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选人资格的争议

选举委员会主席阿都拉昔说：“虽然选举委员会没有硬性规定候选人的学术水平，但政党应该把学术水平列为遴选下届大选候选人的基本条件。”

他还指出：“以泰国为例，已订参选的候选人必须拥有大学学位；大马则没有，因为它违反民主。”不过，他还是希望马来西亚做好准备，朝这个方向发展。（参见7月29日《星洲日报》）。

对于阿都拉昔的谈话，肯定会有所争议，也是见仁见智的。毕竟没有大学学历的也不见得表现比大学生差。是以我们认为每个政党在挑选候选人时，应有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可以分成笔试与口试，以鉴定候选人的水平。如果考试过关，也就证明合格者已具备担任议员的条件，不需要再计较有没有学位。因为拥有学位者也不一定能考试过关。这应该是较为公平的选拔。
至于“考试”应考些什么呢？首先是语文必须过关，华裔候选人则应对华语华文有基本的认识。不能再像过去对华语华文“没有概念”。若是华语华文不行，则需要“恶补”，不论多忙和多辛苦，总得抽空学习，如果有心成为候选人的话。

当然国语和英文则是必须通晓的，因为官方和议会绝大多数用国语。如果身为一名代议士，若碰上选民请教国语公函的内容时又支吾以对，那就说不过去。我们相信以华人的智慧，解决语文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第二要考准候选人的基本常识。例如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对国内的政治熟悉到什么程度，不能一问三不知。例如对马来西亚因何而来要有清晰的概念，如果连自己的国家是怎样形成的也一知半解，又如何“启迪民智”呢？

第三要观察准候选人的素质，是有心为民服务，抑或是投机取巧或想当官致富？如果素质已被质疑，就要当机立断忍痛割爱。这就是说，每个政党的负责人要先自我过滤，然后才派上阵让选民作选择。虽然在过去一段长时间，政党对候选人的遴选都因人因党而异，甚至未能考虑其资格便让他充数。这在反对党方面显得十分无奈。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69年大选时，身居反对党的民政党，要找足候选人上阵真是难之又难，也把林苍佑搞得头大大，那些有资格有学识的婉拒其好意，因为他们怕输，也不认为民政党有出头天。可是当大选开票当晚，民政党大胜时，人们才纷纷问谁是齐来也、史迪华、倪巴拉和黄亚美？但他们也因为勇于闯关而出头了。（也许在今天，很多人已不知道有这些YB曾当议员）。

不过，当民政摇身成为执政党后，在1974年它的新候选人不是专业人士，就是大学生了，由此可见政治是现实的，人也是现实的。

同样的，当1990年槟州马华在州议席全败后，于1995年挑选候选人时就面对问题，尤其是所谓的“黑区”更成为专业人士的讳忌选区，也就造就了一批非大学生的草根人士探出头来。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民主行动党的身上。当1999年的大选时，它也面对专业人才的不敷应数。因为“有识之士没有看到前途”，以致裹足不前。由此可见，当一个政党被认为胜算不高时，它就较难招揽人才挑大梁。

但事情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是人才济济，要专才有专才，要大学生和有经验的人也不缺乏。因此即使选委会有开出“资历”条件，也难不倒它们。这种政治气候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个好现象，“怕输”已不是新一代参政的阻力。其实在教育普及的今天，我们也无需置疑年轻一代候选人的资格够不够，倒是要重视他们是否是热诚为民或参政为私的一群？换句话说，候选人的“素质”比其“学历”更重要。

就此而言，我们不认为选委会应订下什么“学历”，反而应交由政党作较严格的“甄选”，不要“滥竽充数”，也不要“选亲不选贤”。唯其如此，政党才能进步，一个不敢启用新人和选派有抱负的人上阵的政党，不仅是故步自封，也是没有创新的政党。

民主的真义在于让选民东选或西选时，都是可以选出人才来创造一个“精英政治”的局面，这样我们的政坛就不会寂寞而单调乏味了！

应以史实为“演义”框架

朱可立（郭仁德）在《南洋商报》长篇连载的《华社演义》的一个章节中（见7月16日）有几处是出现失误的，与史实不符，值得商榷。

虽然“演义”是当故事来表达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也允许作者加入主观的意识，不一定要完全忠于历史，但所演义的历史，也需要以史实作为框架，才不至于出现语焉不详与交待不清的遗憾。

我就以这一期的文章的几个论点与朱可立切磋。其一他说林建寿于1975年被委为槟州马华主席。事实是林建寿（原来左派劳工党领袖）在1974年在马华党报《导报》发表一篇专论《大选形势总检讨》后，被认为是投身马华的一个先声，但他是在1977年才正式被李三春委任为槟州马华主席，而不是1975年。也就是在1977年后，林建寿在马华党内才有一个大动作，包括如朱可立所说他支持一个“七人帮”于1978年的大选中在民政党的选区搞对抗。

其二，朱可立说，在1982年的大选，在李三春的谋略布署下，取得民政党让出几个“危险区”，由马华候选人上阵，在反风吹不起的情况下，竟能使马华在这些黑区取胜，赢得8个州议席。而民政党方面，也只是取得8个州议席而已。

这一段与史实大有出入。事实是﹕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林建寿也就以马华候选人身份参加彭加兰哥打区（一向被视为执政党的黑区）的补选而胜出后，就踌躇志满地策划下一个夺权的目标。在李三春的配合下，特别是总会长敢于移师到芙蓉国席向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叫阵后，李三春无疑已加大政治筹码，向新上任首相马哈迪（1981年上台）提出在槟州与民政的州议席平分秋色而获得首肯。换句话说，马华从原来的5个州议席分配增至8个；而民政从原来的11席减成8席。

当时的政治情况充满变数，因为来自上层的消息说，首席部长职归给较多议席的政党，并没有明显地指定林苍佑是首席部长的不二人选。

林苍佑对于这样的安排不仅失望，也他的接班人林敬益（1981年升任主席）的妥协颇有怨言。在未能改变局面下，林苍佑唯有使出浑身解数，全数起用旧人，且打出捍卫“全马唯一华裔首席部长”的牌子作为竞选主题，他要确保民政8席全胜，结果如愿以偿；反之兴致勃勃的林建寿却在阴沟里翻船，输掉州议席。这一年的战绩是民政胜8席，马华胜6席，因此没有朱可立所谓的“民政所获得的州议席与马华相同”。

第三，朱可立说﹕“本来林建寿以为这回槟州政权可以重归马华，可是他与槟州巫统领袖的交情只属平常，而总会长李三春与正副首相的人脉关系不被看好，在巫统高层的插手干预下，槟州政权重归马华的计划，仍然夙愿难圆”。

这又是一个与偏离事实的叙述。因为马华的议席少于民政，林建寿又马失前蹄，州政权自然又归回林苍佑主导，而不是巫统的干预所致。

我们希望，朱可立能够厘清这一段的历史。

首相忠言正是全民所望

首相阿都拉于2003年出任首相后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名言是：“不是为我工作，而是与我一起工作”。本月19日，他在马华代表大会上又作出承诺而有了第二个名言：“我是公正的，我要的是公正，我一直以来都是公正的。”

在这样的理念下，阿都拉带出几个重要的讯息：不论是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提供公平的机会予各族人民；‚各族企业界应成立联营公司，并不设定土著必须是30%，政府将优先提供合约，但必须摒除“阿里巴巴”马来人获标而华人公司承建的模式；ƒ独立后制订的社会契约及宪法，必须获得确保与维护；„我国的独立是各民族先贤所争取的，不容任何人有歧视或边缘化任何族群的企图，内阁是以协商的方式，处理及解决各民族的“敏感”课题及…如果我们要成功，人民必须跳出传统的经济角色而成为马来西亚民族，参与各领域，享受平等机会，以达致一个强大的国家。

首相的演词除了是回应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诉求”外，也是一般人民所期望听到的“领袖的忠言”。
不过，在过去一两年内，却有某些部份出了问题，不是施政上被指说有所偏袒与不公，就是因人为的因素出现种族主义的言行乃至走向偏激，以致民间浮现悲观的论调，有不知如何应对与适应之虞。这种极为不健康的趋向在最近以来又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值得国家领袖深入探讨。

这当然是首相所不能苟同的倒行逆施，因此他扼要地点醒国人和参与领导国家的领袖，不要出格和越轨，否则这种人就不配当大马领袖。

在我们看来首相的五点内容已是正面地确认宪法是至高无上的，而我国是奉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不容置疑，也不容挑战和扭曲，同时他也带出了这个国家正在塑造马来西亚民族，正如前任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推出30年内达致先进国宏愿时所说的，以铸造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民族。

这两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前阵子曾因马来西亚的国体与民族的划界而立引起争议而造成非土著感到迷惑，如今经首相敲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既定的治国大方针是不变的。

再者，我们也希望首相进一步规定，在保障中小企业下，不对小本经营者设限，让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不被曲解。此外，至为重要的是，广大的各民族受薪阶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工作和生活都有基本的保障，不因人为的偏差而被边缘化乃至谋生陷入困境。正如黄家定所说，不是所有华人都是富有的。确切地说，华人也有不少是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也应被视为马来西亚人而一视同仁地被协助走出困境。

只要贯彻首相理念，公正将会“拨乱反正”。我们愿意与首相一起为公正而工作。

“退位让贤”与“多做一届”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说，那些应该退位的党领袖，不要再抱着“多做一届”的心态，以期望在来届大选再次获得党的委派上阵。“如果到了退位让贤的时候，就应该无私，干净利落及心甘情愿地退位。”

这话听来有一些新鲜感，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觉得刺耳，也不知道总会长究竟在指谁是到了退位的时候，因此心里总不是味道。最难咽的一口气是“让贤”，这好像是说你“不够贤”，所以应该让给“贤人”。

当然话的原意不是要用来贬低当任的人，可偏偏我们的古人不知如何竟创造出“孔融让梨”，“退位让贤”的典故和成语，害得今人照搬来用，以致被觉得有“受伤害的感觉”。

不管古人用词恰当或不当，总之其含意是人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下台鞠躬，总不能老在台上表演不完，你不累，看得人也累了。

因此问题的争议就在“什么时候才是退的时机”？其实这也不必“咬文嚼字”或“断字取义”，尤其是用在政治场上，更是一种循环定理。可是能熟透这四个字的人实在不多，即使懂了也认为自己是贤人，贤人也就“当仁不让”，为何要让路呢？除非是辞世了，病重了或因法令所限或被打败了，那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退位的呢？既然没有，黄家定自然感到头痛，因此他又用了另外四个字，不要存有“多做一届”的心态，因为所谓的一届就是四五年，而不是一两天。

其实在政治游戏规则下，已上位的人都是不会自动下车的，理由是一旦当了议员，可就当上瘾了。而且越做越爽，爽到浮现一种心态：这江山（议席）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当年的老子“苦拼”，那有今日党的辉煌？换句话说，党能熠熠生辉，就全凭老子打下“铁打的江山”。若老子不坐镇，谁也难保“必胜无疑”。于是有人说了，总会长指的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我虽然上了年纪，还是生龙活虎，天天为民服务，选民需要我，党自然就更需要我了。再说，让我“多做一届”，党的胜利可打包票。

另外的一种想法是，想当年老子被推上“黑区”送死，而其它人退避三舍。今天老子把江山打下了，他们就说老子该“退位让贤”，真是岂有此理？那些年轻准候选人去别处争吧，老子要“多做一届”呢！

好一个“多做一届”的理由堂而皇哉，更妙的是有人说我这把年纪不做议员那还可做什么？我是天生的议员相。我还等着更上一层楼呢？

说起来也难怪，马华党员已超过百万，议席又那么有限，必然是僧多粥少，竞争也激烈。老的不下，少的就上不去。百万人盯着不到一百张椅子，而且也只有在大选时才有机会争取出位，如果党不借机会换血，那也将会“僵化”党的机制，而不是什么擦亮党的招牌，毕竟“老牌子”不能当成是“神主牌”，否则党就受制于人而不是人受制于党了。

虽然我们常听说“人要有自知之明”。这又是古人的道理。就是因为本身有“自知之明”，是“胜利的王牌”，如果党要换人，无异甘冒失败之险。于是我们在大选来临时，很少听见有人“自动让贤”，而是希望“再多一届”。

这再多一届往往就是玄机所在。各式各样的理由也就通街走了。但他们忘记议员不是终身的，超过三届或四届的，就要算算自己的政治岁月了。

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角度看问题，选举这码事是很微妙的，它是与大气候有直接的关系，而人的因素经常是被大环境掩盖的。

就拿1990年的槟州大选来说，落选的大人物都是呼风唤雨一时的，谁料到他们会输呢？这一年马华也在槟州议席选举全军覆没，并不是候选人的素质问题，而是反风一起，连上帝也打救不了。
又说1995年的大选，槟州马华也是哀兵上阵，在大人物不上阵下，小人物也统统跑出来夺回失去的城池。这说明了在气候转变下，名不见经传的人也会出人头地。

在此一明显对比下，证明了选举不是一个定数，不要太过抬高自己，当然也不要小看自己，决定的因素在大气候和党路线。基此，黄家定提出这样的论调，也就要告诫在位者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想当“终身议员”（其实黄家定是教你要终身学习，不是教你要终身做官，更不要以此推论议员也是终身的）。

明乎此，则可以预见马华在未来的大选很可能会有一个大动作。至于结果如何，就交给上帝祝福吧！因为选区没有刻上此席“永远保留给某某某”，而是由选民作出裁决的。

“三结合”与“两线制”的翻版？

从“三结合”（1982）到“两线制”（1990）是一场有规划的“秀才起义”（书生参政）的运动。带头的是董教总的领导人。事隔25年后，又有新一波的“书生参政”在政海中掀起，但这一次，没有组织带头，他们是一群“游勇散兵”。

如果说“三结合”与“两线制”对董教总是挫折与失望多过成功与喜悦，那么，这一次的“秀才起义”，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不论是过去或现在，我们都可以归纳为“知识分子”意图在闷局中通过政党政治为华社杀出一条新路。只是今时不同往昔。过去的是一群人在组织的召唤下，半推半就的企图改变政治生态。前有许子根、郭洙镇及王天庆为代表，董教总领导人倾巢而出为执政党（民政）站台；后有林晃升、柯嘉逊及李万千为代表，也是一股劲投身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这样的转变政治舞台，及后来发生的争议与进进出出，竟然化成一本“华教政治教材”，引人省思。

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一批知识精英或从幕后走向前台参政；或抛掉“无党派”的衣装，改穿政党外套走向人群。他们不是在外来民间组织的号召下卷入政党政治，而是在各个政党的鼓励和游说下，凭着自己的政治判断，参加各自认同的华基政党。这不能不说是政治的新气象，但他们究竟是走回“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老路或“打进反对党，改革弊端”的“两党路线”，或另有创新？未能过早定论。

无论如何，我把这批“书生”归类为以下两大类。其一他至少是大学毕业的，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表现或独当一面的，例如跻身成为大学讲师或教授或某个大企业的掌舵人，而成为被公认的精英份子。
其二是在参政前，通过互联网或报章或电视已建立起本身的“评论人”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生论政”。

对于第一种人，因为有了成就，自然有一种读书人的“傲气”或“傲骨”而不随波逐流，但一旦入党，约束也就随之而到，再也不能自以为是，而是要降尊纡贵深入民间来取得“政治光环”，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科举制度下的“学而优则仕”已不存在。任何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选民的考验。

至于第二种人必须要深切了解“书生论政”和“书生参政”是两码事。前者可以畅所欲言，左右开弓；后者就已经自我标签，要以党的方向为依归。不论你喜欢与否，参政后角色就转换了，已不是“一支笔走天下”，而是要学习在政治大风大浪中争取人民的认同与支持。

虽然他们不是“三结合”与“两线制”的产物，但在形式上有“雷同之处”，都是“书生问政”，有“明星效应”。因此在献上我的祝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吸取历史的教训，用新思维推动改革，避免事后引来批判连连。至于成功与否，让“易经”来告诉他们。

《大马50金》出版感言

《号外周报》为配合马来西亚建国50年，推出了一本精心设计“图文并兼”的杂志型的特辑专著，取名《大马50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未自己经手出版，而直接交由《生活出版社》料理，从编辑、排版、设计，到杀青面市。

我对封面的设计表示满意，它具有创意的引人入目，且一望即知是一本“人物志”的丛书。虽然主编胡锦昌在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本书出版，文字贡献，全归作者功劳” 。但我不敢掠人之美，我要补充的是：应功归《号外周报》同人的全程投入，用心打造一本不惜功本的“以图取胜”的专辑，令人眼前一亮。原来文字经过包装与配上图片后，更是生动无比。不仅“望图生义”，而且将一些罕有的图片配搭其中，使得静的文字也跳跃其中。如果不是编者的功力到家，将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一本也许值得阅读与珍藏的“历史专辑”。因此作为文字工匠，我愿意与《号外周报》分享这一成果。

谈起撰文的经过，确实是始料未及的，有必要作一个交待。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的前同事，《号外》总编辑胡锦昌电邀撰写50年国庆人物篇，但因事务缠身又忙于论文答辩，未敢轻易“承接”，只好推到5月初时再行商议。当时我们两人讨论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如果是应景文章，则建国50年来，能入榜的人物太多了。而以这样的流水账的“交货”也没什么意义。其实，市场上早已有人写过人物志，更是厚厚的一本，可谓“大小通吃”。

最后我们敲定一年只写一个“风云人物”，而且要出位的和对国家社会有影响力的。可是当我在5月6日接下这个“任务”后，在搜集资料和动笔的过程中，才知道“言易行难”。因为我拥有的资料实在有限，而本身早已不在报馆工作，查找旧报章何其容易？

在这种窘境下，我请锦昌另请高人下笔，再不然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工”。但锦昌“坚持”不放弃，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根据年 代边收集资料边下笔，也就自然劳动《号外》协助查找和考核有关人物的重要事件和年代。

由于时间紧迫，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完稿。在对人物的取舍上确面对困难与棘手，只能凭主观和客观的考察来“评选”。

“评选”的标准有二，其一是在独立50年来的每一年，以较为突出的人物为准则；其二是“上榜”的人物所作所为是可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焦点在于他在特定的年代，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同时也以对华社的冲击作为其中之一的考量。

但即便这样也带有主观性，沧海遗珠在所难免；上榜的也许具有这个“资格”，但不具备那个“条件”；不上榜的也不意味着他们非风云人物。

当然这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学术报告，只是对人对事作个评介与评价，它有“史识”，但不偏离“史实”。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不引用注脚，也不引经据典，而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对每个人物作概括性的表述，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作用，或给读者带来启示和参考；或给学者作为一种研究的索引。不过文中若有不当或失误之处，概由作者负起文责。

有必要交待的是：虽然是建国50年，但若从1957年到2007年，正好是51个年头，也就出现50＋1的人物。为了配合国庆50年，我们就称为50风云人物逐年数吧！

在这个前提下，我完全同意主编锦昌订下的主题：“一年一个风云人物，大马因他们而改变”。正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在相关的年代做出了重大的言行，牵动人民的思维和导向，才使这个国家不论对内对外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说他们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格局和运程并不为过。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但若没有英雄的出现或某一个人的扭转局面，人民仍然是属于被动的一群，除非被逼到走头无路。因此只有领袖的意志和思维，才是推动人民起而响应或起而反对或因而沉默或随波逐流的导因。这就是领袖在历史上的定位，正面的、负面的、顺应的、抗争的兼而有之。

至于领袖的产生，多数是时势造就的；但反过来，领袖也塑造了时势。他们和时势是两位一体的。这可以从50年来的风云人物的身上流露出来。

无论如何，我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写作不过是我的“本份”。确切而言，我仅是文字工作者。因为有了《号外》，才有《大马50金》的国庆献礼。

我看“北马经济走廊”

“北马经济走廊”的宏伟计划一下子全面呈现在人民眼前，令人眼花撩乱，着实不容易消化。因为它涉及的不像“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只限一个柔佛州，而是4个州涵盖其中。但如果认真分析，基本上可以区分成四大块的发展蓝图，即农业生产的革新和农业工业的开发；电子工业的拓展和向高科技迈进；旅游业及服务业的提升及基建工业的前所未有的“铺天盖地”在同一时间推动一个新的交通网络，而以槟州的北海作为核心地带。换句话说，槟州将成为带动4州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并藉此打破了地域自我规化的观念。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官联公司森那美集团如何操作与协调。

面对着这么一个“革命性”的创举，不期然地使我想起槟城州这一路走来的变化，重心逐渐从槟岛移向威省，可能改变了乔治市作为中心的历史地位，因此岛民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虽然说槟榔屿早在1800年就把威省纳入其中，但百多年以来它都是实行“一州两制”，即槟岛是一个自由港，威省则是非自由港。即使在1957年独立后，槟岛和威省之间仍有关卡之设。在那个年代，凡是居住在威省的人民包括学生，每到槟岛总是要买免税品回家，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槟岛的自由港地位才受到挑战，因为它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关税内，不能再享有特殊地位或所谓的“一国两制”；但不变是乔治市依然是它的重心。

在这个过渡时期，槟岛人民失去的却无法及时通过工业发展弥补回来，以致在1969年失业浪潮竟然高达15%（官方数字）（民间则认为超过20%），而象样的工厂（包括北海在内），也不过15间。就这样，导致槟州变天而有了林苍佑主政年代的出现。

70年代槟州朝向工业化道路迈进到了80年代终于开花结果，最值得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是槟城大桥终于建成通车；最引起争议的是乔治市的重建计划（作为整个州的核心地带，以槟城大桥作为衔接）未能完成，而以光大为起点的改造原本列明20年大功告成（1970-1990）。但直到今天，所谓光大的5个阶段发展不但未能完成，而且也已改弦易辙，剩下“鹤立鸡群”的光大又面临“移空效应”。

当许子根在90年代接棒后，他面对的责难是直到千禧年后仍然没有在硬件上拿出“代表作”，虽然他在软件的高科技上有所突破，但那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难免被忽视而对其政绩引起争议。如今在首相阿都拉的推动下，不仅第二大桥即将开工，而且外环公路、单轨火车及北海交通枢纽统统出笼，齐步开跑，也许这是许子根上京前，在中央政府调控下的迟来的“硬件代表作”，足以擦亮蒙上尘埃的“东方明珠”。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首相有两个大动作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其一是借助中国的资金与人才兴建第二大桥；其二也是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才搞活吉玻的农业。这在过去马哈迪时代虽曾有构思过，但却在阿都拉时代加以落实。

通过中国的崛起，阿都拉也踏上这部列车，以为“北马经济走廊”注入活力，确实是为马中关系缔造另一个新纪元。但愿执行的公司能对此深明大义，大公无私，尊重各州政府的权力，以民利益为依归，不分种族，也不走单边主义路线，保证全盘计划如期推行。

“以华制华”论调值得商榷

“以华制华”长久以来是执政的华基政党向反对党反击的一个较重型的武器。意思是说，反对党派出华裔候选人挑战执政的华基政党候选人，以使后者败北，以致削弱执政的华基政党的代表性。这个论调是先确定执政的华基政党的候选人是华人的“合法”代表，只要有关政党派出候选人，不应遭到反对党派出华人来应战，而是让他“名正言顺”代表华社在政府内“执理力争”；否则就是反对党采取“以华制华”的手段来打击华人的代表性。’

乍看之下，这个论调似乎言之有理。因为“华人打华人”是不应该的，理应有“礼让”的精神。再演绎下去，就是让华人只有一把声音，而且只在执政党内发出，反对党在外面叫嚷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论调，它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个思想本身已陷入种族主义的窞巢，认定这个国家是以种族来划分的，因此任何反对党若与执政的华基政党搞对抗，是对华社的“背叛”。它们应该解散，并入成为唯一的执政华人政党。

其次这种搬出“以华制华”论是否定华人社会出现反对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民主制是允许竞争的话，又为什么要禁止华人另组政党或另有政党也声称它是代表华社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什么“以华制华”，而是政党本身取信于民的程度。只要这个政党有明确的政网，敢于表达华社的声音和使华社对它充满信心，又何愁不能取胜呢？

我们退一步来说，即便所有的华基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结成一个阵线或合成一个政党而成为执政党的一员，谁又能保证华社不会再有问题？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因为我国的政治现实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你争我夺的民主游戏，不单只发生在华社，在马来社会也是一样。

举例来说，巫统声称代表马来人，它在1955年的大选面对的劲敌也是由巫统分裂出来而由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当前者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证明它拥有马来人的绝大多数的支持，但它尚未证明它已是马来社会唯一的代表。

因为在1959年的大选和后来的几届大选，它的劲敌是回教党。这就是说，巫统尊重民主规则，不能责骂回教党“以巫制巫”。它所能做的是尽量把对方争取过来，形成统一阵线。这在1972年时，巫统主席敦拉萨已实践过，把回教党纳入国阵中。但此举也无法保证从此马来社会不再有反对党。

最明显的是1977年巫统主席胡先翁把回教党摒出国阵，然后通过1978年的选举把回教党打得落花流水，以证明巫统是得到马来社会的支持，不是用以证明民主选举是不需要对手的。

再下来，巫统面对的劲敌是脱离巫统而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及回教党（1990及1995年）；及后巫统的劲敌是回教党及安华领导的国民公正党（如今是人民公正党）（1999及2004年）。在今天来说，巫统的两个劲敌仍然是回教党和国民公正党。除非它们自愿合作或合并，否则我们不能给反对党冠上“以巫制巫”的“罪名”。

同样的理由，马华的劲敌直到今天还是民主行动党，但不论是马华或民政党，也有人形容行动党是“以华制华”的“杀手”。这种单纯的一棍打向反对党只能当成是政治策略，不能当成一种“理论”来作为指导思想。如果我们留意马华和民政的领袖的言行，他们都不会轻易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只要民主存在的一天，就一定要面对敌手，不能要求“天下无战事”的不战而战。这完全不符合民主思想。

还有，同属国阵的成员党，也从没有领袖指责兄弟党在“以华制华”；有吗是通过斗争手段来削弱对方。例如李三春在1982年及林良实在1999年也出手来与民政争夺民政在槟州的江山。这是激烈的政治斗争，没有所谓谁对谁错。可是不知何故，首次听到马青雪州分团团长黄冠文于7月15日在大会上首次惊人的指责国阵的华基政党分散选票，让马华处于尴尬的局面，甚至导致马华被冠上“当家不当权”的污名。有“以华制华”之嫌。

这话听来十分新鲜，国阵成员党只有争取分配选区而没有在同一个选区“自相残杀”，何来“以华制华”？

再者，他的另一番新论是国阵加入了新的成员党，却“典当了华人的政治力量”。其实这是“513”事件后的政治产物，要问只好问敦拉萨为何会这样？与反对党加入执政集团扯不上直接关系。而马华元老也会告诉黄冠文在“513”之前，马华面对的困境。在1964年的大选，马华不是唱丰收吗？反对党（指华基政党）不是惨败吗？这样强大的马华仍有说不完的“痛苦”。这个“痛苦”陈修信最深切体会，可惜他已作古，不然黄冠文可请教陈修信为什么？

因此说来说去也不要怪责其它人“搞局”。最重要的是马华当自强。黄家定深谙其中道理和权力分享，黄冠文可以向老大请教；不然进马华党校上课也是不错的。

“陆庭谕”三个字代表什么？

不久前我问陆老师，陆庭谕三个字代表什么？他说他答不上来。我说有人把陆庭谕三个字当作是“大汉沙文主义”（用以形容极端和狂热的一种行为）的代名词？他马上极力反驳，他说他爱国家、爱民族、爱母语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的一生为捍卫华教而坚持不懈，从来没有侵犯别人的权利和利益，怎么能冠上“沙文主义”的“罪名”？

我接受陆老师的解释，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他的解释，因此我必须全方位审视陆庭谕这个人。看看我们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什么？

在这方面，有三个人影响了他的一生。第一个是他终生学习的老师林连玉。他几乎把林连玉当成他的指路明灯，而今天他仍然是林连玉基金会的主席。他要为林连玉建立一座纪念馆，目的不仅是纪念一代的第一华教斗士，而且要为华教的心路历程树立一座丰碑。

林连玉（1901-1985）是在1927年由中国南来。1949年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1951年取得公民权的同时，又组成了马来亚联合邦教师总会（教总）。从1954年到1961年其公民权被吊销为止，他是教总主席。

陆庭谕是林连玉南来3年后，即1930年出生于麻坡。1952年高师毕业后，献身杏林，直到1990年退休。在60年代，林连玉成了他的偶像。因而在1965年积极介入华教运动，成为教总副主席。对于林连玉精神的发扬，他是不遗余力的。说他是林连玉衣钵的继承人，也不为过。虽然他没有及得上林连玉对华教的“丰功伟绩”，但他的言行和思想都以林连玉作为导向，即便是写小品文、议论文和发表文告与声明乃至笔战，都有林连玉的影子在飞舞。

第二位是继林连玉之后而在1965年后成为教总主席的沈慕羽。他们两人在同一年成为教总的“灵魂人物”。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又为华教挡风阻雨。较林连玉年小12岁的沈慕羽出生于1913年的马六甲，早年因家庭关系具有国民党背景，也曾加入马华公会，因意见相左与陈修信闹翻而在1966年被开除党籍。

在1994年沈老退休时曾力挺陆庭谕接任其位，惜未能如愿以偿，其中因素复杂，判定了陆老师在华教的“二奶命”。不过并未阻止他的言论越位而上，他依然被视为一把华教宏亮的声音。

第三位是自1973年成为董总主席的林晃升（1925-2002），比林连玉小14岁。他在1982年把董教总推入政治运动而倡议“三结合”时，陆庭谕给予支持；继后林晃升在1990年再倡“两线制”，且自身投入反对党，陆庭谕也给予支持。这也显示陆庭谕并不是固执和偏激的，他只是希望华教能理出一条平坦之路，包括为反对党站台。及后他的“独来独往”也招致批评和非议。他说为了民族教育，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

由此可见，陆老师学足了林连玉没有政党效忠，只有忠于华教。他可以为执政党站台，也可以为反对党站台；但更多时候，他是在为华教站台。尽管在2006年退下副主席，他还是“永不言倦”的苦乐在其中的华教领航人之一，以让“陆庭谕”三个字与林连玉精神“二合为一”。

李光耀鼓励写回忆录

李光耀罕有的向报社投函言论版，鼓励更多议员撰写回忆录。他认为不单是支持政府的，而且连反对行动党的国会议员，都应该把他们所见证历史也留给国人。

不过，他提醒写作者留给后人的回忆录，不要“歪曲历史”。

在这方面，他对马共领袖陈平的回忆录有所“重视”。因此他说他很敬重陈平，当陈平来到新加坡时，他有要求与他见面。但是他批评方壮璧的回忆录刻意回避史实，而“陈平就没有这样做”。

就此问题，我们先说回忆录，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写回忆录，而是要看这个人在当时的 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样的资格。

当然每个人都有本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对历史的解读也包含了个人的主观思想在内。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有关作者只有史实而没有史识；也不能强求写作者放弃其观点来迎合另一方的观点；更不能要求写作者自揭疮疤，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说，我们读回忆录也必须用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来吸收内容。因为作者本身也没有要求每个人接受他的说法和叙述。

不过有些伟人是没有动手写回忆录，而是由别人代笔或结合更多的人来完成所谓的传记。比如毛泽东就没有亲自写回忆录。最脍炙人口的是美国作家斯诺为他而写的《西行漫记》，在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的经典之作。由此看来，伟人不必自己动笔也有人为他着书立传。当然也有人借写传记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

无论如何，对西方人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写回忆录的，他们的著作也就成为后来人研究伟人的最大依据。但不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问题，后人也是带有批判的精神来研究历史。这也是西方学者做学问的一个理论指导。

基于这一种精神，当李光耀在1998年及2000年先后出版他的两本回忆录巨著时，就出现了批判性的文章。这在学术领域中，是被允许也是被鼓励的。正因为这样，李光耀也欢迎反对行动党的人写他们的回忆录，以让后世有个参照，而比较那方的叙述比较客观。这在年轻的共和国来说，也算是开明的一步，毕竟有些历史事件不尽然收在档案中，而是存在人的脑海中。例如在中国文革结束后的许多年，我们也看到一个又一个回忆录的出版。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也是因为它不再敏感，可以当成历史问题来探讨。

基于同样的理由，相信李光耀的鼓励下，不久之后，新加坡会出现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包括曾被李光耀监禁多年的林福寿（从行动党转成社阵）已表示将撰写回忆录。当然我们也期待被李光耀监禁得最久的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南大生）也有他的回忆录出版。

虽然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失败者也同样能写他本身的历史。例如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几位著名左派领袖也有出版他们的回忆录。其中一位就是被李光耀形容为“全权代表”的马共一方领袖方壮璧；还有就是职工领袖方水双；曾任新加坡人民党领袖，一度是马来前锋报总编辑的赛札哈利都有回忆录对历史作回应。

比较可惜的是林清祥（一度是李光耀的强大对手，社阵秘书长）没有留下回忆录（逝世于1996年），但有人为他出版了《林清祥和他的时代》。这都是间接的，无法直接回应李光耀的回忆录。

最大的震撼是马共最高领袖陈平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但他不是生活在新加坡，与李光耀隔了一层关系，以至于他的回忆录对李光耀的回忆录的回应不多，只有一小段有提及李光耀在1959年大选上台是靠左派扶持有以致之，并揭露马共曾埋下一名人员在李光耀身旁而未被察觉他已是马共的中坚份子。他没有对李光耀作出责难，但他预测李光耀在选举胜利后会对付马共。

李光耀没有否认这一点，所以他与陈平有了交谈，若他们的对话能被公布出来，就是另一个新的历史材料了（不知何时才是适当的时机）。

至于方壮璧的回忆录，虽有驳斥李光耀的回忆录对他的描述和批评，但显得数据不足，说词也不够清晰，以至被李光耀批评为“回避史实”。如果他能够查找更多数据（但他不是陈平，没有这样的条件到英国和澳洲查找资料），或许更有驳斥力度。不过，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也窥见在那个“混淆不清”的局面中，马共所采取的战略是争取李光耀而不是排斥李光耀，至于后来的分道扬镳（60年代），已不是方壮璧所能“未卜先知”的了。

至于李光耀所提的另外一位马共领袖余柱业，也有人代他出版回忆录。内容则重在自身的流离生涯，并未与李光耀回忆录针锋相对。在这方面，李光耀似未逢敌手，大概也希望有人撰写“历史的另一面”，才提出希望更多人来写回忆录的建议。

只是，到目前为止，在史识和史实方面，也许陈平的回忆录可以和李光耀的回忆录并排。

小女童案愚弄世人

当人们正把焦点放在蒙古女炸尸案时，突于本月初又把焦点移向“女童失踪案”。不知是那来的“神力”，一名小女童的“失踪”竟“掩盖”蒙古女郎的热爆。

先是母亲投诉说，小女孩不见了。接着就有所谓报案之事发生。再下来，除了媒体大加报导外，连政党也介入其中。一时沸沸腾腾，几乎闹翻了天。海报和舆论铺天盖地在小小的槟榔屿如同龙卷风把每个人的呼吸都压住了，幸好没有发生有人“被惊吓死的怪闻”，不然可真罪过。

槟城人真是“救人不落人后”；尤其是政党人古道热肠，又是招待会，又是海报到处张贴，又是声色俱厉的大加讉责拐人的“人肉贩子”，几乎动员所有的槟城人在寻找一名小女童的下落，严如“天下第一大事”，不得不佩服发起寻人运动的好心者，竟能齐齐亮相的“拔刀相助”。谁说现代人麻木不仁，他们不是个个抖擞精神成为“天兵神将”如临大敌般矢把小女童找回来吗？

不仅于此，那“哭断肝肠”的妈妈也亮相了，而且那么出位不亚于时装表演，让人“滴下几颗同情泪”的同时，又能“养眼”称赞红颜真够新潮，有人也沉浸在欣赏“时装表演”。难怪报纸不惜大篇幅把伤心美女亮在前端，而读者自然是照单全收，天天追看还有什么“料”要爆，还有什么样的美女伴随而至？

可惜才没几天，从6号演至8号，整齣戏马上变调了。突又惊人传出“案已破了”，但小女孩也不在了，而是被怀疑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下子，画面马上一转竟从“失踪案”变成“童尸案”。这样的震撼性的急转直下的剧情既是莫明其妙又让每个人都跌破眼镜。美女的亮丽不见了，天真活泼的小童也许不再回来，换上的是一幅衰头丧气的画面。从原诉人变成被责难者，这又是为什么？没有人能提供答案。大概只能以“槟城人太善良和热情所致而感动上帝发威逼使’真相’显露”？

我们先不谈整个人神共愤的案件的结果是什么？也不涉及法律问题，而是从人性的虚伪与人性的弱点来批判这样的一场闹剧，也愚弄了所有人的视线。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报假案？如果明明知道小女童已不在人世，为什么要报案说小女童失踪了？这显然是心理的变态下欲盖弥彰的“心理犯罪”。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因爱一个人而丧失了人应具备的最起码的良知，但受害人又是自己最亲的人。在两难底下，选择了第一个错误的“障眼法”来掩盖已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失？

第二个问题是﹕在报案之后，为什么会发生有人不假思索，或出于善意或出于挺身而出的仗义行为而使之成为一则“天下的大新闻”？这里头当然有政治筹码的因素存在，因为一旦形成一个运动，而又有所收获的话，自然能得到众人的喝彩。

當然此案牵涉人类的恻隐之心和“救人心切”，不能以对错论，但我们有这么多有智慧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不冷静的思考一下：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一下子跳出来“敲锣打鼓”，让每个人心跳一百？从一方面讲是做好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若实情不是这样，也就变成“好心做坏事”了，竟然为一宗假案在造势。经此一事，大家恍然一悟，原来每一个人都受骗了。

第三个问题是﹕难道亲情敌不过爱情？由于有前科之例，也就有人自以为聪明而做了最愚蠢的事。记得在十多年前有一位小松松的在失踪整10年后，又再被人炒热起来，结果是一无所获，小男童犹如在人间蒸发，成了无头公案。

于是也有人有样学样，把大众当傻瓜来表演一场“假戏真做”。岂知事情不过三天便露出马脚。这叫着“心理犯罪终敌不过抽丝剥茧的考验”。

除非能把假戏演得天衣无缝，不然天网灰灰，疏而不漏，又怎能允许假得变成真？这样的愚蠢的事叫着“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让爱情冲昏了头脑而编出“鬼话连篇的故事”。不禁令人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鬼迷心窍”

虽然我们不知道整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也只有将来在法庭上才能知道“真相”，但以现时的推论，我们又不得不讉责人性泯灭的一面，以假乱真来推卸责任。

最大的“罪过”自然是为社会添乱，原本“全民拼治安”已成为南马人的头等大事，想不到北马也上演“全民拼治安”的翻版。而到头来是陷入一个假象的布局，为什么要骗尽天下人？为什么不敢承担过失呢？如果有错，就要勇于面对，而不是选择掩耳盗铃的笨拙技俩。

尽管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来演绎这一场悲剧，比如年少无知，比如家庭破裂；比如一时失手；比如……，但在法律面前，故弄虚玄，故弄神秘，企图转移视线，企图一手遮天，那是“罪上加罪”。

这是一个以悲剧开始而以丑剧结束的胡闹剧，用以警惕所有的人不要抱侥幸的心理来开脱过错；也用以唤醒世人，做人要有良知，既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社会，更不能对亲情无动于衷。否则，这又与动物有什么分别？

中文路牌的争议

最近行动党出了一个“绝招”，自制中文路牌在主要街悬挂在原路名牌的下面，但马上被市政局主席下令拆掉。我认为这是一项值得争议的课题，也是值得玩味的政治课题。

从一方面讲，行动党在此此时抛出中文路牌是一项政治诉求，也是颇能引起华社的关注，但行动党打出的旗号是为了“促进旅游业”，在主题意识上缺欠明显。虽然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可以藉此发挥，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争议，或者更有说服力。这个角度是关于“文化遗产”的。

我们翻阅马来西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槟城是英国人插旗的第一个地方，在1786年之后，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华人大量从中国迁居于此。数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土生出长的华人（也就是峇峇一族）。及后，华人又从槟城开枝散叶到马来半岛开拓和居住。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华人移向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就这样华人形成马来西亚人的一个相当大的族群，一度占总人口的30余巴仙，直到今天才降到约24%左右、

华人之所以在马来西亚落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有槟榔屿的开辟，才有其它城市的发展，甚至比新加坡还要早发展。因为这漾，槟城成了华族的发祥地，不但最早的社团始于槟城（如1801年被确认的嘉应会馆是马来西亚第一间注册的华团），而且“大伯公庙”也是源于槟城（如1799年创立的海珠屿大伯公庙），不仅于此，由于华人麕集，槟城的街道名字是最早被华文化的。倒如我们熟悉的BURMAH ROAD ，不叫缅甸路，而称之为车水路；CAMPBELL STREET 不叫坎贝尔街而叫新街；KIMBERLEY STREET 不叫金伯里街而叫汕头街等等。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方式为街道取名，而不是根据英国官方的名字来称呼。久而久之，“你官你的，我民我的”，形成一道多采多姿的文化风景線。

为什么又称之为多采多姿呢？那也是因为人民取名字都有特定的意义，也不是随意套名的。这叫什么呢？这叫“文化遗产”，而且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英国殖民政府不承认，它依然是“历久不衰”。可见华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无所不在的。

我建议，既然官方不让原街名加上中文字，华人则可以取巧一点在闹市的商店的门牌上，自行打造有中文路名的门牌，挂在自家的店面，既不冲撞法令，也容易勾起人民的记忆，以回顧历史的因由。最方便的地方是选择靠近路口的商店上挂上有街名的门牌，与原来的国文路牌相互辉映，岂不相得益彰？但这样子做也要取得华社的共鸣，有商家主動在主要的路口和转弯处的商店竖立起有华文街名的门牌以取得效果。

另一方面，既然槟州政府也说了要在主要的街道竖立牌示，以解释路名的由来和华文名的形成历史背景，那么我们也希望政府通过市议会下点功夫在主要场所（尤其是游客常来常往的街道）打上告示牌，以让游客有所领悟。但最应先做的是所谓的“新街广场”。自从2003年新街“改造”完成后，在靠近槟榔律的地方有一个“大牌楼”（其实不算大，与整个新街的气势相比，还是建的不够格和不够气派）就是偏偏没有中文字，挂上“新街广场”四个字与国文告示相配袝，岂不是更悦目吗？

不过，也不要一概抺杀市议会的“一片苦心”，它为了使“新街夜市”成功，最近不是在大牌楼上用塑料布条也写上“新街广场”的中文字吗？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布条可随时拿下又在风吹雨打日晒下经不起考验，而最后落个“惨不忍睹”的下场。因此与其这样的“敷衍塞责”，倒不如下令市议会大大方方地用铜铁打上“新街广场”四个字，以让中文字“永垂不朽”。这样的小要求，应咳不会过份。

如今中文已崛起成为国际用语之一，友族也意识到中文的重要性，纷纷鼓励子女学习中文。因此在适当的地方，适当地“表现”一下华人文字的魅力也无不可。

就此而言，行动党与其喧染一番后不见成效，不如反过来促成州政府和民间也在适当的地方让中文字亮相一下。华人的公司信笺及名片不是已司空见惯地用上中文路名。如今再扩大一点，也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不知各方意下如何？

香港回归十年的省思

转眼间，香港回归祖国已是十周年。期间最大的变化是港人从一个完全的殖民地转成“有国有家”的人。这个“家”的含意是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不再是殖民地的“家”。但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有多少香港人认为“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们也拿不准。不过有一点肯定的是：目前至少有60%以上的香港人对回归是认同的。因为他们经历了十年的不但不变（马照跑，舞照跳），而且越来越显示中国通过市场经济已和香港的经济脉搏一起跳动和一起成长。换句话说，香港人民尝到了“一国两制”的甜果，也见证了中国的承诺是经得起考验的。不宁唯是，当香港面临97金融风暴，SARS非典肺炎大侵袭时，中国二话不说，给予香港最大的支持而化解香港危机。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和无条件的支持，很难想象其后果。

因此，以这个角度看香港回归，确是“大喜事”。不过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香港的“去与回”就十分值得玩味了。当1842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硬占有香港时，不是香港人起来抗议外国侵略，而是当时的中国人民痛斥清廷腐败无能，及后的史家都把清朝的丧权辱国骂个不停。原来在天朝脚下的百姓爱国爱得这么麻木，显现了无国家的意识。

英国人利用这一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移民到香港，把他们从封建统治下的“奴才”教化成资本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又赋予他们个人的自由，热爱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这批移民把自己从劳动者变成创业者或个体户。在往后的历史中，香港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座标志，挨在大陆的土地边陲，不断地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吸引了无数的中国人前扑后继，即使泅水或非法偷渡也在所不惜。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那些不愿在毛泽东统治下生活的中国人大量逃向香港；那些反共的或恐共的也不例外涌入香港。在这之后，香港成了“逃亡者”的天堂。久而久之，他们排斥中共，但接受英国的统治，即便因此“有家无国”也不以为意。

事实上，扭转整个局面的并非始于邓小平，而是毛泽东在1972年（文革期）迎来了“头号敌人”美国总统尼克逊。人们终于看到一个共和国的存在和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不能继续漠视。

有了毛泽东这一打破东西方对峙的创举，才有了后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是为完成毛泽东一统祖国的心愿而妥协性的包容资本主义的香港50年不变。结果有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件事（和平收复失土）和1999年澳门回归的再版。可是邓小平想用此也来包容台湾看来又得改弦易辙了。胡锦涛在主持香港回归仪式上不提台湾问题也正是意识到台湾已成为极其复杂的国际性课题。这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模式已不能只做给台湾人民看，而是要全世界的人民，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真正被中共的共创和谐社会的诚意所感染。

就此问题上，胡锦涛提出的要重视国民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点醒，以让香港人认识和了解祖国的历史。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根。

在这方面，令人迷惑和不解的是，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宣誓就职时说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什么要将祖国一分为二？如果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曾荫权应效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再画蛇添足。难道中国不包括香港在内？因此曾荫权也应上国民教育这一课。我们可以同意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明明是一国），但不能同意“效忠”一个“制度”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