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党独大到两线制 （直挂云帆）

一月十六日下午，我刚好上RTM2的《你怎么说？》的节目当主讲嘉宾之一，也就答应布特拉大学的辩论队在晚上进行交流。我们的交流是在一间咖啡屋完成，前后约两个钟头。

这10位参加辩论比赛的同学是想要知道国阵的主要挑战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而他们的立场是来自内部。我没有直接针对相关的问题一问一答，而是从独立前谈到独立后我国政治历史的演变；尤其是执政的联盟怎样蜕变成国阵？到了今天它面对的挑战主要是在哪些方面的？

与此同时，我也触及他们的第二个辩题，即在马来西亚实现两线制，其关键是在于政党或是人民？因为我提及的政治历史也包括政治架构与格局是不断在变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要符合民主游戏的规则来演绎，否则民主就失去意义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政治的历程是别具意义的。首先它曾经遭遇四次的外来侵略和殖民化。第一个是葡萄牙（1511年攻占马六甲王朝）；第二个是荷兰（1641年占有马六甲）；第三个是英国（1786年占有槟榔屿。1824年从荷兰手中取得马六甲控制权而于1826年组成包括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在内的海峡殖民地）；第四个是日本军事主义者的侵略和长驱直入（1941年杪槟城沦陷后的1942年，马新全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因而有了三年八个月的血腥统治，罄竹难书。后两个殖民史及侵略史对马新人民有深刻的影响，但以英国后期的统治才见民主政治的萌芽。

尽管孙中山在1906年至1910年之间，在马新鼓吹革命，带来政治醒觉，但当时所开展的是要在中国打倒封建帝制，创造民国。这与马新政局并无直接关系，也只有在日本对中国显露侵略野心（以1931年日本强占东北三省为起点）后，马新的左翼运动才将中国与马新的政局结合起来，而以1942到45年的抗日战争达到高潮，主导力量是马共及其外围组织，后来又加入英国秘密声援马共对抗日本侵略者。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胜利的果实不归马共及其外围组织，而是卷土重来的英国军事政府。它一方面打压左翼阵营，包括马共组织，另一方面又面对马来人大团结，反对英国强行推出的“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政。于是一个命名为巫统的政党运应而生，直接与英国人谈判，取得了政治参与权。

随着1948年马共被宣布为非法，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马来亚政局朝向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英国推行民主政治，落实地方议会和局部普选；其二是允许组织政党，但不包括马共在内。就这样民主政治在马来亚有选择性地滋长起来。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马华公会、国大党、劳工党及急进党相应诞生，是为战后政党政治的滥觞。

虽然英国十分仇视亲苏和亲中的共产国际运动在马新开展，但它始终无法阻止左翼统一阵线的整合及其渗透到各个社团和政团中。因此当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独立时，英国人留给这个新兴国家是左翼势力在明的和暗处与执政党较量，形成两线斗争。

但这个两线斗争的根基是薄弱的，因为当时人民并不在意两线制的好处及轮替制对民主的重要性，也就不刻意营造两线制。

在政党方面，有执政党的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以强势的领导克制左翼运动，但它又不能阻止左翼的政党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于是有了联盟与社阵相互消长的两线斗争。本来这样的格局很符合民主政治的需求，但在1964年李光耀介入大马选举，提出第三条道路后，也在间接上帮助执政者打击两线制的现实性。后来新加坡退出大马（1965），政治格局又为之一变。执政党此时意识到联盟必须壮大和强大，大到反对党无从对比。这种心态在1969年大选后及“513”悲剧后就更显露出来。例如联盟在巫统主导下决定扩大易名为国民阵线（国阵），以吸纳反对党，如人联党、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加入其中，打破了两线政治的局面，也在间接上否定两线制的必要性。

虽然在1990年时，已加入行动党的董总领导人林晃升领悟到80年代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是错误的险棋，而主张鼓吹和打造两线制政治的愿景，但天不从人愿，两线制只是一个不易实现的梦。

正因为90年代的政治走向否定了两线制，使到国阵的地位更形巩固，难免产生骄气；尤其是对反对党有不屑一顾的心态。例如前首相阿都拉在2008年大选前，被记者问及大选订在3月是否顾忌安华参选（他在四月之后才可参选），他竟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谁是安华？这种轻敌的思想自然也使到国阵的领袖将大选视为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不视为是存亡的挑战。轻敌的情绪是因为反对党在513后，不再予执政党严重的威胁；而国阵本身也孕育成一党独大的思路乃至霸权政治的形成。虽然在大选失败后这样的说词响彻云霄，但在大选前，谁又在乎此事？也认为一切是改变不了的。因为国阵成员党的应声与慑于巫统的政治威力，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定律；而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才有308一鼓作气地要求改变的尝试。结果马华的失掉半壁江山；民政党一蹶不振及国大党的欲振乏力在在说明了它们长时期的鸵鸟政策已行不通了。

这就是说，国阵之失败主要是内部的失调与政策的失当引发的。它把人民40年来的姑息当成是一成不变的，也就不认为在种族政治存在的当儿，改变是会发生的。

与此同时，国阵的大意和安华的效应再次卷起政治旋风，也就在一夜之间让政治完全改观，竟不经意地泡制出两线制。

但两线制能否稳固其关键在政党本身而不是人民；人民是需要两线制，但两线制能否茁壮成长也是政党是否坚守信念而不见利忘义的试金石，这个过程也不是由人民来决定的。

刊登于2010年1月28日《东方日报》

政治九命猫的加沙里——两度与副首相职位擦肩而过

争议性的政坛元老加沙里沙菲依（Tun Ghazali Shafie）（1922—2010）不幸于廿四日逝世，享年88岁。

为什么说他是争议性的人物？原来他在政海浮沉有一段古，而在从政之前他是一位特出的外交专才，在东姑时代已被倚重成为外交部常任秘书长。

1970年9月22日敦拉萨接东姑之位成为我国第二任首相后，他的内阁有两张新脸孔，一个是后来成为第三任首相胡申翁，他被委为教育部长。胡申翁是巫统创办人拿督翁的长公子，他和敦拉萨是襟兄弟关系（他们的夫人是姐妹）。另一个是涉足政坛的加沙里沙菲依，虽然他在1958年已加入巫统，但直到70年代初才被委为上议员，并直接成为新闻部长兼特别任务部长，可见敦拉萨在“513”悲剧后，很需要一位内外才兼备的有头脑的人为他出谋策划。

在那个时候，除了急切推出新经济政策外，敦拉萨也假手加沙里沙菲依草拟国家原则和协助制定新政策。所谓的国家原则就是我们熟悉的五大信条：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及培养德行。它有一个长时期成为青少年，尤其是学生必念的“功课”之一，但是否成功灌输入国民脑中，也是有争议性的。因为在过去一年他又被指为流于形式和概念，不再受学校的重视了，因此不得不重新刷新信条，要学生牢记心中。这是加沙里留给国家的一个经典文献。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它是“513”后的两大产物之一是不争的事实；另一个是新经济政策。

当然敦拉萨不仅仅是要利用加沙里的敏捷思路，也是要培养他在政治上成为其中一名接班人。

就在1972年的巫统党选，敦拉萨与伊斯迈分别自功当选主席和署理主席外，剩下的三位票选副主席却有六人竞逐。他们是萨顿（在巫统内是保守派，极力反对拿督翁开放门户，后担任部长，最后官职是成为槟州元首）、嘉化峇峇（从马六甲首席部长晋身成为内阁部长。80年代中期被马哈迪委为副首相，成功地当选巫统署理主席）、马哈迪（他在1971年被敦拉萨迎回巫统，而在1972年角逐此高职不果，旨在试探他的支持程度）、赛纳雪、胡申翁（他在党内的地位从这一年起扶摇直上）及加沙里沙菲依。

在6位人选中，敦拉萨极希望加沙里沙菲依能当选三位副主席之一，以便将来能有更大的表现。不过加沙里却遇到巫青团长哈仑（时任雪州务大臣）的拦路，他不希望加沙里胜出，因为他若胜出，很可能在将来是首相接班人，而哈仑已瞄准他要成为未来的国家接班人。正因为加沙里在巫统党内缺乏基层基础，他结果选不上副主席，第一次与副首相职擦肩而过。那一年当选的三位副主席是：嘉化峇峇、胡申翁及萨顿。

由于加沙里的失败是哈仑导致，敦拉萨开始对哈仑提高戒心，这是1974年大选后的事，加沙里介入其中。

在敦拉萨掌权时代，一方面招贤纳士，将政策转为中间偏左，因而有联合政府之设，更有反对党被收编而纳入执政党中，遂有联盟于1974年扩大成国阵事。在同一年，敦拉萨大胆地与中国建交，取得华人空前支持，因而在1974年的大选辉煌胜出，当选国会议员者包括加沙里沙菲依。毋庸置疑的，加沙里是协助推动国阵成立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也同时扮演钳制哈仑的角色。1975年的巫统党选，就出现党内的微妙斗争，也有一股势力要扳倒野心勃勃的哈仑。

共有8人角逐党副主席（此时胡申翁已于1973年因伊斯迈的病逝，成为国家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副主席一职由东姑拉沙里顶上。因此1975年党选，他与敦拉萨双双蝉联原职），他们是原任副主席的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但由于这两人胜利在望，因此只剩下一名副主席位却有六人争夺，最后是马哈迪意外胜出，击败强手哈仑。哈仑的失败意味着等在他的前头是官司和失掉官职。因为敦拉萨已不能再容忍哈仑“枉顾王法”。

在这方面，加沙里虽然再选不上副主席，却也败有所值，因为已把强人哈仑拉下马；而他却官运亨通，被敦拉萨委以重任，调升为内政部长。

1976年正月14日，敦拉萨不幸病逝，胡申翁顺势出任国家首相和巫统主席。原先他与敦拉萨一样，要选加沙里出任副揆，以打破惯例（副揆只能从三位副主席中选出）。但消息外泄后，三位票选副主席马上与胡申翁“摊牌”，强烈反对不按传统打牌，如果首相执意破格，他们三人将辞职而去。这一道难题使到胡申翁必须放弃提拔加沙里的念头，转而“心血来潮”选了马哈迪成为副首相，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加沙里第二次与副揆职擦肩而过。

这样一来，胡申翁的压力解除了，但加沙里依然大权在握。他以内长身份在1976年逮捕敦拉萨时代的智囊团和亲信，他们是沙末依斯迈（老报人，被视为左翼先驱之一）、阿都拉阿末（敦拉萨政治秘书）及阿都马日（敦拉萨新闻秘书），后两人在胡申翁时代已晋身为副部长。消息传开，震动政坛。亲哈仑的势力就指责就是这些亲共份子在进行倒哈仑行动。

加沙里所掀起的“红色疑云”不仅在巫统党内出现争议，也引发马哈迪发出怨言（他的升为副首相自然在党内也面对阻力，加沙里若在逮捕行动上有所影射也不足为奇。因为在政治上，加沙里与马哈迪一向以来是处在对手的地位）。

马哈迪针对逮捕事件这样说：马来人的历史从未出现这么多的质疑，指控和匿名信满天飞，以致似乎变得马来领袖不可被信任。如此放任下去，便会使到人民对领袖有所怀疑。

马哈迪似乎是对内长的行动有所不满，指他制造“红色疑团”。

1981年，胡申翁退休，马哈迪接位。加沙里转任外交部长，不再掌国家实权。1982年他在一次飞机堕毁在甘榜仁达拜（彭亨州）的事件中意外生还，被形容为九命猫，因为司机与保镖皆遇难，唯独他活下来，令人啧啧称奇。但命中也注定他成不了国家领袖。

当马哈迪时代在80年代开始后，加沙里的外交时代（在外交世界一度领尽风骚）也在1984年宣告结束。从兹退隐政坛，颐享天年。他被人称道的是外交才华而不是内政的独断。
这就是加沙里留下争议性的政治遗产。

刊登于2010年1月26日《光华日报》

评林冠英的“中道大马” （跃马扬鞭）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在1月7日的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中道的马来西亚”（Middle Malaysia）新口号，用以抗衡国阵主席纳吉首相在去年4月上任时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他说“中道大马”的理念有4个要素：即民主参与、尊重多元文化与人的尊严，提供平等的机会与保障免受歧视。

从他所宣示的重点来看，他是为行动党乃至民联的未来提供一个合作的基本盘，并希望它不但是一个新口号，而且能成为民联的新理念。

在我们尚未能确定“中道大马”是否在未来成为民联的新政治路向前，我们先把它当成是行动党本身的一个新的政治取向。但这是新的概念吗？如果按照林冠英的说词和解释，它还是带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思路，只是换个比较含蓄的词句，但不论怎么改和怎么婉转，它始终没有最早的口号那么响亮和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它还是被公认为最直截了当表达理念的词句。

然而也正因为这个口号一直不能被马来社会所了解和包容，也就出现排斥性，以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行动党无法争取到许多的马来选票。这就是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1966年），注定被定型为华基政党，虽然它声称是多元性的，正如民政党也是多元理念的，但它们一向以来多是在城市和华社选区与马华争夺代表权。

整个扼要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1964年李光耀带其人民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插足大选，结果只蒂凡那一人中选，他也代表行动党在马来西亚坚持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作为斗争的口号和方向。

当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也跟着撤出，留下的“政治真空”让后来成功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给填补了。在林吉祥成为蒂凡那的政治秘书及党的组织秘书后，他很快就继承其政治师父蒂凡那的衣钵，在1969年大选胜利后的第二年，正式成为党的掌门人。他依然宣扬同样的理念和持续李光耀开辟的第三条道路，既否定联盟的右翼政策和社阵的左翼路线，提出了中间偏左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纲。

当70年代左翼政党退出民主政治舞台后，行动党仍然走中间偏左的路线，但只剩下和国阵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不再强调所谓第三条路线。这个策略在1986年的“丹绒一役”渐入佳境而在1990年的“丹绒二役”达到高潮，几乎让槟州改朝换代（行动党只差3席即起而治政）。而国阵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也把政策从右转向中间偏右，乃至有时也看来是走中间偏左的路线，使到选民对它寄以希望。就这样在1995，1999及2004年的一连三届大选都把行动党压得难以舒展长才，进而在政治策略上逼使行动党寻求转变与口号的翻新。这个责任就落在2004年成为党秘书长林冠英的身上。因此他在2005年的党大会上脱掉“社会主义”的大衣（修改章程去社会主义字眼），以符合世界潮流的左右摆动。接着在2006年林冠英又提出“马来西亚人优先”的口号，用以取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希望能争取马来选票。不过，这样的口号流于概念化而激不起浪花，直到2007年行动党才提出一个动人的口号“改国运你决定”。还有就是民政党后来提出的“再转变”的不当口号，让行动党钻了洞子，将之改成“再转变，投火箭”，竟一下子变成威力十足的武器，即是拿敌人的矛戳敌人的的盾。就这样在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终于扬眉吐气，创造保一夺四州政权的奇迹，更把林冠英送上首席部长的高位。当行动党一扫霉气，成为在朝又在野的大政党后，它相信马来人已包容了行动党，因而雄心勃勃扬言要向布城之路迈进。

在新形势新格局下，林冠英又再抛出一个隐意的新口号，让人去猜什么是“中道马来西亚”？但还得读完他的讲话才知道他要表达的又是不离“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林冠英语）。这么一个大转弯是累了一些，但在争取回教党和公正党的大道上，行动党不放下身段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右不左的“中道大马”出台了。至于它的定位在那里，卖点又在哪里？倒要费思量细细推敲。看来它也不能挖苦“一个大马”缺乏明确方向，因为“中道大马”同样让人感到它是还有下文的政治新名词新包装，缺乏一目了然的新启发。相对于过去的口号，羌还是老的辣！

不过，林冠英既然强调它是未来的政治策略，目的在于争取中间选民，特别是马来选民，以夺取中央政权，也难怪英文星报形容它是赢得政权的“工具”。这样的说法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政治手段，也就没有太大的争议了。就不知在不久之后，这是否也是民联的新口号？

刊登于2010年1月25日《南洋商报》

中道大马VS一个大马 （现代春秋）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提出的“中道马来西亚”新口号可以说是对首相纳吉于2009年4月上台后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的回应。虽然这两者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大差异，但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也就不可能在现阶段走到一块，而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撞。至于谁消化谁或那个理念会占优势，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严肃问题。 先说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它涵盖了8个领域的策略，并侧重在“人民为先，马上表现”，希望能一洗308政治海啸后国阵所面对的颓势，而他的口号最直接的是针对东马的两州的一些抱怨，决心以一个马来西亚来安抚和争取东马人民与国阵站在一起，不受安华在2008年鼓吹的“916”变天论的影响。在这方面，中央政府也已宣布916为公假，用以重视东马人民的感受，因为一路以来，东马人民一直认为9月16日才是他们的独立日（1963年起）。 虽然西马人民公认8月31日是国庆日，且国家的独立是从1957年算起，但纳吉为了不让反对党“抱走916”的彩头，“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的出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政治策略了。因为东马的沙巴国席有25个，国阵就占了24个；而砂拉越有31个国席，国阵也占了30个，成为国阵的“定期存款”；再加上柔佛（国席26，国阵占24席）与彭亨（国席14，国阵占12席）仍然是国阵的票仓，基本上稳住了国阵在中央的执政，以140席对民联的82席。这就是纳吉“一个马来西亚”的最重要的政治议程。必须注意的是，国阵在140席中，巫统占了79席，相等于国阵议席的2/3；再者巫统参加117席竞选，也胜了76%强。相对来说，巫统并不是输家，而是认为被友党拖累失掉4州政权（后来勉强夺回吡叻，但乱局始终是一个心结）。 由此来看308的大选结果，巫统继续成为最大的操盘者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在友党的表现差强人意下，变成巫统在国阵内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但与其要求友党自我改造，不如巫统先下手为强进行兴革。于是中央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废除固打限制和提供紧急援助配套，成了纳吉的新招牌，也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下扳回局面，声望有所提升。可是最近又因“阿拉”字眼的风波，使到政府处于窘境也是始料未及的发展。虽然局面已完全受控，民间没有巨大的反弹，也提供空间予政府与宗教相关单位一个喘息的机会，但双方寻求和谐方案则完全是必要的，以制止极端份子节外生枝挑起事端，破坏种族与宗教的和平气氛。 因此在这个时候，作为民联其中一个重要成员的行动党借1月17日的党代表大会，由林冠英抛出的“中道马来西亚”是在投石问路，以试探中央政府的反应。 林冠英基本上是根据去年12月17日民联三党代表大会所达成的八大政纲的内容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安华经常强调的公正中庸抗拒种族主义及哈迪阿旺的回教与世俗的相容的理念采合而成为一种新口号“中道马来西亚”。 尽管“中道马来西亚”的口号因表达尚欠圆满，存有争议性，但公正党的再益（前首相署部长）赏识林冠英的建国新取向，以刷新我国的教育内容和检讨过去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而且这个口号与美国尼克逊总统在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提出的“中道美国”（Middle America）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方面，虽然回教党尚未直接表态，但从最近回教党针对“阿拉”字眼的平和反应审视，它也在进行转型，以适应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如果民联三党能推心置腹加强合作，它们可以在政治立场上表达出与国阵的治国方略的不同。如果说国阵一向以来是中间偏右的取向，那么民联是否是中间偏左的？ 林冠英的“中道大马”显示不出明显的政治立场，也许他还需要时间与回教党取得共识。倒是行动党的社青团团长陆兆福比较坦率地表明行动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 如果按照民联政纲中的通过民主落实人民契约来考察，民联最终导向中间偏左的路线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不论喜欢与否，民联先要有政治立场与国阵争一高低，不能只讲“中道”而不讲立场，这会使本身迷失在政治方向中。 无论如何，不论是国阵的“一个马来西亚”或行动党的“中道马来西亚”（或在将来也成为民联的理念）都有其交叉的地方，也会擦出火花相互撞击。孰优孰劣，要经过一个较长期的斗争才见端倪。但归根究底，只要它们以民为重，顺民心意，那将是人民之幸。由此来看两线制（如果是稳固的话），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刊登于2010年1月25日《光华日报》

武则天慈禧与中国妇运 （天下纵横）

谈到女权问题，我突然想起中国历史上也出过两位权倾一时的女强人。她们是妇解运动的先驱还是女权的颠覆者？很值得玩味。

我们先说中国唐代的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她的一生是够传奇的了。先是唐太宗的才人（侍妾），太宗崩削发为尼。高宗做皇帝时，她又被召回宫，被宠幸而成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后又被立为皇后。在高宗当皇帝的34年中（650-683），有廿五年由武则天掌实权。高宗崩，中宗继位。过后她又先后废掉中宗及睿宗而自立皇帝，公元690年改国号周。67岁高龄的她，创造了历史，活到80多岁。在705年病逝，前后过足15年皇帝瘾。

这里有一个解不透的问题，那就是在封建时代，女子没有社会地位，为何会让一位宫女冒出头来？说了任谁也不相信，但历史确实出了一个翻云覆雨的女皇帝。她玩弄权术出神入化，竟能收服男性为她服务和当官。虽然如此，在武则天当道时，妇女并不因此凌驾男人，也没有摆脱封建的桎梏。她照顾的是自己的家族和朋党，她不可能也没有兴趣改善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因此女皇帝只彰显个人的女权，而不是女权主义的抬头。

来到清末，也出了一位不让武则天专美的女独裁者，她就是在清朝叱咤风云47年之久（1862-1909）的慈禧太后。同样的，慈禧太后在未入宫前，小名兰儿，只是一位官员的女儿。虽是满洲人，但从小就学会汉文汉语，因家道没落，她入宫当宫女，很快地成为咸丰皇帝（1851-1861）的妃子。他们生了一个皇子，也在后来成为同治皇帝（1862-1874）。当同治登位时还是个孩子，慈禧太后也就逐渐掌握实权。在同治死后，她又立醇亲王之子为帝，号称光绪（1875-1908）。

虽然慈禧不自立皇帝，但她的权力比起武则天有过之而无不及，竟能“一手遮天”将中国推向灾难重重的危机，任由外国列强宰割。

因此与其说慈禧太后的出现是女权的抬头，不如说是“祸国殃民”。因为她的自私与自顾享受，使到中国既无从改革，也无法振作。所谓的洋务运动，也没有扭转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在晚清的出现与坚持革命，就是要打倒慈禧太后把持的腐败与专制的统治。从这个角度来看慈禧太后；或者会一时为女权的得逞而欢呼，但深入分析，在封建的社会里，慈禧太后又怎能让女人改变命运呢？她还不是与所有的封建统治者一样，把女人当为社会的底层的一群，而所起用的也尽是对她忠心耿耿的男性官员（或被称为奴才）。

这就是说，从武则天到慈禧太后的逾千年间，中国的妇女并不因为女人当权就大大地改变了命运，而中国妇女开始懂得争取权利也是始于孙中山在20世纪初期闹革命后，先有秋瑾女士为革命牺牲，后有诸多先进女性卷入政治活动。当辛亥革命在1911年成功时，西方的思潮包括女权思想也在中国传播开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乃至国运改变的另一个转捩点。
在蔡特金（德国的妇运先驱，左翼革命家）于1910年争取妇女权利获致成效，而将3月8日订位“妇女节”后，中国的妇女也不让须眉专美于前，她们前仆后继地参加了改革社会的运动，乃至加入中共组织，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展开尖锐和不懈的斗争。换句话说，中国女性的平权斗争始于“五四运动”，而争取妇女解放运动是与中共的壮大成正比例的。

当中共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妇女基本上已经解放。她们释放出来的影响力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中国女性确实享有较平等的地位，不是武则天或慈禧太后给她们的，而是她们用无数鲜血换来的。

今天世界各国也在努力争取平权和重视妇女权力，但总体来说，这个世界还是男性作为核心力量，中国也没有例外。虽然中国的女性基本上已取得了平权地位，但在政治上似乎还不能打破男性占有优势的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追求两性平等的道路还是比较漫长和艰辛的。

刊登于2010年1月25日《号外周报》第464期

这是政治明星的年代 （直挂云帆）

我在黄泉安主办的演唱座谈会上（1月10日）有提及308之后，我国政坛进入了一个政治明星时代，而在这之前，“政治明星”这个词还不常见。因为政治不是搞笑，也不是娱乐，因此它不需要明星。虽然在外国“演而优则仕”见多不怪。例如美国列根总统即为一例。在从政前，他已是成名的演员，但在马来西亚，明星从政似乎是缺席的（本来较著名的明星也没几个），也就让人感到政坛有些沉闷，太不会搞搞新意头了。

其实，政治本来也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是培养明星的所在。因此从政的人是学者也好，专业也好，乃至草根也好，只要对政治有兴趣有勇气，那就有机会参加竞选，不必重视外型和外表，也不讲究衣着，这样才能取得民心。

我所说的是在308之前的政治形势，但在308后就完全改观。如果严格分析起来，我国的政坛也确实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

1． 第一个阶段是英雄的年代。它始于1945年的战后，那时政党极少，参政的人也不多。因此它需要英雄出现来带领和团结人民争取独立。

第一位直到今天仍被巫统奉为第一民族斗士的是于1946年创党人拿督翁。他被英雄式地棒起成为与英政府讨价还价的政治本土英雄，终于在1948年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也就是我们后来的马来亚联合邦及马来西亚联邦的基石），为马来人取得了应得的地位。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出现的被视为英雄人物的有马华创党人陈祯禄。他在1947年领导马新的总罢市，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不公平之处，从而赢得民族斗士的称号。

还有一位马来人眼里的民族英雄是回教党已故主席布哈鲁丁。他在1945年领导马来左翼政党，即马来国民党而成为一方领袖。当这个党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后，他在1955年与另一位马来左翼领袖布斯达曼合创人民党。

翌年（1956年），他被回教党人英雄式地推举为回教党主席，直到1969年逝世。

再一位是领导马来亚独立的东姑。他虽然比不上拿督翁的英雄形象，但因领导独立有功，也就被当成“独立英雄”来看待。

还有，由于1948年马共已潜入地下进行游击战争，其领袖陈平是地下的“盟主”；在公开阵线上又出现一位足与陈祯禄媲美的政治人物林苍祐。他在1950年从政，1951年组急进党，1954年参加马华，1958年成为马华总会长。1960年退出马华，1963年成立民主联合党，1964年他参加国州大选，被选民视为“华人英雄”而在丹绒起家。1968年合创民政党，1969年更被选民推选为槟州首席部长。

他们这四个人成了英雄型的政治人物。

2． 第二阶段是政治魅力型的年代。这主要是指“513”事件后所涌现的政治人物直到千禧年。
第一位当然是前首相马哈迪。他在1969年后对东姑的逼宫使他一夜成名。当他在1981年成为首相时，他的强势领导是所向坡靡的。他从不让他的政敌有反击的机会，一出手就把敌手打倒或进行收编。他的能言善辩使他成为一位最具魅力的领袖，足以号召民众与他一起战斗.如1983年的修宪课题带来的群众运动。

第二位魅力领袖则是由马哈迪一手提拔的安华。他在1974年出道领导学运时已锋芒毕露。1981年加入巫统更是魅力四射，从此官运亨通，一直跃升至副首相。讵料1998年跌马后，他还是那样的魅力不减。竟而在2008年再威震江湖，确是不简单的人物。

第三位要数行动党的林吉祥。他在“513”后被释放出来（1970年）时，受到行动党人英雄式的欢迎。他的魅力始于他在行动党呼风唤雨的年代。曾经有一个长时期行动党即是林吉祥，林吉祥就是行动党的两位一体，也擦亮了火箭的招牌。他所到之处，经常能卷起人头攒动，其魅力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但高处不胜寒，林吉祥终于在1999年从高峰走下来，承受一切煎熬，又在2004年卷土重来。今天的他虽魅力稍逊当年，但宝刀未老，斗志依然昂扬。

3． 第三阶段是政治明星的年代。没有人经意的308政治海啸竟然炮制了一批政治明星，他们都是在一夜之间一举成名的。而且多数是在反对党阵营中冒出来的，当然国阵内也有少数，如巫青团长凯里及前马青总团长廖中莱也被当成新一代的政治明星。不过举目看看反对党，真是成了泡制政治明星的摇篮。

高居榜首的政治明星自然非林冠英莫属。他在1986年从政时，都不被当成政治明星，但在308成了首席部长后，竟是万人争与拍照，又争签 名，把他当政治明星来喝彩。直到今天他还享受这种“明星蜜月期”，也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除他之外，行动党出了13位女国州议员，其中有好些位都是有文采又有品位的政治明星，更有人也因此扮起模特儿来成为杂志的封面。这说明了政治明星已告诞生，不信你看看黄泉安，他十足是位政治摇滚明星，会讲会唱又会写，此人也真是鬼马议员。

正由于选民要求越来越高，也许谁要成为未来的政治明星，得好好先包装一下，也得先充实自己，做到开口成名嘴，下笔成名笔，唱歌赛歌星，摇滚乐与怒，那就是未来的政治明星的必备条件了？

刊登于2010年1月21日《东方日报》

沈慕羽成林苍祐第二？ （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翁诗杰于1月12日为《沈慕羽拉大中文系奖学金》主持推介礼时形容这百万元奖学金除了纪念已故沈慕羽外，也会将马华大厦内的一个厅命名为“慕羽厅”。这就是说，翁诗杰一下子给沈老在两个地方立名，以表扬他对教育的贡献，但不知是否包括功在党国？

虽然翁诗杰这样做是迟来的春天，但与黄家定在2005年将林苍祐肖像挂在马华第二任总会长的位置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先说林苍祐，他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后，意气风发，锐意改革马华，被形容为马华的革命派。可惜事与愿违，他在1959年与陈修信交恶，再加上陈祯禄挺儿子数落林苍祐，结果后者大权旁落。60年代初期林苍祐脱离马华，另创民主联合党，他成了马华公会的“死敌”。1969年大选他改用民政党旗号一举打败联盟；尤其是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终于再造辉煌，成为槟城的新岛主。自此之后，他与马华的关系越闹越僵，僵到马华想尽办法要把槟州首席部长位抢回来。可是不论是李三春或林良实，他们都无法扭转乾坤。另一方面，马华从开始到千禧年在马华出版的党史内，一般上都把林苍祐在马华的那一段光彩历史变成“林苍祐事件”而低调处理。即使林苍祐在1990年退出政坛，马华仍然不能摆正他在马华的历史地位。

直到2003年黄家定接手后，他才在时移势易下，在2005年作了一个大胆但已不具争论的决定，那就是把林苍祐迎回马华公会。这种做法正像1971年当敦拉萨出任巫统主席后，把其创党人拿督翁的遗像迎回巫统一样，以端正历史地位。

虽然林苍祐接受黄家定的善意，也在2006年马华57年党庆时，事先接受马华摄制大队作专访，且在党庆大会放映，正式向马华上下昭告“林苍祐回来了”。但时至今日林苍祐怎么想，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这个党曾经排斥他整整46年，怎么能够在一夜之间，一笑泯恩仇？不过，黄家定曾经这样跟我说：因为他已经没有历史包袱，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以把马华的历史还原回来。因此，不论喜欢与否，林苍祐在马华的历史地位是抹不掉的。

至于沈慕羽，他同样与林苍祐有一匹布长的故事，我们只检重要的作评述。1949年马华创党时他成为党员。1956年他加入马青活动，也在1965年被选为教总主席。翌年，即1966年，他当选马青副总团长（团长是李三春），因在那一年沈慕羽以教总主席身份坚持要求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与马华的陈修信起了正面的冲突。马华中委会也就在1966年10月18日通过：①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及 ②开除沈慕羽的党籍，因他违反党纪，蔑视党中央，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难堪。

因为沈慕羽事件激起华团对马华的不满，也使到马华与华团渐行渐远。而为了试探马华是否愿意恢复与董总及教总之间组成的三大机构工委会，沈慕羽在同年的12月挑战陈修信但被一口拒绝了。就这样马华与华团的关系陷入低潮，结果1969年的大选马华付出惨痛代价，失掉半壁江山，只剩13个国席。

在“513”悲剧后，陈修信为挽狂澜于既倒，于1971年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沈慕羽是其中一位不计前嫌的鼓吹者，且在怡保被控触犯煽动法令，案件后撤销。但华团与马华关系不久后再闹翻，沈慕羽回马华之门已被关上。

1987年，因为参与领导华团反对政府委派不谙华文教师到华小担任高职，引发一场官民之争，结果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百余政教及社改人士，其中就包括沈慕羽和林晃升。当时沈老已是74岁高龄，成为最年长的政治拘留者，直到1988年获得释放。

在这之后，沈慕羽仍不言倦，参加教育和社团活动，就是未再重返马华。2009年2月15日，沈慕羽走完他多姿对采的一生，享年97岁。

今天翁诗杰在沈老逝世近一年之后，通过两个举动来为沈老“平反”。但他的地位如同林苍祐一样，还没有经党代表大会通过，不知算不算正式的“平反”？

如果说黄家定为林苍祐“平反”没有在2008年的大选中加分（马华败在其他因素），那么翁诗杰为沈慕羽“平反”，能为他在马华党争中增加筹码吗？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1月18日《南洋商报》

评章瑛平权之梦 （现代春秋）

章瑛的第三本著作《平等是我的梦》的出版彰显了她在追求一个平权的梦。回看她在1996年的第一本结集《逆风出战丹绒三》，则是侧重对1995年行动党惨败的检讨与分析。两者相比之下，章瑛的写作技巧与文思显然大有进步。如果说她的首本集子比较接近新闻报导性的评论或说新闻特写的话，那么她的第三本集子就提升成为政论文章，接近于小品文，也比她的第二本集子《国会乐与怒》更突现她在政治斗争中的理想和目标，那就是希望争取女性至少拥有30%的决策权和参政权，而目前在世界各地能够做到的国家并不多，马来西亚在这方面也远落后头。 由于章瑛提升自己成为“平权斗士”，要为女性争一口气，但她又是行动党妇女组主席，而妇女组一直未被调动和组织起来，身份似乎显得不协调，自然会被人问起行动党怎样对待女权的议题？ 参加黄泉安政治座谈会的张念群回答我，她们要的是平权，而最终是取消妇女组。换句话说，她认为在两性平等的基础上，既然没有“男人组”，也就不要有“妇女组”了。虽然章瑛在其新著中并没有标明这个意向，但字里行间显然把平权放大到政府机制中，而不限于政党结构中。 虽然我对一个政党是否需要壮大妇女组没有太大的意见，但在马来西亚这样的社会，一旦政党少了妇女参政和决策，妇女的权益是否会被忽略就可能是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扩大来讲妇女权益，就要回到1910年德国女权先驱蔡特金的斗争，正因为她的斗争，才有了国际“三八妇女节”这个具有政治含意的节目。它的目的在于唤醒和教育更多的女性懂得掌握自己的命运和争取平等的权利。其结果是许多国家也因之改善妇女的命运，并在后来让她们与男人齐驱并驾争天下。 尽管妇女节初时被视为左翼的社会主义斗争的武器，正像早年（1889年开展）的“五一劳动节”也被视为左翼乃至共党的一个大节日一样，但到了今时今日，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都把这两把刷子还给了妇女和所有的工人，从而承认不论男女，只要劳心又劳力地付出，他们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也应该有被尊重的社会地位。 当妇女地位被承认时，她们在争取平权的斗争会更有条件，但这样的斗争，在资本主义或带封建性质的社会里，女性要抬头是极不容易的，更不可能取得平权地位，于是这样的平权斗争就落在社会主义斗争的身上。六十年代的劳工党，其妇女组的壮大和公然地大事庆祝妇女节，正昭告女人要和男人具有平等的权利。当然这不意味着左派的妇女要争做领袖，而是她们一旦被组织起来，就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包括教育妇女参政，开办识字班，深入民间了解民疾，为人民服务，甚至她们可以做到男性做不到的工作，比如选举时的拉票，女性的魅力就不逊于男性了。 正因为妇女组在一个政党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也在后来刺激联盟强化了妇女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妇女组先后成了党的臂膀之一，不遑多让青年团，不能不说是受到左翼运动的影响。 在此之后的政党，比如民政党、人民联合党乃至回教党都有了相当规模的妇女组织。至于它们是否发挥政治上的推波助澜作用，则是见仁见智的。反观民主行动党的妇女组是最薄弱的一环，但意料之外在308的政治海啸中竟成为催生妇权份子的摇篮。因为行动党派出多位花木兰在一夜之间成名。她们转过来成为耀眼夺目的政治明星。当然是最适当的时刻在党内推动平权运动，但它是应由妇女组本身做起，再扩大影响力，使到母体及青年团也保留至少30%的参政权予她们？或是直截了当地宣布不再有妇女组，干脆在党中央作出决策，今后所有的党组织，都必须保留30%的女性成为其中的负责人？ 看样子，民主行动党中央尚未就此事展开议论，也尚未有定论。而在有定论之前，妇女议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需认真地思考和提出鼓励更多女性从政的方法。如果女党员只是做普通党员而没有党职或工作分配，久之会使她们消沉下来。因此若需要更多的姐姐妹妹站起来的话，我们希望能看到章瑛将她的平权之梦完全释放出来，让更多的女性能参与改革和改造我们的社会能对女人好一些，公平一些和尊重她们应有的平等地位。这样一来，章瑛也许要思考她还需要不需要妇女组助她一臂之力或另有对策来圆平权之梦？ 刊登于2010年1月18日《光华日报》

马哈迪是政治虎？（天下纵横）

《中国报》在1月7日引述《纽约时报》前记者哈格兰的话说，综观亚太地区，除了新加坡，其他地方似乎都在闹“政治老虎荒”，即缺乏卓越视野与独特魅力的优秀领导人。

虽然我无法了解他的全意（因报章的报导简单扼要），但我想他要表达的是当今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其魄力、魅力及政绩都比不上已故或已退任的前国家领导人。比如他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主席胡锦涛、俄罗斯总统德韦杰夫和总理鲁订及印度总理曼莫汉都难与他们的先辈和前辈如杜鲁门、毛泽东、戈尔巴乔夫及尼赫鲁相媲美，也就是说难以相提并论。

此外，他也推崇李光耀是一个影响至深的人，得到基辛格的佳评。而越南的已故胡志明、马来西亚的卸任首相马哈迪及印尼已故总统苏哈多尽管专政，但这些个强烈民族主义者所取得到政绩，是其后任者至今还办不到的。

哈格兰自有其审视政治人物的标准，但他用了一个特别名词，形容这些杰出的领导人是“政治老虎”，也就显示被称为政治虎是一种荣誉，而不是贬义。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历史上的一些伟人的政绩是后来人难望其背项的，因为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思维和领导方式自然会出现划时代的人物，比如毛泽东即使在文革后被邓小平“三七对开”其功过（功大于过），但没有毛泽东打下这红色的江山，就没有今日的新中国。就此而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是他之后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未能超越的。

同样的，印度独立时的总理尼赫鲁，其功绩几乎是被印度人民认可的，正因为尼赫鲁的显赫成就，其下一代都成了国家的领导人，如其女儿英蒂拉甘地，其孙子拉古夫先后担任总理；而其孙媳妇索妮目前是印度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由此可见政治世家总是较占优势的。

说到马来西亚，我想马哈迪被列为“政治老虎”也是有其道理的。他不但是在位最久的首相（前后在位22年），而且有“惊世之举”，令人瞠目结舌。他完全具备了政治强人所应有的三大条件：其一是“够狠”，这是指他在1969年大选失败后，归咎于东姑的领导不力，因而竟敢于“炮打司令台”，以一封公开信促东姑下台。东姑为此勃然大怒，将他开除巫统，但东姑也在1970年下台，迎来了敦拉萨时代。马哈迪也就光荣地重返巫统了。如果当年马哈迪不出“狠招”，东姑是不会这么快退休的，难怪东姑直到1990年逝世前，也是用狠招来批判马哈迪的。

其二是“够绝”。这是指1998年马哈迪甘冒政治风险赌一把，将其继承人安华革职并开除出巫统，结果引发一场历久不息的政治风暴。虽然安华在这之后失去自由，但在2004年出狱后，安华就用回绝招在2008年进行反击，结果孕育出一个“人民联盟”（民联）出来。安华的重返政坛标志着他也是“政治老虎”，在政坛仍然是举足轻重的。

其三是“够辣”。这是指在2006年后，马哈迪对其继承人阿都拉的作风和施政开始不满。他以其一贯的“一夫当天”的本色向阿都拉发重话，是酸辣兼而有之，弄得阿都拉答也不是，避也不是。大多数时间只好选择沉默以对。

讵料2008年的大选，阿都拉领军失策，丢掉五州江山，马哈迪更是辣味十足，直接要阿都拉下台换人。这让人想到1969年的那一幕。也因为马哈迪的震撼力和够狠，够绝和够辣，最后阿都拉也不得不在2009年退休，换了纳吉时代的到来。

马哈迪的政治记录或成绩单已写在历史上，其功过也任后人评说。当下一部《马来西亚独行侠：动荡时期的马哈迪》一书之所以在新加坡热卖，也因为马哈迪是亚洲政坛少有的“政治老虎”？

刊登于2010年1月18日《号外周报》第463期

黄泉安带出妇女半边天 （直挂云帆）

我大概在两个月前答应参加黄泉安主办的政治讲座会，但我没想到这位国会议员的筹款晚宴是别开生面的。他先是倾全力地搞了一个交响乐与吉打伴奏的演唱会，全程由他一个人担纲演唱，但也请来了一位15岁的小姑娘蔡依纹合唱。这种良苦用心的自导自演自唱的表演，举目大马政坛，似乎黄泉安是第一人。他所唱的歌有中文、福建与英文，而且是早年经典之作，让在座的人听出耳油又回味无穷，也真是服了黄泉安充分地发挥了政治明星的效应。

在演唱会的中段，他又巧妙地穿插一场政治讲座会，除了我以外，他又邀请胡锦昌及四位行动党国州议员同台开讲。他们是吡州的倪可敏、砂州的张建仁、雪州的张念群及李映霞。

黄泉安提议胡锦昌是白判官，我是黑判官，可以当众提出泼辣的或单刀直入的问题，让对手难于接招，或当场批判他们的失误之处。

老实说，我对这样的角色有一点为难，其一是我与他们并不相熟，他们一向来都做得还不错，也蛮勤力的，我干吗要鸡蛋里挑骨头？其二我在讲座会当天（1月10日）的中午出席黄泉安的饭局，张建仁与李映霞也在场。看他们从政的一脸诚挚与用心，我实在不忍过于苛责。虽然批判或挖苦从政者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那天晚上我真的适可而止，对他们也赞多过弹。后来在台下黄伟益说我批得不够狠也不够辣，我说这样就好。

此外，那天晚上的出席者也是专诚来听演唱会的，座谈会反而在其次。我私下向胡锦昌说，这个场合好像不适合唇枪舌剑，他也表示同意。因此那天晚上要将整个场面转成高潮迭起的政治辩论会也不容易，也只好随机应变了。

虽然黄泉安的工作团有针对四个问题作为讲座的核心内容，但我显然比较兴趣关于行动党妇女组的议题。目前的主席是章瑛国会议员，我与她比较熟络，也在前几天问了一下她的妇女组的状况，她大概表达了一些未来的计划。

我之所以问她是因为我对行动党妇女组的活动了解不多，但我又发现行动党有特多的女代议士（11名州议员及4名国会议员，其中郭素沁是双重身份），为何不见妇女组极为活跃？

本来在章瑛未参与的讲座会上，讨论妇女组的问题不是很恰当，对她也有些不公平，但讲座会的主人既然把问题摊开了，我就直接将问题转给张念群和李映霞去回答，不是针对章瑛而发。

根据我后来查证了资料，我当晚有一点失误是提错名字，它的妇女组是1972年成立的，首任主席是陈翠水（陈庆佳夫人），而秘书SA马莉是巴都夫人（我搞错她是首任主席，谨此补正），而后在90年代改由温风玉医生（陈胜尧医生夫人）。现在则是轮到章瑛担任。

在我看来和想来，经过308政治海啸后，行动党已经壮大，不应该停留在过去只有少数人来负责妇女组，而是应该扩大或者已成为国州议员的更应协助章瑛将它搞大和组织化起来。

不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张念群显然另有看法和说法，她认为妇女组壮不壮大不是大问题，其他执政党即使有强大的妇女组，还不是无法在大选时保住优势。因此她认为关键在于人民的态度，不在于组织的结构。

我后来好像听懂她要表达的是妇女也可以在党组织内（或全国或州或区）参与工作和作出表现，也可以在社青团做出成绩。不一定非得跟其他党摆出妇女组的架势。

针对这一问题，我最近翻阅章瑛送我的新著《平等是我的梦》中也意外地阅及黄进发在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相信这不会是章瑛最后一本评论集，但我希望这会是她最后妇女组主席任期，或者最好她就是行动党妇女组的末代主席。”

我不是很明白黄进发所要表达的，但结合起张念群的讲话，似乎妇女组的继续存在已到了需要检讨的时候，不然为什么黄进发希望她是末代妇女组主席？

如果行动党想开创一个新局面，不学国阵的成员党又有妇女组，甚至又有女青年组的分化组织而引起架构上的矛盾，我也没有异议。毕竟有些国家的政党就没有妇女组之设，好像中共有党中央和共青团；又好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党中央和青年团。

但如果行动党还要保留妇女组，想让更多的女性党员有参与领导和活动的空间，那么行动党妇女则就要大刀阔斧地强化其组织，让它向青年团一样成为党的左右臂。

根据历届的选举分析，行动党有相当多的女性支持者。308后有更多的女性成为党员，行动党是否需要提供一个平台让各地区的党区支部也有妇女组之设？

由于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我也希望听听章瑛的高见和行动党要用怎样的结构来应对未来的大选？既然它们正雄心勃勃要朝向布城之路，那么改革和创新也是必要的，就不知道黄进发最后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大家都很努力”是指在哪些方面的？

刊登于2010年1月14日《东方日报》

马华用什么迎接华人新年？（跃马扬鞭）

转眼间，华人新年又快到了，真不知道马华公会今年是怎样庆祝大团圆的？如果今年的大年初一照样门户开放欢迎高官显要及平民百姓到来拜年，就不知道当下的马华三个派系的头头是如何迎宾的？是一派一阵营或装成若无其事的年照拜，手照握？我这样子说是因为不久前马华党要都齐集马六甲，向创党人陈祯禄鞠躬，以追思马华一代“完人”（在马华公会的历史中陈祯禄是公认的马华领袖，永久的精神领袖，没有争议）。但遗憾的是从报章上阅及的新闻和照片是马华三派领袖各祭各的，除了握握手，打打招呼外，也完全展现不出一家亲的精神。如果陈祯禄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照报章的报导来看，陈祯禄的追思会变调了，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公祭，是向陈老真情告白，还是做做表面功夫？早知有此家丑外扬，不必公祭也就算了。也许要怪的是为何前任会长黄家定弄出一个公祭来，以前马华都没有这个节日，日子还不是过得好好。打从李三春（1974年）开始到林良实时代的结束（2003年）的整整29年，马华都是胜多输少。其间在1990年马华在槟城全军覆没后，不是在1995年又收了回来吗？

不过，既然黄家定开了头，也就成为马华约定俗成的仪式，即使子孙如何闹僵关系，也碍于陈老的面子，不得不强颜欢笑，真是难为了翁诗杰。

现在的马华也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从来没有见过三派僵成一团而又若无其事的，这全是拜2009年双十特大所赐。这样的结局倒是让人大开眼界，原来政治是这样玩的；它既没有真正的赢家，也没有真正的输家，而是各做各的，各讲各的；高兴吗就说题外话；不爽吗就隔空骂来骂去（纪律委员会好像悬空了？）而一甲子的马华闹成这样确是太难看了。吊诡的是，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认错，好像是错在特大太过直接表达，结果党章一举起来，就是一个急转弯，似乎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如太阳下山明天一样爬起来。

可是马华的质变就在其中，总会长翁诗杰已不大爱讲党话，官话则适可而止，没有先前的意气风发了。署理总会长蔡细历绝处逢生，俨然成了党的代言人（这些日子，王赛芝的发言人的角色也低调了），一扫先前的斯人独憔悴，变成马华实权领袖。至于廖中莱也因之与翁诗杰“情断义绝”，由过去的“难兄难弟”变成陌生人，政治这码事也太绝情。于是马华从“一个马华，一个团队”（翁诗杰语）变成一个马华，三个团队，比起三国还乱。

本来僵局是可以被打开的，其中一个症结在于重选一直东拉西扯，都把焦点模糊了。比如党章规定要中委三分之二总辞，否则不能重选；又比如老调重弹，指说谁“告发”蔡细历，这已是陈年故事，目的也只是转移视线。还有外人不要干预马华，关心就好！到底华团怎么个干预法，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说来说去就只一句话：“华社在问马华何时重选？”就这么简单，其他的风凉话、题外话不需要节外生枝了。不然马华要怎样解决僵持不下的党争？

虽然首相纳吉有希望马华尽快重选，但站在巫统的立场，马华自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大选期未到，它爱什么时候重选就自个订吧！省得马华天天有诉求，处处有不满，而难为了巫统。这也正是华社急需马华求变的大道理。现在离开华人新年还有一个月，马华什么时候才能拿出一个打开死结的大方案来？正是华社所关注的。如果马华要使到今年的马华农年欢庆得更具意义，翁诗杰在这之前或当天应该有一个令人惊喜的宣布，不要空手向各界拜年。否则他这个总会长做得太不自在和太不理直气壮了。

刊登于2010年1月11日《南洋商报》

林吉祥从政破纪录 （现代春秋）

参加《光华日报》主办的“揭开胡一刀面纱座谈会”上，主持人胡锦昌提了一个比较难于评论的问题，那就是“谁是天下第一刀？”而且提出了四个人供主讲人评述。这四个人是我国首相纳吉、马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民联领袖安华及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但他们与天下第一刀又有什么关系？在想不通底下，我转了一个弯，针对性地提出“谁是政坛长青树？”或根据《纽约时报》前记者哈格兰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的“政治老虎频临绝种”一文中得到灵感，谁是大马政治虎？在这个框架下，我隐约看到林吉祥的影子。 我之所以提及林吉祥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是林冠英的父亲，而是环顾我国政坛，在独立前和独立后，能从不间断地中纵横政坛超过40年直到今天，林吉祥是第一人。他虽然不是位高权重，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鲜有人能出其右，真是无届弗远。有时好像是政坛上的一只老虎，得理不饶人；也有的时候，敢于“死缠烂打”，即使是对手，也还是不能轻敌的。这就是林吉祥的魅力。 以下是我对政坛人物的从政纪录的一个小总结： 1．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1946—1962），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国家党）。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62年病逝，从政16年。如果连他之前也担任过柔佛署理州务大臣，也约20年左右。 2．我国第一任首相东姑，1951年出任巫统主席，1970年退休，在位19年。1990年逝世。 3．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1955年从政，1976年病逝，在位21年。 4．我国第四任首相马哈迪，1964年当选国会议员，1981年成为首相直到2003年退位，活跃政坛39年。马哈迪退休后的论政与批政不算在内，因为他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5．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1969年当选国会议员；1988年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1996年鸟倦知归，重返巫统，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前后在政坛叱咤27年。 6．第五任首相阿都拉，1978年从政；2003年成为首相；2009年退休，前后约31年。 7．现任首相纳吉，1976年投身政坛，直到2010年，已在政治活跃34年。他在2009年成为第六任首相，还有一段政治长征在进行着。 8．民联领袖安华，1982年从政；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且身陷囹圄，另组公正党与国阵对抗。2008年浴火重生，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至今已从政28年。 9．人民党创党人已故布斯达曼，1937年已投身政治活动，直到1963年被捕，后失去人民党领导权，前后从政26年。 10．回教党主席已故布哈鲁丁，1945年成立马来国民党；1956年出任回教党主席，直到1969年逝世，从政24年。 11．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1990年出任丹州州务大臣，直到今天在位20年。 12．马华创党人已故陈祯禄，1947年被推举为“总罢市”工委会主席，抗议英国颁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9年出任马华会长，直到1958年。积极参政11年。他较早前担任官委议员不算在内，因未具有政党背景推动政改。 13．马华第三任总会长已故陈修信，他是陈祯禄的大公子。1955年从政，1974年退位，在位19年。 14．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1950年出任官委议员；1951年组急进党；1954年加入马华；1958年成为总会长；1963年另立民主联合党；1968年合创民政党；1969年成为槟州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退出政坛，从政纪录40年。 15．马华第四任总会长李三春，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83年突辞职退休，前后从政24年。 16．民政党第三任主席林敬益，1971年被陈修信倚重，委为上议员且出任新村部长。1972年丢官，因与陈修信起冲突被开除党籍，1973年加入民政；1980年出任民政全国主席；2008年退位，从政纪录是36年。 17．马华第六任总会长林良实，1974年当选国会议员；1986年出任总会长直到2003年，是至今为止在位最久的总会长，共达17年。从政时间长达29年。 18．前劳工党国会议员已故陈志勤，1964年进入国会；1968年合创民政党；1971年退出民政另立社会正义党；1978年退休。从政14年。 19．前劳工党领袖已故林建寿，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76年成为马华槟州主席；1984年马华党争梁维泮失败后退出政治活动，在政坛转动25年。 20．民政党现任主席许子根，1982年参政；1990年担任槟州首席部长；2008年转战国会失败，前后担任首席部长18年。2009年被委为首相署部长，从政历史直到今天28年。 21．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1986年当选国会议员；1998年因被控煽动罪被判坐牢，失去国会议员资格。2004年，他成为行动党秘书长。2008年时来运转，出任第四任槟州首席部长，至今从政纪录是24年。 22．人民进步党党魁已故SP辛尼华沙甘，1953年与其弟DR辛尼华沙甘共同领导这个党，在怡保起家。他在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72年率进步党加入吡叻的联合政府。1974年被打败。在政坛打滚21年（其弟DR则在1964年逝世，留下一生的遗憾，从政12年）。 23．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1978年当选国会议员；1979年成为党主席，从此一帆风顺，但在2008年被击败，目前仍是党主席，从政历史32年有余。 24．马华现任会长翁诗杰，1986年担任李金狮政治秘书；1989年当选国会议员；2008年成为马华第八任总会长；2009年爆发党争，成为争议性人物。从政历史已有24年。 25．马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1986年参政胜出后，担任柔佛行政议员。2004年转战国会且出任卫生部长；2007年发生性爱光碟案件辞职；2008年党选卷土重来，今天则在斗胜冻结党籍后又成为绝处逢生的人物。从政历史24年。 26．马华前总会长黄家定，1986年出任政治秘书，从此平步青云。2003年担任马华总会长；2008年卸任，但至今仍是国会议员。从政纪录24年。 27．行动党精神领袖林吉祥。1964年担任蒂凡那政治秘书；1969年当选国会议员；1990年丹绒二役差点执政槟州（只差3席，国阵19席。行动党14席）。1999年首次在国会败选，但仍马不停蹄以行动党主席身份纵横政坛。2004年东山再起；2008年行动党扬眉吐气，这与林吉祥的永不气馁的斗志大有关系，他坚守行动党渡过最困难的日子，终于盼到春天到来。前后算来，他飞越政坛超过40年，从担任国会议员算起，已是41年，超越林苍祐，目前仍无人破其纪录。因此他是大马政坛第一长春树，也算是大马政治虎，只差未掌实权。 刊登于2010年1月11日《光华日报》

09风云人物奥巴马 （天下纵横）

尽管奥巴马在2009年面对挑战和挫折，尤其是他在10月被宣布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时，舆论也表示惊异，因为他才在09年正月上任，怎么9个月内就对世界和平有巨大的贡献？

当然不是其他人不够资格，而是奥巴马具有较强的理由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重视。就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来说，他是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的首位黑人总统，虽然这只是指其肤色而言，但美国选民在08年投票时，能忘记肤色之差，而只是想选出一位能“挽救”美国声誉和形象的总统，确实是一项创纪录的壮举。

而奥巴马也不负所望，他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任其激烈对手希拉里成为掌握实权的国务卿。不仅显现了他的泱泱风度，而且在争取和拢络白人方面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整个来说，奥巴马的政府团队与过去的总统组阁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总统是“黑人”后裔而已，其他的都符合美国的多元化特征。

由于美国人民的开明，他们开创了历史，让奥巴马一展身手。虽然不是说奥巴马是政治天才，但他的治国能力在这一年来倒是赞多于弹。

首先表现在国际政治方面，奥巴马尽量克制对回教世界的冷漠反应。即便他继承了布斯政府的政策，把打恐战争当成重点任务，但他还是希望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例如09年中的伊朗总统选举，美国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对垒时任总统的内贾德，希望能通过选举来结束伊朗的强硬政策（内贾德是伊朗宗教长老支持的总统，而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则是最具权威的人物），可惜失败，内贾德以60%的得票再次蝉联。后来也因之发生流血抗争事件，指责选举被操纵，始终无法改变政局。也就是说，美国希望伊朗和平演变落空了。

虽然如此，美国还是咬着伊朗不放，要它放弃时核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在这方面，伊朗也多次否认拥有核武器，声称其原子能是用在发展（如发电）的用途上，对和平没有威胁。
不过，由于伊朗已被布斯圈定“邪恶轴心国”，因此美国从不放松对伊朗的监视和打压，以致双方关系未见好转，但也未诉诸武力。

其次，就在伊朗与美国关系僵着（好过动武）的时刻，又有消息传来朝鲜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朝鲜官方的中央通讯社说，它愿意结束与美国的敌对状态来促成朝鲜半岛乃至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如果朝鲜经过一年的冷藏谈判后，愿意重启六方会谈，不啻是2010年开年的一大喜讯。这不但符合美国的立场，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朝鲜是美国眼中的第二个“邪恶轴心国”，主要是后者指责前者暗中生产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亚洲的和平，也给南韩带来危机。

本来美国对朝鲜已忍无可忍，准备开展敌对行动，但在中国的劝谕下，也终于理出一个头绪来。如果朝鲜六方会谈在不久的将来有极大成果的话，也可算是奥巴马的一项外交成就。

第三，被美国圈定为第三个“邪恶轴心国”的伊拉克，虽未能呈现稳定状态，并给美国增加额外的负担，但也没有再爆发持续不断的内战，也让奥巴马一个喘息的机会。尽管世界舆论在911事件后（2001年），不反对美国出兵阿富汗，消灭奉行极端神权的塔利班政权和铲除奥沙马宾拉登的恐怖组织基地，但在2003年对伊拉克的出兵就大有意见。因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伊拉克不具有危害和平的核武器，而美国也不过是借口铲除大独裁者萨达姆（已在2006年被问吊）。

严格来说，伊拉克既已落入美国手里，已不是什么“邪恶轴心国”。可是当下选出的总统塔拉巴尼又未能掌控全局，事事依赖美国军事力量，也就给反战人士一个抨击美国的理由。如今奥巴马眼见伊拉克和阿富汗是两个难摊子，若不及时整顿和收拾，对美国更是个无底洞，因而有了美国准备再增兵3万来维护阿富汗的和平，并就伊拉克的军事布置重新检讨。由此可见，阿富汗和伊拉克是奥巴马今后政绩成败的试金石，因为这连带影响到以巴是否能真正达致和平共存的立国。奥巴马如果能有效地化解所谓“邪恶轴心国”的“威胁”，并真正压服或劝服以色列让巴勒斯坦立国，那他赢得和平奖是实至名归的。总的来说，2009年的风云人物，奥巴马受之无愧。

刊登于2010年1月11日《号外周报》第462期

避免爭議‧料春節前發放‧檳均分200萬4獨中支持

（檳城）對於州政府已初步議決今年均分200萬令吉撥款予州內5所獨中，大部份獨中董事皆深表贊同，認為此舉將免卻可能出現的爭議，也方便各獨中做好常年規劃。

《星洲日報》探悉，儘管1月8日才是5所獨中向州政府提呈撥款申請的截止日期，但州政府已有腹稿，200萬令吉制度化撥款將通過平均分配方案，讓5所獨中受惠。

據知，華文獨中這筆各獲40萬令吉的“紅包”將在農曆新年前發放。

獨中仍需公眾社團捐助
雖然各獨中今年將獲得州政府40萬令吉的撥款，不過，鑒於各獨中每年不敷行政經費都超過40萬令吉，因此，州內獨中仍需公眾以及社團的支持與捐助，以保障獨中學子的利益。

何況，上述的行政經費並未包括發展經費，以鍾靈獨中以及韓江獨中作為例子，兩所獨中每年須負責的發展以及維修經費分別高達100萬令吉以及80萬令吉。

檳州政府12月與5所獨中董事會代表舉行會議，同時聆聽他們對分配方案的看法，據知有4所獨中的董事會支持均分法，因此，這4所獨中的董事對於州政府準備接納他們的建議，感到欣慰。

檳州政府今年撥給5所獨中的款項，從去年（2009年）的100萬令吉增至200萬令吉。

黃協發：菩提少數服從多數
至於在會議上支持首長林冠英建議100萬令吉平分、另100萬令吉根據需求分配方案的菩提獨中董事，則表示若州政府最後真的平均分配，此董事會將少數服從多數。

菩提三校董事會總務拿督黃協發接受《大北馬》訪問時說，既然州政府初步議決平均分配，而大部份獨中董事也支持有關方案，菩提董事會唯有少數服從多數。

他說，菩提獨中每年面臨不敷70多萬令吉的行政經費，扣除州政府40萬令吉撥款，剩餘的款額，此校董事會將尋求熱心人士捐助。

不過，他也希望州政府來年仍能考慮撥款部份均分以及部份根據需求分配的方案。

檳州4所獨中董事支持州政府平均分配撥款
日新獨中董事會總務拿督楊雲貴：州政府不必傷腦筋
●每所獨中每年皆面對經費不敷的問題，學費不足以支付行政開銷，因此，均分撥款對大家都好，州政府也不必傷腦筋。
●州政府這筆撥款是給各獨中支付行政開銷，至於建設發展經費，就由各董事會去籌募。
●均分方案也是基於扶弱原則，我們沒要求多，更沒要求依據學生人頭分配。
鍾靈獨中校長吳維城：均分撥款幫助很大
●州政府決定均分撥款，這對我校來說，幫助很大。我校每年不敷經費48萬令吉，有了州政府這筆撥款，我們至少解決了基本經費不敷的問題。
●在這情況下，董事會便能夠為學校做好常年規劃，也讓董事會不必辛苦籌募每年16萬令吉的獎助學金。
●獨中統考路線，擁有潛在的前途能力，有了州政府的撥款後，董事會在處理獨中發展以及教師薪金時，也不會過度保守，放心加強獨中的其他設施，同時提昇家長對獨中的信心。
●州政府均分這筆撥款，代表州政府對獨中教育的重視，也肯定獨中的地位。
●隨著州政府的制度化撥款，獨中在未來3年將會有大改進。
韓江中學董事會總務拿督謝詩堅：不引發各獨中爭議
●若採用部份均分、部份根據需求的分配法，為了體現公平，州政府必然會讓所有獨中有機會在其中一年拿到較多的撥款，這種輪流的方式，倒不如直接均分更妥當。
●採用均分方式，州政府不必為了如何分配而傷腦筋，同時也不會引發各獨中董事的爭議。
●凡事不能夠面面俱圓的，州政府原本就應該選擇一個大部份獨中董事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這一次，州政府有把大部份獨中董事的意見聽進去了，實屬好事。
檳華獨中董事會總務駱三民：盼能起拋磚引玉之效
●大部份董事都同意均分，我們也不反對。州政府這筆常年撥款，無形中協助獨中董事會支付每年龐大的行政開銷，同時也希望藉著這筆撥款，能起拋磚引玉之效，帶動中央政府資助獨中教育。
●對於獨中教育，各董事會都是熱心付出，大家的確不需要為了撥款一事而互相排斥，讓親者痛、仇者快。

转载自《星洲互动》

謝詩堅：巫統又爭主席 許子根料地位不動搖

（檳城19日訊）時事評論員拿督謝詩堅認為，巫統爭做檳國陣主席並非新鮮事，惟這次是巫統一線領袖開腔，所以必定會在巫統引起討論，但短期內不會影響丹斯里許子根在檳城的「一哥」地位。

他解釋，首相拿督斯裡納吉在308後依然決定委任許子根出任國陣檳州主席，必然已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巫統的檳城基層要求換主席的問題。

他說，目前全國各州的國陣主席都由回教徒來擔任，如果連碩果僅存的檳州非回教徒主席都連根拔起，國陣就無法說服選民，國陣是一個多元化的聯盟。

因此，他說，許子根目前還有這個「護身符」，但民政黨及馬華必須認真思考，兩黨在檳州的政治方向，甚至在國陣扮演的角色。

謝詩堅是今日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巫統早在1993年就提出檳首長輪任制，事關1990年的大選，巫統有12席，而民政只剩7席。

他說，當時檳巫統就認為應由他們出任首長，惟當時的首相敦馬哈迪在客觀條件上認為不妥，因而讓許子根出任「弱勢首長」。

巫統一線領袖開腔
不過，他說，許子根後來在1995年的大選扭轉局勢，一直到2004年的大選一連三屆過關斬將，而民政黨的議席也有逐步增加。

他說，巫統的風波是平息了下來，但後來民政黨有兩名議員退黨支持馬華，使到民政的10席剩下8席，而馬華則從9席變成11席的領先比例。

他指出，當時馬華已對準首長寶座，包括力邀多一名民政議員跳黨，惟後來並不成事，而敦馬也認為這些議員是扛著民政的旗幟中選，所以因他們退黨就換首長，這對民政也不公平。

他說，馬華爭做首長的事件落幕後，巫統又於2006年開始展露出他們對民政黨的不服，但礙於當時民政依然有多數議席，巫統無話可說。「但他們當時已開始拉布條，說民政邊緣化馬來人，巫青團也提出水務局主席要讓給巫統人選擔任，並重提首長輪任制。」

謝詩堅也認為，巫統是在別無選擇下，才提出讓巫統當權改變檳州政局的決定。

他說，檳州巫統對民政有很多不滿，所以原本寄望讓部長級的馬華檳州聯委會主席拿督斯裡廖中萊上位，豈知馬華忙著黨爭，巫統別無選擇，就只就要自己來。

因此，他說，在巫統一線領袖開腔後，要求換主席的意願，不再是一兩人的意願，顯而易見是檳州巫統的基層意願，所以必定會列入巫統的政治議程，至少檳州巫統會這麼做。

不過，他覺得，這個局面不健康，如果連檳州都「失守」，國陣就真的是巫統一黨獨大了。

转载自《东方新闻网》

林冠英与评论员开战 谢诗坚紧咬市议会主席一职

时间：2010-01-07 11:22:36 来源：东方日报 作者：本报特约：李秀晶
（大山脚6日讯）时事评论人谢诗坚直指林冠英的不是，认为他的首长职位做得虽好，但不够彻底。

他指出市议会主席一职原应由政治人物来担任，但却因种种因素而导致公务员职位一直有所更换，这实属不应该。

“林冠英当上首长是好，但做得不够彻底、不够好。”

至于有关市议会主席陈清水只辞去市议员而保留市议会主席之位，而导致刚宣誓为市议员并兼任市议会主席工作的巴达雅一直备受争议，因此谢诗坚坚持要让林冠英给一个合理解释。

然而林冠英并没有正面地回答谢诗坚的问题，只是在有些方面认为他们（民主行动党）还没法把事情处理得很完善，而大马人民对于这个新政府的期待却非常地高。谢诗坚不满林冠英逃避问题，锲而不舍地追问林冠英。

“他（林冠英）刚才没有给我答案，为什么不用政治人物担任市议会主席一职，而选用公务员，我也不明白，我是要让他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

谢诗坚的刁难令林冠英无法不正面迎战，对于委任公务员巴达雅为市议会主席一事他回应说，这无疑让所有公务员知道，公务员表现优异又符合猫政府的原则是有希望当上高职，也让公务员看见他们的前景，继而提升公务员的素质。他解释，在现阶段最需要改善的是公务员，因为如果公务员的素质不提升，对于管理槟州是一个难题。

“我们认为要给公务员一个希望，如果你做得好的话，符合CAT（猫政府）的原则，你也是有机会爬上最高的一个职位。”

谢诗坚与林冠英之战是在昨晚由光华日报主办、威省韩江校友会协办的《胡一刀新书推介礼暨讲座会》上演，当晚吸引逾千名观众参与。

神秘著名光华专栏作者今揭面纱 胡一刀是前报人雷子健
胡一刀是《光华日报》的一名神秘政治评论员，对于胡一刀的身份，读者都议论纷纷，并猜测胡一刀的身份可能是在即的当权人士。而在昨晚，由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为我们揭开了胡一刀神秘面纱，惊觉发现，胡一刀就是前报人雷子健，让全场哗然。

而读过胡一刀写的专栏读者都可以从他的文字中得知他是一名文人，文笔风趣幽默 。而文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爱说话，就算在文章中可以写得天花乱坠，现实中也许就会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而胡一刀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文人，他鲜少发言，惜言如金。

林冠英较后也为胡一刀2本著作主持推介礼，更与胡一刀及受邀嘉宾时评员谢诗坚畅谈时事课题。

纳吉安华细历冠英政坛四大名刀 胡一刀指蔡细历将成下任马华总会长
胡一刀在场表示，蔡细历可说是咸鱼翻身，应该会出任下一任马华总会长。这意味着马华现任总会长翁诗杰有可能保不住总会长之位，让原本因性爱光碟被拉下台的蔡细历由原本的老二，转身一摇，直登龙头宝座。

现今马华党争可说是峰回路转，而由廖派发动重选之意到目前一直迟迟没有结果，原因在于翁蔡派的中央执委一直没有交上辞职信而无法达成三分之二的辞职人数而无法重选。据光华一篇报导，来自马华消息指出重选落定在今年三月，而蔡细历有60巴仙可能性竞逐总会长职。

“蔡细历可说是咸鱼翻身，马华下任总会长可能是蔡细历。”
而在野党最高领袖安华的表现不够林冠英出色，胡一刀认为安华是被许多事情困扰而无法发挥。在2008年，可喻为最利安华的年份，308政治大海啸，由安华带领的民联在大选中打翻国阵的统治王国，拿下槟州、雪兰莪、霹雳、吉打及吉兰丹五个州属的执政权。然而好运并没有永远跟着安华，霹雳州因一名跳槽议员重返巫统和3名成为独立人士而导致霹雳政权失守。

“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发挥，反而冠英都会比他有所发挥。”
所谓政坛四大名刀就是光华日报选出四位在大马政坛中叱诧风云的政治人物，能在政治历史中影响深远的政治领袖。而这四位名刀可说是现今大马政坛中最具有“威力”的人物。当中包括了我国首相纳吉、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马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以及槟州首长林冠英。这四位在现今大马政坛上可说是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备受大马人民瞩目。

转载自07/07/10《东方日报》

期待大馬政壇的第三勢力

柯家遜博士

2008年3月8日政治海嘯後的事件發展，讓民眾對兩大陣營政治人物的表現感到失望。在網路世界中，不少激動的部落客質疑國陣及民聯到底有什麼差異，並提出是否有必要在大馬政壇成立第三勢力的疑問。

大馬政治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就淪落為西方普遍看到的政治馬戲團，雖然的確很悲哀，但卻是無可避免的。西方選民被逼在差異不大的民主黨及共和黨，或工黨及保守黨中二選一。就如以下這首打油詩所說的：
想要嘲笑也可以，
想要吶喊也可以，
到了做選擇之際，
選誰輸的都是你！

在2008政治海嘯後的希望高峰期，我寫文章指出了一些大馬政客言行不一的事蹟。
請參閱《當今大馬》新聞網：2008年3月13日，希望高峰期：改革的清單（Days ofHope: A Checklist for Reform）；2008年3月14日，州務大臣之爭（MB Squabbles）；2008年3月25日，道歉再道歉的一天（TheDay of a Thousand Apologies）；2008年4月18日，跳槽、爭奪議席及機會主義政治（Party Hopping, Seat Grabbing and the Politics of Opportunism）；2008年5月1日，希望高峰期的指標（Pointers in the Days of Hope）；2008年8月26日，有原則的政治家及社運份子到哪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Principled Politicians & Activists gone?）。

後來， 我們見證了民聯青蛙跳入國陣，變成新品種政客（自稱「親國陣獨立人士」！）不久，又有自相矛盾的政客說，513事件是「自然而然被精心策劃的！」我們怎麼會有這種水準的政客呢？

最近，人民的信任又遭政客背棄。20名民聯國會議員竟在關鍵時刻失蹤。他們原可阻止國陣通過財政預算案，並投國陣不信任票。

國陣如今委任了兩位關鍵績效指數（KPI）部長！責成部長專門掌管關鍵績效指數，已是非常可笑的了，因為任何機構的首腦，本身就該監督屬下員工的關鍵績效指數。告訴我，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有關鍵績效指數部長這樣的職位？起初，關鍵績效指數部長是華裔，後來又多委任了一位土著。國陣政府是否要為所有華人部長掌管的部門，委任多一位土著部長呢？

那監督民聯的關鍵績效指數的又是誰？我們必須對此高度關注，因為推動政治海嘯，讓他們中選的，正是我們自己。

誰把地方選舉弄丟了？
「恢復民選地方政府」是民聯重要的競選宣言，也是多屆選舉中大馬選民熱切關注的訴求。2008年7月26日，各界召開了一個地方選舉路線圖大會，希望通過制度改革加速地方政府選舉的實施，以實現民選的地方民意代表制度。

這個一日大會的與會者們，達致了下列的決議：「一，恢復地方選舉，是重振民主，改善治理水準，遏制目前殃及大馬城市居民的貪腐、濫權及錯誤治理的重要步伐；

二，如聯邦憲法113（4）條文及第九列表第二清單第四項所指，恢復地方選舉，顯然是州政府的權限範圍之內。既然州政府，尤其是民聯州政府做出了恢復地方選舉的競選承諾，他們應該立刻採取行動，修訂州法律，以執行這項計劃。

三，與此同時，聯邦政府應該展開公民諮詢，並與州政府協商，以制定完整的計劃，實現乾淨、自由、公正及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選舉。」（資料來源：馬來西亞律師公會）

跨入2010年，我們在雪蘭莪、檳城、吉打或吉蘭丹都還未看到地方民主路線圖的蹤影。現在，我們更聽說民聯成員黨反對民選地方政府！有關人士是否願意在我們不引用資訊自由法令的情況下，自動說明情況呢？

政客把我們期待的改革拖進了泥沼。檳城首席部長告訴我們，他們不能在州內推介資訊自由法令，因為該州的法律顧問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指出這是違反聯邦憲法的。

現在我們知道，競選宣言知易行難！不過，曾幾何時，一位名見不經傳的州法律顧問掌握了最終決定權？在公佈競選宣言之前，政黨領袖難道沒有事先過目一遍嗎？

在最近的民聯大會中，他們提出了女性擁有30%代表權的建議。不過，想到為了讓另外一位男人接管她的國會議席，人民公正黨的女性黨主席必須辭職，並且製造一場補選，這樣的主張還有公信力嗎？

安華要回歸政壇，為何不能由一位民聯男性州務大臣或首席部長辭職來遂其所願？為何這些男性州務大臣或首席部長認為國會不能沒有他們？為何他們不能讓女性政治家或其他新秀在國會施展才華？這反應了大馬政黨的封建男性思維，必須改革。

還有，民聯成員黨何時才願意限制黨魁任期？其他民主國家，甚至馬華都已經執行了這項措施，民聯成員黨怎麼可能比馬華更不如？

活在國陣極權統治下超過50年的大馬人．肯定樂見人民成功將國陣的議席削減。最後，我們終於有了兩線制。兩線制是民權活躍份子自1986年起就主張的轉型機制，並且在90年代他們參政時幾乎達到的目標。

瞭解西方的人知道，英國及美國人多年來都面對了民主黨／共和黨及工黨／保守黨輪流執政的政治馬戲團。

因此，布萊爾首相領導的英國工黨政府，執行了柴契爾夫人的經濟及社會政策，也支持了小布什總統的伊拉克反恐戰爭。美國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在阿富汗執行了比小布什更大的增兵計劃，而同時美國的失業率也在增加。那他們的不同點到底在哪裡？

大馬人要在未來的50年，活在這樣的政治馬戲團中，讓國陣及民聯給我們更多相同的新自由派政策呢？

在2008政治海嘯帶來歡樂後，民眾很快就發現，人民的議程只能通過第三勢力──一個堅持在國會外鼓譟，以滿足人民利益的社會運動來贏取。

擁護國有化的第三勢力
除了政治上的一致性，第三勢力也必須主張讓人民受益，而非對企業友善的經濟及社會政策；一個能讓上班族主宰本身命運，而非只是生產工具的政策；一個工人能對生產及本身生活擁有發言權的民主社會秩序。

現在，不少人同意金融業的自由化，讓跨境投機資本得以製造最近的國際金融危機。在西方，金融危機導致大型金融機構被國有化，這也戳破了金融機構應該由民間擁有，不受監管的迷思。同樣的，所有土地及產業必須由民間控制，也是個新自由派迷思。

因此，這個第三勢力不能接受繼續售賣國家產業及公眾資源的經濟政策。在80年代為新自由派政策開路，將國家功能變成民營的，正是馬哈迪的高壓統治。

第三勢力應該重新奪回我們的公共空間；將主要的生產工具國有化，讓人民能夠通過民主方式控制；讓所有人都享有民權；擴大民主空間，支持本地人、勞工及其他弱勢群體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只有通過民主的方式計劃及控制社會盈餘的分配，我們才能滿足社會各階層的基本需求，讓60%－70%的人口享有更好的生活水準。

這樣，第三勢力才能擁有與國陣或民聯不同的吸引力。

转载自2010年1月6日《东方日报》

两线制VS第三势力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的政局在2009年出现一个微妙的论调，那就是有人鼓吹第三势力插足其中。例如新成立的爱国党；政纲有别于国阵和民联的已存在的社会主义党；近日又有知名学者柯嘉逊在一篇题为《马来西亚政治需要第三势力》的文章中提出第三势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见《太阳报》，29-12-09），因为他认为不论是“国阵可乐”或“民联可乐”都是政治马戏的轮转，只有第三势力能实现民愿，促成经济与社会政策为民所设。他也为第三势力的任务作了扼要的阐述，包括维护公共领域，国有化重要企业和扩大民主乃至抗拒新自由主义等。在他看来，惟其如此，第三势力才显得超群出众。

虽然柯嘉逊没有说明所谓的第三势力是否是一群非政府组织，新的政党或存在于既有的政党之中，但从他的立论来看，他似乎对国阵和民联的组合与施政皆有异议，而其思想偏向于社会主义党的政纲。如果说他所谓的第三势力是一个政治组合的话，那么我们无妨探讨在现阶段，在这个历史性的交接与斗争时期是否是必要的，是否是正确的？

首先自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立国以来，国家的政治从未为两线制提供生存的空间和条件，即使在1957年独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社阵，有意形成两线制与执政的联盟抗争，且在某种形式上与回教党有默契，共同在1959年的大选与联盟争长短，但结果是联盟大胜；回教党与社阵合起来也不足以形成两线制，充其量是“小巫见大巫”的极不平衡的两股势力的斗争。

下来的1969年大选，反对党虽有口头默契，在重要的选区单挑联盟候选人，但它们并没有组成联合阵线；反对党的之所以胜利乃因民心思变所致。不过在“513”悲剧后，联盟轻易的向一盘散沙的反对党下手，终于逐一收编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乃至砂人联党。当1974年联盟正式扩大成国阵时，反对党也缩小至只剩民主行动党在上空呐喊，哪有什么两线制可言？

在没有两线制的选举下，选民只能够稍为壮大反对党声音（主要是在城市地区），完全不能动摇铜墙铁壁的国阵堡垒。直到1990年突又出现“两线制”的倡议。这一回高唱这口号的人是董总的林晃升，他是鉴于行动党与46精神党的合作及后者又与回教党的合作而希望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制造一个新的格局。也是在这一年，柯嘉逊响应了“两线制”，加入行动党成为候选人并一炮而红。遗憾的是，所谓的“两线制”功败垂成，46精神党未能竟大业，只能给巫统不痛不痒的骚扰。

不论在那个时候两线制只是一个梦想，但它相信是柯嘉逊追求的一个不能放弃的理念。未想在1995年大选时，柯嘉逊提名表格失误，丧失竞选资格，从此他与行动党也就分道扬镳。

在离开行动党之后的柯嘉逊投身于人权、教育与环保的工作，也从未忘记他身上流着政治血液。因此常有政论文章及专著出版，对历史和施政大加鞭伐和揭露，俨然已成一方学者之言。

当然，正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也未想到在2008年会有一场政治海啸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按照柯嘉逊的政治思想来演绎，他应是对308大选给予肯定而希望政局为之一新，毕竟他梦寐以求的“两线制”即使备受挑战，也首次立足在大马政治舞台。这种破天荒朝野力量势均力敌的对比，也给许多从政者、学者和时评人一个新的视野进行评价和分析乃至乐见其成。

不过柯嘉逊不作此想，他另有见地的对国阵和民联左右开弓，他质问什么是KPI部长，在全世界的内阁中找得到吗？他当然也质问民联议员为何不筹足人数在国会对预算案投否决票？个中因由，媒体也有报导，不再赘述了。

除了鞭策民联执政的州草率承诺却不能做到还人民第三张票及推动资讯自由法令外，他也揶揄要争取30%妇女参政权的民联为何让旺阿兹莎辞国席而由安华顶上？为何拥有双重身份的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不能辞职给安华参加补选？

柯嘉逊的言辞中显然有挖苦和讽刺之意，但他所说的理由也比较牵强。其一峇东埔国席本来就是安华的，旺阿兹莎不过是代夫出征，时机成熟交还安华显得心安理得和理直气壮，与30%妇女参政权扯不上关系。再说夫妻同在国会也不值得鼓励。

其二安华来自公正党，自然由公正党带头改变（是牺牲也好，都得身先士卒）。正由于安华师出有名，才以巨大多数票胜出。

虽然民联对第三张票的处理方式应受批评，但纵观一年有余政局改观后，基本上马来西亚已朝向两线制的方向发展。这种备受挑战和考验的两线制随时都有被打破的可能而又再回到国阵独大的局面，只要民联之中有一个掉队就会发生变化。

在这种情形下，也就是说当两线制还不能稳定发展的时刻，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让两大阵营在斗争中展现出以民为本的精神？因此无妨给它们最少3至5年的时间作出表现，不要一下子因为甲不好或乙也不见得好就跳出一个丙来，这不仅是对两线制的干扰，而所谓的第三势力也成了两线制的“拦路人”。

即便 两线制的两大阵营都有优缺点，但若能让这两股势力相互牵制和相互较量，对老百姓是利多于弊的。再怎么说，我们应该给两线制一个机会来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而不要一味对两者的否定。说实在的，直到今天为止，即使新成立的爱国党，也暗示它是亲国阵的；而社会主义党也表明它是与民联在一起的，那么柯嘉逊所说的第三势力在此时此刻是否是必要和正确的呢？值得深思与探讨。

刊登于2010年1月7日《东方日报》

华团不能越俎代庖 （跃马扬鞭）

最近以来，坊间出现一股“政治逆流”的声音，那就是参与政府内阁或政府职务的不一定是执政的成员党代表，它可以是非政府组织，社团代表乃至个人等等。换句话说，有人厌倦于政党政治的代表性，索性提出似乎而非的论调。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想法，一旦成为政府采用的先例，那么政党的功能就大大缩小了。这也是对民主政治的“背叛和出卖”。因为执政的一方或说龙头老大可以随心挑一些社团代表组成内阁，反映出“多元种族结构”，也就是“种族平衡”了。这也意味着政党或说华基政党是多余的，而民主选举的实质意义也被典当了。

为什么市面上有如此“妙想天开”的本末倒置的荒谬想法？主要是在308政治海啸后，参与国阵的华基政党败的败，倒的倒，它们在内阁内的地位大不如前，代表性转弱（其实这种说法具有争议性。在308之前，华基政党又何尝有巨大的权威和影响力？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发生政治海啸）；又加上这些政党内部重振乏力（如民政）和乱成一团（如马华），也就促使一些人采取消极的态度否定政党的功能，要求“改变方式”，不一定由政党派代表入阁和参加政府的工作。华团（或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华团）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开马华和民政的捍卫不力，改由华团自行代表华社云云。

但这里马上浮现几个十分矛盾的问题：
1． 我们还需要民主政治吗？我们还要政党竞争吗？我们还需要选举来定胜负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要尊重选举的结果，让反对党（在有些州已成为执政党）也代表人民兑现诺言；也让执政党（国阵仍是中央政府）从挫折中醒悟，正如纳吉所说“即刻表现，全民优先”。
不论是反对党或执政党，所有民间团体和个人都应扮演监督性角色，对不当的举指要大加讨伐和鞭策，而不是叫政党让路，改由民间团体来搞政治，这是乱套和本末倒置。

2． 马来西亚的华团历史少说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没有政党出现的年代，华团多是照顾一方的利益，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在19世纪和20世纪时，英国殖民政府发现整合华团的重要性，因而倡议组织平章会馆（1881年），也就是今日的槟州华人大会堂及中华总商会（1903年），以让华社派代表参与政府事务。但他们所扮演的是咨询间性质的角色，不是决定性的角色。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才带来政治思潮，间接鼓励华人参政和组党，乃有中兴会、同盟会乃至国民党的政治团体。到了30年代之后，马共的组成和国民党继续存在，“证诸”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已告出现。

3． 除开马共之外，在战后（1945年）出现的政党几乎已全面的取代社团和个人的政治角色，如马来亚民主同盟（1945—48），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1945—50）及巫统（1946）和国大党（1946）都成为当时的政治主流之一。

而后1949年有马华公会应运而生（在1953年正式与巫统及国大党和组成联盟）。1950年有激进党（林苍佑为主）及1951年的劳工党相继诞生；也在1951年由巫统分裂出来的有回教党；还有1953年的人民进步党（DR辛尼华沙甘在怡保崛起）；1955年阿末布斯达曼的人民党及1957年与劳工党合组社阵等。转入60年代，又有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196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64年插足大马选举，1966年易名民主行动党）及1968年的民政党（民主联合党加入其中）。它们在1969年的大选中扭转政局。

虽然如此，华社或华团并没有说要取代政党的地位入阁，反而鼓励马华不要退出内阁。这是513悲剧后在70年代开启的政治格局。

4． 就这样从1969年到2009年的整整40年，华人都是在华基政党（或在朝或在野）的斗争中得到一些又失掉一些。在总结失多得少的时候，华人或说城市的选民通过民主的程序要求改变，但改来改去还是政党在发挥作用，华团只能扮演呐喊的角色，不能也无法取而代之，因为它的组成结构缺乏政治理念，而且利益冲突，也只代表某方利益，不以全民为导向，因此完全不适合要求介入政治参与领导。如今竟出现这样的怪论，也反映出华基政党在政府内让华社失望多过希望，它们实有反省的必要。

如果我们认为某个政党不济事,可以在选举中更换政党，但千万不要越俎代庖，以政党自居，还是让政党来决定国运和政运（例如1998年安华跌马后，先组成非政府组织的国民公正运动，但不获准。马哈迪直接挑战安华组党与巫统斗争，因而有了国民公正党的出现。如今已易名为人民公正党，成为民联的主力骨干之一）。

因此华团若要“自告奋勇”成为急先锋，那是未见其利，已见其弊。因为这是对民主政治的否定，也是退回战前以华团代表身份参加政府事务，形同开时代倒车，此议万万行不通。

刊登于2010年1月5日《南洋商报》

子根的伤•民政的痛 （现代春秋）

开年第一件事，我想到的是“子根的伤，民政的痛”。因为自从308政治海啸后，我们仍然看着民政党在伤痛中的无奈与失落，以至不少民政党人不知道他们是应该走或应该留？ 其实，走和留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民政党这个政党还有没有明天？如果民政党未能许党员一个有希望的未来，那这个政党在招兵买马方面将是难上加难的。我好像在308大选后阅及民政党的一些领袖说，民政虽然跌得很痛，但党员不减反增，单在大选后就有逾千人入党。 我不知道这条消息的准确性有多高，但我知道民政在308后一直走不出失败的阴影，即使是民政党的代表大会，也没有令人振奋的消息。换句话说，民政党的领导层一直相信最坏的时刻会过去，最好的日子会再回来。但坏的怎样去，好的怎样来，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久而久之，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也就难免流露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民政党如能增加党员，倒是一个奇迹。若因之失去党员也不稀奇。例如最近因范清渊退党而引发一些党员将民政招牌拆下并准备过档到新党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虽然我们不知道范清渊能拉拢和争取到多少民政党人随他而去，但可以肯定的事，威省一带的民政党的元气也会因退党事件受到一定的打击，即使不是致命的，但也够民政伤痛脑筋。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308前和308后民政的掌门人依然是许子根，他是最清楚民政党走向的人，但他也是最不能够告诉我们未来的民政该怎样翻身？由于这样，民政党人直到今天，还是抱着“守株待兔”的心情，希望“天降甘露”，还民政一片晴朗的天空。但这是现实的吗？大家心知肚明，不必讲得太明白。 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把民政的未来与子根的思想联系起来议论会比较有现实的意义。因为一个党的生命力取决于领袖的胆识与勇气乃至他的思维。因此我们有必要用简单的逻辑分析许子根这个人。在从政之前，他是一位学者，在理大执教。如果他不参政，在学术上肯定有不凡的成就，因为他天生是一个读书人。 我不敢肯定许子根年轻时有否读过马克思的学说或毛泽东思想，也不相信他是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信徒。我宁可相信许子根服膺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改良主义（若说孙中山是革命派，那么康有为与梁启超就是改良派，而许子根可以归纳为后者。因此他没有孙中山那破釜沉舟的激情，但有康有为的保守一面）。他希望在体制下进行有限的改变，这也是他为什么在1982年选择加入民政而不是行动党，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决定了行动。也由于他具有改良的思想（通过内部改革），一个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应运而生。 姑不论是否是董教总所提或郭洙镇所提，它确实符合许子根的“政治思想”。 有了这个依据后，许子根开展他的政治旅程，虽非一帆风顺，但也确实在1990年让他一展抱负，成为第三任槟州首席部长。在一连三届（1995、1999及2004）的大选不辱使命下，许子根已俨然地成为这个体制的捍卫者和守卫者。在他治理下的槟州，备受争议的是巫统施展的政治压力使他一退再退，退到尊严被伤害而不知觉，倒是槟州的子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一举的改朝换代。 本来308的政治决斗已分出胜负：要么许子根全面引退政坛，要么许子根再战江湖，结果他选择的是后者。但他不是用全新的思维带领民政走出悲情，而是沿用旧思维与老方法在原体制内寻求民政的栖身之所。正如康有为相信光绪皇帝是有所作为，而他也能一展身手。不知道许子根在后来被委任为首相署部长，来管部长的KPI是否是已一展专才？可是在外人看来是“贴错门神”的安排。民政要的不是政府的KPI，而是国阵能给民政多少个KPI？许子根的部长职应用在有助民政重整雄风的地方，不是老是站在首相后面指指点点（不是指点江山）。就此来说，许子根升官后并没有给民政加分，恰恰相反，不久前又被已“减刑”的阿末依斯迈奚落一番。虽然首相喊停，但巫统服吗？民政党敢怒吼和行动吗？这些都看在人民的眼里。一句话，民政也真是太“厚道”（或说投鼠忌器）了，没有正视问题的症结。它不能因首相说不要再议论就不当一回事，至少许子根应向纳吉要回一个公道，还民政党一个尊严。如果许子根还是满足于现状，还是要当现代的康有为，他将会发现民政的路越走越窄，除非他能够促使巫统对国阵重新洗牌，摆正联合政府的定位，否则民政的未来日子还会受巫统的气，也不时会被槟州巫统揶揄。这样的结和怨，许子根不是不知道，可能他认为纳吉会保住民政，所以要求党员稍安勿燥，但纳吉保的了一时，也保不了一世。民政的前途不是系于纳吉的施恩，而是许子根需要在康有为精神与孙中山精神之间择其一而行之。否则许子根这一路伤下去就是民政的痛了。 刊登于2010年1月4日《光华日报》

民联成也安华败也安华 （元旦特稿）

2009年对民联的组合是严峻的挑战。这个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急切诞生的政治产儿，不但是从天而降的奇迹，也是未曾有过的和平政治革命。

当民联（人民联盟）在大选后的一周内成立起来的时候，一个明确的共主也同时出现。这意味着安华依布拉欣正式重回政治舞台。虽然与他在10年以前的无限风光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但能在跌倒10年后又再爬起来的政治人物，要数安华为第一人。

犹记得1999年大选时，安华也是在匆忙之间团结了回教党与行动党和他领导的国民公正党连成一线，，组成所谓“反阵”（反对党阵线）以一对一的方式和国阵决战。当时领导国阵的仍是一手扶起安华又一手把他踩在地上的马哈迪，而安华则在牢狱中遥控反对党。虽然未能确定反对党会脱颖而出，但三党联盟同意一旦胜出，安华就是“反阵”的实权领袖和国家的领导人（首相）。
可惜那一年的大选，回教党是大赢家；公正党勉强立足政坛；行动党有退无进，也就使到反对党阵线出现磨擦，后来导致分道扬镳，所谓出现两线制还是遥远的梦（两线制是1990年董总林晃升所鼓吹的政治理念，但功败垂成）。

2004年大选，反对党更是一盘散沙和自相残杀，结果是一退再退，退到公正党只剩下最后一根稻草（只保存峇东埔国席）。至此没有人再看好公正党，也没有人再对反对党阵线存有信心，但只有一个人绝不死心也不灰心，他就是在2004年大选后半年被释放的安华依布拉欣。

他依然扛着“烈火莫熄”的旗帜在呐喊和挥舞，但与他共鸣的人潮已大不如前，那个在1998年在吉隆坡的10万人大集会力廷安华的空前场面已不复见。

换句话说，出狱后的安华虽然在国外的日子比在国内为多，也不是十分落寞，但用斯人独憔悴来形容当时的安华政治生活是十分恰当的。行动党对他的整合有所保留；回教党也不是十分认真但也算给足安华面子，让他有最后的机会再战江湖。就在彼此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下，他们迎战了2008年的大选。讵料战绩格外标青，一举拿下5个州政权，又震撼了中央政府。此时安华的意气风发的形象，在一时之间深入人心，大家都翘起颈项在张望安华下来有什么大动作。果然不出所料，安华借东马政局喊出了“916变天”说。这个变天的声音从2008年的5月一直喊到9月，最终被国阵拦阻下来。安华变天不成，倒造就他又重新回到国会。不过，他在峇东埔补选（同年8月）的大胜利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惊喜，因为在此之前他又被卷入鸡奸疑云（如今案件已进入法律程序）；而不幸的，他的两名吡叻同僚（行政议员）贾马鲁丁和莫哈末奥斯曼也涉及贪污议案，整个案情扑朔迷离下，预示着政治的变动随时发生。

转入2009年初（农历年前夕），先是公正党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它接纳了来自巫统的州议员纳沙鲁丁的过档，以为政权得以进一步巩固。岂知一个转身，在今年2月4日时，吡州政权宣告再变天，这一回是民联的两名涉贪污案的议员退党，再加入许月凤退出行动党。于是吡州政权在一天内易手。

虽然国阵在政治上让民联摔了一大跤，但吡叻从此陷入多事之秋，对民联和国阵绝非好事。民联虽失去政权，却在时局逼迫下制造出一位政治明星，他就是民联（回教党）的州务大臣尼查，他也在武吉干冬国席补选中胜出。

由此可见，国阵虽失而复得吡州政权，但日子并不好过，整个国阵的结构也反映出它的失衡与失调（俱是巫统议员，马华只得一人，民政与国大党归零）。

反过来，它对民联也未尝不是一个教训。从一方面讲，原本出现裂痕的吡州民联政府，因为变天，让它们又重新整合。这对民联的强化和巩固也起了正面作用；尤其对回教党而言，它也看到了吡叻州对回教党的重要性，这可从今年回教党大会对尼查的支持和对吡州民联的支持看得出来。

当然民联痛失吡州政权也与其议员素质有关，而面对最多责难的是行动党的许月凤。她是308后第一个也是直到今天为止的唯一的“背叛”的行动党议员。有人认为她的背叛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没有她的临门一脚，吡州是不会说变就变的。事实是否如此，留待历史来解开此谜。

其实，在民联三党的组合中最有问题和最让人操心的是公正党的议员。除开吡叻州两人的背叛之外，在今年辞职制造补选的公正党议员尚有槟州本南地议员法鲁斯（他的位置已被公正党的曼梳取代且出任第一副首席部长）及吉打的行政议员阿鲁姆甘（他的空缺被公正党的马尼古玛取代），还有公正党的另一行政议员莫哈末拉兹也在今年辞职，改由公正党的陈思年递补。

在雪州则曾闹出黄洁冰裸照风波及巴生港口议员峇鲁哈山的退党；更有所谓在砂州加入公正党不久的州议员格贝尔又加盟爱国党。凡此种种给民联；尤其是公正党带来巨大的压力。

安华在较早时也已意识到危机若不及时处理，恐怕会越闹越大。因而他在今年3月纪念308一周年时，适时对本身进行了反省，也要求公正党议员身体力行，对党和对人民负责，如果要离去，可尽早离去。因为他知道刚崛起的公正党面对良莠不齐的党员在所难免，也有不少来自巫统的党员，仍然拥有过去的思维，任何的风吹草动，自然会想到“回家这条路”。例如与安华一度称兄道弟的依占不是已经回家了吗？

安华认为强化党员和议员的责任感主要从思想着手。因此他在新一轮的战略中提出防卫战略，以一改去年“916”的主动出击战略。他提出马六甲王朝的宰相冬吡叻来挺尼查州务大臣的抗争行动；而与此同时，他又引用英国政治学家艾蒙布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学说来强化他的抗争战略。已故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十分推崇布克的学说。他被认为一生中对专制的反抗和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妥协的。虽然他看来是个保守主义者，但也被称颂为提倡自由的先驱。

由于安华在过去10年的不断抗争的精神和在思想上的提升，企图在马来西亚引进中间偏左的路线，力图提升回教徒的思想，因而使得他在今年12月被美国著名的权威杂志《外交政策》纳入100名思想家的行列中。入选理由是安华“刺激穆斯林世界拥抱民主”。

如果这种说法站得住脚，那说明了回教世界也是热爱民主摈弃专制和独裁的。308大选的成绩反映出马来西亚的民主已告成熟和接受通过投票改变政权的和平转移。安华被认为已改变回教党接受其开明的思想，不再对公正党内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加以排斥（2004年聂阿兹就反对公正党的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到吉兰丹参加国席选举，因他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被认为不符回教党路线），进而尊重人权和民主。在这方面，安华提出的“人民主权”就是试图在思想上引进新的思维，这与回教徒拥抱民主是相一致的。

正因为安华又要为官司操心，公正党内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再益依布拉欣（前国阵法律部长）也就被分配策划未来的民联走向。他提出民联的大集会（12月19日）和新的标志乃至准备将民联注册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若能成事，意味着回教党将会有思维上的转变来顺应民主政治的需求。但不论再益或尼查，他们都尚未具备取代安华的条件，因此民联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华的政运与战略的应用。

只要公正党调理好其内部矛盾和斗争，例如对东马两州的协商性折衷，让杰菲里吉丁岸成为实权领袖虽非完美，也算是可行的方案。唯有安定东马政局，民联才有望大突破。

现在看来，回教党与行动党加入民联大家庭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安华如何主导和拿捏，不致迷失方向。

无论如何，它的对手当然是国阵。国阵并不能轻视民联的回应，但又不能苟同两线制已经扎根。因此在下来的斗争将会集中在两大阵营内的各自洗牌。如果公正党不稳定，就会影响民联的组合；反之如果巫统继续掌控国阵，那国阵就会相安无事，马华的内斗不会也不可能改变巫统的既定政策。换句话说，巫统将会以其整合团队来抵消民联的攻势，乃至让民联内部分化与风波不断来达致瓦解民联的目的。这就是当下民联最大的隐忧和最大的挑战，安华焉能掉以轻心？新的一年，对民联来说是新的希望也是新的考验。

刊登于2010年1月1日《中国报》

吡叻是政治金像奖大赢家 （天下纵横）

上周《号外周报》记者邀我针对“一个大马金像奖”发表一点意见。我从邮件中看到《号外》所提出琳琅满目的“政治奥斯卡”的选择题也真是在搞笑中带有创意，但这种“博君一笑”的创意也带出一个大问题和值得我们深思的严肃问题。

我之所以把“吡叻变天”当成头等大事来处理，那是因为吡叻州的历史性微妙政局给马来西亚的民主带出许多的变数与遐想。

从历史上来看，吡叻州在政治是属于敏感地区。当1930年马共成立后，吡叻就是它的主力活跃区和大本营，势力深入民间。因此当1948年英军宣布紧急状态，将华人赶入集中营时，吡叻州的华人是首当其冲的。

还有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的两个月内（10月），一个势力强大的马来政党，取名为马来国民党或称为马来民族党的，就是在吡叻州成立起来。这个政党的主席在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的布哈鲁丁，其他领导人有后来成立人民党的布斯达曼及后来成为劳工党主席的伊萨，可见它是一个结合马来左翼精英的政党，也高举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旗帜，不容于英军政府，乃在1950年被查封。

就在马来国民党被吊销后，吡叻州在1953年又成立一个新政党，那就是DR和SP辛尼华沙甘兄弟创组的人民进步党。这个政党在怡保落地生根后，于1969年的大选在吡叻州异军突起，且在后来加入国阵成为执政党的一员。但不幸在1974年大选栽筋斗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因为人民进步党走错一步棋，没有在吡州成为主导力量，反而被国阵收编，以致失掉民心。而新崛起民主行动党俨然成为进步党的取代者，更在后来与马华及民政争地盘。可怜的进步党的选区也因此被马华和民政瓜分，到最后进步党要“抢回”选区都不得要领。政治的现实就是告诉任何的政党：一旦失去人民的支持，则这个政党就没有政治筹码了。

即便如此，人民进步党直到今天还是俟在国阵内求生存，仰人鼻息，也真难受。

来到2008年的大选，民政几乎成了人民进步党的“翻版”，跌得痛也伤痕累累，在吡州没有任何州议席，国席还是巫统借给的（陈莲花的玲珑国席）。马华幸亏还保有一个州议席，马汉顺也因此成为吡州变天的唯一华人行政议员。

即使如此，吡叻州在今年2月再变天，政权回归国阵后，仍然理不出一个平和的头绪来，光是官司就打得没完没了，开州议会也不大像话，怕东怕西，草草走过场。

再者，整个州政府的组成也告失衡。虽然民政及国大党有领袖出任顾问职，但这与担任行政议员有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

尽管吡州的政权回归已成为事实，但人心的浮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头的变数饱含对民主的挑战和考验，因此是政治头等大事。而在这大事中牵涉的人和事都具有下列的排阵：

最佳影片——吡州变天
最佳男主角——尼查（原民联州务大臣）
最佳女主角——许月凤（原行动党副议长），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佳男配角——马汉顺（马华唯一的州行政议员）。他以非主角的身份面对民联议员的政治围攻乃至围剿，显得孤军作战。

最佳女配角——王赛芝（她是马华吡州大姐，虽不是民选议员，但幸运地先成为上议员，在2009年内阁改组跃升为副部长，风光无限，也给变天的吡叻带来万绿丛中一点红。虽然吡州变天与她无关，但她也有被批评的表现，那就是护主底下，有时言论变得与逻辑打架，读了也不知怎样理解。比如她认为马华不一定要重选，和气团结不是很好吗？但问题是这样能化解矛盾和僵局吗？王赛芝在马华党争上的表现当选最佳女配角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马华党争与吡州变天相比的话，还是后者涉及国家议题，前者则是辅助性课题。

至于最佳导演——大家都知道是巫统的领袖，他们成功地拉拢三名民联议员转向支持国阵而成功变天。也许他们下来会有新的动作也说不定，不论是重选或局部选或不再选，也还得由这位导演来决定。

由此可见，吡叻州的政治气氛是最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的，把最多的政治奖项颁给吡叻州应该是受之无愧的。这是我的题外话，算是对“金像奖”的一点补充。

刊登于2010年1月4日《号外周报》第4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