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现代性理念面对阻力—新经济模式与消费税引发的冲击

自从纳吉于2009年4月就任首相之后，他就通过经济的调整启开他的政治旅程。

他的上位正如他的父亲敦拉萨的时代，是被认为“临危受命”的。他的父亲是在1969年“513”悲剧后成为实权者。一年之后拜相，成为第二任首相。纳吉则是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展露其强势领导。一年之后，他也拜相，成为第六任首相。两人一前一后成为国家领导人，时间相隔40年。
两父子异中求同
敦拉萨1970年于先后推出了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及《国家原则》。他提出了“化东南亚为中立化无核地区”，又倡议马来西亚加入“不结盟运动”。最明显地表现在1974年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建立邦交。在华人一片欢呼声下，新经济政策顺利推行。

回想当时敦拉萨将东姑的亲西方右翼政策转成中间偏左，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顺应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的政治思潮。在以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华人对执政党的支持虽是起伏不定的，但更多时候是给予支持的，因为国阵并没有推行反华政策，反而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敦拉萨在政治上的兼收并蓄与有容乃大的精神（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收编反对党），正是发生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好转的年代（中国的“文革”在1976年才结束）。

敦拉萨当年冒着得罪马来右派的危险走向左右逢源的政策，结果证明他眼光独到，才有今日马中友好关系的持续性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敦拉萨成功地通过“国家原则”排斥当年左翼流行的无神论；他也成功地减少阻力，顺利地开展他的新经济政策，因为华人或说具有左派思想的华人是不会抗拒和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

四十年后，纳吉一上位就重温和试图重复其父亲走过的道路。他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北京，以庆祝马中建交35周年，表明他与其父亲一样，希望华人能改变对国阵的态度。

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虽然一时之间整个轮廓并不清晰，但他以先入为主的优势大张旗鼓地鼓吹马来西亚只有一个，用以表明没有东西马之分。这显然是回应民联在308后准备通过东马的支持来变天的夺权计划。

这就是说，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更多时候是以政治为主要考量，继之是经济考量，因为没有政治的稳定，一切的改革将无从开展。

从这边来演绎纳吉的政策，他是将阿都拉的保守偏右政策导回中间偏左，以和民联争取民心，但他也面对右翼势力扯其后腿。

现代性VS现代民族国家
如果可以做比较的话，我愿意将他们父子的指导思想放在两个理论中作分析。

敦拉萨走的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 State）的路线，他把东姑的亲西方的“现代性”（Modernity）路线压下，将国家方向转向适应亚洲，包括中国的路线，以摆脱100%亲西方的形象。

所谓“现代性”理论乃至发自西方的文艺复兴，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蒙昧，以人文精神反对神权压迫，是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理论框架。

在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就是要引进西方的学说，是对“现代性的追求”。但在后来被证明“远水救不了近火”，尤其是日本1937年侵华后，已是被迫走“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向苏联取经，走社会主义道路。

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是走“现代性”道路的，因此反对左翼的反殖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包括与马共的斗争。

当1957年东姑领导独立时，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走的是一面倒西方的反共路线，但不强调种族和宗教，因而可以被形容为走“现代性”的路线。

不过在1969年“513”后，上位的敦拉萨发现“现代性”不适合马来西亚的社会，因而大胆地采纳左翼国家采用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将马来西亚导入中间偏左而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路线。

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是包含在现代性里面的政治制度，以民主或武力的手段建构国家，它的合法性也是根据民族公议建立起来的。1917年苏联的建立即为一例。

中共是延至1976年文革结束后才真正拨乱反正走向现代性的道路，它只用30年的时间，中国已是和平崛起，成为世界政经大国，可见现代性魅力无穷。

马哈迪虽是在1981年上台，但他是延至1990年才提出要在30年内达成先进国的宏愿。这意味着他决心摆脱敦拉萨一手制定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而走向现代性，以向西方的现代化看齐。但因间中有太多复杂的因素拌搅着，以致国家游离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无法破旧立新。

纳吉在2009年也看到了马哈迪22年当政下的得与失，就是徘徊到“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

纳吉推出四大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出台了。在这个理念下，他通过政治的权威与经济的优势对国家作了以下的调整：

1. 认真与全面地探讨“新经济政策”，马哈迪做不到的，他要做。例如废除某些领域，特别是上市公司的30%土著股权的规定。开放27个领域不受30%股权的影响。于是一个定名为“新经济模式”的政策出台了。

它的主要点在于全面援助和提升40%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这是在未取消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下进行的，因此不会引起反弹。

政府为此成立“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NEAC）来制定新经济模式，它的主要目标是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来消除贫穷。

如果说新经济政策当年是要求华裔支持马来人提升经济地位，那么40年后的今天，尽管全国的赤贫率已降至3.7%，它还是存在40%的家庭收入每月不超过2000元的水平。因此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增加他们的收入。

2. 在“新经济模式”下，纳吉提出了转型的大工程。他在今年1月28日公布了政府转型计划路线图，矢言要在未来10年，也就是马哈迪订下的达至先进国指标的那一年（2020年），让人均收入从目前的每年7000美元提升至1万5千美元（约5万马币）。

这意味着我国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必须要有8%左右。

以1997年金融危机前为例，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已达5000美元，马哈迪在1998年将马币与美元订在3.80兑1美元的水平（原本是2.5元兑1美元，等于贬值40%）。无形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大为缩水，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才增加到7千美元，整整13年来的增幅是那么小，以致许多人质疑马来西亚届时可否达成目标。如果不能达致，马来西亚的转型就不算成功。

其实，马来西亚只是处在中等收入的国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完全不具备条件挤入先进国的水平。比如新加坡人均收入高达7万美元，韩国1万7千美元。因此马来西亚人民在未来10年的收入要翻两倍也不容乐观。因为刻下我国需要高科技人才，国内的大学却不能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换句话说，我们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远未达先进国的需求。

加上近些年来有30万精英流失，向外国发展，在在阻止了马来西亚顺利跨进一大步。

消费税突然煞车有顾虑
3. 在转型尚未具备乐观条件时，马来西亚政府又推出备受争议的消费税（GST）。

虽然消费税曾在阿都拉当政时，于2005年的预算案中被提了出来，且准备在2007年正月1日实施，然而在2006年2月份时，政府宣布压后推行。因为需要时间深入研究商业程序的改变。后来在2008年遭遇308政治海啸，也就暂时“束之高阁”。

2009年11月24日，首相纳吉宣布将在国会提出消费税法案。果然在同年12月16日由第二财长提出。

讵料原定在3月中旬提出二读时，又宣告展延，理由同样尚需从长计议。个中原因，可以推论是政治因素居多。因为站在政府的立场，此项法案越早实施越好，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协助国家应付日益庞大的开支。

官方资料显示，政府今年的税收将下跌5.7%至1065亿元。

有鉴于收入减少，政府也采取节约措施，例如2010年联邦财政预算已缩水11.3%至1895亿元。
在行政开支方面，今年也下滑13.7%至1383亿元。但公务员薪水却增加，从2009年的379亿增至421亿元。我国有120万的公务员，平均每25人中有一人吃“皇粮”。

今年发展费也较去年少了4.4%，共512亿元。

正由于政府需要增加收入来应付不断扩张的开支，消费税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目前政府有微抽销售税5%及服务税10%（称为SST），一年收入117亿元；如果用消费税取代，只微抽4%，将可使政府增加13亿元收入，达到130亿元。

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40项必需品无需缴税，如米、蔬菜、面粉、食油、蛋、牛肉及鸡等。而营业额每年不超过50万元的中小型企业，也不必缴税。

政府认为可行是因为已有142个国家推行，也对减少财政赤字大有帮助。

若与其他国家消费税比较，马来西亚被认为是低征税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已征税7%；日本5%，加拿大5%，澳洲10%等等。

但为何香港至今不推出消费税呢？根据城市大学法学院顾敏康教授的说法是不应实施，因为它影响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美誉；贫富之间过于悬殊，而且每7人中即有1人是穷人（约103万人）。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马时亨说香港不再推行GST，因有6成人反对，虽然他们支持需要扩阔税基。

香港特首曾萨权也基于未有民意基础，宣布在2006年着手研究的消费税不再实施。
由此可见，香港政府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取消此措施。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公开与面临挑战的国家，它确实需要消费税来争取外资涌入，但政治的考量更为重要。纳吉首相看来将会推延至下一届大选后才实施，庶免在此时被弹个没完没了。

反对党抓紧机会猛攻执政党是因为看到民意不能接受，也被迫展延实施，也就推波助澜使事件深化和激化，让政府投鼠忌器，打消落实消费税的念头。

现代性是正确出路
不过马来西亚目前面对的紧急性课题不仅是GST，它还包括最近成立而又喋喋不休的大马土著组织，它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的偏激的言论已影响纳吉的施政。还有体制僵化，结构繁杂和面对冗员现象的公共服务领域及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央的首相署，也影响公共领域的士气和生产力下降。换句话说，首相署要瘦身，权力不能过于膨胀而又力所不逮每个领域和项目。

再者，舞弊、贪污和滥权也是造成国人信心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可从政府总稽查报告揭露各部门不规则事项，但又无法采取行动对付犯事者看出来。例如在2008年的报告中指出联邦政府的行政开销是1520亿元，但实施开支是1535亿，较原来的数目多出14亿元。凡此种种也影响了政府的改革步伐。

4. 因为纳吉是在风雨中上台的首相，所以他必须要有多项计划来与原订计划接轨，例如新经济模式对新经济政策；一个马来西亚对马哈迪的2020宏愿。政府转型增加人民收入对消费税的实施。
总而言之，纳吉是期望将马来西亚重新纳回“现代性”的轨道，不再迷恋于“现代民族国家”。但因面对马来媒体，非政府机构及政党要人的拦路和质问，也对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现代性理念起了不良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为了降低风险，纳吉也只好牺牲了消费税的“现代性”措施，以免成为反对党的靶子。此外，他对一些极端与右派份子的伺机而动，也不得不抖擞精神应对。除非纳吉大刀阔斧迎向“现代性”，重视科学与民主，公平施政、倡廉肃贪、公正治国，否则马来西亚的转型是不易成功的。

（本文部分内容係作者于2010年5月2日应槟城凤凰友好联谊会之邀的专题讲话，经重新整理而成此文。其他主讲者有拿督杜乾焕博士，国会议员古玛医生及国会议员姆加蒂博士）

刊登于2010年5月9日《东方日报》

社阵•人联•民政 （现代春秋）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UPP）（简称人联党）是一个介于社阵与民政党的东马政党。它早期与社阵是同一个模式；它后期滑向民政党的格局。因此将这三个政党作比较，就能够更加清楚，人联党是怎样从量变到质变的。 立党于1959年的人联党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政党，从来没有想到要西渡马来半岛。虽然它的视野是国际性的，曾一度服膺于社会主义；更与马新一带及中国的左翼运动是同出一辙的，但它的斗争是区域性的。先是争取砂拉越的独立（1959年立党的党纲），后是参与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1961年起），主张先独立再合并；再下来索性与西马执政党大被同眠，不再反马来西亚了（1970年）。 人联党这一转变，也就把自己与社阵切开，转而更认同民政党的政治立场了。这就是质变的开始。 为了更好的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回顾什么是社阵？它是怎样来的？ 首先于1952年成立的劳工党，只是一个普通的政党，到了1954年才提出社会主义政纲（这一年李光耀在新加坡成立人民行动党），但属于西方式的社会主义理念。 1955年，马来左翼份子布斯达曼联同布哈鲁丁（曾是左派马来国民党主席，1950年被查封）共同组织人民党，基本上是马来民族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但一年之后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他投入回教党担任党主席。在他领导下的回教党，曾经与左翼政党的合作关系是心照不宣的。1957年马来亚独立的那一天（8月31日），人民党与劳工党合组成社阵（也就是社会主义党），摆明与执政的联盟的资本主义路线是迥然不同的。 1959年6月4日（6月18日正式获准注册），一个命名为人民联合党在砂拉越诞生，走的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路线。吊诡的是党在古晋成立，但它的第一个支部是在诗巫成立的，可见诗巫是它的堡垒区和党的先锋队。 在同年的9月15日，马华公会的林苍祐正式退党，开始了他的另一个政治长征，也就有了后来人联党与民政党称兄道弟的故事。 话说人联党在1961年时，是极力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它也曾在1962年参加五邦社会主义大会（在吉隆坡召开），它们是马来亚的社阵、砂人联党、汶莱人民党、新加坡的社阵（从行动党分裂出来，以林清祥为首）及人民党和工人党；人民行动党代表也有参加，沙巴没有政党代表。大会显然由林清祥主导，通过了主张北婆三邦先自治才来谈合并事宜。 1962年底汶莱人民党起事失败，连带影响“五邦社会主义政党”遭受严重打击和镇压，人联党也不例外。 1963年马来西亚按原定计划在9月16日正式成立。这时东西马政治又一番景象，虽然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但在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被联盟当成反对党。 另一方面，在西马的林苍祐于1961年另组民主联合党，与马华公会对着干。这个政党在1964年大选时势力只局限在槟城，且以林苍祐马首是瞻。他在1965年应李光耀之邀，与人民行动党组成“团总”，最令左翼阵线吃惊的是砂人联党也参与其中成为一员。在党中委反对下，造成人联党一度陷入分裂危机，所幸同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才消除人联党的危机。 1969年大选后，因西马发生“五一三”种族暴乱，东马的选举宣告暂时中止，但这也给人联党一个转机的机会。因为“五一三”后，中央更换领导人，敦拉萨积极拉拢人联党加入其中。而在这个时候，敦拉萨也向西马的反对党展开大收编，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功将民政党纳入联合政府（民政在1968年成立，林苍祐解散民主联合党加入，在1969年执政槟州）。 就这样在1970年之后，人联党已是执政成员。它与民政党的关系日趋密切，也与西马左翼政团越行越远了。当左翼统战在70年代中期消失后，人联党索性按自己的意愿追求资本主义的理想，不再沉迷也不再标榜社会主义了（1974年正式成为国阵成员）。 因而在千禧年后，人们考察人联党时，发觉它更像西马的民政党，它们不但在思想上强调多元理念，而且在国阵内满足于现状的安排，以致于被华裔选民批评为“委屈求全”的成员党。在重大的课题上又反映不出大方向，组织结构有些老化和缺乏机动性。 因此有人担心，如果人联党不思长进，不思求变，它会不会成为民政第二呢？诗巫补选的结果已是一叶知秋，岂可等闲视之？ 当务之急，也许人联党要赶快问问民政兄弟，怎么做才不会重蹈覆辙？而民政也可以趁机与人联党搞团结合作，否则难顶反对党的大攻势。 刊登于2010年5月24日《光华日报》

人联党：“你改变了吗？” （跃马扬鞭）

砂拉越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主要的种族有伊班人（达雅族）、华人及马兰瑙/马来人等。1959年，一个由华人和少数伊班人及其他民族组成的“人民联合党”诞生了（SUPP）。它的主要发起人是王其辉（银行家）及杨国斯（律师）。在思想上偏向英国的费边式民主社会主义，因此党开章明义地宣称遵循宪制斗争以取得独立。这也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影响，因为马来亚联合邦已在1957年独立，而新加坡则规定在1959年走向自治，自然引发砂拉越的民族主义份子倾巢而出。

由于得到砂解放同盟的全面介入，人联党很快地发展成为砂拉越的第一大政党，而且立场明显地高举社会主义大旗。所谓砂解放同盟基本上是一个左派组织，秘密成立于50年代初期，与当时的马新抗英同盟是同一码事。

1963年砂盟领导了武装斗争，砂共成立了，领导人与人联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联党也因此受到波及。

但在另一方面，人联党持续其宪制斗争。当马来西亚正式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前，它在特殊的选举措施下（即通过地方议会选举以控制议会的党推选省议员，于是亲西马的联盟政党取得了胜利），组成松弛的砂州联盟州政府，人联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1969年西马发生的“五一三”种族冲突悲剧也给人联党的命运带来改变。其领导人在这之后与国家实权领袖敦拉萨“秘密”达成协议，即东马在1970年4月恢复国州选举后，人联党将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

果然不出所料，人联党在砂选举后摇身一变，加入右翼的联合政府，放弃“只左不中”的立场，也就与联盟后来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策略接近了。

人联党的蜕变在初期也给党员、支持者和华社带来一定的好处，如释放政治犯，解除宵禁，让人联党活动恢复正常等。而最重要的是在1974年促成砂共与砂政府和解，前者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进一步地解除全州的戒严令，所谓新村的人民也得到宽大的处理。

这个被名为“斯里安曼”行动的和解，其意义是重大的，给砂州人民带来安定与发展。虽然第二批的砂共延至1990年才走出森林，但因人数有限，约50余人，对治安威胁不大。

正由于人联党居安不思危，自从王其辉（1982年退休）及杨国斯（1990年退位）后，接班的黄顺开（直到1996年退休）及陈康南（1996年起迄今）被认为并没有保持党的优良传统，而是放任党员意志消沉，失去了干劲和活力；尤其是在1992年时，在黄顺开领导下，通过修改党章将“社会主义”字眼删掉，意味着人联党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进一步的将党导入官僚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内。

从1992年到2006年的整整14年中，人联党虽有过数次风险，但都化险为夷，也就引不起党领导人的重视。这包括杨国斯在1974年的州败选；黄顺开的1982的国败选及1996年的州败选被当成特殊个案处理。直到2006年的州选，刮起了反风，首次将人联党狠狠教训了一番（参选19席，只剩11席，输掉8席），可惜还是无法让人联党看到危机已来到门口。他们叫嚷了一阵子的改革后，又是照旧不改。这也许与2008年的砂州国选人联党参加7席胜了6席有关，因为不改也一样稳住地位。

如今，当诗巫国席补选失败后，对人联党已是大事不妙。如果连诗巫这堡垒区也保不住，那人联党在下来的州选（或今年或明年）又在哪里找“安全区”呢？

人联党的机制已经老化，缺乏活力和缺少创意，连国阵主席纳吉首相也有这样的评语，下来国阵会问人联党：“你怎么说”？而人民也会问人联党：你到底还要睡多久才醒？人民的权益在40年来到底流失多少，你们有没有算过？

如果人联党还要继续生存下去，它唯一的出路是回归本位，回到群众中去，绝不能搞宗派主义和保守主义。各个地区自我关起门来搞地方政治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否则在积重难返下，它可能在下届大选把自己变成无关宏旨的政党，这也太对不起创党时的一批有理想有热血的同志们。

刊登于2010年5月24日《南洋商报》

我的“五一三”点滴 （天下纵横）

原定在五月十三日在登嘉楼举行纪念“513”的大集会已告“展期”，负责主催这个万人大会的“人民醒觉运动”（Gertak）的负责人拉查里说，在廉政机构的劝告下，已将会议展期，但不是取消。

根据主办当局的消息，共有45个非政治组织参与，它们是希望号召一万人来纪念“513”，但因为“时间上的错误”而展延。

展期也罢，取消也好，这说明了政府不同意也不允许利用“513”的日子来搞具有政治议程的活动；尤其是涉及种族性的活动。

不但是朝野政党反对这类的集会，就连另外的101个非政府组织也署名反对这样的种族性集会。其中一位发言人，也即是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说：“以大集会的方式来纪念513是非常“愚蠢”的，它应被视为一个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

为此这些个团体也要求政府还原历史真相，以让人民省思。因为它们在认可柯嘉逊的解密下，觉得还不够全面，希望有个官方的新说法。

虽然“513”对许多人是一道解不开的谜，但从我本身的经历说起或可“解读”不同的体会。

其实“513”（即1969年5月13日）对槟城人民来说不是什么“世界末日”或大难临头。他们在经历过1957年元旦的种族冲突和1967年大罢市后引发的种族冲突后，已更加珍惜种族和谐的重要性，并没有人在槟城借故点燃起种族主义的火花，主要是因为前两次的宵禁和戒严给人民带来深刻的教训。

例如1957年元旦的暴动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一年乔治市人民为申庆升格为市而有了两天的大旗鼓游行，讵料第二天（1月2日）的游行在四坎店发生冲突引发开枪而造成人命伤亡，接着在其他地区也有械斗。乐极生悲后，乔治市进入戒严，大概十天后恢复平静。

那一年我是小六学生，正在柑仔园观赏大游行，不时随人拍掌叫好；也对发生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

又如1967年劳工党因抗议旧币（有英女皇肖像的）贬值15%，而发动全槟大罢市取得成功（政府随即宣布取消贬值），但后来不知何故，在日落洞发生种族冲突事件，结果又是戒严。不久又回复正常，但劳工党为此事付出惨痛的代价（支部被封，干部被捉）。那一年，我已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参与采访工作。

因此当1969年大选时，槟州人民珍惜的是民主的权利，他们不再诉诸街头斗争。就这样，他们把民政党的林苍祐送上执政台，启开槟州变天的第一页。

这是1969年5月9日晚上的事，我那时还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就坐在林苍祐的身边（圣芳济中学礼堂内的计票中心）等候选举成绩的公布。到了翌日凌晨近二时左右大局已定，林苍祐刮起秋风扫落叶的旋风把联盟打得七零八落，在24个州议席中夺下16席起而执政。

5月11日，林苍祐顺利在州元首府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卸任的王保尼也不是咬牙切齿，因为他终于把这个位置还给了政治师父林苍祐，心安理得的退休去了。

当5月13日首都传来暴乱时，槟城未听闻发生大事，大家仍沉浸在欢迎新政权诞生的气氛中。可是到了午夜时分，气氛全然不对，军警出动站岗，全槟也进入戒严，因为戒严令，才让槟州人民醒悟到原来吉隆坡事态严重，国家也进入了紧急状态，国会民主中止，由半军警管治。槟城也不得不“紧张起来”。但事实上，我们记者领了特别通行证后，可以随林苍祐到处巡视，一切如常，未见冲突，更没有暴动。所谓“513”对我当时的认识来说，是戒严造成了局面的某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其实人民还是平和的生活。因为有了两次的冲突教训后，槟州人民不要有第三次的冲突，因此“513”对槟城人是个集体的沉痛回忆，一切缘自吉隆坡，而不是槟城。民主在槟城开了花，没有人因政权的更迭而制造混乱和不安，让人感到民主的可爱。

正因为这样，最近有人在槟州议会挑起“513”事件确实是令人生厌和气愤的，毕竟槟州人民已在那一年拒绝“513”事件在槟城发生。在今天来说，更是不会允许它有机会“翻版”。为什么有人要故意挑起而混淆了历史真相？

刊登于2010年5月24日《号外周报》第480期

诗巫补选的启示 （直挂云帆）

在投票前几天，有做了少许的功课，访问了在朝在野的政治人物，也问及当地媒体人的意见，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也就可以在诗巫补选后派上用场。

我根据2008年诗巫国会成绩作分析，发现到行动党要取胜实在不容易，因为在过去六届（1986-2008）的选举中，行动党都被人联党抛在后头，平均输票都在3000张以上。就拿行动党的黄和联来说，他已经是这区的三届手下败将，要攻下人联党的堡垒区谈何容易？除非行动党能拿下超过70%的华人选票（华裔选民占66.7%，共36389名，投票率不会超过70%）否则不易成事。

但是如果我们从行动党的历史来看，它也曾在1982年拿下诗巫国席，这个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林世铭。现在更少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根据人联党的资料交待，林世铭之胜是因人联党处理不好三M课题（当时教育部推出的用马来人教导读写算课程，引起争议），被选民“遗弃”。但实际也只输了百余张票，而且被打倒的竟是人联党的巨人黄顺开，他输了国席，但在州席取胜。后来出任砂州副首席部长，一直到1996年又被行动党的黄和顺打败。黄顺开这一跌，也结束他的政治生涯，辞卸了党主席，让位于目前担任党主席的陈康南。因此黄顺开的一先一后的尝败绩，也与党内的斗争及财团的角力不无关系。

黄和顺的政运也不算平坦，他在后来在国州选举都败给了人联党，只有在2006年又再成功卷土重来进入州议会，但还是无缘进入国会。这一年，行动党的六支火箭第一次射进砂州议会，对国阵的震撼不大，但确实让人联党心惊胆战了。它参加19个州议席，失掉8席，另2席分别输给公正党和国民党。

在整数71个州议席中，即使反对党赢完人联党的19个州议席，也无法上台执政，当然如果又再赢完民进党的8席和人民党的9席（这两个党是从国民党及后来的达雅党分裂出来，基本上主要代表了伊班人的族群）又当别论，因为土著保守党本身已占有35席，而且在2006年的州选中全胜。

因此一直以来由砂州首席部长玛目泰益领导的土著保守党是最大的政党（1974年土著党及保守党合并而成），它既代表马来人，马兰瑙人及伊班人等族群，也是砂州国阵最权威的政党。正因为土保党在砂州坐镇，来自西马的政党就没有正式东渡，甚至连巫统也没有直接涉及砂州的政治，马华和民政更无从下手。

不过，由于砂州的反对党势力有限，且人才不足，若有机会壮大就会被吸纳成为国阵一员。例如国民党（SNAP）在1976年又再重回国阵（它在1966年宁甘被革除首席部长职后退出联盟（国阵前身）），而在2004年又再第二度离开国阵。

这就是说，砂州的政坛并没有供本土反对党成长和壮大的土壤，唯有借助西马的反对党才能有足够的吸引力。第一个东渡砂州的西马政党就是民主行动党。在1978年因人联党的分裂，导致张守仁退党而引进民主行动党，当时他被人联党形容为“最大的叛徒”，但也因为时机不成熟，加上东马人十分排斥来自西马的政党，行动党在砂州的政治就无从突破，只有“小打小闹”，赢得三几席，给予人联党“无关痛痒”的干扰（当时有指说为行动党开方便之门的是时任首席部长的阿都拉曼耶谷，他用意在于克制和削弱人联党政治力量）。换句话说，张守仁无法完成的政治心愿，结果由其儿子张建仁来完成了；正如林吉祥圆不了首席部长梦，最终由林冠迎来完成。

其实，人联党的蜕变起于1970年。它在这一年（也就是“五一三”悲剧后的第二年）举行东马选举前与巫统秘密协商而在选后组成联合政府。

因此从1970年到今天的整整40年，人联党已脱掉社会主义大衣并穿上资本主义的大衣，而间中也起了质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激情和有活力的政党，不再重视群众运动。但因为人联党未“棋逢对手”，一直捉住“本地人的政治由本地人处理“的心态而奏效，狠狠地把行动党排斥在砂州的大门外，也就在这些年来有了轻敌和不思变革之心，一切随波逐流和随遇而安。

当我在2006年到砂州考察州选时我在人联党总部看到的不是成群结队的工作狂的青年，而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各做各的，有优哉闲哉之弹。问他们怎么还不备战？他们说过去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逢选必胜，各个候选人只管他们自己的选区，大不了发生文告以示统筹统办，其他的事就不必总部操心了。

这种漫不经心的心态也终于让人联党吃尽苦头，第一次连输8席。可惜的是，人联党不求改变，在州选过后有闹过一阵改革和改组，过后就沉静下来，又是一团和气，什么重组和改变已抛诸脑后；尤其是2008年国选又大胜出后，大家又忘记2006年的“小政治地震”的教训。因而来到诗巫国席补选，人联党又是按传统打地方主义牌，由诗巫人自行操办，好像是关起门来搞政治。虽然首相纳吉以大气势为人联党造势，但已无法使老化的机制一下子被调动起来，难怪纳吉也感叹和批评诗巫的竞选机器不及反对党的活力和创意。单就人海战术而言，国阵已远远落后，它没有调动大将来应战，各友党扮演的角色模糊和无关宏旨，只有巫统搬来了强人压镇。

如今补选失利，人联党应该深刻反省一下，在过去四年它改变了什么？它纠正了多少错误？不要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简单的答案是：人联党，你改变了吗？

说白了，诗巫失手应刺激人联党从中了解到：改变之风已吹到家门口，不能再咬文嚼字说只改革不改变，这是很莫名其妙的鸵鸟政策。人联党除了改变之外，并无他途。现在“亡羊补牢”或有转机，不然人联党将不知如何应对今年或明年的州大选？

刊登于2010年5月20日《东方日报》

从乔治市看地方选举 （现代春秋）

槟城的地方议会有很多的变化，也有很多故事。它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争议的焦点？说起来是很值得玩味的。 我在5月4日应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之邀，前往参加一项《地方议会选举：可为或不可为？》的座谈会上，针对槟城的地方议会提出我的看法，其他主讲者有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及前马六甲市议会代主席顾兴光。 我之所以用槟城做为实例，那是因为地方议会的选举“成也槟城，败也槟城”。这句话的含义是说乔治市市议会是最先推动民主的试验场，也是最终“埋葬”地方议会选举的地方。 故事应该从1800年开始，那一年槟岛成立的税务评估委员会（Committee of Assessors）。到了1848年，英国将税务评估委员会并为“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mmittee）（槟新甲各有本身的市政组织）。 在1857年时，“市政委员会”正名为“槟城市政局”（Penang Municipal Commission），职权扩大。它规定市议员共5人，其中参政司（Resident）（相等于后来的槟城总督）为议会当然主席，另一名则是海峡殖民地大臣委任，剩下的3名市议员“公开”给纳税人投票选出，每年缴25卢比（印度币）的市民即有投票权。那些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则要求“亲朋戚友”出来投票，不然将无人投票，因为人民对这个所谓“民主”玩意儿不感兴趣。虽然如此，“民主选举”总算在槟城开了头，而且是在1857年的事（正因为这一年标志着乔治市市议会的诞生，因此才有后来1957年元旦的申庆市议会一百周年的庆典）。 原本三名“民选市议员”任期只一年，到了1863年则改为每三年选一次，不必每年投票。 在1888年时，英政府正式将槟城市政局易名为“乔治市市政局”（Municipal Commission of Georgetown）。换句话说，它的管理范围已规定在市区内（也就是乔治市的面积）。 （根据估算乔治市在1957年的面积是34平方公里；1969年后增至41平方公里）（槟岛的总面积是293平方公里）。 1913年市政局法令生效，英国中止市议会选举。这就是说，于1857年起已实施的局部民选市议员的制度经过56年后煞车，全改为委任制。这是第一次开民主倒车，但市议员则从5位增至12位（当时华人俗称十二商），全是参政司所委任，英国人也不再用“民主”作橱窗。 就在英国禁止市议员“民选”38年后，它又大发“慈悲”，在1951年在乔治市推行市议员民选制度，作为马来亚朝向民主的滥觞。 英国人也不是全面民选，只是允许选9名市议员，剩下的6名市议员是委任的，而且规定参政司是市政局的当然主席，但已正式易名为乔治市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 这一年，林苍祐组成的“急进党”在9个议席争夺战中，赢得了6席，奠定了林苍祐的从政地位（他没参加市议员选举，因他在1950年已被英国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而且在后来被提升为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 由于乔治市选举开全马之先河，而且民主尝试成功，使到吉隆坡市议会的选举也如期在1952年举行。 它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这一年的隆市选举带来了马华与巫统的合作，前者赢得6席，后者胜3席，而势力强大由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亚独立党只取得2席。结果导致巫统马华于1953年合作组成联盟，并拉进了印度国大党。这样一来，一个新的联合阵线在日后全面地改变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 因为两场市议会的“小民主”成功推行，马来亚在1955年走向“大民主”，举行马来亚立法议会首次普选（52名民选，46名委任），作为朝向自治邦迈进。结果东姑领导的联盟大捷，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1953年他将马来亚独立党易名为国家党）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1957年，在马来亚独立前夕，乔治市在元旦日被升格为市，意味着乔治市市议会已取得城市地位，易名为乔治市市议会（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其市主席将被称为市长。它成为全马首个具有法定地位的城市。遗憾的是，那年大事庆祝期间，不幸发生暴乱，乐极生悲。所幸没影响马来亚独立如期在8月31日宣布。 从1958年到1963年的市议会选举，俱是左翼的社阵夺得执政权，也在1963年马来西亚正式成立。马印（尼）对抗加剧。由于印尼政府的不妥协立场，影响了1964年的大选，选民都把票投给执政的联盟，因为担心社阵与印尼的反大马立场接近，也就选择亲联盟疏社阵的立场，导致社阵在那年大选大失败。过后转向街头斗争，最终在1969年的大选，选择杯葛。 因为联盟的大胜和对左翼力量在城市及华人新村的滋长有所警惕，政府乃在1965年接管市议会，并在1960年成立调查庭调查乔治市议会被指管理失当和滥权事件。通过这一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指出确有其事后，已成为政府中止全国地方议会选举的最好理由。 1966年国会通过的中止地方议会选举及1976年国会通过的允许地方议会合并及委任市议员后，意味着地方议会选举遥遥无期。 林苍祐就是根据1976年的法令将乔治市议会及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又将威省的三个地方议会（威北、威中及威南县议会）合并成威省市政局。 我们今天的两大市政局就是这样来的，乔治市市议会不见了，也已成为历史名词。现在林冠英说要还政于民，要求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这已经是宪制斗争的范畴了。我们且看他如何为“第三张票”请命？ 刊登于2010年5月17日《光华日报》

巫统新战略围堵公正党 （跃马扬鞭）

两年前与两年后的政局已起了微妙的变化，国阵或贴切地说巫统已转守为攻，改变战略，全面向民联进攻。这可以从乌鲁雪兰莪的补选看出端倪。换句话说，当今的巫统已成为国阵的主帅，凡事亲力亲为，不再假手友党。难怪首相纳吉要巫统人亲近华社，争取50%的华人的支持。这已被解读成巫统不再死守其马来阵地，而是准备跨越族群，直接向其他民族招手。这在过去是罕有，甚至是不需要的。

犹记得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就是两年前，在阿都拉继续主政下，他采取的战略是传统式的，首先主动与回教党商议组成团结政府。这个举动并非新鲜事，前有敦拉萨在1972年与回教党组成联合政府，并在1974年将后者纳为国阵一员，这是1969年"513"悲剧后的政局变动的结果。后有90年代马哈迪力促回教党与巫统对话，以推动马来人大团结。虽然马哈迪的倡议未能如愿以偿，但未阻止阿都拉在308后再作尝试。由于回教党在这方面未有充分准备，且内部意见分歧，阿都拉的"团结政府"概念始终无法落实。

如果当年（指2008年大选后）阿都拉成功说服回教党与巫统来一个第二春的合作，今日的政局将是：（一）阿都拉仍是国家首相；（二）民联瓦解；（三）仅剩下槟州由反对党执政；（四）两线制被铲除，回到国阵一党操控的局面。

而阿都拉的失败是因为他看不到新的思维已经形成，不能用旧思维来看待回教党，因为回教党已出现两种政治思想在交锋，一派是以党主席哈迪阿旺为首的亲"国阵"派；另一派则是以聂阿兹为首的亲"民联"派。当后者主张在党内占上风时，亲国阵派选择重新结合一个整体，阿都拉也就大失所望了。

在阿都拉在第一个方案失败后，他想启动第二个方案，那就是通过对巫统的驾驭，使到国阵成员党作适度的调整，以便重新振作争取民心回流。无奈友党振作无门，加上马哈迪的拦路，以致阿都拉提出国阵直接招收党员的建议也胎死腹中。

就这样当纳吉在去年4月接替阿都拉上位后，他的策略是丢掉阿都拉的旧思想包袱，给巫统全新的包装。他是通过政府提出对新经济政策的检讨和酝酿以"新经济模式"取代新经济政策，及后又通过巫统的"变身"来塑造新形象。

这就是说，纳吉的双管齐下的政策已明显发生效应，其一是政府的政策被认为朝向开明，至少比起阿都拉的时代更加透明和接近民意。例如对华校的大手笔和对消费税的煞车就是表现对民意的尊重。尽管到头来政府还得通过消费税来增加和稳定税收，但放慢一步总好过快一步。

其二是其政治的攻势是十分凌厉的，这可以从乌雪补选佐证之。虽然是由国大党委派候选人，但这位新人也是巫统所接受的，不按国大党上层的意旨作安排。当候选人择定后，就全程由巫统进行包装和打造形象，使他成为国阵（或巫统认可的候选人）的代表，不单是国大党的代表。

在整个过程中，马华和民政只是陪跑，国大党也只能叼陪末座，跟着巫统的步伐起舞。在这样的新战略下，巫统终于在补选中扳回一局，也给了公正党狠狠一击。

其实，国阵包括巫统的政治生命取决于对反对党的反攻与围困，这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但它巧妙地避开回教党，亦未对行动党构成直接的威胁；反而是公正党已被制造成"岌岌可危的政党，随时会因"众叛亲离"而倒塌"。

虽然公正党正在力挽狂澜于既倒，降低退党风潮；民联也给于安华不遗余力的支持，但面对纳吉领导的巫统和马哈迪的推波助澜，已开始对安华展开新一轮和猛烈的攻势，把安华描绘成巫统的"公敌"而大举围攻；即使远在东马的诗巫补选，纳吉也没有错过使用乌雪的战略来面对民联的攻势，因为他要证明他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是回复政治上的一党主导的多党模式而不是所谓"两线制"。

这就是纳吉与阿都拉不同之处，也是纳吉与安华在政治上直接交锋的必然结果。他们两人的斗争结果将影响国家的未来走向和格局。

刊登于2010年5月17日《南洋商报》

英保良借毛泽东起家？（天下纵横）

《号外周报》的钱源财为了写一个系列，问我一些有关“英保良”集团的兴衰事。我在稍为讲述自己的看法后，不期然地回首前尘往事而历历在目。

那是六十年代的中期，说得切实一点是1966年的事，也就是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中国在政治上更进一步向左转，毛泽东也被神化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赞颂毛主席的歌开始在海内外流行。

做生意的人，更是抓紧时机，借“文革”的灵感，把东风引进来，第一个靠文革起家的百货业老板是林信发公司的林道信及林道荣昆仲。他们先在新加坡搞了一个“东风百货有限公司”，也就是借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东风压倒西风”术语来争取华人的信心；更甚的是，林道荣借了毛泽东的笔法将“东风”两个字写成毛泽东的书法，一时让人津津乐道。就这样东风开了头，它成了马新中国百货的“开山鼻祖”。

有了这个经验后，林道荣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瞄准槟城。可惜迟了一步，第一间中国百货公司还是让本地人抢了光彩，他们就是谢庆龄和张清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67年，他们选择在吉灵万山的楼上开设“槟榔百货有限公司”，纯粹打着中国货的招牌。由此可见，在中国尚未开放的年代，中国货已开始吃香：“价廉物耐”（不是“物美”）成了中国货的流行语。我就是在开幕的那一天，向这家公司买了一架中国收音机，大概有两尺宽，一尺长，颇大的。它可以比较清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和新闻报告。

虽然如此，林道荣还是按其原定计划在1968年在槟城成立他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取名为“东方百货有限公司”，地点就在槟榔律的“香江楼”（即当时首都戏院隔邻的楼上）。不仅于此，林道荣又刻意地请人将“东方”两个字模仿毛泽东字迹写成“东方”，打正毛泽东的旗号广召天下。那个时候，一曲《东方红》也走遍大江南北。

但麻烦终于来了，政治部认为“东方”两个字有政治意味，不适合张扬在公众场所，下令老板拆除换上繁体字“東方”，风波算是平息了。林道荣反而因此新闻的报导取得更哄动的知名度，因为“东方”即使不打广告，名字已不胫而走了。难怪开幕那天人山人海，往后的生意更是火红起来。

从“东风”到“东方”，给林道荣带来意外的收获，百货公司一间开过一间，开遍全马各地，乃至伸入香港。百货业钜子非他莫属。

事实上在槟榔和东方之后，槟城的百货业也如雨后春笋地开设起来，同样打着中国货旗号在迎风招展。

信手拈来，在70年代就有下列几间位于槟榔律的“友谊商店”、车水路的“总统百货”，车水路的“美琪儿百货”，及“槟岛百货”等等。当然在威省也开始了百货业的市场。

百货公司开大了就称之为“超级市场”，远远大于杂货店，它成了时代进步的象征，但也加剧了商场的竞争。

在“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原理下，林道荣的生意是越滚越大的，大到不必另外集资就可从各百货公司抽调资金来开设新百货公司。为了一统百货业天下，林道荣给其公司取了个集团名字，叫着“英保良”，即从英文字Emporium中翻译过来，即意他是百货业王国。

事实上他也一度成为最大的百货王国，但始料未及的是他在80年代末期因扩张过度又不节制而遭致恶果。在恶性循环下，英保良集团出现还债不利的传言，更有的超市分店出现货源供应不足。当不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时，林道荣的“百货江山”也就不得不走向黄昏，最后走向消失。一代百货业钜子就这样成为破产者和报穷人。在负债累累下，又有谁想到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呢？果然在若干年后，林道荣又东山再起。确然是东山再起，因为他是在东马再站起来，而且凭着自己的不屈不挠的勇气，他战胜了自卑与耻辱。他在他的人生的字典上又再把“失败”两个字抹掉了。

今天的他虽已不是百货业钜子，也没有学跨国集团搞“霸市”，但他活得自在和重拾尊严。我欠他一个约会尚未兑现，我想待我再见到他时，他会有很多故事告诉我。

评马哈迪的不变思维 （直挂云帆）

马哈迪似乎对纳吉在补选中的大手笔感到不自在，他于5月7日在其部落格以《种族主义的标签》为题撰文时认为巫统及政府已面临新的困境：“为争取华人的支持而拨款及取消新经济政策条文，国阵将会失去马来人支持。此事已在2008年（大选时）发生”。另一方面，无论政府如何试图满足华人需求，华人明显地拒绝国阵。马哈迪显然是以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揭晓的成绩作出评论。虽然这场补选国阵取得胜利，但华人选票进一步流失，从2008年的63%增加到78%。

较早前，也就是4月26日土著权威机构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批评华人不懂得感恩，并呼吁国阵应该继续扶持效忠国阵的马来人。他也提出政府应忽略马华和民政的所有承诺，因为它们已被乌雪华人所拒绝。

基本上，马哈迪的言论是挺土著权威机构的。他认为“因为华人攻击马来人，而巫统却似乎无法捍卫马来人，所以马来人纷纷设立非政府组织”。

从马哈迪的文章中，我们得到两种印象：（一）现在的马哈迪与在位的马哈迪身份是不同的，但思想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位时讲话有保留，离位后就比较自由表述。（二）现在的马哈迪是强烈地反对阿都拉的治国方略，但对纳吉的治国方针有赞同也有保留。因此我们得到初步的结论是：马哈迪反对纳吉的某些政治策略，认为于事无补。

针对马哈迪的政治立场，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哈迪从政的年代所孕育的思想。他是在196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的，他无疑是马来政治精英，能言善文，甚少人能出其右。而他名声大噪反而是在1969年大选时落选之后，他归咎于联盟在那年的选举失利是东姑领导无方，所以公开促请东姑下台。就这样他以牺牲自己被开除党籍，换取敦拉萨的接班。也正是“513”悲剧后，马哈迪撰写了一本马来政治经典的书籍，取名为《马来人的困境》这本书。他从人种及遗传因素探讨马来人的形成及其落后的一面。他认为当时的联盟政策（倾向讨好华人）加深了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的分裂。在东姑勃然大怒下，也禁止这本书的出版。

虽然如此，当敦拉萨在1970年9月正式拜相后，他在1971年迎回马哈迪，而且是英雄式的大开门户，就这样奠定马哈迪与敦拉萨的“政治师徒关系”。

他们的深一层关系也与新经济政策的出炉有关，这个于1970年推出而在以后的年代成为影响深远的政策，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依据《马来人的困境》这部书的建议而成的。从此全面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经济面貌。

马哈迪也因有功于敦拉萨，因此在1974年大选后被破格地提升为教育部长（一个被认为登上首相石阶的官职），马哈迪得以舒长其才华而成为巫统内的政治明星。他不遗余力地维护敦拉萨和支持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当1976年敦拉萨逝世，胡先翁被扶正时，他大胆和意外地起用了马哈迪成为副手。

马哈迪的上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思想，还是认定巫统主导政治的一切，因此他全力支持胡先翁对回教党的“开刀”（1977年开除出国阵），直到1981年胡先翁交棒给他的时候，他决意按照其既有的思维在政府行政上，加速回教化的措施。

他的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自行决定把安华引进巫统而远离了回教党（回教党作家沙农阿末曾于2000年与笔者访谈时承认在安华于1981年进入巫统后，回教党基本上靠边站，因为安华代表了新兴的回教青年组织，这个力量是回教党抵挡不住的）。这样一来既巩固马哈迪的执政地位，又得以推行他的回教化运动。这可以从1987年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失败后，面临被巫统封杀的厄运看得出来。

就在马哈迪地位进一步稳固后，他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这种想“买30年的时光”来完成其心愿有两层意义：其一是新经济政策原订推行20年（1970-1990），理应改变模式，马哈迪于是巧妙地推出“2020宏愿”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思维”，因为他跳出种族论述，而表明要促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出现。

其二，毕竟还有30年的时间，当大家都向前看而不向后看时，也就不计较新经济政策“取消不取消或改与不改”，因为已有一个大蓝图取而代之。

但马哈迪不能打破他个人的思维，当遇上“马来人的困境”未解决时，他决定将“宏愿”放慢走；尤其是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及革除安华的风暴后，马哈迪已是重新确定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是不能被其他事项所动摇的，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丢掉安华这个“政治资产”时，已被回教党拾来当筹码。这安华效应一发酵，1999年的大选够叫马哈迪大呼吃不消。

因此他一方面来一个“秋后算账”，促使以董教总郭全强为首的诉求备忘录撤消一些敏感要求的字眼和段落，而且在字里行间，他也不忘痛斥某些华人有“沙文主义”和“亲共思想”。在另一方面，他又加速与回教党针对回教国的步伐斗快。在2001年（911事件后）公开宣传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这两件事证诸了马哈迪思想的连贯性。

如今纳吉在2009年接位后，他推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并在继后根据新经济政策期限已逾40年，有必要重新包装，因而提出“新经济模式”。这里头包含要在10年提升国民人均年收入在15000美元之间，以期落实2020年先进国的宏愿。在这种框架下，纳吉也必须对国阵的政策做出巨大的调整，尽管他知道华人在308政治海啸2年后仍未回流国阵，但他还是借补选向华人选民示好。

马哈迪对此有批评是意料中事。因为他从来不以为应作“太大的让步”。其实这与“太大的让步”无关。纳吉正在做的是修补马哈迪及阿都拉留下的种族性的政策；即使华人的心态未回，他也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遗憾的是，马哈迪依然用旧眼光来看新环境和新政局，看不到“一个马来西亚”所要做的基本功就是比较全面的平等与公正，而不是特殊性的安抚而已。
换句话说，马哈迪从敦拉萨到纳吉的40年中有一半以上是他当政，他焉能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怎么能将华人诉求者“标签”为某些极端份子？这也因为是马哈迪时代的政策留下的后遗症，而由纳吉收拾罢了，哪里是“讨好华人而忽略了马来人”？

刊登于2010年5月13日《东方日报》

第三张票的争议 （跃马扬鞭）

民主行动党在槟州执政两年之后，不断地被非政府组织挑战“还民第三张票”，但又在一时之间拿不出办法来，终于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豁了出去”要选举委员会举行槟城的地方议会选举，随后雪州政府也跟进。结果选委会主席阿兹尤索在3月24日正式回复槟州政府及雪州政府，碍于法令所限，槟雪不可能举行地方议会选举，除非向全国地方政府理事会提出讨论，因此理应向理事会提出而不是选委会。

由于选委会的拒绝，地方议会选举也就无望恢复。在这方面国阵主席纳吉首相也表态不同意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为此林冠英在4月份的时候委任了一个以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为首的律师团，从法律的观点深入研究法律条文中是否地方议会选举的道路已被全面堵住？

在经过研究后，有关的咨询委会也正式向槟州政府提呈意见书，也获得州政府接纳。但可行或不可行，仍是个未知数。

针对这个课题，杨映波于5月4日在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假培风中学举办的《地方议会选举：可为或不可为？》讲座会上公开他的看法。他认为地方政府选举能不能举行在于两项条文的争执：其一是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依然有效？其二是1976年的地方政府法令下的第15（1）条文是否已撤销或中止议会选举？

在杨映波看来，第15（1）条文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宪。换句话说，地方政府选举是宪法所允许的，它是不可能被任何法律禁止的（除非通过修改宪法）。

他的观点是地方政府选举法令在修正后在1991年成为第473法令，依然是生效的。在这种情形下，杨律师的意见是槟州政府可以向联邦法院要求释宪，并宣布地方政府法令第15（1）条文无效。

但杨律师承认，释宪和法律条文的争执还得提交法院审理，至于要花多少时间就不能知晓。因此我们设定槟州政府尚在考虑下一步怎样走。

就在一切都没有定论之前，我们姑且搁下法律的争议。当晚我和顾兴光也在那场的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观点。我是从历史演变谈地方选举；而顾兴光以昔日甲市代主席的身份现身说法市主席操决定大权，及市议会与民生息息相关，而它是否与民同在，取决于主政的人。

我认为在当下的局限下，地方议会选举似乎是不可能恢复的，除非中央政府首肯，而州政府本身要在一州之内推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可行性也力所不逮。因为选委会是唯一执行选举的机构。若它未动，选举如何进行？再说，槟州的地方议会已从过去的五个并成两个（槟岛及威省各一个），选区如何划分，要选多少议员（法令规定每个议会议员不可超过24个），也要由选委会来决定。
在这种情形下，有人建议如果民选暂不行，不如仿效年前吡叻昆仑喇叭的选村长再委任的办法，但这也不具备法定地位。

因此有人建议，既然还不了第三张票，那就等拿下布城之后再说；但也有人认为，既然地方议会归州政府管辖，何不在权力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民主改革，让地方议会主席和议员通过党的推荐代表党向人民负责，也何尝不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因为地方政府法令没有限制只有公务员才能担任主席及市（乡）议员，而且控制槟州政府等于买一送二（连同控制两个市政局）。对州政府来说也不是坏事，毕竟正如顾兴光所说，主席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对党的未来也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但它对民主化起一定的催化作用。

我始终相信第三张票是一个（或长远）的目的，以使人民接受国家应更加的民主化，但如果一时还不了第三张票，也不要气馁，而是一面争取又一面进行改革，使之接近民意。推行政治化改革方案也许是个可行的方案。反之，如果把第三张票当成是责任的交待，未对民主兴革采取法律许可的途径，那就有些被动和对现状的认可。就此而言，我还是同意杨律师说，他相信的是制度和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政治人物的塑造。换句话说，我们的目的还是追求第三张票能被制度化而为民主加分。假如不幸成为政治宣传手段，那就不符人民的愿望了。

刊登于2010年5月10日《南洋商报》

认识独立前的槟榔屿 （现代春秋）

槟榔屿的故事从1786年开始。也只有这一年，才有记载性的故事。在这之前，没有完整和可靠的资料。 那个时候，英国人莱特占领的也真的只是槟榔屿这个岛屿，而且是个自由港。因此称它为槟榔屿是恰当的。到了1800年，英国人把威省也占有了，理由是要有一个屏障来保护槟榔屿。就这样槟榔屿并进了对岸的土地，我们管它叫威斯利省，简称威省。 虽然版图扩大，不再限于一个小岛，但槟城人及外地的人都习惯把槟城（包括威省）叫做槟榔屿的，一叫就叫到今天也还是有人改不了口。马来文不是也称为Negeri Pulau Pinang吗？ 当然后来的人也尝试改口，把整个槟城叫做槟城州，把槟榔屿叫着槟岛，把“过港”叫着威省。这只是为了把地理概念弄清楚，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即使外人叫我们槟榔屿，我们自称为槟城，也还是包括威省在内的。因此槟城也好，槟榔屿也好，在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它的重要地位已不断下降，尤其是在1824年英国让出苏岛的明古连港，换取荷兰交出马六甲后，英国便在1826年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并成海峡殖民地。就这样英国占有了马六甲海峡。于是在1832年新加坡凌驾槟榔屿，成为海峡殖民地的行政总部。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国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亚洲的门户，因此不断地通过马六甲海峡，加强英国的军事力量。 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英国运用马六甲海峡的方便，以战舰和清朝开战。清朝这一败，也就把香港给割让出来。1842年的《南京条约》就是中国丧失香港的一年。 香港其实和槟城一样，原先只是一个小岛屿，后来英国又拥有九龙和新界（就如占有槟岛后又占有威省）。因此我们在下来的年代，不论在香港或新加坡或马六甲或槟城都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建筑物和狭窄的街道等。比如槟城有升旗山缆车，香港也有太平山缆车。过去香港和九龙之间有渡轮，后来有了隧道；槟城和威省也有渡轮，后来有大桥衔接。 因为槟城与其他三个城市一起发展，它在1857年被英国人圈定乔治市的范围而成立市政局，并有5名市议员组成。其中三人是由纳税人选出的。虽然这样的选举有些搞笑，但却是民主选举的播种。 令人遗憾地在1867年时槟城竟然爆发为期10天的私会党大械斗悲剧。起因于义兴与大伯公（建德堂）为利益争夺地盘，涉及3万华人及4千马来人参与其中。因为这一武斗，给英国提供了理由，在1869年推出“社团登记”条例，开始对华人社团进行管制，藉此打破所谓私会党是“政府中的政府”的格局。 正因为这样，英国人在1877年在各州府设立华民政务司，由通晓华语的英国人专门管理华人社会的事务。 虽然英国人对华人管制严格，但也有力所不逮之处，以致私会党员在1888年人数飘升至15万人之众，达到危险水平。而政府后来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1890年通过新社团法令来钳制会党活动。 即使有法令的限制，私会党的活动并不因之销声匿迹，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私会党在明的或暗的存在。不过它们的性质也与早期的保护族人的“仗义”行为不大相同，而是成为社会的一种威胁。 就在英国政府忙于控制华人社会之际，在1898年，被清朝追缉的康有为也逃到新马（包括槟城）为保皇（光绪）反慈禧进行政治活动，但也带来了兴学办报的风气。 不久之后的1906年，孙中山也来到新马宣传革命，先后五次在槟城落脚，槟城终于成为孙中山在海外革命的一个大本营。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大举兴学办报（如创立光华日报），与康有为的保皇舆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孙中山的关系，槟城在后来成为政治的主流阵地，包括马共在1930年成立后，也以槟城作为活动基地之一；尤其是在1937年日本侵华，全面战争后，槟城更是抗日的根据地之一。因此它是日本最先占领的地方。1941年12月，日军长驱直入槟榔屿，就是要扑灭强大的抗日组织，槟城人民也最先遭殃。 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英军重临马来西亚的第一站就是通过槟城登陆，从此它与马共的斗争没完没了。 槟城作为英国和马共的前哨战，它们的斗争不但激烈而且充满变数。其中最明显的是1951年英国在乔治市市议会推行民选制度尝试用民主选举和马共较量。 就在那一天开始，槟城成了推动民主政治的火车头，因为这样槟城才有了1969年和2008年的变天；也因为在独立前，槟城已培养出有智识和有政治远见的一大批人。所以槟城人民懂得在什么时候做出改变。 刊登于2010年5月10日《光华日报》

上海世博会魅力四射 （天下纵横）

上海世界博览会在4月30日的开幕，是中国的又另一个壮举。虽然它没有2008年奥运会的磅礴气势，但它拥有与北京奥运会同样的举世注目的骄傲。它象征着中国百年之梦终于落实。而中国也倾全力在8年之内交出一张漂亮的亮丽单，让世界各国为它惊叹，当然也免不了有人发射出妒嫉的眼光。只因为不可置信的奇迹竟然发生在2010年。在开幕礼的那天晚上，从电视的银幕中看到点点滴滴的盛况，固然没有奥运之美，但其意义是深远的。如果说奥运会成功地在北京举行，意味着中国人已去除“东亚病夫”的恶名，更是有能力在体育上与西方强国齐驱并驾；那么世博会的成功举行也进一步证明中国已在经济上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当这两项盛事被串起来的时候，中国已是魅力四射的璀灿明珠。从北京到上海，一前一后地挤入世界城市之林，确实是许许多多人原先始料未及的。

一百年前，也就是1910年的中国，它处在清王朝摇摇欲坠的黑暗日子里，而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通过黄花岗之役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有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才让沉睡中的中国从中松醒。

经过多方的努力，孙中山终于埋葬清王朝，催生了新生的“中华民国”。可惜“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先后陷入了袁世凯的玩弄之中而成为他复辟帝制的工具（幸好未能成功，否则中国政治又再开倒车）及蒋介石操控的独裁工具（蒋介石是在孙中山1925年逝世后成为国民党的总裁，并在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实权人物）。

在军阀混乱的年代，蒋介石没有办法振兴中国。加上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1年强占东北三省，造成东北人民流离失所，一曲“松花江山”唱遍中华大地。也因之激发东北司令张学良在1936年挟扶蒋介石，强逼与中共合作抗日。就这样当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时，国共合作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轴。

即使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还是陷入国共内战中。经过4年的激烈交锋，才分出胜负来。当毛泽东于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时，所有中国人热泪盈眶。因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受尽外国的欺凌和清王朝的无情镇压，根本不可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和平土地。因此毛泽东在一百年后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时，他们在那一刻的感受是“百年南柯一梦醒来，天地真的变了样”。

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进入了另一个革命阶段。在建设的过程中，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其中最大的运动要算在1966年开始，而在1976年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十年的浩劫中，不用说中国与现代化脱轨，更是倒退到我封闭的年代。把人给折腾得不知道什么是尊严。在这种情形下，若是想象新中国的盛世，也是十分奢侈的梦。

只有在“四人帮”于1976年一网成擒，结束备受非议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才真正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1978年的复出给全新中国带来了希望。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真正地释放了人的能量，以火热潮天的心情迎接神州的“第二春”。

虽然有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悲剧和干扰改革的道路，但在1992年邓小平又南巡后，终于第二度启动了改革的机器，从此没有回头路。新中国换上了新装，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公元2003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要和平崛起，令世界舆论为之侧目。2008年中国成功地举办奥运会。奥运会象征的“鸟巢”成了世界游客的新景点。参观过的人都对中国的成就喷喷称奇。

2010年中国又迎来了世博会的开幕。这为期半年的盛会展现了中国在21世纪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盛世。我们不必回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是有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缺乏内涵。今天的上海虽然也是姓资多过姓社，但它反映出来的高度成就令全世界不得不折服中国只用短短的30年，就能改天换地；若是300年，那还得了？

300年对我们太遥远，我们看不到了，就先看看用30年打造的上海就是够我们赞叹一辈子了！

刊登于2010年5月10日《号外周报》第478期

马华左翼文学的兴衰 （直挂云帆）

我的新书《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终于在4月17日顺利地由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主持推介礼，而且两位主讲嘉宾何启良副教授及韩山元作家也不辞老远从新加坡到来槟城参与马华文学的座谈会，使到场面增光不少，应予感谢。

说来是历史的巧合。我在20年前与何启良有过一场笔战，那是针对我的一本著作《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的写作内容与架构而论辩的。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同台演讲。总而言之，我们是“不打不相识”的，但我珍惜这“打出来”的友谊。

另一位韩山元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早年醉心于左翼文学，被王润华教授（曾在国大执教，现在在元智大学执教）形容为马新最后一位“鲁迅的虔诚信徒”（方修则被形容为“马新鲁迅精神的代言人”，方在今年3月病逝）。

何国忠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我没有想到他在2008年“投笔从政”且一炮而红，当上高教部副部长。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亦官亦文”的交往。他说如果有来世，他愿当回学者，我相信他是肺腑之言，但无论如何，我和王润华还是认为他是“学而优则仕”。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作为论文？我的答案是：翻来查去，原来马华文学是从中国文学孕育出来的；甚至有一个时期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不仅于此，马华文学（包括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开展它的白话文文学，而且当时的写作人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中国的。一直到1926年后马华文学也跟着中国文学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那时称为新兴文学）文学的一面旗帜。

它的蜕变的背景是这样的：1925年中国发生“五州”惨案（即上海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英国则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拘捕53人，酿成震惊中外的血案），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情绪，导致中国从启蒙转向革命。

最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吹起第一声号角，他认为文学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就不是文学。从那一刻起，他联同创造社的人将“五四”运动以来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转成革命文学。待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瓦解，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大举屠杀共产党人，并追捕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后（被逼流亡日本10年），印证“革命文学”已没有回头路。这意味着文学不再是独立于政治的，而是必须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因此“政治文学”成了中国和马华文学的主导力量。当然所有这一切的源头是来自苏联于1917年奠定的“无产阶级文学”，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创作的基础。

由于“革命文学”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部分，在下来的年代里，我又无独有偶地发现马华文学竟然与中国的革命文学相互挂钩，一前一后地推波助澜，把革命文学转成改革社会的火车头。它的五个分期是这样的：
①1926-1936年，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新兴文学。
在中国革命文学成为主流后，大批作家向左转，高举革命文学旗帜，1930年在上海成立的“左联”即为一例，鲁迅成为这个组织的牵头人。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文报章的副刊也向左转，一大批来自中国的文人起而响应，于是新兴文学在马华文学中诞生了。这之中有一位重要的作家依虹，他为新兴文学定位，说白了就是带有鼓吹“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意味。依虹原来是潘受的笔名。潘受（潘国渠）在50年代协助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1955年林语堂离开南大后，他以南大秘书长的身份掌管南大，俨然是南大的校长，直到1960年退休，转为庄竹林接任。由此可见，早期的南大向左转也与潘受的思想有一些的关系。

巧合的是在1930年马共成立，并于1932年成立马华“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不让中共专美于前。

②1937-1945年—中国抗日文学与马华统战文学
因为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掀起抗日战争，全国人民不分左右派联合起来抗日，因而文学呈现百花齐放的反日高潮。这一运动波及马华社会，在陈嘉庚领导下，一个筹账济灾的《南侨总会》诞生了。它领导马新人民投入火热朝天的抗日运动，马华文学也成了统战文学。

③1946-1957—中国建国文学与马华文艺（民族文学）独特性
在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中国又经过4年的内战，终于由毛泽东一统天下。于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已经建国，但中国的文学路线仍然依据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讲座会上的讲话，走工农兵路线。马华文学在战后则试图摆脱中共的影响，走独特性的文艺路线，但不成功。结果马新左派在1953年借助反黄运动，在新加坡重新整合，这样一来，文学为政治服务已是“约定俗成”，所谓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因势利导被降为第二位。

④1958-1965年—中国“两结合”文学与马华爱国主义文学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的年代，企图加速共产化，因而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文学路线，要热情歌颂“人民公社”。这一运动也推进马新社会，文学界以爱国主义文学作为建构马华文学的新基石，而以1958年“南洋大学”的开幕为左翼统战的最高象征。

⑤1966-1976年—中国“文革”文学与马华革命文学
当1966年中国进入“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所有的传统被打翻了，政治文学更加激进，而且只能是样板戏的文学，任何乖离文革路线的作品一概打入“黑牢”，更多的政界人士也因“文字罪”锒铛入狱或冤死，整个中国陷入一左再左的困境。同样的，马华左翼文学也一跟到底，伴随着“文革”的步伐而跳舞，许多的极左文学探出头来，其政治味道之浓，前所未有。由于与政治捆绑在一起，马华左翼文学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突然迷失在其中。因为失去了依靠支柱，马华左翼文学也在70年代未退出文学舞台。前后算来，马华左翼文学整整五十年成为马华文学的主流，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说：“马华文学的历史，就是左翼文学，就是革命文学。

1976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文革的结束，马来亚华人革命幻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忽然间消失了”。这或者可以作为马华左翼文学兴衰的一个总结。

刊登于2010年5月6日《东方日报》

评槟州人口结构变化 （跃马扬鞭）

《南洋商报》在4月28日有这样的报导：槟州人口预计在今年突破150万人，达到160万9900人，其中华裔人口将从2005年的43%降至今年的40.9%，达65万8700人；而原为41.3%的马来人口将增长至67万6900人，即占人口的42%。这似乎是说，马来人的人口已首次超越华人人口。

这则消息是从槟州人口统计局探悉而来的，虽尚未正式公布，但在不久后可能会对外公布。不过我对这样的推论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而且我也认为它不具备改变政局的理由，因为槟城州政局一向以来归华人主导，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人口数字的改变而改变的。

首先我们对人口统计局的人口计算法是按人口比例逐年推算的，因为它不可能沿户敲门访问登记人口，因此它的准确性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不是权威性的。即使是有其依据，那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槟州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由来已久，而且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上台，都没有改变这一特征，因为这是建国时留下的“社会契约”，不能因其他因素或人口数字改变就要另立社会契约。

其次就拿目前的选区结构来说，在40个州议席选区中，国阵的分配是巫统15席、民政13席、马华10席及国大党2席。这意味着目前有23席是归给民政和马华的，两党合起来已分得57.5%的议席，若是全数胜利，民政与马华可以联合执政而不需要依赖其他政党的支持。但这个情况绝对不会发生，因为马华与民政是不可能背弃巫统的，反而是巫统在主导整个大局。换句话说，巫统可以决定首席部长的人选，但也只限于在民政和马华间挑选出来。直到目前为止，巫统还未有这种改变的意图，例如在1990年大选后，国阵中巫统12席加民政7席组成政府，原本改由巫统人出任，民政也不会有异议。但在考察整个政治环境后，巫统不要求改变现况，就是认为巫统必须守住“社会契约”，免得弄巧反拙。又如在2008年大选，民政因内讧使到首席部长人选“难产”，也就劳动首相阿都拉亲自出马，结果还是钦点民政的邓章耀。由此可见，首席部长已成了民政党的标签，但不幸因308政治海啸，把国阵冲得七零八落，才破了邓章耀首长梦。

其实，国阵自立国以来就不曾改变马华与民政的既定权力，即使自1994年起，马来传媒和政界就提出应由马来人担任槟州首席部长，但历任首相认为不妥，也就没有做出改变。因为他们知道当今只剩下槟城州由华人出任首席部长，如果再改变的话，那就意味着马来西亚华人已没有值得炫耀的政治舞台。至于马华公会担任的4名内阁部长，其权威与权力的象征并没有亮丽过一位首席部长。这也是为什么马华在80年代后就想方设法要夺回首席部长职。无奈每次都失望而归。当然这是马华与民政兄弟阋墙的故事，并没有对首长的特征做出重大的改变，也就不存在敏感课题。

就此而言，在当下的选区结构下，在未来的20年，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尤其是行动党在308跃登为槟州第一大党后，它是不可能同意选委会因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改变选区的划分，因为它知道再一次的改变就是华人政治地位再下滑的开始。因此，行动党的上台（与公正党及回教党合组民联）必然会捍卫现状而不会同意不利华人的版图的改变。

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也曾针对选区结构改变的危险性向民政开炮，如今已是执政党，自然会比民政和马华更加珍惜既定的基本人权。但如果行动党不小心跌进政治陷阱，对首席部长的职务由谁来担任表现不置可否的态度，那将是行动党噩梦的开始。

根据客观的反映，尽管行动党标榜走多元路线，但它不得不承认它的对手不是马华就是民政（指西马）。正因为这样，林冠英近日巧妙地表达他将留槟不上京，意指他会继续担任首席部长，只要他坚持这一点，行动党在首席部长人选上就没有危机感。

在这方面，公正党与回教党都会承认这是既成的事实。由此来推算在未来的20年应该不会有所改变，除非有意外变化。同样的，对国阵来说，也会维持这个承诺。

因此我们不担心，因为槟州人口种族比例的变化就应改变政治的结构。至于20年后会否有改变，就要看那个时候，中央政府怎样看待槟州的特殊性，是要它成为民主橱窗或要它变成沙巴第二？既然当下我们无需杞人忧天，下一届大选肯定不会因人口比例的改变而造成大冲击的。
让我们先管好未来20年的事；20年后的事就让给下一代去操心吧！

刊登于2010年5月3 及4日《南洋商报》

探索大馬左翼華文文學史 ．林友順

大馬評論人謝詩堅撰寫《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深入探討中國革命如何衝擊馬華左翼文學，梳理馬華左翼文學的歷史，並肯定左翼文學的歷史地位。

馬來西亞是台海兩岸三地之外華人人口最大，並且是新加坡之外海外華人人口比率最高的國家，與其他海外華人一樣，馬國華人社會深受中國國內政局的變化而波動，而反映華人社會精神面貌的文學也不例外，隨中國革命浪潮的起舞。馬華文學是海外華文文學發展較好、根基較厚實的案例，許多人對馬華文學深感興趣，也對它進行各方面的研究，不過，針對馬華左翼文學的研究，則還未見到。

曾經參與新馬左翼學生運動的時評人謝詩堅最近根據本身的學術論文出版了《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年—1976年》，深入探討中國革命如何衝擊馬華左翼文學，梳理馬華左翼文學的歷史，「清晰而深刻地揭示了馬華左翼文學由興而衰的原因」，肯定左翼文學的歷史地位。

此書共分五章四百四十一頁，劃分五個階段述中國革命文學與馬華左翼文學的關係，即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革命時期，中國革命文學與馬華新興文學；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時期，中國抗日文學與馬華統戰文學；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國共戰爭與馬來亞獨立時期，中國建國文學與馬華文藝獨特性；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中國大搞經濟建設時期，中國「兩結合」文學與馬華愛國主義文學；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革時期，中國文革文學與馬華革命文學。

從五個階段中人們看到了馬華左翼文學如何從早期的「移植文學」從屬關係，嘗試擺脫中國革命文學的主導，走出僑民文學的思路，發展成具南洋特色的本土文學。儘管如此，馬華左翼文學仍然是以毛澤東文藝理論為主導方針，也因此躲不開文革的衝擊，最終因「思想偏激，偏離了馬新社會的現實，並違背了文學的規律」，導致左翼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退出文壇，「結束了長達五十年的文學主流地位」，最終由在台灣留學而在文學創作上取得成就、力主現代主義文學者取而代之。

謝詩堅表示，他做此研究的目的在於讓「這一代人對上一代的文學和政治掛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和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而珍惜文學本身有其獨立性和自主地位??」因此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撰寫本土文學與僑民文學的鬥爭、左右翼作家在文藝創作上的爭論及中共（胡愈之為代表人物）與馬共（周容為代表人物）就「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的論爭。

作者在研究中也特別點出數名馬華左翼作家的文學成就與際遇，這包括走無產階級路線的賀巾、觸犯文字案的馬陽、早紅早退的杜紅、熱血沸騰的槐華、貧農作家李販魚和山河、撲朔迷離的韓玉珍、流落異鄉的原甸、突然消失的評論家忠楊及嚴冬趕上列車的吳岸。這些作家許多已經沉寂下來，不過一些如原甸仍然活躍在文壇，只是他們的創作已經沒有當年的火紅色彩。

謝詩堅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楊春時在為此書寫序時指出，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有天然的聯繫，馬華左翼文學也是在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下發生、發展起來的，同時也由於中國極左思潮的影響而走向結束。他表示，關於馬華文學的研究已經很熱，但是從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角度研究馬華左翼文學，似乎還是一個空白，這一段歷史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转载自《亚洲周刊》第二十四卷　十八期 (2010-05-09)

追溯马华的历史 人民要当马华的最后裁判

我国著名时事评论人谢诗坚认为，如果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马华的未来，就必须追溯马华的历史。谢诗坚是在月前《风云时报》主办的“马华 忙·盲·茫”讲座会上发表上述评述。

“马华是在1949年成立，当初英国人把50万名华人赶到新村去，华人为了自救而成立了一个政党，所以马华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民族大业而成立的政党。巫统和马华不一样，它在1946年成立，当时巫统反对马来亚联邦，要求重新拟定宪制，所以挑起了民族的大旗。马华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一个独立机构，在1953年才转型为政党。”

“1958年，林苍佑挑战原任马华总会长陈祯禄，结果在党选中取得胜利，因为当时陈祯禄已经年届75，所以很多党内的少壮派都支持林苍佑。林苍佑党选总会长后开始成立新的团队，但是没多久他就尝到失败的滋味了。”

“林苍佑把党内的革命延续到党外，跟巫统起了正面的冲突，因为林苍佑要求马华拥有三分之一的议席。然而巫统已经表示不会接受马华的要求，这样一来，林苍佑的行动就越加激化了党内的斗争，导致陈修信最后成功与巫统谈判，并且把林苍佑踢出局。这就是马华的第一个党争。”谢诗坚叙述道。

“1979年，时任署理总会长曾永森挑战总会长李三春，当时的舆论对曾永森非常有利，各大华文报章的支持曾永森宣传广告更是铺天盖地，可是，中央代表的票却不一定跟华社的舆论一致，最后曾永森挑战失败。李三春在取得胜利之后即逼走曾永森，建立自己在马华的皇朝。”

“1982年大选，李三春接受挑战到芙蓉与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对垒，这场朝野之战的胜利带动的马华的士气，然而，李三春却在1983年毫无预兆地宣布退出政坛，让马华再次陷入分裂的边缘。”

“于是，1984年的党选就出现了梁维泮与陈群川之争。但是，梁维泮却犯了一个鲁莽的错误，就是开除陈群川等‘14精英’的反对派领袖，导致最后陈群川在党选中取得胜利。不过，陈群川在经历许多风波后虽然如愿以偿，却被官司缠身，最后身陷新加坡监狱。”

林良实退位之前曾想开除翁诗杰
“当时的署理总会长林良实取代毅然辞职的陈群川，成为马华的新一任领导人。马华进入林良实和李金狮的年代后，虽然也有派系斗争，但是林良实却始终强调党内团结，在党内解决问题，因此化解了党争危机。”谢诗坚认为，在这一点上，林良实是很成功的。

“然而，2001年林良实欲收购南洋报业，与林亚礼起了正面的冲突，2003年，两人被逼双双引退，由林良实推举的黄家定以及林亚礼推举的陈广才搭配成为新任的马华领导人。”

谢诗坚也透露，其实林良实在退位之前是想开除翁诗杰的，不过最后没有做到，而黄家定在上任以后就宣布不再追究之前的党争，所以翁诗杰就这样复活了起来。

“如果马华有第二个李三春的话，今天的党争就不会搞到这个地步。翁诗杰在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民望，但是他的处事手段不够圆滑，所以制造了很多公敌。另外，马华的传统是，跟基层越密切的领袖就会受到欢迎，翁诗杰和黄家定都不是这种人，但是蔡细历却是一个跟基层走得很近的领袖。”

马华不是太过民主 而是太过保守了
谢诗坚也反驳潘永强所认为的马华太过民主的言论，他认为马华如果只选主席是行不通的，因为马华不像巫统那样权力大过天，所以选出来的党主席也是没有作用的。

“巫统的机制是选党主席、署理主席、副主席，这就是以党治国。其实在1971年当敦阿都拉萨接任首相时就曾经表示，我国是以党治国的，因此任何事情都是由巫统决定。马华当时也没有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马华只能屈服。”

谢诗坚认为，马华不是太过民主，而是太过保守了。

“虽然马华有2千300百多名中央代表，但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做了几十年的中央代表，而且中央代表也没有年龄限制。但是马华的命运往往就操控在这些人的手中，所以马华的制度是有问题的。”

潘永强却认为，我们不能以巫统就是用这种选举方式而合理化其他国阵成员党也应该用这种方式选举。

“党内的民主就是党内的决策是透明和公开的，而候选人的提名制度也是透明的，就像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初选也是开放给所有党员的，这样才是健康的民主。当政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党意和民意之间的距离就会拉近，因为党员也不得不考虑民意所向来选出党领袖。”潘永强这样表示。

最后，谢诗坚认为马华不应继续关起门吵架，而是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提了那么多言论，马华从来不敢反驳，如果马华再没有表现的话，那么决定它的命运的就不再是那些中央代表，而是我们人民了，人民要当马华的最后裁判！”

转载自《风云时报》

华基政党反省在当下 （现代春秋）

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成绩揭晓后在国阵内的两个成员党都发出相同的问号：为什么华人票没有回流？甚至比308时还要少？根据算票的结果显示：有75%的华人投给民联，国阵只取得25%的选票（13个华人新村的选票一面倒向民联）。 马华公会这边认为除了内部矛盾影响投票外，也因为一些重要的课题不令华裔满意，因此马华无法争回华人选票，魏家祥就有此看法。不过他并未列出什么大课题是华人有异议的。 另一方面，民政的许文思则认为是个别课题使华人不投国阵的票，如赵明福事件及国阵领袖发出不当言论等等，并不是不满一个大马、新经济模式及政府转型等计划。这种看法也是具争议性的。 在这方面，民政副主席马袖强建议国阵设立一个高层次的特委会，分析华人社区支持率减少的主因和后果。 他说：“我们需要问自己，为什么自上届大选以来，华裔对国阵的支持一直流失？难道是国阵成员党如马华和民政无法有效处理华裔的课题？还是巫统在国阵强势的主导地位印象和一些巫统领导人不时发表种族言论所造成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可惜没有提供答案。马袖强还是不断地打问号。 马袖强是谁？他就是在308大选前，以民青团团长身份建议国阵成员党全数解散，组成一个国阵政党的人（当时他官拜副部长）。不过由于曲高和寡，此议不了了之。连国阵主席阿都拉首相不认为是适当的时机。 在308之后，阿都拉反倒建议国阵可以招收直接党员，让那些不想成为种族性政党的人有“党”可依。他的这种想法也在他退休后“胎死腹中”。 当纳吉在去年四月上位后，他显然没有忘记要借助国阵这块招牌进行一些的“改革或改善”，因此有提出可能会扩大国阵的组织，让非政党性的组织也可以参加进来。 这马上使人联想到与巫统人士关系密切的大马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可能会是其中一个。 马华公会也为此特别成立一个小组跟进这个课题，但没有进一步的表态。因为纳吉过后就没有再提此事。 我们姑且认为国阵在今时今日不会改变其结构（也不容易改变），而是继续存在13个成员党的合作。在这种合作模式下，国阵本身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合作平台，让各成员党当成竞选机器，在大选或补选时派上用场。平日也难得聚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除了308政治海啸后有一阵子由各成员党派出代表成立各小组检讨和提出报告外，也没有大作为。毕竟政党的机制落在各成员党身上，不在国阵身上；尤其是巫统的理事会议，更是传媒非报导不可的大事。说白了巫统就是政府的缩影，因此巫统的会议基本上已反映出国阵的政策和走向。 在这种情形下，国阵其他成员党想要在政府事务中插一脚或提出诉求，也只好在内阁中提出。如果那个成员党没有人在内阁中，请自我保重。 从国阵的结构和政府的机制来看，马华也好，民政也好，只能够自我检讨为什么华人不支持国阵？你拿这个问题问巫统，他会反问你：如果马来人不支持国阵时，我们可以问你们吗？当然不行，因为马华和民政“干预”不了马来人的事务，这是巫统的职责（即使民政声称它也为马来人请命，但巫统也听不进去）。 当巫统认定在国阵内早已分配好各自的职责时，失败的成员党就不要东怪西怪，更何况巫统在大选中并没有失败，仍然可以组成中央政府。它所要检讨的是怎样让各民族支持政府，而不再是如同以前靠马华和民政稳住华人，又靠国大党和人民进步党稳住印人。 比如这次的乌雪补选，全程由巫统主导和决策，虽然候选人由国大党派出，但在提名过后，他就由巫统为他安排行程，最后成功地把他送进国会。因为巫统认为胜回这个国席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华人选票未回流虽是重要大事，但对巫统不是致命的，反而是马华和民政难以交差。它们也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但能和盘托出失败的真正理由吗？话到唇边留半句（林良实名言）正好派上用场。这就是说，巫统也知道个中原因，马华和民政个更了如指掌，就是华人认为在308后的两年，大气候尚未明显转变，而代表华人的马华和民政又改变不了国阵，只好等待华人来改变它们了。 由此来看，马袖强的建议是“多此一举”的。与其得不到良好回应，不如连同马华一起研究对策，看看如何向巫统提出重要的改革议题，唯有让巫统接受后，国阵才能在成员党的转变下而改变。如果各成员党依然故我，这对巫统来说没有太大的伤害，反而是马华和民政要即刻反省路在何方？否则人民进步党的命运也许是它们的写照。 刊登于2010年5月3日《光华日报》

何国忠来世做回学者 （天下纵横）

我的新书《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本来就计划邀请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主持推介礼的，当我在去年9月向他提及此事时，他也欣然答应。

在斟酌后，我就将推介礼订在去年杪，未想因为何博士遇车祸，也只好将日期再推展。几经推敲，我们同意移到今年3月。

真想不到3月又是马华的重选日期，为迁就这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就需要改期，于是就把日期推到4月17日，而这一天刚巧两位新加坡主讲嘉宾，何启良博士及韩山元作家得以成行，也就锁定在这一天。

我向何博士说，希望不要再更改了。这已经是一波三折了。

最终我们都顺利地在4月17日完成推介礼，我也大大地松了口气。除了感谢何副部长拨冗到来外，我也要对他在推介礼上说了一些意义深长的话作些补充。

是我坚持要他主持推介礼的。理由有二：（一）他身为高教部副部长，自然对韩江学院推出的学术论著给予重视；（二）而我认为何副部长在从政前是马华文化/文学的学者，有出版多部著作，与我的研究课题相接近，请他推介是适合不过的。

那天的仪式上，我有称赞何博士“学而优则仕”，而且担任副高教部长正可发挥所长。在这之前的10天，我在槟城碰见多年未见的王润华教授（他目前是元智大学的教授，偕同校长彭宗平来访韩院和参加黄花岗起义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他同样赞成何博士从政，因为他有政治的兴趣。

我不知道何副部长对政治有多大的兴趣，但我发现到他参政的那一年（2008），正是马华陷入多事之秋的一年。原本是应黄家定的提拔，有意在政坛大展身手。讵料一场308政治海啸，把马华的整个布署打乱了，黄家定不入阁，也在较后宣布不再担任马华总会长。

虽然何国忠按其理想，得以出任高教部副部长，但马华气势已大不如前，身为马华的副部长，也不一定事事如愿。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翁诗杰接棒后，马华依然陷入派系斗争中，以至于在不久前又面临党选。虽然这场党选以蔡细历胜出，但失败的黄家定与翁诗杰不见得势力已告微弱，恰恰相反，这两股势力正在考察蔡细历的表现和其团队如何重整马华。

在这方面，何副部长肯定是支持其“政治师父”黄家定的复出，无奈时不予黄，也只好认命。反倒是何国忠在党选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二高票的当选中委，他也因其才智和实力被委为马华副总秘书。

在马华党章内，副总秘书是不具实权的，他只能是总秘书（委任）的助手；职权也比不上组织秘书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一时之间看不到何国忠有何大突破。贴切地说，他或者是“突而不破”的“韬光养晦”者。

我也不知道何国忠经历两年的大风大浪冲击后，心中对政治的热忱是否不再热情澎湃？是否也对光怪陆离的政治感到厌倦和失望？但从他口中说出的一句话，真是够耐人寻味的：如果有来生，他愿意做回学者。

我认同也理解他为什么会有感而发，因为在政海中是不讲情面，更不讲才智的，而是讲求政治力量和手段的。换句话说，才学虽是从政的“基石”，但不是成功的保证。一些有识之士因怀才不遇而无法在政坛中大显身手的人大有人在，这在历史中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只选其中三人来说明一二，第一个是二千五百年前春秋时代的孔子，他满腹经论，却无法在政治中成为翻雨覆雨的大人物，反而是他的一部“论语”走遍天下，一直走到今天。这就是哲人的无穷魅力。第二个是自认孔子学说发扬人的唐朝韩愈。他不但是一代教育家，也是儒学的捍卫者。可惜在官场失意，最终成就在其文章道德中。第三个是宋朝理学大师朱熹，他是第三位将儒学综合于理学的大成者，他的成就在于将《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辑成“四本”作为教本，而不在于政治。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何副部长入世两年后悟出的还是舞文弄墨最为真实和具有成就感，所以才有来世要做回学者的论调。毕竟学者要成一家之言也不容易，但愿何副部长从政之余，也能在治学方面悟出大道理，则不枉此生矣！

刊登于2010年5约3日《号外周报》

乌雪补选的政治意义 （直挂云帆）

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虽然对政局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就地理形势而言，这个国席属下的三个州选区都是国阵的囊中物（巫统2马华1），而且在2008年大选时，三个州选区国阵的多数票高达6176张，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国席栽筋斗的。偏偏308的政治海啸意外地让公正党候选人只以198张多数票取胜。这意味着选民不满国阵的候选人（连任四届议员的国大党署理主席巴拉尼威）的服务政绩，再加上当时兴权会的势力浩大，冲击了这个国阵的堡垒区，也就让公正党取得了彩头。

讵料天不做美，公正党的议员查纳阿比丁因病逝世才有今日的补选。但副揆慕尤丁在投票当天（25日）的下午时分，突然“心血来潮”来一个记者招待会，满有信心地认为国阵候选人将胜出，而且多数票将达6000张，他是以三个州选成绩来做出推论。这个做法在过去是罕见的，慕尤丁的高调地显露了他的信心。

不过在另一边厢，我在当日的下午1时左右，接获的“情报”说民联形势转好，有望胜出。这当然也只是猜测和传闻。当时我身在吉隆坡，约在傍晚7时我们来到乌鲁安南区的国阵服务中心站时，我被一位马来负责人告知国阵胜了，我问他大概胜多少票，他也说不上来。

正在此时，国阵的华裔服务员告诉我，在13个华人多的地区开票的结果是一面倒的，尽是民联的“天下”。当问及马来选票及印裔选票的走向时，我们找不到答案。但看当时的气氛，国阵（巫统）服务人员似乎脸带笑容。

为了进一步探知实况，我们又开车前往新古毛的总开票中心。这个地方车辆拥挤，也已开始不让外人进入体育馆内。约晚上8时左右，我看到警车开道，大人物驾到，显然已告知答案：国阵胜了，至于胜多少票，倒有几个版本。

不久尘埃落定，国阵候选人卡马拉纳登获24997票，公正党候选人再益得23272票，多数票1725，废票731张。这就是说国阵重夺回乌雪国席。虽然不是6000张多数票，也算是国阵在补选中打了一场艰辛的胜仗。

分析起来，国阵的这场胜利基本上是巫统的胜利，因为它的对手正是它昔日的大将，前任首相署部长的再益依布拉欣。自从他在2008年过档公正党后，巫统已把他列为“心腹大患”，必想尽办法堵住他重返国会（他辞部长职后，也辞上议员职）。

在这方面，巫统倾全力打“道德牌”，使再益穷于应付。这在半城乡的保守马来社会，再益的“饮酒”和“养马”事件已成为靶子被射得“遍体鳞伤”。

巫统的战略已叉开重要的国家议题，也降低国阵候选人是非马来人的争议（由国大党派出候选人），而是集中精力要再益在“阴沟里翻船”。正由于策略巧妙地运用，国阵（或说巫统）已掌握主动权，对再益和安华左右开弓。不但首相纳吉牵头批判，而且前首相马哈迪也加入反安华—再益的大合唱中。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封再益仕途和挫安华的锐气。在巫统看来，只要将这两位大将“克住”则民联的威胁将大大降低。果然不出巫统所料，民联被迫采取见招拆招的被动局面，待到最后一晚成功大造势时，已是迟了一步。

除此之外，国阵也大打发展牌和亲民牌。这种不惜重本地发展乌鲁雪兰莪选区的竞选策略，完全是巫统的新攻势，目的在于从补选中破“两线制”带来的挑战，因为巫统自立国（1957年）以来，就不曾面对另一强大势力的威胁，即使回教党曾有过坐大（1969年大选及1999年的大选）的纪录，也成不了气候。但现在是公正党与回教党的结盟，巫统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因此在一方面，最近以来有公正党议员和强人相继退党的风潮，旨在打击公正党的威信；在另一方面，巫统卯足机器向再益和安华开刀，也使出毫不容情杀手锏。

尽管华人选票没有回流，但马来选民已有5%回流，约65%投国阵，35%投民联；再加上印裔选民在分裂中的回流，约6成转回国阵，已使到国阵翻盘成功。其重要的讯息对国阵；尤其是巫统来说是强化和巩固巫统政权的一个标记，以争取更多的反对党人投向巫统，若能够因之使到人民的思维改变，则国阵将会提早布署下一届大选，以期破了“两线制”的功力。

虽然民联的失败是惨痛的教训，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大失败，它只是输在邮寄选票，垦殖民选票及印裔选票，但数量不大，也存在翻盘的机会。

只是民联这一跌，对再益与安华是难以接受的。毕竟再益是难得的人才，理应进国会表现才华，无奈在国阵强大机器压力下，还是功败垂成。

这对民联的负面影响是那些动摇的人或被怂恿再搞退党风潮，以使到安华的信誉“破产”，也就不能集中精力向布城迈进。

反过来，它对民联也有正面的刺激，那就是民联在今时今日已面对国阵正面的反攻，不仅是国家机制全面开动，而且在政治领域中也绝不向民联控制的州属让步；特别是雪州和槟州，将会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新冲击。

巫统几乎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也致力将国阵转变成攻守兼宜的机制，不再处于挨打的地位。但在这方面，巫统也面对马华和民政的力不从心的配搭，它们无法融入巫统某些激进的，反而进一步流失华人的选票。至于印度国大党虽此次有微些转机，但对三美威鲁来说，与其说是国大党的胜利，不如说是巫统的胜利更为恰当。

如果国阵无法协调好308后产生的矛盾和冲击，它无形中会给民联加分。换句话说，民联也是等待国阵的分化和矛盾加深来取得政治筹码。

从乌雪补选中，我们已看到两大阵营各有优势也各有隐忧，关键是谁会在第一时间内从补选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和放眼未来。这才是乌雪补选的重大政治意义。

刊登于2010年4月29日《东方日报》

民联面对的三大挑战 （跃马扬鞭）

报章的消息说，一个取名为“大马团结联盟”的政党将在西马成立。不论此消息是真是假，它说明了在308政治海啸后有人对组新政党产生了兴趣，比较显眼的是在去年出现的“爱国党”。不知为何最近又消沉下来？

针对新党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客观地探讨马来西亚当下是否需要新的政党或是政党太多了，应该合并或淘汰？因为目前有两种政治思潮在争辩：究竟是应鼓吹两线制或支持第三势力涌现？

这两种思潮是这两年来的政治现象，而我们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只是存在着一党独大的局面，也就是单一思潮在主导政局。

这里所谓的单行线思维是指在1957年独立后，整个国家的权力是控制在三党组成的联盟手上，而联盟又是以巫统马首是瞻，反对党只是叨陪末座。尽管反对党曾结成联合阵线，也无法动摇联盟的执政地位。只有在1969年的大选，才勉强出现反对党壮大的局面，如民政党上台执政槟州。但很快地，崛起的反对党终于被巫统收编。这些反对党包括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都归顺在巫统门下而组成了国阵（1974年取代联盟）。

这就是说，国家的政局在“513”悲剧后又重归一党主导的局面，虽然其联合政府巧妙地扩大，从原本的三党联盟演变成九党联盟，再后来又形成十三党联盟，但仍然没有改变原来的结构。

其实在308之前的长达50年的历史中，人们脑海烙印的是：任何政党若要享有执政权或拥有执政权（或大或小），除了加入国阵外，并无他途。明显的是人民进步党在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后，才能分享吡州执政权。还有在1990年退出国阵的沙巴人民团结党，终于在1994年失掉沙巴州政权，直到2001年重回国阵后才又拿回一些的执政权力。这两个例子说明了较小政党若不加入执政集团是无法单独执政的，也印证了权力是源自联盟和国阵的。

讵料这种“不变的定律”竟在2008年的大选中被打破了。反对党很快地结成民联组合，与国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前所未有的格局也改变了马来西亚人的思维，他们第一次看到改变的到来，而且“两线制”正在孕育而成。

不过“两线制”也出现了三大挑战。其一是由公正党、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的民联好像被认为已代表了马来西亚的所有族群和阶层，没有空间再容纳其他政党加入。

例如在308后有人建议民政党脱离国阵，但民政领导反问：离开国阵，我们去哪里？民联已没有立足的空间。孤军作战？岂不是让马华填补民政在国阵的位置？在重重顾虑下，也在心里无底下，民政宁可选择留在国阵“听天由命”，与马华斗“韧性”和在国阵内“争宠”。

其二，虽然最近民联在砂州引进了国民党加入，算是一个突破，但在整体而言，又有人鼓吹第三势力的出现，既不支持国阵，也不支持民联，而是希望促成第三势力牵制两大阵线。正因为这样，新党的出现也企图扮演这样的角色，但综看新党的立场，它们又好像是亲国阵的，又标榜“新马华”又标榜“新民政”的。因此算来数去，似乎性质较为接近目前的人民进步党。若这也算是第三势力的话，那第三势力也太不争气了。与其这样的“添乱”，不如让两线制较为正常与健康的成长，这对马来西亚民主的维护，也确是好事一桩。但就不知道为何脱离国阵的沙巴进步党至今仍未加入民联？民联本身是否应该检讨它的定位和立场以便能像国阵那样“有容乃大”？

其三，还有一股复辟力量正在努力把马来西亚移回308之前的政局，即不要有强大的反对党，更不要有两线制。公正党最近的退党风潮不断，正是一个例证。因此民联的未来也取决于它如何应对三大挑战。

刊登于《南洋商报》

邓章耀请亮剑吧！ （现代春秋）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邓章耀的“改革”，因为我很久没见过他了，而且单从报章得知他有改革的意愿，也得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既没有公布改革内容，也没有胪列改革大计，所以我们只能列为“有待观察的革命”。 说他要搞的是一场“革命”，是抬高了他的声价，但也无不当。因为他说“不惜赔上个人的政治前途”，也不怕冒犯党内人士。这意味着他准备豁了出去，可能与现状“大相径庭”。 针对这样的推测性的报导，我们先来了解邓章耀这个人，他是来自南马的人，在理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槟城发展乃至成家立业。他是在陈锦华担任槟岛市政局主席的年代（1990-1996）被委为市议员的。有一个时期，他被外界形容为陈锦华的“政治爱徒”。 不过在1995年的大选，他幸运地在巴当哥打州席击败行动党强人卡巴星而成为州议员，从那个时候开始，他逐渐成为许子根（首席部长）的好帮手。当1996年许子根决意要成为民政槟州联委会主席时，林苍祐劝陈锦华退位。在无可奈何下，陈锦华很不心甘情愿的让位于许子根，但也因此种下许陈失和的祸根（这一年陈锦华的槟岛市政局主席的位置也被丁福南取代了）。 1996年可以说是许（子根）丁（福南）统领槟州民政年代的开始。虽然许子根已在1990年成为槟州首席部长，而丁福南则从市议员作为起点（他在1990年竞选州议席，以少数票败给行动党的黄彼得）。 邓章耀是属于年轻的一代，在许子根的提携下，他在1997年被委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为许子根挡风挡雨，他成了一名称职的政治秘书。 2004年大选胜利后，时来运转的邓章耀成为州行政议员，与丁福南及杜乾焕同属一个等级。在年轻力盛下，他成为民政党内一颗闪亮之星，他也曾出任民政全国青年团团长。 2008年的大选是邓章耀政途大考验的一年。如果没有308的政治海啸，邓章耀是今天的槟州首席部长，因为他是时任首相阿都拉亲自“钦点”的首席部长。他在提名后约一周被阿都拉敲定为许子根的接班人。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在民政党内引起轩然风波，许子根也被轰得筋疲力尽，只差没有焦头烂额。找他对质的有丁福南和李家全，他们责怪许子根怎么突然生变，跑出一只“黑马”来。 其实这也非许子根的“中途换马”，而是首相阿都拉的“心血来潮”，打乱了整盘棋。在情势紧迫下，也只好暂时按兵不动，未正式宣布谁是真命天子。 尽管如此，邓章耀在投票前几天俨然以“准首席部长”身份成为媒体焦点和公众人物，真是过足“首长瘾”。可惜也只是这么短短几天，在308的那一天，我从报上看到邓章耀“黯然失色”地一个人低头沉思。这一天民政党大势已去，输得不剩一席，真是被“夷为平地”。就这样槟州又改朝换代了，林冠英时代开始了。 邓章耀在失败后也不得不痛定思痛，但民政要怎样改革和怎样改头换面，也轮不到他拍板，毕竟他不是重量级人物。 虽然在2008年民政改选后，邓章耀有幸更上一层楼，成为党的总秘书，普遍被认为是谢宽泰第二，但处在这个重要位置的邓章耀仍然无法启动改革的机器，一直徘徊在十字路口，既迷茫又失落，也就与改革列车擦身而过。 在一直“改而不革”下，许多人开始对民政党感到失望，他们惋惜一个这么有组织有人才的政党怎会因面对强大的巫统显得束手无策。今天在街上民众怎样评价民政党，怎样责骂民政已是公开的秘密，无需遮遮掩掩。有人质问：为什么民政没有勇气离开国阵？为什么被槟州巫统不看在眼里，民政还要等待什么样的春天？到底民政党是反对党或执政党？恐怕连民政党人也说不上来。 如果民政一直让自己“沉沦”下去，人民会很快地忘记了它，不信民政本身扪心自问：上门找民政解决问题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如果是的话，民政要澈底地检讨它的生存是为了什么？它的定位在哪里？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邓章耀果敢地打出“改革牌”和扬起革命的豪情，不要空雷不雨，也不要只见影子不见人。因为等着看民政新生的大有人在。邓章耀，请亮剑吧！ 刊登于2010年4月2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