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蔡细历会胜出？—“救人论”压倒“救党论”

马华公会的重选几乎是党员和外界的强烈要求，因为这是去年双十特大后留下的僵局，把马华从两派化成三派，而且越陷越乱。如果不重选，马华将因之斗个没完没了，最后把整个党也斗垮了（黄家定就有这种论调）。结果在3月初蔡细历派加入中委辞职行列促成重选后，马华顿然呈现一派“新气象”，各派各系又活了起来，忙于招兵买马。

最出人意表的是前任总会长黄家定的复出，使到马华的内讧进一步复杂化。他基本上是代表元老一方来救党的，虽然他否认他是“救世主”，但今日的马华百病丛生，伤痕累累，也真是需要一位真命天子来打救。既然连黄家定已不敢以救世主自居，那么翁诗杰与蔡细历更加不敢打出救党的旗号。他们两人一正一署的在马华当权派内，也实在不能承认“党需要救”，否则就是等于承认无能。

在这种情势下，马华的三分天下已告确立，除黄家定否认他是过渡时期的总会长外，巧妙的是翁诗杰要求多一年时间来“完成”改革，而蔡细历也只要求能当选这一届的总会长（任期剩一年半），他不要求做部长。这就是说，马华公会的老大争夺战是各怀心思和各有算盘的，也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妥协和退让，也只好在提名上见高低了。

但是今天的结果是黄家定预想不到的，他一心救党反而被认为是来搞局，更被敌对一方指为企图复辟“黄氏王朝”，为黄家泉以后上位铺路。于是高调回流救党的黄家定在左右夹攻下（翁派和蔡派并不欢迎和接受已退休的领袖再战江湖），后劲显得招架乏力。

他之所以复出是由两个重要的因素促成的：其一是廖中莱派需要师父重出江湖，要不然将会陷入群龙无首而迟早被翁蔡派收编。倘若等到廖中莱自成一方已是太迟了，当下他们不能没有共主。其二是一些元老力劝他东山再起，反正他是因308政治海啸自我下台的，不时被推翻的，回来救党会显得更加名正言顺。

经考虑和评估内外的局势后，黄家定认定他出山的最好时机（目前又是国会议员在身，随时可以出任部长），也就宣布“我回来了”。

虽然明知他是廖派的老大，但他并没有打出这样的旗号，而是要以个人的声望和力量来震撼和影响党代表的投票意向。他相信而且也不可否认的他仍有铁定的势力在马华党内，加上廖派的结合，将极可能破茧而出；确切地说，是胜利在望的“翻身战”，因为他是为救党而来，不是为个人而来。

但中央代表领情吗？不见得，他们之中有900到1000票是蔡细历的“铁票”，纵然蔡细历因性爱光碟片受“道德指责”，他们还是义无反顾，而且不假思索地支持蔡细历的政治地位，更何况在他们看来他所犯的是“男人都会犯上的错误”，只是蔡不幸和不小心被逮个正着，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然这些死硬派之所以努力捍卫蔡细历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是出于对蔡细历的“仗义”而打出感情牌、同情牌和人情牌。这种三合一的基本票可在蔡细历于2008年党选中脱颖而出选署理总会长及2009年双十特大中获得平反窥见。这些中央代表肯定在今次的重选中给他同样的支持，蔡细历就是凭着一股“打死不散”的力量坚持不退下（即使林亚礼呼唤也于事无补）也是预料之中。

这也意味着这铁票是为“救人”而来，他们倒不以为是“救党”而来（在他们看来党就是这样，有什么好救？）。当蔡细历将事件“一分为二（救党与救人（救蔡细历的政途）是两码事）时，黄家定则将之“二合为一”（救党的同时也要适当的人上位），两种不同策略的斗争也因之浮上台面，但黄家定的失策在与廖派的配合并不密切，力量也分散，以致显得黄家定在做个人的努力，后劲显得力不从心既没有很好发挥团队的精神；反之蔡细历不断地打出团队牌（虽然其阵容不大），而且也以被压迫者的形象出击，自然博得同情票。

在这方面，翁诗杰原本是最不能接受蔡细历的道德缺陷，他认为蔡犯上的错误，要自己买单，不应让党来买单，也就打出道德牌，将蔡与党又是二合为一的战略来对付蔡；而蔡则巧妙地将其个人行为与党誉划分开来变成一分为二，既党是党，蔡是蔡，蔡的犯错（已认错）不应说成连累党，和使党沾上污点。

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同意蔡的政治与私德切割论，包括翁派与廖派。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初时会联手来应对蔡的反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黄派也是不置可否地要蔡为自己的过失负上责任和后果。

没想到翁的狠狠出手不但未置蔡于死地，他反而“死里翻身”地再站起来，成为翁不得不争取和团结的对象。这样一来，政治也就乱套了。翁配蔡变成“政治大笑柄”后；又来了个廖逼宫的政治戏码，也被形容为马华高层的“窝里反”的政治闹剧。

如果不加以制止，这政治闹剧是没完没了，也授人以柄。在此关键时刻，蔡派的辞职促成重选可谓是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抉择。他逼翁诗杰不得不面对重选，因为算来算去，翁派是脆弱的环节，不易整合来吃掉蔡派；而廖派军中无大将，尚不足构成威胁，也就认定马华的未来是“蔡家的天下”。

就这么样，蔡细历认定即可促成重选的造王者，又在重选中成为王者，将所有的荣誉归诸一身，何乐而不为？

他当然没有绝对的把握，但只要翁廖（或加上黄）不联手，他就没有退却的理由，而且他也认为翁黄分散力量下，将抵不过他的铁票，事实证明他是押对了。

翁诗杰的失败是他的一贯独行作风造成的，他不喜欢打团队牌，但又不能没有团队，也就打出一个不完整的队伍，靠时机取胜。这在某些时刻管用，但在这次三角战中却不管用。

如果翁黄联手，蔡将不敌而失手。问题是翁黄本一家，如今分了家，也就让蔡细历越级而上，但马华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不明朗的时代。

他们三人之间的恩怨不会因党选后划上句号。恰恰相反，因为各有力量，又手握王牌（胜利者担心失败者退党），也就使到新任会长蔡细历要用十二分精神来应对一大堆的矛盾事。如果党选过后不是整合的开始，那么希望也不会是马华分裂的开始，谁知道呢？关键在于新总会长要如何包装自己和如何塑造马华重新上路，迎向困难重重的压力和挑战？

刊登于2010年3月30日《光华日报》

第三张票成为政治游戏 （跃马扬鞭）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本月初高调地宣布他已于3月4日致函选举委员会，要求和促请选委会安排槟州两个市政局的选举，也就是还人民第三张票。这是民主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在其竞选宣言中所作的承诺。

由于行动党成立以来（1966年）未曾在一个州或参与联合政府执政，因此它也没有办法想象上台执政是怎么一回事，也尚未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针对地方选举提呈或公布完整的报告书。未想308的政治海啸把行动党送上槟雪两州的执政舞台，开始了它的联合执政之路。

在千头万绪下，由民联控制的槟雪两州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对地方政府只能按法令的规定进行改组市主席或市议员，由国阵改成民联执政，其他机制照旧不变。这就是说，民联控制州政府后也就等于控制其州内的所有地方议会了。

在过去两年来，民联也按照国阵的模式，由三个成员党获得分配的议席组成地方议会。其中的一项改变是委任少数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出任市议员，但这不是首创。在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修正后，林苍祐就曾委任非政府组织的人出任市议员，数年之后，被认为效果不大，也未达成所谓的“民主化的目的”，国阵政府干脆委任政党人物出任市议员。久而久之，所有的地方议会已成为州政府“犒赏”政党人士或培养未来代议士的温床。就拿槟州来说，担任过市议员而后出人头地的有丁福南、邓章耀、李家全及林武灿等人。行动党在过去两年来似乎继承了国阵留下的“政治资产”。

不过，这对行动党来说已逐渐成为“政治负资产”，因为非政府组织及社会运动份子时不时抨击槟州政府“食言”，未兑现第三张选票。在这种压力下，林冠英已不能无动于衷，也就趁压力还未爆发时，将这粒球踢给选委会，希望以此来解围和“还权于民”。

选委会的回应也是预料中事，其主席阿都亚兹于3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71条规定，选委会不能在槟城和雪兰莪进行地方议会选举，因为在法令下有关地方政府选举已被取消（1965年政府先冻结地方议会选举，表面理由是因马印（尼）对抗，实则是预防和控制反对党坐大。1976年又再修正法令允许议会合并及委任议员）。

不过，阿都亚兹指出，槟城及雪州政府可以向地方政府全国理事会提出此议，一旦获得通过，那可以进行修改条文。换句话说，除非条文被修改，不然选委会是不能主持选举的。

由于地方政府全国理事会是由国阵所控制的，自然不可能接纳槟雪的建议。这样一来，所谓第三张票在当下的法令下，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这方面，槟州政府自然不会保持沉默，一个以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为首的“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律师智囊团”已告成立，以便向槟州政府作出忠告，是否另有途经搞地方民主？这意味着林冠英已把这个争议性的课题提升到法律观点的争执。有人主张闹上法庭，寻求法官的诠释。但我们不以为槟雪州政府会因选委会的答复而启动法庭程序，毕竟通过法庭来争辩是熬年费月的，甚至来到下一届大选也仍然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因此与其在法庭见真章，不如打一场政治波来得更有效。

所谓的政治波是民联，主要是行动党不断地向国阵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国会能辩论这个课题，即使投票失败，民联也收到宣传效果。这就是一场无止境的政治游戏。

虽然有人主张民联执政下的槟城和雪州，不妨自我采取民主化的挑选议员，才补上委任状。例如有人认为仿效通过投票选村长的办法来选议员和主席，但这么大件事不具法律依据，恐怕未推行已被阻止；再说这样的选举若缺乏国阵奉陪，而是民联自玩戏码，又怎样展示民主呢？我们不要忘记，不论是国选、州选或地方选举都要有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参与。若没有了这样的竞争，地方政府的选举的意义在哪里？谁来主持选举？这对民主有好处吗？还是陷民主为执政党涂脂抹粉的工具？

坦白说，当民主行动党成立的时候，我国已在前一年（1965年）停止地方议会选举，因此它对地方议会的操作也是没有经验的，只是凭民主的信念提出还人民第三张票，但没想到阻力重重，不是像想象中的简单。除非得到国会通过修法，否则还是没完没了的。这就是陷入进退维谷的林冠英不得不向选委会发难的因由，一场口舌之战和迈向布城之争就这样拉开战幔了。

刊登于2010年3月29日《南洋商报》

党选过后来解读《出师表》（现代春秋）

当马华公会在去年的双十特大后陷入乱局时，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重选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不重选将无从打开僵局，而且派系斗争会越陷越深。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翁诗杰在失手后曾建议再开特大来解散中委会，好像没有得到热烈的回应；蔡细历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不是这样的。 它变成翁蔡联手搞团结方案，孤立了廖派在中委会中成了少数派。三股势力的斗争使到马华乱成一团。这个时候，廖派坚决主张重选来化解危机；翁派已不大热衷了；蔡派既不急也不否定，似乎认为需要时间来消化双十特大留下的后遗症。到了今年3月，蔡细历果然率其派系与廖派联手，一举促成重选，才有今日马华通过重选定乾坤。 但马华重选之后是否就能解决了危机？没有人敢出面担保，还要看新舵主和新领导层如何运筹帷幄，化干戈为玉帛。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三派领袖都有他们的出师表，如果胜利的一方能够兼收兼蓄，也不失为一个缓和紧张的办法。 比如重新投入政治漩涡的黄家定是最高调开展他的新旅程，他的《出师表》明显地表达出“不忍心看到党继续沉沦”，所以“需要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团队精神”。为此他提出了①全面修改党章，加强党内民主化和透明度；②恢复和加强党章的良好监管；③加强与华团、非政府组织及宗教团体的交流；④发扬一个马来西亚精神，确保公平施政；⑤以民为本，打造新形势及⑥推动教育，栽培优秀新生代。 翁诗杰的《出师表》则是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他的未来使命，触及的课题是国家性的和广泛性的，例如5个党关键绩效领域为：①创立《一个大马社区联盟基金会》，扶贫济困；②胸怀社会联系；③打造良政，力求透明及肃贪；④扩大党民主参与制，贯彻总会长直选及⑤开动党章选机制，全力奋战大选。 配合他的主题《马华党内转型计划》，翁诗杰响应了首相纳吉的政府转型计划的推动，希望马华能有一番作为。 至于蔡细历的《出师表》是比较简单和一目了然的，他提出《振兴马华新团队精神；像蚂蚁般坚毅、勤敏、合群》。他认为透过蚂蚁的体会，将马华的生存之道归纳为4点：①海纳百川；②国家至上；③正大光明；④无私奉献。 蔡细历有针对他的4大主张作出解释，其中涉及马华党章问题；要允许《星报》拥有编采自主权及防止党内任何领袖或党员贪污腐化。 从他们的《出师表》中，虽然我们看不到“革命性”的言论，但也从中看到他们都有注意到马华所应做的事。因此不论谁人掌权，他都需要关注几个大课题：①黄家定的全面修改党章，加强党内民主化和透明度；②翁诗杰的扩大党民主，贯彻总会长直选及打造良政，力求肃贪；③蔡细历的海纳百川及无私奉献都包含民主在里头。 这就是说，马华需要民主化和集体化，而要做到这点，总会长及重要党职的直选是一大突破，有需要力促实现，要不然马华将会继续的面对无休止的派系严重斗争。一旦直选全面打开，民主政治自然建立起来，辅以早前总会长不逾9年的任期，马华就不会再被指责是总会长独揽大权或只受到二千多名代表左右未来。 虽然他们的《出师表》言之有物，但无可否认的他们都没有针对国阵的机制改革和改善提出建议和坚持，而恰恰这点是最重要的。马华公会遭遇308政治海啸的打击，就是被选民认为抗拒霸权政治不力，如今马华若未能在适当的时机饶以大义，使到国阵不再滑出本位，否则那是一错再错的。 正由于马华忙于内斗以致无暇面对外来的压力和冲击，甚至包括国阵要打开门户，马华也只能监督尚未能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这对要打翻身仗的马华来说，无疑是一道要攻克的障碍。 因此新的领导层除了将各派的主张融会贯通，及将各派人马纳入主流外，它还要在国阵扮演较为强势的角色，否则勇于内斗或仍在原地踏步，那就神仙也难有作为了。 刊登于2010年3月29日《光华日报》

老大之争是关键战

马华公会的重选已拉开序幕，总共有101人提名角逐各职，这在马华党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尤其是第一次有三个人争做老大。在过去顶多是两个人争雄，例如1958年的林苍祐挑战创党会长陈祯禄而胜出；又如1977年党选时李三春遭遇寂寂无闻的陈国良捣局只属小刀锯大树。但在1979年的党魁之战则是马华创党以来第二次最有看头的一役。这是一场两角战，即身为署理总会长的曾永森直挑李三春总会长，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华社也介入其中，战情之激烈从未有过，舆论几乎倒向曾永森，广告战也是曾永森占优势。开票结果竟是李三春胜出。就这样秋后算账的事发生了，并导致曾永森于1981年率党员过档民政党。换句话说，马华因党选而真正的决裂，民政也趁势坐大。直到1987年曾永森在民政挑战老大林敬益不果后，才又悄悄地回到马华，不过马华与民政的势不两立则是华基政党分裂的标志。

在这之后，马华的另一场龙头大战是1985年的梁维泮对陈群川，这也是党争逼出来的结果。由于形式一面倒，没有曾永森斗李三春那样的高潮迭起和精彩连连，却折腾得马华元气大伤。

当1986年陈群川因犯案辞职换上林良实掌握实权之后，马华基本上停止了龙头之战，林良实也连连蝉联担任老大到2003年退位，前后共达17年，是马华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总会长，也是没有对手的总会长。

当黄家定于2003年接位而在2005年党选时，虽面对蔡锐明的拦路，但蔡已失部长职，不具优势与黄家定争天下而败下阵来。

来到2008年党选，黄家定决定下车（为大选失利请罪），给了翁诗杰登船的船票，即便蔡锐明试图再搏运气，也没有条件可言（他也因之在2009年加盟公正党），不敌气势如虹的翁诗杰。

讵料党选后的马华公会，不但没有整合，反而泡制了一个批判运动，把当选署理总会长的蔡细历排斥在主流外；更在后期形成一个“公审大会”，将住蔡细历团团围住，使他哭笑不得，才有了双十特大的召开为他“平反”。

蔡细历在黄家定主政的年代因性爱光碟片跌马后，他和黄家定的关系已越行越远，不得不挂冠而去。

没想到蔡细历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在因势利导下在2008年的党选中东山再起，成为翁的第二把交椅的人，间接上是黄家定的下台提供蔡复出的机会。可是翁蔡两人无法四眼交流，也就不可避免地加速两人的矛盾。

从表明上来看，翁诗杰与黄家定有共同的“道德观”，自然不会扶蔡细历一把，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蔡细历居然能“卷土重来”，实在非池中物。

如果可以归纳的话，黄翁原是同一阵线的，蔡是另一阵线的。可不知怎么搞的，在双十特大后，竟变成翁蔡联手搞团结掌控马华整局，逼使廖派起来“革命”，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当然在翁派掌实权下，它不急于重选是情有可原的；但对蔡派来说，僵持不下毕竟不是个办法，迟早会给翁派扭转劣势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就是说，在预见变化已经到来的时刻，蔡派的及时辞职造成重选也是一步高棋和险棋。高棋是抓住时机，将主动权移向蔡派；险棋是这样的苦心安排下，没想到是前老大黄家定杀一记回马枪，对蔡细历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原本是各安其位的巨头竟因党争从同志变成今日的冤家路窄，共同争一张龙椅，不仅让人大跌眼镜，也显现马华正面对一个未可预知和极不稳定的将来。

说实在的，整个马华党选还是以龙头之战最为重要，胜者将成为新的造王者，其他当选的副手和委员，要么都是总会长的人或靠向总会长；如果不是的话，在派系斗争下，就会有暗流汹涌的各拥山头。

这就是说当老大之战未能明显浮现谁将脱颖而出时，老二位置之战已非关键性了，焦点还是集中在老大这一仗。

至于副总会长，也只有在会长和署理不能操作党务时，他们才显得重要，因此副总会长的多角战也非关键之战。今日有10人争4把椅子，也是创纪录的。倒是中委会比较重要，因为一个政党靠的是中委的多数票倒向当权派。如果总会长缺少中委的支持，他是寸步难移的。因此总会长寻求一个归他领导的队伍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一切会乱套，又会回到双十特大后的乱局。

整整50年来，每一次的斗争都是为“救党”而来。救了之后，又是斗争。就不知这一次如何收场和整合？

刊登于2010年3月28日《东方日报》

“救党”的双重任务 （天下纵横）

马华公会因为党争引发的后果是转移了另一面的斗争焦点，几乎又回过头来集中强调解决党内的危机为当务之急，否则马华不保。黄家定的《出师表》就是摆明救党而来；蔡细历也认为他促成重选也是为了救党；翁诗杰则打出改革尚未成功，他要加倍努力，同样是以党为重。至于廖中莱派系不断地催促还党诚信，也是针对翁诗杰而来。这就是说，马华的所有派系都打着“救党”的旗帜，可是有谁告诉我们是谁造成党的危机？只有黄家定说马华因个人利益之争才造成今日的危机。若是这样，是否只要消除个人利益之争，危机也自然会消失？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因此我们还得分辨怎样做才是“救党”，而那样做是“害党”的？这似乎是没有一个标准，例如当黄家定说他不得不挺身而出来挽救党免于瓦解时，蔡细历则不予认同，也形容是添乱；更有一个“倒黄”队伍重新复活起来，并明显挺蔡。

由此来看，不同的派系对“马华有难”是有不同的诠释。比如在翁诗杰派看来，马华并没有其他派系所形容这么糟，只是目前因人事斗争影响了党务的推动，还不至于瘫痪整个党。

不过，不论你喜欢与否，今天的马华确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原本寄望于新舵主翁诗杰在党选后带领马华走出病房，重新振作起来。讵料新领导层起内讧，斗个光刀剑影，竟把正事给搁置一边。所谓正事是马华在308政治海啸后不断地疾呼改革国阵，结束政治霸权，尊重友党的角色和尊严。一句话就是要争取“还我马华尊严”这等头号大事。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在2008年308之后，当时还是总会长的黄家定也语重心长地提出这个和那个的改革，更希望他的接班人能扫除马华一身的霉气。

可惜的是马华的新领导层的貌合神离终于自我设陷，不但没有整合各路人马，反而甫告尘埃落定（选后），后院又告起火。翁诗杰与蔡细历的斗争不断升级下，他们都把焦点移向党内，忽略了或无暇顾及国阵在巫统的领导下正准备改弦易辙，希望能收容非政府组织进来及设立国阵直接党员制。

如果巫统吸取1969年的教训，将联盟扩大成国阵而严重地伤害了马华的尊严，那么308后巫统再一次将国阵洗牌，也是极有可能的事。在这种形势下，马华中委虽有关注其不利走势，但也因党争加剧，未能有效地向巫统传达意见（应有专人草拟备忘录，莫让国阵变质后成为被架空的机制，而权力又集中在一个政党身上），也是不健康的做法。

马华既是国阵成员之一，又坚持留在国阵，它的任务应是双管齐下，不能偏废其一。既要安内，遏制内斗和分裂，也要干预国阵滑出正轨，认真落实这是一个联合政府，不是一党当政。

但是如果马华只顾安内，希望通过重选平息党争，也是不能全面化解马华的危机，因为马华的危机不是来自内部的决裂和腐化，而是外部的冲击和牵制使到马华在308大选中不能挺直腰板捍卫民族权益，以致输得不清不楚。黄家定对此有深刻的教训。

不论是谁出掌马华，他要做的两件大事是既要安内（整合团结），也要攘外，阻止外来的决策不断冲击马华，否则他的“救党”是事倍功半的。这就是马华重选的重要意义，而新选出的领导人，更是任重道远。

刊登于2010年3月29日《号外周报》

马华三巨头的微妙关系 （直挂云帆）

马华公会终于上演史无前例的三人同时争夺龙头老大，而且不可否认的它确实是一场让人难以消受的“兄弟阋墙”的世纪大战。我们先别下定论，谁才是真命天子。不妨回顾他们三人的政治关系也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至少让我们看到他们非同一股的关系引来非同一般的斗争来了结恩怨。

例如出山的前老大黄家定是在2003年不必经过激烈竞争而在协商下顺利的且幸运地当上舵主，令许多党内外人士称羡不已，包括后来出任副总会长暨卫生部长的蔡细历。正因为黄家定的时来运转，蔡细历也一度成为黄家定的下属，即便有上位的野心，也只能按部就班。在2004年弃州攻国成功后，他出任卫生部长；且在2005年马华党选中，当选副总会长，也是柔佛州主席，锋芒直逼黄家定。由此可见，他并不是省油的灯。

可惜的是，蔡细历竟在2007年杪因性爱光碟事件爆开而不得不辞党官职，也无缘参加2008年的大选。就这样蔡智勇代父出征的故事发生在黄家定主政的年代。显见他们两人有心照不宣的微妙关系。

至于翁诗杰更是与黄家定有难以释怀的关系。主要是指在2003年时，尚未退位的林良实原本有意拿他开刀，以驯服马青团内的异议者（在2001年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时，翁诗杰不仅加入林亚礼行列强烈反对，也率先带领马青团召开特大通过反对收购议案，而后林良实有幸通过马华特大接受收购动议，才平息马华党争。但同年8月3日，马青代表大会的武斗事件，已揭开秋后算账的序幕。换句话说对付翁诗杰的议程已告启动，而准备在2003年把翁诗杰开除出党），突然人事变动而煞车，当时（2003年5月）林良实与林亚礼双双在马哈迪的斡旋下辞职，改由黄家定与陈广才递补而上。

翁诗杰也因之避过被开除的厄运，其中黄家定的帮忙也是一个事实。黄家定在上任总会长后，曾针对803武斗事件在2003年5月31日发表下列的文告：
“803事件是由于场面失控时高涨的情绪（有以致之），因此这项不幸事件绝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人，中委会今天决定从此不再提也不要讨论803事件”。

这个决定对翁诗杰而言无疑是打了一场漂亮胜仗，名气也因之提升，接着下来已经没有有任何的大阻力可以封住他的青云路。

因此在2004年大选后虽然他仍是副部长，但在2005年的党选中，他展现了其政治魅力，以独行侠上阵所向披糜，当选马华副总会长。未想这样的“不结盟政治”也在后来成为马华的“新风气”，有些难以理喻。

这种风气更在2008年的马华党选中发酵，虽然黄家定为马华败选负责而准备卸下总会长的过程中，有步骤地安排翁诗杰成为接班人，但行事独特的翁诗杰竟宣布他没有团队，只是打着翁诗杰的旗号，让攻打署理总会长的黄家泉好生尴尬，也因之被拦路的蔡细历杀一个回马枪。就这样，与黄家定有政治恩怨的蔡细历又卷土重来了。

讵料蔡细历的“政治回流”也让马华陷入多事之秋。先是表明没有团队的翁诗杰在党选后又急切的组成其团队，将蔡细历全面的边缘化，更擎起“道德大旗”将蔡细历团团围住，界线分明，以逼使蔡细历知难而退。

如果当时蔡细历选不上署理总会长；如果当选后翁诗杰不逼他进入“死角”，最后以冻结党籍来“清算”蔡细历的“罪过”，马华将不会走到今天。但今天的马华是昨日错误的延伸，其中最吊诡的是在去年的双十特大后暴露无遗。其一是特大通过的议案是“除蔡去翁”，简直是对两位主角投不信任票，意外的议决令所有的人都傻了眼。其二是原本已要走的翁蔡突然又携手合作，来一个“团结方案”，使到马华在党争中又再有党争，授人以柄。其三是原本一齐辞职重选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复杂局面，结果在保持原状下的东改西改，改到马华“面目全非”，一个马华，至少是三个团队。这与原先的一个马华，一个团队是背道而驰的，谁应负上这个责任，大家都不说，也没有人认错。

更不幸的是马华的三个派系继续的自我绕来绕去，既怕对方有诈，也防对方出杀手锏，终于使到马华的轴心力被分散而无法集中精神来应对外来的冲击。

在这方面，蔡派的最后举牌促成重选，已显现它的举足轻重和改变已经到来，但要怎样改变，彼此都没有把握。就在这微妙的时刻，他们给黄家定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他在一些元老的呼唤下从幕后走向前台，也许是蔡细历始料未及的。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今天的马华似乎被翁诗杰的“单打独斗”缠上瘾而约定俗成，彼此未敢公然组成阵容。不但黄家定表明没有团队，蔡细历也一样，翁诗杰更是这样。

如果按照他们三方的不结盟策略，好像是认定开山鼻祖翁诗杰的怪招是可行的，但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不健康的，毕竟政治是众人的事。打仗若无团队，又怎能取信于民？又怎能说集体领导？难道选出来以后就会整合，不再斗争和吵闹？若此说可以成立，则2008年党选后，就不会发生翁诗杰与蔡细历杀个天翻地覆后给马华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因此谁又能保证选后的马华“一团和气”，重新上路？幸好我们也看到他们其实是有组织性的，如黄配廖，蔡合江，而翁的人马夹在队伍中，也就不算单打独斗了，真希望团队的精神发扬起来。

无论如何，他们三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足以让党员费思量了。但愿选后他们不是分裂而是整合的开始。

刊登于2010年3月25日《东方日报》

评黄家定的《出师表》（跃马扬鞭）

黄家定的“出师表”没有慷慨激昂之言，也没有华丽的词句，因此读起来不会让你内心澎湃不已，也不会让你热血沸腾，而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心来看待马华公会的党选。因为这是马华党内第一个党领袖在退位后又卷土重来，打破了历史常规，因此我们又不得不揭开它的突变的内因。

根据黄家定的说法，他的重出江湖是因为“党难当前而不能置身度外，即使因为复出成为一些人的箭靶，也是义无反顾的”，因为“党争如果持续下去，马华将会完全错过振兴改革的时机，失去时代相关性，甚至最终走向末路，面临解散危机”。这就是说，黄家定已看到马华有分崩离析的可能，因此他认为“个人牺牲事小，为党寻回稳定才是当务之急”。

由于局势的微妙，在黄家定看来他是豁了出去，但在其他派系看来他是不应该插上一脚而添乱。蔡细历就有这样的评语。不过黄家定在接受媒体来访时又借用外人之口抛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公众向他说：“马华等着关门了，你还在悠哉闲哉”，也就更加使他下定决心复出以便在3月28日争夺总会长一职。

综合而言，黄家定之所以出山，从他的“出师表”中我们看到这么的结论：因为马华有难，若不出手相救，也就等着解体，因此他义不容辞复出，是为救马华而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从一方面来说，支持黄家定的人会同意他所言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可能发生的事，但从反对他复出的人就会质疑，也只有黄家定救得了马华吗？难道别人不行吗？为什么马华要走回头路？

现在我们先不要质问黄家定是否是马华的“救世主”？就当下的紧急情况观察，能有条件问鼎马华总会长的只有两个人，他们是翁诗杰和蔡细历。而一直要马华重选的廖中莱虽也拥有相当大的支持力量，但总是被认为尚缺乏统领大军的威望，不适合在此时硬碰翁蔡两位强将。

在苦无合适的统帅下，一股旧有势力在林亚礼的穿针引线下登高一呼，行情也就急转直下，黄家定于是就被请出来“平定乱局”。巧合的是，林亚礼与廖中莱有“师徒之情”。

这一股以廖派为班底的势力为何不能在翁蔡之间则其一而行之？主要是他们认为这两人已在双十特大被否定领导马华，失去了诚信，不应该再被拥护成为马华的舵主，也就把目光镇定黄家定。不是因为黄家定有三头六臂，也不是他是上帝派来的特使，而是廖派及元老派一时之间放眼下去也找不到比黄家定更适当的人来顶住翁蔡的势力。

黄家定也顺势抓住了这大好时机，先让一些人制造舆论，再在党内掀起拥黄运动，即使条件还不怎样成熟，黄家定决定提早昭告他回来了。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在战略上是让对手乱了阵脚，算是高招。

虽然黄家定的复出不意味着翁蔡会让路，但已促使马华中央代表有了第三个选择，这也是廖派人马正在寻找的第三条道路（第三个领袖）。

当然黄家定也不是没有顾虑的。他的弱点是他的温驯形象和对霸权政治的沉默，使到马华在308的政治海啸中差点被淹没。我们不同意林亚礼所说不是黄家定的错，而是时局使然。毕竟身为马华老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他的下台鞠躬负荆请罪也算是做对了，不然今天他已没有资格寻求复出。

在这之前，当然黄家定也没有想到他的坦然下台也是一种政治道德和政治资产，只是不到两年，又再发亮起来。这不是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足以化腐朽为神奇，而是他的接班人翁诗杰一年多来的表现被认为并没有超越黄家定；蔡细历也因光碟缠身一直对本身更上一级有所保留。如今面对黄家定挟优势拦路，顿使原本有机会出线的蔡细历也面对流失选票的冲击；至于翁诗杰已没有退路，也只好硬着头皮战斗到底。

如果黄家定在提名日摆出容纳各方人马的阵势，将各派将领纳入阵营中，翁蔡的优势会进一步被削弱，除非翁蔡也能各自排出像样的阵容或来一个急转弯，彼此真的来一个“团结方案”的二合为一的队伍（翁蔡联手）迎接黄家定大军的压境。若是这样，马华的这一场世纪大战就十分有看头了。

无论如何，从黄家定的出师表到今日的高调出征，在舆论上显然已占上了风。不过问题的关键是黄家定救得了马华吗？因为今天马华的生病主要不在于党章完不完善，而在于马华怎样应对政治上右派的抬头和经济上力图转型所面对的阻力和外资减少乃至撤退的挑战，这已不是新鲜课题，而是老调重弹。黄家定能在出山后扭转昔日的不当政策与方向吗？这才是他的当务之急。

还有黄家定能否将“个人利益引发党争”之风气，扭转过来让大家一心向党，为党而鞠躬尽瘁吗？这就是说，黄家定要怎样落实出师表的“肺腑之言”？就看他未来的整合表现了，如果他复出成功的话。

刊登于2010年3月22日《南洋商报》

马华的“悲欢离合” （现代春秋）

马华公会走到今天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空的偶然。它的必然是因为马华从60年代开始就是在乱中生存和发展的，甚至有时是乱中取胜的。因此马华不怕乱，只怕太过风平浪静，变得无事可争和无人可斗。而它的偶然性是因为没有人想到在308政治海啸及马华改组后，竟是越改越乱，乱到劳动已退隐江湖的“政治师父”黄家定下山“收拾残局”；当然也连带要“重整党威”。这真是始料未及的头一遭。至于成效如何，我们一时看不出来，不妨拭目以待。 不过回顾马华的分分离离与周期性的大斗和小斗，倒是很有现实及教育意义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竟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马华公会一甲子的历史，那就是“悲欢离合” 它的一匹布长的历史是这样浓缩的： （一）悲：1949年是华人的梦魇的开始。英军事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将全马50万名华人驱赶入“新村”（用铁刺网围起来），其目的是要切断华人对马共的资助和援助。但英国人反过来又假好心地鼓励华人成立马华公会，以援助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当然条件是扛起反共大旗。就这样陈祯禄在那一年成立马华公会了。它在乱世中诞生，也在苦难中挑起民族大业，因而注定马华公会是一个悲情的政党。 （二）欢：1953年，马华公会在一念之间与巫统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所谓的一念之间是因为陈祯禄及林苍祐从一开始（1951年）是支持拿督翁脱离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的。后来在1952年的隆市议会选竟撮成马华与巫统合作而打败了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也改变了马华公会的命运。 这个时候，马华公会是充满欢愉和团结的，因为它要面对1955年的独立前普选，因而有了陈祯禄在1954年邀林苍祐及少壮派加入马华的大事。他们在1955年赢得独立前的国州选举而跃居成第一大党，把拿督翁的国家党（1953年马来亚独立党易名为国家党）打得落花流水。 这一年陈祯禄也代表马华参加与马共华玲和谈的谈判。虽功败垂成，但也提升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国大党未有代表参与）。 1957年马来亚独立，马华公会意气风发，既是中央政府重要伙伴，也在槟州成为主导政府。1958年林苍祐扛着改革大旗夺得了马华领导权。他的革命性的手段给马华带来震撼性地改革，但也是林苍祐厄运的开始，他被排斥出主流派，东姑选择与保守的陈修信合作而一脚踢开林苍祐派。虽然在1959年的大选马华面对严峻的挑战，但还是过关，参选31席，胜了19席。陈修信也因之稳坐第一把交椅。 （三）离：1959年大选过后，林苍祐辞总会长职。1961年正式退党。第二年与退出马华的一方盟主共同组成民主联合党，地点在芙蓉。因为与林苍祐站在同一阵线的陈世英及郭开东以独立人士的身份赢得国会议席，且又于1961年的芙蓉市议会选举夺得控制权。这意味着甫成立的民主联合党一下子有两名国会议员和控制一个市议会，势力不可轻视。 林苍祐这一招是回应陈修信对他的背叛，也是马华公会分裂的开始。有人形容民主联合党（UDP）是小马华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其政纲是多元路线的。 正因为要取得突破，林苍祐在1968年合创民政党而大胆地解散了民主联合党。这一改也改变了林苍祐的命运，他在1969年大选后成了槟州的首席部长。 更加气煞马华的是林苍祐在1972年率民政与巫统组槟州联合政府，并在1974年加入联盟扩大后的国阵。林苍祐通过巫统“回家”（成为联合政府一员），也给马华带来愤慨与不安。其第一大手笔就是将陈修信开除的林敬益等人吸收到民政党（1973），使到民政更像另一个马华。陈修信也因形势比人强下不得不退休（1974），换上了李三春。 李三春在国阵内也占不了便宜，反而被林苍祐的回马枪杀个措手不及，那就是在1979年党选失败的曾永森及其大批人马在1981年集体加入民政党，这样一来民政党不再是小马华，简直是马华第二。这种情势的转变，正告马华公会因林苍祐的反击而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 （四）合：但是李三春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曾永森入民政后就咽不下这口气而决意用另一个绝招来回敬林苍祐。因而有了1982年大选时，林苍祐与林建寿争夺首席部长的故事。虽然林建寿败下阵来，但李三春做到自曾永森事件后，马华基本上已停止跳党风潮，也不再给民政“反客为主”的在国阵取代马华或挤下马华的机会。换句话说，李三春“捍卫了马华的老二地位”，但捍卫不了马华在内阁中的实权地位。于是有了1983年李三春离党出走的故事。 李三春这一走，竟引发马华激烈的党争，也是马华创党以来最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便如此，它也为马华开创另一页历史，那就是马华内讧和内斗并没有发生集体退党另起炉灶的大事，而是失败的一方退出政治舞台。例如梁维泮让路于陈群川。自此之后，马华即便有党争，也不再发生退党事件。例如李金狮斗林良实以失算收场后退隐政坛；林亚礼斗林良实（2003）也以双双退位来解决纷争；又如黄家定和陈广才也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自动下台。这就是说，马华是关起门来大打出手而后分出胜负，但不分裂党。 今天黄家定重入江湖争夺盟主，也是关起门来打架的实例，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翁诗杰与蔡细历的个人恩怨及道德论引发的，结果在“两败俱伤”下又要来一场三角或三角对决决斗，。但不论结果如何，马华三派中的任何失败者看来没有一个是林苍祐第二，给马华狠狠的反击，因为不容易找到另一个平台。可能只有李三春第二，来一个急流勇退，但也留下解不开的死结。因此马华新一章该如何跳出历史的悲咒，不再轮回“悲”的起点，就看新领导人如何整合了！ 刊登于2010年3月22日《光华日报》

黄家定向林苍祐“偷师”？

马华公会重选已拉开序幕，重头戏在总会长的三角战，一个是复出的黄家定；一个是捍卫原职的翁诗杰，以及另一个是寻求突破的蔡细历。这场世纪精彩大战之后我们一时之间无从瞻望未来，但回顾历史竟不期然地发现黄家定与林苍祐的一段异曲同工的《出师表》，值得推敲和玩味。

从他们的“世纪宣言”看来，我们似乎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马华经历了半个世纪，面对的问题依然不变，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林苍祐。他原本是急进党的创办人（1951年）。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而在1955年中选槟州立法议员，出任首席议员，被英国人视为影子首席部长。但独立时，他反而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1958年他带领一批改革派在马华党内掀起一场革命，准备夺取龙头老大的位子，企图给马华带来变革。那一年陈祯禄（创党会长）已是75岁高龄，竟在党选时遭遇林苍祐的挑战，结果林苍祐创造了历史，成为打败原任会长的大红人。

当时马华的党章是很松弛的，没有所谓事先提名，而是党选当天即席提名，林苍祐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被其团队推出来打老大，打着的旗号是“少壮派起义”。林苍祐是以马华政治主任的身份为他的革命打响第一炮。他说：“自1957年起，马华公会内部组织非常腐败，原因是党内有若干顽固份子造成分裂，影响部分华人对马华失去信心”。（取自《林苍祐评传》）

林苍祐在那个时候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在过去两年来（1956-1958），马华在教育方面影响力缩小，争取华人政治权益也没显著成果，以致在各地的市议会及乡村地方议会的选举处于下风。相对的社阵已告崛起，更在1958年成为乔治市市议会执政党。

为了马华，他率领他的团队和当权派打一场硬仗：
总会长 林苍祐胜陈祯禄
总秘书 朱运兴胜翁毓麟
宣传主任 杨邦孝胜陈修信

其他职位如青年团主任陈宣国、劳工主任陈世英、政治主任李孝式、文化主任李致祥等人都是林苍祐的人。换句话说，林苍祐派取得全面胜利，这就是团队所起的作用。

无独有偶的，在52年后的今天，复出争夺马华总会长的黄家定在其《出师表》中有林苍祐用过的似曾相似的内容和感叹。他说：“自2008年10月18日选出新领导层以后，马华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内部派系斗争。目前华社普遍认为马华已经没有奉行健康政治文化。党难当前，我不能置身度外，若党争持续下去，马华甚至最终走向末路，面临解散危机”。

拿来比较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或错觉是用过去的眼光来审视马华公会还是行得通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不可思议的事也反映在黄家定和林苍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但历史却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第一件事是1999年大选后，林苍祐的大儿子林建安突退出民政党，倒向马华，林苍祐不置可否。来到黄家定于2003年主政马华时，他也想方设法安排林建安在2004年的大选攻打峇眼国席，因为州席已被民政拿回。时运不济的林建安输了，林苍祐也无话可说。

第二件事，在2005年时，黄家定在马华立定脚跟后，决定打破马华禁忌把林苍祐的肖像与其他总会长并列。这意味着黄家定是第一个把林苍祐请“回家”的人。后者也因之冲淡与马华的情仇恩怨。

如果说林苍祐因为阻力太大，又面对党内山头林立的不合作，才以失败告终；那么黄家定的第一次失败不是因为党争，而是308的政治海啸把他逼下车。没想到不到两年他又为马华家事而操心，而且是打出林苍祐的旗号说是救党来了。这样一来，马华公会50年来也真是有救不完的故事，不知是悲还是喜呢？不同的是黄家定没有明显的团队（但不否认廖派是他的团队），而林苍祐摆明是以一个团队打全局。遗憾的是，林苍祐救党不成，反被党圈了出去；黄家定呢？正在力争上游。无论如何，希望党选过后，上位的胜利者，最好请教林苍祐可有药到病除的救党仙丹吗？

刊登于2010年3月26日《光华日报》

丁福南还要加油 （天下纵横）

正当国阵或说巫统在“庆祝”民联内讧导致国州议员纷纷出走之际，槟州民政党主席丁福南则在第一时间提醒巫统不要收容被公正党开除的国会议员朱基菲里。理由是这位议员发表极端种族言论，如果他被接纳加入巫统，相等于首相纳吉和国阵最高领导层把沙倒进自己的碗里。而且自从纳吉上任后（去年4月），以“一个马来西亚”精神作为治国方针，各成员党积极促进和谐，因此国阵和巫统绝对不能接受朱基菲里。若他加入巫统，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

丁福南显然是第一个来自国阵的人对朱基菲里国会议员被公正党开除后的即时反应，算是出位了。

但是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副首相则说，巫统向来欢迎任何有兴趣者入党。这意味着巫统不会拒绝朱基菲里。如果他提出申请的话，情况也许正如不久前已卸任的前槟州副首席部长法鲁斯被高调安排加入巫统，而且是纳吉亲自接受的。

因此我们不认为丁福南的发言会发生效用，除非朱基菲里不入巫统，宁可保持独立议员身份，否则他要进巫统应是会被欢迎的。因为巫统也希望能争取多达十位反对党国会议员变节靠向国阵，以便国阵恢复在国会占2/3席的优势。再说朱基菲里的言行在公正党及民联看来是叛逆，但在巫统看来则是敢怒敢言的代议士，自然会给予鼓掌。就此来评价他的政治价值也是见仁见智的。换句话说，丁福南看到的是负面的影响；但在慕尤丁看来不是这样的。

这不同的立场所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反映在去年10月的时候。当时马共领袖陈平的官司案失败了，丁福南也曾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吁请政府让他回来，可是却招致马来前锋报及一些人士的抨击，指他罔顾“受害者的感受”，似乎范清渊也加入围攻丁福南。

可是在另一方面，也是慕尤丁重申政府的立场不让陈平回国，因为他领导的马共早年造成的伤害不能被原谅，因此内阁决定不批准此请。

虽然我们不知道内阁是怎样决定的，也只能留待历史来揭开真相，但与慕尤丁立场不同的论调也大有人在，他们疾呼政府不要再看过去，应按合艾和平协议的精神来遂陈平的心愿。这就是立场不同所引起的争议，而留下一串串的遗憾。

就此看来丁福南一前一后的扛上慕尤丁也是巧合，虽然他的言论不算权威，但至少也是表达民间的一种声音。可惜的是，民政党希望扮演一个比较平和的角色却不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就拿2006年来说，仍然在位而一向来战战兢兢治理槟州的许子根是不可能边缘化马来人的，但偏偏被浮罗巫青团别有议程的在首相阿都拉和其他嘉宾面前拉横幅当众羞辱许子根（当天巫统丹绒区会党所开幕突现布条谴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而事后却被巫青施压要许子根认真改善，反而举布条者未受到惩罚。

这种完全不尊重一州之长的行为也导致槟州人民胸中有气，因而在2008年狠狠地教训国阵，民政和马华惨遭滑铁卢，输得一席不剩。

虽然在那个时候，丁福南及其同僚也是“义愤填膺”，但碍于种种因素未敢表露出来，终于铸成大错。如果那天许子根及丁福南敢敢离席抗议，他们肯定在308后仍然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就这么一念之差的“误判”，也把民政党搭进去了。

我们不知道丁福南有没有认真地分析过，有些事情具有两面性，如陈平及朱基菲里的评论，可留待后人来作结论，虽然公道自在人心。但有些事情只有一面性，比如首席部长的尊严是不可辱的，容不得某些人借背后有大山就可颐指气使，目中无人。因为民族的尊严是不可被典当和藐视的，也绝对不能有两面争议让日后的历史来定调。一旦沉默和息事宁人，就是自己厄运的开始。结果在2008年真的应验了。

经过两年的洗礼和冲击，民政党仍是伤痕累累，丁福南对此心知肚明。他直到今天还是未能就阿末依斯迈的“寄居论”而迁怒是许子根秋后算账，才把事情闹大，结果反而给民政带来巨大伤害（撕许子根肖像）讨回一个公道。在不公道的合作下，民政怎样重新出发和振作起来？倒希望看到丁福南拿出一套取信于民的方案来。不但要讲人民喜欢听的话，还要讲出人民的心声，更要在必要的时候大声说话，敢于表达异议。丁福南这些日子来算是有一些勇气了，但有嫌不足。因为人民要看到的是脱胎换骨的民政党，而不是沉浸在昔日荣誉的民政党。

刊登于2010年3月22日《号外周报》第471期

谁才是马华的“救世主”？ （直挂云帆）

今天的马华公会面临史无前例的狂风巨浪的打击是创党以来最不光彩与最狼狈不堪的头一次，几乎每个要出面领导或要继续领导的人总以“救世主”的身份昭告天下，翁诗杰是这样，蔡细历也是这样，还有卸任的黄家定也是以救党的心态而表达义不容辞的卷土重来。除了这三个人外，另一个要打救马华的人就是一直坚持重选的廖中莱。

照理说，马华公会一下子有四面八方的人来打救在大海大浪中挣扎生存的马华公会是百万党员之大幸，也是华社之大幸。可是为什么华社高兴不起来；马华公会上下也高兴不起来？不仅于此，这个说那个不行；那个否定这个的领导能力。这样的否定来否定去，使到原本有至少四名“救世主”的马华公会，又在争议中变成一个也没有，因为每一位要争出线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救世主”，没有两位或三位救世主的。但在今天陷入四分五裂的马华，谁才是真正的救世主呢？谁才能带领马华走出悲情和走出308的阴影？

这有必要回顾马华公会60年来是怎样选出领袖，又是怎样斗来斗去的？

当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时，它请出已66岁高龄的陈祯禄出任创党会长，因此陈祯禄在1958年党选被林苍祐击败时，他毫无怨言，也乐意支持林苍祐当第二任总会长，本身则被委为名誉会长。因为那年他已经75岁了，是超过退休的年龄。

林苍祐在马华内搞“革命”，冲撞了陈修信派的利益，因而在“血比水浓”下，陈祯禄转而支持儿子打林苍祐。就这样在1959年大选时把林苍祐派气走，建立起“陈氏父子王朝”。

林苍祐这一走，竟是马华分裂的开端。随他出走的名人有杨邦孝（后来任新加坡大法官）、朱运兴（已故副教长）、陈世英及郭开东（两人在1959年当选独立国会议员，且在他们领导下于60年代控制芙蓉市议会）。他们在1963年成立了民主联合党，是为第一个“小马华”。这个党的关键人物就是林苍祐。马华留不住他，他在后来成为马华的克星。

1968年林苍祐又另组民政党，翌年大选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而跃居成槟州执政党，且出任槟州首席部长。70年代和80年代，他先后迎来了马华的叛将林敬益和曾永森。民政摇身一变成第二个“马华”，它已经不能称“小马华”了，因为它控制一个州政权，马华无论如何是咽不下这一口气。因此在李三春主政马华时（1974-1983），他是狠下决心要打垮民政和林苍祐的，结果功败垂成，他在1983年离党出走。

但李三春在马华的功绩是被肯定的，他成功地兴建马华大厦；发展拉曼学院及身先士卒在华人选区（芙蓉）力擒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而大振马华士气，但没有人知道为何在“风华正茂”时（只48岁），他就突然辞职急流勇退，结果引发了马华严重的党争和危机。

这一场在1984年爆发的党争，竟是接班人梁维泮上演人头落地的一幕，一意孤行将李三春的爱将一一开除。挑战派的陈群川在强力的反击下，于1985年的党选一举扳倒梁维泮，又让马华回到李三春的年代，但不同的政治环境也找不到第二个李三春了。

上位的陈群川原先被看好是李三春调教出来的青出于蓝的政治徒弟。讵料陈群川在商场摔了一交被控而判刑，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毁了。而在1986年接位的林良实未敢以李三春第二自居，但多少学得了李三春的功夫和策略牢牢地控制马华公会。不过来到林良实的年代，马华在巫统的强势阴影下已是不可能有所突破；尤其是在马哈迪主政的年代，马华能维持既有的局面已相当不错，马华还要诉求什么呢？

当林良实在2003年将棒子交给黄家定时，马华潜伏的危机已因2000年收购南洋报业事件浮上台面，黄家定之所以能在上位后收复马华各派人马；尤其是化解了双林（林良实和林亚礼）的AB Team的对峙，主要是因为2004年的大选，阿都拉的旋风也让马华沾了光，取得空前的大胜利，被分配副部长及政务次长之多，也打破了纪录。

踌躇志满的黄家定虽然也努力塑造一个有理念的马华（堂正做人清白做官），但敌不过霸权政治的冲击，他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中给马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连带也一时断送了政途。

未想被他一手提拔的翁诗杰要想成为李三春第二也在双十特大中栽了筋斗，才有了今日马华的乱局。这也是黄家定始料未及的。但今天也已经不是黄家定时代的马华了，而是有了东山再起的蔡细历及其派系；逐渐羽毛丰满的廖中莱及其派系，再加上自成一格的翁诗杰及其派系。除了廖中莱欢迎老大归来且有意加入黄家定派系外，翁蔡都不希望黄家定插上一脚，而使到乱上加乱。
无论如何，黄家定出山已成定局。但不论谁脱颖而出，看来马华这个“烂摊子”，真不容易收科。若选后不分裂已是万幸，还能奢望大团结吗？因为马华公会可能还正在等待一位“横空出世”的有凝聚力的真命天子来指引新方向，而现在选出的也许是过渡时期的守门人。

刊登于2010年3月18日《东方日报》

从乱局看马华重选

立党61年的马华公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乱成一团，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已是三分天下的割裂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对一个已经伤痕累累的政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没有人此刻会预测下刻的命运，也不知道重选过后的马华会变成怎样？但有重选将远胜于没有重选的僵局持续，因此马华上下必须要包容及尊重新选出来的队伍。尽管新的领导层不一定遂心所愿，也不一定会把马华带上光明的大道。既然这是经过中央代表们选出的新阵容，马华除了接受外还得认命。至于华社是怎么想和如何回应新排阵，那是另外一个议题。因为不是华团代表选马华领导人，他们顶多指手划脚或有一部分的人是中央代表，不可能对马华党选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是说，华社也好，选民也好，他们支不支持马华除了看领导层之外，更重要的是马华在国阵内，在国家政策的走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这就只有留待下届大选见真章了。

不过今天马华的乱局是华社在2008年大选中给马华的一个沉重的教训，反映了华人不满和不同意马华在国阵内逐渐失去影响力甚至没有影响力。没想到在308政治海啸后，马华推动的改革，不仅没有使到马华强大和振作起来，竟再一次陷入前所未有的党争，搞成“党中有党”，“乱中无秩”的笑话来。

就此来看，马华当下的党选不单单是选出新的领导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平定乱局”？如果参选的各方拿不出一套解救方案来，那一切的人事改变也“改不了和救不了”马华。

在这方面，如果马华各路人马达成“共识”，有提名无竞选，那是权宜之计，只聊胜于拼个“头破血流”，却无法解决派系斗争。对马华而言，也非良策；再说现在烽火四起，已不可能再现什么“团结方案”，兄弟阋墙已是不可避免了。

因此，现在的问题到底是“三国之战”或“双雄对峙”？我们很快就知道答案了。但不论是三个阵营一起出击或两个阵营争夺“天下”，都将对马华的未来起着重大的影响。我们不妨从三个阵营的领导人再加一个“程咬金”来简单扼要地分析其利弊：①翁诗杰宣布寻求蝉联，理由是改革尚未完成。优势是以个人才干一夫当关；劣势是双十特大后信誉不复，团队溃散。在缺乏整合和缺乏团队下，突围不易。②蔡细历的优势是在党内的势力比较团结，争取一千票有其可能，离胜利底线不远（50%则为1200票之数）；但劣势是挥之不去的性爱光碟，无论怎样辩解也说不清楚。这成了他问鼎老大的最大心理障碍。他之所以迟迟未表态，也正卡在这个阻力上。如果廖派给他有条件的支持（任期的限制及其他让步），预料他会豁了出去，打一场恢复名誉战。③廖中莱的优势在于派系最大，人才也较平均，料可左右30到40%的选票；劣势是上位太快，被认为经验尚未老到还要磨练，不是时候单举廖派大旗。④正因为有此争议，另一位折中性人物被派上场，他就是卸任会长黄家定。他的优势是没在马华留下污点，也是第一位敢于提出“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的总会长。但劣势是领导马华期间，失多得少，有谋缺勇，未能制止霸权政治膨胀，以致在308大选中输得心惊胆战。最后不得不为败选负上责任，推举翁诗杰成为其接班人。而它本身不得不“英年早退”。

本来在2008年10月马华改选后换了新班子，一切已尘埃落定，是好是坏也一时看不出来，但事后时局的大转变也种下今日的祸根。

其一是蔡细历在十分不利的时局下，退而求其次的挑战黄家泉争老二，他也因此得罪也争老二的林祥才。他之所以小胜黄家泉是因为他打出“打倒黄家皇朝”（指黄家定有意让其兄在将来接班，提倡家族政治）而奏效。如今黄氏兄弟在新形势下被请出山，又被形容为“黄朝复辟”，但却构成对蔡细历的最大牵制。

其二是翁诗杰在成为舵主后，他的操之过急也给他带来困扰和隐忧，比如向蔡细历打“道德牌”，压得他在隙缝中挣扎和突围；取得了较多的同情票，再加上新总会长组成自己的“马青班底”而不惜开罪元老及党内的不同派系人马，终于又失去原有的支持票。在一加一减的冲击下，翁诗杰已没有两年前的意气风发，而不得不战战兢兢沉着应战了。

以上两个合二为一的事件围绕了两个主角，那就是翁诗杰与蔡细历。不幸的是因为翁蔡的误判使到原本支持翁诗杰的廖派和黄家军也转回头数落翁的刚愎自用；尤其是莫名其妙与蔡派来一个团结方案，原本已乱的马华就更加乱了；乱到党内党外都不知道要支持哪一派或归属哪一派，真是陷入雾里看花的悲情政治演义。

其实，先不理马华重选后会更好或更坏，眼前的布局好像是球已落在廖中莱的脚下，只要他的团队靠向三人中的其中一人，就会使其中一派成为掌握马华命运的新阵容。因此翁诗杰、蔡细历及黄家定正在关注廖中莱的走向。这就是说，廖中莱竟已悄然地崛起成为造王者而立于不败的地位。由于不期然地成为焦点人物，预料廖中莱派不会自行上阵，选择与其中一人（派）结盟已是大势所趋。从廖中莱的言语中，他似乎已暗示心有所属。就不知道他这一押的结果是什么？没有人能准确预卜后来的事。

这就是马华的今日；而它的今日是昨日造成的。

刊登于2010年3月17日《东方日报》

公正党的失焦与安华的抗争 （跃马扬鞭）

于1999年成立的“国民公正党”是安华一手催生的。经过10年的奋战，安华终于为公正党杀出一条血路，那就是2008年308的政治海啸，使到安华一夜之间成了政坛大红人。反对党因安华而震撼了国阵的执政权，也在第一时间夺下5个州的执政权，政绩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经过两年的洗礼和挑战，公正党竟陷入党分裂的危机，也面对思想失焦（不能集中精神）而分心的困扰。这对再次被官司缠身的安华来说，是雪上加霜的压力。一方面他要在法庭进行抗辩；另一方面党内的议员和昔日战友又一个个排队离他而去。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不是偶然和巧合的，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角力战，正在考验仅有11年历史的公正党是否能化险为夷或经得起狂风大浪的被击而不倒？

它的变化是这样开始的：当2004年9月2日安华因鸡奸案上诉得直恢复自由身后，他第一时间接受《远东经济评论》（已停刊）访问时就扬言他要卷土重来，但巫统表明大门已关，不再欢迎他归队。

也是在这一年的3月，阿都拉领导的国阵取得空前的胜利，在222个国席中，胜了199席，占90%以上的议席。可怜的公正党仅剩下旺阿兹莎苦撑峇东埔一席之窘境。即使安华在大选后的半年已出狱，但市面并不看好他会东山再起，反而认为他若要重返政坛，巫统是他安身立命之舞台。可是天不从人愿，当努力成为泡影的时候，安华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他当下的任务是团结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组织。就这样在2004年后我们看到一个斯人独憔悴的政治失意者在思考着如何翻身。

此时的安华也只有公正党这个残缺不全的家。也因为是安华一手缔造这个党，所以党内外的人士都把它形容为安华的党或这个党是为安华而存在的。就政治意义而言，安华也不能否认其真实的一面，虽然党内有人认为这是言过其实的，但这种情形就像早年的政党一样，总是把党领袖和党划上等号。例如1951年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及后来的国家党的拿督翁。他的名字是与这个党划上等号的（1962年逝世后，国家党也消失于政坛）。又如在1960年离开马华公会而在1968年参与组织民政党的林苍祐，他于1971年党争中成为党主席后，他的名字就与民政党相提并论，好像认定民政党是为林苍祐打造的。

还有在1966年取代人民行动党而组成的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的大选一炮而红后，年青的林吉祥也在1970年成为这个党的秘书长，在以后的一段长达30年的日子里，林吉祥与行动党竟然成为混合体，而在党内外被形容为林吉祥就是行动党；行动党就是林吉祥。直到2004年林冠英正式成为第二代的接班人后，这样的说法才逐渐被改变过来。

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年代会浮现特定的领导人成党的代名词，安华也没有例外地被视为与公正党共浮沉的不可或缺的领袖，即使在308过后，公正党已羽毛丰满，人才也济济，但放眼望去，不论是阿兹敏、卡立（雪州大臣）、再益（前首相署部长）或赛胡申阿里，都不可能具有安华的权威和形象，也在一时之间接不了班，因为安华担任的不但是公正党的领袖，同时是民联的共主。民联之所以能在今天继续维持合作且突破性地申请注册民联成为一个政党，正如国阵的结构也因为是安华的缘故。

不过公正党（在2003年后因与人民党合作，而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兼收并蓄各方人士，包括有包容性的接纳带有左翼份子或右翼份子在内，也在后来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患。当时安华在访谈中认为不是大问题，并指出党要具备有容乃大的精神和选择求同存异。因此安华坚持与回教党和行动党继续合作的同时，也不排斥非政府组织和个别带有种族主义或宗教色彩的人士加入，间中不免有投机分子；甚至连社会主义党要求让出席位他也做到了。

正因为其议员成分的复杂性，当安华的916变天失效后，他就面临同僚的叛变打击。先是吡叻州两名行动议员变节，致使吡州民联政权倒台；后是在安华新鸡奸疑案开审后，其国会议员又发难。直到今天已有3 人退党，再加上其他知名党员和卸任领袖泡制的退党风潮，在在给安华当头一棒，他终于在今天尝到背叛的苦果。

当然安华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近日又再度地通过群众运动或群众性的讲座进行反击，显示了我国两股势力的斗争已提升到一个新的斗争层面。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安华而起，而民联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安华怎样领导这场斗争，将公正党的危机化为契机，进而稳住民联的地位。这对安华来说，是个不简单的任务。

刊登于2010年3月15日《南洋商报》

地方议会选举的争议 （现代春秋）

在民联庆祝308政治海啸2周年之际，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向选举委员会发难，要后者根据槟州政府的要求和议决，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接着雪州政府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在选委会尚未正式表态可行或不可行之前，首相纳吉一口否定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他说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将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与其侧重在政治程序，不如集中给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就是说，执政中央的国阵并不同意恢复地方选举，而是主张沿用目前的制度来提升地方议会的服务。所谓目前的机制是没有地方议会选举，而议员是委任的，市政局主席或地方议会主席也是委任的。 有关的改变是要回到1965年的政治大气候。那个时候，马印（尼）对抗持续，掌握国家政权的联盟在1964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胜利。在西马的104个国席中，联盟赢得89席，再加上东马沙巴联盟的16席和砂拉越联盟的18席，总共是123席，占国会总数154席的2/3强。反对党相形见绌，只有9位国会议员。 联盟之所以大胜，主要是马来西亚各民族对印尼的对抗产生不安，担心在反大马运动下危害马来西亚的安全，也连带对反对马来西亚的社阵有了质疑，以致社阵只2人中选国会议员。 本来在反对党势力微弱的年代，当政的联盟是无需对地方议会的选举过敏的。再说，地方议会的权力有限，只负责地方建设和改造，未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联盟是不必要钳制地方民主的发展。但联盟（在东姑领导下）显然有更重要的政治议程，那就是对地方选举来个澈底的检讨，因为在城市和新村的地方议会的发展趋势显现更多的政治角力战，即反对党掌控地方议会给联盟执政的中央和州政府带来阻力，以致影响整体的规划，不如趁联盟强大，反对党陷入分裂之际寻求改变。 刚巧在1965年时，乔治市市议会提供了一个缺口。其因由是这样的：1963年乔治市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社阵9席，联盟5席及民联党1席，继续由社阵执政。它在1964年推出了崔耀才当市长，引致原市长黄添寿的不满（市议员任期3年，国及州议员任期5年）。 1965年社阵分裂，黄添寿宣布成独立议员。在人民党两名议员及联盟议员支持下，当选乔治市市长，但不稳固的政权和政治斗争也影响市议会的操作。于是在1966年时，槟州政府鉴于有人投诉乔治市市议会在社阵执政时期（1958-1965）发生滥权和不规则操作，乃直接接管乔治市市议会，方便设立以法官为首的调查庭展开工作。 调查庭在较后开庭，调查结果认为确有滥权现象，但不追究责任，而是合理化州政府的接管；也因为地方议会选举被认为过于繁文缛节并带来诸多问题，因此联盟政府于1966年8月27日在国会通过地方政府修正法令，赋权州政府接管地方议会。这样一来，地方议会选举被中止了，乔治市也不例外。因为这样，原本应在1966年就要重选市议员的地方选举，也就被搁置了。而原任议员也在那一年期满下车，不再享有议员身份。1976年国会再次修改地方政府法令，允许地方政府合并，也允许州政府委任市议员管理。这就意味着地方议会从此不再是一个民主机制，而是州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一个法定机构。 至此，一个吊诡与讽刺的现象是：乔治市议会是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议会（1951年），试验成功后，民主选举逐步全面展开。但乔治市市议会也是首个被拿来祭旗以终止民主选举。所谓成也乔治市，败也乔治市，意指民主政治由乔治市开了头，也因乔治市市议会事件结束地方民主选举。时间这么一晃，地方议会选举被中止已是45年了，许多在独立后出生的人都不曾经历过地方议会选举，即使是我国首相纳吉在1965年时也不过是一个12岁的少年，正在学校求学。因此如他这一代成长的人是没有参加地方议会投票的，也会认为过多的选举是不必要的。因为三年一选（地方议会）和五年一选（国州议会）的交织其中，等于每两年半即进入选举期。但对于先进国家来说，地方议会的选举是民主的基石之一，再烦也要让民主得到滋长，不能因怕麻烦和政治斗争就堵住地方议会选举。民主行动党就是基于这个论点在2008年的竞选政纲中强调还人民第三张票。讵料它竟能在雪槟州跃居成执政党，这也是它始料未及的。 不过，它也知道，在未得中央政府同意下，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是不可能的事，而林冠英在压力下，不得不向中央施压，也引爆了国阵和民联的新一轮的斗争。 可以肯定地说，中央政府是不会同意修改地方政府法令，也不会向民联的压力低头。在这种情形下，民联是否可以在它控制的州推动地方议会的民主化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从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民联是沿用国阵的机制委任市议员，做法大同小异。如果这不算民主和透明度的话，那么我们要求民联政府在委任人选方面，先由党内的民主做起，然后要求市议员分地区服务，向所属范围的州议员和国会议员负责和配合工作，参与国州议员服务中心的活动，做到两位一体或三位一体（这是指同一阵营的议员而言）。若不称职，请在一年后换人，不要把市议员当政治筹码或政治献礼。这样一来，也许能改善市民的口碑。 刊登于2010年3月15日《光华日报》

议员的背叛难以宽恕 （天下纵横）

不论出自任何理由，我们一般上都鄙视跳槽的人民代议士，因为他们辜负了人民的支持，也背叛了给他机会的党。类似这种投机成性的议员，我们称之为政治青蛙。

政治青蛙指的就是没有原则和见利忘义的代议士。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践踏培养他们成为议员的党，甚至制造舆论声称在党内受逼害，而不得不离家出走。这种理由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即使在党内受到一些委屈或被边缘化，大可挂冠而去，不必也没有需要在给自己找退党的理由，然后有大摇大摆地投入另一个阵营，或声称是独立议员来反咬“同志”一口。这种对选民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已是自我降格，不要再自我标榜了。

为什么古往今来有层出不穷的跳槽风？拆穿了不外是利之所惑，天底下哪有为正义而跳槽的议员？绝大多数还不是为利益而变节的。

例如，在1959年大选后，启开跳槽风的是来自登嘉楼。而登嘉楼因有4名拿督翁的国家党州议员，足以与回教党组联合政府。讵料不久之后，国家党的4名议员倒向巫统，再加上回教党的少数议员叛变，州政权又转入联盟手中。此风一开，从此有不绝的议员跳槽，但都是从反对党跳到执政党的。回教党也直到1999年的大选才雪洗前耻，拿回登州的执政权。但在2004年又输回给巫统。这种按民主程序取胜的不引起任何争辩，因为尊重民主才能看到马来西亚的未来。

在60年代，左翼的社阵也面对议员的掉头而去。这之中有原党主席萳马纳旦，原党地方领袖李国良及江荣华等人，一度影响上层斗志，但下层不受影响，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

1969年大选后发生“513”悲剧事件，造成政治重新洗牌。那时流行的是整个党加入执政党，而不兴个人议员来改换政局。就这样发生了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加盟执政党的事件，那就是1974年组成的国阵，取代已过时的联盟。

不过未加入国阵的行动党，其议员被个别收编的也非新鲜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其党前秘书长吴福源，在1972年加盟民政，背弃了行动党。结果在1974年的大选被选民狠狠教训，也就自我消失于政坛，相信许多人都把他给忘了。

接着下来，马华在李三春当政年代，也顶兴趣收编变节的行动党议员。如1974年行动党在槟州只剩2名州议员，不久即被李三春拉了过去，致行动党在槟州议席归零。

比较令人激赏和展示骨气的在马来西亚政坛上只有两人，一个是后来成为沙巴首席部长的拜林。他原本是属于沙巴执政的人民党一员，且出任州部长。但因与时任首席部长的哈里斯闹翻，愤而辞议员职，在补选中打一场漂亮的战，那是80年代初的事。

还有一位是在80年代中期支持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争党主席的沙里尔。他也曾任中央部长。当拉沙里夺权失败后，沙里尔愤而辞新山国会议员职，改用独立人士战国阵候选人，结果大胜。

因为前有拜林的例子，后有沙里尔的例子，都是令国阵屈辱的先例。因而在后来，也是马哈迪当政的时代，通过国会修法，不再允许议员中途辞职，然后再提名参加角逐。也就是说，当一名议员辞职后，他在5年内不得再参选。这阻止议员向政府挑战，也变成没有人愿意辞职告老还乡。

由于安排的巧妙，在后来只见议员变节投入国阵怀抱，未见国阵有议员退党加入反对党阵营。

这一条不算民主的条例，也等同给投机政客跳槽时，不辞议员提供了藉口，他们抬出如果他们辞职，在5年内不得参选为理由，也就乐得戴着议员的光环投进执政党。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以来，公正党的议员排队离场。他们图得是什么？相信选民心知肚明。但公正党会因之连累民联政权动摇或失掉政权吗？如果说去年的年初，吡叻州的再变天是登嘉楼失掉州政权的翻版，那么公正党已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的敌人是庞大的政治机关，不是普通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安华面对背叛风潮的袭击时显得气愤又无奈。经此一劫，安华能否渡过时艰，就看他的造化与斗志了。

刊登于2010年3月15日《号外周报》第470期

重选前夕的“政治献丑” （直挂云帆）

马华公会因党争演变到今天的“窝里反”，让人看了真不是味道，不知道他们在争什么？

首先共有21名票选中委辞职促成重选已是不争的事实，下来是未辞职的中委仅剩下1/3，也就被当成过渡时期的“保管者”；而总秘书负责重选的工作乃责无旁贷，如今已订下3月22日提名及3月28日投票说明马华的改组近在眉睫，也就是在本月内必须完成。至于通过票选出来的新领导层是否合乎党员所愿及华社的需求，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党中央代表只负责投票，但不负责打保单。

在这种情形下，马华这几天的大动作是不必要也没有意义的。例如马青与妇女组的代表大会即使在中委会中有通过举行，但在情势急转直下后，坚持开会已没有多大的意义，况且这两个组织的理事会也已议决展期。

虽然如此，马华因党争还是宁可让它“献丑”，也不息事宁人。就这样马青的代表大会（6日）只得87名代表参与，连基本的200人出席方成大会也达不到，足以说明马青代表几乎倾向马青领导这一边，害得马汉顺（署理总团长）被指摘暗里“通敌”，里外不是人。这种说法似乎对马汉顺是不公平的，因为不出席大会是集体的决定，马汉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促成大会“流产”。不过这说明了马华过渡时期的中委会不能对马青的大会举不举行发号施令，也不能当作“流产”是违反党章来看待，毕竟马青所有代表的决定是应予尊重的，除非马华已不需要马青了。因此马青开不成大会是显示挑战派的势力牢固和强大，不是马汉顺左右得来，但也应该尊重他个人出席大会的权利。因此正如魏家祥所说，没有秋后算账。

同样的，马华妇女组的350名代表“违抗”妇女组理事会的议决是政治立场的表达，也没有违反党章规定只要200人出席即成大会。这就是说，马华妇女组的大会是按章行事，但不依理事会的决定行事。这固然会引起“合法”与“非法”的争议，但这样的争议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所通过的提案（只属一般性质）能否执行或被接纳，还得回到理事会讨论和马华新领导层的态度。因此针对王赛芝和陈清凉的背离行动采取秋后算账，也是没有必要的（周美芬说了没这回事）。其实在党争底下，各有倾向也各护各主，难说对错。只是两派对着干下，弄出笑话徒让人指指点点：不是姐姐妹妹站起来，而是姐姐妹妹跳起来。不知道他们的“哭声怨声和妈妈声”是为了什么？连党外的人也莫名其妙。既然这不是马华末日，也不是妇女组被冻结。恰恰相反，而是马华在转变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阵痛，有什么值得痛哭流泪的？

倒反是马华总会长翁诗杰在此时此刻是最失意的人。在2008年10月被党代表扶上台的翁诗杰是意想不到有今日的困境。这与他战略与战术的失误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在马华党选后中选为署理总会长的蔡细历并非他所属意合作伙伴，因此在很多方面抬出“道德论”“封住”蔡细历挤入主流，这就是在战略藐视“敌手”的反弹力时但又同时在战术上不重视团结其他派系，以致在建构新领导层的过程中，被认为不够圆滑和灵活，犯上了兵家大忌中的“树敌太多”的自我孤立的误判。

有人也因之批评翁诗杰做了领袖后尚未改变他的独行侠作风，有过度的自我中心的心态，造成忠言逆耳，改革成效不大，反而加深党内的不满情绪。最大的动作就是拿蔡细历来祭旗。先是开除后是冻结党籍，终于引发特大的召开。

换句话说，去年的双十特大如同引爆计时炸弹，也炸伤了他本人和蔡细历，真是始料未及。但更大的震撼是翁诗杰泡制出来的与蔡细历的“团结方案”，几乎使到所有激赏他的人大跌眼镜，及后他的所作所为已把自己的形象模糊起来，因为过去或他从政以来的纪录，都是被形容有侠义作风的从政者，即使在2003年几乎被时任总会长的林良实开除党籍，他还是“泰山崩于前而不惧”的英雄本色。于是翁大侠之名也不胫而走了。

正因为他被马华党内视为308政治海啸后的适当人选，才得以“鲤跃龙门”，成为马华新舵主，取代了愿对2008年大选失利负责的黄家定的地位。

本来这正是翁诗杰一展长才的大好机会，也是处于伤痕累累的马华所急需的新一代领导人，但败就败在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直把矛头对向蔡细历而埋下祸根，以致在改革的大道上摔了一跤又一跤。他在过去两天之内（6日及7日），先后三次向党员公开道歉说明了在反省底下，他承认在改革过程中因操之过急犯下错误，及后在7日下午总结时表示，他也承认因为启开调查自贸区弊案，引发党内风波殃及马华。

由此来看翁诗杰的道歉论围绕两个主题，其一是把排斥蔡细历当成改革的主题；其二是巴生案件使到马华两位前任部长忙于辩解，也在马华党内掀起波浪。

不过翁诗杰犯上的另一个大失误是他没有通过党中委而私下与蔡细历“结盟”，企图为自己在双十特大议决案中被促下台寻找维持现状的理由，结果给他带来难以评估的伤害，包括在代表大会前夕的2/3中委辞职及蔡细历离他而去。

在难以容忍的难堪下，他又坚持举行党代表大会。虽然合法，但也只得603名代表出席，只占2378名中央代表的25%，对翁诗杰来说又是另一个打击。因为这又显示其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大会也失去既有的政治意义。

固然翁诗杰的感性演说可以“感人肺腑”而掉下同情泪，但事到如今，他要为过去的行为导致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负上责任。他能否在党选中成功捍卫原职，对他的政途将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要看他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了。

刊登于2010年3月11日《东方日报》

蔡细历掌控重选王牌 （跃马扬鞭）

这一回马华公会真的要自我转变和面对新的挑战了。姑不论促成重选的真正理由是否是幕后的安排，它让我们看到的是蔡细历亲自跨出重要的一步，才使纷纷攘攘的重选化梦成真。从这个角度来看，蔡细历无疑在这场党争中已化被动为主动。这个微妙的变化，印证了政治的千变万化和得以将不可能的事化成可能。

由于蔡派和廖派的“暗渡陈仓”，表面上的否认已不重要了。它显现了一个新的布局正在酝酿和形成。换句话说，在短短的5个月内，马华的翁菜联手打造的团而不结的“团结方案”的新布局已逐渐逊色，不能承受内外压力，因而重选成了蔡细历拿捏的最后王牌。如果没有他的派系配合，重选也难成其事。正由于他的巧妙布署，他第二度成了马华党争的大赢家。

所谓的大赢家是里里外外都把他看成是突破僵局的关键人物，即使是单刀赴会面向媒体，人们也把他当成当下马华的实权派，操控马华的走向。

无可否认的，蔡细历是双十特大后的大红人，不仅恢复原职，而且重掌大权，成了党中央和柔佛马华的代言人。

在时机成熟下，蔡细历更微妙地利用华社和党员的普遍心态，在马华党内撬自己的墙脚，连同也把总会长翁诗杰的“龙椅”也敲断了两节，逼得翁诗杰也不得不依党章行事。因此在大局已定下，马华的重选已是势在必行，任何的阻挠也变成螳臂当车了。

在新形势下，马华怎样重选？怎样安排新阵容及新中委任期有多长已成为新热门焦点。

而焦点的焦点竟然不是翁诗杰或廖中莱，而是蔡细历。如果没有他临门一脚，马华直到今天还在为党选吵个不停，甚至把马华仅存的运气都吵掉了。就这样蔡细历成了造王者，但他是否能一举打掉“卫道者”的祭旗，主要的决定权在他本身，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功成引退”，不再角逐任何职位，在党内成为化解党争的第一功臣，成为马华永远的党员或更高的称号，但在其他方面有适当的安排。二是在洗牌下，他得以完成心愿成为马华新舵主，任期到2011年的10月。这刚好是大选前的换班，来一个“和平演变和交棒”。不过，他同样得承受无时无刻的政治压力乃至出其不意的打击。如果蔡细历捍卫老二，不仅突而不破，也无法消除道德论者对光碟片的指手划脚，对他同样如芒刺在背上，一刻也不安宁。他又何苦来哉？

至于翁诗杰在这场争夺战中显然已处于较下风。如果正如蔡细历所说，他事先没照会翁诗杰，显见他们的关系已有变化，而且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秘密协定，彼此得以为党的未来自作决定。若是翁蔡处于这种关系，那蔡的转向与廖布阵洗牌是具有合理逻辑了。因为他们联手起来已“掌握”了2/3的中央代表的投票倾向，这又是翁派所缺乏的。

以目前来说，翁诗杰的10名坚定中委是他的铁票，也足以影响1/3的代表给予支持。但如果翁要捍卫总会长一职，他必须在蔡廖之间取其一而行之，或三方来个妥协不打的排阵。不过，在双十特大之后，翁诗杰要在重选中保持现有阵容已被认为不现实和难以操作了。因此以翁诗杰的性格，他可能采取的步骤是孤注一掷，把自己豁了出去，只打出翁派旗号。

除非翁派有奇迹出现，取得敌对方或伙伴的谅解与合作或得到大多数中央代表的支持，否则要保住龙头老大的地位是场艰辛的保卫战。

剩下的廖中莱是308政治海啸后涌现的新政治宠儿，一下子越级成为部长和马华未来的政治明星，政途因而擦亮。

可是他与翁抱在一起点燃双十特大战火之后，也连带被灼伤，一度成为蔡派的“眼中钉”。无奈廖派势力不容小视也给翁派不断的压力，造成蔡派必须衡量轻重，在翁廖两派中求取生存与突破之道。

在当下，廖派选择的道路已不宽了，要么廖中莱亲自上阵挑大梁，来一个生死决斗；但如果没有事先妥协，廖要突围而出也不简单；要么廖派有需在翁蔡之中择一人为盟主，但列下任期时间表转移党权。现在看来，陷入痛苦的不仅是廖中莱，而是翁诗杰和蔡细历也不知如何应对，这已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是让党中央代表选出新领导层，能否应对时局的挑战和巫统的冲击，那是另外一个课题，现在的议题是马华如何再展公信力，这才是重选的重大意义。

刊登于2010年3月9日《南洋商报》

两人斗争衍生公正党 （现代春秋）

原本是两个人的斗争，后来发展成两大阵营的斗争；更在后来已不止是两个人的斗争，而是变成三个人或四个人的斗争，进而引发成许多人的斗争。 它的经过和变化是这样的： （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马来西亚，正副首相马哈迪及安华有不同的处理策略，连同其他课题，引发成两人关系冷却。 （二）1998年9月1日，马哈迪宣布货币管制政策，规定马币3.80元兑1美元。这意味着马币在国际货币市场自动除牌。 （三）1998年9月2日上午，马哈迪召见安华，要后者自动辞职。安华拒绝，关系闹僵。同日下午5.30pm，首相署正式宣布免除安华一切官职。 （四）1998年9月3日，马哈迪召开巫统最高理事会，通过开除安华党籍。 （五）1998年9月13日，安华在其家乡峇东埔发表“峇东埔宣言”，点燃烈火莫熄第一把火。 （六）1998年9月20日，安华率十万群众，在吉隆坡公布“独立广场宣言”，直接炮打司令部。同一天安华被逮捕，未获保释。9天之后，他被起诉滥权和鸡奸罪名。自那天起安华失去自由，直到2004年8月获得释放，前后约5年光景。 （七）1999年4月，由安华夫人旺阿兹莎领导的国民公正党宣告成立。5月，其他反对党，即回教党、公正党、行动党及人民党达成合作协议，准备在大选中与国阵全面抗衡。 这就是两个人斗争的开始。如果不是两个人的决不妥协的斗争，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但吊诡的是，也是马哈迪在1981年召安华加入巫统，才有后来的故事。因此说来说去，马来西亚今日的政局是由这两个人引发出来的。他们曾经是一对“政治父子”，但后来却变成“亮瑜不两立”的死敌。 就在安华失去马哈迪支持之后，也就改变了他的下半生。不然他今天已是我国第六任首相。但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政治大玩笑，直到今天他还在为他的马失前蹄不断地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事论事，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攀上高位下跌后不断抗争的除了安华之外，并没有第二位的从政者有如此的巨大的耐力与毫不松弛的斗志。 举例来说，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及后来的国家党）而参加1955年的普选失败后，他就在1959年的大选让位于崛起的回教党成为强大的反对党，而他斯人独憔悴地代表国家党只赢得一个国席（他在1962年逝世，结束争议性的一生）。 又如1963年农业部长阿都亚兹与首相东姑闹翻后被革职和开除党籍，他愤而组成国民议会党加入社阵，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不料在1964年大选失利后，党魁阿都亚兹被捕下狱，此党也就“人消政息”了。 最震撼的是巫统1987年的党选，竟发生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结盟斗马哈迪的党争，结果马哈迪派取得大胜，导致东姑拉沙里出走巫统，在1989年另组46精神党，且在1990年的大选与马哈迪争夺国家领导权，同样锻羽而归，夺权美梦破碎，进而影响东姑拉沙里在1995年的大选草草应战，不再予国阵任何威胁。 一年之后（1996年），46精神党解散，党员重投巫统怀抱。换句话说，东姑拉沙里的“雷声大雨点小”也给他带来失败的痛苦，难成大器。 安华则是第四次巫统危机的产物，他的命运与战略是前3者的综合体，而他所释放的能量又是从未见过的现象。比如他可以历史性地促成回教党与行动党的直接合作，也可以在狱中遥控1999年的大选，造就回教党辉煌的战绩。 在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在一盘散沙下以失败收场。安华理应收山，但他的打死不走和永不认输的精神，竟而在2008年创造奇迹，改写马来西亚政治史。 这就是安华的魅力所在，也是被马哈迪逼出来的。 不论308政治海啸是怎样形成，它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安华是马来西亚政坛中罕有的“政治稀有极品”，不可思议地在反对党的废墟中建构一则现实的神话，让人膛目结舌。 然而也因为胜利来得太突然，安华领导的民联在急切中成立起来。由于缺乏指导思想，也就变成民联执政的州出现“脱节”现象，造成国阵在吡叻州乘虚而入，重夺政权。继之，雪州及槟州也陷入多事之秋；更因安华官司缠身，诸多不利因素四处扩散，进而又发生了有系统有计谋的叛党行动。所有这一切皆集中在公正党。看来安华要逃过这一劫数还得施展浑身解数的功力。这就是安华故事的新一章的开始。结局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3月8日《光华日报》

林冠英乱局中反守为攻 挑战选委会还第三张票 （及时评论）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突然引爆一枚计时炸弹，向记者宣布槟州政府决定恢复地方选举，并通知和授权选举委员会执行槟岛与威省市政局的选举。这意味着，槟州政府准备挑战联邦政府，是否同意恢复地方选举？

从政治角度来看，林冠英显然是准备把这个热山芋抛给联邦政府承接，因为自从308政治海啸后，上台执政槟州的行动党就不断面对压力，要它兑现第三张票（也就是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但说容易行之难之又难，主要有两点：（一）联邦政府于1966年在国会通过地方政府修正法令，赋权州政府接管地方政府。就这样槟州的地方议会统归州政府接管，暂时终止选举。

（二）联邦政府在10年之后，即1976年再次通过国会修改地方政府法令，允许市政局合并并委任市议员和地方议员。

这就是说，在1966年后就停止地方选举；而在1976年后地方议会由州政府进行改组，可以委任市议员，地方议员和主席等职，正式宣告终结地方选举。因而才有了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疾呼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来争取选票的运动。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竟然一前一后也是因乔治市市议会改变了我们的政治体制。

先说历史的那一段：英国人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后，在1848年首次成立市政局委员会。

1857年，乔治市市政局正式成立，由5人组成，其中3 人由纳税人选出。虽然当时的选举过于“搞笑”，由候选人拉拢亲朋戚友投票，但确是奠下“民主”的第一块基石。

1913年，英人突然“封杀”民主，所有市议员改由总督委任，且人数增至12名（在那个时候，槟城人民流行称呼的12商就是指这批受委的市议员）。

到了1951年（也就是世界大战后的第六年），英国人有鉴于民族解放运动排山倒海而来，又发奇想地恢复市议会选举，目的是要槟城的人民接受民主政治，而远离马共的斗争（这也是全马第一个民主选举的地方议会）。

那一年最积极响应市议会选举的是林苍祐，他即刻组织了“急进党”，全面参选。其他角逐者有巫统、劳工党及独立人士。虽然当时只局部选举（共15名市议员，9名选举，余由参政司或称槟州总督委任，且参政司是当然主席）。林苍祐的党竟一炮而红，夺下6席，可惜未达半数，控制不了市议会。

1953年，林苍祐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参加市议员选举。因不是在安全区（丹绒），而是在非安全区（日落洞），结果出师不利。从此林苍祐不再参加市议会选举，但他在1969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直接管辖乔治市市议会，更在1985年接受乔治市市议会颁发荣誉市民奖（应是最后一人，好像以后不再有此仪式举行）。真是吊诡之至。

1956年市议会选举，适逢钟灵学潮，劳工党参选5席全胜，联盟也不劳而获5席，并有独立议员。为应付1957年独立的到来，市议会后来得选一位民选主席（也就是后来的市长），结果联盟的吴源和得到独立议员的支持而当选。

1957年元旦日，英女皇破格提升乔治市为自治市议会地位，全岛市民举行大旗鼓游行大庆祝。不幸乐极生悲，爆发种族冲突，全岛宵禁。自那时起，不再有大旗鼓游行，直到80年代，在林苍祐支持下才又恢复过来。

1958年，劳工党已打出社阵旗号，在乔治市议会内拥有多数席，改由劳工党主席萳马纳旦出任市长，为左翼执政掀开第一页。

1961年市议会选举（此时法令已修改，即每3年选一次，不再采取以得票多寡来决定任期一年，二年或三年的轮任制）。此时如日冲天的社阵，在15席中，一口气拿下14席，战绩辉煌，黄添寿出任市长，联盟只得靠边站。

1963年，乔治市议会选举，社阵因内部出现问题，不再是强势领导，在15席中保住9席仍然执政，此时改由崔耀才出任市长，但政权不稳。

1965年，政府宣布成立调查庭，调查乔治市市议会不当运作的指控，矛头对准当时垂帘听政的林建寿。这个调查旨不在惩罚，而在于为政府接管地方议会铺路。果然不久之后，政府宣布终止地方议会选举（理由是乔治市市议会“犯错”，民主选举不得不中止）。

社阵在被强行接管下，举行示威抗议，哀悼民主失落。虽然如此，联邦政府也就一劳永逸地通过法令停止所有的地方议会选举。由那时开始直到今天，新生一代的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地方议会选举。

回到现实那一段：这是1976年以后的事。因为这一年市议员被允许委任，不再民选，也就成了执政党分配政治利益的筹码。因为任期只一年，担任议员的也就战战兢兢深怕被除名，经常被指不得不听命于党领导人。因此多年以来，反对党直斥执政党滥用权力，把地方议会变成“私产”。

地方议会的变化也是因人因事而异的。比如在1976年后，由州政府委任公务员出任市主席，而在1990年后，因国阵在州选失利（民政只剩7席，马华全军覆没，巫统12席），不得不接受由民政党人出任乔治市市主席（陈锦华因而走马上任，直到1996年，之后丁福南接任，1999年后又回到公务员直到今天）。

在威省方面，在90年代后，也是安排巫统人出任主席，直到99年后，又回到公务员，今天依然故我。

由于这样，反对党对国阵的大小通吃是最多批评和谴责的，但它们也因为改变不了政治，只有越骂越起劲但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到最后干脆豁了出去，要还人民第三张票。

此牌一打出，也发生效应，林冠英上台执政了。但困扰他的不是州政府的权力萎缩，而是有些权限不属于州政府，要动也动不了。比如地方议会选举就不属于州政府的权限，林冠英在无可奈何下，只好萧规曹随地引用前朝政府的操作方式，自然引来恶评多过善评。

老实说，中央政府是不可能随槟州政府起舞的，选委会也自然不会依喻令行事，因为有法律依据，林冠英又怎样打破条例的局限呢？

在苦无良计后，林冠英趁政治乱局之际，抛出这一张王牌反守为攻，目的是要中央政府积极回应，即使不同意，他也有了交待，那就是州政府人事已尽，下来就看中央政府的态度了。而他的一箭双雕显然又是：若选委会无法落实，那就送民联入布城吧！这就是林冠英的心理战。在战略上他是把被动化成主动；但在战术上，他又如何使地方议会民主化，也就在考验林冠英的智慧了。

刊登于2010年3 月7日《光华日报》

和平方案为马华疗伤止痛 党争最终将以"分猪肉"收场？

时间：2010-03-09 18:10:01 来源：本报报道 作者：林慧棋

（吉隆坡9日讯）马华前署理总会长蔡细历，预料将跟现有的领导层针对重选课题进行协商，以达成“有提名，无竞选”的和平方案。

据本报获悉的党内消息指出，马华各领袖正在进行一项“和平方案”的谈判，并认为翁诗杰的引退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消息指出，在翁诗杰引退后，翁派人马将持续保有现任的一切官职、党职，其中包括王赛芝、郑联科、颜炳寿、林圣财等人。

该消息透露，在翁诗杰腾出“总会长空缺”后，蔡细历将会任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任署理总会长，黄家泉任总秘书；或者会出现蔡细历任马华总会长，黄家泉任署理总会长，廖中莱任副总会长，而嫡属蔡派的陈财和或可能出任副总会长的局面。

而被视为翁派喉舌的《透视大马》也在今天报道表示，各派领袖出尽全力，要在提名时就敲定江山，让对手不战而退。廖蔡两派虽暂时没有联手，但是两派都出尽全力要翁诗杰退选，以达成两派最希望看到的有提名，无竞选。

该报道指出，廖中莱亲自拨电给翁诗杰身边的人士，分析时势对翁诗杰完全不利，要翁自动退选。蔡派数名大将的动作也相同，要先行迫退翁诗杰，使到整个选举不必竞争，就产生新的领导层。

“廖中莱这几天都有拨电给翁诗杰数名党内好友，希望翁诗杰「明白事理」，要翁引退。廖中莱是希望在不必竞选的情况，顺利当上署理总会长。而蔡细历则希望诗杰退选，那么，廖派就必须听从他的安排。”

透视大马报道中分析，蔡细历拥有七名中委支持，目前加上江作汉以及马青总团长魏家祥的投靠，算是赢面最大的候选人。他若竞选总会长，看来也只有翁诗杰能和他对垒。其它对手如黄家泉，廖中莱等人，还是不能和蔡细历一拼。但另一个有实力和蔡细历对决的人是前总会长黄家定。

另一方面《中国报》今天也报道预测，马华党争大洗牌中可能出现的竞选阵容包括：蔡细历将搭配黄家泉或廖中莱出任总会长与署理总会长。

然而，这样的“和平方案”是否能够真如蔡细历所盘算的那样，获得各派领袖的同意、配合，则依然是个未知数。

谢诗坚：蔡细历应趁势光荣引退

时事评论人谢诗坚在接受《风云时报》访问时表示，在1986年林良实年代，就曾经发生过“有提名，无竞选”的和平方案事件。他指出，所谓的“和平方案”意味着涉及党争的派系，以协商提名为名，分猪肉为实，“分配”给适当的人选，担任总会长和署理总会长一职。

而对于《中国报》报导所指出的，蔡细历将会与黄家泉或者廖中莱合作，谢诗坚则提出了另一套看法。

他认为，能够更好的解决党争问题的方案是：其一蔡细历任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任署理总会长。这样能让廖中莱在下届党选中更顺利的上位。

其二，廖中莱独当一面担任总会长，并且拉拢黄家泉担任署理总会长，但是蔡派依然在中委会上保有着其势力，而蔡细历则担任马华名誉会长，籍由这个作法，蔡细历才可以全面解决党争。

谢诗坚分析说，蔡细历在这个时候引退，担任荣誉顾问或大马驻中国的外交大使，更具光荣与大将风范。

林放：和平方案在未来一年发挥疗伤止痛的效用

然而，时事观察员林放则表示，“和平方案”是为了整合马华的团结而提出的，它的落实有助于抚平马华因党争而引起的创伤，在未来一年发挥疗伤止痛的效用。

林放也表示，蔡细历不想在党内制造新的麻烦，所以有提名、无竞选、保留官职，是一个睿智的做法。

“只要不剥夺别人的资源，就不会有竞争的问题。”

至于这一项方案是否能获得翁派人马的同意，林放指出，从307马华大会的出席率看来，翁诗杰大约只掌握了25%中央代表的支持，显然的，他已经失去了保留党职的筹码。因此，即使黄家泉与翁诗杰合作，支持票也未成气候。

潘永强：和平方案并不能恢复马华领袖的正当性

而政治评论作者潘永强则认为，蔡细历所暗示的“和平方案”，实现的可能性甚低。

他指出，“有提名，无竞选”就是一种经过协调后的权力安排，若要落实这个方案，必须在一种“有序的权力转移”之下，才可能出现。例如，有明确的接班人选、有具威望且共同接受的人物，以及相互信赖可以合作等情况之下，才有机会促成“有序”的无竞选安排。

潘永强进一步表示，虽然蔡细历认为他掌控近五成的中央代表，赢面最大，期以“有提名，无竞选”的方案，成为党内最大的资源分配者，这对他而言风险最少，但对其他派系来说，等同于独尊蔡细历为共主，且权力有被稀释之虞，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蔡细历如要接任总会长，就必须经历一番真正的选票洗礼，用最新的党意压服党内各派，才能洗脱过去两年的阴霾恢复马华领袖之正当性。而且，利用竞选机会，将一部分人物淘汰出局，也减少党内资源争夺的困境。”

政治竞争最终取于实力的强弱，如果只是“有提名，无竞选”，则只算是暂时的妥协，各派的实力无法适当的反映和展现出来，没有解决马华的权力矛盾。采取“有提名，无竞选”，有效期最多到明年党选，到时基于全国大选选区分配，仍要全面开打。

转载自《中国报》

不可思议的迷信成风？（天下纵横）

外电这样报导,农历年初五是民间传说财神下凡的上班日，湖北武汉归元寺周四凌晨有55万人冒着寒风接财神。当局派出数千名公安戴防毒面具执勤，且禁止民众在寺内放鞭炮。但在敬香处只见火光熊熊，清烟飘起，远看还以为发生火警。因为民众之多，也把通往归元寺的几条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如果有关报导没有夸大的话，那无疑是一则重大的新闻，它说明了在中国的民众相信求财转运，多到一日之间竟有55万人挤爆寺庙，简直是不可思议；它也同时说明中国年轻的一代的思想面对精神的空虚，借助烧香拜佛来寻求心灵的安慰。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近日向我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一代越来越迷信，这在他年轻的时代是没有的。

面对这样的迷信成风，你说是中国之幸或不幸？我也说不上来。在一方面你可以解释成中国尊重宗教自由，不再禁止人民焚香拜神；但在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物质文明是大突破了，可精神文明却变得苍白和无法与物质齐步迈进。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有必要从中国推翻满清说起。那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一举埋葬了封建王朝，从此中国不再有皇帝，但却出现大大小小的军阀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指袁世凯及后来的军阀掠夺了革命果实，背叛了革命。

中国的青年在痛恨军阀出卖国家主权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竟同意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割舍给日本），终于催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丧权辱国。就这样“五四”像一把烈火在中国人的心灵燃烧起来，他们的思想也向西方看齐，民主与科学成了中国人民追求的两大目标。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1年）。初时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而有了北代的革命，以收服军阀割据和实现统一中原之宏愿。可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及1927年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协议后，从此血洗共产党人。也由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抛弃幻想，开始了艰苦的武装斗争。30年代初期在井冈山及瑞金建立的红色根据地展示了国共斗争的尖锐性。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九一八”的苦难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良知，抗日成为共同的决心。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迫使红军放弃根据地而在1934年有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事迹，终于在1935年在延安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7年日本挑起卢沟桥事件，全面侵华。中日战争拉开序幕，才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中共军队和支持者在长期的抗暴斗争中，他们学会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一道理，一切得靠自己打拼。在这种战斗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受到中共的影响，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斗争的理念，及后又发展成毛泽东思想。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都不鼓吹怪力乱神，也绝不鼓吹迷信，更没有所谓“救世主”的出现，因而孕育了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

凭着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打败了蒋介石几百万大军，创下奇迹；更在1949年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此之后，在一段很长的日子里，中国人民不再迷信，也不进庙烧香，只把寺庙当历史古迹及旅游胜地保留（虽然在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过破坏，但还是保留许多的古刹和古迹）。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邓小平开创性的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物质建设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但伴随而来的又是精神文明的失调，年青的一代不再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被安排在工作中不忘学习。久而久之，新崛起的一代离开学堂后，也就把学校的政治课一脚抛开，思想又在花花世界中迷失。于是出现了数十万人迎财神的不切实际的举动。

天底下哪有这么多财神好接？此风气一开，也真叫人担心中国的新生一代到底在想着什么？难道他们想到的只是发财？这太背离社会主义宗旨和毛泽东思想了，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0年3月8日《号外周报》第469期

马华终于同意重新洗牌 （现代春秋）

正当国阵在巫统指示下准备进行大洗牌之际，因内讧而胶着的马华公会却引爆政治地震。以蔡细历为首的8名中委宣布辞职，连同廖中莱派系的13名中委共21人（超过中委2/3）已辞职。按照党章，必须在一个月内进行重选。不论结局如何，马华将掀开历史新页，并打破了僵局。 所谓的僵局是指去年的双十特大后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促成翁诗杰与蔡细历的联手，进而将廖中莱派“半边缘化”，局面似乎回到特大前又好像不是，因而出现一个微妙且充满吊诡的局面。这对马华来说是一个新奇的组合，也是对党中央代表智慧的新挑战。因为翁蔡组成的“新当权派”提出了一个有待考验的“团结方案”，要上下一起把恩怨放一旁，同时在不重选下，共创团结的明天。 但这个“新当权派”又不是原来的当权派（指2008年10月党选出来的阵容）。原来的当权派是翁诗杰意气风发锐意改革马华，并擎起“道德”大旗向蔡细历发难，迫使后者在存亡中抓住最后一根稻草，通过特大“起死回生”。 所谓的“起死回生”是特大为蔡细历“平反”，推翻中委的冻结党籍议决，马上恢复党员籍，但又通不过恢复原职（署理总会长）。就当时来说，蔡细历打了一场艰辛的半输半赢的“政治生死战”。 反而是翁诗杰连失两手。其一是扳不倒蔡细历；其二是连自己的威信也搭进去了，变成翁蔡在道义上被特大投下“不信任票”。这虽然不具法律效力，但具有舆论压力。 本来在特大后的善后工作是如何收拾残局，结果又是奇迹连连。蔡细历恢复了署理会长职；翁诗杰也未被中委会请走。他不仅留下来，而且还和蔡细历分享党内权力。这样一来，一度与翁诗杰穿同一条裤子的廖中莱，也就在新形势下，失去参与决定权，其派系人马也遭到“排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华进入了吊诡的新局面。 伴随着三方势力在党内的相互争夺，这数个月来也一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尽管蔡细历否认他有派系；而事实上，他的人马在党内也不逊于其他派系，不然当他被冻结党籍时，是不可能一下子收集1/3的代表签名要求召开特大的。 就此来看当今的马华真是三分天下的鼎足而立，已是到了非洗牌不可的地步。在过去，马华在分裂和斗争下，都订下时间表分出一个胜负来，不会“胶成一团”。例如1959年林苍祐与陈修信的斗争，经半年后见分晓。前者黯然退出马华；后者正式登堂入室。又例如1984年马华党争，梁维泮斗陈群川，经过一年的较量和重新选举，也分出胜负。前者甘愿退隐政坛；后者成为新盟主。 还有在2003年双林（林良实与林亚礼）一起退出领导，结束两人的恩怨。 所幸今天的马华党争终于“逼”出一个方案来，那就是重选。毕竟他们已看到危机所在，若再不予以重视，马华恐怕陷入万劫不复之困境。 眼明人都看得出来，当下马华的危机在于翁诗杰领导的不是一个团队的马华，而是两个或三个团队的马华；更甚者在春节期间各说各话，授人话柄。这对翁诗杰的权威的树立只有负分而没有加分。 因为他不可能促成国阵政府改组内阁，将廖中莱派排斥出去；翁诗杰因此与李三春比较明显是矮了一截。1979年马华党选后，李三春就直接上书胡申翁首相，要求撤掉失败者曾永森的部长职，首相也照做了。但廖中莱未在党选中输掉党职，且又自成派系，其地位自然不易被动摇。 除非翁诗杰有能力掌控全局，以及蔡细历不再是翁的一个包袱，反而转成党的政治资产，并有足够的势力将廖派“清理出去”或“将之收编”，不然翁诗杰又怎能带领马华应对巫统的政治招术？ 巫统显然已展开攻势向民联下重手，而且锐意改组国阵，以便在短时间内掌握国家的政治走向。反观马华的改革行动一度停顿下来，也忙于内斗，已经不再听到308政治海啸后对国阵和巫统的批判言论。在这方面，领军失败的黄家定在未退位前的较为大胆的直率言论倒令人怀念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黄家定退位后，马华代表选出翁诗杰接班，因为他们相信翁诗杰会更加出位和更加的敢怒敢言，符合新政治格局的需求。换句话说，他们希望翁诗杰以团队的精神促成国阵改革，放弃一党独大，以民为本。 未想翁诗杰在双十特大后，面对前所未有的遭遇，也打乱了他的整个战略。终于让人看到马华敢于内斗但怯于外斗。这种不攘外也不安内的随遇而安的心态，若再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既然马华的任何派系都口口声声以党为重，那么个人的牺牲或让步以促成党的新生是完全必要的。现在蔡廖两人启动改革的第一步，翁派也自然要配合。下来就看马华代表如何选出一个精明而又敢于冲刺的新团队。不然马华要浴火重生也极不容易。 刊登于2010年3月6日《光华日报》

大马政党政治的变化 （直挂云帆）

《东方日报》于2月28日刊登了覃心靖的报导，公布了目前仍存在的33个政党名单，也公布了近20年来已解散的22个政党的名单，让我们从中了解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的变化。但我们有必要加以分析和评述，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来。因为从图表中我们看不到政党蜕变带来的影响。

就以国阵来说，它目前仍是最大的组合，一共有13个成员党。虽然在2008年大选后，沙巴的进步党退出国阵，但没有影响国阵在中央及沙巴的执政地位。

1974年联盟正式扩大成国阵（国民阵线）时，最初的阶段是9个成员党，后来就逐渐发展成14个成员党，主要是指东马方面的政党起了显著的变化。

至于西马方面，国阵的成员党的变化除了1977年回教党被排出国阵（从此它不再回到国阵）外，其他成员党保持不变，但要数人民进步党的时运最不济。它在1974年的大选失利后，虽勉强维持在吡叻州的联合政府，但地位已逐渐被马华、民政与国大党所取代。直到今天，人民进步党虽仍保有一委任副部长，也已无议席可言，加上党内讧不断，在国阵内的身份已是今非昔比。

一项值得注意的是国阵在沙巴及砂拉越各有4个成员党，前者已是由巫统在沙巴主政和掌握局面（所谓首席部长轮任制，虽从1994年开始，但在2004年结束。不再由各党轮任），后者则一路来由土著保守党掌权。它直到今天仍未让巫统东渡，但它在重要课题上与中央相一致，也就被容忍继续主导大局。

从这样来看，沙巴和砂拉越两个州的其他成员党都是扮演辅助性的角色。过去沙巴（70年代到90年代）曾有过政党轮替执政（如人民党取代沙统）；如团结党取代人民党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近了。

因此在308政治海啸后，国阵的主力除了巫统外，剩下就是东马两州。这就造成东马政党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西马的其他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已不再意气风发了。

在这种情形下，巫统提出国阵的改章和改组是预料中事。目前有两个方案被提出来，一个是扩大国阵组织，将反对党收编（一如“513”事件后的大洗牌）；另一个是允许国阵招收个人党员（或附属党员）或开放门户给其他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不论哪一个方案都将对马华带来巨大的冲击，连带也影响民政和国大党在国阵的地位。

这就是说，在新形势下，国阵肯定会有变化，不能囿于现有的格局中；尤其是在下一届大选前，必会打出“新国阵”的牌子。因为在2008年的大选中，输得不是巫统而是它的合作伙伴，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这意味着这三个政党要好之为自和努力振作，否则它们的政治命运不容乐观。

如果说执政集团方面，数十年来的变化不是很大，那么反对党的变化也就相对大了。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演绎反对党的“跌岩起伏”。

第一阶段（1957—1969）是左翼的政党组成社阵，与右翼的联盟决一长短。间中也团结了保守但也曾不反共的回教党合作。后来以左翼退出大选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二阶段（1969-1989）的整整20年中，反对党的性质有所改变，延续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1964年大选的斗争，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虽然此时新加坡已是独立国，但马来西亚的行动党仍然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为口号。

在这个过程中，有民政党的分裂，导致陈志勤另组社会主义党争一口气。可惜时机不对。陈志勤的正义党在1974年的大选一败涂地，最后在1978年大选后草草收档。

另外一个政党是由行动党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它的发起人是原槟行动党主席叶锦源（1978年与林吉祥闹翻）及后来加入了范俊登，先后在1978及1982年角逐大选，结果全军覆没，较后无疾而终。

这个时期的反对党，只民主行动党一枝独秀，其他反对党都靠边站。林吉祥也因之成了反对党的代名词。

第三阶段（1990-1998）：1989年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一派从巫统脱离出来，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他是因为在1987年在巫统党选败中给马哈迪后被逼离党出走。初时声势十分浩大，并结合了行动党与回教党分别组成联合阵线，在大选中单挑国阵。

1990年的大选，行动党在槟州夺得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

回教党在46党的支持下也扬眉吐气，重夺吉兰丹执政党。这意味着46精神党的出现，给回教党和行动党带来新的生命力。

第四阶段（1999-2010）：1999年的大选，反对党阵营又有巨变，领导人是被马哈迪革职的副首相安华。他比东姑拉沙里更前一步促成行动党与回教党及公正党三方直接联手，组成“替阵”（替代阵线），那时人民党也在其中。

选举结果是回教党大胜，崛起成第一反对党，更夺得登嘉楼州政权；行动党黯然失色，其两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倒下。

国民公正党勉强立足政坛，此时安华已失去自由。

因为回教党的宗教化政治，也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阵。

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在一盘散沙下，无所收获。

2008年，安华出狱后再一次促成反对党分别联手，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

如今这三个党已组成民联，其他的反对党也只能靠边站，即使仍有19个反对党存在，基本上还是以3党为主。它们正面对国阵洗牌的挑战，也面对国阵的冲击。

孰劣孰优在下一届大选中将见真章。因此马来西亚虽是多党制，但算来算去，真正能发挥作用的，连同国阵在内，也不足20个政党。这就是当下的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

刊登于2010年3月4日《东方日报》

国阵又再酝酿洗牌？（跃马扬鞭）

国阵在最近的会议上，决定在今年内举行大会讨论修改国阵章程。一个以巫统副主席希沙慕丁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已告成立，以便对修改章程做出建议。主席纳吉希望在统一政策后，能接纳支持政府的三方力量。所谓的三方即指个人参加国阵，热切支持国阵的政党及对国阵友善的非政府组织和团体。

由于国阵目前的章程内没有这样的规定，因此纳吉认为给亲国阵者一个适当的地位是重要的。

在国阵尚未落实修章之前，我们自然无法确定国阵怎样改组，不过也有前例可援引，那就是在东姑掌权的60时代，曾有过试验性招收联盟直接党员。这些人有专业人士或属于欧亚混籍人，但他们无法被成员党推荐成为候选人。1969年大选过后及“513”事件后，所谓直接党员胎死腹中，因为此时掌权的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有另外的想法：将反对党逐一收编，并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这就是说，联盟摇身一变成为势力坚固和强大的执政体（国阵）；反对党则相形见绌，不用说，已不再需要直接党员了。

吊诡的是，在308政治海啸后，时任国阵主席的阿都拉又重提前尘往事，而建议国阵招收直接党员。有人欢呼它是朝向打破种族政治的重要步骤，以为可以藉此解散各个成员党，形成一个国阵党；但有人担心这又是重蹈前人的错误政策，因为当种族性的成员党不解散的时候，这些直接党员又怎能发挥作用？他们又归属哪个成员党？还是无根的浮萍？就这样阿都拉的“老调重弹”只叫好不卖座。

去年4月阿都拉交棒后，未想他的建议最近又重新被提起，但支持其建议的人又在个人“党员”外，加入了团体。这就是纳吉最新的构想。

在这方面，他得到前首相马哈迪的支持。他说过去是因为成员党感到不自在，担心这些直接党员争取成为候选人；现在情况有变，是重新考虑这项建议的时候。

所谓情况有变，那是指308后带来的新政治格局，造成国阵的内部失调和失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跛脚鸭，以致巫统不得不进行一项手术。

如果我们回首国阵来时路，就不难发现任何的变化都以巫统为核心，马华公会则是变化中的首当其冲者。例如1958年生效的联盟章程，虽然派出的成员党代表巫统和马华各16名，国大党6名，但在联盟执行理事会中，马华的代表就少了一名，变成巫统6，马华5及国大党3。

1959年大选前，马华领袖（以林苍祐为首）与巫统（东姑为首）因议席分配的问题闹僵关系，结果从中杀出陈修信派与东姑妥协和合作，一脚踢开林苍祐派；东姑则只按陈修信所推荐的候选人排阵。林苍祐不仅未受征询，连他本身也莫名其妙不是联盟的候选人。当大选过后，林苍祐出走了；陈修信上位了，马华归他统领。在联盟内，马华的地位又再下滑，已不存在与巫统平起平坐了。

1969年大选马华惨败，不仅失掉槟州主导政权，而且国会议席只剩13席（参加33席）。尽管陈修信在1971年通过华人大团结运动来挽回颓势，但已于事无补。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决定推出新战略和新政策，于1974年组成国阵。此时马华的陈修信已退位，改由李三春继位，他看到马华的危机是它在国阵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再也不是三党合作的联盟时代。这就是所谓时代变迁的结果。

在这之后，说好说歹，马华与民政也同床异梦30多年了。未想这些非马来人政党，如马华、民政及国大党在308大选中又被冲得七零八落，使到巫统失掉4州政权，失掉国会2/3多数席，自然要怪罪友党表现奇差；而友党则责怪巫统一党独大，累及友党被边缘化，终于在大选中一败涂地。

无论如何，主宰国阵命运的巫统在经过两年观察后，已准备来一个大洗牌和去“政党化”，进行另类的收编，希望国阵可以容纳个人党员及将亲政府政党和组织纳入其中。如果连有强烈种族意识的“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也加入其中，则意味着国阵的性质又再改变了，不再是单纯的政党组合，而是以巫统为主导的党团及个人合作体。在这样的架构下，万一有代表性的华团也应邀加入，马华和民政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此对于国阵的改组建议，马华和民政要衡量轻重得失，要么把话说在前头，提出不同意见，不要木已成舟后才来提出异议，就已经太迟了。

刊登于2010年3月1日《南洋商报》

民联面临严峻考验 （现代春秋）

308政治海啸后，我国政坛第一件大事是反对党组成“民联”（人民联盟）阵线，用以抗衡执政中央的国阵。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但像这么大阵仗的排山倒海而来的对峙形式，在历史上是第一遭。 之所以形容是排山倒海是因为反对党夺得了五州的执政权（虽然吡叻州一年后又被国阵拿回，但引发的争议的疑点利益多归民联），并在国会拥有1/3的席位，足以牵制政府修宪。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2008年的大选后，而反对党阵线的共主安华依布拉欣也正式浮上台面，向国阵展开第二轮的攻势，因而有了“916”变天论之说。为了强化变天论非无稽之谈，安华终于选择在2008年的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以昭告天下安华回来了。 但由于东马政治与西马政治迥然不同，安华到头来无法拉拢或影响国阵的议员倒戈相向，也不得不吃下这个政治苦果。尽管他及同僚有很多的理由解释“变天论”是一种运动，是长远的斗争目标，却也招致国阵的挖苦和揶揄。民间也有人认为安华操之过急，才使到东马的议员裹足不前，生怕变天不成引来惩罚。换句话说，在国阵议员不响应下，安华已知道国阵反过来会有更凌厉的反扑。 果然不出所料，吡叻州因三名民联议员的变节而失去政权，回到国阵的怀抱。而以尼查为首的民联却又在官司案中一败再败，败到法律判他无法恢复州务大臣职。这对意气风发的民联的打击是何等的沉重。也因为经此一变，民联组合能否持久？两线制能否形成新政治模式？已引起民间的质疑。因为他们在一方面看到国阵的强大反攻；在另一方面又看到民联内讧和内斗持续不断和升温。 在任何的政治斗争中，外敌通常是明来明往，但内敌却是防不胜防的。比如最近民联接二连三发生的“窝里反”和自我拆台，已暴露了它的组织的松弛性和脆弱性。 本来在一般的分析中，民联中的回教党是最不能被放心的，除了在308后曾与巫统暗渡陈仓外，这个党内也分成两派，总让人觉得若民联瓦解首先发生在回教党的内讧或退出民联，转而与巫统商议成立团结政府。 事实的发展却不是这样的，回教党内的两派（一派以聂阿兹为首的亲民联；另一派以哈迪阿旺及纳沙鲁丁为首的亲巫统派）终于来个退一步海阔天空，且在不与巫统洽商合组团结政府的决定上取得共识。这就意味着在2009年回教党表现出来的是民联的可靠合作伙伴。从回教党总秘书慕斯打化近日接受《当今大马》的专访中，回教党显然是认定它是民联的一份子。 至于民主行动党，它从开始的质疑到后来的全程投入民联证诸了它珍惜这辛苦取得的成果。在转入2009年后，它比任何时候都相信回教党是真诚且推心置腹的合作。例如回教党真的采取纪律行动对付雪州回教党主席哈山阿里与雪州民联政府唱反调；也按下异议份子的离心运动，稳住民联阵脚。又例如在吡叻州，行动党也真心诚意地接受回教党的尼查为吡州不二的领袖。他在当吡州务大臣的那段日子，表现出中庸的施政方针，为他奠下雄厚的政治资本。他已经成为民联的明日之星。 倒是人民公正党，在2009年陷入多事之秋，转入2010年更一度沸沸扬扬。先是安华的官司案开审，成为民联未来命运的大考验。接着有朱基菲里、再林及陈智铭三名国会议员不约而同地攻击林冠英，模糊了民联的斗争焦点。若是处理失当，公正党的分离份子会给安华带来灾难性的一击。正因为投鼠忌器，安华对再林的离去仅表示伤心和遗憾，并未大力谴责，可见他知道有一只黑手正在分化民联的议员，让人民对民联的议员失去信心。 不过，很多人则担心安华在官司案中会失去自由，而使民联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万一有此不幸，公正党内的再益（前首相署部长）、阿兹敏、卡立（雪州大臣）当会辅佐旺阿兹莎挑大梁。在今天看来，旺阿兹莎仍是党的主席确实是安华留下的最大的杀手锏，因为也只有旺阿兹莎才能以安华的替身成为民联的共主。 虽然最近民联领袖排队接受警方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座谈会中的言论，但预料民联的领袖仍会集中精力面对新的政治攻势。 这就是说，在选举日遥遥无期之际，竟然已是烟硝四起，双方剑拔弩张，动起真枪来了，比起选举期的骂战不遑多让。真没想到我国的新政治特色就是敌对政党在春节期间，架起大炮而炮声连连，比起爆竹声更是响个不停。 由此可见，民联会顽强抗拒下去，力保两线制；而国阵则要冲掉两线制，让政局回到从前。因为纳吉是敦拉萨的儿子，他要走回老子的政治洗牌的道路。这就是当下的政治斗争的焦点。 刊登于2010年3月1日《光华日报》

小贩问题不幸被种族化 （天下纵横）

虽然没有人做过比较和统计，但槟州最大特色是小贩处处，处处小贩，也因为这样，槟城被列为亚洲“小食天堂”。照我看来，这也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倒没有人真正做过调查，因此并不知道槟州到底有多少名小贩，合法的（有执照的），也许在槟岛和威省两地的市议会存有纪录超过万名；但没有牌照或无需牌照（在咖啡店内）或非法的小贩就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了，以致在今天你问槟州大概有多少人从事小贩行业，没有人答得上来。

这意味着，槟城有很多很多的小贩，多到你无法计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槟城的任何角落，只要有“商机”，就会有小贩的存在。

当小贩形成一个庞大的数目时，它反映了两个事实，其一是槟城有许许多多的游客，不论是国内或国外的，都把槟城当成美食天堂；其二是槟城人民也习惯在小饭摊档用餐，省却在家里开饭；尤其是小家庭的两三口子。由于传统使然，槟城打从独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它的特殊地位。

但也因为小贩多到难以估算和规范不易，已非政府或市议会所能控制。打个比喻来说，在20多年前，当市议会在峇都兰樟建好一个巴刹集市，准备取代日落洞的旧巴刹时，结果遭遇阻力。在日落洞的不愿搬迁，在峇都兰樟的只好等新小贩来开档。日子久了，就形成两个集市，各做各的。这就是说，当政府刻意规划小贩中心时，不一定会受落；反而是小贩自身形成的集市生意多数兴旺起来。

正因为小贩是顺势的产物，政府也“制造”不来。在形势比人强底下，大大小小的小贩应运而生，难免阻碍交通。

另一方面，小贩一多起来后也衍生许多问题，包括地点不合，卫生条件欠佳，水沟大小，容易阻塞；而小贩生意一好起来，自然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可是谁来收拾这长年累月造成的败笔？如果政府强硬一些，便会被视为没有同情心，专对付下层人民；如果任由发展，肯定会污杂街市，破坏市容。因此不论是今朝或前朝政府，都会适当地采取行动，也因之得罪小贩。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小贩把贩卖的临时场所建得好像是自己的土地，而且摊格越搭越大，无视对交通的阻碍。更有一种所谓“政霸”的人，他们占着一些政治势力，把整条街两旁据为己有，然后建成摊格出租。这种将公家地方变成私家场所的“政霸”，若不取缔，又如何以儆效尤呢？

因此我们有时也听到市政局不得不采取行动对付非法经营，非法扩建和非法霸占地方的小贩，以免失控，但一般上也适可而止，并没有特别针对种族来取缔。相信这么多年来槟城人民也习惯于有限度地对付非法小贩事件。遗憾的是，马来商会将之变成一项种族课题，企图丑化当今政府是含有高度政治动机的。可是前朝政府也是周期性地对付非法小贩，马来商会又为何不曾抗议呢？
公道而言，民联政府也是要得到小贩的支持才能壮大力量，若它无缘无故对付小贩，岂不是自毁政途？假使专向马来小贩下手，岂不是给自己倒来惹起事端？

既然前朝和现朝政府都是民选的，谁愿意与选票过意不去呢？因此马来商会的咄咄逼人，矛头对准民联政府，也是有欠公平的，它应该了解被对付的小贩的因由，不能自下定论说是种族性行动。它是否企图告诉我们：没有所谓合法和非法，凡小贩就应保护和闭一只眼，否则大逆不道？不知这是哪一门的逻辑？

刊登于2010年3月1日《号外周报》第468期