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鲜血凝就“金氏王朝”？（直挂云帆）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突然于12月17日乘坐火车时，因心肌梗塞抢救失效而逝世。消息传开，举世震惊，但并非举世哀悼，至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南韩就不表示吊唁，因为他们把金正日当成是“邪恶轴心国”的领袖之一，彼此没有情谊可言。

虽然西方世界不同声惋惜，但对于接班人的问题和朝鲜的未来走向是格切关注的。在这方面，金正日是有所安排的，他在2010年9月经过“精选”后，宣布其幼子金正恩为未来接班人，而他之所以不得不选定接班人是因为他在2008年中风后，已知健康大不如前，如果不及早作出安排，恐怕朝鲜会因他的离世陷入混乱和夺权。

但为什么朝鲜的接班人是世袭的呢？为什么在21世纪文明社会的今天，朝鲜还在奉行封建时代的“子承父业”？这一切是与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分不开的，而金日成在塑造一个闭封式的朝鲜国家的过程中，又是借助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分不开的。

早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就处在日本的统治之下，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分别占领北方和南方。于是朝鲜以北纬38线被切成两半。在时间上，朝鲜或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或称北韩是于1948年9月9日由金日成宣布成立的，走社会主义路线。而韩国或称大韩民国或称南韩则是在1948年8月成立，由李承晚出任总统，走资本主义路线。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北韩和南韩。

由于两个国家政体与路线不同，更介入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就变成南辕北辙两个对峙的政体。1950年的春天，金日成秘访苏联会晤斯大林；接着来到北京拜会毛泽东，要求两巨头支持他的南进计划。在同年的6月25日，北韩军节节推进之际，触动美军登陆仁川，切断北韩军补，金日成陷入危难关头。

美军在抓住主动权后，在麦克阿毖将军的领导下，越过38线，准备予北韩迎头痛击，也计划把中国的边境拉下水，因为中国的北方领土被认为成了金日成的大后方。

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机中，金日成唯有亲自要求中国派兵援助，否则朝鲜难保。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于10月派出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与美军决一死战。经过三年的胶着状态的交战，美军也意识到不可能拿下北韩，也在国际压力下，于1953年与中国及朝鲜达成停火协定。这样一来，南北韩又恢复战前的状况。

但是这场战争却给双方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和伤痛。中国人民在许多年后也在追问这场“援朝抗美，保家卫国”的战争是必要的吗？如果不打，美军会入侵刚解放的中国吗？

根据史书记载（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著《亚洲史》），韩战双方伤亡人数近2百万人，其中朝鲜人80万，中国人也有80万牺牲。联合国部队，主要是美国人也有5.6万人阵亡。超过300万人离家出走，并有不下400万平民伤亡。

获得了喘息的朝鲜（北韩）也就在金日成领导下，塑造一个不对外开放且带有神秘感的国家。当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开展思想论战和双方在边境陈兵对峙时，金日成游走在中苏之间，并不特别感恩于中国为朝鲜付出血的代价，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在韩战中牺牲，从此长眠朝鲜。

虽然如此，中国官方也从来没有后悔对朝鲜的付出，只是在后期要怪责的是金日成过于保守与封建，不跟随邓小平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起舞，招致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反而是在军备上大加扩充和对核武器进行试研，终于在千禧年被美国标签为制造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国家。朝鲜在备受责难和压力下，中国还是一如既往的努力保护朝鲜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只是金日成并不怎样领情，例如在1991年时，因为国际普遍欢迎韩国加入联合国，中国也就促请朝鲜不要孤立自己，也一起与韩国申请加入，否则在韩国加入后，朝鲜要再申请，恐怕会被西方国家所刁难，毕竟南北韩分成两个国家是既成的事实，在短期内不可能统一。因为中国的晓以大义，朝鲜才同意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

由于既成事实，中国也在1992年静悄悄地与南韩谈判建交事宜。当时机成熟后，中国也在第一时间通知金日成，但后者显然被击中一拳，心里很不是滋味，对来访的外长钱其琛给予冷谈接见（此事在钱的著作《外交十记》中有所披露）。

不宁唯是，金日成尚且试图与台湾建立某种关系（后来未跟进），并在奥运会中不投票给中国，以致中国未能成功在2000年举办奥运会（由悉尼主办）。中国延至2008年才成功举办奥运。
尽管金日成有所发泄，他还是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也只好接受中国与南韩建交的事实，以换取中国支持他的儿子金正日成为接班人。

于1942年出生的金正日，在1980年进入党政治局中委和中央军委。1991年被委为人民军最高总司令，因为跟随金日成多年，金正日也继承了老父的衣钵。当金日成在1994年逝世时，金正日已是军中实权人物，得以顺利接班。

但是金正日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长寿（金日成82岁逝世，在位46年）（1912-1994），得以细心栽培接班人。金正日（1942-2011）则是迟至2010年才了解到接班人的重要性。可是挑来挑去，只能挑出其幼子金正恩来继位。

年仅28岁的金正恩否能控制全局，也是颇令人纳闷的。这之中的一个吊诡是：朝鲜用几百万人的生命来捍卫其政体和建立一个国家，最终竟是家族政治王朝的建立，这到底是在哪方面出错了？以当今的政治局势与大潮流来看，肯定是错得离谱，简直不可理喻。至少一党专政也要有一个体制推选接班人。如今金氏王朝这一确立，对得起2千4百万北韩人民吗？对得起5千万的血肉同胞的南韩人民吗？这就是金正日逝世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深省。

刊登于2011年12月29日《东方日报》

人联党的悲情政治 （天下纵横）

砂拉越人联党近期更换班子如同喝一杯白开水，平淡无奇。它既没有台下的欢呼声，也没有在舆论上引起共鸣，就这么样拉上陈华贵取代陈康南。看起来是新班子出炉了，实则是陈康南班子的延续。任谁都知道陈康南与陈华贵同是来自美里，彼此称兄道弟多年，也因为是党主席陈康南的推荐，陈华贵才得以取代刘贤镇成为中央部长。因此说陈康南是陈华贵的贵人，那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自诗巫的黄顺舸则采取另一个“极端”，他及他的派系全面杯葛党选，也就让陈华贵派取得100%的胜利。表面上是黄顺舸派系被边缘化，实则隐藏着汹涌的暗流，随时都会爆发更大的分裂。因为黄顺舸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所统领的队伍中，连他本身在内，共有6名州议员（2华裔及4伊班人），更何况他还是砂州的内阁部长。现在他们一概不理会陈华贵的呼唤，陈华贵派也是“胜之不武”，更是担心党不久被切成两半。

其实，因为两派的对峙与对抗，任何一方只能取得一半的支持力量，这对已在今年州选举中下沉的人联党来说算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已是大不如前的人联党，如今又这么一闹，也就所剩无几了。这不是刻意讽刺人联党，而是事实摆在眼前，让人感觉到人联党怎么还不“醒悟”，到底要内斗到什么时候？新领导层到底要把人联党带去哪里？这个问题得由陈华贵来回答。

现在且让我们简单分析人联党当下的困境。其一是在2006年州选后，人联党闹过一次的“起义”，结果黄顺舸后劲不继，与陈康南妥协，双方各取所得（在州选后，陈康南继任副首席部长，而黄顺舸做回州部长）。本来有言明陈康南在3年后退位，但又因2008年的国选，人联党表现不俗（参加7国胜6席），也就巩固了陈康南的地位，再也没有要求他退位，也不提应对2006年州选失利（输掉6席）负起责任。

陈康南这边也自得其乐地保住副首长，所谓党的改革，暂时被搁置一边。这就是说，5年来在原地踏步。

讵料2011年416的砂州大选，竟是人联党“人翻马仰”的结局，参加19个州议席，只剩下6席，输掉13个州议席。这对人联党是难以接受的“悲剧”也不曾有过的屈辱。自1959年建党以来，它不曾这样窝囊过，输得不清不楚。如今虽是号称华基政党，但只拥有可怜的2名华裔州议员，情何以堪？说什么代表华裔在砂州的利益，也不知如何诠释了？

其二，在此次州选过后，许多人都希望领导层马上换班，黄顺舸这一边也希望能取代陈康南成为一统人联党的旗手。可惜天不从人愿，陈康南当权派在被“挽留”下继续领导人联党（但他已失去副首长职，不再有政治的光芒）直到最近的改选才卸职（多半年有余）。

其三，岂知这一改选，不是队伍的重新整合及重新出发，而是分裂的开始。除非黄顺舸一派在光荣底下归队，否则他们肯定另起炉灶成立所谓“和平党”或“和平发展党”，以和陈华贵领导的人联党对着干。

有人说，人联党闹分裂是有大人物在幕后操盘，造成各不相让，一方是获得首席部长的支持；另一方是得到中央的支持，到底真相如何，相信不久会浮出台面的。

就此来看，人联党的分裂已是不可避免，也可能成为难以挽回的政治悲剧，一旦两派越行越远，人联党也就更加接近政治悲情的命运了，事实是否如此，就看陈华贵如何扭转乾坤，让人联党“止跌回扬”或“东山再起”？

刊登于2011年12月26日《号外周报》第562期

谁说马华不会包装？（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于１２月４日，在一个马华教育贷款计划签署合作协议的仪式上这样说：“马华的缺点是不懂得包装。我们太老实了，不像一些只靠华裔支持的单一种族政党，（但却）包装成多元种族的政党。” 这好像是第一次听闻马华这样自我批评自己，又似乎认为马华之所以在大选中失利是因为马华不懂得包装。如果反过来看，只要马华懂得包装，它就不会在大选中成为箭靶。若此说能够成立，则不会发生３０８的政治海啸。因此蔡细历所说的话，也够叫人纳闷的。毕竟任何产品、人物与组织，都需要包装，它不是坏事。 首先，马华作为一个老牌的政党，谁说它不会包装呢？它其实从一开始就懂得包装和美化自己成为人民大众的政党。举例来说，当马华在１９４９年成立后，就积极介入协助被英殖民地赶入“华人新村”的华人，并发行福利彩票将所得用在解救处在水深火热的人民。由于马华表现得好，也包装得当，所以它在１９５５年的马来亚独立前的普选取得１００％的胜利，参加１５席，赢得１５个国席。 接着，马华也介入了争取独立运动，也把自己包装成华人权益的捍卫者，而与巫统及国大党共同迎接一个新生的马来亚国家的诞生（１９５７年８月３１日）。 如果不是巫统、马华及国大党至少在政治表面上表现出三位一体的联盟，则马来亚的独立恐怕会延后或节外生枝的。 来到马来亚独立后，又是谁给马华公会重新包装而赋予改革的新生命？那是在１９５８年击败陈祯禄而当选马华公会总会长的林苍祐。他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一马当先将马华的形象重新塑造，因而有了要求被分配竞选三分之一国席，以便将来的任何修宪事马华拥有被征询的权利。可惜林苍祐的美梦破灭，他的地位也很快被陈修信所取代（１９５９年）。 当６０年代马华进入陈修信时代时，他就将马华的包装打回原形，回到陈祯禄有商有量的政治协商的模式。直到１９６９年大选马华重创后，陈修信才猛然醒悟，来一个华人大团结运动（１９７１年），更在较后时用中国“文革”来包装马华。林敬益就是这方面的高手，在霹雳州一手扶起兴汉社，另一手扛起陈修信的肖像，向毛泽东看齐。凡此种种，反映出陈修信在后期也是蛮重视包装的，而不是让马华赤膊上身任人讨伐和鞭打。 就在１９７４年陈修信引退后，上位的李三春更是杰出的包装高手，他当仁不让地将马华公会转型。他知道“老实朴素”的马华注定是要吃亏的，于是有了马华五大计划出炉，更为重要的是藉陈群川的推动，政商合一的包装出炉了，直到８０年代中期出了岔子才告煞车。陈群川的新泛电事件与合作社风暴不是也因包装过渡而付出代价了吗？ 来到林良实的时代（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３年），马华突出了教育的成就和让拉曼学院及拉曼大学成为马华的品牌，这不是成功的包装又是什么？林良实何曾向反对党让路？在政治斗争的长征上，“老实人受欺”的形象在马华的字典是找不到的。 即便是２００３年后的黄家定当政的年代，他更是懂得将马华包装成“终身学习”的政教（育）合一的典范；而他本身也成功地以温文雅尔的政治学者的形象立足于政治舞台。如果不是因为选民对一党独大感到气愤和不满，它是不可能发生３０８的政治海啸（２００８年）的。在这方面，不是马华不会包装，而是马华只能为自己包装，它不可能也成为国阵的形象大师。 因此蔡细历不要怪马华不会包装，才会差点“去了荷兰”，它是有其他因素造成的。我们认为蔡细历的这个论点是模糊课题的焦点，也是乖离马华历史的。 刊登于2011年12月27日《南洋商报》

伊斯兰党内讧白热化 （现代春秋）

正當朝野政黨在為大選候選人傷透腦筋之際，馬來西亞的老牌政黨正面臨內部的分裂與斗爭。這就是在1999年及2008年的大選風頭最健的回教黨，也被稱之為伊斯蘭黨。 事情的導火線似乎因雪州行政議員哈山阿里而起。他在308之后，被回教黨推薦成為雪州政府的行政議員，負責掌管回教事務。初時還算展現團隊精神，后來逐漸獨樹一幟，處處以宗教為出發點，包括不贊成24小時零售店售賣啤酒；在數月前又因宗教局官員突襲教會的慶典，也被哈山加以袒護指說在執行任務，以免回教徒被灌輸其他宗教思想；而最近的发展則傳出他將在來屆大選被黨割愛，因得不到區會的足夠支持。他則放話即使不被派上陣，也無所謂，他到死也要捍衛伊斯蘭教。 雖然哈山阿里一再被黨內所容忍，但他的出位言行顯然令伊黨陷入尶尬的處境。例如他不久前致力主張回巫會談（回教党已通过不再会谈），也表明若被首相納吉委以重任，他也會接受。這就顯示出他已不再受民聯政綱的約束，也可以不聽從伊黨的指令，可以隨心所欲的把自己塑造成宗教“導師”。林吉祥形容他在捍衛宗教局突襲教會宴會事件上反映出他是雪州政府掉隊人。不寧唯是，前伊黨署理主席納沙魯丁也加入哈山阿里的合唱團，兩人一唱一和成為主張回巫團結的急先鋒，更甚的是，哈山阿里批判伊黨改以鼓吹福利國是乖離創黨原則。因此他堅持為建立伊斯蘭國而斗爭，他指責黨內的所謂開明派向民聯妥協。 在這方面，伊黨的總秘書慕斯達法阿里痛批納沙魯丁與哈山阿里是因為黨選后失去高職而對黨萌生不滿。副主席馬夫茲更提出，若對党不滿可以退黨。 納沙魯丁原本是伊黨的署理主席，他被視為是哈迪阿旺的接班人，也曾在2000年時代表伊黨參加馬尼拉的公開政治論壇，全面闡述伊黨的政治方向，他在當時已明確提出伊黨是建立在伊斯蘭教的理念上，且視其黨早期的署理主席朱基菲教授是黨的绘测師，並形容這位長期與伊黨黨主席布哈魯丁爭第一把交椅的人是傑出的宗教學者。雖然朱基菲教授当不上黨主席，也于1964年因車禍逝世，但其精神在后期（90年代之后）被伊黨的宗教派人士視為指路明燈。正因為他們兩人是宗教至上的維護者，也是馬來人團結的鼓吹者，并在308政治海嘯后，影響黨主席哈迪阿旺不反對回巫對話，以致發生了与前首相阿都拉開展秘談，可惜無功而返，但也埋下種子，成為挥之不散的一種輿論，以促成回巫組成團結政府。 不過，不論是納沙魯丁或哈山阿里，他們在黨內的表現並未取得黨員的廣泛認同。因此在今年的黨改選大會上，納沙魯丁捍衛第二把交椅不成，輸給了末沙布。這后者被視為開明派，被列为具有左翼思想的“埃爾多安”派。他能脫穎而出說明了回教黨內開明派系占上風，也珍惜與民聯的合作。哈迪阿旺在后期顯然認同了“埃爾多安”（土耳其總理的名字，他統治一個開明的回教國家）派的斗爭方向，近期的大力提倡建立福利國即為一個例証。 伴隨著黨選的改变，哈山阿里也失去了雪州回教黨主席，只保留中委，但他及納沙魯丁被慕斯達法阿里揭開在黨選后絶大部份缺席了黨中委和雪州中委的會議。他進一步指責他們“已然陷入巫統要削弱伊斯蘭黨的圈套。可以預见，在未來的日子，伊黨極可能會因政見思想的差異而爆發一場大論爭。” 就历史而言，伊黨的內訌與分裂並非新鮮事。過去曾有發生，特別是在1969年大選后，伊黨被邀請參加聯合政府(1972)及加入國陣(1974)后，黨內的斗爭已逐漸浮上台面。一邊是黨內的反對派一直不滿黨領導參加國陣，只益了少數頭頭，而未惠及大部份黨員。隨著1974年大選落幕后，伊黨在吉蘭丹终于启开了斗争序幕，黨通過了對丹政府的不信任動議。一連串的斗爭在吉蘭丹州釀成暴亂而遭致中央接管；进而导致伊黨于1977年被國陣開除，结果伊黨陷入分裂和內斗，無法面對巫統排山倒海的沖擊，也就在1978，1982及1986年的大選輸到抬不起頭來，直到1990年在46精神黨的支持下，伊黨才又再奪回吉蘭丹州政權。 自此之后，伊黨十分重視內部的團結，也絶少發生內訌。所以得以在1999年的大選，借安華效應，崛起成為最大贏家，一連控制兩個州政權（吉蘭丹及登嘉樓），也擁有27名國會議員，頓使行動黨及國民公正黨黯然失色。 繼后，在2008年，又再一次因安華神話再造一場政治海嘯把國陣傷得遍體鱗傷，在一夜之間扶起伊黨連奪三州政府（吉蘭丹，吉打及霹靂执政一年）。雖然伊黨的國會議席較公正黨及行動黨少幾席，但它的議員並沒有發生好像公正黨的退黨風潮，伊党也就被認為是個堅定與團結的政黨。 詎料轉入2011年，伊黨的內訌竟然白熱化，而且也沒有跡象顯示領導人正積極进行調停，反而是輿論製造了黨中央與失意派及宗教派發生爭執與沖突。如果伊黨無法及時撲滅后院起火，則很可能影響伊黨在來屆大選的表現。 若是伊黨有所閃失，則損失的不單是伊黨，也是整個民聯的團隊。換句話說，伊黨絕不能掉以輕心。 但現在看來，分裂好像不可避免。這對民聯來說，也許是2012年的另类“政治大地震”。事實是否如此，我們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1年12月27日《光华日报》

口水战带出大课题 （直挂云帆）

若与过往的民主行动党的内讧比较的话，卡巴星与拉马三美的“口水战”算不了大件事，只能当成一段插曲，不是吗？在三位巨头的所谓调停下，根据淡米尔文报的澄清，纯属一场误会，也就落幕了。这种干净利落的手法一日之间将所有的争议一一化解，实在是快刀斩乱麻。

由于行动党中央出动了林吉祥和曾敏兴，卡巴星火气再大也只好接受“调停”，不再向外发话了。同样的，拉马三美没有卡巴星的资深，只需元老晓以大义，也就“沉默不语”了。

但拉马三美和卡巴星抛下的争议课题解决了吗？没有，第一道课题是卡巴星先提出来的，他不久前曾建议：由于情势有变，行动党不再是过往的反对党了，因此未来的候选人只能择其一而行之，不能再一人打两个议席（国和州），但他马上又补充：林冠英例外。

由于课题留下了尾巴，行动党中委会一直未能形成一个议案，也就是说对卡巴星的建议“不置可否”，但又不便公开反对。

因为课题的悬而未解，忍不住的拉马三美于是发话了，他要在来届的选举捍卫国和州议席。这就意味着他要与林冠英一样，享有双重权利。而在他看来，他并没有剥夺其他人的利益，他本来就是双元议员。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行动党同意吗？例如在今年4月的砂州选举，其州主席黄和联不是挟国会议员的身份攻打州席吗？

还有，直到今天为止，曹观友、倪可敏、倪可汉、郭素沁、陆兆福等都没有表态，因此要形成一个议决案，也还真不容易，除非党中央已取得共识，不然拉马三美表明要捍卫国和州席不算违反党纪。

至于第二道课题涉及女性参政权的比例，拉马三美所谓的三名印裔女性候选人是指槟州或全国，也交代不清楚。根据我们理解，行动党的妇女组章瑛一直是争取30%女性的参政权，也就不能指说拉马三美错了。不过行动党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形成一个议案，表明未来大选要派出30%的女性候选人。
因为这两个课题触及了行动党的神经线，直到今天未有进一步的行动指南，也就引发了卡巴星和拉马三美的各说各话的口水战了。所谓“教父”与“军阀”之争，显示了义气多过实质；而实质是争议背后的课题，不是字眼的问题。

其实卡巴星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今天的行动党林子大了，专才也多，党员更是激增；尤其是在一些州已成为执政党（槟州和雪兰莪），自然需要考虑作出调整和改变。

虽然过去林吉祥和卡巴星也曾是国州议员，但在1999年两人输掉国州议席后，就不再参与州议席选举。因此卡巴星在此时提出一人只能攻打议席的建议也不会得罪林吉祥。同时他也巧妙地为林冠英留了后路，在他看来，算是不伤大雅的合理建议了。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国阵的历史。当民政的林苍祐在1969年上台担任首席部长，并在1974年加入国阵后，他仍然被允许捍卫国席。但在1978年大选时，林苍祐就以政务繁忙为由，不再出征丹绒国席，虽然民政仍保有这项特殊安排让林苍祐继续留守国席。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马。在1985年当团结党在沙巴异军突起，夺得州执政权后，出任首席部长的拜林一直都在捍卫其国会议席（间中在1990年退出国阵，但在2001年又重返国阵，在2004年出任副首长至今）。直到今天，他还是国州议员。

在砂拉越，于1982年出任首席部长的泰益玛目，也是一直担任国会议员到2008年不再上阵。由此可见，巫统对于后来加盟的政党采取较为宽松的灵活政策，不像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一人只能攻打一个席位。

曾经加入国阵的回教党也享受过这样的特殊待遇，例如曾任吉兰丹州务大臣的阿斯里也是国会议员，他后来放弃州务大臣职，升任联邦土地部长（1972年）。即使回教党在1977年退出国阵后，也对党领袖有破例。比如在1999年出任登嘉楼州务大臣的哈迪阿旺，也是国会议员。虽然后来失掉州政权，但未影响他攻打国州议席。

其中一个更特殊的例子就是原吡州务大臣尼查在失掉州政权后，仍被回教党派上阵补选（峇都干东）而胜出。他目前是身兼国州议员。

从这样看来，一个人是否攻打国和州议席，取决于党的决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基本上，除了十分特殊的情况外，一个人只打一个议席是比较符合公正与平等的原则。当行动党已壮大起来，且表达具信心迈向布城之际，则其本身作出必要的调整，以提供机会给更多专才也是在情理之中。为此，慎重地深入讨论卡巴星的建议是时候了。

另一方面，行动党也不妨起带头作用，尽量提拔更多女性参政。如果一时之间做不到30%的比数，但也要尽量做到20%。既然行动党一向以来不鼓吹女性在自己的小天地打滚（比如不十分重视妇女组的组织，但要求女性加入领导层的数目被提升），那么身为妇女组主席的章瑛努力提高女性的参政权不仅是任重道远，也是当务之急，以反映出妇女与男人一样，可以肩挑重责。

虽然我们还不能够真正落实“妇女撑半边天”的平分秋色的局面，但起码不再边缘化女性参政倒是可以办到的。在这个前提下，拉马三美有此开明想法也是不错的，毕竟在我们的政坛，男性掌控大局由来已久，也是时候让女性出人头地了。

既然卡巴星与拉马三美的骂战暂时落幕，行动党可趁此机会分析和研究这两大课题，否则在临到选举时，又会出现脚步不齐的内部倾轧。

所以说，卡巴星与拉马三美的口水战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它揭开了存在党内的僵持已是浮上台面了。对未来的大选排阵，不能说没有影响，这就看林冠英如何布阵了。

刊登于2011年12月22日《东方日报》

所谓“最佳候选人”评议 （天下纵横）

国阵主席纳吉说，大选要放最佳的候选人出征，不论其年龄和性别，只要胜出即可。但关键是谁才是有胜算的候选人？这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它不具备“必胜的理所当然”，因为在竞选中没人可以打保票他一定胜。所以“最佳候选人”之说是有争议性的，不能放之四海皆准。

马华的总会长蔡细历也说马华会派出有胜算的候选人，但准则又是以什么作为标准呢？比如翁诗杰回到班丹区代表马华出征，是包赢的吗？按翁诗杰来说，他会胜利，至少他认为他本身是最佳的候选人；但若按蔡细历的思路则是未必，理由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他们是一对冤家，不咬弦的政治对头。

其实，所谓最佳候选人是与政党和政治大气候息息相关的。打一个例子来说，社会正义党（社正党）的陈志勤在1978年派其徒弟陈胜尧守甲洞国席本来是十拿九稳的，但遇上行动党拦路，没有所谓反对党阵线这码事，也就败下阵来，输给国阵的候选人陈忠鸿。

不过，当陈胜尧在1982年转投行动党后终在甲洞胜出，说明了适当的候选人或“最佳的候选人”也要得到有势力的党的扶助，否则还是不能成事的。就这样陈胜尧在行动党旗下一直当国会议员直到今天。如果他当年依然坚守社正党，恐怕他会灰心而退隐政坛的。

再举一个例子，1990年大选时，曾红极一时的曾永森在脱离民政重回马华后，得到党的相助，静悄悄地在槟城北海麦曼珍州议席提名。他之所以“低调参选”是不想未捷前就成为民政的箭靶子，因为以他的大有来头的人物转打州议席会被认为有所为而来，最低限度也能担任州行政议员。讵料在大形势倒向行动党下，马华竟在州议席选举中又再一次全军覆没（1969年是第一次全军覆没），连同曾永森也失败了。

这一年刚巧是林吉祥打败林苍祐，如果曾永森胜出而马华的议席不会太少的话，首席部长或可能归曾永森，而不是后来的许子根。可惜马华不争气，而民政也保住了7席，才有了许子根时代的降临。这又反映出所谓“最佳的候选人”是不能打保票的。

当然也有最佳候选人真的一出场就胜券在握，那就是1974年的大选，马华为赢回升旗山国席，不惜邀请被槟城人民津津乐道的前总警长马骐骝代表马华出征。虽然马骐骝是个党性不强的“铁腕人物”，但他真的给马华带来幸运，将行动党的候选人压了下去。

可是这样的选人不选党的例子毕竟不多，也只能列为特殊个案处理，不然在1995年大选时，马华不经意派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是不会当选的，因为他们既没有知名度，也不是专业人士，但在大风吹下，马华结果扬眉吐气，又胜回9个州议席。这也说明了当民心转向执政党时，即使派出不强或知名度不高的候选人也能胜出的，林锦顺、李学德及吕亚利就是“时势造英雄”的当选人物，他们一下子成为Y.B州议员。

同样的，在2008年的政治海啸前，谁会想到行动党会暴热？谁会想到槟州又再变天？完全是震撼中的惊愕，反对党派出的陌生候选人个个都探出头来。这就是说，能否当上议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要看运气的。因此所谓最佳候选人若与大气候和民心背道而驰的话，也是要落空的。

说来说去，只能说某些人是比较合适的候选人，某些人是比较不合适的，但他们能否中选议员则要靠时运来说话了。在很多时候，是选党不选人的，所谓“选人不选党”一般上是不易办到的。因此一个政党能否胜出，候选人不是最关键性的，也不能过于迷信个人的魅力，党的路线和方针乃至承诺才是最关键的。

刊登于2011年12月19日《号外周报》第561期

人联党的今与昔 （跃马扬鞭）

东马砂拉越虽然与西马隔了南中国海，但它和西马的政治历史比较接近，比起沙巴来，砂拉越与西马相似的地方还真不少。

首先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砂拉越与马来亚的共同点是早年左翼力量比较强大和明显。例如50年代即立足于马来亚政坛的劳工党和人民党，当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就结成左翼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两年之后，一个左翼政党取名人民联合党（简称人联党）也在砂拉越诞生了。这个政党与马来亚的劳工党在意识形态上是服膺于社会主义的，乃至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对新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响往。

其实在社阵与人联党成立之前，左翼势力已分别在马来亚和砂拉越落地生根，前有马共及其外围组织；后有砂拉越解放同盟。当英殖民政府对左翼政团大举镇压之后，也就在另一方面允许较为温和的左倾政党出现，社阵和人联党正合其时先后运应而生。但在后来两党走向比较激进的路线，高举左翼社会主义大旗；尤其是1961年“马来西亚概念”被东姑阿都拉曼提出后，左翼政团就群起而攻之，并结成一个反对马来西亚阵线，五邦的左翼政党介入其中，当然也包括马来亚的社阵和砂拉越的人联党。

打从那个时候开始，不论是东马人或西马人都视人联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翼政党，而人联党也当之无愧亦当仁不让成了领导砂拉越公开左翼统战的先锋队。

当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后，人联党更是旗帜明显地高举反对马来西亚的旗帜，间中也有人联党人转入地下斗争。在后来地下的武装组织也被称为砂共，而人联党继续坚持其宪制斗争，参与各级的地方选举，并取得不俗的成绩。这个时期的人联党与西马的社阵有太多相似的地方，自然结成了所谓“兄弟同志党”的情谊，互通声气。

不过在1969年，虽然西马劳工党杯葛大选，但人联党并没有跟进，两党开始有了一定的隙缝；特别是1969年大选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西马）后，砂人联党正在酝酿转变，参加了1970年的砂州大选。选后人联党来一个急转弯与西马的联盟（巫统）达成协议，参与了砂州联合政府。

至此人联党已不再与进入沉静状态的劳工党“暗渡陈仓”，而是堂而皇之的脱胎换骨，从一个左翼的反对党转而成为执政集团的一个成。如果不是巫统向左转，那就是人联党向右转了。

正在这个时候，人联党找到的一个新交和知己，那就是在槟城州起而执政的民政党，也给予人联党一个机会与西马的左翼政团厘清关系；尤其是当劳工党在1972年走进历史后，人联党基本上卸下一个思想包袱。

而卸下更大的包袱是1974年砂共走出森林，与政府达成和解协议，人联党不再有后顾之忧而轻松上路。这一年它加入联盟扩大后的国阵。这就是说，人联党完成了从左到右的蜕变，在理念上与西马的民政党十分相似。

不幸的是，人联党因执政过久，产生民怨而不以为意，在2006年的州大选失掉6个州议席。未想这一严重的警钟并未给人联党带来醒觉，反而是依然故我不做改变，直到2011年4月的砂州选举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后，才知道大局不妙，有“大势已去”的危机。因为在这一场战役中，人联党只保住6个州议席（4个属伊班族议员），输掉13个华人州议席，与308后的民政党比较，不啻是难兄难弟了（民政在槟城输掉所有的国州议席，伤得最重）。

本来人联党应在“浩劫”后来一个改头换面和深刻探讨败因，并进行急切与必要的改革。可惜一切空雷不雨，从2006年的改革不成到2011年的保住半个人联党，不免让人仰天长啸。在没有半个州议员底下，人联党又如何面对行将到来的国选？在砂州政府内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陈华贵此刻的心情或与许子根一样，领导一个没有在大本营拥有州议席的政党，也真叫人前尘往事不堪回首。不知陈华贵将如何收拾破碎的“山河”？

刊登于2011年12月19日《南洋商报》

回首卡巴与拉马来时路 （现代春秋）

民主行动党两“巨头”骂战升级，使到槟州代表大会蒙上阴影。吊诡的是，党中央或党领袖并未能马上形成一种“压力”来缓和对峙的局面，也因为看来是个棘手的问题，党的干部也不便多言。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两人不是泛泛之辈，站在任何一边都会“开罪”另一边，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在党员的“沉默”底下，却是让课题延烧，一边是党主席卡巴星吃不消槟州署理主席，也是副首席部长的拉马沙美在印文报上发表谈话说会有三名女性印裔候选人将在大选派上用场，而他本身也将捍卫现有的国州议席。 卡巴星认为拉马三美越过了头，他不具权威发表这样“透露消息”的肯定话语，因为中央也未形成一种议决。因此卡巴星说党内不允许“军阀”的存在，此意味着拉马三美不能代表党说话。 另一方面，拉马三美也不甘示弱，既不允许“军阀”存在，当然也不允许“教父”的存在，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但被认为是针对卡巴星做出反击。 这一下子两人借着党代表大会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舌战，卡巴星要拉马公开道歉和收回“教父”字眼，不然将提交党纪律委员会处理，这显然是向拉马下“哀的美敦书”。 讵料拉马以牙还牙，他说他不是针对某个人，因此他不明白道歉的意思。他甚至扬言不恋栈官位，如果因此他要退党的话，他也会坦然接受。 虽然在大会上拉马有意与卡巴星握手，但在争端未解决下，后者也就拒绝了。这留下一个谜团，行动党或说林冠英要怎样解决这敏感又微妙的争议呢？即使要求低调处理，彼此不要再“唇枪舌剑”，但不意味着心病已解除。 不论行动党采取什么方式缓和争议，但肯定的是伤害已经造成，不会是没有冲击和负面影响的。或深或浅胥视党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 在这方面，行动党已委任三人小组处理“危机”，他们是林冠英、林吉祥和曾敏兴。现经淡米尔报澄清与更正拉马三美的言论后，三人小组说此风波已落幕，也让行动党松一口气，真是快刀斩乱麻。 其实，行动党内争与内讧在过去较为常见，近年已大为减少。今天的“内斗”不过是一个插曲，比起过去的内讧，只能算是“小儿科”。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卡巴星就是1978年槟州行动党大分裂的导火线之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978年初，党中央在林吉祥主导下，决定派卡巴星移师槟城（他在1974年在亚罗士打当选州议员）。这和时任行动党槟州主席的叶锦源起冲突，后者坚决反对卡巴星“入主槟城”。因为叶锦源在1974年领导行动党参加大选无功而返成为他的弱点，也就在和林吉祥较量上屈居下风。 当时的林吉祥声望如日中天，他不理会叶锦源的反对，也借时机另组成新班底（彼德达逊和陈毓书的配合），并采取严厉的纪律行动对付叶锦源派系的挑战。在不敌林吉祥下，叶锦源只好退出行动党，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简称“社民党”，在1978年的大选和行动党争长短。可惜叶锦源斗不过林吉祥的名气，就这样卡巴星在日落洞区胜出成为国会议员。换句话说，卡巴星之所以顺利进驻槟城，完全是林吉祥用个人信誉与不惜面对党分裂下，保住了卡巴星。因此说卡巴星欠下林吉祥一个大恩情，实不为过。如果没有林吉祥就不会有今天的卡巴星。 卡巴星在时来运转下，从1978年当选日落洞国会议员直到1999年被民政党的李家全击败（正因为这样，他与后来加入槟州政府的李家全有解不开的心结），一共担任21年，因而赢得了“日落洞之虎”的美誉。当然令他咽不下一口起的就是1999年的“虎落平阳”，一直到2004年的大选，卡巴星才又再探出头来，不过他已移师武吉牛汝莪，不再是日落洞之虎了。 虽然卡巴星很怀念也很享受日落洞给他带来的荣誉，但也对他本身的跌马耿耿于怀，这一年（1999年）与他一同失手的还有林吉祥（他从丹绒移师升旗山，不幸以百余票败给民政的谢宽泰）。探究其因是行动党第一次与回教党直接合作，而被对手摸黑为向“回教国”靠拢，致使华人选民转向投执政党。卡巴星与林吉祥这一对难兄难弟饱尝了失去国会议员之苦（1999-2004），林吉祥也是在2004年东山再起，但他已移师怡保，不再眷恋槟城。 卡巴星在法律界的地位成了他的强有力的政治筹码，因此当林吉祥在2004年卸下党主席重职时，卡巴星接了上去，以保持党的多元性。 至于拉马三美他与卡巴星不是同一类型的人，他原本是在学术界发展，是大学的副教授，因拥有“妒世愤俗”的思想，在后期加入了民主行动党。他受到党的重视，因为他是印裔社会的著名学者。 2008年是拉马三美时来运转的一年。他本来只被党分派攻打国席，那就是峇都加湾，但行动党怎样算也算不到许子根最后会挑选峇都加湾国席。这一下子，行动党又紧张起来，担心拉马不是许子根的对手，很可能败下阵来。在苦思底下，党在关键时刻要求章瑛退出北赖州议席提名（据知她的竞选海报已印就），让位于拉马三美，以便拉马若输掉国席也有很大的机会赢得州议席。 然而任谁都没有想到拉马竟然会连中两元；更没有想到反对党可以翻盘，上台执政。 就在308开票的当晚，有消息传说，新政府将取消副首席部长之职，后来行动党的林冠英即刻否认了，这就意味着至少有一名马来议员会出任副首席部长（如果我们翻阅旧报纸，卡巴星在1990年当许子根委任巫统的依布拉欣沙亚为副首长时，他是大力反对的，理由是槟州宪法没有副首长之设，但这等抗议不成立，因为联邦宪法也没有副首相之设，却没有人挑战首相不可以委任副首相）。 在当时，没有人不会想到会有一名印裔议员被委为第二副首席部长，因为按传统从来没有这个职位之设。虽然不论第一副首长或第二副首长的真正职务是行政议员，但不阻止首席部长作名衔上的调整和安排。果然意料之外，拉马三美当了开创历史的“副首席部长II”。有消息说是卡巴星的“穿针引线”，不知是否真有此事，还需要林冠英出来表态。 既然拉马三美是政治幸运儿，首次参选即登“龙门”，那他应该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官衔，不要情绪波动而意气用事于一时。 当然拉马有权利自我走人，党也有权力换人，但在此时此地，在大敌当前下，拉马与卡巴星冰释前嫌，看来对行动党也是当务之急。如果他们还在持续冷战，也只好祈求上天保佑行动党全胜，这就是今日行动党的写照。 刊登于2011年12月19日《光华日报》

（延安之行三）毛泽东在窑洞打天下 （直挂云帆）

如果说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阙千古绝唱的史诗，那么延安就是中共一统中华的革命神话。前者是为求生存而被逼走出了一条血的道路；后者则是为求安身立命而不期然地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因此长征是井冈山的延续，而延安则是长征的延续。当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吴起镇前，延安一带已存在了红军游击队。根据历史纪录，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在1931年初由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游击战争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在陕北边区和陕北建立了革命武装。1935年2月，谢子长逝世，由刘志丹击退了敌人的“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一带，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在这个地区（拥有廿多个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

1935年，徐海东率红廿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廿六军、红廿七军在延川永砰镇会师，全部归纳为红十五军团。

在陕北根据地，除了谢子长（1934年重伤，翌年逝世）及刘志丹（1936年东征时牺牲）外，另外著名的人物如习仲勋（1934年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就是当今中共未来接班人习近平的父亲）及高岗（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出任新中国副主席，军委副主席。1954年被控反党罪名，自杀身亡）。

当毛泽东的剩余红军来到陕北后，也解决了红十五军团的“内讧”，毛泽东认为逮捕刘志丹是错误的，应予释放，反对自家人的肃反。就这样，毛泽东的红军也顺利地从吴起镇到达直罗镇，然后于1935年11月10日移居瓦窑堡，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瓦窑堡设立了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瓦窑堡，毛泽东建立了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日力量的大联合。这个时候，日本的威胁已逼在眼前。

这之中的过程有一个吊诡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基本上是与红军联成一气的，目的是要抗日。张学良尤其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杀父（张作霖1928年被炸死）之恨。但为演好一场戏，中共中央于1936年5月从瓦窑堡撤出迁至保安，以便张学良能向蒋介石交待“剿匪”的成果。

即使如此，铁了心的蒋介石就是不接受张学良的苦劝，死也不与中共联手抗日，因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它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城虎采取“兵谏”，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经过反复的谈判，蒋介石同意联手抗日，也就获得释放（12月24），但他却用计谋将张学良囚禁，然后押至台湾，直到1990年将之释放。张已于2001年逝世。

因为蒋介石被逼停止内战，中共得以在1937年1月和平地进驻延安。从那一刻开始，延安成了中共的心脏，它的名声也开始远播海内外。

有一位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位接触毛泽东的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于1936年6月由北京闯入陕甘宁边区。虽然他是在西安事变前就采访毛泽东，并了解了中共的组织实力，但他的闻名于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则是在1937年10月出版的（美国人斯诺生于1905年，逝世于1972年。1930年开始来中国进行采访生涯，对中国有深切地了解，也在上海目睹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件及1932年的“淞泸”之战。虽然他长期在中国生活，与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十分熟练著作不少，但使到他一举成名的则是《红星照耀中国》这一本巨著。也因为这部原著很快被翻译成中文而成为中国人热切阅读的书籍（为避开国民政府的查禁，中文译本用了《西行漫记》1938年），它第一次揭开中共的真面目，也让许许多多的人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这样形容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也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拘，但是对于工作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的态度使人感觉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当机立断的魅力。”

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果敢决断的人，所以他倾全力地支持组成一个广泛的抗日统战，以向日本取回东北三省。

但日本的野心显然不满足于东北一隅。它在1937年7月7日悍然制造“卢沟桥”事件，藉故展开全面侵华的暴行。这样一来，中华民族已来到最危险的时刻，也就促使中共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号召中国人民参与抗日行动。蒋介石在眼见日本军国主义者暴露了并吞中国的野心后，也在勉为其难下，达成真正的中日抗战。毛泽东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8月19日）。它的重要意义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是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与此同时，表面上虽然由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但实际上八路军有其独立自主性，由朱德与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与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及邓小平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三个帅。第一一五帅师长林彪、第一二〇帅师长贺龙及第一二九帅师长刘伯承，全军编制4、5万人。

毛泽东靠着这一支坚强无比的队伍，将八路军不断向前推进，它成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先锋队。
到了同年的10月，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由叶挺及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地充实力量，到了1938年底，两大军队已和日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俘5、4万多敌人。此时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原本4.5万人），新四军也发展到2.5万人。
就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遇上的克星不是蒋介石，而是在从苏联再回来的王明。他挟着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成了中共的实权领导人，企图排斥与否定毛泽东的战略。例如王明认为中共力量相对弱小，中国的抗日应依靠蒋介石的国民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是间接上否定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是毛泽东所不能苟同的。

在此关键时刻（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发表了两篇名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论持久战》，全面和有系统地驳斥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的地位也在抗日时期得到巩固和加强；王明的影响力也相对减少了。

尽管在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且在日本扶持下，于1940年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打对台。但汪的目标还是针对中共的八路军。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反映在蒋介石的1939年7月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与“防共”和“限共”乃至“反共”的反动政策，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打击。

毛泽东为防止抗日战争在妥协下，将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他在1940年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一文。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方针，摆名中国要摆脱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桎梏，只有朝向社会主义大道迈进。

在这个大方针下，毛泽东在延安坚持了抗日的斗争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它既不是蒋介石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更不是汪精卫之流的卖国政策，而是以延安作为抗日的大本营。

可以这么说，从1935年长征后到1940年抗日进入胶着状态之际，毛泽东经过内外交困的斗争，显然已崛起成为一代“风流人物”。在陕北流行的“东方红”这首歌就这样在延安传开了，后来变成全中国和全世界所熟悉的一首歌，用以歌颂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成了人民的大救星。

刊登于2011年12月15日《东方日报》

三苏的言论自我设陷 （天下纵横）

有些事是不需要画蛇添足的，也不需要逞英雄的，偏偏公青团团长三苏伊斯干达就莫名奇妙地提出“修宪确保马来人当首相”的言论。虽然事后安华有为三苏打圆场，说这是他个人向巫统的挑战，绝对不是公正党或民联的立场。但三苏依然坚持其做法是要挑战巫统是否有诚心维护马来人的政治权益。

不论三苏如何辩解或说是针对巫统而发言，都是不明智也是笨拙的政治手段。谁不知道巫统是靠捍卫马来人起家的？谁又会相信巫统背弃马来民族？自立国以来，巫统给人的印象和其立场就是马来民族的捍卫者，或者在有些方面被批评只照顾上层而忽略中下层，但整体而言，巫统还是马来人的首选。即使在308面对政治海啸的冲击，巫统仍然赢得70%的议席（2008年参选117国席，胜了79席），它并没有失败，而之所以失掉5个州政权（后来又“收复”吡州），主因是国阵友党表现差劲，因此巫统一直怪责友党表现欠佳，不要倒过来怪罪巫统一党独大才导致友党失败。这就是说，巫统作为一个马来政党和主流政党，它的劲敌是回教党，如今又把公正党也列为主要对手，但任由回教党及公正党的议员数目和势力结合起来，也还未能取代巫统的地位。

正当马来人不认为巫统是“背叛”民族利益的政党时，三苏的“马来首相论”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又想在马来社会争取什么呢？会有马来人相信马来政治有危机感？马来首相会有丧失的一天吗？如果都不可能的话，那三苏倒成了倒米的从政者，比起巫统来，他不是更“种族主义”吗？
因为任谁都知道建国以来，首相一职是由马来人担任的，华族从来没有挑战这一安排，即使1955年不是巫统胜出，而是拿督翁的国家党胜出，在1957年独立时，也还是由马来人担任首相的。因此在独立前后争论首相是东姑或是拿督翁也是多余的。因为在“胜者为王”下，自然是由巫统主席东姑出任，只是不论哪个党执政，首相是马来人已是不争的事实。

就拿1999年大选来说，若是反对党联盟胜出，自然是由安华出任首相，否则就是巫统的马哈迪不可能会出现非马来人的首相。这是因为在约定俗成下，各民族已达共识。虽然在宪法上没有规定一定由马来人担任，但在选区分配下，巫统分配的国席已占一半。若不能打败巫统，就别想夺权。

在这种情形下，民联要步入布城就得依靠公正党和回教党来和巫统争一日长短。如果回教党和公正党未能成为大赢家，就不可能改朝换代。

但是这又与三苏的“首相马来人论”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三苏刺激巫统，而后者不修改宪法以“满足”三苏的挑战，马来人就会倒向民联而反巫统？这是太天真的想法。

诚然，没有人会否定公正党“夺权”的权利，但要有动人和让各民族各得其乐的政纲才算上策，如果一味以种族对种族，以种族挑战种族，其结果是社会的不安，而非国家之福。

因此，如果三苏要打出种族主义牌，请不要自我掉进“陷阱”，明知华人不会质疑马来人任首相，为何又要在一个以多元种族见称的公正党内提出不受欢迎的多此一举的建议？马来人不会感谢他（因他不提也一样是马来人任首相，没有所谓马来主导政治出现危机）；华人也不谅解他（因他刺伤了华人的民族情感，不是华人要越位而上，而是这样的言论太种族主义了）。

就此而言，三苏的言论并不前卫，而是开时代倒车，还自诩是三国时的司马懿，真不知他在说什么？

刊登于2011年12月12日《号外周报》第561期

三线制尚不成气候 （跃马扬鞭）

人民党副主席辜瑞荣提出一个新奇的理论，那就是他要在马来西亚推动三线制，而不是两线制。他说，在两个月前与各非政府组织闲谈中同意结合力量形成三线制，也就是组成第三势力，以在来届大选用“牛头党”标志上阵。

在我们探讨三线制是否有立足空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人民党走过的曲折道路。首先这个党在布斯达曼于1955年创立时，就毫不讳言走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赓续于1950年被查封的马来国民党的斗争精神，但比起马来国民党更旗帜明显地以社会主义作为政纲。

1957年马来独立时，布斯达曼成功地拉拢也是左翼的劳工党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摆明是马来左翼与华人左派的大整合。但事实上，社阵是在华印社会找到立足点而不是在马来社会。例如社阵在乔治市市议会、马六甲市议会及居銮市议会取得控制权是因为城市的华人大力支持，连带人民党的候选人也中选。最具体反映的是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于1959年大选在华人集中的文良港当选国会议员；而在马来选区，人民党不敌巫统交白卷。这意味着布斯达曼苦心推动的左翼大联盟，在华人地区获得热切的响应，但在乡村地区则无法取得突破。

接着下来的1964年大选，人民党更是在国席全军覆没（社阵两席归劳工党的陈志勤和林建寿所胜）。虽然人民党未响应劳工党在1969年的杯葛大选，但前者在反对党大好形势下，也只有一人在槟州当选州议员。至于接替布斯达曼成为党魁的卡森阿末空有满腔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热情，也未能一展长才。

即使人民党难在马来社会取得立足点，卡森阿末还是不死心，在1974年的大选，尚且自身转移阵地在登嘉楼马来人选区提名，并也鼓励较多的华裔候选人角逐城市选区。无奈在大气候转移下，反对党被国阵打得七零八落，尚剩民主行动党在西马抗争。

在这之后，人民党也因卡森阿末的退隐政坛改由赛胡先阿里接任，他同样是位理想主义者。人民党在他的领导下，无从突破，只能退守成没有代议士的反对党。直到1998年安华跌马组成国民公正党后，才拉拢人民党组成反对党阵线（反阵）。虽然人民党是历史悠久的政党，有理想有抱负，但时代并不赋予它“天将大任”的重任，也就在四党联盟（另外两个是回教党和行动党）中叼陪末座。在1999年的大选中当回教党大唱丰收时，人民党依然一无所获，这使到人民党领袖感触良多，不但早期无法打开马来社会的局面，而且在后期也得不到华印社的共鸣。在时移势易下，赛胡先阿里于2003年将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虽冠以人民，实则是公正党的阵容。即便如此，赛胡先阿里想要在2004年到吉兰丹参加国席大选，也被回教党聂阿兹婉拒，指他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不适当在吉兰丹竞选。在受屈底下，赛胡先干脆不再参加竞选。

本来当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后，前者已走进历史，但意想不到的是，那些不跟随赛胡先加入公正党的党员竟意外地在2005年“复活”了人民党。这一下子，人民党又使赛胡先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他只能说人民党已完成历史任务，但又不能否定人民党又“死灰复燃”。不过，经过这一场洗礼后，人民党似乎把重点放在华社，不再视本身是一个马来政党。如今它更扬言要参加下届大选，且已圈定攻打3个国席，俱是人联的城池，可见也是冲着民联而来。

虽然如此，在两线制被大力鼓吹尚未稳固，且在来届大选备受考验之际，辜瑞荣此时提出第“三线制”是现实的吗？是明智的吗？抑或使局势更加复杂？倒是值得深思的。

无论如何，未来的大选仍是两线制成为主轴，三线制或第三势力的涌现尚未成熟，一切言之过早。若是参选，也图个热闹，对国阵或民联来说，也不具威胁，或只能对双方产生一些不明显的牵制性作用，但不具关键性作用，不知辜瑞荣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1年12月12日《南洋商报》

卡巴星•林苍祐•朱炳钦 （现代春秋）

我的老上司朱炳钦局绅（我最初进入星洲日报工作时，他是我的采访主任）忽然拨电给我，投诉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对林苍祐的批评不对，与历史不符，要我写一些东西来驳斥。 朱炳钦是谁，我想许多人都不知道，容我稍作介绍。他不是民政党人，也不是早期的民主联合党人。他是50年代钟灵学潮时，被开除的68名学生之一。后来他进入报界服务。当林苍祐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时，有邀朱炳钦担任他的秘书，但言明月薪只200元，而且工作没有保障，因为是政治职位。 朱炳钦思前想后，没有接受林苍祐的建议，继续当他的新闻记者。虽然如此，他和林苍祐成了“莫逆之交”。而他果然也有“先见之明”，因为一年之后林苍祐在马华党内被排挤，不但未能在1959年的大选成为候选人，而且也在大选后到伦敦“养病”，直到1960年才回到槟城。 1961年，林苍祐成立他的民主联合党，朱炳钦对他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他把林苍祐当成偶像，但我曾问他为何不成为民主联合党的候选人（１９６４年）？他苦笑没这等“福气”，或者这与他的性格不适合从政大有关系。接着１９６９年当林苍祐转身成为民政党领袖时，他再次邀请朱炳钦上阵，且准备让他出征“安全区”，结果朱炳钦还是让林苍祐失望了。讵料这一届大选林苍祐竟告扬眉吐气，成了槟州的造王者。他的党夺得了槟州政权，而他本身也当上槟州首席部长。 这里头再说一个故事：当林苍祐在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１日前往槟州元首府（那时称作州长府）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时，他驾来的老Ford车找不到司机，也就叫朱炳钦代他驾回去，而他本身则坐着PG１号车到槟州政府大厦（当时设在海墘路）视事。就这样林苍祐开始了他漫长的政治顶峰的生涯，直到１９９０年大选失利后退休。 虽然林苍祐身边有很多的达官显要，也有不少“难兄难弟”，更有不少唯林苍祐马首是瞻的忠贞党员，例如已故的林维雄和温振祥，但对林苍祐形象的捍卫者，在我印象中，只有两个人，他们就是不久前逝世的许平城（曾任劳工党州议员，后来投进林苍祐门下担任槟州发展机构副总经理）及朱炳钦。 在他们两人面前，不论是得意时的林苍祐或是失意时的林苍祐，只要有人在他们面前数落林苍祐的不是，他们会即刻辩说和反驳，不容你来“破坏”或“损伤”林苍祐的形象。我曾亲身领教过他们对林苍祐的“不二忠心”，也为林苍祐收了这两名“好徒弟”感到庆幸。当林苍祐走后（2010年），当徐平城走后（２2011年），朱炳钦可能是最后一名林苍祐精神的“捍卫”者和代言人了（至少是罕有的一名）。不过他似乎只从林苍祐身上得到一点好处，那就是被委为“太平局绅”。 因此我对朱炳钦的激动不感到震惊，但我也劝他请民政党人来驳斥卡巴星对林苍祐的不敬比较恰当。他坚持要我为林苍祐说公道话，不能让卡巴星将已逝世的林苍祐当箭靶来射。 我看了报纸的报道（１２月５日），卡巴星这样说的，当年林苍祐以反对党的身份赢得槟州政权，过后选择加入国阵，是对人民的背叛。 虽然卡巴星也肯定林苍祐对槟州发展作了极大的贡献，但他说林苍祐在１９９０年上演“滑铁卢”，败给林吉祥，也显示选民当时对他有所不满。 朱炳钦不服气卡巴星对林苍祐的责难；尤其用背叛人民来形容林苍祐。因此他要我客观地评述这一段的历史。平心而论，林苍祐当年在执政后，面对的威胁不是来自联盟而是党内。因为党内有一股巨大的势力，在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的推波助澜下，企图一举推翻林苍祐的领导。这就是著名的１９７１年流产的民政“宫廷政变”。林苍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平息“内乱”和粉碎“夺权”后，他的政党只在州议会拥有１２席（原本１６席，总数是２４席），地位摇摇欲坠，只要有一人背叛，整个江山就会变色。在这种情形下，林苍祐寻求巫统的合作已成为不可避之的选择，不然分分钟会倒台。此时他昔日的盟友敦拉萨伸出援手，拉他一把。民政槟州政府又稳固下来。１９７２年联合政府的组成证诸了林苍祐已与中央拉好关系，诸多大型项目也就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展了。１９７４年民政加入了联盟扩大后的国阵，意味着中央收编反对党成功（当年回教党也被收入国阵，如果说民政党背叛人民，回教党也没有例外。虽然１９７７年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但这是后话，在此不谈）。 当年（１９７４年）行动党的叶锦源就是以“背叛人民”为主调来掀起大选反风的，可惜吹不起。结局是林苍祐稳住政权，也意味着槟州选民接受林苍祐的加盟国阵和支持其领导。因此“背叛”之说已不能成立。 过后民政党虽维持主导政权，但面对巫统势力的崛起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到民政党也陷入较为尴尬的处境，以致有了林吉祥１９８６年的丹绒一役之战；更在１９９０年上演了“王者之战”的两雄相遇的困境——林苍祐对林吉祥。最后林苍祐失败了，也被逼离开政坛，但林吉祥也不是大赢家。接着下来的大选（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及２００４年）行动党就直扑不起，仅剩一名州议员。因此民政与行动党的交锋，在那个年代是针锋相对的，而以前者较占上风。 唯有到了２００８年政局才全面改观。行动党终于首次登上权力顶峰，夺得了槟州政权，但行动党的胜利与林苍祐的“背叛人民”拉不上关系，也不能老调重弹。其一是民政党领导已易人；其二民心思变不是因为讨厌林苍祐，而是厌倦了一党独大的长期统治而求变。这一变也就有了今日４个州政权归民联及余者和中央仍由国阵掌控的对峙局面。这又与林苍祐何干呢？因此卡巴星在此时重提林苍祐的背叛人民之说不仅与史事不符，也是对历史人物的不恰当用词。 刊登于2011年12月12日《光华日报》

（延安之行二）避开围剿开创长征 （直挂云帆）

虽然日本在1931年发动918入侵东北三省，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但国民党显然比较重视“剿共”，实行所谓“攘外先安内”的政策。

例如正当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之际，蒋介石却从1930年开始就对中共在江西与福建省地带的根据地开展了五次大围剿。

第一次是发生在1930年10月，蒋介石调动10万大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红军只4万余人。在“敌强我弱”下，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击退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围剿发生在1931年4月，因蒋介石不甘失败，又调集20万大军，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挂征，向中共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围剿”，但又被中共红军所打败。

第三次围剿发生在1931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企图彻底消灭红军。从7月打到9月，又是毛泽东占上风，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自此之后，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道，形成了中共革命根据地，控制21个城县，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红军人数也迅速地发展到15万人。1931年，也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定都江西的瑞金。接着中央苏区继续扩大，控制的人口已高达600万，红军也迅速增加至30万，形成一支令人生畏的战斗力量。

于是有了第四次的围剿。它发生在1932年5月。由于运动战发挥效力，毛泽东又再一次打败了国民军。后来因中共内部的矛盾和王明遥控的影响，毛泽东受到了党的批评和处分，被投闲置散。这又给了蒋介石另一个大好机会。

第五次围剿就在毛泽东失意时发生的，时间是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而中共方面不再是毛泽东坐镇指挥，而是听命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不懂中国国情，一开始就实行“全线出击”的冒险主义，使红军蒙受严重损失。中共苏区在国民军重重包围下，其北边大门广昌被打开，红军的保卫战失败，1934年4月广昌失手。到了10月上旬，国军又向根据地扫进。此时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和李德觉得大势已去，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仍有8.6万余人）。这就是说，红军不敌第五次围剿，才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才有了后续的延安的故事。

1934年10月15日夜，尚剩8万余名的红军，间中包括35名妇女（这里头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等人）。从江西突围行至遵义时，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主要归咎于博古和李德在战争中实行单纯防疫战略的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达成这一目的，会议议决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主要负责人；而毛泽东、周恩来及王稼祥三人组成指挥全军的三人小组。这样一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又确定其领导地位，不再被边缘化了。

事实上，当红军被逼大撤退时，整个队伍并不知道要往哪儿走才能取得立足的生存点，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说：“毛泽东说，在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他是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

这反映了长征时的茫然与毫无头绪。因此索尔兹伯里这样说：“它（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长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

为了鼓动士气，毛泽东在重新奠定其地位后喊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但不幸的毛泽东在此时面对党内另一大派系的抗拒，这个派系归张国焘所领导，他提出要“南下”，要到川甘康去，与毛泽东的“北上到川陕甘”唱反调。

虽然后来毛泽东的北进取得成功，但张国泰的破坏力也给红军造成一定的分裂（到最后竟是张国焘投奔蒋介石。当时是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而离开延安，与蒋介石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接头，从此他成了蒋介石的人，澈底背叛革命）。

无可否认的，在遵义时，红军仅剩3万人，到后来又增添2万新兵，但势力还是有限。毛泽东面临的是如何持续北上，于是有了四渡赤水迷惑国民党军队的奇妙游击战术。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佯攻，强行军和运用计谋，红军终于在胶平渡过长江。这段长江当地又称金沙江，江中流急滩险，难以航行。但红军只从对岸缴获了6只小船，载部队一批批摆渡过长江，用了9天6夜，顺利地闯过了天险。

下一个冒险是抢渡大渡河。这是一道在山间奔腾的急流，是整个长征途中最为困难的障碍。由于各方阻力，红军决定夺取泸定桥。这是红军北上的最后机会。这座桥由13根铁索组成，底下9根上铺桥板，做桥面以供行走。另外4根分别两边为护栏。但当时国民党军已拆除了大部分桥板，以为没有人会大胆且愚蠢地尝试从光铁索桥上过桥。

可是毛泽东还是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的战士手抓着铁索，身体悬吊在空中，一把一把地过河，无视前方敌人的炮火，也不畏下面是奔腾的急流。他们终于占领了北岸桥头。随后红军在铁索上铺上木板直奔北岸。

如果当时国民军炸毁铁索桥，毛泽东的长征事业可能就此告终，而敌人原本希望毛泽东的红军被困在大渡河，如同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军队被清兵在此一举消灭，结果是落空了。

当渡过了大渡河，红军已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北上。摆在前面的是大雪山。翻过了大雪山后，红军又必须爬上1.6万英尺高的山地，有成千上百的战士倒下去就不再起来。

继后，毛泽东的军队再用6天的时间走出了青海草地，这里是海拔8000英尺的高原，大部分时间都下雨，形成一个大沼泽，一片荒凉，没有人烟也没有生气。

红军选择走草地，是计算到蒋介石无法想象红军有这样的胆识。到最后红军必须翻越六盘山。毛泽东写了一道这样的词：“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1935年10月底，毛泽东成功地率领红军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与刘志丹和红25军会师。

在一年前离开江西时，红军有8万余人，来到陕西时，仅有5000人活了下来。他们饿了吃树皮野草，渴了喝自己的尿，饱尝风雨霜雪，闯过沼泽险滩，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关红军长征的部分，取自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一书）

这就是著名且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故事，因为有了长征，才有了延安的神话的诞生。所有这一切从井冈山开始到长征到延安，不过是十年间的事；而这10年间，既考验了红军的意志，也成就了毛泽东的功业。（二）

刊登于2011年12月8日《东方日报》

纳吉择日大选费思量 （天下纵横）

马来西亚的大选日期是最难猜测的，因为它完全由首相一人拍板。虽然首相得依靠相关人士及单位提供比较可靠的情报来作出决定，但一般上是以首相的意志为依归。在这方面，马哈迪的大选日是最为吊诡的，他并不按牌理打牌，而是凭感觉走。例如他明知在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效应对他是不利的，但他还是在安华声望如日中天时来个大选，因为他不信邪：一个被关押的人怎能遥控和发挥巨大的作用呢？大选结果证明马哈迪的直觉判断错了，回教党从中崛起，除夺下27个国席外，也夺得两个州政权。虽然安华的公正党收获不大，但也为回教党作了嫁衣裳，这是马哈迪始料未及的。

因为马哈迪的过于自信和轻敌，他第一次尝到选民掀起的反风十分强烈，而且是来自马来社会。
所幸华社并没有跟随安华的“烈火莫熄”起舞，不然马哈迪的国阵将失去更多席位。那一届，国阵勉强守住2/3优势，主要靠友党在城市取得胜利（行动党只保住10个国席）。

由此可见，虽然大选日期由首相一人选定也并不一定对国阵有利，反对党也有机会杀出重围的。
安华自此之后，一直成为国内新闻的焦点。尽管在2004年大选时，安华的声望已跌至谷底，以致反对党在那年的大选被阿都拉领军的国阵打得落花流水，但政治斗志顽强的安华却在2008年再站起来，并且以排山倒海之势给国阵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阿都拉的领导信心也受到严重的挫折。这就是说，不但马哈迪有失算的时刻，而且连阿都拉也澈底的失算，差点把政权拱手让予反对党。

正因为首相本身的抉择大选日期不是包赢的，对上位的纳吉来说就非战战兢兢不可了。本来我是较为相信大选会在今年内举行，因为在这个时间内，国内的政治气氛对国阵不算太坏，也逐渐扫除了308政治海啸的阴影。如果国阵不及时择日大选的话，留到明年的经济情况会更不明朗，包括国际经济将会面临下挫，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

虽然根据英文星报的分析，我国不会在今年内大选，且列出11个理由，但它没有否定大选不会落在明年初。事实上，按照政府最近以来的大小通分，让大人小孩都有红包拿的举动来看，大选的日子已不远了，否则日子一长，人们会忘记政府赐予的好处。

不论我们同意与否，未来的大选特色可以视为“红利大派送”。不但国阵送，民联也送，这是从没有过的大动作。若此风一开就不健康了。因为选民的责任是为国家选出可信赖的人组成政府，可信赖的人担任代议士和努力铸造一个两线制的政治平台，而不是贪图小便宜。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红包不宜常派，发展与直接援助会更加实惠。一个国家需要的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免除天灾人祸的干扰；一个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也是建设和发展，以改造地方和居住环境，并打造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社会。

这就是说，老百姓希望的好政府是医疗、教育及房屋上下功夫，许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远远比给一些小惠来得重要和更有实质性的意义。

除此之外，我们与其天天在猜测大选的日子，不如把心思放在净化候选人方面，筛选一批有学识，有献身，也有骨气和气节而不会背叛选民的人出任候选人。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来届大选也是选民教训“政治青蛙”的日子。政治青蛙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令人厌恶的政客。他们既已丧失气节，也就不要高谈“为民服务”了，送他们回家睡觉吧！

刊登于2011年12月5日《号外周报》第559期

马华妇女组存废争议 （跃马扬鞭）

马华公会妇女组正酝酿一场思想斗争，以便做出决定是否要保留或解散。这虽然不是妇女组主席尤绰韬直接说的，但报章的报导这样说：在11月25日，马华妇女组主席在雪邦黄金海岸的渡假屋举行的脑力激荡会议上，亲自提出这项建议，以让妇女组探讨个中利弊。 其结果是大多数女青年团员表示赞成，而较资深的领袖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此究竟马华妇女组会否自动向母会提出解散，现在尚言之过早，但马华妇女组领袖有此声音，可见事态的发展已使到马华的妇女组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不能再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堆，继续视妇女组是能顶半边天的右膀（如果青年团是左臂的话）。这种自我膨胀的思想也是不实际的，因为放眼今日的世界潮流，女性政治家的出人头地不是没有，而是她们都不是靠妇女组起家的。 举例来说，缅甸的女权领袖昂山素枝坚持其政治理念，她搞的是群众运动，不是女权运动，也不怕逮捕和软禁，终于熬出头来。又例如，当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虽然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败给奥巴马，但选后仍被重用当国务卿，主要是凭其个人才智与条件走上政治高层，与妇女组织拉不上直接关系。 这就是说，西方和一些国家不兴政党妇女组这玩意儿，妇女组也无法生产与男人平起平坐巾帼英雄。但马来西亚自战后（1945年）以来，就有女性在政治上扮演不让男性专美的角色，前有马共奇女子李明，后有林苍祐急进党的爱将叶真宝（银行业巨子叶祖意的孙女）当选第一位女（市）议员。 在这之后，不再是个人独领风骚的年代，而是走集体路线展示政治力量。比如50年代形成组织且在60年代成长的巫统妇女组就是其中一个，但它一向来被认为在力量与影响力上是有限的。 由于这样，作为巫统政治伙伴的马华公会在初期并不重视妇女的组织，反而让路于60年代崛起的劳工党，其妇女组的力量确实深入穷乡僻壤，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为社阵（包括劳工党）站台和拉票，女性的威力在此时表露无遗。可见，左翼统战善于调动妇女开展运动。 可惜好景不常，进入70年代劳工党已因面对不间断的逮捕和党分支部的被查禁，也退出了政治舞台，规模强大而完整的妇女组因而走进历史。它在旺盛时期，妇女组不但是文娱表演高手，更是识字班及各类技能学习的推动者。 吊诡的是，当劳工党妇女组解体后，代之而起的不是马华公会，而是民主行动党。这个政党在1972年推动成立妇女组，可是它直到今天不鼓吹壮大妇女组，我曾为此议题与章瑛和张念群“交锋”，她们的答案是行动党提倡两性平等，争取妇女参政权30%，不会满足于成立妇女组（因为影响力有限，也不刻意在党内使妇女组成为社青团之外的另一个臂膀）。正因为这样，行动党的妇女组是各政党中最不起眼的，我们只知道有章瑛当主席，其他位置就似乎不重要了。她们还说，最终目标是取消妇女组。 反观在1975年急起直追的马华妇女组，其声势就十分浩大了。但从周宝琼当主席到今天的尤绰韬主席，妇女组又长进了多少？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虽然黄燕燕曾担任妇女组主席，但她的出任部长系因她是票选副总会长，不是以妇女组主席当上副总会长的。 自周美芬在去年潇洒走后，接位的尤大小姐就显得不自在，没有机会当副部长，反而是由当署理的王赛芝捷足先登当副部长。这难免使到妇女组有被边缘化的感觉。 当然马华声称有44万名女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足以在人数上压倒行动党，可是又为什么女将（议员）没有行动党多？这主要是马华派出的女候选人不多，而妇女组与青年团又不可能凌驾母体而成为主流的，只能依附母体而生存。 由于妇女组扮演的角色有限，即使在1992年有成立所谓女青年团局（如同巫统的女青年团），也是聊备一格的，不能与拥有女副部长的巫统女青团相提并论。 如果说马华妇女组人多势不大，则在1978年成立的人联党妇女组及1982年成立的民政妇女组，不论在人气与组织上，也都难望马华妇女组的项背，更遑论表现要比马华妇女组出色了。 如今连巫统妇女组的领导也存有争议性（纪委会主任东姑阿末李道胡丁就有此观点），则马华公会妇女组此时有此“解散”想法也是不足为奇的。说实在的，若妇女要顶半边天的话，跳出妇女组的框架，与男人一起争党中央职权，也许是新的和较为实际的尝试。但看来也不易成事，就看尤绰韬的了。 刊登于2011年12月5日《南洋商报》

金钱政治不值得鼓励 （现代春秋）

308政治海啸后，国家政治起了急速的变化，最明显的改变当以槟州最为显著。除了重演1969年的改朝换代外，也在施政上有明显的差别，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槟州政府在去年开始推动乐龄人士（60岁以上者）每年享有100元马币的援助金。根据统计，单在2010年就发放千万元以上，今年的数目更见增加。换句话说，槟州有逾十万的乐龄人士分得“天降馅饼”的红包。 这种派钱的动作在过去是没有的，顶多是提供回扣（如所得税多交会被退回款项或汽车路税有条件退税）或降低收费或免减罚款，似乎没有发生过老百姓可从政府的手中接过现款（虽然也是使用纳税人的钱给回老百姓）。这些乐龄人士拿了钱以后也向其子女或亲戚炫耀说以前只有缴税的份，如今世界倒转了，政府派钱给人民了。 大概是派钱最实际和管用，使得槟州政府又动脑筋给初生婴儿发红包，先是100元，现在是200元，还有小学一年级、四年级，中一及中四的学生也有100元的助学金派送。这一老一少的“红包”也确实让“天下寒士乐开了怀”。 当然站在政治的立场，政府派钱给人民自有其妙用和好处，以希望老百姓懂得“报恩”，无形中给民联政府加分。 但就在槟州政府“乐不乏疲”的时刻，中央政府也不遑多让，更是大手笔伸出援手，凡是家庭月入低过3000元者，可享有政府派发的500元津贴。大概有340万户享有，政府总共得拨款18亿元。 与此同时，中央也宣布所有的中小学生将获分派100元的援助金，小学方面总共发出5亿5千万元；而中六以上的大专生及大学生将获得200元购书津贴，数目超过2亿6千万元。 有人说中央政府此举是仿效槟州政府，但马上被驳斥，因为中央拥有更大的条件和资源给老百姓“嘘寒问暖”，所产生的冲击更是全面性的，不让槟城专美。 紧接着，也在中央和槟州政府斗智斗法争取选民的时刻，马华公会不落人后也插上一脚。它宣布凡是年届60岁或以上的党员，从明年1月份起，将获分发100元的红包；而喜获新生儿的党员，则可获200元的津贴。 马华公会为此算了一下，大概有30万名的党员逾60岁，因此马华现就要拨出的款项将高达3000万元，比起槟州政府针对乐龄人士发出逾千万元还要多出两倍。 我们不知道马华公会这样做是否不让民联在槟州“一枝独秀”或另有议程？宁可“出一些血”来挽回党的形象？ 在一方面来说，或会被人对马华重新审视，原来马华这么有钱，而且很照顾乐龄党员，实在是予人耳目一新。 可是在另一方面来说，又是负面批评多过赞美。不表赞同的发声也是不争的事实。毕竟马华只是一个政党，不是一间大企业，更不是营业机构，它是不需要像大企业的大手笔。如今马华反转来做，倒是叫人大跌眼镜。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马华公会在1949年成立后，在福利工作上是不遗余力的，以致曾被当时的华社形容为慈善和慷慨的政团，用以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 不久后，马华公会从英殖民地政府处取得彩票买卖的专利，是个名副其实的福利政党，也有人讥笑和讽刺马华以福利事业为主，而以政党工作为副。 虽然马华公会一开始就顺利地承办福利彩票，但到了1953年被政府禁止，理由是马华不是福利机构，而是一个政党，不应“不务正业”。表面上看来，此说得以成立，实质上是因为马华开罪了拿督翁（时任英殖民政府的内政部长），所以彩票走进历史。 正由于福利彩票办不下去，马华也就大大地减少收入，不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让马华党员明白政党是改革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民主斗争的武器，不应沉迷在“赚钱”方面。 在这之后，马华才算朝向政党政治发展，并利用大老板和大企业家的支持来充实基金。因此马华是不愁“抓襟见肘”的，只要一声令下，就有不少人出来支撑。 后来的马华之所以转成有钱，那是因为它投资得当，尤其是在报业方面，使得它钵满盘满，已不必再为金钱而烦恼。 如今马华使用这一招来反击民联的凌厉攻势，能否有立竿见影之效？谁人也说不清楚。同时马华这一招是否是高调论政的具体表现，也没有人可以回答。 认真说来，不论是在朝或在野的政党都各有地盘在发展，它是不需要用“金钱”来抓住人心的。与其派发100元给相关人士，不如认真思索什么才是人民最需要的？用钱来套住人民只是主观的想法，因为人民是套不住的，而且越想套住人民就会面对越大的抗争。 我们不知道政府和政党是否每年都会派钱？或只是一次过，如果是一次过，那就是为大选而铺路，不是真的制度化。 就我们看来，国家政治走到今天，用“金钱”来衡估党的壮大与否也是自我矮化的，人民不会因为100元就改变其原先的立场，他们还是会以大局为重的。 因此说来说去，我们并不欣赏派钱的政治，政府派钱之风不算恰当；政党派钱也更加不可取，毕竟政治是严肃的长远斗争，不是用“金钱”可以评估的。就此而言，我们也不支持“另类”但合法的红包政治在不断发酵。 刊登于2011年12月5日《光华日报》

（延安之行一）回首毛泽东来时路 （直挂云帆）

今年四月，应邀到西安参加辛亥革命百年的学术研讨会时，也被安排在清明节祭拜黄帝陵。随后我与友人一起乘车到延安。我在一些年前曾来过西安两次，但因交通和时间上的安排，错过了访问延安，而这是第三次来西安，我不能再错过这个时机了。

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肤施（其名称源自两则神话，民间习惯称为肤施）。在战国时期，开始有延安城之建，称为“高奴”。在唐朝时期，成立延安郡。宋朝时期，西夏国建立，它和宋朝争夺延安。延安这一名称也就在这一时期产生。其时，延安城的周围的城镇都被命名为“保安、安塞、安定、安边、永宁、延川、靖边”等，充分地显示宋朝希望这块土地“长治久安”。范仲淹带领宋兵在延安一带御敌的故事也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到了南宋时期的1211年，西北诸州被蒙古族所占领。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攻克延安。1643年明末，李自成带兵攻下延安城，但在翌年攻下北京时，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而大败，启开了 清人统治的年代，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为止。

虽然延安曾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向来不是重要战略位置，也就一直保存其黄土高原的面貌。

在地理上来说，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北边也有叫做陕北的）的黄土高原，距离西安350公里。从西安开车一个多小时，可以抵达黄帝陵（黄帝是人文初祖，中华民族的开拓人）。再从黄帝陵（黄陵县）开车到延安，也不过两个小时。半新半旧的延安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延安之所以在后来闻名于世，不是历代的王朝带来的，而是毛泽东一手创造了延安的奇迹，神话般地“用一个延安，换一个新中国”。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津津乐道为何一个古老、偏远而又落后的延安可以打出一个天下和春天来？没有到过延安时，我们都是从历史书看到“红太阳从这里升起”；来到延安后，我们反而自问一下：毛泽东怎么可能在窑洞内号令千军万马，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疲惫不堪，最后终于举白旗投降（1945年8月15日）？而后又怎么可能把蒋介石的数百万大军杀出大陆，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1945年10月1日）？

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从源头说起，而这里所说的真实神话故事也离不开“用兵真如神”的毛泽东。历史是这样拉开画面的：

(1)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半年的封建帝国，开创了共和政府。

(2)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北洋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和约（第一次大战后，胜利国对中国领土权益的瓜分），要求还我青岛，制止了盟国承接德国投降后拟将胶州及青岛的权益归于日本。这一学生运动最后转成了意义深远的文化思想的革命，是为“五四”运动之滥觞。

(3)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会的12名代表中有毛泽东。他们只代表全国53名党员，催生了一个政党。在这之后，这个政党高举马克思的旗帜宣扬左翼思想（今年刚好是中共建党90周年）。

(4) 1923年，中共应孙中山之邀，进行合作共建共和。两个政党终于在1924年进入实质性的合作，中共方面的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及瞿秋白等10人以个人身份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后补委员。

从1924年到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也开办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个时期的国民党采取了联俄、容共及扶持工农的三大政策。

不幸的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上海发生军警射杀工人事件，引起公愤）；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指责它企图叛变而将中共党人逮捕，并逐出国民政府之外；及1927年蒋介石及汪精卫的“叛变”，撕破国共合作协议，大举逮捕和杀害中共党人，致使1926年开展的北伐革命行动（以打败北洋军阀割据为目的）遭遇挫折，是为“大革命”的失败。

(5) 1927年之后的中共活动转入低潮，但积极策划武装起义，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出政权”的名言，作为今后革命的方针。1927年的秋天，毛泽东奉命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当时的队伍不及千人，但他先后占领了泰陵、遂川，并帮助永新、宁冈、莲花等县建立组织和地方武装。到了1928年2月底，毛泽东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建立起来。同年的4月，朱德与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也转移到井冈山。两师会合后，毛泽东成了红军的实际领导人，也在这个时期（2月至6月）打破了国民军的四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就这样被巩固下来。

虽然有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但中共仍然面对很多和很大的挑战。例如在1929年1月，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井冈山，历尽艰辛，才在3月占领长汀城，而毛泽东也利用蒋介石的国民军的内斗（军阀混战）扩大革命根据地，先后占领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地，初步建立了赣南根据地。到了1930年初，又再闽西建立另一个根据地，接着又建立皖西根据地，更在6月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些都是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中共利用根据地建立了如同苏联的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予农民。因此到了1931年初，中共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和政策。

(6) 1930年杪，中共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停止组织全国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后，又迎来了另一位盲动主义者，他就是给中共带来伤害的王明。

王明（原名王绍禹，1925年加入中共后翌月（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期受到校长米夫的信任和器重。1929年回国后，他在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的插手下，成为中共的实权领导人。1931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遭严重破坏，王明又去了苏联，指定博古为他的路线的执行人。于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得以在遥控下执行。虽然如此，中共仍然坚持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斗争的方针（一）

刊登于2011年12月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