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政治海啸后，执政的国阵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因而出现了成员党要求国阵改变，但也想不出一套改革方案来。最尖锐的语言是对巫统的严厉批判，指说“政治霸权”导致国阵的失败；而巫统在承受一段被指摘的日子后，也反转回来质问成员党为何不自我检讨？将失败全归咎于巫统身上？
这一反问也问得好，因为国阵的组合在1974年已定型，从来没有受到质问，反而有政党“排队”进来。例如从最初的9名成员党增至今天的13个成员党。难道它们不知道国阵从一开始就是由巫统全程主导？为何要在308后才来说刺耳的话？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没有指说国阵结构失衡，反而想在国阵内争出头？
有两个现象说明国阵的变或不变，收或不收的主权是操在巫统手上。其一是1974年敦拉萨决定将联盟变成国阵时，采取的是申请加入的方式，不是联盟的成员党自动成为国阵一员。因此当时的马华公会为“抗议”联盟被“变质”，是最迟参加国阵的一个成员党（此事可向李三春查问因由）。其二是在1990年大选前突退出国阵的沙巴团结党，在1994年州选中虽赢得多数席（25－23），但因议员倒戈而失去州政权。几经挣扎，团结党无望重夺州政权，只好在2001年申请重回国阵而获得马哈迪格外恩准。这就是说，只要离开国阵（不论马华或团结党），权力将与掉队者擦肩而过。因此予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凡是要与巫统分享执政权力的政党，除了加入国阵外，别无他途。这就是国阵的格局与成员党的定位。
尽管反对党一直指责国阵的结构导致种族主义政治“根深蒂固”，也讽刺成员党甘为“附庸”，为了分享一点权力而无视族群的权益，但都无法震撼国阵的组合。久而久之，又强化了“国阵是权力的代表”的形象。即便马华和民政在国阵内“难有作为”，但那又怎样。这种“权力固定论”几乎成了定律。也麻痹了成员党的“危机感”。
讵料308之后，政治格局全面改观，是人民用选票要求改变，跌得最惨的莫过于马华和民政。巫统虽有失，但整局来说，它还是掌控中央政权。在这种情形下，强烈要求国阵改变的声音主要是来自西马的成员党。一时之间鼓噪之声不绝于耳，也一改昔日的软弱形象，不约而同地要求巫统检讨国阵的机制和成员党的地位，否则要考虑退出云云。但这种言语“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反而意外的是来自沙巴的进步党在杨德利领导下，真的敢于退出国阵。由于能力有限，未能冲击国阵。倒是议员中有两人投向民政党，其中一个人保持官职。
这说明了两件事，其一是在西马方面，独立以来建构的思维仍然没有改变。一个关键的议论是：退出以后要去哪里？能独立生存吗？由此可见成员党定型的思维是在加入国阵后，党的“独立条件”已不存在，从而间接上承认党的生命是立足于某个族群，若没有国阵的其它成员党扶一把，想翻身都几难？尤其是在混合选区。就因为这样，国阵的其它成员党选择留在国阵和要求国阵自我检讨和反省（只有在最近，翁诗杰才大胆地自我批判马华在过去10年的去政治化，才无法承受308的重大打击）。其二在东马方面，因为是进步党的退出，警示了巫统要对沙巴作出更大的承诺。
基于东西马政治生态的不同，也给予巫统留下空间按照其思路来调整国阵的策略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其结构，藉此消除所谓“一党独大”之说（当然在小调整下，你怎样解读都可以）。第一个步骤是308后（6月27日），国阵成立4个小组检讨败因和拟定日后方向。但这4个小组分别由次级人马负责，他们是前登嘉楼州务大臣依德里斯、进步党党魁卡维斯、马青总团长魏家祥及砂土保党莫哈末阿菲亚。究竟他们如何重塑国阵品牌，又提出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和新的指导思想，我们不得而知。换句话说，这样的检讨可曾提到国阵理事会讨论和批准，又可曾交回各成员党按议决执行和贯彻？这是阿都拉主政时期国阵的一个小动作，没有明确地反映出国阵已有了改变。
来到纳吉（今年4月初）上位后，他又对国阵的布局作了三个重要的调整。第一是委任许子根出任首相署部长，并保留民政两名副部长职。这样一来，在国阵内仅有两个国会议席的民政党，破格地拥有一正二副部长（两名上议员有官职），自然使到民政异议份子无话可说，更加贴服留在国阵内。纳吉也可借机平衡国阵内成员党的代表性。虽不是冲着马华而来，但也显然让马华知道代表华裔在政府内的还有民政党。
抑有进者，纳吉更重新委任许子根出任槟州国阵主席。他知道此举会引起槟州巫统的不满，也会面对槟州马华的反弹，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纳吉要在原有的结构上作出有限度的调整而不伤及巫统的主导地位。
因此第二是让马华不仅保有原来的部长数目，而且增加一名副部长（四正七副）。在马华只有15名国会议员下，这样的数目已是相当不错，马华也不好意思再索更多官位了（尽管掌管部门的重要性存在着争议）。这不仅满足了翁诗杰的需求，而且也额外地在官职之外，满足蔡细历的“退而求其次”的心愿，配给国阵总协调主任。这一箭双雕，既可安抚蔡的失落，也可给翁诗杰解压。对巫统来说，更无所损失。反正多制造一个不是官位的职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三是对于沙巴州的厚爱，提供四正五副部长之破例，正是纳吉对进步党退出国阵的回应，以稳住东马政局。紧接着“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出台了。目的是要所有的成员党“一心一意”地留在国阵内打拼，不要再“三心两意”，进而希望人民也会接受国阵这样的党政合一的格局。纳吉的这一思路，是维持原有的机制，用内阁定大局，不是如较早前民政（因无人在内阁内）所说的将国阵排在第一位，先讨论国家政策和重要事项，再交回内阁。因此许子根的入阁也排除程序倒转的必要性。这意味着，政府掌控国阵，不是国阵左右政府的“党政合一”的理念并没有改变。
对于国阵而言，基本上纳吉已做了他认为必要的安排，他的平衡政治策略也可说比起阿都拉更胜一筹而青出于蓝，应该可以扭转成员党对巫统的消极态度。但一个棘手的问题还是回到霹雳州的“宪制危机”，这对纳吉推行的新政肯定有阻力和有负面影响。这就是说，纳吉在整合国阵之后还留有一个手尾有待清理，不能因小失大。再者，他的改革也是为了挽回民心，单单安抚国阵成员党的要求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取信于民。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国阵与公民社会），不能二合为一，只能一分为二看待。因此，霹州政局的善后已成为纳吉政改的第一个试金石。
刊于2009年5月28日《东方日报》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9.5.09
马哈迪应该自豪
（吉隆坡25日讯）自从纳吉接任首相之后，马哈迪主义回潮似乎已成为了大马政坛的流行用语，然而这个流行用语引起了前首相马哈迪的不满。
时事评论人谢诗坚表示，其实马哈迪应该对拥有马哈迪主义而感到骄傲，这不但是对马哈迪的一种肯定，而且这是其他历任首相都不曾拥有的。
他说，马哈迪主义是在90年代时由一名邱姓学者所提出的名词。这主要是因为马哈迪掌权22年，其管治马来西亚的思维方式已经形成一个思潮。
不过，很多时候人们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这个主义，并认为这个是错误的指导思想，所以造成马哈迪也把它看成是贬义。
世界上只有少数领袖能够拥有一套完整的学说，其中包括：列宁、毛泽东等。马哈迪主义是我国领袖中唯一能形成一套学说的人，他所提出的主张对马来西亚的变化也是最大的。
他认为，我们不会看到其他首相并没有出现一套学说，主要是因为多位首相的任期都不及马哈迪，所以他们的治国方针都难以成为一个主义，而只治国5年的阿都拉根本不足够形成一个主义。
转载自《风云时报》
时事评论人谢诗坚表示，其实马哈迪应该对拥有马哈迪主义而感到骄傲，这不但是对马哈迪的一种肯定，而且这是其他历任首相都不曾拥有的。
他说，马哈迪主义是在90年代时由一名邱姓学者所提出的名词。这主要是因为马哈迪掌权22年，其管治马来西亚的思维方式已经形成一个思潮。
不过，很多时候人们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这个主义，并认为这个是错误的指导思想，所以造成马哈迪也把它看成是贬义。
世界上只有少数领袖能够拥有一套完整的学说，其中包括：列宁、毛泽东等。马哈迪主义是我国领袖中唯一能形成一套学说的人，他所提出的主张对马来西亚的变化也是最大的。
他认为，我们不会看到其他首相并没有出现一套学说，主要是因为多位首相的任期都不及马哈迪，所以他们的治国方针都难以成为一个主义，而只治国5年的阿都拉根本不足够形成一个主义。
转载自《风云时报》
28.5.09
马华在联盟和国阵的角色 （跃马扬鞭）
国阵（国民阵线）是在1974年正式成立，用以取代昔日的“联盟”。它是“五一三”悲剧带来的产物，也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催生的“政治婴儿”，如今已有35岁了。
为什么先有联盟后有国阵？而国阵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组合？马华在这两个组织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都是值得评述的。
首先成立的是巫统（1946年5月）；接着同年8月出现一个印度国大党（原先隶属于印度尼赫鲁政党的一个海外支流）；而后在1949年2月诞生了马华公会。本来这三个政党是各自活动，没有牵扯在一块，直到1952年举行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促成了马华与巫统的初步合作。在旗开得胜后，巫统与马华在1953年组成“联盟”，且在1954年成功地拉拢国大党加入，于是一个新的三党组合在政坛涌现，目的是要在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局部大选）击败实力雄厚的国家党（由巫统创党人拿督翁于1950年退出巫统后另组的政党，原称为马来亚独立党，但在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
选举结果联盟（帆船标志）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巩固了联盟的机制。但因为国大党势力有限，联盟内的两个主角是巫统和马华。初期巫统与马华在联盟内的地位是平分秋色的，即双方各派16名代表，而国大党则派6名代表，合共38人组成联盟理事会。在理事会内又成立执行理事会，巫统及马华各有6人，国大党3人，一共15人，后来马华减少1人成5人。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是在东姑阿都拉曼当主席的联盟内，他起用了一位原是新闻从业员的陈东海，后来被委任为联盟总秘书。同样难以理解的是陈东海也因受宠于东姑，同时又以马华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马华受薪秘书。除了一人身兼两职外，陈东海在“协助”东姑方面也有其一手。1956年，他一方面代表马华与东姑前往英伦谈判独立；又另一方面没有把以刘伯群为首的华团备忘录交给东姑，故意漠视华社民意，因此引致华社及马华党内有一班人极不喜欢他。他显然是以东姑代表的身份在华社指手划脚，更把联盟这个组织搞成唯巫统马首是瞻。
虽然陈东海表面上代表了马华出任联盟总秘书，实则他在马华党内没有显著的党职。只单凭他与东姑的关系，得以攀上联盟高职着实耐人寻味。由于联盟是个松弛的组织，只有紧要关头或选举时才发挥作用。东姑也就乐得陈东海扮演双重角色。
不过，当1958年马华改选出现林苍祐的领导后，陈东海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乃在1958年4月20日获马华中委批准辞执行秘书一职。可是陈东海并没有退出政治，他靠向陈修信，出谋划策倒林苍祐。他也同时成为东姑的“眼睛”，准备借助东姑的力量除掉林苍祐。最后他成功了，林苍祐与东姑决裂，个中原因乃因席位的分配问题闹僵关系，逼使林苍佑忍痛离开马华（1959年大选后）。由此可见陈东海这位联盟总秘书是克马华的，而不是维护马华的。马华也因之在联盟的地位逐渐下滑。
当“五一三”事件之后，东姑失势，他的“政治宠儿”陈东海也跟着失去影响力。接任的敦拉萨也在七十年代初期又发掘一位新人及后成为他的“政治宠儿”。这个人也是报界出身，后负笈英国攻读法律回国的曾永森。当然他与陈东海是两个不同的政治人物，不能相提并论，但际遇“无独有偶”地似曾相似。
他遇到贵人敦拉萨的赏识，推荐他在1964年代表马华参选而胜出，不久即被委为政务次长，令马华上下刮目相看。换句话说，他不同于李三春从基层打拼出来，而是“横空而降”的候选人。虽然在1969年的大选不幸落马，但在1972年的补选（因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漠逝世），又再敦拉萨的影响下，代表马华参选而胜出，更在马华党选中当选副总会长。这一下子，人气急升的曾永森在1973年出任联盟总秘书，他是继陈东海之后的第二个华人担任此高职（也许曾永森本人可以抖出更多内情）。
1974年，敦拉萨眼见联盟这艘破船已经不行了，乃改弦易辙地将它易名为国阵，打出天平标志；且进一步打破传统大开门户，把反对党如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吸纳进来，使到三党联盟扩大成9党联合阵线（另两个是沙砂两州的联盟改称国阵而已，结构保留，后来才改为各党个别加入，如今共有13个成员党）。马华在国阵内的地位大不如前。
换句话说，当结构改变了，马华就失去国阵的总秘书职，改由巫统的嘉化峇峇担任，曾永森转任国阵财政直到1981年（1979年曾永森争夺马华老大失败，被迫退出内阁。他在1981年加入民政，1988年重回马华）。当马哈迪在1981年上台后，国阵的主要职位全由巫统领袖担任，其他成员党的党魁只在形式上保有国阵副主席之位。这样的排阵由马哈迪开了头，以后就不再有改变了。前后算来，也有27年之久。
在这27年中，我们没有再看到第三个“政治宠儿”出现，马哈迪不需要安排政治宠儿在马华党内，因为他已经建立起绝对的权威，收服了各个成员党，包括马华在内。他控制了一切，国阵的机制只有在大选时加以启动，过后又回复原状，由各个成员党各自活动。
也只有在308政治海啸后，我们才又看见国阵被摆上政治议程，并成立了四个小组重塑形象，以挽回民心。但四个小组影响力有限，以致国阵的改革还要看巫统怎么改。最近倒出现一小改，改出了蔡细历成了国阵总协调主任。当然他不是纳吉的“政治宠儿”，因为他只能拿了个安慰奖，而不是国阵的秘书长（尽管没有实权，名堂倒是蛮大的）。马华在国阵的地位是否因之提升，有待观察。
总而言之，从联盟到国阵，我们看到的正如纳吉所言，不是改变结构，而是如何加强整合来争取民心。这就使到蔡细历是继陈东海与曾永森之后的第三位直接插足国阵事务的马华代表。他如何演活这个角色？就看他的耐力了。
刊于2009年5月26日 《南洋商报》
为什么先有联盟后有国阵？而国阵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组合？马华在这两个组织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都是值得评述的。
首先成立的是巫统（1946年5月）；接着同年8月出现一个印度国大党（原先隶属于印度尼赫鲁政党的一个海外支流）；而后在1949年2月诞生了马华公会。本来这三个政党是各自活动，没有牵扯在一块，直到1952年举行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促成了马华与巫统的初步合作。在旗开得胜后，巫统与马华在1953年组成“联盟”，且在1954年成功地拉拢国大党加入，于是一个新的三党组合在政坛涌现，目的是要在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局部大选）击败实力雄厚的国家党（由巫统创党人拿督翁于1950年退出巫统后另组的政党，原称为马来亚独立党，但在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
选举结果联盟（帆船标志）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巩固了联盟的机制。但因为国大党势力有限，联盟内的两个主角是巫统和马华。初期巫统与马华在联盟内的地位是平分秋色的，即双方各派16名代表，而国大党则派6名代表，合共38人组成联盟理事会。在理事会内又成立执行理事会，巫统及马华各有6人，国大党3人，一共15人，后来马华减少1人成5人。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是在东姑阿都拉曼当主席的联盟内，他起用了一位原是新闻从业员的陈东海，后来被委任为联盟总秘书。同样难以理解的是陈东海也因受宠于东姑，同时又以马华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马华受薪秘书。除了一人身兼两职外，陈东海在“协助”东姑方面也有其一手。1956年，他一方面代表马华与东姑前往英伦谈判独立；又另一方面没有把以刘伯群为首的华团备忘录交给东姑，故意漠视华社民意，因此引致华社及马华党内有一班人极不喜欢他。他显然是以东姑代表的身份在华社指手划脚，更把联盟这个组织搞成唯巫统马首是瞻。
虽然陈东海表面上代表了马华出任联盟总秘书，实则他在马华党内没有显著的党职。只单凭他与东姑的关系，得以攀上联盟高职着实耐人寻味。由于联盟是个松弛的组织，只有紧要关头或选举时才发挥作用。东姑也就乐得陈东海扮演双重角色。
不过，当1958年马华改选出现林苍祐的领导后，陈东海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乃在1958年4月20日获马华中委批准辞执行秘书一职。可是陈东海并没有退出政治，他靠向陈修信，出谋划策倒林苍祐。他也同时成为东姑的“眼睛”，准备借助东姑的力量除掉林苍祐。最后他成功了，林苍祐与东姑决裂，个中原因乃因席位的分配问题闹僵关系，逼使林苍佑忍痛离开马华（1959年大选后）。由此可见陈东海这位联盟总秘书是克马华的，而不是维护马华的。马华也因之在联盟的地位逐渐下滑。
当“五一三”事件之后，东姑失势，他的“政治宠儿”陈东海也跟着失去影响力。接任的敦拉萨也在七十年代初期又发掘一位新人及后成为他的“政治宠儿”。这个人也是报界出身，后负笈英国攻读法律回国的曾永森。当然他与陈东海是两个不同的政治人物，不能相提并论，但际遇“无独有偶”地似曾相似。
他遇到贵人敦拉萨的赏识，推荐他在1964年代表马华参选而胜出，不久即被委为政务次长，令马华上下刮目相看。换句话说，他不同于李三春从基层打拼出来，而是“横空而降”的候选人。虽然在1969年的大选不幸落马，但在1972年的补选（因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漠逝世），又再敦拉萨的影响下，代表马华参选而胜出，更在马华党选中当选副总会长。这一下子，人气急升的曾永森在1973年出任联盟总秘书，他是继陈东海之后的第二个华人担任此高职（也许曾永森本人可以抖出更多内情）。
1974年，敦拉萨眼见联盟这艘破船已经不行了，乃改弦易辙地将它易名为国阵，打出天平标志；且进一步打破传统大开门户，把反对党如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吸纳进来，使到三党联盟扩大成9党联合阵线（另两个是沙砂两州的联盟改称国阵而已，结构保留，后来才改为各党个别加入，如今共有13个成员党）。马华在国阵内的地位大不如前。
换句话说，当结构改变了，马华就失去国阵的总秘书职，改由巫统的嘉化峇峇担任，曾永森转任国阵财政直到1981年（1979年曾永森争夺马华老大失败，被迫退出内阁。他在1981年加入民政，1988年重回马华）。当马哈迪在1981年上台后，国阵的主要职位全由巫统领袖担任，其他成员党的党魁只在形式上保有国阵副主席之位。这样的排阵由马哈迪开了头，以后就不再有改变了。前后算来，也有27年之久。
在这27年中，我们没有再看到第三个“政治宠儿”出现，马哈迪不需要安排政治宠儿在马华党内，因为他已经建立起绝对的权威，收服了各个成员党，包括马华在内。他控制了一切，国阵的机制只有在大选时加以启动，过后又回复原状，由各个成员党各自活动。
也只有在308政治海啸后，我们才又看见国阵被摆上政治议程，并成立了四个小组重塑形象，以挽回民心。但四个小组影响力有限，以致国阵的改革还要看巫统怎么改。最近倒出现一小改，改出了蔡细历成了国阵总协调主任。当然他不是纳吉的“政治宠儿”，因为他只能拿了个安慰奖，而不是国阵的秘书长（尽管没有实权，名堂倒是蛮大的）。马华在国阵的地位是否因之提升，有待观察。
总而言之，从联盟到国阵，我们看到的正如纳吉所言，不是改变结构，而是如何加强整合来争取民心。这就使到蔡细历是继陈东海与曾永森之后的第三位直接插足国阵事务的马华代表。他如何演活这个角色？就看他的耐力了。
刊于2009年5月26日 《南洋商报》
23.5.09
五一三及其他：我的记忆 （天下纵横）
今年是“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40周年。就我个人来说，“513”是我人生中感受到的第三宗不幸事件，前两宗事件也是与种族有关，但没有“513”这么轰动和惨痛。不过，它们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无届弗远的。
先说第一宗事件，那是发生在1957年的元旦，那一天，政府（尚未独立，仍由英国掌控政府）为了庆祝乔治市市议会成立一百周年，并申庆乔治市升格为市（马来亚第一个），因此制订了一连六天的庆典，其中有一项与民同乐的节目就是大旗鼓游行。由于路线之不同，分两天举行。当年我是小学生，在元旦二日的中午时分，我与家人挤在柑仔园大路旁（就是锡矿场处，今日已发展成时代广场），耐心地等待大旗鼓队伍的经过。依稀记得，队伍好长，每一个队伍都趁机向路人展示他们的技艺，叫路人鼓掌不绝。我与许多人一样，都是站在那里不动，一直到队伍走完才甘愿回家。家就住在柑仔园路的横路，走二三分钟就到家。
约莫下午时分，我们突然从“丽的呼声”的广播中被告知大旗鼓游行在四坎店一带出事了，引起了冲突。在后来报章的报导是这么写的：现场维持秩序的警长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一人，打伤七人。过后在1月7日的报导又这样说：槟城情势恶劣，再有39人受伤。自暴乱以来，共5人死于非命，74人受伤，于是政府宣布全岛戒严，警方大捕华巫私会党人（本来只是局部戒严和宵禁，允许白天外出，但不久就全岛戒严了）。这是一宗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我小小的心灵学会什么是“乐极生悲”这句成语。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此宗悲剧渐被淡忘，但大旗鼓游行仍被禁，直到80年代，在林苍祐时代，才又“解禁复生”。
第二宗冲突事件本来与种族无关，后来竟演变成种族冲突悲剧。事缘在1967年11月24日，劳工党号召全槟人民大罢市，以抗议政府在11月18日宣布有英女王肖像的货币贬值15%，因当时英镑贬值14.3%。全国人民哗然，唯有槟州行动起来，较后又蔓延各地。政府迫于情势严重，宣布新旧货币等值。换句话说，不再贬值了。
但劳工党也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在大罢市后不久，不知何故引发种族冲突。根据官方纪录，在这场骚乱中，有27人丧生，123人受伤入院，政府宣布全槟戒严，并指责劳工党人挑起事端，大举逮捕左翼份子，下令关闭多个劳工党支部。未想原本是一场反贬值斗争竟演变了样。
政府在12月4日解除戒严，前后10天，总共逮捕1605。劳工党也因此元气大伤，领袖多人被扣捕，而后就发生劳工党采取激进左倾的斗争路线，包括杯葛1969年的大选。这一年我已在《星洲日报》当记者，因此记忆还是比较清楚的。
1969年的大选，我也负责采访政治新闻，经常跟着林苍祐跑上跑下。5月9日开票晚上，我负责采访林苍祐，与他同坐在圣芳济学校的大礼堂内，亲眼目睹民政党赢得一席又一席，从而上台执政。
5月11日，林苍祐应王保尼的邀请，进入州长府（现改称州元首府）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为槟州历史掀新页。讵料两天之后，在吉隆坡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政府即刻下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做记者的，只知道吉隆坡情势恶化，但在槟城倒感受不到种族关系紧张，也没有因林苍祐上台而发生示威事件，一切显得平静，与平时没有两样。
但紧急状态一来，槟城也紧张起来，同样实施戒严，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只见军警在沿路站岗。我们因职务在身，有准证可随警车采访。此时，乔治市顿成“死市”。这是继57和67年之后的第三个凄景，令槟城人民惊愕之余，也不知道为什么？人民生活之不便可想而知。
我直到今天仍然想不透，槟州都没有动乱，为什么要戒严呢？不知道是槟城人民因前两宗事件吸取了教训或是人民都接受变天，原本是敏感区的槟城，反倒是“无事之区”。不论怎么说，戒严还是到来。我最难忘的是：那天晚上在牛干冬的友人家楼上，夜间开窗看情景，却被军警喝令关窗；白天偷开窗，也一样不允许。我们身为记者，在有特别准证下，也采访林苍祐到处演讲，说情势已控制。其实本来就没有事，而林苍祐还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演词。因此“513”对槟城人民来说，既近又远。近的是我们也受戒严之苦；远的是不知道吉隆坡发生什么事。这就是“513”留给我难以磨灭的记忆。
如果说学者詹运豪希望有一天能为“513”找出真正的起点，还原真相；那么我们也希望1957年及1967年的冲突事件有一天也能还原历史真相，让全国人民洞悉，共同扑灭种族主义。
刊于2009年5月25日号外周刊
先说第一宗事件，那是发生在1957年的元旦，那一天，政府（尚未独立，仍由英国掌控政府）为了庆祝乔治市市议会成立一百周年，并申庆乔治市升格为市（马来亚第一个），因此制订了一连六天的庆典，其中有一项与民同乐的节目就是大旗鼓游行。由于路线之不同，分两天举行。当年我是小学生，在元旦二日的中午时分，我与家人挤在柑仔园大路旁（就是锡矿场处，今日已发展成时代广场），耐心地等待大旗鼓队伍的经过。依稀记得，队伍好长，每一个队伍都趁机向路人展示他们的技艺，叫路人鼓掌不绝。我与许多人一样，都是站在那里不动，一直到队伍走完才甘愿回家。家就住在柑仔园路的横路，走二三分钟就到家。
约莫下午时分，我们突然从“丽的呼声”的广播中被告知大旗鼓游行在四坎店一带出事了，引起了冲突。在后来报章的报导是这么写的：现场维持秩序的警长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一人，打伤七人。过后在1月7日的报导又这样说：槟城情势恶劣，再有39人受伤。自暴乱以来，共5人死于非命，74人受伤，于是政府宣布全岛戒严，警方大捕华巫私会党人（本来只是局部戒严和宵禁，允许白天外出，但不久就全岛戒严了）。这是一宗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我小小的心灵学会什么是“乐极生悲”这句成语。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此宗悲剧渐被淡忘，但大旗鼓游行仍被禁，直到80年代，在林苍祐时代，才又“解禁复生”。
第二宗冲突事件本来与种族无关，后来竟演变成种族冲突悲剧。事缘在1967年11月24日，劳工党号召全槟人民大罢市，以抗议政府在11月18日宣布有英女王肖像的货币贬值15%，因当时英镑贬值14.3%。全国人民哗然，唯有槟州行动起来，较后又蔓延各地。政府迫于情势严重，宣布新旧货币等值。换句话说，不再贬值了。
但劳工党也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在大罢市后不久，不知何故引发种族冲突。根据官方纪录，在这场骚乱中，有27人丧生，123人受伤入院，政府宣布全槟戒严，并指责劳工党人挑起事端，大举逮捕左翼份子，下令关闭多个劳工党支部。未想原本是一场反贬值斗争竟演变了样。
政府在12月4日解除戒严，前后10天，总共逮捕1605。劳工党也因此元气大伤，领袖多人被扣捕，而后就发生劳工党采取激进左倾的斗争路线，包括杯葛1969年的大选。这一年我已在《星洲日报》当记者，因此记忆还是比较清楚的。
1969年的大选，我也负责采访政治新闻，经常跟着林苍祐跑上跑下。5月9日开票晚上，我负责采访林苍祐，与他同坐在圣芳济学校的大礼堂内，亲眼目睹民政党赢得一席又一席，从而上台执政。
5月11日，林苍祐应王保尼的邀请，进入州长府（现改称州元首府）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为槟州历史掀新页。讵料两天之后，在吉隆坡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政府即刻下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做记者的，只知道吉隆坡情势恶化，但在槟城倒感受不到种族关系紧张，也没有因林苍祐上台而发生示威事件，一切显得平静，与平时没有两样。
但紧急状态一来，槟城也紧张起来，同样实施戒严，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只见军警在沿路站岗。我们因职务在身，有准证可随警车采访。此时，乔治市顿成“死市”。这是继57和67年之后的第三个凄景，令槟城人民惊愕之余，也不知道为什么？人民生活之不便可想而知。
我直到今天仍然想不透，槟州都没有动乱，为什么要戒严呢？不知道是槟城人民因前两宗事件吸取了教训或是人民都接受变天，原本是敏感区的槟城，反倒是“无事之区”。不论怎么说，戒严还是到来。我最难忘的是：那天晚上在牛干冬的友人家楼上，夜间开窗看情景，却被军警喝令关窗；白天偷开窗，也一样不允许。我们身为记者，在有特别准证下，也采访林苍祐到处演讲，说情势已控制。其实本来就没有事，而林苍祐还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演词。因此“513”对槟城人民来说，既近又远。近的是我们也受戒严之苦；远的是不知道吉隆坡发生什么事。这就是“513”留给我难以磨灭的记忆。
如果说学者詹运豪希望有一天能为“513”找出真正的起点，还原真相；那么我们也希望1957年及1967年的冲突事件有一天也能还原历史真相，让全国人民洞悉，共同扑灭种族主义。
刊于2009年5月25日号外周刊
21.5.09
国阵在本南地弃选后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 （即时评论）
我在早前已作了预测，国阵不会参加本南地补选，我所持的理由是：（1）首相纳吉罕有地表态可能不参加补选；（2）首相后来又未在巫统最高理事会上作出决定，反而宣称要让国阵理事会来决定。
这间接反映出巫统无意派人出征，因为身为国阵的老大，巫统一向以来都会首先表态肯定上阵，而从来没有把巫统的议席交由国阵来决定要不要参选。换句话说，一切以巫统说了算数；尤其是以巫统主席的意向为准。在过去的历年选举，所有的国阵候选人都必须要国阵主席，也就是巫统主席批准，为何本南地补选事件要提交给国阵呢？再说，若巫统说不，其他成员党会说YES吗？候选人又不是由它们派，它们凭什么“越俎代庖”？明乎此已显露纳吉较早前已准备弃战，更何况补选的投票日也刚好被排在纳吉访华之时，他不会因此而让本南地补选“干扰”其情绪。反正本南地一席的输胜对他都没有实质的意义（改变不了政局），巫统当然不会奉陪。即使因此被人讥为怕输，也被认为没有大不了的事。正因为纳吉想在这个课题上来一个逆转，以表达出他的“独特”的作风，因而不与民联来个“死缠烂打”乃意料中事。
当然巫统也是有先见之明，这个州选区正好落在安华的峇东埔国会选区内，属于民联的强区，不仅极不容易取胜，而且参选也给民联多一些筹码对国阵，尤其是巫统展开激烈的炮轰而又要忙于招架，实不划算，干脆不趟这一深水，倒反自在一些。
由于巫统的缺席，本南地补选也就没有什么大看头，即使有独立人士凑热闹，还是被视为公正党的囊中物。这样一来，已被安华宣布为公正党候选人的曼梳将会轻松过关而准备坐上第一副首席部长交椅。
曼梳是安华的亲信，曾是安华的政治秘书，自1999年参选以来，屡战屡败，实在是时运不济。如今时来运转，应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果说本南地补选对巫统并不重要，那么对公正党则是志在必得的一席，因为在308之后，公正党的议员法鲁斯基于各种因素，未能使第一副首长的角色得以彰显，以致公正党要在马来社会争取更多的马来人支持面对阻力。如今法鲁斯自动请辞，也就给安华物色适当人选的机会，看来曼梳可是安华寄予厚望的人选，以提升公正党在槟州政府的地位俾与巫统形成势均力敌的势力。这也是为什么安华特别重视这场补选的真正原因。虽然安华无意突出曼梳的角色将如同过去巫统的副首长拥有实权而成为首席部长的“压力搭档”，但倒希望曼梳能与林冠英相互配搭，形成一个平衡的角色来证明马来人在槟州不但绝对没有被边缘化，反而会较前更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各项活动，包括经济领域的开发。就此而言，曼梳是任重道远的，在这之后就是对他的大考验了。
另一方面，巫统不参选不意味着它会放弃槟州的地盘；反之它正在审时度势如何将被动转成主动，但碍于当下巫统与民政的僵着关系；民政及马华在华社仍未能扭转劣势之际，国阵在此时参选形同“哀兵上阵”，因此最好的选择是“暂避风头”，待到时机转变再出手。
其实，纳吉也了解到过去一年来国阵还未 “再转变”成功，若硬碰民联，恐怕吃力不讨好，不如将精力转向其他方面。所谓的其他方面，是纳吉的两个新战场：一个是中央政权的巩固；另一个是如何善后处理吡叻州的宪制危机。在两相权衡下，纳吉自然会选择前者，因为只有保住中央政权才是最关键的；而吡叻州政权的“失而复得”看来也已成为热山芋，几乎是越闹越乱。法庭固然可以对案件作出判决，但法庭不代表民意，也不可能凌驾民意。不论法庭的判决如何，纳吉要面对的是民心的走向。
正如他自己在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时，也承认以民优先，现在行动的重要性。这就是说，他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国家，也就不能持续对吡叻的乱象视而不闻。
虽然吡叻州的僵局起因三位民联议员的跳槽，但也因为被马哈迪形容为“草率”的行动而捅出蒌子，弄巧反拙地给纳吉的上位增深变数。也许与纳吉之前想象的“乱过一阵子”就会好起来的情况正好相反，纳吉也就不得不转回身来“收拾残局”。
因此巫统不战本南地还有另一个更深的意义是准备接下来解决吡州的政治危机。纳吉十分明白，即使在官司上取得优势，不等于吡州就相安无事，可以让州务大臣赞比里大展拳脚。目前赞比里在行使执政权上面对的困难与日俱增，长此拖拉下去终究不是办法。与其持续地与民联在政治斗争上对着干，不如在近期来一个“壮士断臂”，以免公民社会一面倒向反对党。这里有两个方案供国阵选择。其一是让三名跳槽的州议员自动辞职进行补选，交回选民决定要由谁执政。虽然在“道德上”被国阵内的一些人认为有“失道义和令过档者心寒”之嫌，但只要作适当的安排，让此三人退出政坛也无不可。即可消民怨，又可使国阵有“峰回路转”的契机，又何乐不为呢？如果三场补选失利，国阵也没有大损失；若是赢得二席，也就可“名正言顺”起而执政，一洗被指强硬夺权的“罪名”。
假如第一个方案有缺陷，胜利的一方只能组成不稳定的州政府，那么其二是大方与坦荡地解散州议会，干脆来一场公平竞争，显示彼此都重视和尊重民主。这样一来，民联也会坦然接受。对于国阵来说，这固然是一个冒险，但政治本来就是带有风险的事业。经历50多年考验的国阵自然通晓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既然吡叻的政局已严重地影响国家声誉，也对中央政策的推行有阻力，不如由吡叻国阵直接向苏丹建议还政于民，而不是假手民联提出。不但双方有个下台阶，而且纳吉也可借机扳回一些声势，至少公民社会会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领袖，敢于承担和敢于接受挑战。
不论哪一个方案，都得宜早不宜迟，拖延得越久就越使民意反弹，最好是本月内或下个月有明朗的交代；也不论重选之后国阵是不是拿回吡州政权，对纳吉而言，失而复得也好，得而复失也好，同样
可以让他更专心地在中央大张旗鼓。
刊于2009年5月21日光华日报
这间接反映出巫统无意派人出征，因为身为国阵的老大，巫统一向以来都会首先表态肯定上阵，而从来没有把巫统的议席交由国阵来决定要不要参选。换句话说，一切以巫统说了算数；尤其是以巫统主席的意向为准。在过去的历年选举，所有的国阵候选人都必须要国阵主席，也就是巫统主席批准，为何本南地补选事件要提交给国阵呢？再说，若巫统说不，其他成员党会说YES吗？候选人又不是由它们派，它们凭什么“越俎代庖”？明乎此已显露纳吉较早前已准备弃战，更何况补选的投票日也刚好被排在纳吉访华之时，他不会因此而让本南地补选“干扰”其情绪。反正本南地一席的输胜对他都没有实质的意义（改变不了政局），巫统当然不会奉陪。即使因此被人讥为怕输，也被认为没有大不了的事。正因为纳吉想在这个课题上来一个逆转，以表达出他的“独特”的作风，因而不与民联来个“死缠烂打”乃意料中事。
当然巫统也是有先见之明，这个州选区正好落在安华的峇东埔国会选区内，属于民联的强区，不仅极不容易取胜，而且参选也给民联多一些筹码对国阵，尤其是巫统展开激烈的炮轰而又要忙于招架，实不划算，干脆不趟这一深水，倒反自在一些。
由于巫统的缺席，本南地补选也就没有什么大看头，即使有独立人士凑热闹，还是被视为公正党的囊中物。这样一来，已被安华宣布为公正党候选人的曼梳将会轻松过关而准备坐上第一副首席部长交椅。
曼梳是安华的亲信，曾是安华的政治秘书，自1999年参选以来，屡战屡败，实在是时运不济。如今时来运转，应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果说本南地补选对巫统并不重要，那么对公正党则是志在必得的一席，因为在308之后，公正党的议员法鲁斯基于各种因素，未能使第一副首长的角色得以彰显，以致公正党要在马来社会争取更多的马来人支持面对阻力。如今法鲁斯自动请辞，也就给安华物色适当人选的机会，看来曼梳可是安华寄予厚望的人选，以提升公正党在槟州政府的地位俾与巫统形成势均力敌的势力。这也是为什么安华特别重视这场补选的真正原因。虽然安华无意突出曼梳的角色将如同过去巫统的副首长拥有实权而成为首席部长的“压力搭档”，但倒希望曼梳能与林冠英相互配搭，形成一个平衡的角色来证明马来人在槟州不但绝对没有被边缘化，反而会较前更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各项活动，包括经济领域的开发。就此而言，曼梳是任重道远的，在这之后就是对他的大考验了。
另一方面，巫统不参选不意味着它会放弃槟州的地盘；反之它正在审时度势如何将被动转成主动，但碍于当下巫统与民政的僵着关系；民政及马华在华社仍未能扭转劣势之际，国阵在此时参选形同“哀兵上阵”，因此最好的选择是“暂避风头”，待到时机转变再出手。
其实，纳吉也了解到过去一年来国阵还未 “再转变”成功，若硬碰民联，恐怕吃力不讨好，不如将精力转向其他方面。所谓的其他方面，是纳吉的两个新战场：一个是中央政权的巩固；另一个是如何善后处理吡叻州的宪制危机。在两相权衡下，纳吉自然会选择前者，因为只有保住中央政权才是最关键的；而吡叻州政权的“失而复得”看来也已成为热山芋，几乎是越闹越乱。法庭固然可以对案件作出判决，但法庭不代表民意，也不可能凌驾民意。不论法庭的判决如何，纳吉要面对的是民心的走向。
正如他自己在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时，也承认以民优先，现在行动的重要性。这就是说，他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国家，也就不能持续对吡叻的乱象视而不闻。
虽然吡叻州的僵局起因三位民联议员的跳槽，但也因为被马哈迪形容为“草率”的行动而捅出蒌子，弄巧反拙地给纳吉的上位增深变数。也许与纳吉之前想象的“乱过一阵子”就会好起来的情况正好相反，纳吉也就不得不转回身来“收拾残局”。
因此巫统不战本南地还有另一个更深的意义是准备接下来解决吡州的政治危机。纳吉十分明白，即使在官司上取得优势，不等于吡州就相安无事，可以让州务大臣赞比里大展拳脚。目前赞比里在行使执政权上面对的困难与日俱增，长此拖拉下去终究不是办法。与其持续地与民联在政治斗争上对着干，不如在近期来一个“壮士断臂”，以免公民社会一面倒向反对党。这里有两个方案供国阵选择。其一是让三名跳槽的州议员自动辞职进行补选，交回选民决定要由谁执政。虽然在“道德上”被国阵内的一些人认为有“失道义和令过档者心寒”之嫌，但只要作适当的安排，让此三人退出政坛也无不可。即可消民怨，又可使国阵有“峰回路转”的契机，又何乐不为呢？如果三场补选失利，国阵也没有大损失；若是赢得二席，也就可“名正言顺”起而执政，一洗被指强硬夺权的“罪名”。
假如第一个方案有缺陷，胜利的一方只能组成不稳定的州政府，那么其二是大方与坦荡地解散州议会，干脆来一场公平竞争，显示彼此都重视和尊重民主。这样一来，民联也会坦然接受。对于国阵来说，这固然是一个冒险，但政治本来就是带有风险的事业。经历50多年考验的国阵自然通晓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既然吡叻的政局已严重地影响国家声誉，也对中央政策的推行有阻力，不如由吡叻国阵直接向苏丹建议还政于民，而不是假手民联提出。不但双方有个下台阶，而且纳吉也可借机扳回一些声势，至少公民社会会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领袖，敢于承担和敢于接受挑战。
不论哪一个方案，都得宜早不宜迟，拖延得越久就越使民意反弹，最好是本月内或下个月有明朗的交代；也不论重选之后国阵是不是拿回吡州政权，对纳吉而言，失而复得也好，得而复失也好，同样
可以让他更专心地在中央大张旗鼓。
刊于2009年5月21日光华日报
“五一三”四十周年 （直挂云帆）
“五一三”事件距离我们刚好是40周年，在此时此刻回顾继后的政治变化是有必要的。
让我们从1966年马印（尼）对抗结束来探讨“五一三”的导因。这一年印尼因政权的更迭，不再“粉碎马来西亚”。结果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在国际社会上正式取得全面的认同，也影响到国内的左翼政团在后来也改变“反大马”的立场。这是我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翻转。但踌躇志满的东姑忽略了国内马来人经济的落后和华人社会对政府政策的诸多不满，只当为发发牢骚，不足为戒。因此，当东姑在1969年宣布大选时，还是认为胜券在握，完全没有危机感。未想5月9日的投票结果让朝野震惊，首次出现一个不明朗的局面，它主要不是反映在中央政权的易手，而是有两个州的执政权未能确定，一个是雪州（联盟与反对党各得14席）；另一个是吡叻州（联盟19对反对党20），引发了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权力斗争。
至于回教党在吉兰丹州的胜利乃意料中事。它从1959年起即已执政丹州，因此不是大件事。虽然槟州政权的易手（民政取代联盟）是大件事，但巫统坦然处之，因为迎来的新首席部长林苍祐是它们的旧同僚，彼此可以推心置腹，不足挂虑。因此当年大选结果的焦点是在雪吡两州。由于选后的场面失控，也就不幸爆发史上最惨痛的“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因而有了戒严和紧急状态的实施，澈底地改变了我国的政治生态。
不论学者争议死亡人数及历史真相交待不清，而不争议的是“五一三”已成为我国政治的分水岭。举其萦萦大件者如下：
1． 虽然事后内长伊斯迈表明“五一三”与共产无关，但陈平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在1968年时恢复武装斗争，南下渗透；而左翼运动也正走向街头斗争。正好发生“五一三”悲剧，左翼就不可避免成为被对付的目标，左翼份子被捕者也大有其人。直到1982年马哈迪上台后，开始将国家首号敌人列为毒品，不再是共党。这也提供了条件在1989年达成马共和解的合艾协议，结束了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
2． “五一三”事件促成了巫统内部政权的交替，东姑的下台尽管有人形容是“执政集团的权力斗争”，但众所周知的是马哈迪的公开函件直接导致东姑大权旁落，而迎来了敦拉萨时代。敦拉萨的指导思想全面扭转了东姑的亲西方政策，转而走上“中间偏左”的路线，一方面拉拢砂拉越的左翼人联党加入后来成立的国阵；另一方面又提倡和鼓吹将东南亚化为中立无核区，加入不结盟运动，以淡化他的反共立场。除了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建交外，更大胆地跨进一步，在1974年与中国建交，试图从外部来化解马共带来的威胁。最终在马哈迪时代“完成使命”。左翼统战也因各种因素，在70年代末期，自我退出政治舞台。
3． 敦拉萨在全盘分析后，发现马来人并没有背巫统而去，参选67席，有51人当选国会议员，占76%；回教党也只在东海岸赢得12席，因此他首先拉拢回教党结盟，形成一个团结的马来政治社会，以更明确的态度推出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用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与此同时，他也推出“国家五大原则”，确定马来西亚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用以冲击左翼的无神论。
同时为顾及非马来人的感受，敦拉萨相继收编了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就只这么的巧妙召唤，整个马来西亚又被整合了，甚至连各州政府都归顺于巫统新倡导的国阵（1974年正式成立，以取代旧日的联盟）内。在这个过程中，马华受到的伤害不言而喻，但在种族政治结构下，也只好用其他反对党来凑合，以维持多元种族的政治结构。这就是说，敦拉萨的洗牌主要放眼在国内收复一向支持左翼政党的民心（尤其认定与中国建交可以产生华人情意结，转而支持国阵）。他已不再像东姑年代，死守联盟而不放，他要把支持左翼的力量争取过来。
4． 正因为这样，一项有趣的问题是敦拉萨为何不直接拉拢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党？理由或很简单：人民党在马来社会起不了作用，将它排在执政党外也无伤大雅；至于民主行动党仍然有新加坡的影子，不是左翼力量的代表，对它既有警惕也有保留，也就将责任交由马华执行。否则由巫统出马，行动党一进来，马华的地位就几乎难保了（这一年马华与行动党各有13个国席）。结果马华无法成功，敦拉萨也乐得让行动党扮演反对党角色，以外向展示民主政治并没有萎缩。
再说，行动党说什么也是华基政党，再怎样强大，顶多威胁马华，不可能危及巫统政权。这样一来，在国阵内政治格局更清楚地划分种族政治的楚河汉界，各有种族性的代表，形成了巫统的绝对优势。任何政策的推动就不必担心阻力重重，包括后来的马哈迪将马来中心思想推向制高点，也是顺利开展。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虽然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有所斩获，但缺乏马来人主导；而回教党自成一格，未与反对党结盟，自然在收编底下，反对党自乱阵脚，也就不成气候了。
其实在“五一三”之后，马来西亚的政治新格局已告定型，那就是除了巫统之外，其余的成员党都得以巫统马首是瞻，以分享权力，否则只好在政治权力的边缘外徘徊。民主行动党忝为最大的反对党，也只能在后来的选举中“消灭”其他反对党，如社会正义党（陈志勤1971年从民政分裂出来成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叶锦源于1978年脱离行动党成立的），对执政党中的马华、民政和人联党的冲击有大有小，就是无法取而代之。
久而久之，人民意识中存在国阵是铁打的江山，若要获取政治权力，只有加入其中，否则就像民主行动党，“永远”在权力之外呐喊。这就是“五一三”整整四十年影响着每一个人的不变思维。
讵料经过308政治海啸后，一切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今日的格局也再不是“五一三”之后的格局了，而是第一次出现两个同样是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治集团在进行角力战（包括行动党突扬眉吐气）；尤其重要的是“五一三”种族政治幽灵已不再是恐惧的阴影，被人民一脚踢开。换句话说，种族政治在新思潮下已被视为进步的绊脚石。这就是为什么纳吉比他的父亲敦拉萨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和必须以新策略应对民联的压力，吡叻宪政危机就是一例。
刊于2009年5月21日东方日报
让我们从1966年马印（尼）对抗结束来探讨“五一三”的导因。这一年印尼因政权的更迭，不再“粉碎马来西亚”。结果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在国际社会上正式取得全面的认同，也影响到国内的左翼政团在后来也改变“反大马”的立场。这是我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翻转。但踌躇志满的东姑忽略了国内马来人经济的落后和华人社会对政府政策的诸多不满，只当为发发牢骚，不足为戒。因此，当东姑在1969年宣布大选时，还是认为胜券在握，完全没有危机感。未想5月9日的投票结果让朝野震惊，首次出现一个不明朗的局面，它主要不是反映在中央政权的易手，而是有两个州的执政权未能确定，一个是雪州（联盟与反对党各得14席）；另一个是吡叻州（联盟19对反对党20），引发了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权力斗争。
至于回教党在吉兰丹州的胜利乃意料中事。它从1959年起即已执政丹州，因此不是大件事。虽然槟州政权的易手（民政取代联盟）是大件事，但巫统坦然处之，因为迎来的新首席部长林苍祐是它们的旧同僚，彼此可以推心置腹，不足挂虑。因此当年大选结果的焦点是在雪吡两州。由于选后的场面失控，也就不幸爆发史上最惨痛的“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因而有了戒严和紧急状态的实施，澈底地改变了我国的政治生态。
不论学者争议死亡人数及历史真相交待不清，而不争议的是“五一三”已成为我国政治的分水岭。举其萦萦大件者如下：
1． 虽然事后内长伊斯迈表明“五一三”与共产无关，但陈平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在1968年时恢复武装斗争，南下渗透；而左翼运动也正走向街头斗争。正好发生“五一三”悲剧，左翼就不可避免成为被对付的目标，左翼份子被捕者也大有其人。直到1982年马哈迪上台后，开始将国家首号敌人列为毒品，不再是共党。这也提供了条件在1989年达成马共和解的合艾协议，结束了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
2． “五一三”事件促成了巫统内部政权的交替，东姑的下台尽管有人形容是“执政集团的权力斗争”，但众所周知的是马哈迪的公开函件直接导致东姑大权旁落，而迎来了敦拉萨时代。敦拉萨的指导思想全面扭转了东姑的亲西方政策，转而走上“中间偏左”的路线，一方面拉拢砂拉越的左翼人联党加入后来成立的国阵；另一方面又提倡和鼓吹将东南亚化为中立无核区，加入不结盟运动，以淡化他的反共立场。除了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建交外，更大胆地跨进一步，在1974年与中国建交，试图从外部来化解马共带来的威胁。最终在马哈迪时代“完成使命”。左翼统战也因各种因素，在70年代末期，自我退出政治舞台。
3． 敦拉萨在全盘分析后，发现马来人并没有背巫统而去，参选67席，有51人当选国会议员，占76%；回教党也只在东海岸赢得12席，因此他首先拉拢回教党结盟，形成一个团结的马来政治社会，以更明确的态度推出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用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与此同时，他也推出“国家五大原则”，确定马来西亚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用以冲击左翼的无神论。
同时为顾及非马来人的感受，敦拉萨相继收编了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就只这么的巧妙召唤，整个马来西亚又被整合了，甚至连各州政府都归顺于巫统新倡导的国阵（1974年正式成立，以取代旧日的联盟）内。在这个过程中，马华受到的伤害不言而喻，但在种族政治结构下，也只好用其他反对党来凑合，以维持多元种族的政治结构。这就是说，敦拉萨的洗牌主要放眼在国内收复一向支持左翼政党的民心（尤其认定与中国建交可以产生华人情意结，转而支持国阵）。他已不再像东姑年代，死守联盟而不放，他要把支持左翼的力量争取过来。
4． 正因为这样，一项有趣的问题是敦拉萨为何不直接拉拢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党？理由或很简单：人民党在马来社会起不了作用，将它排在执政党外也无伤大雅；至于民主行动党仍然有新加坡的影子，不是左翼力量的代表，对它既有警惕也有保留，也就将责任交由马华执行。否则由巫统出马，行动党一进来，马华的地位就几乎难保了（这一年马华与行动党各有13个国席）。结果马华无法成功，敦拉萨也乐得让行动党扮演反对党角色，以外向展示民主政治并没有萎缩。
再说，行动党说什么也是华基政党，再怎样强大，顶多威胁马华，不可能危及巫统政权。这样一来，在国阵内政治格局更清楚地划分种族政治的楚河汉界，各有种族性的代表，形成了巫统的绝对优势。任何政策的推动就不必担心阻力重重，包括后来的马哈迪将马来中心思想推向制高点，也是顺利开展。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虽然1969年的大选反对党有所斩获，但缺乏马来人主导；而回教党自成一格，未与反对党结盟，自然在收编底下，反对党自乱阵脚，也就不成气候了。
其实在“五一三”之后，马来西亚的政治新格局已告定型，那就是除了巫统之外，其余的成员党都得以巫统马首是瞻，以分享权力，否则只好在政治权力的边缘外徘徊。民主行动党忝为最大的反对党，也只能在后来的选举中“消灭”其他反对党，如社会正义党（陈志勤1971年从民政分裂出来成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叶锦源于1978年脱离行动党成立的），对执政党中的马华、民政和人联党的冲击有大有小，就是无法取而代之。
久而久之，人民意识中存在国阵是铁打的江山，若要获取政治权力，只有加入其中，否则就像民主行动党，“永远”在权力之外呐喊。这就是“五一三”整整四十年影响着每一个人的不变思维。
讵料经过308政治海啸后，一切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今日的格局也再不是“五一三”之后的格局了，而是第一次出现两个同样是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治集团在进行角力战（包括行动党突扬眉吐气）；尤其重要的是“五一三”种族政治幽灵已不再是恐惧的阴影，被人民一脚踢开。换句话说，种族政治在新思潮下已被视为进步的绊脚石。这就是为什么纳吉比他的父亲敦拉萨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和必须以新策略应对民联的压力，吡叻宪政危机就是一例。
刊于2009年5月21日东方日报
公民社会VS政党政治 （跃马扬鞭）
对于吡叻州的宪政危机，除了必须正视政党间的政治斗争外，还必须注意到民间社会产生的一股制约力量，因为忽视了后者鼓起的政治浪潮，往往会因误判而迷失在其中。
首先国阵或贴切地说巫统，在获悉有三名民联议员有异动之后，以最快的时间，或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宣布已在吡州议会取得大多数席位，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吡州政权。在它看来，向敌对党展开政治斗争是一种“正当”的反扑行动；当然它也预料到民联会起而抗争，但并不担心，因为国阵以其强势必能镇住转弱的民联，过一阵子便告“雨过天晴”。
虽然它也想到民间社会也会有反弹，但从过去的经验判断，这股力量不足为患，甚至也容易被打散乃至接受既成的事实。因此国阵大胆地在308政治海啸之后，拿吡叻州作为一个试验场，以考验它在民间的威力是否如同昔日的“威不可触”。结果是失算了，没有想到与民联喊出同一个“还政于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团体包括具有权威的人权委员会（SUHAKAM）、律师公会、净选盟（BERSIH）、基督教理事会、著名知识份子（亚洲公共知识份子）、ALIRAN、吡叻州民间团体（各民族组织）等等都向国阵施压，呼吁和要求解散州议会。还有最为重要的是甚至连国阵成员党中也有民政及马华的人起而响应要求重新选举。在他们看来，一旦出现宪制危机，最好的方法是重选，以决定人民支持哪一方上台执政。由于这样，民意也跟着起舞了。
其实，公民社会在今日能结成一股不分种族的政治洪流也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从种族的偏向而归纳在一起。这一痛苦的过程在战后重新孕育而成。先是1946年马来人的大团结促成了巫统的成立；继之是民间的社团和人民力量的结合，有了1947年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人单方面与巫统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但后者失败了。英国人“洞悉”人民力量的薄弱而不加以理会，继续其既定政策。马华公会在1949年的成立不是民间力量促成，反倒是英国扶持下的一个政治产物，用以协调华巫关系，及后的印度国大党被拉拢，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自此之后，这三个政党组成的联盟在1957年获得独立，虽然有面对反对党的抗争，也面对民间社会的压力，但在60年代的民间社会，往往由政党主导而不能自成一格。例如争取独立的条件，华人社会虽有其组织，但最终还是被马华收服而融入联盟的路线。又例如1963年由左翼政党领导的反大马运动，也因种族和区域的不同而未能成功。还有1967年由劳工党领导的在槟城发起的大罢市运动，也因引发种族冲突而始料未及。一方面取得旧币贬值（英女王肖像）的钞票的取消；但另一方面却是劳工党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后以杯葛大选（1969年）而自我消失。
唯一不与政党直接挂钩的民间抗争运动是由林连玉在1962年发起的华校运动，以反对政府收编华校，但他因此被吊销公民权，打了官司还是不能成事，从此华校步入多事之秋。
转入70年代，经历“513”劫难后，马华也学左翼政党主导华人大团结（1971年）却又昙花一现，以分裂收场。而马大华文学会在1974年成为左翼文化统战核心也在不久被击破。
不过在此时崛起的一个民间势力却是安华领导的回教青年组织（Abim）（1974年）在马来社会掀起浪潮。虽然他因此在内安令下坐牢两年，但在出狱后的80年代初期竟因反对社团修正法令（政府将社团分成政治组织及俱乐部）而结合各民族组织，成为民间的代言人。这是战后以来第二次出现没有种族性的民间反对力量。政府在形势比人强下，取消对社团的分化，但改弦易辙应对公民社会的“挑战”。
因此到了80年代，政府（国阵）采纳了收编政策，先有安华被召入巫统；后有董教总将郭洙镇及许子根送进民政。收编之风形成一种明流和暗流，许多有代表性的社团纷纷成为亲政府的外围组织或已不再有反对党的倾向，一时天下太平，国阵难逢敌手。这种收编或吸纳民间组织的策略一直延续到千禧年。
虽然在90年代出现两股抗争力量，但也与政党有关，不是独立成事，而且有种族倾向。一个是林晃升以董教总为背景带领一批人加入民主行动党，鼓吹两线制（1990），只在华社发酵；另一个是因安华跌马（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掀起的烈火莫熄运动，诞生了国民公正党，也只是在马来社会引起震撼。这就是说，两股力量尚未能打破种族藩篱。
只有在千禧年后，或确切的说，在2007年之后，一个新的形势才告涌现，既不属于执政党，也不归于反对党的民间力量重新整合，如净选盟、兴权会和律师公会等，但没有人看到它们的力量所在，也被认为如同过往，再过一阵子，不是被收编就是自我分化。反对党本身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只能尽其力组成松弛的阵线在2008年面向强大的国阵。未想一场308的政治海啸改变了马来西亚政局，一个民联组合也就在一夜之间成为国阵的克星。
虽然如此，民间力量还是分散或看不到其威力的，未想2009年2月6日的吡叻州变天又让民间社会一个新的契机发出强烈的声音。至此，我们看到新的政局是三分天下：国阵、民联和公民社会。后者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成为制衡双方的杠杆。这就是为什么吡州的重选或不重选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回响，而不是由法庭来定乾坤。从今而后，不论国阵或民联，都肯定会向公民社会靠拢，人民力量的伟大也确保民主得以巩固和发展。这个时候，我们或真正看到“人民才是老板”的实质意义。
刊于2009年5月19日南洋商报
首先国阵或贴切地说巫统，在获悉有三名民联议员有异动之后，以最快的时间，或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宣布已在吡州议会取得大多数席位，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吡州政权。在它看来，向敌对党展开政治斗争是一种“正当”的反扑行动；当然它也预料到民联会起而抗争，但并不担心，因为国阵以其强势必能镇住转弱的民联，过一阵子便告“雨过天晴”。
虽然它也想到民间社会也会有反弹，但从过去的经验判断，这股力量不足为患，甚至也容易被打散乃至接受既成的事实。因此国阵大胆地在308政治海啸之后，拿吡叻州作为一个试验场，以考验它在民间的威力是否如同昔日的“威不可触”。结果是失算了，没有想到与民联喊出同一个“还政于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团体包括具有权威的人权委员会（SUHAKAM）、律师公会、净选盟（BERSIH）、基督教理事会、著名知识份子（亚洲公共知识份子）、ALIRAN、吡叻州民间团体（各民族组织）等等都向国阵施压，呼吁和要求解散州议会。还有最为重要的是甚至连国阵成员党中也有民政及马华的人起而响应要求重新选举。在他们看来，一旦出现宪制危机，最好的方法是重选，以决定人民支持哪一方上台执政。由于这样，民意也跟着起舞了。
其实，公民社会在今日能结成一股不分种族的政治洪流也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从种族的偏向而归纳在一起。这一痛苦的过程在战后重新孕育而成。先是1946年马来人的大团结促成了巫统的成立；继之是民间的社团和人民力量的结合，有了1947年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人单方面与巫统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但后者失败了。英国人“洞悉”人民力量的薄弱而不加以理会，继续其既定政策。马华公会在1949年的成立不是民间力量促成，反倒是英国扶持下的一个政治产物，用以协调华巫关系，及后的印度国大党被拉拢，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自此之后，这三个政党组成的联盟在1957年获得独立，虽然有面对反对党的抗争，也面对民间社会的压力，但在60年代的民间社会，往往由政党主导而不能自成一格。例如争取独立的条件，华人社会虽有其组织，但最终还是被马华收服而融入联盟的路线。又例如1963年由左翼政党领导的反大马运动，也因种族和区域的不同而未能成功。还有1967年由劳工党领导的在槟城发起的大罢市运动，也因引发种族冲突而始料未及。一方面取得旧币贬值（英女王肖像）的钞票的取消；但另一方面却是劳工党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后以杯葛大选（1969年）而自我消失。
唯一不与政党直接挂钩的民间抗争运动是由林连玉在1962年发起的华校运动，以反对政府收编华校，但他因此被吊销公民权，打了官司还是不能成事，从此华校步入多事之秋。
转入70年代，经历“513”劫难后，马华也学左翼政党主导华人大团结（1971年）却又昙花一现，以分裂收场。而马大华文学会在1974年成为左翼文化统战核心也在不久被击破。
不过在此时崛起的一个民间势力却是安华领导的回教青年组织（Abim）（1974年）在马来社会掀起浪潮。虽然他因此在内安令下坐牢两年，但在出狱后的80年代初期竟因反对社团修正法令（政府将社团分成政治组织及俱乐部）而结合各民族组织，成为民间的代言人。这是战后以来第二次出现没有种族性的民间反对力量。政府在形势比人强下，取消对社团的分化，但改弦易辙应对公民社会的“挑战”。
因此到了80年代，政府（国阵）采纳了收编政策，先有安华被召入巫统；后有董教总将郭洙镇及许子根送进民政。收编之风形成一种明流和暗流，许多有代表性的社团纷纷成为亲政府的外围组织或已不再有反对党的倾向，一时天下太平，国阵难逢敌手。这种收编或吸纳民间组织的策略一直延续到千禧年。
虽然在90年代出现两股抗争力量，但也与政党有关，不是独立成事，而且有种族倾向。一个是林晃升以董教总为背景带领一批人加入民主行动党，鼓吹两线制（1990），只在华社发酵；另一个是因安华跌马（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掀起的烈火莫熄运动，诞生了国民公正党，也只是在马来社会引起震撼。这就是说，两股力量尚未能打破种族藩篱。
只有在千禧年后，或确切的说，在2007年之后，一个新的形势才告涌现，既不属于执政党，也不归于反对党的民间力量重新整合，如净选盟、兴权会和律师公会等，但没有人看到它们的力量所在，也被认为如同过往，再过一阵子，不是被收编就是自我分化。反对党本身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只能尽其力组成松弛的阵线在2008年面向强大的国阵。未想一场308的政治海啸改变了马来西亚政局，一个民联组合也就在一夜之间成为国阵的克星。
虽然如此，民间力量还是分散或看不到其威力的，未想2009年2月6日的吡叻州变天又让民间社会一个新的契机发出强烈的声音。至此，我们看到新的政局是三分天下：国阵、民联和公民社会。后者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成为制衡双方的杠杆。这就是为什么吡州的重选或不重选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回响，而不是由法庭来定乾坤。从今而后，不论国阵或民联，都肯定会向公民社会靠拢，人民力量的伟大也确保民主得以巩固和发展。这个时候，我们或真正看到“人民才是老板”的实质意义。
刊于2009年5月19日南洋商报
18.5.09
陈树杰为民政加分？ （天下纵横）
对民政党来说，也许不能高兴过早。虽然“突然间”多了两名州议员加盟，但似乎只可感觉，却又遥不可及。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民政党也不在意有没有势力，反正它连一个州议席也分配不到。而且1995年的前车之鉴，也是一道伤痕。那一年，原为沙巴自由民主党的州部长江汉明因在党内受排挤，借民政党过桥，且出任沙巴民政党主席。不久之后，又跳到沙巴团结党，以致民政党一场欢喜一场空。当然江汉明的跳来跳去，也在1999年的大选受到“惩罚”，而在州选中失利，从此退隐政坛。民政党也因此在沙巴变得“有名无实”。所以这次民政还得小心翼翼应对，以免“定中有变”。
但对陈树杰和区锦华来说，则是一项喜讯，最低限度他们徘徊在“无党无派”一段时日后，终于找到可以“保住官位”的另一个“家”，至少能住上三四年之久。但他们这样做肯定不是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人。
先看看陈与区是何方神圣，自会明白他们选来选去，还是觉得民政党“最好”。原来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后，属于国阵成员党之一的沙巴进步党在杨德利领导下，在安华喊出“916变天”的日子，杨德利带动了进步党起而响应。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安华的“民联”阵线，但后来退出了国阵，成为沙巴的反对党。这样一来，他在沙巴的议员的身份自然要改变，不能再有官职了。可是身兼沙巴副首席部长的陈树杰却不听命党的指示，继续当其副首席部长，也就在没有选择底下，退出进步党成为“政治孤儿”，可是不能老是以独特的身份拥有官职，这并不符合国阵的规矩。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陈树杰之加入民政党是事先谈好了的，也就是“带官过档”，不然他何必这么辛苦找一个国阵的“家”？现在有另一位州议员随他加入，至于还会不会有人响应，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推想不会这么顺畅，因为民政的“官位”有限，除非沙巴首席部长慕沙格外开恩。慕沙自然有其难处，他要面对的是沙巴成员党的压力，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以此来看，进步党的另两名州议员和另两民国会议员应该不会尾随而来，如果他们要加入，肯定会一齐来。就此来看，陈树杰的感性号召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也缺乏吸引力。现在考验他的是有多少的支持者会帮他支撑这个家，我们不怀疑会有人给予助阵，但力量有多少，也还是个未知数。
其实，西马政党东渡由来已久。早前有行动党，但成不了气候，因为沙巴一向被视为本土政治的土壤，如早年的卡达山机构、沙统、沙华公会都是本土人在呼风唤雨，虽然它们也加入联盟（国阵的前身），但不属于西马的政党。他们之间可以打来打去，换来换去，以这个党取代另一党起而执政，就是没有完全听命于西马的中央政府。举例有沙统取代卡达山机构；沙人民党取代沙统；沙团结党取代人民党等等。
直到1993年，在原沙统强人慕斯打化（曾任首席部长）的穿针引线下，巫统成功东渡，取代了沙统成为一方盟主后，才改变这个局面。翌年沙团结党政府倒台（因议员跳槽），改由国阵执政。先是采用首长轮流制，在2004年大选后，停止轮任，由巫统人掌控政权。
与此同时，马华也不落巫统之后跟着东渡，同样是以收留团结党人为目标，但它没有巫统的幸运，在沙巴仍被视为势力有限的成员党，目前有一位州议长。
反观民政党，自1995年的教训后，也就暂时“死了这条心”，不再以东渡为目标。讵料，今此又被陈树杰相中。个中原因，大家心知肚明。这就是说，民政党为陈树杰提供了“保护伞”；而反过来，也希望陈树杰真心诚意的“带动”民政也能在沙巴开枝散业。反正民政在沙巴是一片空白，陈树杰自然可以重新包装，但民政只求无过，不求有功，因为民政的大本营是在槟城，不在东马。自从308政治海啸后，民政已在槟城被“踏为平地”，它的首要目标肯定要在槟城再站起来，不是跑到沙巴去凑热闹。关于这一点，陈树杰应该知道是民政“借桥”让他渡河，而不是他给民政加分。
如果民政把重心移向沙巴，那就显得本末倒置了。因此陈树杰若要“报恩”的话，应该思及他这一举动，能否刺激民政在槟城的斗志，而不单单是他个人的安顿。
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出，陈树杰在沙巴成“家”后，可以给民政在“老家”带来翻本的筹码。这就是为什么在外人看来民政党人或者“有惊无喜”。
刊于2009年5月18日 《号外周报》 第428期
但对陈树杰和区锦华来说，则是一项喜讯，最低限度他们徘徊在“无党无派”一段时日后，终于找到可以“保住官位”的另一个“家”，至少能住上三四年之久。但他们这样做肯定不是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人。
先看看陈与区是何方神圣，自会明白他们选来选去，还是觉得民政党“最好”。原来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后，属于国阵成员党之一的沙巴进步党在杨德利领导下，在安华喊出“916变天”的日子，杨德利带动了进步党起而响应。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安华的“民联”阵线，但后来退出了国阵，成为沙巴的反对党。这样一来，他在沙巴的议员的身份自然要改变，不能再有官职了。可是身兼沙巴副首席部长的陈树杰却不听命党的指示，继续当其副首席部长，也就在没有选择底下，退出进步党成为“政治孤儿”，可是不能老是以独特的身份拥有官职，这并不符合国阵的规矩。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陈树杰之加入民政党是事先谈好了的，也就是“带官过档”，不然他何必这么辛苦找一个国阵的“家”？现在有另一位州议员随他加入，至于还会不会有人响应，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推想不会这么顺畅，因为民政的“官位”有限，除非沙巴首席部长慕沙格外开恩。慕沙自然有其难处，他要面对的是沙巴成员党的压力，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以此来看，进步党的另两名州议员和另两民国会议员应该不会尾随而来，如果他们要加入，肯定会一齐来。就此来看，陈树杰的感性号召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也缺乏吸引力。现在考验他的是有多少的支持者会帮他支撑这个家，我们不怀疑会有人给予助阵，但力量有多少，也还是个未知数。
其实，西马政党东渡由来已久。早前有行动党，但成不了气候，因为沙巴一向被视为本土政治的土壤，如早年的卡达山机构、沙统、沙华公会都是本土人在呼风唤雨，虽然它们也加入联盟（国阵的前身），但不属于西马的政党。他们之间可以打来打去，换来换去，以这个党取代另一党起而执政，就是没有完全听命于西马的中央政府。举例有沙统取代卡达山机构；沙人民党取代沙统；沙团结党取代人民党等等。
直到1993年，在原沙统强人慕斯打化（曾任首席部长）的穿针引线下，巫统成功东渡，取代了沙统成为一方盟主后，才改变这个局面。翌年沙团结党政府倒台（因议员跳槽），改由国阵执政。先是采用首长轮流制，在2004年大选后，停止轮任，由巫统人掌控政权。
与此同时，马华也不落巫统之后跟着东渡，同样是以收留团结党人为目标，但它没有巫统的幸运，在沙巴仍被视为势力有限的成员党，目前有一位州议长。
反观民政党，自1995年的教训后，也就暂时“死了这条心”，不再以东渡为目标。讵料，今此又被陈树杰相中。个中原因，大家心知肚明。这就是说，民政党为陈树杰提供了“保护伞”；而反过来，也希望陈树杰真心诚意的“带动”民政也能在沙巴开枝散业。反正民政在沙巴是一片空白，陈树杰自然可以重新包装，但民政只求无过，不求有功，因为民政的大本营是在槟城，不在东马。自从308政治海啸后，民政已在槟城被“踏为平地”，它的首要目标肯定要在槟城再站起来，不是跑到沙巴去凑热闹。关于这一点，陈树杰应该知道是民政“借桥”让他渡河，而不是他给民政加分。
如果民政把重心移向沙巴，那就显得本末倒置了。因此陈树杰若要“报恩”的话，应该思及他这一举动，能否刺激民政在槟城的斗志，而不单单是他个人的安顿。
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出，陈树杰在沙巴成“家”后，可以给民政在“老家”带来翻本的筹码。这就是为什么在外人看来民政党人或者“有惊无喜”。
刊于2009年5月18日 《号外周报》 第428期
14.5.09
重新补选才能打开吡州僵局 （即时评论）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利益履行任务，人民通过缴付各种税务来支付我们的薪水，因此人民才是我们的老板。”
说这话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当今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基。换句话说，他是三权分立结构的其中一权，也是司法权的老大。由于身份的特殊及近些年来司法信心备受争议，难得大法官说出人民极爱听的一席话。他是在今年4月29日在布城主持颁发2008年联邦法院杰出服务奖时，作出发人深省的讲话。
大法官的话，确定了两个基点：（一）司法或法庭是为人民服务的。“要真诚及负责任的履行职务，不要期望有任何回报。这样才能赢取人民对司法的信心”（查基话）；（二）法官不是老板，而是人民的公仆，有责任维护正义，公正与法纪，以彰显司法的权威，而展示其独立地位。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大法官的谈话是因为存在人民的脑海中：如果与政府打官司或卷入政治官司，吃亏的是没有权势的人，而查基此时以他的话来纠正一般人的观念，无疑是有振聋发聩的功效。至少听在老百姓的耳里，感觉十分舒服，但这不等于说法庭是来去自如的，而是一座庄严的殿堂。它的存在是确保三权分立不受侵犯，同时确保正义得以伸张。
在5月11日的吉隆坡高庭，我们终于看到查基的“训言”得到彰显，那就是法官阿都亚兹阿都拉欣判决吡叻州被摆黜的民联州务大臣尼查起诉得直，即刻恢复州务大臣身份，且可以执行其职务；而在2月6日上位的国阵州务大臣赞比里必须终止州务大臣身份。这意味着僵持三个多月的吡叻宪政危机突告逆转，结果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可是不到24小时，赞比里上诉到上诉庭，又获得暂缓执行庭会，以待上诉庭做出判决。这意味着赞比里仍可执行州务大臣的职务，无须即刻离职；而尼查虽在法律上被裁定是合法大臣，但得等待对方的上诉结果，才知其命运。
接下来的乱局也不容易收拾，而且可以猜测的下一步行动是国阵可能会通过立法议会来正式罢免尼查，但这个过程是否顺利也是颇具争议性的，毕竟赞比里身份有待厘清，他可以请求允准召开紧急州议会吗？再者若交由国阵的议长甘尼申向苏丹请示也许不合规矩，因议长有必要听命于州务大臣的指示（现在有两位州务大臣，但他要接受哪一位的指示，也颇费周章）；况且甘尼申的身份也具争议，到底民联的西华是合法的议长抑或是甘尼申呢？因为西华当天（5月7日）人在立法议会，不接受国阵提呈的撤换议长的动议却被人强行抬出议会，而变节的副议长许月凤接过“议长权”主持会议是否有效？也说不清楚。在这种情形下，国阵也陷入尴尬的处境。
虽然纳吉以首相和国阵主席的身份得以随时要求进见苏丹，但他又必须等待赞比里的上诉成功或吡州召开立法议会成功罢免尼查的州务大臣后，才具有强烈的理据要求再组国阵吡州政府。如果在时间上被拖延，则吡州政务肯定不易开展，民联也会有后继行动。
尽管在此时也传出国阵和民联有意会面，商谈解决危机之道，但在无法组成联合政府的情势下，也许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重新举行州选举。
其实，国阵在2月的夺权，正如前首相马哈迪所指是较为草率的行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急切变天。殊不知“欲速则不达”，因为原任州务大臣尼查没有经过合法途径罢免，又如何能顺利说变就变呢？正是国阵的行动才有了今日的僵局或说乱局。
我们不否认法庭只能解决法律上的纷争，不能解决政治上的斗争。政治权力也不能建立在法庭上，而必须建立在民意上。查基大法官已能透视“人民才是老板”的大道理，国阵理应从308的政治海啸中有所领悟。
此事起因于民联的三名州议员用各种振振有词的理由而变节转向支持国阵，但他们被认为过不了政治道德这一关。他们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是在民联旗下（分别是公正党和行动党）当选人民代议士的，而且据知也曾向党签署一旦离党即呈辞州议员。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是另一回事，不过他们的作为，已是“违背”对党的忠诚，也被认为不能取信于选民。因为选民是选党不选人把他们送进议会，不是因为他们以独立人士当选的。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转而支持国阵夺权并没有为国阵加分，反而使到国阵在“责难”声中上台，无端端的背负一个沉重的包袱，既要面对法律诉讼，又要面对公民社会的批评与非议，以致国阵无时无刻地承受各式各样冷嘲热讽，无形中，也给刚上台登相的纳吉带来一定的冲击。
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政改也因为吡州的乱局给他带来压力，变成“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备受质疑，更给国阵要重振旗鼓带来阻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摊开来说就是政党忽略了公民社会（民间）已经醒觉，更多的知识份子不再接受不经民主程序的夺权行动，才使到执政党变得那么被动。
如今，纳吉也夹在两难之中，但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重新大选将是一个有效地解决方案。让人民再作新的判决，到底要国阵或民联在吡州当家作主？
刊于2009年5月14日 《光华日报》
说这话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当今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基。换句话说，他是三权分立结构的其中一权，也是司法权的老大。由于身份的特殊及近些年来司法信心备受争议，难得大法官说出人民极爱听的一席话。他是在今年4月29日在布城主持颁发2008年联邦法院杰出服务奖时，作出发人深省的讲话。
大法官的话，确定了两个基点：（一）司法或法庭是为人民服务的。“要真诚及负责任的履行职务，不要期望有任何回报。这样才能赢取人民对司法的信心”（查基话）；（二）法官不是老板，而是人民的公仆，有责任维护正义，公正与法纪，以彰显司法的权威，而展示其独立地位。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大法官的谈话是因为存在人民的脑海中：如果与政府打官司或卷入政治官司，吃亏的是没有权势的人，而查基此时以他的话来纠正一般人的观念，无疑是有振聋发聩的功效。至少听在老百姓的耳里，感觉十分舒服，但这不等于说法庭是来去自如的，而是一座庄严的殿堂。它的存在是确保三权分立不受侵犯，同时确保正义得以伸张。
在5月11日的吉隆坡高庭，我们终于看到查基的“训言”得到彰显，那就是法官阿都亚兹阿都拉欣判决吡叻州被摆黜的民联州务大臣尼查起诉得直，即刻恢复州务大臣身份，且可以执行其职务；而在2月6日上位的国阵州务大臣赞比里必须终止州务大臣身份。这意味着僵持三个多月的吡叻宪政危机突告逆转，结果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可是不到24小时，赞比里上诉到上诉庭，又获得暂缓执行庭会，以待上诉庭做出判决。这意味着赞比里仍可执行州务大臣的职务，无须即刻离职；而尼查虽在法律上被裁定是合法大臣，但得等待对方的上诉结果，才知其命运。
接下来的乱局也不容易收拾，而且可以猜测的下一步行动是国阵可能会通过立法议会来正式罢免尼查，但这个过程是否顺利也是颇具争议性的，毕竟赞比里身份有待厘清，他可以请求允准召开紧急州议会吗？再者若交由国阵的议长甘尼申向苏丹请示也许不合规矩，因议长有必要听命于州务大臣的指示（现在有两位州务大臣，但他要接受哪一位的指示，也颇费周章）；况且甘尼申的身份也具争议，到底民联的西华是合法的议长抑或是甘尼申呢？因为西华当天（5月7日）人在立法议会，不接受国阵提呈的撤换议长的动议却被人强行抬出议会，而变节的副议长许月凤接过“议长权”主持会议是否有效？也说不清楚。在这种情形下，国阵也陷入尴尬的处境。
虽然纳吉以首相和国阵主席的身份得以随时要求进见苏丹，但他又必须等待赞比里的上诉成功或吡州召开立法议会成功罢免尼查的州务大臣后，才具有强烈的理据要求再组国阵吡州政府。如果在时间上被拖延，则吡州政务肯定不易开展，民联也会有后继行动。
尽管在此时也传出国阵和民联有意会面，商谈解决危机之道，但在无法组成联合政府的情势下，也许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重新举行州选举。
其实，国阵在2月的夺权，正如前首相马哈迪所指是较为草率的行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急切变天。殊不知“欲速则不达”，因为原任州务大臣尼查没有经过合法途径罢免，又如何能顺利说变就变呢？正是国阵的行动才有了今日的僵局或说乱局。
我们不否认法庭只能解决法律上的纷争，不能解决政治上的斗争。政治权力也不能建立在法庭上，而必须建立在民意上。查基大法官已能透视“人民才是老板”的大道理，国阵理应从308的政治海啸中有所领悟。
此事起因于民联的三名州议员用各种振振有词的理由而变节转向支持国阵，但他们被认为过不了政治道德这一关。他们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是在民联旗下（分别是公正党和行动党）当选人民代议士的，而且据知也曾向党签署一旦离党即呈辞州议员。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是另一回事，不过他们的作为，已是“违背”对党的忠诚，也被认为不能取信于选民。因为选民是选党不选人把他们送进议会，不是因为他们以独立人士当选的。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转而支持国阵夺权并没有为国阵加分，反而使到国阵在“责难”声中上台，无端端的背负一个沉重的包袱，既要面对法律诉讼，又要面对公民社会的批评与非议，以致国阵无时无刻地承受各式各样冷嘲热讽，无形中，也给刚上台登相的纳吉带来一定的冲击。
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政改也因为吡州的乱局给他带来压力，变成“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备受质疑，更给国阵要重振旗鼓带来阻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摊开来说就是政党忽略了公民社会（民间）已经醒觉，更多的知识份子不再接受不经民主程序的夺权行动，才使到执政党变得那么被动。
如今，纳吉也夹在两难之中，但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重新大选将是一个有效地解决方案。让人民再作新的判决，到底要国阵或民联在吡州当家作主？
刊于2009年5月14日 《光华日报》
五四对马新政治的冲击 （直挂云帆）
我注意到新加坡外交部长扬荣文为纪念“五四”九十周年而写的一篇评论《五四是新加坡遗产之一》（《东方日报》5月6日转载自新加坡《联合早报》），内中提到1919年发生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及其后来的运动对新加坡的冲击和影响，从而确定时至今日新加坡仍然存在着五四精神，且已成为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份。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新加坡政府最高层的人物第一次（或罕有的）对五四作出的正面的评价，且将新加坡的历史与五四之后的中国政治演变相互挂钩起来。
针对这一史实，我愿意补充我的意见和看法。因为在“五四”的那个年代，新加坡与马来亚是一体的，无从分割，因此它也对马来西亚有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自1826年英殖民政府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归为海峡殖民地之后，这三州府的命运是一致的。当1919年五四在中国形成一种新文化及新思想运动后，马来亚和新加坡也跟着推广白话文，并鼓起兴学办校的热潮，华文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出现，对华人思想的转变起了推波助澜的贡献。
正因为五四的冲击，英殖民政府乃在1920年对马新的华校实施登记制度，也开始管制华文报章，以防新文化运动带来左倾势力的坐大。尽管如此，华社仍然一如继往地高举新文化大旗，没有因此中断“五四”带来的新思潮。正如杨荣文所说“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这里应指推动新文化，马新在这之前是延续中国的古文化）。
在这之后，也正如杨部长所说，“发生在中国的每一场重大事件，在新加坡都会引起回响。”其实不止新加坡，马来亚也没有例外。例如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马新华人都不落人后地支持陈嘉庚的号召，成立“南侨总会”，支持中国抗日，影响何止马新，也带动东南亚华侨齐心爱国，而这个海外抗日核心就在新加坡。新加坡也在那之后成为左右派政治的角逐场，彼此争夺“五四”运动的主导权。
在左派方面，可以追溯到1930年的马共成立，贯彻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更进一步形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此时，包括在马新的国民党人也加入反法西斯的斗争行列，新文化运动自然以“抗日高于一切”而热火冲天地开展。
但是，当1942年日本全面占领马新之后，不论左右派的华人都面临不同形式的镇压或收买，以致有了三年零八个月的罄竹难书的惨痛教训，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左右派又开始在中国和海外争夺政治领导权。马新的左翼政团基本上追随中共的解放全中国的斗争路线，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个理论以英国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主，他提出以政治权威统治国家；而中共当时就是要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五四时所鼓吹的全盘引进西化的“现代性”理论改造国家并不适合山河破碎的中国，而且当时也把西方列强列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就不得不牺牲西化的“现代性”，转而向苏联取经。在另一方面，右派的国民党人则加以抗拒，支持蒋介石的资本主义路线，继续向西方靠拢。结果是毛泽东在1949年取得绝对的胜利，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时候，在马新不属于共产党人也不属于国民党人的第三势力从中崛起，他们以受英文教育者为主，先有“民主同盟党”（1945—1948）（以林建才及余柱业为主）的出现，后有“人民行动党”的诞生（1954年）（以李光耀和林清祥为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与共产党人或左翼结盟。
马来亚也出现如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领导人布哈鲁丁）及1952年成立的劳工党（领导人莫哈末苏比），同样与左翼结盟。
这些政党一方面既想继承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采用的“现代性”理论，以便循序渐进争取独立，并通过民主选举获取政权；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左翼力量来完成斗争目标，连带也受到中共路线的影响。
所谓“现代性”是源自于西方十六世纪普及的文艺复兴的一个理论，用科学与人文精神摆脱宗教蒙昧和神权压迫，而最具体表现在民主政治的推动。英国人既接受这一理论，可又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浪潮的向左倾斜有所担心，因而有了1948年紧急状态的实施。换句话说，英国人要先清洗共产势力才来推行民主。1948年较后在新加坡有了所谓立法议会选举及1951年在乔治市的选举证诸了英国的民主是有先决条件的。
也在1948年，新加坡在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后被分割出去，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但此举不被马新人民（尤其是华人）所接受；在政治层面上，仍以马新为一家持续与英国展开斗争。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也主张这一路线。
其实同样在这一年，马新左派文化人也首次出现要在文化和文学上摆脱中国的“父子关系”，开始倡议“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这也显示了左翼运动意识到马来亚国家主义的重要性，与杨荣文所说的国家主义的兴起不谋而合，但他认定必须建立在多元种族的基础上，否则不能成功。
虽然如此，左派统战在政治上由于时代的背景和对既定路线的坚持，包括深受中国政治变化的影响，也就将“国家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起来，后来导致1961年人民行动党与左翼决裂。这之中的错综复杂因素是不能用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而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
尽管后来马新分道扬镳（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又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至今已44年），但不变的是“五四”思潮仍然深扎在马新人民的心中，特别是华人社会更延续了“五四”精神中最宝贵的对“现代性”的追求，以走向现代化和世界接轨（巧合的是，1976年中国“四人帮”垮台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不再全盘走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路线，而是也兼收并蓄地采纳五四初期的“现代性”的建国方针）。而与此同时，马新政治也因“五四”之后的冲击既追求“现代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从而产生威权统治来维护其政体和推动国家的发展。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完全西化，形成马新独特的政治载体。这就是五四之后长时间演化而成的政治历史，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刊于2009年5月14日 《东方日报》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新加坡政府最高层的人物第一次（或罕有的）对五四作出的正面的评价，且将新加坡的历史与五四之后的中国政治演变相互挂钩起来。
针对这一史实，我愿意补充我的意见和看法。因为在“五四”的那个年代，新加坡与马来亚是一体的，无从分割，因此它也对马来西亚有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自1826年英殖民政府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归为海峡殖民地之后，这三州府的命运是一致的。当1919年五四在中国形成一种新文化及新思想运动后，马来亚和新加坡也跟着推广白话文，并鼓起兴学办校的热潮，华文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出现，对华人思想的转变起了推波助澜的贡献。
正因为五四的冲击，英殖民政府乃在1920年对马新的华校实施登记制度，也开始管制华文报章，以防新文化运动带来左倾势力的坐大。尽管如此，华社仍然一如继往地高举新文化大旗，没有因此中断“五四”带来的新思潮。正如杨荣文所说“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这里应指推动新文化，马新在这之前是延续中国的古文化）。
在这之后，也正如杨部长所说，“发生在中国的每一场重大事件，在新加坡都会引起回响。”其实不止新加坡，马来亚也没有例外。例如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马新华人都不落人后地支持陈嘉庚的号召，成立“南侨总会”，支持中国抗日，影响何止马新，也带动东南亚华侨齐心爱国，而这个海外抗日核心就在新加坡。新加坡也在那之后成为左右派政治的角逐场，彼此争夺“五四”运动的主导权。
在左派方面，可以追溯到1930年的马共成立，贯彻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更进一步形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此时，包括在马新的国民党人也加入反法西斯的斗争行列，新文化运动自然以“抗日高于一切”而热火冲天地开展。
但是，当1942年日本全面占领马新之后，不论左右派的华人都面临不同形式的镇压或收买，以致有了三年零八个月的罄竹难书的惨痛教训，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左右派又开始在中国和海外争夺政治领导权。马新的左翼政团基本上追随中共的解放全中国的斗争路线，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个理论以英国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主，他提出以政治权威统治国家；而中共当时就是要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五四时所鼓吹的全盘引进西化的“现代性”理论改造国家并不适合山河破碎的中国，而且当时也把西方列强列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就不得不牺牲西化的“现代性”，转而向苏联取经。在另一方面，右派的国民党人则加以抗拒，支持蒋介石的资本主义路线，继续向西方靠拢。结果是毛泽东在1949年取得绝对的胜利，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时候，在马新不属于共产党人也不属于国民党人的第三势力从中崛起，他们以受英文教育者为主，先有“民主同盟党”（1945—1948）（以林建才及余柱业为主）的出现，后有“人民行动党”的诞生（1954年）（以李光耀和林清祥为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与共产党人或左翼结盟。
马来亚也出现如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领导人布哈鲁丁）及1952年成立的劳工党（领导人莫哈末苏比），同样与左翼结盟。
这些政党一方面既想继承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采用的“现代性”理论，以便循序渐进争取独立，并通过民主选举获取政权；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左翼力量来完成斗争目标，连带也受到中共路线的影响。
所谓“现代性”是源自于西方十六世纪普及的文艺复兴的一个理论，用科学与人文精神摆脱宗教蒙昧和神权压迫，而最具体表现在民主政治的推动。英国人既接受这一理论，可又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浪潮的向左倾斜有所担心，因而有了1948年紧急状态的实施。换句话说，英国人要先清洗共产势力才来推行民主。1948年较后在新加坡有了所谓立法议会选举及1951年在乔治市的选举证诸了英国的民主是有先决条件的。
也在1948年，新加坡在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后被分割出去，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但此举不被马新人民（尤其是华人）所接受；在政治层面上，仍以马新为一家持续与英国展开斗争。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也主张这一路线。
其实同样在这一年，马新左派文化人也首次出现要在文化和文学上摆脱中国的“父子关系”，开始倡议“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这也显示了左翼运动意识到马来亚国家主义的重要性，与杨荣文所说的国家主义的兴起不谋而合，但他认定必须建立在多元种族的基础上，否则不能成功。
虽然如此，左派统战在政治上由于时代的背景和对既定路线的坚持，包括深受中国政治变化的影响，也就将“国家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起来，后来导致1961年人民行动党与左翼决裂。这之中的错综复杂因素是不能用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而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
尽管后来马新分道扬镳（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又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至今已44年），但不变的是“五四”思潮仍然深扎在马新人民的心中，特别是华人社会更延续了“五四”精神中最宝贵的对“现代性”的追求，以走向现代化和世界接轨（巧合的是，1976年中国“四人帮”垮台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不再全盘走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路线，而是也兼收并蓄地采纳五四初期的“现代性”的建国方针）。而与此同时，马新政治也因“五四”之后的冲击既追求“现代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从而产生威权统治来维护其政体和推动国家的发展。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完全西化，形成马新独特的政治载体。这就是五四之后长时间演化而成的政治历史，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刊于2009年5月14日 《东方日报》
13.5.09
《客家研究 槟城华人》座谈及学术报告会目录表
由槟州客属公会、韩江学院及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客家研究.槟城华人”座谈会与学术报告会，5月2日于韩江学院LT1讲堂圆满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莅临主持开幕仪式，众学者齐聚一堂分享客家研究报告。
研讨会更获得海内外著名学者的参与。其中包括我国著名时评家兼马来西亚客属公会署理总会长拿督谢诗坚、新加坡国立大学暨社会科学中文系系主任黄贤强副教授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访问学者钟荣富教授。
主讲人主要是报告各自的研究内容，其中包括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与客家研究、新加坡的客家人与客家研究、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客家人与客家研究等课题。
以下为座谈会与学术报告会节目表:
9:00-9:20am 致词：马来西亚客家会馆联合会总会长丹斯里拿督吴德芳
开幕致词：副教育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
9:20-10:30am 座谈会： 主持人：黄妃博士（韩院中文系主任）
纵谈各地客家研究
拿督谢诗坚博士：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与客家研究
黄贤强副教授：新加坡的客家人与客家研究
钟荣富教授：台湾/中国大陆的客家人与客家研究
Q & A
10:30-10:50am 休息（茶点招待）
10:45-12:30am 学术报告会：
主持人：黄贤强 评论人：陈剑虹
陈是呈：孙中山精神在槟城的传承：以槟城阅书报社、《光华日报》与钟灵学校纪念孙中山活动为中心（1927-1940 ）
李秀萍：廿世纪初槟榔屿潮、客社群认同与互动
李恒俊：南华医院与槟城华人社会
李叔飞：民国领事戴淑原与槟城华人社会
12:30-1:30pm 午餐（韩江学院接待）
1:30-5:00pm 浮罗山背参观考察（参观百年历史教堂，玄天庙，客家人豆蔻厂）
6:00 -7:00pm 参观文物馆及交流会
7:00pm 晚餐（客属公会宴请——招待客家佳肴）
8:30pm 自由活动
载自《韩视新闻中心》网站
圆“客家村”地标之梦 魏家祥允助客家村
(韩视网报道)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愿意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协助客家人在浮罗山背圆“客家村”地标之梦。
魏家祥是于5月2日上午在韩江学院,为槟州客属公会、韩江学院中文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办的“客家研究,槟城华人”座谈与学术报告会上主持开幕。
他说,马来西亚客联会的客家文化馆,和槟州客属公会在台湾中央大学的协助下,在浮罗山背“挖掘”一个天然形成的客家村,研究有了初步的成果。
“客联会署理会长拿督谢诗坚推动,准备在浮罗山背设立客家村地标,用文物馆的形式衬托浮罗山背历史与客家人,如何在那里建 立客家方言社区” 。
魏家祥说,这是一个十分突破性的创举,也是一项浩大工程。
“翻阅今天的学术报告,槟城确实是客家有份开发的地方。诸多历史资料显示,客家人在这方面领导群伦,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
以下是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的讲词全文：
我谨此感谢主办当局邀请主持这项深具意义的研讨会开幕。身为客家人，在盛情难却下，我很荣幸今日能与诸位学者、研究员、老师及客家一方领袖相聚一堂，共同切磋客家族群早年在马来西亚的杰出贡献，从而让所有的客家人对先贤留下的丰功伟绩引以为荣。就此而言，我认为在马来西亚鼓起客家学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值得推展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在台湾中研究策划下，一个由台湾精英学者组成的“东南亚客家工作坊”已开展了田野调查的工作，并先后来到槟城、新山、诗巫乃至新加坡举行会议。我相信在中研院的带动下，必能在马来西亚掀起对客家学研究的热潮。
今天这个由槟州客属公会主导，而由韩江学院中文系及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共同策划的研讨会证诸了你们已起而响应中研院的号召，而你们订下的题目《客家研究·槟城华人》是一个十分贴切的课题，因为据我所知，槟榔屿在1786年开辟后，就带动了华人移民潮一波一波的引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客家人的身先士卒的到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今日在马来西亚有六百余万的华人形成一个牢固的华人社会，也是因为我们祖先早年的高瞻远瞩，选择马来西亚作为落脚地有之致之。
翻看你们今日提呈的学术报告和论文内容来看，槟城确实是客家人有份开发的一个地方，诸多的历史资料显示了客家人在这方面的领导群论，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随手拈来就有张弼士及后来的几任清朝驻槟领事都是客家人；而在槟城居住，在吡叻发迹的郑景贵及其公子郑大平更彰显客家人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等等。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马来西亚客联会的“客家文物馆”，槟州客属公会在台湾中研院及台湾中央大学的协助下，正在浮罗山背“发掘”一个天然形成的“客家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初步的成果，而且据我所知，在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拿督谢诗坚的推动下，准备在浮罗山背设立“客家村”地标，用文物馆的形式衬付出浮罗山背的历史与客家人如何在这个乡镇之地建立起一个“客家方言”的社区。这是十分突破性的创举，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浮罗山背这个山城将会闻名于世。我愿意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协助客家人在浮罗山背园一个“客家村地标“的梦。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因客家人的贡献而骄傲。
谢诗坚: 吸引更多人参与客家学研究
马来西亚客家联合会总会长丹斯里吴德芳(由署理总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代表)致词时说, 有关客家学的研讨，曾在马来西亚举行过了好几次。我们马来西亚客家联合会曾分别在2004年和2006年举办了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中、港、台、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的专家学者，发表论文。我们把这些论文结集出版，算是为马来西亚的客家研究尽了点棉力。
我们当时举办研讨会的其中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马来西亚的客家学的研究。
我感到欣慰的是，今天由槟州客家公会、韩江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这项座谈和学术报告会，说明了客家研究这领域，逐渐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从此次会议的议程安排，我看到它与过去几次举办的研讨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把议程分成座谈和学术报造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对客家研究已经有成果的学者的负责；第二部分则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四名博士生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安排，学术界的后起之秀能够有机会与学术界前辈交流，汲取宝贵的经验，为未来的学术发展打下好的基础。这样一来，客家学研究就不怕后继无人了。
我也恳切希望在座的其他10余名博士和硕士生，尤其是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能借这次机会多了解槟州、多了解马来西亚客家人，并把客家研究当作他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客家人占20.33%
各位，根据2000年的马来西亚人口调查，在华裔人口中，客家人占了20.33%，或约110万人，是马来西亚第二大的方言族群。在槟州，客家人所占的比率是整体华裔人口的7.2％，或者约4万人。
假设槟州华裔人口结构在过去百年没有什么改变，客家人在槟州是一直属于少数族群。虽然如此，他们对槟州的贡献，尤其是早期的槟城的贡献，不可小觑。
此次会议发表的四篇学术论文，都是探讨早期槟州客家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贡献。研究题目虽小，但很实际。这不但能够具体的探讨一些问题，而且让我们年轻的学者，可以更有信心和技巧的掌握研究方法。假以时日，我相信你们有能力更进一步，去探讨更大更艰难的课题。
拿督谢诗坚博士(右三)赠送纪念品予拿督魏家祥,右起拿督彭永添、徐雄豪、左起陈显裕、王云霞博士、黄贤强教授。
载字《韩视新闻中心》网站
魏家祥是于5月2日上午在韩江学院,为槟州客属公会、韩江学院中文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办的“客家研究,槟城华人”座谈与学术报告会上主持开幕。
他说,马来西亚客联会的客家文化馆,和槟州客属公会在台湾中央大学的协助下,在浮罗山背“挖掘”一个天然形成的客家村,研究有了初步的成果。
“客联会署理会长拿督谢诗坚推动,准备在浮罗山背设立客家村地标,用文物馆的形式衬托浮罗山背历史与客家人,如何在那里建 立客家方言社区” 。
魏家祥说,这是一个十分突破性的创举,也是一项浩大工程。
“翻阅今天的学术报告,槟城确实是客家有份开发的地方。诸多历史资料显示,客家人在这方面领导群伦,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
以下是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的讲词全文：
我谨此感谢主办当局邀请主持这项深具意义的研讨会开幕。身为客家人，在盛情难却下，我很荣幸今日能与诸位学者、研究员、老师及客家一方领袖相聚一堂，共同切磋客家族群早年在马来西亚的杰出贡献，从而让所有的客家人对先贤留下的丰功伟绩引以为荣。就此而言，我认为在马来西亚鼓起客家学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值得推展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在台湾中研究策划下，一个由台湾精英学者组成的“东南亚客家工作坊”已开展了田野调查的工作，并先后来到槟城、新山、诗巫乃至新加坡举行会议。我相信在中研院的带动下，必能在马来西亚掀起对客家学研究的热潮。
今天这个由槟州客属公会主导，而由韩江学院中文系及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共同策划的研讨会证诸了你们已起而响应中研院的号召，而你们订下的题目《客家研究·槟城华人》是一个十分贴切的课题，因为据我所知，槟榔屿在1786年开辟后，就带动了华人移民潮一波一波的引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客家人的身先士卒的到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今日在马来西亚有六百余万的华人形成一个牢固的华人社会，也是因为我们祖先早年的高瞻远瞩，选择马来西亚作为落脚地有之致之。
翻看你们今日提呈的学术报告和论文内容来看，槟城确实是客家人有份开发的一个地方，诸多的历史资料显示了客家人在这方面的领导群论，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随手拈来就有张弼士及后来的几任清朝驻槟领事都是客家人；而在槟城居住，在吡叻发迹的郑景贵及其公子郑大平更彰显客家人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等等。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马来西亚客联会的“客家文物馆”，槟州客属公会在台湾中研院及台湾中央大学的协助下，正在浮罗山背“发掘”一个天然形成的“客家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初步的成果，而且据我所知，在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拿督谢诗坚的推动下，准备在浮罗山背设立“客家村”地标，用文物馆的形式衬付出浮罗山背的历史与客家人如何在这个乡镇之地建立起一个“客家方言”的社区。这是十分突破性的创举，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浮罗山背这个山城将会闻名于世。我愿意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协助客家人在浮罗山背园一个“客家村地标“的梦。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因客家人的贡献而骄傲。
谢诗坚: 吸引更多人参与客家学研究
马来西亚客家联合会总会长丹斯里吴德芳(由署理总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代表)致词时说, 有关客家学的研讨，曾在马来西亚举行过了好几次。我们马来西亚客家联合会曾分别在2004年和2006年举办了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中、港、台、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的专家学者，发表论文。我们把这些论文结集出版，算是为马来西亚的客家研究尽了点棉力。
我们当时举办研讨会的其中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马来西亚的客家学的研究。
我感到欣慰的是，今天由槟州客家公会、韩江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这项座谈和学术报告会，说明了客家研究这领域，逐渐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从此次会议的议程安排，我看到它与过去几次举办的研讨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把议程分成座谈和学术报造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对客家研究已经有成果的学者的负责；第二部分则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四名博士生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安排，学术界的后起之秀能够有机会与学术界前辈交流，汲取宝贵的经验，为未来的学术发展打下好的基础。这样一来，客家学研究就不怕后继无人了。
我也恳切希望在座的其他10余名博士和硕士生，尤其是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能借这次机会多了解槟州、多了解马来西亚客家人，并把客家研究当作他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客家人占20.33%
各位，根据2000年的马来西亚人口调查，在华裔人口中，客家人占了20.33%，或约110万人，是马来西亚第二大的方言族群。在槟州，客家人所占的比率是整体华裔人口的7.2％，或者约4万人。
假设槟州华裔人口结构在过去百年没有什么改变，客家人在槟州是一直属于少数族群。虽然如此，他们对槟州的贡献，尤其是早期的槟城的贡献，不可小觑。
此次会议发表的四篇学术论文，都是探讨早期槟州客家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贡献。研究题目虽小，但很实际。这不但能够具体的探讨一些问题，而且让我们年轻的学者，可以更有信心和技巧的掌握研究方法。假以时日，我相信你们有能力更进一步，去探讨更大更艰难的课题。
拿督谢诗坚博士(右三)赠送纪念品予拿督魏家祥,右起拿督彭永添、徐雄豪、左起陈显裕、王云霞博士、黄贤强教授。载字《韩视新闻中心》网站
新国大韩院学术代表团 赴浮罗山背实地考察史迹
韩视网记者陈宝诗报道/摄影林荣发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韩江学院的学术考察团,于5月2日大约下午2時30分在细雨飘飘的气候下,大伙人浩浩荡荡的前往浮罗山背进行考察工作。
大队首站抵達浮罗山背著名的玄天廟，并獲得馬來西亞檳城浮羅山背玄天上帝廟理事會的熱情迎接。该会理事曾高远也热情的向眾學者介紹當地歷史，其中包括富有历史价值的玄天廟、天主堂及豆蔻場等。
玄天廟擁128年歷史
据了解该位于浮羅山背市區的玄天廟除了擁有128年歷史，也向大家證明客家人的確在128年前就已抵達浮羅山背，客家人在開拓浮羅山背擁有一定的功勞。早期的玄天廟是由木材搭建而成并以客家話教學的學校讓附近的學生擁有念書機會。后期，學校被拆后，通過當地熱心人士的捐款新建玄天廟。
整間廟是以龍的形狀建立而成。當地居民也相信該玄天廟為他們帶來好運氣，讓生活過得更好及發達。除了客家人當地的潮州人也常到玄天廟燒香拜神，該廟的常年費用都是由該區善男信女捐助。
謝詩堅:寻建設文物館合適地點
拿督謝詩堅在致词上表示，今天特別的安排了來自新加坡的學者及年輕的學生，希望大家一起親身感受該地的客家村狀況并考察浮羅山背并給予意見如何建設文物館及合適的地點。
當初也是馬共聚集點
他說，浮羅山背是個奇怪的地方。當地的浮羅勿洞就是2004年檳城大海嘯最嚴重地區，當時沖走30多人。浮羅山背與浮羅勿洞都是以馬來漁民為主。浮羅勿洞華人人口約4000人，客家人則占華人的一半數。他說，浮羅山背都是以客家話為主，即便不是客家人也已客家話溝通。他表示，浮羅山背市區當初也是馬共的聚集點。
此外，雙溪檳榔是屬于簡陋的客家村，該區共有2000多人，客家人占了90%。該市區的店屋是屬于潮州會館，發展也非常的緩慢。大多數創辦人都是來自新山并在当地留下痕跡。他透露，客家公會較遲成立也因早期客家人是與潮州人一起加入潮州公會，但后期基于語言上的分歧而推出潮州公會，自行成立客家公會。
此外，擁有百年歷史的浮羅山背天主教堂也是留下客家人的足跡。謝詩堅希望，接觸痕跡盡快成立客家文物館，他也相信客家人早在太平盛世年代就已在浮羅山背落腳。此外，基于歷史所致一般客家人都是屬于偏左份子，許多也在早期加入勞工黨及馬共。
黄贤强冀有更多人加入研究陣容
新加坡国立大学暨社会科学中文系系主任黄贤强副教授表示，這次共有23位來自新加坡的老師、學者、博士生及碩士生等人。當中有些來自中國、臺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他希望，往后擁有更加多人加入客家研究陣容。
此外，位于浮羅山背市區的天主教堂也同樣擁有百年歷史，更難得的是教堂內的椅子也有百年歷史之久。教堂內也收集好幾本圣堂記錄，該冊子都是記錄自1854年信徒的結婚或死亡記錄。该圣堂記錄都是以拉丁文书写并附有客家音调的法文名字记载。
大马客属公会署理主席拿督谢诗坚也捉紧机会向该教堂的负责人，要求赠送该教堂早期并附有客家语言的传道小册子作为研究用途。此外，传道人也现场以客家语向众学者传道。
参观过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及深入的从历史了解客家人在浮罗山背的起源后，考察团也不忘了前往，浮罗山背著名的豆蔻场品尝美味可口的客家人食物豆蔻及了解豆蔻制成品的制作过程。
郑坤明: 浮罗豆蔻特别香甜美味
距了解，豆蔻用途非常广除了当水果生吃之外，豆蔻也可制成药物敷用及服用、煮成清凉可口的豆蔻水、制作成豆蔻零食及豆蔻种子也可提炼成豆蔻油等。
此外，当地居民透露，豆蔻树一年2季丰收季节，平时也陆续会有收成。而且种植过程相对其他果树容易。据悉，许多大马游客参观过浮罗山背的义合豆蔻园后，曾向老板购买果树到其他州属种植，但都无法种出茂盛及漂亮的豆蔻。
豆蔻老板郑坤明表示，这也许是浮罗山背半山腰的气候及土壤因素，导致浮罗山背种植的豆蔻特别香甜美味。
逾50位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及韩江学院考察团。
黄贤强（左2起）、谢诗坚、陈剑虹及浮罗山背玄天上帝廟理事會代表等人在玄天庙前合照留念。
浮罗山背玄天上帝廟里的历史古物。
浮罗山背玄天上帝廟里的石碑。
历史悠久的浮罗山背天主教堂。
以拉丁文书写的圣堂記錄。
教堂椅子拥有百年历史。
优雅的天主像。 
谢诗坚正专注的研究历史圣堂记录。
老板郑坤明向学者们介绍豆蔻制成品的制作过程。
美味可口的豆蔻水。 
豆蔻从里到外，用途良多。
豆蔻树在浮罗山背长得特别茂盛。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韩江学院的学术考察团,于5月2日大约下午2時30分在细雨飘飘的气候下,大伙人浩浩荡荡的前往浮罗山背进行考察工作。
大队首站抵達浮罗山背著名的玄天廟，并獲得馬來西亞檳城浮羅山背玄天上帝廟理事會的熱情迎接。该会理事曾高远也热情的向眾學者介紹當地歷史，其中包括富有历史价值的玄天廟、天主堂及豆蔻場等。
玄天廟擁128年歷史
据了解该位于浮羅山背市區的玄天廟除了擁有128年歷史，也向大家證明客家人的確在128年前就已抵達浮羅山背，客家人在開拓浮羅山背擁有一定的功勞。早期的玄天廟是由木材搭建而成并以客家話教學的學校讓附近的學生擁有念書機會。后期，學校被拆后，通過當地熱心人士的捐款新建玄天廟。
整間廟是以龍的形狀建立而成。當地居民也相信該玄天廟為他們帶來好運氣，讓生活過得更好及發達。除了客家人當地的潮州人也常到玄天廟燒香拜神，該廟的常年費用都是由該區善男信女捐助。
謝詩堅:寻建設文物館合適地點
拿督謝詩堅在致词上表示，今天特別的安排了來自新加坡的學者及年輕的學生，希望大家一起親身感受該地的客家村狀況并考察浮羅山背并給予意見如何建設文物館及合適的地點。
當初也是馬共聚集點
他說，浮羅山背是個奇怪的地方。當地的浮羅勿洞就是2004年檳城大海嘯最嚴重地區，當時沖走30多人。浮羅山背與浮羅勿洞都是以馬來漁民為主。浮羅勿洞華人人口約4000人，客家人則占華人的一半數。他說，浮羅山背都是以客家話為主，即便不是客家人也已客家話溝通。他表示，浮羅山背市區當初也是馬共的聚集點。
此外，雙溪檳榔是屬于簡陋的客家村，該區共有2000多人，客家人占了90%。該市區的店屋是屬于潮州會館，發展也非常的緩慢。大多數創辦人都是來自新山并在当地留下痕跡。他透露，客家公會較遲成立也因早期客家人是與潮州人一起加入潮州公會，但后期基于語言上的分歧而推出潮州公會，自行成立客家公會。
此外，擁有百年歷史的浮羅山背天主教堂也是留下客家人的足跡。謝詩堅希望，接觸痕跡盡快成立客家文物館，他也相信客家人早在太平盛世年代就已在浮羅山背落腳。此外，基于歷史所致一般客家人都是屬于偏左份子，許多也在早期加入勞工黨及馬共。
黄贤强冀有更多人加入研究陣容
新加坡国立大学暨社会科学中文系系主任黄贤强副教授表示，這次共有23位來自新加坡的老師、學者、博士生及碩士生等人。當中有些來自中國、臺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他希望，往后擁有更加多人加入客家研究陣容。
此外，位于浮羅山背市區的天主教堂也同樣擁有百年歷史，更難得的是教堂內的椅子也有百年歷史之久。教堂內也收集好幾本圣堂記錄，該冊子都是記錄自1854年信徒的結婚或死亡記錄。该圣堂記錄都是以拉丁文书写并附有客家音调的法文名字记载。
大马客属公会署理主席拿督谢诗坚也捉紧机会向该教堂的负责人，要求赠送该教堂早期并附有客家语言的传道小册子作为研究用途。此外，传道人也现场以客家语向众学者传道。
参观过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及深入的从历史了解客家人在浮罗山背的起源后，考察团也不忘了前往，浮罗山背著名的豆蔻场品尝美味可口的客家人食物豆蔻及了解豆蔻制成品的制作过程。
郑坤明: 浮罗豆蔻特别香甜美味
距了解，豆蔻用途非常广除了当水果生吃之外，豆蔻也可制成药物敷用及服用、煮成清凉可口的豆蔻水、制作成豆蔻零食及豆蔻种子也可提炼成豆蔻油等。
此外，当地居民透露，豆蔻树一年2季丰收季节，平时也陆续会有收成。而且种植过程相对其他果树容易。据悉，许多大马游客参观过浮罗山背的义合豆蔻园后，曾向老板购买果树到其他州属种植，但都无法种出茂盛及漂亮的豆蔻。
豆蔻老板郑坤明表示，这也许是浮罗山背半山腰的气候及土壤因素，导致浮罗山背种植的豆蔻特别香甜美味。
逾50位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及韩江学院考察团。
黄贤强（左2起）、谢诗坚、陈剑虹及浮罗山背玄天上帝廟理事會代表等人在玄天庙前合照留念。
浮罗山背玄天上帝廟里的历史古物。
浮罗山背玄天上帝廟里的石碑。
历史悠久的浮罗山背天主教堂。
以拉丁文书写的圣堂記錄。
教堂椅子拥有百年历史。
优雅的天主像。 
谢诗坚正专注的研究历史圣堂记录。
老板郑坤明向学者们介绍豆蔻制成品的制作过程。
美味可口的豆蔻水。 
豆蔻从里到外，用途良多。
豆蔻树在浮罗山背长得特别茂盛。 载自《韩视新闻中心》网站
槟城是大马客家人的发祥地——浮罗山背“客家村”个案研究
根据维基百科统计，马来西亚2009年的人口有2千8百万人，其中马来人占40.1%，华人25.1%，印裔7.5%及其它民族（包括卡达山族及伊班族）占27.3%。由于出生率达17.0%，而死亡率只占4.4%。再加上人的寿命的拉长（男71.8岁,女76.3岁），因此马来西亚的人口肯定逐年有所增加。
如果以目前的生育率占总人口的3%来计算，于扣除死亡人数及移民人数后，则一年有百万人口的增加。可以推算，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的人口将会增至3千万名（取自Wikipedia网站）。若是按照马来西亚2007年统计局数目，则总人口有2千7百万，华人计有6百28万，到了2010年，总人口将达到2千8百90万人，华人增至6百52万人，占总人口的24.34%。
这两者之间的数字相差不会太大，不论华人25%或24%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经历了2百多年的拓荒，垦殖，发展与传承后，今后将如何在这个国家永续固存而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人之一（这不是本文所论述的课题，因此不在讨论的范围内）。
正由于马来西亚的华人面对的挑战与问题不是中国、台湾、香港或新加坡人所能够深切感受到的，也就难有系统地在华人社会中， 分划出各籍贯的人口，和开展针对某一民系的学术研究；自然无法像中国、台湾乃至香港基于有利的条件开展所谓的客家学研究。
虽然有其困难和阻力重重，但我们不认为客家学是一片空白；相反的，它如果被良好的引导与梳理，马来西亚客家学的研究将会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正在推行“东南亚客家研究”的庞大工程，且已经在东南亚各地进行田野调查。通过以萧新煌教授为首的工作团，配合台湾各大学精英学者的努力，我相信这项空前和极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调研计划，在不久之后所彚集的成果，必然能够“凸显东南亚客家的特殊历史和特有的当前处境”。
事实上，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是值得纳入世界客家研究的行列中，虽然在马来西亚尚不存在客家学的研究机构、单位和学府，但不意味着它被完全的忽略，它有个别的研究成果，只是没有被有系统的归纳，也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长期和不间断的研究和发展。在这方面，我注意到马来西亚客家会馆联合会总会长丹斯里吴德芳乡贤起了十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不但勤于波走海内外，建立起客家脉络，也不定期组织研讨会和座谈会推广客家研究，更鼓励出版书籍以资纪念。
我也要赞扬他身体力行，支持槟州客属公会在会馆内设立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虽然场地有限，但彰显了马来西亚客家人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用以激励世后不忘先辈的苦心耕耘，才有今日的成果。最为重要的是，它释放出一个重要的讯息：身为客家人，我们引以为荣。
究竟客家人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它有这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串起华人的历史和成为马来西亚历史的宝贵遗产？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和现实社会中探讨和剖析客家人这一个独特的民系，便不难明白今天“客家研究，槟城华人”这个研讨会的题目定的十分贴切，且有其历史定位和实质意义。 虽然，客家人不是华人中最大的民系，它的人口的数目字也有一定的争议。但不争的是，客家人的身先士卒而引发移民南向的第一个浪潮，这个地方就是槟城。自此之后，络绎不绝的华人大量从不同的渠道相继涌入，形成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
尽管有人认为华人移居马新两地有三个高潮阶段，即第一个高潮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大混战时期（1912-1926）；第二个高潮是国共对抗时期（即指1927年蒋介石对中共围剿，国共破裂，直到1936年）；第三高潮是日军侵华时期（1937-1945） ，但移民潮其实更早发生，而不是辛亥革命之后。
（一）客家人在槟城掀起移民潮
我们接受曾任华民事务官的巴素博士的历史记录。他说，在公元1641年时，马六甲有华人三四百名（这一年荷兰攻下马六甲，马来亚第二次被殖民。第一次被殖民化是1511年葡萄牙攻下马六甲。到了1750年，华人增至2161名）。华人移入马来半岛，只有在欧人殖民地设立后，以及有一个安全的基地能使华人毅然走上远征之途，才开始真有特殊的意义。” 。这就是说，在英国人占领之前的马来亚，不论是否被葡荷先后殖民化之后或被殖民化之前，华人的人口是十分有限的，只局限在马六甲内，其它地方华人几乎是少之又少。例如史书记载，当莱特占据槟榔屿之初，除少数华人外，人迹罕至，岛民也只有五十八人。
这里所说的58人，乃指英人莱特于1786年7月11日抵达槟榔屿时，已有华人生存在岛上。我们以此作为华人南迁的一个重要起点，因为在1794年时，莱特的报告指说华人已增至3千名（他也在这一年的12月病逝）。
莱特作为英国占领马来亚土地（槟榔屿）的第一人，在他主政的年代，也为华人打开一扇大门，客家人也随之而至，成为第一批拓荒者。当然也开放予其它民族，以致一踏入槟城博物馆大厅，你便会看到这幅标语：“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突出和解释了其多样性。
由于槟城的开头，华人大举南来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这种波浪式的迁移，终于在今天造就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人口估计不下6百50万人，在这个人数中，从网站的数据显示，福建人有180万名，客家人160万名，广府人130万名及潮州人97万名等等。 不过，对客家学有研究的刘崇汉则有下列的表述：1911年之前华人人口中，广东人最多，其次是福建人，再次是客家人及潮州人；而在1911年之后，福建人一直排在首位。自1957年至1980年的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客家人已成为西马第二大华人方言群。在西马360万的华人人口中，福建人占36.7%，客家人21.8%，广府人19.2%及潮州人12.3%。
他比较接受的数目字是西马的客家人有126万，而东马有54万之数，合起来有180万客家人。他同时认为1991年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客家人只有108万人是值得怀疑和被低估数目。
另一方面，学者饶尚东指出，1991年时在砂拉越华人约47万5千名，其中福州人占14万9千余人，客家人则有14万2千余人；而在沙巴，华人21万8千人；其中客家人高达11万3千余人，占华人人口的54%。
两个州（沙砂）的客家人加起来，计有25万6千余人，占东马华人人口的39.8%。
如果我们从上述两位学者的客家人数加起来，则时至今日西马有客家人140万，东马有客家人40万，也就有了前客联会总会长丹斯里谢富年所估计的数目：全马客家人共有180万（谢富年1998年1月4日访马六甲客家公会时的讲话）。
但事实上，客家人果真有180万吗？作为曾介入客家公会活动和对资料的参阅，我始终怀疑这样的数目字是相当被放大的。我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 根据族群方言的人口普查，在1957年之后就不予以特别的重视，而是依据1947年的族群人数作演绎和进行一般性的调查，准确性有待考证。
（二） 虽然马来西亚的人口增长率以每年3%推算，但在独立之后。华人的生育比较控制；尤其是在80年代后，更有所节制。若马来人平均一个家庭至少有5名孩子，华人则基本上是2个半的孩子。换句话说，人口3%的增长率适用于马来人及其它，但不适用于华人，因此我们应以1.5%来推算。
（三） 客家人口基本上男女各占一半，而下嫁的客家女性不一定是嫁回客家人，反而是嫁给其它籍贯的人。在比例上，若70%的客家妇女是嫁给非客籍男性，则她所占的客家个体也只是一个，不能成长，因为她的传宗接代已被归为其它籍贯，不能再算为客家人传宗接代。
（四） 由于环境的变迁和城市化的到来，包括乡村的城市化，已使到新生一代的客家人许多已不能操客语或甚至聴不懂客家语。虽然在血脉上，他们仍被视为客家人，但他们对客家的记忆与印象是模糊的乃至不明究理的。
如果我们详加调查和研究，不难发现许多城市的中年客家人是不操客语或不懂客语的，更不用说他们的下一代懂得客语了。
这种方言的自我流失，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城市的客家人发现到“客家话”不再是通用语，自然无需认真学习；而在乡区长大的客家人，也有不少往外发展，变成客家话越来越少派上用场。再加上电视电台用语只是对客家话节目加以点缀，掀不起学习客家话的热潮。
以此类推，至少有40%乃至50%的新一代的客家人不会讲客家话了。连带也提不起兴趣参加客家的社团，更会认为是不是客家人已不重要了。虽然这不等于说客家人因此而减少，他们仍然被列为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却从中反映出客家话面临断层，已经出现危机感了。有人甚至不知客家话为何物。
由于主客观的不利因素困扰着客家族群，我们因此不能乐观地认定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有180万的庞大数目。就我个人观察，比较可以接受的合理数目当在100万之数。其中西马有60万左右，东马有40万左右，若是按一般的说法，则数目是约在120万之数（西马70万，东马50万）。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和面对挑战。
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自暴自弃或干脆把客家话还给祖先，因为从历史来看，客家人确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民系，而且也因为客家人的参与和领导，造就了今日的马来西亚。这就是说，我们不比族群的数量，而是拿历史作为实例来证诸客家先贤是马来西亚华人南来的开路先锋。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槟城是华人较有规模南迁的起点。因此我将以槟城的客家人作为本文的研究个案，并从中带出一个自然形成的客家村就在槟榔屿，就在浮罗山背这个纯朴的乡镇，它饱含了客家人的血泪史，也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耕读传家”的客家社会从中国内地搬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复制后开枝散叶，渗透到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就此而言，槟城不但是英国东进马来西亚的桥头堡，也是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发祥地。这两者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
也许有人争辩说，早在槟榔屿开辟前，在马六甲，在吉兰丹的布赖乃至在印度尼西亚的坤旬已有华人和客家人生存，槟城不算独占鳌头，但事实是这三个地方不能反映出客家人的扎根和传承，因为它有变数和劫难。
例如在1750年时，马六甲有2千余名华人，但历史上从来没有显示出客家人占有的比数，反而是福建人的落地生根，而后衍生出土生土长的华人，被俗称为“峇峇与娘惹”。这批接受英文教育的华人，绝少是客家人的后代，因此客家社会早年无法在马六甲成形。
至于在吉兰丹的布赖（Pulai），虽被认为华人及客家人移入的历史少说有400年历史（指在16世纪北大年取代马六甲成为繁荣的商港后，有客家人从北大年移入布赖淘金），但在1800年之后数千名华族矿工卷入马来王朝的政治，而招致杀身之祸，幸免者无几（黄昆福说发生在1825年 。到了19世纪才又再有华人回流，约500人左右，主要以淘金为生。不过已不再具有旧日的规模。 因此重建后的布赖是1825年之后的事，也即是槟城已开埠至少39年。相比之下，布赖因为有断裂，不能算是华人的发源地。
而罗芳伯（嘉应人）虽在177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坤旬建立大唐总制（被形容为小共和政体），一直到1884年才被荷兰征服，历时104年。但他的门徒刘善邦是在1830年率3000人进入砂拉越的石隆门，成为第一批入住东马的客家移民。此时槟榔屿已开埠44年。抑有进者，在1857年，布洛克王朝血洗石隆门，3千余人被杀戮，尸体遍野，惨不忍睹。在1861年时，石隆门只剩下4户人家。目前居住在石隆门的华人主要是“灭族”事件发生10年后，才从加里曼丹或直接从中国移入。 这就是说石隆门在生变前后，都比槟榔屿发展为迟，也就不是华人的第一个落脚地。
（二）客家人在槟城的五个第一
也只有槟城才是华人的发祥地。在时间上，从1786年算起，直到1819年莱佛士在开辟新加坡后，华人才有另一个渠道进入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在1830年后才凌驾槟榔屿，成为英国的重要军港。而在1826年时，英国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不论后来的政局如何演变，不争的是，槟城始终是为华人南来开了第一道门。它的历史地位也使到南来的客家人有了一个大展长才的舞台，演绎出一件又一件传奇的故事，直到今天，仍令人津津乐道和啧啧称奇。
以下的历史故事，彰显客家人早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是开创性的表率，强有力地证明客家人以槟城作为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第一块基石。
（一） 在宗教方面，在马来西亚第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丹绒道光海珠屿大伯公庙是客家人在1799年建立起来的。它涉及三名客家人—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较莱特更早来到槟城垦荒而栖（约早了41年），他们死后被当地人尊为大伯公（二伯公及三伯公），供奉拜祭。在庙后有三人坟墓为证。直到今天，此大伯公庙仍归五属客家人共同管理，成为客家人立足槟城的地标。后来，其它籍贯人也出现了大伯公庙，尤其是1844年出现的以福建人邱天德为首的“建德堂”，也被称为“大伯公”会党。
另外，举世闻名的以福建人为主且与福州鼓山寺有连系的极乐寺，建于1891年，先成大士殿一座于山麓，5年之后，五位客家贤士──张弼士，张煜南，谢荣光，郑景贵及戴欣然联同其它共65人共集资17万9千元进行扩建，前后16年完工。这就是说，今日极乐寺之闻名遐尔，富丽堂皇，客家先贤功不可没。
（二） 在政治方面，杰出客家先贤张弼士（1841-1916）于1893年被清廷委为首任驻槟城副领事。翌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继后的第二任领事张煜南（榕轩）（1851-1911），第三任领事谢春生（荣光、梦池）（1847-1916），第四任领事梁碧如（廷光、广辉）（1857-1911）及第五任领事戴欣然（春荣、喜云）（1849-1919）。他们是从1893年到1911年的18年间的清廷驻槟城领事，俱是客家人（请注意，他们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兴亡的前后年代来到马来西亚，进一步佐证了太平天国与客家人向外迁移大有关系）。
在清朝被推翻后，新诞生的中华民国也延续了领事制度。首任领事戴淑原即是清朝最后一任领事戴欣然的次公子，他从1912年担任正领事（或副领事或代领事）到1930年。间中其兄戴芷汀曾一度任代领事（1920-1922）。在这18年间他们兄弟领尽风骚。
1930年后到1950年的20年间，又有杨念祖，谢湘，吕子勤，黄延凯，叶德明及李能梗相继担任，但已不是纯客家人，其中吕子勤，叶德明及李能梗分别是湖北，江苏与湖南人。 这意味着客家人在30年代之后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也反映出30年代后，领事的“权威”已告式微，不再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因为在那时马来亚共产党已告成立，左翼运动逢勃发展。这批国民党的代表已不得不靠边站了。政治气候也因1931年的东北三省沦陷和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引爆中日战争而有了大逆转。
我们将在下一节论及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原来有另一股客家人逆流而上，不让历史留白。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第一任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王保尼是客属嘉应人，一直担任至1969年大选失败为止，前后历时12年，总是“延续”了客家人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三） 在教育方面，马来西亚第一间新式学府是于1904年由客家人张弼士在槟城创办的，取名中华学校，直到今天仍存在中华小学（亚依淡）及发展了中华中学（青草巷）。其它创校赞助人如谢春生、梁碧如、张煜南及胡子春俱为客家人。 1908年，纯客家人资助成立崇华学堂。民国初年，改名时中（现有正校及分校），发起人为梁碧如，谢春生，戴欣然及戴芷汀，主要赞助人有张弼士，胡文虎、郑大平、戴淑原等。
1919年，客家人戴欣然有鉴于新加坡在陈嘉庚领导下，成功设立华侨中学，乃于同年在槟城首开先河，创立第一间华文中学，也取名华侨中学，开课后的第一个月，欣然突逝世（4月），学校顿失依靠，一年之后宣告停办，留下遗憾。
华侨中学停办后，其图书仪器由欣然长子淑原于1923年将之移交锺灵学校（创办于1917年，在1923年提升为中学）。
1913年，时值戴淑原担任驻槟城领事，他领导成立槟州教育会，推动采用中国教育部法令，实行三学期制度，规划统一的假期表（时至今日，马来西亚的学校也实施三学期制度）。
1920年，戴淑原成功推动华校根据中国制度，采用国语教学，鼓吹学习国语（华语），各校起而响应。 这就是为什么马新的华校从那时开始就广泛采用国语为教学媒介语，免除了方言教育造成的语言隔阂的混淆。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贡献，也造就了马来西亚华校教学媒介语的统一性，戴淑原显然居功厥伟。
（四） 在社团方面，全马第一间注册社团是槟城的嘉应会馆及增龙会馆，俱在1801年成立，有殖民地文献为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粤客人士最早思及的是对死人的料理而不是对生人的照顾，所谓“入土为安”是为华人保留下来的传统。在1795年时，槟城就有广东公冢之设，5年之后，即1800年又有福建公冢之设。到了1800年后两大帮派合组广福宫（观音庙），接着在1886年，又再两帮基础上设立“平章会馆”，是为今日华人大会堂的前身。 由此可见客家人在组织上也比其它族群更早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五） 在经济方面，客家人除了张弼士腰缠万贯，主要投资在中国外，另有一位也是不平凡的郑景贵（1821-1898），主要投资在马来亚，他比张弼士年长20岁。在20岁那年来到马来西亚，靠承包酒赌当（饷码）起家。他的家就在今日的义兴街的“慎之家塾”内（已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早年既是海山会党首领，也是霹州甲必丹。最时来运转是在介入了在霹州拿律的锡矿争夺地盘，率领了许多客家人在霹州开采锡矿而成为矿业大王。在1874年的邦咯条约的签署，标志英国将权力的鞭子伸入马来半岛，而郑景贵是参与见证这仪式的其中一人。事缘霹州王室因王位继承发生纷争，而海山和义兴两大会党也介入其中，结果导致英国插手干预平息动乱，也借此机会掀开英国对马来半岛的干政。郑景贵与义兴头陈亚炎也各有得。虽然郑景贵在此役中较吃亏，因为是义兴支持的王储阿都拉继王位，也使海山丧失在拿律的矿区，但郑景党显然也从中得利，获得英国的重视，以甲丹的资格参加霹雳参议会，成为一方霸主，拥有12名警察调遣。在华人社会中，难有人出其右 。身为客家首领，他成为当年叱咤风云一时的人物，并惠及其哲嗣郑大平（1876-1935）在1918年是第一个获准发行个人钞票的个体尸，成为金融业的泰斗之一。大平也在槟城活跃，一度成为槟州中华总商会董事。
凡此种种，体现了客家人在19世纪是呼风唤雨的一方，强有力地推动马来亚经济的发展，也鼓励更多的华人大举南来。
既然早年客家先贤在槟城独领风骚，为何后来住在乔治市的客家人不见多数，反而在后来成为“福建话社区”，将客家人抛在后头，这是有各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其一，客家人的天性使然。大多数客家人像在中国时那样，选择较偏僻的山区居住，以务农为生，显得与“市”无争。这种现象也反映在早期的马来西亚其它地区。
其二，虽然客家人在槟城定居后有无数个创造与第一，但没有也无法在市区内建立起“客家城”。反而是客家杰出先贤以他们个人的财力与智慧，介入当地的华社活动，不带有浓厚的帮派色彩。例如潮客帮的互动及客家领袖不分彼此在华社的贡献，也就不刻意在城市争一哥的地位。
其三，客家人在先贤的带领和推动下，走向联邦内陆，大批人涌往吡叻及雪隆等其他州开矿，种植橡胶和在农村从事小农生意，又形成客家人四处流动的一大特色。当客家人口分散时，更无法显现客家人在乔治市的独特地位。
其实不论在早年或后期，客家人都不是在槟州占华人人口之冠，更不是在乔治市形成客家社会。除了有上述因素外，也还因为客家人（指一般的平民百姓）在槟榔屿又找到另一个落脚地，足以和中国的农村社会媲美，这就是偏离市区的浮罗山背了。可惜的是一向以来，没有学者（或绝少）发现到浮罗山背早年原来是一个客家村，而且是天然形成的。 （三）浮罗山背“客家村”的形成 在进入探讨浮罗山背“客家村”之前，我们有必要大约推算在槟州究竟有多少客家人？他们又是怎样分布的？
按照学者许云樵的研究，槟州华人随莱特大批南来后，人口不断地增加。从1818年的7千余人，到1860年的2万8千人，到了1911年已是11万人；1931年17万人；1947年（战后）24万人及1957年（独立）时32万人，占槟州总人口的57%。
在三次人口普查中（1931，1947及1970），都是闽南人（福建人）居首。在1970年有19万人，占华人人口的45%；潮州人次之，在1970年有10万人，占23.7%；广州人居第三，在1970年有7万人，占16%，而客家人在1970年有4万人，占9.5% 。
在我们考察槟州社会和人口组成的过程中，我接受许云樵的族群分析的巴仙数，承认客家人在槟城的社会中从来就不是最大的族群，反而少于广州人和潮州人，但也接受在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中，客家人仍是第二大民系的说法，可以以100-120万客家人作为标准。
在当时4万名的客家人中，又有多少人住在乔治市，而又有多少人住在郊外和浮罗山背呢？这是无从考察的数目，但也可以推算出来。
1957年的人口调查显示，槟州总人口共为67万7千余人，华人在乔治市有17万人，在东北区（丹绒道光北上一带）3万6千人及西南区（主要是浮罗山背）2万1千人；而此区马来人有2万3千名。
我们由此来推论当时在浮罗山背住着约一万名的客家人，因为它有相当多的地方表现出客家人的特征。我在2007年的时候向来访的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学者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那就是被我们“遗忘”了的一个天然形成的“客家村”，就在槟城的浮罗山背。这是我一直要进行田野调查又苦于“势单力薄”而无法开展的另一个宏愿。他们问我为什么有此想法，我告诉他们在2006年成功地在槟州客属公会设立第一个“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后，警觉得我们不够完整和有断裂，没有将浮罗山背贯穿起来。
我请求他们在2008年组学者考察团到浮罗山背进行田野考察，看看所说的“客家村”是否成立？有没有研究的价值？
我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 浮罗山背已成为一个固定地名。但这个名字取自客话。恰好从乔治市望去，浮罗山背（Balik Pulau）就在浮罗山的后背的一块大平原和沼泽地带，客家话把山的后面称为“山背”；而福建人或普通话称之为“山后”；潮州话也可以叫做“山尾”（因在中国潮州就有一个汕头，另一个汕尾的地名）。
由此可见，客家人最早落户在这个地方，并用客话将它称之为“浮罗山背”，久而久之，它的名字被固定下来。若不是客家人的影响力，它将可能被称为“浮罗山后”或“浮罗山尾”或甚至其他名称。
（二） 客家人的新天地。浮罗山背是早年客家人选择倚山而栖，依海而住的好地方，几乎是中国社会族群结构的缩影。有三位学者“认定”客家人是华人的先驱者。
第一位是曾任马来亚华民事务官的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他形容大伯公庙的三位较莱特为早登陆槟城客家人——张理、丘兆进和马福善为华裔的开辟者。
第二位学者是客家人的温梓川（已故，前光华日报总编辑）指出：“客家人最初在槟榔屿登陆居留的地点，首推浮罗山背，而以惠州人占多数。在咸丰历任年间，即1856年时早有公冢之设。浮罗古代碑墓多属惠州人，足证客家人到槟榔屿，尚在开辟（指浮罗山背）之前。天主教堂则建于1854年间，该地客家人信奉天主教者亦最多。”
温氏也在文章中对当地客家人进行访问，证实他们的先祖是在“太平天国”期间辗转来到浮罗山背定居。其中一位黄叶生系太平天国军官，在洪秀全失败后（1868年），结百余同伴来到马来亚，生存者仅20余人，居住在浮罗山背的双溪槟榔。
第三位学者黄尧补充黄叶生的曾孙名叫黄信忠。他们身上带来的太平天国的铜币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证据”，以证明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逃难者。
由于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逃难者不得不远离城市，避人耳目隐居山地也可说是客家人的天性使然，宁可择居山地而不入市。历史的演变告诉我们，客家人后来在浮罗山背形成一个“客家社会”，并发展成为十分独特的族群已是有史为证。
太平天国基本上是客家人带头的一场农民革命，曾在南京建立起与清廷相对峙的政权达17年之久（1851—1868）。在失败前已有居住在非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的客家人向海外移居；在失败后有更多的人向外避难。
住在中国南方（赣粤闽三角洲）贫瘠山区的客家人也不堪生活困苦，率先向海外寻求新天地。
当英国殖民者对华工打开方便之门（起于1786年）时，客家人的远渡重洋也成一种风气。浮罗山背既是一个隐市的山区，又是农耕之地，自然适合于客家人成群结队到来居住。其中最突出的是双溪槟榔至今还完整地保留其名副其实的客家村的面貌。其它地区如浮罗市区，浮罗勿洞乃至美湖也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他们在浮罗山背建立了一个讲客家话的社区，但又融入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中。
（三） 当地客家人除了受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影响外，也在后来成为马共革命的大后方。这种政治形势的逆转，体现出中下层的客家人已与上层的客家先贤所走的右派道路背道而驰，他们走上革命的左翼道路。客家人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浮罗山背。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将这段历史连贯起来，也就是说，浮罗山背是个有待开发研究的领域。
果然，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后来配合台中研院提出的“东南亚客家研究”大计划，也就联成一道在2008年6月底来了一批学者和研究员，“长住”（一个月左右）浮罗山背进行访问和考察而获益匪浅。 继后又有学者进行后继的调研工作，而在今年正月在槟城举行的“东南亚客家研讨会”总算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两批学者包括张翰璧所长、罗肇锦教授、陈秀琪博士，以及张维安教授、林开忠博士、利实时博士等及一批研究生。
（四）设立浮罗山背“客家村”地标 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全程参与调研的中大研究生黄靖雯提呈的总结性报告，让我们看到浮罗山背真实的一面，也让我们更具信心按照原定计划在浮罗山背设立客家村的地标。
在我们的初步构想计划中，在浮罗山背适当的地区建立一座由客家人推动的“浮罗山背客家文物馆”。虽美其名为客家，但它所涵盖的内容以浮罗山背的历史为主轴，反映出三大民族的两百余年的生活环境和方式，进而突出不同民族如何在民风谆朴的乡村和谐生活又一代传一代。老实说，槟州在历史上有三次流血大暴动，也有涉及种族纠纷，但从来未曾在浮罗山背发生过。这证明了饱含“客家精神”的华人，以入乡随俗的心态溶入了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中。
就此而言，设立“浮罗山背客家村地标”也就格外显示其重大意义。
无疑的，黄靖雯的工作报告是十分细致又有其实质性，对我们的构想补充了建设性的材料。
按照黄靖雯的研究方法，她是根据官方的地区划分来界定浮罗山背的地区，而我们是根据当地人的习惯界定，把浮罗山背归纳到下列的十个城镇做为据点。基本上相差不大，这些地区计有文丁（Ginting）、浮罗勿洞（Pulau Betong）、双溪槟榔（Sungai Pinang）、双溪槟榔港口（Kuala Sungai Pinang）、新路头（Jalan Baru）、班底亚齐（Pantai Acheh）、亚逸布爹（Ayer Puteh）、美湖（Gertak Sanggul）、公芭（Teluk Kumbar）及浮罗山背市区（Bandar Balik Pulau）。在今日来说，主要的乡镇都锁定在浮罗山背国会选区。整个西南区面积，包括大山在内几占槟岛面积的一半，扣除山地外，应有70—80平方公里之大。（参阅图表）（被列为西南区）
政府的人口数据显示，在2004年时，西南区总人口有十万人（浮罗山背国会选区有选民4万余人，符合40%是选民的标准），其中马来人占61%，华人占31%， 印度人及其他族群各占7%和1%。这意味着在3万名华人中，客家人超过了1万5千名。
黄靖雯的报告显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占了华人人口的大多数，其中大部分祖籍惠州，其次是海阵丰、再下来是河箩与大埔的客家人。在社区语言方面，大部份的浮罗山背华人居民皆使用客家话，就连非客家人（如福建人）也必须使用客家话作为社区语言。这个现象与槟城首府乔治市使用福建话为社区语言的惯例形成壁垒分明的状态。
除了当地客家人加入天主教会（目前有华人教友2千余名，大部份是客家人，早年则用客家话传道），和多数成为佛教徒和道教徒（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宝天宫是为一例。这座庙宇早年也开办学校，但用客家话教学）外，黄靖雯也发现到浮罗山背的客家人与马共的关系十分密切。我在了解其中的历史后，查出原来领导浮罗山背马共斗争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客家人黄源茂。他在1947年到1957年的10年间，在浮罗山背领导为数不多的马共在山林战斗，且数次死里逃生。
根据我与黄源茂的对话中得知，他当年之所以能让红旗10年不倒，在美湖建立“小延安”是因为浮罗的客家人支持他所领导的抗英斗争。约莫估计一半以上的客家人成为他们的大靠山。如果没有客家人的支持，他的革命斗争不可能持续10年，后来因为马来西亚独立，在陈平的下令下，他们全数撤退。
黄源茂一行人于1958年到新加坡避难，1961年远赴澳门定居，1989年马共和约后，他选择定居泰南也拉（目前还健在）。
黄靖雯在产业调查方面，也发现浮罗山背的客家人有下列的差别，居住在市镇的从事小型的商业活动，如中药店、书店、餐饮业、电器行、家私业及杂货店；居住在山区的客家人则从事农业种植活动，如种榴莲、橡胶、豆蔻、丁香及其他蔬菜与水果等农产品，属于家庭性质的。
这说明了在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已不是大富大贵的人物，没有出现所谓张弼士、郑景贵和戴淑原这类的上层阶级大人物，而是属于中下层的阶级。
这一大部份人在深受左翼运动的影响下，早年参加或支持马共斗争不仅可以理解，也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从社区语言，从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态来看，浮罗山背“客家村”是存在而且是可以成立的，值得“树碑立传”。
或许有人从人口的角度抱迟疑的态度，并提出马来西亚有一些新村的客家人多的是，还轮不到浮罗山背“专美”。不过，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个自然形成的“客家村”和一个人为形成的客家村是有很大落差的，也不能相提并论。
例如在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英军市政府就采取驱逐乡村华人的政策，称之为“毕礼斯计划”（Biggs Plan），将村民用铁制网包围起来，以隔绝支持马共，“华人新村”因之而来。从1950年到1954年底，总共有57万3千名华人被强制住进“新村”，在1954年时，共有480座新村，而到了1999年新村数目减成452个（因一些新村迁移至附近的城镇，而告解散）。直到1995年的统计，新村总人口已超越168万人，最多新村是落在吡叻（118个）、其次是柔佛（80个）、彭亨（49个）、森美兰（43个）、雪州（42个）及吉打（33个），槟城共有9个，而且全数在威省，槟岛没有半个。 为什么槟岛的浮罗山背游击战打了10年，却没有“新村”之设，很值得玩味。其理由可能是浮罗山背成为马共出没的地方，一大片山林无从建立起围铁制的“新村”，只好强迫一些浮罗山背的一些“亲共”居民移至威省新村，但也不是全数。
在威省的9个新村居民，有来自槟岛的，也有多数来自威省的，因为马共当年在槟城——威省、吉打、玻璃市成立第八支队，在威南威中一带频有活动。因此槟城的9个新村初期也只有万余名人口，直到1995年统计不过是2万余名。
在全马的新村中，住着比较多客家人计有彭亨劳勿一带、雪州锡米山、沙登新村、无拉港新村、安邦新村等。其中沙登新村有最多客家人，在3万名人口中，90%以上是客家人。
不论西马各地的客家人在一些地区较为集中或因新村之设而成为客家村，都没有浮罗山背来得自然与得天独厚。这里没有新村，只有大自然怀抱着人文生态，也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登高一呼的客家领袖在领导群伦，有的是平民百姓的纯朴的客家人。
基于浮罗山背的特殊性，一向以来以马来人居多，华人之中又尚有其他民系在内，若单突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的历史和生活原貌，显得不完整和有其缺陷。因此，黄靖雯在其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设立“生活博物馆”，引用台湾江韶莹的理念来规划。江韶莹指出：“博物馆一直以来被视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地方或城市的标志，今天更被视为新兴文化与观光座标”（澎湖生活博物馆设置计划书）。
她建议浮罗山背“生活博物馆”是一座具备社区的、生态的、民俗的、生活情景的博物馆，也具备学术研究机构的功能。
为此她建议，“浮罗山背客家文物馆”可改成“浮罗山背生活博物馆”，成为综合性的文物馆，其内容如下：
我们本来是想用三年的时间来落实一个客家村的地标，初步的构思是在浮罗山背一个适当的地方建一座“土楼”式的文物馆，内有各式各样的历史文物和当地的独特生活生态供公众参观，以期发展成一个新旅游景点，而带动其周围也形成一个集市，刺激和鼓励更多的游客来到浮罗山背不是只为吃榴莲，而是有一座独特的文物馆让他们回顾过去，且能在浮罗山背的大自然环境中流连忘返。
因此我们将会在不久之后向槟州政府提呈一份完整的计划书，希望在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用这座地标来丰富我们的文化遗产。（2009.4.25）
（本文作者拿督谢诗坚博士系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也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
图表（一）马来西亚人口表（2007）
图表（二）东西马华族籍贯组合表
取自：刘崇汉《西马客家人》及饶尚东《东马客家人口之增长与分布》
图表（三）槟城位置图
如果以目前的生育率占总人口的3%来计算，于扣除死亡人数及移民人数后，则一年有百万人口的增加。可以推算，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的人口将会增至3千万名（取自Wikipedia网站）。若是按照马来西亚2007年统计局数目，则总人口有2千7百万，华人计有6百28万，到了2010年，总人口将达到2千8百90万人，华人增至6百52万人，占总人口的24.34%。
这两者之间的数字相差不会太大，不论华人25%或24%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经历了2百多年的拓荒，垦殖，发展与传承后，今后将如何在这个国家永续固存而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人之一（这不是本文所论述的课题，因此不在讨论的范围内）。
正由于马来西亚的华人面对的挑战与问题不是中国、台湾、香港或新加坡人所能够深切感受到的，也就难有系统地在华人社会中， 分划出各籍贯的人口，和开展针对某一民系的学术研究；自然无法像中国、台湾乃至香港基于有利的条件开展所谓的客家学研究。
虽然有其困难和阻力重重，但我们不认为客家学是一片空白；相反的，它如果被良好的引导与梳理，马来西亚客家学的研究将会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正在推行“东南亚客家研究”的庞大工程，且已经在东南亚各地进行田野调查。通过以萧新煌教授为首的工作团，配合台湾各大学精英学者的努力，我相信这项空前和极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调研计划，在不久之后所彚集的成果，必然能够“凸显东南亚客家的特殊历史和特有的当前处境”。
事实上，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是值得纳入世界客家研究的行列中，虽然在马来西亚尚不存在客家学的研究机构、单位和学府，但不意味着它被完全的忽略，它有个别的研究成果，只是没有被有系统的归纳，也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长期和不间断的研究和发展。在这方面，我注意到马来西亚客家会馆联合会总会长丹斯里吴德芳乡贤起了十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不但勤于波走海内外，建立起客家脉络，也不定期组织研讨会和座谈会推广客家研究，更鼓励出版书籍以资纪念。
我也要赞扬他身体力行，支持槟州客属公会在会馆内设立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虽然场地有限，但彰显了马来西亚客家人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用以激励世后不忘先辈的苦心耕耘，才有今日的成果。最为重要的是，它释放出一个重要的讯息：身为客家人，我们引以为荣。
究竟客家人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它有这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串起华人的历史和成为马来西亚历史的宝贵遗产？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和现实社会中探讨和剖析客家人这一个独特的民系，便不难明白今天“客家研究，槟城华人”这个研讨会的题目定的十分贴切，且有其历史定位和实质意义。 虽然，客家人不是华人中最大的民系，它的人口的数目字也有一定的争议。但不争的是，客家人的身先士卒而引发移民南向的第一个浪潮，这个地方就是槟城。自此之后，络绎不绝的华人大量从不同的渠道相继涌入，形成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
尽管有人认为华人移居马新两地有三个高潮阶段，即第一个高潮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大混战时期（1912-1926）；第二个高潮是国共对抗时期（即指1927年蒋介石对中共围剿，国共破裂，直到1936年）；第三高潮是日军侵华时期（1937-1945） ，但移民潮其实更早发生，而不是辛亥革命之后。
（一）客家人在槟城掀起移民潮
我们接受曾任华民事务官的巴素博士的历史记录。他说，在公元1641年时，马六甲有华人三四百名（这一年荷兰攻下马六甲，马来亚第二次被殖民。第一次被殖民化是1511年葡萄牙攻下马六甲。到了1750年，华人增至2161名）。华人移入马来半岛，只有在欧人殖民地设立后，以及有一个安全的基地能使华人毅然走上远征之途，才开始真有特殊的意义。” 。这就是说，在英国人占领之前的马来亚，不论是否被葡荷先后殖民化之后或被殖民化之前，华人的人口是十分有限的，只局限在马六甲内，其它地方华人几乎是少之又少。例如史书记载，当莱特占据槟榔屿之初，除少数华人外，人迹罕至，岛民也只有五十八人。
这里所说的58人，乃指英人莱特于1786年7月11日抵达槟榔屿时，已有华人生存在岛上。我们以此作为华人南迁的一个重要起点，因为在1794年时，莱特的报告指说华人已增至3千名（他也在这一年的12月病逝）。
莱特作为英国占领马来亚土地（槟榔屿）的第一人，在他主政的年代，也为华人打开一扇大门，客家人也随之而至，成为第一批拓荒者。当然也开放予其它民族，以致一踏入槟城博物馆大厅，你便会看到这幅标语：“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突出和解释了其多样性。
由于槟城的开头，华人大举南来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这种波浪式的迁移，终于在今天造就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人口估计不下6百50万人，在这个人数中，从网站的数据显示，福建人有180万名，客家人160万名，广府人130万名及潮州人97万名等等。 不过，对客家学有研究的刘崇汉则有下列的表述：1911年之前华人人口中，广东人最多，其次是福建人，再次是客家人及潮州人；而在1911年之后，福建人一直排在首位。自1957年至1980年的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客家人已成为西马第二大华人方言群。在西马360万的华人人口中，福建人占36.7%，客家人21.8%，广府人19.2%及潮州人12.3%。
他比较接受的数目字是西马的客家人有126万，而东马有54万之数，合起来有180万客家人。他同时认为1991年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客家人只有108万人是值得怀疑和被低估数目。
另一方面，学者饶尚东指出，1991年时在砂拉越华人约47万5千名，其中福州人占14万9千余人，客家人则有14万2千余人；而在沙巴，华人21万8千人；其中客家人高达11万3千余人，占华人人口的54%。
两个州（沙砂）的客家人加起来，计有25万6千余人，占东马华人人口的39.8%。
如果我们从上述两位学者的客家人数加起来，则时至今日西马有客家人140万，东马有客家人40万，也就有了前客联会总会长丹斯里谢富年所估计的数目：全马客家人共有180万（谢富年1998年1月4日访马六甲客家公会时的讲话）。
但事实上，客家人果真有180万吗？作为曾介入客家公会活动和对资料的参阅，我始终怀疑这样的数目字是相当被放大的。我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 根据族群方言的人口普查，在1957年之后就不予以特别的重视，而是依据1947年的族群人数作演绎和进行一般性的调查，准确性有待考证。
（二） 虽然马来西亚的人口增长率以每年3%推算，但在独立之后。华人的生育比较控制；尤其是在80年代后，更有所节制。若马来人平均一个家庭至少有5名孩子，华人则基本上是2个半的孩子。换句话说，人口3%的增长率适用于马来人及其它，但不适用于华人，因此我们应以1.5%来推算。
（三） 客家人口基本上男女各占一半，而下嫁的客家女性不一定是嫁回客家人，反而是嫁给其它籍贯的人。在比例上，若70%的客家妇女是嫁给非客籍男性，则她所占的客家个体也只是一个，不能成长，因为她的传宗接代已被归为其它籍贯，不能再算为客家人传宗接代。
（四） 由于环境的变迁和城市化的到来，包括乡村的城市化，已使到新生一代的客家人许多已不能操客语或甚至聴不懂客家语。虽然在血脉上，他们仍被视为客家人，但他们对客家的记忆与印象是模糊的乃至不明究理的。
如果我们详加调查和研究，不难发现许多城市的中年客家人是不操客语或不懂客语的，更不用说他们的下一代懂得客语了。
这种方言的自我流失，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城市的客家人发现到“客家话”不再是通用语，自然无需认真学习；而在乡区长大的客家人，也有不少往外发展，变成客家话越来越少派上用场。再加上电视电台用语只是对客家话节目加以点缀，掀不起学习客家话的热潮。
以此类推，至少有40%乃至50%的新一代的客家人不会讲客家话了。连带也提不起兴趣参加客家的社团，更会认为是不是客家人已不重要了。虽然这不等于说客家人因此而减少，他们仍然被列为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却从中反映出客家话面临断层，已经出现危机感了。有人甚至不知客家话为何物。
由于主客观的不利因素困扰着客家族群，我们因此不能乐观地认定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有180万的庞大数目。就我个人观察，比较可以接受的合理数目当在100万之数。其中西马有60万左右，东马有40万左右，若是按一般的说法，则数目是约在120万之数（西马70万，东马50万）。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和面对挑战。
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自暴自弃或干脆把客家话还给祖先，因为从历史来看，客家人确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民系，而且也因为客家人的参与和领导，造就了今日的马来西亚。这就是说，我们不比族群的数量，而是拿历史作为实例来证诸客家先贤是马来西亚华人南来的开路先锋。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槟城是华人较有规模南迁的起点。因此我将以槟城的客家人作为本文的研究个案，并从中带出一个自然形成的客家村就在槟榔屿，就在浮罗山背这个纯朴的乡镇，它饱含了客家人的血泪史，也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耕读传家”的客家社会从中国内地搬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复制后开枝散叶，渗透到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就此而言，槟城不但是英国东进马来西亚的桥头堡，也是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发祥地。这两者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
也许有人争辩说，早在槟榔屿开辟前，在马六甲，在吉兰丹的布赖乃至在印度尼西亚的坤旬已有华人和客家人生存，槟城不算独占鳌头，但事实是这三个地方不能反映出客家人的扎根和传承，因为它有变数和劫难。
例如在1750年时，马六甲有2千余名华人，但历史上从来没有显示出客家人占有的比数，反而是福建人的落地生根，而后衍生出土生土长的华人，被俗称为“峇峇与娘惹”。这批接受英文教育的华人，绝少是客家人的后代，因此客家社会早年无法在马六甲成形。
至于在吉兰丹的布赖（Pulai），虽被认为华人及客家人移入的历史少说有400年历史（指在16世纪北大年取代马六甲成为繁荣的商港后，有客家人从北大年移入布赖淘金），但在1800年之后数千名华族矿工卷入马来王朝的政治，而招致杀身之祸，幸免者无几（黄昆福说发生在1825年 。到了19世纪才又再有华人回流，约500人左右，主要以淘金为生。不过已不再具有旧日的规模。 因此重建后的布赖是1825年之后的事，也即是槟城已开埠至少39年。相比之下，布赖因为有断裂，不能算是华人的发源地。
而罗芳伯（嘉应人）虽在177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坤旬建立大唐总制（被形容为小共和政体），一直到1884年才被荷兰征服，历时104年。但他的门徒刘善邦是在1830年率3000人进入砂拉越的石隆门，成为第一批入住东马的客家移民。此时槟榔屿已开埠44年。抑有进者，在1857年，布洛克王朝血洗石隆门，3千余人被杀戮，尸体遍野，惨不忍睹。在1861年时，石隆门只剩下4户人家。目前居住在石隆门的华人主要是“灭族”事件发生10年后，才从加里曼丹或直接从中国移入。 这就是说石隆门在生变前后，都比槟榔屿发展为迟，也就不是华人的第一个落脚地。
（二）客家人在槟城的五个第一
也只有槟城才是华人的发祥地。在时间上，从1786年算起，直到1819年莱佛士在开辟新加坡后，华人才有另一个渠道进入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在1830年后才凌驾槟榔屿，成为英国的重要军港。而在1826年时，英国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不论后来的政局如何演变，不争的是，槟城始终是为华人南来开了第一道门。它的历史地位也使到南来的客家人有了一个大展长才的舞台，演绎出一件又一件传奇的故事，直到今天，仍令人津津乐道和啧啧称奇。
以下的历史故事，彰显客家人早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是开创性的表率，强有力地证明客家人以槟城作为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第一块基石。
（一） 在宗教方面，在马来西亚第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丹绒道光海珠屿大伯公庙是客家人在1799年建立起来的。它涉及三名客家人—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较莱特更早来到槟城垦荒而栖（约早了41年），他们死后被当地人尊为大伯公（二伯公及三伯公），供奉拜祭。在庙后有三人坟墓为证。直到今天，此大伯公庙仍归五属客家人共同管理，成为客家人立足槟城的地标。后来，其它籍贯人也出现了大伯公庙，尤其是1844年出现的以福建人邱天德为首的“建德堂”，也被称为“大伯公”会党。
另外，举世闻名的以福建人为主且与福州鼓山寺有连系的极乐寺，建于1891年，先成大士殿一座于山麓，5年之后，五位客家贤士──张弼士，张煜南，谢荣光，郑景贵及戴欣然联同其它共65人共集资17万9千元进行扩建，前后16年完工。这就是说，今日极乐寺之闻名遐尔，富丽堂皇，客家先贤功不可没。
（二） 在政治方面，杰出客家先贤张弼士（1841-1916）于1893年被清廷委为首任驻槟城副领事。翌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继后的第二任领事张煜南（榕轩）（1851-1911），第三任领事谢春生（荣光、梦池）（1847-1916），第四任领事梁碧如（廷光、广辉）（1857-1911）及第五任领事戴欣然（春荣、喜云）（1849-1919）。他们是从1893年到1911年的18年间的清廷驻槟城领事，俱是客家人（请注意，他们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兴亡的前后年代来到马来西亚，进一步佐证了太平天国与客家人向外迁移大有关系）。
在清朝被推翻后，新诞生的中华民国也延续了领事制度。首任领事戴淑原即是清朝最后一任领事戴欣然的次公子，他从1912年担任正领事（或副领事或代领事）到1930年。间中其兄戴芷汀曾一度任代领事（1920-1922）。在这18年间他们兄弟领尽风骚。
1930年后到1950年的20年间，又有杨念祖，谢湘，吕子勤，黄延凯，叶德明及李能梗相继担任，但已不是纯客家人，其中吕子勤，叶德明及李能梗分别是湖北，江苏与湖南人。 这意味着客家人在30年代之后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也反映出30年代后，领事的“权威”已告式微，不再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因为在那时马来亚共产党已告成立，左翼运动逢勃发展。这批国民党的代表已不得不靠边站了。政治气候也因1931年的东北三省沦陷和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引爆中日战争而有了大逆转。
我们将在下一节论及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原来有另一股客家人逆流而上，不让历史留白。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第一任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王保尼是客属嘉应人，一直担任至1969年大选失败为止，前后历时12年，总是“延续”了客家人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三） 在教育方面，马来西亚第一间新式学府是于1904年由客家人张弼士在槟城创办的，取名中华学校，直到今天仍存在中华小学（亚依淡）及发展了中华中学（青草巷）。其它创校赞助人如谢春生、梁碧如、张煜南及胡子春俱为客家人。 1908年，纯客家人资助成立崇华学堂。民国初年，改名时中（现有正校及分校），发起人为梁碧如，谢春生，戴欣然及戴芷汀，主要赞助人有张弼士，胡文虎、郑大平、戴淑原等。
1919年，客家人戴欣然有鉴于新加坡在陈嘉庚领导下，成功设立华侨中学，乃于同年在槟城首开先河，创立第一间华文中学，也取名华侨中学，开课后的第一个月，欣然突逝世（4月），学校顿失依靠，一年之后宣告停办，留下遗憾。
华侨中学停办后，其图书仪器由欣然长子淑原于1923年将之移交锺灵学校（创办于1917年，在1923年提升为中学）。
1913年，时值戴淑原担任驻槟城领事，他领导成立槟州教育会，推动采用中国教育部法令，实行三学期制度，规划统一的假期表（时至今日，马来西亚的学校也实施三学期制度）。
1920年，戴淑原成功推动华校根据中国制度，采用国语教学，鼓吹学习国语（华语），各校起而响应。 这就是为什么马新的华校从那时开始就广泛采用国语为教学媒介语，免除了方言教育造成的语言隔阂的混淆。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贡献，也造就了马来西亚华校教学媒介语的统一性，戴淑原显然居功厥伟。
（四） 在社团方面，全马第一间注册社团是槟城的嘉应会馆及增龙会馆，俱在1801年成立，有殖民地文献为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粤客人士最早思及的是对死人的料理而不是对生人的照顾，所谓“入土为安”是为华人保留下来的传统。在1795年时，槟城就有广东公冢之设，5年之后，即1800年又有福建公冢之设。到了1800年后两大帮派合组广福宫（观音庙），接着在1886年，又再两帮基础上设立“平章会馆”，是为今日华人大会堂的前身。 由此可见客家人在组织上也比其它族群更早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五） 在经济方面，客家人除了张弼士腰缠万贯，主要投资在中国外，另有一位也是不平凡的郑景贵（1821-1898），主要投资在马来亚，他比张弼士年长20岁。在20岁那年来到马来西亚，靠承包酒赌当（饷码）起家。他的家就在今日的义兴街的“慎之家塾”内（已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早年既是海山会党首领，也是霹州甲必丹。最时来运转是在介入了在霹州拿律的锡矿争夺地盘，率领了许多客家人在霹州开采锡矿而成为矿业大王。在1874年的邦咯条约的签署，标志英国将权力的鞭子伸入马来半岛，而郑景贵是参与见证这仪式的其中一人。事缘霹州王室因王位继承发生纷争，而海山和义兴两大会党也介入其中，结果导致英国插手干预平息动乱，也借此机会掀开英国对马来半岛的干政。郑景贵与义兴头陈亚炎也各有得。虽然郑景贵在此役中较吃亏，因为是义兴支持的王储阿都拉继王位，也使海山丧失在拿律的矿区，但郑景党显然也从中得利，获得英国的重视，以甲丹的资格参加霹雳参议会，成为一方霸主，拥有12名警察调遣。在华人社会中，难有人出其右 。身为客家首领，他成为当年叱咤风云一时的人物，并惠及其哲嗣郑大平（1876-1935）在1918年是第一个获准发行个人钞票的个体尸，成为金融业的泰斗之一。大平也在槟城活跃，一度成为槟州中华总商会董事。
凡此种种，体现了客家人在19世纪是呼风唤雨的一方，强有力地推动马来亚经济的发展，也鼓励更多的华人大举南来。
既然早年客家先贤在槟城独领风骚，为何后来住在乔治市的客家人不见多数，反而在后来成为“福建话社区”，将客家人抛在后头，这是有各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其一，客家人的天性使然。大多数客家人像在中国时那样，选择较偏僻的山区居住，以务农为生，显得与“市”无争。这种现象也反映在早期的马来西亚其它地区。
其二，虽然客家人在槟城定居后有无数个创造与第一，但没有也无法在市区内建立起“客家城”。反而是客家杰出先贤以他们个人的财力与智慧，介入当地的华社活动，不带有浓厚的帮派色彩。例如潮客帮的互动及客家领袖不分彼此在华社的贡献，也就不刻意在城市争一哥的地位。
其三，客家人在先贤的带领和推动下，走向联邦内陆，大批人涌往吡叻及雪隆等其他州开矿，种植橡胶和在农村从事小农生意，又形成客家人四处流动的一大特色。当客家人口分散时，更无法显现客家人在乔治市的独特地位。
其实不论在早年或后期，客家人都不是在槟州占华人人口之冠，更不是在乔治市形成客家社会。除了有上述因素外，也还因为客家人（指一般的平民百姓）在槟榔屿又找到另一个落脚地，足以和中国的农村社会媲美，这就是偏离市区的浮罗山背了。可惜的是一向以来，没有学者（或绝少）发现到浮罗山背早年原来是一个客家村，而且是天然形成的。 （三）浮罗山背“客家村”的形成 在进入探讨浮罗山背“客家村”之前，我们有必要大约推算在槟州究竟有多少客家人？他们又是怎样分布的？
按照学者许云樵的研究，槟州华人随莱特大批南来后，人口不断地增加。从1818年的7千余人，到1860年的2万8千人，到了1911年已是11万人；1931年17万人；1947年（战后）24万人及1957年（独立）时32万人，占槟州总人口的57%。
在三次人口普查中（1931，1947及1970），都是闽南人（福建人）居首。在1970年有19万人，占华人人口的45%；潮州人次之，在1970年有10万人，占23.7%；广州人居第三，在1970年有7万人，占16%，而客家人在1970年有4万人，占9.5% 。
在我们考察槟州社会和人口组成的过程中，我接受许云樵的族群分析的巴仙数，承认客家人在槟城的社会中从来就不是最大的族群，反而少于广州人和潮州人，但也接受在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中，客家人仍是第二大民系的说法，可以以100-120万客家人作为标准。
在当时4万名的客家人中，又有多少人住在乔治市，而又有多少人住在郊外和浮罗山背呢？这是无从考察的数目，但也可以推算出来。
1957年的人口调查显示，槟州总人口共为67万7千余人，华人在乔治市有17万人，在东北区（丹绒道光北上一带）3万6千人及西南区（主要是浮罗山背）2万1千人；而此区马来人有2万3千名。
我们由此来推论当时在浮罗山背住着约一万名的客家人，因为它有相当多的地方表现出客家人的特征。我在2007年的时候向来访的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学者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那就是被我们“遗忘”了的一个天然形成的“客家村”，就在槟城的浮罗山背。这是我一直要进行田野调查又苦于“势单力薄”而无法开展的另一个宏愿。他们问我为什么有此想法，我告诉他们在2006年成功地在槟州客属公会设立第一个“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后，警觉得我们不够完整和有断裂，没有将浮罗山背贯穿起来。
我请求他们在2008年组学者考察团到浮罗山背进行田野考察，看看所说的“客家村”是否成立？有没有研究的价值？
我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 浮罗山背已成为一个固定地名。但这个名字取自客话。恰好从乔治市望去，浮罗山背（Balik Pulau）就在浮罗山的后背的一块大平原和沼泽地带，客家话把山的后面称为“山背”；而福建人或普通话称之为“山后”；潮州话也可以叫做“山尾”（因在中国潮州就有一个汕头，另一个汕尾的地名）。
由此可见，客家人最早落户在这个地方，并用客话将它称之为“浮罗山背”，久而久之，它的名字被固定下来。若不是客家人的影响力，它将可能被称为“浮罗山后”或“浮罗山尾”或甚至其他名称。
（二） 客家人的新天地。浮罗山背是早年客家人选择倚山而栖，依海而住的好地方，几乎是中国社会族群结构的缩影。有三位学者“认定”客家人是华人的先驱者。
第一位是曾任马来亚华民事务官的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他形容大伯公庙的三位较莱特为早登陆槟城客家人——张理、丘兆进和马福善为华裔的开辟者。
第二位学者是客家人的温梓川（已故，前光华日报总编辑）指出：“客家人最初在槟榔屿登陆居留的地点，首推浮罗山背，而以惠州人占多数。在咸丰历任年间，即1856年时早有公冢之设。浮罗古代碑墓多属惠州人，足证客家人到槟榔屿，尚在开辟（指浮罗山背）之前。天主教堂则建于1854年间，该地客家人信奉天主教者亦最多。”
温氏也在文章中对当地客家人进行访问，证实他们的先祖是在“太平天国”期间辗转来到浮罗山背定居。其中一位黄叶生系太平天国军官，在洪秀全失败后（1868年），结百余同伴来到马来亚，生存者仅20余人，居住在浮罗山背的双溪槟榔。
第三位学者黄尧补充黄叶生的曾孙名叫黄信忠。他们身上带来的太平天国的铜币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证据”，以证明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逃难者。
由于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逃难者不得不远离城市，避人耳目隐居山地也可说是客家人的天性使然，宁可择居山地而不入市。历史的演变告诉我们，客家人后来在浮罗山背形成一个“客家社会”，并发展成为十分独特的族群已是有史为证。
太平天国基本上是客家人带头的一场农民革命，曾在南京建立起与清廷相对峙的政权达17年之久（1851—1868）。在失败前已有居住在非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的客家人向海外移居；在失败后有更多的人向外避难。
住在中国南方（赣粤闽三角洲）贫瘠山区的客家人也不堪生活困苦，率先向海外寻求新天地。
当英国殖民者对华工打开方便之门（起于1786年）时，客家人的远渡重洋也成一种风气。浮罗山背既是一个隐市的山区，又是农耕之地，自然适合于客家人成群结队到来居住。其中最突出的是双溪槟榔至今还完整地保留其名副其实的客家村的面貌。其它地区如浮罗市区，浮罗勿洞乃至美湖也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他们在浮罗山背建立了一个讲客家话的社区，但又融入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中。
（三） 当地客家人除了受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影响外，也在后来成为马共革命的大后方。这种政治形势的逆转，体现出中下层的客家人已与上层的客家先贤所走的右派道路背道而驰，他们走上革命的左翼道路。客家人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浮罗山背。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将这段历史连贯起来，也就是说，浮罗山背是个有待开发研究的领域。
果然，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后来配合台中研院提出的“东南亚客家研究”大计划，也就联成一道在2008年6月底来了一批学者和研究员，“长住”（一个月左右）浮罗山背进行访问和考察而获益匪浅。 继后又有学者进行后继的调研工作，而在今年正月在槟城举行的“东南亚客家研讨会”总算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两批学者包括张翰璧所长、罗肇锦教授、陈秀琪博士，以及张维安教授、林开忠博士、利实时博士等及一批研究生。
（四）设立浮罗山背“客家村”地标 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全程参与调研的中大研究生黄靖雯提呈的总结性报告，让我们看到浮罗山背真实的一面，也让我们更具信心按照原定计划在浮罗山背设立客家村的地标。
在我们的初步构想计划中，在浮罗山背适当的地区建立一座由客家人推动的“浮罗山背客家文物馆”。虽美其名为客家，但它所涵盖的内容以浮罗山背的历史为主轴，反映出三大民族的两百余年的生活环境和方式，进而突出不同民族如何在民风谆朴的乡村和谐生活又一代传一代。老实说，槟州在历史上有三次流血大暴动，也有涉及种族纠纷，但从来未曾在浮罗山背发生过。这证明了饱含“客家精神”的华人，以入乡随俗的心态溶入了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中。
就此而言，设立“浮罗山背客家村地标”也就格外显示其重大意义。
无疑的，黄靖雯的工作报告是十分细致又有其实质性，对我们的构想补充了建设性的材料。
按照黄靖雯的研究方法，她是根据官方的地区划分来界定浮罗山背的地区，而我们是根据当地人的习惯界定，把浮罗山背归纳到下列的十个城镇做为据点。基本上相差不大，这些地区计有文丁（Ginting）、浮罗勿洞（Pulau Betong）、双溪槟榔（Sungai Pinang）、双溪槟榔港口（Kuala Sungai Pinang）、新路头（Jalan Baru）、班底亚齐（Pantai Acheh）、亚逸布爹（Ayer Puteh）、美湖（Gertak Sanggul）、公芭（Teluk Kumbar）及浮罗山背市区（Bandar Balik Pulau）。在今日来说，主要的乡镇都锁定在浮罗山背国会选区。整个西南区面积，包括大山在内几占槟岛面积的一半，扣除山地外，应有70—80平方公里之大。（参阅图表）（被列为西南区）
政府的人口数据显示，在2004年时，西南区总人口有十万人（浮罗山背国会选区有选民4万余人，符合40%是选民的标准），其中马来人占61%，华人占31%， 印度人及其他族群各占7%和1%。这意味着在3万名华人中，客家人超过了1万5千名。
黄靖雯的报告显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占了华人人口的大多数，其中大部分祖籍惠州，其次是海阵丰、再下来是河箩与大埔的客家人。在社区语言方面，大部份的浮罗山背华人居民皆使用客家话，就连非客家人（如福建人）也必须使用客家话作为社区语言。这个现象与槟城首府乔治市使用福建话为社区语言的惯例形成壁垒分明的状态。
除了当地客家人加入天主教会（目前有华人教友2千余名，大部份是客家人，早年则用客家话传道），和多数成为佛教徒和道教徒（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宝天宫是为一例。这座庙宇早年也开办学校，但用客家话教学）外，黄靖雯也发现到浮罗山背的客家人与马共的关系十分密切。我在了解其中的历史后，查出原来领导浮罗山背马共斗争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客家人黄源茂。他在1947年到1957年的10年间，在浮罗山背领导为数不多的马共在山林战斗，且数次死里逃生。
根据我与黄源茂的对话中得知，他当年之所以能让红旗10年不倒，在美湖建立“小延安”是因为浮罗的客家人支持他所领导的抗英斗争。约莫估计一半以上的客家人成为他们的大靠山。如果没有客家人的支持，他的革命斗争不可能持续10年，后来因为马来西亚独立，在陈平的下令下，他们全数撤退。
黄源茂一行人于1958年到新加坡避难，1961年远赴澳门定居，1989年马共和约后，他选择定居泰南也拉（目前还健在）。
黄靖雯在产业调查方面，也发现浮罗山背的客家人有下列的差别，居住在市镇的从事小型的商业活动，如中药店、书店、餐饮业、电器行、家私业及杂货店；居住在山区的客家人则从事农业种植活动，如种榴莲、橡胶、豆蔻、丁香及其他蔬菜与水果等农产品，属于家庭性质的。
这说明了在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已不是大富大贵的人物，没有出现所谓张弼士、郑景贵和戴淑原这类的上层阶级大人物，而是属于中下层的阶级。
这一大部份人在深受左翼运动的影响下，早年参加或支持马共斗争不仅可以理解，也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从社区语言，从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态来看，浮罗山背“客家村”是存在而且是可以成立的，值得“树碑立传”。
或许有人从人口的角度抱迟疑的态度，并提出马来西亚有一些新村的客家人多的是，还轮不到浮罗山背“专美”。不过，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个自然形成的“客家村”和一个人为形成的客家村是有很大落差的，也不能相提并论。
例如在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英军市政府就采取驱逐乡村华人的政策，称之为“毕礼斯计划”（Biggs Plan），将村民用铁制网包围起来，以隔绝支持马共，“华人新村”因之而来。从1950年到1954年底，总共有57万3千名华人被强制住进“新村”，在1954年时，共有480座新村，而到了1999年新村数目减成452个（因一些新村迁移至附近的城镇，而告解散）。直到1995年的统计，新村总人口已超越168万人，最多新村是落在吡叻（118个）、其次是柔佛（80个）、彭亨（49个）、森美兰（43个）、雪州（42个）及吉打（33个），槟城共有9个，而且全数在威省，槟岛没有半个。 为什么槟岛的浮罗山背游击战打了10年，却没有“新村”之设，很值得玩味。其理由可能是浮罗山背成为马共出没的地方，一大片山林无从建立起围铁制的“新村”，只好强迫一些浮罗山背的一些“亲共”居民移至威省新村，但也不是全数。
在威省的9个新村居民，有来自槟岛的，也有多数来自威省的，因为马共当年在槟城——威省、吉打、玻璃市成立第八支队，在威南威中一带频有活动。因此槟城的9个新村初期也只有万余名人口，直到1995年统计不过是2万余名。
在全马的新村中，住着比较多客家人计有彭亨劳勿一带、雪州锡米山、沙登新村、无拉港新村、安邦新村等。其中沙登新村有最多客家人，在3万名人口中，90%以上是客家人。
不论西马各地的客家人在一些地区较为集中或因新村之设而成为客家村，都没有浮罗山背来得自然与得天独厚。这里没有新村，只有大自然怀抱着人文生态，也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登高一呼的客家领袖在领导群伦，有的是平民百姓的纯朴的客家人。
基于浮罗山背的特殊性，一向以来以马来人居多，华人之中又尚有其他民系在内，若单突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的历史和生活原貌，显得不完整和有其缺陷。因此，黄靖雯在其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设立“生活博物馆”，引用台湾江韶莹的理念来规划。江韶莹指出：“博物馆一直以来被视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地方或城市的标志，今天更被视为新兴文化与观光座标”（澎湖生活博物馆设置计划书）。
她建议浮罗山背“生活博物馆”是一座具备社区的、生态的、民俗的、生活情景的博物馆，也具备学术研究机构的功能。
为此她建议，“浮罗山背客家文物馆”可改成“浮罗山背生活博物馆”，成为综合性的文物馆，其内容如下：
（一）展示内容
1. “掀开历史序幕”：马来西亚历史vs槟榔屿开埠史vs浮罗山背开埠史。
2. “山的背面、鸟的里面”：浮罗山背自然生态，其中包括土地、自然、生态、气候、环境等。另外也把浮罗山背与马六甲海峡以及槟城岛屿产生对话。
3. [考古浮罗山背]：地名源起、马共、英国殖民时期等。
4. [浮罗山背与人]：浮罗山背族群分布、职业/产业类型、文化与节庆特色、宗教祭祀等。除了大架构地分析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我们也会细部分析华人内部各方言群的分布、文化、宗教祭祀与产业类型等。
5. [民俗纪事]：有关浮罗山背的故事、传说、特有习俗、信仰等。
6. [浮罗山背人物志]：历史人物、涉外人物（如传教士）、女性、老人、孩童等。
7. [生活，在浮罗山背]：名胜、古迹、名产、小吃、各种产业活动的体验。
8. [展望未来]：社区与公共论坛。
9. [常设特展]：浮罗山背与客家，其中展示客家与天主教、客家与马共、客家与山区，以及客家与农业种植。
整个展馆的平面图可以作如下的设置：
我们重视黄靖雯及台湾学者与研究生费8个月时间为我们（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展示未来的远景，但由于涉及的浩大工程，恐怕还得从长计划。这与我们原先构想的“浮罗山背客家文物馆”有相当大的距离。不过，她的资料也是值得参考的宝贵建议。我们本来是想用三年的时间来落实一个客家村的地标，初步的构思是在浮罗山背一个适当的地方建一座“土楼”式的文物馆，内有各式各样的历史文物和当地的独特生活生态供公众参观，以期发展成一个新旅游景点，而带动其周围也形成一个集市，刺激和鼓励更多的游客来到浮罗山背不是只为吃榴莲，而是有一座独特的文物馆让他们回顾过去，且能在浮罗山背的大自然环境中流连忘返。
因此我们将会在不久之后向槟州政府提呈一份完整的计划书，希望在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用这座地标来丰富我们的文化遗产。（2009.4.25）
（本文作者拿督谢诗坚博士系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也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
图表（一）马来西亚人口表（2007）
图表（二）东西马华族籍贯组合表
取自：刘崇汉《西马客家人》及饶尚东《东马客家人口之增长与分布》
图表（三）槟城位置图
图表（四）槟城地图及面积
引自：许云樵《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
图表（六）槟州历年人口统计及马来西亚人口统计表 （1787—2000）
1911—2000马来西亚人口统计（依种族分配）（’000）
图表（七）浮罗山背地形及面积
引自：黄靖雯《浮罗山背客家生活博物馆》的设置计划书，2009年
图表（八）西南区（浮罗山背在内）人口表
2000年马来西亚槟城西南区的人口统计
图表（五）槟城华人方言表
引自：许云樵《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
图表（六）槟州历年人口统计及马来西亚人口统计表 （1787—2000）
1787—1901年槟城（槟岛* 威省^）人口统计
1911—2000马来西亚人口统计（依种族分配）（’000）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数字距1911-2000人口统计报告；SERI
图表（七）浮罗山背地形及面积
引自：黄靖雯《浮罗山背客家生活博物馆》的设置计划书，2009年
图表（八）西南区（浮罗山背在内）人口表
2000年马来西亚槟城西南区的人口统计
2004年槟城西南区总人口的种族与性别统计
引自：黄靖雯《浮罗山背客家生活博物馆》的设置计划书，2009年
新加坡客家人与客家研究
*黄贤强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
一、新加坡客家人概况（一）人口与经济行业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根据2006年的统计，华人占全国人口的76.2%，以闽南人为最多，其次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和海南人及其他华人。客家人在新加坡华人中属于少数族群，在1881-1947年间，占华人总数4.6%-7.1%之间。
表1：新加坡客家人口（1881-1947）
表2：1980年与1990年新加坡华族方言群人口百分比
表3：1986年客家人所从事的行业
（二） 新加坡客家人的两座坟山
1、毓山亭与三邑祠
祖籍中国广东的丰顺县、大埔县和福建的永定县客籍人士，远渡重洋南来谋生，因人少力薄，丰永大三属人士合力于1882年在荷兰路(Holland Road)买了一块面积150余亩的地段，设立丰永大公司义山，称为“毓山亭”，而在坟山里建一座祠堂，名“三邑祠”，以供奉先人的神位。同年(1882年)丰永大三属人士成立丰永大公司，以丰顺、永定和大埔三县的移民共管坟山。步入20世纪之前，丰永大公司改名为丰永大公会。
新加坡政府于1970年12月在宪报上公布，征用毓山亭地段。毓山亭只获得保留6.38英亩。。1991年盖了一座可容纳1万4千个骨灰瓮的骨灰塔，让三邑先人有安身之处。1998年三邑祠亦进行全面翻新，特聘中国苏州古建筑工程专家精心翻新修建，祠堂左侧供奉大伯公神龛和土地龙神，另辟甲、乙、丙、丁、戊五堂为邑人安放先贤神主牌位，而祠堂右侧设会议厅和办事处。昔日坟头处处的坟山改变成一个林木扶疏，清幽雅致的一个敬念先人的地方。
2、嘉应五属双龙义山
应和会馆创立于1822年，会员是来自嘉应州五属人士。应和会馆为了让五属先人身后有长眠之处，于1887年在荷兰路购得地段辟为坟山。义山是应和会馆最大的产业，该地段前后两山，逶迤相连，丘陵起伏，状似卧龙，因而获风水先生建议取名双龙山。两座义山被当时的人称为新山坟场和老山坟场，总计面积90英亩，总称为嘉应五属双龙义山。位处发展区域的双龙山于1963年被政府通知征用。自双龙山被征用后，五属逝世的人士也没有义山可供安葬，而且政府提倡火化，因此在双龙山义祠两旁设骨灰座，以供五属先人安放骨灰。骨灰座所得收入拨为义祠维修，清理坟地、草场，以及津贴春秋二祭等祭祀费用。
二、新加坡客家研究
新加坡客家研究作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方向起步较晚。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曾是一体，故研究者常以“新马客家人”或“东南亚客家人”的视野进行研究，例如，林开忠、李美贤〈东南亚客家人“认同”层次〉。[1] 若专论新加坡客家的学术著作，则以Cheah Kam-kooi的学位论文 “The Hakka Community in Singapore” 为最早，完成于1965年。至今新加坡客家研究主要集中于客属会馆和社团组织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客家人物的专题论述、以及社会史、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一） 新加坡研究客家的机构
学术机构：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新加坡客家研究的学术重镇。早在新加坡大学时期，就有学者开展客家研究的工作，如前述Cheah Kam-kooi的论文以及Hee Qui-shing的学位论文，皆以社会学的方法对本地客家族群的社区和家庭等进行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是当今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主要学术机构，该系的学位论文，包括荣誉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等，广泛涉及本地华人社会的研究，其中有一部分是与客家研究相关的。2007年8月成立“东南亚华人研究群”，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新加坡客家学和潮州学的研究。[2]目前有几位教授和研究生对客家问题进行研究，其中黄贤强对新马的客家社群和人物有多篇论著，也在博士和硕士班课程中开设“新加坡客家专题研讨”。钟荣富则长期从事客家方言的调查和研究。[3] 研究生方面目前有博士生沈仪婷进行胡文虎的文化和商业网络研究，李小燕做客家侨汇研究，硕士生则有叶舒静做新加坡客家妇女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东南亚特藏部”保存有相当多客家会馆、社团和学校的刊物，以及客家研究相关书藉。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海外华人研究”网站收集了众多海外华人研究相关资料，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本地客家族群的数据、客家研究学者的书目数据、以及国大图书馆藏的海外华人的档案资料和研究专著等，其中与新加坡客家研究有关者也占有一定数量。[4] 此外该馆还有“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数据化计划”，已取得丰硕成果，其中“新加坡华人史料”中包括了客属会馆开办的启发学校的刊物等材料，“东南亚华人殖民史料”中也有早期南来客家先驱如戴欣然等人的传记，皆可通过网络查询。[5]
官方机构：官方机构在客家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是保存整理档案文献和刊物，收集和整理口述历史材料，以为学界和有兴趣者提供研究资源。其中主要有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之李光前参考图书馆。前者收藏新加坡客家人士的口述历史资料，涵盖政治、经济、移民经历、社会活动、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大埔籍客家人蓝允藏的访问数据涉及本地客家传统行业之典当业; [6] Theng Kar Pheng的访谈资料则涉及了客家人从事中药行业的历史。[7] 永定籍客家人胡冠仁的访问资料涉及永定会馆和南洋客属总会的活动和角色。[8] 这些口述历史数据的目录和摘要很多都已数据化，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9] 国家图书馆则收藏了丰富的客家会馆出版物，可以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馆藏文献和新加坡宗郷会馆联合会的文史资料室的馆藏会馆刊物互补所阙。
民间机构：新加坡除了有南洋客属总会外，还有廿几所规模大小不一的客属血缘性和地缘性宗乡会馆。这些客属会馆除了是联谊功能之外，还有推动和保留家客文化的作用。严格地说，会馆组织并非专业研究机构，但是会馆不定期出版的纪念刊物和定期的会讯等刊物中也可见具有研究性质的文章，同时这些刊物中可以发现会馆的历史数据可供研究者参考。目前，新加坡有三所客属机构和会馆定期出版会刊。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出版半年刊《客总会讯》，已出版了50期。茶阳（大埔）会馆出版半年刊《茶阳之声》，已出版了40期。永定会馆则已出版了五期的《永定会刊》。这三种客属会刊登载相关会馆活动讯息、客属人士的最新消息，以及一些论文等，可以为研究当代新加坡客家族群和人士提供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于2002年12月同时设立文物馆和客家文化研究室，除了收集客家文物和资料外，也积极推动客家文化的学术活动和研究工作。已进行的学术活动包括2005年8月举办的《客家文化学者交流会》（主宾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海外特藏部主任邱淑如女士）和2006年3月举办的《客家学者交流会》（主宾为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院长丘昌泰教授）。2007年4月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办《新加坡客家研究论文发表会》。出版方面，客家文化研究室也联合其它单位先后出版了《新加坡典当业纵横谈》、《百年公德被南邦－望海大伯公庙纪事》和《永远说不完的课题：客家文化论集》等。
（二）、近年的研究成果
客家社群及族群关系类
新加坡客家社群的研究成果，以方言群意识和身份认同两方面比较为显著。成果如麦留芳〈星、马华族移民的阶级与方言群意识：研究资料与趋向〉[10]关注客家族群的阶级认同和方言意识的消长关系。另外，专门以新加坡客家人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有Too Suat Ling的“The Hakka Identity in Singapore”。该文从三个层面考察新加坡客家身份认同层次：第一、个人层面；第二、客家组织层面；第三、国家层面。通过对客家人士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访谈和考察，探究新加坡当代客家人如何确立客家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在新的社会情势之下，客家身份认同受到的挑战与响应。
有关新加坡族群互动的研究有麦留芳的专著《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11] 此书以社会学的取径，广泛深入地收集原始材料，对方言群之间的互动深入讨论。虽然该书着眼于全体华人，但大量涉及新加坡十九世纪的客家族群与其它方言群的互动，此书也为后来的帮群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曾玲和庄英章合著的《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的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则讨论客家族群与广府人族群联合创建坟山组织的历史。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以曾玲编汇的《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三卷为代表。同时，她另撰〈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及其仍保留的数据〉[12]一文，介绍这些文献材料的内容和重要性。此外，前述Cheah Kam-kooi和麦留芳的论著也采用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编制的表格和地图，内容包括早期客家人在新加坡的人口比例，新加坡客属会馆组织的年代，客属学校的建成年代，新加坡客家移民来源的中国原乡图等，提供大量早期客家族群的资料供研究者参考。
会馆社团的组织和功能类
有关研究新加坡客家的会馆及社团组织的成果相当丰富。新加坡独立以前的社会，华人会馆及社团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承担政府机构和公共福利部门的许多职能。这些社团组织不仅照顾宗乡属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也协助调解帮群内外的纠纷。新加坡客家族群的发展，客属会馆和社团组织身负重任，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早在1965年，前述Cheah Kam-kooi的论文对新加坡客家社团组织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其构成关系（如血缘、宗亲、地缘），组织架构、人事安排等。并且讨论社团组织在推广教育，如兴办学校、设立奖学金的贡献；此外，还论述社团组织与东南亚其它地区客家组织的联系和互动。
此后，有学者重点考察不同时期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及转变。例如，历史学者颜清湟的论文，分析十九世纪新马两地客家会馆的社会功能，如养生送死、祭奠神明等，探讨客家会馆选举的条件，特别指出新马地区客家会馆与中国城市的会馆之差异。[13]人口地理学者钟临杰则以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限，分析客属人士在会馆的协助下从事工商业的活动，以及新加坡独立建国以来会馆功能的转向。[14]
除了将会馆和社团组织作为整体来研究的著作之外，还有以某一社团组织的历史或某一种社会功能为研究对象的个案分析。例如，谢佐芝〈由客家人说到创建南洋客属总会〉，考察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舆论界对客家族群的误解，激发东南亚客家人于1923倡议，并于1929年创建南洋客属总会，以团结属人，互助共进的来龙去脉。叶钟铃〈猺獞即今之客家——星洲客属总会与上海〈逸经〉文字案始末〉讨论南洋客属总会代表海外客家侨民，以与国内对客家人的错误认识相抗争的事件。此外，也有学者研究社团组织在工商经济方面的作用。如梁纯菁〈新加坡族群的创业精神——独立前客属会馆所扮演的角色〉讨论了独立之前客属总会在塑造客家族群的创业精神上的作用。
有学者讨论会馆和社团组织与政治环境的关系，如丘峰的〈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试论东南亚客属会馆文化〉，讨论会馆的政治意义在“华侨时代”（二战之前）和“华人时代”（二战之后）的转变。郑赤琰的〈新马泰丰顺族群的政治适应力：会馆的功能〉研究丰顺会馆参与政治活动，论述会馆促进属人在对新国家产生认同的努力。
除了专书和论文以外，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也颇有收获，新出版者有：林文丹、冯清莲主编的《新加坡宗乡会馆史略》，[15] 这部参考书包括了客属会馆的基本资料和历史简介。实物数据方面有两部专著：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6]，收录客家社团组织相关的碑铭等；以及林孝胜《石叻古迹》[17]，收录有最早的客家社团组织，如应和会馆、丹戎巴葛福德祠、海唇福德祠及绿野亭等客家相关组织的数据。
客籍人物类
今天能看到的早期客籍人士的传记资料，散见于各种机构和个人编纂的人物集传之中，如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的《南洋名人集传》[18]、沈渭译编的《新加坡华侨名人传》[19]、黄尧《马，星华人志》[20]、唐志尧《新加坡华侨志》[21]、宋哲美《星马人物志》[22]和柯木林编的《新华历史人物列传》[23]等。值得一提的是饶靖中《海外埔人工商概览》和谢佐芝编《世界客属人物大全》这两部专著，前者专门以祖籍大埔的客家人为对象的专著，集中收集大埔客家人从事工商业的资料，是早期客家人在新加坡的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数据；后者为收录全世界杰出客家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资料，十分方便检阅。
个别客籍人士当中，以胡文虎最受关注，有关他的专著、论文和各种各样的文章、书籍也最多。除了叙述类的康吉父《胡文虎传》和歌颂类的张永和《胡文虎传》以外，也不乏学术专著，如陈星南〈胡文虎思想初探〉，郑良树〈胡文虎与新马华文教育〉，胡田田〈枝繁叶茂，“星光璀璨”——胡文虎和他的星系报业帝国〉，王予霞〈胡文虎广告经营思想新探析〉等，考察这位客籍领袖在文教、商业等方面的贡献。近年则有黄坚立的文章重新对胡文虎在二战时的行为作历史评价。[24]
除此之外，有关客家人物的资料也见于刘叔宽〈新加坡客属人士动态〉和杨进发〈本世纪初新加坡大埔邑人的文教与政治事业〉等资料性质的文章，可供研究某一时期客家族群参考之用。客属会馆或者其它社团组织出版的特刊中常见有“乡贤传记”、“先贤传略”的文章，但这类材料可以提供的信息有限，而且往往统一模式，内容大同小异，难以供深入研究之用。
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类
有关新加坡客家族群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的专著不多，田野调查的报告也不多见，在通论性质的数据如前述Cheah Kam-kooi论文中的内容有包括日常生活习俗，节庆和宗教信仰等。此外，傅吾康(Franke Wolfgang) 的短文考察东南亚地区客家族群流行的三山国王信仰，也提到位于新加坡Lowland Road的三山国王庙“宋皇宫”，可惜未深入讨论。陈波生、利亮时合著的〈客家人与大伯公的关系——以新马为例〉介绍东南亚及新加坡客家人的大伯公崇拜。该文收录在最近出版的《百年功德被南邦：望海大伯公庙纪事》一书中。该书还收录其它由客家人管理的望海大伯公庙的建筑、历史和考古的文章和资料。
语言和文教类
目前尚未有对新加坡客家语言做深入研究的文章，学界大都以东南亚客家族群为研究对象来概述，如：李如龙〈南洋客家人的语言和文化〉，张维耿〈多元文化认同下的东南亚的华语和客家话〉，仅简要描述新的社会情势之下东南亚地区客家话的萎缩现状，其中自然也涉及新加坡的情况。
对客籍族群的教育事业的研究，除了见于讨论会馆组织和兴办学校事业的论文外，尚有郑良树〈新马客家人与早期华文教育〉，讨论二十世纪初期客家人士如张振勋和戴欣然的办学事迹。对新加坡客家文学的研究有黄秀爱的〈客籍作家与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专门讨论二战之前新马华文文坛的客籍作家，如罗依夫、戴英浪等人在文学界、报业、戏剧界及美术界为抗日救亡运动鼓舞呐喊的事迹。[25]
综合研究类
最近出版的两本有关新加坡客家的论著，将新加坡客家的有关专题，作比较全面论述，为综合研究的代表论著，分别为《新加坡客家》及《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皆为黄贤强编著。有关者两本姐妹作的篇章目录，详见附录一及附录二。
有关客家研究书目∶
《南洋客属总会6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1990)，
《新加坡丰顺会馆成立13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丰顺会馆，2003)
《应和会馆181周年会庆暨大厦重建落成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2003)
陈波生，利亮时∶〈客家人与大伯公的关系——以新马为例〉。收录于《百年公德被南邦：望海大伯公庙纪事》（新加坡：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客属八邑福德祠，2006）。
陈波生编∶《百年公德被南邦：望海大伯公庙纪事》（新加坡：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客属八邑福德祠，2006）。
陈星南∶〈胡文虎思想初探〉。《南洋学报》52（1998），页22-57。
何炳彪编《永远说不完的课题：客家文化论集》（新加坡：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2008）。
何谦训：《新加坡典当业纵横谈》(新加坡：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客家文化研究室，新加坡当商公会，2005)。
胡田田∶〈枝繁叶茂，“星光璀璨”——胡文虎和他的星系报业帝国〉。收录于黄贤强编，《新马华人社会与文化》(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4)。
黄贤强编：《新加坡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黄贤强编：《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南洋客属总会、茶阳[大埔]会馆，2008）。
黄秀爱∶〈客籍作家与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亚洲文化》21（1997），页110-124。
康吉父∶《胡文虎传》（香港：龙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
赖观福编∶《客家渊远流长：第5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1999）。
李如龙∶〈南洋客家人的语言和文化〉。收录于李如龙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梁纯菁∶〈新加坡族群的创业精神——独立前客属会馆所扮演的角色〉。收录于郑赤琰编《客家与东南亚：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专辑》（香港：三联书店，2002）。
林开忠、李美贤∶〈东南亚客家人的认同层次〉。《客家研究》创刊号（2006），页211-238。
林文丹、冯清莲主编∶《新加坡宗乡会馆史略》（新加坡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2005）。
刘叔宽∶〈新加坡客属人士动态〉。收录于《南洋客属总会第卅五、六周年纪念刊》（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1967）。
丘峰∶〈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试论东南亚客属会馆文化〉。收录于郑赤琰编《客家与东南亚：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专辑》（香港：三联书店，2002）。
饶靖中编∶《海外埔人工商概览》（香港：大亚出版社，1965）。
苏庆华∶〈马新客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客家研究探索》（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2004），页1-35。
王予霞∶〈胡文虎广告经营思想新探析〉。发表于“四川与客家世界：第七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中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国际客家学会（香港）主办，2001年。
谢剑，郑赤琰编∶《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4）。
谢剑、陈美萍∶〈族群认同与文化适应：以马国雪隆地区客家社团的发展为例〉。收录于张存武，汤熙勇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台北：华侨协会总会，2002）。
谢佐芝∶〈由客家人说到创建南洋客属总会〉。《东南亚研究》6（1997），页58，59。
谢佐芝编∶《世界客属人物大全》（新加坡：崇文出版社，1990）。
杨进发∶〈本世纪初新加坡大埔邑人的文教与政治事业〉。收录于《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1991）。
叶钟铃∶〈猺獞即今之客家——星洲客属总会与上海〈逸经〉文字案始末〉。《亚洲文化》8（1986），页48-55。
曾玲、庄英章：《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的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2000）。
曾玲编∶《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3卷（新加坡：华裔馆，2005）。
张维耿∶〈多元文化认同下的东南亚的华语和客家话〉。收录于郑赤琰编《客家与东南亚：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专辑》（香港：三联书店，2002）。
张永和∶《胡文虎传》（新加坡：新加坡崇文出版社，1993）。
郑赤琰∶〈新马泰丰顺族群的政治适应力：会馆的功能〉。收录于郑赤琰编《客家与东南亚：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专辑》（香港：三联书店，2002）。
郑赤琰编∶《客家与东南亚：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专辑》（香港：三联书店，2002）。
郑良树∶〈胡文虎与新马华文教育〉。收录于赖观福编，《客家渊远流长：第5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续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2000）。
郑良树∶〈新马客家人与早期华文教育〉。收录于郑赤琰编《客家与东南亚：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专辑》（香港：三联书店，2002）。
Cheah Kam-kooi, The Hakka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cademic exercise,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5.
Cheng Lim Keak, The Hakka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Adaptati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收录于谢剑、郑赤琰主编，《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4）。
Hee, Lawrence Qui-shing,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the upbringing of children among the Hakka families. Academic exercis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9.
Too Suat Ling, The Hakka identity in Singapore. Honours Thesis, 1997-98,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8.
Wolfgang, Franke, “The Sovereign of the Kingdoms of the Three Mountains, San Shan Guo Wang at Hepo and Southeast Asia: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收录于蔡少华编，《柔佛州河婆同乡会庆祝十六周年、马来亚河婆联合会第七届大会纪念特刊》（古来：柔佛州河婆同乡会，1994）。
Yen Ching-Hwang, “Early Hakka Dialect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00.” Asian Culture, 17 (1993), pp 106-126.
附录一：黄贤强编《新加坡客家》篇章目录
前言 / 黄贤强
第一部分：研究综述、移民与会馆
1、新加坡客家研究综述 / 黄贤强、高源
2、新加坡客家移民史与移民经验篇 / 李小燕
3、新加坡客家會館（上篇）—应和会馆、惠州会馆、广西暨高州会馆 /
吴龙云、洪燕燕、潘慧珠
4、新加坡客家會館（下篇）—丰顺会馆、永定会馆、茶阳会馆、南洋客属总会 / 汪芳红、郭兆娴、陈佩霞、吴慧娟
第二部分：经济生活与企业精神
5、新加坡客家人的经济生活 / 甘永川
6、新加坡当铺与客家族群 / 张翰璧
7、客家人的文化企业—胡文虎的星系报业研究 / 沈仪婷
8、客家人的创业精神与企业管理 / 梁纯菁
第三部分：文教信仰与民生娱乐
9、 新加坡客家与华文教育 / 李志贤、林季华、李欣芸
10、 客属会馆建筑文化─以应和会馆为例 / 康格溫
11、 新加坡客家信仰习俗—以望海大伯公庙和客家坟山为例 / 利亮时
12、 新加坡客家山歌与客家菜/ 黄贤强、郭美妗
第四部分：方言、文学与人物
13、 新加坡的客家话 / 严修鸿
14、 新加坡客籍华文作家研究 / 薛莉请
15、 新加坡早期客家女性移民个案探讨 / 叶舒静
16、 新加坡客属名人 / 施丽思、庄仁杰
附录二：黄贤强编《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篇章目录
序一 南洋客属总会何侨生会长
序二 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蓝正厚会长
前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黄贤强系主任
上编 历史与文化
1、新马客属人士的教育事业网络，1904-1919年 / 舒圣祺
2、新马客家人与辛亥革命 / 庄仁杰
3、虎豹家族事业——胡文虎一族与星系报业 / 刘娟
4、新加坡客家商界人物与传统行业：中药业 / 吴慧菁
5、新加坡客家人的礼俗和神灵信仰初探 /王娟
7、新加坡客籍作家的文学创作 / 董皑屏
下编 客属会馆
8、独立前后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的作用 / 吴慧娟
9、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的发展历史 /吴筱婷
10、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新加坡丰顺会馆的历史变迁之研究 /汪芳红
11、永应挑战，定求新变——历史挑战下的永定会馆 /郭兆娴
12、新加坡应和会馆的成立与发展 /洪燕燕
13、从新加坡惠州会馆的历史与发展来看其独特性 /潘慧珠
14、传承与开创之间：广西暨高州会馆的发展 /吴龙云
[1] 《客家研究》创刊号（2006），页211-238。
[2] 〈设立“东南亚华人研究群”：国大深化方言文化研究〉，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8月23日，版7。
[3] 已离职的教员及访问学者中有黄秀爱、刘宏和严修鸿，分别作过新加坡客籍作家、客属社团和教育，以及客家方言的研究。
[4] 可以通过互联网地址查访和检索，互联网地址为：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index.html
[5] http://libapps2.nus.edu.sg/sea_chinese/index.htm
[6] Oral History Project Title: Chinese Dialect Groups. Accession No: 989.
[7] Oral History Project Tit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ingapore. Accession No. 2526.
[8] Oral History Project Title: Chinese Dialect Groups. Accession No.154.
[9] http://www.a2o.com.sg/
[10] 麦留芳∶〈星、马华族移民的阶级与方言群意识：研究资料与趋向〉，《海外华人研究》1（1989），页137-148。
[11]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
[12] 曾玲∶〈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及其仍保留的数据〉，收录于《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数据通讯》44（2006），页9-12。
[13] Yen Ching-Hwang,, “Early Hakka Dialect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801-1900”, pp. 106-126.
[14] 钟临杰，“The Hakka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Adaptati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收录于谢剑、郑赤琰编《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4。页197-222。
[15]。
[16]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
[17] 林孝胜∶《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
[18]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槟城：南洋民史纂修馆，1922-1941），5册。
[19] 沈渭译编∶《新加坡华侨名人传》（新加坡：南国出版社，1950）。
[20] 黄尧∶《马，星华人志》(香港：明鉴出版社，1967)。
[21] 唐志尧∶《新加坡华侨志》（台北：华侨文化出版社，1960）。
[22] 宋哲美∶《星马人物志》（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9）。
[23] 柯木林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公司，1995）。
[24] Huang Jianli, “Entanglement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terrogating the Wartime Patriotism of Aw Boon Haw.” In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 1(2006), pp. 79-110.
[25] 黄秀爱∶〈客籍作家与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亚洲文化》21（1997），页110-124。
台灣與大陸客家話研究的回顧與期許
*鍾榮富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
摘要
本文主要是回顧和評述1998年之後的台灣客家話研究的情況，除了前言和結語之外，全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以「各客家方言的語料蒐集」和「理論的應用」等兩個角度，逐一討論數十篇1998年之後出現的碩博士論文。第二部分以兩個研究個案來連接台灣客家話的研究和國際語言學界主流的議題：語言的普遍性和語言個別的獨立性。第三部分介紹一些本文提出的問題及思考之後，可以更進一步瞭解語言學和台灣客家話研究有關的書籍。然後就未來可以再繼續深入研究的議題，做了簡要的討論。既然客家話是個活生生的語言，對於客家話的研究必須具備相當的語言學基礎，才能掌握基本的分析理論及應用技巧。
關鍵字：客家話，語言學理論，衍生語言學，社會層次結構，自主音韻理論，傳統聲韻學
Hakka, Linguistic theories, Generative Grammar, Social stratification, Autosegmental Phon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phonology
一、前言
目前台灣境內的客家話研究，在量上已經很可觀，尤其是近幾年來隨著台灣語言或文學系所的成立，吸引了許多客籍學者從事客家話的研究。兼以客家委員會的大力補助，成果很可觀。然而，以過去七年（1998年之後）的研究總量來做回顧，總覺得總量是無可挑剔了，但是品質方面卻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主要的原因應該是投入客家話研究的年輕學者，多為中文系背景出身，雖然進了台灣語言研究所之後，接受了或多或少的現代語言學理論，然而要能嫻熟地運用這些理論，並深入地探究客家話在語音、語法、語用方面的學術議題，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關鍵字：客家話，語言學理論，衍生語言學，社會層次結構，自主音韻理論，傳統聲韻學
Hakka, Linguistic theories, Generative Grammar, Social stratification, Autosegmental Phon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phonology
一、前言
目前台灣境內的客家話研究，在量上已經很可觀，尤其是近幾年來隨著台灣語言或文學系所的成立，吸引了許多客籍學者從事客家話的研究。兼以客家委員會的大力補助，成果很可觀。然而，以過去七年（1998年之後）的研究總量來做回顧，總覺得總量是無可挑剔了，但是品質方面卻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主要的原因應該是投入客家話研究的年輕學者，多為中文系背景出身，雖然進了台灣語言研究所之後，接受了或多或少的現代語言學理論，然而要能嫻熟地運用這些理論，並深入地探究客家話在語音、語法、語用方面的學術議題，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本文於是首先為1998年之後的碩博士論文做了總評，初衷無非是透過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讓我們瞭解過去學者們的焦點及用力之所在，一方面從這些研究的優缺點之中，作為自己入門客家研究的殷鑑，才能為日後的研究剔除不必要的困擾。這裡的評論，純粹是以論文的書寫格式、研究方法、思考組織及學術眼光和分析能力為著眼點，並沒有涉及個人的喜惡或對於某些方言的偏見。客家話的研究，整體而言還在很稚嫩的階段，如果能時時有良善周延的批評，督促或鞭策客家話研究者，才會是整個客家話研究領域的福氣。
文獻回顧之後，接著是兩個研究個案，引點客家話研究往語言學的思考主流方向邁進：語言的普遍性及個別語言的獨立性。客家話的研究，一如其他領域的客家研究，必然要有紮實的理論為背景，良好或現代的分析架構為經緯，我們的研究才會引起相關領域的注意，也因此會使客家話的研究為成學術研究的一個點。如此持續的努力，積點成線，積線成面，終於織構自己的典範(paradigm)。
個案討論之後是一些延伸書籍的介紹，最後才是結論。
二、文獻回顧
如果把早期巴塞爾教會(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對於客家聖經的翻譯(1860)及客語拼音的分析和註解(1865)視為客家話研究的開始，則客家研究顯然已經超過了一百多年。[1]關於客家話百年來的研究，迄今做得最完整的回顧及評論，應該是鍾榮富1998年刊於《漢學研究通訊》的「客家話研究的過去與未來發展」一文。後來該文收入了鍾榮富2004成為該書的第三章，此後只要是論及客家話的研究歷史或文獻者，大多根據該文為基礎，進而拓延或增加日後比較新的相關文獻(如謝留文 2003, 溫昌衍 2006)。因此，目前想瞭解過去有客家話的開始，以至於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或科目，或者有關客家話研究的背景及沿革等等主題，還是應該回頭去查閱那篇論文。
鍾榮富1998遠從巴塞爾教會的德國籍牧師李利基(Rev. Rudolph Lechler)的團隊在1879所編寫的《啟蒙淺學》(First Book of Reading)g及黃釗的《石窟一徵》(1863)及以降到楊時逢 1957，從Schaank 1879到Hashimoto 1973等，無論是語料之記錄，客語教學課文及辭典之編撰，研究客家話的方法及成長階段，都有很扼要及精闢的分析。在此，我們只想就1998年以後，對於台灣客家話研究的文獻做討論，並且將從(a)各個客家話的語料蒐集及音韻，(b)理論架構內的分析等兩個角度來討論這七年來的客家研究，進而從這些研究文獻之中指出那些尚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課題。
所謂「各個客家話的語料蒐集及音韻分析」的角度，指的是近年來由於台灣語言研究所及客家文化研究所紛紛創立之後，在傳統語言學研究的陣營內所做的一些研究成果。大體上而言，這些研究應該說只是各個方言的語料蒐集，因此只可說是田野調查的初步發現，日後還有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和整理，以便在更寬闊的視野之中，更瞭解客家話多元變化的的起源或因素。有個很好的比喻，這些語料的蒐集正如農人辛勤耕耘而獲得的蔬菜和果類，而將來經過嚴謹的理論分析探討之後的成果，才是餐廳之中桌上端出來的各種菜餚。菜餚要做得好，固然需要食材的品質和多樣，然而更重要的還是廚師精巧的手藝和長久累積的火侯經驗，客家諺語所謂「燒柴靠火色，經驗自己測」，表示廚師寶貴的還是不可言傳的技藝。
近年來的碩博士論文，無論是在客家或多元的風貌或材料挖掘之上，均有很長足的進步。經過這些年輕人的執著及走入田野之後，我們終於發現了台灣客家話的多元種類，例如海陸（陳子祺 2001），永定客家話（李厚忠2003），饒平（徐貴榮 2002，2005），詔安（陳秀琪 2000），五華（長樂）（彭盛星，2004），東勢（江俊龍 1996；江敏華 1998；江俊龍 2003），卓蘭客家話（徐瑞珠 2005），佳冬客家話（賴淑芬 2004），豐順（溫秀雯 2003；賴文英 2004）等等，這些田野調查報告為客家話的多樣性帶來了曙光，充分表現了各地客家人都經過了相同艱困的逃難或遷徙，告別原鄉，入居台灣。過去，在台灣的許多街道上，可以找到大江南北的地名與食物佳餚，一時也為單調的教科書上的戰亂分離給了顯明的註腳。研究客家話的人也一直懷有好奇，以為世界上有幾種客家話，台灣就應該有幾種。如今這些碩士論文終於印證了台灣客家話的豐姿和多變。
雖然這些碩士論文的描述主體很明確多樣，在寫作和呈現方面卻似乎不及內容的多樣性，特別是在分析和解釋之上，這些論文逐漸落入了一個固定的窠臼，逐漸在體式格例之上成為一成不變的模式，例如先是說明某個地方的地理位置（第一章），然後是聲母（第二章）、韻母（第三章）、聲調的共時性描述(synchronic description)（第四章）[2]，接著是古今音的對比和討論（第五章），最後是很無力的結論（第六章）：把前面所述及的聲韻調及古今音比對的結果做總結，匆匆忙忙做個了結，使這些新語言的描述成為一個沒有明確的結論或者是帶來了許多語言學上的問題。而且，由於苗栗四縣客家話的早期研究，許多其他方言的出現都以苗栗四縣客家話為比較的基準或中心，至於為何要如此做，為何要以苗栗四縣客家話做為比較的標的，卻始終無人說出所以然。就學術而言，更少論文提及寫作的動機和背景介紹，所做的文獻分析大都只是列舉式的流水帳，缺乏深入的內省或有創見的批評或推論，這不能不說是這些客家話研究帶來的致命傷。[3]
有些論文則從某個語音或語法焦點為主題，做比較方面的探討，例如邱仲森. 2006比較了台灣苗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的研究，也是從聲韻調的比對入門，從古今音的現代演變結果為鵠的，在寫作和思考方面與前面的語音敘述相差不大。黃雯君 2005比較了台灣四縣客家話和海陸客家話，這兩個客家方言是目前台灣的最大宗，而兩者的聲韻調都有很大的差別，對於許多講者而言，並無法相互瞭解，但是兩者的差異性卻又如此的有規律(參見鍾榮富 2006)，然而黃文還是囿於過去研究方法上的限制，無法提出語言內在演變及機制，使這些比較只有在語音表面上的差異，無法帶給非語言學研究者一些值得思考的創見。例如兩種客家話的陰陽入正好在音值上彼此互換：四縣的陰入「識」和海陸的陽入「食」現在的讀音相同。為何會如此？又如「飢餓」四縣用「肚飢」(tu ki)而海陸用「肚枵」[tu jiau]這種詞彙時差異，也應該可以從文化或周邊語言之不同來解釋或說明，可惜黃文都沒有就這些問題做深入的探討。邱湘雲 2006則比較了海陸客家話及閩南話在詞彙及語音上的差別。海陸客家話和閩南話的確有很多相似之處，然而過去均有了「參照四縣客家話」的先入為主之見，咸以為海陸之與閩南相似者，都屬於借自閩南話或者是受閩南語影響而來的結果。其實，值得更深一層思考的應該是：由於閩南話被學界視為比《切韻》系統還古的語音，如果海陸客家話與閩南語有若干相似之處，並不一定要和四縣客做類推的基礎，反而可能是海陸還是保存了古語古音，而四縣客則因受其他山區住民的語言影響而有了若干的變化。[4]
再則，兩個語言的比較，也不能至靠表面語音的差異進行比較，因為從Lado 1957之後，西方淵源流長的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理論，經過了幾十年的辯論和答辯之中，駸駸然已經建構了一套細膩精緻的理論。在台灣，曹逢甫 1993也已經就這個理論的歷史源流及其在漢語或英語學習上的的應用及討論，做了很完整的討論和分析，因此台灣的學生想要瞭解對比分析的理論和觀念及其應用並不太困難。然則，這些從事客家兩個方言對比的論文，都不提對比分析的理論，也不參考有關對比分析的任何文獻，顯然他們的方法多半還是停留在土法煉鋼的思維模式，這是讀過這些論文之後，最覺得應該要思考的問題。
簡而言之，以「各個客家話的語料蒐集及音韻分析」為立論根基的客家話研究，在量上已經有了很長足的進步，但在呈現及研究方法上，顯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當然，這並不是全然否定了這些碩士論文的價值，而是提醒未來做相似研究的研究生，能多讀一些語言學理論的文獻或論文，以增廣視野，提升分析能力及磨練批評論述的功夫。
第二個評述近幾年客家研究文獻的角度是基於近代語言學理論的架構而做的客家話分析。所謂「近代語言學」並非全然以衍生語法(Generative Grammar)的理論為本，也參考了功能語法(Functional Grammar)，認知語法(Cognitive Grammar)的理論，及應用語用學(Pragmatics)或篇章語言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架構。不過，很遺憾的是能以理論架構為分析基礎的研究，在過去幾年還很少出現在碩士論文之間，僅有的是梁秋文2005是以聲學(acoustics)的模式分析了美濃客家的聲母及韻母。這篇論文雖然在分析上還無法展現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前人的理念及發現之上，以客家話為印證材料，卻是很明顯地走出了一大步。
過去，我們的客家研究文獻，提到客家的前元音[ö]，都認為[ö]和[i]雖同為前高元音，卻有不同的音值，前者舌尖位於上下齒咬合處，舌尖的作用很明顯。另外，[ö]很難單獨發音，更難掌握其單獨出現時的實際音值與發音部位，因為[ö]只出現在舌尖絲音[ts], [tsh], [s]之後，很顯然是由於唸[ts], [tsh], [s]時，舌尖仍然不離開上下齒咬合之處，只因氣流的持續延長而自然形成的元音。比較之下，唸[i]時舌尖跟著舌位向前平置，與[ö]的唸法大大不同。 有許多文獻竟把[ö]看成舌面元音。於是爭論不一，如今透過聲學的分析，把10位男發音人的[ö]的第一和第二共振峰(formant)抓出來：[5](為了方便，也取其他五個母音的共振峰來做比較)
（2）10位男性發音人的母音F1及F2的平均值
有了這樣明確的聲學圖示來描述客家母音的位置，遠遠比文字的描述還要讓我們能掌握每個母音之間的舌位關係。至於是否為舌面音，則比需要和有舌面與非舌面音有對比的國語做比較，依據謝國平 1980的實驗分析，所謂舌面元音和非舌面元音，其實其發音本質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和元音之前的輔音有關：如果輔音是捲舌的舌面音，則其後的元音自然會有捲舌的色彩；如果其前的輔音為非捲舌的齒音，如客家話的[ts], [tsh], [s]，其元音也很自然不會有捲舌的色彩，不能稱為舌面元音。
另一冊很令人振奮的碩士論文是鍾麗美 2005，以William Labov所創用的社會語言學理論為基礎，主張語言的改變和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有關，並採用聲譜分析(sound spectrographic analysis)做細膩的比較。該論文以屏東的內埔地區的客家話為主，每個村莊找取12 位發音人，其中老(年紀60歲以上)，中（年紀在40-59之間），青（年紀40和30之間），少(30 歲以下)各3位，然後採用鍾榮富2004所發現語音規律為工具，測驗這些規律在各個年齡層的音變差異。例如客家話有個「唇音異化規律」：如果韻尾是唇音，則聲母不能再是唇音。因此，客家話不允許(3b) 任何音節存在，原因是因為他們都違反了唇音異化的規律：
（3） a. fam 犯 b. *fim/p c. *pVm/p
fap 法 *fem/p
*vam/p
*vim/p
*vem/p
但是(3a)也違反了唇音異化，因為[f]廣義上也是個唇音。[7]鍾麗美的研究結果是：在各個年齡層之間，對於唇音異化的表現不同。越是年紀大的客家人，越保存[fam]及[fap]的讀音，越是年輕的小孩，越會把[fam]和[fap]分別唸成[fan]和[fat]，底下是各個年齡層對於「犯」[fam]讀音改變的交叉統計分佈圖：
（4）語音「fam」的變體分布圖
前面的分佈圖顯示：在老年階段念[fam]的有100%，但是在青年階段，只有剩下50％的人保存[fam]的念法，而到了少年階段，只剩5%念[fam]了。另方面，老年層把「犯」[fam]唸成[fan]的人很少，但是年齡越下降，念[fan]的人越來越多。由此可證明：唇音異化式個正在發展的語音規律，50年之後，將會越來越多人把[fam]讀成[fan]。這個發現其實在語言學和社會學上都有很重要的啟示：語音是會改變的，有些規律的形成是在不知不覺之間，而且語言的使用和年齡分佈的確有深厚的關係。[8]
fap 法 *fem/p
*vam/p
*vim/p
*vem/p
但是(3a)也違反了唇音異化，因為[f]廣義上也是個唇音。[7]鍾麗美的研究結果是：在各個年齡層之間，對於唇音異化的表現不同。越是年紀大的客家人，越保存[fam]及[fap]的讀音，越是年輕的小孩，越會把[fam]和[fap]分別唸成[fan]和[fat]，底下是各個年齡層對於「犯」[fam]讀音改變的交叉統計分佈圖：
（4）語音「fam」的變體分布圖
前面的分佈圖顯示：在老年階段念[fam]的有100%，但是在青年階段，只有剩下50％的人保存[fam]的念法，而到了少年階段，只剩5%念[fam]了。另方面，老年層把「犯」[fam]唸成[fan]的人很少，但是年齡越下降，念[fan]的人越來越多。由此可證明：唇音異化式個正在發展的語音規律，50年之後，將會越來越多人把[fam]讀成[fan]。這個發現其實在語言學和社會學上都有很重要的啟示：語音是會改變的，有些規律的形成是在不知不覺之間，而且語言的使用和年齡分佈的確有深厚的關係。[8]
除了碩士論文之外，也有幾篇零星的論文，從認知的角度去探討客家話的量詞，其中貢獻最卓著的是戴浩一 2001，2006，以認知心理學中的原型範疇化理論 (Prototype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以及文化經驗範疇化理論 (Experiential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為基礎，採取誘發式分類詞產生實驗的研究方法，蒐集四縣客語分類詞「尾」的使用語料，藉以建立其在客家方言的範疇結構。例如「魚」是以「尾」[mi]為量詞，但是同樣在水裡生活的「青蛙」[ha ma]卻不用「尾」而用「隻」[tsat]為量詞。[9]顯然客家人在心理認知上，有些是以某種樣貌為原型，有些則以習性為原型。這種以認知心理為切入研究的方法在客家話以至於漢語方言的研究裡，頗有另闢蹊徑的啟示，更能為我們對於語言和認知心裡之間的關係多了一層瞭解，將會是語言學研究方面很有意義的方向。
再則，近年來(1999以還)，賴惠玲從語意學、語法化、語意及語法的互動等等層面來詮釋客家話動詞「分[bun]」」、「佬[lau]」、「到[do]」及客家話重複動詞結構，是很花心血在把客家話的研究帶入語言學理論的著述，但是這些論著背後的理論並不為台灣研究客家話的學子所熟悉，且賴惠玲的論文大都以英文書寫，以致於她的發現和看法在台灣的客家話研究領域裡面影響非常有限，但是她的研究卻在語義改變及語法化研究上，反而成為許多台灣學生必讀的參考論文，可見這些論文的品質本身卻不容置疑，只是目前客家話的研究者，還太保守，還太著重在古今音的比對之上。由於賴文所涉及的理論，很難用很短的篇幅來介紹，因此我們僅在此提出簡略的介紹，供有意研究客家語意或語用之間關係的年輕學者，能去參閱這些寶貴的文獻。
此外，應用句法、音韻理論、言談分析、語言習得等等理論來解析客家話的研究之著作並不多見，顯示這方面的研究還值得未來更多心力的投入與關注。羅肇錦1998年之後比較關心宏觀的(macro)的客家課題，例如以客家話的語詞、聲調等等的演變類型之與少數民族如壯語、畲語等等相似，懷疑客家話少數的語音演變之例外，極可能是由於客家和少數民族接觸而來。[10]論及台灣內部客家話的發展，則傾向四海客家話的融合。[11]鍾榮富2004集客家語音、音韻、構詞及句法為對象，語料遍及台灣現有的客家話種類，包括四縣、海陸、詔安、東勢、饒平及少見的長樂客家話，並從這些客家話類別的語音差異及音韻變化的相似性與否，來逐一比對各種客家話的內在及外在差異，是很具綜合觀點的論著。在觀點及論述方面，特別強調同一方言的內部差異，尤其是積極建構南部四縣客家話的獨立性，異於過去一向把「苗栗四縣」看成所有四縣客家話的代表的觀點，在語言內部的差別方面，頗具微觀(micro)的研究觀點。但由於分析方法介於理論與傳統之間，而且偏向共時音韻(synchronic phonology)，鮮少觸及歷時(diachronic)或歷史(historical)的討論，雖然使用中文來寫作，並無法引起中文背景的年輕學者太多的關注，這由前一部份所討論的碩士論文，很少引用該著作可以看出來。從另一方面來思考，會發現年輕學者比較關注格式化的傳統論文的寫作，這應該是當前客家話研究方面很值得我們關心的議題。
迄至目前為止，我們簡略地回顧台灣學術界在1988年以後所做的客家話研究，我們從「各客家話語料的調查與蒐集」以及「研究方法與當代語言學理論之應用」兩個觀點切入，對於七年來台灣客家話的研究做了鳥瞰式討論。初步的結論為：(a)由於年輕學者的投入田野調查，使台灣各個客家話類別更加多元。(b)可惜這些語料的分析及討論過於格式化，尤其在寫作及組織上，更為明顯。(c)以現代語言學理論為基礎的研究還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
三、語言的普遍性及獨立性
自從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衍生語法以來，語言學研究的首要目標定位於：追求並尋找出語言的普遍性(linguistic universal)或獨立性(languag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正如醫學的研究，我們除了希望能尋找出人類的共同結構之外，也不排除個人特殊的體質。在這個理念之下，客家話要走上學術的主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並把客家話列為值得研究的語言，我們很難自免於現代語言學理論的衝激和洗禮。後面我將以兩個研究案例，來說明客家話在語言的普遍性及獨立性方面所能引起的啟示及重要性。
首先看看後面的語料：[12]
（5）
關於（5）的語料，有幾點說明。首先，我們發現：只有在〔a〕結尾的詞語裡，才可以聽到真正的詞綴（尾）－e31 /－i31的本音，如（5i），其他只要詞語含有韻尾，則該韻尾均會延展（spread）到後綴－e3 /－i31之音節上，變成後綴音節的聲母。對於這種韻尾延展的現象，坊間的客家話研究相關文獻中，有各種不同的稱呼，例如羅肇錦1984稱韻尾同化，而民間學者廖金明2005則將之稱為「轉音」，意思是說：詞綴或名詞詞尾要依據前一音節的不同尾音而「轉」唸各種不同形式。其實，我們認為這種詞尾聲母依據前一音節之韻尾而不同的現象，只是因為圖6的韻尾展延（coda spreading）規律下的產物：
（6）韻尾延展
以文字來表示，「韻尾延展」是說：零聲母的詞綴會從前一音節的韻尾中，延展而成為詞綴的聲母。有了這個規律，我們很能掌握（5）中的音變情形，只要前一音節的韻尾是－m（如5a），則名詞詞綴的音節必然也會以[m]做為聲母。如果前一音節的韻尾是－i（如5g），則詞綴的聲母也一定會是滑音〔y〕。自從Chomsky 1957 以來，語言學家莫不希望把看得到的錯綜複雜的表面現象，經過抽絲剝繭之後，能獲得一些簡單扼要的規律，做為詮釋我們從小在極少數的語言刺激之下，也能習得（acquire）變化無端的語言現象。因此，我們面對（5）的語料，只須理出（6）一個簡易的規律，即可解釋（5）所有的分布和現象。
再則，這種韻尾展延也不只出現在名詞詞尾，在其他零聲母綴詞之中，也有同樣的運作結果。例如：客家話的名詞詞綴雖然只有－i31 ¤－e31之分，但是客家話的形容詞詞綴卻都是－e51，如：
（7）
如果我們有了「韻尾展延」的概念之後，所有綴詞音節會從前一音節的韻尾延而取得聲母的現象，就不須要個案逐一處理，而是把這些具有共同音韻特性的現象，歸類成為通則（general rules），這正是人文科學研究的目標，也是我們足以解釋為何客家的小孩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大概5－7歲），即可學會所有客家話音變規律的最佳方案。
客家話還有一個具有韻尾展延現象的句型，很值得注意，因為這也是南北客家話區別之所在。[13]原來北部客家話在「V 在 ______ （處所）」的句型中，「在」可以是「在」（tsHoi 33），也可以是竚（tu 33）或「到」（to 55），例如黃子堯的詩「土地公」中有一句：「小小的土地公/企到山頂上」，這種句型在南部的客家話是不能接受的，因為相同的句型在南部客家話中必須用「V + a + 在 ___ （處所）」的句型來表示，例如：
（8）
a. 阿明坐啊在凳子上。 （阿明坐在凳子上。）
b. 阿明企啊在河壩唇。 （阿明坐在河川旁邊。）
c. 阿明介屋子買啊在屏東。（阿明的房子買在屏東。阿明在屏東買房子）
我們要注意的是：在南部客家話的「V + a + 在 ___ （處所）」的句型中，「a」是個綴詞，一種用法上類似Click的綴詞，絕對不能缺少，但是在語音上，即必須有韻尾延展的規律，因此前面（8 a－c）中劃線部分的「a」在讀音上分別為：
（9）
a. tsHo33 a51 (坐啊)
b. kHi33 ya51 (企啊)
c. mai33 ya51 (買啊)
由「韻尾延展」我們可以推知，其他有－m、－n、－N結尾的動詞在「a」之前時，「a」的聲母自然會和前一動詞的韻尾相同：
（10）
a. 秧子 tiam51 ma51在田上。 （把秧苗種在田裡。 「tiam」是「種」的意思）
b. 花裝（tsHoN33）Na51在壁上。 （把花裝在牆壁上）
c. 阿明扴棍子插 tsHap3 pa51在車子上。（阿明把棍子插在車子裡）
d. 阿明扴手伸（tsun33）na51在窗子外面。（阿明把手伸到窗子外面）
這種「V + a + 在 ___ （處所）」的句型，和客家話「一…就….」的句型一樣，也是用___a51：
（11）
a. 門一打a 開來，蚊子就飛入來。
b. 看（kHan51）na去，阿明sa51（竟）看到佢公。（一看出去，阿明竟然看到了祖父。）
總言之，客家話有許多語助詞正好是零聲母的音節，也正好都具有「韻尾延展」的共通性。因此，我們認為再也不必有「轉音」之類的念頭，否則會把一些很有規律的語音現象說成極具複雜難懂的棘手問題，而事實上這些表面上極富變化的綴詞音節，都是由於「韻尾延展」的結果。
「韻尾延展」不但在客家話有[14]，台灣閩南話也有（見Chung 1996），例如閩南話的「柑仔」本來是[kam a]但讀成[kam ma]。國語也有「韻尾延展」(參見鍾榮富 1990)，例如「他走路好慢啊！」中的「慢啊」要讀成[man na]。「韻尾延展」也出現來英語裡(Kenstowicz 1994)，不過一般稱為「連音」(linking)，如thank you要讀成[TQN kiu]]。在法語裡，「韻尾延展」稱為liaison「連音」(Kisseberth and Kenstowicz 1979)，如petite homme要唸成[p«dIdm]。此外，在非洲也有許多語言有類似的規律(參見Madeason 1984)，可見「韻尾延展」是個很有普遍的規律。
另一個例子則要說明台灣客家話的獨特性，例如台灣南部客家話的[ian]韻母中的母音，徘徊在[a]和[e]之間，而且變化的條件受到聲母的影響，有些客家話只有在舌根音[k, kh, N]及喉音[h]之後才會把[a]變成[e]，例如大美濃地區及高樹、長治地區/ ian /讀成〔ien〕，但是/ iat /在[k, kh, h]之後[iat]，其他地方念[iet]。
（12）南部客家話 [ia/en]的分布
一般而言，聲母會引起韻母內部的母音變化的，都因為母音和聲母結合而成的音節，例如英語的nation中的-tion讀成[Si«n]，變化的是聲母[t]。又如加拿大英語的[au] 母音會變成[Au]，如果後面接的是無聲子音的話，例如about讀成[«bAut]，而墨西哥話中的母音會在前後子音均為無聲之時，變成無聲母音，如[kAta@]（你去洗澡）中的[A]代表無聲母音。這些聲母和母音之間的相互影響都基於前後並列的關係。但是，客家話之韻母[ian]卻在介音[i]相隔之下，受到聲母類別的影響，這在語言現象之中並不常見，所以應該是語言的特殊獨立的現象，很值得注意。
前面兩個研究案例，說明了客家話在音韻內涵之間，還有許多尚未發現的特性，值得未來更進一步的探討。同時，這兩個簡單的案例也說明了兩件事：(a)語言學理論並不可怕，只要能花點心思，多看點書，多吸收外界的理論，才能有效地處理紛紜錯紊的語料，並且在各個表面上並不一致的語言現象上尋找出很有規律的分析方向。(b)客家話或者漢語之研究，絕不能獨立於世界各種理論之中，否則會只是孤芳自賞的成果。當然，我們並不需要閉著眼睛一直跟隨理論更迭的風尚，也不能以自己的語料，一味地去削足適履，硬套某個理論，然而多看和保持獨自的看法，才會是研究語言學的長久之路。
另外，語言學的研究也要隨時利用現代科技，增進我們對於語言研究的深度。例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客家話之[ian]韻母，往往會有[ian/ien]的變化。像這樣的描述還只是透過研究者主觀的認定，並無法強有力地說服讀者，如果透過Praat語音分析系統[15]，把[ian]和[ien]在聲學物理上的表現呈現出來，則效果會有很的不同。後面是[ian]和[ien]的聲學差異：
（13）[ian]和[ien]的聲學差異
a. [ngian 年]
b. [phien 騙]
比較(13a)及(13b)，我們發現(13a)的主要母音為[a]，因為這個母音的第一共振峰在450Kz左右，第二共振峰則在1300Kz左右，正好是個低母音應有的特色。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從[i]到[a]之間有很大的起伏，正好表示：從高母音到低母音的過渡。反觀(13b)，其主要母音的第一共振峰遠比(13a)的母音共振峰還要高，大約在1900左右，表示母音比較高。而第二共振峰也比[a]的第二共振峰還要高，顯示母音比較前面。透過(13a)及(13b) 的比較，我們發現：客家話的[ian]及[ien]不只在我們聽覺上的不同，還有他們在聲學物理上也有不同的聲譜，在在證明了客家話在[ian]的韻母上，會有不同的語音。
最後由於資訊及衛星的研發技術的進步，配上語言學微觀(micro view)的論點（微觀論點即要把語言做得很細，要從某個小地區細細地做出各個語言的分布現象）使我們對於客家方言有了不同的理念。例如中央研究院鄭錦全院士所領導的「語言數位典藏」小組主要就是想研究每個村落的閩南語和客語的分布。成果之中，以閩客語的「厝」和「屋」的交錯研究最足為研究的典範。
依據台灣語言的命名方式，閩南人會把田姓家族所居住的地區稱為「田厝」，而客家人會把田姓家族居住的地區稱為「田屋」。因此，「厝」和「屋」成為某些地區閩客方言分布的指標之一。同時，在同一個地方，有時在地圖上會有不同的名稱，主要是因為做調查時，問到的是閩南人或客家人之不同而引起的。於是鄭院士的研究小組到新豐鄉鳳坑村和上坑村做研究。他們先調出農林航空測量所(2002)的航照圖，並家家戶戶去調查閩客語言分布得實際情況，而得到了(14)的方言分區圖，其中黑點為閩南的「厝」分布區，而白點則為客家「屋」的分布區，地圖顯示：閩客呈現交互雜居的現象，很難用一條明確的線去劃分閩客的分界。
（14）閩客方言分區圖
像(14)這麼精密的語言分區圖才能讓我們真正瞭解閩客雜居的情形，並非某個街道的左邊全是客家人，右邊是閩南人，而是這一家是客家人而隔壁一家是閩南人，因此更顯示語言在分布上的持續性及複雜性。鄭院士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啟示意義，不但在研究方法上有異於傳統的創新，在研究貢獻上也讓大家明白只有透過這麼精準的調查，才能瞭解語言分布上的持續性及方言交錯的真實性。然而，像這麼精密的研究，無論是人力或財力都需要很長期的投入。於是我融合宏觀及微觀的理念，從台灣每個客家村落開始，試著把每個村落的客家話做歸類，並找出幾個足以區分這些細微客家話差異的指標音，來繪製客家語言地圖，並在完成之後上網供各界參考。[16]例如南部的客家話能以是否擁有後高母音[®]，粗分為兩種：一種客家話沒有後高母音[®]，另外一種客家話則擁有後高母音[®]。這種差別，可以(15)的語料來說明：
(15)
前面的美濃和萬巒是有[®]的客家話，所以他們的「志」和「濟」讀音不同，前者讀「tsö」，後者讀「tþi」。但是對於沒有[®]的高樹和新埤而言，「志」和「濟」的讀音相同，都讀成「tþi」。於是藉著這個[®]之有或沒有，我們可以把高屏所謂的「六堆」十一個鄉鎮分為兩種：[17]
（16）南部客家話是否有[®]的分區圖
前面我們以兩個個案研究，分別從語言的普遍性及語言的個別獨立性去試著與現代語言學的核心議題做連接，主要的動機是想以這兩個案例為基礎，指出客家研究並不一定要從韻書的中古音去推，即使是在共時或平面的語音或語法都還有許多值得研究的議題。接著我以語言學研究在方法和工具使用上，也應該苟日新，日日新地去接受現代科技的進步及應用。最後，我以電子時代微觀的基礎，以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團隊在語言地理上的啟發，落實在微觀和宏觀交融的村落為本客家的地理研究之中。由這些結論可以推測，詞彙的區別也可以繪成語言地圖，歷史語音的發展也可以繪成語言地圖。語言地圖的繪製，本來是用以彰顯語言、詞彙、句法在各地區的變異，並且從宏觀(macro view)的視野去檢驗語言變異的方向和自然或人文地理之間的交錯，但是現在卻已經漸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稱為語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
四、延伸閱讀
現代語言學理論之所以難為國內中文系背景的年輕學者接受，其實心裡的排斥並不如此巨大，反而是理論的介紹或入門書籍不多，而在論文發表會會場之中，發表者為了掌控時間或為了忠於表達原文的語意，大都是在中英文交雜的語言情境之中進行他們的論文發表。即使聽眾能在會後取得論文，也因為討論的問題過於抽象，或對於理論的引介沒有從基本開始，使許多人想入門而不可得。加上國內的學術要求，並不把教科書列為學術著作，國科會等學術補助機構也不獎助教科書的出版或撰寫，使語言學的理論無法有良好的入門書籍做為指引，也可能讓外語能力不足的年輕學者無法瞭解現代語言學的理論。
基於這個認知，我為語言學初入門的人寫了《當代語言學概論》(五南出版社)，裡頭對於語言學的理論做了簡單的介紹。還有一冊《當代音韻理論和漢語語言學》(國科會專案報告，正在整理出版之中)，很有系統地以漢語為語料，介紹當代的音韻學理論的發展及更迭。西方的學術之所以發達，之所以進步，就在他們很善於創發各種不同的理論，從各種不同得思考方式之中去探索同一個問題，而獲致了各種不同的結論，而這些理論並不純是抽象的思考，大都還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支持。例如衍生音韻學的理論，從單線式的平面思考(SPE)[18]，邁入多面向的(multi-plane)自主音韻理論(Autosegmental Phonology)[19]之後，讓我們對於音韻規律的比達和書寫都有了相當大的進步，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韻尾沿展」就採用了多線式的表達。當然，在自主音韻理論當道了年之後，終於為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所取代。這些理論沿革，在這本書力都能獲得基本的瞭解和認識。
做語音或田野調查，最重要的發音及聽音的技巧，但是國內中文系這方面的訓練並不多，有的僅止於「國音」之類的課程，很少有人體發音器官和語音產生之間的互動及認識來瞭解語音的產生過程，其實這部分的專業稱為「發音語音學」(articulatory phonetics)。以塞音和通音的不同為例，除了氣流之通暢之外，還與語音受阻的部位(organ)有關，這些都必須要經過專門的訓練或書籍介紹。國內這方面的專書並不太多，除了鍾露昇 1966之外，還很難看到比較專業的入門書籍。師大國文系主編的《國音學》基本上還只是過去「國音」教育的延伸，並沒有辦法在發音器官和語音產生之間帶給我們新的觀念。楊懿麗的《英語語音學》是本對於發音的入門介紹書籍，雖然無法提供很周全的語音學概念，卻已經是很有系統的介紹。至於在實驗語音學方面，最值得推薦的還是吳宗濟和林茂燦合編的《實驗語音學概要》，不過這本書並不容易取得，主要原因是售罄之後還沒有再版。對於能直接閱讀英文的學者而言，Ladefoged 2001, 2003和Kesntowicz 1994, Kager 1999都是很好的入門書。
前面推薦的幾本入門書籍，在理論及語料採集和應用上，都有很好的示範及講述。學習任何專業都一樣，師傅和書籍都只能引我們入門，要如何善用書中所學及有效地運用書本內的知識，把記成文字的論點和方法，生動地成為自己觀點的一部份，才是每個學習者應該痛加深思的問題。
五、未來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台灣的客家話研究環境應該是兩岸三地之中最好的，因為台灣在語言學理論方面的推介及引用，一直都是比較先進的地區。而且，台灣地區不大，但是確有各種客家話值得比較和分析。如果未能善盡理論的應用，而只朝方言調查的蒐集，則我們勢必無法和大陸競爭，主因是大陸的田野調查根基穩固，人才又多，最重要的是：大陸地區遼闊，客家話種類繁多，單單以贛南而言，除了贛州內圍講贛語之外，周圍的九百多萬客家人口，分佈在十幾個縣市之中，其中每個縣市之內就擁有各種不同的客家方言。
除了我們前面一邊介紹個案研究，一邊提出的研究議題之外，客家話目前最迫切要有人去做的是聲調(tone)和語調(intonation)的研究。聲調和語調是構成「腔調」(accent)最核心的結構份子。以海陸和四縣客家話為例，兩者在音段(segment)或音節結構之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而兩者的區別也很有規律（參見鍾榮富2006b的分析），所以理論上他們應該能彼此溝通才對。然而事實不然，以南部的四縣客家人為例，初聽到海陸客家話，多數人必然無法理解，主要的原因是海陸客家話的語調起伏很大，與四縣客家話大不相同。再者，兩者的陰陽聲調對反，高低戶易，正好讓四縣客家人無法理解海陸客家話的講話方式。
和語調有關的當然是語尾助詞。客家話的表達方式之中，語助詞表達了不同的語氣(mood)，然而這個主題卻在一般的客家話教科書之中被省略了。[20]例如：
(17)
a. 佢會來。
b. 佢會來哪。
c. 佢怕會來哪。
d. 佢會來mia?
e. 佢會來ha?
f. 佢會來mo?
g. 佢會來哇！
h. 佢會來io!
前面八個句子，核心句都是「佢會來」，但是由於語助詞的不同，講話的語調也必然不一樣，而說話者所要表達的意思和態度，更是有千里之別。例如(17a-c)都表示「他會來」，但是很少有人用(17a)，除非在「愛理不理」的請況之下。(17b)則用於勸旁人不用擔心時會使用，表示講話者知道聽話者在憂慮他等的人是否會來，為了寬慰或者出於好意，而脫口講出(17b)。至於(17c)顯然存有懷疑的語氣，表示說話者對於「他」是否會來已經不樂觀，只是基於禮貌，必須要講出一些安慰聽話者的場面話。同樣地，(17d-f)都是疑問句，其間的說話語氣也大不相同。(17d)表懷疑的問句，(17e)表更大的懷疑，(17f)才是中立的問句。而同為感嘆句，(17g)表不耐煩，(17h)才是表訝異的感嘆句。以上的各種語氣和態度，都和語尾助詞有關，可能也和各地的方言之使用有關。[21]再則，每一種語氣詞都搭配了不同的語調，如果能以Praat的分析程式明確地找出代表語調的音高(pitch)，並畫出語調的起伏或升降， 則在客家研究上會有更大的貢獻。同時也會更讓外人瞭解客家人講話的方式和語氣，在族群的彼此溝通尚可以免除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此外，客家話和其他語言的對比和研究，也是未來應該深入研究的課題。這種研究，有可能從兩個層面切入。第一，從客家人學習其他語言所透露出來的訊息，例如為何客家人講國語時，很多人會覺得有「客家腔」？什麼是「客家腔」？為何一聽就知道那是「客家腔」？有些當然可以從詞彙的使用來判斷，如：
(18)
a. 我以後打算要去美國留學。
b. 我以後預算要去美國留學。
c. 我以後計畫要去美國留學。
前面三個句子之中，(18a)多半是閩南人講的國語，(18b)則為客家人講的國語，(18c)才是國語的常用句。這些差別在我們的日常對話之中，往往是很多人用來區別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依據，但是卻鮮有細膩和精緻的分析和討論。
除了詞彙之外，有些是語音所顯露出來的訊息，而這方面的研究還似乎沒有人做過詳細的研究。[22]另一個可以切入這個主題的研究就是語言接觸。「語言接觸」也是具有悠久歷史的研究方法，在語法化理論(Theories of grammaticalization)之中或對比分析之中，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惜，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客家話研究的文獻曾經以有系統的語言接觸理論來研究客家話。
另一個還大可發揮的領域是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和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方面的議題。客家小孩最先會講的語音是什麼？客家話的語法結構之中，哪些結構會是孩子最慢或最困難學會的句型？例如鍾榮富2006中舉了許多台灣小孩學習國語的有趣例子，然而我們對於客家小孩的語言習得過程，所知並不多。至於採用心理測驗的方法來檢測客家話的語意(semantics)及心理真實性(psychological reality)之間的研究，除了前面提過的戴浩一對於量詞的相關實驗之外，還很少有具體的研究成果。
客家話研究做為語言學的一部份，其相關的研究議題當然並非這裡短短一小節能詳細盧列的。但是，在有限的篇幅裡，我們還是提了語調、腔調、語尾助詞、語言習得、及心理實驗等等迄今還鮮少有人從事探討的幾個重要議題，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心血及人力投入這些議題的相關研究，以期使客家話的研究能更見深度及廣度。
六、結語
本文介紹了1998年以後的台灣客家話研究的概況，之所以取1998為斷代分界線，純因為1998年以前的文獻及討論，已經見於鍾榮富2004，也已經久為客家話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視了。文獻的既往，無非是呈現了某個時代的某些引人重視和注意的研究主題，在所有的客家研究歷史中，自然扮演了某種角色，也唯有如此思考，才會覺得任何文獻都有其存在的意義。
經過討論和比對，我們對於近年來的客家研究，深感欣慰，原因是有了更多年輕一輩的學者加入了田野調查和語料蒐集的工作，代表這個研究還存有代代相傳的香火不熄的精神。另方面，從這些論文的討論和研究方法之中，也看出了一些應該改進的盲點，最大的問題在於寫作和文字的呈現上，過於仰賴既有的格式，而未能從語料的內底結構之中來多加探索，結果是種了許多菜，卻缺乏一套良好的烹調方法，以致於端上桌面還是質樸的素菜，而並非精緻的料理。
然而要把客家話研究提升到和其他語言相等的地位，除了語料的正確整理和耙梳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有系統的分析和詮釋，這就好像拼圖一樣，有些人從語音和音韻的角度來拼，有些人從句法和語意的途徑來拼，也應該要有人從語用的角度來拼，更應該有人從語意的層面來討論，經過這些語言的各個層面的討論和互動，相信會使我們更加瞭解客家話的結構及本質。以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當然具這個理想還很遠，也因為如此，才會令我們感到高興，因為這表示要完成這個大拼圖，每個年輕人或對客家話研究有興趣的人，都會找到適於自己研究興趣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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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劌雲. 1984(1992). 《客家話》.台北：聯合出版社。
[1] 有關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所標注或書寫的文獻，承蒙柯理思教授(Christine Lamarre)的影印提供，才能讓我們一窺百年前的客家話樣貌。也請參考Hashimoto 1973。現代已經有人開始研究《啟蒙淺學》內的句法(張雙慶與莊初昇 2003)
[2] 也有人把「共時」(synchronic)翻譯成「平面」。
[3] 不過，或許這是整個台灣田野調查研究的問題，因為做閩南語調查或研究的碩士論文，在方法和呈現之上也有類似的問題。
[4] 這部分的思考路線已有羅肇錦 2006及張光宇 2007為基礎，並非絕不可行之路線。
[5] F1通稱為「第一個共振峰」，在實驗語音學上用以顯示母音的前後，發母音時，舌位越前面，F1 越低。F2則用於表示母音的前後：母音越前面，F2越高。
[6] 這是一般描繪母音圖示的方法，也有人取用F1 為縱軸，F2-F1為橫軸，兩者相差並不大，請見 Ladefoged 2002的討論。
[7] 比較前期的語音學著作把[f, v]劃為唇齒音，和b, p, m 等雙唇音不同，但是從Chomsky and Halle 1968之後，雙唇音和唇齒音都歸為具有[+唇]的一類語音。
[8] 這部分可以有很大的討論點，但受限於篇幅，有興趣者請參閱Kiparsky 1968。從衍生音韻學(Generative Phonology)的角度，語音之改變實由於我們語言機制內部的語音規律做了調整和變化。不過，現在正盛行的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Prince and Smolensky 2003)之後，則認為是由於語言制約(constraints)的層次(ranking)改變。
[9] 對於客家話量詞的使用，海陸和四縣並不相同，而北部四縣又和南部四縣不盡相同，這個議題還有很大的再深入研究的空間。例如海陸可說「一隻人」，但南部四縣客家話卻不能，而必須要說「一個」或「一儕[sa]」人。
[10] 語言接處(language contact)常會帶來語詞的借用(borrowing)或語音的改變，例如時下台灣國語流行的[A]如「A錢」或「撩」如「撩落去」等等就是最好的例證。但是，在新語法學家(Neogrammarian)的眼中，語言接處不但要根據語音、詞彙或語法，還需要參酌歷史檔案或考古的發現等等其他文獻，因此這種研究不僅限於語言學本身，還要旁及其他的學科。
[11] 目前四海話的研究也開始引起注意，其中鄧盛有 2000及鍾榮富2006最值得參考。
[12] 本文所引用的語料，除非特別說明，否則均以台灣南部的四縣客家化為本。南部客家話的名詞詞尾，分為兩種：[-i]及[-e]，其中高樹、新埤、佳冬、及里港的武洛用[-i]，其他地方用[-e]，兩者各有特色。
[13] 這種現象在文獻裡還沒有人注意和研究。
[14] 海陸客家話的名詞詞尾是[-«]，如「凳子」讀成[ten n«]，也有韻尾沿展的規律。
[15] Praat是荷蘭萊頓大學的兩位語言學家所共同研發的系統，可以上網免費下載，但要先註冊才能使用。
[16] 網址為：http://www.hakkamap.i36c.com/，歡迎大家上網給我們指教。這是客委會支助的專案研究，目前止進行到南部的部分，以後會逐漸增加到全國各地的客家話。
[17] 「六堆」是個文化名詞，指：屏東縣長治鄉，麟洛鄉(前堆)。內埔鄉(後堆)。竹田鄉(中堆)。新埤鄉，佳冬鄉(後堆)。萬巒鄉(（先鋒堆）。 高樹鄉及高雄縣的美濃、杉林、六龜等鄉鎮是為右堆。
[18] Noam Chomasky and Moris Halle在年出版的The sound patterns of English視為「衍生音韻學的鼻組，後來把這本書通稱為SPE。
[19] John Goldsmith1976為衍生音韻學做了極大的改變，主要是把過去單線的表現方式改為多線式甚至是多面向，後來學者把這個理論稱為Autosegmental Phonology。
[20] 目前在拒不登錄的有三種教科書，加上客委會及各縣市編的的教材，已經蒐集到的有23種，但這些教材共同的特點就是不教語尾助詞，很可惜。
[21] 這裡所做的語調和態度的看法是依據屏東縣高樹地區的客家人為準，其他地區的語尾詞使用一定會有不同的解讀，因為語尾詞和語調是各地區客家話最大的差異之所在。
[22] 不要以為這種研究沒有意義或沒有用處。Labov 1988曾提及在法庭之上協助被告脫罪的個案，最重要的就是因為被告所講的是波士頓口音，而犯者顯然是擁有紐約口音的人。我個人也有兩次幫助法庭辨識不同客家口音而破案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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