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变天的政治意义 （天下纵横）

日本选举的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野的民主党挟民心思变之优势，刮起一阵旋风，把执政的自民党打得落花流水。一夜之间，日本改朝换代。但意外的是老牌的自民党竟有多位“世袭议员”在阴井里翻了船，包括前首相海部俊树也在自己“老树盘根”的爱知县第九选区内落选。其他阁员也纷纷落马。由此可见，选民厌倦了自民党的一成不变的统治，而寻求一个新的突破。民主党也就因势利导成为新政府。

根据众议院选举成绩来看，民主党从原有的115席跃居至308席（超过总数480席的一半绰绰有余），而自民党则从300席跌剩119席，可谓是战后以来的大惨败，象征着自民党已日落西山。若不改头换面再出击，恐怕翻身有难。

而上台执政的民主党为了稳住大局，也实现承诺与两个小党合组联合政府（国民新党及社民党），以便在参议院也拥有优势。民主党党魁鸠山由纪夫扬言要带领“政治革命”，许日本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但他是否能使政局焕然一新，尚言之过早。因为改朝换代的民主党并不是老牌的政党，只是由各小党合组而成，其中不乏来自自民党人。

资料显示，民主党成立于1996年，1998年日本民主党、民政党、友爱新党及民主改革四个在野党组成新的民主党。当年新民主党在众议院有93席，在参议院有38席，是日本第一在野党。

2003年，民主党再与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合并成为一个新的民主党。这一年的大选，民主党的众议院席位由137席增至177席。

2006年，民主党的党魁是小泽一郎，因其首席秘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被迫于2009年5月11日辞职，改由鸠山由纪夫领导。时来运转的鸠山在9月的大选中，终于势如破竹，改写战后以来的历史，通过选票击败了自民党不倒的神话，对日本民主的推进与日本政治格局的改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虽然日本自1874年的明治维新后，已有政党组织出现，但仍未具备完整的民主机制。1940年，日本军事主义者为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解散一切政党，标志着日本走向黩武主义的道路。

1945年，由于日本战败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也成了美国保护的国家，重新批准政党的成立。但这些政党基本上服膺于民主政治，而日本的新宪法（1947年）也确立了以天皇为象征的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将权力移交国会和执政的一方组成政府。

在初期，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社会党还能成为主导执政的政党，但在1955年，原本的民主党（不是目前的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成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后，它就雄霸日本政治超过半个世纪。除了1983年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手被迫与新自由俱乐部（这是1976年从自民党中脱离出来的6名议员组成的小党）联合执政，首次打破一党执政的局面。

但在不久之后，新自由俱乐部又告解散，重归自民党，日本又重新回到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例如1986年的参众两院同时选举而让自民党再次获胜。自此之后，自民党不再失掉政权。

无可否认的，自民党因为凭藉其传统的政治势力，已是不容易被取代的政党，尽管这个政党长期以来就有帮派之分，而且界限分明。但从来就没有人预测它会被推翻，理由是自民党的势力和利益已无孔不入和无处不在。

虽然如此，它的致命的弱点在于长期以来从未改变它的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心态，而且十分严重地产生一种自卑心理，未敢顶撞美国和对它施加在日本身上的经济压力逆来顺受，使到年轻一代的日本人非常不自在。他们不能苟同无限期地仰赖美国而生存。相反的，他们看到执政集团的腐化与贪婪，不时地传出或发生丑闻，似乎风平浪静就不是日本的政坛。

在民心异动下，自民党也就把54年的江山断送掉了。民主选举下的政权移交的可贵就在于和平转权而不付诸武力。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是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最低限度，它让人民有选择政府的权力。

至于上台后的鸠山是否做得比自民党更好，施政更受人民欢迎，那得考察一段时日才能看出端倪。

刊登于2009年9月28日 《号外周报》 第447期

马华党争翁派以退为进？ （直挂云帆）

8月26日，马华会长理事会接纳纪律委员会的建议，基于“6项罪证”开除蔡细历的党籍。这些罪证乃指在2007年底爆开的性爱光碟事件，曾一度迫使蔡细历辞卸党政职。

这意味着，由那一刻开始，蔡细历已不再是马华的党员，当然不再是署理总会长。讵料这一开除决定，引爆了激烈的争议和反弹。马华党内也急快地形成挺翁派和挺蔡派，双方的角力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似乎已没有折衷的余地。

在一方面，挺蔡派在收集足够的人数后（超过800人），于9月11日提呈有921名中央代表签署的要求召开特大的同意书（虽然代表人数有争议，但超过1/3代表签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之前，翁诗杰也以总会长的权力宣布将举行特大来了断两派的恩怨。于是有了所谓两派代表经协商后，同意只召开一个特大，不必各自召开特大，毕竟一个特大足以解开僵局，两个特大是没有意义的。而总秘书在依章权限下，已宣布10月10日上午10举行马华特大的会议，没有致词，只有投票，然后才宣布结果。

这样的安排对双方都是公平的，而且5个提案都依足蔡派所提，翁派也撤回其本身的提案。其实，只要一方提出提案就够了，代表们或支持或反对，当然还可以投下弃权票，就是这么简单。

所谓简单是指单从表面上看问题，但实际上它所牵涉的则是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问题：究竟马华要通过特大解决什么？特大能一劳永逸解决党争吗？

说它复杂是因为马华是一个大政党，派系由来已久，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出现派系斗争，蔡细历事件是为一例。

就在双方为特大而争取游离票之际，突又于9月19日的马华中委会议上有了变化，经过冗长的7小时会议后，马华中委会出人意表地推翻会长理事会的决定，将开除改为“冻结党籍4年”。这是十分吊诡的逆转，理由之一是会长理事会的22名成员中，绝大部分是由43人组成的中委会成员。也就是说，他们近半数是同一组人在操作；理由之二是，居于重要职位的人都是双重身份的，他们肯定事先有斟酌“判刑”带来的冲击，但又无法预测蔡派酝酿的特大在什么时候就可取得足够的签名，且形成庞大的阵容向当权派叫阵。由于事态在近期起了微妙的变化，当权派看在眼里，已不能无动于衷，惟有以退为进。

于是中委会改变会长理事会的决定成为一个重要的斗争战略和新招术。最主要的目的是争取游离票或中立派倒向当权派，以便在行将到来的特大胜得较为“漂亮”。

为什么翁派临阵有此一变？显然是应了党内及舆论有些意见认为“惩罚过重”，在情感上有了“恻隐之心”，而这种感情票（或情绪票）对蔡细历较为有利，虽然他们不是为蔡的“道德犯规”作辩护，但也不认为应予开除；在他们看来蔡细历的“错误”，也许是重出江湖，导致是非不断。如果他不再趟政治这浑水，当然不会发生被祭旗的事件。因此冻结党籍对翁派来说，既可做顺水人情，也能达到目的，并有利争取中间票？

针对此事，蔡细历显得十分激动，他直斥总会长是“废话之祖”，并促请党代表不允许翁诗杰将党变为他的斗争的工具。

无论如何，他愿意将其政运交给中央代表作决定。

同样的，翁诗杰在接受《星报》专访时，也以十分坚定的语气表明，他和蔡细历之间，只能有一人留下。如果蔡细历以简单的多数票被复职，那意味着他及其阵营（会长理事会的成员）必须辞职。

虽然我们不知道马华中委及领导层会否因总会长的“万一的失利”而总辞职然后来个重新改选，但目前看来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缩小到翁蔡两人的肉搏战，不再渲染成两大派系的斗争结果是党的分裂的开始。因此翁派的中途转变战术虽有其道理，但是交战中途自我转变战略并非上策，它可能影响军情与战斗的气势。可是又因情势所需，当权派在理智和感情交叉的左右为难下，唯有灵活的“改弦易辙”以保住主动权。难怪蔡派特大的三位发起人发出联合文告，指责翁派企图“愚弄”中央代表；既然事件已提交最高机构—特大来解决，而蔡细历也没有上诉，中委会不应越俎代庖的“乖离程序”作出决定。

尽管中委会有权自行“减刑”（以手段达到目的），但特大的如期召开也是势在必行的，因为只有特大能决定翁诗杰或蔡细历的命运。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好的途径来化解恩怨了。

对蔡细历来说，开除与冻结是一码事，以他的年龄来算（62岁），在4年后不仅失去党选，也失去大选的资格，他也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终老在马华”。

如果能够推测的话，翁蔡两派的各自得票是在千张之内，剩下的3百余张就是双方在力争的对象。当权派的多数票如果超过200张，那算是取得胜利的主导权；反之若是低于200张票或只以简单的多数票胜出，那就不算理想了。至于有多少弃权票，也是值得双方关注的。

若是万一失手，蔡派翻盘，那就是马华大洗牌的开始。

因此说来说去特大只能解决翁蔡的去留，但不能一劳永逸解决党争留下的棘手问题。

还有特大之后，不论谁胜谁负，他们能否告诉所有的华人：马华公会将重新检讨它的政治地位和在国阵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将承诺一个全新的马华誓与华社共浮沉，并决定告别过去的灰暗与充满委屈的形象。

如果马华不想成为华社的政治负担，那么它应该成为华社的政治资产，否则马华的一甲子的承诺将可能成为伤痛的集体回忆。

刊登于2009年9月24日 《东方日报》

特大是马华的专利？ （现代春秋）

创党六十年的马华公会终于无法安然渡过党庆，而是迎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特大。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牵涉到两个对立集团的生死之战。虽然谁胜谁负对华社的影响有多大倒没人去评估，但它对马华的未来肯定是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人事上的可能大洗牌。 我之所以形容为“惊心动魄”是它的斗争过程是高潮迭起的，而且隔空对骂所使用的语言是泼辣的，甚至是尖酸刻薄的。在在让人感受到马华党内有一股腾腾杀气，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对峙。它已经越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界，而且已经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没有人知道中途会否有戏剧性的变化，但很多人知道双方已没有回旋的余地，不得不借助特大来定乾坤。至于定出什么样的结果来，也只能以各方的实力为标准。 有人因此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马华对特大“情有独钟”？为什么其他政党都不兴特大来解决问题？难道特大是马华的“万灵丹”，也是马华打开僵局的钥匙？ 这话对了一半，也只有马华动辄以特大来解套，而其他政党的特大（特别代表大会）多是用来修改党章的，但也不排除有时是用来进行斗争的。我们以巫统为例，它是不兴特大的。当马哈迪在1998年对付安华时，就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在最高理事会上开除安华党籍，过后也没有特大为安华平反，但却衍生另一类的斗争，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安华成立新政党，与马哈迪乃至巫统展开长期不懈的斗争。这就是说，没有特大的召开同样存在着冲突与矛盾，所不同的是斗争的平台由内转外，形成两党对决，直到今天整整十年，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民政党也是不流行特大的，在修改党章时才动用。其他时候，民政党的人事变动也不需要劳动特大来收回或确定开除，任由离心者“下堂求去”。例如前有陈忠鸿、后有曾永森；再有许岳金，又有吴清德，还有陈锦华也是其中一名“叛将”。 国大党自从80年代三美威鲁主政后，虽有内讧，但也是通过纪律手段解决。直到今天，三美威鲁还是与国大党划上等号。他最近也说了，没有他的日子，国大党会塌了一半。由此可见，国大党还是由三美说了就算，不必特大特小的。 倒是马华公会的翁诗杰就没有三美威鲁幸运了。三美即使输掉大选，他还是牢牢控制整个党的领导；反之翁诗杰即便赢了大选，出任部长，但在马华党内就不可能“一手遮天”。他在很多方面都显得事不从心愿，无法形成一个整合的团队“冲锋陷阱”，有时甚至还觉得碍手碍脚；尤其是他的副手蔡细历与他是不咬弦的一对。彼此虽同在一个屋檐下，却经常发出不同的声音，听了十分别扭。翁诗杰认为蔡细历发表了与党中央不同的说辞，难于被中央接受；尤其是蔡当了国阵总协调后，在翁诗杰看来，他是严重的出格，也可能发展成“两个中央”的隐忧。于是，因光碟缠身的蔡细历被祭旗的事也就发生了。 但蔡细历也因这一开除给了他一个反弹的机会。那些原本观望的党代表忽地被这件事牵动了神经线，自然产生“恻隐之心”。蔡派人马借此风势发起了签名运动，很快地收到足够的数目要求召开特大。 其实马华的特大之所以轰动也是80年代之后的事。在这之前，马华的特大虽有争议，但没有如此的轰动。还有在陈修信当马华总会长时（1962—1974），他的权威是无上的，他吸取了林苍祐失败的经验，将权力集中于一人身上，也就使到马华的总会长是最具权势的人物，特别对党内而言。例如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就搞华人大团结运动，接着看中林敬益，让他成为特别任务部长，连李三春（只是副部长）都傻了眼。而后在1973年陈修信又不堪林敬益的“反叛”，干脆将他开除党籍，并由中委确认。在那个权威主义的年代，什么特大，什么伸冤，什么翻转？都是没有的事。 也只有在陈修信于1974年退休，李三春接位后，马华才逐渐地纳入民主的元素，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民主特色”的政党。但李三春不随意大开杀戒，而是选择另一种方式让异议者知难而退，先是使到李孝友失去马青的力量；后是使到曾永森进退不得；下来是何文翰坐冷板凳。这种冷落策略终于将敌手一一清除，李三春之高超在于不让特大变成利刃在党内挥舞，而是紧紧地扣住总会长的权力，不给异议者发难的机会。 不过在1983年接位的梁维泮并没有学到李三春的政治神功，反而自恃权力在握，一举杀掉李三春的14名爱将。由于这样，一场火红和一面倒的特大成为马华党人“平反”的一个有效途径。 经过特大扭转局面后，马华党内似乎存在着一种特大的思维，那就是遇到争议性或胶着的课题时，似乎认定特大是可以合理与正确地解决冲突的平台，主要是依据1984年的特大改写了马华的历史为版本。因此今此的党争，特大也就依样葫芦派上用场了，虽然两者性质不可相提并论。 由此可见，特大是马华民主的一大特色，也是马华的一个专利？虽然有人认为马华党内存在的民主是陪衬和摆设，但若与其他政党相比，马华还是相对开明与民主的。就拿这次翁蔡之争的特大来说，它并没有反映出翁诗杰占尽便宜和优势，反之蔡派的机会是相等的。 有鉴于马华中央代表都是成熟和有理智的，我们相信他们会投下正确的一票。 当然马华未来不在于党代表的手中，而在于选民手中的一票，但从现在开始，马华代表投下的一票也会影响马华未来的走向。换句话说，先有代表为马华指点迷津，才有选民为马华命运把脉。由此来看特大，马华代表不仅要珍惜民主权利，更要与民愿共浮沉。这也许是特大应该释放出来的最重要的议程。 刊登于2009年9月23日 《光华日报》

评析翁蔡斗争的政治意义 （跃马扬鞭）

马华党争并非新鲜事，包括今日闹得沸沸扬扬的翁蔡之争，也是预料中事，而想不到的是提前爆发了，并演变成两派交锋的“生死决斗”。

说是两派斗争是因为它涉及两大阵营的刀光剑影，而且结果只能有一派胜利，另一派失败，很难有所谓双赢的局面，除非奇迹出现。但如果我们缩小来看，又似乎成为翁诗杰与蔡细历的个人恩怨的了断。

他们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许多人都答不上来，但他们两人对政治的道德尺码有不同的诠释，却是众所周知的事。正因为翁诗杰从一开始就不苟同蔡细历重出江湖，当后者中选马华署理总会长后，双方的关系已判定两者必然分道扬镳，尽管党内有人希望他们携手合作，忘掉过去，重新塑造马华的未来，却始终无法拉拢成功。相反的，两人的关系在蔡细历于今年6月被委为国阵总协调后更加恶化，最终导致蔡细历因光碟事被开除党籍，于是有了双十日特大的召开。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不到最后一分钟将没有一方会承认失败的。而实际上我们有必要探讨翁蔡之间的政治理念与他们的从政历史，进而从他们的身上找到他们的政治异同点。

蔡细历是1979年加入马华的，在1986年首次当选州议员。90年开始出任柔佛行政议员，直到2004年弃州攻国成功后，被委为卫生部长。他可谓官运亨通，在党的地位也扶摇直上，成为党的强势副总会长（被视为第三号人物，光芒直追黄家定）。从他的出道到上调中央，他都被列为总会长林良实的人马和忠实的拥护者，即使林良实在2003年引退，蔡细历也已羽毛丰满，在2005年的党选中俨然被党视为最有潜能和具有实力的可能接班人。可以这么说，他是林良实培养出来的一个政治徒弟。

讵料2007年底的性爱光碟曝光，他一生建立起来的政治强人形象也在一夜之间全告消失，他既交出了他的“政治权利”，也被“判丧失政治权利”，惟有辞职作为对自己的“惩罚”。

那个时候的蔡细历虽然跌入谷底和深渊，但他的敢于承担的勇气也为他赢得了掌声。本来他的急流勇退也就结束他在马华党内引发的争议，却偏偏发生308的政治海啸，给了在政治旷野中流放的蔡细历看到一线转机，也就借势一头栽进政治的洪流中接受考验。

也因为蔡细历的打破常规，并是马华党内第一个退休而又卷土重来的政治人物，结果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反而陷入多事之秋，与当权派的关系越行越远。

至于翁诗杰的出身与蔡细历迥然不同，他是在1981年加入马华，他的启蒙政治师父是李金狮。在1986年担任政治秘书后，于1989年的补选中胜出国席，从此平步青云。先是90年出任下议院议长，后是99年出任副文青体育部长。

基本上他是靠个人声望在马青和在马华党内打出一个春天来（先后出任总团长及马华副总会长），没有所谓上边有人罩住，也与时任总会长的林良实互不咬弦。在2003年险些被排除在马华党外即为一例。所幸这一年林良实退位，他才得以保住党官职，否则没有今天的翁诗杰。

翁诗杰的803马青武斗事件（2001年因收购报业引致两派发生冲突）也在黄家定上位后给予摆平，也是因为308的政治海啸打碎了黄家定的政治梦想，才有了翁诗杰在2008年上位的故事。他是欠了黄家定一个情，而与蔡细历无拖无欠。

其实如果不是蔡细历自我栽筋斗，今天上位的应该是蔡细历，而不是翁诗杰。由于政治上的阴差阳错，一个不甘于就此淹没在政海中；一个不认同道德缺陷的人在团队中唱反调，也就有了激烈的斗争。无论如何，他们是同一个政治理念的人，认同马华的路线，也认同国阵的组合。虽有时发发牢骚，但都不曾主张马华脱离国阵。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准备与国阵共浮沉的人，而作风与性格的不同则是不争的事实。翁诗杰希望马华能走出国阵的阴影，不再受华社抨击，不过这些日子来，他也忙于内斗而无法为马华制定出一个新策略，也无法影响巫统作显著的改变。同样的，蔡细历自担任国阵总协调后，也协调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既缺乏人手的调派和资源的发放，也就无从在国阵中彰显马华的影响力，变成更多的时候与翁诗杰相互揶揄，更无共识可言。

即使双十的特大可以了断翁蔡的恩恩怨怨，但不能解决马华的困境。马华的困境不是因为翁蔡之争，而是因为308后马华还在原地踏步，走不出50年来形成的政治格局。如果马华不要成为无关宏旨的政党，那么马华内部的重新整合或洗牌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特大应该是整合的平台，而不是分裂的平台。如果因翁蔡两人的斗争导致马华一分为二，那是马华的不幸，也是马华“自绝”于华社。本来马华已没有什么政治筹码可以在华社发挥重要的作用（连续西马7场补选皆败于民联对国阵是一个警钟）；如果加上内斗消耗元气，又拿不出一套政治方案来争取华裔选民回流，那么马华不必再有什么党争，也无需什么特大，就直接让选民为它作抉择好了。

这就是说，马华要有所作为，不能整天的囿于翁蔡之斗。翁诗杰也好，蔡细历也好，他们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此关键时刻，由谁来领导马华跳出旧思维，用新的思想和新的斗争方式面对国阵，面对一党独大的政治。在这方面一个勇于内斗的政党不是好政党；一个姑息过失或不敢改变的政党也不是好政党，因此我们就等着马华的双十特大告诉我们，他们要一个怎么样的马华，千万不要因为私利而退让而典当了民族的权益，这才是最重要和不可妥协的大道理。

刊登于2009年9月23日 《南洋商报》

马华党争欠华社一个说法 （天下纵横）

马华公会翁蔡之争有人希望及早收场；有人希望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也有元老愿意充当鲁仲连；更有人因之而自行召集代表们谈论如何“劝架”，如果无法妥协与协商，则在特大之后，只能有一个人走，不是一个团队走人。

有关者也提出一个“怪论”，那就是他不是挺翁，也不是挺蔡，而是挺马华。这种说法表面看起来很受落，也是堂而皇哉的说辞，但拆开来看，则是说了等于没说。谁都知道，也不能否认参加马华的人都是“爱党的人”，至于如何“爱党”则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召集会议的人表明是爱马华也是多余的话，谁不知道他们是爱马华的？难道他们是反马华的人？其实今天马华的党争不论哪一派都表明它们是爱马华的，没有意图在破坏马华，因此就不需要打出所谓“爱马华”这一张牌。这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叉开问题的本质。毕竟两派方兴未艾的斗争，都宣称它们是太爱马华了，爱得难分难解，因而不得不斗倒对方，否则马华会被拖累和拖垮的。

既然这样，我们不妨回到问题的核心：究竟蔡翁之争是为了什么？站在翁诗杰的立场，他说不是针对蔡细历个人而发难，而是不能苟同马华的领导层内有“道德败坏的人”。偏偏蔡细历又有洗不脱的污点，以致他在去年10月的党选过后虽然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但他依然无法在政治主流中扮演吃重的角色，他很希望党一分为二看待他的政治与私德，不要混为一谈。但在翁诗杰派看来，这是二合为一的问题：当一个人在政治上犯下难以宽恕的“道德罪”后，也就宣判了他的政治命运的结束。蔡细历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被翁诗杰派毫不容情地挤出马华的团队。

结果引来蔡细历的反扑，也因为开除行动被视为过于严厉，导致马华党内有人反倒同情蔡细历起来，更有诸多代表要求召开特大来让蔡细历“起死回生”。

正由于翁蔡的“水火不容”，即使林良实有意介入调庭也无从下手。如果邀请马华党外的友党领导人来调解，那又会使马华“失去其自主权”和政治颜面。因此特大成了两派解决矛盾与冲突的唯一选择。犹记得马华在1984-85年党争时，曾接受巫统的嘉化峇峇调停（他以国阵秘书长身份介入，实则是受到马哈迪委托来调解马华党争），且一度出任马华两派协调委员会主席，因而在后来传出的笑话是：嘉化峇峇曾经是马华的实权领袖。既然有此前科，马华的翁派或蔡派已不可能求助巫统，以免授人以柄。

这就是说，今日翁蔡之争只能通过特大来决一死战，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目前的党争。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因为夹带着个人的情绪与利益的输送，要使到特大不受情感和个人因素所影响和波动，那是难之又难的。

我们不便猜测哪派会在特大中脱颖而出，但我们认为马华有必要在党争之后在华社中重新定位。今天的马华在诸多议题中已被边缘化，主要是它的政治实力已大不如前，也失去讨价还价的筹码，只能在国阵内取得没有突破性的政治取向。如果马华有意振作起来，它首要关切的是马华能给华社什么？它的未来方向又是什么？如果马华依然按照传统作局部的自我调整和标榜，而未触及国阵的实质改变，那马华在党争后出现的局面，依然无法取信于华社。

可惜的是，今天马华的党争已模糊了这个重要的议题，反变成翁蔡个人之争，让人觉得马华陷入了自设的窘境。说实在的，马华公会自308政治海啸以来，已白白浪费一年半的时间，似乎勇于内斗而无暇顾及外界对马华的评价，这是马华给人留下的印象，有必要加以纠正，否则马华党争的意义是不大的。

无论如何，马华党争的主角还欠华社一个详细的说法，因为华人需要的是一个与华社休戚相关的马华，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马华。希望在特大之后，有关方面能向华社做一个清楚的交代来龙去脉，并许华社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刊登于2009年9月21日 《号外周报》 第446期

马华党争的弦外之音 （直挂云帆）

马华党争方兴未艾，目前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情势越来越吃紧。有人担心马华会一分为二或特大过后仍然无法收科，继续闹得满城风雨。因此马华副总会长江作汉在9月11日突然高调要求国阵主席纳吉介入调停以解决马华党争。不过，在同一天较后时，他又改变语气说不是要求纳吉插手党争，而是要求纳吉以国阵主席身份给马华劝告。他同时解释“插手”和“劝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尽管如此，国阵主席纳吉也在较后时针对相关的建议表态他拒绝介入翁蔡党争，因为大部分马华党员都不想巫统干预。

这是纳吉第二度明确拒绝调停。在较早的时候，他已表明暂不会插手，除非受到邀请充当“鲁仲连”。

我们推测江作汉的弦外之音是投石问路，试看反应。当发觉不妥后即快改口。但不论江作汉怎样改口，他内心想的可能是一回事，那就是希望国阵老大出面调节马华越陷越深的党争。

其实，劝告与干预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有其“殊途同归”的诠释。例如1984年马华党争闹得天翻地覆时，两派人马终于接受国阵秘书长嘉化峇峇出任协调委员会的主席，既可说是给予劝告，也可说是间接干预，惟最后还得靠特大来解决争议。这就是说，国阵（巫统）领袖介入其中并不能确保党争可以在三言两语下结束。同样的在今时今日纳吉也不可能有神奇的力量得以化解马华党内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因此纳吉选择不干预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在过去的马华党争，国阵或多或少直接地或间接地介入调解或施加压力，但大多数没有达成圆满的结局。而在2003年，林良实在特殊压力下，才与林亚礼双双引退，让位于新人接班，但不能当成是马哈迪“干预”马华党争的实例。因为那时不是处于党争高峰期，只能当成马哈迪退位前的一个破例安排。

在今天马华党争的高峰期，如果纳吉强势登堂入室干预，不仅收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使问题节外生枝。难怪纳吉的置身度外受到马华的欢迎，这也是预料中事。

在这方面，我们又注意到除了江作汉之外，立场比较暧昧的黄家泉在此关键时刻所说的话也是另一种弦外之音，比江作汉更有想法，似乎试图以“第三种人”的身份在马华党争中“曝光”。他说马华有自身的管道解决问题，无需假借外来的手，而寻求首相的介入，则是最后的管道。

为此他建议，马华的元老，尤其是历届总会长，如陈群川、李三春、林良实和黄家定都还在，可能有所作为。

我们不知道黄家泉的有所作为是指什么？但如果从马华的历史来看，历届的总会长都无法发挥作用，一旦退休就更加没有影响力，也就调停不来。例如1984年的党争，马华两派都接受刚卸任总会长李三春斡旋，可是一事无成。又如2001年购置南洋报业风波，也轮不到陈群川插手。李三春更因退休已久，自然不再过问政事。现在轮到翁蔡之争，如果动员四位卸任总会长来调解，你说又如何下手呢？就算建议黄家定充当“鲁仲连”，他也无法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在他担任总会长时，蔡细历已因性爱光碟不得不退出政治。如今蔡卷土重来，相信黄家定也不知该如何评价？也会被人认为“有失公平”而无从调停。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两派认为元老还是“有所作为”的话，倒是有一个人被黄家泉所遗漏，他就是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林苍祐。既然他的历史地位已被马华承认和接受，那么以他的丰富经验和在马华党内没有利益冲突下，或者是适当的“调解人”，但前提是两派人马都会同意吗？

就我们看来，这样的安排也不妥，因为一旦党在派系中出现不可逆转的矛盾与冲突时，就得由特大来解决，任何元老的介入只会使争议扩大和猜疑心加重；更何况今日的马华两派已是水火不容，没有所谓妥协和折衷，调停也不可能两全其美，只能有一方胜利和一方失败的两种结果。因而黄家泉的所谓首相介入是最后管道也是行不通和不存在的，毕竟两派已仝意只召开一个特大定乾坤。

不过在此时此刻，我们也注意到纳吉在主持印度国大党大会开幕的演说是中肯又有力的。他说如果国阵的领袖只在党内受欢迎而中选高职，但却无从赢得大选是没有用的。

他认为巫统、马华和国大党都应牢记在心，不然国阵将在下届大选再次受惩罚。纳吉的谈话虽是说给国大党人听，但也适用在马华党人身上。换句话说，如果马华无法在下届大选翻身，则马华怎样清理门户也是枉然的。这就要求马华在党争之后，胜利的一方要懂得运用正确与正当的策略赢取民心，而不能再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了，特别是已在西马连输7个补选的国阵，是应该振作和改变了。

就此而言，马华党争的及早了断也是符合党的利益，如果马华公会希望华社关注和支持它的改革的话，那么它应该在特大之后，也促成国阵的洗心革面。

可是我们对黄家泉的另一席话感到诧异和吊诡。他说，蔡细历告诉他，马华可能面对一个危机，有人试图将马华脱离国阵，加入反对党。这是一个十分耸人听闻的“惊天动地”的言论。我们倒希望黄家泉能把事件说得更清楚和表达他对党争的立场，不然只能让人一头雾水而不知是否有这么一回事？也不知道他的弦外之音意味着什么？

总之，我们不便做出任何推测，但我们倒希望特大之后，马华不会分裂，反而进一步整合迎向未来，否则改革的时间表若被拖延下去，对马华是极为不利的。

刊登于2009年9月17日 《东方日报》

新政党引起的争议 （跃马扬鞭）

又一个新的政党突然间出现在政坛，取名“爱国党”。究竟是什么来头，只能靠推测。由于注册地点是在北海，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与被民政冻结党籍的范清渊有关，而范清渊又是与张庆信有一定的关系，前者是国阵后座议员俱乐部的执行秘书；后者则是主席，也就难免被牵扯在一起。

抑有进者，张庆信不久前也回应说他的政党（砂民进党）为什么不可以西渡？言下之意，他不认为西渡有什么不妥。现在既然一个新党在“乱世”（指政坛乱局）中诞生，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肯定是有所为而来。因此人们的第二个推测又想到与马华党争主角之一的蔡细历有关，因为马华方面有人放出消息说有一个新党将会出现，而且大有来头。

客观而言，这个新党肯定大有来头，不然为什么会这么快批准？断不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陈荣洲（食品商人）发起的政治团体，他与他的同志都不是我们熟知的政治人物，也就可以推想他们是背后政治人物的代理人。

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说这个政党与蔡细历有关也是颇具争议性的。当他在打翻身仗时，应不可能节外生枝给自己添乱；但是否是相关人士的一个隐议程，一时倒也无法说清楚。

总而言之，马来西亚政坛此时冒出一个新政党，显然是有一个布署。这个布署也在有意无意间针对马华和民政而言，主要是企图为国阵建立一个“新势力”或“第三势力”的平台，以争取华人选民回流，因为经过多次的补选证明华人票尚未回流，加上民政与马华和巫统的关系并不融洽，自然有人准备在此时以“救世”姿态出现，以整合国阵的势力。但这样的努力有用吗？这样的一个不具正名的新党会是“第三势力”吗?能够为国阵解套吗？且让我们回到历史来看看一些政党命运，就可以从中了解政党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而异的。换句话说，领袖的魅力和影响力决定了政党的命运。

举例来说，一生中最会创党的人相信非林苍祐莫属。他在1950年从政（被委为槟州议员）之后，就在1951年在槟城发起组织“急进党”，且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旗开得胜。

1954年，他被感召参加马华公会后，也就放弃对急进党的领导。在缺乏有魄力的领袖操盘下，急进党终于“无疾而终”。

1960年，林苍祐正式修函退出马华公会，而于1961年成立“民主联合党”。这个党虽在芙蓉成立，但在1963年闹分裂后，大本营搬回槟城。也因为有林苍祐坐镇，民主联合党才能在1964年的大选探出头来。

1968年，陈志勤邀请林苍祐合组民政党，启示了林苍祐第二度思及将整个党导入民政党（正如1954年将急进党绝大部分华裔党员导入马华一样）。于是在林苍祐的号召下，宣布解散民主联合党，而槟城实力也变成民政党槟州分部。

虽然是分部，其实也是民政党的“总部”。在林苍祐的指挥下，民政终告翻天，在1969年大选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这是林苍祐三变下在政治上翻身的实例，而且都以槟城作为变天的基地。

第二个三变的成功例子是回教党主席布哈鲁丁。他在1945年战后领导成立马来国民党（民族党）（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被指受共党渗透）。而在1955年参与布斯达曼成立人民党。一年之后，应回教党之邀请，他成了回教党主席。他的这一过档和他的政治魅力，造就了回教党的壮大直到今天。

不过，改变码头也有失败的实例。例如布斯达曼在1962年被内安令扣留后，他的人民党的权力就逐渐转移到学者卡森阿末及赛胡申阿里的身上。当他出狱后，人民党已不再是他的桥头堡，唯有在1971年另立“无产阶级党”，结果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人民党在布斯达曼之后也一直展翅难飞。由此可见，领袖的魅力是党的灵魂，离开了魅力领袖，这个党就不再闪闪发亮。

还有两个失败的例子也不得不提，其一是1971年民政党闹分裂后，陈志勤就率其人马成立社会正义党，一时声势浩大，且在1974年全面参加大选，正面与国阵较量，侧面与行动党争地盘。结果社正党一败涂地，只剩陈志勤和王裕好（槟州议员），足以证明陈志勤远远不及林苍祐的魅力。后来王裕好又加入马华而后吞枪自杀。陈志勤则行动不便，在1978年放弃竞选，改由徒弟陈胜尧守甲洞，可是不敌行动党。就这样社正党收档了。

其二是1978年大选前夕，槟州民主行动党主席叶锦源与中央秘书长林吉祥失和而退党。前者不满卡巴星“飞象过河”来槟州（原本是吉打州议员）；后者则坚持安插卡巴星在槟竞选。

退党之后的叶锦源一怒之下，率众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基地在槟城）。不久之后，他又结合另一位行动党强人范俊登的加盟。范原是行动党副秘书长，他在1974年打败人民进步党主席SP辛尼华沙当选国会议员名噪一时，但因不满林吉祥对内安令持有两种标准（在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为新加坡辩护，而在马来西亚则反对内安令），而退出行动党。

可惜的是，不论是1978年的大选或1982年的大选，社民党虽有强势领袖，但魅力不足，也就先后交了白卷，党也因此走进冬眠而消失于政坛。

大概是因为新党一般上生存的机会不大，在80年代之后，我们的政坛就不兴组织新党的玩意儿，反而在东马流行分割性的块状政治版图。不过80年代之后则是马来政治的分裂，先是80年代末的46精神党（东姑拉沙里领导）及后是90年代末的国民公正党（安华领导）的衍生都是冲着巫统而来，前者斗争已告失败而回流巫统；后者与巫统的斗争正进入胶着状态；尤其是在争夺回教党资源方面，更无妥协可言。

因此在此时此刻炮制一个新党，对民联而言是多余的；对国阵同样没有新意和价值。如果有人想以第三势力立足政坛，那么领导人要亮出底牌。反之，若新党在短时间内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没有一位强有力的魅力领袖在领航，那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刊登于2009年9月14日 《南洋商报》

槟城政坛二三事 （现代春秋）

槟州政坛不久前刮起的歪风和正在吹起的内外兼斗的冷风在在使到人民有些难以适应，因为不但是执政党（指民联组合）内的斗争不断，而且在执政一年半之后，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一天比一天多。随手拈来就有公正党与行动党对市议会行政改组的矛盾，前者要求政治人物领航，后者主张用公务员挂帅，也就引起孰优孰劣的争执，甚至引发所谓公正党市议员“杯葛”市主席就职典礼风波。虽然事后彼此降温，经道歉后有关市议员（公正党党鞭佐哈里）已复职，但心病也已经造成。另一个较为激烈的争议莫过于豆蔻村的搬迁大风波，几乎演变成全武行，这个土地主权的问题纠缠已久，解决起来可以说容易，也可以说不容易。因为它牵扯到村民与发展商理念的冲突。一方认为是“文化遗产村”，应予保留；另一方则按照土地拥有权进行发展。结果在308一年之后出现不可协调的抗争，再加上外来势力及政党政治的推波助澜，也就一度让人误以为又是一场难以收拾的政治烂摊子，所幸在各造的克制下，豆蔻村的沸腾局面才逐渐冷却下来。 当然民联政府在槟城算是比较稳固的，它绝不会是第二个吡叻，也与雪州情况不大相同，理由是民联合起来的议席是29对11，比国阵（其实全是巫统）多出18席，再怎么转，也不可能变天。因此林冠英算是稳坐钓鱼台，在下次大选前是没有人可以动摇他的地位。但这不是说民联非常强大没有弱点，而是它所暴露出来的弱点不足以成为它的致命伤，因为对它构成威胁的国阵在一年半之后仍然拿不出一套修理民联的方案来，反而自身陷入不利的处境。主要有下列三点：①国阵的成员党长期执政下，没有做反对党的经验，在短时间内也调整不过来；②它的主要矛盾反映在既是执政党（在中央）又是反对党。由于在中央有官职，更凭中央优势委任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官（或村长或有待确定的协调员），也就不以反对党自居，反而以执政党迎面挑战民联。在很多时候，也混淆了自己究竟是反对党或执政党的身份；及③国阵内的三个主要成员党，在308过后，失多过和，巫统一直和民政过意不去，和而不解的胶着状态令人啼笑皆非，究竟他们是同路人或是政治敌人？让人无法分清楚。至于马华与巫统的关系也平平，虽彼此没有主要矛盾争执，关系也对比民政来的好，但无法看到两党在推心置腹。 而民政与马华的关系，虽无争吵，但也好不到那里去，关系比308前更为冷漠。 由此来看今天的槟州的国阵，已经大不如前，虽然还是由许子根领导，但大多数时间身在吉隆坡的他，如何运筹帷幄，将三党关系重新塑造则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巫统中下层已似乎不听命于民政的领导，这对一度是槟州主导政党的民政来说，是极大的伤害与不尊重。 这就是说，从民联到国阵，各成员党之间都有不同的分歧和冲突，而且有些是不可协调的。本来在这个时候民联的弱点正好是国阵反击的大好机会，可是国阵内似乎没有人愿意去招惹“打死不走”的林冠英。 林冠英308之后仍然不改其本色，而且展示了其“骂功一流”的“天才”。例如最近他就不断地揶揄和挑战马华公会，弄得马华上下十分恼火，恫言要采取法律行动。 这种政治上的骂架一旦动起法来，自然是“长命官司”，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但经两党一争，也就让人民有机会“判断”这样的政治玩意儿是否是“幼稚”和“值得一讽”的？ 尽管有人批评说民联政府基本上靠林冠英一夫当天，上下左右都是他的影子和声音在滚动，这话也有几分道理。但做惯反对党的林冠英却是恰到好处地捉住群众的心理，让群众与他共舞。这高招的政治手段，倒是使到他得以左右开弓，有时箭射马华，有时箭射民政；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剑挑巫统。一边施压，另一边又希望中央在经济上增加拨款。这种走钢索的政治似乎是让林冠英一人操办了槟州政坛。 本来最能反击林冠英的首推许子根，但他们两人似乎越走越远，远得让人感觉到许子根是中央的人，林冠英是槟城的人。在这种情形下，民政在槟城可有接班人来顶住林冠英的政治盟主的“霸气”？现在看来没有，马华也没有，真是太寂寞了。 过去的槟州政坛从来不寂寞，有林苍祐斗王保尼，林建寿斗林苍祐，林吉祥斗许子根，而且精彩连连。没想到林冠英斗许子根后，我们只看到槟州政坛的乱象和不相称的骂来呼去，没有重头戏可看，更没有同等级的较量。 不知道国阵什么时候能推出一位政治杀手，与林冠英决一死战。要不然，我们的政坛将会因为没有相等的对手而黯然失色。

从历史看种族政治的变化 （天下纵横）

政府准备在官方表格上删除种族一栏，基本上受到欢迎，前首相马哈迪则补上一句：最好连宗教栏也删除。

从进步的意义上，我们希望这是政府的开明措施，以逐渐消除或冲淡种族和宗教间的矛盾和失调，进而使到种族政治受到克制而导入正确的方向。

从历史上分析，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不是新的产物，而是由来已久，有时是不显现的；有时则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分成四个阶段来演绎种族政治的走向：

（一） 第一阶段：战前和战后民族主义抬头
马来西亚在战前已隐约出现种族归类的政党。如马来人组成的马来青年同盟（KMM），华人组成的马共，但他们都不诉诸种族主义，而是为反殖民主义而斗争。在战后（1945年）出现的政党更有明显的种族归纳，如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民族党），1946年成立的巫统；1945年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及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虽然都无法摆脱种族的标签，但它们尽量不鼓吹种族主义，而是鼓吹民族主义，乃至各民族可以合作和团结向殖民主义者抗争以争取独立。因此这个阶段，民族主义压倒了种族主义。

（二） 第二阶段：非种族主义政党的种族取向
无可否认的，在50年代有一股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促使非种族性的政党抬头，如1951年先后成立的急进党（林苍祐的党）、劳工党和回教党：1951年拿督翁成立的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及1953年成立的人民进步党和1955年成立的人民党等并不强调种族政治，不过它们都不得不承认在党内有种族性的结构。例如劳工党以华人居多，人民党以马来人居多，以此类推，很容易在这些政党中找到它们的立足点也偏离不了种族倾向，虽非它们所愿，但在现实中如果一个政党抓不到重心的话，它将无法生存而最终将自我沉沦。由此可见，那些不标榜种族主义的政党，到头来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归属为某个民族的组合。比如民政党从不正面承认它是一个华基政党，而是一个多元性的政党，但在巫统的眼中，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华基政党。

（三） 第三阶段：种族政治的合理化
可以这么说，在1969年的“513”事件后，不但政党的种族代表性被确定下来，而且政治秩序也已被定性下来：国阵是永远的执政党，巫统是固若金汤的老大，大权在握。谁想分享权力或要拥有权力，除了加盟国阵外；另一个途径就是加入执政党，前有人联党及民政为例；后有安华为例（1981年加入巫统）。因此当安华在1998年被革职后，市面普遍的看法是除非安华重入巫统，不然将无法东山再起；另一种说法是，除非民主行动党加入国阵，否则它永远与执政权擦肩而过。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沙巴的团结党在1990年脱离国阵，但在1994年就告倒台，直到2001年才又再申请加入国阵分享政权，惟权力结构已今非昔比。这种约定俗成的定律至少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中生存了40年而没有人相信它是会被改变的。

（四） 第四阶段：非种族路线下的种族政治
然而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中，却奇迹般地出现公正党、回教党及行动党组成的民联阵线，几乎与国阵分享政治版图，也打破了所谓不变的定律。

虽然新崛起的民联标榜不打种族牌，但曾几何时，种族课题又再被炒热，不但国阵是如此，民联本身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在目前看来马来西亚人民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确实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或多或少活在种族主义的阴影中，无时无刻地面对政治课题变成种族的斗争与打压和歧视，更将宗教问题拉进来渲染，意图颠覆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力使政党斗争（不论是执政党或是反对党）以民为本，制止任何种族主义者借政治平台煽风点火。也只有这样，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才能被凸显出来。

刊登于2009年9月14日 《号外周报》 第445期

翁诗杰将是林苍祐第二？ （直挂云帆）

马华公会党争越来越扑朔迷离，搞得许多党外人士一头雾水：究竟这场党争是两条路线或两个人之争？甚至党内的同志或中央代表也会发问：特大能够解决问题吗？特大之后是分裂的党或整合的党？相信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提供正确的答案。

或者我们能够从历史看到某些蛛丝马迹而作为我们的参考。在马华党史上，它第一次举行特大是1958年11月30日，那是林苍祐在3月23日当选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后的7个月内的大动作。他的目的是要修改党章，以强化中央的领导，削减各州自拥山头。结果林苍祐派以75票对50票通过，1票弃权。关键就在这弃权一票，因陈修信派指75票未达2/3，不能修改党章；林苍祐坚持弃权票不算，刚好达2/3。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偏偏陈修信是当官的（部长），林苍祐不是，前者也就捷足先登影响了社团注册官拒绝修改党章，理由是少一票未达2/3多数票。这个决定对身为总会长的林苍祐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的对手有靠山。

第二个代表大会则是于1959年7月12日举行。这个大会也是对林苍祐的第二个考验。事缘东姑不满马华要求分配1/3的国会议席函件被公开而认为马华已非联盟成员，迫使马华代表必须对去或留作出表态。最后是89票对60派通过留在联盟并信任东姑的领导；同时也授权林苍祐继续与联盟领袖（东姑）商谈选举事宜。

虽然林苍祐成功地消除了马华脱离联盟的危机，但却为自己设下了“危机”。东姑不再理会林苍祐，甚至不列后者为候选人，转而与陈修信密商候选人的大事。大选提名的那一天，林苍祐榜上无名，他也不知道候选人名单是怎么拟定的（马华角逐31个国席，未达林苍祐所要的1/3席。国会共104席）？

两个特大看来为林苍祐解围，也是他的胜利，实则一前一后堵死了林苍祐。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怎么马华候选人的名单不是总会长甄定和提呈的？原来有了陈修信在幕后为“马华指点江山”。

其结果是马华这场斗争变成“出口转内销”。原本向联盟争取35个国席，反而变成林苍祐与陈修信的党争。这一争的后果就是我们都熟知的马华从此告别与巫统平起平坐的时代，而进入了陈修信掌权的时代。

陈修信是树立了个人的权威，但也只限在马华党内发号施令。在马华之外，陈修信就没有非凡的能耐能影响巫统及争取华社的归向，因而有了1969年大选失败的惨痛教训。

迨到李三春于1974年接棒时，他虽然花了很大的精力抹掉陈修信的影子，但始终无法打破陈修信留下来的政治格局，因而当李三春于1983年“离党出走”后，马华就陷入了内乱和激烈的内斗，而不是与巫统闹矛盾。成为代总会长的梁维泮于1984年3月19日大开杀戒，一口气开除李三春的强将干部共14人，其中包括陈群川及林良实等人。终于激怒了马华上下，而强烈地要求召开特大。在梁维泮的千方百计阻挠下，以陈群川为首的特大也于5月6日成功举行，共1616代表几乎靠向陈群川这一边。由于情势的一面倒，这场特大也成了梁维泮的政治梦魇。在马华党史上，它算是最不具争议，最成功和最震撼人心的特大。

然而在千禧年后，马华的另一个特大就十分具争议性了。这个在2001年举行的特大，是要表决马华是否支持收购南洋报业集团。结果是当权派的林良实只以百多张多数票通过（1176对1017票），而不是压倒性的胜利。这说明了马华中央代表有近半的人不苟同马华介入购置华文报业。虽然马华在2008年的大选前已决定放弃对华文报的控制，但伤害已经造成，而且是不可弥补的误判。林良实也因为这一行动，也在2003年被迫退位。由此可见，特大是双面刀，即可伤人，也可伤己。

今天我们又看到另一场火爆的特大即将再一次考验代表们的智慧与取向，虽然表面上看是为翁诗杰与蔡细历两个人的政治前途作出判决，实则它也关系到马华的未来和它的兴衰。

而我更为关注的是：这次的特大，竟与我提及的三个特大有某些相似之处；尤其是第一个。例如：其一与林苍祐事件相比，翁诗杰面对的挑战是十分吊诡的。根据《马来西亚局内人》指出：翁的政治生命已结束，因在巫统高层看来，他不再是有用的筹码（价值），它也不要“个人英雄人物”；反之它也认为蔡是比较可以被接受的过渡性人物，但认为巫统已不能再指望马华什么，一切还得靠巫统本身云云。

姑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有其根据或意图转移视线？若真有此倾向，我们担心翁诗杰将陷入了林苍祐式的“危机”。

其二，虽然性质不同，但与1984年的特大的相似点是在舆论上闹得沸沸扬扬，双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挽回面子和控制权而“大打出手”。

其三是与2001年的特大相似的地方在于双方人马互不相让，天天隔空对骂，使整个事件复杂化和情绪化，而且展现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对峙局面。

无论如何，翁诗杰今日的困境在比较上，更像当年林苍祐的困境。虽贵为总会长，但不能掌控全局，即使总会长在党内胜了，也不意味着在党外也取得胜利。这之中的外来因素的影响是深不可测的。因为这次的特大显得十分不寻常和充满变数。国阵，尤其是前首相阿都拉及现首相纳吉都希望快做了断，但怎么个了断法，没有高人愿献方案。即使有所谓折衷妥协或破镜重圆方案，都是因噎废食的，不可能和气收场。这就是说，这次危机必须有个了断，不能再拖泥带水。但关键是经此特大后，是马华分崩离析的开始，还是马华重新整合的开始？还有不知道翁诗杰会否成为林苍祐第二？蔡细历的命运又如何呢？这都是十分悬念的问题。

刊登于2009年9月10日 《东方日报》

马华半壁江山 谁主浮沉？ （现代春秋）

马华公会突然间陷入政治漩涡，而且深不可测，没有人知道结局如何？即便有了结局，也不知道怎样收拾烂摊子？正是这“半壁江山”，谁主浮沉？ 说马华公会只剩下“半壁江山”，是308政治海啸的写照，情况比“513”事件后要好些或是坏些呢？虽然这样子的对比分析并不多，但也不是不能对比的。 我尝试将“513”事件后的马华及“308”政治海啸后的马华在政治方面进行评比，以让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华的脉搏来探讨马华的未来。 1969年大选的结果是马华成立以来的最大失败，参选33个国席只剩13个国席，连槟州首席部长宝座也拱手让给民政党。这使到马华总会长陈修信颜面尽失，一度宣称退出内阁。马华这“一出一进”的攻心战略却也一度掳住华人的心。当时的华人只想教训马华，没有想到要“干掉马华”。 正因为这样，陈修信在一批华团领袖的拥护下，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1971年），一时风起云涌，波浪滔滔，似乎华社又回到马华这一边。可是因为理念上的矛盾，华团又与马华分道扬镳（合作只维持不到半年，从2月到6月），前者要求自成一格，注册成独立团体，不受马华控制；后者从一开始就把华人大团结运动归附于马华的领导，即使有华团领袖参与，也还是马华的臂膀，不能自我膨胀，威胁马华的代表性和其政治上的地位。 由于马华不能容许一些华团领导人蚕食马华的政治权威，也就在后来形成双方若即若离的即合作又斗争的微妙局面。这就是说，华团对马华虽有斗争，也不希望它因此倒下去。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马华在华人的心目中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其代表性也就不容被抹杀。这是“513”事件后华社对马华既恨又爱的矛盾心态，但总的来说，还是希望马华有所长进，真正告别陈修信的“铁树开花”的年代。陈修信也成了“513”后的“政治殉道者”，而不是政治的胜利者。 讵料在40年后的2008年，马华又再面临一场“浩劫”。这一遭遇比起“513”后跌得更惨。表面上看来马华仍然“风光无两”，虽只有15名国会议员（参选40个国席），却拥有4名部长和7名副部长。实则经此大洗礼后，马华不再“享受”40年前在华社中的前拥后护的场景。如果说那个时代华人社会心理仍存有“马华不在，华人有难”的想法；那么今时今日的投票结果则反映出马华在“513”以来的表现备受争议，因而通过票箱来批判马华和抵制马华，不再认为它是华社的“唯一救星”。恰恰相反，它们之中有人认为马华已经不再高唱“民族之歌”，缺乏一股凝聚力量据理力争，反而有节节败退之嫌。与其继续“忍辱屈就”，不如一次过用选票向马华说拜拜。就这样，马华在一夜之间虽未被夷为平地，但也是够受的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马华有人力倡脱离国阵，不再参加联合政府，相信它将不会如同40年前被华社强力挽留；相反的，也许华社也认为马华是应该洗心革面了，不能老是在一个大家庭内无所突破又无所作为。 当然马华也看透华社的心思，这一次不敢再造次的恫言退出国阵，因为如果这一喊，说不定会“万山响应”。此一时与彼一时的政治环境，也充分地表达出两个时代的两代不同的思潮。 既然马华上层普通上不主张退出国阵，但又喜欢拿国阵的一党独大来做文章，也就出现一个既爱国阵又骂国阵的怪现象，不过到头来，还是爱多于恨。因为留在国阵内得以继续享有权力的分配（大小不重要），而退出国阵又将一无所有。 结果不论是黄家定或翁诗杰或蔡细历，他们都选择留在国阵，意味着他们不会放弃既得的权力和政治地位，但马华党内在黄家定走后留下的新排阵的问题，已不是各司其位的排排坐，而是牵涉到人事的纷争与个人的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的斗争。当翁诗杰向蔡细历开刀时，马华顿然一分为二。这两股势力到底在斗什么和争什么也有人质疑他们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因为这不涉及马华应不应留在国阵的原则问题，而是权力的架构问题。虽然如此，翁派这边打出的是“道德牌”，也让蔡细历难以招架，因此他唯有借召开特大，以图起死回生。这一下子，斗争的焦点又被模糊起来。 这一模糊，包括代表们的讨价还价和利益的冲突乃至支持的条件等，从而使到马华党争失去方向，到底它们要带领华社走向哪里？也没说清楚。还有到底它们还要不要“半壁江山”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不论谁胜谁负，也不论谁人主导，马华这半壁江山也只能苟延残喘了。

马华党争的导因和盲点 （跃马扬鞭）

马华翁蔡之争已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双方在互不相让下到各地游说和招兵买马，比起党选更有看头，因为行情时刻在变，天天不同。究竟是翁派占上风，或蔡派占上风？谁也说不准，也只好让行将到来的特大来解决所谓一切的恩怨。但一个特大或两个特大是否就能解决马华的党争？没人敢打保单，不过总比僵持不下为好。

首先我们有必要“追查”马华这次的党争为何来得这样快和紧迫性？它的导因在哪里呢？不用说是因为2008年308的那场政治海啸把马华冲击得七零八落，才有了黄家定决定下台“辞官归故里”而掀开了这次竞争的序幕。

他在下台之前也为翁诗杰的上台铺好道路，虽然因之也激怒一些人，但在提不出更好的人选下，翁诗杰在去年10月成功地中选马华总会长。换句话说，翁诗杰是在民主程序下和在黄家定的护航下“众望所归”的，已经蝉过公正党的蔡锐明自然不是翁的对手。因此翁诗杰地位的稳固与权力之大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吊诡的是，角逐署理总会长的黄家泉却不幸被卷土重来的蔡细历所扳倒。由于这一意外的选举结果也打散了马华的新布局，造成黄氏兄弟内心的不悦是不言而喻的。本来按照黄家定的“心愿”是希望在他退休后出现“翁黄配”，可偏偏遇上蔡细历打出反对建立“黄氏王朝”牌，终于把黄家泉拉下马，也结束了黄家泉的部长官职。这一笔账，当然要算在蔡细历的身上。

无可否认的是，翁诗杰不论在党选前或党选后，都不支持蔡细历东山再起，因为他不能认同一个承认犯上政治道德错误的人重回领导层。就因为这样，在党内翁蔡的矛盾从党选后即刻浮现而无所遮掩。两人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间接上，这也算是为黄氏兄弟出口怨气。

可是翁诗杰在处理黄家泉问题上却显得不够圆滑，也无法让黄氏派系口服心服，大有感到翁上位后就冻藏了黄家泉，少了一份知恩图报之心。虽然在翁诗杰看来，他如果萧规曹随，重用黄家泉重任总秘书，就无法开展他的改革路线图，也就不可避免地以“牺牲”黄家泉换来一片“新天地”，但也为今日的党争埋下伏线。黄家泉今时的不表态也就在此。

除此之外，翁诗杰对领导层的大洗牌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特别重用马青班底出掌重职，不仅使党领导年轻化，也使马华与马青二合为一。这在山头林立和地方保护主义笼罩下的马华公会，翁诗杰的出手确实比李三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坚决用新的班底为马华注入新的生命力。一方面是新上位的马青新秀显得经验不足，难以掌控全局；另一方面是被免职或降职或不甘寂寞的马华元老产生了抗拒感，他们也只好寻找另一个新码头靠泊。正好新科上任的蔡细历具备了这个条件和优势，也就很快地把这些失意或被冷落的人拢在一起，形成一个所谓蔡细历派。

这种因势利导组成的派系，蔡细历也心知肚明未敢寄以太大的希望，不过在全国各地铺摊设点倒是绰绰有余。由于蔡细历未能在翁诗杰的阵营中取得“立足点”且感受到已被边缘化，也就将主力活动放在马华各地争取支持或凭藉国阵总协调的身份，在当地建立起其影响力。这看在翁诗杰眼里摆明是向总会长的权威挑战。可是站在蔡细历的立场，他又认为这是署理总会长的权力，更是国阵总协调的权限，容不得总会长干涉。

于是在党选后的不过一年，翁蔡的矛盾已经激化而没有缓和的迹象。翁诗杰也从不隐瞒他是“道德论”的捍卫者；而蔡在他的眼中，因性爱光碟事件已“触犯道德天条”，失去公信力，不应成为党的领导人，因而在8月27日发生了马华会长理事会接纳纪律委员会的建议，即日开除蔡细历的党籍，理由是蔡的“性爱光碟对党的形象造成伤害”。事情演变至此，证诸了翁诗杰最后不得不打出“道德牌”，以制止蔡细历的“党中有党”的活动，并先发制人的不让外来势力插足马华党争。果然在翁诗杰将蔡细历祭旗后，马华上下已是一片“滚动”和陷入乱局。有人借同情反扑，又有人伺机反击和向当权派“开战”，动机和理由不一而足，有谈条件的，也有借机报复的，但归纳起来不是什么原则之争，而是人事恩怨纠葛，也就使到情势急转直下，焦点被转移成“翁蔡之争”，自然激发挺蔡的人马也集合起来倒翁。反之，挺翁的人马也结合起来让特大来“结束”蔡细历的政治生命。

正因为马华党争已不幸被解读成翁蔡个人情仇恩怨，因此有人建议两人双双下台了结，让位于新人接位。这种说法是企图用2003年林良实与林亚礼双双隐退来换取马华的团结与合作。

但那之后马华因之团结了吗？没有。黄家定走后马华有安定了吗？也没有。翁诗杰上位后是否克制得了蔡细历？也没有。因此与其这样拉拉扯扯，永远有说不完的故事，不如来一个了断，这就是马华翁派要开特大的原因。不过在蔡细历这一边，也要打翻身仗，同样要借助特大“求生”。

在今天看来，表面上是特大的日子成了翁蔡“决斗”的日子，实则是马华今日的分裂与对抗是过去累积而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且每隔5年或10年必有一场大乱。乱后虽有整顿，但也有所失。而这次马华特大有其不寻常的一面，双方都背负一个政治十字架：一个是性爱光碟的十字架；但对方说事件已了结，不应旧事重提，问题是政治上是否存在“姑息”这回事？就要由代表们来决定了。另一个则背上“千万元疑案”的十字架，当事人认为是诬赖和中伤。但在政治上要如何解脱，这也要代表们运用智慧来作出判断。

这样一来，特大的重大意义（原应用在领导路线与政策之争，而不是个人意气之争）已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两巨头解套或牢套的平台，而使马华党争不幸出现了盲点；只求功利，不问民族权益。

因此不论特大的结果如何，马华再一次元气大伤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看来马华这次的党争或没有赢家，只有输少当赢；同时至为关键的问题是它们在这之后还有多少的政治筹码可以在华社再赌一次？

刊登于2009年9月7日 《南洋商报》

适当应对示威文化 （天下纵横）

已经讲了很多年，这一次政府终于表态准备修改内安法令，同时也要修改警察法令，允许在特定的地点举行示威。所谓的特定地点是大草场或运动场或某个被认为不影响生意与交通的地方。

当然我们尚不知道政府的宽松尺码到底有多宽，因为在过去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政府是不允许民间团体或反对党擅自发动示威的，除非事先取得准证。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示威都被认为是非法的，而且参与的人也会被逮捕或被保释放或控上法庭。于是久而久之，人们的一个印象是：只有不满或反政府的人才会示威，一般人是不会轻易示威的。因此有勇气或敢于参加示威的人大多被标签为左翼份子。因为左派的愤怒青年是站在最前线进行抗争的。此说在特定的年代并没有错。例如60年代的左派政团在劳工党或社阵的号召和支持下所展开的示威游行是此起彼落的。先有60年代初期的反大马（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大集会和抗议游行，后有60年代中期的援越抗美的系列示威游行。

当1967年劳工党转向“文革”街头斗争时，示威就更具威力和震撼性，例如1967年11月22日由劳工党发动的抗议旧货币（英女皇肖像）贬值15%（因英镑贬值约15%）的示威，并号召人民“罢市”一天，以示抗议，结果槟城市区的商店和巴杀也提早收档或不开门。政府为此行动大举反扑，一方面逮捕劳工党领袖，包括林建寿也在那个时候被内安令扣捕近一个月，对劳工党支部展开突击和封锁；另一方面则通过行政措施即刻取消旧货贬值的决定。换句话说，允许旧货以一元换一元来换新币（即马政府推出的元首肖像的钞票，用以逐步取代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旧币）。政府之所以迅速反应，主要是知悉有其他州也准备开展示威。结果劳工党（后被取缔，活动化整为零）付出惨重的代价换来了政府的妥协。而最为不幸的是，罢市行动也在后来演变成种族冲突。在这之后有一场变相示威是因为一名劳工党员林顺成被打死而激发左翼人士的大集合，他们在1969年5月9日（即大选投票的前日）在吉隆坡为死者举行声势浩大的出殡游行，估计有3万人参加，是一场政治较量。

不知是巧合或是其他因素造成，在林顺成出殡后的第二天（5月10）的投票结果却意外地出现反对党在市区胜出的局面，也因为情况复杂及失控，终于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自此之后，示威游行数目大为减少。但又在70年代出现以马来学生为主导的示威运动，而以1974年的华玲反饥饿示威达到高潮。

这就是说，当左翼运动退出政治舞台后，起而代之的是学运和青年运动，包括回教青年组织（Abim）在安华的领导下成为一支压力集团。不过，在80年代初期，马哈迪收编安华之后，基本上巫统已掌控马来民间社会的走向。

而华人社会进入80年代，已不再流行示威运动。年轻的一代也选择加入执政集团，比如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他们也与左派说拜拜，不再时兴游行。

反而是马来社会进入90年代后，又有微妙的变化。这变化导因于安华在1998年被革职而掀起波浪式的群众示威运动，其场面之浩大，也属罕见，后来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法庭斗争和政治斗争，示威运动才逐渐冷却下来，政府总算松了口气。

讵料在2007年的净选盟运动又成功地发动示威游行，要求公正廉洁选举，再次挑动人民的神经腺。
紧接着不久之后，兴议会一举发难，示威游行也增添时局的沸腾，当这两场的运动再加上律师公会的大游行抗议林甘短片的“冒犯司法独立”，在在使到政府感到事态已告严重；尤其是最近（今年8月）回教党又发起“反内安令”的示威大集会提醒了政府必须有所回应：同意提供地点示威及同意修改内安法令。

如果政府在不久后进一步放宽集会和对内安法令作重要的修改，将会有助推动民主的进程。结果如何，我们还得静观其变。

刊登于2009年9月7日 《号外周报》 第444期

10年前后：安华依然四面楚歌 （直挂云帆）

安华又再面对新一轮的攻势。这一回是坊间突然出现一本未署名厚193页的印刷品，取名《安华依布拉欣这个人的50道疑问》（50 Kemusyikilan Tentang Manusia Bernama Anwar Ibrahim）。书的内容直斥安华一旦上台成为首相将危及马来人的政治力量和回教地位。

根据公青团团长三苏伊斯干的说法，还有另一本只有35页题名为《雪州马来人的命运》（Nasib Melayu Selangor）的书也同时被发现置放在雪州一带的巴士站。他们大约收回了600本，但不知市面上有多少本在流传着。

这两本印刷粗糙和具有高度政治动机的印刷品同时出现在雪州是极为不寻常和预示着可能下来会发生政治变数。虽然公青团正在收集“证据”，以对付有关人士，但似乎是不大可能做到的。因此相信公正党所能做的是辟谣和消毒，与看不见的敌人周旋。也许它知道对手藏在那里，也许不知道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换句话说，安华除了要正面应对各方的压力和打击外，现在又要分出神来与飘浮不定的幽灵打架，这个看不见的幽灵正在环环相扣刺中安华。不论是否有其事，也够安华见招拆招了。

这就是说，308政治海啸一年半后，我们终于看到政治斗争又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一回的焦点对准雪兰莪，也直扑民联实权领袖安华依布拉欣。情况与10年前有些相似又不尽然相似。我们不妨将10年前后发生的事件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当下的政治走向。

10年前，也就是1998年6月安华被革职前3个月的巫统代表大会上，有一本名为《安华不能当首相的50个理由》的书广为流传，对安华展开“体无完肤”的攻击，“判定”安华不可能成为首相。

在这之前一年也就是1997年5月安华出任代首相两个月时，有一位巫统女党员乌米哈菲达（安华助手阿兹敏之妹妹，他们两人也因此事断交）密告马哈迪，指责安华涉及不正当性行为，谣言满天飞，马哈迪销假回国后代安华解围，否认有其事。虽然表面平和，实则暗流汹涌，斗争在持续着。

果然一年之后，作者卡力查菲的书被指有目的的摸黑安华，导致安华通过法庭禁止《安华不能当首相的50个理由》一书流传，但他与作者的官司案拉了多年才能了结，而已作古的作者也被判罚款了事。由此可见，安华若事事要通过法庭讨回“清白”是颇费周章和费时的，也不能有立竿见影之效。他当时唯一能够做的是用个人及其政党和支持者来逐一驳斥作者的信口雌黄和居心不良，让人相信书中的每一项指控都是“子虚乌有”的。结果安华要用10年的时间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是一本书就可以被打倒的。可是若用时间来计算，那太不划算了。在当时，安华的“政治信誉”已经扫地，在许多人看来，即使没有“50个理由不能当首相”，人们也相信只要有一项“鸡奸”罪名成立，就足以堵死安华的政途；尤其是在2004年大选后，安华的公正党只剩下硕果仅存的一个国席（其夫人保有的峇东埔国席），已经没有翻身的本钱。因此在选后的半年内（8月），当安华从监狱走向自由时，已是物换星移，国家晋入阿都拉当政的年代，安华几已无立锥之地。不过，决不向命运低头的安华，一切重新开始，他不相信命运弄人，他要用双手改造厄运，他的叛逆性格再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

虽然安华不信邪，也颇具信心能团结反对党给予国阵迎头痛击，但稳坐钓鱼台的阿都拉首相在回答大选日期时，却轻描淡写地揶揄安华一番。记者是问他把大选择定在2008年4月之前是否担心安华参选？阿都拉断然否认，竟而反问：安华是谁？他已经忘记这个名字了。

不论阿都拉是否在意安华在政治上的魅力，事实证明2008年3月8日的大选，安华再一次缔造了神话，反对党一举攻下5个州政权；在国会也破了1/3席。这一下子，所谓的《安华不能当首相的50个理由》的说词已烟消云散。人们又开始相信安华会有所作为。在这之后，安华所鼓吹的“916”变天论就是为迈向布城而铺路的。

当然这种涉及权力的斗争没有对和错，只有正当与否。继之今年二月发生在吡叻州再变天的事件是国阵反扑的开始。如今在纷纷嚷嚷声中，又出现雪州变天之说。除了矛头针对安华之外，也针对雪州州务大臣卡立，以便在舆论上削减雪州政府的公信力，并连消带打地再一次挑战安华的政治威信。这种情况虽不尽然是10年前的翻版，但也有雷同之处。其相同点有：①先后有人出书贬斥安华的人格 和政治道德；②安华又再一次陷入“鸡奸“疑云案件，也形成一种政治角力战；③安华10年前和10年后还得为其政治生命进行最大的抗争。

其最大的不同点是：最近发生的系列事件和舆论造势，显然已对安华造成不利，包括指控“安华是马来人的叛徒”和“出卖马来人的利益”。比起10年前指控安华涉不正当性行为更为严重和尖锐，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清楚。如果说安华10年前被指责的“罪名”不被大多数人接受，那么今天指责“安华是叛徒”又有多少人相信呢？

不论相信的人有多少，安华又再陷入十面埋伏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安华所应要做的是力求证明他是“民族的领航人”而不是“罪人”。在这方面，民联也有必要倾全力“保驾护航”，使安华渡过险滩。不幸的是，民联内部又面临有人自乱阵脚进行拆墙的工作包括退党。这对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安华可谓是雪上加霜。如果10 年前安华的抗争是要用10年来证明他是“受害者”，那么10年后的今天，他又要用多少的时间来证明他依然是人民支持的一方盟主？时间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他已没有太多的时间与敌人消耗，他需要用最短的时间来打掉所有加诸民联和他身上种种不利的舆论和传言，这就要看安华如何施展其政治神功了。

刊登于2009年9月3日 《东方日报》

大马妇运四位奇女子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的“妇女解放运动”几乎与国际妇运同步开展，令人意想不到。但在独立之后，我国的妇解运动就鲜有突破性的例子，而是按照政治的格局，只让妇女扮演次要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妇女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年代似乎尚未到来，即便旺阿兹莎在1999至2009的10年内领导人民公正党成为一方盟主，但站在她后面的是一位政治巨人，他就是安华依布拉欣才使到她具有政治魅力。除此之外，妇女要能撑半边天的时代有待努力开拓，否则不易成事。

在这方面，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马来西亚的妇运是如何与国际妇解运动挂钩的?

1. 1910年国际妇运先驱蔡特金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次国际妇女大会，建议订3月8日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获得通过，掀起一场妇女醒觉运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此时马来亚有两位妇女出现在政治舞台。一个是正面人物陈粹芬（1873－1960），孙中山的第二夫人。他们在澳门邂逅而成为红颜知己。1910年她随孙来马搞革命，随行的还有孙中山元配卢夫人及助手。当孙中山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陈粹芬未随行返中国，而是选择留在槟城居住，直到1931年才由孙中山长子孙科接回广州居住。陈粹芬消失在孙中山的生活圈后，才有了1915年宋庆龄下嫁孙中山的故事。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宋庆龄也独守终身（1995年），成为一代“国母”。

另一个是负面人物槟城的陈璧君（1882－1959），1912年死心塌地的嫁汪精卫。1938年汪精卫叛变成立受日本控制的伪南京政权，陈璧君成为大汉奸夫人，并出任广东政治指导员（相等于省长职权），1944年汪精卫死后她被捕，1959死于牢中。陈璧君是梁宇皋的表妹。

一正一负的人物，虽是个别行动，但也确实起着推波助澜作用，也有助我们了解女人从政似乎始于“妻凭夫贵”。

2. 1930年起，英国让大量妇女移民马来西亚。在这之前，女性与男性的比例是2对8。在这之后，从3对7增至5对5，单单1934－1938年就有19万妇女从中国移入。到了1947年，华人男性1百余万，女性增至80余万人，距离越拉越近。

3. 1937年中日抗战期间，马来亚妇女投身政治洪流，掀起一场真正的妇解运动，直到战后（1945年）仍然前仆后继。

又是两位奇女子成为焦点人物。
其一是马共传奇人物李明（1926年生），1952年被英殖民政府扣捕，成为轰动国际大新闻。经审讯后，被关押10年，1963年被解递出境到中国，在中国与马共第三号人物陈田结为夫妇。目前李明定居广颐享天年（详情参阅陈平著《我方的历史》）。

其二是大富豪叶祖意的孙女叶真宝（Nancy Yeap）。1951年在急进党旗帜下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漂亮胜出，成为我国史上第一位民选女议员。1953年任期届满，1955年协助其母亲黄绣娘与林苍佑争州议席不果，从此退隐政坛，目前居于新加坡（详情参阅谢诗坚著《林苍祐评传》）。

这两位奇女子目前健在，她们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政治思潮，但随后鼓励了更多妇女从政。

4. 独立之后，循着这一传统，妇女参政以左派居多，例如劳工党于1958年设立妇女组，并于1964年举行全国性成立大会，巾帼不让须眉，英姿飒爽，显现了男女参政平权的地位。

砂人民联合党后来也以左的姿态成立妇女组，展现了她们的昂扬斗志。

5. 70年代之后，当下的三个政党也有了妇女组。
i. 民主行动党妇女组成立于1972年，表现以领袖魅力而定。组织体系有待提升。
ii. 马华公会妇女组成立于1975年，表现整体，政治意识有需加强。
iii. 民政党组成立于1982年，力图表现多元，政治活力尚待形成。

6. 在逾千万选民中，女性占40%以上，以华裔3百万选民来看，女性选民至少有1百20万，起着举足轻重作用。在这方面，妇女组扮演了什么样的重要角色？具体上看不到。即使有发挥，尚成不了大气候。例如阵容最强的马华妇女组也无法抗拒308的政治大洪流。这又是为什么？

7. 照我看来今后的道路，应举办更多的与政治和民生相关的活动，减少与华团争角色，也要重视国际三八妇女节的纪念，以唤醒妇女对政治的关心和了解。在组织尤重于政治理念的年代，妇女组的功能要充分和正当的发挥，活动可以活泼轻彩但不流俗，也不是摆设，更不是象征性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的右膀，肩负着政党成败的命运。

8. 因此308之后，这四个政党的妇女能否撑党的半边天？让它们来告诉我们吧！

刊登于2009年9月1日 《南洋商报》

今年国庆：阐述一个马来西亚 （现代春秋）

今天是马来西亚独立五十二周年，殊值庆贺。但马来西亚这一路走来，并不平坦，也面对诸多风浪，所幸国人都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马来西亚才得以在民主的进程中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不过，如果我们不记取历史的教训，而采取偏激的手法应对国家的政治课题，它将会破坏国家的和谐与安宁。因此在国庆日回顾过去，当可更好的瞻望未来。 首先我们要记取这个国家是怎样取得独立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卷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引发马来西亚的人民参与其中。但贴切地说，在当年我们所说的是马来亚而不是马来西亚。 马来亚原先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是由马六甲王朝（公元1402年建立）衍生而成的。后来在马来半岛内，先后归纳下存有9个小王朝（即九个州有苏丹制度），它也成为这个国家独特的历史标记。当英国在1874年通过邦咯条约将权力伸入马来联邦内陆后，并没有取消这样的苏丹制度，而是让它保存，但行政权力归英国。 英国之所以在马来亚建立起殖民地乃始自1786年英国莱特占有槟榔屿后，发现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因而有1819年英国莱佛士（原在槟担任总督秘书）开辟新加坡，接着英国人就野心勃勃地要占据马六甲。于是在1824年与荷兰交换土地（让出苏岛明古连港予荷兰，换取荷兰让出马六甲）后，便在1826年将槟城、新加坡与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以便对马六甲海峡实行直接的控制权。 由于马来联邦内部的政治变化，包括来自暹罗的威胁和来自苏门答腊的威胁，9个小王朝也就以接受英国的保护而继续拥有宗教的行使权。因此在战后英国为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乃在1948年同意将马来联邦内陆的9个州（拥有9个苏丹或拉惹或严端）连同海峡殖民地的2个州，合共11个州组成马来亚联合邦（不包括新加坡在内）。就这样，当马来亚联邦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它是指这11个州组成的国家而言。 1961年，当时的马来亚首相东姑突然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开始将东马的北婆罗州（即是今日的沙巴和砂拉越）纳入马来亚的视线中。东马之所以被提及是因为它也是英国保护的地方，也即是英国的殖民地，只要英国同意，它是可以被并入马来亚联合邦之内的（1841年英国布鲁克家族占有砂拉越；1881年英国控制沙巴）。 当时英国人还有一个构想，就是把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容纳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及汶莱进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版图，而以马来亚联合邦为行政中心和权力核心。 虽然东马人对加入马来西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英国政府看来，通过这种形式让东马也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是适应民族解放运动的要求，何来反对之理（英国人的议程不同于左翼运动议程，它是要将东马归入保守的马来亚体制中，以钳制左翼势力的坐大）？ 就这样，在1963年9月16日，沙巴和砂拉越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份。新加坡原先加入，但在1965年8月9日退出成为独立国。而汶莱也没有加入，后来自成一国。 马来西亚经过调整和变化后，保留今天的格局。这之中东西马有一个打不开的心结：西马人认为是东马加入马来亚而成为马来西亚，因此应以马来亚的独立日为马来西亚的独立日，一切以西马为导向；而东马人认为他们是在1963年才加入马来西亚，在这之前，他们对马来亚没有概念，怎能把独立日推前庆祝呢？其中的争执点在：西马认为是东马加入原本已独立的马来亚；而东马人坚持是与马来亚合并成马来西亚国，应以916为国庆日。 于是两地的人民一直未能就独立日取得共识，但这样的争执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只是属于情感上的归属。只要中央政府协调得当，订8月31日为国庆日，又订916为马来西亚日，两大节日同时重视，先后庆祝，也能矫正东西马人民多年累积下的心理失调。 在这方面，我国新首相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是十分重要的演绎。作为新首相的第一个国庆日，纳吉如何让人民解读他的一个马来西亚及其八大价值观是当务之急。他必须要以开明和公正的思维来促成东西马的合二为一，也唯有这样，马来西亚的国庆日才被赋入新的活力和新的生命力。就此来看，今年的国庆日，不管庆祝的模式大或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纳吉如何释放出“马来西亚只有一个”，“马来西亚人民只有一个归宿”，“大家都是马来西亚人”，而马来西亚是属于全民的国家，不属于单一种族的。当人民都有共识之后，马来西亚就肯定有一个团结与和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