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友谢诗坚：迁移病床 林苍佑日益好转

（槟城31日讯）病床从内部迁移至外部，敦林苍佑的病情稳定之余，更有日益好转的迹象。

《林苍佑评传》作者，也是林苍佑密友的拿督谢诗坚博士向《南洋商报》透露上述好消息，院方转移其病床，显示病情有起色。

谢诗坚说，有关消息来自林苍佑次子林建成。

他说，据他所见，内部及外部两病床附近都有护士柜台，外部护士人数比内部少。这意味着病人已无需阵容庞大的护士看顾。

尽管如此，医生未向林建成说明迁移病床的原因。

周六探望林苍佑的一众国阵领袖陈莲花、廖中莱等人都表示，虽然林苍佑尚未苏醒，但病情尚算稳定。

鹣鲽情深似李光耀夫妇 林苍佑最放不下老伴

晚年频密进出医院的敦林苍佑医生，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与他白头偕老的妻子吴欣燕。

林苍佑在政坛上是处事果断勇敢的“铁汉”，人称“老佛爷”，而对于在乱世中与他同进退多年的太太，却是柔情似水。

《林苍佑评传》作者拿督谢诗坚告诉《南洋商报》，林苍佑频密进出医院后，曾向他透露现在心中最大的牵挂，便是行动不便的太太。

每当林苍佑要到医院“报到”，太太总是吵着要跟随，问题是他要接受治疗，老伴跟去会令大家不便。

妻患老人痴呆症

谢诗坚说，林苍佑一到医院就会住上一段日子，而吴欣燕就风雨不改的要求到医院探望老伴，看不到老伴心里就会慌张。“林苍佑为了安慰太太，常主动要求医生，让他早日回家陪太太。”

谢诗坚透露，尽管两老目前仅靠身体语言沟通，但林苍佑忧心的不外是老伴的病痛。

和林苍佑家人交情匪浅的谢诗坚透露，患上老人痴呆症的吴欣燕，每当家里有客人，一定争坐林苍佑身旁，纵使默默不语也好。

这对老夫妇鹣鲽情深令世人感动，不禁令人连想起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夫妇的情况。

转载自南洋商报 2010/11/01

謝詩堅：1946年從日手中接管台灣‧“林蒼祐代表國民黨簽名”

（檳城30日訊）檳州第二任首席部長敦林蒼祐曾經介入大馬和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事件，《林蒼祐評傳》作者拿督謝詩堅博士認為，學術界應該給予林蒼祐在兩國歷史位置的重新定位。

林蒼祐曾經囑咐謝詩堅，暫時不公佈他的一些重要人生經歷，包括他於1946年代表中國國民黨政府簽名，自投降的日本手中接管台灣的歷史事件。

林蒼祐當年是陳誠私人秘書
根據林蒼祐早前口述，日本二戰投降次年，他獲得上司陳誠授權代表國民黨政府簽署接管台灣的文件。

陳誠是國民黨政府抗戰時期的軍政部長，和戰後的國防部參謀總長，過後貴為台灣副總統。當年投入抗戰洪流的熱血華僑林蒼祐，是陳誠的私人秘書兼軍醫。

謝詩堅說，根據目前歷史記錄是蔣介石簽署這份歷史文件，兩岸留存的檔案，可確認林蒼祐在這個重要歷史事件上所扮演的角色，以致還原歷史真相。

抗戰末期在中國4年
林或扮演吃重角色
謝詩堅說，林蒼祐於1944至1947年抗戰末期在中國的經歷，雖然只是短短4年的人生片段，由於際遇特殊，他可能在中國國民黨政府之中佔有吃重的角色。

除了簽名接收台灣，他到底還在中國參與了其他甚麼重要的歷史事件，在林蒼祐傳記卻是一片空白。

謝詩堅說，林蒼祐本來要向他詳述，彌補這片空白，可惜拖延的結果是令人感嘆的遺憾。

以他所知的這段林蒼祐含糊人生片段，尚包括林蒼祐在中國與巴金、郭沫若等文豪的友好交往。

旅英回檳逢日軍暴政
過家門不入直奔重慶
林蒼祐於1938年考獲英女皇維多利亞二世獎學金赴英國深造，1940年法律系畢業後，繼續攻讀愛丁堡大學醫學系獲醫學博士學位。

旅居英國期間，他目睹了德國的希特勒在歐洲發動侵略戰爭。他於1944年學成準備回國，全世界陷入侵略和反侵略戰爭的黑暗之中。

這時他美麗的家園檳城，正在日本蝗軍的殘暴統治之下，激發血氣方剛的他與一批學成歸國的華僑青年，過家門而不入直奔滿目瘡痍的中國，落腳處是大後方重慶。

林蒼祐先在著名的醫學博士林可勝選務所工作，過後擔任軍醫署戰外勤務設計監察委員會醫生。

治好陳誠腸胃病成親信
他對腸胃病有深入的研究，在任陳誠私人醫生時治好後者的腸胃病，加上當時是他親密女友的妻子吳欣燕，和陳誠是世交，他遂成為陳誠的親信。

抗日戰爭勝利並未給中國帶來和平，接踵而來的是激烈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峙。在美國的調停下，國共代表於1945年10月10日在重慶簽署“雙十協定”，可是內戰並未結束。

國共於1946年簽署停戰協定，並設立包括美國代表的3人小組，和軍事調處執行部，過後舉行了包括各黨各派的政治協商會議，產生了以周恩來代表共方，陳誠代表國府，和馬歇爾代表美國的3人小組。

這些抗戰後美國介入的大時代歷史進程，林蒼祐身為陳誠精通英文的親信，相信不能置身事外，以致扮演重要的角色。

醫生護士結亂世兒女情
娶湖北美女吳欣燕回檳
林蒼祐在重慶的人生最大收獲，可能是與湖北美女吳欣燕締結亂世兒女情，最後把美女娶回檳城。

吳欣燕的父親是大地主，擁有棉紗廠。她考進燕京大學，因為戰亂綴學。這名滿腔熱血的千金小組加入紅十字會，譜下一段醫生和護士的美滿姻緣。

當時馬來亞淪陷，林蒼祐與雙親失去聯絡，孤身在陌生的重慶行醫。他是海峽殖民地的峇峇，不諳華文。在英國深造時，他在蕭乾開辦的補習班學習華文，兩人過後成為莫逆之交。

吳欣燕成第二位華文老師
蕭乾的華文補習班教會他生硬的華語。吳欣燕這位紅顏知己，遂成為他的第二位華文老師。

林蒼祐的華語是兩個中國老師教出來的。他擔任檳州首席部長期間鮮少講華語，上台演講還要華文翻譯，人們以為他不會華語，事實上他的華語講得比大馬大多數華裔更字正腔圓。

貢獻不亞於曾永森
“暗中”為馬中穿針引線
馬中邦交有36年歷史，大多數人以為在馬來西亞和中國之間穿針引線的是曾永森，其實林蒼祐對馬中邦交的貢獻，並不下於曾永森。

謝詩堅有一個很妙的比喻，他指曾永森在馬中邦交的貢獻，是有目共睹在明的穿針引線，林蒼祐的貢獻卻是人們看不到的暗渡陳倉。

此話怎講？首先，促使馬中邦交的第二任首相已故敦拉薩，是林蒼祐的好朋友，他能夠在美蘇冷戰時期勇敢的踏出訪問中國的第一步，相信與林蒼祐的獻議脫不了關係。

與敦拉薩關係好
謝詩堅說，林蒼祐與敦拉薩關係很好，林蒼祐以反對黨執政檳州，能夠順利的接管政權，而在五一三種族大暴亂政權仍然屹立不倒，都需要這一層的人事關係。

另一方面，在兩國之間穿針引線也需要人事關係，林蒼祐曾經是中國國共兩方熟悉的人物，故能負起這個歷史重任。

转载自星洲日報‧2010.10.30

林苍祐与民政党 （跃马扬鞭）

林苍祐出生在1919年；民政党创办于1968年。换句话说，在林苍祐49岁的时候，他才来一个再转变。

果然这一转变给他带来好运。50岁那年，他当上槟州首席部长，可谓“大器晚成”。

这四个字对林苍祐是别具意义的，因为他在年轻的时代失意多过得意，比如他在1953年首次参加乔治市市议员选举，却告铩羽而归，那一年他是以急进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又如在1959年时，他被马华党内的陈修信派冷落和边缘化。堂堂马华总会长竟不是国席候选人，这种耻辱是林苍祐一生都不能忘怀的。因此他不曾原谅陈修信对他的不敬及忽略华社的利益，坚持马华应分得1/3席的分配额（那时国会共有104席）。

林苍祐的失败也许是因为他“少年得志”。在34岁那年已是急进党魁并首次参加市选举。接着在39岁那年（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意气风发，结果换来的是被排斥的苦果。

这两次的教训让林苍祐明白一个道理：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强出头。因此当1968年陈志勤邀林苍祐合组新党时，他不作出过分的要求，只允应担任党副主席。这是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党的实质的力量是以解散了的民主联合党为班底是毫无质疑的。正因为这样，林苍祐当仁不让担任槟州民政党主席。在林苍祐看来，“大器晚成”较“少年得志”“来得实在。“少年”容易使人冲动而不计后果；“晚成”则意味着成功者知道成功得来不易，会更加的珍惜而少了一份的狂傲。

同时在林苍祐看来，一个人牢牢或太长久控制一个政党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也容易招来不满和反抗，倒不如顺其自然让更多的人参与党的活动。在这方面，林苍祐是做到了。

举例来说，在1971年击败党内的“宫廷政变”（此乃指党魁赛胡申阿都达斯及陈志勤企图推翻林苍祐却事机败露而失手）后，林苍祐感到党缺乏团队精神，且势力单薄，只集中在槟城，因此来一个大突破，把马华的改革派份子招入民政。这些在1973年加入民政的人士包括林敬益、梁棋祥等人。

由于马华在1973年失掉林敬益的大批支持者及1981年又失掉曾永森的一批力量全投入民政，终于有人形容民政党是“小马华”。

不管民政是否是“小马华”或是“民主联合党”的替身，它确然在1969年的大选崛起成为国家政治主流，足以和马华“平起平坐”。而铸造民政的政治地位的人就是林苍祐。他用十年的时间打造民政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其中包括“槟州变天”，民政起而执政（69年大选的结局）；协助敦拉萨巧妙和正确地揣测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将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还有在1974年因要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林苍祐也气走了陈修信（在1974年由李三春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也因为1972年民政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有以致之。换句话说，先从联合政府开头，再到后来巩固民政的执政地位，都是林苍祐一手塑造的。

而他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在槟州发挥乡村工业化及乡村城市化的策略。因为槟州政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写在民政的历史上。

从1971年到1980年，林苍祐基本上只控制民政党10年就决意交棒，这又为什么呢？其一是林苍祐认为凭他个人的声望，在槟州政府领军没有敢于挑战，民政绝不会因他卸下党魁就把他从首席部长座位上拉下来；其二林苍祐尝试推行“党政分家”制，那就是由新人管党务，而他仍管政务，这是他一向来的主张。当然这种安排也只有林苍祐有此权威，别人能否萧规曹随，倒是存疑的。
当然在1980年后，林苍祐是退而不休的，他属意的接班人是梁棋祥部长。可是党内（主要指吡叻）基层不同意，就这样经过一番龙争虎斗，结果林敬益胜出。

林敬益的接班并没有给林苍祐带来太大的喜悦；尤其是在1982年的议席分配上，林敬益被指为“牺牲”槟州民政的地位来换取全国各地有代表参加国州选举。这一年民政马华各获分配8席（指槟州议会），使到林苍祐啧有烦言。

但还好林敬益也懂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争取到其他州也有少量的代议士，民政也因而坐大。但在林苍祐看来，槟州政府才是民政的命根子和筹码。如果民政保不住槟州政权，那一切的讨论和争议也变得毫无意义了。

遗憾的是，林苍祐在1990年大选的失败是始料未及的，他不能怪林敬益处理不当，只能怪自己时运不济。也在这一年后，林苍祐对民政的关注也由浓转淡。

但真正使到林苍祐不再过问民政党的事是在1996年后。这一年他力劝陈锦华退下，让位于许子根担任槟州民政主席，以便符合做首席部长的身份。

不过有一个人不服许子根风光无限，他就是吴清德。在1999年的槟州党选，他决心与许子根一较高低，此时林苍祐对这场斗争是保持沉默和置之度外的，所幸林敬益全面协助许子根，才把吴清德顶了回去。说来说去林苍祐与民政党的密切关注是1970年到1980年。如果没有这10年的把关，把民政改头换面，恐怕民政前景不容乐观。

如今，一场308政治海啸，真是让民政党吃不了兜着走。这种失败有人认为也许已缺乏了林苍祐精神，这也是耐人寻味的说法。

无论如何，一个没有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不等于民政可以不要林苍祐。尽管林敬益担任民政老大长达27年，但若与林苍祐比较，林敬益还是排在第二位的，而民政的命运，也取决于民政党人到底记不记得林苍祐不怕失败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在这方面，民政的宝贵资产和真诚也许是它赢取人民的新起点，可是如果不拿林苍祐作为典范的精神领袖，民政又如何重新定位？真是一门大学问。

刊登于2010年11月1日《南洋商报》

马六甲王朝沦陷500年 （天下纵横）

如果不是首相纳吉的提醒，几乎忘了明年是马六甲王朝沦陷500周年，而在500年前，马来亚已是西方殖民地的“猎物”及后又转手被其他外国所统治。

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
公元1403年被认定是马来亚历史较为完整的起点，它的创始人是拜里米苏拉，建立了马六甲王朝，地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由于信奉回教，也使到回教进一步传播。

这个王朝与中国明朝有往来。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的故事意味着马中早有交往，只是留下来的华人不多。

由于西方势力的崛起，在1511年时，葡萄牙率军舰攻克马六甲，马六甲王朝也因之消失。

葡萄牙不过是小国寡民，但因出道（武力崛起）比其他西方国家早一些，也就成为第一个敲开马来亚大门的西方国家。

这里有一个吊诡：在1623年，也就是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12年后，他又将权力的鞭子挥进中国的领土澳门，成为第一个闯进中国土地的殖民国家。

葡萄牙就这样成为马六甲的统治者，直到1641年被荷兰打败为止。它给马六甲留下的古迹不多，但炮台、教堂和葡萄牙村倒是它的标记。

虽然退出马六甲，葡萄牙继续占有澳门，直到1999年才归还中国，前后在澳门统治3百余年，真可谓老牌的殖民者。

后来崛起的荷兰势力就远比葡萄牙为大，它不但占有整个印尼，也占有了马六甲。这意味着马六甲海峡已控制在荷兰的手里，不过荷兰并没有真正地开拓和发展马六甲，而是以政治因素霸住印尼，也就在马来亚留下空挡被英国后来追上。

英国是在1763年至1815年间完成其工业革命，跃居成海上霸权国家。于是得以在1786年首先占领槟榔屿，然后继续挺进而成为海上霸主，较之荷兰更具扩张野心。

根据《马来亚华侨史》作者维特巴素博士指出：马来亚的真正移民风潮始于英国东渡之后，也就是在1786年之后。换句话说，是英国大量地引进外来的劳工发展了马来亚和新加坡。

根据巴素博士说，在1641时（这一年是荷兰打败葡萄牙成为马六甲的第二个侵略者）， 马六甲的华人不过三四百名。由此可见，郑和的七下西洋并没有留下很多的华人在马六甲开枝散叶。

英国人是在1824年让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换取荷兰交出马六甲予英国，结束了荷兰在马六甲的183年统治（1641-1824）。而英国于1826年正式将马六甲、新加坡及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政治也因之在英国的操控下向西方靠拢。

不幸的，在1941年杪，日军事主义者又大军南下，吞掉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英军不战而撤，马来亚人民陷入了3年零8个月的苦难，死伤无数。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又被英军重新殖民。

前后算来，从马六甲王朝开始到马来亚的独立（1957年），马来亚经历四个外国统治的阶段，总共历时446年，实在是漫长的岁月。如今马来亚已是马来西亚，版图进一步扩大，转眼之间又是来到2010年。如果根据历史年代来算，在明年（即2011年），真是马六甲王朝沦陷500周年。

既然政府已经宣布马六甲成为先进州，我们不知道明年政府会用什么形式来纪念这一个日子？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标志，也是西方国家殖民化马来亚的开端，我们都是在东西方文明冲击下成长的新一代人。若能正确与客观地回顾历史，而温故知新，不啻是一个很好的教育题材。

刊登于2010年11月1日《号外周报》第503期

为何早期党魁都是峇峇？（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的华人是由中国南迁的移民而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民族，大规模的移民始于英国人在1786年占领槟榔屿后，但因为更早前有部分华人已在马六甲落地生根，他们在后来形成另一种归类，称之为“娘惹与峇峇”。根据巴素博士在《马来亚华侨史》中指出，当荷兰在1641年攻下马六甲时，华人不过三四百名，直到1817年时，也不过1千名左右，只有在马六甲归英国管制后（1824年荷兰将马六甲让给英国），华人人口才比较显著的增加，如1825年的纪录时3千余名华人。

当1828年英国将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合并海峡殖民地时，华人在这3个地方的人口如下：马六甲4510人（1827年）；槟城8693人（1830年）及新加坡7575人（1829年），总和起来也不过是2万华人。

由于这批早先的华人移民的后代和后来的华人移民的后代在这三个地方接受英文教育，他们的思想也就转向对西方的崇拜，但生活习惯则保持一定的华人传统。久而久之他们“自成一格”，把自己定位为“峇峇一族”也就是土生华人，以有别于“南来华侨”。

他们这些土生华人很希望能融入西方的社会成为英国公民或最低限度是英籍民或被视为本土人而不是外来移民，但不幸的英国并没有计划将“峇峇一族”纳为英国人，而是把他们归为华人一族。这是已故政坛闻人林建寿在其一本著作《鸟瞰金沙滩—一个槟城家族的回忆录》所阐述的感受。他说：“英国人让他们（峇峇）在开始时充满憧憬，但后来他们被英国人忽略了”。

另一位著名的左翼领袖林建才（林建寿的哥哥）也在一本著作“《华惹》—时代风云”的序言中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巧妙地引述林有福（他在1956年成为新加坡首席部长，是出名的右派与仇视左派的人物），在从政前写过的一篇文章：“战后受到苦难的洗礼，我才重获我的灵魂并回归东方”。

因为白人仍然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不让非白人参加专为白人而设的俱乐部，即使这些受英文教育只讲英语的峇峇也不例外。

由于这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英国并不把“峇峇与娘惹”视为同路人，而在战后导致峇峇精英介入政治从事改革运动，以改变自身的命运。

最明显的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的1945年杪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它是由一批峇峇及非华裔的专业人士组成，例如主席菲立何亚琳律师就是林建才的舅父，而林建才也在后来成为这个党的秘书长。由于主张民主和朝向自治，反对种族歧视，它成了英军事政府的眼中钉；尤其是左翼人士和马共精英（如余柱业）也介入其中后，这个党已被标签为左翼的亲共组织，也就在1948年6月25日宣布冬眠和“自我解散”。这是发生在英军事政府在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和展开大逮捕后的第5天。

左翼运动的受挫，也促使林建材在50年代初期流亡海外，先是潜入印尼，后是辗转到了中国。根据林建才的回忆，既然在新加坡站不住脚，被英军事政府追缉，也就想到香港立足。他相信他的律师专业（剑桥大学毕业）可以一展长才。讵料在阴差阳错下，他被送到广州，及后就被安排在北京担任翻译工作，也曾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文播报员。

这位讲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且能熟读华文著作并译成英文的政治人才坦诚他写不了中文，还是以英文写作。他之所以被标签为左派也是形式所逼，到了中国后就更被视为左翼统战的领导人之一了。

1956年他得以回到新加坡，那时的首席部长是林有福，两人有一定的交情。1962年马来亚独立后，他获得东姑首相特别恩准，回马来亚定居，但被限制在怡保执律师业。直到1978年才获准返槟执业。

目前已退休和颐养天年的林建才是典型的峇峇精英，他们这些人早年参加政治活动反对殖民主义，其中有些人是不满英国不承认他们的特殊身份，还是把他们丢回“华人社会”；也有些人具有献身的反殖精神。

比如在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就是由一批华人精英发起，当选创会会长的陈祯禄就是马六甲出生的地道土生华人。马华公会打出的是右派的旗号，以和马共及左翼运动划清界线。在因势利导下，它很快地与巫统及国大党结盟组成联盟（1954年）而后在政治上形成主流直到今天。

陈祯禄这一代的人之所以在战后参政主要是想为华人争取应得的权益，但反过来他们被鼓励参政来和马共对抗。

马华公会在陈祯禄之后的继任者林苍祐也是峇峇；林苍祐之后的陈修信（陈祯禄儿子）又是不折不扣的峇峇。说起林苍祐这位峇峇，经历也与林建材一样传奇，但命运大不相同。他在1944年在英国毕业后启程前往中国参加抗日工作，成为蒋介石与陈诚政府中的一名重要军官和医官，直到1947年才从重庆归来，带回来一位中国太太吴欣燕。1951年他领导一批峇峇组成急进党参加市议会选举大胜，他的党标榜民主与自由，与左翼挂不上钩，但却与右翼的马华公会有共识。因此他在1954年率急进党加入马华，当中包括后来成为首任首席部长的王保尼，他也是一名峇峇。

除了一批峇峇加入右翼政党外，还有另一批峇峇则选择加入了左翼政党，其中较著名的是林建寿。他由英国毕业归来后就参加劳工党，继后成为这个党的领袖。另一位著名峇峇是陈朴根，他担任早期的劳工党秘书长。林建寿的姐姐林碧颜律师也曾是劳工党党员，后来的陈志勤又是一名峇峇。

因此在战后乃至在独立后，在政坛上领尽风骚的尽是峇峇精英，他们都被标签为华人，林苍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要华人当自强，努力争取被定位为“华裔马来西亚人”。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华人社会还是分成受英文教育的和受华文教育的，如今在中英语不分下，已是界线模糊，即使不是华校生，今天的政坛领袖不会讲华语已是不行了。这就更进一步证明华人社会已是一个整体，它不能被切割。

如果说过去是英国把峇峇“踢回给华人社会”，那么今天的华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峇峇，已不存在“新客和土生”之分。换句话说，形成一个整体的华人所要争取和奋斗的目标是将整个华人社会融入马来西亚人的社会，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趋势。

刊登于2010年10月28日《东方日报》

刘晓波得奖的省思 （天下纵横）

十月八日，瑞典诺贝尔奖评委会宣布中国异见份子刘晓波获得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西方及中国以外的媒体世界广泛地报道了这则被认为有针对性的新闻。

它的重要性在于得奖者是中国人，一下子让舆论把焦点投向中国，看看中国怎样回应这一则新闻；但更重要的讯息是西方世界藉刘晓波引发的争议狠狠地对准中国当头一棒，以使正在崛起的中国面对各方如果不是排山倒海而来的批判与责难，因为得奖人刘晓波目前正在中国服刑，他的罪名是被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2009年被判有期徒刑11年，被关押在辽宁省的锦州监狱。

就刘晓波个人而言，他无疑是一名异议份子，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当局的政策对着干。例如曾在80年代（1986年）参加九八学潮；在1998年应邀赴欧美讲学，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他回返中国参与其中，结果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坐牢。随着1991年出狱之后，他有几次涉及相同性质的案件而再入狱或被限制行动。在1999年恢复自由后，他就留在北京从事写作。

这位在吉林大学毕业的叛逆者，较后考获北师大硕士及博士学位，他是“因言入罪”，出狱后还是从事反现状的各类运动。尤其是在2008年，他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与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联署公开要求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等。

这种形同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不是等闲的文件，而是要改变中国的现政体，刘晓波也就再次被认为触犯法律丧失了自由。偏偏在这个时候他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盯上了，认为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下功夫。于是他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希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果然不出所料，刘晓波获奖消息传开后，他成了一枚政治炸弹。

姑不论刘晓波将来是否获得保外就医，这并不是议题的焦点，它的焦点是西方世界正面对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威胁与威力。只是短短的7年（中国在2003年提出要和平崛起），中国已跃居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列在美国之后，而且在军备上也迎头赶上其他西方国家，正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军事强国。虽然中国的军力尚远不能与美国相比较，但在经济上则已有条件可以和美国争一日长短。倘使中国在政治改革上采取传统和保守方法的同时又能促成经济大革命，制造出一套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来和美国的“私人资本主义”融贯会通的话，那美国期望中国体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而放弃社会主义体制恐怕要落空了。

当然在中国的政改不明确和缺乏破旧立新的当儿，它的政治体制能否和市场经济“大被同眠”仍是一个在争议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希望能够有所突破，而不至于将其政体完全改掉。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诺贝尔和平奖被用来冲击中国的和平崛起，用意在于用“和平”打“和平”，实在也是够绝和具有“一箭双雕”之意（促使中国向西方靠拢和拖慢崛起的步伐）。刘晓波的被派上用场也使到他成为中美较量的一颗棋子。

其实诺贝尔和平奖也不在于这个人是否真的对世界和平有重大贡献，而是用它来推动西方的议程和打击其他国家对人权的不尊重。例如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颁给西藏流亡领袖达剌剌嘛就是要使中国难堪和难于面对世界舆论的批评。如今又是一个刘晓波得和平奖，也发生在中国和平崛起有成和美国准备恢复在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新的无形封锁的时刻，这就不难明白“和平奖”为何是西方的一把双刃宝剑，能够在适当的时候释放出它的能量，令对手或有关国家措手不及或难以招架，但也得镇防伤及自己。

无论如何，刘晓波事件尚不至于演成中美对抗，毕竟两国还有更重要的课题要解决和处理。刘晓波事件虽是有所冲击，美国也会见好就收，不会冒然行事的。换句话说，美国会在刘晓波事件上审时度势，不会因小失大的。中国也应在这件事上深思如何应对国内有人提出“西方式的人权和民主”的转变。

刊登于2010年10月25日《号外周报》第502期

纳吉为巫统护航造势 （跃马扬鞭）

首相纳吉今年9月份在联合国大会上疾呼中庸治国的大道理之后，又在国内的多个场合重申向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宣战，以期塑造一个稳定与和谐的国家。

我们可以理解首相的苦口婆心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但我们也相信首相洞悉马来西亚面临令人困扰的种族问题及多项因经济造成的衰退与怨言，因此纳吉希望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同和贯彻在生活中。而这个力量的造势核心就是巫统。

因此我们有需要回顾战前及战后的种族政治走势，才能透视巫统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战前已存在种族区分的生活，而在30年代兴起的政党同样有种族倾向，如1930年成立的马共，以华人为主要对象；又如1937年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M）则以马来人为主，带有左翼色彩，布斯达曼就是其中一人。

1941年杪日本南侵后的3年零8个月的血腥统治，更制造了种族仇视事件。虽然英军在1943年与马共合作抗日，开展游击战争，但在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并没有消除种族政治的发展，反而在英国卷土重来下进一步助长种族政治。例如1945年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主要人物有林建才及马共领导余柱业等人），华人色彩较为浓厚。而在同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则属于马来政党，由巴哈鲁丁（后来的回教党主席）领导。这两个具有左翼思想的政党曾一度携手合作，以大罢市来抗议英国单方面与巫统达成协议，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提出“人民宪章”要求取而代之。

虽然这两大种族性的左翼政党的结合产生震撼性的力量，但英国更为偏好的是右翼的种族性政党。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即是。它是由拿督翁领导成立的马来人政党，以反对英国决心实施“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结果取得胜利，英国也就顺其意另立宪政，不理会大罢市的诉求。当时英国考量的是用政治手段来孤立和打击左翼政治运动，也就不认为种族性政党是个阻力，甚至鼓励成立种族性政党来冲淡意识形态的立场。马华公会的成立（1949年）就是被英国鼓励的一个右派种族性政党，并拉拢陈祯禄向右靠以抗拒左翼运动带来的威胁。马共在1948年被禁和转入森林打游击就是显示英国意图消灭左翼力量。

从巫统到马华再到国大党加入组成联盟（1954年），展示了种族性政党可以通过上层的合作成为多元表征，也符合英殖民统治的策略；各自为政下，不会给英国太大的压力。

但当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马来亚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两个敌对集团。一方是代表右翼的执政联盟集团；另一边是具有左倾的社阵（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这两个政党是在1955年后有较明显的左派思想）。它和回教党取得默契，因为它们基本上认同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反殖立场和左倾政纲。

回教党是于1951年脱胎于巫统的一个以宗教为主体的政党，初时并不活跃，直到1956年巴哈鲁丁成为党魁后，气势不同凡响，在马来社会（指东海岸）的影响力与巫统旗鼓相当。

由上观之，独立后的马来亚继承了独立前的政治格局，有泾渭分明的左右派斗争，但无明显的种族斗争，这可以从1959年的大选结果得到佐证。左翼的社阵靠左的纲领争取支持，回教党也抬出民族主义大旗与左翼政党“暗中合作”对付巫统。结果社阵有斩获，回教党也有生存空间，而联盟更是大权在握。

不过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种族政治就成为一种特征和标签，几乎每个在这之前或之后即使声称是多元种族政党的都被贴上标记，尤其是在1969年大选后的“513”种族冲突事件后，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更是全面渗透。如多元性的民政党、人联党及民主行动党都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与马华列同一类型。吊诡的是：种族政治经过多年的发酵，还是抵挡不住308的政治海啸，它让人看到非种族政治思想正形成主流政治，以致有人建议取消种族性政党；也有人建议禁止使用宗教为党命名。用意至善，但它仍然是行不通的，因为308后，这些个种族性政党仍在发挥政治作用，今天也还是个热卖点，哪能轻易改变呢？

就拿执政集团来说，，今天的巫统并不会也不可能朝向国阵的组合改变其名称和结构，反而会加强巫统的领导地位，正如纳吉一方面提出中庸治国之道，行事绝不可以极端和种族化，但在另一方面则促请巫统上下，捍卫各族共享国家的成果，勿对公民权与社会契约有所质疑，团结在巫统旗下共襄大业。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马六甲已被塑造成先进州，恰逢明年2011年是马六甲沦为殖民地（葡萄牙1511年攻陷马六甲王朝）500年纪念，巫统在此时勾起历史，正是有其特别的政治意义，也说明了以此激励党员勿忘历史。因为巫统不但是马六甲王朝的新一代守护人，而且是中庸政治的中流砥柱。这正是纳吉释放出的巫统历史定位；它也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建国基石。这就是说，纳吉已在历史隧道中为巫统找到新的历史源头；而他正根据历史把巫统纳入轨道以使自己成为巫统的领航人。他就是以此路向开展他的大选之旅。国阵其他成员党准备好了吗？民联准备好了吗？

刊登于2010年10月25日《南洋商报》

林冠英当仁不让 （现代春秋）

曹观友最近（10月15日）在一份免费周报《红番茄》发表林冠英“自荐成为首席部长”的言论后，引发媒体的关注和评论。它的关键词是“自荐”。但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自立国以来，槟州先后诞生4位首席部长，他们的上位都有一段传奇性的故事，而以林苍祐和林冠英的情况较为相似。 先说第一位首席部长王保尼，他是在林苍祐的庇护下登上宝座的。故事是这样吊诡的，原本是由联盟主席东姑内定林苍祐为独立后的首席部长，但林苍祐婉拒，乃推荐王保尼取而代之。 就在接近1957年8月31日的前一个月，槟州联盟得按程序来确定首席部长人选，虽然王保尼“胜利在望”，但还得经过会议通过。这个会议是在1957年7月16日举行，由林苍祐担任主席。有两人被提名，一位是王保尼，另一位是谢成金。第一轮投票时6对6票，不相上下。于是林苍祐以会议主席身份投给王保尼，后者便戏剧性地当上首席部长。从一名穷教员摇身变成首长，真是难以思议。这就是政治的魅力。但更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林苍祐帮理不帮亲，得罪了其表哥谢成金？这个迷直到今天尚无从打开。 第二位首席部长林苍祐也是戏剧性的卷土重来。他在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后，另组民主联合党（UDP）。1963年民主联合党闹分裂，但1964年大选林苍祐顺利进入州议会而成为反对党领袖，与其“政治师弟”王保尼打对台。1968年另合组民政党，解散民主联合党；更在1969年大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执政槟州（24席中占有16席）。 这个时候程序成了被关注的课题，林苍祐虽是民政党槟州主席，但在党中央他只是一名副主席，在党中委尚未开会确定首席部长人选时，林苍祐又怎样名正言顺上位呢？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的： 5月9日投票在午夜过后陆续揭晓，待到凌晨二时许，已确定民政党上台执政。 5月10日的早上，民政党全国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在捷斯顿律的政府别墅举行记者招待会，他的身旁是林苍祐医生，他向记者宣布林苍祐将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组成槟州政府。他没有通过中委会会议就自行确定人选是有些“先斩后奏”，但也只有一位适合人选，不由林苍祐担任首长又有谁较他够资格呢？ 在一旁的林苍祐也当仁不让地“自认”他就是新的首席部长。当时他的身份是民政中央副主席、槟州联委会主席。虽不是可以全面操控民政党，但民政没有林苍祐，他不可能在槟州起而执政。 5月11日，林苍祐在一片祝福声中，但来不及中委会的通过下，他宣誓就任第二任首席部长。 1990年，林苍祐不幸在大选中落马，首席部长又要换人了。虽然民政只得7席，但与巫统的12席合起来共有19席（总数33席），继续执政。这个时候有两位潜在候选人，一个是吴清德，另一位是许子根。相比之下，吴清德较占优势。其实不然，因为党内有人不满吴较亲巫统，也就宁可择许子根而上。 那一晚的民政中委会上，许子根与吴清德离场在外面守候，焦虑地等待投票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许子根取得相当大的优势而获得较大的支持成为首席部长。第三任首席部长的戏剧性在于较许子根早出道的吴清德，竟然与首长职擦肩而过。 为什么那时没有及时推出首席部长？原来当时民政未能确定首长是由哪个政党推荐，也就不急于表态，待到形势明朗后，民政才组成了弱势的政府。 第四位首席部长更有传奇性是因为没有人想到槟州国阵会在308的政治海啸中被夷为平地；更没有想到苦等数十年的民主行动党竟然一夜之间爆红起而执政槟州。 这个时候，首席部长人选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因为林冠英既然是行动党“第一号人物”（秘书长），自然由他宣布首席部长人选。因此他在308那天晚上，根据曹观友的说法，他是毛遂自荐，但我认为没什么不妥。既然他是火箭的首号人物，本身又够资格，那就不作第二人选。换句话说，他在胜利的晚上礼貌询问在场的中选议员由他担任首席部长如何时，也只是出自礼节的询问。因为如果不是由林冠英率大军攻克城地，哪有行动党的今天？在这种情形下，尽管林冠英自荐时在会场曾有过短暂的沉静，但很快传出欢呼声，可见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只是一下子脑筋转不过来。 林冠英虽然尚未经过中委会正式核准前就自我标榜，但站在政治的立场，他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情况有些像林苍祐，那就是“我是首席部长”。这种当仁不让的精神，不仅林苍祐有，林冠英也有，而且林冠英比林苍祐更适当的自我标榜，毕竟人选是他亲自宣布才合乎逻辑，正如当年民政的首席部长是由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宣布的，他是在偶然的时刻里找到变天的结局。既然林冠英领导槟州变天居功厥伟，由他担任首席部长也是天经地义的，也没有什么好吹毛求疵的。 刊登于2010年10月25日《光华日报》

预算案中露玄机 （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提出的明年度预算案，基本上是没有痛苦的，而且可以被视为亲民的预算案。市面上因此将之与大选挂钩，认为这是大选预算案。

姑不论大选是落在明年或后年，政府显然已做好准备应付来届大选，这可以从去年的温和预算案到今年的平和预算案中窥见。

比较明显的是：政府安排UEM集团与公积金局联手献购南北大道的业务及所有的资产与债务，总值230亿元，或相等于每股4.60元。在这种情形下，未来的5年，南北大道属下的4条大道将不会涨价，而且即日生效。

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将在明年通过公私联营兴建另外6条大道，预计私人领域投入125亿元而政府则从辅助金拨出10亿元。这意味着政府决心改善交通系统，同时保证5年内不必为涨价而提高运输成本。对民众及企业界来说，这不啻是一项喜讯，因为民间老是被大道公司的起价的阴影笼罩而有所怨言。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准备在未来的10年，耗资400亿元在吉隆坡开拓捷运系统。一旦竣工，吉隆坡的交通系统必然大为改善，也会为现代化的都市增添魅力。由此来看，政府在交通服务上确实费煞苦心，但也因为过于集中吉隆坡的建设与发展，招致其他州的微言。

例如，政府在对待其他州的发展，就显得不够大方，也未展示政府决心完成前首相阿都拉的宏图大计。虽然政府仍然会注资于柔南的依斯干达经济特区，但3亿余元的拨款显然是偏低的；尤其对北马经济走廊及东海岸经济走廊的各1亿余元的拨款，更是被看成敷衍了事。

我们不知道纳吉政府是否还要全面推行阿都拉时代将国家的未来切成5大快的发展蓝图（另两块分别在沙巴和砂拉越），因为在第10大马计划中它未被强调，如今继续模棱两可应对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所改变或明确表态是否要改弦易辙。

在我们不知道纳吉对“五大经济特区”的后续工程如何时，我们看见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决心要落实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以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先进国。这也是纳吉的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先进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国民人均收入届时要达到15000美元，而目前人均收入只达8000美元。如果要在未来10年将收入翻两倍，则非得下一番功夫不行。

虽然政府有信心能不负所望，但前首相马哈迪不保持乐观，他认为在未来10年将不容易提升成为先进国之一，同时他也不认为“马来西亚民族”可以在那个时候实质落实。

对此纳吉的策略则与马哈迪有所不同，他追求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不似马哈迪将名称定型而成。不过他并不拒绝达成先进国的努力，矢意把国家经济转型也是纳吉正在塑造中的工程。

可是在目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下，我国的工业进度也放缓，外来直接投资大幅度削减，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这样说：去年只有43亿元马币。虽然今年首7个月则回升到96亿元，但比较于2008年的234亿元，这个数目还是差强人意的。因此依赖工业转型，提高雇员的收入并不容易，尤其是马币兑美元不断地波动和调高的当儿（调高了11%），已打击本地工业出口。倒是服务业的前景看来比较乐观，这包括零售业、酒店业、小贩业及旅游业的同步迈进。

为此我们认为政府在提出高达2120亿元的总开支预算的当中，理应拨出较大的款项来改善各州的卫生措施与营业手法。举例来说，除了吉隆坡外，马六甲、槟城及沙巴等地都是游客络绎不绝的地方，对国家的收入十分重要。如果不大手笔地改进各地的服务业基本设施，包括改造沟渠，疏通河流及清理垃圾等已非小事，而是国家经济收益的大事。

可惜的是，政府的2120亿的预算之中，有1628亿元使用在营运开支，只有492亿元用在发展开支上。若与收入1658亿元相比，则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只够应付行政开销，发展开支是在赤字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私人企业来带动国家的经济转型。至于私人企业如何响应与配合政府的庞大计划，也要视世界经济走向而定，刻下的不明朗状态是很难有准确的推测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一路来面对的沉重的公务员数字，如今是更加的沉重了。根据统计，在2000年时，我国公务员有89万余名，到了2008年时，公务员数字跃增至1百20万名，8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3万7千5百名。

在2009年时，根据首相署部长纳兹里透露，截至12月31日，公务员达124万人。到了今年6月21日，根据首相署部长许子根在国会回答时说，公务员已有129万余名。按照薪水等来算，每年政府应付薪水等高达466亿元，占营运开支的30%左右。

虽然面对巨额开支下，首相说他不能够发出一个月的花红（31亿元），只能向较低薪水的公务员发放550元援助金，但由于政府在2007年起已大幅度的调高公务员薪水，因此我国公务员收入（指较有专业资格的，如教师等）在10年后达致政府的预期目标是不难的。可是如果每年都增加4万至5万名公务员，政府是否吃得消？政府是否应该检讨过于“臃肿”的负担？马哈迪的时代曾有计划要将公务员维持在80万名的水平，所以他把一些重要消费企业，如电供局及电讯局私营化，但今天政府又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这又是为什么？

若与邻近国家比较，我国的公务员数字是偏高的，占人口比例的4.68%，而泰国是2.06%，印尼1.79%及韩国1.86%。

还有在人口种族比例上，纳兹里说，土著占78%，华人占5.8%，印度人则是4%。即便许子根有透露去年招收2660名华裔成公务员，然在比例上还是杯水车薪的。

对此我们一方面吁请政府采取“精兵简政”的措施，减少和控制公务员的数目，避免政府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则应增加华印人及东马土著的数目，使之较为平衡。

无论如何，由于政府厚待公务员，产假的增加和放宽房屋贷款数额和条件（父母、孩子及兄弟姐妹也受惠），难怪市面对大选不远的传言更加热炽了。这或者是预算案中显露的玄机所在。

刊登于2010年10月21日《东方日报》

砂州政局牵动闪电大选？（跃马扬鞭）

本来预测砂拉越州选将会在今年内举行，但现在看来会拉到明年5月前举行，因为砂州市面上并没有掀起选举热的迹象；同时连人联党的黄顺舸部长也说了不会在今年。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阵政府正在考思如何将砂拉越的州选纳入联邦选举同步举行。如果砂拉越的州选与联邦大选一致，那就意味着马来西亚的国州大选已是同日投票。这不但节省纳税人的一大笔开销，而且更重要的是“落实”了纳吉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真正的第一次做到马来西亚的国州选举是二合为一的。

回顾马来西亚的选举是蛮有戏剧性的，1955年独立前的选举是国州分开举行的，那一年联盟在联邦赢得扫荡性胜利，组成自治邦政府，更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

到了1959年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还不是国州一齐选举，单就槟州就自行先联邦举行州选。
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国州选举更不可能一次过进行。例如新加坡在当年9月21日州选，沙巴及砂拉越则是同年通过地方议会选举方式的三层遴选推出国州议员；而西马的大选则是在1964年举行。

在这之后，除了西马各州与联邦选举是同一天投票外，东马的州选则各自举行的（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就不存在这个课题了）。不过在西马有一年的大选是有些特殊的，那就是1978年的大选，国阵在3月先举行吉兰丹州选，把被摒出国阵的回教党杀个落花流水后，又于7月举行全国大选，巩固了国阵的统治地位。

就东马来说，经过多年的折腾与借助慕斯打化（前沙首长）的安排，国阵好不容易才在1994年后得以改变沙巴的政治生态，结束了地方性党派对沙巴的轮替执政，也结束了沙团结党单独执政的局面，改由国阵（1994年巫统东渡成功，直接操控国阵机器）掌控沙巴。初时推行所谓国阵成员党轮任首席部长职（每人任期二年），在2004年大选后，终止轮任制，巫统成了沙巴的最大政治势力。这就是说，巫统是经过41年（1963到2004年）的苦心经营，才能在沙巴发挥直接的影响力和决策权。

反观砂拉越，虽然也是国阵在执政，但情况就没有沙巴的直接关系，而是间接地维持在一个大家庭内。例如最大的土著保守党就是砂州国阵的台柱，其他的成员党如人联党、民进党等都围绕在土保党左右。这个州没有巫统、马华和民政等成员党。直到今天为止，砂拉越是巫统唯一没有伸入的州。

虽然巫统总秘书东姑阿南在最近的专访中表示巫统无意东渡砂拉越，但这不等于巫统不会有后续行动，因为长期的“各自为政”，不符合东西马政治一体的现实。因此如果首相纳吉与砂首长泰益玛目展开密谈，达成协议各让一步，以便寻求政治上的整合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泰益再度领军已成为既成的事实，这与较早前的舆论高调指说他将退休是个强烈的对比。这意味着，巫统已同意维持原状，不在目前对砂州政局重新评估，而一切留在大选后再说。

如果说西马的反对党或说民联都高调地在沙巴和砂拉越展开政治活动，没有理由西马的国阵成员党还要留在砂州门外，这对国阵精神与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也是不协调的。

尽管一个马来西亚理念被认为是有多种诠释，没有明确阐述其中内容，但东西马人民都懂，迟早砂拉越的政治会向沙巴靠拢，而地方性政党或则融入西马的政党（如沙巴的沙统并入巫统）或则西渡，不然它们也不能阻止西马政党东渡。

如果首相放手一搏，在明年5月份的时候来一个国州一齐的闪电大选，它至少说明了国阵正决心将东西马政党一体化，最低限度在国州大选同时举行下，国阵西马的成员党，尤其是巫统就会名正言顺“介入”砂州的人事布局和竞选宣言和战略等，也会使到土著保守党与巫统进行实质上的联手合作以抗拒反对党的来势汹汹。

安华说，国阵再一次展延在国会二读消费税法案和提出大选预算案显示可能会有闪电大选。

虽然马来西亚成立到今天仍没有一次的大选是在三年内举行的，多是在四年或五年期举行，但如果现在纳吉看到一个契机，破例来个闪电大选，也是在情理之中。即便国阵的其他成员党仍在疗伤，未能扭转劣势，对巫统而言已不是关键课题，因为巫统已作好应对的策略；尤其目前民联内部也有矛盾与斗争，更会促使纳吉极可能来一个顺水推舟，以便在时局低迷中突围而出，然后才来重整也是十分疲弱和不振的国家经济。当然最为重要的，来一个东西马一致的国州大选，就会直截了当地使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找到了一个正当性的平台。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推测，权力还是操在首相手里；而大选的风向也还一直在转动中。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南洋商报》

这是一枚“政治炸弹”？（现代春秋）

地方议会选举是个喋喋不休的争议性课题。当1965年中央政府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后，直到今天整整45年了，许多人都忘记有地方议会选举这码事。 如果不是民主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挑起“还民第三张票”的宣言，今天也许不会被非政府人士用放大镜来鞭鞑。就是因为有了308的政治海啸，意外地扶起行动党成为槟雪州政府成员后，它已经不能再回避这个“承诺”了。但要如何还民第三张票，却是大费周章的大问题。 所谓的“第三张票”，既是指选民除了拥有投选国会候选人及州议会候选人的两张票之外，理应还有第三张地方议会选举的票。可是不论执政槟州的行动党如何使尽法宝，包括首席部长林冠英致函选举委员会要求举行地方议员选举及以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为首的律师团，得出结论可以向法庭作出挑战，都无法有进一步的行动。换句话说，未得到中央政府首肯和在国会通过修改法令，地方议会选举是无望或极难恢复的。 就在槟州政府也拿不出办法来的时候，一个号称“非政府组织”的个人却宣布要“自选市议员”。表面上看来，与槟州政府的诉求是一致的，但分析底下，搞不好会成为槟州政府的一枚“政治炸弹”。因此与其说是挑战中央政府的法令，不如说是挑战槟州政府的权威来得直接与恰当。因为它所“产生”的10名市议员（槟岛及威省各5名），是要求州政府接纳的，如果不予接纳，则州政府必须作出解释。这就意味着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已是一个“压力集团”，不容州政府忽视。但这样的组织与做法是适合的吗？是否有助推动民主？且让我们做一个比较与探讨。 首先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具有Aliran背景的人，且有一定的公信力，因为这个组织所出版的Aliran月刊乃是掷地有声的政治批判杂志，但他们这批人都是以个人身份站出来推动选举的，不算代表其所参加和领导的组织。我们也只能针对他们的个人行为作出评论。 这些个人当中较具知名度的有杜乾焕、前市议员罗国华、现任市议员林巧清及时评人阿尼尔聂多等人。他们不仅成了“民间选委会”，而且比选委会胪列更加具体的条件来甄选候选人，定名为“槟城论坛3”。 从所列出的参选“资格”来看，它是不欢迎有政党和商团身份（担任职位）的人提名，也不欢迎鼓吹种族主义者。这显然是意有所指，但也无需转弯抹角，干脆提出只限他们认可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或专业人士即可，毕竟这个论坛也是为非政府组织请命的。但谁才是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呢？谁才具有权威来鉴定候选人的“资格”？也没有一个标准。曾经担任高官的杜乾焕（行政议员），自然了解州政府的权限（他在位时也从未提出让民间自选市议员，因为他知道行不通）。罗国华是大学教授，也做过市议员，当然对地方法令了如指掌。林巧清是律师，也是市议员，没有理由不知道法律赋予的权利。 既然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在此时搞一个“槟城论坛3”是否可以加速地方议会民主化？也是见仁见智的。我们姑且接受法律不过问此项游戏，但那些报名参加提名的候选人若不被“选委会”（论坛3）接受提名，他们可向谁上诉和抗议？而“选委会”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接受和拒绝候选人？因为在所列的11个“资格”中，有几点是说不清楚的。例如维护弱小群体的权益、反映市区服务的投诉及拥有足够的时间担任市议员等，是较主观的“判断”。你如何鉴定这些提名者合不合格？ 再说提名截止日期是10月29日，而仅用一天时间即公布候选人，在一天之内就能公正审查完毕，而不会引发争议？还有候选人都还没有“中选”提供服务，又怎知他们不符条件呢？已有了“服务”的，又在那里“服务”呢？ 接着同样让人搞不清楚的是，凡有意登记成为“选民”的，可在11月11日前报名，报名费10元，学生5元。不知道为何没有年龄限制，学生是意味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 如果“选民”结帮结派投票，“选委会”也是无能为力的。如果选出来的“市议员”也不是“选委会”嘱意的，它会依“民主”程序向州政府推荐吗？ 若州政府不接受这批“中选的市议员”，则这个论坛所进行的运动又如何交涉呢？它究竟要表达什么？外界也不是很清楚。如果只是要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入市议会，则论坛可挑选有关组织派出的代表给州政府考虑，何需大阵仗的“投票选举”呢？当然他们也得尊重州政府还要不要委任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成为市议员。 其实，非政府组织也好，政党代表也好，凡是担任市议员的除了服务，还是服务，人民不要口水多过茶的市议员，也不要高谈阔论的市议员，他们要的是能直接为民服务的市议员。看沟渠、巡马路、搞卫生及亲临地方解决问题是市民的首选市议员，管他有没有政党背景。倘若非政府组织不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只想大谈民主和理想，那么他们应该参加国州选举，那才是他们表达理念的地方。 因此看来看去，“槟城论坛3”对槟州政府而言是压力多过动力，这个时候应该巩固两线制，而不是辟第三条道路，这对民主政治没多大帮助，只有给两线制添乱。不知我们的“论坛”专家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光华日报》

朝鲜与金氏王朝 （天下纵横）

九月廿八日，朝鲜执政的劳动党举行代表大会，正式安排和选举未来的接班人金正恩（或称金正银）为大将、军委副主席和中央委员，以便他成为朝鲜的“正统王储”。

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日是在1980年被其父亲金日成正式任命为接班人，但他迟至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才正式接班。如今一幌就是16年，大概也与金正日的健康退化有关系，因此不得不提早立其儿子金正恩为“储君”，以免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引发内乱或内战。

在外界看来，朝鲜这个国家是很神秘的，就连国家领袖的安排也是戏剧性的。原先有消息说，金正日的另外两个儿子金正南和金正哲的其中一人有望接班，但事实证明金正日看中的是小儿子。虽然他仅有27岁，学历不高，曾在瑞士留学过，但也许是听话，也就被扶正成为“太子”了。而为了使到政权稳固，金正日又安排他的妹妹金敬姬出任大将，以平衡妹夫张成泽的权力。张成泽被形容为“摄政王”，在金正恩能够独立掌权之后，他要在幕后垂帘听政。目前他的官职是行政部长。

在作了一系列的安排后，金正日提前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特地携带金正恩访问中国，并介绍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领导人见面，算是提前照会。

在我们无法测知金正恩在将来是否顺利接棒前，回顾朝鲜的现代史一页是十分重要的。

朝鲜半岛（并无南北韩之分，也称为韩国）在公元10世纪时，由王氏高丽统一半岛，而后进入李氏王朝，定都汉城。此时期刚好中国也进入唐朝，同是李姓天下。1897年李氏王朝将国号改为大韩。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朝鲜被日本并吞，中国自身难保，无力援朝。朝鲜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945年日本投降，参战的美国与苏联也就根据势力范围把朝鲜半岛切成两半（就是以经纬的三八线为界一刀切），北边属于苏联的范围。1949年由金日成领导的劳动党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俗称北朝鲜或北韩）；而南方属于美国的范围，在美国的扶持下，由李承晚成立大韩民国（俗称南韩或南朝鲜，立国于1948年8月15日）。

在当时，也就是1949年时，北韩先在9月立国，毛泽东则在10月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共产国家，加上苏联共产老大的保护，成了战后共产世界的核心地带。另一边的东欧国家也被苏联迅速地社会主义化和共产化。

在此大有利的条件下，北韩的金日成认为统一时机已告成熟，乃在1950年秘密访问苏联，寻求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不置可否，转促金日成询问中国主席毛泽东的意见。于是金日成又赶到北京会毛泽东。在民族解放事业面前，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无法反对金日成统一朝鲜，但也只能表示理解与支持。

金日成回国后，断定苏联和中国支持其南进政策。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全面向南方挺进，韩战终于爆发。

在最初阶段，饶勇善战的北韩军逼得南韩军几乎招架不住，汉城也被攻占。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美国即刻通过联合国谴责北韩侵略南韩，促成其他国家派军介入韩战，而以美军为主力。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开始向北韩反攻。10月1日，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寻求北韩投降不果后，又派军越过三八线向北韩进军。

在此危难时刻，金日成请求毛泽东发兵援助，否则北韩政权不保。在唇亡齿寒的大道理下，毛泽东决定施出援手，于1950年10月16日派出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第一次中美两国短兵相接开战，“援朝抗美，保家卫国”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在中国的援朝抗美下，北韩政权算稳住，但双方的胶着状态呈现谈判的必要。

于是在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但无大进展，双方仍然又打又谈，死伤无数。直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才在板门店结束韩战，由南北韩及中美代表签字。

这三年的战争，中朝方的伤亡俘人数超过百万人，而美韩的伤亡俘人数也逾百万人，可见战争的残酷夺走了无数的宝贵生命。中国因为援助朝鲜，军方的损失十分严重，计死亡14万人，负伤38万人，失踪2万人及被俘2万余人，比起北韩的损失还要大。这就是中国人民为朝鲜作出无私的奉献与牺牲。

不过中国付出的惨痛代价也未换得朝鲜的醒悟，在韩战之后，朝鲜比较倾向苏联，直到90年代苏联变天后才较靠向中国。但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不兴黩武主义。可惜的是朝鲜一直停留在“战争状态”中，更扬言要生产核武器，以和美国对着干，使到中国左右为难。

就在金正日掌权后，他依然大搞核武器；只剩下一个中国的忠诚盟友。这种的自我孤立，加上刻意延续金氏王朝的统治，真让人摸不着共产体系的朝鲜究竟是复辟封建王朝政治还是准备改革开放？

从金正恩的被安排接班看来，朝鲜真是个极封建又闭塞和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国家，几乎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迟早会出问题的。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号外周报》第501期

民政的正当性在哪里？（直挂云帆）

双十特大前后一般论述民政党时只能从历史看未来，因为特大并没有解决民政党的内讧与矛盾，只是在表面上暂分出胜负，未在实质上触及党员的内心深处的感受与其继续斗争的正当性。

什么是民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这个故事要回到林苍祐在野的年代。在1967年的时候，他感到反对党各自为政，无法震撼联盟的执政，乃伸出触角向劳工党内的一些政要试探合作的可行性，结果徒劳无功。因为当时的劳工党酝酿杯葛大选，自然不会思及纯粹的议会斗争。正当苦思哪里是新的出路之时，陈志勤（劳工党的国会议员，被批判为议会迷政客）在王赓武（知名历史学家，现住在新加坡）的劝告下，来到槟城会晤林苍祐，就组新党事达成共识。

换句话说，王赓武背后促成两政坛巨头合组新党，取名为民政运动（简称民政党）（1968年3月24日）。这个党正好赶上民心求变的年代，它既取代了社阵（劳工党）留下的政治真空（杯葛大选），也提供另一个选择来取代积重难返的联盟。果然在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跃居为槟州的执政党，但确切地说是林苍祐带动这个党园了他的政治梦，把陈修信领导的马华在槟州杀个片甲不留，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迟（1959年林苍祐被陈修新逼退马华公会，从总会长跌至谷底成为一介平民）；更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与陈修信平起平坐。这就是说，民政生得其时，取得了政治的正当性。

当林苍祐在1971年的党争中成功扳倒陈志勤（秘书长）派后，他需要为民政党寻找第二次的正当性。在审时度势下，他选择与联盟合作且结盟。更在1974年的大选，踏着敦拉萨访华成功达成马中建交的顺风车，带领民政渡过险滩。换句话说，林苍祐证明民政的转型具有其正当性，可以形容为民政的第二春。

我举这段史实来探讨今日民政党的走向是别具意义的。首先民政党成立40年后，竟在2008年的大选在槟城被夷为平地。这虽然不能拿来与民政党创党初期作比较，但可以拿来与林苍祐1959年的遭遇相提并论。

1959年大选后林苍祐被逼离开马华公会，大部分围绕在他周围的党要与高官都远离他而去，一度使他十分沮丧。因为具有抱负的他，竟在暗流汹涌的政治漩涡中被边缘化，一切必须从头再来。1961年是林苍祐政治生涯的第三个转捩点（第一个是1951年创组急进党，第二个是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他结合了芙蓉的陈世英及郭开东所控制的芙蓉市议会在森美兰拔地而起，成立了民主联合党（UDP）。1963年闹翻，把党总部搬到槟州。为了应对1964年的大选，林苍祐不得不变卖部分祖业，资助党员参选。

林苍祐当时也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但他豁了出去，最后历史也还他一个公道，他在1969年重新站立起来，雪洗前耻。

如今来到许子根，他在2008年的大选领军失利后，也确曾为民政党盘算未来，但可供他选择的道路不多，因为在不愿离开国阵底下，民政要求的改变与转变找不到自主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寄望于巫统能以大局为重，为民政党重新定位。

由于许子根相信国阵的机制会有所改变，乃以“守株待兔”的心态等待巫统宽待成员党，为失意的成员党提供存在的正当性。无奈在308政治海啸后，前首相阿都拉组阁时竟把许子根摒在内阁门外。这种所谓选败者自食其果的策略不但未能改善国阵的形象，更使友党感到心寒。

在那个苦闷的2008年，许子根又面对槟州巫统干部的揶揄与挖苦，直指是他造成国阵丧失槟州政权的“罪人”。于是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击，包括言论上的侮辱和撕破肖像，似乎要逼走民政党，使到许多人为民政打抱不平。可惜的是，许子根未能掌握好时机自我转型和反击。

直到2009年4月纳吉接棒后，才又见许子根被重视，算是对民政党40年付出的肯定。可是所受委的部长职又未自成一家，未能得以独立掌握一个部门，只是归属于首相署的一个职务。许多人又为许子根摇头叹息，为什么重用他又不重视民政党人的痛心疾首呢？他们在308所受到的伤害几乎是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的。

转入2010年，许子根受到的责难有增无减。虽是风光的中央部长，但分派主持的仪式和节目都不是万众注目的，也就在民政党人不知道党在扮演什么角色时，突告发难掀起倒丁运动。

这仅仅是投石问路的一招，以刺激民政党人不能再消沉下去。虽然初时未见有什么大动作足以扳倒丁福南的槟州主席，但在越发靠近特大的日子又见林敬益平地一声雷出击（辞顾问职）敲在民政党人的头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民政党在兴革与转变方面仍然找不到方向，也就借倒丁来敲醒许子根（有人形容为拔根）。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今天的民政党留在国阵内的正当性已告变质和受到质疑，如果说过去加入国阵，因手上有皇牌（槟州政权）足以和马华“平分秋色”，具有其正当性和权威性，那么今天的民政又拿什么来和马华争“功”呢？换句话说，马华输掉半壁江山，民政则输得一塌糊涂，已不再是昔日之威了。它在国阵内的地位不再举足轻重，也不再成为牵制马华的一股力量。最坏的一种说法是：它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伙伴了。

在这种情形下，许子根做不做部长并不重要（因为没有给民政加分），重要的是应该争取由民政党主导“北马经济走廊”，来促成民政留在国阵的正当性，但在阿都拉时，他把主席的重任交给前玻璃市州务大臣沙希淡，而今民政党人也沾不上“北马经济走廊”的计划（槟城被形容为经济火车头，为什么不是槟城人在主导呢？），这又要民政党拿什么筹码来面对未来的大选？

虽然倒丁不成，总算使许子根松一口气好好检讨与思考，但思来想去除了民政脱胎换骨外，也未能有什么法宝唤起人民的集体记忆（民政的好与善）。除非许子根与丁福南还有其他锦囊妙计来使到民政在国阵内拥有第三个正当性，不然可就要多多的自我保重了！

刊登于2010年10月14日《东方日报》

再转变是民政的出路 （现代春秋）

目前成为新闻焦点而被党务缠身的民政党龙头老大许子根又再次陷入政治危机。这是继308政治海啸后对许子根的第二个大冲击。第一大冲击是两年半前的大选民政党在槟州竟被海啸夷为平地；而今日的风暴则是源自党内的。表面上看是倒丁（福南）运动引发的，实则是民政的领导层与基层脱节后酝酿而成的。 如果民政在308大选时仍保持执政地位，肯定不会发生今日的倒丁运动，因为民政的政治秩序一向以来是服膺党领导的，而且是党领袖说了就算，基层再有什么不满，也会投鼠忌器，未敢向领导造次，以免被有权力的党领袖“秋后算账”。但现在民政什么都没有了，所剩下的较吸引人的芝麻小官就是担任所谓有收入的协调员或有名堂的什么中央村长主席的。在僧多粥少下，民政的基层自然会对领导层保持308前的处事心态不求革新大表不满。 因此倒丁运动不过是“投石问路”，以试探干部的反应的开始。如果说背后没有大人物在默许或在不反对下推动，那是难以令人置信的。难道这些要求召开特大的代表都是吃饱撑着，搞一个不成气候的“倒丁运动”来过过瘾和消消气？当然不是，即使倒丁不成，下来的手尾可长呢！ 就在许子根不把“倒丁运动”当一回事时，突然爆发林敬益辞党顾问这码事，顿使局面火上加油，也就把倒丁运动复杂化和似有所指而来。这一下子变成是有那么一回事，而且是大件事了。 本来林敬益辞党顾问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毕竟顾问不过是一个荣誉的名堂，不具实权（就不知道民政党人说林敬益还掌控党的财政资源是怎么一回事），林苍祐不也是党顾问吗？他就是“不顾不问”，也就乐得清闲。可是林敬益非等闲人物，且担任党主席27年，他在此时此刻发难，也就有所为而来。不但意味着两人的政治理念不再调和，而且矛盾日渐严重化了。 什么是许子根的政治理念？相信直到今天许多人也弄不清楚，更有人怀疑许子根到底还有政治理念吗？ 他当然有政治理念，但放在今天的乱世局面，也就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因为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用国阵的精神来宣扬和宣教多元理念。这在太平盛世倒没有什么不对。但在乱世下，民政党已在槟州输得一塌糊涂；在国阵内已是人微言轻，谁再表扬民政的理念呢？再说，如果要比权位的话，除了许子根有官位外，又有谁有官位呢？没有官职的人又用什么“官位”和政治大道理来与民联的“大官小官”斗争呢？ 举例来说，槟城刚过的中元节，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平台与民联议员对着干，无奈民政的官职少到屈指可算，整天要许子根亮相也不对，那么要陈莲花副部长及柯希兰副部长到来槟城加入政治斗争又不对劲，因为他们都不是槟城人，也插手不了槟城政治（这就是民政官位分配失调的例子）。因此靠来靠去又得靠回槟城的失意领袖，这些人包括丁福南、谢宽泰、邓章耀、汪天来、吴庆成、吴秀丽及胡栋强等等，但这之中只有一个汪天来是许子根部长的政治秘书算是有个“小官位”，其他的协调员也无法与民联的议员争场面的。 这就是说，民政党的领导层似乎不习惯也不会扮演反对党的角色，总是想以过去当官的心态来面对新的政治形势，也难怪要吃亏于眼前了。 其实，今天的民政党与其自我标榜是执政党一员（槟州的一些巫统干部和议员不是挺爱挖苦和揶揄民政吗？），不如面对现实，以反对党的姿态与民联短兵相接，而不是文绉绉地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来应对。比如说什么州政府要懂得委屈和低声求中央，以取得援助等论调，徒有使民政失分更多。也请民政不要再老调重弹旧课题，尽说什么回教国和回教刑法的事。如果巫统有朝一日成功拉拢回教党合组团结政府，民政是不是第一个退出国阵的？ 还有，即使民政明知民联“民调”仍在保温，也要想方设法突破，不是泄气地说夺权无望。既然无望，也就被国阵友党讥笑为如果不行让位吧的说法。这叫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综观这两年半以来，民政党似乎本末倒置地将活动重心（许子根在槟城以外的活动频繁）移出槟州；而槟州又缺乏大将在各个场合与民联周旋一番，经常在舆论上给民联压了下去。 正由于槟州民政党一直走不出阴影，不会更换角色扮演，也就让人看到一个处于挨打局面的民政党很不争气，拿丁福南出气也是“一箭双雕”的。 说句公道话，已习惯成为许子根影子的丁福南，他又如何跳出许子根的影子，打出丁福南品牌呢？既然他们俩人有相同的性格（倒丁也就等于倒许），这就是所谓的“一石二鸟”之妙。 姑不论特大能否成功倒丁，摆在许子根面前的已是没有回头路，他不能像鸵鸟视而不见，也不可能不当一回事，而是要订下一个时间表，让党领导层重新洗牌。 在此关键时刻，民政的未来不是取决于特大，而是取决于领导层敢不敢变，改变是民政唯一的出路。希望许子根以大无畏的精神扭转乾坤，即使因此丢官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在下一次大选前拿出真本领和无畏勇气说服槟州人民重新评估民政党，否则民政将会在乱世中消沉下去。民政不得不以人民进党为鉴。如果说308前的“再转变”的口号是错误的，那么308之后，这个口号就肯定是正确的，也唯有再转变才是民政的出路。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光华日报》

大传统和小传统 （天下纵横）

我们一般上都把文化或广义地说文明视为历史累积下来的宝贵资产，但在这之中存在着两个并存的概念，那就是大传统和小传统。

所谓的大传统是指在都市形成的，但属于少数上层绅士及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是指散布在村落中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根据这样的解释，我们又可将大传统演绎成一种学说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虽然大传统是由士大夫所推动或在宫庭流行，形成一套伦理系统，但日久它也渗透入民间而成为许多人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举例来说，中国在2500年前出现的孔子学说而后形成的儒家思想，就是一整套的伦理规范的标准和学说。后来在南宋时更被朱熹集大成编撰了《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成为最具体和最典范的儒家思想体系的经典著作。

从孔子春秋时代开始，通过教育和传授，儒家思想逐渐在民间被确立起来。虽然在“五四运动”（1919年）后又一个时期批判儒家思想落后的一面，例如鲁迅的“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礼教”，就是要破旧立新。又如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1966-1976），更对儒家思想和著作展开严厉的批判。不过在文革结束后，儒家思想又重新被重视。来到21世纪，中国政府又借孔子之名在世界各地创立“孔子学院”。虽然是旨在鼓励不谙华语华文人士读汉语汉字，不是推动儒家思想高层次的活动，但在打出孔子作为招牌而言，也证诸了中国又恢复对儒家创始人孔子之尊敬。由此反映出中国儒家思想这一大传统经历数千年的磨炼，还是屹于不败的地位，可见儒家思想已是中华文化的表率。难怪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更形容中华文明也就是儒教文明，这就是大传统走进民间的明证。而大传统也带动了民间的小传统跟着儒家传统在转动。如发扬孝道的小传统，就是从大传统引伸而来的文化。

另一方面，民间的小传统也在日以继夜的传承与发扬下，逐渐累积而成大传统。例如在汉代兴起的道教，经过千年的考验，它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土生土长的宗教（相对于佛教是印度传入而言）。换句话说，当宫庭把道教的文化扶进上层社会，并通过文字来传播和教导时，它就蜕变成一种有祭杞作用的礼仪，也成了与儒家思想并存的一个大传统。

因此，不论是大传统也不论是小传统，它们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在不同的阶层社会中浮现的。目前仍在我国流行的端午节、中秋节、中元节、九皇大帝及大伯公游行等节日就是小传统的文化，而它们与道教的信仰也脱离不了关系。

基于宗教是最能渗入人心的，所以当一个宗教千百年来立于不衰的地位时，就会出现一些的风俗和民间的小传统。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民间的小传统也因为没有得到扶持而逐渐没落了。比如早期存在于民间的皮影戏，现在已不大流行；同样的早期存在的布袋戏也就快要失传了。这些个小传统的技艺本来也与宗教有一定的关系，但在现代社会冲击下，如果没有人加以保护和发扬，它就不可能传承下去。在这方面，这30年来中国在恢复小传统习俗和重振地方戏曲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终于又使到它复活起来。

如果说，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择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以大传统为格局的，那么小格局的小传统就需要由民间和政府来共同推动。我的意思是说，乔治市荣幸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是对大传统的肯定，展现出多元文化与宗教的并存与和谐的魅力；但政府在推动和复苏小传统上却是有嫌被动和落后，甚至是任由其消失的。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向印尼、印度和中国等地引进小传统的艺术和技艺来复苏早期流行的小传统，以便照亮乔治市的文化遗产。不然我们将会对文化遗产逐渐地失去热情，也将对旅游业的推动产生负面作用。因此政府不断地鼓励民间大搞民俗活动（如农历年的街头庙会的小传统的发扬）是必要和正确的。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号外周报》第500期

给许子根的“备忘录”（跃马扬鞭）

正在面临内外交困的许子根，原本有两个人生阶段，从政前和从政后，现在则是多了一个阶段，那就是308之后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第三阶段的困境与窘境。

在1982年之前，他是一介书生，在理科大学当教育学院副院长。

但这一年的4月则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捩点，应民政党之邀提名参加丹绒国会选举。当时的一个响亮口号应运而生：“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由董教总领军）。

这一年刚好是马哈迪接位（1981年）的首次考验，他自然倾全力以赴，也不在意民政党打华教牌。但在这一年他也左右逢源不让马华失望，同意李三春提出的条件，马华与民政同样在槟州获得分配8席以换取李三春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主席曾敏兴。

这一年林苍祐在不能心平气和下继续领军参选，他对林建寿的搞局要争夺首席部长耿耿于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子根获得了华教团体和华团的支持，才勉强在反对党强区的丹绒国席以800多张多数票取胜行动党的华教份子陈庆佳。就这样许子根走进国会；而在甲洞参选的郭洙镇则出师不利。董教总的如意算盘响了一半，另一半打不响。

从1982年到1986年的4年间，许子根以国阵国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内外都有不俗的表现，而他的精通三种语文也让人觉得“后生可畏”。

在1986年面对大选前，许子根出了一本《参政四年》的言论集，内中都是在国会内外的演讲和文稿。如今读来，倒是掷地有声，大多针对时弊提出批判与应变之道。

其中一篇是不得不提的，那是许子根以民青团团长的身份，于1983年在民政党乌雪区部的政治讲座会上的讲话。他说“民政党具有与其他政党不同的特点，即民政党具有反对党的斗志与精神”。

在这方面，他补充道：“反对党出身的民政党，熟悉了解人民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成员后，民政能公正不阿地执行开明的政策。这种经验与训练，造成了民政党在面对重要课题时，不会好像那些一开始即养尊处优的执政党那样，患上“软腿症”（这似乎是揶揄马华公会）。

他又说，民政党的领袖素质好，自从林苍祐掌舵后，罗致不少素质好的领袖。从林敬益、梁祺祥、李裕隆到曾永森再到华教人士，一浪跟着一浪，使到民政成为政坛上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

在这样的好条件下，许子根也为民政党列下历史使命，包括：①建立理论基础—在重大课题上，带引各族朝向公平合理社会的方向（前进）；②建立基层，组织群众力量—要使人民发觉民政党的确与众不同，进而赢取人民支持我们的工作。

因此许子根认为“民政党的领袖和党员们，必须时时刻刻照顾党的形象，发扬党的精神，秉持党的理想；而不可为了个人的形象、利益，做出使党受到的行动。

这一番话，确是“震聋发聩”，但不知道许子根有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豪言壮语”？

如果在308之前，这篇讲话对许子根和民政党没有太大的启迪意义，那么在308之后，它肯定是不能丢掉的“座右铭”。

换句话说，如果许子根在今天回到1982-1986年的敢于斗争，敢于想象《民政党（是）具有反对党斗志》的精神（此乃借用许子根这篇讲话的题目），唤醒党员团结一致把矛头对外，以收复失地，那么肯定不会发生所谓《倒丁》的特大，也不会发生林敬益发难的事件（没有发难的理由或借口）。可惜的是，民政党这两年半来使自己迷失在政治的十字路口，加上领导层又未扮演好积极的反对党角色，才落得今天党内基层要“革命”（倒丁运动），上层（林敬益）也参与“造反”。在这关键时刻，许子根所要祭出的就是温故知新，重读《参政四年》，并精选其中相关的文章广印发给党员细心消化，或者会对许子根这个人重新评价。否则的话，许子根可就得应付没完没了的内讧和人事斗争。这就是许子根的第三阶段的最大政治危机。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南洋商报》

站错边•站中间•站对边 （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于十月一日在“东盟100名领袖论坛”上发表的讲话内容是值得深思的。他说，从政者必须选对阵营“站对边”，才能确保本身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否则你的政治生命就可能中断。这与人民无关，而是当政党出现派系之争时，你就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虽然纳吉庆幸他35年来一直都选对了，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的选择；而什么才是错的选择？因为一个人参加政治以后，他不可能时时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不知道什么是错误的选择。

其实，在政治圈内，一般上也没有什么对和错之分，而是胜和败之分。如果你说胜者是正确的，败者是错误的，也勉强可以这样解读，但一旦失败者翻身，就不能说是“错误的胜利”，而是“错误被纠正回来”了，你以为呢？

虽然古往今来，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政治没有对和错之分，只有赢和输之分，但我们只要从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中，就有不少实例可以引用。随手拈来就有下列荦荦大件者：

（一）1951年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因气愤巫统不开放门户成为多元政党而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先是英殖民政府看好他，给予全力的支持。继是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及林苍祐领导的急进党，也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他们显然是站在拿督翁那一边，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拿督翁的党参加1952年的隆市议会选举失败了（只赢得2席），马华则赢得6席，巫统也胜了3席。这意味着拿督翁错误地离开巫统。果然不出所料，巫统成功地拉拢马华结盟，后来又加入印度国大党（1953年），也把陈祯禄拉过去。接着在1954年林苍祐也加入马华，造成拿督翁被逼在1954年成立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这个时候，与拿督翁站在一起的华裔领袖只是橡胶大王连裕祥（担任副主席）。在形势比人弱的情况下，拿督翁率其国家党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也只能派出30名候选人，东姑领导的联盟则派足52名候选人，结果联盟大捷，夺得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陈祯禄及林苍祐站对边，他们也巩固了马华在联盟的地位。

认真地分析，这不是站对边和站错边的问题，而是民意选择了联盟成为执政党，只能说拿督翁时运不济，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二）1958年，林苍祐在马华党内以少壮派的形象崛起，打败了陈祯禄成为第二任总会长。可惜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一个分裂的马华。陈修信（陈祯禄公子）这边联合了陈东海、翁毓麟及借助陈祯禄的影响力，密谋倒林苍祐派。两派的尖锐斗争在1959年由于巫统东姑的介入出现强弱分明的局面，林苍祐被边缘化，甚至连候选人也不是。那个时候站在陈修信那边的都成了候选人，支持林苍祐的则一无所有，也就在不久后离开马华公会；当时支持林苍祐的其中一人就是时任副教育部长的朱运兴。

按照胜王败寇的定律，你可以说支持林苍祐是站错边，而支持陈修信是站对边，可是从那一年开始，华人要求在国会占有1/3议席分配没有了，它只能成为华人永远的伤痛。你说是林苍祐对或陈修信对呢？

（三）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以反对党的姿态夺下槟州执政权，他领导的民政党共赢得16个州议席，行动党3席，人民党1席及联盟只剩下巫统4席。这是林苍祐在10年后回答了1959年时，陈修信的妥协立场是失误的。

不过来到1971年，林苍祐面临党内的宫廷政变，发起政变的人是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于是民政党分裂两派，其中一位关键人物王裕好本来是陈志勤的人，他也认为站对边足以拉倒林苍祐；但在林苍祐派笼络下，他又倒向林苍祐，否定原先的“站对边”。后来他索性“站中间”，既不反陈也不反林，弄得左右不是人，到最后不得不随陈志勤另立社会正义党。这个党在1974年的大选只是陈志勤（国席）和王裕好胜出（州席）。可怜的王裕好，在经济及政治困扰下，于1976年吞枪自杀，政治的骑墙也落个悲剧的一生。

（四）1973年马华党内又有少壮改革派浮现，在林敬益的领导下，马华党内一时有不少人支持林敬益攻打陈修信的总会长职（这对“政治父子”的闹僵也涉及党内的派系斗争），结果是陈修信祭出党章让林敬益及其派系人头落地。那些原本站在林敬益一边的又倒回支持当权派了。原来那时崛起的是李三春派。就这么一个回合，李三春“一箭三雕”把林敬益摒出党外，收服李孝友，又让曾永森站中间做和事佬。当然这些“站对边”的人都有官职了。不过，“站错边”的人也没有多大损失，那一年林敬益派的人全都被林苍祐拉开大网把他们收编了。这又是派系斗争的各安其位的大结局，你说谁是“站对边”，谁又是“站错边”呢？

（五）1979年马华的派系斗争进入白热化，一边是李三春派要保总会长宝座；另一边是曾永森“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直接问鼎老大座位。马华几乎撕成两半，连华社也动了起来。基于求变之心强烈，曾永森在舆论上占尽上风，十之八九尽是保曾派，可是开票的成绩是李三春胜，曾永森这一输不但连官也丢了，其派系人马也纷纷被秋后算账，这是典型的“站错边”的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曾永森当年打老大是错了吗？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说他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曾永森派在失败后，率其团队在1981年加入民政党，遂使到民政进一步发展成全国性政党。民政前有林敬益，后有曾永森，再加上林苍祐本来是马华的龙头老大，也难怪它后来被形容为国阵内的“小马华”。这又是政党派系斗争的版图洗牌，与对和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五）倒是有一个生动的实例可以在“小马华”中举出来。1974年加盟民政而当选议员的许岳金，不久后成为林苍祐身边的红人，一度还被视为林苍祐的接班人。

1980年的波得申民政大会，林苍祐促许岳金全国走动，以支持梁祺祥接其位，但林敬益那边又形成一个强大的阵营，坚持非让林敬益接班不可。在可能分裂的对峙下，林苍祐只好让步，允许林敬益挑战梁祺祥，条件是落选者当署理主席。由于林敬益的势力较强，也把许岳金的中委挤掉了，表面上看来许岳金代表林苍祐为梁祺祥站台，他没有什么损失，实则从那一刻开始，就埋下许岳金厄运的伏线。

果然在1984年的民政槟州党主席选举，许岳金败给已淡出政坛的陈锦华后，导致他1986年被调派在任升旗山区参加国选。这一败从此与官场绝缘。

虽然1990年转投马华的许岳金有机会出征峇央峇鲁国席，无奈再失手复在马华被排挤，主因是他转支持李金狮向林良实呛声。这一“站错边”使到许岳金的政运更是雪上加霜。

即使在1995年改投沙巴团结党，参加槟州选举，也是全军覆没。从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挣扎和浮沉，许岳金卷土重来（政坛）无门，也不得不“金盆洗手”，只论政，不问政了。许岳金从一颗政治明星到后来“往事只能回味”的仰天长叹，印证了政海无情，对错没有标准。因为许岳金不认为他是错误的抉择，而是被人为地排挤，或者这就是纳吉所谓的站错边的结局。

刊登于2010年10月7日《东方日报》

公正党改选评议 （天下纵横）

人民公正党在马来西亚政坛掀起的改革浪潮是值得关注的。从正面来看，它是第一个通过直接选出党领袖的政党，赋予党员投票的权利。因此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投诉贿赂的事件，因为党员之多，不是候选人可行贿得来的。但从负面来看，也许党员并不了解候选人的背景和情况，以致在投票时也只能从旁得知一些讯息，或不算是对候选人的公平评估。这样一来，由于党员教育程度的不同，他们的投票倾向也不一定以民意为导向。

在正与负之间，我们还是择正面而行之，虽然这样的直选制度不算完美，但在没有一个完美制度出现之前，我们还是以大多数人的民主为依归。从这次的提名看来，旺阿兹莎是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因为没有人挑战这个职位。而她的从始至今稳固地担任党内第一号人物，可以作如下的解释：
（一） 她是安华的化身，她的领导等于安华的领导。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旺阿兹莎辞峇东埔国席（2008年）让安华上阵一览无遗。这就是说，旺阿兹莎是最佳的安华代言人，也只有她可随时让位，不作第二人想。

（二） 安华又再官司缠身，他必须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做最坏的打算，因此他的不接受竞选党主席是具有强烈的理由。

（三） 尽管安华不曾担任党主席，但他已是实权的主席。旺阿兹莎的不战而胜意味着安华在党内的势力固若金汤。

除了主席职位保持不变外，署理主席则陷入了混战，起因于赛胡申阿里年事已高（73岁），宣布放弃蝉联。这也暗示新的接班人或由副主席升上，而追随安华多年不弃不离的阿兹敏，就在这一次党选中，成为“坐亚望冠”的热门人物。

但刻下与阿兹敏争夺老二位置的是在2008年才加入公正党的再益，再益的丰富阅历与对法律的精通成为他的活招牌，辅以曾在政府中担任内阁部长，他在各方面的优势并不会比阿兹敏差。

可是站在党的角度来说，再益党龄尚浅，而且阿兹敏也是公正党的发起人之一，他挟着国州议员的光环，自然也会当仁不让，再加上安华的“沉默挺敏”等于让阿兹敏更上一层楼。

至于副主席之战，更见热闹，尤其是其中一人努鲁伊扎也加入角逐，使到公正党内充满变数。
努鲁看来是较有希望入选的，这位在1999年时仍是十分年轻的“烈火莫熄”公主，如今经过磨炼，显然已可独当一面。最近她对马来人地位的看法和对经济转型的质问显示她比以前更会做功课，而且敏捷性也高，在在反映出她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公主”，而是经得起考验的人民代议士。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凭安华名气和她个人的名气，她将会当选三位票选的副主席之一，取代阿兹敏留下的空缺。

事实上公正党在这次改选过后，也有必要对党章再作修改，包括保留多少席位给女性？如果非马来人因党员较少而发生在党选中败落，之后也要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保留一定的数目给非马来人当执委，这样就不会发生非马来人选不上的窘境；更能维持这个党的种族职位的平衡比例。
就现实而言，公正党完全有必要在选后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这是情非得已的安排。

公正党的另一个隐忧是在308中选的国州议员有的已退党；有的水平的参差不齐也令执政后的民联州政府大伤脑筋，因此民联内的公正党今后更有必要对候选人的素质作考核，避免再度发生令党难堪，令人民失望的跳槽或退党事件发生。

总而言之，如果公正党在党选后不闹别扭，不分裂，它将会因改革得当而受益；反之若自我倾轧，肯定是公正党的悲哀。因此公正党员应把握这样的“大民主”机会，让党选出一个适当的阵营，以面对来届大选。也唯有去芜存菁，公正党才能承受巨大的挑战。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号外周报》第499期

马华民政合并“有路无门”（跃马扬鞭）

不知道为什么，蔡细历的坚定拥护者汤木在此时又老调重弹，建议马华与民政合并，所持的理由是：两者都是华基政党，308政治海啸后，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有协商而没有交心的各自为政。如果要与首相谈商执政权力的较平衡分配，就需要开动马华公会的机制与民政党再次谈论两党合并的事。

对此我们想知道他事先有与其老板蔡细历商议吗？因为这是涉及两党政运的大课题，如果有的话，是有些来头，否则只是他个人的己见，不具任何意义。但从汤木只有建议没有实质方案和结构来看，他似乎只在投石问路，试探民政的反应。姑不论是否具政治议程或只是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有结果的。

那是因为汤木此议并非新鲜事，而是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1971年说起。那一年正好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意气风发的年代，他刚好在前一年继位，成为大权在握的国家领导人。那一年林苍祐也刚好挫折民政党内的宫廷政变，并将民政党中委会牢控在手。在气走赛胡申阿拉达斯及陈志勤后，党总部从吉隆坡移回槟城。为了巩固槟州政权，林苍祐在1972年元旦率民政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成为执政集团一员。

在这个过程之前，有第一段秘闻是在1968年林苍祐有意合创民政党时，马华的第二号人物许启谟私下来槟会晤林苍祐。据知是力劝他不要再成立新党，并希望他重回马华。可是在陈修信掌权的年代，又岂能一山容二虎呢？许启谟自然无功折返。

提及许启谟他可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他曾在新加坡（林有福政府年代）担任政治部主任。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他就离开新加坡返马来亚。他的特长就是开展分析与说服的心理战略，以化解“敌手”的立场。因而1963年被倚重出任中央部长（以上议员身份入阁）并成为陈修信的得力助手。其后一路平步青云成为党秘书长乃至署理总会长。他曾在1970年秘密穿针引线，把砂拉越的左翼政党人民联合党引进执政集团，因而有了砂州在1970年举行州大选（因“513”事件，紧急状态尚未解除而有此“冒险”举行选举，肯定事先已布署妥当）。这一选也就把人联党消化进联合政府中。

既然连坚持左翼的人联党都能转变立场，林苍祐的民政党的转变又有何困难呢？因此第二段秘闻是在1972年时，许启谟向林苍祐建议马华民政合并，并大胆地提出将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改成Malaysian Civic Association，还是简称MCA。意思是说，民政解散，集体加入马华公会，一如1954年林苍祐让急进党无疾而终后集体加入马华公会；又如1968年，林苍祐解散民主联合党，集体加入民政党那样。不过，力量已经壮大的林苍祐已不需要卖面子给陈修信，也就拒绝许启谟的美意；但同意民政加入联合政府，与中央密切合作。也在这一年，当许启谟逝世后，两党合并大门显然已被关上。

不宁唯是，林苍祐更在1973年收留了被马华开除的林敬益及支持者加入民政党，启开了马华民政的数不完的斗争。最明显的是1974年李三春登上马华总会长后（陈修信退休），决定对民政党采取报复行动，因此两党的合并在当时来说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来到1985年陈群川斗倒梁维泮后，又有人试图打通已封闭的通道，希望马华在调整名字后，可以与民政联手组成新党，但这种努力只有构思而没有行动，因为1986年大选后陈群川出事了，两党的合作若即若离，难以捉摸。

只有到了2003年黄家定出任总会长后，民政老大林敬益突出人意表建议马华与民政合并，并煞有其事地成立合并工委会，由双方人马组成，马华由陈广才领导，民政由郭洙镇领导。即使有此“隆重其事”，到后来又是宣布终止“合并”，理由是理念不同。

所谓的理念不同就是指民政是多元政党，马华是单元政党。这也是早已知晓的表面理由，说了也是多余的话。内中肯定有过不去的坎，最主要的是民政新生代从吴清德到许子根的那一代都与马华扯不上关系，何来合并之说？

其实，在308之后，当马华和民政都坚持守在国阵大家庭内时，就意味着它们是“同病相怜”的，也就有舆论促请两党无妨商谈合并，结果又不受理会，两党继续各自为政。直到今天，也许汤木看到两党各陷困境，不合并恐两败俱伤。虽然有此忧虑，但两党合并还是“有路无门”，即是有此思路，乃找不到缺口和门路。

看来也只有再经过另一场大选洗礼后，才可能看到其中一方放下身段与另一方建立合并关系。但如果双双有起色，那就不存在合并了。反之如果再一次惨败，则任何的合并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连许启谟都办不到的，汤木又如何能扭转乾坤呢？因此说来说去马华民政，民政马华的未来，一切只好听天由命了！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南洋商报》

厦门木偶剧展现魅力 （现代春秋）

通过韩江学院的安排和一些团体、机构及个人的赞助，我们请来了厦门木偶戏团一行4人来槟城访问一周（9月23日至29日）。 我们把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密，让他们有些透不过气来，但辛苦中他们也领悟到不虚此行，至少他们让槟城人民大开眼界，什么是布袋戏？什么是木偶戏？又什么是掌中戏？（在这方面，韩江华人文化馆与韩江电视新闻中心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 虽然三者都是同一码事，但在他们的精湛技巧布局下，真让我们知道木头原来是有“灵性”的。它会说话，会抽烟、喝水，乃至耍杂技。当然让木头活起来的就是来自厦门“父女兵团”的一对国家级活宝庄陈华及庄宴红。他们分别是国家一级及二级演员。把千年的艺术赋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我们因而有机会观赏他们的高超演技，把布袋戏演得神气活现，像真人在演戏。 说起布袋戏，对我而言那是童年的“小儿科”（大儿科指的是真人的地方戏曲表演）。我们在酬神的那一个月内（指中元节）总有机会欣赏布袋戏，起先还有些兴趣，后来就趣味索然，因为演来演去就是那几套残片，而且艺术性不高。待到年长不再看布袋戏时，它已经流入酬神之戏，再也找不到观众了，顶多是三几个儿童在那儿看“公仔打架”。 布袋戏的没落和将近失传是令人伤感的事，也意味着地方戏曲传统已快要走进历史了。 就在我对布袋戏再也提不起兴趣的当儿，在今年8月的时候，厦门市委宣传部长洪碧玲女士带领了20余人来到韩江学院访问，并进行了一场文化对话会。我在那个场合认识了庄宴红，也为她的露一手的布袋戏所吸引着。我似乎找到了可以传承这种戏曲的好演员。 因此在9月份的邮件往来中，我邀请了她组一个小团来槟城一周，并安排几场的表演讲解会，以便开展对布袋戏的研究和进一步了解中国对布袋戏的提倡。 就这样庄宴红又安排两位南音高手黄念旭及陈美瑜助阵，使到阵容更为完整。其实，福建南音戏曲已被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列为“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千年历史也与布袋戏一样源远流长。 我问过庄宴红，中国怎样参加世界的木偶戏大赛，她说木偶戏不是中国独有，同样棒的有德国、英国、捷克和俄罗斯等，而中国也综合了西方的艺术，使之更为生动和活泼。 她告诉我，木偶戏是一个专业，平均要有6年的专业训练，目前在中国的地方戏曲研究也走入大学殿堂，有研究生在报读。 由于得到国家的扶持，布袋戏在中国南方仍然是流行的地方戏曲。为了使到木偶戏得到本地人的重视，我也刻意安排几场的表演会。第一场就是在9月24日为韩院的中文系学生讲解和表演布袋戏的奥秘。第二场就是在25日晚上为槟州客属公会的宴庆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表演，历时一句钟。主要表现在布袋戏这一传统艺术能出神入化地让台下的观众不断地拍掌叫好。 在26日让他们一团自由活动游玩槟岛后，我们又在27日安排两场的演出，一场下午在韩江学院；另一场晚上在日新中学，由威省福建会馆安排，其会长尤忠滬也亲自出马。这两场的表演都是与观众近距离的，主宾是王国慧行政议员。她也热心提供赞助经费。在演出后，观众包括学生们都冲上前拿木偶耍乐。当演员与观众打成一片时，那就证明演出十分成功，是木偶也唤起了观众的艺术细胞。 28日的下午演出是专门为韩江小学的学生而举行的。虽是短短的半句钟，但坐在台下的小学生们也闻风而起，在结束前几乎一窝蜂地涌上前拿木偶来表演一番。由此可见，经厦门团一个示范和展露功夫，人们马上又对布袋戏有好感了。 当晚在韩中礼堂举行的“厦门文艺之夜”则是压轴好戏，4位演员几倾全力使出浑身解数，把观众带上最高潮。在座的大多数是中学生，他们都乐开了怀，到结束时还是不肯离去，跑上舞台与演员一起合照留念。那是一个温馨的夜晚，也感谢黄汉伟行政议员大力支持与槟厦友好协会主席祝友成的不忘槟厦是一家的热情，给予演出打气。 29日在新世界露天剧场临别秋波的一场表演，本来是与民众同乐的，但因天不作美，也就影响观众人数。不过到来参观者都对节目的精彩不时拍掌叫好。这一夜，罗兴强行政议员及曹观友行政议员的代表刘敬亿州议员都莅临鼓励，语多表扬。 感谢厦门团不计疲劳和辛苦，他们的落力演出和讲解，也使到木偶艺术活了起来。难怪在今年较早的时候，新加坡当局邀请他们组一个30人表演团，带足道具和乐队，足足表演一个月，令新加坡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槟州政府是否准备在明年7月庆祝入遗三周年时，也请厦门艺术团来助兴一番？这是值得斟酌的。因为只有让各民族的民间艺术和地方戏曲百花齐放和内外交流，才能衬托出乔治市入遗的多元文化的独特性。 总的来说，厦门艺术团把欢乐和传统戏曲带给槟城，而槟城也因之更加深它与厦门姐妹市的情谊细水长流。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