把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

而當警車駛至警署大門時，我看到了我的上司――檳吉玻及霹靂區高級經理潘友平，竟然用肉身擋在警車前，促使警車緩慢行駛，以確定我是否在警車內，然後，敲打警車玻璃，以手勢鼓勵我。
我立即把眼淚擦乾，大家都在努力了，我也一樣要努力。

警方在完成蓋手印程序以及讓我用餐後，就把我安排進扣留室度過一夜。當時，我並不知道，警察總部外面，很多同業以及黨團人士都在聲援我。

我要求女警能否讓燈亮着，她要我放心，說不會熄燈。警方告訴我，已安排父母親第二天早上午8時與我會面，我用了很長時間，反覆整理見到父母親時要交代的事務，我已經無法聯繫外間，因此必須好好“利用”與父母會面的時間，清楚交代一切。

整理好自己的思緒後，我躺在木板床上，在蚊子以及滴水聲的陪伴下，我不斷說服自己趕快入眠，因為我不知道明天等待我的是什麼，我必須確保自己精神狀況良好，才能以最佳狀態面對一切。
我從來都不會失眠，這一夜，我才體會到，失眠的煎熬。我也知道，關愛我的人，也和我一樣，徹夜不眠，這才是我最心疼的地方。

13日清晨6時許，準備梳洗時，女警給我看了家人所帶來的衣物，我很奇怪，怎麼裡面都是新買的梳洗用品、方便褲、女性用品、數件南洋商報85週年再攀高峰的Ｔ恤以及別人的女性內衣。

原來， 女警口中所謂的” 家人”，是這一批貼心的同事與同行，在警察總部外守候的當兒，為我準備了這一切。他們不知道我何時才會被釋放，可是，他們卻告訴自己要在最短時間內為我準備這些必需品。

順利和雙親會面以及告別後，警方表示要帶我前往武吉阿曼警察總部，我的心頓時一沉，我告訴自己，一切才開始，加油吧！

輾轉到最後，我卻是被帶往怡保霹靂州警察總部，經過簡單的盤問後，又被帶返檳城警察總部。

接受盤問據實回答
我在這裡，接受了比較深入的盤問，當時，我不斷告訴自己腦袋要清晰，據實回答、好好應對。
完成盤問後，我就被帶往會見一名高官，他說：”你我可以回家了。”

我和警察的眼睛，同時望向時鐘，當時的時間是下午2時25分。

在這18小時裡， 似乎經歷了很多，感受更多。

獲釋後，我收到許多手機短訊、電話以及花束，包括了報界友好、各政黨人士、社團人士、昔日同窗以及所有親朋好友都來到家裡探望。當然，我更沒忘了一批批讀者以及公眾人士致電或親自前往檳城辦事處和星洲日報總社給我打氣。

對所有的來電、簡訊、寄語和親自探望的朋友和讀者，我想在這裡向大家表示最誠摯的謝意。在那充滿未知的18小時裡，我感應到背後有一股很強大的力量，來自你們――我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

續維持勇氣與義氣
我知道，我們前面的路還是充滿荊棘的，所以大家今次所展現出來的勇氣與義氣，更要繼續維持下去，因為我們的社會需要這股正義精神，去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我已經恢復自由了。但我希望和我同一天被逮捕的郭素沁以及拉惹柏特拉，以及其他同樣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的人士，也可以早日獲釋。如果當局認為他們犯法，應讓他們在法庭上獲得透明以及公平的審訊。

民政未来。未来民政 （跃马扬鞭）

民政党代主席许子根在308政治海啸后的5月25日为民政党主持庆祝40周年的大会时提出一份命名为《民政为未来及民政的未来》的政治报告。他从党的历史演绎到2008年的大失败，然后分析民政未来的路怎样走。

这是民政建党（1968）以来的最悲情的一次主席演词，除了为民政的未来把脉外，也寄望于国阵能够恢复国阵精神乃至巫统的改变和政府的改革有成以挽回颓势。

我们不能说这是许子根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国阵的成员党内的一些领袖也有同感，但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许子根的说法。因为有三件事是许子根力所不逮的。其一是国阵的机制是大选才开动已是由来已久。一向以来虽有国阵精神应对大选，但鲜少提及国阵原则也是不争的事实。换句话说，所有的重要议决和决策都是回到成员党本身去敲定和力争，无需提到国阵会议来辩论和喋喋不休。因此许子根当年（1982年）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算盘打不响就是因为敲错了门，才有日后所谓董教总的“后悔”。今天许子根希望国阵回归根本（back to basics）中所提及的事项已属于政府的功能或个别政党的功能，不是国阵所能统筹统办的。一项最明显的例子是对阿末依斯迈的处分只能交回成员党（巫统）处置，理由是国阵不处理成员党的纪律问题；也等于告诉我们国阵是个组合框架多过实质组合，因此也就不存在“打进国阵，纠正国阵”这种概念和口号的正当性。既然国阵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存在和操作，它的回归根本就具争议性。

其二各成员党的事务也容不得他人干涉。例如巫统需不需要改或要不要改，属于这个党的家内事，别人可以进谏，但不能插手。因此许子根对巫统的改变也只能观望和期待。但有一个也是不争的事实是：自从1974年民政加入国阵后，它对巫统的依赖性或支持程度也多过巫统对它的依赖与支持。最明显的是对保住槟州首席部长的斗争中，马华的无功而返也有巫统的因素在内。以致形成民政党的生存和发展与巫统的走向大有关系。

讵料308的大选不仅改变这一微妙关系，更节外生枝地发生阿末羞辱民政党而未得到应有的歉意；反映了民政在巫统的眼中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样一来，巫统怎样改变，也就不以民政的未来作考量。因为民政已经没有政治筹码，这是政治的现实，也是民政党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其三，政府的改革又轮不到民政来指点江山。虽然国阵仍是中央政府，大权在握，但就民政而言，它不但失去槟州主导政权，而且连唯一的内阁部长也不见了，又如何在内阁发挥影响力？在这种情形下，民政虽有两名副部长，它已无法声称仍在政治主流中。这几个月来也印证它与政府的关系越行越远了。因此许子根对司法革新、反贪污、修改内安令、警队重整的言论也只能当成一种时尚声音，不能直接在内部参与改革。所谓的“在朝不在位”正是民政党今日的写照。

由于这样，许子根的三大动力（弘扬民政理念、强化党组织及赢取民心），八大策略及八大议题只能回到民政党的本位来阐述。但问题是，民政仍在国阵机制内，它所受到的牵制不言而喻。如果只是民政党求变，大方向不变，民政以三大动力来重整旗鼓又谈何容易？不错回教党、行动党乃至公正党都曾陷入低谷，所不同的是它们都是独立而行的政党，靠自我奋斗再探出头来，而民政恰恰是因国阵而存在主流中，缺乏自我（自主）形象而仍活在阴影中。

虽然，民政当今的一代都是在主流政治成长的，缺乏在野的那一股干劲，没有感受到在野的痛苦，一时之间不知如何适从；但是今时不同往昔，民政实质上不再是在朝而是在野。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民政走出阴影，寻回尊严与自信。谁说独立自主的民政没有明天？最低限度，民间会给它一个喝采。许子根还犹疑什么？

（原载于2008年9月15日 《南洋商报》）

扭转中国命运的旗手 （天下纵横）

年青的一代有许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在中国他的名字也被人淡忘了，他就是在8月20日逝世的华国锋。

此人来头可真不小，在70年代他是炙手可热的中国新一代领袖，竟而有幸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如果综看他的政治生涯，却是叫人摸不着头脑，怎样也不会相信毛泽东会选他“号令天下”，而事实就是这么传奇的发生。

原名苏铸的华国锋，于1921年出生在山西（有说1920年），只进过商业职业学校（有高中水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国锋投身入游击战争，在山西交城县冒出头来，继后成为县委书记。1949年转到湖南，从事土地改革工作而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从湖潭地委书记一直升上湖南省委书记（1959年）。他是得到毛泽东的提拔才坐上这个高位。

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后，华国锋又得到毛泽东进一步赏识，把他提上中共中央委员。这就是说，华国锋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例如在1971年之后，他先后担任广州军区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接着在1973年起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在1975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许多人都不明白，也许包括在文革起家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也不明白，为何毛泽东会提拔这样一位农民型的青年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这之中有一个得以诠释的是：毛泽东是阶级论者，他一向坚持工农领导党国的重要性。因此在林彪事件后的1973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推举了工人代表的王洪文为中共副主席，也推举农民代表的华国锋为政治局委员。其他文革的死硬份子，如江青（毛的夫人）、张春桥及姚文元皆属于知识份子这一类型。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虽然不属于江青一派，也被毛泽东列为领导份子，成为周恩来的左右手。也因为有此巧妙的安排，当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逝世时，华国锋更破格被提拔成为代总理。许多人都不明就里，为何毛泽东不让也是副总理的张春桥上位，反而择华国锋呢？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端倪，原来是毛泽东不想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小集团中（在他看来这个权力核心的小集团以江青为首而以张春桥为辅），于有了华国锋的故事。

华国锋在那个时代，虽已是权力扩大，但也不敢对江青有所冒犯，反而是采取同样的行动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悼念示威运动（1976年清明节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使其名誉有些受损。

但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天安门事件后，华国锋又一次受到重托，由毛泽东提名出任国务院总理及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时的华国锋已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但人们也看不清楚，他到底是与江青的“四人帮”联成一党，还是想另起炉灶的，因为在这段期间内，他同意对邓小平作第二次的打倒，也顺着江青的强硬路线继续执行他们所谓“毛泽东路线”。

但是变化总是要到来的，当毛泽东主席在1976年9月9日逝世时，一场江青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终于白热化。江青藉对邓小平的批判也把矛头对向华国锋，攻击华国锋是属于“邓小平一类的走资派”。在情势危急下，华国锋唯有与身任国防部长的叶剑英联手，准备大举反击。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在叶剑英的配合下，终于出手了。这一天夜里，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一网成擒，华国锋成了绝对的胜利者。胜利之余的华国锋也让权力和名誉冲昏了头脑，竟允许自己的肖像与毛泽东的遗像高挂在天安门城墙上。这一下子，华国锋照片满天飞，他几乎成了毛泽东的替身。

不仅于此，华国锋在1977年推出了他的“两个凡是”政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

然而华国锋做不到的是他尽管不想让邓小平复出，最后不得不在元老的压力下，同意邓小平复出。1978年邓小平东山再起（三落三起），他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有异议，认为是错误的政策，于是另一个获得邓小平同意的理论在学术界掀起而蔚成全国运动。即是在《光明日报》带头发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倒了“两个凡是”。

就这样，华国锋被逼在1980年辞卸总理职身份，又于1981年辞卸中共主席和军委会主席职身份，先保留副主席，后只剩下委员，再后就告老还乡了，直到近日逝世，华国锋的名字又一次浮现。

但也因为华国锋敢于打倒四人帮，才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的降临。因此盖棺定论，华国锋是扭转共和国命运的旗手。没有他中国不会有今日的和平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家。他的功劳应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于心。

（原载于2008年9月15日《号外周报》 第393期）

从916演绎马华退出国阵论

马来西亚著名政治评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于8月28日晚上8时应以曼绒中华公会为首的30个华人社团的邀请，在中华公会礼堂主讲《大马政治动向》，获得了热烈的响应，估计有百余近两百人与会，聆听谢氏的精辟见解。场面热烈，问答环节时，更见精彩，从头至尾历时二句锺，绝无冷场。

演讲会开始前，由大会主席吴美恩致词，感谢主讲人抽空前来主讲，让在座各位可以对国家政局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主持人张阳方则介绍谢氏的生平，随后赠送纪念品。为示隆重，所有参与主办单位的社团主席或代表在吴美恩、中华公会会长高永平博士及林良平律师等人带领下，集体刺破汽球，旋即开始谢氏的专题演讲。

谢氏也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暨韩江电视新闻中心（hctvnews.net）的社长。他以两个主要的课题将演讲会带上高潮，即会否有“916”的变天和马华应不应该退出国阵？

演讲的主题是“安华916变天的依据与马华未来的路”，以下是谢氏演讲的主要内容：

今晚我们大家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政局在峇东埔补选后还会有什么变数？简单地说，到底有没有“916变天”这码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三个层次下手。其一是沙巴的国会议员是否会集体转而支持安华？目前所知道的是沙巴进步党的两名议员会有此倾向，其它的有者已表态拒绝，但也有保持低调的。

其实这不关系跳槽或变节的争议，而是沙巴人民目前面对困扰的是外来移民带来的压力与痛苦。这外来移民30年来已高达140余万近150万人，比起沙巴原来人民在增长率下的100万还要多。而且在外来移民当中尚有44万名是非法移民。中央政府已了解到这是一个具有爆炸力的问题，只是处理起来十分棘手。要将40余万非法移民一举遣送回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谈何容易？他们有者已在当地与当地人结婚生子，走进当地的社会，强硬将他们的家庭折散，又要负起不人道的罪名。

在这方面，被誉为“抗拒外来移民英雄”的庄永谅医生就向我坚决表示十分遗憾中央政府一直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在3月前脱离沙巴团结党加入公正党，并在峇东埔补选期间率80余人不辞劳苦到来助选。

这位前国会议员十分信心地说，他之所以协助安华是因为安必须要在这一仗胜得漂亮，才能真正激发沙巴国会议员转而支持他，否则就没戏了。他说，他们都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沙巴人民请命。因此他相信916变天应从沙巴开始。换句话说，沙巴要打响第一炮，才会有其它州响应（沙巴共有25名国会议员）。

其二是西马方面，据公正党的信心，会至少有10名国阵国会议员转而支持安华，而他们不会率先起事，要看安华胜出及沙巴有动作后才谋动。

其三是东马的砂朥越州，总共有31个国会议员。除行动党1席外，余皆归国阵所有，但国阵内又是以土著保守党居多占14席。在人联党及砂民进党没有异动下，就得看土保党内部有否分化。这个分化主要取决于砂首长泰益对议员的影响力度。这就是说，若砂州有议员转向支持安华，也将是第三个谋定而后动的。数目可能不会多，但对对安华所要求的30名议员也是关键性的。

由此来探讨三个层面后，我们还要回到安华的政治路线图是怎样走及如何制订的。根据安华的想法及说法，目前人民联盟内已取得共识，让他一手策划916的变天。他们不会反对安华的提前夺权，也不认为这是政治青蛙的表现，而是同意为了使到中央及民联5个州政权的统一，可以及早行事。因此整个夺权的大计落在安华一个人的身上，也因为这样，对能否变天一事也只有安华心知肚明，其它人只能提供辅助性的力量和想象空间。

就安华来说，在政治上他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的东风就是要从东边吹起来。这个东风恰巧就在沙巴。因此目前的焦点就在沙巴。如果沙巴议员提前起事，下来安华就有大动作。反之如果沙巴按兵不动，安华则有需再费时费力解开这个“死结”，才能有下一幕，不然便会保持原状。
从这样看来，时间对安华是十分重要的，他正与国阵，或确切地说是与巫统在作时间赛跑。一方是要寻找突破口；另一方是尽快地将漏洞补住，不让安华有机可乘。双方在峇东埔补选后已进入一个真正的实力较量。

因此，916变不变天，完全取决于沙巴议员的行动，而沙巴议员动与不动，又与安华的说服力和如何承诺解决外来移民问题息息相关。

虽然很多人认为，安华的“916”是一个幻想，是安华个人的梦；尤其是国阵方面，更是不相信安华能化梦成真。但安华又煞有其事地鼓吹变天论。他之所以将之订为“916”，那是因为9月16日是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的日子，也是东马独立的开始。这个日子正是抓住东马人的心，也成为安华的一张王牌。

如果你问我916到底这么样了？我的答案是在未来的一个月就可见端倪。因为安华除了916外，他本身还有一场官司案要面对。为了不分神，安华肯定会出手，采取主动的攻势，而不是守着308的战果。另外一边的国阵，同样采取见招拆招的策略，亦步亦趋。究竟谁占上风，迟至今年杪前会有所分晓。

有人也许对于这样的政局抱持消极的态度，担心会节外生枝。这一点倒不必杞人忧天。我从峇东的补选中看到种族主义的火熖烧不起来。因为当地的人民十分珍惜目前的和平与和谐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种族愿意挑起事端，他们都知道选的是马来人的代表，而不是不同种族的代表，更不存在不同种族的争权夺利。

基本上，峇东埔是一个淳朴的乡镇。我愿意把它归为乡村选区是由于马来选民绝大部分生活在甘榜内。这些个甘榜有他们的组织结构，不轻易受到外来的影响。即便外来的言论和举止带有种族性的倾向，带有宗教色彩，都不能起有效的作用。他们宁可相信眼前所见的和现实中的和谐，任谁都不容易从外面打进去。土生土长的安华也就居于有利的地位。马来人把他当领袖，华人和印度人也同样爱听他煽情的雄辩和滔滔不绝的口才。他的言词抓住人心。最主要的是他没有打出种族牌，也没有亮出宗教牌。他让这场惊心动魄的选举溶化成国阵与民联的短兵相接的民主竞争。

我用两天的时间在投票前和投票日观察峇东埔的政治生态，我的结论是:马来西亚的人民成熟了，他们向种族政治说不，他们拒绝了这个又那个的是是非非的题外话。尽管在补选期间有发生几起不愉快的事件，大致上双方人马都十分克制，不让情绪破坏了君子风度，彼此点到为止。当外来的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在峇东埔洋溢时，也真的服了峇东埔的各民族人民的亲善与友善。在这种情形下，种族冲突是不存在的；种族情绪是搞不起来的，我们无须担心会引发种族间的失和。由这样来演绎“916”，它也与种族和宗教无关，而是一场政治权力的斗争。双方的主角都是马来领袖，也是可以被人民所接受的政治游戏。

在谢氏演讲完之后，轮到问答的环节，课题带上马华在这场斗争中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马华在峇东埔补选后，是否应认真考虑退出国阵？一时之间言犹未尽，在大伙儿夜宵时，又让谢氏补充对马华的看法。

其中一名听众这样问:我是一名退役不久的军人，曾有过种族主义的困扰。如果马华退出国阵，会否引发种族问题？

另外一名马华妇女组的听众问:马华一旦退出国阵，它又该怎么办？是否要它加入民联？

也有一名听众问:如果马华退出国阵，今后又如何与行动党争席位？递上纸条的问题也都围绕在国阵华基政党的未来走向，他们认为308大选后，巫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马华及民政留在国阵内是否已没有作为?

谢氏的回答也就将话题转入马华如何应对转变中的政治：

我被告知，曼绒这个地方的华人有许多是马华的党员，但他们在投票时也没有放弃对反对党的支持。因此会出现国州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当选。今晚在座的也许有不少是马华党员。你们认为马华应不应该留在国阵？从你们的提问，我略知你们的矛盾心态，但也偏向于支持马华退出国阵，不然不会问马华退出国阵后该怎么办？

我的看法是既然所谓的“916”不是指议员的跳槽和退党，而是一项集体的行动；同时也是对谁出任国家领袖的“谈判或角力”，各个议员无须以退党和跳槽来解决问题，他们可以选择在政党不变底下是否重新洗牌或保有目前的所谓两线制；那么同样的，马华退不退出国阵也是一项集体行动。如果大多数的党员要求退出，党领袖也得审时度势，先不要担心马华退出后，传统上其参选的议席就会失去，而是先考虑马华的生存问题。首先马华是立足于华人社会的政党，它也在华人多的地区参选。退出国阵不等于它会被民联消磨掉，也当然不会被华社遗忘。它仍然可以自主地选择要支持那一方面或与那一方合作，甚至在大选时，可自由地用自己的旗帜参加所要角逐的议席，正如行动党那样，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身。

打个比喻说，如果马华不退出国阵，仍然维持目前没有改变的格局，继续与巫统合作，但又像过去附和巫统的言行，那么我们看到的马华形象是不高大的，总是觉得马华的形象还是站在一位高大形象的背后，甚至有时其形象也模糊起来。这是多年来历史造成的一个矮人一截的形象。在308之前，或者华人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妥，好像认定它本来就是这样，是改变不了的，只要多少争取多一点就可以了，但在308之后，华人就不这么看马华了。他们不是“看死”马华，而是对马华有更严格的要求，希望马华振作起来，不要那么地屈从在一党独大的阴影下，也反对马华对政治霸权的忍受。
如果有这么多人希望看到马华的清新形象，一个脱离阴影的形象，也就意味着马华一旦脱离国阵，不会就此迷失在政治汪洋中；相反的，它会得到华社的喝彩，并认为马华终于有勇气走出改革的第一步。

当然我不是说马华即刻退出国阵，而是它可以联合民政党向巫统谈判留在国阵的条件，以便活得更有尊严和得以分享较为合理的权力，消除霸权政治。这可以列下一个时间表来看国阵要不要改头换面，但时间不宜太长，因为大选已经5个月过去了，华人都没有看到国阵有什么变。所以现在马华要用最快的时间争取所应该拥有的地位。如果马华还是认为它无法适从当前的旧模式和旧框架，它唯一可行的出路是自我脱胎换骨。这也与种族无关。有关的是马华是否具有生命力，国阵要的也是一个有活力的马华，不是一个难于取信于华社的马华。就此而言，马华的生命系在华社，不在国阵，也不在巫统身上寻找。

无论如何，我们将变与不变交给马华及民政的领导层去决定。我们关心的是华社对它们的期望。毕竟它们与华社的关系形同如鱼得水，一旦鱼离开了水，它的生命期限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