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孙女“言多必失” （横刀立马）

*飞扬

孙中山（1866-1925）是一代伟人，这是无可争议的史事。他最大的贡献在于能结合中国各方的力量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不论他是否是短暂的总统及后来的大元帅，他的无私与个人的牺牲（让位于袁世凯当总统）而换取帝王制度的埋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

在帝制结束后，他创立了国民党，又成功创建中华民国，行共和制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因此在他逝世后，他被其继承者蒋介石奉为“国父”，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没有孙中山，就没有国民党，更没有中华民国，也不会有蒋介石的出头天，当蒋介石于1949年退守台湾，把“国民党”和“中华民国” 移植台湾时，孙中山自然成了台湾人民的“国父”。

但也因为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整个大陆也在1949年宣告政权易手。因此毛泽东成了共产党的创党人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締造者。

毛泽东一生没有反对孙中山，也没有澈底否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也是事实。但毛泽东在这个基础上，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重新演译“三民主义”，且赋入了社会主义的因子，也是无可辯駁的事实，以和蒋介石划清界线。由于这样，中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不再是国民党的天下；孙中山也就成为在史上被定位的正面人物，但不是当时现实的领导者。被中国尊称为开国元勋的，毛泽东是第一人。因而有了“开国大典”，这个专有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不可能也不是新中国的“国父”。天安门城楼曾经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遗像和肖像，用以展示中国已晋入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到后来，天安门城楼只剩毛泽东挂像。华国锋（毛的接班人）曾犯大忌，拿自己的肖像与毛并排，结果遭“天讉”。在邓小平于1978年复出后，华国锋已大权旁落，即使邓小平对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有功，也不敢把自己的肖像与毛并列，他敲定了天安门城楼只有一个“永久性”的挂像，那就是毛泽东。

我们不否认在庆祝节日时或纪念孙中山时，孙中山的遗像有出现过在天安门一个短暂的时刻，但过后又回到只有毛泽东的遗像。在当今的中国，流行的不是“三民主义”，而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及最新胡锦涛的“立党为公，執政为民”的口号和思想，用以贯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取代曾经流行一时的“不断革命的阶级斗争”。

不错，在1949年立国之初，毛泽东十分重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到来参加开国大典，并委为国家副主席。他对宋庆龄的尊重是出于宋庆龄敢于和蒋介石顶撞并坚持孙中山的理想，不认同蒋介石的赶尽殺絕的手段。但好像从未听闻毛泽东称呼宋庆龄为“国母”。

我们不知道最近来到槟城访问的孙中山孫女孙穗芳何以有此说。

她还说有信心在两年内可争取中国“恢复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从她的谈话中，我们找到这样的“依据”：“这些年来，祖父常常托梦给我，每次入梦时都会和我谈话，我是为了他（孙中山）才会来到这世间”。

连梦都可以作为“推理的凭据”。我只能说她在说梦话。不是吗，连台湾现在都要去中国化和去孙中山化，她难道不知道吗？

我可以跟她打赌，以中国的国情和实现的发展，中国会同意孙中山是历史上的伟人，也曾是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国父”，在历史上已有定位。但在现实中不至于让共产党把尊严放下，在两年内承认国民党人是“国父”。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他有自知之明。如果孙中山地下有知，也不会与毛泽东争功，毕竟这个新中国是毛泽东打出的，而他只是毛泽东革命的开路人。在有生的年代他都能够为大局让出总统大位，在死了这么多年后，也绝不会托梦要孙穗芳为他争回“国父”地位。这也不是孙中山的性格和为人之道。孙穗芳不了解孙中山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是孙科的女儿（而孙科又是蒋介石的人，地位和身份远不及其父亲），也已成为美国的华裔，自然不能透视孙中山的内心世界，孙中山的伟大在于生前不沽名釣誉。一生为民，天下为公，孙穗芳就不需要一厢情愿了。作好名人后代孙女的本份，只讲历史，无需自我标榜，自会赢得尊重。否则言多必失，也会贬低孙中山的形象。

我奉陪林蒼祐講「三國」

當記者後不久就與“政壇失意人”林蒼祐打交道。在1966年的時候，林蒼祐已不再是馬華公會的老大，而是轉身一變成為反對黨領袖。

有需要交待一下林蒼祐的從政歷程：1951年4月被委為檳城殖民地議員（相等於今日的州議員）。兩個月後他聯合一批專業人士組織“急進黨”（Radical Party）。名是急進，其實這個黨一點也不急進。

1954年，林蒼祐離棄由他一手創辦的急進黨，應陳禎祿之邀加入馬華公會。於是在1955年以馬華公會候選人身份角逐檳州議席選舉，結果不負所望。這樣一來，他在尚是殖民地時代的檳州立法議會已是焦點人物，更被殖民地政府倚重推舉為州議會的首席議員，期望他在獨立時成為檳州首席部長。

但雄心萬丈的林蒼祐並不重視這個職位，他轉而推舉同僚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長。為什麼他不撿現成的果實？原來他另有打算，他準備在馬華公會打出一個春天來，而成為全國的華人領袖。
1958年他終於得償所願，在馬華黨選中擊敗創黨人陳禎祿，成為馬華公會第二任會長。他也因此種下禍根，這是他始料不及的。原來馬華公會內另一派系（以陳修信為首，他是陳禎祿的長公子）對林蒼祐的“革命”式的奪權大表不滿，伺機扳倒他。

陳修信在結合翁毓麟，李孝式的勢力下，又得到東姑阿都拉曼和陳東海（時任聯盟執行秘書）的秘密支持，再促使其父親陳禎祿撤消對林蒼祐的支持后，咸認時機已告成熟，企圖一舉孤立林蒼祐的派系。碰巧林蒼祐派系在那個時候與代表巫統的東姑因議席分配陷入僵局出現裂痕，陳修信也就暗中與東姑達成“協議”。後者有了陳修信元老派的支持，乾脆不理會林蒼祐派提出的要求分配至少三分之一的議席（林蒼祐派認為讓馬華擁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可以阻止一黨修憲）。不僅於此，東姑索性把林蒼祐排在候選人名單外，不讓他參加1959年的大選，也不與他商議候選人事宜。

至此，林蒼祐才察覺他被陳修信，翁毓麟及陳東海等人在背後捅了一刀，大勢已去。他的得力左右手楊邦孝（宣傳主任）更因此拂袖而去（楊邦孝目前是新加坡大法官）。情勢的逆轉，使到林蒼祐措手不及，待要反擊時，「輕舟已過萬重山」（大選已降臨，陳修信儼然已成為馬華代言人，取代林蒼祐的地位），已是遲了一步。悲憤之餘，他只能作出消極的抗議，前往倫敦休養，並在較後辭卸馬華總會長一職（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為止，馬華公會的歷史仍然不肯正面確認林蒼祐曾是馬華的老大）。

既然在馬華公會已無角色可扮演，林蒼祐在1961年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UDP），從此和馬華公會分道揚鑣。1964年的大選就是林蒼祐東山再起的一個試金石，憑著個人的威信，林蒼祐再次探出頭來，中選丹絨國會議員，又中選巴朗哥打區州議員，連帶另三名同僚也中選州議員。因此他成了檳州立法議會的反對黨領袖（社陣先是只中選兩名州議員，後又在補選中林建壽加入，但也只得三名，不及民聯黨的四名州議員）。

十分諷刺的是：執政的聯盟首席部長王保尼是他一手提拔的，而今竟對調座位，他在野，王保尼在朝。政治的吊詭莫過於此。

雖然如此，林蒼祐並不氣餒，他似乎很樂意地當反對黨領袖，因此在我們當記者的年代，林蒼祐是很喜歡高談闊論的，每每邀約記者到他的沓田仔思明藥房（這是他父親林萃龍留給他的藥房）開「政治座談會」。

林蒼祐的魅力在於不論他是執政黨人或反對黨人，他都有一種威力讓你感覺他存在的重要性，因此不論大小事，只要林蒼祐說有記者招待會，記者都會蜂湧而至。大家都表現出一幅的熱誠來聽他「講三國」。他當然不是跟你講「三國演義」，而是向你大談政治，一談就是沒完沒了。

我當時很驚異為何林蒼祐要花那麼多時間與記者打交道，因為我知道有病人在等他看病。可是他會向助理說，叫病號等一下，這所謂的等一下，有時竟然是一個小時之久。

雖然我們都知道林蒼祐已向記者講完要講的話，但他總是喜歡扯到新聞課題以外的事。顯然政治已成為他的生命的一部份，比看病還重要？

我們有時私下也開玩笑說林蒼祐身為一名醫生，好像有點「不務正業」，把看病當成第二位。

事實也是如此，林蒼祐那時已在計算如何通過政治來“救人”。他要“救的是檳城的人民”，因為他認為在王保尼治理下的檳州，經濟已有退無進；尤其是自由港地位逐日被蠶食下，州政府依然一籌莫展，無法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來緩和失業的浪潮。

王保尼的平庸與保守也許給他更大的信心，因為他太了解王保尼這個人。如果不是他的支持與保護，王保尼是當不了首席部長的。而王保尼面對林蒼祐時，正如學生面對老師。

但要如何打倒王保尼呢？林蒼祐當時有這樣對我們說，他是很想拉攏勞工黨與民主聯合黨聯合一道來奪取檳州政權。當他把這樣的訊息向勞工黨州議員許平城傳達時，卻未能得到積極的回應。由於勞工黨在當時已熱衷於議會外的鬥爭，政治路線也很激進，對與其他反對黨的合作不感興趣。

林蒼祐為什麼絕口不提與林建壽的合作？理由有下列幾點：Œ1967年過後，林建壽不再是勞工黨靈魂人物；勞工黨主導權已落在華校生的手里，找許平城和陳福興（另一勞工黨州議員）是適合的對象；Ž林蒼祐與林建籌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以後的事件發展終於證明這一點）。

對此林蒼祐並不灰心，他仍然相信機會是存在的。我初期認識的林蒼祐就是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我們後來比較相熟了，一聽到林蒼祐叫記者聊天，便得查看當天還有什麼節目？有多少時間聽他「講課」？那些不興趣政治的記者，便自動「缺席」。對我而言，雖有時覺得時間太久有些「活受罪」，但為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政治理念，唯有奉陪到底了！

丁福南與市政局改革 （橫刀立馬）

*飛揚

喬治市市議會與檳島鄉村議會合併成檳島市政局整整30年來，我越來越感覺到這種的合併並未給島民帶來更好的利益，相反的，由于面積太大，好像是“半個州政府”的機制，但又沒有州政府的權威；而法令賦予它的權力又是與民生息息相關。表面上看來，市政局就是市民的頂頭上司，其實美其名為“市”，卻是什麼都管，連鄉村郊外也管，這那里是“市政局”，而是不折不扣的地方議會。

既然是地方議會，當然不會把全部心思放在城市的管理和發展，于是久而久之，喬治市不再乾淨了，反而被垃圾及破損不堪的房屋破壞了市容，再加上沒有規則的發展，喬治市被“支解”到連市民也不知道那里是城市，那里是郊外？反正就在這塊土地上轉來轉去，都是市政局的影子。

如果一個合併的“市政局”能管理好整個島也不是一件壞事，問題就出在不但市區也變得千瘡百孔，而且海濱也深受污染。總之，變成兩頭不到岸的結局。

正因為這樣，我也強烈地希望“市議會”應分開處理，各司其職，就好像以前市議會管喬治市，地方議會管鄉村，結果管得不錯，更經常有政黨發起大掃除運動，好不熱鬧，也維持市面的整潔。但這已是很久遠的事，自從議會合併後，就未有大規模的清潔運動，有嗎是議員為選區人民偶爾也來一個清潔運動而已。

針對此事，我特別請教掌管地方政府的州行政議員丁福南，他告訴我檳州政府確實已看到問題的癥結，而且也提出計劃要把檳島分成兩個議會，威省也分成兩個。

初步的建議是喬治市的範圍擴大到東北區，形成一個喬治市市政廳或東北區市政廳，而西南區或說峇央峇魯和浮羅山背又是另一個議會，稱為西南區或峇央峇魯市政局（廳比局大）。

至于威省的市政局也分成兩個，一個是包括北海和大山腳在內的威北市政廳，另一個是包括高淵在內的威南市政局。原本的威中就分別歸納進威北或威南了。

真正的名稱怎樣訂，丁福南說尚未有定案，因為這需要向中央政府提出，而中央地方政府法令掌控全國的市縣及地方議會，兩者之間需要協調，其中包括人員的調動和聘請，舉凡涉及公務員的事宜，都歸中央統籌統辦。因此這個計劃和建議不是檳州政府說了就算。

我問他大概估計要什麼時候才能落實？他也說不上來，理由是牽涉面很廣又複雜。

無論如何，我完全支持檳州政府在30年后，準備把兩個市政局再切成四塊，也唯有這樣，在範圍縮小后，人員的管理才能集中，才能對地方的改善作出較好的貢獻。不然的話，按照目前的結構，我們看不出有什麼良好效率可言。

其實，最為重要的是喬治市，作為檳州的首府，它是應當受到重視，而且也應有一個市政局或市政廳來管理。如果城鄉不分地混在一起，工作不分輕重急緩，就會把喬治市的重要性給忽略了。

這些年來，喬治市的發展緩慢，舊屋殘缺，人口流失已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形容為“東方之珠”的檳榔嶼已告黯然失色。雖然發展的分散，衛星市的興起，也直接的影響喬治市的亮麗，但這並不等于喬治市已走向沒落，正如中央政府辦公部門搬去布城，城郊有多個衛星市，並不因此失吉隆坡使去其重要地位，人們還是以吉隆坡作為國家的核心象徵。

同樣的理由，喬治市也可以在各地全面發展下，維持其獨特性和歷史風味；尤其是喬治市其中一個範圍已被圈定為「文化遺產」的所在地，更具有其潛在的價值。

這就是說，恢復喬治市市議會或市政廳的地位是當務之急，也唯其如此，方可有效地“打救” 喬治市。

為此我希望檳州政府和丁福南行政議員快馬加鞭，力促中央快些分家，以便各方集中精力，還我喬治市榮耀。這是每個市民都期待以盼的！

市政局合併的反效果？ （橫刀立馬）

*飛揚

當1965年檳州政府接管喬治市市議會時，引起原本執政市議會的社陣抗議和示威，指責政府不民主。過后市議會在“廢除地方議會選舉”下被合法接管。初時是歸首席部長兼管，也就是說首席部長也是喬治市市長。

1969年王保尼下台后，改由民政的林蒼祐出任首席部長，他也兼管喬治市市議會，但這兩人都沒有掛著“市長”的銜頭，畢竟首席部長的官職夠大了。后來林蒼祐將這一重任交給他的“親蜜戰友”鄭耀林（以行政議員的身份）兼管。

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有了修改之后，檳州政府便將喬治市市議會與檳島鄉村議會合併而成“檳島市政局”，而威省的三個縣議會（威北，威中及威南）也併成一個“威省市政局”。這樣一來，檳島市政局也就管理全島的293平方公里的地方，威省市政局管理的面積更大，總共是738平方公里。

在新的結構下，市政局的主席由公務員擔任，后來又出現官委市議員。兩個市政局各有24名市議員。所謂官委就是由執政黨按比例分配，反對黨是沾不上邊的。

在名義和法律上，市政局是歸州政府管轄的，中央也具有某些的權力，因而也有了所謂的地方政府部門之設。但這之中是既協調，也有其不協調之處，沒有人說得準市政局的大老板是州政府或中央政府？反正都是一家人，也就少有人過問（當然如果是在吉蘭丹州又當別論）。

就我們從常理來推論，肯定是州政權大過市政局，這點可從去年威省市政局鬧雙胞主席案，結果以州政府的人選為準看出來。不過話說回頭，市政局掌握的實際權力又不比州政府小，舉凡一切與民生有關的問題，莫不與市政局扯上關係。例如建房屋，擴建或改建房屋都得市議會批准，溝渠河道也屬市政局管轄範圍；小販及商業執照也由市政局發，衛生清潔一樣是市政局的權力。還有拆除非法建築，列危樓，規劃古蹟範圍等都在市政局的管轄內；收入甚豐的門牌稅因此由市政局負責。

這等于是市政局已取走州政府一半的權力（到底有多少巴仙，我們未能計算得出，但從人民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事，大多與市政局扯上關係），致使州政府的實質權力相對的減少。

雖然我們不懷疑州政府有權對市政局的決定進行翻案，但也要經過一定的程序。例如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骨灰亭事件，在州政府制止下，也還得依照法律交回市政局去作出最後的決定。

由此可見，市政局的權力是相當大的，尤其是對市民而言，但膨脹了的市政局是否能把每一件事辦好，也就各有不同的評價了。試想過去有兩個地方議會管理一個檳島，已是問題不易解決，現在卻只有一個市政局要“包山包海”，肯定是這邊做好，那邊忽視。如果質問起來，他們會說，你以為檳島小啊？293平方公里要24位市議員，怎麼管得好？過去喬治市議會已有15名市議員，今天面積大于喬治市議會的10倍，卻只增加9名市議員。

說得也是，但為何我們過去沒有感覺合併有什麼不當，而在今天卻又覺得不恰當？原來是喬治市這些年來不但美化不足，而且越來越髒。不但一雨成災，而且逢節日公路必塞，也許他們忙于在市郊大興土木，大力發展衛星市，忽略了喬治市的重要性。久而久之，大家都不當成一回事。直到有輿論炮轟和外來的人抨擊市區怎麼“亂成一團”時，我們驀然回首，才驚覺喬治市確實被陳舊的建築物，狹窄的街道以及隨意的泊車和無數的小販在大街小巷困擾著。表面上看來既不美觀，背地里又在后巷隱藏著垃圾與積滿污穢的水溝，再加上修舖的道路“永遠”地沒完沒了，遂使到喬治市不再秩序井然。

喬治市是檳州的首府，市政局到底是以“市”為重，還是避重就輕？正因為市政局這麼一擴大，它也兩頭不到岸，結果中招的是檳州政府。

檳州政府是時候收拾“殘局”了。該如何收拾，確實需要從結構上大力闊斧，否則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而無法分擔州政府的困境。

我的上司文史學家方修

我雖然是在馬星分家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家才進入《星洲日報》，但當時報社的總部是設在新加坡，行政和新聞處理全在新加坡。我們的董事長是胡清才（胡文虎侄子，胡文豹令郎，1971年逝世），社長是胡蛟（已故），經理廖頌揚，總編輯黃思，副總編輯葉世芙等人。吉隆坡尚是一個辦事處，由陳見辛負責，有採訪部，廣告部和發行部，地點在蘇丹街南洋酒店六樓和七樓，換句話說，《星洲日報》在當時是全在新加坡操作，馬來西亞各地辦事處的稿件都要及時傳至新加坡。我記得我們的辦事處有一台傳真機，但速度很慢，因此得趕稿。對于突發新聞，只好用電話報告新聞。

由于本身只是一名新記者，上邊有很多上司，檳城方面就有《星檳日報》的總經理胡榆芳和檳城的採訪主任朱炳欽；吉隆坡方面有陳見幸；而在新加坡方面，我的直接上司就是文史學家方修，因為他是馬來西亞新聞版的主編。

我從來沒有寫過方修與我的一段關係，本篇要談一談這位老報人。

方修，原名吳之光，潮州人，1922年生，于1938年移居馬來亞。曾在吉隆坡擔任于1940年創刊的《新國民日報》的記者一個短時期。

1941年底，當日本未侵入新加坡前，名作家郁達夫與名報人胡愈之在新加坡成立《星華文化戰時工作團》，分別擔任正副團長。在這個《文工團》下面有青年幹訓班及歌詠宣傳隊，方修就是幹訓班的其中一名學員。

1942年2月15日，英軍投降，日蔻全面佔領馬星，啟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殘暴統治。

1945年8月，日蝗軍投降，馬共領導的人民抗日軍一度十分活躍，並于不久后在吉隆坡創辦《民聲報》。方修成了記者，后來也升至採訪主任。

1948年，英軍事政府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並在馬星實施緊急狀態，《民聲報》也被查封。

方修較后在《中華晚報》（于1946年創刊）擔任記者。1951年起轉赴新加坡《星洲日報》任職，比較長的時間是編馬來西亞版新聞，一直到1978年退休。

我起先並不知道我們寫的新聞都要經過方修處理和編版，后來我才知道他是我們的主編。換句話說，我們的新聞如何處理，會不會發表，全在他的手上。

作為一名專職記者，除了每天撰寫新聞外，我的另一個嗜好就是寫特寫，舉凡我認為可以和值得寫的特稿，一律發往新加坡。我們報館當時的規定是，凡是非重要的新聞和稿件乃至圖片等，每天中午時分都由專人到機場寄送《星洲日報》，風雨不改。

在這方面，我必須感謝方修先生的抬愛，對我們鼓勵有加。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發出的特寫幾乎都被採用和刊登，以致我的特寫稿見報率相當高。按我自己的統計，我差不多不到10天就有一篇特稿，繼之是每個星期都寫特寫或新聞評論，甚至有時被迫要寫體育新聞和評論。這是我最弱的環節，但為了交差，不得不向《星檳日報》的體育記者討教。

我個人收集了昔日的特寫是「十分可觀」的數目（不是全部）。但也有不少是發表在《星檳日報》上。當然這些特寫如今翻閱來看，有些是應時的，有些是過時的，但有些還是仍有價值的，它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雖然在工作上我們之間交往一些年，卻從未謀面，我對他也不甚了解，直到70年代初期，社長胡蛟派他來《星檳日報》與編輯人員交流新聞的處理與標題方面的事宜，我才真正認識了方修。
名義上他是來與《星檳》同人交流，實則他也借此之便收集許多文藝資料。他住在檳城約一個月的時間內，都是由我接待，我們因此成了亦師亦友的同道。

方修被安排住在離《星檳》不遠的華都酒店。我每一天下班后都扛著一本的《星檳日報》的合訂本到他下塌的地方。他一天看完一大本。老實說，我那時對《星檳日報》資料之完整是十分羡慕的，它的合訂本從創刊號起一直都有保留，似乎從未間斷，可以說是最完整的史料。除了日治時期中斷外。在日本侵佔時，《星檳日報》社被日軍佔有，出版《彼南日報》，大力粉飾和鼓吹大東亞共榮圈，類似這樣的「敵報」，戰后復刊的《星檳日報》是一份也沒有保存的。

當我與方修比較熟絡后，我問他為什麼要來《星檳日報》交流，或說指導新聞的處理？他說這是胡蛟派他來的。他也不認為這是必要的。因為每份報紙都有本身的特色。再說，《星檳日報》是由老報人林姍姍坐鎮。他怎好意思「指東劃西」？只不過到此隨便交換一下意見。

我見他初幾天還有來到《星檳日報》講講一些話，過后他就索性不來了，他說，《星檳日報》做得好好，他是沒有什麼話要說，更遑論要提供改革的意見，但既然來了，太早回去也不好，乾脆利用這一段時間翻閱《星檳》的舊報紙更有意義。

我問他翻這些報紙要什麼資料？他說他是要文藝版的資料，不是查新聞。后來我才知道從1957年起，他已開始收集馬華文學史料，對馬華文藝的資料絕不放過。而且于1966年起，被聘在新加坡大學當兼職講師，教授「馬華新文學史」。基于興趣與職責所在，我才知道方修為什麼要看完《星檳日報》的合訂本，因為里頭有許多未被輯成書文學作品。他對郁達夫在戰前編《星檳日報》之文藝版特別感興趣，只要有郁達夫的大作，他都勤力的記錄。那個時候，複印是不流行的，我看方修的抄錄是十分勤快與不馬虎的。

有鑑于方修有此「歷史使命」，我就義不容辭每天為他扛上扛下《星檳》的合訂本。雖然我本身對此並不熟練，但我樂意協助他完成他的工作。

也許是我們都比較談得來，方修也告訴我他在戰前和戰后的一些活動，包括他所認識的「大人物」。在那時，這樣的課題是有些敏感的，也不能有這樣的回憶錄。因此在方修的著作中是未曾提起他在戰后和戰后的一段活動。我也只能點到即止。

在這之后，方修每有單行本出版，好像並未忘記我的存在，總是寄來一本「指正」。我是沒有資格指正什麼，但我從他的著作中驚嘆他學問之淵博，文史功力之深，實在沒有幾個人能及得上。
在我的記憶中，與他同時期比較成名的老報人有《南洋商報》的連士升和楊守默（杏影），有《星洲日報》的李星可和同道章等人。

從他的文章中，我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現實主義的作家，具有左派的思想，是位多產文史學家，先后出版至少36本單行本，也編纂不下50本文史選集。可謂著作等身。一個人有此精力和毅力，在星馬一帶，也許是前無古人。根據我的了解，他對魯迅的評論文章較為人所熟知，而他的成名作是出版「馬華新文學史大系」，洋洋數百萬言。

以一位未經過“學院派”洗禮的報人，能有此豐碩的成果，實在讓人側目相看。

后來有人形容方修是帶有左派文學觀的史家，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因為在戰前和戰后一段長時間，左派文學（以現實主義為準）似乎佔了主流的地位。

無論如何，方修的成就，從《董教總教育中心》出版的“方修研究論集”（甄供主編）中已一覽無遺，作為他的前同事和朋友，我對這位長輩的貢獻「肅然起敬」。也是他帶我走進文化圈而成為一名報人。祝已經83歲高齡的他長壽健康！

開文明社會的倒車 （橫刀立馬）

*飛揚

我把兩則不相關的新聞連貫起來解讀。其一是1月13日，貿工部執法官員在檳城哥德路突擊檢查“盜版影碟”小販時突發生舉鎗傷人案件，導致小販受鎗傷，也殃及一名顧客中鎗彈。經傳媒報導，輿論聲討不絕。其二是1月14日，教育部長希山慕丁在新山宣佈：退役軍人將受訓成為教師，以擔任學校的訓導主任及體育教師，這是為了克服學生的紀律問題，以及加強體育和課外活動課程。

從表面上看來，這兩則新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深層探討，似乎與暴力有關。但「以暴易暴」是否是明智或正確的舉措？就十分爭議性。

先說貿工部官員被允許配鎗的事。政府鑑於官員在進行檢查盜版複印品的事件上，曾發生被毆打而受傷，因而決定「武裝」執法官員。但他們都不是受過嚴格訓練的警察，是否適合帶鎗工作，曾有紛紛議論，包括擔心會出現「濫權」現象而傷及「沒有武裝」的人。

結果在爭議聲中，就不幸發生哥德路的傷人案件。一方說是自衛，另一方說是受到傷害。於是一場官司案引發。

我們不妨針對市面上的所謂「盜版影碟」事進行討論。首先是“複印品”或“膺製品”價格便宜，自然有其市場，而類似所說的“膺貨”不止限於“影碟”，其他貨品，例如食品和藥品也有假貨。這些年時有所聞，就是未見“消失”。究其因是“假貨”比“真貨”便宜，而且有不少“膺貨”幾乎能夠“以假亂真”。

這就是說，賣“假貨”或“沖貨”的人是因為有人供貨，但又有經濟利益，難免出現這樣的擺攤或甚至「堂而皇之」走進正統的商店擺賣。這當然損害了正版商的利益，貿消部在接到消息後，便會採取行動掃蕩。

我們且說「盜版影碟」事前一陣子在雷厲風行的打壓後，已暫時消聲匿跡，後來又逐漸地在市場上作「游擊式」的擺賣。我曾就此詢問過售賣「沖貨」的小販，難道不怕被取締？他們的答覆是為了生活，不得不出此下策。再者他們又振振有詞說，也不是「殺人放火」，只不過賣「沖貨」糊口。接著又輕聲地說，若有行動，我們會收到風暫避風頭。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逃不過突如其來的搜查。而我們也可以想像這樣的過程。有時會發生語言上的沖突或動粗之類的行為。但問題是，對付這樣的「沖貨」小販，是否要用鎗來解決？他們又不是十惡不赦的歹徒！

我偶爾也有在一些影片中看過「盜版影碟」的泛濫問題，又牽涉到社會的治安。但影片中經常以消滅「源頭」作為主要打擊對象，也就是說針對小販的擺賣，再順藤摸瓜找到「膺製工廠」，即所謂的後台老板，以求一舉產生效果。如果單是針對小販間歇性的掃蕩，也無法消滅源頭，問題還是存在著。

因此正本清源應是從搗毀大本營著手，無需對小販採取強硬乃至「以武制人」的手段。畢竟這是一個文明與民主的社會，不是以「配鎗」就能解決問題的。搞不好，可能會讓人以為我們的社會「野蠻人很多」，要用強橫的手法對付。

同樣的，我們的學校近些年來也面對問題學生的紀律問題，甚至發生毆鬥和傷人案件，但這又是教育失衡或教育制度下發生的失控問題。比較而言僅屬少數，絕大多數的學校還是在受控之中。如果因為一些學校有較嚴重的紀律問題而動用退役軍人「駐校」，冠其名是老師，這是不值得鼓勵的下策。其一軍人不是老師，而是「半路出家」的教師，只經過短期受訓，自然不容易忘記「軍人本色」，使用軍紀來威攝學生，豈是明智之舉？

其二學校是培育人才的場所，講文不講武。體育與運動是為了鍛練身體，不是培養軍人的地方。每個家長，連同軍人的家長在內，都不希望孩子帶著戒心上課。這樣，天真無邪的學生便會因「軍人駐校」而失去童真，對校園文化的建設無所裨益。其三當然是我們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不能動轍想到利用強硬的手段來對付問題學生。教育是感化人的，不是用威力壓人。

因此我們不贊成因為有「暴力事件」，便倒回頭用「武力」來「解決」問題。這無疑是開「文明社會」的倒車。

趙紫陽與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觸發舉世矚目的“天安門事件”，又稱“六四”事件；而“六四”事件又扳倒胡耀邦的接班人趙紫陽，連帶趙身邊的人也紛紛跌馬。

中國政局因此重新洗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被扶正，而不是在“六四”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鵬。李鵬仍然保持國務院總理，未能更上一層樓。不過，他的聲譽受到嚴重的創傷，數不盡的矛頭指向他，更痛斥他應對“六四”事件負起責任。

這就是說，儘管李鵬還是國家總理，卻惹來無數的罵名，即使是日後被安排出任人大委員長，他還是生活在“六四”的陰影中。如今已經退休的李鵬，雖然曾於去年撰文為自己“開罪”，但沒有引起巨大的回響，主要是許多人民相信他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是不光彩的。無論他如何辯白，國內外的輿論似乎沒有讓他在“精神上獲得平反”。

相反的，因“六四”事件下台的趙紫陽，雖然在有生之年未能獲得“實質的平反”，但在人民心目中，他已經得到“平反”；尤其是國內外的輿論，一直未對他惡言相向，反而對他的“遭遇”寄以同情，並肯定他在“對外開放”政策下，為中國作出巨大的貢獻。這也就是為什麼失勢15年，且繼續生活在軟禁中的趙紫陽未被人遺忘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85歲高齡的趙紫陽已走完他的一生（2005年1月17日逝世），我們可以這樣總結他的從政生涯：年青時投身游擊戰，跟隨鄧小平抗日和與蔣介石的國民黨進行殊死戰。結果在毛澤東領導下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

中年時他在廣東跟隨另一革命元老陶鑄（1926年參加革命）搞土地改革和大事發展農業，取得顯著的成效。1966年陶鑄上調中央出任宣傳部長後昇任副總務，領導廣東省的重擔就落在趙紫陽的身上，因此趙紫陽是鄧小平的人，也是陶鑄的人。

1967年“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之際，陶鑄突告失勢，與林彪江青關係惡化，被列為劉少奇，鄧小平之後的第三大走資派人物，不僅失去自由，而且慘遭批鬥和折磨得不成人形。一位飽學元老終於在1969年離開人世間。

陶鑄的“倒台”也波及在廣東的趙紫陽被“革命派”狠批狠鬥，到後來索性把他下放到工廠“改造”。直到1971年才被周恩來保護送到內蒙古工作。同年隨著林彪出事，趙紫陽才有機會調回廣東，重新抓農業工作。

1975年政績備受肯定，為復出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上調四川擔任省委書記。他與鄧小平的密切關係重新銜接。遺憾的是他的老上司陶鑄已離開人世間。

1976年，57歲的趙紫陽大事慶祝“四人幫”倒台，又再期望恩師鄧小平再行復出（1976年正月再被打倒），果然兩年之後，中國啟開了鄧小平時代，華國鋒大權旁落，更遂了趙紫陽所盼望的新秩序的降臨。

1980年，步入晚年的趙紫陽被鄧小平倚重，上調中央出任國務院總理，搞行政出身的趙紫陽可謂得心應手，成為周恩來之後被人稱頌的“好總理”。他與也同時昇為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合作無間，他們成了鄧小平的“驕傲”。

可惜這份“驕傲”竟不能持久。1987年在學潮斷續聲中，在自由化高漲聲中，胡耀邦黯然下台，成為鄧小平的一個“傷痛”。更大的傷痛是在胡耀邦1989年逝世後引發的全國性的學潮，最為嚴重的是學生占據天安門廣場，名為悼念胡耀邦，卻是久久不肯離去。即使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在4月22日結束後，學生群眾越發情緒高昂，將追悼會轉變成排山倒海而來的抗議浪潮，顯然已不是在開追悼會，而是要迫使中共改弦易轍：“名為嚴懲貪官污吏，實為推行民主自由政制，要求放棄一黨專政”。為配合這一動機，學生們不知從那里弄來象徵自由的“自由女神”巨塑像，儼然要中共走美國的民主路線。

這一不斷升級的示威行動，使到在1987年接替胡耀邦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感到十分棘手，他從來沒有面對這麼龐大的示威直撲中南海，也無法掌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唯有苦口婆心勸學生們停止絕食，取消示威，還中國一個安定的局面。

抓經濟趙紫陽能力不容置疑；抓政治趙紫陽顯得舉棋不定。他過於簡單地看待學生的示威行動，也希望引導學生轉成支持他的改革決心的一支力量，沒想到學生運動倒回頭來聲勢越聚越大，不僅未接受趙的低聲下氣的要求，進而施加壓力迫使趙代表中央表態，是否接受學生的一系列要求。

這已經是超出趙紫陽的權限。從《中國“六四”真相》的巨著中終於讓我們明白孤軍作戰的趙紫陽的無奈和學生運動的超前和越界的要求已沖撞共產黨的底線，最後是以悲劇收場。

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定性此為動亂和6月4日的清洗天安門行動已印證了中國無法讓學生無限期占據代表“國威”的天安門，也無法忍受對中共政權的極大挑戰。就這樣鄧小平再次“揮淚斬馬謖”，趙紫陽像胡耀邦一樣跌倒。

但趙這一跌比胡耀邦更慘重，傷痕累累。個人失去自由，也被逐出中共舞台。從一位高高在上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書記變成形同囚禁的平常人。

“六四”埋葬了趙紫陽的政治生涯，累及他一生功過在他失勢15年後還是無從評價。這是中共歷史上的另一宗政治懸案。江澤民在12年的任期內（1989-2002）對趙紫陽案件忌醫諱病，視而不見。儘管呼吁平反“六四”聲不絕於耳，他沒有也無法為趙紫陽“翻案”。

胡錦濤上任兩年有餘，也抓不準趙紫陽案如何拍板。現在趙已逝世，他能否把“趙紫陽案”與“六四”事件一分為二處理？對他是極大的政治及歷史考驗，因為有不少輿論要他“二合為一”地解決“六四”事件。這牽一髮動全身的大事，也將使到中共在一時之間陷入兩難。

但唯一可以較為肯定的是，趙的逝世不會如同胡耀邦足以引發另一個“六四”。雖然如此，胡錦濤也難於避開不作表態。也許他需要用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結合當前政治形勢的智慧來面對世界的輿論。因為不論趙紫陽或“六四”，都是壓在中國歷史身上的兩塊巨石。

六四與天安門

“六四事件”是中國的“國殤”，也是沉重的歷史包袱；天安門是中國的“國威”，也是中共立國之基。當這兩者牽扯在一起的時候，問題就變得很複雜，也關係到國家興衰之大業。

例如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廣場的30萬名群眾莊嚴地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而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天安門就成為“國家的權威所在”，是神聖和偉大的廣場（與前蘇聯的紅軍廣場可媲美），不能隨意“占有和破壞”。

就這樣「天安門」廣場，在我的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驕傲。但因為我們在那個時候，都沒去過北京，只能從畫面上憑空想像天安門，所以無從親自感受到「天安門」有多麼的宏偉和神奇。

1974年，我們邀請楊振寧教授在檳城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其中的一段話我記憶猶新（我是用錄音機錄下他的演講）：“我第一次（指1971年）去中國的時候，常常晚上到天安門廣場去蹓躂。由於廣場非常大，雖然幾百人在那兒散步，但看起來只有幾個人的感覺。它給我一個感覺就是任何人站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只需抬頭看一看，他一定看得廣闊，而他的眼光也一定看得比較遠。原因是當你站在那個地方，你就會發現到所有近的事物都好像變成不重要，只有最遠最大的事才重要。我後來想了想，這個觀念也許正是中國建造這麼一個雄偉的天安門廣場的一個道理”（參閱謝詩堅編著《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1977年）。

由於天安門是權力的象徵，1989年胡耀邦逝世時，學生借悼念之名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由四月十七日起陸續進入天安門，直至廿二日追悼會後學生仍然不肯離去，且規模越來越大，到六月四日被清場為止，因此定名為“六四事件”）。

我在六四事件前後相隔一段時間，人在中國。因此有機會目睹“浩劫”後的天安門。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在廣州參加交易會，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四月廿二日從電視上看到追悼會的肅穆，國家領導人如鄧小平、趙紫陽及李鵬等人陸續向胡耀邦遺體致哀與告別。當時我在廣州已聽到天安門動了起來，但電視並沒有顯現這樣的鏡頭，人人在交易會場是「生意照做，飯照吃」。三天之後，我路過香港，與一位通訊社老總共進午餐。他告訴我剛從北京回來，也到過天安門，情緒很是激動，市民們都很支持學生運動，自動送食品給他們充饑，因為反腐敗是人心所向。他說學生的自發行動震撼人心。我記下這一段話，而且從他的談話中感受他的“亢奮”。

回馬後，我在六月五日的各報章中驚閱天安門已出事，而且戒嚴，更有標題跨大其詞。一時之間了解不到真相，後來才從兩方面的訊息中得知情況一二。

1989年10月，我又飛到中國。在廣州辦完事後，我決心飛到北京看個究竟。接待我的人有新華社的朋友，還有其他業務上有連系的人，我下塌於北京大飯店。約下午五時左右，偕友人租一輛出租車到天安門廣場，司機死都不肯載，說戒嚴部隊不允許進廣場。我給了雙倍的車租，他才勉強答應。

我抵達天安門廣場時，一片肅穆和蕭條，只見極少數的外國游客，頂多不超過10人在走動，與我想像中的熱鬧的天安門廣場形成強烈的對照。果然我的德士馬上受到戒嚴部隊的攔阻，叫車要開走，人也不可下來，這個地方仍然是戒嚴的。我示出外國的護照，告訴對方只想走走天安門廣場，尤其要看人民紀念碑有沒有“傷痕累累”，也不拍照。經他請示上司後，同意我和我的朋友只可逗留短時間。我吩咐司機等我們一下。

我當時並無心情感受楊振寧教授對天安門的形容，我只是抱著“報人”的心態來“求證”天安門事件。來到紀念碑前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有什麼嚴重的“破壞痕跡”，所謂血跡和子彈孔用肉眼無法察覺。只有一些小破損，不知是以前留下還是“六四”留下的？至此我告訴友人好像沒有國際傳媒渲染得這麼糟糕。紀念碑四周有部隊站崗，一切顯得沒有異樣。我下意識告訴我天安門是有過清洗，破壞公物似不多見。至於“人心”如何，就非我所能理解，特別是“六四”之後，人人都保持沉默，不想回憶過去，我體會到什麼是「沉默是金」這句話的含意。

可能由於廣場太大，我們逗留的時間比較久，少說也有一個半鐘頭，但還是走不完廣場。待到回到出租車時，才知司機已發生麻煩，他的駕照被取走，人又挨了一記耳光，心理很不舒服，指示他明天到中心辦理手續。回程路上，他一直嘮嘮叨叨怪我要他來卻得不償失，也不知結果如何。我只好多付車資，包括可能的罰款。後來我真得不曉得下文，因為我從此未見過那位司機。

幾天之後，我路過香港又再與通訊社老總吃午餐，此時其口氣已180度轉變，直斥學生太過份，搞成無政府狀態，理應清場。他說這是動亂，已不是為民請命。前後半年立場已告逆轉，我知道事態的嚴重性，尤其是傳媒界，須要嚴守規定，該轉就轉？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無論如何，當時北京給我留下的是一個沉默的社會，早上開放，傍晚過後就戒嚴，我也因此未能窺見“六四”傷痕有多大和多深。但有一點肯定的是：人民心靈的創傷從他們惘然的臉上和不要與陌生人談話的態度可以想見“六四”對北京造成的影響，必須要一些年後才能消除。

喬治市為何沒有市長？ （橫刀立馬）

*飛揚

有人在報上質問：為什麼檳城的市議會沒有陞格為市？為什麼沒有市長之設？其實，發出這樣問題的人是沒有歷史知識的？也不知道陞格為市是怎麼一回事？以致把問題混淆了。

所謂陞格為市是指一個國家內的大城市發展到了一個程度又具備了城市的條件后，便會被政府宣佈為「城市的地位」。例如吉隆坡是一個市，所以有市長之設，怡保也是一個市，也有市長之設。這就是說，在這個城市內有一個市議會管轄，不論是否民選，市長就成為這個城市的首席管理人。
但為什麼檳城就沒有市長？難道檳城就沒有市的地位嗎？

這事說來話長，我們需要從頭再說一次，整個歷史的發展是這樣的：

檳城是在1786年被英人萊特佔有和開發的。那個時候，除了馬六甲有城市的雛型外，當推檳城了。而萊特最初是集中在市區發展，也就命名為「喬治市」。因此，早年的所謂檳城，其發展都是以喬治市為主，其他的地方不是郊外，便是鄉村地帶。

1856年，海峽殖民地政府正式頒佈三個直轄殖民地（星檳甲）成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市政局。換言之，市政局有權控告，也有被控的可能。于是1857年檳城喬治市市政局正式操作。

到了20世紀初葉，政府也試圖推行「小民主」，讓納稅人推選他們的代表成為「市議員」。所謂選舉不過是「小打小鬧」的玩意兒。出席的卅幾十個人「投票」選舉。他們好像是代表了檳城的人民，十分滑稽。

直到1951年，喬治市才真正有了部局選舉，讓選民投選市議員，但大權仍握在市政局主席手里，市政局主席是檳州參政司（代表欽差大臣行事的第一把手）。最后一任的參政司是英國人賓漢。

可以這麼說，喬治市是全馬最先有選舉的市議會，因此被列為「檳城領先」的榮譽地位。

1956年12月，也就是我們獨立的前一年，喬治市舉行比較全面的選舉，兩大政黨的勢力不相伯仲，即聯盟和勞工黨。

1957年元旦日，英女皇宣佈喬治市陞格為市，已被列入擁有城市的地位。這在全馬又是第一遭。檳城又再領先幾乎已成了一個標誌。

為了慶祝市議會成立百週年和陞格為市，檳城人民有一個盛大的遊行，記憶所及有大旗飄揚，鑼鼓喧天，大街兩道站滿人群，好不熱鬧。

但事出突然，據知在柑仔園一帶發生沖突，一時風聲鶴唳，全市進入緊張與不安狀態。事后查知肇種族事件，有5人死于非命，74人受傷，全島宣佈戒嚴，為百年慶典蒙上污點。

不久之后，此事很快被人淡忘，因為人人都忙著迎接1957年8月31日的獨立日的到來。

既然國家獨立，意味著英國參政司制度的結束和檳州首席部長的誕生；也意味著市議會必須要選出一位市長，以符合陞格為市的條件。

1958年，喬治市議會選舉市長，聯盟在獨立人士支持下，其議員吳源和當選市長，但隨著1959年市議會選舉，社陣（勞工黨）議席增加后，執政權落入社陣手中，便由勞工黨的萳瑪納旦（黨主席）出任市長。社陣一直執政到1965年市議會被接管為止。

由此証明，喬治市議會不但是第一個推行民主選舉的議會，也是第一個陞格為市后有市長的城市，這種檳城領先的例子比比皆是。

順便說明一下，檳島總面積是293平方公里，喬治市面積在獨立時是34平方公里，1969年后擴大成41平方公里。論面積只不過是檳島的10%-15%左右，當然是比較容易管制。不幸的是1965年市議會及地方議會廢止選舉后，就不再有地方議會選舉。喬治市議會更在1976年與檳島鄉村議會合併成檳島市政局。

這樣一來，喬治市的「陞格為市」的地位也自動消失，市長也就不見了。

不是喬治市不曾陞格為市，而是我們放棄了「城市的地位」。到底是明智之舉或開時代倒車？這是十分爭議的看法。

勞工党的“文革”大會

我在1967年10月21日被派往採訪馬來亞勞工党第13屆代表大會。地點是在檳城二條路新春滿園大會堂。這是勞工党最后一次的代表大會，也因這個大會扭轉了整個左派的命運，因此是值得一提的。

這一年，勞工党的政治斗爭路線已明顯向左轉，而且轉向街頭斗爭。逐漸對議會斗爭失去信心和興趣，因為它的許多領袖都被扣捕于集中營中。

這裡有需要分析一下勞工党在60年代的蛻變。原本從1955年到1958年擔任全國主席的拉瑪納旦于1959年出任喬治市市長兩年後被換馬，埋下他心中的不滿。雖然他同時也在1959年中選檳州州議員，但他在1963年伙同其他人退出勞工党。不久即參加國大党，且在1964年代表國大党參加州議會選舉而勝出，成為王保尼首席部長的州行政議員，與勞工党站在對立面。

1962年後，原本擔任勞工党全國總秘書的陳朴根大權旁落，其地位被好勇斗狠的林建壽取而代之。林建壽顯然比較能附和與取悅于勞工党內年輕的一派。這批以華校生居多的少壯派正湧現成為党的中堅幹部和實力派。換句話說，勞工党因為吸納許多華校生而具有更明顯的左派色彩。在党內外的許多場合，華語取代了英語乃至福建話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新加坡人民行動党于1961年鬧分裂，另立以林清祥為首的“社會主義党”（簡稱社陣），與馬來亞的社陣（1957年由人民党與勞工党聯合組成）相互呼應。一時聲勢浩大，尤其是在反對“馬來西亞聯邦”醞釀成立的過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兩個社陣都毫不諱言反對馬來西亞聯邦的成立，但在聯盟執政下，還是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了“馬來西亞聯邦”，取代了“馬來亞聯合邦”。這意味著領土的擴大，把新加坡、砂勞越和沙巴拉進來，而政治核心仍然在吉隆坡。

于是一邊有反對大馬的左派政團，另一邊有支持大馬的執政党，再有是也支持大馬成立的第三勢力的插足，如林蒼祐領導的民主聯合党（1961年），整個政局顯得微妙。

雖然如此，社陣一如既往地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參加1964年的大選。打出的口號是要奪取檳州的政權。雖然林建壽已是這個党的公認領袖，但從候選人的名單中已出現許多少壯派的人馬。華校生開始走進左派的政治舞台中。身在拘留營中的陳凱希似乎比林建壽更有權威而成為少壯派的精神領袖。

未想選舉的結果是社陣蒙受嚴重的打擊。只剩下兩名國會議員，即陳志勤與林建壽（原來有八名國會議員）；檳州也僅剩兩名州議員，即陳福興和許平城（原本有七名州議員），后來一場補選，林建壽中選才湊到三名州議員。

1965年，因語文政策，社陣鬧分裂，人民党退出，只剩下勞工党。再一項打擊是勞工党全國主席依薩被捕，被指控企圖與回教党領袖巴哈魯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這對華裔佔多數的勞工党來說是一項震驚的“大件事”。林建壽甚至指說全不知情。

此時的勞工党已是轉入華教份子領導的年代，採取的斗爭路線也與當初的勞工党路線有所不同。它把斗爭放在較為激進的層次上。除了街頭示威時有所聞外，更在党的方針和立場上作了激進的改變。

1967年的党代表大會展示這一方向，有逾千人齊集“新春滿園”舉行大會。全部白衣黑褲，會場上掛著紅底白字的標語和口號，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悲壯氣慨。

如今回想起來，確實與正進入「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有几分相似。例如會場內的標語：“破舊立新思想紅，敢字當頭迎斗爭”，“敢想，敢說，敢闖，敢干，敢革命”，“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與中國的“文革”場面不相上下。

党主席許啟針的致詞更是充滿激進的字眼：“中國人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極偉大的空前政治意義，它使到正在勃興、充滿大地、光焰無際的戰無不勝的偉大革命思想照亮全球。這是在革命思想的哺育下和指導下的戰斗時代。”

整篇洋洋萬言的演詞宣示了勞工党已走向中國當時的道路，以至于下來的斗爭是偏激和憤怒的行動。

經此大會，選出一個以華教生為主導的中央委員會，也由于這樣，党領袖如許啟邦、蘇錦祥、劉元華、黃春樹、陳福興、許平城等人也先後被捕。党中央宣告癱瘓，但已因事件的兩極化，導致勞工党在1968年促請所有議員辭職，以示抗議不民主，並宣佈杯葛1969年的大選。

雖然在1967年因檳州抗議貨幣貶值而發生大罷市事件被扣捕一個月的林建壽在釋放後企圖借助党領袖多人被捕的情勢下，有意重新改組勞工党（他那時已退居全國副主席，但仍是檳州主席），可惜他是個無兵司令，結果徒勞無功，勞工党人並不以為林建壽的領導能符合他們的願望。

至此，我們看到1967年的勞工党大會是一個十分明確的轉捩點；也看到勞工党從一個費邊式的社會主義政党（如同英國的工黨）在短短的十餘年的斗爭生涯中轉變成統戰的一個先鋒隊，走向「文革式」的斗爭立場。自此而後，勞工党已在受箝制下失去往日的活力，分支部七零八落。領袖被捕的被捕，分支部被封閉的被封閉。勞工党最後在1972年帶著“光環的標誌”走進歷史。

30多年過去了，當日的激昂的場面，革命式的豪情和火紅的斗志仍然歷歷在目，但這已經是一個記憶。是勞工党改變了自己或是政局改變了勞工党？如果把它當成一個論文課題來研究，也許是具有一個時代的歷史意義。

遙想趙紫陽

最近華文媒體又再大事報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新聞，甚至傳他“病重”。為什麼報章會如此重視趙紫陽？他的生死又與中國政局有何關係？

年輕的一代也許對趙紫陽印象模糊或不知他是何許人？但對“六四”事件記憶深刻的人，一定不會忘記趙紫陽的“遭遇”。

其實，不僅是海外的華人對趙紫陽的“命運”有所關心，即使是中國高層也不能對趙紫陽的問題掉以輕心。他們可能擔心的是趙紫陽是另一個胡耀邦，會對中國政局起著沖擊力（按胡耀邦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于1987年辭職，而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繼之發生以悼念胡耀邦為名，掀起一陣的狂潮，更觸發天安門“六四”事件）。

究竟趙紫陽是一個怎麼的人物？為什麼下台15年后仍然令人難以忘懷？這有需要探討趙紫陽從政的歷程。

于1919年（也就是中國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出生在河南省滑縣的趙紫陽原名趙修業（意為修身立業），是家中唯一的男孩。13歲加入共青團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但沒有參加毛澤東率領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4-1935）。

1936年到武漢上中學，自行改名為“紫陽”，一直沿用到今天。為什麼要改名字呢？這在當時有這麼一個說法；“修業”兩個字帶有封建色彩，因此取春節常用的“紫氣東來”的紫字，接近紅色之意（人們常說「紅得發紫」就是這個意思），而陽者“太陽也”。表明了這位年青人血氣方剛，希望自己能像“發紫的太陽”；尤其是日本侵略軍已佔有東北，且危及華北和華東一帶，凡有志氣年青人，莫不對日蔻咬牙切齒，想為國家作出奉獻。

改了名的趙紫陽，便于1937年投身抗日戰爭，黨的身份在1938年重新確定。1940年加入鄧小平率領的部隊，成為鄧小平的人。

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中國又爆發國共內戰，趙紫陽在劉（伯承）鄧指揮下，成為第二梯隊幹部。
1949年毛澤東解放全中國，趙紫陽平步青雲，在1951年被分派到廣東進行土地改革。在廣東的時候，陶鑄（第一把手）和葉劍英是提拔他的人。就這樣他在廣東幹出成績來，于1965年接替陶鑄成為廣東第一把手。陶鑄于翌年上調中央出任宣傳部長。由此可見，他和鄧小平，陶鑄及葉劍英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接著“文化大革命”爆發。原本在66年8月12日的中央改組時排名第四的陶鑄（即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因與江青一派起沖突而告失勢，更在1967年以悲劇收場。這就使到尚在廣東掌權的趙紫陽的地位笈笈可危。果然趙被指斥為劉少奇、鄧小平及陶鑄在廣東的走資派代理人。因此慘遭批斗。黃永勝成為廣東革委會主任，可憐的趙紫陽在批斗大會上受盡凌辱，更在較后下放到工廠“改造”。

1971年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將趙調往內蒙古自治區工作，也是管理農牧業生產。同年9月林彪出事后，趙又因禍得福，在周恩來舉薦和毛澤東同意下，回到廣東擔任領導工作。

比起其他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趙紫陽是較為「幸運」的一位。當然他也因勢利導投身進入「批林批孔」運動。在1974年又成為廣東第一把手。

1975年文革末期，復出的鄧小平（擔任副總理）把趙紫陽調到四川出任省委書記，要他搞好四川的肅條經濟。所幸是早了一個月，因為在一個月之后（即1976年正月周恩來逝世后），鄧小平又再被打倒，失去一切職務。遠離中央的趙紫陽則避過這一劫。

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在四川的趙紫陽領導群眾狠批“四人幫”橫行霸道。

在四川的五年政績，人民給趙的口碑是：「要吃糧，找紫陽」，可見他深受老百姓的愛戴。當1978再復出的鄧小平在絆倒華國鋒后，便在1980年大刀闊斧起用胡耀邦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再設主席職，避免沖撞永遠的毛主席）；趙紫陽昇任國務院總理，他們成了鄧小平的左右臂膀，似乎「紅運當頭」。

可惜1987年，胡耀邦被指違反集體領導原則辭卸總書記職，鄧小平硬拉趙紫陽頂上。而趙紫陽的特長在于抓經濟，搞意識形態不是他的專長，勉強上位后，麻煩就伴隨而來。

雖然他也有心要整頓國家和黨，但意想不到的是才上任兩年的總書記竟然面對天安門廣場麕集不離的學生和群眾，表面上是要尋求政治改革，嚴懲貪污腐敗；實則要求“民主”呼聲傳遍全中國，舉國上下也動了起來。這與共產黨一向以來所強調的一黨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
這個時候，趙紫陽所能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順著所謂「民意」（主要是學生提出的政改），等于是否定共產黨的一貫宗旨，也違背毛澤東思想，更使鄧小平左右為難；順著中央意旨，就是要求安定大局，不能搞示威遊行和強佔天安門，形成無政府狀態。

為此他只好出其下策，親自會見學生，要求他們停止絕食，自行離去，等待中央逐步進行改革。未想其善意被曲解，學生反而變本加厲促請中央明確表態。這樣一來，趙紫陽已處于被動的地位。

可是我們到現在仍然搞不清楚，在國家動蕩不安的時刻，為何趙紫陽要在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第二天對朝鮮進行官式訪問（4月23日）？難道他不知道事態嚴重嗎？是另有隱情抑或是失勢的先兆？

在他離京期間，一切事務落在李鵬（總理）身上，權力也就相對轉移。在取得鄧小平同意下，「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一錘已把“六四”事件定為「動亂」，自然引起很大的反響。

待到趙紫陽于4月30日回國后，形勢已告逆轉，他再也無能為力借助學生運動來促使政治局改變立場。

結局是趙丟官，天安門被清場，“六四”事件為中國當代史留下十分爭議的“拍板”。趙紫陽的下台標誌著「紫去東不來」。雖然還是鄧小平的時代，卻是物換星移，改革開放也換來慘重的代價。

儘管如此，趙紫陽一生算是能伸能屈，又跌又起又跌，但他行事光明磊落，不失為一代風雲人物，懷念趙紫陽也就油然而生。不具有什麼政治動機，只是覺得這位英雄人物的下場太淒滄。“紫陽”終于返樸歸真，回到“修業”的晚年。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正是他刻下的寫照。

陈嘉庚与陈六使

12月13日，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颖到访韩江学院，我领他参观正在举行的“南洋大学历史圖片回顾展”。他看到创校人陈六使的照片，问我他和陈嘉庚是什么关系？

我顺着这个问题，把陈嘉庚和陈六使当年分别创办厦门大学和南洋大学的初期情况串连起来，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却有「不期而遇」的相似情况。

陈嘉庚（1874－1961年）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陈六使（1897－1972年）也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两人是同乡，而且陈六使南来前曾在陈嘉庚兴办的集美小学念书，并在1916年来到新加坡。一度在陈嘉庚的公司做工，算是主僱关系。后来自行创业发迹。因此陈嘉庚与陈六使非亲非戚,年纪相差23岁。但渊源很深；尤其是在兴学办校方面，一前一后，相互映辉。

在1890年已到来新加坡的陈嘉庚，靠橡胶业发迹，业务多元化，跃居为南洋首富之一。1921年斥巨资兴建厦门大学，令人侧目（他也在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後來又于1945年创办《南侨日报》。）。较早前，他已在新加坡和集美兴办小学和中学，他的一生与文化教育息息相关。

在创办厦大时，陈嘉庚没有政见之分，出于学术的考量，有意请汪精卫为校长，后又因故请邓萃英为校长（教育部官员），结果闹得不愉快。最后只好邀请新加坡著名峇峇林文庆医生勉为其难接长厦大。林文庆那时已是具有名望的学者和有身家的贵族。

林文庆（1869－1957）崇尚儒学，在厦大时极力推广儒家思想。于1926年邀请已是在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林语堂为厦大文学院院长。基本上两林在思想上并无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

林语堂（1895-1976）学贯中西，与鲁迅是好友，便于同年请鲁迅来厦大担任文学系教授。虽然鲁迅与林语堂政见不同，但他们的交情不错，以致鲁迅生前未大动笔杆痛斥林语堂。

鲁迅（1881-1936）是“五四运动”的文化旗手，对儒家一向没有好感，也曾著文打倒孔家店（“狂人日记”是為濫觴），因此来到厦大時对林文庆的提倡儒学不仅没有好感，甚至反感，在厦大呆了三四个月后，便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劝林语堂一起走，但不果。翌年，因风潮林才辞职转任武汉革命政府外交部。

王賡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及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及《南侨日报》经理）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这件事，后者并说鲁迅不满林文庆之余，也连带对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有误解。他認為如果鲁迅长命的话，肯定会对陈嘉庚另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后来形容陈嘉庚是「华侨旗幟，民族光辉」）。(陳在50年代初期回中國定居)

1926年陈嘉庚毁家兴学也搞到财力不继，以致林文庆在1926至1935年间到处为厦大筹款。1937年因支撑不住，改由国民政府接管，林文庆也就回到新加坡。直到今天，厦大已是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之一，学生2万余人。

陈六使也是靠橡胶业起家累积成巨富后，接替陈嘉庚之棒出任福建会馆会长,後來也擔任中华总商会會长。50年代与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名列两大胶业巨子。

1953年，陈六使登高疾呼创办南洋大学，万山响应，在福建会馆拨地500英亩及个人献捐500万元叻币下，一间华文大学终于在1954年获准成立。

在当时陈六使也和陈嘉庚创厦大时一样不以政治为考量，请来了国际知名学者林语堂为首任校长（林语堂于1936年举家离开中国赴美国定居）。他曾扬言要建立一个“反共的堡垒”。不久由于办学理念与校董会格格不入，陈六使与林语堂終手起了正面的冲突。最后以补偿10万美元给林语堂一家大小走人。

林语堂回美国之后，大骂南大成为“共党的温床”。言语之间，似乎是对本身的离职十分不满，但也埋下了“祸根”。

在这之后，南大起用了曾任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校长。这位好好先生也与南大生融成一体。

虽然实际上是庄竹林在担任校长，但南大已成为当年学运和文运的核心，更被形容是文化统战的桥头堡。在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之下，南大已成为文运的一面鲜明旗帜。因此已于1936年逝世的鲁迅竟然成为南大生的「文化导师」，杂志与著作的出版不乏对鲁迅的推崇与赞扬。鲁迅成了“抵销”林语堂影响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比起庄竹林更有魅力和形象，俨然是“校長的校长”或“南大的大校長”。

陈六使也像后期的陈嘉庚那样。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风浪中。于1963年公民权被吊销，而南大生继续高举鲁迅的旗帜，直到70年代之后才有了转变，不幸的，南大在1980年消失。

由这两校的命运来看厦大和南大是十分強烈對比的：陈嘉庚后期十分光采；陈六使则忍辱负重。虽然两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命运各有不同。

更为吊詭的是厦大早期的事件与南大早期的际遇竟在不同的时空中碰撞，里头又是涉及林语堂和鲁迅。前者是两个活人在思想上的回异；后者是一个死了的伟人被用来狠狠地反击一个活着的学者，掀起一场激烈的思想与文化斗争。如果当时魯迅还活者，不知有何感想？林语堂对于鲁迅也没有太多的坏话，人已死了，也就没有纠缠不清了。

恰巧明年是林语堂110周年誕辰，厦大又要有一个紀念活动，不知是否是“平反”还是為了纪念一个廈門人的「光宗耀祖」？

碰上风雷激荡的年代

初当记者后面对的第二件难忘的事是撞上“政治动荡”的年代。那就是左派政党的劳工党已开始酝酿放弃议会斗争，走向街头斗争的一幕又一幕的政治运动。

如果我们把时间较正一下，1966年6月，在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火红的阶段。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毛泽东的权威达到了顶点。这种「破旧立新」的风潮也不可避免地波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区，马来西亚的左派政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虽然对于示威游行并非新鲜事，但对于一个刚入道的记者却有其“新鲜感”，也感觉到新闻的重要性。

翻查历史，马来亚劳工党早在1966年之前就有过示威的记录。比较重要的一次是于1965年2月13日为纪念“人权日”而在吉隆坡展开的大游行，也是配合社阵领袖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被扣捕的二周年，以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领袖和干部，这也是1964年大选后社阵改变斗争策略的一个新局面。陈凯希因此事被扣留。

在槟城方面，劳工党在1966年6月之后就有不少的示威行动，我们身为记者的也就奔波于其中。通常报社都会在要发生示威前或正在进行中接到电话，而《星槟日报》作为地方性的权威报，往往先取得第一手资料，记者李良树就是采访这类新闻的“闯将”。我们一般上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作实际的采访。但见旗海飘扬，人头攒动，口号声不绝于耳。不多久，镇暴队便倾巢而至，将示威者的行动遏止，催泪弹的发射是至为平常的事，以驱散人群。

催泪弹是一种十分热辣的味道，迫得你不得不掩鼻逃开。那些有心理准备的，總會预先拿着湿毛巾，可是也没有多大管用。我记得有一次在过港仔横街采访时，一颗催泪弹从我头上飞过。虽是有惊无险，但事后却心有余悸。类似这样的採訪，既是刺激，也富有挑战性，更有一定的冒险性。毕竟记者和示威者之间是没有多大的差别，谁知道你是谁呢？

再者，在那个时候，一些的示威者都是我们相识的。平常的日子多有碰面而且温文有礼，到示威上阵时，他们就成为「勇往直前」的冲锋人物。这种敢于面对被捕和不怕受伤挨打的精神，也只有那个年代才出现的场面。如今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也许现代的年轻人会问：做记者不过是一份受薪的工作，何必拿命来博？搞不好，分分钟都会受伤。但出于「敬业乐业」的精神，我们似乎也与示威者那样的勇敢，轻装上阵采访。你如果不身历其境，又怎么写出真实的新闻呢？因此，我对我们那个年代的记者，有难于忘怀之情。不是我们自夸，我们真的是「献身」新闻事业的一群。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66年起，檳州劳工党的示威游行如同家常便饭，也展现了议会外斗争的政治路线，以下是示威游行的较大的事件：

1.1966年6月24日，劳工党举行了「援越抗美」的示威游行。这种斗争标志着劳工党把斗争的层面扩大到國際事務。

2.1966年9月2日，劳工党为抗议政府接管乔治市议会，展開一场「三反示威游行」，场面浩大。
所谓三反是“反对接管市议会，反对提高电话费和反对修改《屋租统制法令》”。乔治市议会由
1959年开始，便属于社阵所控制的地方议会，也是左派的阵地。在1965年被接管前，仍然由社阵执政，

由于不满民选议会被接管，劳工党员走向街头抗议。

3.1966年10月份，劳工党又有几次示威，全是冲着美国总统约翰逊要访马而引起。

4.1967手5月1日，劳工党员在闹市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镇压阿沙汉工潮。

5.1967年5月28日，劳工党又因支持华都牙也扣留营同志的绝食斗争，而分别在亚依淡及大路后
展开示威游行。

6.1967年7月11日，发生劳工党员朱贵华在日落洞涂写标语时受枪伤，一时成为轰动新闻。朱君
后来前往中国就医，但已告瘫痪，1999年逝世。

7.1967年8月26日，劳工党员分别在过港仔横街及大路后示威游行，反对「国语法案」，要求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

8.1967年11月24日，因英镑贬值15%，导致与英镑挂钩的旧马币也贬值15%，引发一场大罢市行动。

在较早前，即20日，已发生一场大示威游行。林建寿也因罢市事件被逮捕一个月左右。

9.1967年10月23日，与劳工党无关的另一场海上渔民示威行动也爆发，这是浅海渔民抗议拖网
渔船破坏和影响小渔船的生计，一时之间，也是情势十分紧张。（浅海渔民在66年10月23日
已有过一次大示威）

从以上的事件来看，我一入道就成为「示威记者」。每有此类的紧张事件，我先得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当然这些个消息也要感谢《星槟日报》记者给予的协助。毕竟《星洲日报》在槟城只有我们三位记者，经常应接不暇。

在新闻报导上，我们采取了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报导，有反对党的声音，也有执政党的声音和立场的表明。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货币贬值造成的混淆。

事缘我国政府在1967年6月1日发出有最高元首肖像的新币，以逐渐取代原来的“帆船和牛车图案”的货币，以期脱离英镑的挂钩，未想在11月18日，英镑突宣告貶值14.3%，当局乃宣布旧币贬值15%（即85分兑1元新马币）。根据估算，旧币尚有六亿多元未收回。于是抗议与不满之声群起，槟州劳工党率先领导「槟州总罢市」。

很不幸的，后來竟演成局部的「种族冲突」，当局不仅进行大逮捕，也实行戒严令。情势之逆转，出乎意料之外，劳工党也因此付出惨重代价。

当然还有其它事件围绕在同一个时期发生，但就槟城来说，示威的频仍，已使它进入一个多事之秋的政治不安的挑战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压力也随之增加。我们卻也从中学会更多的采访经验和应变之道。（部份资料取自“劳工党斗争史”及“历史的放歌”）

死屍遍野 猶如隔世

12月26日，黑色星期天早上9时许，地面摇动：尤其是住高楼大厦的居民，感到非比寻常。这样的次数其有间断性。有人估计较长的“摇荡”有4,5分钟左右，合计起来有10余分钟，然后恢复原状，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讵料约莫3句钟后，恶耗传来，海啸肆虐，死伤无数。启开CNN观看，真是不得了。「黑色消息」接二连三出现银幕，印度洋掀起滔天大浪，滚滚冲向附近的岛屿和陆地。大地变色，人人瞠目结舌。一场大浩劫终于大祸临头。

接着下来，通过各媒体的报导，我们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万万也想不到灾情如此严重，把印尼的亚齐省几乎夷为平地，还有斯里兰卡、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情况之恶劣前所未有，震惊之余，还是忐忑不安。截至31日的数字，地震伴随着海啸已吞噬15万余人命，数目不断在上升。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鲁里哈德佐更是语出惊人：“亚齐省死亡人数可能超过40万人。”难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形容这是「空前的浩劫」，也需要空前的巨额援助。

历史现在已开始记载这一桩天下惨剧，涵盖面之广，死伤人数之多，将为历史涂上血泪斑斑的文字；也许要过一段时日，我们才能对整个「来龙去脉」有个较清楚的轮廊；但也许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再有天灾？如何避开和逃命？因为地球和宇宙不在我们掌控之中。

其实，根据科学家的探测，地球每天都在震动，極大多數只是微震而已，不足为患，因此我们习以为常。国际间一般把地震分为12级，到第5级时，已是相当强，个别的玻璃会破裂。到第8级时，就有杀伤力的毁灭。因此人们对于第6及第7级的地震已相当惧怕。若是来到第9级，正如这次印度洋靠近亚齐省的地震，就是恍如隔世的惨景。

地震可以发生在陆地，山脉，也可以发生在海底。当海底地层断裂时，释放出来的能量就以惊人的威力迫使海洋卷起千堆浪，排山倒海冲向陆地。台湾气象局形容地震后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1200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也引发大海啸。谁能抵挡这样突如其来的天灾呢？

在近代史上有超过10万人丧命的地震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1923年日本关东的大地震，也波及横滨受到海浪的冲击。地震伴随海啸夺走15万人命。第二次是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唐山荡为平地，肇24万人死，36万人重伤的人间悲剧。根據估計，威力相等於500枚投下廣島的原子彈。

再有一次是1995年发生在日本神户的大地震。虽然死亡人数只有5千余人（小小的神户只有10万余人口），但殃及的地带包括大阪在内近5万建筑物倒塌，总共损失855亿美元。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已解开谜的唐山大地震的前因后果，就可知悉地震的杀伤力有多大：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位于北京市200公里的唐山市（河北省内）在顷刻之间被大地震毁于一旦。建筑物65万间被摧毁。以唐山市当时的100万人口来统计，¼的人口不见了。整个唐山市頓成一座死城。在尚未开放的中国，并未接受国际的援助，外界也对真相知之不详。但历史后来告诉我们唐山大地震也震掉「四人幫」及「文革」。

现在我们有机会从书刊中看到回忆的片断：

震前7天，白雾弥漫，阴云密布，欲下无雨。

震前6天，雷声不绝，却不见雨落。

震前3天，鸡叫猪跑，魚产大增，风向飘忽不定。

震前2天，毛毛雨下个不停：成千青蛙爬出水面，有气无力；自来水变浊。

震前1天，天气变化多端，闷气迫人，难以入眠，井水忽落忽涨。

震前当天，乌云密布，风势凶猛，夜空出现许多亮光，瞬息间，房倒地陷，一片呼叫声让人惊心怵目，唐山废墟一片，满目疮痍，死屍遍野。

可怖的是，事先未能测知大祸将至，人人都以为是天气异常吧了！

更讽刺的是，事隔近40年，科技一日千里的今天，竟然还是无法测知地震将临。大家都以为印度洋「绝对」的相安无事，也就从未安置侦察系统，人类低估了「天敌」。

我们只知道世界和平重要，却忽略了地球安全更为重要。不是吗？美国「反恐」让我们迷失了方向，以为恐怖份子最危险。大国的科学家们也「出卖」了比较落后地区的人民，未把他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警报系统去了那里？

“911”的3千余生命改变了美国，让它随心所欲地改变“地球的政治版图”。

“1226”用万千个无辜的生命改变了印度洋，让地震海啸改变了“地球的地质版图”。

这是「霸权」的时代，还是「天灾」造孽的时代？

高科技呀！你让人类哑口无言！

我走進《星洲日報》

《號外周刊》的主編胡錦昌希望我寫些“報壇憶舊”之類的文章。我思來想去，覺得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一時不知從何談起。后來想了幾天，覺得也該為自己的“往事”作一個小總結，以便從中帶出一些重要人物陪襯，或者讀者會感到興趣。但必須申明，這不是“傳記”，只是作者報業生涯中的點點滴滴，也許可以串成一個人生故事。

在我的記憶中，報人旅程是充滿辛酸苦辣和備具挑戰的，因此借用了名作家余秋雨的一本成名作《文化苦旅》作為這個系列文章的總題目，因為在我個人看來，25年的從報歷程簡直就是一場文化苦旅。

既然談到文化，不妨從我開始寫作的年代講起。我是在上了高中二那年才認真地看待寫作，才知道什麼是文學？什麼是作文的真義和內涵。不像一些學生從小便對文學發生興趣。這種后知后覺終于使我領悟到讀書的重要性，沒有足夠的知識，又何來創作呢？

這就是說，對我而言，先是對創作發生興趣，才回到對讀書發生興趣，因為在那個時候，開始感覺到“書到用時方恨少”的苦味。

離開大學后，我的第一份職業是“報人”；我的最后一份職業也是“報人”。自此而后，轉而投身商場創業，不再是“打工仔”。

我是在1966年考進《星洲日報》當記者。第一次與時任《星洲日報》總經理的胡榆芳和主筆黃陰文會面。那一年中國正發生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馬來西亞的政治斗爭也波浪起伏。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成為一個「文化人」。

為什麼選擇做記者？這個答案我答不上來。原先我是為自己構想在學術界發展，不料事與願違。雖然如此，我並沒有后悔走進報界，至少它充實了我的人生，也能夠從另一個角度開展我的文化之旅。今天想起來，似乎是殊途同歸，我又從文化界跳進學術圈。兩者之間原來是一步之遙。

《星洲日報》檳城辦事處是設在《星檳日報》大廈內（兩報是姐妹報），只是一個小角落，總共有三個人是全職記者，主任是朱炳欽，記者就是許秋水和我。我們三個人要包攬所有的檳城採訪工作。因此在很多時候要借助《星檳日報》記者們的協助。星檳的採訪部就俟著我們的辦公室。所幸《星洲日報》要的是“大新聞”，很多地方性的新聞便被割愛。三個人輪來輪去也就足夠應付局面。

從來沒有受過新聞訓練，也只是懂得塗鴉一番，怎麼一下子就當起新聞記者？如今回想起來，不禁啞然失笑。上班第一天便被派去政府大廈採訪喬治市市議會的調查庭新聞。

為什麼有市議會調查庭之設？原來檳州政府在1965年終止市議會選舉后，有意接管市議會。為了製造“輿論”，在有人投訴下，便設立由法官組成的調查庭，以調查在社陣控制下的市議會有何不規則的事件發生，第一個投訴人且上庭作証的就是后來成為“馬華七人幫”頭頭之一的馬卓達，他是一名電器承包商，在調查庭內大大地數落社陣的不是，向林建壽（原任社陣的市議員）猛烈開炮。指責林建壽憑其權威（那時林建壽是社陣領袖，紅極一時）把市議會變成他（指林）的個人“小王國”，頤指氣使，但他始終提不出林建壽有瀆職的証據。

接著作証的還有曾任社陣首任市長，后來跳槽國大党的納瑪那旦，他對林建壽也心懷不滿。可能是后來社陣不選他出任市長，改由黃添壽出任市長之故。不用說，他也在調查庭內“大爆內幕”，又是對林建壽展開抨擊。

如今這兩位證人均已作古。

總之，在我的印象中，林建壽成為調查庭的耙子，被萬箭穿心，把調查庭變成對林建壽的“公審大會”。

后來我才知道所謂調查庭是不具法律懲罰的權限，只是要“調查或暴露”社陣自1959年執政喬治市議會以來有否出現濫權和失誤的事件。

調查庭結束后，有報告書發表，但沒有進一步行動。換句話說，事情不了了之。不過，卻也因此為“民選市議會”敲了喪鐘。從此我們不再有市議會的選舉。

市議會被州政府接管，直接由首席部長兼任“市長”。民選市長不見了，民選議員也不見了。若干年后，我們才看到有市議員出現，但已不是民選，改成官委了。直到今天，我們的官委市議員成為執政黨的特殊產物。而執政黨則當成“培養”國州議員的溫床。今天我們有不少國州議員都是從“市議員”爬上來的。

喬治市議會是馬來西亞最早啟開民主制的一個試驗場。在1951年時代通過選舉產生議員，而後在各州市縣進行地方議會的選舉。最后一次的選舉是1963年，依然是由社陣執政（由1959年至1965年。1958年時由聯盟的人出任市長）。按照憲法，市議員任期3年，到了1966年就要再行選舉。但1965年終止地方議會選舉后民選市議員便在1966年結束任期。

話說回調查庭的新聞，從早上開到下午，如果要詳細報導，一版也刊不完，我只能選擇重要點來寫。所謂重要點就是讀者所要閱讀的報導，在無師自通下，我似乎已“合格”。

除此之外，我還得撰寫其他新聞。由于人手有限，我們成為“包山包海”的記者。其實我們也不是三頭六臂，有些新聞還得要向星檳的記者“拿料”。

說起來也許你不相信，當年記者的待遇是“低得可以”。日薪200元，再加上車馬費津貼而己。如果你勤力寫作，或寫特寫或投稿副刊，便有稿費來增加收入。

即便如此，我們當了記者之后樂在其中，雖然有時忙得不可開交或趕稿與時間競賽，但在第二天，當你在報上閱及自己的報導時，也就忘記昨日之苦。

就這樣每日的輪轉，從早上忙到晚上，日子過得很快，不知不覺3個月的試用期滿了。報館也正式通知我們被正式錄用而成為專職記者了。

記者生涯第一步，我是挨過來的。我的自信與勤力，也為我的報人事業奠下一個紮實的根基。
我每天用工作的激情擁抱每一個早晨的陽光。辦事處雖簡陋，但這小小的空間卻放射出無限的資訊，散播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