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31到916 （天下纵横）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终于为他的“一个马来西亚”再补上一笔，那就是宣布从2010年起，9月16日为全国公共假期。纳吉说8月31日是马来西亚独立日，而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日。前者意味着国家从殖民地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者则是在马来亚的基础上，衍生了一个“新国家”，取名马来西亚。

任何小学生都被课本告知，马来西亚是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的，而这一天是由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的。所谓的独立即是说马来西亚是一个自己操纵自己命运的国家，人民通过选举选出政府，但是我们的学生也许并不很了解马来亚和马来西亚有什么不同；同样的东马的人民也不是很了解（或说接受）为什么8月31日是独立日而不是9月16日？他们不了解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在9月16日才成为一个新国家的一部分，而8月31日只是马来亚的独立日，与他们无关。正因为这样，东西马人民在国家的观念上有些许的不同。长久以来，东马的人民心里有些不服正是在此。

其实要了解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及了解831与916的关系并不难，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轨迹寻找它们的渊源。

先说马来亚（指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在独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东马的沙巴（当时称为北婆）也是英国的殖民地，砂拉越同样归英国人管制。换句话说，这三个地区的共同点是因为它们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不像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

由于马来半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出现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促使英国改弦易辙，通过与巫统的谈判，于1948年制定“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这份协定正式将新加坡切开。因为英国认为新加坡是左派势力的核心地带，必须直接由英国管制，否则将影响马来亚政局。就这样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下的马来亚联合邦（共11个州组成）逐步地走向自治。虽然如此，马新人民仍然反对英国强硬把新加坡切割开来，因为新加坡从一开始（1819年开埠），它的命运就与马来亚连在一起。

可是历史终于判定新加坡要走一个大弯才回到马来亚。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时，新加坡只能走向自治，英国不允许它的独立。而在当时，新加坡也没有独立的条件，除了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之外。

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胜出，成立自治邦的政府。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设法让新加坡回到马来亚的怀抱。在形势比人强下，英国又设置另一个方案把新加坡重新纳入马来亚联合邦，不过单单将新加坡纳入马来亚联合邦是不大可能的，马来亚也不会同意。于是英国通过东姑构思马来西亚联邦概念的出台。这正合李光耀的心意，马来西亚也就变成60年代的一个政治推动力。在新的方案下，东马的沙巴（北婆）及砂拉越联同新加坡一起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并将之扩大成为马来西亚联邦（原本汶莱也加入，后条件不合自行独立）。

这样一来，从1961年到1963年的折腾，马来西亚才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但在这之前，北婆于7月22日宣布自治，而砂拉越与新加坡则在8月31日宣布“独立”，以便加入马来西亚。因此从历史上来说，砂拉越和新加坡知道8月31日的重要性，但对北婆人民来说，则是陌生的。

后来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916在新加坡就失去意义了。然而对东马人民来说，916才是一个命运改变的日子，可一直未得到“善待”。如今纳吉这一宣布，总算有了开头。希望东西马人民不再为“独立日”而争执不停，大家用两个节日来演绎一个马来西亚。当然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治国方略怎样整合一个国家。

刊登于2009年11月2日《号外周报》第452期

纳吉预算案的重大启示 （直挂云帆）

我国首相纳吉首次也以财长的身份在国会提呈其处女财政预算案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不但涵盖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效应，这就使得他必须在政经方面搞平衡，力求成为他取信于民的其中一个座标。因此这份预算案从头到尾都是平和与不痛苦的，但里头也包含政府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在政治领域中突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如果说这不是一份竞选的预算案，那么我们可以期待的是下来的三几年也不会出现痛苦的预算案，而且其中一年可能是“皆大欢喜”的预算案。这就意味着选举年快到了。虽然在目前推测何时大选是不实际的，但若从纳吉的预算案看来（他推测明年将是国家经济回稳的一年，同时也会取得2至3%的正面经济成长，不像今年经过调整后，还得面对3%的负成长），政府在明年将会有更大的动作，为行将于2011年推展的第10大马计划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果国家的经济正如所料也将在明年搭上世界经济好转的列车，这也为马来西亚提供一个“适当的机会”在明年启动经济转型的引擎，但由于摆在眼前的困难与阻力不少，纳吉在预算案中提及的三大策略就成为考验他执政绩效（KPI）的一面镜子。

他的三大策略是具有吸引力的：①推动国家走向高收入经济体；②确保整体与可持续的发展及③侧重于人民的福祉。

除了第二及第三策略是一般性的理念外，政府显然会将重心放在经济模式转型方面。纳吉说：“我国正处于重要的关头，将定夺我国是否继续保持在中阶级收入的社会抑或进一步成为高收入的国家”。既然我国在过去能成功地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因此他认为创新、创意与进行高增值活动将可以有助于经济的转型。

以马来西亚目前所处的经济水平，我们不质疑马来西亚可以向高收入的经济转型，但转与不转，能否成功再转变？和需要多少的时间来适应？都与国家的政策和国人的承受能力有关。

根据一份全球经济体的报告显示，美国和欧洲国家已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新加坡、南韩、日本和台湾也列入高收入经济体。换句话说，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是唯一挤入发达国家的佼佼者，它的国民人均收入高达3万5千美元。马来西亚则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人均收入7千美元。不过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上，马来西亚则在2百多个国家中名列第37名，有强劲的发展势头，比起新加坡的41名为前。占第一位的自然是美国、下来是日本、德国和中国等。

尽管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国内生产总值不断调高，但马来西亚的国民收入普遍上还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水平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要力争上游唯有从教育着手。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和对人才的培养乃是有目共睹的。目前马来西亚有20所国立大学及25所私立大学，大专院校有469间左右，是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之一。由于政府在中小学推行免费教育，马来西亚人民教育之普及是十分明显的，几乎所有的中学毕业生只要他们愿意及成绩达到规定的标准，他们都可以进入国立或私立的大专院校。不仅于此，政府这些年也致力发展我国成为区域教育中心。

正因为政府对教育领域的开放和重视，马来西亚这些年来的大专生比例也相对提高至近30%，并朝向40%的目标迈进。按照这一思路，政府对大学生比例之提升，正吻合经济转型的策略。因为也只有增加知识型与科技型的大专生才足以应对经济的转型。可是马来西亚是否已具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条件吗？这对转型的成功与否是十分关键的。

自古以来，我们都相信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是他的学问和知识的获取。虽然有学问不是成功和高收入的保证，但却是通向高收入的一把钥匙，因此政府的预算案中拨300亿改善中小学教育是完全正当的，也是教育素质提升的保证，但政府要确保资金投放不再发生“干捞”事件。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准备对高等教育贷学金的结构作适度的调整：从2010年开始，获得第一等荣誉学位的学生可以把高等教育基金贷款（PTPTN）转换为奖学金的措施是值得赞赏的。但有嫌不足，政府应该扩大范围到第二等荣誉学位和学院生名列前5名的毕业生（以科系为准），也能将贷学金转成奖学金，这对人才的培养会更加有效。

其实自从政府于1997年提供贷学金以来，不分种族已先后发放250亿，直接培育了万千的大学生，值得激赏。可惜有半数毕业生未摊还贷款，因此高教部长莫哈末卡立担心在2020年后，有关贷款的财政赤字将高达460亿元，相等于国家一年的财政赤字。对此我们认为除了应更严格执行摊还贷款的法令外，政府也有必要重新规划奖贷学金制度，并以培养更多人才为目的。若政府因此增加教育开支的负担（奖学金数额增加），在长远上也是值得的，国人也会接受。

如果政府在未来的一两年后调整好经济转型的步骤，我们相信政府会推行备受关注和争议的商品与服务税（GST），以取代现有的销售税和服务税。纳吉说，政府已进入最后落实GST的研究阶段，并研究它对人民带来的冲击。

根据网络讯息，新加坡是在1994年推行GST税制，2007年提高至7%，但政府也拨出巨款补助低收入的家庭。目前新加坡平均每年的GST收入是40亿新加坡元。

一旦马来西亚推行GST税制，整个经济结构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而政府看来是准备双管齐下：一边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调整，另一边则为新税收制度而铺路，以求达致不太痛苦的转型。这就是纳吉所要带出的新政治经济体，以便能在2011年推出重大突破的第十大马计划来面对新的大选。

刊登于2009年10月29日 《东方日报》

马华党争无言的结局 （现代春秋）

马华公会在去年党选前，翁诗杰与蔡细历已开始交锋；在党选后，又是出乎意料地让两人担任老大和老二的角色，遂使到矛盾和斗争扩大和深化，最后竟演变成开除党籍又再变为冻结党籍的决定，结果一场特大把中委会的决定推翻了，也把翁蔡的如意算盘都打翻了。他们两人谁都占不到便宜，反而成了特大批斗的对象。换句话说，翁蔡的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特大也把他们的政运尅住了。眼看悲情的收场又不知怎么搞的，又来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戏剧性的变化，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 任谁都没有想到，一对似乎是已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冤家”竟在特大之后暗渡陈仓。根据蔡细历的说法，他与翁有了三度的会晤，而在21日双双往见国阵主席纳吉，于是一个所谓和平方案就在22日出台了，速度之快，令人诧异。如果说翁蔡一年的斗争仍分不出胜负，也无从折衷和妥协的话，那么纳吉只是四两拨千斤就把翁蔡所累积的恩怨一刻钟内打发掉，更促成他们两人握手言和。蔡细历似乎是有感而发地说，为了党的更大的利益，他别无选择。他认为彼此都得到半数的支持。因此为了党的利益，他们必须合作。但中央代表是不是也这样想，我们无从知道。 虽然我们不质疑翁蔡在特大中各获得半数的支持，也出现所谓第三势力的捣局，用了几十张票把他们两人拌倒，但特大的结果是否发出强烈的声音要求重新党选也有了争议？支持重选的一方认为当下的中委会的公信力已经受损，不具正当性继续领导党。例如蔡细历派有这样的立场，就连翁诗杰也出人意表地也要召开另一个特大来决定代表们是否要重新党选，这就使到反对解散中委重选的人；尤其是支持廖中莱的人左右为难，因为他们这批人是准备接替翁蔡走后留下的空缺，并在既定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党。 就在翁廖会晤未有结果的时候，突又被翁蔡会晤的结果抢先一步，且得到纳吉的祝福，也就意味着新崛起的廖派可能被促按兵不动或在原地踏步，以等待原来的领导层重新布署新的排阵。 没错，也许领导层的职务或工作分配会有改变，但不变的是马华的领导层将依然故我或说在原地踏步也无不可。有人因此情绪激动地说：这是那门的政治学原理？斗来斗去还是回到原点，真不知政治为何物？ 其实，没有人想到党争的结局是破镜重圆，而且是在各怀心事底下的“大团圆”。于是有人质问：这样的和平方案能持久吗？它是否可使到马华重新振作起来？为什么不索性来一个新党选，让中央代表选出新的领导层？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有答案的。 现在我们大致上可看出马华的领导层是要维持原来的格局，而尝试把矛盾扫进地毯（如果不能化解的话）。虽然马华上层不认为这是国阵主席施加压力所致，但也没有否定首相恰当与及时的运用影响力：要两派息争，甚至言归于好。 我们不否认纳吉是出于善意要马华解决危机，以免影响国阵的稳定。但纳吉也只能提供权宜之计或提出某些忠告，到头来还得由马华自己决定它所要走的道路。 如果蔡细历在较后恢复原职，继续成为翁诗杰的老二，他们能推心置腹地合作而不再有斗争了吗？没有人可以做出保证，但我们相信他们很可能不再有戾气和咄咄逼人的语言，在某些大议题方面有商有量。不过一个留在人们脑海里的问题是：蔡细历的道德问题是否已被包容了？翁诗杰显然也需要向他的支持者作解释和化解原来针锋相对的立场。 同样的，蔡细历也要面对其支持者的质问：在斗争中搞妥协是哪门子的逻辑？不是将同志摆上台而枉做小人吗？ 还有廖中莱的支持者也会捶胸追问：我们到底是姓翁还是姓廖？老二是姓廖抑或是姓蔡？在这样的急转弯下的方案，廖系人马是否会被边缘化或被翁派再次收编？ 更为重要的是：马华中央代表满意这样的和平方案吗？他们对今后的特大还有什么信心吗？如果特大的议决是有回旋和转折的余地，则特大意义也会受到质疑。 最为重要的是：华社认同马华的和平方案吗？虽然马华党争是家事，但既然标榜是华人的政党，也就不能阻止华人指手画脚。 因此可以相信接着下来，马华的翁蔡会收到负面的讯息多过正面的讯息，在党内也会继续有暗流滚动，关键在于领航人怎么给华社一个信心？ 其实，不但马华有危机，而且马华在华社中也面对信任危机。如今马华党内以这种方式收场，是否能收服华人之心，就要拭目以待了。但在现阶段来说，我们只能以“无言的结局”来形容马华党争的“收场”。 刊登于2009年10月26日

解读马华的“和平方案” （跃马扬鞭）

马华公会党争的急转直下，让许多人打破了眼镜，也不知道这后头还会发生什么样的突变。政治这年头，变得这样的不稳定和难以捉摸，要数这次马华党争掀起的风波。

在马华一甲子的历史中，党争已是见多不怪，但每次都能分出胜负，而且即使引发马华分裂而大伤元气，也没有这次戏剧性的变化。

在国阵主席纳吉的调停下，马华的党争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和平落幕：翁诗杰与蔡细历已同意以一个团队重新团结党，以解决当前的领导危机。

翁诗杰更在记者会中抛下引人深思的一句话：“蔡细历是在毫无条件下与总会长合作。”至于怎么个合作法，他们都未提及，因此我们不妨解读他们的“和平方案”是什么，以便了解马华的未来动向。
其一，表面上看来这是所谓双赢的局面，廖中莱也没有什么损失，但下来会再有什么变化不得而知。换句话说，蔡细历可能恢复他原有的职务，他正等待社团注册官给予答复。若他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他还要与翁诗杰“无条件合作”什么？既然说明日后继续合作，蔡细历自然不是个闲人，而是有任务在身。

其二，廖中莱本来“身负使命”代表支持他的中委与翁谈判，也以新任署理总会长身份讨论如何处理特大议决案事宜，未想在未有结果之下，中途又告生变。这一变数又把焦点移回翁蔡，不让廖中莱专美于前，然后又回过头来调解翁廖之争。不过这翁廖之争是假设在没有蔡细历的情况下，翁诗杰会否引退或在什么时候引退以让廖来接班？但现在既然蔡细历又回到谈判桌，总不能说蔡以一位善通党员与翁平起平坐？更何况纳吉也还未撤除蔡的国阵总协调职，因此可以推论蔡会回到原职，而廖可能做回副总会长，一切保持原状。除非蔡自动放弃原职，又另当别论。从廖中莱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交中委会研究来看，他显然是有些问题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蔡细历是否回来述职？

其三，虽然有了和平方案，但不意味马华已没有危机或危机已过，而是所有的马华党员；尤其是中央代表正在观望马华现有的领导层如何收拾残局？

现在的局面，好像又回到去年十月党选后的排阵，也难怪让人留下长长的叹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的，若是一切又回到原点，而且是在打到头破血流后才发觉“不打不相识”，那又何苦来哉？真是莫名其妙。而政治有的时候就是在莫名其妙下发生和变化。马华的党争案情峰回路转，正好为此作了注脚。

其四，在和平方案下，所谓的新特大可能与代表大会同时举行，也可能取消。不过代表大会还得矫正双十特大的议决案，即否决对翁诗杰投不信任票；确认蔡细历恢复党籍和赞成蔡细历恢复党职。也唯有这样，双十特大引起的轩然风波才告止息，而翁将具有继续领导党的正当性。

翁诗杰所需要的正是被重新确定不再是跛脚鸭的总会长，也具有其合法地位代表马华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回复到特大前的领导权威。

蔡细历经此“浩劫”与磨练，应更透彻人性的弱点，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可能是敌对阵营不再质疑其道德问题了？

至于廖中莱，不论他是否被摆上台，那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此次的党争所牵出的人事斗争，也够令他心寒的。由此可见，政治是残酷和毫不容情的，即使在党内，同样是暗箭难防，只要利益有所冲突，就会有打击行动。还有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的廖派是否重新与翁派整合，也是马华团队稳定与否的其中一个课题。

无论如何，我们并不认为马华就此已解决危机，也化解了党争。它只是在别无选择下的权宜之计，而且也是国阵老大的应变之道，以后就靠马华领导的智慧了。这之间一个重要问题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原本是马华在308后要促成国阵的改革；现在是反过来国阵影响马华不要越斗越乱。换句话说，马华纠正不了国阵，反被国阵纠正回到原地。政治的吊诡，莫过于此！

翁诗杰也好，蔡细历也好，廖中莱也好，他们已没有太多的时间斗得精疲力尽。马华在过去的一年，真是浪费了太多人的精力和时间在内斗而不是在改革。现在的马华能否走出困境，就要看和平方案是否是灵丹妙药，否则前景相当严峻。

刊登于2009年10月26日 《南洋商报》

高部一视同仁对待3所民办大专 何国忠：按部就班迈向大学目标

（韩视网１２日讯）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今日宣布109所学院已完成学院机构审查。 他说，这项新制度主要是以分数审查国内各学院的素质，并协助学生了解各大专的背景。以方便学生在选择学校方面拥有更完整及准确的参考资料。 他表示，该项新的制度主要是针对国内469所学院作出审查，一旦审查完毕该项报告将公开于所有群众作为升学指南。有关单位Ernst&Young已针对国内109所学院，完成第一阶段的审查报告。这109所学院内，49所学院获得全面的审查；另外60所则通过书面审查报告。 他表示，该项审查的评分标准主要是以50分为合格标准，低于50分的学院都是属于没有正常运转的学府。

80％华裔生成功进入国立大学深造 另一方面，他也透露我国今年的大学入学额中，高达80巴仙的华裔大学申请者都成功进入本地国立大学深造。 他也了解国内民办大专办校的辛苦，并愿意与校方沟通，共同面对困境。他承诺，高教部将一视同仁的对待3所民办大专，并没有特别偏袒任何一所院校。他也呼吁各民办学府按部就班的垫好基础、设备、软硬体设备，以迈向升格为大学目标。

韩院是北马华人唯一非营利高等学府 他说，从南到北，我国共有3所民办大专，分别是柔佛南方学院、雪兰莪新纪元学院以及槟城韩江学院。韩院是北马华人唯一的非营利高等学府。目前开办包括传播系、多媒体、电脑资讯系及中文系在内4个科系，共9项文凭课程。目前，韩江学院正着手申办与英国胡佛汉顿大学、澳洲南昆士兰大学及英国帝塞大学合作的共5项3+0学士学位课程。 对于韩江积极申办与外国大学合作的学士学位课程，他保持着非常审慎但乐观的态度。 何国忠表示，目前我国共有20所国立大学、25所私立大学和469所学院，这不包括27所工艺学院及37所社区学院。就人口数量而言，我国大专学府的阵容似乎庞大了些。不过马来西亚政府的高教政策是面向世界，放眼成为区域教育中心，所以这些设备齐全的高教机构彼此间竞争浪潮影响和冲击下，无论是政府政策或各大专的高教策略将逐渐朝着更专业、开放及自由市场化的方向前进。 他也相信，同学们在未来人生路上会永远怀念今天这个大日子。他说，毕业是另一段人生旅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今天之后，有一部分人将会走入社会，开始为生活奔波；另一部分人仍然选择升学，继续未完成的梦。无论是哪一条路，在前面等着你们的，永远都是一段精彩旅程。只要你们可用心走下去，坚持走下去，未来都将会是一片开阔的天地。 看着你们今天齐齐一堂，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而奋斗，在追逐梦想和实现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身边的朋友。在学校或大专念书是暂时的事，而友情却会伴你们一辈子。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要来自于真诚也要来自于关爱，也只有珍惜友情，互相扶持，我们才能一起成就更多的事。

谢诗坚：按部就班迈向大学方向努力 另外，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则表示，韩江学院将按部就班的迈向大学的方向努力。韩江学院所办的3+0双联课程，也让韩院更靠近大学的门槛。 目前，韩院正针对学生人数及师资素质等方面作出努力，并希望尽快提升学生人数及教师素质，已达致大学水准。 他说，目前韩院并不急着为升格大学定下进展时间表。由于，韩院还是相对新的学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也感谢高教部给予的配合及协助，让韩院可以通过多项课程的申请。同时，赞扬何国忠是一位值得受尊敬及尽责任的好领袖。

王云霞：选择继续升学毕业生显著增加 韩江学院院长王云霞博士在致词上表示，这一届共有178名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 她说，自从本院去年和英国胡佛汉顿大学签署三项3+0学士学位课程，及与澳洲南昆士兰大学签署一项3+0学士学位课程后，该院已向国家学术鉴定局申办这几项课程，预料近期内可以获得准证。 此外，该院也将于今年11月和英国的帝塞大学签署另一项3+0学士学位课程，希望明年能够全方位推出这三所大学共五项学士学位的课程，让学生在节省经费下，得以在本院完成三年的学士学位课程，考取受国际承认的英国和澳洲大学文凭。

107名学生获高等教育基金贷款 另外，在国家学术鉴定局已多次莅临本院评估所有4个科系的8项专业文凭课程，其中6项已获全面最高认证（full accreditation），另2项也获临时认证（provisional accreditation），预料不久也可获得最高认证了。由于韩院的各项文凭课程都获得了认证，在籍的本国生都可申请高等教育基金贷款（PTPTN Loan）。截至今年8月为止，基金局已发放RM1,507,500的贷款给本院107名学生。感谢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让清贫学生可以顺利完成学业。

2008年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情况调查 王云霞透露，今年初本院再次进行对2008年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情况作了调查，在114名毕业生当中，成功联系101位毕业生。调查结果如下： 继续深造：46名（45.5%）；就业 ：53名（52.5%）（其中1名创业，2名协助管理家族生意）；待业 ：2名（2.0%）。从过去两年的调查报告显示，选择继续升学的毕业生有显著的增加，而选择就业的大部分都找到理想的工作。 而在本届毕业生当中，有16名已经赴本院国外的姐妹校深造，因此不能出席今天的典礼。她和所有老师们在此遥祝他们学业有成。

转载自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网站

马华特大•我的失算 （天下纵横）

作为一名政治评论员，我承认对政治课题是比较敏感的，虽然对猜测性的问题不容易拿捏得准，但基本上还不至于离结果太远，比如在2008年大选前，我在《你怎么说》的节目中有大胆地预测反对党这次在槟州可以拿下15个州议席，被人认为是言过其实。结果是反对党起而执政，民政与马华竟然全军覆没。这应该是多少看走了眼，没有看到反对党会反客为主，但在当时我的预测被视为太过出格了。由此可见，政治评论员最难回应的事是对尚未发生的事作出预测性结果，可这又是许多观众爱听的新闻评论。

比较容易做的评论那就是对发生了的事件分析和评述。比如在2008年3月8日的大选投票时，我人在电视台，为NTV7和八度空间作评论。由于是针对成绩作评析，也就不必绞尽脑汁来回应推测性的课题，而是就选举成绩提出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虽然这是熬夜的在电视台内应对成绩，但因为成绩频频爆冷，使到十分冷的播报室也变得热腾起来，每个人睡意全消，几乎以难以置信的眼光在观看选区一个个变了样。待到凌晨二时左右，大局已定，也让许许多多的人澈底难眠，因为有几个州的政权变天了。

老实说，这是比1969年大选成绩的公布更令人震惊（这一年，我在槟城的圣芳济学校的礼堂看着林苍祐在接收下跌的“榴莲”，直到他取得槟州的执政权，而被大群的记者包围），感谢老天爷，308的夜晚十分柔和。虽然雪州变天了，但半夜的马路是宁静的，熟食店也像往常一样在做生意，没有骚乱和抗议，更没有游行，选民都成熟了。当他们知道成绩时，睡一个平安夜，一觉醒来如常。这就是民主的可爱，变天变得这样的突如其来又平平安安。

后来，我又应了电视台做了这个和那个的事件评论，但也没有多大的辛苦，因为没有预测性的提问，总算完成任务。

不过，近日的马华双十特大的评述倒是遭遇到麻烦。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本来在我的想象中，马华的特大已闹了个多月，大家都对课题熟悉了，评论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结果是我失算了，因为我被问的问题是预测特大的结果，究竟哪一方会胜出或双双都失败，或各有所得？我觉得这是舆论将特大的议案变复杂了。它应该是支持或反对，而不会有第三种结局。
我也像所谓媒介的“民调”看法，认为当权派比较占优势，而且看来翁会胜出，但也不否定蔡细历会突围而出。英文台的负责人笑我“买保险”，也不得罪任何一方。在中文台我就较出格和大胆的预测翁派占优势，或者多数票也只是十张左右，当然也不否定蔡派的力量。

不幸的，我的预测失算了。林放说我看走了眼；一些部落客也有类似的批评。我得承认我是没有算到会有第三个结局，那就是翁蔡齐走；我也没有去深入考虑所谓第三势力其实不必形成一个有形的力量，只要在双方的阵营鼓起反翁和反蔡的情绪，就足以拌倒翁和蔡，让他们在特大中“死得不明不白”。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我也有收到消息说，双方阵营都信心满满，认定必会在特大中胜出。换句话说，不是翁胜，就是蔡胜。

我后来在电视台内看新闻播报特大的投票情形时，当我看到上了年纪的中央代表在投票后的谈话时，我心中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些“久经考验”的中央代表将决定马华的命运，他们在党章下已成为所有党员的合法中央代表，被赋予使命来作取决。不论他们的投票倾向是否表达广大党员的意愿，是否表达华社大多数人的意愿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他们来决定翁蔡的命运已是不争的事实。其结果是双双被逼走；大大地出乎所有媒体的意料之外。

如今“判决”已出炉，马华公会也正在为善后忙碌。评论员呢？也是天天有话讲，天天有意见，当然也包括“事后孔明”。至于马华要怎样走未来的路，只好问问马华中央代表要的是什么？在这方面，先不要质疑中央代表为什么有“生杀”大权在握，因为那是党章设置的。马华公会也得尊重这样的机制，除非它通过修改党章，否则马华的命运还是操在2380的中央代表身上。明乎此，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马华党内争做中央代表的大有人在；同时也不必惊讶为什么不少中央代表是上了年纪的，因为他们一向以来就是中央代表。

刊登于2009年10月26日 《号外周报》

马华的如果和结果 （直挂云帆）

十月十日，翁诗杰在特大中被投了不信任票，看来政途已亮红灯；十月十五日，马华中委会议，大家都以为结果是这样的：翁诗杰辞职被中委会接受；会议接着选出廖中莱出任总会长，而江作汉被推举为署理总会长。这是翁蔡齐走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安排，也是特大带来了的新格局，一切都显得那么“通情达理”，没有争议，也没有分裂。马华开始了一个没有翁诗杰，没有蔡细历，而是廖中莱的时代。

讵料结果不是这样的，因为在特大过后有太多的变数，也就造成翁诗杰打出一张皇牌，要总秘书按其指示召开另一个特大来解决双十特大引起的问题。

究竟双十特大引起什么问题？其一翁诗杰被投下不信任票，除了走人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即使章程规定革除党职须得到2/3的出席代表投票批准，但翁诗杰的情况是在道义上的责任。其二是蔡细历坚持翁要辞职外，全体中委也应总辞，重新举行党选。而他本身的争议性地位也随着中委解散不复存在了。其三是如果翁诗杰不即刻辞职，而是有后续的行动，那该怎么办？其四是翁诗杰在双十特大后的四天假期是否是忙于交待“善后事”和安排接班人？其五是应该由翁诗杰一人承担后果抑或是集体负责任？

就在人们对马华的未来产生悬念的时候，突然平地一声雷地来一个急转弯：翁诗杰暂不走，而且还动用总会长特权要用新特大来解决双十特大遗留的问题。虽然他并没有阻止中委会根据程序推选廖中莱取代蔡细历的空缺，成为新的署理总会长，但他显然并不给予祝福。

在这方面，在中委会议后又带出的严重问题是：①翁诗杰暂时不走是否是“背信弃义”，不尊重特大的议决案？有评论和有马华中委（根据新闻报导）认为翁已破坏游戏规则，“失信于天下人”，因此要求他辞职。②在厘清翁的去留问题上，有22名中委联署要求翁诗杰及蔡细历尊重双十特大的表决，意味着他们有须走人，而廖中莱证实有逾20名中委表达意见，但否认是“逼宫”行动。当然说到底是要翁自动请辞。③翁诗杰认为特大之后，他遭到背叛，并引用古龙名著《流星、蝴蝶、剑》的内容暗喻最危险的敌人可能就是身边的密友。至于什么样的“背叛”，翁未讲清楚，但他透露有要求中委总辞以示对蔡事件负集体责任遭到否决，乃不得不动用“特权”，将此大事交给另一个特大去表决。

从上边看来，双十特大后的矛盾与斗争已急快的转移焦点，变成翁诗杰与廖中莱的斗争。它所浮现的一个尖锐问题是：翁要中委总辞是不是合理或是太过分？廖认为中委不应总辞，且要求翁取消新特大，这之中的理据又是什么呢？

因此我们需要翁廖向关心马华动向的人作明确的告白，并回答下列几个问题：①在去年十月马华党选后，对蔡细历采取边缘化的措施是翁的个人行动或是中委也同意的？②对蔡细历采取纪律行动而在会长理事会决定开除的处分是否是全体出席者或绝大多数出席者的集体意见？还是在总会长的压力下同意的？③后来马华中委会将“开除处分”降为“冻结党籍4年”的“平反”是否是绝大多数中委的议决还是翁诗杰威逼的结果？④在开除与冻结的过程中，是翁一人在自导自演或大多数中委有商有量？⑤马华的领导层是否有共识，要对蔡的纪律事件负集体责任？⑥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较早前马华的所有正副部长发表联合声明挺翁和支持他的领导是有何特殊的含义？是否在蔡细历事件上共进退或是指其他的行动而言？

总之，在翁诗杰领导下的马华，除了挺蔡和保持中立的中委外，绝大部分的中委都被说成是总会长的人。大概是因为围绕在总会长身边的人都是信心十足的人，也就好话说尽，没有人替总会长的前程担心过。可以这样说，根本没有人担心总会长会失手或马失前蹄。同样的，翁诗杰也是算不到失败后又怎么样？特大前即使出现第三势力在捣局时，翁诗杰也还是认为不值得重视。正因为过于把重点放在斗蔡细历的身上，翁诗杰忽视了他的阵营可能有“第三势力的人”，只是用简单的多数票就足以扳倒总会长了；而蔡阵营也认为必将在特大中为蔡“雪洗前耻”，更有希望将翁除掉。没想到蔡也是栽倒在第三势力手上。在今天看来所谓第三势力其实不是一个公开的组织，也没有人会站出来承认他是真正的领导人（陈家全只是受委托成为代言人），他们的目的就是除掉翁蔡两人。

现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现一个廖中莱派。当然没有人相信廖中莱是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但由于特大的结果又让他好像又是成为第三势力推出的“共主”，或最低限度是过渡时期的领航人。正因为这样廖中莱又成为新的靶子被“万箭穿心”。

从当下的形式来分析，新特大是在所难免的，除非中委会通过罢免总会长，并有权取消他召开特大的特权，但这样做是否可以使到中委会具有合理性的掌握全局？它可以推翻总会长指示的前期议案吗？若大多数中央代表要求新特大又怎么办？

我们姑且设定新特大是双十特大的后续必然产物，因此可以推测如果有新特大，结果是通过撤销中委会重新选举；如果有新的党选，将再次考验翁蔡的公信力（如果他们都角逐总会长的话）。同时也不止是翁蔡之争，廖将会走向前台争长短，除非他又与翁言归于好。还有不能排除有其他人也加入形成一场大混战。

其实，马华走到今天，已不需要遮遮掩掩，干脆来一个大决斗以厘清乱局。若根据目前的中委来选出新领导人，肯定会陷马华于不安与难于改革。与其这样，不如重新党选，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我们相信，当下的马华中委都会看到局势已失控，容不得自作主张，翁派也好，蔡派也好，廖派也好或什么第三势力也好，最公正和最能令人信服的是通过党选造英雄，否则任何的自我标榜是造王者或领航人，也还是有争议的。如果马华因党选而分裂，那一次过的痛苦好过无止境的一次又一次的折腾。

无论如何，马华的重生也只能通过新党选来创造条件，任何害怕面对考验的，只能显示出怕输的“鸵鸟心态”。

刊登于2009年10月22日 《东方日报》

从林苍祐到翁诗杰 马华50年来的沧桑与伤痛 （现代春秋）

马华公会双十日的特大让马华再一次徘徊在政治十字路口，没有舵手固然不行，但如果没有强势的领导也一样走不出困境。这就是今天马华面对的危机和挑战。 由于翁蔡齐走，马华公会第一次遭遇群龙无首的窘境，即使马华很快地在党内填补这个真空，但能否稳定大局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马华的未来走向还要看中委和中央代表怎样走下一步棋？ 其实，我们如果回顾马华公会走过的不平坦道路，就不难发现每一次党争过后，马华就少了一些什么似的；或在大选时面对严重挫折后，也会少了些什么？究竟是少了什么，大家也没有刻意去调查或将之胪列下来，心里总是觉得好像尊严少了点，又好像地位也降了点。这就是马华在不知不觉中失掉的党的权威。以下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年来马华的变化： 1． 先说马华的第一个党争始于1958年。这一年林苍祐初生之犊不怕虎，竟敢向创党会长陈祯禄叫阵而胜出。表面上看来，仅39岁的林苍祐胜得风光，也成为马华改革的旗手，但实际上埋下了党争的导火线。事缘在1959年，林苍祐代表马华向联盟提呈一份政治备忘录，要求在大选时，分配马华1/3的国席，以便将来修宪时，马华获得征询。讵料此函在后来被外泄公开而掀起轩然风波，变成林苍祐与东姑的直接斗争。这个时候陈修信一派是与东姑站在一起的，也就将林苍祐边缘化了。 尽管他是马华总会长，但候选人名单全由陈修信一手操办，也就把马华中委及林苍祐蒙在鼓里。可怜的林苍祐竟不是联盟的候选人，这对马华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又是谁造成的呢？还不是马华自己人在整自己人。自此之后，马华在联盟的地位有了变化，不再是平等地位（原本与巫统是各派16人组成而国大党6人）。 林苍祐在党争的失败和退党是马华公会让步政治的开始。虽然在这之后陈修信在马华党内建立起个人的权威，但在马华之外，马华总会长已不是什么权威角色了。 2．陈修信在1959年气走林苍祐后，已是马华实权老大，虽然他在1962年才正式出任总会长，但马华在他的领导下是备受争议的；尤其是在华文教育及文化课题上，他总是让华社失望多过希望。最严重的莫过于1969年大选前，陈修信的一句话“独大的成功，犹如铁树开花”（虽然后来陈修信否认有说过此话，但伤害已造成），给马华带来难以评估的损失。选举结果马华只剩下13个国席（参选33席）。不仅颜面尽失，也在华社中备受责难。 最不幸的是在大选后，竟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直到1971年国会民主才重开，但此时的马华公会又再降了一级。总之，在陈修信领导下的年代，马华被认为先后降了两级，已使到马华再也不能声称它是代表华人的唯一政党，因为在巫统领导下的联盟已扩大阵容组成联合政府，并在1974年将联盟更名为国阵。国阵的出现意味着马华的地位有降无升，它不但需要与民政党“分享”代表华人的权益，而且也多了一个人民进步党（也有华人议员）插足其中。这就是说，在执政党的门户开放下，马华受到的伤害越深，这也是为什么陈修信不得不在1974年辞职及接班的李三春选择最后加入国阵的成员党的因由，因为他知道马华不再是联盟时期的马华，对外有行动党，对内有民政党。 3． 1974年上位的李三春确然很想干一番事业，重整马华的权威，但此时他所能斗争的对象也只有民政党。就这样从1974年到1978年到1982年的大选，李三春起用了林建寿咬着林苍祐不放，企图把后者拉下马。可惜林建寿功败垂成，首席部长梦破灭，李三春也无可奈何。加上马哈迪的崛起（1981年出任首相），也加速了李三春的引退（1983年）。他留下的是一个有起色的马华，但不是回到从前的马华，陈修信时代消磨掉的，他也要不回来。 4．未想1983年李三春的出走，给马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上位的梁维泮不理三七二十一的把李三春的爱将，包括陈群川、林良实及李金狮等人杀出马华，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进入梁维泮的时代。岂知这一开除引来中央代表的群情沸腾，弄得梁维泮派坐立不安，最后在1984年的特大被迫收回成命，复又在1985年的党选被陈群川派击退。 当时马华党争经过一年有余的纷扰虽然已告结束，但马华元气大伤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时期的马华已无暇对付民政党，单是清理党内的问题已是够多。抑有进者，此时陈群川鼓吹的华人大企业及合作社运动已开始出现问题，果然在1986年大选后，蝉联国会议员的陈群川已无望进入内阁，等着他的是监狱的牢房。他的商业罪案也宣告所谓“政商合一”理论的破产。马华公会因为陈群川的案件而背上政治十字架。 虽然1986年后掀开林良实的时代，但“话到唇边留半句”的林良实，以其圆滑的政治策略驾驭马华公会17年，是直到今天为止在位最久的总会长。在操控人事方面，林良实是出神入化的，比起历任总会长，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林良实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也让马华在下来的大选中安然过关。因为马华在国阵的格局已告定型，以致马华在多年熏陶的下，也只有默默承受。 2003年林良实的退位与黄家定的上位，虽和平过渡，但也无法扭转马华在国阵内的滑落地位，即使黄家定喊出了“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的口号（确实感人，也只有黄家定是第一个政治人物敢于完整把这句话挂在口角上），也挽救不了马华在2008年大选的厄运。一场308政治大海啸冲走马华的半壁江山（只剩15国席），也带走黄家定的春梦，留下无限的遗憾在胸中。 带着遗憾与无奈，黄家定在2008年把棒子交给翁诗杰，没人想到只是一年的光景，翁诗杰就玩完了。他的改革蓝图也只好随着双十海啸束之高阁，这也是党争带来的结果，也许是翁诗杰人生的最大败笔。 由上观之，马华每换一次班，或在大选中受挫，就折兵损将，或在地位上退多进少，308大选后我们看到的马华就是这个样子。

翁诗杰再特大搞“平反”？ （跃马扬鞭）

这一回，我才真正的看到翁诗杰重拳出手，而且一出击打个正着，再一次让马华掀起千层浪；也再一次拿特大当成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来了断所有人的恩恩怨怨，也不再仅限于翁蔡之争。

用特大来抵消特大带来的不安与后遗症，在常理上叫着“以毒消毒”。是的，也唯有另一个特大才能分出胜负而让尘埃落定（当然不是绝对的），否则任何的安排，包括中委会自行推荐总会长及署理总会长都是有争议性的，也不可能使到马华党争落幕；反之会不断地扩大乃至节外生枝，使到马华更加陷入派系斗争而迷失了党的斗争方向，变成政治人物的名利角逐场。因此翁诗杰突然地一记回马枪，耍得漂亮也一鹄中的。这一招叫着先发制人而把主动权拿了回来。翁诗杰确然经历双十特大的教训后，已从中醒悟原来政治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游戏；原来总会长还有一把尚方宝剑。

这把宝剑是特制给总会长的，以让他在必要时启动“特权”，指示召开特大来决定目前的中委是否需要总辞。这一绝招是许多中委始料未及的，因为他们一般估算翁在特大的第一个不信任提案通过后，唯一的途径就是挂冠而去，而由中委会另选领袖递补，并没有所谓解散中委会的念头。这种将翁诗杰与中委会一刀切和一分为二处理的政治手段，意味着蔡细历翻不了身的同时，翁诗杰的政途也走到尽头，至少已告一段落，让位于新生一代的领袖，包括他的派系人马，按原班人马重新部署。
可是翁诗杰比他们想得更透彻，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愿意用简单的方程式鞠躬下台，而是要他领导的团队负起责任。换句话说，不能让总会长一人承担起失败的责任，而有份参与决策的中委也必须负起道义上的责任，更不能借特大的结果即要分享总会长留下的“政治遗产”和“经济资源”。

事实上，翁诗杰的理据还是比较强的，也顺应蔡派的要求。其一是开除（后来改成冻结党籍）蔡细历的党籍，虽是由纪律委员会提议，但是由会长理事会通过的。当反弹激烈时，意味着处罚过重；因而有了中委会较后将开除改为冻结党籍4年的翻案。不幸的是，中委会的翻案又再被双十特大所推翻，即刻恢复蔡细历党籍。这意味着中委会的决定不为特大所苟同。因此在间接上等于是中委要负起“冻结”的责任，因为特大已平反蔡细历了。

其二不论马华上下怎样看待中央代表，他们在党章下是党的最高权力的一群，他们的决定才是最后的决定。因此马华中委在翁蔡齐走的局面下，要尊重中央代表的重要性。况且翁诗杰并未被判“政治死刑”，他只是在特大中被投不信任票，只要有重选，他可以重新再来寻求新的委托。同样的，蔡细历也已恢复党员身份，他也是有资格再角逐总会长职，马华应该提供他们两人一个平等的机会再行决斗，当然也不能阻止其他人角逐高位。

总之，只要让中央代表再选一次，则不论谁胜谁负，他们都没有任何籍口再反对胜利者。这样一来，马华或将会恢复平静。至于马华会否更加强大，那就要看马华的未来领导人是否是强势领导和有权威的领袖。如果马华在308后继续苟且偷生，则不用什么特大，马华恐怕也会自我矮化。

既然马华近日来喊出重选的口号声不断，蔡细历也要新选举来解决马华的斗争，那么翁诗杰这回的特大，也真是开对了，他也许因此会从中找回失落的选票，再造政治第二春（如果他再参选的话）？与此同时，蔡细历也会有一个公平的平台竞争，胜出固然绝妙，即使失败了，他也不会再有怨言。至于其他要上位的人，也被无任欢迎来逐鹿中原了。马华至此已不是两派之分，可能是三派或四派之分，关键是谁将在另一个党选中脱颖而出？

刊登于2009年10月19日 《南洋商报》

马华新特大：翁打翻身仗？ （新闻评论）

马华公会双十特大的后遗症果然即刻发酵，而且事情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比双十特大前的局势更难看得清楚。

如果说双十特大的症结是围绕在蔡细历的性爱光碟上，那么未来的特大则是把焦点放在翁诗杰的身上。这两个特大（一个已过，另一个将会安排在与马华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是有其延续性，因为已开过的特大有了争议，所以才有新的特大的出现。

严格来说行将到来的特大主角已非蔡细历，而是翁诗杰到底在走什么棋？他是要借新特大翻身和反击吗？还是他要让企图接其位的人尝到苦果，上位梦破灭？

如果说翁诗杰什么都不要，只求图个“过早的退休”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多一些回忆，少一些痛苦，那他根本不需要再来一个特大，因为即使特大取得胜利，同意解散中委会重新改选，而翁诗杰又不“赴京赶考”，那也还是为他人做嫁妆。我看这不像是翁诗杰的性格。

有人分析翁诗杰之所以出杀手锏，在周四（10月15日）的中委会议上出人意表地亮牌—依据总会长在党章内赋予的特权，指示总秘书安排一个特大来解决相持不下的争议，是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原本翁诗杰在会议上建议中委总辞，以表示集体负责任，因为特大已否决了中委冻结蔡党籍的决定，等于是中委会的决定被推翻，间接上也被认为被投了不信任票。如果中委不辞另选新领袖，将很难服众。可是翁诗杰的建议被否决，这些现有的中委认为不需总辞，也就不同意用特大来决定中委的命运。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他们看来既然翁诗杰迟早都要走，不如早点走，无需劳师动众。最好在今天，好让中委推举他们的属意的人递补真空。按照互联网和来自马华的消息，基本上中委对廖江配没有多大的意见，而其他职位的人选也有了腹稿，说得白一点就是中委会要组成一个既没有翁诗杰，也没有蔡细历在内的新领导层。现在经翁诗杰的反扑，整盘局也动弹不得。虽然廖中莱在多数人支持下，顺利被举为署理总会长，但这意味着廖中莱还是坐不了正位，情况虽比蔡细历好得多，不过掌握不了实权，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抑有进者，如果并未得到总会长的祝福，廖中莱的上位成为老二也暴露了翁廖之间出现新的矛盾。由于这两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坛的一对“难兄难弟”，廖中莱就是在2005年取代翁诗杰留下的马青总团长空缺而顺利接棒，也就没有人相信翁廖会发生矛盾和失调。然而摆在眼前的是翁诗杰不走，还要召开特大来看，马华还会有一个维持现状的过渡期，暂时堵住了热门人物廖中莱成为新舵主。

另一方面，中委会面对翁诗杰的发难也措手不及。假如没有意外，在很大程度上，新特大会通过重新选举，这就使到接班人陷入尴尬与不安的境地，难怪廖中莱一脸的无奈与内心沉重，他郑重地否认“出卖翁诗杰”，并说对翁已是“仁尽义至”，心里坦荡荡。

我们不知道翁廖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肯定是有了问题，才有今天讲不完的坊间的故事。至于他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何时感情起了变化，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外人无从置啄。

不过，廖中莱也肯定不是单独个人的行动，他也有他的团队。从报章反映出中委的会议过程，廖派似乎已告形成，至于背后是否有元老或高人指点迷津，外人不得而知。

如果说，翁廖两人没甚大过节，也绝不是四川的变脸表演这么快的形同陌路人，那么他们应公开表白还是共同进退，不要让人感觉到有逼宫的存在。

另一方面，翁诗杰今天虽然是“带罪之身”（被投不信任票），但他在主持会议后的轻松表情反映出他已在短短的4天内悟出一个大道理：“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并把主动权拿了回来。就此而言，翁诗杰的死对头蔡细历似乎在新特大中只是配角。其一这也符合蔡派要求，没有理由反对；其二这也许是翁蔡对决以来，后者第一次支持前者的召开特大的举动；其三是焦点转向翁廖的斗争，翁蔡之争反而已不是主题了。

由上观之，我们推测翁诗杰的大动作不会在新特大后就“功成引退”，他可能重组其团队在新党选中再战江湖，面对蔡派的全面迎战乃意料中事。最难意料的是廖中莱是否已自成一派，脱离翁诗杰组成新的班底或是两人重新整合？还有所谓第三势力会叫阵吗？有没有元老从幕后走向前台？这些都是新特大后会涌现的派系斗争。

马华公会今天的遭遇，出现诸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马华的内斗是否会一次过在下来的党选中“一劳永逸”的解决？或是党选过后又出现分裂而有人退党？或是马华已是一个宿命的政党，每隔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

没有人知道马华的未来怎样走，但很多人知道马华的过去走了许多“委曲求全”的道路，才有了308的政治大海啸。翁诗杰也好，蔡细历也好，乃至廖中莱也好，他们在下来的新党选中，如果要领航的话，请列出有份量和有魅力的出师表，马华再也没有本钱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折腾，这就是双十特大后，华社对马华新特大的期望。

刊登于2009年10月18日《光华日报》

毛泽东长子长眠异乡 （天下纵横）

就在中国于10月1日欢庆建国60周年之后的几天内，中国总理温家宝于10月5日率领一个300人代表团前往平壤访问，以纪念中朝建交60周年。除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会晤外，温家宝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特意地到平安南边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致敬，而最主要的是不忘拜祭毛岸英烈士。外电这样报导，温家宝到已故领袖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墓前献花束时说：岸英同志半个多世纪了，我代表祖国人民来看望你，祖国现在强大了，人民幸福了，你安息吧！

毛岸英已经很久未见媒体大事报导，现经温家宝这么一个访问，也勾起了许多人的无限回忆。他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长子，生于1922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他在之后有两个弟弟，分别取名为毛岸青及毛岸龙。

1930年10月，才8岁的毛岸英就与母亲杨开慧一同被捕，一个月后杨开慧英勇就义，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难逃劫数。

失去母亲的毛岸英也在同年的12月获得释放。1931年三兄弟被秘密安排进入上海，不久其三弟毛岸龙死于细菌性痢疾症。后因叛徒出卖，上海据点疏散，与其弟弟毛岸青四处流浪，备受欺凌。此时岸青也被巡捕和特务殴打成脑震荡，以致岸青因精神问题，无法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1936年，两兄弟被党组织找到，而被张学良部队的一位东北将领带到法国生活一个时期。1937年康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王明）从巴黎接到莫斯科，从此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也进入苏联学校学习。1943年，他进入列宁军政大学，被授予苏联中尉军衔，1944年他正式成为苏共党员。

1945年毛岸英从前线回到莫斯科，受到斯大林接见。他的功劳也得到肯定。

1945年底，经毛泽东的批准允许毛岸英回国，来到延安会见阔别18年的父亲。这种苦心的安排使到毛泽东倍感欣慰。1946年，他转为中共党员。

虽然身份十分特殊，而且战后毛泽东的地位越显重要且胜利在望，但毛岸英没有得到特殊的安排，他被毛泽东派去参加生产劳动和土改工作。

1948年，毛泽东已是从延安迁入西柏坡办公和居住，遂使到西柏坡一夜成名。

1949年3月，在开国大典的前几个月，毛岸英担任中情局领导人李克农的秘书。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半个月之后，也就是10月15日，毛泽东批准岸英与相爱的刘思齐结婚。

1950年5月，毛岸英回到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既扫祖坟，也结交朋友。同年8月，他跟随李克农秘密访苏。

这一年，韩国战局吃紧，金日成马上致电要中共施援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在危难关头又再一次做出重大的决定，于10月19日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打起“援朝抗美，保家卫国”的旗帜。

在毛泽东看来，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除了接受考验外，没有捷径可言。因此毛岸英也成为毛泽东遣送朝鲜的其中一人。

非常不幸地才来到朝鲜一个月有余，也就是11月25日，毛岸英不幸地被流弹击伤而丧命，使到毛泽东倍感交集之余，也耿耿于怀。虽然在1958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有诸多批评和责难，而最终难逃被批判的厄运。有人想象力丰富地认为因为彭德怀被认为保护毛岸英不力，也因之遭致批判而失去一切。但此说无法得到证实。

无论如何，毛岸英之死给毛泽东带来的内心震荡是难以平息的。因为他是毛泽东刻意培养的新一代领袖。如果他不死，中国的政局会怎样走，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知道由于毛岸英的英年早逝，死时才28岁，给毛泽东的伤害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毛泽东也因为岸英的勇敢参战而光荣牺牲的形象，长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当然也因为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同样有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吃尽苦头，始终没有苦尽甘来，令人惋惜。

刊登于2009年10月19日 《号外周报〉第450期

成也诗杰•败也诗杰 （直挂云帆）

2009年双十日对于翁诗杰来说是刻骨铭心与难以理喻的日子。他的支持者和他本身绝对没有想到会在特大的投票中栽筋斗。这对参政28年而活跃政坛23年的翁诗杰来说，是人生征途中跌得最重和最痛的一交，几乎在一夜之间打掉了他多年建立起来的“侠义”形象。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连他自己都答不上来。虽然政治上有大风险也有起落，但像这样的“公投”（不是党选）中被挤下台的，恐怕翁诗杰是第一人。

如果我们从翁诗杰的从政记录来看，这样的结局对于一个被认为有政治抱负有才华的风华正茂的从政者而言是十分残忍的“政治判决”，但他除了接受政治是残酷的现实外，也只能自叹政治手段不够圆滑，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形势的误判，以致在斗争的过程中，先是掌握主动权，后是失去掌握权，甚至被外来的声浪乱了阵脚，而其应变之道的“弄巧反拙”，也就意外地被14张票绊倒在半路上。
无可否认的，翁诗杰是带有踌躇满志的心态来应对特大的挑战，他事先相信他将会过关斩将，即使有惊涛骇浪，也会化险为夷。这是他从自己的从政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说，翁诗杰一直相信他的运气足以杀退任何的杀气，而且在中央代表面前，他一向来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此次也自然没有例外。

事实上，翁诗杰出道以来也真是凭自己的本事力争上游的，虽不是平步青云，但都心想事成。比如他从政的第一个考验是在1989年参加安邦国会补选，以初生之犊代表国阵迎战46精神党的强人哈仑（前雪州大臣）是一场没有把握的硬仗。这一仗翁诗杰旗开得胜，而且在1991年开始一直担任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前后共8年。人气急升地奠定他在马华的政治地位。先是出任马青总秘书（1990年起），后是转战马青总团长（1999年）成功，乃至被委为副青年体育部长。

由于性格使然，翁诗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马华党内的独行侠，他身上流着一股傲气，但也具有叛逆的精神。在某些课题上，他敢于不平则鸣，也敢于追根究底，因而赢得了党内外的喝彩声。例如2001年5月因马华中委会通过收购南洋报业，引致翁诗杰在6月23日通过马青召开特大，结果以634票对25票通过反对收购南洋报业。但有先见之明的马华总会长林良实也抢在6月24日召开马华特大，结果以1176票对1017票通过支持中委的议决，也否决了马青的反对议案。

由于马青已和母会马华的矛盾加深，终于在同年的8月3日的马青代表大会上，发生暴乱事件。这就是所谓的803黑色事件加速了林良实与翁诗杰的对峙。林良实当时警告翁诗杰遵守党章，依据党程序行事，否则必须离开党。

在面对当权派的重重压力下，翁诗杰说他准备面对后果，宁被夺其位，也不可夺其志。

眼看翁诗杰就要人头落地，马华的党争似乎又救了翁诗杰，因为转入2002年，林良实与林亚礼的骂战又告升级，对付翁诗杰事件暂被搁置，直到2003年。一般相信在马哈迪的斡旋下，终于发生双林辞职事件，让位于黄家定及陈广才接班。

翁诗杰的起死回生使他在党代表的心目中成为特出的反权威的人物。正因为这样，他在2005年在没有得到派系明显支持下，脱颖而出当选马华副总会长。当然这也应归功于马青班底为其造势。
翁诗杰的声望上升也反映在2006年的“华小拨款被干涝（骑劫）”的惊人言论上。此话激怒了教育部长希沙慕丁，但他则在华社赢得了掌声。因为他的形象被视为一股政治清流，在308大选时，他是唯一在雪州当选班登区国会议员的马华党人，马华其他候选人都败走麦城。

意气风发的翁诗杰在2008年大选后，被力荐成为交通部长。在黄家定引退下，同年10月18日举行的马华党选，翁诗杰顺理成章当选马华总会长。

在党选之后，翁诗杰认为其副手蔡细历有道德污点难以共事，两人的冲突已是无可避免。但问题是翁诗杰在学李三春的治党方略上不够火候，为什么要使用大棒子给自己带来麻烦？也许翁诗杰低估对手也误判形势，以为过去当他一个人面对危难时，都能挺过来，如今是一个团队，一个当权派的阵容，更是占尽优势，没有理由不能击败对手的反击。

虽然如此，我们也发现到在最后一周的关键时刻，不知哪位军师的馊主意，在报章大打广告，而且引用大人物的言论来“美化翁的形象”。虽然有其理据，但言词过于溢美，就显得过度臃肿而有些反胃。我举两个例子来佐证：1990年大选时，林苍祐是在拿督级人马陪同下参加政治讲座会，结果人潮疏稀，群众管你什么拿督不拿督，林苍祐终于败在林吉祥的手上。另外是1979年时，曾永森斗李三春争会长时，支持曾永森广告压倒了李三春，舆论也一面倒向曾永森，结果曾永森输了，从此在政坛上站不回原高点，也丢了部长职。

因此翁诗杰从自信和到被人认为有些“刚愎自用”，显露了未善于扰络各派系人马也成为他的致命弱点。也许他忘记了在朝者往往被认为“以大欺小”；而蔡细历则又被描绘成政治受害者（他的身份已经对调，不再是过去的受压迫者的形象），两者权衡之下，那些已担任多年的中央代表自然不会也不需要买账给翁诗杰。在所谓第三势力搅局下，也就发生翁菜齐走的“悲剧”。也因为这样，翁诗杰在长才未能施展下，只叹英雄气短，不知是他的不幸或是马华的不幸？只有让历史判断。但我们只能说，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是翁诗杰；他的失败也因为他是翁诗杰。成也诗杰，败也诗杰，倒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最佳写照。

不论马华重选或不重选，它已经分成两个对峙阵营，这对危机尚在的马华，也只能饮下这杯苦酒，等待另一个强人收拾残局，不然马华将不容易走出困境。

刊登于2009年10月15日 《东方日报》

马华特大•悲情结局 （直挂云帆）

马华公会的双十特大的结果是令人震惊与不解的。震惊的是因为翁蔡之争必有一人留下一人出走，没想到是双双齐走，给马华领导留下真空；不解是因为马华从来没有在党争中失去方向。如今却因为双雄之争玉石俱焚，两败俱伤而陷入迷思。

在这种带“悲剧性”的结局下，马华公会又再一次面对内部的政治海啸，确实始料未及。原本马华公会在308的政治海啸后已剩半壁江山，但又重振乏力，这可以从过去的八场补选中见端倪。虽然不是马华派候选人上征，但巫统及国大党候选人依然无法挽回华裔选票说明了华裔选民对国阵的改变或改革尚未具信心，也连带对马华公会的改革表示质疑。

说实在的，马华公会在308后已是危机重重，若不改头换面，恐怕难应对下一届的大选。正因为改变是必然的途径，马华公会在去年的十月的党选终于催生了一个新的领导层。很不幸的，这个新的领导不仅让马华的改革议程受阻，甚至加速党内的派系斗争。换句话说，中央代表们选了翁诗杰又选了蔡细历来凑成新组合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这个“错误”也不是中央代表造成的，而是他们在肯定翁诗杰的领导时，又不愿接受黄家泉的上位，认为后者是黄家定的影子，也就选了蔡细历破当权派之安排。

由于翁诗杰与蔡细历因道德理念无法达成共识，马华公会的新阵容也就以总会长的安排为导向，蔡细历被边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既然翁蔡互不咬弦，各自表态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问题在于他们两人的矛盾不断地扩大，而且影响了马华作为一个团队的形象，最终出现蔡细历被祭旗的事件。

但在蔡细历看来，这是秋后算账的“借刀杀人”,表明要反扑和抗议，事情也因之闹大，在很短的时间内竟能收集超逾9百名代表要求召开特大，反映了对当权派不满的中央代表大有人在，他们也借助蔡细历的事件扩大成为倒翁的运动。

这一股势力是翁诗杰所掌控不到的。虽然当权派比较容易争取中央代表的支持，但又非尽然，因为马华的中央代表是由区会选出的，这些区会长年累月地形成既定的势力来推选他们的代表，有些人担任中央代表甚至是经历几朝元老的。他们一般上是根据情况做出判断而不是按当权派的走向来投票。

这样一来，当翁诗杰面对特大作了断时（虽然他本身也赞成通过特大来解 决他与蔡细历的斗争），他已经变成被动而掌握不了主动权，即使他拥有党的资源和一切的方便。另一方面，与蔡细历结合起来的挑战派，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尽管有人形容这是“失意分子”反扑的大好机会。在308后，他们这股势力虽已化整为零，但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又会伺机而动的。如果根据党中央代表的年龄作分析，他们对于后进的翁诗杰是有相识，但又缺乏感情的沟通。

再加上翁诗杰在去年上位后，对党中央及各州的阵容都做出新的部署，最明显反映在马青班底已浮现成为中央主轴，操盘党的机制。本来党的年轻化和新陈代谢无可厚非，关键是翁诗杰被认为“操之过急”地让太多新人上位，以致元老或失意人（在大选中失利的候选人）被迫靠边站。他们之中有挺蔡派，也有所谓第三势力派，企图左右特大的结果。

事实上，第三股势力在特大前后并没有真正现身， 只是一个影子，他们（或人数不多）的最大目的是唤起党中央代表既倒翁，也倒蔡。正由于所谓第三势力添乱，翁诗杰的任何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也显得爱莫能助了。因为他并不知道倒翁的源头有几个，势力有多大？尤其是他们都在暗处，翁诗杰则在明处，也就抓不住这些人的心态了。

这可以从翁诗杰最后阶段的大打广告，喊出“一个马华，一个团队”，中委齐齐露面而拥翁显现了形势的严峻与微妙。不过，他的这些过多的动作也被认为于事无补，反而是画蛇添足之举。

果然正如所谓的第三势力所预期的，在拥翁和拥蔡的势力中横上一杠，就一下子把两人给扳倒了，马华也因之陷入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现在摆在马华面前的是翁诗杰要走了，蔡细历也上不了位，而党出现的领导真空是必须要填补的。这里有两个选择，其一是由中委会中选出新领导层，直到任期届满。

这个新领导层被认为有希望出线的是廖中莱，江作汉等人（从副总会长选出），但也可以不从副总会长中选出，那就包括中委中的次线人物。但这样的安排也只是权宜之计，马华还是会争个不停的。因此另一个方案就是重新改选中委，这也被认为比较直截了当的。

若是改选发生，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翁诗杰与蔡细历能否提名角逐总会长？如果是能够的话，他们愿意吗？还有马华中央代表又如何选出新的有魄力，有权威的新领袖带领马华走向未来。

马华已失败于308，又失算于双十日，它已经没有多大本钱再输一次。如果马华派系斗争不已，权力争夺不停的话，那马华一甲子的承诺恐怕要走进历史了。

因此今天马华不幸跌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每个马华党人都需要负起责任，他们不能再逃避政治，因为政治改革的列车不会等待马华公会姗姗来迟。马华何去何从，已是一个令党员思考的大问题。

刊登于2009年10月13日 《东方日报》

陈福兴与他的时代 （现代春秋）

10月4日，凤凰友好联谊会槟州分会主办陈福兴逝世20周年的追思会，主办当局请我在追思会上作一个政治评析演讲。我想来思去，觉得最好的讲题是针对陈福兴的年代来表达一个大时代的变动。这种的改变是巨大的，也是一个时代的转折。 陈福兴（1940—1989）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槟城人。他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于马来亚独立后。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他仍然是韩江中学的高中一学生。 虽然我也在那一年就读小学六年级，被安排在后排课室上课，中学则在前排课室上课，全由中学校长掌管。这就是说，小学（指五六年级）的活动有时是与中学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 在那个时候，我对陈福兴是没甚有印象的，直到1958年韩中礼堂的那一场罢课，我才知道什么是学潮，而陈福兴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是一名参与者也不是那场学运的领导人。 1959年陈福兴毕业后的隔年就投身政党活动，他参加的是由阿末波斯达曼领导的人民党。在当时，人民党与劳工党合组成社阵，是国内最大的反对党，而且旗帜鲜明地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矢言要在马来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随着社阵的壮大，它在1958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中又增加议席，因此在社阵的控制下，选出了劳工党议员拉玛纳旦成为乔治市市长，掀开左翼执政的第一页，社阵也就借势扩大影响力，形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槟城州。例如1961年社阵在乔治市市议会选举中，以秋风扫落叶的姿态夺得14个市议席，剩下1席归联盟的庄友良所有。 陈福兴并没有参加市议会的选举。当1963年乔治市市议会再选举时，社阵气势大不如前，从14席跌剩9席，联盟及新崛起的民主联合党（林苍祐的党）合共6席。虽然社阵仍然执政，但内部也开始酝酿分裂，例如黄添寿与崔耀才争市长职即为一例。 1964年的国州大选，社阵是信心满满地扬言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但它并没有算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对左翼的社阵构成一定的威胁，而是比较乐观地相信由三党组成的社阵（在1963年时加入另一个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的国民议会党，与劳工党及人民党合成社阵）可以在大时代的挑战下突破包围而取得一定的胜利。 因此当时社阵的排阵是把知名度较高的领导者攻打非安全区，而将较安全区让新人上阵。例如林建寿改攻阿依淡选区，黄添寿打峇眼亚占区，而两名新秀陈福兴及许平城分别在日落洞及丹绒南区参选，结果只剩下这两名韩中的高材生中选为社阵州议员，其余候选人皆告败北。林建寿仅侥幸地保住柑仔园国会选区。 至于他的同僚陈朴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陈朴根在丹绒国会捍卫其议席，但遇上民联党派老大林苍祐坐镇。林苍祐把丹绒视为他卷土重来的基石，一举击败了联盟及社阵候选人。就这样林苍祐又再粉墨登场在槟州政坛呼风唤雨了。 这就是说，社阵错误的判断形势而遭致失败。其一是社阵的组合有一部分的力量是倾向大印度尼西亚的，而印尼总统苏卡诺又扬言要粉碎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掀起马印对抗），造成华裔选民对社阵的立场有所置疑。其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的领导下，也以第三势力插足大选，给社阵增添压力。凡此种种，加上马来西亚已告成立，社阵又持续反大马的立场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于是在一场难以理解的思潮斗争中，社阵的反大马的社会主义立场并没有取得优势，反而成为它在选举中的一个“包袱”，被当政者攻击与印尼站在一起，要粉碎马来西亚，而被指为有违马来西亚人民的利益。 我也在1964年后开始与陈福兴和许平城较有来往，而他们以议员的身份也在后期成为我这位新闻记者采访的对象，毕竟我们大家都是韩江人，有话不妨直说。 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社阵并没有改变它的既定的政策。在1966年苏卡诺政权旁落，苏哈多政权抬头，马印对抗结束的当儿，则是中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社阵或者贴切地说劳工党（因1965年人民党与劳工党分裂，而结束社阵组合。陈福兴也因之退出人民党加入劳工党）终于切断与印尼的反共路线（苏哈多政权被视为美国扶持的一个亲西方政权，对印共毫不容情），转而更为接近文化大革命的立场。1967年10月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是用文革的语言表达出对当政者的抗议与不满。 陈福兴在这个大风大浪的年代当选劳工党全国副总秘书，无喜可言。因为他已在内安令被逮捕（1967年7月8日），失去自由，再也无法履行党的职务。 就这样一晃15年过去了，外面的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福兴才在1982年的国庆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然而此时外面的世界对他太陌生了，尤其是在1964年与他一起当选州议员的林苍祐，已贵为槟州首席部长，而社阵及劳工党也已成为历史的名词，社会主义似乎与时代擦肩而过。1969年槟州是改朝换代了，但与社会主义无关。对于像陈福兴这样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人，他们的失落与遗憾是可想而知的。1989年，陈福兴的意外逝世也让信仰社会主义的同志们同声一哭，他们没想到迟来的自由换来的是过早的英年早逝。 如今一晃眼又是20年了，槟城又再一次改朝换代，但也是与社会主义无关。当我们在悼念这一代政治坚贞人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思考：社会主义能否开花结果，或者不流血的社会主义可否通过改革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吗？

国阵组合面临大考验？ （跃马扬鞭）

308政治海啸一年半有余后，国阵正在悄然起变化，最主要反映在过去的8场补选，除了在砂拉越的一席保住优势外，在西马的7场补选则连吃败战，而且候选人绝大多数是由巫统委派（仅吉打的武吉士南卯由国大党人上阵），遂使到巫统不得不重新检讨与友党合作的模式与方式。因为在巫统看来，国阵在西马的补选失利，在很大的程度上非马来人选民（主要是华裔和印裔）仍然没有回流，甚至有些地区还变本加厉地倾向反对党，以致巫统候选人无法胜出，也就产生巫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方式进行宣传和应战。虽然在形式上还是有国阵的头头参与提名，但基层上的互动已大不如前，这可以从正在进行的森州峇眼槟榔州补选看出来。这就是说，巫统也察觉到它已不能指望马华、民政和国大党替它拉票，也担心可能会帮倒忙，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个儿出奇制胜，以求一洗颓势。虽然在表面上国阵成员党也展示了守望相助的精神，但实际上巫统也心知肚明非马来人对国阵的印象已有很大的转变，也就不得不另辟蹊径扳回一局。

从这样来看，国阵似乎已是褪色的“金字招牌”，不再像过去金光闪闪，逢选必胜。即使失手，也只是少数席让反对党过关，绝大多数席位还是国阵保有。但308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使人想起40年前的一段历史。

在1969年大选前，联盟的“帆船”党徽是无往不利的，也是逢选必胜的，但那一年的大选差点动摇联盟的中央政权，也输掉了槟城州政权，而且在吡叻和雪兰莪州不再是一枝独秀。接着不幸发生“513”种族流血冲突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和半军管，直到1971年才恢复国会民主。经此教训后，反对党学乖，而执政的联盟也学精了。也在这一年，从东姑手上接过政权的敦拉萨（第二任首相）也来了一个大转变。1974年，他丢弃了联盟的“帆船”，改以国阵（国民阵线）的“天秤”取而代之，更收编了主要反对党加入国阵新家庭，计有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州人民联合党等。这样一来，联盟摇身一变成国阵，整个形象为之一新，巫统也因之在新的组合下巩固了主导地位，而且是不受挑战的。不过，马华公会和国大党就没那么幸运了，前者多了一个民政党与它争宠；后者则多了人民进步党分享政权。

虽然如此，国阵这个招牌在敦拉萨力倡下，又告闪闪发亮，从1974年2004年的整整30年间的8次大选，都是国阵鹤立鸡群，没有一个反对党可以动摇国阵的执政地位。

正因为届届胜利，国阵也踌躇志满地以为2008年的大选肯定顺利过关，阿都拉更信心地认为3是他的幸运号码。没想到民心一变，国阵又几乎断送江山，同时也失去四个州政权（中途取回吡叻，但争议不断，似乎得不偿失）。

在痛定思痛下，国阵的成员党都承诺要改正和改革以赢回民心，但实际行动缓慢，也就使到国阵这个组合在308后变得沉重而寸步难移。例如蔡细历被委为国阵总协调后，也摆不出明确的工作方向，反而遭致马华“家变”。又例如许子根再被委回槟州国阵主席，当地巫统干部又是不服而要求换人，在在暴露了国阵的机制出了问题。

如果现任首相纳吉仿效其先父也来一个改头换面，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因为他也知道若继续这样固步自封的话，不但累己累人，而且也会给民联组合一个机会展开大攻势。或者纳吉此刻在想的是如何再转变以扭转劣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就不知道国阵要继续保持原有的结构或用新的名字重新出发？那就拭目以待了。

刊登于2009年10月12日 《南洋商报》

马华特大：领导权之争 （新闻评论）

马华公会特大已铁定在10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投票，以决定到底是蔡留或者是翁走？此事导因于8月26日马华会长理事会开除蔡细历而陷入纷纷嚷嚷的不安局面，结果支持蔡细历的一方于9月11日将备忘录提呈马华总部，要求召开特大；而总会长在较早前的9月初也要求召开特大来了断彼此恩怨。当两个特大在争先恐后及争论议程的孰先孰后时，双方又急转直下的和气收场，同意只开一个特大，也只有议决蔡派提出的提案，日期就订在双十日。

选择双十日显然不具备政治动机，虽然这个日子对马来西亚的华社是敏感的，也不是中国方面所喜欢的，但这只是巧合，与台湾的国民党的双十节国庆无关。不过，我们倒是意外地发现马华公会这一闹，倒成了中国和台湾之外的第三大政党的大件事，因为马华公会一向以来自诩为世界第三大华人政党，最大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是台湾国民党，下来就非马华莫属了。

既然是世界第三大华人政党，它的一举一动理应引起全世界华人的关注，其实不然，特别是308政治海啸后，马华公会再怎么闹和再怎么斗，也不过是内部斗争的白热化，与华社并不一定牵扯上关系，更遑论会影响华人或海外华人的政治命运。因此马华党争基本上是兄弟阋墙，不是华社“大难临头”。

就此来分析和评价马华公会因党争引发的特大，我们只能从较小的格局来探讨翁蔡之斗对马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就蔡细历来说，他是308大选前的牺牲品，因为一张性爱光碟，几乎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除了在2007年杪辞党官职外，也不再参加国会选举，但也与其他老牌从政者一样，培养自己的儿子接班。

本来蔡细历的政治故事已划上句号，未想308的政治海啸后又提供一个机会让他在去年10月的党选中中选署理总会长，不知是有幸或不幸，他从此与当选的总会长翁诗杰在党内和党外抬杠，既无共同的语言，也没共识。

这里头产生一个关键和备受争议的课题。在翁诗杰派看来，蔡细历既然已承认犯上“道德罪”，已失去参加政治的优势，更不应该成为党的领导人。这对党并不是光彩的事。因此在无法苟同蔡细历的卷土重来下，也判定了他与翁诗杰迟早会发生对峙的僵局。

果然这个僵局不仅无法打开，而且变本加厉地加速党内派系的斗争，也就导致当权派采取强硬的措施，先是开除党籍，后是在一定的争议下，改成冻结党籍4年。相对来说是翁诗杰将沸腾的局面下调，以争取较多的中间派支持当权派的做法。

我们先不论翁诗杰派先是开除，后改冻结的决定是否是一个败笔，但就现实而言，即使是冻结，也没有影响特大的召开。

特大其实就是胶着两点：第一点是对翁诗杰的领导信任与否的议题。蔡细历派要对他的领导投下不信任票；第二点是蔡细历派要蔡细历“起死回生”，不仅恢复党籍（或解除冻结），而且重任署理总会长。若是蔡派在特大通过这两宗提案，那就意味着翁诗杰必须挂冠而去。

这样的结果也就形成蔡细历取而代之，这是蔡细历在10月5日发表它的3R宣言，提出“纠正、团结、振兴”时，首次表达他将在局势所趋下出任总会长，虽然他说这种安排他所愿，而他将成为“过渡时期”的总会长，但翁诗杰派斥他摆明有篡位之心。

从报章阅及所谓的3R宣言，基本上是数落翁诗杰的领导无方，似乎蔡有信心在特大中取得中央代表会支持他的倒翁运动，而他也巧妙地把倒翁说成是“救党”运动。

但事实上特大是“救党”运动吗？马华真的已到了最危险的存亡关头，非得用特大来解决不可？稍为了解马华历史的人都不相信特大是“救党”行动，而且马华有没有特大也挽救不了308政治海啸造成的伤痕累累。因此充其量这次特大是一场涉及领导权的斗争，当然我们也不能小视这场争夺战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2种结果的假设：其一是蔡细历派胜，翁诗杰派败。后者辞职，也许会引发骨牌效应，一些部长与领导相继辞职，留下的烂摊子由蔡细历接收。当蔡细历成为马华总会长时，他是不是有把握稳住其他人与他共进退而弃翁诗杰于不顾？若没有，他又如何组成他的领导班底？他又要派谁出任部长？他有没有足够的议员（15席），可以向巫统展示政治力量？

因此，当蔡细历有了出师表后，他又要在第一时间排出一个完整的阵容来，这对他争取中央代表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筹码。

其二是翁诗杰派胜，蔡细历派输。这样的结果也许是现状的维持，不仅官职照旧，党职也变动不大，但翁诗杰为顺应各方劝谏而作适当的调整也是预料中事。

既然蔡派已提出不秋后算账，翁派也自然不会秋后算账，但蔡细历无望在党内翻身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其他的蔡派猛将，也许将会被个案处理。在这种情形下，尽管党内存在不满翁诗杰的势力，但预料一时之间不会出现退党的浪潮。

由此观之，特大正如蔡细历所承认的已沦为他和翁诗杰的斗争。只要彼此有君子风度，选后不搞分裂，不搞阴谋，马华也许将会保持原状，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不过，有人认为特大会突现第三势力，而且这股势力以元老为首。究竟真有这么一回事马？即使有也不足为奇，但又似乎不成气候。所谓元老重出江湖已是不可能的事，已退休的黄家定、林良实、陈广才、陈祖排、林亚礼乃至李金狮及曾永森等人是不会也不可能重问江湖事，只剩下较年轻一代的人有兴趣接班，但举目一望，剩下的廖中莱、江作汉、魏家祥及周美芬都未有心理准备接班，而且他们看来绝大多数都是总会长的人马，照理不会借此机会“整掉”翁诗杰，即便不同进退，也不至于过桥抽板。

既然特大是在决定两个人的命运，所谓第三势力涌现乃是言之过早。对此，我们不便猜测谁胜谁负，但我们希望马华的中央代表以理智和良知投下他们重要的一票。虽然它不是在决定华社的命运，但却是直接影响马华未来的走向和领导方向。

我们不敢对马华有多大的改变寄以厚望，但希望马华能从特大中悟出一个大道理：那就是马华的未来取决于它在国阵中扮演的角色。若是继续在原地踏步，那多几个特大，也是于事无补的。换句话说，马华的特大只能解决领导权的争议，还谈不上为华社指引未来。

刊登于2009年10月10日 《光华日报》

中国抗拒四独运动 （天下纵横）

新中国60年国庆展现的新意志与新毅力让人民看到三个重要的方向：①毛泽东思想是立国的根基，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作调整和修改，但不能偏废，否则中国的建国方略就会失去指引；②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复出（1978年）后一直坚持的理念，它配上市场经济作导向，而为中国制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格局，即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它可以和资本主义接轨，也可以不偏离社会主义原理。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框架，是新中国力求证诸其成功的模式，正备受世界潮流的考验；③中国的统一是不可妥协的一贯方针，但在这方面，近些年来，它面对的挑战是巨大而且充满危机，若一个不小心，就会陷入分裂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如果说，前两者是属于中国内部的问题，那么后者就是属于国际的大课题，而且是中国无可让步的大原则。

根据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其著作《台湾的主张》（1999）中有这么一段对中国大陆切割的怪论。他说：“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李登辉一向以来抗拒统一，也倾向台独，因而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才有台独份子陈水扁脱颖而出当选总统。而后中台就陷入多事之秋，有演绎不完的对抗。

如果按照李登辉的切割论，那中国将是第二个苏联的解体，变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这不但是不现实的，也是对五千年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的挑战和反动。因此李登辉的“台独论”和“切割论”被否定也是预料中事。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建国60年来，新中国也面临领土被分割的企图和挑战。眼下就有四股势力对中国政府构成潜在或公然的威胁，它们存有分裂的意图。

1. “蒙独”（内蒙古独立运动）——它是与蒙古共和国有一定的关联。

1921年，原属于中国的外蒙古宣布独立，并在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第二次大战后，苏美英三国确定外蒙维持现状，而蒋介石政府在1946年承认外蒙古独立，与中国切割关系，但内蒙古则保留在中国体制内。1949年毛泽东也一并解放了内蒙，而成为一个自治区。虽仍有蒙独份子蠢蠢欲动，但仍不成大气候，对中国的统治威胁不大。

2. 藏独运动——当1950年毛泽东的军队解放西藏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在1959年达赖喇嘛叛变与出走后，西藏就陷入某种程度的不安。达赖凭其四处的外交活动之便，也给中国带来头痛的问题。

在国际舆论上，达赖是取得西方大国的认可而间断性地发表刺激中国政府的挑衅言论。在2008年奥运会前发生的拉萨暴动确一时让中国政府措手不及，所幸在奥运会后，中国又稳住阵脚，看来达赖的影响力也逐渐缩小了。

3. 台独运动与1986年民进党的成立息息相关。这个政党打出明鲜的台独，反对任何形式的统一。因此与中国所提出的“一国两制”论是相互对峙与相互斗争的。

台湾存在着一股反共的潮流也促成民进党的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在2008年后虽由国民党重新夺回政权，但在位的马英九并不能背向而上，也只能维持“不独不统”的格面。

这意味着中国已成功地煞住陈水扁的台独一直滑下去，而马英九的维持原状也算是让双方松了一口气。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台湾不会回归大陆；而台湾也不会走向独立，这对强调统一大业的中国来说，也存有一个空间在未来营造一个和平统一的条件。

4. 疆独——在四独之中，现在看来，疆独是最具爆炸性，也最有背后势力的，它与国际恐怖组织挂钩，也与极端回教组织连在一块，形成一个“东突”的威胁。在今年7月突发的乌鲁木齐暴乱，酿成维吾尔族人与汉人的大冲突已引发国际关注，尤其是土耳其的高调介入，所幸后来中国又说服土耳其别再插足疆独运动，事件才稍为缓和下来。

疆独能在今年形成一个大运动，也是与疆独份子热比娅分不开的。在她的号召下，疆独在国际上有一些市场。原本台湾方面也有人介入其中，后来取消热比娅的来访，算是缓和沸腾的局面。
无论如何，这四股反华的势力中，要数疆独危害性最大。看来60年国庆后的中国会把重点移向新疆，以使整个局面安定下来，而有利中国的统一大业和符合其和平崛起的条件。

刊登于2009年10月12日 《号外周报》 第449期

左翼运动旗手陈福兴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槟州联委会于10月4日为陈福兴逝世20周年在韩院多用途礼堂举行追思会，当天早上出席的左翼人士，尤其是劳工党干部十分踊跃，挤满了整个礼堂。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纪念一代政治人物陈福兴所留下的历史痕迹，从而肯定他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所作出的贡献。

陈福兴是谁？为什么死后的20年仍然有人愿意为他举行追思会？他到底在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史上占据了什么样的重要地位？因为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不寻常举动。首先他不是一个政党的创党人或实权的领导人；其次他不是一名烈士，他究竟凭什么条件挤身成为左翼份子追思的对象？

我愿意以一位历史工作者及时评人的身份给陈福兴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陈福兴（1940—1989），终年49岁。他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在韩江中学接受教育。1959年高中毕业后，凭其卓越成绩而成为槟城中学的一名教员，后因政治因素被教育局勒令停职，他较后在骆文秀的公司当书记。

1960年他参加人民党，1964年他获社阵提名成为日落洞州议席候选人而胜出，与另外一名也是韩中的毕业生许平城双双打进槟州立法议会。

社阵在这一年大选蒙受重创，其一是马印对抗下造成华裔选民对社阵的支持有所保留；其二是李光耀领导的第三势力插足大选，给社阵带来一定的压力。就这样，社阵在议会实力大不如前（1959年大选时有8位国会议员；1964年仅剩下2位国会议员。槟州也只剩2名州议员）。由于干部纷纷被逮捕，造成党的领导出现断层。加上1965年劳工党与人民党因语文政策分家，而国民议会党的群龙失首（领导人前农长阿都亚兹被捕），也就使到社阵分崩离析，不复从前的统一阵线。也因为这样，陈福兴在1965年率一批党员脱离人民党而投身劳工党，他在劳工党的地位也相应地人气急升了。

1967年7月8日在槟州劳工党大会前夕，陈福兴被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虽然劳工党的政治报告是他草拟的，他也被推选为槟州秘书，但已无缘参加党大会。

在这之后，他便失去自由。换句话说，陈福兴从当选州议员到被捕时，只享受3年的自由身，而后再也无法履行议员的职责。

虽然如此，在1967年10月21日在槟城召开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凯希及陈福兴双双在拘留营内当选全国总秘书及副总秘书。这是劳工党最后一次的代表大会，也是文革式的大会，标志着劳工党已走向以街头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路线。这一种转变和跟着1968年发生的社阵议员集体辞职以抗议领袖被逮捕是同一脉络的，昭示了左翼的劳工党不再“迷信议会民主”，转而从事另类的街头斗争（因此严格来说，街头斗争并非安华专利，而是左翼运动的一贯斗争手段）。

在这种情形下，身系囹囫的陈福兴只能感受外边战鼓频催，内心孤寂焦虑的不安，于是在集中营内又传出一次又一次的绝食斗争。这是左翼份子的另一个斗争场所，陈福兴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在拘留营中，他成了无可争辩的主要负责人。

由于陈福兴坚持他的政治原则，像许多左翼份子一样，因此当1969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他无法感同身受；当“513”悲剧在大选后发生时，他难以消化；当1972年劳工党注册取消走进历史时，他只能扼腕叹息；当1974年马中建交时，他感到时局变得太快；当1976年因四人帮被捕而结束“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当1978年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时，他拭目以待。当一切的一切在改变和转变时，左翼运动已在时移势易下，进入了转折期。

所有这一些的大事件都与他擦肩而过，他也因为对理念的执著整整被监禁了15年后才被无条件释放，那是1982年8月31日的国庆日。他没有喜悦，只有那不灭的信心伴随他走出牢狱的大门。他把15年的青春献给了理想和信仰。单就这一点，他赢得了同志与支持者的掌声，历久不衰。陈福兴也因此为左翼工作者树立了典范，他的威武不屈，临危不乱的沉着应对的精神，感染了其他人，成为一个大时代中的感人故事。

在我的了解中，他是一位博学多才，好学不倦的政治学者。他热爱民主，更重视人权，他有着浓厚的书生卷气，但又夹带着一身的傲然之气，终于使他成为一个有原则的政治人物，可以挑大梁，也可以身受其苦而不退缩。在当今的现实政治中，陈福兴无疑的成了从政者应有的不随波逐流的榜样。

虽然时代并没有赋予他重要的政治使命，也没有给他机会一展身手，而是用限制性的法令来束缚了他的自由，但又禁锢不了他的思想。当他恢复自由时，他又开始摸索人生的第二个起点。

很可惜的，在还未及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运动（适用于马来西亚）时，陈福兴在1989年因意外事故不幸与世长辞，留下他遗憾的一生。劳工党人也因此失去了一位经得起考验的坚定旗手。在他逝世后，不久是马共和解的大转折；也迎来1990年苏联的变天和世界格局的大洗牌；中国的第二波的改革他也看不到了；更无从想象308的政治海啸。这一连串的变化，都发生在陈福兴身故之后，它说明了历史有其因，自有其果。

但在劳工党的斗争历史中，虽然已成过去，它们可曾想到这个党的历史应有一个代表性人物登场亮相？陈福兴也许是其中一个（梦里寻他千百遍，暮然回首，那人已在灯火阑珊处）十分重要的人物。最低限度，形容他为“左翼运动旗手”是当之无愧的。他高风亮节的一生，照亮了左翼前进的道路。
刊登于2009年10月8日《东方日报》

首席部长的华裔情意结 （现代春秋）

马来文的《每日新闻》报引述槟州公青团团长尤斯玛迪的谈话指说后者要求民联实行槟州首长轮任制，好让各族群的领袖都可以服务人民。虽然事后尤斯玛迪强烈否认，但行动党主席卡巴星还是忍不住向对方呛声，更要求安华制止这样的初级领袖在将来发表类似的谈话。 不论尤斯玛迪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它事实上是陈腔滥调，也不是新鲜的课题，但在特定的时候也会出现老调重弹，显见问题并没有过去，也没有所谓已告一段落。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1994年时，一位马来新闻从业员Zakry Abadi在其《槟城的发展》著作中，已明显地提出应由马来人担任槟州首席部长。 另一位作者Yahaya Ismail在其著作《全球化挑战——马来人朝向哪里？》（2002年出版）中提出在1999年大选后反映出马来人的议席在槟岛太少，因此他要求马来人正视这一问题。 在2003年时，槟城丹绒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在巫统大会上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但马哈迪否决这一建议，他认为槟州马来人落后的问题不是因为没有马来人首席部长，他反提出吉兰丹州也是马来人担任州务大臣，也未见有显著的进步。因此他的意思是不一定由马来人担任首席部长，才能确保马来人的利益。 最严重的挑战来自2006年的巫青团公然在首相和首席部长面前拉布条，公开羞辱许子根，指他边缘化马来人，引致巫青与民政的一场角力战。旋即出现怪论，有人建议首席部长职轮任；甚至有人荒谬地提出槟州设两个首席部长，一个在威省，另一个在槟岛。即华人做岛主，马来人做省主，谁大谁小就说不清楚了。 由于首席部长职一直是被炒作的课题，自然时不时被人挑起来大作文章，但这样的炒作是太不应该，也太过种族情绪化，完全忽略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是不能轻易被改变的，就算是“社会契约”也是约定俗成的安排，这之中没有所谓种族歧视或种族偏见在内，而是就事论事。 例如从一开始，英国人就从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联邦内陆引进大量的移民，使到槟州的人口不断地增长，而且也快速地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和进步的城市。 由于槟州的特殊性和其天然条件适合人类的居住，在1957年独立时，华人有32万，占57%；马来人有16万，占29%及印度人近7万名，占12%，这就形成华人居于有利的政治地位。虽然那个时候在槟州立法议会中只有14席民选州议席，巫统及马华各占6席及国大党2席（另10名委任议员不具竞选首席部长资格），但东姑还是把权力交给马华公会挑选首席部长。 在林苍祐主持下的会议，联盟选出了王保尼担任首席部长，没有争议，也反映了客观的现实。 1969年林苍祐组民政党正打联盟，人民心里有底，也就支持林苍祐上台，取代王保尼。这种华人换华人的心态普通被接受，尽管有政客说这是“以华制华”，未敢到马来人选区打巫统，但这完全不符合政治逻辑，而说这话的人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幼稚得不知政治为何物。理由很简单，反对党华人就不可以打执政党华人，否则大逆不道，不知是哪门子政治学公理？ 林苍祐在1969年出任首席部长后，在一个长时间打出的“全马唯一华裔首席部长”的招牌果然奏效，直到1990年，这一年因为反对党领袖林吉祥也是华人。用林吉祥换林苍祐，也还是可以被接受。就这样，林吉祥差点做了首席部长，只差3席即上台执政。 这就是说，槟州人民可以接受改朝换代，只要对方能提出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华裔首席部长。 最明显的莫过于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阵线中也有了华裔首席部长人选，才顺利地再一次改朝换代，如果不是林冠英冲着许子根的接班人而来，反对党不可能有这么样光辉的战绩。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我们接受或不接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槟州仍然需要一位华裔首席部长，不信你问林冠英敢不敢冒险换其他人做做看，说不定下一次大选就与首席部长说拜拜了。 其实，反对党人也好，执政党人也好，他们都不会否定槟州的首席部长应由华人来担任，以符合民情和历史规律（虽然人口比例逐渐拉近，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格局还是会保持下去）。从东姑到敦拉萨，再从马哈迪到阿都拉都是要华人来当首席部长，王保尼、林苍祐及许子根也就是这样上台的。如果马来人想当首席部长，1990年时马哈迪就可以换人了。但他不要这样做，还是支持弱势的民政党（只7席）人当首长，可见他们洞悉槟州的独特性和华人的情意结。说真的，在今时今日，华人在政治上能够突现的是首席部长这个职位，不然你告诉我在政治上还有什么反映出华人在政治的多元性和多元结构中扮演吃重的角色？ 因此我们不相信尤斯玛迪对槟州政治一知半解。在姑且接受他的澄清的同时，也希望他问回安华当年（1990）为何力撑许子根担任首席部长？这就是槟城的政治现实，什么轮任制，统统都是废话！

916与一个马来西亚 （跃马扬鞭）

916是个政治数字的组合；而一个马来西亚也是带有数字的政治理念的演绎。这两者表面上看来是个不相关的数字，实则它们是息息相关的。
众所周知，916是9月16日的缩写。在1963年的这一天是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日，而在这之前，只有马来亚联合邦。因此对于马来亚人民来说，他们知道的是8月31日是马来亚国庆日，而后改成马来西亚国庆日；至于对9月16日的理解是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吸纳了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原本新加坡也加入其中，后来又离开成独立国）加入。这也意味着这两个州因那一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才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先前它们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它与8月31日的国庆日是没有冲撞的，916只能视为马来西亚诞生日，不是国庆日。在这种情形下，由始至终，马来西亚都没有改变独立日，再说独立日也不能改，更不能因马来西亚的成立有了两个独立日。
由于西马的人民一般上都接受这样的说法，也就从来没有争议或讨论831大或是916大？但对于东马人来说，916则是个大日子。因为有了916，他们才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而在这之前，他们对马来亚是陌生的，顶多视为另一个独立国，与东马的沙砂扯不上直接关系。
其实双方说的都是史实。，因为在60年代之前，从未听说有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只有一个马来亚实体。这个实体曾在一段很长的时间把马新人民捆绑在一起，直到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新加坡才逐渐地被切割成另外一个实体（李光耀在60年代就是坚持加入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当时他也无法想象新加坡可以独立于马来西亚而生存，但后来的政治现实逼使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并且以顽强的意志生存下来和发展成一个先进小国，令世界为之侧目）。
就是因为东西马人民对政治组合的数目字有不同的诠释，也就有了理念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方面，给916赋予政治生命力的是安华依布拉欣。他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就偏向东马展开政治旅程，因而大胆地提出916是另外的一个变天的日子。言下之意是东马的议员会起事而加入反对党阵营（即民联阵营），并将在9月16日那天扳倒国阵，与民联结合。
虽然这是安华的心理战略和攻心之计，也在国阵的反攻下功败垂成，且一度被讥为“空雷不雨”的一厢情愿的政治游戏，但安华却巧妙地让916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口号，直透人心。换句话说，安华成功地将916变成一个政治筹码也是不争的事实；更在某种程度上，将916化成一种政治运动和持久战的目标。因此即使安华未能得偿心愿，916已经成为一种催化的动力。
针对甚嚣尘上的再变天的议论，阿都拉首相在任时，并没有特别重视916的理念已潜移默化走进民间，直到纳吉在今年4月上台后，他才以高度的敏感抓住了916的重要政治意义，及快将916收为己用，不再是反对党的专利品。他的作法是不直接引用916，而是出乎意表地抬出“一个马来西亚”。这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出台后，即被化为一种理念，乃至产生一种民间回应政府的号召。如果说安华成功地搞活了916这个恼人和烦闷的数字，那么纳吉则是敲山震虎地用一个马来西亚来巩固东马与西马是不可分割的连体，也允许东马人民把多年压抑的不满通过政治的宽容管道（政治上的有容乃大）宣泄出来，进而争取东马人民与国阵共为未来强化中央政权。在这方面，纳吉试图降服了916继续与安华起舞，并将之变成与一个马来西亚共舞的主旋律。虽然今年916仍然未被大事庆祝，但纳吉的怀柔政策确实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让人不再闻“916色变”。就此而言，纳吉确实是用“一”字顶了安华的“916”。不过，这不是他们斗争的终点，恰恰相反，这是他们方兴未艾斗争的新起点，双方都以东马政治版图为焦点。这就是当下的马来西亚政治格局新走向。

刊登于2009年10月5日 《南洋商报》

民联成败取决回教党走向 （天下纵横）

9月6日，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接受媒体访问时，坦言担心民联的前路。他说：“人民仍未看到民联成气候，尤其是看到民联这几个月来的问题，他们的信心开始动摇，徘徊在患得患失中，甚至怀疑是否应该继续把希望寄托在民联的身上？”因为这样，林吉祥认为民联正面对最严峻的危机和考验，甚至连他本身也感到失望。

显然林吉祥是有感而发的。但反对党组成的民联真是那么脆弱吗？我想我们可以分开两个方面来了解。

首先民联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组合，而且是308政治海啸的产物。正由于在紧迫下成立，因此民联存有很大不协调的现象是理所当然的；反之若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合作格外的顺畅和没有矛盾和冲突，那才是不正常的。理由是回教党与行动党各有不同的理念，长期以来都难有沟通的机会，自然会各以本身的主观思维对事务进行判断。

例如最近在雪州闹得沸沸扬扬的禁酒事件就是雪州回教党主席哈山阿里抛下的敏感课题，一度使到雪州政府十分难堪，所幸后来经安华与大臣卡立调整和劝解后，终于有了解决方案（就是劝请24小时的商店在特定的时间不要卖酒）。

就在此风波稍停不久，最近又发生哈山阿里质疑雪州政府所成立的能力、公信力及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的公正性而要求改组。

雪州回教党认为Selcat传召公务员出席听证会而以公开的形式进行有嫌不妥，而要求闭门方式进行，以保护官员的诚信和尊严。真没想到Selcat竟也被闹成一个大问题，尤其是某家西报更炒成回教党将不惜代价退出民联政府的报导后，形势更是箭拨弓张。若是此事发生，也就应了林吉祥不幸而言中。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质问民联一下，它们真的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为何不是因为原则问题而是因为技术和处理方式不同而导致民联陷入危机？

这就是说，民联出现的裂痕，是人事上的意气用事所致，但回教党果真想离开民联吗？到目前为止，除了雪州比较多事外，其他民联治理的州就没有这么多吵不完的事故。因此，单只雪州发生回教党退出民联的举动是不大可能的，毕竟回教党的去留是需要经过回教党中央和党大会核准，不能因一两个人的坚持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把反对党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旗鼓相当的两大阵营在一夜之间毁掉。

其实不论从表面或实质看来，回教党还没有心理准备要退出民联，但也不能说它与行动党和公正党没有矛盾。如果三党还想继续合作，它们除了求同存异外，并没有别的途径来维护合作关系。除非回教党有意或想与巫统来一个团结联合政府（这也是巫统希望能达致的），不然回教党也有必要端正态度和立场，表明矢与民联共浮沉，若是态度暧昧，左右逢源，自然会激发更多的猜疑，对回教党也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回教党内有领袖主张回巫对话，包括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认为不妨与巫统面对面来一个坦诚交流，但他们也只是支持对话，未涉及联合政府的雏型，因此说回教党高层主张回巫组联合政府，也是言之过早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尤其是纳吉上位后，双方还未真正地开展合作会谈呢。由此可见，政党与政党间的合作挺不容易，也需要客观条件的辅助，不是一蹴即成的。

尽管民联是一个意外的产物，多少是一蹴即成的，但如果三党不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那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自绝”于人民。若此事真的发生，也许回教党会背上一个沉重的政治责难包袱。因此回教党人应有心理准备和行动上的明确，不能让一两个人乱了阵脚而误了政治大业。归根究底，民联的成败也取决于回教党的走向。这就是回教党当下的重要政治价值。

刊登于2009年10月5日 《号外周报》 第448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 （直挂云帆）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满清267年的专制和后来的颟顸无能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第一次赋予中国有国号和边界的新国家，告别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陈腐思想。就此意义而言，孙中山缔造的“中华民国”确实是了不起的改朝换代。然而孙中山的革命果实很快地不幸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所篡夺，中国再次陷入内外交困危机，因而有了1919年的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以波浪壮阔的气势席卷全中国。它不但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才认真地引进了西方的“现代性”和澈底批判了封建思想。鲁迅的《阿Q正传》成了经典之作。

但是当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后，他的“联俄溶共”政策也宣告失败，蒋介石从来不相信“和平共存”，因而在1927年向共产党人开刀，国共合作宣告破裂。随后的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而蒋介石还是相信“攘外必先安内”的教条，对中共党人毫不容情，直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才促成蒋介石与中共联手抗日。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也就成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新一轮攻势。

由于国难当前，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出全民抗日的号召，也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将其武装力量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国共第二次联手下，中国展现了一线生机。
正因为抗日的到来，在救亡压倒一切下，中共提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迫性，以取代较为软性的“现代性”。这在当时是无所争议的，因为中国人民也看到日本的巨大野心是要鲸吞整个中国。
根据史料显示，1928年时，外商垄断中国的经济超过了70%，在商业上更高达90%，而在1937年后，日本逼使其他国家的外资撤走，改由日本企业取而代之。这种“以战养战”的手段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已不能对西方国家抱有幻想，也不再指望西方国家来拯救陷入水深火热的中国。于是一股反西方的情绪蔓延开来，包括民族资本家也倒向支持中共所追求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实现。

果然不出所料，在1939年德国纳粹在希特勒领导下，结合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日本军国主义者，组成了轴心国，企图征服全世界。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此时正穷于应对希特勒的挑衅，再也无法给中国给予实质的援助，中国人民只能依靠自己摸出一条求生的道路。

1945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就以战败国的屈辱身份退出亚洲舞台。中国又再进入了国共合作或对抗的关键时刻。

在一山难藏二虎下，国共合作又再破灭，迎来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生死决战。从1946年起一直打到1949年的内战，终于定出了胜负，毛泽东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也成为中国的未来方向。当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也就是60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那一刻，所有的中国人都热泪盈眶，人人内心深处迎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而海外的华人，也为新生的中国而欢呼，但因为思想上的差异，也有华人为国民党的失败而扼腕。

这就是说，从那一刻起，毛泽东三个字已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上，他们为新时代而歌唱《东方红》。由于毛泽东比孙中山更澈底和明确地解放了中国，他在新中国的历史地位，无人可以比拟。经过整顿和改造，到了1952年，中国基本上铲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势力，代之而起的是国营经济与计划经济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如果不是1950年韩战的爆发，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好与更正常。但即便如此，中国在韩战于1953年结束后，还是继续高唱“社会主义好”。由此可见，国家的发展势头不因韩战而停止或倒退。一项值得注意的发展是1955年时，毛泽东提出了五大原则的和平共处政策作为外交的方针，但在1956年，苏联的克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专制政策，否决个人崇拜，并鼓吹“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后，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苏联已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而且将因之复辟了资本主义。

西方的国家将这种思想意识的改变形容为从内部改变共产国家的体制，或称之为“和平演变”，而毛泽东最讳忌的就是对中国新政权的和平演变与和平颠覆。因此他先下手为强，在1957年开展反右大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乃至1963年掀起高潮的中苏论战，充分反映出中国绝不允许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发生。

在毛泽东抗拒和平演变下所发生的种种运动，当然也带来悲剧性的苦果。例如大跃进后出现的三年饥荒也给中国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在1961加以探讨和尝试纠正。不过，中国的整个方向却导入了阶级斗争，以防止所谓江山变色。

其中最明显的是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更进一步否定了借助西方优势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而是继续采用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来强化政治运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当1976年四人帮一网成禽及结束十年浩劫的文革后，文革成了毛泽东的“败笔”，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仍得到肯定。邓小平的三七对开成为一个被接受的评价。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大胆地用“现代性”的理论取代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从而将中国门户开放，一转眼间30年又过去了。事实也证明中国经历了翻天地复的变化，已经脱胎换骨，在经济上成为一个巨人。

可是，30年的改革开放，也为中国引来一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跟着经济体制的灵活而修改和调整吗？这是一个十分棘手和争论性的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答案，但胡锦涛的17大的报告中的就突出和强调要永远记住中国今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

这告诉了我们：中国可以丢掉计划经济，但不会丢掉“毛泽东思想”（不过对毛泽东思想已转成一代人的智慧结晶，不再限于毛泽东一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作适当的修正。虽然“大海航行靠舵手”兴起于文革，但60年的新中国依然需要舵手指引才不致迷失方向。胡锦涛借六十年国庆，突出了这一宏旨。

刊登于2009年10月1日 《东方日报》

林冠英不能因噎废食 （现代春秋）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不久前有针对“槟城”两个字提出一个警戒，那就是不能滥用槟城两个字来谋取经济利益。而所谓的滥用应该指在槟州政府不知情下，某项活动，某个广告或某些运动有意或无意地影射是与政府有关，而让公众人士误以为是政府支持的项目来收宣传之效。 我们不否认有人或集团利用“槟城”字眼造成一种假象而诱人参与其中来谋取利益，但我们也不容易控制有关的行径，亦难以鉴定在怎样的情况下才算滥用。 因此当林冠英做出这样的提醒时，引来很多的非议和责难声在所难免，因为他们并不明白林冠英指的是什么？ 说老实话，我直到今天为止也弄不清楚林冠英所指的“槟城”不能被滥用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槟城人民长期以来开口闭口就是“我们槟城”或“我们槟城人”，似乎带有某种的荣耀感，理由是槟城是个美丽的地方，来自槟城的人总爱说自己的家乡有多美。 由于槟城有许多的特色，做生意的人也会转脑筋，拿“槟城”来注册公司或在广告上突出槟城的形象，是见多不怪的事。不单是槟城，在其他地方或国家也有用国名和地名来作为公司的名字，比如我们的国家有马来亚酒店、吉隆坡酒店，也有槟榔百货公司等等，甚至连外国名字也用上。我们不是很熟悉本国有一家“中国报”吗？照理它会被人误解是中国的报纸，中国政府也可提出抗议，其实不然，毕竟马来西亚的人民早就习惯这只是一个名称，一份报纸的名字，与中国无关，更不代表是那个国家的报纸。 若是按照林冠英的标准，《中国报》是不是“冒犯”了中国的尊严而需要改名？ 不要扯得太远，我们就说回槟城吧！当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时，槟州和马六甲就与联邦内陆各州的情况有些不同。在法律下，在槟城和马六甲出生的人是不需要申请公民权的，他们一出世就被确定为当然公民的身份。 以我自己为例，由于在学校用的英文名与报生纸的英文名拼音有不同，在18岁那年，向法庭作了一个宣誓书说这两个名字其实是同一个人。后来，又向国民登记局申请公民权，结果被告知已经是公民了，还申请什么公民权？于是我才知道槟城和马六甲加入马来亚联合邦是有这么的“优惠”。也因为这样，我又发现我们学校的同学，如果不是来自槟城的人，他们就需要申请公民权，才能成为公民。但我的一些同学也不知怎么搞的，他们出生在其他州几十年了就是一直拿不下公民权来。由此可见，槟城和马六甲的“地位”与其他州相比还是有少许的差别。 槟城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岛民情意结”，这是英国一手造成的，它把槟岛化成自由港，而威省是关税区。也就是说，在一个州内有两个制度，税关卡就设在北海的渡轮码头，住在岛上的人就把威省的人叫着“过港的人”。当然这之中没有贬斥之意，而是在地理上将槟城人民分成两个部分—槟岛的人与过港的人。日久自然产生“岛民情意结”。但这种岛民心态并没有排斥威省人，而是对于外州的人有一些距离感。 这因为这样，槟城的政治在林苍祐的年代（从1957年独立算起到1990年）是充分地反映出槟城人的心态，所起用的候选人是来自槟城的人。 第一个打破岛民情意结的人是行动党的林吉祥，他在1986年开展他的丹绒一役后就没有回头路，这叫着过江龙压倒地头蛇。林苍祐就是在1990年败于林吉祥的凌厉攻势下。自那以后，民政党也打破岛民情意结，搬来了天将神兵在槟城插足，不让行动党专美。这些人有江真诚、谢宽泰及邓章耀等等。 而澈底消除岛民情意结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今日的首席部长林冠英。他的天将神兵比起林吉祥的年代有过之无不及，终于把槟城人民的心理长城一举折掉而长驱直入，成了这个岛的新岛主。 尽管不是来自槟城的人，但槟城人民一样以开朗的胸襟迎入林冠英，为的是期望他许槟城一个美丽的未来。由于槟州人民爱的奉献，林冠英成了第一个非槟城人的首席部长。同样的，槟城的人民也希望他包容槟城的过去、传统与习俗，让“槟城”两个字成为人民的一种光荣的称号；尤其是乔治市入遗之后，人人都爱做槟城人。也因为这样，林冠英不但不应阻人民自由使用槟城还要鼓励所有的槟城人天天喊“槟城第一”，“槟城领先”。若是发现有人动歪念谋私利，无妨一一揪出来，相信槟城人民会拍手称庆的，但不要含糊其词地“自我设限”，或为防止有人滥用而因噎废食，这是槟城人不习惯也不愿意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