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议会“民主化”的争议 （天下纵横）

马来西亚在1965年就终止地方议会选举，而后所有的地方议会，包括市议会就被所属州的州政府接管。换句话说，各地的地方议会不再具有民主的特色，只是执政党管辖下的一个具有权力的机关，谁控制州政府，谁就控制了州属内的所有的地方议会。

后来在1976年地方政府条例修改下，不但进一步蚕食民主，而且也将地方议会制度化为执政党的工具，允许州政府委任议员在议会内操作，而最大的权力操诸在市主席或地方议会主席手里。若这些人是公务员的话，他们是不必向选民负直接的责任，因为他们是从公务员体制中委派出来的“高官”，在实质上是向公务员的顶头上司，即联邦政府首席秘书负责。当然也在一定的情况下，向所属州的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负责。久而久之，地方议会及市议会已不再是民主的桥头堡，恰恰相反，它成了执政党安抚失意候选人及培养接班人的“训练所”。

如果我们回顾独立前的50年代，是因为先有市议会选举，才有后来的州和国席的选举。而最早的选举当推1951年在槟城乔治市举行的市议会选举，它开了选举先河，也是我国民主政治的起点。

1957年元旦日，槟城乔治市市议会被英政府升格为市，这是全马第一个市议会有此殊荣，虽然在庆祝升格为市的那一天，乔治市不幸爆发种族冲突事件，为庆典蒙上阴影，但乔治市仍按其法令选举第一任民选市主席。当时有两名候选人争此第一把交椅，即联盟的吴源和与社阵的萳马纳旦。投票结果，吴源和以一票之多取胜，也成了第一任民选市主席。但是在同一年秒（此时马来亚已于8月31日独立）的选举中，由于社阵赢得的议席增加，也在这一年的市主席选举中，社阵的萳马纳旦脱颖而出，乔治市成了第一个反对党执政的市议会。抑有进者，因为独立后的槟州立法议会通过修正法令，正式赋予乔治市升格为市的地位，可以拥有市长。就这样，萳马纳旦成了乔治市市议会第一任市长，为民主政治掀开新的一页。

到了1960年，政府再次修改法令，以每三年直接票选市议员（不再实行轮选制，即每年都选1/3市议员轮任之），结果社阵大捷。即使在1963年的市选，也还是社阵一马当先。前后算来，社阵推出的民选市长除了萳马纳旦外，下来就是黄添寿及崔耀才，直到1965年被州政府接管后，就不再有所谓乔治市市长了。

这样的一晃就是44年了，从联盟的王保尼享有乔治市市议会的执政权（1965到1969年）到民政的林苍祐享有乔治市市议会的执政权（1969年后至1990年），他们都充分地利用市议会为执政党服务，林苍祐更在1976年后将市议会并成两个，即槟岛市议会与威省市议会，以推行他的发展计划。
到了许子根主政的年代（1990—2008），槟城的两个市议会几乎已被定型为执政党的机关；而居于反对党地位的民主行动党则在2008年竞选宣言中直接挑战不民主的地方议会结构，扬言一旦执政，将还人民第三张票。

这看起来是很动听的口号，也是不难成事的，但直到308政治海啸发生后，在槟州上台执政的行动党才发现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它们显然过于简化市选举的程序，也过于自信的许下承诺，也许连它们本身也不知道政权会忽然间来到面前，如果早知道的话，相信行动党的政纲会更加谨慎的。
因为地方议会的选举与否，权力不操在州政府，而在中央政府。如果中央政府不点头修改地方政府选举法令，则行动党的还人民第三张票也等于白说。

因此我们不明白为何槟州政府要在州立法议会通过不具效力的要求中央政府修改地方政府法令，中央政府肯定束之高阁，这与行动党议员在国会提出动议被否决有什么不同？

其实，槟州政府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对委任市议员及市主席采取党的遴选机制，或委一些具资格但认同党理念的人参加工作；其二是按前朝政府的做法，将市议会当成执政党的机关，但做得好不好，执政党要负全责（民政在2008年输掉选举，也包括否定其对市议会的有限控制权）。

我们认为一个州政府在其权力范围内可以推行有限的改革而不是在做表面文章。既然明知中央不会还政于民，为何槟州政府不率先来一个小改革呢？让市议员直接面对人民，让市主席向人民负责（我还是坚持市主席应由政治人物担任，作为朝向民主化的第一大步骤）,以让人民感到市议会的上层是与民同在的，而不是如同过往那样以公务员来主导一切。

刊登于2009年8月31日 《号外周报》 第443期

马华危机提前引爆？ （直挂云帆）

一甲子的马华公会本来满怀信心瞻望未来，以便从失败中再站起来，未想突然又陷入“献金谜团”而使到马华公会再次面临信心危机。这一回的直接导火线不是党争引发，而是来自国阵成员党的一位领袖的公开发难，使到马华公会上下即使不是乱成一团，也疑云重重。他们与许多非马华党员一样在问：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

说来也十分吊诡，翁诗杰身为交通部长公布巴生港口自贸区的调查报告是政府的一项行动，也是内阁所同意的，不论这份报告书有出现各种疑点和所谓丑闻，也只是相关单位或人士与政府的关系，而且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因报告公布后被提控。因此只能说巴生港口自贸区的报告是一份冗长和复杂的文件，不是人人有兴趣追踪其来龙去脉的，倒是民主行动党的林吉祥锲而不舍地咬着翁诗杰不放，要他每天回答三道问题，弄得翁诗杰很烦。

不知何故，后来又演变成针对自贸区的主要承包商Kuala Dimensi有限公司的问题，引发了公司的总执行长张庆信的反弹。这一下子，风波闹大也变成严重的指控，张庆信说他曾分三次捐献一千万令吉给翁诗杰，但表明是捐给马华公会的，对此翁诗杰已强烈否认并报警备案以便进行调查。

虽然我们可以让警方或反贪污局来调查“献金”的真伪，但这是很费时的，也不知何时可以解套。正因为这样，翁诗杰也先发制人在8月18日举行“马华领袖特别汇报会”来苏解基层干部的疑团，并通过议案表明支持翁诗杰的领导。这固然可多少缓和紧张的局面，但能否真正消除党代表对总会长的“疑点”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我们不明白的是：巴生港口自贸区是政府与相关公司的事件，调查也往这几方面开展，根本与马华公会牵扯不上直接关系，有的是马华总会长或署理总会长一向来是坐上交通部长的位置，但这是官职，也与马华公会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此关键时刻，首相或内阁应明确地表态，以免节外生枝，将这样重要的课题变成两人的恩怨情仇，这就不是民间所要看到的结果了。

其实问题应分两头进行，一方面自贸区的事件可以进行公正与无私的调查（关于这一点，张庆信也表示无异议）；另一方面是张庆信与马华领袖或马华公会的历史性连系，也不应与自贸区事件相提并论，而是关系到国阵成员党的私人交情的合作。如果我们能一分为二的处理相关的课题，也许不会发生今日沸沸扬扬的争论。可惜的是，两件事从一开始就连在一起，现在更不容易叉开了，而且许多相关连的事也被串连起来。

最耐人寻味的是张庆信认为这是他与翁诗杰的私人恩怨，与马华无关，也无意拉马华下水。但在翁诗杰看来，他与马华公会是一体的，冲着他等于冲着马华公会。因此他较早时已发下重话，扳倒翁诗杰不是马华之福。他更揭露有人动用算亿元来倒翁，他甚至也说了一些负气的话，翁诗杰准备作出牺牲，但马华不应倒在“阴谋论”中。

从两人的针锋相对来看，马华今日的信心危机已从外头蔓延进党内。打从张庆信的指控爆开后，蔡细历也高调地将陈群川的事件拿来作比喻（1986年总会长陈群川因触犯上市公司条例，被新加坡提控认罪后即琅珰入狱），希望由法律作出论断，他也不苟同翁诗杰的“1亿元阴谋论”，认为是无中生有。

由此可见，蔡细历已开始反击了。他能否借此事件掀起特大的召开来寻求翻身或扳倒翁诗杰，还是个未知数。

在这方面，张庆信极力否认他与蔡细历有任何联系，虽然他认为倒翁对他并没有好处，他也不可能成为马华总会长，但张庆信对马华政治的热衷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在我们无法知悉他的信心来自何处时，他则高姿态的扬言可以考虑角逐马华自认赢不了的国席。如果马华窝囊到此地步，则马华公会的存在也要大打折扣了。顺便给张庆信提个醒，1999年时，因为马哈迪面对安华效应的冲击，很在意非马来人选区的议席，当时据知庄智雅（曾任峇东区国会议席，1994年与林敬益闹僵而脱离民政党）初步说服马哈迪和林敬益，让他在日落洞上阵，可以拿下卡巴星。后来民政强烈反对，不同意离开民政的人再吃回头草。就这样信心满满的庄智雅落空了。

事实证明民政党的决定是对的，它派出新秀李家全打卡巴星，还不是旗开得胜？哪里需要用老将上场，这主要是看大局而不是看个人的表现和能耐。

既然张庆信非马华党人，也就没有必要对马华事务插上一脚，但张庆信带来的问题，则是需要特别重视的。马华危机也因此提前引爆了；搞不好，马华会再一次受到更大的重创。在今天来说，马华公信力的重建是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打掉谜团，还马华一个清白。而且从今往后马华上下要多多自重，在争取捐款时，也要有凭有据，不要过于草率和不以为意。换句话说，在接受政治献金时要格外谨慎和小心，千万不要与金钱政治纠缠不清，这徒授人以柄，矮化马华形象。

总而言之，马华能否逃过此劫，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刊登于2009年8月27日 《东方日报》

豆蔻村不是大原则问题

时间：2009-08-25 17:37:17 来源：风云时报 作者：记者
（吉隆坡25日讯）时事评论人谢诗坚提醒，豆蔻村问题不是印度人的原则性问题，保留豆蔻村也无法解决印度人的问题，这和印裔被边缘化的问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如果因为豆蔻村的问题，就激发印度人不支持民联，是模糊焦点，对于改善印裔的生活，是没有帮助的，是否豆蔻村就代表整体印度人利益？”

“如果豆蔻村是不可逆转的大原则，印度人要求的就太小了。是否给与一个豆蔻村，印度人的问题都解决了？”

他指出，印裔应从民族利益重新思考，而不要搞情绪闹事。他相信，其他州的印度人不会感受很深，而在槟城也只是几十户人会有感受，在豆蔻村发生问题后，人民才知道豆蔻村的存在。
另外，谢诗坚也点出，任何以豆蔻村问题来炒作的人，都带有政治议程，对解决问题没有实质意义。

转载自《风云时报》

只有东渡，何来西渡？ （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翁诗杰与国阵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张庆信的骂战升级声中，突然爆出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幕”，即听闻有一个来自砂拉越的国阵成员党已向国阵领袖提出让该党西渡半岛，以成为全国性政党，进而取代马华云云。

这个“惊人”的消息是在周日（16日）的马华代表汇报会上传出的。在我们尚未厘清真相之前，与翁诗杰越闹越凶的张庆信却公开表态对号入座。他说，他的砂拉越民主进步党早已有西渡的念头。身为民进党财政的张庆信这样质问：难道只有西马政党可以东渡，而东马政党不可以西渡吗？

我们暂且把张庆信的千万元捐款疑云及翁诗杰指有人正筹1亿元以召开特大罢黜他这两件存疑的事搁在一旁，不妨探讨政党的东渡或西渡的历史，就不难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是的，在一个马来西亚底下，在理论上，任何政党都具有权利发展成为全国性政党，但不是每个政党都能够做到的。因此马华在这方面所得到的消息和张庆信的回应只能视为纸上谈兵，不能当真。
不错东马和西马本来是两个没有相关连的实体，直到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后，才二合为一。

在这之后，一概以西马作为政治核心下，执政的联盟掌控了整个马来西亚，初时为了安抚东马的政党，联盟也在沙巴和砂拉越分别成立了沙巴的联盟和砂拉越的联盟，作为对东马政党的牵制，以防止离心的现象危及领土的完整。例如1964年，沙巴的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被调职及1966年砂首席部长宁甘被罢黜事件，在在显示西马控制东马的政治走向，而不容许东马政党对中央的背向。

虽然如此，西马的政党在一个长时期企图东渡却遭受多方的阻挠而未能如愿以偿。换句话说，东马人可以忍受西马的政治操控（怨言自然不少），但不能接受西马政党的东渡，毕竟东马人民存有很深厚的本地政治情意结，不希望外来的政客指手划脚。

因为这样，即使在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后，也只有多招收东马的成员党加盟，仍无法全面东渡。这主要是东马的国阵成员党不赞成西马政党插足其中，最好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

即便国阵的政党不能东渡，但并没有条文可以阻止西马的反对党东渡，例如1978年西马的民主行动党就强渡砂拉越。它之所以能寻得突破口主要是人民联合党内讧所致。在原人联党议员张守江引领下，林吉祥终于可以在砂州播种，但行动党显然出师不利，在1978年的砂州选举中，行动党的11名候选人全军覆没，传达了东马人不要西马人“干政”的强烈讯息。接着下来，行动党在砂州的发展有限，在沙巴也只能小打小闹，完全无法融入东马社会，直到2006年的砂州大选，行动党在天时地利下，才首次痛击人民联合党，六支火箭射入州议会。不过在2008年的国选，行动党在东马也只能拥有象征性的席位。由此来算，行动党用了整整26年的时间，还是不能在东马有太大的作为。

反而最有大作为的是西马的巫统，在1993年借助沙巴前首长慕斯打化的相助和解散其沙统，换取巫统东渡成功而获得没有实权的联邦部长。虽然后来后悔，但已太迟了。

马哈迪利用慕斯打化的让路，将巫统打入沙巴的目的是要收拾退出国阵的团结党，结果导致1994年团结党政府倒台，改由国阵掌权，经过10年的轮任职后，在2004年的大选后，确定了巫统的领导地位，首席部长再也不轮任了。这就是西马政党东渡的强势例子，也只有马哈迪的巫统（掌控中央）才有此权威。虽然马华和民政随后也东渡，但直到今天为止，也还是陪太子读书，起不了大作用。这说明了除了巫统外，没有一个西马政党能在东马呼风唤雨，以后是否有变数，就要看源自西马的人民公正党及行动党能否在东马震撼国阵的势力。

至于东马政党西渡的成功例子从来不曾有。例如1995年来自沙巴的拜林所领导的团结党就试图西渡，他通过委托许岳金在槟城打头阵，以期能有所收获，结果开票当晚，团结党候选人全线溃散，团结党也只好打退堂鼓了。其实西马的人民比东马的人更“抗拒”东马的政党插上一脚。西马人民可以赞赏拜林的反抗马哈迪（1990年）的勇气，但不等于接受团结党在西马开枝散叶。

同样的道理，砂民主进步党也不过是砂州一个比人联党规模还要小的国阵成员党，更没有人联党的华人色彩和久远的历史，又凭什么条件西渡呢？根据所知，在2002年注册的砂民进党，主要是国民党的班底重回国阵，一向以来，以达雅族人为主，华人的比例远不如人联党。如果人联党从来未敢有此奢想，民进党又有何能耐？金钱对一个政党固然重要，但金钱与政治不能划上等号。政治讲究的是群众的力量，不是金钱的魅力。

再有一个重要点是：砂州一向以来不允许西马国阵成员党东渡，而砂州的国阵成员党又用什么理由来西渡呢？不知张庆信所说的西渡是怎么一回事？不论马华如何备受争议，民进党要取代马华，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而民进党若要强渡西马，那它的未来命运将与团结党一样。它不是第三势力，因此民进党不可能成为西马选民的另一个选择，张庆信所言不过是一厢情愿。与其自我标榜，不如先管好民进党在砂州的地盘。不管怎么说，它在现在或将来都没有西渡的条件，希望张庆信能熟读和了解西马的政治比东马更为复杂和难以捉摸。贴切地说，搞政治不能有心血来潮的冲动，如果话说过了头，不仅收不回了，也会为自己添乱，还是实事求是的好！

刊登于2009年8月25日 《南洋商报》

峇东巴西补选：巫统战略生变？ （现代春秋）

老实说，峇东巴西补选是没甚看头的，虽然表面上涉及巫统及回教党的斗争，但双方都知道这是一场只有浪花而没有火花的选举。不过我们还是不能忽视这场补选所释放出来的讯息，不论对国阵或民联而言，都有其重要性。 首先我们先确定回教党将保有这个传统的堡垒区，也许国阵也不会否认，因为在过去三届的州选，俱是回教党胜出，而且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地区是回教党在1951年起家的地方；同时在1982年之前，所谓的峇东埔选区是属于回教党所拥有的，只有在安华出现以后，回教党才黯然失色。这就是说，安华在80年代将峇东埔变成其大本营后，回教党已不得不靠边站。但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回教党在1999年的大选终于又取得峇东巴西的立足点，那就是其候选人韩丹重新为回教党找回失落多年的“地标”。自此之后，回教党的韩丹不辱使命，一直守住到他逝世为止。因此这个席位对回教党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也有其历史地位；反之对巫统并不是关键选区，也不需要在这个时候与回教党关系闹僵。巫统多此一席与少此一席无伤大雅。 由此来看这场补选，巫统是希望把回教党候选人沙力曼的多数票拉低。在2008年时，回教党的多数票是5433张。如果国阵能拉底多数票不超过4000张或甚至更低，巫统就可以大张旗鼓地说马来选民已回流了，以便给回教党一个压力。因为根据巫统的分析，回教党本身一向以来只能取得30%的马来选民的支持，而它能一连三届取胜，盖因安华的影响力所致。换句话说，巫统试图将回教党与公正党的支持力量（合起来超过50%乃至60%）叉开，使回教党了解到它的胜利是依赖公正党乃至行动党，否则本身不易成事。 如果巫统打出这样的心理牌来争取回教党倾向巫统而取得初步谅解的话，那意味着回青与巫青的对话有望开展。这也是前首相阿都拉直到今天为止仍然坚持的不变原则。他一直希望回巫对话，显然反映了某些巫统高层的心愿是朝着这一方向走。因此纳吉在这场补选中打友谊牌是预料中事，因为他的主要政敌不是回教党，而是人民公正党的安华依布拉欣。 无可否认的，我们看到的这场补选其实是巫统与安华的较量，幕尤丁甚至将安华标签为“马来人叛徒”这一严重的指控，自然受到安华的否认和强烈反击，也就极有可能透过这场补选来鉴定马来选民是倾向巫统或倒向民联，这将以多数票的加减来论支持程度，而不是以成败论英雄。 还有巫统也狠批聂阿兹的“天堂论”。它指责聂阿兹以超人的身份来“鉴定”谁可上天堂或下地狱是不可被接受的。虽然聂阿兹断然否认此说，只是强调身体与精神结合的重要性，但这种争议的最大目的是巫统希望在回教党内排除阻挠回巫对话的人，它之所以在补选中成为课题，不是巫统与回教党在相互打宗教牌，而是巫统要力争回教党倒向国阵前必须向聂阿兹开弓。 除此之外，巫统也不得不让其伙伴诸如民政和马华插上一脚，毕竟此区有5000名的华裔选民，可起决定性因素，但也许巫统心中明白，直到今天华人是否回流国阵也大有疑问。理由很简单：国阵改了没有？选民是否满意国阵的改革？马华和民政在国阵内已大有作为或无所作为？其实不是选民偏爱民联，而是国阵又爱选民多深呢？因此这场补选也成了许子根领军的一大考验，即华人票回流或仍在民联这一边？这对民政的未来，也有重要的影响。 当然这场补选对民联，尤其是安华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他既要用影响力保住回教党的优势，使它继续留在民联向巫统抗争，又要向马来社会打掉施加在他身上的负面影响，包括“出卖马来人利益”的严重指控。安华要证明的是他领导民联，也包括领导民主行动党，而不是反过来被行动党所领导，以便让回教党信服他的领导的正当性远比巫统领导人的承诺还要明确和具有公信力。 虽然回教党已是胜利在望，但巫统也已成功地转移其焦点，变成巫统与安华的直接斗争。讵料在此时此刻，巫统的候选人罗海扎竟被发现在处理法律事件上有瑕疵而被律师公会除名。这一下子是否打乱了巫统的整盘棋已变得十分吊诡，难怪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质问“巫统真的没有人才了吗？” 正因为候选人的除名争议（当然不影响作为一名候选人的资格），也使到这场补选可能坏了巫统的整个布局，反而变成民联的另一个政治筹码。若是这样，巫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无论如何，本月25日晚上，我们就知道答案了。

英化数理终止也有争议 （天下纵横）

2003年，马哈迪在下台前夕对教育政策动了大手术，那就是被认为“仓促”推行英化数理科的决定。马哈迪所持的理由是：必须从小灌输孩子认识数理科中英语的词彙，因为只有掌握好英语，我们的数理教育才能与时并进。

他认为语文是一种应用的工具，而将英语用在数理科上是最没有争议的，也会被广泛地接受。就这样，政府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各语文学校推行英化数理科的教育。

当然政府不是弃原来的语文不用，而是要加入英语教学，让学生使用两种语文走进科学的世界。就华校生来说，则是华语和英语并用；对淡小也是如此类推；而对国小也是使用国语和英语双语来教学。于是问题来了，因为政府不足够双语的师资，一下子使到许多学校不能适应，华社的反弹主要在董教总及华团，它们主要从母语教育的完整性（至少小学应是如此）来批判马哈迪的英化数理科是企图颠覆了华校的传统教育，在潜移默化下，将使华校变质而成了“英小”。

于是在一片反对声中，民间有反对的压力，政府则坚持既定的政策，而夹在之中的马华和民政党也试图灭火，但总无法釜底抽薪，就这样在问题悬而未解的争议中继续推行英化政策。

不但是华校，后来连国小也发现严重问题了，那就是学生赶不上这样的转变，造成成绩一落千丈；尤其是乡区的孩子，更加不能适应双语政策。于是国语的卫道士及团体和马来人为主的反对党，也加入反对行列，要政府放弃英化数理措施。

也许是情势所逼，终于在今年较早时有一个大示威游行，迫使政府改弦易辙。这样一来，连马来社会也加入反对行列时，政府已不能坐视不理，因此纳吉在上台后就顺应献上“政治礼物”，终止马哈迪的政策，让它回到从前。

本来这样的“顺民意”是皆大欢喜，但问题又来了。又有人批评政府“矫枉过正”，他们只要求小学恢复原状，并没有要求中学也走回头路。言下之意似乎是小学回到从前，中学就继续双语教学也无妨。但政府不能小学改回原状，中学仍继续改革，因此也宣布中学的数理科将回到国语教学的政策。不过由于牵涉面太广，政府又留有余地的宣布在2012年才跑回旧路，一方面是出于对现实的考量；另一方面是安抚压力集团，政府要恢复原来的制度。

其实，我们也猜想政府以三年时间的调整期是要让学生及家长进一步考虑马哈迪的政策是否可行？果然有家教协会发出声音了。它们从不同的层次发出要保留现状的声音，就是希望继续使用双语政策。

教育部长慕尤丁也说了，他欢迎家教协会或个人给他提呈备忘录。我们相信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团体又加入声援家协，力促政府在中学采用英语教数理的政策。正因为政府留有调整的空间，也就使到数理科英化的政策有机会不致一笔被勾销。在这方面，我们又注意到马哈迪的部落格进行的民调是值得关注的，几乎有80%的投票者支持马哈迪的政策，使到马哈迪振振有词地捍卫他的政策具有正当性和普及性，不是如同一些团体抨击他不顾及学生利益或甚至牺牲学生的利益来遂个人的喜好。

当然马哈迪的用意也不是一无可取，记得他当时曾认为宗教学校偏向宗教，而政府源流的中小学毕业生，一旦进入大学，英语水平又跟不上；尤其是数理科无法与国际接轨，也就使他萌起必须要在中小学教育措施上大胆改变。

他的这一改变刚好冲撞华小的媒介语的完整性，以致有人解读是政府意图“消灭”或英化华小的第一个步骤。现在看来，也许不是马哈迪的原意，只是在处理的过程太过情绪化和偏激化，才种下今日的“祸根”。

不过，在最近时日，我们又看到马哈迪有其支持力量，这又说明英化数理科不是人人都反对的，包括家协的家长和老师，在校的学生也希望保持双语政策，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希望走回头路。
究竟将来怎么样改很难说，因为政府棋高一着给自己三年的时间来收集回馈和进行必要的调整，这就比马哈迪的不假思索的强行改变高明许多了，至少让家长和学生再想想怎样的改变才是符合全民的愿望，以后就不能再一口否定英化数理是不对的。在变与不变之中，原来也是出于政治的考量。

刊登于2009年8月24日 《号外周报》 第442期

民族主义VS种族主义 （直挂云帆）

民族主义是一个具有广泛概念的科学名词，它兴起于17世纪的欧洲，以凝聚民族的力量来推翻王权独裁政体和教会的专制，从而建立起民主政体（或君主立宪）的现代民族国家；继之在19世纪及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在亚洲蔓延开来，此时是相对于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而言，以建构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国家。

这其中的吊诡是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先确定国家体制，然后通过战争的手段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压迫了和剥夺当地的被统治的民族，结果引发被统治的民族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向殖民主义者宣战。就这样，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中期成为一个正面与具有反抗精神的振奋人心的运动。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亚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相继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印尼和菲律宾的独立，南北越的分割及南北韩政体的确立等，在在鼓舞了其他殖民地人民或“揭竿起义”或推行非暴力的独立运动或通过民主选举争取独立。无一不反映出民族主义的澎湃激情，牵动了亚洲各民族人民同仇敌忾地将矛头对准殖民主义者。这种为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民族主义是不以种族主义为导向的，而是形成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

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在战后卷入了民族解放运动，以便提早结束殖民地的统治，但在这个过程中，马来亚因其独特的多元种族结构，也形成了多党政治的生态，既有左翼的马来国民党（民族党）及右翼的巫统；也有左翼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及后来右翼的马华公会，它们都被标签为民族主义政党，而不是种族主义政党。由此可见在独立之前的不同民族组成的政党，都有其正当性，彼此斗争的对象是向着英国，而不是矛头向内，因此在当时仍未浮现民族政党掀起的内部种族斗争。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正如马哈迪在其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中所言：“种族主义存在已久，而问题的严重性是在1969年大选之后才浮现的”。

这显然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马来西亚在“513”事件后，有关的“民族主义”口号已有了变化而在不知不觉中使到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被混淆起来，进而使到一些政党对“民族主义”的字眼有所讳忌，担心会被解读为种族主义的行为。

其实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还是有界限之分的，虽然不明显。前者系指一个民族有权利维护自身民族的生存利益和在国家体制中的尊严，不允许有损本民族利益和违害国家尊严的事件发生，这通常是指未居于掌控绝对权力的民族（或少数民族）而言，在一般上是通过政党来捍卫族群的利益。

至于后者则喜欢借助民族主义的招牌，鼓吹单一民族至上论而在有意或无意间忽视其他民族（或种族）的感受和利益，这是长期以来累积而成的思想，结果也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对民族主义不但有所冲撞，也把它当成是民族主义的正当性表述。

在这种情形下，当政党政治对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搞不清楚的时候，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其一是具有权力的政党继续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例如巫统毫不讳言是为马来民族的利益而斗争，且声言它是这个民族权益的捍卫者。尽管有人认为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但在马哈迪看来，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正当发展。因此在他当政的22年内，马哈迪回教化了所有的行政机关、公务员也偏向单一化，而对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也不遗余力。虽然间中受到抨击有人滥用特权搞特殊和谋私利，但并没有中止马哈迪对此政策的捍卫。当马哈迪在2003年卸任时，这个国家基本上已被他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推行他的某些带有种族倾向的政策。即使在这之后由阿都拉接棒组阁，也无法跳出马哈迪设下的框架，他只有深化而不能煞车，结果有了308的政治海啸把国阵的一些成员党冲击得七零八落。

纳吉深切的感受，正如他在1999年大选差点在北根国席阴沟里翻船的惊险一幕一样，因此他一上位（今年4月）就大刀阔斧地推出新政。“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成为他的改革的火车头，姑不论他何时能彰显政绩，至少他是准备扬弃马哈迪的一些争议性的种族主义政策，改变阿都拉的自我设陷的朝令夕改的政策，而提出一个不显具种族主义，但有马来西亚民族宏观的政策。就此而言，纳吉是想要比其他国阵成员党先跨出一步，以行动证明巫统有改革和改变的决心（成效暂且不说），但这是否是首相的一厢情愿，还是巫统整体的承诺？还有待考验。因为这些日子来，在巫统控制的主流媒体和一些亲巫统的政客都先后发出了种族主义的论调，甚至连赵明福的案件，雪州的民联对禁酒令的争执乃至豆蔻村的案件都成了种族主义的课题。这显然是308政治海啸一年之后，出现的种族幽灵在困扰民心，以一股甚嚣尘上的逆风阻挠民主的发展，例如马哈迪不久前对纳吉新政揶揄为华人当政即为一例，也破坏了纳吉努力塑造亲民和团结的形象。“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如果任由种族主义者挥舞狂飙，其后果是堪虞的。

其二，我们也看到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在“513”事件后，不是绝少提出民族主义，就是把它束之高阁，它们用所谓多元政治论调掩盖了民族主义的正当性，不像巫统一如既往地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而不担心会被指说在搞种族主义。正因为马华和民政过于谨慎和小心，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划成等号，绝口不提民族主义，到头来却栽倒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因为它们被认为不敢为华裔争取权益，反而典当了权益。

就此来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其实华基政党也不必过于小心翼翼，它们与巫统、回教党乃至公正党的交往过程中，不是也经常相互被提醒有关民族主义虽有其正当性，但若过了头就是种族主义了。这就是说，马来西亚可以用广泛的民族主义理念治国，让各民族有所适从，以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千万不能用种族主义治国，否则会掉进极端份子的圈套，对国家是个灾难。这样一来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也许将成为检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治尺码。

刊登于2009年8月20日 《东方日报》

雪州政权为何危机四伏？ （跃马扬鞭）

308政治海啸后，民联在5州的执政权要数吡叻州最脆弱，它只以3个多数席执政（即31-28）；而最令国阵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失去雪州执政权，后者的战略地位远比吡叻州重要，是中央政府推动发展的火车头；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和布城）都是坐落在雪州境内，因此雪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有其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

正当雪州民联政府发生内部矛盾和分歧之际，首相纳吉放下重话表明要夺回雪州政权。身为巫统暨国阵主席，他是有权利这样说，而且也具备政治的正当性，毕竟国阵在中央是执政党，自然希望二合为一。

虽然我们不能预测这样的政治变化是否会发生，但我们坚持政治的变数应有其合理的依据，而不是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使到民主政治蒙上污点而备受抨击。

例如吡叻州的3名州议员过档国阵的过程就显得十分争议和授人诟病。其中两名民联州议员被反贪污局提控涉及贪污，照理应先审理他们的案件，有罪定罪，无罪释放；而不是中途忽生骤变说他们已转向国阵，然后就再发生“变天”的一幕。

即便相关的议员案件仍在进行，但在政权更迭后，焦点已被转移，形成民联和国阵的直接与尖锐的斗争。

正因为这样，自从今年2月以来的整整半年内，吡州的政局仍未能尘埃落定，换句话说，民心是否归向国阵，尚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如果国阵希望向民联执政的州属取回执政权的先决条件是有必要交待和解决吡州变天引发的争议和后遗症，要不然这一边强行按下民联要求吡州重选；另一边又要重夺回雪州的执政权，难免让人猜想是否又重施故技，来一个措手不及的“变天”？这对国阵而言，也将背负更大的政治风险而不是政治筹码。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雪兰莪州政府已发生了严重失调的问题，也可能正如林吉祥所说的民联雪州政权已面临“生死关头”，但这些问题是否是无可协调或刻意激化矛盾，只要看其性质就不难明白了。在这方面雪州回教党主席哈山阿里“坚持”要在回教徒麇集的地区禁酒显然是要为难州务大臣卡立，因为他本身也了解雪州是个多元种族的州属，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况且位于旅游地区内，雪州是不能开时代倒车。这本来也是小事一椿，只要力劝商家在某个时段过后不要卖酒就是了，何须渲染成回教徒与非回教徒政见之争？除非另有政治议程，否则它不应该旧调重弹。

只要回教党不再向卡立大臣施于宗教课题，而是以开明的思维面对先进州的独特性，就容易达成双向沟通，也不会使行动党陷入困境。虽然我们也同样不相信回教党的8名州议员会倾向与巫统合作，但也不能绝对的排除。若是发生回巫合作，则雪州民联政府的倒台也是会顷刻间发生。这样一来，在巫统20，回教8的28席下，对民联的28席的挑战时，不论是否还有其他州议员过档，唯一的选择就是重新大选，绝不应再以收容政治青蛙来“变天”。

也只有重新大选才可以确定选民要由谁执政，而政党也会输得心服口服，不会再节外生枝。

无可否认的，雪吡两州对国阵的重要性在1969年的大选后已显露出来。当年联盟（国阵前身）在雪州只拥有14席（总数28席），刚好半数，不足组成稳定州政府；而吡叻州共40个州议席，联盟只赢19席，未达半数，局面侷促不安，终于在僵局声中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整个政治格局又再一次大洗牌。在反对党不争在雪吡组成政府后，联盟已取得主动权，不但巩固了中央政府，也使到雪吡州政权仍在联盟手中。整整40年了，我们才又惊见民心再一次的思变，竟然重演40年前的一幕，也历史性地第一次发生政权的交替，而且也没有所谓“513”的阴影夹带其中，不能不归功于马来西亚人民思想之成熟和民主政治已经落地生根。

持平而言，没有人可以断言民联上台比国阵执政要好得多，但至少让人民看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可以通过投票来作出改变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下衍生的诸多弊端。就此而言，民联的上台是对民主的尊重与承诺，也是对旧政权的教训。

因此，如果要将民联轰下台，也要通过正当的民主程序。尽管从首相纳吉到副首相慕尤丁再到前首相马哈迪预测雪州民联将在一两年内倒台，但我们不希望发生如同吡叻州的不透明的更迭州政府。国阵可以坦荡荡地通过选举取回政权，如果他们认为民联内部矛盾非瓦解不可的话，就耐心等着选举的到来。

就目前的形势看来，回教党在吉兰丹执政无大碍，没有危机。吉打民联政府虽有吵吵闹闹，但巫统不加入倒回教党行列，也就相对稳定。槟州的民联政府同样稳定，毕竟这个州一向以来由华人主政，不是巫统的前线州，可以存在一个反对党政府。至于雪吡州政权，对国阵尤其是巫统是属于关键性的战略州。若有机会取回执政权，必定当仁不让，没有所谓“手下留情”这回事。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阵（巫统）对雪州是耿耿于怀的，因为“天子（中央）卧榻之处，岂容他人打鼾？”这就是卡立大臣面对的严峻挑战，他就在“天子脚下”求存的一位“诸侯”。至于他如何化解当下民联的重重危机，将决定民联未来的命运乃至其存亡。

刊登于2009年8月16日 《南洋商报》

华总三个阶段的演变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先是简称“堂联”，后是改称“华总”，是一个因势利导而出现的一个新整合的机构。它的历史可以分开三个阶段来演绎。 （一）第一阶段：历史地位 所谓历史地位乃指它是英殖民地时期的产物。虽然初期不是全马性的，而是地域性的，但一切以槟城作为起点。 槟城是英国人最早登陆的地方，它的代表性人物莱特在1786年为英国开辟了马来西亚的第一个殖民地，且在1800年拿下今日的威省，并成一个槟城（早期称为槟榔屿）。 在那个时候（1800年），槟城华人已有5千名之众（总人口逾万名），英殖民政府乃鼓励成立广福宫（即今日著名的观音庙）于现址椰脚街。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华民政务机构”，分由福建人及广东人派相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直到今天为止，广福宫仍然保留其帮派色彩，未予废除，但它已是一个纯粹的神庙组织，不具任何政治功能。 在那个没有英雄的年代，观音是最具代表性和没有争议的神明。有了观音罩着，自然可发挥广福宫的作用；但反过来，在那个私会党孕育和发展的年代，它也给华人帮派一个灵感自行组成保护伞，不必事事借助广福宫来解决纠纷，甚至有时候运用私会党组织向政府施加压力或辅助政府从中国引进大量劳工。 不论华人如何南来及南来后加入什么社团或帮派，他们当时基本上承认广福宫扮演着双重的角色，既是办事机关，也是膜拜之地。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马来西亚的社会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局限槟城的发展，而是英国人已把它的权力鞭子伸进联邦内陆及东马的沙巴与砂拉越（当时称为北婆罗州）。例如在1819年，英国人再占有新加坡；1824年英国人与荷兰人交换土地而拥有了马六甲控制权，英国让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于荷兰。1826年，英国人将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或俗称三州府），直接由英国控制。1840年英人布鲁克家族开始统治砂拉越。1881年沙巴归英国统治；而在1874年时通过邦咯条约的签订，英国人开始干预联邦内陆政务（华人的大举迁移，也按特定的年代形成。华团也就遍地开花了）。 邦咯条约签署的背景也意味着华人在吡叻州更大规模的开采锡矿，其中最著名的海山头子郑景贵就是槟城的大哥大，即是私会党头子，也是甲必丹兼吡州议员，又是华团领袖，三结合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他领导的海山私会党与陈亚炎领导的义兴党在吡叻州的火并，导致英人介入干预。 继后，在1867年8月3日至14日，槟城爆发了另一场为期10日大械斗，一方是以邱天德为首的大伯公（建德党）（福建人为主）；另一方是以义兴党为主，而此时海山则站在大伯公之后，对抗义兴。 双方的冲突不涉及种族，而是利益之争，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但未见政府公布伤亡数字，只说损失惨重。原来其设立调查庭的目的不在于揭真相，只在于如何制定法令控制私会党。因而在1869年规定社团必须登记，禁止非法集会，又于1977年设立“华民政务司”，由英国直接干预华人事务，打破所谓“政府中的政府”（意指私会党建立小政府与英国对抗）。 也在这个时候，即1881年，英国人又推动成立“平章公馆”，即“平章百姓”、“同平章事”之意。此公馆于1886年建竣，地址就在广福宫（观音庙）隔壁，也同样由广帮及福帮派同等人数组成，以成为“华人事务机构”，取代已失去政治功能的“广福宫”。 英国人认为透过平章公馆可以掌控华人社会，进而抑制私会党的活动，也可成为华民政务官的一道桥梁。1912年它易名为“平章会馆”，但英文名称从一开始即称之为“Penang Chinese Town Hall”。此意味着英国人把它当成“华人市政局”。这个组织在战后的1948年曾发挥一定的作用，号召华人反对英政府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主张槟城脱离联邦，但缺乏政治力量，又得不到英国支持，有关动议在槟州立法议会被否决。自此之后，平章会馆功能大不如前，几乎陷入冬眠状态。 （二）第二阶段：复兴运动 正因为平章会馆在独立后其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模糊，而与其相应地位的中华总商会仍然活跃于华社，致使在1969年上台执政而成为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力促中华总商会重振平章会馆。他所倚重的是刚从中华总商会会长退下的庄汉良（庄汉良也同时退下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希望后者通过中华总商会让平章会馆全面改组，并赋予新生命。1974年庄汉良当选主席，也进行筹建新厦工程；同一年，平章会馆正式易名为“槟州华人大会堂”，等于还其原貌。 因为是一间被视为“全新”的组织，重新申请注册，因此一般上将1974年当为“槟州华人大会堂”的成立年，它在1975年生效的章程中，已废除帮派选举，会员分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共有51名理事在选举中诞生，其中团体选34名理事，个人选出17名理事，然后进行复选产生新领导层。 在当时的情况，大会堂之所以设个人会员是考虑到须要一些未代表团体而又具备条件的人士加入成为理事，以协助大会堂更快地成长；尤其是需要巨款重建十楼新厦，但因为“门户开放”，也留下变数之伏笔。 与此同时，同样具有历史性的大会堂计有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23年）、吡叻中华大会堂（约1932年）及柔佛中华总会（1946）。它们虽然不具与平章会馆如此久远的历史，但在独立前的1956年也扮演一定的角色。较为出位的是吡叻中华大会堂在刘伯群领导的年代，促成华团联成一气，向英国争取放宽公民权条件。虽然它和马华打对台，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也展示了大会堂的本色，是所有既存的大会堂中最为出位的一个。 至于位于国家心脏地带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在战前和战后表现平平，中规中矩，但在80年代有一个新的转折点。 这种转变也是与马华工商联合会分不开的。事缘在70年代后，马华工商联合会比较积极针对新经济政策发表异见，且介入争取华人文化与教育活动。在1976年时，政府社团注册官致函商联会，要它“在商言商”，不要“越俎代庖”涉及语言及文化等敏感课题，否则注册证可能会被吊销云云。 在情非得已下，商联会通过各州的商会，推动成立华人大会堂，以便能“较为正名”的提出相关议题。在当时，敦拉萨逝世后由胡先翁主政，他在1977年开除回教党出国阵，又逮捕敦拉萨时代的政治红人，在巫统内出现红色疑云。 也是在那个时候，胡先翁准备将社团进行分类，不是归类政治性质（可以批评政策），就是归为俱乐部性质（不可谈政治），引起民间大反弹。在1981年出现安华领导的民间团体反对社团修正法令，最后政府将修正案搁置是为重要的公民社会抗争成功的一列。而商联会此时也成功地转移焦点，在差不多是同一批人的领导下，促成各州大会堂先后成立起来，也出现了以大会堂为主的担纲行动。因此在1982年时，促成雪华人大会堂成立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筹委会，以便注册成一个总会，在文教领域发挥作用。 转入1983年时，又有一场文化大会在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导下热烈举行。不仅通过国家文化备忘录的提呈，也通过成立民权委员会。这意味着，在中华总商会领导人（以许平等为首）改变“招牌”下，用大会堂名义向政府陈情和劝谏，希望政府能重视华社的心声。 这种抗争的过程是有高潮和低潮的。最高潮是1987年的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人；最震撼人心是1990年两线制的鼓吹，林晃升一头栽了进去。 虽然当时堂联注册尚未拿到，但各州大会堂已相应成立，汇集成一股力量，例如登嘉楼中华大会堂（1976）、吉兰丹中华大会堂（1981）、森美兰中华大会堂（1983）、砂拉越华人社团联合会（1986）、彭亨华人社团联合会（1986）、吉打华人大会堂（1987）、马六甲华人大会堂（1989）及沙巴中华大会堂（1994）。由此可见，各州大会堂是后来居上的组织，也与各州中华总商会有一定的渊源。而当初各州中华总商会加入其中成为大会堂一员，显然是希望扮演领导性角色，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当两个组织有不同人马和不同结构时，最终难免会出现失调与各行其是的现象，因为人事是不断在变化的，活动也是不断地发展。这种情形来到第三阶段时期，就更加明显了。 （三）第三阶段：堂联变华总 1991年是“堂联”的转折点。这一年在马华公会的协助下，身为雪中华大会堂主席的林玉静，也是马华的党员，从时任内政部政务次长黄家定的手中接过“联党”的注册证。这意味着在1990年大选，华社鼓吹“两线制”难于开花结果后，马华已切入华团的活动，扶持大会堂成为与商联会齐驱并驾的一个总机构，也反映出华团已进入执政党的收编议程。从那个时候起，执政党活跃份子纷纷介入华团成为理事或领导人，已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因此堂联在马华的协助下，很快地在华社取得了“领导性”的“认可证”，即使不是一哥，也相等于大哥大了。因为大会堂的章程可以接纳任何注册团体成为会员包括中华总商会在内，也可以拥有个人会员。反过来，商会则没有条文指明可以接受堂联辖下的华堂成为“团体会员”。这种章程的设计也是出自商会领导人之手，在相安无事的年代，自然不会争老大老二的，更何况大会堂的领导人也是商会领导人转过来的，无需分得太清楚，彼此都是“一家人”。 不过当1997年“堂联”易名为“华总”后，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所谓“华总”者，从字义上来理解，那是华社的总机构，弄不清楚，还可能误会马华公会也在其领导之中。 当大家都习以为常，把华总当“老大”时，商联会也似乎“沉默以对”，既未表认同，也未表反对。久而久之，在华总看来，既然商会是其会员，它自然是最大的，而且认为在逻辑上也是由华总代表华社成为领头羊。 如果根据商联会最近退出大会堂的行动看来，似乎它们也对排名和秩序有所在意。因此与其相互纠缠下去，不如及早做个了断也不见得是坏事。 持平而言，商会扮演大会堂复兴的任务已完成了，而大会堂已“羽毛丰满”成为华社的一方发言人，自然也不再需要商会护航，更不认为商联会可以凌驾其上，也就出现所谓排名和礼节分层次的争议。 如果说商会在大会堂内的任务业已完成，是时候功成引退，也只能视为回归本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华总也好，堂联也好，它也要审时度势，当情况变化时，不要强求“只合不分”。这是于事无补的。 这就是说，从今而后，华总也应为自己寻求新的定位了。

柏玛当巴锡没有火花 种族宗教课题依然热辣炒作

（吉隆坡18日讯）又来到了补选的季节，这次再次是回教党对垒巫统，在这拥有20,500 选民的柏玛当巴锡（Permatang Pasir），有约72%的马来选民，这场战争可说是属于马来人的。不过，大部分的选民其实都在巴生谷工作，他们可能需要在下个星期二回来投票。

这场补选对回教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回教党在槟州内的唯一议席。虽然如此，时事评论人谢诗坚认为，这场补选并不会产生任何的火花。他依然认为，这场补选只是巫统和回教党之间的“友谊波”，因为国阵并没有出现太多抹黑回教党的情况。

在这个马来人居多的地方，巫统和回教党相信都会倾向于种族和宗教课题。而巫统最近一直都在攻击回教党，说回教党依附在行动党之下，一起宣传世俗主义。

谢诗坚认为，传统上两党都会玩弄这些课题，但是如槟州首席部长的幕僚长黄泉安的言论并非冲着回教团体，在槟城的回教团体，以印裔回教徒居多，他们会拥有不同的观点。而巫统不否认此为回教党强区，也没有放一个宗教人士作候选人。

他预测，回教党的多数票不会跌太多，但同时也不会涨很高，但是能够稳住4000多票，回教党本来的多数票是5433张，因为选民依然会依照308时的模式来投票。若国阵在此补选中的多数票能增加，他相信是因为年轻人要发展牌。

双方阵营都面对问题
时事评论人邱继坪承认，双方阵营都有各自所面对的问题，但是也需要看各方所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民联不是中央政府，他认为，民联所面对的问题，如禁酒事件并不难解决，对选民的影响也不大。反而国阵所出现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一直在玩弄马来人叛徒、回教和回巫会谈的课题。

他依然坚持，玛力勿莱（Manek Urai）的情况是不能和柏玛当巴锡相提并论的，经济情况和选民情绪都不一样。

在民联执政5个州属的15个月内，民联政府都面对很多问题，如民联三党之间的不合、回巫会谈、豆蔻村事件、吉打行动党退出国阵、禁酒令和如今民联议员面对反贪会的调查。

邱继坪也说：“民联没有赵明福案件、没有巴生自由贸易港口问题，所以黄泉安所闹出来的笑话，肯定会被拿出来讲，只是人民需要看哪一个课题比较严重。”

转载自《风云时报》

回教党中央为卡立解围 （天下纵横）

雪州民联政府陷入多事之秋，反贪局调查行政议员拨款案弄出一个“大头佛”，致赵明福死得不明不白后，又再闹出雪州回教党主席哈山阿里重提在回教徒聚集的地方实施禁酒令，使到民联政府面临尴尬处境。

根据行动党州议员刘永山指出，雪州的售酒问题只是源于7-11便利店营业24小时，并在午夜后继续售酒，这就是说，因为7-11便利店是到处都有，自然产生一定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其实不是便利店的问题，而是一项值得全民关注的大问题。首先是每个人都同意和接受回教徒是不可以喝酒，这是大忌；而在回教徒固定的地区不卖酒，也是早有先例；但继之我们又想到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吸引游客到来观光的美丽国家，如果马来西亚因为宗教的关系，禁止售卖洋酒或啤酒或其他酒精饮料，那这个国家的旅游业肯定一落千丈，所幸我们的国家长久以来都把事务一分为二处理，即宗教归宗教；政策归政策，不能因之牺牲国家的巨大经济收入。

现在回教党有此一提，也就会触动非回教徒的神经线。虽然不是每个非回教徒都喝酒，甚至有许多人是反对喝酒的，但基于民族的风俗和贸易上的往来，也就把喝酒当成一种礼节。

在这个多元种族组成的雪州，哈山阿里老调重提，乃是非明智之举。因为这样的要求将无从划定界限，何况人口是流动的，比如这条街不可以卖酒，隔壁街可以卖酒，到头来还不是一样。可见在所谓开放的城市和人来人往的旅游城市实施分区的禁酒令，实在是为难政府和商家，也对州经济的促进有弊无利。

令人欣慰的是，当雪州州务大臣卡立正在苦恼之际，回教党总秘书慕斯达法阿里代表党中央发出清晰的指令，保证回教党中央不会插手雪州政府事务，也不会要求撤换行动党行政议员刘天球的职务，因为该党相信卡立大臣能妥善处理此事。

这及时雨来得正是时候，也表现出回教党抱持其尊重多元社会的立场。如果回教党执政的吉打州没有所谓禁酒令，雪州更不应有此条文；再说，回教徒占多数的吉兰丹州，还不是一样在酒店及旅客所到地方售卖酒类。由此可见，禁酒令是行不通的。

执法当局所能做到的是严禁回教徒买酒和喝酒，但在这个课题上，我们又注意到有一名回教徒模特儿因在夜总会喝啤酒，而被彭亨州回教法庭判处鞭刑六下，真让人感到不是滋味。我们同意回教徒喝酒是犯法，但法律不外人情，总能从轻发落，免得被人感到难以适从，怎么喝啤酒要遭重罚，况且她只是一个弱质女子？

我们也知道回教徒有些禁忌是其他人也不得插手的，但不论是巫统、回教党或公正党，在面对宗教上敏感课题时，能采用宏观的角度审视，并使问题妥善处理和解决，自然不会发生无谓的风波。
就如雪州卖酒的事件，你是很难在整个雪州划上禁酒区和非禁酒区，因此雪州回教党收回它的坚持也是必要的。至于回教党人或民联的阿兹敏对刘天球有些意见和批评，也可以将之提呈州务大臣去调查和处理，千万不要为了尊严、面子和宗教问题而闹翻。

林吉祥已经提出警告，雪州回教党的要求，将会制造混乱的局面，导致民联失去公信心或沦为一届执政的奇迹。

这意味着，如果三党联手组成的民联不珍惜308的政治成果，宁可在争执和吵闹中坏了根基，则民联可能在下届大选又将政权让回给国阵。

虽然当下看来雪州民联政府尚不至于陷入重重危机，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则需要提高警惕。我曾经说过，雪州民联政府就像在天子脚下（中央政府）的一块石头，分分钟都会面临敲打。果然不出所料，雪州政府是继吡叻民联政府垮台后的另一个被针对的前线州。这对卡立来说，他的主政比起林冠英的主政要辛苦十倍，因为他必须明瞭一件事：“天子卧榻之处，岂容他人打鼾？”

正由于外患不断，民联也必须停止内斗和内耗，除非有人另有议程，否则每一位雪州民联成员都必须以大局为重，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否则误了大事，就变得什么也没有了。政治斗争本来就在一瞬间的变化，民联岂不引以为鉴？

刊登于2009年8月17日 《号外周报》 第441期

科拉松•阿基诺 黎刹的化身 （直挂云帆）

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于8月1日的逝世是继菲律宾民族英雄黎刹于1896年遇害事件及1983年阿基诺被枪杀事件之后的另一件大事。彼此之间民族情感血脉相连，一前一后的悲情事迹及残酷的斗争却照亮菲律宾民主前进的道路。

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中拥有第二多岛屿的国家，大约有7千个；而印尼则是拥有逾万大小岛屿的国家。它的历史源于1565年西班牙占有时算起，经过3百多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后，一位满腔热血，才艺出众的眼科医生黎刹（Jose Rizal）（1866—1896）在年长后成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主义者。这位也是作家并精通22种语言的怪杰在1892年回返菲律宾后，建立一个非暴力的政革社团，但不容于殖民当局，被放逐于民答那峨，指控他与一个卡的普南（Katipunam）的军事秘密组织有联系。在1896年，卡的普南起义以推翻殖民统治。即便黎刹不属于这个军事集团成员，也未直接参加叛乱，但他的非暴力运动还是被认为是对殖民统治的一大威胁，乃在这一年将他逮捕下狱，经“审判”后处于死刑。

黎刹一死，他马上成为一名烈士，启迪了菲律宾人意识到除了反抗西班牙统治外，并无他途，乃借黎刹卷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在1898年6月12日宣布脱离西班牙统治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可是也在同一年战败的西班牙将菲律宾拱手让给美国，迫使菲律宾又再成为美国的殖民地，独立顿成泡影，直到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又再一次获得独立（1962年菲律宾又将独立日改回6月12日，它认为应以脱离西班牙统治的日子算起比较贴切）。

虽然黎刹只是短暂的寄居于世35载，也不曾统治菲律宾，但他是菲律宾人民眼里永远的英雄。黎刹的忌日12月30日也已是菲律宾国定的“黎刹日”。由此可见，他在菲律宾人民的心中是“菲律宾精神国父”，此项殊荣他当之无愧。

无独有偶的，87年后的菲律宾又出现第二个黎刹，他就是科拉松的已故丈夫阿基诺（1932—1983）。这位天生的政治彗星在从政之前，曾任记者，后又担任已故马赛赛总统（任期1953—1957）的助手。
1954年他22岁时已当选镇长，也在这一年与科拉松结婚。1965年，33岁的阿基诺当选菲律宾最年轻的参议员，也曾任自由党总书记。他下一步就是要在1973年的总统选举中取胜，因为按宪法规定1965年上台的马可斯总统，两届8年任期将在1973年期满不可连任。可是马可斯先发制人，于1972年借自由党集会肇9人死亡事件归咎于阿基诺，宣布全国进入军管时期，废除议会，停止一切政治活动，逮捕了阿基诺，并判处死刑，其目的就是要消灭政治敌手。后来在美国卡特总统干预下，阿基诺获准于1980年赴美就医。换句话说，坐了7年多监牢的阿基诺仍然不能在马可斯眼皮底下活动。

虽然如此，不畏强暴和反对独裁统治的阿基诺决定要在1983年8月21日登机返国，以直接挑战马可斯的权威。就在这紧要关头，暗杀队伍在他下机时刻发难，阿基诺不幸血溅马尼拉机场。这一震惊世界的悲剧马上激起菲律宾人民的示威和抗议，其声势之浩大，也令马可斯总统感到颤抖。他先是制造假象说是共党人士杀害阿基诺，但不被接受后又有一个调查庭从1983年11月查到1984年8月，历时9个月半月，得出的结论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具尔主导事件，他被形容为菲律宾史上最无廉耻、最阴谋毒辣的人物，但如果不是马可斯给他撑腰，他是不敢大胆造次的。因此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形容是军事当局的阴谋。

马可斯原以为消失了一个阿基诺后他可以高枕无忧，继续掌控国家权力，但令他措手不及的是阿基诺悲剧比黎刹悲剧更具爆炸力。他不但化身成为最勇敢的民主斗士，而且是沿着黎刹道路走出来的一位菲律宾的“人间救世主”。人民把悲愤化成力量，在1986年2月的总统选举中，集合所有反对党的力量全力支持科拉松斗马可斯。这不是小女人斗暴君的故事，而是阿基诺夫人以正义之声向腐朽的马可斯政权宣战。

虽然2月15日选举结果科拉松败了，但败得蹊跷和不让人民信服。因此在10天之后，马可斯在人民力量的汪洋大海中被淹没，他不得不逃往夏威夷以避免被人民“公审和清算”。马可斯恶名昭著，一生背负“骂名”，是所有独裁者的必然下场；而其夫人伊美黛也没有好日子过。

就这样菲律宾掀开了科拉松（第一位女总统）执政的年代。从1986年到1992年的执政时期，虽然有推行一系列的政改，但也面对诸多刁难，甚至经历7次军事政变的企图。由此可见，菲律宾根深蒂固存在着的保守势力不是可以轻易被改变的。不过，科拉松也还是把民主还给了菲律宾，消除马可斯留下的恶法和恶政，并敢于终止菲美军事基地协定，以巩固菲律宾的独立地位。她一生酷爱黄色，与阿基诺一样，用黄丝带来彰显正义与公理；而人民也用热情和激情拥抱阿基诺及其夫人科拉松。如果说阿基诺是菲律宾的“民主之父”，那么科拉松则是菲律宾“新生之母”，他们夫妻共同擦亮了黎刹的光辉理想，把希望带给8千余万的菲律宾人民，也把民主之花洒在亚洲的大地上。科拉松已是化身成为一个不灭的形象，与她丈夫一样永远地活在许许多多人的心中。这就是善良、正义与勇敢的从政者所追求的人生目标。

如今科拉松以76岁高龄逝世，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她（1933—2009）和她的丈夫阿基诺一样，为菲律宾历史写下最壮丽的不朽篇章。

刊登于2009年8月13日 《东方日报》

华总与商联会的微妙关系 （跃马扬鞭）

我们不得不承认早期（19世纪）的华团对南来的移民（或苦力）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扮演安顿、介绍工作及联系同乡的角色，发挥了守望相助的精神。

正因为后来有许许多多的华团出现，在1937年抗日战争的年代，通过陈嘉庚的号召组成了《南侨总会》，筹账救济中国灾民，并发挥了抗日的功能。这就是说，华团从最初的照顾同乡的职能到后来成了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有效组织。

即便在1945年的战后，华团的功能也是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例如在1947年，两个左翼政党（即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及马来国民（民族）党）准备发起大罢市抗议英殖民政府强行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不理会它们提出的“马来亚人民宪章”，不得不劳驾当时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陈祯禄担任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主席。而陈祯禄则成功地劝服刚成立的马来亚商联会（各州中华总商会组成的联合会）的会长李光前响应，在10月20日成功地举行一天的大罢市。虽然这场浩大的示威抗议行动震撼全马并在历史留下永恒的烙印，但英国不予承认，也就功败垂成。

这是马华商联会第一次继陈嘉庚的《南侨总会》之后的果敢行动，巧合的是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他们两人在战前和战后为华社树立了典范。但在这之后，商联会就不再持续介入领导性的政治活动，也就是不答应再号召第二次的大罢市。由此可见，社团在某个特定的年代有其局限性，不是样样斗争都是一马当先的。

正因为意识到华团的力量和角色不能有效发挥，因此陈祯禄在1949年带动创办了马华公会，以便直接援助被英殖民政府赶入新村的50万华人。姑不论马华当初的反共立场能否代表倾向左翼的华人，但它至少伸出援手解救陷于水深火热的人民，从而也赢得它的政治地位。

虽然在这之后，马华一直声称它是代表华人的唯一政党，但先是在60年代面对社阵的冲击；继之在70年代面对民政和行动党的夹攻；而后就不断地受到行动党的挑战，直到2008年的政治海啸，马华才警醒原来它所声称的代表华人不过是一厢情愿，并没有得到大部分华裔选民的认同；反之行动党却因此意外地成为被华社赋予使命的一个华基政党。

这种残酷的现实反映了不论政党或华团，它所宣称的代表某一族群的利益是很主观也是自我定位的想法，不具实质的意义。既然政党的代表性都不容易捉摸，那么华团的代表性的权威又在哪里呢？

除了1947年那一场大罢市展示民间政团的力量外，下来就是在独立前夕，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期岳于1956年介入马华党争而另立马来亚党，他很快又在同一年结合吡叻中华总商会会长及吡叻中华大会堂主席刘伯群领导的华团运动，形成与马华相抗衡的争取独立条件的发言权。不幸的，他们的代表性受到忽略，其备忘录更被东姑身旁红人陈东海束之高阁，以致一事无成，光环倒戴在马华的头上。

而在较早的时候，在1954年成立的董总也与1951年成立的教总取得了联系。在林连玉身先士卒下，于1955年普选前夕，直接向联盟摊牌，要求明确保证华文及华校的地位。

自此之后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仍然与政府抗争的华团首推董教总，结果是1961年以林连玉的公民权被吊销换取华教在风雨中挺进的艰辛历程。此时大多数华团也已放弃了参与直接抗争的运动。例如独立之后的中华总商会仍然保留其全国性的组织，惟它已不再扮演火车头的前卫角色，而是回归本位在商言商下或转向支持政府的政策或通过其他温和途径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异议。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中华大会堂出现扮演劝谏的角色，其因由是这样的：在70年代中期，商联会被通知不能“越俎代庖”争取语文教育课题，乃转而通过振兴各州大会堂继续争取，不过领导人是重叠的。例如70年代林苍祐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乃邀请商会领导人重组平章会馆，于1974年正式易名为槟州华人大会堂。商会的领导人庄汉良、许平等及祝清坤也先后地扮演领导的角色，这是两会早前的微妙关系由来。

到了80年代，在槟州大会堂举办的一场全国性文化大会，基本上是中华总商会在主导，它团结各州的大会堂及董教组织，激起了民族浪花，一方面决定向政府提呈文化备忘录；另一方面则寻求成立民权委员会，以便它成为一个压力集团。可是雪隆大会堂在80年代筹组的“党联”（联合会）一直未获批文，直到1991年在林玉静与马华公会合作下，才取得注册，且在1997年改称“华总”，但此时它已不再是压力集团，而是被认为已被收编，成为支持政府的另一个支柱与商联会相互标榜。

这就是说，华总与商联会及马华公会在90年代后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机构，既各司其职，又互通声气。1999年大选前华总与商联会共同向马哈迪首相表示支持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它意味着它们已是政府的护航队伍，也与马华声应气求，彼此是没有理念上的分歧。可是日子一久，尤其是在308政治海啸后，由于两个组织的结构与人事已有巨大变化，不再二合为一，更像一分为二，以致在礼节上的排位和对事件的看法不同，反而变成一个敏感的课题。有时也发生孰大孰小的争议，难免使到商联会认为不如抽身而出，不再被当成附属会员看待。在它看来，这样的和气收场当可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其实，马华也好，华总也好，商联也好，它们究竟代表了全部的华人还是部分的华人，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商联与华总重新寻找定位也不是坏事，至少它们知道它们所能代表的是相关课题的发言权与争取权，而不是整体华人的利益，千万不要自我膨胀，必须实事求是，才能争取成果。这远比用表象堆砌起一个不具权威的大团结虚像更为重要。就此而言，华总与商联会重新划定关系也是恰当的，若是勉强维持旧格局，已不符合当下的现实需求。

刊登于2009年8月11日 《南洋商报》

示威是一种政治文化？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在战前已经有了示威行动，例如1937年为抗议日本侵华而开展的示威，此落彼起，蔚成一种反侵略的运动，具有其正当性。在战后也是延续了示威行动来表达人民的意愿。例如1946年马来人大团结运动就是为了抗议英国强行实施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在拿督翁领导下，终于成功地迫使英国放弃马来联邦宪政，并宣告巫统的诞生。 在这之后，巫统又成功地与英国签署新的宪政，那就是1948年生效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就这样，一个由巫统主导的马来亚联合邦成为我们日后的政治模式。所有的结果，盖因马来人敢于在广场示威而取得的，因此不能一口咬定示威是不好的，它有的时候，可以改变一个政策或国运。英殖民政府就是屈服于马来人的示威而改变了既定的国策。 不过，到了50年代，由于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而在1955年的普选中胜利之后，就不兴示威了，因为它已跃居为执政党，且在1957年带领马来亚走向独立，自然对示威有不同的想法。 在当时的环境下，独立的马来亚政府乃在1960年宣布用内部安全法令取代紧急法令，一方面可以遏制示威；另一方面则如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曾保证不会滥用内安令，并指主要是要对付共产份子或亲共份子的活动。 虽然如此，在60年代的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示威游行已成了左派政团的一种标志，政府的镇压与逮捕行动也形成一种政治手段，彼此在相互消长，又相互斗争。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斗争中，东西马的左翼政团竟能合作起来向英国当局和马来亚政府发出抗议示威游行，其中扮演出位的角色的首推马来亚劳工党及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这一对难兄难弟深深地卷入大时代的洪流中，但它们无法阻挡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 而最震撼人心的一次左翼示威发生在1967年。这一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旧币（有英女王肖像）贬值15%，因为英镑对世界货币贬值逾15%。在市民一片喧哗声中，劳工党带头示威并号召大罢市行动，引致事件扩大。为稳定局势，政府即刻宣布取消旧币贬值措施，按1元对1元的等值来更换新币。虽然劳工党的行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也因之把整个党搭了进去。自此之后，劳工党支部多个被查封，党员被捕又时有所闻。有关事件后来不幸失控也酿成种族冲突，造成局部地区戒严。 转入70年代，示威的性质似乎有些改变，它不再让左派专美。那个时候，马来激进份子也起而动之，最明显的莫过于1974年安华参与领导的反饥饿运动，引致政府援用内安令将他扣留两年。 还有在1969年的“513”事件后，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的已不局限左翼中人，连行动党的林吉祥也被扣留。这样一来，原本对内安令有所保留的行动党开始对内安令大加讨伐。 尽管面对的压力有增无减，马来西亚政府却坚持内安令是不能废除的，也是不需要修改的；而反对派所持的理由是内安令已告变质，不是专用来对付共产，而是用来对付异议者和反对党。因此抗议行动持续不断。 其实，示威游行在80年代也不是反对党的专利，而是我国首相马哈迪在1981年就位不久后，就通过群众示威的力量展示政府限制王权的决心。他的斗争是艰辛的，但他却能调动万千的人民给予政府支持，可见他深知示威在特定议题下有其必要的威力。 从这样看来，示威又似乎分成合法与非法的，合法的可正大光明在街上招摇过市；不合法的有时也是硬闯关而造成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例如1998年安华被革职后掀起的示威浪潮是万人空巷的，政府一时之间也未采取行动驱散队伍，到后来形成对峙时，安华终于被捕下狱而暂时结束示威运动。 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示威总是有它本身的议程和名堂，就如近日的示威是针对内安令而来，他们要求废除内安令，政府同不同意是另一回事，至于政府会修改到什么程度，让人民满意它与民主俱进则又是另一种考验。这就是说，双方对内安令有了一些“共识”，不再是过去的“没协商余地”，关键是在政府会对反对党让出多少步？ 在这个课题上，首相纳吉首次开口可以准备地点例如体育场让人民集会，而不应选择在街头示威的言论是值得重视的。这至少说明政府不再对示威采取打压和不准的手段，而是准备“略开言路”让人民舒展不满心声，在间接上似乎难于否定示威是一种政治文化，也是无法杜绝的活动。如果我们同意国民有基本的人权，那么政府提供适当地点集合，又腾出一段不影响交通和生意的公路让群众游行示威，那会使人感觉政府已跟上民主的步伐。 既然政府或已同意不具武力和暴力示威是存在的政治现象和一种政治文化，则警方就无需对反对党具有偏见，视它们为洪水猛兽。只要是申请得当，而且确保是和平集会与游行，无妨让不满者慷慨激昂一番，不然老是压制与扣捕，也不是个办法，政府也总得拿些诚意让人民认为政府变得民主与开明，这对执政党一点坏处都没有。何必动辄如大敌临头，搞得紧张兮兮呢？相信纳吉具有“创意”的这一番话也是有感而发的。也许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深入思考示威是不是一种政治文化？如果是的话，这对我们认识示威的意义也有一定的帮助。

马英九重任国民党主席 （天下纵横）

马英九在去年当选台湾总统后，又再最近的国民党主席选举中，重作冯妇，意义显得非比寻常。虽然不一定马上会有什么大动作，但也留下伏笔让人猜想下一步马英九要怎样走。

马英九是在2005年以在野党的身份当选国民党主席。2007年因涉任台北市长时的机要费疑案而辞职，让位于吴伯雄，后查清白无案，也就在2008年高票当选台湾总统。如今卷土重来，在职务上并没有什么光环，因为台湾是以总统为最高领导人，是否是党主席并不重要。可是为什么马英九又要挟国民党主席的身份来搞国际外交，这肯定是与中国大陆局势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我们回顾国民党的一页沧桑史，不难发现国民党主席或总裁这个宝座是深具权威的，先有孙中山，后有蒋介石以国民党领袖的身份在政坛呼风唤雨，就可知这个身份的重要性。

国民党是在1912年由孙中山成立的，也就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二年，以同盟会为首的各政党联合组成，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就成为国民党的掌门人。

孙中山在世时，曾于1924年促成国共首次合作向军阀抗争，但蒋介石于1927年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国共合作乃告破灭，两党关系水火不容。1937年日军侵华，在张学良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再次与共产党合作，联手抗日，但这种合作彼此都有戒心，也发生多宗不愉快事件。虽然如此，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也快速地发展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也在重庆与中共达成“双十协定”，提出和平建国纲领。未及半年，蒋介石又发动内战，企图一举击败共产党。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在四年的内战中节节败退，终于让毛泽东完成解放中国事业。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但仍视中共为不共戴天死敌，重谋反攻大陆；而毛泽东也一心想早日解放台湾。就在双方磨拳擦掌之际，又于1950年爆发韩战，中国难以分心，将主力放在朝鲜战场，使到蒋介石喘一口气，也在台湾立下根基。

虽然美其名是挂上中华民国的旗号，但蒋介石只控制台湾，整个中国大陆是中共的天下，直到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台湾面临国际社会的孤立。

1976年蒋介石逝世，隔一年毛泽东逝世，但国共两党的恩怨与斗争并未止息。

在蒋介石逝世后，接任国民党主席的是其儿子蒋经国（原已在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在国民党中，对领袖的号称并不一致，孙中山时被称为总理，蒋介石时被称为总裁，到了蒋经国改称主席）。这意味着蒋经国是台湾的实权人，虽然他未急切当上总统，由严家淦担任过渡时期的总统，但他在1978年便当上总统，一直到1988年逝世。

在任期间，也就是在1981年，美国留学归来的马英九成了蒋经国的第三任英文秘书。由于受到器重，马英九对国民党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如果说，马英九对蒋氏父子有政治感情，那不是言过其实的。后来事实也证明马英九对国民党不弃不离，不像李登辉在任期届满时（2000年），抽国民党后腿，让陈水扁钻了空子而当上台湾总统。

当然也不全然是李登辉“背叛”国民党导致国民党失败，而是台湾的本土政治已出现一股台独的逆流，陈水扁就是这股逆流的代表人物。因此当马英九在2008年代表国民党夺回政权后，他深知台独势力已不可轻视，与中国的互动也就显得格外小心，且有其局限性。因为中国并不承认“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存在，自然无法确认马英九的总统身份；反之如果马英九用另一个身份与中国打交道，就显然较为自然，毕竟国共曾有过斗争，也有过合作。如今虽然物换星移，但不变的是中国始终把台湾视为其不可分割的领土，决不允许台湾独立。

在左右为难下，马英九只能打出在任内不统也不独的承诺，至于他是否会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与中共主席胡锦涛来一个会面和突破，现在尚言之过早。从两人的互有通讯来看，他们似乎将之定为“党与党”的关系。

不论是否定性为党与党的交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党都是执政党，也就具有份量开展政府事务的合作。

我们不知道马英九是否有勇气再来一个“国共合作”，因为摆在地面前的已是今非昔比，而且旁边也有很多台独分子拦路。但无论如何，马英九“争”回国民党主席来做，也是有其议程的，不然的话，谁在乎你是不是党主席，而是在乎你是不是台湾总统。

就此而言，中台关系也会因此刻意安排带来一定的变化，我们且拭目以待。

刊登于2009年8月10日 《号外周报》 第440期

一个马华寻找新定位 （直挂云帆）

已经退出马华公会的蔡锐明挑明说有两个马华：一个是代表选出；另一个获巫统撑腰，虽然他没有直接指出所指何人，但大家都知道马华存在着翁诗杰与蔡细历的斗争已经白热化。

另一方面，翁诗杰又高调地说，任何人如果不喜欢他的领导，可以拼倒他，但结果会使马华陷入穷途末路，他认为党内存有这样动机的滋事份子。

我们无妨将这两个人的“高见”放在显微镜下监视马华公会是否生病了？是否“病入膏亡”？

从历史上来看，马华公会只有一个，即使曾经面临严重的内斗和两派的公开对决，也从来没有将马华一分为二。例如最严重的党争发生在1983年李三春突然离开马华公会之后，成为代总会长的梁维泮在1984年通过纪律委员会主席麦汉锦“大开杀戒”，一口气开除了马华副总会长陈群川、马青总团长李金狮及马华中委林良实等14人而掀起轩然风波。因为陈群川派即刻获得马华全国各地的支持，声势之浩大，令人侧目，分分钟可以撕裂马华成为两个。

姑不论当权派的梁维泮如何硬撑，他也不得不接受危机必须通过民主程序来解决。最后的结局是陈群川斗倒梁维泮，成功当选马华总会长。陈群川派的胜利意味着马华改变领导层，并没有分裂为二，梁维泮派也因之消声匿迹。如果他当年领导其派系另起炉灶，那就是马华一分为二。虽然说梁维泮的实力比不上陈群川，但他的接受失败也挽救了马华的分裂。

再下来，马华比较严重的内讧要算是2001年因收购南洋报业的特大，竟因政见的不同（其实也涉及权力斗争）而分成林良实的A队及林亚礼的B队。那个时候蔡锐明也是反对林良实的人，好像被形容为C队，又与B队结合起来，最后是A队险胜。

即便如此，马华也没有公开分裂，而是党内斗争加剧，结果在2003年双林退位，马华的危机又解决了。

如果说上述两个大危机并没有导致失败的一方将党分裂为二，那么蔡锐明说今天的马华有两个也实在耐人寻味，因为在实质上马华尚未分裂，有的是在去年党选后，浮现总会长与署理总会长不咬弦的紧张关系，没有迹象显示其中一人会拉大队退出马华，更没有“两个司令部”，何来两个马华之说？

蔡锐明唯一可以推理的是蔡细历因被国阵主席委为总协调，而认为他得到巫统的支持，因此简单的下“结论”说一个是翁司令；另一个是蔡司令。

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除了蔡锐明的身份被质疑外，他也没有让我们信服他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我们之所以不苟同蔡锐明的说法是因为他现在是以反对党人的身份“挖苦马华”，并没有抖出实质的“内情”。他既然曾两度（2005年对黄家定及2008年对翁诗杰）要想成为马华老大而不果，自然有“内幕”可爆出来，让大家耳目一新为什么“马华有两个”？是不是过去没有，包括他在任马华副总会长及卫生部长时也没有？只有在蔡细历卷土重来出任署理总会长后才有，这岂不是“暗喻”蔡细历比任何的马华党要都要利害，有本事搞个“党中有党”？

其实情况也非如此，蔡细历直到今天为止还是承认他是非主流派，也不讳言与翁诗杰有严重的失调，他究竟像不像蔡锐明所暗示的“巫统撑腰派”？我们也无法“考证”，因为直到今天为止，纳吉也没有给蔡细历任何的“尚方宝剑”，可以在马华党内挥舞。他的国阵总协调的身份是十分暧昧的，究竟是用他来协调国阵成员党的关系或协调他自己和翁诗杰的关系，也许连他自己也还无法理出一个头绪来。

不过我们看到的是自从蔡细历在六月被委任为总协调以来，他所扮演的角色和活动就比以前高调，而且也时不时与当派者唱不同的调子，但这不能解读成巫统的支持，我们也不认为纳吉会派一个人去“整”翁诗杰，因此说巫统支持蔡细历“搞”翁诗杰是不成立的臆测，蔡也未具备条件另立司令部。

或者马华党内有人相信蔡细历的身份已不大相同，不是翁诗杰派可以轻易对付的，也就转成向翁诗杰施压，例如向纪律委员会状告翁诗杰就是“以牙还牙”的一招，用以反对蔡细历受传召出席听证会的反击。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翁诗杰突然高姿态地向党内异议分子发难，就显得非比寻常了，他所说的“倒翁并不会有好出路”乃是他发出的一道严正声明。从马华10正副部长誓作翁诗杰后盾，强调政治道德论到翁诗杰自己现身说法，在在说明马华的内部矛盾已是公开化，彼此之间没有回旋的余地。

虽然有人认为马华已没有本钱再掀内斗，而是两派携手合作，但由于双方的成见太深，伤害已经造成，已是覆水难收，若让问题悬而未解，马华也是无法振作。马华确实是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还不至于病入膏亡，以后就很难说了。因此在权衡轻重之下，翁诗杰派的先声夺人正是向蔡细历派下马威：倒翁也等同倒马华。在翁诗杰派看来，这不是无的放矢，如果这些马华议员联手起来孤注一掷，则任何的倒翁势力就得三思而后行，因为今日的马华不比从前，政治筹码（议员数目）屈指可算，若一再逼宫，形同马华自掘坟墓。

翁诗杰这一招回马枪，旨在回应酝酿特大倒翁的行动，也带出马华没有受到所谓外来的压力（指巫统方向）的影响，权力仍操在马华当权派的手中，还有一个用意是把丑话说在前头，向华社摊开马华的问题，以便在舆论上占上风。

这里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促成支持翁诗杰的当权派在全马各地大造声势，使蔡知难而退；一个是签名召开“特大倒翁”运动已告形成给蔡细历支持力量。这两股势力的斗争正方兴未艾，也为马华寻找新定位。其结果将影响到马华的未来。

刊登于2009年8月6日 《东方日报》

批判林敬益的“第三势力”论 （跃马扬鞭）

民政党顾问林敬益七月廿日在该党新山区部的宴会上说：民联政府表现乏善可陈，国阵政府又持续不改，恐会有“第三线政权“在下届大选出现。换句话说，民联和国阵将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两败俱伤，让位给“第三势力”。

什么是“第三势力”？第三势力在哪里？林敬益没有说清楚，让人抓不着头脑，也不知所云。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探讨“第三势力”是否存在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在马来西亚建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第三势力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脱颖而出，更不要说取而代之的。

最明显的一次是1964年的大选，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企图以“第三势力”插足其中，右斗执政的联盟，左斗左派的社阵，其结果是第三势力搞不起来，反而因为马印（尼）对抗，给联盟空前的胜利，左派政坛蒙受重挫。只有林苍祐领导的民主联合党在槟城探出头来，但离夺权的道路尚远，因而在1968年就纳入民政党。在1969年大选加入反对党阵线对抗联盟，可以归纳为第二势力的整合，不是第三势力茁壮成长。

自此之后的1969年大选，也是因为左翼杯葛大选，才造就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党从中崛起。如果社阵不分裂和不杯葛大选，这所谓第三势力能否取得佳绩，尚是一个问号。因此严格来说，它们是填补社阵留下的真空，不是第三势力异军突起。

虽然当时反对党大有斩获，夺得槟州政权（吉兰丹依然由回教党执政），并使雪霹州政权动摇，也使执政的联盟丧失国会2/3多数席的优势，但“五一三”事件后，政治格局又被改变过来，联盟摇身一变成国阵，而反对党包括民政、回教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逐一被收编，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及砂国民党在野。所谓“两线制”也搞不起来。

在那个时候，已投身马华公会的林敬益并没退出马华公会另立第三势力，反而在马华党内大搞改革而被陈修信委为部长。由此可见，林敬益不相信第三势力可以破茧而出。

即使他在1973年与马华总会长陈修信交恶被开除出党，也不相信第三势力是可以生存的，因此他在这一年选择加入已经成为国阵一员的民政党。这不是第三势力，只不过是在国阵内搬家，从马华到民政，同属第一势力（指执政党）。

反而是退出民政党的陈志勤（1971年）具有勇气成立社会正义党，企图跳出第二势力（反对党阵营，分别以行动党和回教党为主体）建立第三势力（因与行动党未达共识，形成多角战）。但这个第三势力在1974年的大选输得一塌糊涂，只剩下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及另一人王裕好中选槟州议员。抑有进者王裕好中途过档马华，而患病的陈志勤不再参选，交由陈胜尧守城，结果是1978年大选后，社会正义党收山。

还有一个所谓不成气候的“第三势力”的反对党在1978年涌现，它就是离开行动党的叶锦源所创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党，虽有得到也曾是行动党强人范俊登的支持和加盟，但在1978年及1982年的大选，都交了白卷，也在政坛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所谓第三势力的政党之所以难以立足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位居反对党老大地位的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统领下不允许其他反对党分享反对党资源；其二是国阵不再给机会予反对党瓜分地盘，将回教党（1977年退出国阵）局限在东海岸而将行动党局限在城市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更在东马将反对党一网打尽，让它们在相互斗争后，由胜利的一方加盟国阵，如沙巴的人民党取代沙统，而后由团结党取代人民党即是。另一种方式是让成员党中自我分裂，如后期沙巴的团结党分裂出自民党、进步党、民统及砂州的国民党分裂出人民党和民进党等等，结果分来分去又回到国阵的怀抱。
虽然在90年代，我们有看到马来社会出现新的政党（指有别于巫统和回教党而言的新政党）；先是46精神党（1989），后是国民公正党（1999），但它们很快与回教党及在野的行动党分别或联合组成反对党阵线，因此也不能算是第三势力，只能归为反对党的合作来对抗强大的国阵。结果是造就回教党卷土重来和势力壮大，而46精神党最终回归巫统（1996年）及公正党在反对党陈营自我沉浮。

也只有到了2008年的大选，马来西亚政府才首次出现“两线制”的轮廓，一边是以巫统为主导的国阵及另一边是以安华为首的民联。在相互消长下，民联先是失掉吡州政权，后是雪州政权面对打压和内部震荡不断。很多人担心“两线制”难于持久；尤其是回青团已有意与巫青团充开路先锋来一个回巫对话后期望带出新的格局，而可能又使政局回到敦拉萨主持的年代。

反而是在槟城起家的民政党被认为在308政治海啸后最有机会成为第三势力来扭转劣势，最少在槟城是如此。不知为什么林敬益没有勇气力促民政党转换跑道？但这也说明了民政党也不相信所谓第三势力会有所作为，因此选择保留现状在国阵内求生存。

在这种情形下，马来西亚那有第三势力涌现？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可能有。如果连林敬益本身都做不到，那只能说明执政太久的人不会想到成为反对党，而反对党阵营中也不可能分裂，否则前功尽弃。

我们只能说，马来西亚不仅没有政治土壤让第三势力成长，而且“两线制”也不稳固，随时都有被冲击的可能。就此而言，林敬益的言论是放空话，没有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刊登于2009年8月4日 《南洋商报》

重新检讨委任协调官政策 （现代春秋）

我们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反对党执政的州或反对党占有的选区要设立“国阵协调官”？到底其性质是什么？根据我们了解，这是中央政府特别设置的机制，以便国阵成员党有角色可以扮演而不让民联议员专美。 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央尚未落实有关的政策，但在反对党控制的州似乎已出现国阵的“另类议员”，并由成员党推荐人选名单上呈。当新闻曝光后，更因此成为成员党斗争的一项课题。例如槟城州的“国阵协调官”名单公开后，引发民政党的内部斗争，范清渊就是其中一人借协调官的委任而向党发难，结果被指言论过火，触犯党纪而被冻结党籍三年。换句话说，民政内讧就是因为一个芝麻小官闹得沸沸扬扬，真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所幸到今天为止，首相纳吉尚未正式委任，可见他还需要再斟酌，不然国阵成员党间的矛盾也会因对人选的不满而加深。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身为国阵总协调的蔡细历在不久前针对协调官的委任发表了意见，这也许是最符合他身份的“正业”。他认为如果协调官的委任引起反效果，就应予检讨，否则会被选民误会既然国阵可以委任，就不必选他们成为代议士了。 这个评论是中肯也是值得国阵参考和省思的，因为这样的委任长远而言，对国阵没有帮助，反而被视为“滥用纳税人的公款”来搞政治。 虽然我们因此会“得罪”那些已被提名为“协调官”的“准议员”，但我们还是反对国阵采用这样的策略来克制反对党，理由如下： （一） 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不论是国会议员或州议员，一个选区只能选出一名代议士，胜利者被冠以Y.B.。可以是执政党人也可以是反对党人，一切以选民的投票为归依。如果选后，执政的国阵以中央的权力，在每一个反对党人拥有的选区（不论是国或州）另设协调官，相等于是委任“小上议员”。这对民主的发展是有阻力也是不健康的，因为我们只能承认一位Y.B.，不能接受变相的Y.B. （二） 以槟城为例，在13个国会选区及40个州议会选区中，国阵只胜2国11个州议席，全是巫统议员。除了这些由国阵占有的选区不设协调官外，其余的11个国席及29个州议席，则按国阵成员党参选的比例推派协调官。在这样的方案下，民政获分配4国13州的协调官，共17人；而马华获分配4国10州的协调官，共14人；国大党则获得两名协调官，余者归巫统委派。这就是说，凡是反对党的选区，就有一名协调官，无形中变成一个选区有两个官。虽然国阵的协调官在法律上不具法定地位，但在权力上则因有中央撑腰，在拨款方面就不比民联议员逊色，肯定形成对峙的角色。在政治斗争上我们不能说这是对或错，不过却有正当和不当之分。 （三） 根据所知，国阵的协调官也是有津贴的，每人每月千余到2千余元不等，至于是否有车马费及开会津贴，尚未得而知。这固然方便国阵打入民间争取民心，并可动用拨款来压下民联议员，但人民收受拨款后，是否在下届大选投票给国阵，则是个未知数。再说，.如果此制度被推行，等于纳税人要多付公款给这些协调官。这在逻辑上有些说不过去的，好像败了也有官做。 虽然我们不否定为民服务也应有一定的酬劳和费用，但反对党长期以来都没有这样的方便，都得心甘情愿自掏腰包为民服务，为什么执政党不能有此牺牲呢？难道需要一个官位才能为民服务吗？ 若是这样，我们倒建议国阵不妨仿效砂州情况，首席部长可以委多名政治秘书，分额给成员党推荐人选出任，再由他们按党需要提供服务，不一定要在每个选区都有协调官。以此类推，国阵成员党都有中央部长，他们也可以通过部长委任一些人相关的职务，在反对党选区走动，达到为民服务的目的。 （四） 协调官一旦设立，则在反对党执政的州选区就会出现协调官会议，他们也可以变相的组成“州上议院”，变成一个州有两个组织打对台。这对国阵也不是好事，反而会被选民认为既然国阵这么有办法，不如下届大选保持原状，岂不吃了大亏？将来要夺回有关的议席就不容易了。 因此国阵在反对党执政的州或在反对党的选区委任协调官是弊多利少，对国阵也会将带来负面的影响，不见得可以“克死”反对党。 其实争取民心有多种方法，与其采取“人盯人”的政策，不如在政策上大力改善。国阵之所以面临308的政治海啸不是因为它的候选人的素质比反对党差，而是因为国阵的整体的政策出了问题。 甫于今年4月上位的纳吉首相自然洞悉国阵失败的弱点，唯有大刀阔斧才能挽救国阵的形象。因此他倡议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就是希望采取种种的改革措施来争取民心，但委任协调官在反对党的地盘“踢盘”是与他的理念不符，也是持双重标准的。就此而言，取消协调官的委任对纳吉来说也有助于提高个人的形象：不因失败而报复，而是通过改革见真章。

柏玛当巴锡补选 回教党和巫统互动探温器

（吉隆坡6日讯）本报探悉，巫统会派出巫统峇东埔妇女组主席萝海扎 （Rohai Zat）出战柏玛当巴锡选区（Permatang Pasir）补选。而回教党方面的人选，既有可能是回教党中委末沙布（Mat Sabu）或已故议员莫哈末韩丹（Hamdan Abdul Rahman）的助理卡玛（Kamal）。

时事评论人谢诗坚说：“巫统要取胜，很困难，因为这是回教党的堡垒区，再加上安华的影响力。”为了向回教党示好，谢诗坚预料，巫统将不会派出强人出战，而会派出本地人参选。

至于回教党的人选，谢诗坚认为，末沙布出战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是回教党的元老，也是槟城人，拥有一定知名度。如果回教党党内没有太大的异议，就会让末沙布上阵，而以他的知名度，要拿下席位并不难。

巫统骑虎难下 不参选说不过去
谢诗坚说，在柏玛当巴锡议员去世后，巫统若再次不参选，是说不过去的，在如此骑虎难下的情况，他预料，巫统即使上阵，也不会大战旗鼓，反而选择低调处理，以便不会和回教党引起更大的冲突，而如果巫青团没有助阵，就更加可以减少冲突。

这场补选，正好落在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的老巢峇东埔（Permatang Pauh）国会选区下，而回教党也在此选区连胜三届，所以回教党会胜出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谢诗坚也不忘提醒，这场补选将能看出我国接下来的政治气候走向，也将会是回教党和巫统互动的探温器。

“微妙的变化，慢慢可以看出来，从他们派出什么候选人、讲话姿态，就可以看出他们是真打，还是友谊打。”

国阵继续玩弄种族议题
政治评论人邱继玶则指出，虽然回教党在吉兰丹马力勿莱（Marik Ulai）州议席的选票削减了，但是这不代表即将来临的柏玛当巴锡选区补选中，马来票会再度减少，因为两个地区的情况毕竟不同。
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当地的气氛如何。他预测，国阵将会继续玩弄由华人领导政府，正如在霹雳，国阵一直炒作，州政府被行动党控制，回教党也被边缘化，没有真正的力量，导致马来人没有声音的课题。

不过，他也相信，相较于马力勿莱, 对于民联这一次依然是相当稳定的一场补选。

柏玛当巴锡是个以马来种族为主要人口的地区，2008年的选民登记记录显示，马来选民占72%，华裔选民占约26%，而印度选民只占了大约1.6%。

民联的华人票基本上相当稳定
另外，华人所拥有的26%选票也是不容忽视的，民联的华人票基本上依然是相当稳定。邱继玶认为，这是因为在国阵内代表华人的政党，没有什么改变，而马华最近又再闹内讧。

他也指出，基本上马华在槟城根本就没有本地的基层，连马华槟城州联委会主席都需要由中央领袖廖中莱来担任。至于民政党在许子根的领导下，也无法带来任何改变，因为许子根所领导的前朝政府，留下了很多问题。

除此以外，槟城的巫统和其他成员党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在巫统升旗山区部主席拿督阿末依斯迈发表了寄居论的言论后。

邱继玶说，由林冠英领导的槟州政府依然很新，所以人民依然愿意给这个政府多一点时间表现。
“在2004年国阵很强的时候，回教党依然赢得这个选区，如果今天放新人，票少一点是肯定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在没有很大的本地议题下，回教党是会赢的”

转载自《风云时报》

从赵明福想到冯朝民 （天下纵横）

七月是个恼人的季节，大地时而被烟霾干扰，让人烦心；时而烈日当空，热气逼人；偶也大雨倾盆，带来泛滥。尽管这气候再多变，也还是脱离不了一定的规律，尚不至于认为天气太反常。

就在这恼人的季节里，突然平地一声雷，传来了赵明福堕楼身亡的案件，一时让人感到震惊莫名而又突如其来地被沉甸甸的气流压在胸口，于是各式各样的抗议声和哀悼声在全国各地此伏彼起。但最让人伤感的莫过于七月廿日在马六甲举行的出殡仪式，愈二千人不约而同地为一位大好青年的猝然离世感到悲愤，更对其未亡人苏淑慧及其遗腹子感到伤心难过。所有的内心激动，在此时升华为一股怨气，在马六甲上空凝结而后散开，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会这样？

赵明福死了，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赵明福是位有理想的青年，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他在308政治海啸后参加了民主行动党，出任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两个年轻人碰在一起，自然有他们的理由和志向。由于民主行动党已一洗晦气成为雪州的政府一员，人们也就认为当官的人从此平步青云，在政坛上可大展身手。没有人会预见政治背后有一张无形的大网，随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赵明福就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事例。他被反贪污局传召问话协助调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岂知在七月十六日惊传他堕死在一座大厦的阳台上，变成冷冰冰地抬了出来。
由于死因疑点太多，政府已宣布设立皇家调查团调研办案手法与过程，以鉴定是否侵犯人权；同时也会设检尸庭调查因由。

虽然林吉祥批评不符公众期望，没有全面地检讨反贪局的专业操作和其独立性，但多少也让人民感到已有委员会在调查过程，至于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这就是说，赵明福离奇死亡的案件已是非同小可，政府也须要严正看待，它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政治课题。

无独有偶的，今天的赵明福案件在马六甲的出殡不期然地使我想起在38年前也在马六甲出殡的一幕。这个人也是个政治人物，他是冯朝民。虽然两场出殡毫无相连，而且性质也不相同，但他们的相同点是同样是政治人物，死时年龄不相上下，也因参政而“天妒英才”？

冯朝民是谁？相信许多人已没有印象。他出生在1940年，是培风中学的高材生。1959年参与学运而被内安法令逮捕。两年获释放后，他参加劳工党。1963年，他中选为马六甲市议员，。这一年社阵继续执政马六甲市议会（由1961年起即已执政），冯朝民自然是执政党的市议员，拥有一定的权力，算是做了小官。1965年中央政府宣布终止市乡暨地方议会选举，社阵执政下的市乡及地方议会也就被接管了。政坛风云变幻莫测，由此可见。

1966年冯朝民再次在内安令下，被监禁于麻坡集中营，因为身体未获调养，患上肾病而于1971年3月10日逝世于扣留期间，引致了劳工党及左派人士的抗议，在出殡当天的长龙队伍也在马六甲引起轰动，一度情势紧张，最后终于顺利完成仪式。许多出殡的人也为其年轻的夫人许燕珠掉下同情之泪，毕竟冯朝民死时也不过31岁（赵明福死时则是30岁）。

屈指算来，冯朝民离开人世已经38年，马来西亚的政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劳工党与人民党分道扬镳，社阵解散（1965年），后是劳工党不见了（1972年）。左派的宪制斗争也随着劳工党杯葛1969年大选而结束，起而代之的是第三势力的政党，这包括民主行动党、民政党等。其中民主行动党也一度把马六甲当成其桥头堡，填补了社阵留下的真空。林吉祥就是在那一年从马六甲冒出头来的政治人物。1986年他移师槟城，将马六甲的城池交给林冠英镇守，启开了父子一起从政的一页。在往后的日子，马六甲也成为林冠英政治生涯的起点，因此马六甲对行动党有特殊的意义是不争的事实。正如马六甲也曾经是社阵风光一时的地盘，然而不幸的是，前有冯朝民，后有赵明福竟不约而同地在马六甲造成轰动，任谁也想不到马六甲又成为政治斗争的另一个焦点。

写至此，我必须交待一句：冯朝民是我未曾谋面的同门，他的死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同样的，我对赵明福的死除了震惊之外，还是哀伤。

在内心深处感受的就是一句话：政治有的时候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刊于2009年8月3日 《号外周报》 第4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