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根，《你怎么说》？ （天下纵横）

308大选过后，我对民政党的未来有提出我的看法，包括退出国阵，自行独立再战江湖。但民政党主席许子根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民政在现阶段应该留在国阵寻求改革，以便促成两线制面对来届的大选，不能说退就退。而我所持的理由是民政似乎已在国阵扮完其角色，现在是急流勇退的时刻，不然留在国阵内已没有多大作为。

虽然这是我与许子根意见的相左，但放大来检视，它却是两种思想的斗争。支持民政留在国阵内，以许子根的团队为首；支持民政离开国阵的则是以时评人为首的所谓“民意”。当然这没有经过公投，所谓“民意”也只能是主观的判断。

虽然我曾和许子根在不同的场合有针对这个课题进行交流，但一时间彼此还是无法取得“共识”。许子根也为此课题而伤透脑筋，不得不全国巡回，晓以利害关系。

本月5日，RTM的《你怎么说》的节目邀请许字根当主讲嘉宾。根据主持人李晓惠说，许子根是第一位国阵成员党的党魁应邀亮相，就此她表示格外的感谢。另外两名参与嘉宾是我和陈亚才。

在这之前，有做功课的李晓惠与我电话交流，她希望能获得多一些资料，我把“民政党简史”及许子根在大选后的《民政的未来》纲领文件email给她。她告诉我，她赏识许子根，但她觉得许子根需要的是更大的胆识和勇气。我认同她的这一说法，而她个人的看法相信也是许多人的期许。

我告诉许子根，现在您已是民政老大，民政的兴衰就看您如何带领这个党走出明天，而目前最重要的是让您的党员看到未来的曙光。

我说有两件事对许多人是难以释怀的。其一是2006年巫青团的当众拉布条，公然指说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显然是冲着许子根而来。虽然事后此事件有被淡化，但没有处理妥善。

其二是在今年8月的“寄居论”的课题上竟转矛头直指许子根，且又公然撕破许子根的肖像。事后虽有采取“惩罚”措施，但对方并没有还许子根一个公道。

由于这样，很多人都为许子根不值，因为在印象中许子根并没有亏待任何一个族群，也尽量照顾槟州的马来人，未想某些从政者竟不领情，将“罪过”全往许子根身上推。这种不公平的指责也导致许多人为许子根打抱不平，更因此主张民政既然已不受重视，为何还要留在国阵“自取其辱”？

我希望许子根针对这样的“节外生枝”的事件表达他的看法，以“说服”我们为何民政不轻易言退？

许子根的解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① 拉布条的事件虽使他十分尴尬，但因为当时首相也在场，他不能即刻退席抗议，这对首相是不尊重的，也不合礼节，并不是他向拉布条的人屈服。过后此事虽有发酵，也引起巫青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他则交给民青团应对，算是一个平等的回应。他认为没有理由一再退让。

当这件事被淡化后，许子根又再次被“举剑”所困扰。至于民青团副团长巴拉尊迪挺兴权会的文告，也在党内从容应对。因此许子根认为民政在拉布条事件上也给予适当的反击，不是逆来顺受的成员党。至于外界如何评价此事，也就非他所能掌控。

② “寄居论”将矛头对向他，根本不是巫统的意愿，而是某个人借机“公报私仇”，他无须作过多的回应。

其实，在他当政18年来，不是事事迁就任何一方，而在他认为不合理的要求时，他是坚持立场的。因此“开罪”一些人也就无可避免。不要错误的以为许子根是软弱的，在一些大是大非的课题上，他是没有妥协的，甚至是有所回拒的。但总的来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持种族的和谐与谋求槟州在安定中发展。虽然不是事事尽如人意，也已是尽力而为之。

至于308的政治海啸是始料不及的，这几乎是西马一带的大趋势，也反映出国阵的机制有了问题和缺陷。正因为这样，他在最近以来不断地力促和要求国阵重视国阵精神，以伙伴关系处理政局，而不是怪来责去，这样会没完没了，也没有尽头。他坦承如果国阵不改革的话，下届的大选就会面对更大的挫折。

言下之意，许子根选择民政留在国阵。他也相信民政党人希望国阵会有所改变，不能再像过去一党独大的失衡局面。

我也顺便提及林苍佑在1959年退出马华的事件，然后另组新党重新出发。许子根认为不能相提并论。他说，林苍佑当年是被联盟主席边缘化，又再被党内的另一派排斥，以致他不得不另谋出路。今天的民政党内部没有分化，外部也不是来自国阵主席的压力。因此目前他的情况与林苍佑当年的遭遇是不一样的。

当然在《你怎么说》的节目中，许子根也有所阐述，我就不再赘述。由于时间有限，也只能点到为止。无论如何，你认为许子根是否已“说服”你接受民政与其退出国阵，不如留在国阵内斗争？

请您告诉我，《你怎么说》？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谢诗坚：符合其中条件 放眼3年升格韩大

（槟城18日讯）韩江学院放眼在3年内，具备符合高教部的要求与条件，申请升格为大学院校！

根据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学院的8项升格为大学的条件中，谢诗坚表示，韩院已符合其中的基本要求。他在周六举办的该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暨第7届开课典礼后，向记者如是表示。

“根据高教部的条件，即私立大学的教学人员，需至少20％具备博士资格，以及60％具备硕士资格。韩院的师资基本拥有硕士资格，而目前的博士则有约10％。我们将会在明年开始，聘请至少3名拥有博士资格的教员，以符合第一项条件。”

第二项条件为拥有至少3年办学士学位课程的经验，与国内外大学联办2＋1、1＋2、2+2或3＋0课程。谢诗坚表示，韩院将在今年内提出申请，并于明年开课。而该院将会根据特定的程序进行申请，并等待高教部的批准。

他解释，韩院已符合第3项条件，即开办的课程获全面认可。此外，在争取符合第4及5项条件中，该院已与理科大学、新加坡大学及澳洲大学等进行教学研究及课题探讨，提升学术人员参与研究开发工作、参与国际和国内知名的定期学术刊物的出版与撰写，确保能在全球化阶段下竞争。

“至于我国每一所大专院校必须展现多元种族，韩院已拥有招收外国生的准证及获得高教部批准用中文在中文系内任教，目前已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也有少数的马来及印度学生。而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合格人士。”

至于最重要的一点条件，谢诗坚表示，韩院的目标是在2010年申请升格为大学院校，因此目前还没有开始进行全面的升格计划。而高教部曾表示，所有升格为大学的申请必须要有坚固的转变计划，及有能力说服高教部，并与其他大学和学院竞争。

最后，他表示，韩院实际上已符合多样化学科的条件，即4个科系属下的11门课程，并拥有颁发文凭资格的权利。

“尽管韩院、新纪元及南方学院无法合并共同成立联合大学，但我仍希望有其中一间能够获得突破，取得大学资格的认证。”

与英澳2大学联办　韩院明年3＋0课程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韩院将在明年开办3＋0课程，即与英国沃弗汉顿大学和澳洲南昆士兰大学联办商学系及传播系等课程，让学生直接在本地考取这两所大学学位，另开办大学基础班。

他透露，韩院将会放眼用3年时间符合高教部规定，申办为大学院校。这将由董事会为主导。
“韩院自2001年开办中文系，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单在今年，韩院中文系就达到33名，较去年的19名新生，增加率高达73％。”谢诗坚在韩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暨第8届开课典礼上，如是表示。

姚松：南大升格
南大文学院姚松教授受邀致词时表示，中国教育部在近期进行重新评估之后，南大共有7个院系升格为国家重点学科，其中之一为文学系（中文系）。目前，南大教育目标是升格为研究型大专院校，并积极进行研究型教材的建设。

谢爱萍：文凭有价
拉曼大学高等学位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爱萍副教授表示，尽管南大的文凭并不受我国教育部的承认，但那只是政治与外交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身为中国重点大学的南大文凭，是有其份量、资格与素质的。

完成文学硕士学位　本报符瑜玲领证书
韩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共有11名毕业生，在经过2年6个月的相关课程、成绩合格及通过论文答辩。如今经过南大学位委员会审查合格，授予南大文学硕士学位，获颁南大硕士学位证书。

61岁温国华最年长
值得一提的是，《光华日报》总社教育组记者符瑜玲在兼顾工作与学业的努力之下，终于获得更高学术资格。 而典礼中年龄最大的毕业生共有3名，分别是61岁的温国华、59岁的雷贤淇及游杰华。其中雷贤淇是霹雳州培青小学的退休校长，目前任教于南华独中。

为了使毕业后的同学能够互相联系与增进感情，第一届邱文发和其他同学正积极处理申请成立“大马南京校友会”；并通过校友会举办一些对华教或华社有利的活动。

一场午夜豪雨　冲走逾30万
前两天（16日）突如其来的一场午夜豪雨，导致韩江三校损失逾30万令吉！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尽管这场豪雨持续的时间不长，惟已造成韩江三校陷入一片汪洋；而这是该处前所未见，不曾遭遇过如此严重的水灾。

“这次水灾使我们损失严重，水淹逾4尺，2间电脑室的电脑器材完全浸坏，单是韩院就损失逾20万令吉。”

谢诗坚透露，据他的印象，亚依淡曾在1930年发生大水灾，而1991年及1995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惟今次的情况最糟糕，也是始料未及的。目前还不清楚造成水灾的真正原因，但这确实显示了水灾防范的漏洞与不足。

摘自《光华电子新闻》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

从马华历史看未来方向 （跃马扬鞭）

马华公会在308大选后面临危机重重的挑战，一方面是党内发出求变的声音，质问若留在国阵是否还有明天？另一方面是华社要求马华痛定思痛，深刻检讨马华过去60年所扮演的角色，因为马华所奉行的协商乃至妥协的路线已不被认同。

在这种情形下，今天的马华正试图通过改选来塑造一个新的形象，以期重新争取民心；尤其是华社的支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它肯定是一个新的团队和新的整合，也会告别黄家定年代；但新的领导层也肯定不会带领马华脱离国阵，而是继续留在国阵内求存和发展。这可以从参加角逐高职的候选人的“出师表”窥见一斑。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改革的愿望。有新的理念，也有旧的拥抱。换句话说，马华准备在既有的体制内重新定位。至于成效如何，那是后话。但不论马华作出任何改变，它都必须要回到原点和检视几个关键时刻马华如何应对挑战，才能从历史看未来。

首先马华一直强调的是党的创始人陈祯禄是马华的起点和一盏不灭的明灯。这在308大选前是高调的，而在308之后，仍然被党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及。说明了马华党人都不忘陈祯禄的丰功伟绩和他所扬起的民族旗帜。

我们不否定在特定的年代，陈祯禄临危受命在1949年组织了马华公会，那时主要是要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居民渡过时艰；而之所以有华人新村，全是英殖民政府一手造成的，用以对付转入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这就是说，英国是在政治利益下分化华人，鼓励马华以反共的立场与马共互争华人的支持。后来的马华公会与左翼的社阵持续斗争证诸了英国人准备在马来亚建立一个反共基地。但马华公会的陈祯禄又从另一角度切入，在1952年除了将马华转型成为政党外，也偶然地因势利导使到马华与巫统合作，在同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催生了后来的联盟。就这样1954年再加入印度国大党，联盟也就正式成为三党合作的旗号。虽然陈祯禄在整个过程中先是扮演被动的角色（他原来支持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在1951年搞非种族政治的马来亚独立党），后再转成主动的角色（例如在1954年劝服林苍佑加入马华，脱离后者于1951年创立的非种族政党“急进党”）。此时的马华彰显了它的华人色彩，以和巫统的马来人色彩相互呼应，并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取得独立。

其次，1958年马华进入一个转捩点，由林苍佑取代陈祯禄打出了“改革”的口号。他要在联盟内为马华取得一个可资接受的地位，那就是马华被分配的候选人应占国会议席的1/3，即104个国席中的至少35席到40席左右。
可惜马华的内讧和陈修信的反戈一击，再加上东姑以强势排斥林苍佑，导致林苍佑在马华体制内的斗争功败垂成，才有后来林苍佑离开马华另组民政党的故事。鉴于陈祯禄与陈修信忝为父子关系，前者也支持后者反对林苍佑的领导，结果造成了马华对这一段历史闪缩其词。究竟是陈修信继承了陈祯禄精神抑或是林苍佑演绎了陈祯禄精神？马华也因投鼠忌器，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作明确的交待和摆正史实。

其三，正因为这样，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在1969年大选时面临创党以来最大的挫折，也让陈修信的历史地位备受争议。华社指他让华人的权益给蚕食了。虽然那个时候，马华一度退出内阁以示消极回应，但后又在华社呼吁下重新入阁。可是，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更因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后，地位再一次被削弱。

这一段历史教训很重要。今天马华的领导层就是陷入如同“513”事件后的尴尬局面，因为华社经过40年的实践后，认定马华这样的逆来顺受的退而求其次的“共享政权”的方式是不受欢迎的。

在这40年中，马华从李三春到陈群川、林良实及黄家定都无法跳出这个旧框框，除了李三春时代有较大的勇气面对巫统的揶揄外（1982年在芙蓉国席打败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其余的重要事件都无法反映出马华在国阵内“力排众议”，阻止一党独大的压力；也因此有了308的政治海啸。

就此而言，马华会长候选人，包括翁诗杰在内部不能回避马华的历史起点和检视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失误和误判之处，以免重蹈覆辙。唯其如此，马华才能重新定位，并打掉历史包袱重新上路。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 《南洋商报》）

许子根的团队“临危受命”民政要留在国阵打翻身仗？

民政党将在本月11日产生新的领导层，如果没有意外，“主席的人马”取得了中央领导权。这意味着，民政未来的3年将以许子根的领导为导向；也同时意味着，许子根担负了民政的未来。这关键性的3年将决定民政党是走向新生或者没落？

正因为这样，本届的民政改选，看似十分激烈，也展现民主的风气，实则在热闹（尚不能称之为激烈）底下有一个存在的轨道，让党代表在投票时有了选择的方向。因为其他的参选者并没有另一个团队与之对峙，也就是打游击战，试图个别突围而大，但机会不大。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许子根的队伍应是这样排阵的：
主席许子根、署理主席郑可杨、副主席丁福南、维再也勒南及马袖强、总秘书邓章耀、青年团团长林时彬、妇女组主席陈莲花。

票选的18名中委（40人角逐），则会按区域比列来分配，不会出现一面倒的局面。

就此而言，许子根的整个团队基本已出炉和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子根需要“安顿”的是谢宽泰在党内扮演的角色。继续留任总秘书是最好的方案，但在形式改变下，谢宽泰被委任副主席兼中央工作委员的成份显得比较通情达理，可是这是否又是最佳方案？谢宽泰又是否“勉为其难”接受？或宁可保持冷却期？倒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虽然报章曾指说许子根、丁福南及谢宽泰是党的“铁三角”，我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三人之中虽长期“共事”，但在大课题上就无法“共识”。最明显的例子是308大选前对首席部长接班人的安排，原本在谢宽泰看来，他是应该上位的，但事实不然，以致后来变数多多，形成一个尖锐和相持不下的僵局。这就是说，一向以来，谢宽泰和许子根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这也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反之许子根与丁福南之间就显得“双向沟通”，彼此间存在着外人看不到的“默契”。

曾身为首席部长的许子根，自然无须“营党结私”，而是予人一种印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合作的”，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是有深浅之分。丁福南就是属于深的一类；而谢宽泰就属于浅的一类。当然在人选的安排方面，也不是许子根一人说了就算，他的上头还有一位影响力大的“实权顾问”林敬益。

就此而言，所谓“铁三角”在大选后逊了色和变了形是不存在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曾结成“铁三角”（在过去林苍佑时代的真正铁三角是郑耀林与邱继圃；后两者是死心塌地的跟随林苍佑，老头子说一他们没有二话）。

如今我们所能解说的是谢宽泰在大选后希望凭其实力走出许子根的阴影。因此争夺民政槟州主席这一仗他是非打不可的，也颇有信心能成为民政槟州未来的当家。讵料马失前蹄，被从中杀出的丁福南扳倒。这不是说丁福南的基层实力较谢宽泰强，而是许子根的影响力在不彰显下发挥了“无形的威力”。从这里我们又再看到许子根所希望看到的团队是许丁组合。在他看来，丁福南守着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除了槟州是民政的大本营外，也有一个相当微妙的布局。

当然如果你问当事人，他们都会一口否认的，但如果你细心分析，不难看到丁福南的“坐镇”等于是许子根“上京又留槟”（以党职来说，不再是原先的官职布署）。相对重要的是丁福南在槟州是“可退可进”的。所谓的“可退可进”意思是说，如果槟州党内有理想和较年轻的接班人，丁福南可以没有包袱“退位让贤”；同时丁福南也不一定会参加来届大选，而是会成为领导新队伍的一个“带头人”。在这方面，谢宽泰可能不会有此构思，因为他正希望在他带领下，在下届大选亲自挂帅，从槟州重新出发，给民政打“翻身仗”（此说当然言之过早，只能归为一个理想）。因此两相比较之下，许子根的团队也就稍占上风，丁福南的脱颖而出，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有计划性地改变民政党的槟州队伍。

就在许子根“安定”了槟州大局后，他接下来就是要规划中央的人事安排。这种安排正如许子根所说的“定中有变”，也就是在“安定大局中求变”。为此许子根破例地点提他的人马角逐署理主席和副主席和一些人马角逐党中委，也清楚地告示党代表，许子根要的是一个“和谐与合作的团队”来带领民政党走向未来。

许子根的做法也非新鲜事。当年林苍佑也是有指定的团队，例如1980年嘱意梁棋祥接位即是；又例如林敬益也是有指定团队的，例如2005年嘱意许子根出任署理主席即是。以此类推，许子根在这次打出他的团队也就理所当然了，以形成一个“许子根的队伍”应对国阵内外的挑战。

本来在他的队伍中，至少有3个人是曾表态考虑退出国阵的，他们是郑可扬、陈莲花及林时彬，但在这个把月的巡回和“消毒”后，基本上许字根已把这股“脱离国阵”的“情绪”（许子根语）压下了，改而同意他的留在国阵寻求改革的方案。这种声调就如同马华公会一样，留在国阵“共浮沉”。对许子根来说，这是符合他的思路的。尽管内外有各种压力促民政退出国阵来面对变化中的时局，但许子根“排除众议”，他不以为退出国阵是首选，至少在他看来，民政不退还有一把声音留在“国阵”，不论是否听得进去，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寻求改这个和改那个的意愿。即便他明知民政一党难成其事，他选择宁可在逆势中求存。

我们暂时不要与许子根辩论“退出国阵论”，就回过头来看看许子根在党选后他能在国阵做些什么？自然他是希望国阵一起承当308大选的失利，并认真与深刻地检讨和反省国阵内的弊端，而不是一味将之推给其它友党“自食其果”，更不应将矛头指向民政党，不然改革是难于见效的。在这方面，他同意纳吉所说得如果国阵不改变，就会由人民来改变。因此他说，如果不改，那么来届大选会输得更惨。言下之意是民政党在国阵是希望改革和改变，若是国阵不变，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民政准备也一起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后果，许子根没有明说，也没有列下时间表来表达民政去留的时限。也许他知道民政的一把声音不够宏亮，与其有时间性的“逼宫”，不如就放长双眼看不断的变化中的政局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对民政有利？因为在他看来，这也是关系到民政存亡的大问题。当他认为退出国阵“看不到前路”时，也就剩下一条“死守阵地”的原路，可是这条路并不好走，许子根也是心知肚明的。首先在308大选后，民政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已没有资源（或说一官半职）分配给党员和支持者，造成这批人有所失落。其次在槟州现实的社会，一般团体都会邀请政党议员增光；民政在无官无职下，显得有些尴尬，不知以何身份参加宴会和致词，久而久之，对民政与民间的关系会有所疏散。这又是民政的无奈之处。其三民政在槟州面对槟州巫统的揶揄和挑战，甚至有压逼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行。这在308之前是未敢有如此的造次，如今却在伤口上洒盐，真是不知要如何改变巫统中人，尤其是槟州的地方领袖具有“同舟共济”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看似小事，实则对民政的未来有重要的影响。许子根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就要看新任槟州主席丁福南的魄力与勇气了。

我们或者可以从这次改选中看到民政党求变的意志，但老是抬出“老招牌”强调民政是多元种族路线的，只能归为理想的演绎，在现实中又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它是在国阵的框架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国阵各成员党没有强烈求变之心（至少东马加盟的政党就没有强烈的要求），那民政又如何“破茧而出”呢？这就是许子根最大和最严峻的考验。

无可否认的，国阵当政以来出现的弊端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民政也不可能在3几个月内就要改革50年来的既成事实。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看到“变革成功”，所能够看到的是有很多变数，又不是其他成员党所能预测的。这样一来，民政要在原体制中翻新和翻身，也就变成一则尚没有结局的长篇故事了。

这样一来，我们还是留给许子根告诉党员和人民，民政党怎样使这个故事有一个段落和有一个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人民要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下来就看许子根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从理性角度探讨 民政退出国阵论

民政党成立40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高层领袖希望保持现状，不以退出国阵为导向，而是留在国阵内部争取改变，说得贴切一点，希望民政党能在国阵内获得善待。另一方面是区域领袖及干部促请领导层率党退出国阵，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再战江湖。当这两种各行其是的意见碰撞在一起时，给民政的领导人，尤其是许子根带来一定的压力和忙以应对。

按照许子根的思路，到目前为止他是不主张退出国阵的。他仍然具备那种早年“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指导思想，总是朝好的方面想，不必急于孤军上路，无妨再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我们综观党领导人所持的理由不外如下：

1. 民政自1969年上台执政槟州后，即与中央保持良好关系，也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促成国阵的成立。这一路走来，已为槟州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2. 民政目前仍然是国阵的成员党之一。虽然308的大选蒙受惨重失败，但不意味往下沉，还是有机会再探出头来。他们不相信民政在国阵内已没有前途。

3. 民政不退出国阵，至少会保存原来的席位分配，不至于一无所有。如果退出国阵，意味着它原先分配到的议席，将归马华所有。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认为民政会有机会卷土重来。

4. 民政若是退出国阵加盟民联，它本来参加选举的席位已被公正党和行动党瓜分，哪来角色扮演？谁会让出席位给民政党参加？

5. 即便民政不加入民联而成为独立政党，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或者说在混合选区，民政又靠什么取胜呢？

6. 既然退是“死路一条”，不如不退，说不定一旦国阵改革奏效而扭转劣势后，民政就有望出头天了。

这些理由表面看起来可以说服党员同意“党留不退”，但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尽然可以服众。因为这似乎包括还得仰赖别人的改变，而不是全然靠自己重新站立起来；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分分钟又充满变数，乃至政治现实跟理论撞个正着。例如“许子根事件”及“伯拉提早交权”事件就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我们不妨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民政的去留大课题。这也是许子根要求的审视标准。他最近说，如果以情绪来打分，目前有约60%的基层希望退出国阵，但他希望能理性看待此事。

虽然我们知道许子根这60%的数字是未经过“民意调查”的，是一种直觉的评估，但突显了有不少党员有要求脱离国阵的倾向。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也不全因是情绪所致，可能包含了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妨听听党外的声音。这党外的声音不是要“干预”民政的内政，而是抱着一种深切关怀的批判。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有某些尖酸刻薄和冷嘲热讽的音调，但大致上都是一种良性的提醒和劝说。至于刺耳之言能否被民政党上下所接受，那就由民政党自身去决定。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去看待民政党的过去和未来，或者可以从理性的探讨中窥见一二。

首先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是一个松弛的组合。它结合了陈志勤为首的“社阵派系”；以林苍佑为首的“民联派系”（民主联合党）及以赛胡申阿拉达斯的“学院派系”。这之中以林苍佑的派系最强，因此它在1969年的大选赢得了槟州执政权。这一重大的突破，彻底改变了林苍佑整整十年不得志的窘境（他在1959年被马华边缘化，愤而在1961年另创民联党，志在取马华而代之），也使到民联党借民政党之壳创造奇迹。这就是说，民政党让林苍佑一洗前耻（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一时之间马华当权派难以消化而耿耿于怀；抑有进者，凭着首席部长的光环和槟州政权的筹码，林苍佑很快又与联盟的敦拉萨接上头。究其因不外是林苍佑有了政治本钱，如果他依然是民联时代的槟州反对党领袖，敦拉萨也只能与他维持个人友谊，而没有政治友谊可言，更不会有后来结盟的故事了（当今的民政党，要认识这一段历史）。

正因为林苍佑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联盟思想，与敦拉萨靠近也会给槟州发展带来好处，也就不免开罪了陈志勤和赛胡申阿拉达斯派。1971年民政党内讧造成的危机证诸了这三派的组合是松弛和不稳定的。于是民政又回到民联的时代。虽然仍穿着民政的外衣，但实质是民联的班底。

这民联班底的民政党经重创后，也乐得与巫统合作，也就在1972年有了联合政府之设。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冲着马华而来。至少林苍佑向陈修信证明他在槟州是可以取代马华的。1974年民政正式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后，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已从外部矛盾转成内部矛盾。这样一来，马华与民政的关系就如“同床异梦”的爱人，被强硬撮合而各怀心思。

尽管如此，在林苍佑的年代，他是绝对不会让马华在槟州翻身，重夺回首席部长；而马华也绝对不会放过林苍佑在槟州“堵死”马华，力求突围而出。如果可以解释的话，国阵是马华与民政明争暗斗的一个平台。这种统而不合是马华永远的伤痛。只有在1983年李三春离开马华总会长后，矛盾才逐渐缓和；也只有到了黄家定时代（2003年起）才看到双方“鸣金收兵”，但不意味着两者的斗争已告终结，新一轮的斗争已经开始。

这种“重燃战火”竟是马华的林祥才点起的，大意是主张民政应与马华合并，因为民政的存在国阵内对马华的争取和斗争是一个阻力。许子根的回应也毫不客气，指说这种人不应该领导马华。

民政之所以面对今天来自国阵成员党的压力，主因是308大选失败后成为被“欺负”的对象。我们可以预见，一旦许子根扶正成为民政党主席后，他所面对的对手已不是“和平共存”的黄家定，而是政坛独行侠的翁诗杰。除非他们之间取得共识，不然肯定会擦出火花，给民政带来额外的压力。

如果说马华的压力尚在其次，那么槟州巫统施加的压力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很多人并不明白，也许民政党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发表“寄居论”的阿末依斯迈只是一个升旗山区会的主席，竟然在解释事件时将矛头指向许子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共有13个区会的巫统领导人出席他的记者会而挺他，怂恿他发表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论。不仅于此，有人竟公开与当众撕毁许子根的肖像。

虽然阿末依斯迈后来受到巫统中央的“惩罚”，被吊销党籍3年。但吊诡的是，巫统党主席未针对此事促阿末依斯迈向许子根道歉，似乎此事并不重要。继此之后，在最近的发展中，槟州巫统署理主席阿都拉昔再次向许子根发难，究竟要留还是要走，言下之意是不要“霸住槟州国阵主席”这张椅子。

民政党的反击似乎投鼠忍器，只是暂时与“槟州巫统绝交”；丁福也做出温和的反击说还轮不到阿都拉昔指手划脚。不过尚未形成书函向巫统中央领导人提出投诉。更怪的是，阿末依斯迈既被冻结党籍，何以会成为区会顾问？他更说尚未接获“冻结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个中因由，没有人搞得清楚。是不是巫统内有人授意槟州巫统可以公开羞辱许子根？不然它们的议程和动机又是什么？这是摆明槟州巫统向许子根“逼宫”，迫他放弃槟州国阵主席，也以此来促使民政知难而退。
在理论上，民政可以不必理会槟州巫统的言行，但在现实中，槟州巫统也是巫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言论也反映出一些干部已“不重视”民政党留在国阵内。

在这种窘境下，民政党不退出论的理由已不是关键问题，反而转化成民政党，尤其是槟州民政党如何为许子根讨回一个公道才是大道理。丁福南身为槟州民政新科主席，他有责任单刀直入的反戈一击，直问槟州巫统意图何在？

如果得不到满意答案，则必须通过民政党中央直接向巫统投诉和交涉（因为涉及许子根个人，由许子根出面是不恰当的），为何阿末依斯迈可以这样无理对待许子根？如果在308大选前，槟州巫统肯定有所顾忌，因为许子根有政治筹码，正如当年林苍佑有政治筹码，可被巫统倚重。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变得民政即便用理性来研究民政党的去留，已不能够避开许子根“被羞辱的遭遇”。如果说槟州巫统变得这么“目中无许”，两党之间又如何推心置腹呢？

就此而言，民政党内谈论的六大理由不退出国阵不幸的已被阿末依斯迈推翻了。因此另类的看法是（包括党内党外人士）：其一是它留在国阵内如果连槟州巫统都改变不了，又如何使党员信服国阵已做出改变。如果民政党员未够勇气站起来维护党主席的尊严和党的威信，它留在国阵也只有逆来顺受。

其二，即便留在国阵，将来大选议席的分配不一定保持不变，民政在政治现实下用什么筹码讨价还价呢？

其三，若是退出国阵，不靠向民联，而自力更生，在大选时放手一博，谁说它没有机会胜出？1964年林苍佑率民联党在社阵、行动党（当年是人民行动党）及联盟的多角战中，也能突围而出，成为槟州议会最大的反对党，更在1969年夺取槟州政权，因此不能一口咬定民政自行上路是“死路一条”。
其四，民政若与民联合作，还是有谈判的筹码，不会一无所得。毕竟民政是一个有素质的政党，不是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它具备条件取得应有的尊重与地位。

其五，民政事先也预料不到，巫统的权力转移这么快提前到来？这证明了政治变数很大。在此交替和不明朗之期间，阿都拉有其自身的烦恼，民政又该向谁取回被“羞辱的尊严”？

其实一个政党的立足和生存，完全取决了自信和自强。换句话说，党的生存才是先决的条件，而不是在打压下“求存”。

如果民政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它要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未来？因此民政的未来取决于它自身的勇气和果敢，不是等待别人提供机会。至于那些提出不要走的人，也要提出新的理据和说服力让对方表态民政是不可或缺的，也让党员感觉到留下来还有一线曙光。

在这种情形下，唯有让10月的党代表大会来热烈讨论。公不公投还在其次，如果经辩论后，大多数决定留下来，则将来命运不好，也不要怪领导层了。因为他们愿意与保持现状共浮沉。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改变和活得尊严，那么你就要有足够的勇气以理服众。若是徘徊在模棱两可中，也许是自讨苦吃。

民政党已来到十字路口，它的存亡操在所有党代表的手中。上帝只打救自救的人。这就是说，留与不留总得有明确的方向和交待。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种族关系法令是不必要的 （天下纵横）

最近政府准备提出种族关系法令，引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支持者认为应有这样的法令以制止有人发表极端的言论破坏种族关系，制造种族失和。马华方面的领袖就持有这个观点。他是针对阿末依斯迈的“寄居论”造成的抗议声有感而发；而民政领袖则补充说不妨改称国民团结法。反对者则认为国民团结不是用法令来达成的。李霖泰就有此看法，认为多此一举。

在还没有通过这条法令前，探讨是否需要再立新法令是有必要的。我建议立法者（议员们）在讨论这项法案时不妨先参阅前理科大学教授勒南教授的著作《种族主义与马来亚的政治进程》一书，不难了解种族的分化导致了种族政党的形成。而种族性政党又反过来捍卫种族利益，然后通过上层政治加以协调和缓和。换句话说，种族问题是长久以来即已存在的政治生态，不是最近才有的。既然是历史问题，我们就要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看到现实的社会是否已解决了或缓和了有关问题。

勒南指出种族分化不仅限于种族上的不同，还包括缺乏多元文化的融合，同时各民族都存在本身的宗教、语文、风俗和习惯。此外，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也有地域上的不同。一般而言，非马来人较集中在西海岸，而马来人则集中在东海岸，也因为发展进度的不同，造成西海岸较为发达，而东海岸相对的落后，以致有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水平。

基于这一历史事实，马来亚在战前出现种族性的政党也就不可避免。当这些政党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时，也吸引了大批的族人加入其中。例如战后组成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便是以种族作为导向，但为了争取独立的及早到来，它们又合作组成联盟，形成了一个上层结合的政体。

这样的一个组合领导了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但也是这个组合，在1969年“513”事件后被重新洗牌，标志着旧的结合体的“瓦解”和新的结合体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按造新的结合体的需要，制定了各式各类的法令，如“煽动法令”是为了遏止敏感课题被挑起；如“官方机密法令”出炉也是防止机密资料外泄；与此同时，原有的“出版与印刷法令”也被强化了，目的不外是告诉人民在言论自由底下，有某些课题是不能被议论的。

与此同时，在“513”过后，“国家原则”被提出，新经济政策出笼，不断地强调“重组社会，消除贫穷”是终极目标。当然在更大程度上是从经济着手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还有一个特点是通过政治“干预”了所有的领域，理由是拉近族群间的差距。
就在这个大前提下，“土著和非土著”的字眼出现了，“回教徒和非回教徒”的字眼也出现了。为了政治利益，以种族为导向的政党显得更为明显，即使是强调非种族性的成员党，如民政党也被归纳为华基政党；而反对党，如行动党虽然也声称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也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久而久之，在这样的框架下，政党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有了局限性。

尽管如此，在“513”的阴影下，各个政党也在种族间演绎有节制性的角色，以免越过了头而成为被指责在鼓吹“种族主义”。这种局限和小心翼翼变成政党的一个不成文的指南。我们可以这么说，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谨慎地不要跌入种族主义的陷阱。但不幸的是这些年来，有些政党的次级领袖竟越轨地发出十分刺耳和难以令人接受的种族性言行，这不但连累整体，也使到人民有所反感。

308大选的结果就是人民（各民族的人民）用选票否定种族主义政治的嚣张，以让某些人有所醒觉。这种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印证了种族主义不过是少数政客的伎俩，既无卖点，也没有市场。

本来在大选之后，反省的应是少数政客的过火言论，而不是人民；现在反过来提出种族关系法好像是人民存有种族主义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失误。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民的成熟与理智，不再被种族情绪所鼓动，也不回应种族论调。因此在大选后形成的政治新格局是要求更大的自由空间不分种族来改变和消除贪污和滥权。

在这方面，执政的成员党同样有强烈的呼声，他们发出的也不是种族言论，而是要求反省和自责。这就说明了今天的马来西亚面对的不是种族失和的问题，也不是种族关系的紧张；恰恰相反，他们反对的是极端的言论和少数人的嚣张和狂妄。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新的种族关系法，而是有针对性地促请种族主义论调者消声。其实我们已有太多的法令了，足以应对任何的威胁性言论，实在没有必要舍本逐末再来新法令。因为当今的社会，除了政治斗争加剧外，哪有种族紧张？也因为人民不必靠教科书，也能自觉地分辩对和错，才有今天社会的和谐。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国阵成立的背景 （跃马扬鞭）

最近至少有两个国阵成员党挑起或提醒国阵成立的历史，认为它们都是国阵的“创阵”人之一。究竟真相如何，让我们揭开历史真实的一面。

它的背景起于1969年“513”事件后。就在那一天，首任首相东姑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终止国会民主，停止政党活动的同时，也把权力转移给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的敦拉萨（以副首相身份掌权）。

那个时候，敦拉萨发现自1953年组成的联盟结构因大选失利已不适应当下的政治需求，因此思及改革。

随着他的谋士，尤其是当时的内长伊斯迈及外交部常务秘书长加沙里等人在金马仑商议后，决定朝向一个新的组合稳固执政权。另外，也有一些深谙左翼统战的助手包括如曾任副部长的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末及报人沙末伊斯迈协助出谋划策，于是有了下列的步骤：

（一） 敦拉萨以全国行动理事主任的身份在1970年正月组成全国协商理事会，成员包括在朝在野的政党和具有代表性人物，以便政府推行的政策取得各方认同，避免分化加深，唯不包括行动党和人社党。不知是否不想反对党在政坛消失或另有想法，个中原因不得而知。这个协商会的作用就是使到全国行动理事会的政策合理化和具有代表性。手法如同左翼一向强调的“统战”，对孕育国阵概念起积极作用。

（二）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敦拉萨有鉴于砂州于1966年革除宁甘首席部长职后产生宪制危机而政局呈现不稳，乃在1970年通过密谈争取势力深入华社但标榜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合作，以改变后者的反大马立场。当一切就绪后，敦拉萨宣布在1970年5月恢复砂州议会选举（因“513”爆发被展延），果然不出所料，砂州联盟（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组成）取得23席（其中砂华只占3席），人联党与宁甘的国民党各取得12席（总数48席）。由于有了事前的共识，人联党加入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可以视之为第二个“统战”成果。这意味着，人联党取代了砂华公会角色；后者也因之较后消失于政坛。

（三） 第三个“统战”成果在西马发酵。当1971年在槟州执政的民政党面临内哄而分裂后，敦拉萨协助林苍佑安然度过险关，促成1972年2月，民政与联盟正式在槟州组成联合政府。接着5月的时候，又与人民进步党在霹雳组成联合政府。进入5月份后，联盟与回教党在吉兰丹组联合政府呼之欲出，直到12月完成协议签署。换句话说，1972年是敦拉萨完成“政治统战”年，但也给马华公会带来一定的冲击。盖因马华在1969年大选失利所致。即便在1971年2月国会民主重开后，马华曾展开轰动一时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因内部矛盾扩大而在4月又告分裂。由于团结运动戈然而止，马华只得眼看着联合政府一个又一个成立起来。这等于改变了最早期的三党联合的联盟结构。内心之痛，可想而知（后来这也导致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而由李三春顶上，他是最后一名承诺马华加入国阵的组织，因为他与陈修信感同身受）。

（四） 其实，当敦拉萨在1972年5月全面掌控局面后，也在同一个月在阿罗士打首次喊出要成立“国民阵线”（国阵）的愿景。但他不急于求成，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要完成。那就是他在1971年起即推动的搞好马中关系。1974年5月杪在时机成熟下，敦拉萨直访北京，达成马中建交。这种“化敌为友”的大动作是空前的大突破；尤其中国正值“文革”时期，而马共仍在国内活动之际。也唯有敦拉萨敢于“破旧立新”，证诸了他接受智囊团的策略把“统战”推向新高点，不但抓住华人的心，也让所有马来西亚人团结在敦拉萨的领导之下；更进一步在东南亚树立典范，朝向不结盟及中立化的道路迈进。

就在敦拉萨访华凯旋归来之后的1974年6月1日，他郑重宣布国阵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国阵的诞生是敦拉萨一手操办的，也是巫统在他领导下建构的新政治格局。所有加盟的成员党在实质上不能说是发起人，只能说他们响应敦拉萨的号召。在大势所趋下，所有的盟友一起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接着在8月的大选，国阵漂亮胜出。“统战”发挥了它的巨大和无穷的威力，反对党只得靠边站。

（原载于2008年10月6日 《南洋商报》）

内安法令碰撞部落客

当部落客遇上内安令（ISA）时，正如小孩撞正大人被“兴师问罪”而又不知该如何以对？这是时下的一个热门议题：究竟部落客这样的个人行为怎么会触犯ISA法令呢？而ISA法令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但得从ISA谈起。因为部落客未出世前，ISA早已存在，它不是为部落客而设置的。不幸的后来诞生的部落客却成为它的对象之一。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部落客不明究理。他们因此也发出一道问题：部落客今后该怎么看待ISA？

原来ISA是在1960年由政府在国会提出，全名是INTERNAL SECURITY ACT （内部安全法令），它是用以取代早年英殖民地留下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因为马来亚也在这一年结束了紧急状态。
所谓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是早年英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及其同路人而设的严峻条例。许多的左翼人士在这项条例下被逮捕，也有人被遣送出境。

虽然1960年的内安令与紧急法令有些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当时的内政部长苏莱曼这样说：“任何反对该宪法修正案的人，可说是拥护共产党，并且就是共产党的思想”（中国报，1960年4月26日）。当然不是反对的人就是共党的同情者。例如，人民进步党主席DR辛尼华沙甘，社阵的林建寿，回教党的韩尼化及马来亚党的陈期岳等人就不支持修宪动议，认为它违反基本人权，箝制言论自由。

由此来看，内安令最初是用来针对左翼运动和马共的活动。但随着时日的转移，内安令也用在反对党的身上，进而异议份子也不例外。以下的几个阶段的演变是值得注意的：

(一)东姑时代（1960-1969年）
在东姑当政时期，左翼份子，尤其是社阵党人遭到最多的逮捕。甚至一度使到劳工党（社阵的伙伴之一）的中委有半数以上是被扣留的。换句话说，左翼运动在内安令下蒙受严重的打击，直到1969年“513”事件后，仍有不少左翼青年被投入扣留营。

不过这个时期也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在1965年时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著名的马来政治领袖，其中包括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及原农业部长阿都亚兹等人，指他们涉及在海外成立“流亡政府”。

另一个变化是原本并不反对内安令的民主行动党林吉祥也在“513”后被扣捕。自此之后，他就强烈地反对内安令的存在。

这意味着在东姑时期，内安令不仅是对付左翼人士，也用在反对党领袖的身上。与先前声言只用来对付共党人士有了一定的转变，但大前提则指被扣留者“危害国家的安全”，但不被非共人士所接受。

(二)敦拉萨时代（1971-1976）
这个时期内安令比较明显用来对付学生运动。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例如马大华文学会就被指卷入左翼运动。还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世界青年运动的影响，起而展开示威游行。例如学运领袖之一的安华就是在1974年被内安令扣留的。

就此而言，它的特征仍然是侧重在对某一个有行动有组织的运动采取较严厉的手段，自然引起非共组织发出异议的声音。

(三)胡先翁时代（1976-1981）
内安法令在1976年突然发难将矛头对向执政党人士，两名在敦拉萨时期被重用的前副部长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未被扣捕；再加上人社党（人民党）主席卡森阿未及前著名报人陈见辛（时已转任马华执行秘书长）和沙未依斯迈（最近才逝世）及行动党议员陈庆佳与陈国杰等人。这里头有“红色疑云”，也有“华教疑云”，但已是针对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项运动的打压。

(四)马哈迪时代（1981-2003）
马哈迪在位最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首相。当他就任时，共党威胁已大为减少，而且有迹象显示马共与马政府的和解不是不可能的事。果然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议证实了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斗生涯。至此基本上内安令的“任务”已告完成，因为已不存在“马共或亲共”的“活动和威胁”。而个人的思想只要不化成行动，没有组织性，就不被视为一种威胁。

不过，在另一方面，马哈迪在1987年开展的茅草行动又再一次使到内安令成为一条争议性的法令。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了105人，震惊国内外，事件的起因是董教总领导的一场运动，主要是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育者到华小担任高职。气氛是有些紧张，但被捕名单中则是令人侧目的。包括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及林冠英父子、卡巴星、V.大卫、董总顾问沈慕羽和主席林晃升、学者詹德拉慕扎法、柯嘉逊等人。这之中还包括巫统、马华、民政及回教党人士。

这是顺势的大逮捕，因为被捕者有相当部份未参加董教总的抗议运动，而是属于异议份子和知识分子。

马哈迪的断然行动，引起巨大的反弹，政府指责华教运动已超越容忍度，才有如此大规模的措施；然民间和反对党强烈抗议。当时基于执政党过于强大，茅草行动也成为马哈迪当政下的强权政治的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马哈迪也用内安令对付回教异教徒的澳尔根回教运动，并将此组织解散。

此时的内安令进一步脱离原先制定的目的。因此出人意表之外的是：即使是在1960年制订此法令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大逮捕后也发出废除内安令的声音。他这样说：“政治领袖和社会工作者在内安令下被逮捕，这是不民主的，并且违反宪法原则。内安令是用来扣留共产份子，不是普通人民。”（引自《ISA KESELAMATAN NEGARA，1988》。吊诡的是：马哈迪在1966年当还是后座议员时也认为没有人喜欢内安令，它是违反民主的（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同样的，当今首相阿都拉在1988年时也批评马哈迪引用内安令使异议者失声。（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五)阿都拉时代（2003- ）
阿都拉在2003年成为首相后，并没有使内安令成为一个争议课题，而是直到最近因动用ISA扣捕三名人士竟引起巨大反弹，实在是始料不及。比起马哈迪来，他显然是比较温和的，但因此次案情之不同和时局的大转变，也促使他马上直接干预。《星洲日报》的记者陈云清也因此在被扣留18小时后获释（13-9-2008）；另一名行动党议员郭素沁则在被扣7天后获得自由（19-9-08）。不仅于此，阿都拉也表明，不想动用内安令捉人。可见，在权衡轻重后，他已认为没有必要将ISA与当下时局挂钩。因为这个时候，反对内安令的大有人在。连执政党的马华和民政也疾呼必须要检讨内安令；反对党直裁了当要求及早废除。民间的反对声以律师公会的特大最为响亮，共700余人齐声要终止内安令。他们也声援“部落客之父”拉惹柏特拉，促请政府即刻释放所有被拘留者。

不过，拉惹柏特拉没有前两位幸运，他在9月23日被送往甘文丁拘留营继续扣留。政府的捉3放2似乎是告诫部落客，不要“滥用自由”。

不论政府出自何种理由继续扣留拉惹柏特拉，它的行动已导致成千上万的部落客在发问：纲络的通讯是否抵触了ISA？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两方面来看。其一电脑的革命是近10年才突显它的奇特功能。过去我们只能依赖电视、电台和平面媒体提供新闻和讯息，而这些传媒都是受到一定的控制与过滤，并不能满足于每一个人。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任何要表达自身的言论的途径或是出单行本，这不必先申请准证，而是出版后若有问题，政府有权禁止或针对文字提控。可是出书是要资金的，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当互联网尤其是部落客大行其道时，人们可以不必花什么费用就可将言论、图片。和影像公诸于世。不仅个人满足，而且可以将自己的思想释放出来与其它人分享。

其二，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自设部落格，用写日记的方式发表文章或图片乃至活动录影，但由于人数之多，不是人人都上网浏览的，这就涉及个人的名气。例如马哈迪、安华及林吉祥的部落格就十分火红，因为他们是名人。不过还有一个火红的名字就是拉惹柏特拉的MALAYSIA TODAY网站。他不仅及时针对时弊作出批评，也爱爆料，成为其它网站转用的热门文章。

抑有进者，他因为有特殊的背景，也成了记者追踪采访的对象。正因为拉惹柏特拉懂得宣传和提供火爆新闻，他的知名度已不亚于其它政要名人了。

他是一名最成功的非政要而出名的部落客，被形容为“部落客之父”。不必通过电视，也不必通过报纸，他使部落格发挥无比的威力，令人不得不惊讶它的影响力。

较部落格早些出道的互联网和各类网站，也正方兴未艾地挤入媒体世界。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互联网何时能取代平面媒体，但我们却看到科技革命带来的迅速变化。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预见互联网及部落格会越来越普及，自己做记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多到难计其数。

固然我们同意部落格的文字与图片要自我控制与克制，但它应该比传统的媒体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只要不涉及敏感，诽谤或恶意破坏，它是被允许通行的，其实要禁也禁不来。就如黄志明的“国歌”事件被炒红也是因势利导，不是什么惊世之作。只要当成一种搞笑的玩意儿看待，也就无需过于敏感反应。

无论如何，内安令今天用来对付部落客显得跟不上时代，也会应付不暇。在尚有其它法令用来对付出格的言论，大可不必像过去般将大帽子扣下来。也许经过部落客碰撞后，大家有需要思考一个人的言行在没有组织和行动下，它是不是自由的？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

从916看砂州两个实例 （天下纵横）

安华916“逼宫”行动引发了对宪法条文的争议，有法律专家引述了两个历史案例，都是发生在砂拉越的。一个是1966年的“宁甘事件”；另一个是1987年的“明阁事件”。虽然这两件事与“916事件”不能相提并论，也有其不同的性质，但重提砂州的两个“宪制危机”，倒可温故知新，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第一个所谓“宁甘事件”（不要误会，不是司法风波的宁甘，而是当时的砂州首席部长）是指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即出任砂州首席部长的加弄宁甘(Kalong Ningkan)(1921-1997)。他是伊班族人的首领，领导国民党加入砂拉越的联盟，其他成员党有土著党及保守党（1974年如今这两个政党已合并成执政砂州的土著保守党）和砂华公会，而反对党则有人联党与国家统一党。

1966年，宁甘允许土著保留地出售及不要太快马来西亚化砂州公务员，而是希望“婆罗州化”砂州行政，且同意将华文、伊班文、马来文及英文一起被列为官方用途语文，引起土著党的反对。当时土著党的一名州部长就是当今砂州首席部长泰益，他因此被革州部长职。

由于事态恶化，中央政府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下，通过中央联盟于1966年7月革除宁甘的首席部长职，改以保守党的达成施里（也是伊班人）出任首席部长。当时联盟控制州议会21席。这21席刚好半数。其议席是这样分配的：州议会共36席民选，再加6席由执政党委任，共42席。反对党（即人联党与国家统一党各5席）只有10席，剩下32席归联盟4党拥有，在扣掉宁甘的国民党11席后，联盟尚有21席。

由于中央政府未通过议会投下不信任票，而是强制罢黜首长，导致宁甘向高庭起诉，并宣布国民党退出砂州联盟。高庭法官在1966年9月判宁甘胜诉。于是宁甘又回来担任首席部长。

东姑不就此罢休，通过砂元首宣布砂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同一个月内在（9月19日）国会通过修宪，授权砂元首有权召开州立法议会，并有权革除未受大多数议员支持的首席部长。

于是，在快刀斩乱麻下，砂州立法议会召开（9月23日），共有25名议员投下不信任票，宁甘终于被罢免，改由达咸施里再任首长。虽然宁甘不服，但大势已去，从此再也爬不起来。这位宣称有华人血统的首长也就以悲剧收场。

这之中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就是通过议会才能合法地罢免首席部长，而不是中央可随意换人。此为砂州第一次宪制危机。

第二个所谓“明阁事件”是发生在1987年。事缘在1987年3月1日砂《论坛报》忽然刊登有4名州部长及3名州部长已向州政府提出辞职，理由是不满砂首席部长泰益的领导方式。第二天报纸进一步揭露有28名砂州议员（此时砂州议会共有48名州议员）齐集吉隆坡明阁酒店召开会议，联名呈函要求首席部长光荣引退。而领导这场“革命”的正是前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他准备卷土重来（巧合的是阿都拉曼耶谷与泰益是叔侄关系）。

阿都拉曼耶谷不是等闲之辈，他原是土著党主席，在东姑时代曾出任中央教育部长。1969年他回到砂州参加州选，准备出任首席部长。因“513”事件爆发，砂州选举延至1970年才进行投票。选举结果是人联党12席、国民党12席、土著党12 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3席。在没有一党控制的局面下，身为中央政府大权在握的敦拉萨忽然来一个大转变，招左翼的人联党加盟联合执政而摒弃国民党。于是政坛爆出惊人新闻：砂州政坛大洗牌，由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

1979年砂州大选后，阿都拉曼耶谷政治势力转弱，而于1981 年让出首席部长予泰益，自身转任没有实权的砂州元首。这样一来，泰益成了土保党的主席（在成为首席部长前，泰益也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就是为什么今日的砂州，由土著保守党守撑控整个政局。

由此可见，泰益不是省油的灯，当阿都拉曼耶谷“逼宫”几近成功的当儿（在同一天（3月11日）在明阁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要夺权），泰益使出杀手锏，向州元首阿邦再尼建议解散州议会，宣布闪电大选。

大选订于1987 年4月15 日及16日投票。结果是国阵赢得28席（土保党14席、人联党11席及已重回国阵的国民党3席）；反之由阿都拉曼耶谷领导的前进阵线则夺得20席（达雅党15席及砂民党5席）。这样一来，耶谷夺权美梦破灭，从此再也掀不起波浪，直到去年耶谷与泰益才消弭20余年的叔侄政治恩怨。

从上述两个事件中，我们看到解决宪制危机的两个方案都是回到立法议会。一个是通过立法议会投票来罢黜首席部长；一个是解散立法议会，通过选举解决宪制危机。不论用那一种方式，砂州元首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表现了一切的纷争都必须按民主的程序来进行。

由这两个实例来看，“916事件”也离不开这个原则。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

學者良方 馬華巫統一起變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2日

（吉隆坡21日訊）在308大選重挫后的馬華前路茫茫，學者與時評員為它開出良方：「退出國陣，迫使巫統一起走多元路線」、「給巫統期限，否則退出內閣」、「先確定自己政治路線，再選擇前路」。

南洋理工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何啟良博士認為，如果馬華要轉型成多元政黨，那么馬華就必須讓巫統也走向多元政黨，而方法之一就是讓巫統下臺，與巫統一起陪葬，彼此痛定思痛后再重新出發。

他認為， 馬華現在有4 個選擇，退出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反之則成為退出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留在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或維持現狀，呆在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的特征。

他對《東方日報》說，「而馬華現在是朝向第4個選擇發展，即呆在國陣，並希望轉型成為多元
種族政黨。」

他說，有關轉型是一個進步的想法，但是這樣轉型並不徹底，除非可以迫使巫統也一起走向多元
政黨路線。「馬華可以促成巫統下臺，也就是退出國陣，但不一定加入民聯。就是要失去政權之后,它（巫統）才會感覺到疼，才會反省，才會思考走多元種族路向的這個問題。」

「馬華的命運是與巫統在一起，參與民聯的機會很小。它（馬華）不如讓巫統下臺，再浴火重生，在累積力量后重新執政，就好像臺灣的國民黨一樣。」

他也認為，如果一旦民聯真的取代國陣執政，對馬華有好處，因為這將讓馬華可以進一步督促巫統檢討種族政策。例如，在批評有關政策上更加銳利，而巫統一旦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將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再等待下屆大選與民聯競爭。

轉型需考慮票源
他強調，多元種族路線提出來容易，但知易行難，因為其他族群並不需要馬華來代表這些族群，因此馬華轉型成多元政黨必須考慮到票源、自己的形象等問題。

另外，受訪的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也認同馬華與巫統是共同體，兩者應該一同做出改革的說法。他甚至建議馬華對巫統下最后通牒，限定在今年年底，要求巫統與馬華做出改變，改變一黨獨大的情況，否則馬華選擇退出內閣。

他指出，馬華如果要求理念上轉多元化，但是並沒有促使巫統做出改變，這個口號依然無法取信于民。

「今天我們反對一黨獨大、政治霸權。而今天能夠明確表示反對霸權政治的人，不是馬華，是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

他諷刺說，即使馬華本身轉型，轉得多么漂亮，但是這種「孤芳自賞」的行為，沒有巫統配合也不行。

「巫統強硬，你一切都做不來。我們應該回到陳修信有勇氣的年代，給巫統期限至今年底12月，如果巫統不改變，馬華退出內閣。」

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說，「現在是一個英雄的年代，我們不要隨波逐流的民族。如果安華奪權，（民主行動黨或馬華）誰肯為華人講話，誰能帶領華社方向，我們就支持誰。黃家定說，馬華是華社的保鏢。我們不要你做保鏢，要你做華社的領航人，帶領我們走。」

詢及馬華是否有本錢向巫統下通牒，威脅退出內閣的問題，他強調，與其5年后馬華一起與巫統打烊，不如須孤注一擲給巫統下期限，要求巫統做出改變。

他分析，如果巫統不理會馬華的通牒，尋找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甚至行動黨來代表華社，只會讓這些替代馬華的政黨成為「民族罪人」。

「你找行動黨啦，人民就會想，為了做官，這樣的人也可以選啊，下次給它倒。」

馬華須打破格局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多位著名學者以及媒體人都不認同結合國陣內華人議員的政治力量，向巫統施壓，並認為此建議格局太小或不切實際。

拿督謝詩堅率先批評有關建議不切實際，因為有相同的利害關係才能合作，但是東馬各黨面對問題不同，如何合作？

他說，東西馬各成員黨面對的問題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如砂拉越人聯黨，「對手」是土保黨，跟巫統並沒有過節，如何與馬華聯合？他批評，這建議不切實際，最后只落得「自彈自唱」情況。

據報導，目前已表態競選馬華署理總會長的前副總會長拿督斯里蔡細歷認為，馬華可凝聚國陣內華人議員力量，向巫統施壓，進而為華人爭取更大的權益。

而祝家華也認為，如果只是團結國陣內華人議員的力量，這個建議格局太小，而且也掉入馬華舊的政治思維，不利馬華。

「馬華現在最重要的是打破格局。而且，這個建議必須凝聚華人議員的力量，目前看情況，這個建議的弱點是，缺乏一個這樣的領袖去領導。」

行動黨競爭 馬華無法獨立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學者與時評員皆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或無法與民主行動黨競爭。

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可能無法與現在的民主行動黨競爭，最終下場可能比留在國陣更淒慘。他直言，「國陣的機制已經坏了，馬華如果退出國陣，成為孤軍作戰的政黨，將比行動黨更慘。」

「馬華從來沒有從國陣中獨立出來，現在你（馬華）出來，就會被人標簽成華人沙文主義政黨。而現在民主行動黨這么強大，兩三下就把你壓下去。」

「為什么50年后人民開始不要選你呢？因為國陣的機制已經出了問題，你自己還不想改革。馬華在國陣里頭已經腐爛到一半。」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馬華退出國陣，名義上說為華族奮鬥但是為何馬華做不到的事情，行動黨卻做得到，例如華人新村地契問題，那么馬華要如何與行動黨競爭？

據報導，馬華元老丹斯里李金獅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說，馬華可以退出國陣，但也不加入民聯，成為獨立的少數集團，在下屆大選中在有把握的地區全面開打，以獲得的議席來左右政局，因為他
認為：「進可攻，退可守，加入哪一個集團可以為華人謀福利，就加入誰。」

對此，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認為，李金獅的建議很理想，但是馬華目前是否有這樣思想的戰略，目前還看不出來。

「這也關係到馬華對國家前景有怎樣的理想，例如是否要推行政治民主化。馬華如果要退出國陣，它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例如要求政治民主化。」

他強調，即使馬華聽從李金獅的建議，但如果做不到樹立自己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也很難獲得人民的支持。

馬華有泡沬化之虞
「我們也知道，現在也沒有幾個華人比較多的選區，因此要得到人民支持，只能打破自己的格局，成為多元化政黨。如果它繼續保留單一族群政黨，它只會進一步被邊緣化，前方的路越走越窄。」

學者何啟良博士也認為李金獅的建議行不通，甚至會讓馬華流失大量選票，最終得不償失。據他分析，馬華成為關鍵少數條件在于擁有一定數量的國州議員，但是一旦退出國陣，議員的數量還會有多少？是否經得起選舉的考驗？

「這些馬華議員所獲得支持，大部分來自支持國陣的選民，而且當中相當部分是馬來選民。如果馬華本身旗幟選舉，我相信這邊的票源可能讓它無法獲得與現今一樣多的議員人數。一旦議員人數少了一半，那么這個關鍵少數的條件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另外，他也認為，一旦馬華以自己的旗幟去吸引華人或其他族群的支持，對馬華來說是一個很嚴峻的考驗，因為民聯也逐漸壯大，華人可以直接支持民主行動黨就好了。

「萬一搞個不好的話，馬華甚至可能會泡沫化。一旦加入民聯，馬華到底有沒有能力與民聯中華人代表的黨區分開來？」

馬華求全 巫統坐大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謝詩堅：沒鞏固國陣平權
馬華求全 巫統坐大

（吉隆坡23日訊）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自獨立以來，不斷委曲求全讓巫統分化華社的利益來與其他成員黨鬥爭，因此演變成巫統現在一黨獨大的情況。

他指出，馬華與巫統在獨立前與國大黨組成聯盟，向英國爭取獨立，在當時，馬華與巫統還是平等的。

「什么時候改變了這個平等地位？那是發生在1959年，我國第一次大選，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大選。」

他披露，當時馬華雖然由林蒼佑領導，但是黨中派系很多，包括陳孝式派系、陳修信派系，黨內情形可說是四分五裂。「那時林蒼佑作總會長，在黨中央取得主導權。他當時希望避免巫統一黨坐大的情況，就有馬華在大選時永遠有1/3的席位的想法。」

「林蒼佑有信心贏完全部席位，而且1/3議席也不過分，因為當時華人還占約3 0 %。據計算，1959年大選共有104席，林蒼佑希望得到最多40席，最少也不能少過35席。」

「因此，當時林蒼佑給了東姑阿都拉曼一封密函，當中提到他的要求。東姑阿都拉曼當時沒有答應，因為擔心給華人太多席位，馬來人會反他，事情就沒了下文。」「當時馬華發生很多紛爭，而東姑就選擇與陳修信討論大選席位，而不是林蒼佑。結果，大選席位分配出來，馬華只獲得32多席，不到1 / 3席位。那時馬華就分裂了，而林蒼佑則選擇離開（馬華）。」

他對《東方日報》指出，當時1959年大馬獨立后第一場全國選舉舉行，馬華32席中只獲得19席，成績也還可以，但是當時陳修信感覺到這樣的成績大部分是因為馬來人的支持，因此在這之后都沒有向巫統要求平等對待，把馬華的身分降了一級。

「所以我們說，從1959年開始，馬華並沒有鞏固自己在國陣內平權的地位，反而是降了一級。」他認同這是一種委曲求全的做法，而美其名是為了種族和諧。

陳修信「錯失」馬華優勢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 吉隆坡2 3 日訊） 資深媒體人人拿督謝詩堅說， 「東姑在（1959年）大選前曾說，馬華就算剩下5席，我也會跟他合作。陳修信就宛如吃了一顆定心丸，就算剩下5席，馬華還是政府的一分子。1964年大選時馬華面對人民行動黨的攻勢，依然可以在33席中勝出27席。」

他批評陳修信當時沒有看到馬華的優勢，在1 9 6 4年獲得輝煌勝利后，沒有進一步在國陣（當時是聯盟）開通，反而滿足于現狀。

謝詩堅指出，1968年，陳修信批評當時要建立獨立大學宛如「鐵樹開花」，傷害了當時華社民族的情感。

他指出， 當時的署理總會長許啟謨為陳修信獻策，即向政府申請成立拉曼學院，但是為時已晚，結果馬華在1969年選舉大敗，33個議席中只是獲得13席。

「當時陳修信做了一個創舉， 就是退出內閣， 但是這種堅持不能長久，結果繼續與國陣妥協。可是，當新經濟政策出來時，陳修信突然醒了，感覺華人不斷在失去，因此在1971年是鼓吹『全國華人大團結運動』。」

大團結吸納兩派勢力
他指出，當時的華人大團結運動吸納了左派與右派的勢力，氣勢龐大，借華人社會的支持來維持華人在內閣的影響力。

「但是，巫統主席敦拉薩回應手法也非常巧妙，選擇在1974年成立國陣，拉攏其他政黨如回教黨、人民進步黨、民政黨等，將原本的聯盟陣容擴大，那么馬華就失去了華人政黨的代表性，因為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等並不需要馬華來『幫忙』代表。」

「陳修信1974年退下來，讓李三春接棒馬華總會長。但是，1 9 6 9年，馬華有退出內閣的本錢，但是到了1974年，馬華連退出國陣的資本也沒有，因為加入了其他成員黨，從此退出國陣的機會大門關了，只能繼續與巫統共存。」

他提到，「在馬哈迪執政的年代，國陣成員黨的成員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目的比敦拉薩更明顯，就是分化，再分化。分化的底下，成員黨勢力越分越小，生存也越來越小，結果只能依靠巫統為依歸，最后導致一黨獨大。」

他指出， 之后形成了馬哈迪的霸權政治，就是巫統說一就一，例如1988年要修憲，罷免大法官的「司法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當時的總會長敦林良實有反對嗎？

馬華不當權 難成喉舌式微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吉隆坡23日訊）馬華以治標不治本的方式，以及在一些華社注重的領域上沒有充分展現其政治影響力，是308大選中馬華受報到重挫的主因。

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認為，馬華大選受到重挫，馬華身為國陣的一分子，卻無法讓人感覺在
政策上展現影響力。

「華社主要是對國陣政策與治理的不滿。華人關心政經文教，例如白小課題，之前只是一個很小的課題，但是卻不斷成為馬華為華社爭取的『象征』。」

他在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在華小增建以及華社爭取私人學院陞格為大學的課題，馬華無法為華社爭取，顯示其沒有實權的處境。

「經濟方面，這兩年百物上漲，華社普遍存在不滿與壓力，加上治安問題，掠奪案不斷發生，連一個小小國家也無法治理好。」他認為，國陣現今由巫統主導，馬華雖號稱第二把交椅，但華社很難看到馬華在政策上有影響。

滿足現狀 頭疼醫頭
祝家華提到，馬華作為一個華基政黨，並沒有真正發揮領導華社的角色，相反只是看到馬華被政
治邊緣化。

「雖然部長人數依然，但其實從獨立以來，人數就不斷滑落，因為內閣人數不斷增加。過去，馬華例如陳修信還可以擔任財政部長、經貿部長的重要職位，現在的部長都是擔任些較次要的職位。」

他認為，馬華應該爭取更多政治代表權以及發言權，在政經文教上回應華社的期待。

而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過去馬華的大選成績都很出色，這讓馬華滿足于現狀，滿足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處理方式。

他說，在308大選前，馬華可以說代表了華人的政黨，因為競選的席位中選率都有80%。

「從1990年馬華的表現比較遜色以外，其后的15年至2004年大選，它的成績都比較出色，可說是
繁盛期。」

「這種繁盛期讓馬華滿足與自己的成就感，所以面對很多問題，它就認為說只要以國陣的模式，即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式可解決，能收到相當好的效果。」

「加上競選前后，如果馬華努力修補一些課題及失誤之處，他們相信可拿到較好的比分。因此，你看到2008年大選前，馬華談到的課題如華小撥款、新村地契，都面向華社，這給我們的感覺就是，政
府派遣馬華來處理華社事務。」

他指出，2008大選后出來的成績讓馬華出乎預料，馬華對此不解，並陷入為何自己還沒有到背叛
華社的地步，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誰知道華社並不領情的迷思。他甚至進一步預測，馬華以過去50年與巫統的合作，面對了種種限制與壓制，已因308大選讓馬華「剩下半條命」。

「如果50年來讓它剩下半條命，如果再下來5年沒有改變這個局面，不用再等50年，再多5年連另外半條命也沒有了。」

他提到，如果馬華保持現有的合作模式，將大大縮短自己有效性，所以他才膽敢預測馬華一旦不
改變將在5年后式微。「現在華社只是對你失望，如果再不改，就會變成絕望，連看都不看你了。」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一)—马共的成立与斗争

1989年杪，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达成三方和平协议，结束了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这是指1948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即转入地下从事游击战争，以和英军事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虽然在1955年时，以东姑为首的联盟政府在华玲与马共书记长陈平举行和谈，但以失败告终，马共又转入森林打游击战。即便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和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马共不仅未放下武器，而且在60年代末期又开展另一轮的南下突击队斗争。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的“突变”，那就是1969年“513”事件后，马共又增加了它的军事队伍。根据陈平在回忆录中透露，马共的军事力量从数百名增加到1300名之众。而大本营则设在马泰边境的大森林内。

再有一个“突变”是当马共在持续其武装斗争的当儿，马来西亚政府在敦拉萨领导下，于1974年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邦交。抑有进者，敦拉萨也在北京拜会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对于马共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敬仰的毛主席和他们的国内“敌人”首领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

再下来的政治变化虽有马共起着制衡作用，但马中的关系却急切地在转变中，关于马中关系的微妙化可以从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马中怎么会如此迅快地建交。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1年林彪出事为止属于第一阶段），而且党政分明地强调政府对政府与党对党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在与马来西亚政府建交的同时，并没有切断中共和马共的党对党的关系。

其微妙处也反映在马共的“革命之声”电台也在1969年启播，被认为是从中国境内发射（后来证实是在湖南长沙设置马共电台）。

其实马来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中共扯上关系始于1925年。当时中共还是属于一个不起眼的政党，表面上维持国共的合作（这是孙中山在1924年主张联共而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向割据的军阀宣战），但那一年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关系已逐渐起了变化，矛盾日益加深，主要是继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与共产势不两立，终于在1927年毁掉两党合作协议，而向中共党人大开杀戎，导致中共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也把其势力伸入马来亚和新加坡，1928年在新加坡成立“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它也因此与中共有一定的联系。

这里头要带出一个故事是刘少奇（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及国家主席（1959-1966年）的第三位夫人谢飞就是来自新加坡南洋共党的一名干事。他们后来仳离（定居中国），才有了王光美下嫁刘少奇的篇章）。

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正式秘密成立（在森州的瓜拉比朥橡胶园内成立），发起人竟不是本地人，而是来自越南的杰出革命者胡志明（他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偷渡入马进行活动，也巧妙地离去，在英军事政府眼皮底下来去无踪）。胡志明（使用阮爱国的名字）离开马来亚后，转回越南搞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领导越共夺得北越政权；更在1975年解放南越而统一了这个国家。今天的胡志明市就是用来纪念这位越南的国父。原本在解放前称为西贡。

尽管胡志明在马共成立后不曾再来到马来亚活动，但他播下的种子却成为左翼力量的核心，与英国殖民政府展开不间断的斗争。

与此同时，因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激起马新民众同仇敌忾，掀起了反日运动；而以1937年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后达到高潮。马共在这方面也起了催化作用，促成马新人民对日本的仇视与痛恨。英殖民政府一方面担心日本军事主义者势力膨胀，另一方面也担心马共势力坐大，因此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以防止马共借抗日而激起反殖浪潮。这就是说，华人的加入抗日行动是与日俱增的，而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被视为最高的抗日总指挥。但马共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马共又迎来了另一位越南人出任领袖，他就是后来被查出是三面间谍（法国、英国及日本）的莱特。

既然是胡志明开了头，莱特在后来的“接班”也就被马共当成是“极其自然”的事，正是因为马共份子的后知后觉，他们成了莱特利用的一支战斗队伍。

1941年杪，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马来亚和新加坡，英国人弃械不战，剩下马共艰苦抵抗也无法抵挡，终于在1942年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如此，当时的马新只剩下马共是一支在森林作战的队伍，华人则不幸成为日本屠刀下的牺牲者，血泪斑斑，磬竹难书。

1943年，英国通过秘密管道，利用马共的游击力量向日本开战。这就是马共与英国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发展成为1万2千余人的军事队伍，也有部份进驻城镇成立人民委员会，执行政府工作。但很快地，英军又卷土重来，它不愿意与马共分享权力，也促使马共份子缴械（约6000余人）重返社会。莱特在这关键时刻并没有使到马共成为政治主导力量，也让步于英国重建势力。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马共在这个时期显得“迷失”方向，不知莱特要把他们带向何方，直到1947年，马共才发现莱特身份可疑，但一切已是太迟，当莱特逃逸后，马共的势力又受重挫，才有了陈平以24岁之龄接替莱特成为马共首领（1948年莱特在曼谷被马共与泰共连手暗杀）。

这个时候，马共的组织已不再如同抗日时的强大队伍，而是面临另一场考验。在英国看来是大好时机，即刻在1948年进行围剿和大逮捕。就这样，马共又转入地下拿起武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50万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企图切断马共的后援。在另一方面，马共除了反击外，就是与英军周旋。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再开始了。下来的故事可以从陈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我提起这段历史，是为了叙述下面的故事。我在7月26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对勿洞的和平村进行了一场心灵之旅，相关的节目请留意流灠韩视网hctvnews.net.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二)—我巧遇韩中生林筱东

马共在1989年杪在合艾和平协议下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漫长的森林游击战生涯。泰国政府为这些“森林战士”提供了住宿，因而有了第一和平村及第二，第三和第四和平村之设。而在早两年下山的马列派的马共则被提供住在五个“友谊村”。彼此没有来往，因为他们在“战争”的年代已告分裂。而归属于陈平的中央派则延至1989年才达成和议，也就被安顿住在“和平村”。这样一幌又是18年过去了。

虽然在90年代起，就有陆陆续续的亲友和游客参观了前马共成员的住宿和他们的营寨，也阅读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但我则是迟至最近（7月26日）才第一次踏进第一和平村，它也被命名为“邦朗和平村”或“第9朱拉蓬公主村”。

这是迟来的访问和参观，但印象中马共是个熟悉的名字，它出现在30年代，跳跃在40年代，奔波于50年代，而后在马泰边境立足。接着有60年代的战斗，70年代的血泪（肃反运动）及80年代的防卫，一直到90年代结束了漫长的抗争。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马共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影子，有感觉却触模不到，因为他这些人匿藏在“与世隔绝”的丛林中。在想象中他们是一群武装份子，穿着军服，携摧枪带械，生命如同走钢索，只为了坚持一个理想。

这一批又一批的“战士”下山之后，就卸下戎装，从此变成一介平民。如此辗转又过了十八个春秋。当我们的车子开进和平村时，第一个印象这里像个“旅游避暑胜地”，大自然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一个餐厅停下来，内设一个小卖部。主管的人都是前马共，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们曾经是历尽沧桑的“战士”，而是与我们一样的一介平民。原来戎装与便装的差别是那么大。再详细端详他们，只见岁月不饶人，白发和雏纹都写在脸上和头上。正是“好汉不话当年勇”。

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平静生活，他们已学会过宁静的日子，最热闹的时候是外客亲友来访，或唱唱卡拉OK，或向他们讲当年的斗争，如数家珍的娓娓道来，但这一切只能写在记忆中，写在心中。

他们感觉到这是“幸福的生活”，也是他们曾经追求的自由公平的大环境。当然与他们当年追求的民族解放事业是大不相同的。他们虽然未能“解放全部人”，至少他们已“解放”了自己，不再过“担惊受追的日子，不再面对“枪林弹雨”的“围剿”。战争消失了，而和平的代价也是用血汗换来的。

在与前马共交谈中，有一些是抗日年代就上山的，也有的是“513”后上山的，而以后者居多。我被告知70年代上山的年青人面对的各种际遇。这里我要带出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前马共林筱东（金才）向我自我介绍他是韩江中学的学生。当我在1963年担任韩中戏剧研究会主席时，他已是戏剧会的会员，以初一学生参加舞蹈表演。因此他说与我是同学（虽然我在校时并不认识他，那年我高中三，他刚入韩中），我也就亲切与他交谈。

他是在1967年高二时因家境穷而辍学，参加了劳工党的活动。1970年他的住家被警方上门抓人，刚巧不在。因见形势不妙，他就暗中上山。为显示其真实身份，他把在韩中时的照片拿来给我看，真是如假包换。

就这样林筱东从此消失在公众的眼中，而他也转化成一名马共战士，受过军事训练，也接受政治课程的灌输。问他为什么要走这部险棋？他说当时感到走投无路，乃奔向马共。

在马共内，他主要是担任民运工作，活动的范围在马泰边境，有时也进入马境活动。问他有没有参加过战斗？他说，有两次与“敌方交战”，一次是运粮时与马方的保安队驳火；一次是与泰军方的兵士在短距离开枪，所幸皆未受伤。

他说，在森林打游击战，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时常要提高警惕和备战。起初不习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当合艾协议签署后，他们就被安置在第一和平村。

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回马定居？他说，父母亲过世了，家里也没什么亲人，而且太太也是来自勿洞的战友，终于选择在勿洞过完这一生。今天的生活也十分忙碌，因泰政府有拨6依格的土地供每户种植橡胶，他每天都是为割胶收成而忙。此外，政府也提供他们一间半独立的平房，有空地种各类果树，其中榴槤树较多。他特别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吃榴槤，让我们大快朵颐又拍照留念。

根据他的理解，韩中生在森林内有十多位，南大生也有，但可惜有少部份牺牲了。其中一位是陈达荣（他也是南大生），在彭亨遇伏击；另一位是李亚保（文艺青年，曾任韩风刊物主编），在吉打处被埋伏打中；再有一位是克清，我忘了问得详细。大概是三位已不再人世，剩下的不是回马，就是在勿洞落地生根了。

筱东有一个儿子，已在曼谷大学毕业，刻下在曼谷工作，不再与他们住在一起。家里只剩他和老伴相依为命。问他的儿子对马共有认识吗？他说，大多数的下一代都不介入政治，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因此这里的马共没有“马共的第二代”，但有马共新生旳一代，志在四方，不在和平村。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号外周报》 第389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三)—马共“山精”杨顺生

我们这个团（韩视新闻）的主要导游是杨顺生。他有75岁高龄，但看来尚健壮，走起路来不输年青人，大概是长期在森林的训练有以致之。

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是来自宜力的人，在1952年离家进森林打游击战。因为他不堪英军把他们全村人赶往围有铁制网的“新村”居住，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也就趁外出割胶时自我消失了。这样子一晃就50多年过去了。和平后（1989年）他回不了家，所有证件都失掉了，也就在和平村住了下来。他满意现在的生活，也喜欢向外来的游客讲述马共的历史。若说他是马共第一导游也不为过，因为他超强的记忆力把一切的一切都一五一十的讲了。

在我们吃完午饭后，他和林筱东就带领我们参观“马共文物馆”。这是离开餐厅不过50码之遥的一栋建筑物，内中展示的图片和文物，有许多是我们在报刊和刊物已见过的；也有一些是我们初看到的。虽然不算齐全，但也算是对历史的交待。

我在文物馆看到的东西最为吸引我的不是历史图片，而是一些陈旧的收音机被改良后成为马共在森林行军时的通讯工具。其作用是通风报汛，传达指示和报告敌方行踪。还有是马共自制的武器，看来并不起眼，确实是他们的“兵工厂”的“森林制造”的本土化武器。

至于马共在行军中睡觉的吊床，也真是别具一格，内有乾坤。既可装进行囊，也可轻易打开，配有蚊帐，也有抵御寒风透骨之效果。在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居无定所的一群。为了避免成为目标，他们只是三五个人成队伍。

杨顺生也真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在晚上晚饭过后，连同来自吉打威省的游客在礼堂大唱卡拉ok自娱时，他也借中间时段播放“战士走过的道路”，一面讲解，一面补充马共的战斗事迹。有人兴致勃勃在聆听，也有人听不懂，嫌他讲个不停。半小时后，我们又听到游客们在礼堂载歌载舞，真是欢乐一片，与马共昔日的紧张生活，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一批游客到了晚上十时许才尽欢而散。原来他们都把和平村之旅的重点放在礼堂的同欢共乐节目中。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再杨顺生的带领下参观马共过去的营寨。这是和平村刻意留下的“旅游营寨”。作为一个典型让游客们了解马共是这样打战和生活的。

当我们的车子又来到营寨前，杨顺生先告诉我们怎样看山形，怎样辨别方向。他说山有龙脉，生活久了，就会知道哪里可通，哪里不通，更会知道东南西北；是通向吉兰丹、或霹雳、或吉打边界。如果在山里迷路又没有指南针，不必惊慌，看水流之处，就会找到方向。如果饿了身上没有东西，那可找果树裹腹；若不知是否有毒，最好先煮过。万一找不到水源也不必担心，有些树本身就有水，例如竹笋就有水分供消渴。因此他颇有信心地说，马共在森林有困难和危险的日子，但不容易被饿死，更何况平日他们的贮粮十分到家。

接着我们沿着小径进营寨参观。这些小道在两年前由泰政府派人铺上石灰和石阶，方便行走。而在过去是泥泞小道。再往上推战斗的日子，更是没有小道，因为战士走过之后，扫掉痕迹，不让敌方察觉。

问他可有防卫之道，他说有地雷和陷阱之设，不知情者便会赔上一命。而他们马共都熟悉地形，避开机关。营寨内除了有男女分隔的简陋营棚外，也有“夫妻房”，但因房间有限，夫妻轮流使用。马共的军纪很严，一切男左女右，大小解也就这样地分开使用。

他们吃大锅饭，连煮饭都很讲究。这里是厨房，烟囱却远在别处的地洞中冒出，但不出烟。有树叶铺盖，经过处理，烟到出口就变成雾，即使是侦察机也侦不到有“人间烟火”。

马共的营寨有另一个天地是种植了各种各样的中药植物。杨顺生也详细的解说路旁的树有那些可治病。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他熟悉的。他成了马共的“山精”。他告诉我们，在森林过活，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带上的，那就是盐。人没有盐就会有生命的危险。糖份可从植物中取，盐就非带不可了。有一次他在抢救一位垂危的同志，眼看就要断气，因为无药可施用，而且病情十分奇特，人处休克又近乎翻白眼，他灵机一动，用盐灌入病人口中，真的奇迹发生，把此人救活回来，直到今天还活着。

杨顺生的“功夫”不仅于此，他来去自如，70年代潜入霹雳，“打回自家去”，眼见难于开展工作，又退回马泰边境。他说，对方知道这位“山精”的存在，就是找不到他，因为他太熟悉森林的方向。他不但活了下来，也十分享受当向导的生活。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四）—第一位在北京做官的马共

在勿洞和平村接受访问的其中一人阿成是个传奇性人物。他已经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了,但讲话的声音还是相当宏亮。也许是年事已高,他说的故事有些衔接不上。我尽量在发问时勾起他的回忆,不一会儿,他又跳到另一个年代。虽然如此,我仍然对这位老革命家的前半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有好几个名字，又叫阿海,在北京时也叫“单瑞”,而其真实名字是单汝洪。根据陈平的回忆录,阿海是第一个被派往中国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的马共代表。因为阿海那时患有肺痨疾,陈平就以此为理由,在1948年时将在金宝活动的阿海通过渠道,坐船到香港,而后再转去北京。就这样阿海偕同其妻子林观英和一些同志在中国“长住”下来。

阿海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他辗转到中国的经过,并有幸获得适当安排,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他不但住进中南海,而且是马共第一人在中国担任“部长”职,双重身份,也似乎没有后来者。

在1949年时,他以马共代表身份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日)；更在1956年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重要会议。阿海这样说:“克鲁齐夫(取代斯大林成为苏共总书记兼国家总理)当年鼓吹苏共“二十大”（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划时代的,甚至曾当过毛主席的面,指责中共不该对他们批判斯大林的行为“说三道四”(在这之前,阿海也在1953年参加过斯大林的葬礼,他是随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一起乘机前往,同行的还有东南亚各国的共产代表)。

由于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导致中蘇决裂的开始。这一年标志着中蘇关系出现重大的变化,对后来的世界政局有重大的影响。

虽然在这方面阿海没有角色可以扮演,但他在1957年时,成为第一位出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马共人员。他还说这是刘少奇(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第二把手)同意下被安排的。当阿海说到此处,他提高声调且眉飞色舞地向我们讲述他的光荣史。这也确实是阿海个人的成就,也是马共靠向中共的重要标志。

阿海说,他的身份不是中国人,但被委以重任,负责管理区干部、党员、审查新党员转正及鉴定干部等,俨然是中共的一名高级干部。虽然其他马共成员也有被安排工作,但挂上副部长的,就是阿海而已。

除此之外,阿海另一个令他振奋的故事是他也是最早会见毛泽东主席的马共代表。这是在1955年华谈判失败后的翌年(1956年),阿海接到“中联部”的通知,毛主席要见马共中央代表团,于是他和也在中国的小章一齐拜会毛主席,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邓小平及长征领袖之一的王稼祥,可见格调之高。根据阿海的说法,毛主席告诉他们,共党人的字典中是找不到“投降”这两个字的。

经过那次会谈后,阿海说,令他刻骨铭心,一生难忘。

至于陈平是在1965年才第一次与毛泽东主席见面。陈平是在1960年取道泰国经过越南到达北京。在会见毛泽东时,中国已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此马共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文革”式的斗争。1970年马共内部发生的“内部肃反”运动即为一例,也制造了血泪冤案,后来才一一平反。

由此来看,毛泽东在有生之年,高姿态地会见马共代表团两次,难怪阿海一说起往事,总不忘提及这重要的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的故事是阿海在回马时发生的。那是1959年,阿海准备回到马泰边境的马共营寨领导斗争。他是取道越南回马的,因此在越南也拜会了胡志明主席。胡志明就是在1930年潜入马来亚,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催生马共的人。

在会谈中,阿海记下这一段胡志明说过的话:“马共的成立应是1930年5月1日的前一天,会议地点原设在森美兰瓜拉庇拉附近的一个胶园工人宿舍,后来上述地点被“可疑人”注意,也就转到柔佛州某一胶园工人宿舍凿开第一次马共全国代表大会”。

阿海也因为越南之行,获得胡志明提供有关萊特(1937-1947的马共总书记)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位變節的越南共党份子,后来成为外国间谍混进马共,致使马共在抗日及抗英时期遭受严重损失。

1960年回到马共营寨的阿海出任中央北马局第一把手。由于他的“回来”,也使到陈平及陈田等人开始他们的北上征途。阿海与陈平的任务也因此对调,但陈平始终是阿海的上司,只不过阿海实际领导工作,再加上多年在中国累积丰富的经验,他成了陈平之下的实权领导人。

1965年,阿海又因工作上的需要,再次前往中国,他的北马局也就交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小章接任。以后马共在边区的故事就由小章带头了。

不过,阿海横跨马中两地的活动,倒叫人想起许许多多剪不断的故事。今天的阿海不是回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而是在勿洞和平村终老一生。他本身有说不完的故事,所以他是出版著作最多的其中一位马共老战士。老战士已垂垂老矣,他见证抗日战争和抗英斗争,也参与后来的斗争。所有的这一切,都写在他的脸上和回忆录中。虽然他在马共不是排名第二或第三,但他确实是陈平最信任的其中一人。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五)—马共靠党校强化信仰

马共在山区生活能够坚持10年、20年、30年乃至40年靠得是什么？不为别的，只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仰。即便生活再苦，日子再难，他们都这样熬过来。这个理想和信仰说白了就是社会主义必定实现，最后必然又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当日本投降（1945年）又迎回英军之后，马共只享受短暂的公开生活不过三年光景，又于1948年走进森林重过游击生涯。因为他们有一股为理想而战斗的激情，与英国所鼓吹的“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的。

所谓的“势不两立”，在左翼份子眼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抑有进者，他们也认为英国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变成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必须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就这样有一些青年不与资本主义妥协，前仆后继地上山打游击。从抗英斗争到独立后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贯穿着同一个理念，同一个思想。而这样的思想就是通过教育被强化了，以致在森林打游击的人对人生具有信心。

我们在参观营寨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简陋的礼堂（各个营寨都有）。它是多用途的，即可开会，也可吃饭，更可以变成一座学校。它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一个灌输思想的学校，上面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肖像。这些的历史伟人都已一一作古。问及前马共他们从中学到什么，就只有简单的答案：对信仰的执着。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但不论是什么信仰，只要是信仰，一定有信徒为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马共也没有例外。

举例来说，基督教奉耶稣为神，佛教奉释迦牟尼为神历久不衰，是有一股宗教力量让信徒忠贞不渝。同样的道理，在马共内也有另类信仰，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

马克思（1818-1883）是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也是犹太人的儿子，后来信仰他的人或者只能从其言论中了解马克思其人其事，但他一生中被认为最伟大的贡献是与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及出版名著《资本论》。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易被消化的，也只能是大学的教材。偏偏他的思想被简化成一个单行道的理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是不断向前滚动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过程，虽然其间是漫长的。

接着马克思则预言资本主义也将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是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他把社会的改造和制度的改变赋予工人阶级来领导。于是无产阶级成为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最具威力的炸弹。

毛泽东就是沿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放中国，因此在抗日的过程中（1937-1945）出现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思想成为“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时，它就逐渐取代了马克思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化身成了马克思在亚洲的继承人，有了正统与权威地位。

当然马克思是无神论者，毛泽东也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的守护神，因此在60年代毛泽东被神化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的。

在这个时期约1965年起，马共在边区设立了马列学校和党校，就是向马共提供单一思维的教育，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把美国称之为“帝国主义”，把后来成为修正主义的苏联批判为“社会帝国主义”；更把英国形容为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

他们也被教育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共产世界也会被提供机会来取代资本主义。这就是“思想的武装”。当思想被武装起来后，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斗争格外信心，即便是牺牲与受伤了，也是为信仰而作出奉献。

我问前马共党员他们有没有想过脱离森林生活，他们说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份留在山区的马共已习惯了这样的斗争生活，因为心中有信仰，脑中有理想。但他们不讳言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不深入的，甚至是囫囵吞枣，未尽消化。这也难怪，这些经典之作对大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知半解的，除非是经过专门研究，才会著书立论，否则只能当教条来背。

不过当他们看到马克思的遗像时，就会产生一种敬仰，不一定要读懂他的全部思想，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列宁和斯大林如何解放苏联和统治苏联；更为主要的是要了解毛泽东怎样打下江山和怎样解放中国。就这样马共从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从不间断地开办党校，目的无非是让党员对信仰不动摇，对斗争不绝望。也因为这样，他们坚持到1989年在国际政治大环境改变下，才有了合艾和谈，体面与尊严地重返社会。就此而言，马共的党校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关键性的。（第五篇完）

（原载于2008年9月8日《号外周报》 第3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